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eeknd巡演票房突破13億美元 創男歌手歷史最高紀錄
2026 年 11 月 10 日
中共歷史上曾有「四人幫」，指的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為毛的夫人及其親信，他們組成了當時黨內高層的小集團，權勢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後不久，四人就遭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軍事集團逮捕，至今作為中共乃至中國的一個負面辭彙留存歷史，只有毛左派還在為他們鳴不平。 把習近平、李強和蔡奇作為中央「三人幫」，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幫」和彼「四人幫」基本沒有可比之處，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四人幫」雖以江青為軸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沒有顯得太突出，其黨內名義地位不如王、張；「三人幫」的內部關係是不平等的，習以最高統治者身份駕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領導者和被領導的關係，故李蔡對習只有服從，不能說不。另一區別是，「四人幫」中王、張具有某種競爭性，姚的地位較弱，只是陪襯；「三人幫」中，李蔡同為常委，一個主掌經濟，一個主掌黨務，存在強競爭性。儘管如此，習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說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隱約形成了一個黨內小集團，所以稱他們為「三人幫」。 也許用「中央政治」來稱呼、形容三人的關係，更恰當。「中央政治」這個詞是周恩來說的，話說文革時期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等到中央，請教周如何看待當時的高層關係，周說只看毛林江三人的關係就可以了，他們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黃恍然大悟。周所謂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種簡化，也是一種實質，抓住了三人關係的微妙之處，就能領會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場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禍。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樣的險境中周旋於三人間，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劉少奇看不清這點，所以下場都不妙。 這種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後並不在中共歷史上常見，不是說中央最高層三人就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間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領導人之外的其餘二人間，又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但這種競爭關係不能破壞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領導人能夠同時駕馭另二人，他和誰的關係更親一點，在這兩人中，天秤就傾向哪邊。就此而言，林彪雖然是毛樹立的黨內二號人物，但江青畢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時候，毛是照顧江的，所以在林、江關係中，林也不得不巴結、奉承江。此三點特徵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有過苗頭，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可稱為中央「三人幫」，三人在中國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嚴格說來他們不是「中央政治」，因為當時在中央真正說話算數的，除鄧外，另一個是中共元老陳雲，而胡趙要聽鄧陳的，可是在這兩個婆婆之間，意見和立場常相左。 複製毛林江三人關係和中央政治的，是習李蔡。習像毛一樣，在三人中處於一種相對超然的地位，李蔡則像林江聽命於毛一樣，聽命於習。不過，李蔡有一點和林江特別是林不同，雖然林長期是毛的下屬，但畢竟是槍林彈雨中打過來的，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是真有資本的，所以這個人也比較孤傲，有時竟然可以頂撞毛，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見。李蔡是習的下屬，但他們二人能夠到中央，完全靠習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軍功」上來。所以在和習的關係上，二人沒有資本敢忤逆習。 習在二十大組建了一個以自己的親信為主的統治團隊，這和毛在九大組建了一個文革新貴和林彪集團為主的統治團隊一樣。但為什麼說習李蔡在這個親信統治團隊中又有點「特別」，具有某種「小集團」性質？或者說，李蔡二人比起習的其他親信來，對習更重要，從而三人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這當然是因為李蔡在習的團隊中承擔的責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號人物，儘管他掌管的國務院在習時代下降為黨中央的執行結構，許多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繞開國務院，由習為首的黨內小組作出，然後交由國務院去貫徹落實，然而，作為李本人，也是這些黨內決策小組的重要成員，沒有被習排斥在決策層之外；更重要的是，現在中共又以經濟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幫助習把經濟搞上去，國務院一半多的職能，是圍繞經濟運轉的。在這個方面，習需要李去做好經濟工作。 蔡在黨內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而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日常辦事機構，實際代行政治局的決策權力，但凡中央作出的決策以及各種情況的通報，首先彙集到書記處，由這個中央樞紐過濾，上陳下達，所以書記處書記的權力要超出他們的政治局成員的身份所具有的權力。此外，蔡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辦公廳主任，這是個不尋常安排，過去僅在毛的某個特殊時期出現過，現在習把這個職務交由蔡，當然是對蔡的信任。中辦和所有的中共機構都不同，它掌管總書記的日程安排和行蹤，並領導著警衛部隊，中辦主任鞍前馬後伺候總書記，不是信不過的人不會把這個職務交給他。再從蔡在黨內分工掌管黨建、宣傳、統戰和意識形態來看，也都是習傾注心思的領域。習上台這些年來，一大目的就是改造黨，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樣子。 可以說，一個主管經濟，一個主管黨務，李蔡二人成了習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習親抓軍隊、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決定了習政權這條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穩健。從這個角度說，三人構成了一個命運小共同體，是習政權的核心，李蔡則成了習親信中的「親信」、心腹中的「心腹」。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中央「三人幫」里，如果李蔡扯後腿，二人或各自親信產生矛盾和衝突，以致習不信任其中一位，或兩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將瓦解，習政權會處於危險當中。 目前這個小集團剛渡過一年，尚看不出有明顯的分歧浮上檯面，以團結合作共渡難關為主，這個難關就是在保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儘快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它決定了三人特別是在李蔡二人之間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對習當然不敢抗上，會忠實執行習的旨意，習對二人似乎也沒有明顯的偏向，儘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領導班子黨組向常委會彙報工作以及政治局會議上，兩度表揚蔡領導的書記處能夠積極主動作為，認真履職盡責，高質量完成黨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似乎表明在兩人的爭寵中，蔡贏了李一局，但現在就下結論蔡更得習的重用，還是過早。 不妨簡要梳理李蔡和習的個人交往。二人皆為習的舊部，來自所謂的之江新軍。20大前，李更得習的青睞。李是浙江人，在習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李任溫州市委書記及省委秘書長，成為習的大秘。正是這層關係，在習成為總書記後，李被擢拔為浙江省長，並很快調任江蘇省委書記，不久主政上海，進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雖然習長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習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習任福建省委副書記，蔡也是在那年成為省委辦公廳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這期間，習看上了蔡。但在習1999年成為福建省長時，蔡卻調到臨省浙江任職，習在浙江期間，蔡並未得到重用，直到做總書記，蔡才轉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2013年任副省長，成為時任省長李強的副手。一年後蔡被習上調國安委，後轉任北京市長，19大前夕擢拔為北京市委書記。 由此來看，習把李放在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並在20大後安排做總理，有將他做接班人培養的用意。李相對年輕，比習小6歲，比蔡小3歲半，如果習要遴選接班人，李會是人選之一。也許意識到這一點，為競爭習的信任，蔡表現出對習無比忠心的樣子，無原則的吹捧習，已到一種非常肉麻和噁心的程度，即使在習的親信中，也顯得出格。不過，這對習是受用的，或許正是看中了蔡的這一特質，習才安排他主抓黨務。黨是習行獨裁統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萬黨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必須保證不能偏離習的航向，才令他放心，這就需要把黨務交給一個對習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裝的忠誠贏得習的信任，這就是習為何要兩次表揚蔡的原因。 但是，當下三人的這種合作關係能夠保持多久，是個疑問。蔡雖然得到習的表揚，暫時習也不會允許蔡越界染指經濟事務。然而，倘若經濟狀況不能較快得到好轉，習鍾情的新質生產力在一定時間內沒有明顯成效，習對李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會產生懷疑，屆時蔡就有興風作浪的機會。李和蔡本質上是不同的兩類人，李可能還保留了一絲做人的道德底線，當蔡越權干預李的工作，或者他們各自親信的明爭暗鬥影響到兩人關係，會導致二人在國家發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與公開化，二人的競爭關係就大於合作關係，習也無法彌合二人的分歧，或者乾脆偏向某一方，那時這個為利益而結成的「三人幫」會裂解，「中央政治」不復存在。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尼死於獄中，在俄國內引發震動，在西方輿論也引起很大反響，歐美政治人物都把矛頭指向普京，認為普京必須為納氏之死負責。從一般的道德意義上說，普京確實要為納瓦尼的猝死負起重要責任。因為正是他領導的政權把納瓦尼投入獄中，才導致這個後果的。但是責任分兩種，一種是政治責任，一種是刑事責任。普京無疑要負政治責任，可如果說普京要負刑事責任，就必須有證據證明納瓦尼是他下令謀殺的。 假設這事是普京下令乾的，在俄羅斯還由普京當政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找到證據的。即使普京表面上成立獨立調查機構去調查，以應付外界壓力，也很可能調查只是走過場，最後不了了之。既然從證據上要坐實普京的責任很難，不妨從動機上來推定普京是否覺得有必要把納瓦尼幹掉。後者長期批評普京，是普京最尖銳的反對者，這導致普丁在2021年把他抓起來，並判刑投入監獄。到他死前，納氏已在監獄服刑近3年，據說去年底才剛被俄當局轉移到靠近北極圈的最偏遠的流放地。 但納瓦尼雖是普京政權最尖銳的批評者和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可要撼動普京地位，從現實的政治角度看，幾乎做不到，因為普京在俄國內的名望還是很高的，儘管打了三年的俄烏戰爭，然而要在俄羅斯推出一個能和普京匹敵的政治人物，目前還沒有。再說納氏被關在監獄裡，即使他以前在俄政壇上特別是反普京的民眾中有很大影響力，3年的牢獄也會把這種影響力稀釋掉大半，因此，理論上講，普京沒有必要把一個對自己不構成有力挑戰的反對派政治人物，下令幹掉。特別是考慮俄羅斯3月要面臨大選，普京是不太有動機在這個時候去暗殺他，這樣做只會把自己弄得很被動，效果適得其反。 3月17日俄羅斯要舉行大選，普京是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可從目前俄國內的政治動態和民意看，他得到俄羅斯統一黨的背書以及權力結構的支援，再次當選沒有什麼懸念。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暗殺一個在監獄裡、對大選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的反對派領導人，除非普京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否則，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出此「下策」，硬生生把一個本來對自己有利的選舉弄出麻煩來。因為一般人都能夠想到，倘若納瓦尼有什麼不測，俄國內反對派和西方輿論第一時間就會將矛頭指向他，普京怎麼會看不到這點？ 有人會說，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把納氏幹掉，反正外界都會認為是他乾的。普京應該還是不會這麼不「理性」，就像上面指出的，在納瓦尼對他沒有太大威脅下，他為什麼要讓選舉橫生枝節？坐在台上的當權派，要除掉國內的反對派或政治對手，肯定是感受到來自後者的巨大壓力，讓他覺得不行此極端手段不行。在3年前普京將納氏投入監獄後，後者已經不對普京構成這種壓力。還有人說，普京這樣做也有可能是在選舉前震懾其他的反對派不要生事，但是，從目前候選人看，力量都太弱，不是其競選對手；況且，用這種很有可能生事的手段警告其他反對派不要生事，這不符合事情的邏輯。 普京出身克格勃，當然不是一個善茬，對待反對派會用很嚴厲的手段，這點不用懷疑。但是，也不要把他想像成一個為了權力，就什麼事都敢做的「非理性」的領導人。政治人物的行為都出於理性的利益計算，賠本的買賣一般是不做的，儘管不排除在這個利益的計算中會有失算的時候。馬斯克非常要好的朋友，美國投資界有名的投資人David Sacks在他的推文中談到納瓦尼之死時，也質疑普丁為什麼要這樣暗殺納氏？他說，你不必相信普京「好」才能問這個問題，只要相信普京有戰略眼光即可。在他看來，普京如果要殺納氏，是可以等待的，而不是選在目前美國的新保守派尋求煽動道義憤慨以支持烏克蘭資助的時候，國會正在討論 60億美元的烏克蘭新援助，普京這樣做豈不給了新保守派最好的時機，讓納瓦尼的死對推動國會通過援烏法案具有負面的宣傳價值？ 那麼，假如不是普京下令乾的，又會是誰？有兩種可能，一是納瓦尼在獄中受到折磨，身體受到很大損害，「猝死」於獄中。考慮到他被轉移到寒冷的北極地帶，監獄條件肯定惡劣，病痛會得不到治療，不排除受折磨病死的可能。當然，從這個角度說，普京也是要負很大責任的，甚至說普京謀殺了他在這個意義上是成立的。二是俄羅斯當權者內部對普京不滿的強硬派，他們認為俄烏戰爭打了三年，弄成現在這個樣子，原因就是普京對烏克蘭不夠強硬。所以他們要借俄羅斯大選即將舉行的時機，謀殺納瓦尼，然後嫁禍於普京，一石二鳥，讓俄羅斯民眾尤其反普京的勢力起來造反，在大選前或大選中製造一些事端，把普京選下去，即使沒有把普京弄下去，也讓他的當選缺乏正當性。 在我提出這個看法後，有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如果俄國內強硬派要嫁禍普京，普京怎麼可能會允許他們去謀殺納瓦尼？合理的解釋是，普京未必了解他政權內的強硬派要幹掉納氏；或者，即使知道有人要幹掉納氏的情報，但未必阻止得了。在這方面，同樣不要把普京看作是個能力超群的領導人，要不，他為什麼不知道去年他的親信瓦格納僱傭軍首領普里戈津率兵造反？ 說到普里戈津，他的死同樣蹊蹺，至今是件懸案，這是很多人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原因，認為普京就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儈子手，在他當政的這麼多年，讓很多反對他的人神秘失蹤或死亡。在這些被害人中，確實可能有一些是普京下令謀殺的，但我們不能由此就斷定，多殺少殺一個反對派對普京無所謂，納瓦尼一定是他乾的。 我在動機上分析不太可能是普京謀殺了納瓦尼，只是提供一種可能的分析思路。對於一個真相不易獲得的事件，我們需要從多種可能性去探討，而不是認定這事發生在獨裁者統治的國家，就一定是獨裁者指使做的一種可能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但我也要再次指出，普京對納氏之死負很大政治責任。雖然普京政權在俄羅斯的統治尚未達到習近平在中國的極權統治那種程度，然其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同樣不手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共犯。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阿根廷球王梅西（Lionel Messi）在香港的表演賽，除了全程沒上場被罵慘，比賽結束後的頒獎儀式上，香港特首李家超與官員們在球場上與邁阿密隊球員一一握手時，梅西慢慢走出隊伍，從李家超等港府官員身後繞開走過，沒和他們握手，也被許多香港人和中國人痛批不禮貌。當看到梅西怎麼閃過握手的影片時，讓人想到一個至今仍被很多人批判的握手影片。 握手的兩人都大名鼎鼎，情景在1942年4月希特勒的生日慶祝活動上，被認為是20世紀、甚至整個西方音樂史上最重要的指揮家之一的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在指揮完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後，福特萬格勒與來到台前的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握手。 若對福特萬格勒不熟悉的人，光看這影片，很難不認為他是納粹的一份子或至少認同納粹，但事實上，福特萬格勒不只不是納粹黨員，也沒有支持納粹，還不只一次與納粹高層（包括希特勒）發生爭吵、寫公開信給戈培爾譴責反猶太主義、為猶太音樂家辯護，甚至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猶太人逃離第三帝國，因此，希特勒並不喜歡他，納粹德國內政部長、大屠殺的主要策劃者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很想把他送進集中營。不過，這樣的福特萬格勒還是被納粹政權所重用，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和「維也納愛樂樂團」（曾有50%的團員都是納粹黨員）常任指揮，原因可不是納粹惜才，而是宣傳部部長戈培爾認為福特萬格勒能作為德國文化象徵最好的「宣傳」。 事實上，早在1935年，福特萬格勒就被利用作了一個大宣傳。在一場音樂會開始前，他突然被告知希特勒和整個納粹黨人都會出席，並被命令要行納粹禮歡迎希特勒。不願意行納粹禮的福特萬格勒接受樂團經理的建議，手握指揮棒來躲過，但他躲不了希特勒走到舞台前伸出來的手，於是他與希特勒握了手，當然也被納粹安排好的攝影師捕捉了那個握手的時刻，然後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就到處散播這張照片，讓不清楚實際情況的外人（尤其是外國人）以為福特萬格勒支持了新政權（始於1933年）。 這種利用名人（尤其是藝文與體育界）作宣傳或洗白惡行也是現在集權獨裁國家政府最喜歡做的事，如這次梅西沒上場的香港表演賽，就是港府要挽救被經濟學家稱「香港已玩完」的經濟，而香港的經濟會如此江河日下，就是因為推動《逃犯條例》（送中條例）修訂（2019）、快速制定實施《港區國安法》（2020），受中國控制越來越嚴重，外資紛紛撤離，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了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所以需要盛事經濟來提振，也順便洗白不再自由安全的香港形象。然而，港府與中共政府似乎不懂這整個邏輯，竟然在梅西沒上場的表演賽（2月4日）之前，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月30日受訪表示要「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全力拚經濟」。 所謂二十三條是比《港區國安法》更嚴苛的《基本法》第23條，涵蓋五類罪行，包括叛國、叛亂、竊取國家機密、破壞活動和境外干預。新增的「境外干預」罪將禁止港人與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聯繫，「國家秘密」的定義涵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叛國」罪包含「隱匿叛國」，並要擴大警方執法權，可將羈留時間從目前不超過48小時大幅延長至14天。換句話說，在港府和中共政府的認知里，香港的經濟變差，就是有外部勢力扯後腿，內部的人（港人＋中國人）與境外勢力勾結之緣故，所以李家超會說，基本法23條必須儘快立法，香港就可以無後顧之憂，全力拚經濟。 不過，雖然基本法23條還沒通過，卻儼然像是已經啟動了；梅西來香港的盛事經濟搞砸，香港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發文怒批「香港人痛恨梅西、邁阿密國際以及他們背後的黑手」，因他們「刻意且有計劃地冷待香港」，梅西的謊言和虛偽令人厭惡，「絕不該允許他再來香港」。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的社評則說，梅西和邁阿密國際隊搞區別待遇，「有政治動機」，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經濟，「有外部勢力故意要藉此讓香港難堪」。然後，2月10日杭州取消阿根廷足球隊本來將在3月至杭州進行的友誼賽。現在傳出，香港主辦單位簽「便宜的非強制梅西上場合約」，甚至合約金額硬生生少了邁阿密國際開價的 3,000 萬港幣（新台幣近 1.1 億），導致其未受強制性的違約規定，因此梅西沒上場。但真的是「錢」的問題嗎？ 去年5月傳出，與「巴黎聖日耳曼足球俱樂部」（Paris Saint-Germain Football Club）的合約在6月30日結束後，梅西可能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Al Hilal SFC），但最後，他加入「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Inter Miami）。對於他捨棄高額年薪的「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加入年薪低了約九分之一的「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的老闆馬斯（Jorge Mas）表示，在與全球足球強隊和他們無法競爭的巨大資金爭奪世界上最好的球員的情況下，他與團隊思考：他們的俱樂部可以提供什麼別人無法提供的東西來打動梅西？所以，他與梅西聊了很久很多：「你的抱負（aspirations）是什麼？你的夢想（dreams）是什麼？你想要什麼？」同時，他告訴梅西，加入「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他可以在美國為足球開闢新道路。顯然地，最後是夢想與抱負抓住了梅西的心。（註：足球雖然在全球很受歡迎，但在美國遠不及橄欖球） 事實上，在傳出梅西可能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時，一些西方媒體嚴厲批判了梅西，認為那是為錢不顧人權，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箝制言論自由，逮捕、長期拘禁、刑求、處決非暴力異議者、公共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人士，也剝削移工。這會不會是梅西放棄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的另一重要原因呢？但就像梅西沒和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官員們握手，是不是如許多人說的「是抵制極權政府」，梅西不說，永遠沒有人會知道。至今，福特萬格勒和戈培爾握手的影片還讓許多人爭執著「福特萬格勒在握手之後，是否用手帕擦了手？」相信其人格的人就認為有，批評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工作為納粹帶來聲望、認為他並不那麼無辜的人，就不認為他有用手帕擦手，也同樣地，永遠只有猜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管會不會留下影片，殘暴獨裁者和政府官員的手，不必也不該握，更不該成為幫他們轉移焦點或洗白的宣傳。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居紐約。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正在過龍年新春的假期。對當局來說，節前三天的股市大漲，暫時消除了這個春節因股市暴跌導致的大眾對政府不滿可能帶來的某種社會風險。作為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當局當然要營造一種安樂祥和、國泰民安的喜慶氣氛，故不論何因，任何會破壞這種氣氛的行為或者社會心理情緒，它都要極力避免。 中國股市在今年開年以來，就一路下跌，滬市A股在匯金公司入場托市前，累計跌幅達9%以上，並兩次擊穿2700點，最低下探到2635點，深市和創業板跌得更多。看架勢，若政府不干預，還會繼續下跌，2500點能否止住，都不好確定。問題在於，今年以來的下跌，是在去年和前年的跌勢基礎上的繼續。上兩年滬市A股的下跌幅度高達19%，加上今年的跌幅，從最高點3651到最低點2635，股指跌去1000點，跌掉1/3，此跌幅完全稱得上教科書定義的股災。 股市暴跌，民心不滿 我在2月4日股市暴跌，民眾情緒有非常大的負面反彈後，評估中國當局一定會救市。理由簡單，這波股市暴跌，正臨近春節，政府害怕股民出事，鬧出一些響動，破壞普天同慶的節日氣氛，影響當局常說的社會大局穩定。那幾天，市場已零星出現股民加槓桿深度套牢被強制清倉，因無法承受巨額損失而跳樓傳聞，股市也在突然間成為輿論場討論的熱點。 中國的輿論場好久不關注股市了，討論的對象是房價和其他的時政熱點話題。但在股市連續暴跌後，它又重新進入全民視野，對當局，這絕非是個好現象。因為這意味著社會情緒的惡化。人們談到股市，都顯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甚至哀莫大於心死，表現出對政府的極度失望和不滿，連一向站在官方立場、為當局辯護的小粉紅們，提到股市，也氣不打一處來，抨擊政府的無能和冷漠。民眾甚至跑到美國駐華使館微博區，發泄心中憤懣，嘲諷和控訴當局把經濟和股市搞砸，把使館微博區變成中國版的「哭牆」，十幾萬條留言顯示了民心反轉，可以說，相比樓市，股市更讓當局民心盡失。 習近平政權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罔顧民意，但當民意折射出的怨氣有可能影響和衝擊社會穩定時，它就不得不重視，尤其在某些時點上。試想，倘若因股市連連下跌出現幾起跳樓的事——不多，只要幾起就夠了——對廣大股民乃至民眾，會產生怎樣的心理觸動，有沒有一種兔死狐悲的共情？從而導致社會悲觀情緒蔓延，很多股民恐怕這個年節都過不安穩。即使沒有人跳樓，單單民眾到美使館微博區留言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就會讓當局嗅出其中的不祥味道，感覺民意危機正在逼近。此乃我認為在股市跌破2700點後，當局一定會去救市的緣由。 民怨高漲，更勝以往 現在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民眾對這次股市大跌，情緒反響如此大？中國股市以前也不是沒出現過暴跌，2008和2015年的股災，從程度上講，都比這次嚴重。那時民眾對股市暴跌也有很強反應，當局也下場救市，但是，社會情緒的激烈比不上這次，此次股災，民眾的情緒彷佛沒有徵兆，突然間就爆發，顯得短促而激烈。原因出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宏觀背景不同，前兩次股災中國整體處於上升期，人們對未來還有希望，有信心，在這種社會心理面的支持下，傾向於淡化股災的危機程度，認為股災是股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是股市漲得過高後的一次暫時的激烈下調；而此次股災發生於人們對中國的預期全面走壞的背景下，對未來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對當局能夠搞好經濟幾無信心。二是對去年和前年股市漫長下跌積累的不滿，到此刻的一次總爆發。 2008年的股災是在2006和2007年股市狂漲後的一次劇烈回調。這兩年都漲幅巨大，2007年滬市A股摸上了6124的歷史高點，收盤在5261點。這兩個點位尤其前一個恐怕未來若干年都超不過。另外，雖然2008年發生了股災，但中國在當年舉辦了奧運會，極大振奮了民族精神，可以說，那時才真是「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在這種預期樂觀下，社會是不會把股災看得多麼嚴重的。事實上，第二年股市有較大程度的反彈。 2015年，習近平已上台三年。雖然如今政治上的向後退彼時初露端倪，但社會對他的政治面貌和路線政策看得還不是很明白，那時他還是總書記而沒有成為核心，社會對其反腐支持力度很大，往前幾個月，在他主持下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文件，故至少在經濟上，人們對未來還是有信心比較樂觀的，GDP超過美國不過是未來幾年的事。很多人包括當局相信「東升西降」不久將實現。股市在2014年也有較大程度上漲，2015年繼續上漲，創下了5178的第三歷史高點，但由於監管部門擔心漲得太高，要營造慢牛局面，導致股市在當年出現大跌。儘管如此，由於社會對未來的樂觀氣氛仍在，當年股市還是漲了9個多百分點。 2024年開年以來的這次股災，整個國家發展的宏觀環境完全改觀。內部的政治高壓，外部的中美對抗、中西對立，疊加三年疫情的封閉，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惡果充分呈現，國家發展的元氣被摧毀，落實到社會層面，就是死氣沉沉，沒有生氣，人們對未來普遍不看好，對中共黨內能夠扭轉習近平的治國路線不抱任何希望，不寄託任何信心，要麼通過各種方式「潤」出去，要麼躺平，失去繼續奮鬥的動力。此乃中國當下的狀況和社會的整體風貌，表現在股市上，自2015年股災後，半死不活地在3000左右上下波動。 股市暴跌，房市爆雷，民眾面臨雙重打擊 在比較和分析這幾次股災的宏觀社會背景時，還需注意一個現象，即前兩次股災發生前後，房價的趨勢一直在上漲，尤其2015年這次的幾年，房價的上漲可用瘋狂來形容。中國人獲得財產性收益的途徑很狹窄，股市和樓市是絕大多數民眾投資的兩個渠道。相對於股市的高風險，樓市在2019年前，都是穩賺不賠的，許多人加高槓桿買房，形成了所謂全民炒房的局面。歷史經驗告訴他們，在中國，房價將「永遠」上漲。而股市，暴漲暴跌是它的常態，雖然很多人也樂此不疲地進入這個市場，然而有研究表明，九成以上的中國散戶是虧損的，很多虧損嚴重。不過，股市虧損的錢可以通過樓市彌補。可是，近期的股災，大眾運氣就沒這麼好了，房價也在劇烈下跌。過去幾年，當局對房地產的嚴厲打壓，加上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以及就業和收入的不明朗，讓房企不斷暴雷，社會對房價上漲的預期發生逆轉，很多地方，尤其三、四線城市的二手房價，都出現腰斬。如今兩條投資的渠道都被堵死，股市的虧損再也不能從樓市來彌補，人們當然也就沒法像以前一樣能夠以從容心態對待股市暴跌。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權利意識比過去大為提升，各種維權行動常成為媒體的頭版新聞。然而，總的來說，因為權利受損而起來反抗的還只是社會少數的勇敢者，多數人不敢或不願參與維權行動，這當然也是由於害怕政府的鎮壓。不過，當財產受到損失後，不管這種損害是不是由政府造成的，民眾一般敢於起來抗議，雖然也打著「維權」旗號，可此維的「權」不是帶有政治性的「權」，民眾知道，經過這麼一抗爭，地方政府為息事寧人，往往會去解決，雖然結果並非完全滿意。 股市大跌損害的正是民眾的財產權益，相比樓市，後者即使跌幅巨大，至少還有一個房子存在，而股市很可能一瞬間讓投資者傾家蕩產。過去兩年，外圍股市一天天創新高，唯獨中國股市天天下跌，彷佛故意要折磨人的耐心和神經，讓股民對這個市場絕望情緒生起，對當局搞好股市的能力根本就不抱信心。因此，當股市再次出現暴跌，乃至擊破股民心理認定的某個關口，之前積累的對當局的不滿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噴出。 中國有活躍股民5000萬，背後是5000萬個家庭。雖然股民的不滿目前還只表現在心理和輿論層面，但已讓當局感覺到危險。這也就是當局面對這個人心思變的特殊時刻，不能再對股市現狀置之不理的原因。我在2月4日的股市大跌後提出，當局要救市，除非拿出真金白銀，或者習近平作出改變政策的重大宣示，又或請出像前總理朱鎔基這樣讓市場認可的有威信的領導人，後兩條是不可能的，所以當局走的是第一條，讓匯金公司下場托市，並更換證監會主席，應該說，救市力道尚可，再配之以對股市監管政策的調整，這波暴跌或許能止住。 然而，問題還遠沒有解決。股市的根本問題是對當局發展路線的信心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股市將處於一種循環暴跌中。目前暫時穩住股市也許是下一波暴跌的開始。但是，在時空環境已徹底轉換的當下，循環暴跌會將民心和政府信用耗盡，以股市牽涉的人之多，和對財富的洗劫速度之快，當下一輪股災發生，大眾的憤怒或許不僅止於輿論，中國社會的動蕩會由股災撕開一個口子。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龍年新春之際，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2月8日召開春節團拜會，習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出席。這本是多年的慣例，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中國官媒釋放出的一張大合照，卻頗為令人玩味。 在照片中，習近平和眾常委在最前面的一張大圓桌就座，後面是幾十桌賓客，每桌大約十人左右。照片中可以看出，受邀參加的賓客，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他們應當是省部級離退休老幹部，而顯得極為突出的是，靠近習近平的四張圓桌上，在滿桌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太中間，各坐著一位小平頭，精壯幹練，面無表情的年輕人。那當然不可能是離退休老幹部，也不可能是現任省部級領導，很顯然，每桌各自列席的年輕人，應當是中央警衛局或其他單位的警衛部隊士兵，而突兀地與滿座白髮蒼蒼的老人坐在一起，毫無疑問，就是為了確保現場，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官的安全。 這裡值得玩味之處在於：從外人眼裡，其實哪裡會有什麼安全問題？第一，能夠邀請參加春節團拜會的，都是中共前後任高級幹部，這些人是中共利益集團的核心成員，他們現在擔心被習近平清洗都來不及，誰會有膽量在眾目睽睽之下行刺習近平？！第二，即使是這些中共的高級幹部，能夠進入團拜會的場合，也都是經過包括中央辦公廳和安全部門在內的各級組織反覆考察推敲，才能被列入確定的名單，有任何安全疑慮的人，是不可能被放進來坐在習近平附近的；第三，也是最可笑的一點是，滿堂與會者中，年齡層相當大，就算這些人中有人對習近平不滿，以他們的體力能夠做什麼呢？難道習近平擔心會有七八十歲的老人衝過來徒手掐死他嗎？總之，這樣高級別的警戒狀態，不僅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且看起來荒唐可笑。 那麼，我們的問題是：習近平如此驚弓之鳥一般，也不怕外界的議論，在純粹自己人的場合，都這樣如臨大敵。他，到底在怕什麼？ 這有兩個推測：第一，純屬個人原因。那就是習近平已經有了類似妄想症的多疑病，他對哪怕是年邁體弱的老人都不放心，都要防備他們在人民大會堂這樣的地方對他動手。坦率講，這樣的心理已經有些病態了。第二，那就是習近平根據情報系統的評估，判斷即使是在這樣的內部公開場合，也的確還存在安全風險，因此必須做最高級別的警衛安排。 這張照片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訊號，那就是：不管習近平如何十幾年如一日地清洗黨內軍內他認為不忠誠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內心，對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滿了擔心，充滿了恐懼。不管這是出於他個人的多疑心理，還是的確有不安全的擔憂，說明的都是同一個事實：這個政權並不穩定。 因為，如果政權的獨裁者每天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他就會不斷清洗，不斷在自己的周圍抓壞人，這樣的政權能穩定嗎？而如果習近平真的手握情報，認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那就 更能說明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 新春之際，按理說應當喜氣洋洋，但這張照片中每一桌上坐著的那個警衛士兵，卻不經意間暴露了在祥和的表面之下，中共高層內部的刀光劍影。還有什麼比這幅畫面，更能暴露出中共內部的緊張氣氛的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開始以來，中國境內的大批俄粉、普粉們就獲得了”黃俄孝子”的美稱，也常常在網路文章里被簡稱為”俄孝”。 中國內地的「知乎」網上如此介紹說：黃俄孝子，網路流行語，網路上對無腦支持俄羅斯，無法容忍他人發表反對俄羅斯的言論，甚至千方百計為俄羅斯歷史上的暴行洗白的人的一種稱呼。他們認俄做爹，宗旨是「俄爹虐我千百遍，我待俄爹如初戀」，常在B站出沒。又被稱俄孝子、黃鵝、黃鵝漢奸、黃俄狗等。 中國數字時代在「油管」上解釋「黃俄孝子」的視頻內容特別配發了栗戰書在俄國杜馬錶態支持侵烏的有聲視頻，配文介紹說「黃俄孝子」是網路上一種對「精蘇」、「精俄」網民的蔑稱，這類人的共同特徵是喜歡毫無原則地吹捧俄羅斯、崇拜前蘇聯，不能容忍任何反俄反蘇觀點，無視俄羅斯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的威脅，並試圖為俄羅斯的歷史罪行開脫。他們被認為是身在他國卻比本國人更愛俄羅斯的「精神俄羅斯人」。 「黃俄孝子」中的「孝子」即「孝順父母的兒子」，這也衍生出了「俄爹」一詞，在中華傳統孝道文化中，存在著「長幼有序」的尊卑等級觀念，因此以俄為父，其實是自我的一種地位矮化，意味著對上的服從。 不過呢，事實上的中國「俄孝」中，「有腦」者也是大有人在。比如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才介紹過的中共新防長董軍。此人說起來是前蘇聯加上如今的俄羅斯帝國為中共政權培養出來的第二位國防部長。是中共現役高級將領中參與、指揮中俄各類聯合軍演次數最多的一個，他不是「俄孝」，誰還敢自稱是「俄孝」？ 先披露一下董軍前不久與對俄羅斯「膠合板元帥」紹伊古防長通話的第一個重點細節，就是雙方互相用對方語言問候。從伊紹古嘴裡吐出的漢語「你好」二字，當然是現買現賣，而董軍則是完全可以不需要翻譯，自己使用熟練的俄語與伊紹古交流。這是因為董軍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讀大連海軍學院時即已經熟練掌握了俄語。在海軍訓練部任職期間，對俄交往的最重要一例就是參與向俄國購買現代級導彈驅逐艦的談判過程並多次赴俄參與試航、驗收。日後擔任海軍副參謀長期間，還被習近平特別委派到俄羅斯最高軍事學府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受訓。 據中國軍網2013年11月的一篇報道文章介紹：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就是蘇聯時期的伏羅希洛夫總參軍事學院（又稱伏羅希洛夫高等軍事學院），成立於1936年，院址在俄首都莫斯科，是培養俄軍高級領導幹部的最高學府……。俄總參謀部軍事學院之所以蜚聲海內外，主要是由於該學院培養出了眾多的軍事統帥人物。這其中有兩位前蘇聯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和格列奇科元帥；四位蘇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扎哈羅夫元帥、安東諾夫大將、庫利科夫大將和什捷緬科大將；十多位國防部副部長。還為波蘭、保加利亞、朝鮮、越南、蒙古和古巴等國家培養了數百名將軍，其中最著名的有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防部長霍夫曼大將、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朱羅夫大將、波蘭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大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和匈牙利人民軍總參謀長奧拉赫中將等。 中國軍網刊出這篇文章的第二年，董軍便進入了這所學院。日後成為這所學院為中國培養出的第一位海軍司令員和第一位國防部長。 有道是，董軍中共國防部長的前任，中共最短命的國防部長李尚福去年八月中旬造訪莫斯科過程中，在覲見普京大帝的次日即由伊紹古陪同參觀了這所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伊紹古當面向李尚福允諾說：俄羅斯國防部同意增加在該學院專門學系進修的中國學員人數，本年（2023年）秋天將有逾20名中國軍官在總參軍事學院高級進修班學習。 據中共官媒報道，當時的李尚福在了解了俄羅斯的這所軍事學院的架構、訓練設施、教育過程及外國軍事學員培訓特點，並參觀學院博物館後，誠摯感謝該學院從1996年起培訓中國學員，該學院畢業生目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擔任高級職務。伊紹古則回應說：在這所俄羅斯最高軍事學院留學的中國軍人數量，將是外國軍人中人數最多。 從這一信息足以見出當今中共高級軍事人才的培養對俄羅斯依然依重，就如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對前蘇聯的依重一樣。 說到此，就不能不特彆強調一下，要論整個蘇俄為中國培養的軍事人才，中共政權的歷任國防部長中，董軍已是第二位被蘇俄培養出來的。上一位是曹剛川，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畢業於前蘇聯的炮兵軍事工程學院指揮系。 李尚福在參觀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時向伊紹古所介紹的該學院的畢業生目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擔任高級職務者之中，最值得一提的當然就是當時已經擔任了中共解放軍海軍司令員的董軍。當然，當時的李尚福和伊紹古誰都不會料想到，幾個月後的董軍居然會成為李尚福中國國防部長的接替者。而可以想像的是，無論是伊紹古還是普京，會是多麼得以此為傲！ 前面說了，董軍去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受訓時已經官至解放軍海軍副參謀長。所以當時進入的肯定是該學院的高級進修班。據《人民海軍報》2014年12月26日頭版的一則消息，海軍東海艦隊副司令員董軍已經調任海軍副參謀長。 另據中國內地的澎湃新聞2017年3月27日引述中共國防部官網消息：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訪問馬來西亞和沙特的隨訪人員包括南部戰區副司令員董軍。 可見董軍擔任海軍副參謀長的大概時間應該是2014年年底至2017年春。有中國內地軍事網站的軍評文章透露說：董軍在擔任海軍副參謀長的這段時間裡，兩次帶隊參加中俄2015年和2016年的聯合演習。「算是紹伊古的老熟人了」。 中國內地網站上的另外一篇軍評文章的標題就是《見到中國防長，紹伊古大將對著老熟人，開口先說了一句中文 》。 話說2012年11月6日，俄羅斯當時的國防部長因腐敗醜聞被普京解職，曾任俄羅斯緊急情況部長的時任莫斯科州州長紹伊古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直到如今。如此說來，這個伊紹古擔任俄羅斯防長的時間和習近平擔任中共黨軍一把手的時間一樣長。那麼董軍在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學習受訓期間接受過伊紹古部長的親切接見是很可能的。如此說來，如今的習近平在對李尚福「揮淚斬馬謖」之後「比選」出董軍出任中共對外軍事交往最高負責人，藉此向俄羅斯的普京和伊紹古示好的用意再明顯不過了。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中國內地網站上有一篇軍事評論文章的標題就是《新國防部長董軍，第一個電話打給了俄羅斯，紹伊古：無條件執行 》。該文中描述道：令人沒想到的是，在（視頻上）見到董軍防長的時候，紹伊古竟然專門使用中文打招呼，說了句「你好」。這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外界卻看出了很多內容。 文章分析道：大家都知道，美俄現在都非常重視與中國的軍事溝通，尤其是美國，希望儘快促成中美防長對話，這也是中美重啟軍事交流的重要環節。在此背景下，董軍防長的首次通話的對象成了外界關注的焦點。這代表的不是他個人的外交策略，而是代表著中國未來軍事外交的方向。董軍防長就職後，首次選擇與俄羅斯防長紹伊古進行視頻會談，而非與其他國家的防長溝通。這一行為在國際社會中產生了重大的象徵意義，展示了中俄之間的緊密關係，暗示了中國可能在軍事外交上更傾向於與俄羅斯深化合作。 文章中還介紹說：在這次對話中，雙方的主旨圍繞著如何進一步加強中俄兩國的軍事合作達成共識。董軍防長特彆強調了實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的重要性，同時指出中俄兩軍需要不斷提高戰略互信，並繼續拓展務實合作的領域。這不僅展現了中俄兩國在軍事領域合作的堅定意志，也體現了雙方希望通過加深合作，共同應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俄兩國在軍事領域的深化合作有助於提升兩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尤其是在當前全球局勢複雜多變、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中俄加強軍事領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本月初網易刊登的《中國新防長上任，董軍9字定調中俄關係，俄羅斯想要的被中方滿足》一文分析說：在北約大軍壓境俄羅斯之際，董軍和紹伊古打了通視頻，用9字定調了中俄關係，稱「中俄保持高水平發展」。這就是給這次會晤定下基調。董軍防長接著表示，中俄兩軍要堅定應對全球挑戰，不斷提升戰略互信，持續拓展務實合作，推動兩軍關係邁向更高水平。董軍防長的這番表態，毫無疑問是俄羅斯現在最想要的，中方此舉堪稱是雪中送炭。為什麼？因為現在正是俄羅斯與北約的敏感時刻。據官媒此前發布的消息，北約集結了全部成員國，外加一個準成員國瑞典，一共32個國家的約9萬名軍人、航母，80多架戰鬥機、直升機和無人機，以及至少1100輛戰車將大軍壓境俄羅斯——在俄羅斯邊境展開演習。甚至北約自己都表示，展開演習的目的是為了「模擬與勢均力敵的對手爆發衝突的場景」。這就是直指俄羅斯啊……。現在北約已經不再隱瞞：他們正在演練對俄羅斯發動攻擊的行動。所以在這種危急情況下，我防長董軍和紹伊古進行通話，並表示中俄兩軍會加強關係，並且還會堅定地應對「全球挑戰」。「全球挑戰」是什麼？這勢必會給北約敲響警鐘。 這兩篇文章的作者當然都是地地道道的「俄孝」，但其所言絕對符合習近平與普京兩人之間，以及董軍與伊紹古兩人之間的所思所想。 請聽董軍對伊紹古的阿諛內容：「我最近擔任了中國國防部長。您是最早向我發來賀電的人之一，這反映了發展兩國和兩軍關係的良好願望。在此，我謹向您表示深深的謝意」；「您為促進和發展中俄兩軍聯合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俄羅斯武裝力量中享有崇高權威。我欽佩您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的勇氣」。 面對董軍的這番阿諛，紹伊古先重複了他此前在董軍被宣布為中國防長的次日即發給董軍本人的賀電內容中的很重要的一句：「我相信，您與俄羅斯武裝力量的互動經驗將有助於進一步擴大我們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伊紹古接下來又說：，「在軍事領域，兩國關係正在各個方向穩步發展……。雙方定期聯合舉行海陸空聯合作戰訓練活動，成功演練不同複雜程度的作戰訓練任務」。 「相信當前的談判將有助於進一步加強俄中防務領域的戰略夥伴關係。我期待著與您進行最密切、最富有成果的合作」。 下面就要著重談談董軍在擔任國防部長之前「與俄羅斯武裝力量的互動經驗「 了。 去年12月29日，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新任國防部長為何選中了海軍出身的董軍？》一文，文中介紹說：2001年8月25日，中俄兩國海軍舉行首次兩棲聯合軍演，這也還是中國軍隊首次登陸外國領土參加演習。過程中約有200名中國海軍陸戰隊員從停靠在距俄羅斯太平洋海岸半英里處的071型兩棲戰艦登陸……。當時的相關報道中援引時任中國海軍副參謀長董軍的話說：如此大規模聯合登陸需要精心統籌和指揮。 顯然當時的董軍是這次聯合軍演的中方負責人之一「。 需要向讀者和聽眾們致歉的是，這裡的2001年是當時沒有校對出來的筆誤，應該是2015年。也就是董軍擔任海軍副參謀長的第二年。該次軍演的詳細信息出自2015年08月28日的中國內地參考消息網文《美媒關註解放軍在俄登陸演習：2萬噸戰艦戰時危險》。 更多的關於董軍多次參與中俄軍備採購談判、中俄軍事交流以及指揮中俄聯合軍演的詳細介紹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十大之後，絕對集權的習近平，已經又掌權一年半，政績如何？經濟大滑坡，股市大跌，企業停工停產倒閉，到處降薪停薪討薪，債台高築，民怨深重。日本記者揭露，去年中國的GDP並非習當局宣稱的增長5.2%，而是負增長3.2%。全球股市上漲，唯獨中港股市狂跌。中共方面前後已經有三個人下場救市：胡錫進（帶頭炒股帶頭虧損）、王滬寧（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習近平（換掉證監會主席），但形勢依然大不妙。 湖北一場暴雪，高速公路堵車幾百公里，一堵五六天，無數人挨餓挨凍、幾乎不能回家過年，政府不僅不作為，而且完全無能，官員最後出場，竟流於作秀擺拍。習政權治理能力之低下，由此可見一斑。 身為史上最無實權、最弱勢的總理李強，到處喊話外資外商。但千呼萬喚，人家就是不來。不進反退，外資外商加速出走。何以如此？答案：作為政府，中共當局誠信盡失，國際信譽已經完全破產。 跡象顯示，二十大前後的習近平，有三個自以為是的誤判： 其一，自以為，把以李克強為代表的團派人物排擠出局，變成習家軍一派獨大、習近平一人獨裁，中國的事情就變得很簡單，只要聽習近平一人，什麼事都能搞定。再無須任何商量、討論、爭論、爭議來「浪費時間」。 其二，自以為，只要能取得黨內權力鬥爭的勝利，就能取得其他方面的勝利。舉凡黨政、經濟、軍事、科技、社會穩定等，都不在話下。 其三，自以為，只要有了「兩個確立」，外國人就只認習近平，凡事只跟習近平打交道，凡事都由習近平說了算，所有的外交關係就盤活了、就理順了。 筆者之所以認定習近平誤判，因為，外界的解讀與他要釋放的信息恰恰相反。其一，你一派獨大、一人獨大，外界認定你就進入了僵化，陷入死局。其二，你權力鬥爭一再取勝，證明你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無邊的內心黑暗，你可以這樣對待黨內政敵（實為黨內同志），你更可以這樣對待人民、對待外國。而且，為了維護你拚死奪取的權力，你不惜犧牲經濟、科技、社會、民生、教育等所有領域。其三，如果只有一個人拍板、定於一尊，那就必然呈現最大的不確定性、最大風險，且隨時可能人亡政息，所有外資、外商、外國都不得不敬而遠之，以策最大程度地降低風險、規避危險。 通觀習近平個性與人格，存在很多明顯的缺陷，其中之一，是認知障礙，而且是嚴重的認知障礙，意即，他對當今時代、現實社會、真實民情和不斷演進的人類社會、世界潮流完全無感，坐井觀天，我行我素，與時代脫節，與世界脫軌，與民間離心。 只看三件事，可見習近平的認知障礙有多嚴重。一者，砸毀香港，砸毀「一國兩制」，外資外商從中國撤離的同時，也從香港撤離；中國股市大跌，也拖累香港股市大跌。二者，在二十大閉幕會上，下令強行和公開架離前總書記胡錦濤。三者，把團派排擠出局還不夠，還涉嫌把前總理李克強「做掉」。做了這三件事，習近平或以為，做了就做了，無所謂，假以時日，就湮滅了痕迹。他完全意料不到、甚至意識不到其後果有多嚴重！僅這三件事，就足以讓習近平喪失作為政治人物的起碼形象、足以讓習政權喪失作為一個大國政府的起碼信譽。 坊間傳出習近平患病，且不論虛實。但誰會相信：習近平身體那麼好？沒病；而李克強身體那麼不好，有心臟病。目測都沒人相信。 囿於嚴重的認知障礙，習近平無法認識到，他本人，才是中國各項事業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與各國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故而，一旦傳出習近平患病，癌症，胰腺癌，消息真偽難辨，但黨內外、體制內外、國內外竟是一片歡欣鼓舞、喜大普奔，就連一再下跌的中國股市都戲劇性地接連上漲兩天。 中國網民齊聲問：股市搞不好，換下證監會主席；國家搞不好，該換誰？網民的拷問值得深思。凡事既要、又要的習近平，既沒有毛澤東的威望，又沒有鄧小平的能力，卻偏要比肩毛鄧，偏要過一把官癮、權力癮，官迷心竅，權迷心竅，強求長期執政、終身執政。嚴重的認知障礙，是習近平的死穴。按照中國北方人的口頭禪：「這是一種病，要治！」
最近很多地方都發生了戰爭，當地的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雖然歐洲和中東一帶打得熱火朝天，但是最讓人擔心的卻是東亞的潛在戰爭。如果習近平決心武統台灣，將會引起一場大戰。很多國家會被卷進來，類似於世界大戰的規模。 俄烏戰爭已經使得歐洲經濟衰退，巴勒斯坦戰爭把伊朗和葉門卷進來，使得全球貨物運輸造成困難。如果台海戰爭開始，那會是一個什麼局面呢？被卷進來和受到威脅的都是經濟大國，局面很可能會失控。甚至核大戰都有可能，這比前兩次的世界大戰破壞力更強。 由於台灣大選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會不會導致戰爭，誰能保證不會發生戰爭,於是壓倒性的輿論都說習近平不敢發動戰爭，不用擔心云云。這是現代民主制的弱點之一：就是一切為了選舉，一切圍繞選舉，而不及其餘。有時候也會遮蔽了人們的觀察，導致誤判而陷入危險。 樂觀論最近甚囂塵上的說法包括，共軍的導彈里灌的是水，導彈發射井蓋打不開，等等。明顯是為選舉而製造的低級謠言，騙小孩子的玩意兒。但是人性的弱點包括只相信願意相信的東西，聽不進逆耳的忠言。美國決策層顯然不相信這些低級謠言，還是把第三艘航空母艦派到了西太平洋的前線，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充斥著媒體的樂觀派宣傳，很可能是孫子兵法上說的「能而視之以不能」的欺騙性戰術。由中共收買掌控的中英文媒體加以渲染，可以導致很多決策人士上當受騙，達到突然襲擊的效果。如果這個策略成功了，會有什麼結果呢？ 相信所謂智庫兵推的人們認為中共必敗，因此中共不敢發動戰爭。但是沒考慮到內憂外患經濟衰退的形勢下，冒險發動一場戰爭以凝聚內部團結，轉移人們注意力，也是一種選擇。是滅亡好，還是冒險好？不能排除習近平選擇冒險。 充斥著媒體的宣傳包括疑美派言論，告訴人們不要抵抗了，美國不會救台灣。以此企圖瓦解國際抵抗的動力。這對美國來說的確是個難題。但是台海戰爭會切斷日本、韓國的生命線，他們將不得不參戰，美國無法置身事外。所以台海戰爭的前奏，很可能就是朝鮮半島先出事。看看金三胖最近動作頻頻，以及和中共恢復友好打得火熱，他們預謀聯合行動就不是什麼意外了。 美國和東亞各國對中朝兩國的大戰，不僅是這幾國人民的災難，必將對全球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由於伊朗、俄羅斯等中共友好國家可能加入世界大戰，影響的就不僅僅是經濟了。很可能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這不是危言聳聽。 有人說中共必敗，很有可能。但是即使中共失敗了，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並且願意佔領中國。在各國包括中國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之後，還會有一個美國來一個馬歇爾計劃嗎？沒有這個可能了。習近平集團藉助戰爭加大了對中國的掌控之後，共產黨繼續執政幾十年的夢想就成功了。中國一片破敗，走向民主和現代化的機會將再一次喪失。 因此，各國有決策權的政治家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未雨綢繆防範和制止習近平的冒險行為。增加一艘航空母艦還遠遠不夠，在經濟、政治、科技和外交上給習近平增加壓力，阻止他為發動戰爭做的準備，才能有效地撲滅這場世界大戰的風險。 中國各界人民，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也應竭盡所能打擊習近平集團，避免他的軍事冒險危害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經濟明顯呈現衰退的徵兆，由此就帶來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很明顯，經濟下滑，失業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費開始降級，對一個專制政權來講，其脆弱度明顯上升了。但是，接下來會怎麼樣？中國經濟持續惡化的話，中共的政權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不只是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會關心這個問題，其他人也同樣想知道，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快四十年了，為什麼反而出現了經濟衰退？今後中國又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 一、改革開放強化了專制統治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多半是一種正向的分析思路。從這種思路出發，雖然也看到中國經濟存在著各種麻煩，但大體上還是會認為，中國經濟會日漸向好，甚至將與美國平起平坐，居於世界經濟的重心位置。 這種分析框架把中國基本制度的本質模糊化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改變中國的基本制度嗎？對這個問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暗含的假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它的制度將逐漸與西方國家趨同。但還有另一種理解，那就是，無論中國怎樣改革開放，它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這兩種理解的分歧，源自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制度轉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筆者在十年前發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完成於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國企私有化過程，這樣的經濟制度轉型所產生的並非典型的自由經濟，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的真正特徵，其實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它雖然允許民營經濟發展，但經濟制度轉型的最大結果是，把大批共產黨幹部轉變成了企業主、金融資本家和房地產資本家。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其實是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增強和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因此，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 專制國家這個概念，是對一種極權獨裁製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現過四個大的專制政府，兩個是「共產黨專制政權」，兩個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那兩個所謂的「非共產黨專制政權」，就是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的軍人政權，這兩個專制政權都在二戰末期被美國打敗了，從此消失；而另外的兩個「共產黨專制政權」，一個是蘇聯，自己垮了，還有一個就是中共政權。 專制政權與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的軍政府政權不同，那些軍政府政權可能採用威權模式。但專制政權和威權政府完全不一樣，因為專制政權有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秘密警察監控，甚至會掌握民眾的生存方式，所以民眾完全沒有選擇和逃避的空間。無論是「共產黨專制政權」，還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都會推行領袖崇拜和政治忠誠教育，民眾的思維和行為會被當局管控得整齊劃一，而這樣的政權也因此很容易進入軍國主義狀態。 所以，凡是大的專制政權，都有過發動侵略的紀錄。納粹德國發動了歐洲的二戰；大日本帝國發動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蘇聯與納粹共同吞併了波蘭；中共則派四野的幾個師組成北朝鮮侵略韓國的主力部隊，後來又武裝北越軍隊消滅了南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禍首都是中共。 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 1月1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條報道，《中國經濟步履蹣跚地走進2024年》。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現實，中國經濟似乎已經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慮一個角度，那就是，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跟自由經濟的民主國家完全不一樣，不能用民主國家經濟景氣的正常周期，來判斷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因為，專制國家的經濟繁榮，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來的；而專制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其實是它制度失敗的產物。 民主國家都是自由經濟，政府不會全面操盤整體經濟，如果出現經濟衰退，可以經過市場的調整來擺脫衰退，所以經濟會呈現出周期性波動。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現的經濟蕭條曾持續多年，構成了很長的經濟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並沒失敗，現在日本經濟已重新開始恢復活力了。 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就完全不一樣了。專制國家的經濟本來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力推動的，比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房地產泡沫，舉國上下，一起推動；一旦泡沫破滅，它就不是單純的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敗。那後面的故事，民主國家的民眾就不容易想像了。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和專家沒見過專制政府失敗的嚴重性。 為什麼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是「經濟癌症」的晚期？因為專制政府諱病忌醫。專制國家沒有民主選舉，所以，專制政府如果承認經濟制度失敗，就等於是政權的自殺。專制政府對付經濟失敗的辦法很簡單，一方面強化政府的經濟管控，一方面加強資訊封鎖，不讓國人和外國了解真相。 這就是現在中國呈現的狀況。中共不斷直接插手各種經濟活動，從禁止企業拋售股票，到指令銀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債務，再到強化對金融業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國的經濟學者發表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嚴厲打擊外國在中國的市場調查機構。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一個目標，不許暴露中共制度失敗的嚴重經濟後果。 既然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政府用盡辦法也拉不起來，那這樣的經濟衰退趨勢，本身就證明了，中共的專制制度開始失靈。所以，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象是「經濟癌症」的癥狀全面發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沒法再用「手術切除」或「化療、放療」，只能硬撐病體到最後一天了。 中國的「經濟癌症」，其實早在2015年就有徵兆，但專制政權永遠拒絕承認自己的制度失敗；反而認為，專制政黨自己是那個國家唯一最好的「醫生」。事實是，唯一的「醫生」自己患了「經濟癌症」，他沒辦法給自己「開刀」。於是，專制國家的國民和這個國家的經濟，就只能「等待最後的時日」了。 三、中國經濟的衰落特徵 中國的經濟確實進入了經濟衰退。那現在應該繼續討論中國經濟何時再度繁榮，還是討論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和走向？由於從來沒人在中國經濟繁榮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所以，現在全世界現在連一套能用來指導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方法和指標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創新。要看清當今中國經濟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問題：一，什麼是衰退？二，衰退有什麼特點？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麼是衰退？現在可以說，去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全面困境，就代表著經濟的全方位衰退。那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會有什麼特點？ 1月16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強調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這篇報道是新華網發布的。習近平講話的要義是，銀行系統要支撐經濟全局，同時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這句話透露，中國已經存在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了。習近平還強調，今後中共要靠加強金融監管，來維護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機構不能唯利是圖，不能胡作非為。新華社的這篇報道沒提到習近平講話的全部內容；中國的各種媒體和網站報道這篇講話時，圖片里多了一句新華社沒報道的話，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刺」、有稜有角。 金融監管「長牙帶刺」，是針對銀行內部的貪官嗎？看來不是，習近平的反貪行動可以很輕易地抓到金融系統的貪官；「長牙帶刺」的金融監管，可能會針對銀行的客戶，即企業和存款的居民，他們要「肉痛」了。這種事情只會發生在專制國家，而專制國家一旦準備走到這一步，就說明，這個專制國家的金融危機可能已迫在眉睫。這也說明，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比民主國家殘酷得多；而正是這種殘酷，反而可能拉長專制政權在經濟衰退中的壽命，因為它可以動用民眾的資產來挽救政權。 中國的經濟衰退，一開始是支柱產業房地產業的破產，恆大現在已經進入破產清盤，這只是同類企業破產的開頭；接下來就可以看到，已經發生了大量中小企業減薪裁員，失業率上升；然後便出現了中小企業倒閉潮。 再下一步，經濟衰退就進入比較核心的領域，即財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國各級財政的債務已經達到GDP的三倍以上，沒辦法還清了，只能發新債、還舊債，拖一天算一天。財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營事業開始縮減服務（公交車停運、城市環境衛生工人沒工資、學校老師減薪）；接著就是縮減公務員開支，壓縮社會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費，一方面減少社保支出），這些已經發生了。中國經濟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習近平最新講話中點出來的金融危機。 四、中共在經濟衰退面前的結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經濟衰退嗎？其實，中共當局是心虛的。最近中共已委託幾所大學組織秘密的社會心理調查，為的是掌握民眾心態的變化，好籌劃應對手段。 中國的經濟衰退可能拉多久？現在能夠判斷的是，全面經濟衰退的發作，比預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權應該不會短期內崩潰，可能會拖上十幾年。因為專制大國的國家幅員大，人口多，經濟衰退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擠壓，比小國會更長；而且，專制政權可以用各種極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機爆發，結果就拉長了經濟衰退的過程。 民主國家的人們都是從自己在自由社會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想像，來理解專制國家的衰敗，那通常是不靈的。這方面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蘇聯的垮台，全世界的蘇聯問題專家都看走眼了，他們只論證了蘇聯政權會穩固下去，卻推導不出蘇聯解體的原因和過程。 如今面對中國的經濟衰落過程，我們要吸取什麼教訓？至少應該想到，觀察中國的動態，從現在起有三個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標靠不住，必須觀察技術經濟指標；二，西方的智庫靠不住；三、街頭個別訪談，隨便問幾個人，被訪談的人說出來的話靠不住，不光是因為，那不是抽樣，不具有統計學上的代表性，還因為中國人從來都不敢對陌生人完全講真心話。 中國經濟衰退的綜合性癥狀，最核心的就是財政危機狀況和金融危機狀況，對這兩部分中共隱藏得最深的真實情形，要如何來掌握，我們面臨挑戰。首先，看懂金融報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後，學會洞察隱藏在金融數據背後的真實動態，更需要經驗和功力。 專制的紅色大國，無論是繁榮還是衰退，都會對美國發起軍事挑戰；一旦冷戰已經形成，紅色大國在國際空間當中也就走到頭了，因為冷戰有鐵律，即不能點燃戰火。這個世界很奇妙，幾年前世界各國還有很多人看好中國的崛起和繁榮；突然之間我們就發現，原來這個專制的紅色大國正在墜入深淵。也許，這就是命運之神對自由民主國家最大的眷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開年以來中國股市持續下跌，加上2023年中國經濟下行、白領失業者劇增，不少人面臨房貸斷供，都希望在股市上有所斬獲，因此對股災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自媒體更是將這次股災稱之為「史詩級的崩塌」。中國政府終於坐不住了，2月6日，市場傳出中共掌門人習近平將聽取證監會彙報，國家隊即將上場救市的利好消息，這一天股市低開高走。 其實，在30多年的中國股市史上，2024股災真不算最嚴重的，畢竟在「不到三年時間，中國大陸和香港股市市值共蒸發約7萬億美元」這點市值，與2015年5-7月三個月間中國股市市值蒸發4萬億美元（占同期全球股市蒸發總值9萬億美元的45%左右）的蒸發速度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 比較相隔約十年的這兩場股災，會發現不少趣點。 一、兩場股災的起因不同 2015年股災成因，說起來有點讓人失笑，完全是今上一句不經意的「御口金言」惹的禍。那時中國經濟還處在胡溫「黃金十年」的餘緒，十年間埋下的各種問題雖然浮現，但經濟形勢總體還不錯，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金融及金融衍生品）都無敗象，中國人對未來的經濟發展還抱持較強信心。千不該萬不該，那一年5月26日，今上到杭州海康威視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視察時，回應一位女記者的話時說了一句：「炒股好呀，很快就到一萬點了」。此話一傳，民間認為「御口金言」股市過萬點將成鐵定事實，率相跟風。可惜天公不作美，到了5000大關時，屢沖屢挫，最後由「瘋牛」成了「瘋熊」，中國股市市值蒸發4萬億美元，佔過去三個月全球股市蒸發總值9萬億美元的45%左右，據說導致60萬中產陷入破產境地。股市這番滿地狼藉，讓習總書記在全國人民面前大栽面子。 2024年股災，卻非人為因素所致。2024股災發生之時，正面臨中國2023年GDP增速放緩、中國GDP總量與美國GDP總量差距增大（2023年中國GDP總量約為美國總量的65%，低於2021年的70%）、中國人視為「投資蓄水池」的房地產價值大幅縮水、失業問題嚴重、中國人對經濟的信心降至1990年代以來最低之時，當”證監會發布”、”上交所發布”、”證券時報”、”中國證券網”等微博賬號下用戶被禁止留言或留言不予顯示之後，美國駐華大使館微博2月2日發表了一篇有關保護長頸鹿的科技文章留言區「成了A股股民的哭牆”，那張從低到高排列的長頸鹿圖片被中國股民理解成美國股市節節上升的隱喻，各種抱怨如潮水般淹沒評論區——是謂「長頸鹿事件」。 二、政府登場救市 動作大小快慢不同 觀察中國經濟有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中國因為不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而屢遭西方不同對待（中國稱之為「歧視」），直到如今WTO之內，美國及歐盟不少國家還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另一方面，每逢股市、房市、債市有難，無論中國的P民還是外國投資者，都如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中國政府出手救市。仔細比較2015與2024，會發現相隔十年，政府出動國家隊出場救市方式有別。 2015年那次，是中共掌門人習近平御駕親征，欽點的「救市三軍」陣容壯觀。我當時曾就救市之舉在幾個月內寫過數篇文章，《7月A股救市：權力與市場的對決》、《2015年金融反腐（1）：救市三軍盡入獄》等。據當時報道，救市三軍的「政府方陣」就有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2018年後改成「一委一行兩會「的金融監管機構）、四大國有銀行、中信集團、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當時被稱為「A股救市的三軍主帥」，所有大型國企幾乎都銜命入場救市，救市資金比2024年這一輪雄厚許多。最重要的是：當時誰坐鎮指揮、哪些大型基金與國企進場救市，都公開報道，為的是提振市場信心。 2024年這次情況稍有不同，股市低迷已久，持續了三年（有人說是五年，將中間一段短線上揚忽略不計），但中央政府基本不出手救市，對所有救市呼聲置之不理。直到2月2日 「長頸鹿事件」發生，中國股民將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當作「A股哭牆」之後，2月6日才傳出習近平將聽取監管機構關於金融市場的簡報，此消息一出，外界都認為政府將出手救市，股市出現輕微上揚跡象。但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在官方聲明和媒體報道中對「國家隊」的出場遠比2015年低調。2月6日，有「國家隊核心成員」之稱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發布增持公告，稱充分認可當前A股市場配置價值，已於近日擴大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增持範圍，堅決維護資本市場平穩運行。證監會發言人表示，證監會將繼續協調引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證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險機構、年金基金等各類機構投資者更大力度入市，鼓勵和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回購增持力度，為A股市場引入更多增量資金，全力維護市場穩定運行——到底哪些國家隊入場救市、救市資金總額多少，都只能猜想，未見官方具體報道。 三、2015股災事後被解釋為「金融政變」，2024股災尚未政治定性 2015年那場股災，除了蒸發龐大的市值之外，還倒下了數百名金融證券界精英。當股市沒達到最高領導預期的1萬點時，前所未有的「惡意做空中國」罪名橫空出世。9月16日， 「A股救市的三軍主帥」、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與他同時倒下的還有另一位證監會副主席姚剛等多名證監會官員，此事成為中國政府從砸錢救市走向「整肅內鬼」的關鍵轉折點。10月份，中央巡視組對31家單位中共黨組織進行專項巡視之後，監獄大門就對一行三會、四大國有銀行、中信集團、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的一眾高中階官員開啟。 2015年發生的股災，當時外界盛傳這是中共江系人馬發動的一場金融政變。因為當時，外資並無大規模進出中國的渠道，問題出在內部。北京大學教授王建國當時連續發文稱，股災是內部的貪腐利益集團趁總理李克強外訪期間，試圖發動一場驚天的金融政變以此搞垮國家經濟。既然是金融政變，自然要狠狠打擊，這一輪證券金融界反腐涉案人員之多，是中國股市重建25年以來未見。時任中紀委書記王歧山重點是打擊三種人： 第一類是「把公共權力當作私有資本」的監管者。曾掌控A股市場IPO發審大權13年之久，一度被業內戲稱「發審皇帝」的證監會副主席姚剛就是典型。第二類是「把公共資本變成權貴資本的投資者」，這方面的壞典型是私募基金澤熙投資CEO徐翔，徐家那40億個人資產盡皆追繳抄沒入庫。第三類是「將中國資本變成外國資本的惡意做空中國的券商」。號稱中國「證券一哥」、並以成為「中國版高盛」自勵的中信證券首當其衝。從8月至11月，被欽點為「救市御席首座」的中信證券，其執委會近一半人進入天牢，罪名不一，「涉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都是輕的，「聯合境外機構惡意做空」，利用「救市計劃」非法牟利，才是致命之罪。除了中紀委抓捕的這些業界精英之外，中國公安部因「散布謠言」查處197人，各色股評家有不少被抓，但最著名的是《財經》記者王曉璐。王曾撰寫並發表了證券監管部門研究撤退救市的維穩資金方案的報道，此文發表當天，眾股指齊齊跳水。王被逮捕，後來被迫在中央電視台上認罪，說自己寫的關於股市的一篇文章「一味追求轟動效應、不負責任」。 與2015年股災不同，在2024年股災發生後，至今未見習近平「御駕親征」，參與「救市」的國家隊陣容也不象2015年那樣龐大並座次分明，外資在A股的活躍度也相對低。有2015年前車之鑒在，中國券商也不敢以身試法趁機火中取栗。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被免去職務，其情況與2016年前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被免職的情況類似。此時此刻，中國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股市下滑，如果收效顯著，大概不會重演2015年「救市三軍盡入獄」的故事。只是對北京當局來說，頭大的事在後頭，因為股市是一國經濟的晴雨表，拯救股市最終還得依賴中國經濟回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