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称青年失业率下降 民众质疑数据真实性
2026 年 6 月 23 日
美中大国博弈在科技战场进行的所谓“晶片战”，最近又有了新的变化，虽然符合之前战略上的预期，但是美国商务部的战术目标从紧盯了中国一整年的先进晶片技术，转向关注中国大力发展中的成熟晶片技术。 此一转变可能一时让部份不熟悉半导体产业的观察者，有意料之外的感觉，本篇就来说明此一转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上个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于这个月启动一项调查，欲了解美国公司如何采购“当前世代和成熟节点的半导体”，就是俗称的“传统晶片”（legacy chips）。而更深层的目的则是要为“继续分析更广泛的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的能力和挑战奠定基础”。 并且直指要“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 换言之，美国忧虑的还是己身军事国防能力因为晶片供应链受损而衰弱。这点很容易理解，《晶片战争》作者Chris Miller 在其大作中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前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败北的主要原因，就是微电子技术太过落后，无法制造先进的晶片，因而无法制造出精准的武器。此说有一定道理。 从美国商务部2022年10月7日到去年10月17日两道出口限制令，也可以看出此一逻辑，拜登政府就是要预防中共政府取得更先进的晶片来发展更先进的AI技术、乃至更先进的武器。 只是，这回关注焦点大转向，不再是先进晶片了，而是成熟晶片。 晶片的所谓成熟或先进，并没有一个公定的标准。晶片制造业全球第一领先群的美国 Intel、韩国三星、与台湾台积电，都已经在3奈米以下的技术展开近身肉博了；第二梯队的台湾联电、美国格罗方德等两家晶圆厂则5年多前就宣布止歩于14奈米；欧洲的大厂则主要专注于28奈米、40奈米的晶片制造。而中国领头羊－中芯国际的制程技术，虽然几年前即已进入10奈米以下，但受限于无法取得足够先进的制造设备，即使传言协助华为制造了Mate60手机所需的麒麟9000s，量产能力还无法完全被确认。 所以，光是技术先进还不够，还要能够量产，才足以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 好，关键来了：“市场需求”！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市场，不计设备、材料、软体，仅论其终端产品－晶片，2023年的统计还没出来，根据研究机构 Gartner的统计，2022年的全球晶片营收是5996亿美元。再耙梳台湾电电工会一份公开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报告中定义的所谓先进制程－小于等于22奈米以下－其全球晶片市场占比，小于报告中定义的成熟制程－28奈米至150奈米，而且成熟制程的应用范围，远多于先进制程。 应用，更是关键。本文开头提及的美国商务部报告第二段也特别引用商务部长 Raimondo的话：“传统晶片对于支援电信、汽车和国防工业基础等美国关键产业至关重要。解决外国政府威胁美国传统晶片供应链的非市场行为事关国家安全。” 至此可以小结一下：美国现在关心的重点－用白话来说－就是：我虽然压制了你的先进晶片制造能力，但是你们的成熟晶片制造能力与产量，却似乎正在大步向进，而我们也需要成熟晶片，尤其是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关键产业所需的成熟晶片；万一未来这块市场都被你们掌握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也不利啊！ 不要奇怪职责本应为美国厂商开拓市场的Raimondo，现在却反其道而行，时时限制美国厂商的销路，而且总是把国家安全挂在嘴边。前述报告中也说明了，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启动调查，也是回应国会授权的一篇调查报告，而这篇评估美国微电子工业基础如何支持美国国防能力的报告，又是根据拜登政府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第 9904 条要求编写的。可以说，如本文破题，一环扣一环，都是美中科技战大战略指导下的战术作为。 其实，中国可能掌握成熟制程来反制美国的策略，并非臆测。美国国内早有智库大声疾呼，指出中国曾在钢铁、发光二极体、太阳能板等等产业都“犯有前科”，呼吁美国商务部要把成熟制程也置入出口管制。另一厢的中国“小粉红”在网上呛声要把成熟晶片“制成白菜价”也时有所闻，等于把中国可能的反制措施，先行昭告天下了。 如此一来，美国商务部终于出手，开始“研究”成熟制程技术的现况，可以想见，未来支援制造28奈米及更大尺寸晶片的设备、材料，BIS都有可能列入出口管制。至于晶片设计软体，则可能为时已晚，因为中国自研的EDA工具，从华为的麒麟9000s、升腾910观之，应该已经突破至足以设计14奈米以下的晶片了，遑论成熟晶片。 结论，美中目前进行的是大国国力的拼斗，军事力量是大国国力要素中的最根本项目，其强弱（在现今这个年代）完全依赖国家科技力，科技力中又以人工智慧（AI）最悠关未来的军武力量，而 AI的基础就在能够发展它、执行它的半导体产业产品－晶片。 如果军武力量、国防工业需要的不止先进晶片，也需要成熟晶片，那美国也限制中国的成熟晶片技术，就不奇怪了。 文章来源：上报
中国外交部日前对贝宜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等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 外交部强调这是根据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而作出的制裁，换言之，这是对美国之前的对台军售以及将中国企业纳入美管制清单等作出的反制行为。 普遍认为，中国对美企的制裁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这些美企在中国的业务很少或者没有。问题不在于效果多大，中国的制裁是要表达一种政治姿态，即面对美国的打压和遏制，不能示弱，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的，如果美国不停止对华非法单边制裁，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 拜登和习近平去年11月在旧金山的会晤和庄园散步给了中国人一些幻想，以为美中的对抗会缓和一点，两国关系会往上转进一点。这种幻觉当然是中国官方的宣传造势导致的。由于习近平非常在乎这次会谈，于是官方对外释放的信号，就是拜习会对两国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怎么重要，把它塑造成似乎是扭转乾坤的会议，以凸显习的所谓掌控国际大局、运筹帷幄的能力。虽然拜习会同意管控两国分歧，在某些议题上恢复了双方团队的交流，可也就仅此而已。白宫没有像中国官方那样对拜习会大肆宣传，在白宫看来，两人的会谈不过是拜登会见了另一国领导人，虽然习近平的分量比一般国家的领导人要大，但在当前的美中关系下，它不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美中从无管控竞争走向有管控竞争 于是，外界看到，在拜习会后，美国对中国该怎么著还怎么著，没有因这次会面而有某种改变。对台军售照样进行，在晶片问题上照样管制，不准荷兰ASML公司卖给中国先进光刻机，在新疆议题上照样制裁中企，在中菲南海冲突上照样力挺菲律宾，军舰和军机照样按照固有节奏穿越台海等。总之，美国在打压中国上，一点都没有放松。这让中国的很多线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气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政府，感觉中国当局就是一头热。比如最近中国举办了一场中美建交45周年的纪念会，外长王毅亲自参加还发表了致辞，但美国没有举办纪念活动，在中国的纪念会上，出席的也仅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连大使都没有视频致辞。 当然，这不是说拜习会就没有一点效果，其效果是，拜习会前，美中是没有管控的竞争或者对抗，现在变成有管控的竞争或对抗，差别就在这点。所谓有管控，是双方都需要的，担心激烈的竞争走向失控，因为双方都还没有做好失控的准备。因此，双方军方高层在前不久终于通话了，拜登和习近平也在1月1日这天对两国建交45年互致贺信。对美国来说，有管控的竞争比没有管控的竞争，其实更有利，因为美国如今在欧洲战场和中东战场都搞得有点焦头烂额，特别是以哈战争，让美国的道义形象在全世界大为受损，此种情况下，即便美国有能力在东亚开辟第三个战场，可能够避免还是尽量避免，而同中国有管控的竞争能够避免战火出现。 拜习会最多暂时稳住了两国关系，然而，随著今年美国大选开启，这种止跌企稳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恐怕不乐观。美国大选将从两个方面对美中关系造成冲击，一是选战的过程，二是选战的结果。将近长达一年的选举过程，随时有可能因美国两党候选人对中国说出哪句粗话，或者做出某个不友好的举动，而又回到拜习会前特别是气球事件时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美国如今两党高度对立，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议题上，都说不到一块，只有抗中两党一致。所以两党总统候选人为表示自己在抗中上都不比对手弱，会比著赛似的攻击中国，甚至攻击习近平。中国成为美国大选的议题，对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攻击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当中国进行反击，会进一步引起两党候选人的回击，事情就会恶化。 美国大选的结果，如果是川普当选，鉴于共和党比民主党对中国更不友好，川普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比现在拜登的对华政策更强硬。这位前总统已经放话，他当选后将废除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地位。如果兑现，这将比他发动的贸易战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更严重，美中贸易虽然不至于完全中断，但必然在现有的基础会大幅减少，中国的报复也可能是强烈的。美中关系会地动山摇。如果是拜登连任，是否就保持现有的遏制力度呢，也不见得。拜登若连任，由于没有第三次竞选的压力，假如两党极端派施压他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不排除他会这么做。作为一个外交事务的老手，拜登清楚美中的对抗关键在未来这几年，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不能压制中国，恐怕今后就压制不住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没有两党极端派的压力，他在遏制中国上，可能也会强化力度。 中国其实已预见到了今年美国大选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一定动荡。这次外交部对美五家军工企业的制裁，发生在中国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之后不久。外事工作会议再次敦促外交官们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摆明了要回到早两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习近平再有定力，在美国不断打压下若不反击，会被国内民众视为懦夫。如此，拜习会达成的管控两国分歧的共识届时也将不复存在。 文章来源：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如何令毛左们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在上个月的毛诞1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公然辜负广大毛左们的期望，再提毛泽东的文革之“错”，终于令毛左们对他习近平失望至极。因为毛左们强烈感觉习近平的这番表述，比起十年前的纪念毛诞120周年的讲话内容中对毛的文革错误讲述得更为直白，甚至连“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样的开脱之词都懒得再说了。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把习近平十年前与上个月的两次毛堂祭尸后的纪念讲话中的对于毛曾经的“错误”进行开脱的内容摘引如下： 习近平上个月的怀毛讲话只有8500字，比十年前的怀毛讲话少了2100字。其中的“毛错”部分只有如下一个自然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而十年前年怀毛讲话中的“毛错”及相关评价总共有如下6个自然段：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两篇纪念讲话中的对毛曾经的“错误”的开脱的内容虽然篇幅上有长有短，但翻译成人话都只是如下两个意思：一，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二，瑕不掩瑜！ 不过呢，前后十年间的两次怀毛讲话中相关“毛错”的叙述还是有几处比较重要的区别。其一习近平在十年前的讲话中如实叙述对毛泽东“瑕不掩瑜”的评价是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而十年后的习近平则是不提邓小平的名字，把同样叙述内容变成了“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全面评价”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前后四次提及邓小平的名字，也提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但在上个月的这份讲话中，从头到尾没有提一次邓小平，当然更不会提及江泽民和胡锦涛。 第二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不惜笔墨，反复论述有成功就必须有失败，要成就就必须先犯错误，前进的过程不可能避免弯路……。而十年后的这新一次讲话，对“毛错”的不可避免论“论述从简，很不到位”。。 第三个区别是，十年前的怀毛讲话中，习近平把毛泽东在晚年犯了的“严重错误”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而在上个月的这新一次讲话中，则把这一说法改成了“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而这正是毛左们高度不满的原因之一，认为十年前已经有“轻描淡写”的迹象了，十年后怎么又退回到老邓的“历史问题决议”水平上去了呢？ 至于习近平如今对毛“错”的评价是否真是“退回”到邓小平的“历史决议”的水平上，就应该回顾历史，仔细对照一下前后两个“决议”的相关内容，即邓小平主导制定的，于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邓氏决议”）和习近平主导的，于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习氏决议”）中的相关内容，。 42年半前出台的“邓氏决议”是把毛泽东统治的27年执政史划分成三个阶段表述，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革”十年。 在这个“决议”的制定过程，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说法是最先由陈云定下基调。据毛左网站上曾经刊登的相关文章介绍：陈云否定毛泽东晚年的言论(即毛泽东一生的四个阶段)最早出处是美国人杰斯布莱恩著《胡耀邦传》一书。而国内正式出版该书是1989年3月部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作为中共党史资料研究的党史权威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人这本《胡耀邦传》一书。两本书都明确指出，邓小平安排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请陈云领头讲话。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当然，毛左网站刊登如上内容的目的是要否定陈云曾经有过如上表述。但事实上“邓氏决议”确实是基本遵循了如上思路。 对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邓氏决议”如此评价：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接下来，在整部“邓氏决议”中，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部分就占了6600字的篇幅，其中最关键的几处内容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邓氏决议”产生的40年后，“习氏决议”中对毛泽东“严重错误”的轻描淡写首先就体现在把“邓氏决议”中的毛泽东执政三阶段揉搓成一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就是把“邓氏”决议中涉及“毛错”的上万字内容缩略成如下几句：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仔细读罢，不难发现“习氏决议“中不但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客观原因，而且故意把”十年内乱“的主要成因说成是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错误祸国殃民的结果。 但是，习近平对“毛错“的如此轻描淡定，依然远没满足毛左们的需要，因为毛左们的基本立场就是肯定文革—-至少也必须肯定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八年执政疲态，以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不具憾动力的现势下，这次总统大选原本再次政党轮替的机会确实不小，加以国民党、民众党总统得票数（率）相加，明显胜过赖清德，照理应是来到“反绿选民”扳倒民进党的一刻。如今，赖清德以未过半选票当选，自然代表他接手执政将充满挑战，但蓝、白的未来，同样是满布荆棘。 回到年初蓝白两党开始为本次大选备战，很明显，无论国民党欲重返执政，或民众党要终结蓝绿，主要核心战略，都不脱“仇恨动员”、“仇恨政治”（国民党应是更早就从2020年大选开始），他们用以召唤支持的手段，无非反复重述对手施政留有的民怨，并欲图升高营造民众对民进党的道德反感，再把执政和在野划分成把持特权的少数，和为受到不公平对待多数的代言。进入选举中后期，则是以“战争与和平”为诉求，至于制造恐惧，向来就是许多国家仇恨动员的典型作风。 “仇恨动员”、“仇恨政治”主导的互动主要是辱骂性的，过去以来，证明了在选举上有其特效，仇恨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政客很难抗拒借由它去激励支持者的诱惑，它的成效，绝大多数正是建立在长期栽植酝酿出的结晶──讨厌对方政党。在台湾，“讨厌民进党”于先前多次选举中，更是效果显著，也正因为如此，再又鼓舞了蓝白两党主事者于本次大选中如法炮制。 不过，以美国为鉴，当地“仇恨政治”愈趋普遍，它的后遗症也许有很大机会亦会出现在台湾政坛。包括仇恨政治带来的政治极端对立。根据美国民调机构FiveThirtyEight的调查统计，40年前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看待对方政党，曾维持一定的好感度，此后在对立、仇视不断升级下，厌恶带动的不信任循环，已造成如今两党选民几乎陷入水火不容，于是再又出现政治学家最不想见到的“消极党派之争”，也就是政党竞争纯粹剩下攻击，一旦出现极端的党派仇恨，民主崩溃的前奏就响起了。 这是“仇恨政治”最不利一地民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对发动“仇恨政治”的党，同样具有潜在且不小的破坏性，也就是那将促使一个党愈往“单极”发展。如FiveThirtyEight报告所说，40年前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选民对对方政党仍维持一定好感度时，在这背景下，无论共和党、民主党，内部皆容或同时存在温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这让单一政党有了不同价值、路线的辩证空间，但当一个党长期经由全国性选举反复操作“仇恨政治”，在与他党高度对立的同时，也代表自己将愈加容不下同党异音。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多有评论提到，共和党已被“民粹主义”把持，而民主党已然“左派化”的原因。无论前者、后者，都代表了一个党的路线走向窄化。 继续“仇恨动员”、“仇恨政治”下去，国民党、民众党会变得如何，这次选举其实已见端倪。再者，何以国民党、民众党都以“讨厌民进党”为出发，却无法共同组成团队，因为仇恨政治的特色在制造分歧，只有分歧才能借由仇恨的反馈创造政党利益。“制造分歧”正是蓝白政党当下的行事特色，无形中，自然无以创造任何和他党可能合作模式的经验，且终究会因为缺乏信任而无法走在一起。“仇恨动员”、“仇恨政治”的过患，在对外竞争极化，对内路线窄化，在彼此路线窄化下，蓝白两党可能有的“共识”又会更小，更不可能合作。而事实证明，蓝白矛盾还又胜过“下架民进党”这一总统选举中的空洞想望。终究，蓝白合作既不可能，弃保也没有法发生。这是两党长期“仇恨动员”、“仇恨政治”的反噬。 选票开出，有国民党支持者仍在媒体上念念不忘“当初侯友宜被柯文哲糟蹋成这样”，柯文哲支持者不喜国民党，也早表露无疑，双边政治嫌隙，或许之后也将不下他们和民进党。从一个角度看，赖清德虽赢，确实一点也不轻松，可见“仇恨政治”的确相当程度成功消耗了他的政治动能，从另一个角度看，蓝白若继续沉溺“仇恨政治”的情绪快感，未来的政党经营，恐怕会再次面临卡关。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电动车厂比亚迪去年第四季卖出超过52.6万辆，全球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则交货近48.5万辆，比亚迪挤下特斯拉，坐上电动车销量冠军宝座。针对超英赶美丰功伟业，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日报》并没有额手称庆，反而发表社评痛批“中国电动车威胁论”，指责西方世界连一个比亚迪都容不下。 宛如一九五七年前苏联领先美国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Sputnik-1），吹响太空竞赛号角，刺激美国朝野全面支持太空科技研发，最后成功登陆月球扳回一城。比亚迪弯道超车特斯拉，惊醒原本即有戒心的美国与欧盟，不再继续坐视中国以不公平竞争手段掠夺市场。 高举净零碳排环保大旗，欧洲曾经敞开双臂欢迎价格低于当地平均水准三至四成的中国低价电动车。去年九月中旬，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她强调不能重蹈欧洲太阳能产业被中国彻底击垮的惨痛经验。两个月后，范德赖恩再次公开抱怨中国官方高额补贴电动车产业，让大量中国制造廉价电动车泛滥欧洲市场。在此同时，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提高中国电动车与电动车电池组等进口关税，扶持美国本土新能源产业，对抗来自中国低价产品。 太阳能板产业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世界每十块太阳能板有八块是由中国制造，尤其中国厂商仍然持续盲目竞逐太阳能投资泡沫，预计明（2025）年以后，全球太阳能板生产供应将完全由中国垄断。严重供过于求恶性循环衍生价格崩盘，无利可图让欧美太阳能板产业失去生存空间，美国与欧盟深陷进退两难尴尬处境，积极拥抱洁净再生能源，无异于放任中国制造设施设备侵门踏户，等到回头打算培养本土供应链，却已经错过最佳时机。 中国电动车有意复制太阳能板崛起模式，尽管产能过剩或品质参差等问题一箩筐，挟规模经济与完整供应链等优势，终究还是有办法推出世界级产品，就算最后无法主导全球市场，至少攻占一定市占率。尤其关键电池供应链多掌握在中国手中，不想被掐住脖子的美国与欧盟，不得不陆续祭出补贴法案，在新能源车辆研发推广上奋力急起直追。 被气候变迁议题绑架的美国与欧盟，彻底觉悟强行推动传统燃油车淘汰转型，反而会给中国制电动车迅速茁壮机会，严重冲击欧洲传统汽车制造业，可能带来数以万计工人失业，对整体经济弊大于利，纷纷面对现实放缓脚步。 欧盟与美国悬崖勒马，犹未为晚。德国于十二月中旬全面取消购车补贴，法国也同步修订有利于法国与欧洲制造的购车奖励规定，美国《降低通膨法案》则自元月一日起，排除含有中国制造或组装电池组件的电动车免税优惠。 文章来源：上报
民调封关之后，民进党的内参民调开始出现变化。柯文哲几乎以一天1％的数字往上成长，只在民进党推出“在路上”竞选广告的那两三天才稍稍遏阻这不正常的涨势，不过，广告热潮过后，又开始起涨，投票倒数3天，甚至出现第二名与第三名黄金交叉的数字。事后证明，这“假性黄金交叉”应该与年轻柯粉积极表态有关；但也因为这样的涨势，让国民党阵营最后发起的弃保战始终无法发挥效用，543的三分天下局面就此底定。 柯文哲没有组织，仅凭空战，最后竟然能拿下369万张选票，这已经是台湾总统选举史上的纪录，其实打得非常漂亮。这369万张选票将是他往后纵横政坛的筹码，以柯文哲诡辩灵活的个性，他势必不会安于与一方合作；不管是立法院长或往后行政院的政策，他将论件计酬、待价而沽，牟取他个人与民众党最大的政治利益，伺机在4年后卷土重来。 国民党面对这场大选只有两个主轴，一个是“下架民进党”，另外一个是“蓝白合”，而“蓝白合”的目的，其实也就是为了“下架民进党”。提名侯友宜的目的原本是打算以候选人的本土色彩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但由于侯友宜本职学能不足，让好牌变包袱，整个党必须背著候选人走。从洪秀柱（后改提名朱立伦）、韩国瑜到侯友宜，一连三届总统大选，国民党总是迷信出奇制胜，却又所托非人；等到选举结果揭晓后，竟开始“捉战犯”，把总统选举失利的因素归咎给“民众党作假民调”，身为一个在台湾曾经长期执政50年的政党，实在愧对支持者。 如果说柯文哲的支持者结构是依选民年龄层由下往上的正三角形，那国民党侯友宜的支持结构就是一个倒三角形。正因为得不到年轻人的支持，所以国民党支持者才会想方设法与柯文哲大搞蓝白合。若说是民进党“挖掘”柯文哲，真正“养大”柯文哲的，其实是国民党的这些主事者。如今柯文哲已经站稳脚跟，往后4年他将继续招降纳叛、渗透蓝营；只要国民党自己不解决与年轻人“绝缘”的问题，所谓的“柯文哲难题”将会如鬼魅般与老Ｋ党如影随形。 赖清德在本次总统大选只拿558万票，足足比蔡英文在4年前的817万票少了259万票，这些流失的年轻选票多数毫无悬念地到了柯P的囊中，占了柯文哲此次选票三分之二的结构。年轻人为何以前挺蔡英文现在不挺赖清德？这固然可以用“执政疲态”来解释，但也与主帅赖清德拘谨、无趣、过于保守的从政风格有绝对关系。若非凭空长出的“抢救义川大兵”抢救了基层热情，加上选战后期“在路上”宣传片的成功，民进党的国会席次与总统选票可能还会再下探。 民进党从创党以来都习惯在逆境中打选战，但赖清德从头到尾却都维持著“舒适的领先”，这导致民进党面对这场选战只想守成，保守有馀、创意不足，连带影响了开拓立委席次的空间。说起来令民进党人扼腕，桃园海线与板桥的立委都仅以1、2千票的差距落败，若当初能改变氛围，甚至及时补强，来回就是4席的差距，这区区3千票的差距，可能就此改变了未来4年立法院的生态结构。 这是一场蓝绿白都有所得也有所失的选战，但要论起“净获利”，这位只做“无本生意”，却拿下369万总统选票，以及用8席立委成为国会关键少数的柯文哲，绝对是最大赢家。三党不过半的国会将一个“大交换”、“大演戏”，甚而“大分赃”的国会，但这是民意的选择，身在其中的治人物只能努力地迎向它。 （全文转自上报）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常用三个术语：恐惧、荣誉和利益，相对于荣誉或者利益，恐惧在修氏看来，常常是引发国际争霸的首因。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惧来解释，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担忧和恐惧，驱使他在政治上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措施，打造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极权政权。 习近平从集权到极权 习近平成为中共核心，修改宪法废除任期制，大搞个人崇拜，并最终在二十大三连任建立习家军统治团队，有多种解释，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他要干大事，时间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两届任期就结束，留下烂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习自己也常常要求领导干部胸怀“国之大者”，好像的确干大事的样子。或许不排除他有这种想法，可以部分解释他的集权。然而，愈到后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愈弱。如果说，集权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么愈到后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换，手段本身也即集权成了目的。因为集权是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势必会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资本家会成为失败者，在过去，失败者往往人头落地，现今毕竟披着一件现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于被处死，但财产没收，锒铛入狱是少不了的。 这些失败的高官和资本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各种方式、手段和机会给习近平及其政权挖坑，制造难题，让习防不胜防。这当然会让习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惧，恐惧政权不稳，恐惧权力不安，甚至恐惧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险。这种恐惧感越强，就越要强化集权程度，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确保绝对安全，从而导致集权变极权，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则虚化。 反腐永远反不完 习用来确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权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反腐、以等级原则建立的政治规矩，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泛安全化。反腐是习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不二法门。由于中共的腐败到胡锦涛统治晚期积重难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国，这就给了习反腐极大的正当性，不但会得到大众力挺，在党内也会得到党员乃至一般官员的理解和支持，这可以解释何以习举起反腐大旗，腐败高官一个个毫无还手之力，任凭发落。习借着反腐，大大扩充纪委权力，并在政府层面成立监察机构，将它们牢牢控制在手上，成为打击政治异己的利器。反腐既然开了头，就不可能有结尾，所以，习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远在路上”。 原因在于，以中共干部队伍的庞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腐败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十年内不可能就彻底治愈，现在很多落马的官员，都是倒查几年、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况，中共的体制乃是一个制造腐败的机器，老的腐败去了，新的腐败又来，永远反不完。另外，习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断敲打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对他心里不服，暗中有威胁的官员特别是政敌，要他们时刻牢记，他的政治权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战的，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和领导，对他恭顺忠诚，否则以腐败论处。故而，这两年被查处的高官数量非但未减少，还在增长，这说明，习是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反腐张力，来震慑官员队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规矩出自习一人意志 但是仅有反腐还不够，虽然中共的干部很难找出没有腐败嫌疑的，然而，总不能将所有有腐败嫌疑的官员都拿下，这是不现实的。如何让大多数官员都服膺他的领导权威，还得有另外的法子，习想到的是政治建设。本来共产党的各种建设都带有政治性，无需在思想、组织、制度、理论等建设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设，并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虽然这看似多此一举，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习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设在党内建立一套带有强烈等级特征、完全体现其个人意志的政治规矩，以此约束全体党员和全体官员。中国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要做事也须有规矩，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规矩是集众意所成，体现的是众人意志，而非少数人更不是单个人的意志，它约束的对象是体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规矩制定者，才显公平和公正。 然而，习的政治建设不是这样，它不是出自众意，是习一人意志的条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据习的意志搞出的这套政治规矩，也约束上至总理，下至村长的所有大小官员，除习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规矩”监督和约束的。过去的中共政治局，总书记和政治局成员在党规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总书记只是会议的召集人，好比是一个班干部集体，总书记只是班长，他和其他班干部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能指挥指使他们。但习通过政治建设，改写了这种关系和游戏规则，他不再是班长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顺的权力去领导指挥和调度政治局的那帮班干部。于是，人们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众政治局委员要向习交一年的工作总结和学习心得，听他点评，合格与否。这套政治规矩就变成一套套在官员头上的政治紧箍咒，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和遵守，不管愿不愿意，因为如果不服从，在现行体制下，势必没好果子吃，轻得穿小鞋，靠边站，重则会有某种不可测的后果。在这种威胁面前，官员们当然“自觉”趋利避害，少有敢对习不敬的。 对经济社会两手抓 虽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规矩，习仍觉得不够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员和党员，对广大百姓和非党人士约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个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通过反腐和立规，是保住了，但还有一个政权安全的问题。政权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权保不住，作为中共政权总代表的习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难保，所以这两者是联动的。反腐和立规当然也助于政权安全，然而，要让政权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权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强各种安全机构的权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采取更多的安全技术手段，来对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别是在重新以发展经济为党的工作重心的当下。 习明白，中共政权的根本合法性，取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过去几年的折腾和政治挂帅，让经济一落千丈，元气至今未恢复，大大挫伤了民众和市场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经济。但是，面对不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人心思变，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对安全马虎，放松了政权安全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号令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安全这只手也闲不住，全民抓间谍，蠢蠢在动。习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导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领域，对安全的重压窒息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外资为什么撤离中国，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个方面都和习近平对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恐惧有关，恐惧催生并加剧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规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为其政治权力和中共江山保驾护航，它的后果当然是导致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包括原本可以作为他统治支柱的红二代，以及相当多的普罗大众。和后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资源和手段来表达他们对习的不满的。习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更加强化安全保护，而这样一来让精英阶层也更难受和不满，又进一步使习恐惧不安，于是双倍抓紧安全保护不放，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习氏极权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惧中建立起来的。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选举历史悠久，这让他们对选民投票行为留下丰富研究，包括在一场又一场非暴力权力过度的自由竞争中，候选人是胜是败，除了理性面（政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因素，各自支持者确实也会受到一系列情绪左右，例如谁能营造幸福感，谁刺激了仇恨，以及谁能让人感到有希望，都足以决定一个人票怎么投。不容否认的是，“候选人的视觉外观”（visual appearance），往往也会介入选民的判断，当社会心理学证明一个人会“根据他人外表快速评估他人”时，这一效应其实也适用于政治学。 2008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有篇期刊便讨论到候选人的外貌如何影响选举。这篇期刊是由多位脑神经、心理学专家所发表，他们主要透过脑部核磁共振造影（fMRI），去测量一个人对不同候选人所出现的脑部活动变化，证明了当选民对候选人并不那么熟悉时，候选人的“外表负面归因”对投票的影响会比“正面归因”更大。 所谓“外表负面归因”，或是指类似一个人感到疼痛、恐惧和不开心时显露出来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对民众的脑部刺激通常比较显著，而此时他们的脑部神经区域，主要是促使一个人联想到对方可能更具欺骗性和威胁性。 2020年，科（医）研期刊《ScienceDirect》也有类似报告（从社会心理学分析），同样提到了候选人因情绪而来的表情反应，将导致选民对他产生不同的观感。有别于2008年那篇期刊所强调“候选人外表的负面归左右选民更多”，《ScienceDirect》这篇报告的重点则说明了“候选人的‘微笑’，亦是一种包括领导力在内的有效非语言讯号。” 这篇期刊以2012年美国大选中的欧巴马为例，研究显示欧巴马的微笑，可有效提增支持者的幸福感。也就是说，当候选人发表演说时，支持者除了注意他所释放的讯息，亦会被他的“正面表情”所吸引。反之，一个“公开的不恰当表情”，往往很容易引起选民对其选举动机和领导能力的怀疑。期刊内容并引证过往研究，提到了“候选人借由肌肉组织细微差异产生的‘微笑’，可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或主导地位”，虽然“愤怒／威胁”等面部表情经常被用作压制对手的武器，同时召唤支持者，但历来更大比例的胜选者，主要仍是透过表现出快乐和放心的样子获取支持。由此，一个候选人懂得“表情管理”确实很重要。 至于无论是候选人“外表负面归因易遭致选民反感”，还是“选民更愿意信任面带微笑的人”，历来候选人竞选文宣（台湾亦然），可以说都是在满足上述两个结论。即不管哪位候选人的选举看板，都会充分表现微笑示人的一面。2019年，《时代杂志》更曾引述日本学者浅野雅彦（Masahiko Asano）所做研究，内容提到他利用脸部辨识技术，分析1980年到2017年共6000位候选人竞选海报，得出“政客的微笑”和其胜率成正比；2020年，四名韩国政治学者的调查统计，也发现“候选人的微笑”的确有助他们在特定选举背景下多拿到一些票。 不过，尽管今天任何候选人都不会忽略“微笑”的重要性，但现实是，“演讲容有剧本，微笑却不是”。因为“微笑”对一个人来说，往往有其一致性，候选人惯性的笑容，传递出的讯息究竟是柔和、快乐，还是做作、轻蔑，很难蒙混过人，效果也大不同。为什么2012年欧巴马对上罗姆尼，欧巴马的微笑被形容为克制而有趣，多数民众却认为罗姆尼的微笑更像摆姿态和轻视对手，且还透露了个人带有威胁和缺乏合作意愿的讯息，道理就在这。英国心理学家罗森伯格（Rosenberg, EL）曾提到“微笑”有效的沟通力，是一个人经由脸部各种肌肉的细致展示所产生的，进而，当一个人平常并不习惯“微笑”时，他的笑就很容易流于刻意和不自然，沟通力自然不佳。 台湾这场大选，很明显蓝白候选人对支持者的召唤，正是建立在下架、讨厌民进党的负面情绪上，基于仇恨动员，候选人能创造多少“微笑”比例？至于前段时间民进党推出的“在路上”竞选广告之所以获得广传，则以美国“候选人微笑的影响力”研究，原因和片中蔡、赖、萧表现出的“微笑”应是有正相关。 当下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选民的决定”有多大程度是出于积极动机（正面情绪）所驱使，又有多大程度是被消极动机（仇恨情绪）所激发，即将而来的投票日，对上述提问将会做出说明。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下行并未出现反弹的迹象，然而，中国国安部却率先将“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层级”。对于在社群媒体平台上散布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言论，中国当局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强调必须以多种手段、全方位、高效率应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新挑战。他们认为那些对中国经济进行悲观评价的言论属于“陈腔滥调”，本质上是一种“认知陷阱”，妄评中国经济衰退的叙事陷阱。 一些知名网红或财经专家随即被封杀，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因呼吁股民不要入市而遭禁言，甚至被罢免院长职务。多名财经网红也受到了“禁止发言”和“禁止关注”等手段的打击，包括自称著名财经评论家的“水皮more”和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但斌的今日头条帐号，都因违反规则而被禁言。职业投资人洪榕也遭到了言论和关注的禁令，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更早在2023年六月就被禁止。即便是中国经济学者李迅雷的文章《李迅雷：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需求侧看经济》，该文引用北京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的调查数据，指出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这篇文章曾一度成为微博热搜第一，但隔日即被下架并删除。 在台湾总统大选的辩论和政见发表会上，民众党的柯文哲指出台湾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则批评民进党的经济成绩不及格，同时提出了经济改革的三大支箭。这些批评和挑战都是挑战者常常提出的，但从他们的主张中，都强调了台湾的经济出路需要与中国经济紧密结合，以期获得改善。 回顾蔡英文的执政成绩，代表经济景气的台股创下历史新高，突破了17500点。美国全球金融杂志公布的2023年世界富裕国家排名中，台湾名列第14位，超越中国、日本和韩国。国民所得达到3万2811美元，以购买力平价（ＰＰＰ）为基础计算各国国内生产毛额为7万3344美元。此外，外汇存底连续两个月创下新高，截至2023年12月底达到5,705.95亿美元。 在台湾，人们可以提出问题，并且并非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些人甚至以低质的手段，如造假或偏离事实，提出批评，却能吸引大量支持者，甚至可以参选总统或副总统，而不会因国家安全理由而被禁止言论。吊诡的是，一方面享受台湾言论自由，却主张想与中国结合成“两岸一家亲”或达成“九二共识”下的一个中国。 相较之下，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打击提出问题的人。中国并非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打压提出问题的人。中国的宣传更注重盛世的赞美声，并且中国并不追求法治，而是以压制为主。尽管台湾相对较小，但它容纳不同的声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法治的社会。 维护台湾民主选举是“两国”最基本的区别之一。然而，深化民主同时需要不断选择保留优质并淘汰劣质的政治参与者。若不能实现这点，台湾的民主可能变成负面的范例，最基本使得不适格的人“无法”当选成为我们的总统或国会议员。只有确保我们的民主机制能够有效筛选和培养出具备品质的领袖。香港2023年区议会选举已经示范了一次“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步上香港模式，民主被没收，只有爱国爱港者才能参选，而只剩下歌颂“祖国”而不能批评的选举。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党魁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中国政局更加诡异，表现在官场，就是密集的人事变动，以及外事系统和军方秘而不宣的清洗。在公历新年前后，一系列与习近平妻子彭丽媛的“山东帮”有关的中共高层人事变动，释放敏感信号。 彭夫人“山东帮”抢权卡位 2023年12月29日，中共火箭军等多个军种的大批将领，还有一批军工企业高层的落马传闻坐实，但仅以被免去人大、政协职务的方式，没有正式官宣。 李尚福被免后悬空两个月的国防部长也已到位。12月29日当天，中共官方公布，任命前海军司令员、上将董军为国防部长。 董军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首名出身海军的防长，1961年生，山东烟台人，二十届中央委员。之前他历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2021年8月升任海军司令员，次月晋升上将。 2023年12月31日，在海外X平台上，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揭出和他相识的董军的底细。姚诚指董军其实为一草包，但很会来事。他说董军三年连升三级，归根结底还是沾山东人的光（彭丽媛的老乡）。 中共党内历来有不同派系，以仕途经历地域划分或以籍贯、校友甚至同事为关系纽带的帮派，长期存在。习近平虽然禁止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习家军自己就拉帮分派，一般分为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陕西帮、清华帮、军工帮等等。 本身是山东郓城人的习妻彭丽媛，也被指有“山东帮”，这一势力近期扎堆上位。 2023年12月25日接任海军司令并升上将的胡中明，也是山东（青岛）人。他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在董军获任国防部长的同天上任的文旅（文化和旅游）部长孙业礼，是山东安丘人。卸任文旅部长的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和平是山东临沂人；现任文旅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是山东威海人，还有一名文旅部副部长杜江，是山东诸城人。文旅部俨然成了“山东帮”窝点。 和董军同天获任民政部长的陆治原，也与山东有渊源，他在2021年9月2日至2023年10月间，历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副书记。 2023年12月29日，上任不足两年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调任副部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级），实际上是被贬。 得势上位接捧的李路明，原来只是排名最末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他也是山东人，1968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这波有习近平清华帮内讧意味的人事变动，是山东帮抢权卡位的又一例。 二十大人事或经由彭丽媛幕后运作 彭丽媛是中共军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职将军（少将），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原有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等一大串头衔。2012年5月彭丽媛升任军队艺术学院院长（后更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美国《富比世》（Forbes）杂志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中，彭丽媛位列51。六年后，其权势应属大涨。 过去十年来，随著习的固权大战拉开，一大帮官场中善于攀附和见风使舵者走夫人路线，由彭经手网罗收编。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在党政军中都有。 在山东老乡当中，最早被认定是彭系人马的，是祖籍山东郓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新疆书记马兴瑞。《金融时报》早年曾援引北京知情者透露，马兴瑞和彭丽媛有家庭渊源，他在习上台前就出入习家。 也有消息指，是后来有人以“老乡”关系为名，通过私人关系将马兴瑞引荐给了习家，准确说是推荐给彭。马兴瑞在中共十八大后主政深圳并兼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直接就和彭有关。 最近突然有网路传言称，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将接替蔡奇任中办主任。笔者认为此消息未必是真，因为手段老辣的蔡奇是不会轻易放权的，现在他和彭丽媛的关系比较微妙。这类换人传言，很可能是山东帮自己放风，也可能是蔡奇自己放风，不管是谁放的风，背后都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有“变色龙”之称的现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祖籍山东昌乐，原是江派人马，许多人认为他是表忠习近平上位，但他其实也走了夫人路线。 2021年10月26日，中美合办的天津茱莉亚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落成，彭丽媛致贺信。李鸿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隔几天马上就举办了“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讨会”和“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做好天津对美工作座谈会”。天津官方称，彭丽媛的贺信为“新形势下”开展对美国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这是首次有官方称颂“彭丽媛精神”，并将历来只能用在习身上的“指明了方向”说辞，套用在彭的身上，当然能获得彭的欢心，并在习面前美言几句。故此，尽管李鸿忠在天津政绩相当差，在GDP增速和财政收入方面，经常全国倒数第一，但他在中共二十大上成功留任政治局委员。 笔者粗略疏理了中共二十届中央的205名中央委员籍贯，发现山东籍最多，有32人，排第二的江苏籍有25人，之后才是浙江、福建、陕西。 根据中共官媒说，二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都是习亲自把关的，这当中，有多少是彭丽媛吹枕头风定下的名单呢？ 两届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比较特殊，王也是山东人，未当常委之前，时常陪习近平夫妇出访。山东帮当中，有部分人可能其实是王沪宁的人，王和彭丽媛的关系现在也比较微妙。 其他山东籍高层还有政治局委员、北京书记尹力，中央委员中则有西藏书记王君正、江苏书记信长星、内蒙古书记孙绍骋、宁夏书记梁言顺、安徽书记韩俊、河北省长王正谱、浙江省长王浩、湖北省长王忠林、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区主席张雨浦、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书记孟凡利等。 军队的中央委员中还有一帮山东人，比如新任国防部长董军、现任火箭军政委徐西盛、武警司令王春宁、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军科院院长杨学军等。 其他如最高法院院长张军、教育部长怀进鹏、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司法部长贺荣……名单还很长，不再细列。 彭丽媛介入终极内斗？ 最近风传，由于习近平没有定接班人，习家军都在盼习突然身体不行了，然后乘机上位，其中包括预想可以按规矩以第一顺位继承者登顶的总理李强。但届时可能以强力介入抢权的，则包括掌控中央警卫局的常委蔡奇，还有控有公安私家军的王小洪。七常委中最年轻的丁薛祥，则想在习“驾崩”前，习能留下遗言让他接班，丁要当华国锋第二。 但枪杆子才是最关健的，有军方背景的彭丽媛，加上是中共国“国母”，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习不能视事，军方可能听她。 习近平集权之势，正比肩建政的毛泽东，但同时因为他背下了中共恶政黑锅，还要一条路走到黑，结果统治出现巨大危机。目前习疑心增大，抓了秦刚、李尚福、李玉超等大批自己提上来的人，2024年内斗将加剧，叛乱随时发生。 习近平近年出访，数度出现脚步不稳，或是差点摔下台的情况，令人怀疑他的健康不佳。香港命理学家丘智伟曾预测习在73岁之后身体转坏，但也有人说习近平病死恐是2024年头号的“黑天鹅”。 独裁者走到最后，老朽来临，健康恶化，可能谁都不信，最后只能靠夫人上阵。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逃不过让妻子江青参与政治的怪圈，习也一样。 然而，不管中共内部怎么争位，对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中共本身气数已尽。如今在中共党外，从海外到中国国内，反共义士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习近平无法控制权力、中共在内斗中垮台时接盘。 文章来源：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