2024年中共10大危机

我在一年前开春之际，曾发表“2023年中共十大危机”长文。一年来，这十大危机的发生几乎皆在我的预测之中。今年以后，中共的危机态势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些旧危机是新危机的萌芽与前兆，有些新危机则是旧危机的延续与恶化；新旧交叠，已使中共政权处于内外交迫、危机四伏之中。

第一危机：美中关系脱钩断链

2023年12月12日，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发布一份两党议员连署的“大型意见书”，这份长达53页，内含150项建议清单的报告，称为《reset, prevent, build》。这份报告以三大重点为支柱：重置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遏制美国资金和技术流入中国为其军事现代化和人权迫害提供助力、投资技术领先并与盟友共同建立具有韧性的经济联盟。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断”：贸易断钩、资本断供、技术断流。

这份报告进一步呼吁，切断美中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包括取消20多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给予中国的低关税待遇，也就是“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份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抗共保美”清单，建议切断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资本和技术流动，整个报告的关键词落在：“经济上依赖一个利用党国力量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对手对美国构成严重风险”。换言之，这份报告旨在建议美国与中国必须脱钩断链。

即使这份报告是否成为行政部门重建美中关系的具体政策，尚有一段距离，但至少证明美中关系至今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持续恶化。尽管习近平在2023年11月旧金山APEC峰会中，向美国总统拜登表达了“愿与美国结盟并做美国朋友”，但习近平这种翻转和变身，有人称之为“微笑外交”，实际上是“面具外交”，已经被视为外交姿态的矫情表演而不被国际社会所信任。换言之，美国不吃“习近平这一套”。

我估计，2024年以后，美中关系将从“去风险”走向“战略性脱钩”，再到“大面积断链”的地步，理由是中国对美国已经做出“终极对抗”的战略准备。

日前，《纽约时报》依据一份卫星监视影像指出，中国正秘密恢复和重建已经废弃达60年的新疆“罗布泊核试场”，新挖了深达536公尺深的“竖井”(silos)，还新增了许多设施，包括新挖隧道、铺路、新建筑群等，显示中共正在准备一场你死我活的美中核武决战。

实际上，有不少人怀疑，12月18日发生于甘肃、青海的6.2级地震，可能正是罗布泊秘密核试所造成的“核爆地震”，理由是这次地震是一种“底层挤压型”的地震，以致造成青海省出现“砂涌现象”－地下含水量沙层遭挤压破土而出形成泥流－，都间接证明甘肃地震极可能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地震。

中共一旦走向与美国的“核武竞赛/核对抗”，必将重蹈当年苏联由于与美国进行核武竞赛而导致“国穷民困”的覆辙。特别是在中国未来10年处于“低度经济增长”的局面下，这种继续穷兵黩武的战略疯狂，必将使中共重演苏联解体的命运。

第二危机：陷入南海战争

尽管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做出了中国对南海主权所谓“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是无效的，但中共既不承认此项判决，也从未停止对南海岛礁的军事化行动。由于中共始终主张对南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这几乎惹毛了所有南海主权声索方。 2023年12月，中共海警船与菲律宾补给船分别在黄岩岛和美济礁发生对峙和冲撞事件，使南海的紧张形势迅速升高，甚至濒临战争边缘的状态。

自1995年起，中共就占领了美济礁，并开始在此填海造岛，建造军事设施。1999年菲律宾占领了仁爱礁，与美济礁隔海对峙。2012年中国则控制了黄岩岛。随后，自2018年起，中共就开始向美济礁、渚碧礁和永暑礁部署了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并经常对菲律宾进行包括“围堵”、“禁航”、“驱离”和“冲撞”等等战术攻击行动。

中共的目的，一方面试图驱离美国在此一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试图打击西太平洋包括关岛在内的美国及其盟军的军事基地。

美国和菲律宾自1951年起就订有《美菲共同协防条约》，近期，美菲又订立了《加强防御合作协定》(EDCA)，只要中共对菲律宾的攻击造成伤亡，就会受到美国的反击。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也寻求日、韩、印度等国的协助，除了已经允许美国驻军之外，还提出菲日两国相互驻军的构想。未来如果情势继续升高，极可能在这一地区爆发一场针对中国的“围中之战”，中国必将遭受“新八国联军”(美、菲、日、韩、印、澳、英、南海主权声索国)的集体围剿。

第三危机：异化的民族主义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期间，特别是德国纳粹主义、义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过程，说明了一些“(自认)屈辱性的强权国家”在面临内外交迫、经济封锁、权力竞争与国际孤立的困境之下，最容易形成一种“疯癫的”、“失控的”、“叫魂的”民族主义，并且进一步采取“报复性外交”或“无理性侵略”来展现“雪耻复国”的强势立场，乃至危害现有的秩序与稳定。“雪耻复国”向来是独裁者最廉价而有用的法宝，授予独裁者采取以军事对抗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绝佳理由。中共当前正处于“以民族主义进行报复性扩张”的失控状态：一方面开始实施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一方面实施极端的对外扩张。

依据《自由时报》报导：去年12月，发生在日本一家名为“中华西太后”的中式餐馆，由于在疫情期间于门口张贴“禁止中国人及韩国人入内”，遭到旅日中国网红“油头四六分”的骚扰。事件曝光后，立刻在社交平台掀起热议，日本反中情绪再度升温，不少日本网友甚至高喊“中国人滚出去”。另外，最近发生一个小粉红拧了一把鼻涕，涂抹在台湾驻加拿大领事馆的招牌上。

这种“中国小粉红现象”其实就一种“民族主义的武器化”。问题在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在中共的组织、规划与鼓动之下形成的，但是一个失控的民族主义也会转过来使“操纵者失控”。一方面，由于操纵者对民族主义的控制能力不足，导致操控者被民族主义驱使和绑架，造成“脑热”与“蛮干”的冒险行动。另一方面，在习近平强力洗脑洗出一些“脑残粉红”之后，这些粉红反过来逼迫他们的领导人，不得向世界低头示好，不得对反华势力妥协退让。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异化的民族主义”(alienated nationalism)，这将使得中国无法走出民族主义的精神毒瘾，无法迈出与世界友好合作的步伐，最终走向一种不计后果的全球对抗。

第四危机：走向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指“货币供应量少于流通领域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也就是社会消费支出不足，从而引起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总水平持续下跌的现象。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与经济衰退。

自去(2023)年4月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都徘徊在0%，在7月数据掉到- 0.3%之后，8、9月回到0.1%和0%，但10月份再度出现 -0.2%。至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年增率更是连续13个月负成长，去年10月份为 -2.6%。

依据中共官方去年10月份统计，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用来衡量消费者购买能力的变动，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用来衡量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的变动，双双出现下滑。换言之，即使商品价格下跌，消费者依然不敢消费。其中PPI下滑更为严重。两项指标，都显示中国将持续恶化的经济衰退之中。

第五危机：中南海权力震荡

火箭军事件、李尚福事件、秦刚事件与李克强猝死事件相继爆发，各方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进行一连串的“权力大清洗”。表面上，这是习近平以“铲除忠臣”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但实际上可能造成党内人人自危的离心力量与信任危机。

习近平已经进入“老龄执政”的阶段。在共产党历史中，领导人往往年纪越大越危险、越失控，一方面恐惧生命苦短、时日不多，一方面充满壮志未酬的焦虑感，我把它称为“共党头目的老年危机症”。斯大林如此，毛泽东如此，习近平看来也是如此！

习近平的疏失，不仅在于改变中共的“传统党规”，更在于不愿建立“接班人”制度，以及藉“维稳”之名强力压制人民的不满与批评，这就会产生“两怨危机”：民怨与党怨。一方面，当安倍晋三、李克强等政治领袖死亡时，人民心中普遍产生一种“可惜不是你”的怨叹；一方面，一旦习近平有什么三长两短，必然提前在中央层级产生“争夺接班人”又在事后“争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斗争。

最近习近平发起了一场“新评毛泽东运动”，藉“捧毛”来垫高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特别是在去年的“权力大清洗”中，习近平清洗了自己亲自提拔的人，不仅证实了“伴君如伴虎”，更造成“伴君如送死”的恐惧感。这是一种“党性辗压人性”的无良政治，也就是“靠习近平越近，死得越安静”。可以预见，来自民间自发的反习声浪将“由小到大”，来自党内“逼(宫)习”的夺权力量将“由暗到明”。换言之，在习近平的“肃贪－肃杀”之下，“中南海的权力震荡”很可能发生，其惨烈情况更是难以预料。

第六危机：深陷国际孤立

中共最近召开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再度提出“斗争口号”：敢于斗争、敢于亮剑、积极备战等等，重新恢复“战狼外交2.0版”，这必将使中共再度陷入国际孤立状态。这包括美国将“重置”中美关系，不断在南海挑衅造成印太国家“联合抗中”的态势，不公平贸易与企业补贴政策导致欧盟采取“反补贴调查”等等。我把这种孤立概括为“三重孤立”－“美亚欧”三个区域性孤立的状态。特别是美菲之间加紧军事协作关系，随时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及EDCA，越南也开始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对象，以及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中共依然叫嚣“武力统一台湾”，造成全球一致反对中共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压力，从区域孤立到全球孤立的局面，必将出现。

中共当前面临的真实外交局面就是：大朋友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小朋友”，例如北韩、伊朗、俄罗斯和缅甸这些受到国际制裁的“流氓国家”。这四个国家已经被视为“邪恶轴心”，是破坏国际体系的“麻烦制造集团”。换言之，中共的国际形象已经跌落至“末段班”，陷入一种“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已经无国际诚信与价值号召力可言，成为众所公认的“国际公敌”。

第七危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

在2023年12月7日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显示，中欧关系已经撕破了脸。中国摆明了不会在俄乌战争中支持欧洲，也无意在中欧贸易失衡问题上做出让步。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到近4000亿欧元，欧盟认为这种贸易失衡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忍受的”。目前，欧盟将已经展开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估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公布调查结果。毫无疑问，中共行之多年的贸易补贴政策必然证据确凿。

在此同时，欧盟也自去年5月17日启动“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如果中共不愿在出口补贴和贸易公平问题上做出让步，极可能遭到欧盟进一步的贸易制裁，进而失去大部分的欧洲市场，甚至引发继川普之后的“中欧贸易战”。

第八危机：官僚失能，治理失败

1，疫情高爆发：白肺疫情

由于疫苗效力的低落、医疗能量的不足、公共卫生条件的落后，使中国处于疫情高爆发、传染大规模、死伤较严重的情况。在历经Covid-19三年“动态清零”之后，中共官方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和谋求改进，这就是“官僚躺平”的现象。在中共这种缺乏民意监督、权力制衡，仅仅只有“党内问责”的体制下，这种每次流行性疾病甚至是新冠变种就造成疫情高爆发的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

2，灾难常态化：贵州地震与杜苏芮台风

这次甘肃发生规模6.2的地震，人民在房子倒塌之后跑到户外避难，在零下10度的低温下坐以待毙，显示中共当局的灾难防治非常疲软和落后。有人甚至怀疑，这场地震是中共进行秘密核子试爆所导致的“人为地震”；加上更早之前杜苏芮台风袭卷中国华北地区，造成重大灾难。官员采取的是“保中央、不保人民”、“保维稳、不保救灾”的态度，这几乎是一种“官僚杀人”的事件，至今依然积累极大的民怨。

第九危机：资产三流失(财政、投资、人才)

1，财政部分

2023年中国的各种经济数据中出现一个关键指标，那就是政府的月度财政公共预算出现明显下降。实际上，自5月份起，中共的月度财政收入的增量开始下滑，到了8月，财政收入增量出现了负值，同比2022年8月短少了600亿人民币。

财政萎缩的主因，来自各种税收的减少。依据2023年1－8月统计，消费税下降了9%，显示民生消费确实出现萎缩；企业所得税下降了7.6%，显示企业的利润确实下滑；个人所得税下降了0.1%，幅度虽然不大，但也显示人民的所得出现刚性下降；另外进口货物增值税和出口退税同时下降，显示出口疲软和无力；印花税下降了8.9%，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下降了29%，是金融活动衰退的表现，另外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都同时下降，显示房地产处于下行萧条的阶段。

2，投资部分

依据2023年第二季度的统计，境外对华直接投资下降到49亿美元，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与2022年同期相比降幅达到87%，目前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2%，显示外资流失的规模非常庞大，而且继续在流失。相对的，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相较于2016年暴跌了25%。换言之，中国同时出现了“内外投资双流失”的现象，也就是外国对中国的投资金额低于中国对外投资的金额，也就是“撤资大于新增投资”的趋势。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去年11月3日公布第3季“国际收支统计”，外资第3季直接投资总额为负118亿美元(约新台币3790亿元)，为1998年建立统计以来首次出现负值。另依据《经济学人》的估计，依据中国习惯于模糊和灌水的国际收支数据，实际上可能掩盖高达 5000 亿美元(约台币15.65兆)的资金流出。

另依据“中国美国商会”2022年秋季的调查显示，66%的会员企业将“中美关系紧张”列为中国市场主要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日本商会”去年9月针对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近5成的会员表示“2023年不投资”或“将比2022年减少投资”。

3，人才部分

《华尔街日报》去年7月5日发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净移民”人数在2018年已接近30万人。所谓“净移民”，是指一段时期内移居到国外的移民总数减去每年移居到国内的移民总量(移出减移入)，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富人或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也就是所谓“高净值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从数据来看，2017年富人的净移民人数超过1.1万人，2019年超过1.5万人。

从“净移民”中的富人流出数据来看，2022年有1.8万富人移出，2023年有大约1.35万名富人离开中国。

净移民的增加(移出大于移入)也反映外国人才流入的减少。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外国居民仅为163,954人和62,812人，较2010年分别下降了21%和42%。

人才流失必然造成资产外移、技术流失、经济倒退、社会退化等等危机。

第十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依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23年12月发布“中国经济危机展望”指出，如果中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房地产价格暴跌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按考虑到物价波动的实际增长率来看，1%左右的GDP低增长将形成“常态化”。换言之，中国要实现到2035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一番的目标，将非常的困难。综合各方的分析，未来10年中共的GDP将处于“0%－3.5%”低档徘徊和增长乏力的状态，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并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准后，出现了停滞或“卡关”的状态。这种停滞状态表明，既无法在技术上与“先进经济体”竞争，也无法在工资成本上与“低廉经济体”竞争，造成经济始终“上不上、下不下”的状态。

未来，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平均每年6%-7%的GDP增长，若合并技术创新的不足、“党管经济”以致扰乱市场的自主与活力，加上贫富不均与人口老化，中国必将跌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