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祖德死訊衝上熱搜 弟弟發文暗藏玄機引猜測
2026 年 9 月 14 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候任外长”刘建超和“捞过界”的中联部》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过了如果习近平当局已经在内部决定王毅将不再以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身份兼任外长的话，那么新任外长势必也应该依照过去已经形成的惯例，被任命为国务院的（专职）国务委员，以对内、对外彰显中共中央政府的外交部的副国级地位。那么，这个人选的政治身份怎么说也得是在任中央委员。不太好想象习近平一时心血来潮就会安排一个非中央委员进入国务院国务委员序列。 去年十二月底，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新任国防部长为何选中了海军出身的董军？》一文，同样也分析了为什么说习近平在李尚福被查之后寻找新防长的“比选”过程中，考虑人选的基本条件肯定是在任上将、二十届中央委员。 这里不妨“军普”一下。无论是早年的所谓解放军三总部还是四总部（总参、总政、总后再加总装备部），前二者 ，即总参和总政都是比后者或后两者高半格的。 在2016年的习氏军改后，解放军原四总部被拆分成了14个职能部门，再加上原有的军委办公厅，军改后军委共有15个职能部门。这15个职能部门只有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军委纪委均是正战区级。这三个部门的主官都是上将，（准副国级）中央军委委员，其中军纪委书记同时还是中央纪委副书记。 之所以说是“准副国级”， 是要区别于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军委副主席，党内副国级，以及也是军委委员的国防部长因为是国务院的国务委员，行政副国级。 2022年10月23日对外公布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公报内容之一是“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而被“通过”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里，除了主席和副主席，委员的排序是：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升民。 至此，外界就都已经明白当时的李尚福将会被免去当时还担任的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职务，等待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被宣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因为此前五年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中，和此前十年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中，都是前后被“决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中，当时的国防部候任部长常万全、魏凤和，也都是被排名第一。 不过呢，自李尚福才正式当上了几个月时间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就“失踪”之后，外界媒体就一再特别强调李尚福在中央军委委员里是“排第一”，由此而得出他在军委中的地位是高于其他军委委员的结论。再由此便推断出现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将会接替李尚福国防部长职位的推测。 殊不知无论是李尚福还是魏凤和还是再往前的常万全，他们都是因为其国务院国务委员的行政副国级才被排在军委委员之“首”的，而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仍需要设置的国务院国防部长，并给予其副国级待遇的原因仅仅是对外军事交往需要以“国家“或者说中央政府之名的象征性需要，中央军委委员里表面上的排名次序完全不代表国防部长在军委中的实际地位要高于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及政治工作部部长。 笔者也曾经在本专栏为文，分析过刘振立如果被安排接替国防部长，断无以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兼任”国防部长的可能，国防部长只会是由一个专职的国务委员兼任。 但是，当时笔者的文章却没有从刘振立的政治前途角度去分析为什么说刘振立没有被习近平安排转任国防部长的可行性。 我们假设李尚福至今没有出事，他和刘振立在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上谁会留任中央军委并晋升为军委副主席？答案当然是刘振立。先不说担任五年时间国防部长之后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先例从来没有过，就是从年龄角度分析，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无疑就是被习近平想好了只干一届防长职务就退役的，就如同他之前的魏凤和及再之前的常万全……一样。 而二十大之前对刘振立的安排考量就完全不同了。出生于1964年8月的刘振立比习近平年轻11岁，比二十大连任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年轻13岁，比二十大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年轻7岁，所以仅从所谓“年龄梯队”的角度分析，习近平二十大召开之前选中了刘振立接替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他将是习近平在二十一大上连任第四届的同时的下届军委副主席之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李尚福“出事”后，气急败坏的习近平在考虑国防部长职务接替人选时，应该是没有打过刘振立的主意。 现在，国防部长已经由董军上位。而1961年出生的董军比去年三月退役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年轻7岁，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召开时才年满66岁，即使不被“破例”，继续按照副国级“七上八下”的标准，也不应该面临和魏凤和一样，担任5年时间国防部长职务便退役的命运。届时，连任国防部长，甚至被破例安排从国防部长升任军委副主席，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如上分析的前提是董军只是暂时先接替了国防部长一个职务，接下来将会被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与李尚福被宣布免除其党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的同时，被宣布为新任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委员。 在此前提下，他董军还会在之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宣布为国家军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也被宣布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分析过，在李尚福被全国人大宣布免去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国家军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三项职务的同时只宣布董军接替国防部长一项职务，表面上看现仅仅只是被任命为相当于地方上的正省部级的国防部长，就是因为李尚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虽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宣布免去，但他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还要等待三中全会的召开才能被正式宣布免除，所以董军也必须等到三中全会上李尚福被免除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头衔的同时，也被宣布接替这一头衔。然后才会再被人大全体会议或者人大常委会议“决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也就是说，虽然董军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已经是事实上的中央军委委员。只是因为“程序”上的障碍不能现在就对外宣布而已。显然也是因为董军目前还不能被公开宣布为中央军委委员，所以从人大角度对他的行政职务的任命也需要分两步走。等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某次会议宣布增补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同时，也宣布增补他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三中全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还有没有可能在已经宣布于三月初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前就召开。 本文发稿的3天前（2024年1月31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仍未提及外界关注的三中全会会期。此前有专家认为，中共高层遇上人事麻烦和经济困局；三中全会难产，或因中南海内部陷入混乱。 有相关分析报道引述胡平兄的分析：如果一月的政治局会议不定出三中全会会期，很可能要在中共全国两会之后召开三中全会，这将引发中共内部更大的混乱。 对于今年一月的最后一天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仍不提三中召开的时间计划，在海外X平台上引发关注中国政局的网民议论中也多有“两会前大概开不了了”、“是不是要等两会后了”的议论。不过，笔者对此另有看法。 今天早些时候 ，联合早报刚刚刊登出署名韩咏红的文章《三中全会去哪儿》。文中说“三中全会几时开？这个疑问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一直悬在观察人士心中……。观察人士心心念念三中全会何时开，这与三中全会在中国政治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在历史上发挥的重大影响力有关。（但是）2023年已经过去了，三中全会没有开；1月31日政治局开会，也仍然没有三中全会的丝毫消息。” 该文章还分析说：按照惯例，政治局一般会提前几个月就公布召开全会的月份与主题；到临近全会的一星期至一个月左右再公布具体日期，这时政治局已讨论准备提交给全会审议的文件，而政治局通常一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既然至今全无消息，这让人怀疑，今年3月前可能都不会召开三中全会。当然，不排除中共高层采取“突袭式”方法召开会议。 该文章举例说：2018年1月，中共政治局先后开了两次会，十九届二中全会也在同月举行。那年春节假期刚结束，政治局在2月24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几天后（2月26日至28日）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这一系列让人措手不及的会议背后，是高层正在部署修宪，以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些重大议程。 那么今年初，政治局是否会在本月再次开会并宣布2月召开三中全会？该文的结论是：“不排除这个可能”。 其实，如果要以去年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时间为例，就更能说明必须要在今年的某个时间召开的三中全会被安排在本月晚些时候，也就是赶在三月初的全国人大例会之前先行召开，是很有可能的。 这里使用了“必须”两个字，是因为中共党章规定了党的中央全会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而总书记每年都是要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某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作工作报告的。如此说来，三全会在去年没有召开，虽然是打破了“惯例”，但并没有违规。因为去年二月已经召开了一个二十届二中会会。但今年还不召开三中全会的话，那就违反党规了。 去年2月21日的新华社通稿说：“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再往前举例，2013年的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３日通稿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月２３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２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如上分别举出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的例子，足以说明某中全会在召开之前几天才由当时举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召开时间和会议主要内容并对外宣布，也是常态。 前述联合早报的文章中还说：“到三中全会召开时，当局则需要对前外长秦刚、前防长李尚福，以及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做出进一步处置，决定是否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资格”。 其实，对秦刚的党内处分是否能够再拖一段时间才最终决定并对外宣布对习近平当局来说还不是首当其冲，在把秦刚和李尚福都先后免去行政职务之后，令习近平当局最难堪的是李尚福的名字还在中央军委委员里，而中央军委委员的罢免也好，增补也好，都只能是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内部决定之后再由随即召开的党的某中全会追认，尚可对外公开宣布。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李尚福的党的中央军委委员一天不宣布被免除，董军就不能被宣布为中央军委委员，董军一天不被宣布为中央军委委员，就不可能被在人大会议上宣布为国家军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所以，仅仅为了尽快把李尚福下台之后的中央军委名单理顺，并在此基础上让新任国防部长在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里都有了名分，他习近平也会考虑赶在三月召开的人大例会之前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先开了。那怕是先走个过场也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齐志勇（1956年5月15日—2024年1月）：“六四”伤残者和人权捍卫者。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他遭共军士兵追杀，身中六弹，左腿高位截肢。之后，因公开揭露中共之暴行，被原供职的国营建筑公司退职，常年受国保员警骚扰、软禁。2024年1月，因患肝癌等多种重大疾病而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齐志勇，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 1989年的时候，齐志勇家住海淀区红联南村，他工作的油漆班有一项工程在前门大街“泰丰楼饭庄”。6月3日下午3点多，他们一行四人骑车上班（因那天天气炎热就想下午去干活，晚上接著干）。当他们路过西单西大街电报大楼，也就是国务院西墙外时，有辆大轿车翻了，听围观的人说：“刚才武警打摧泪弹来著。”由于人太多无法骑自行车了，只好把自行车放到墙边，步行到工地。 他们一直干活到6月3日晚上。收工后，他们就去天安门广场，因活忙，白天没来得及去看自由女神像，晚上想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几个人转悠著看大字报，齐志勇坐在地下乘凉。到11点多钟，听到广播里说：“如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齐志勇心里发怵，就喊同去的人赶快走吧。这时广场东侧飞快地开来一辆装甲车，绕著广场四周转圈，有位骑车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开枪了！打死人啦！” 他们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见装甲车向横在马路上的隔离带疾驶而来，如入无人之境。周围的人群吓得四处乱跑，齐志勇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线胡同里，想过马路去取自行车。 这时，长安街西边走来一大队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东行进，而那辆装甲车开到六部口就停下了。从车上下来三个汗流满面的军人，有四、五个学生赶快过去挽著军人对大家说：“这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咱们的解放军啊，他也是没有办法，受李鹏的戒严令来到这儿是吧，大家要谅解他们，谁有水给他们一口。”齐志勇看见一个老大妈就拿来水给士兵喝了。当时，民众都还很平静，谁也没有想到，转瞬之间，大屠杀就上演了。 齐志勇这时还想著过马路去推自行车——自行车对他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资产，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正在这时，有砖头从国务院红墙里面砸了出来，树上还有亮光。他又回到西绒线胡同里。此时，枪声大作，东侧天空上出现信号弹“叮咚叮咚”地打起来了。这时约为6月4日凌晨1点20分左右。他从胡同里面看出去，长安街上已经没有人群走动，只听到枪声！我站在那里往西看，看到装甲车上的有火光。 齐志勇著急寻找自行车，有了自行车才能尽快回家。他忽然听到有个人叫他“小齐”，一回头，原来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同事问他：“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齐志勇就说：“我们干完活过来看看。”他又问对方：“你们家不是住石碑儿胡同吗？”同事说：“对，家里天气热，没睡著觉，而且我们家门口那儿全是坦克了，还有拿著枪的军人，这可麻烦了，可能要开枪了，可能真要镇压了！”他们就这样边说著，边听著枪声，他们还说这像是橡皮子弹，士兵不会对民众开枪！ 忽然，一群拿著冲锋枪的军人，右胳膊绑著白毛巾，“啪啪啪啪”，一边开枪一边跑。胡同里有很多躲避的平民，士兵看到了，就冲著胡同口“啪啪啪啪”地开枪扫射。电光火石之间，齐志勇就中弹倒下了，觉得子弹打到腿上，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喷泉似往外涌，他用力大喊：“救命啊！” 当时，一些人正顺著胡同往南跑。有人听到齐志勇的求救呼喊，就跑过来，他们一看，他还活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自己的白汗衫脱下来，给撕开了，将齐志勇的左腿包扎上止血，哪知道他的右腿也打了个洞，然后又包扎右腿，一边包扎，他一边还说：“我这是新买的白汗衫呢。”然后，四个小伙子提著他的手、胳膊、腿，准备送去医院，走了几步说，这样不行，要找个门板抬。旁边一位老太太说：“孩子！挺著点，我回家拿门板！”门板拿来，人们将齐志勇抬到了附近的第二医院。 然而，第二医院一个老人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停诊，你们赶紧去到急救中心去吧。他们有将齐志勇送到急救中心，整整走了四里地。到急救中心一看，门外都是受伤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这时有位大学生志愿者走过来看了齐志勇一眼，对大夫说：“大夫，他是大动脉出血，很危险。”大夫就给齐志勇换上了止血带。 此时，正好来了辆面包车，司机说：“我车上有两个人，一个被枪打胸上，一个打头部了，够呛，这俩人可能都够呛。”医生说，这里忙不过来，赶快将这个人也往南城送，那边可能好点。司机就说：“这人我也赶紧带走，送到南城去看看。” 齐志勇被抬上这辆车后，看到车上的两位受伤者，伤势比他更重。车开著开著，他突然发现，左侧的那位受伤者的左手从身上掉下来了，他叫了几声，对方没有声音，就帮他扶上去了，全是血，弄得自己满脸满身都是。司机说，这个人可能死了。齐志勇一听很快就昏死过去。 等齐志勇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宣武医院。在宣武医院门口的市民们看著心疼地说：“这又来了一个，刚死俩又一个，若需要输血我们可以输血。”接著又问：“你家住哪儿啊？”齐志勇说，我们家就住前面牛街。医生说，那俩已经死了，没办法了，赶紧拉太平间吧。然后，医生过来一摸齐志勇，说：“你这主动脉怎么都没了？”齐志勇很恐惧，以为就要将他送太平间了，就哭喊到：“您救救我吧! 我怕我死了家里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医生就问：“你叫什么？”齐志勇就告诉医生自己的名字。医生就把名字写在他的胳膊上，然后说：“快送五楼手术室！” 到了五楼，医生说得照个片子。照了片子以后，说主动脉被打断了，需要马上手术。另一个医生来了对他说：“你再坚持一会，各个手术室都满了，甚至连妇产科的大夫都来帮忙了，所有的医生都调进来了，都在抢救，你一定要坚持到底。”齐志勇举目一看，病房里，床上都是受伤的，地下也躺著的伤者。他听见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嚷嚷：“疼啊疼啊！”她是当天下午送来的，被催泪弹打到腿部了，疼得直嚷嚷。 医生非常气愤地说：“这纯属是政府血腥镇压啊，我做了一辈子医生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等到5点40分，才轮到齐志勇动手术。这时，负责动手术医生打电话叫来了齐志勇的弟弟，他弟弟问医生：“他还有救吗？”医生说：“问题不大，我们会抢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飞了人就完了！” 整个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因为两条腿都中弹了，流血太多，一共输了一千八百CC血。尤其是左腿，伤的是主动脉，医生说，幸亏齐志勇的身体素质好，又及时包扎，否则失血过多就死了。 过了数天，左腿开始肿胀，做了减胀手术。到了6月13日，医生决定截肢。齐志勇的妈妈被叫到医院来签字。一开始他妈妈哭喊做说不签：“我不签，我不能签字，我签什么字？我生了儿女四个孩子，这是我的二儿子，我生他是好胳膊好腿、白白胖胖的，没想到……我从小也是见过小日本、国民党，更见过八路军，结果被解放军给一枪打了，这还要截肢，我不能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当时，齐志勇的心情乱极了，无法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苦？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希望当一名解放军，保卫祖国，没想到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成残疾！”后来，他妈妈还是签了字。 7月16日，由于伤口感染，整个膝盖以下都坏死了，又进行第二次高位截肢。由于天气炎热，左腿疼痛难熬，望著残肢，齐志勇真不知以后怎么活。 齐志勇工作的单位、国营建筑公司不肯为他交医药费。8月7日，由两位士兵、一位警官和两位医院的人带著他乘车到了他的单位。一位医生对单位领导说：“我们医院共诊治伤者两百七十三 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学生没交医药费了。”单位这才将医药费付给了医院。 后来，单位表示，无法为残疾的齐志勇安排新的工作，只能为他提前办退职手续，每月发给他五十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他离婚，他一人带著七岁的儿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后，他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当天安门母亲站出来披露“六四”屠杀的真相后，齐志勇也站出来诉说自己的遭遇，他的残疾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活的证据。当西方媒体报道了齐志勇的事迹后，他原来供职的单位来找他，对他说：“我们愿意给你十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只要你公开承认，你腿上的伤是工伤导致的，跟六四无关。”齐志勇当下就拒绝了工作单位的这笔巨额“赔款”，尽管他确实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活，但他不愿意隐瞒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军队开枪打中而残废的事实。自此以后，齐志勇把“六四”当成他的“新生”，因为“六四”让他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极权本质。他积极参与各类维权活动，每逢“重大事件”前夕，国保员警都会将他送到不能与外界接触的地方，实行“陪吃、陪住、陪玩”。他戏称自己变成了国家的客人，还有人给“三陪”。 后来，齐志勇再婚，有了小女儿齐霁。女儿齐霁后来说：“我妈同情我爸。我妈说我爸特别坚强，因为这个她才喜欢我爸。”但是，他们的生活无比艰难。齐志勇的小卖店被政府以“整顿市容”为名取缔。不得已，他申请办理一个废品收购站，却屡屡遭到辖区派出所所长的嘲笑、刁难和拒绝。他们全家住在一个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简易公寓中，全家就靠齐志勇的妻子打零工的一点微薄收入来维持。更为致命的是，他当年截肢时，因输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疗丙肝的注射药剂费用高昂，一针就需要几百、上千元人民币。在多年经受迫害之后，他又罹患糖尿病和脑血拴，备受病痛的折磨。 即便如此，国保员警仍然不放过齐志勇。他们全家每天都在国保严密监控下，女儿齐霁上学、放学都有国保跟著。有一次，员警甚至冲进他们家，当著家人的面殴打齐志勇，据齐霁回忆：“有一次，我爸爸在大床上看书，我在小床上看电视，突然冲进几个来，拿著啤酒瓶就打我爸爸的头，我吓死了。其中一个人把我爸爸从床上拖下来打，当著我的面，那人说我不能叫唤，叫唤就打死我。这是员警干的，我爸爸的肋骨被打折了好几根。” 2006年2月初，齐志勇还参加了高智晟等维权人士发起的全国性接力绝食活动并担任义工联系人。由高智晟和叶霜绝食四十八小时开始，胡佳、齐志勇接力第二棒。从2月8日起，齐志勇被软禁家中。2月15日晚，他被北京市宣武区国保员警从家中带走，关押在北京郊区。3月28日，获释回家。 后来，齐志勇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常常去教会做礼拜。但北京国保员警找到教会，施加压力，不准教会接纳齐志勇。后来，齐志勇到北京方舟教会聚会，每个礼拜日都残障人士专用的改装三轮车，从城南赶到亚运村附近的教会做礼拜。 2011年，茉莉花运动期间，国保员警将齐志勇强行绑架，软禁在小黑屋。羁押期间，看守人员对其进行了极大的言词侮辱、精神及身体折磨。 2013年6月，齐志勇的女儿齐霁通过“人道中国”组织的救助，到达美国，继续学业。齐霁是个勇敢的孩子，在中国的时候，别人不敢讲“六四”这两个字，她却敢对同学们说，父亲失去了一条腿是因为“六四”，因此她常被老师警告“不要乱讲话”。对于齐霁来讲，父亲就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因为爸爸毅力非常大，他腿没了，还能这么坚强的活下去，还能跟共产党做斗争，我觉得他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我爸是英雄。” 2016年6月3日，“六四”二十七周年前夕，中共当局没到此时必定加强天安门广场等重点地带戒备，将天安门母亲等异见人士带往其他地方“旅游”。同时启动社区一级超常维稳防控，加派员警、协警和“志愿者”巡逻。在友人的陪同下，齐志勇奇迹般地突破封锁，身穿写著平反“六四”字样的衣服，前往天安门广场边留影，“重回故地寻找失去的左腿”。 2017年1月6日，齐志勇因肾衰竭严重导致呼吸受阻，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抢救后已过危险期，送到重症监护室，但仍需要机器协助。主治医生表示，齐志勇的“肌酐”指数达到七百多，随时都会生命危险，现在已经为他做“血滤”治疗，希望能把肌酐毒素慢慢排走。齐志勇靠著惊人的毅力，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著活了过来。他说，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一是到美国去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但中共不给他护照，他无法离境。二是看到“六四”翻案的那一天，他能得到政府公开的道歉。 2017年7月，齐志勇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2022年6月4日，全美学自联决定将该年度的“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颁给齐志勇。颁奖词指出：“齐志勇身处独裁暴政之下，持续为三十三年前六四惨案的死伤者讨要说法，不断向世界报导揭露中共政府犯下滔天血案的真相，与此同时为国内残疾人的人权事业持续发声。面对从暴政而来的长期打压和不平等待遇，其身为六四伤残者，依旧秉持对中国民主追求的坚定信念，并为中国人权事业付出巨大的牺牲。全美学自联对齐志勇的突出表现予以敬意，并特授其2022年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 2024年1月，齐志勇不幸在北京病逝。多年前，诗人茅镜所写的<六四招魂>一诗，似乎就为为齐志勇所写： 六四是祥林嫂的阿毛 唠唠叨叨被卖身的痛 直到自愿嫁给收购我们的人 不，那是你们，不是我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我独自在这里蔑视自己的过去 我蔑视自己最英勇的行为 那与你们何关 你留下几个脚印在广场 风吹雨打，那脚印滞留在你身上 你看到新华门的木板 比你外婆的棺材厚多了 你看到梦寐以求的自由 并把它的尸体挂在你的肩膀 自由好像一条狗的尾巴 我们拖著它，像狗一样拖著 天哪！你还真以为你是一匹狼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对美中开战的担忧，使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最近开始听芭芭拉·图赫曼的《八月的枪声》的有声书，该书讲述的是欧洲在1914年如何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八月的枪声》这本经典作详细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德皇威廉二世决定开战，接下来的四年壕沟战，到英法联军发起进攻以阻止德军。书中还讨论战前和战争中的国际情势、各国的战略、作战计划等，是一本非常详实的好书。 欧洲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作为当时世界金融首都的伦敦，在国际金融中扮演著中心角色。欧洲经济体互相投资于彼此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铁路和电报的建设加快货物、人员和资讯的流动，使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欧洲各国之间的联盟和条约，如三国协约（联接法国、俄罗斯、和英国）和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盟）还包括经济组成部分，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依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经济互相依赖程度如此之高，所以那时很多专家都预测经济的因素会让大规模战争成为不可能。但是他们忽略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领土野心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大战爆发后，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私底下对他的幕僚发出惊叹：我的天啊，我干了什么好事！ 比较习近平和那时的德皇威廉二世，至少有13个雷同之处: 1.他们两个人都活在能干父亲的阴影下，所以心理上有自以为是、没有同理心、不能接受失败、对世界的认知与事实不符等人格特质。 2.习近平和德皇都继承了一个帝国，而且独断独裁。中国人到现在仍在讽刺习近平是皇帝。 3.现在的中国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都经历快速的经济成长。德国在一次大战前20年经历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累积的财富加强其对改变现状的信心。 4.习近平和德皇两人都野心勃勃，旁边围绕著许多有问题的策士，所以行事鲁莽，不计后果。 5.两人都企图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与德国都借由扩军成为军事强权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 6.现在的中国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都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普鲁士在19世纪统一德国后，借由经济发展与扩军强化人民自信，并透过宣传提倡日耳曼民族主义。 7.两国都没有坚强的军事同盟，外交上都相对孤立。 中国虽然有许多第三世界的小国支持，但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同盟。美国的道德外交更是世界上的主流价值。 8.中国和德国都是传统的陆权国家，但渴望成为海上霸权。所以习近平提倡建造航空母舰，而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建造排水量在两万吨到三万吨之间的无畏舰二十艘。 9.两个国家都挑战一个现有的强权。中国要挑战美国，德国则是大英帝国。 10.两人都摒弃前人留下来的良好政策。习近平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弃之如敝屣，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则把俾斯麦建立的欧洲秩序完全破坏。 11.两人都【没有上限】地支持一个没落的帝国：习近平和普京见面时，宣称要没有上限的支持俄罗斯。而威廉二世与奥匈帝国的约瑟皇帝则彼此心仪，被与奥匈帝国的同盟拖下水。 12.两个国家都需要跨过一个海峡才能实现其帝国梦。习近平想跨过台湾海峡，而威廉二世尽管有无畏舰却永不能跨过英吉利海峡。 13.两个国家都面临难以克服的科技障碍。中国在半导体、航空发动机、人工智慧、机器人、和其它在自由的资本主义下，无拘无束发展的新科技领域，还是有许多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德国虽然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其涡轮发动机的品质还是与大英帝国相差一大截。 习近平所受的教育有限，似乎还有极度的不安全感。我们只希望他能从昏庸的威廉二世学到教训，不要有一天早上醒来也发出惊叹：毛主席呀，我干了什么蠢事？ （※作者曾任麦道航太驻台代表、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媒体人王志安在《贺珑夜夜秀》歧视了身障人士陈俊翰律师后，竟检讨起台湾的言论自由，认为台湾社会虽然是言论自由的社会，但是距离畅所欲言的言论社会还有一点距离。很多政治雷区，使得有价值冲突的时候很难畅所欲言。 好自我中心的逻辑！在《贺珑夜夜秀》畅所欲言后，制作团队也没审查剪掉王志安的歧视言论就完整放上YT播放，只因被有人权意识、道德底线的台湾大众所批判（言论自由），就嫌台湾社会无法让人畅所欲言，还以马英九选前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影响选票为例，表示“虽然这是一个可以人人讲话的社会，但是如果你讲的不好，你有可能遭受到非常大的惩罚。”所以，王志安是认为台湾人需要接受他歧视身障人士的言论和马英九的“要相信习近平”说法，才是个畅所欲言的社会？ 然而，“要相信习近平”不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是还会不会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珍视人权，当然就会拒绝“要相信习近平”，在选举时，自然不会给支持此言论的候选人或政党一票。同理，重视多元包容的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无法接受“歧视身障人士”的言行，但王志安却将此认为台湾社会对他的不包容，要台湾不要排斥他这种离开中国的异乡客，说台湾的价值就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特点就是包容和开放。好个超级巨婴！千错万错都是不能接受他歧视言论的台湾人的错！这逻辑好似曾相识──不尊重台湾人不想统一的中国，武力胁迫台湾制造台海危机，却把责任都归在台湾人头上。 王志安和他的祖国政府都是以他们的威权想法与态度在看世界，认定强势方可以／有权决定他人的未来，所以王志安会说出民进党把残障人士当竞选工具，彻底忽视陈俊翰律师是个有思想、能作决定的独立生命，不认为陈俊翰律师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能力要透过政治来实现，好像没有陈俊翰律师的意愿，民进党就可以单方面为选举胜利意图把他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要他出席造势晚会。其实，王志安也是高知识分子，又在自由的日本住了三年，为什么没有动摇他在中国受教育长大所养成的威权思维？可见思想的改变有多难！ 可是，当有威权思想的人开始在开放的国家里畅所欲言，自由人权就会受到挑战，就会出现王志安这种拿“言论自由”作为歧视、仇恨言论的保护伞。台湾社会已因身分认同撕裂严重，经得起王志安们来煽情搅和吗？然而，在YT、抖音成为人们生活一部份的时代，就算王志安们人不来到台湾，那种游走在言论自由底线边缘的分化、撕裂、攻击、污蔑言论仍可轻易进到台湾社会。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若因此要审查言论，就是一种威权主义的胜利，这种为难与困难，就是现今自由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大挑战。 不过，当台湾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小心呵护言论自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威权政府伸手进来自由世界审查、取消言论可不手软。 在王志安于自由台湾的脱口秀畅所欲言歧视身障人士的几天前，王志安的一群同胞同志就先在自由英国上演一场荒谬闹剧。他们先是亲切开心在镜头前与英国知名钢琴家卡瓦纳（Brendan Kavanagh）互动，然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说他们的影像不能公开，要求卡瓦纳删除影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位中国男子就大吼作非事实的指控──卡瓦纳碰触他们之中一位自称是英国人的中国女子手中的中国国旗，被说成是碰触那位女子；卡瓦纳问他们是不是来自中国、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被说是歧视、种族主义者。如果卡瓦纳当下没有拍下这一切，恐怕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被搞到身败名裂、身心受创。 小粉红删片不成后，领导就出手。面对中共不断对YT施压要求删除影片，卡瓦纳呼吁人们下载影片、上传分享影片与中共对抗，并在英国TalkTV表示，英国文化必须抵抗威权主义，要说不，而不是害怕。一个礼拜之后，1月26日，卡瓦纳带著小熊维尼重返伦敦的圣潘克拉斯车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演奏，并表示他是艺术家，对政治没兴趣，但中共要剥夺他艺术表演的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会坚决反共到底。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在许多热爱自由者的帮助下，卡瓦纳知道了为什么小熊维尼被禁，认识了什么是小粉红和8964天安门事件，现在，他也要世人去认识。这一切，就像卡瓦纳所形容的，是个“错误的喜剧”（comedy of errors），在错中错里，自由与言论自由赢了！ 可不是吗？撂倒王志安的，也是言论自由，在畅所欲言中（虽然他不这么认为），让人看懂了他的心态。不过，王志安们和他们的领导们似乎不懂。 （※作者为文字工作者，现居纽约。全文转自上报）
黄明志推出贺岁歌〈龙的传人〉，与歌手“小熊为你”对唱，两天YouTube点击已破200万，歌词极度“乳滑”（辱华），MV更充斥“一语双关、意有所指”字眼，如“华伪宝剑”、“抖音真茎”、“光复诊所”、“反送终拳”等，甚至还见到一张“通缉令”（见附图），难怪没什么港媒够胆报导这首热播歌了。 黄明志为什么把歌名改为“龙的传人”呢？除了为龙年贺岁，自然也是向上世纪经典红歌〈龙的传人〉致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忘记了，这首歌其实是台湾人侯德健作曲填词的，背景是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那时侯德健是台湾政大学生，美、台断交当日，大学校园弥漫一片悲情，很多学生认为美国背信弃义，侯德健却不以为然。多年后他对中国记者披露创作动机，说他觉得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外国牵制，“他愤怒于这种懦弱的悲情，写下了〈龙的传人〉。”他跟《南方周末》记者说： “它当然是一首爱国歌曲，宣扬的是民族主义，只不过，我的爱国与民族主义与许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和当时的台湾当局更是大相径庭。” 〈龙的传人〉被李建复、张明敏等港、台歌手翻唱后，在两岸大受欢迎。中华民国政府想借此歌做政治宣传，要求侯德健修改歌词，侯不甘心做政治工具，后来得香港新华社协助，绕道英国到了北京，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叛逃”。 今日中国大陆人动辄自称“龙的传人”，究其原因，其实也是受侯德建的红歌影响。1988年适值龙年，侯德健获邀上中共春晚献唱〈龙的传人〉，主持人问他：“你说中国人为什么对龙这么情有独钟？”侯德健回答说：“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自己想像创造的。”我认为这答案错了。 到底龙是什么呢？据《说文》，龙是这样的一种生物：“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如此奇怪的东西，不知有多少人见过？ 然而《左传》却言之凿凿说，上古有人养龙，故有“豢龙氏”、“御龙氏”这类官。后来龙越来越罕见，在中国人想像中就成了跟凤凰、麒麟同类的瑞兽，相传只有圣人做皇帝时才出现。例如三国时代，魏都附近出现“黄龙”，曹植就写了一篇〈龙见贺表〉： “臣闻鳯凰复见于邺南，黄龙双出于清泉。圣徳至理，以致嘉瑞。将栖鳯于林囿，豢龙于陂池，为百姓旦夕之所观。” “圣徳至理，以致嘉瑞”就是说，皇帝的圣德令天下太平，所以祥瑞都出现了。由此可见，龙就是“天子圣明”的隐喻，所以后来也代表皇帝。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细心想想，歌词既不合逻辑，也不符中国文化传统。龙顶多只代表皇帝，“龙的传人”即人人都是皇帝的子孙？就算传说中的黄帝，也只是“骑龙升天”（即瓜老衬的唯美讲法），并没有化为龙。所以，“炎黄子孙”也不能称作“龙的传人”。 说到底，中国人崇拜龙，只是出于一种“崇拜皇帝情意结”，并非自觉“龙”是中国人的“想像创造”——中国人可没有那么重视原创性。（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院长在位9个月就遭罢免，关键原因有二，一是他通过了避免政府停摆的临时拨款法案；一是让政府债务上限到期日（X-date）延长到2024年大选后。两者都被指为是“共和党议长麦卡锡”和“民主党政府”协议所成。暂且不论法案内容对国政的实际影响，单就麦卡锡因此被同党人士提交罢免成功，背后即另有值得思辨的课题──什么是政治妥协。 在去年的罢免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麦卡锡立场，他所采取的政治路径，主要在表现一名政客的“谈判双赢协议能力”，而站在提出罢免他的同党议员立场，则是标举著“妥协是对自我原则的背叛”。今天之前，美国早有舆论特别针对政治妥协文化给予重新省视。 其中一个论点提到，政治上的妥协并非都是适宜的。例如1787年，美国南方与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针对人口分配税收时，彼此达成协议将当时的奴隶计算成“五分之三的人”（不被视为完整的一个人），这项建立在种族歧视上的妥协，尽管促成了政治上的进展，以今天眼光来看，却十分令人作恶。因此，确实不是所有政治妥协都属于良性。 另一方面，假设要将“妥协是对自我原则的背叛”当成不可抵触的道理，回顾美国整体政治结构，却又无可否认它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妥协的产物。包括为平衡各州代表权、人口，而有了参众两院制的设计。美国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亦然，过去在究竟是往工业国家发展还是农业国家发展上，也都找得到妥协的基因。 只是就趋势来说，今天美国政坛“不妥协立场”确实有明显盖过“政治是妥协艺术”的迹象。2018年皮耶研究中心一份报告便呈现了背后驱力。根据报告显示，“当下（2018年）有53%的美国选民，更倾向支持能坚持立场的政客”，前一年同一时期的调查结果则相反，那时有“58%的选民，表示自己更喜欢愿意妥协的政客”。就连长期倾向采取妥协政治的民主党，其支持者间也出现了喜好翻转，2017年有69%民主党选民青睐妥协型政客，到了2018年，持同样立场者只剩下46%。 从几个原因解释了这样的发展。一是政治竞争两极化，在这种气氛下，“妥协”很容易直接招致敌我不分的批评。二是新型态社群媒体愈显活耀，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成为对政客言行的某种检验，进而让想要稳固支持的政客，对自己意识形态的纯度遂变得非常敏感。 另外，当一名政客所标举的信念、想法，比他本身促成什么样的政治成就或变革，要更容易吸引选民注意时，政治上采取妥协的空间自然相形缩小。当然，原本愿意采妥协姿态的政客之所以也转趋强化既定立场，一个重要催化剂，就是当你的对手一个个把自己当成战士，关心的唯有胜利，且不再将妥协也视为迈向胜利的途径之一，以妥协换取政治进展就愈像是缘木求鱼。 如今，台湾政坛应该也不难看到美国这一政治文化演变的影子。新一届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即有些既视感。当游锡堃偕同蔡其昌前往仅8席区域立委的民众党党团拜会，为正副院长选举寻求支持，同时以个人身分发表“民众党版国会改革同意书”，所著眼的，正是在表现个人“谈判双赢协议能力”。至于柯建铭始终“坚壁清野”的发言，便符合了“妥协是对自我原则背叛”的诠释。美、台国会情境虽有不同，关于政治妥协的叙述，倒是同样都远比它字面上的意义还要复杂许多。前怀俄明州参议员辛普森（Alan Simpson）曾经这么说：“如果你无法学会在不与自己妥协的情况下在问题上妥协，那么你就不应该进入国会、经商或结婚。”这句话很拗口，却是美国历经200馀年民主政治发展的贴切心得。 相较于国民党立委间毫无悬念支持韩国瑜当院长，以及民众党绕了一大圈后转而自推黄珊珊参选，以现实论，一边是稳当选，一边是稳不当选，国民党只要不计韩国瑜形象，票就投得下去，黄珊珊大可再挂上一枚“虽败犹荣”勋章。唯有民进党陷入“奉送韩国瑜”还是勉为“屈就黄珊珊”的自我纠结。但后续或许将如本报“陈嘉宏专栏：立法院长没有那么重要”一文所示，“立法院长于整个政治进程其实没那么重要，且得失之间，祸福相倚。” 这一役，只有民进党有机会，并有必要，且真的去思考应答游锡堃和柯建铭背后那道“To be, or not to be.”级数的政治课题，于是才导致内部出现激烈的思辨，但那不才是让一个政党不至走向疲软衰弱的利基，就这点来说，“立法院长”果真就在其次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游锡堃公开应允民众党提出的“5大国会改革项目”，还宣称要修法以达成目标。就连韩国瑜也承诺民众党，一上任将立刻召集朝野协商，商谈国会四大改革，“努力照顾小党”。两大党都积极正面回应民众党等人提出的诉求，那民众党要支持谁当立法院长？如果票投游锡堃，不就一直都在呼弄韩国瑜？如果力挺韩国瑜，不就从头到尾在欺哄游锡堃？别人都是被耍弄的笨蛋，就你黄国昌最聪明？ 只要熟悉立法院生态的人都知道，民众党所谓的“5大国会改革项目”都是含糊笼统的空话。除了听证权涉及到修宪以外，国会调查权早在2004年的大法官释字第585号解释就给立法院了，始终无法入法，是因为它与五权宪法里的监察权有所扞格，而赋予立委准司法权，更可能侵犯人民权利，立法技术实在太难。“人事同意权审查机制”不彰其实与法律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立委怠惰、水准太差，只想对提名人进行政治意识审查。 至于“立委利益回避规范”过去20多年来做了多次修法，但台湾社会认为永远不够；现在的问题是，那条规范的线要划在哪里？例如，黄国昌的岳父是建商，那是不是该基于“利益回避”的原则，限制他加入立院内政及财政委员会的权利？而所谓“单一召委制”更是黄国昌基于政党本位的因人设事，目的在于让民众党成为委员会里关键少数，得以在夹缝中抢得若干召委，根本与国会改革毫无干系。 不论游锡堃或韩国瑜，他们竞逐的是立法院长的职位，国会议长的第一条守则就是议事中立，既然要中立，他们哪来的权力去向民众党承诺要立什么法？修什么案？充其量，只是拿“国会改革”当遮羞布来掩盖自己的政治图谋。这个道理，你知我知游锡堃知韩国瑜知黄国昌更知，仅仅8席立委的民众党少来居高临下、大义凛然的姿态与模样。 打从三党不过半的选举结果揭晓后，民进党就该知道立法院长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了。游锡堃想再做最后的努力不是坏事，但民进党本该有即将去国会议事主导权的准备。只是，没有国会议事主导权就是执政者的末日吗？证诸往例，并非如此。 以陈水扁执政时期对应的立法院第5、6会期来看，第5届通过法案数为471案，第6届为393案，法案照样大量通过，总预算虽然曾经延宕，但最终也是年年顺利过关。差别在于，重大争议的法案、预算、人事案，诸如军购案、国务机要费案及司考监三院人事案的确被搁置。 就此，新政府必须放弃任何挑起朝野重大争议的立法，诸如，封锁抖音在未来4年已是不可能在国会获得支持的政策，民进党应该庆幸蔡政府这8年已经处理过党产、年金、同婚等重大争议法案，若此刻才想处理已是不可能的任务。此外，赖清德在提名司考监及NCC人事时也必须更加慎重，除了放弃色彩鲜明的人选以外，是否透过朝野领袖会议建立一套预先谘询人选的平台，甚或开放一定比例人选由在野党推荐，都将考验新总统的领导风格。 选民给国民党国会第一大党，其实也代表民意没有那么反对让韩国瑜成为国会议长，民进党支持者再不甘愿也得接受。如果韩国瑜当选院长，这是继罢免案之后，台湾人民再次给他机会；他能否成为一个中立的院长，扮演国庆大典的主席，甚而透过成为民主基金会董事长做好国会外交，都是严酷的考验。如果韩国瑜未来敢借此工作宣扬九二共识，甚至把立法院长这个宪法职务做成“亲中渠道”，也自会被选民所审判，国民党当然也得概括承受其中的后座力。 除了对当事人别具意义外，立法院长于整个政治进程其实没那么重要，得失之间，祸福相倚。未来的立法院将是一个“论件计酬”与“大交换”的时代，民进党推动每一项重大法案预算，都应该制订属于自己的“立法计画”。在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此时，与其寻求“院长合”，更重要的其实是努力地追求“法案合”、“预算合”，甚至“人事合”。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胡锡进“否毛”惹毛大五毛》中介绍了曾经和胡锡进互称“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并肩战斗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的大五毛司马南对胡锡进一提再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忍再忍，到今年终于不能再忍。赶在今年毛诞之前，因为胡锡进发表了《从<我本是高山>遭围攻，看网上“极左”声音膨胀之风险》，司马南立刻在左媒上发表了一篇《学习老胡 辨明方向》，对“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的胡锡进大批特批。文章第一句就是：“昨天晚上居委会中心理论组认真学习老胡最新文章，大家讨论非常热烈，11点了才回家。” 却原来，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居然都是“在组织”的人。这里的“组织”当然不是指共产党组织，而是指这批毛左们在共产党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相信是未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审核的组织，取名为“居委会中心理论组”。司马南的文章中还提到“组长”指示如何如何，但没有说出这个“组长”的名字。当然不是司马南本人，那么还会是谁呢？孔庆东？还是刘继明？或者是张宏良？ 这令笔者不能不联想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主义小组”。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们是不是也在为“组党”做准备呢？ 司马南的这篇批胡文章中有一段夸赞内容：“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老胡同志一直做得很好。若论治国理政，若论定国安邦，老胡的舆论引领力，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司马南这是在讽刺胡锡进的叼盘功夫。 以前，笔者一直以为只有海外“反贼”及海内公知们才称胡锡进为胡叼盘，最近才知道包括刘继明等在内的毛左们，也都把胡锡进蔑称为胡叼盘。 在网上读到6年前的一篇中国内地的评胡博文，大意是：胡锡进这个人，叼飞盘的功夫一流，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经常打着客观理性的旗号，极具迷惑性……。他总认为公知大V批评政府是带节奏，出于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是想搞事情。胡锡进的思想中总认为，我党带领人民取得了这么大成就，你们这些公知大V还不感恩戴德，天天没事找事。所以，胡锡进纯粹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说话的一条狗。 不过呢，为当局叼盘，与公知大V对立已经是胡锡进的过去时，如今的胡锡进倒不是不想再与公知们，也就是他笔下的“自由派”们为敌，而是因为公知们，也就是自由派们在中国内地的发声渠道已被归零，其中最最知名，而且还是以坚定反毛、彻底否毛而名满天下的茅于轼老先生都已经被迫流亡海外，他胡锡进在中国境内想再继续反右，也已经没了批判对象。于是，对胡锡进来说，能够在互联网上挑起争论的政治话题，就只剩反“极左”了。 按照司马南批胡文章中的说法，胡锡进上个月就一部电影的评论借题发挥拿“极左”说事的文章中惹恼他司马南及一众毛左们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段： “互联网上从来都有左派力量，当自由派在网上形成巨大声势时，左派力量对后者起到强有力的制约、平衡作用，那显然是一种建设性。如今，自由派在网上的力量大为减弱，互联网生态出现变化，左派力量中的一些人没有与党在新形势下的大政方针进行自我对齐，而是以强化自我影响为目标，将自己的左派观点无限膨胀，展现出‘极左‘倾向，他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主流元素，试图为自己的一些偏激观点在互联网上获取支配地位，让自己成为互联网上的主导性舆论力量。” “必须指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党领导全国人民到2035年和2049年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它必须占绝对主导地位。极左观点相当于无处不在的‘政治放大镜‘，挑剔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事务，那些观点的一再强化，会在互联网上塑造一种偏离国家大政方针的所谓’政治正确性‘，产生偏颇的影响和压力，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 显然，把“极左”言论说成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等于是在提醒当局要对司马南这批人的言论严加约束。 另外，胡锡进在这里把左派的对立面说成是“自由派”，也是毛左们批判他的理由之一。因为毛左们认为“自由派”是一个褒义词。 司马南在他的批胡文章中说：“今天什么情况？中国式现代化处在发展的紧要关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吾国本党经受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老胡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突然启动，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内外矛盾交织，强调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的当口儿，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领域，要转向与老胡定义的‘极左’做斗争吗？” 司马南还说：“我宁愿相信老胡是做足了功课的，老胡是有充分根据的，而非灵机一动的肤浅想象或简单的情绪化的冲动”。这令他司马南“想起历史上皇甫平文章的那些往事，想起马立诚老师的《交锋》，想起贺某方教授的‘内外夹击‘，想起了章家敦先生’中国崩溃论‘的种种预言……” 笔者也没有搞懂司马南怎么就会把胡锡进反“极左”的文章与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扯到一起，所以也无从评论。但把胡锡进的批“极左”与历史上的皇甫平文章相提并论，就实在有点过于抬举胡锡进了。 当年的“皇甫平文章”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重大历史关头上的舆论先导”。而如今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胡锡进，先不说不可能有当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政治能量，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在目前的中共高层里有一股反左的力量鼓舞着胡锡进敢于发出一篇批“极左”文章。 不过呢，毛左们的批判胡锡进的文章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他（胡锡进）言论的背后有现行政策、资本势力、市场派专家，以及一些上层人士的支持。他们多代表当今社会上层的所谓‘民意’，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精英意见，而主流精英的们意见对当今中国政经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说句有点不好听的话，胡锡进不过是他们立场、意见的‘传声筒’而已。” 依笔者之见，也许是胡锡进如下的一段“指点江山”的文字令司马南也对胡锡进在中共“上层”有代表性信以为真了： “各地政府千万莫受网上极左言论的影响，更不能被它们吓住。对过度膨胀、经常散布极左观点的那些账号，要看到它们的复杂性，要提醒它们发挥正能量作用，而不是搞极左，当那些账号散布破坏改革开放的言论时，应当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舆论场应当是建设性的，积极的，自由化的价值取向要不得，极左的东西也不能假借‘正能量’标签无限膨胀。” 如此一番指导性表态，看明白的会讥笑这胡锡进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看不明白也许会相信这胡锡可能是在引述中宣部长的内部讲话。 可能就是因为司马南和他所在的那个“居委会中心理论组”的大批判文章，导致了胡锡进下决心与毛左们彻底决裂。 上个月毛诞的前十几天，胡锡进再发“怀毛感言”，被司马南总结为“以往胡锡进在发表纪念伟人的言论时，总不会忘记程式化的提及所谓晚年‘错误’。这次没有。” 但是，召致司马南以及所有毛左们更大反感的是，胡锡进在这篇文章里简直就是和毛左们“公开对着干”了。用毛左网站上的批判文章中的说法是：“这么多年来，胡锡进一直反毛辱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眼看着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越来越强烈，已经成了燎原之势，而且中央领导也召开了纪念毛主席的座谈会。胡锡进认识到他过去的做法有些失败了。于是，胡锡进就改变了策略，今年，胡锡进不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毛主席的所谓的错误了，而是调转枪口 ，将矛头对准了纪念毛主席的人民群众了。” 却原来，胡锡进在这篇“怀毛感言”里曾如此刺激毛左们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相信国家会有隆重纪念活动，民间也会有许多自发的追思。老胡想提醒，有些有争议的激进人物现在很活跃，他们想沾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光，以此增加他们自己的 ‘政治正确性’。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决不能由他们随意阐释、定义，更不能被他们强行‘代言’。毛主席属是于全党、整个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各地组织的纪念活动要与中央精神对齐，不要让少数激进人士把方向带偏。”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故园老丁”所评论的：老胡在这份在微博中所称的“有些现在很活跃的有争议激进人物”、“少数激进人士”等，他们究竟指谁呢？老丁首当其冲想到的，是“左派”大V司马南。近一段时间以来，司马南频繁对老胡的一些观点，点名表达异议……。 接下来，面对司马南带领的众毛左们的批判声浪，胡锡进再度挑衅，于毛诞当天发文《热爱毛主席井不是要拿他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文章中虽然大段大段地夸赞毛泽东，甚至不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说成是对毛泽东的继往开来，是“很给毛主席增光的”。但其中一句“在民间，热爱毛主席也不意味着要把他当神供，背诵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拿当时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还是令毛左们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上个月的毛诞当天，习近平在拜尸之后发表的纪念讲话中还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次日，胡锡进借机“发文疾呼”，声称“文革是绝对不能翻案的，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文革时的一些做法也不会允许死灰复燃，我们大家都要避免陷入激进主义，包括老胡在内都应提高这方面的自我警觉。在网上，让我们都不对机构和个人搞构陷，乱扣帽子，喊打喊杀，有争议时就事论事，批评可以严厉，但决不以‘整人’和打倒机构为目的。让我们谁都不煽动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都不鼓动在内部搞无情斗争，不把对外斗争朝‘仇外’方向引导，都促进宪法秩序下的社会和谐与包容。” 在这份所谓的“大声疾呼”里，胡锡进还“高屋建瓴”地指示说：“我们这个大国注定要走稳健路线。坚决、准确落实好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线，互联网不偏激，不误导民众的情绪和官方对民意的认识，同样很重要。” 有趣的是，这篇势必会引发毛左们更大反弹的胡锡进“警示贤文”在网上挂了几个小时，还未等毛左们出手反击，就被胡锡进主动删除了。 据笔者所知，胡锡进没有自我删除此前的数篇得罪毛左的文章，偏偏删除了这篇“文革绝对不能翻案”的文章，不是因为畏惧毛左们的网上群殴，而是因为“上面”及时警告他 “文革”的话题“绝不能炒作”。 但无论如何，毛左们对胡锡进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面对毛左们的群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的胡锡进发文悲鸣道：“我真是不解。我想说，极端可能会成为力量的某种源泉，让人有皈依感，而且容易结成阵营。但我太注重世俗的真实了。也许我在精神上会死无葬身之地，左右的坟场都不收我。那我就去做孤魂野鬼。” 不过，胡锡进的悲哀已被毛左们视为“活该”，是“骑墙手的必然下场”。众多毛左都在网上号召对胡锡进“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最近读到的一篇毛左文章是这样骂他的：“（胡锡进）坐在矛盾、问题交织的‘火山口’上，一味文过饰非，大唱赞歌，是一种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关注的焦点是经济，是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当然这也是民心所向，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将改开前后的对比也仅此而已，从而将自己的诉求降到了与只求温饱的动物‘等量齐观’的地步。说句不大中听的话，一味追求吃喝玩乐、舒适快意的物质生活，那是猪的追求……。”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胡锡进和司马南本是臭味相投，如今从”文友”变敌对的诱因居然是胡锡进连续几年的”客观全面评价毛泽东”贴文被以司马南为代表的大小毛左们认为是”以怀毛之名，行否毛之实”。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评“文革”为何只敢淡化不敢美化？》中向读者和听众们回顾和对比了习近平上台11年以来在在“文革“评价上经历了一个从干脆回避毛“错”到承认但同时极力淡化毛“错”的变化过程。广大毛左们也因此而对习近平从怀抱期望到再度失望。失望之余，又不敢对习近平本人发动文字攻击，于是便一股脑地把怨气发泄到胡叼盘胡锡进身上。 前不久，复旦留美校友孙博士流落纽约街头16年并受到复旦校友救助的消息，在中国内地引发强烈震动，在互联网上连续多天“霸榜”，也令自称“人上了年纪，很容易动感情”的胡锡进“不胜唏嘘”。 不过呢，“有感而发”也就罢了，就事论事不行吗？但胡锡进偏偏就要利用这个话题，不点名地把他的“文敌”，当今中国最知名大五毛司马南狠狠酸了一通。说是“老胡全家人都是中国国籍，也都在中国，我在外没有一分钱存款，也没有在美国买过小房子，我的个人利益与祖国的兴衰百分百连在一起”。 “小房子”的梗始于2022年8月。当时司马南被曝光早在2010年即已经在美国某地买了房地产， 为自己准备了“后路”。同时也质疑他和他的全家已经持有美国绿卡，而且“不排除他事实上是美国公民的可能性”。司马南随即录制了几段“美国房事丑闻”并以视频和文章的形式招供，羞答答地承认了他确实是在2010那年，花了25万7000美元，在美国买了一处房产，并特别强调只是一所“小房子”。同时他也辩解他自己没（美国）绿卡，他名下的美国房产交给人打理，自己的家人没居住等。 当时的胡锡进还和司马南互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时常以“并肩战斗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相互期许。面对网络上对司马南“反美斗士“称号是多么虚伪的一片讨伐声浪，胡锡进鼎力声援，发文称“自己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也无任何投资，应该有资格谈这个话题。在美国买过房子，投过资，就不能批评美国了？这个逻辑站不住吧！“对美舆论斗争，我认为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网络界整体参与。怎么在美国买过房子就没资格了呢？” 还别说，当时的胡锡进这一番声援，至少是及时平息了毛左内部对司马南的失望甚至是质疑。 对这一过往的经历，司马南曾以“好汉识好汉，英雄识英雄”来形容他与胡锡进之间的臭味相投。据闻胡锡进还在对司马南感谢信的回帖里引述了习近平2013年的“八一九讲话”中的一段内容：“……今后，谁再围攻我们的同志，我们宣传思想部门要发声，党委要发声，各个方面都要发声！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不要怕被污名化。我常常讲干部要敢于担当，这就是一个重要检验。” 而此二人之间从文友到“文敌”的变化，是一个挺长的故事，而起因绝对是因为胡锡进总爱拿发动文革的“毛错”说事。 5年前，当时还顶着《环球时报》总编头衔的胡锡进曾发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声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给了中国全新的选择，他晚年的错误又曾给这一选择制造了曲折。站在历史的大视角上，毛是伟大的开创者，中华民族的旷世英雄。” 胡锡进当时还说：“毛晚年的错误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被记在时代本身的局限性上，与他个人的形象渐渐脱钩。他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怀念。” 在这份帖文的最后，胡锡进还表示“再向毛泽东致以深深的敬意”，也希望“他晚年错误所导致的那些人文悲剧永远不在中国重演”。 似乎是生怕读者不重视自己的这篇帖子，言犹未尽的胡锡进又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希望人们“争论”他的话：”现在只有很热衷时政的人才爱争论毛泽东，对毛的态度也常常成为舆论场站位的一个标识。像老胡这样谈毛泽东，很容易在舆论场被两头骂。但能够客观评价毛泽东，我觉得是中国稳健前进的重要能力。” 但令当时的胡锡进感到无比郁闷的是，无论是当时发声空间还没有被完全阻隔的右派公知还是左派毛粉，都没有人特别关注胡锡进的这番“胡言不乱语”。 其实，此前毛诞124周年之际，，胡锡就曾发文说“……在赞扬他（毛泽东）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指出他晚年的过失，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痛苦”云云。 如此“敢言”引发毛粉不满之后，当时的胡锡进还故作娇嗔，发微博柔声倾诉衷肠：“我真是不解。我想说，极端可能会成为力量的某种源泉，让人有皈依感，而且容易结成阵营。但我太注重世俗的真实了。也许我在精神上会死无葬身之地，左右的坟场都不收我。那我就去做孤魂野鬼。” 如上连续两年的这番骚操作招致的区区几个毛粉的跟帖仍然令胡锡进感觉很不过瘾，下决心要进一步刺激一下毛粉们，于是赶在2020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左们自发地狂热纪念毛诞127周年的当天再次发文，文中先盛赞了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他的丰功伟绩随着岁月的流淌愈发呈现出非凡的历史意义”，然后就“言归正传”，用一句“毛泽东在晚年也犯了一些错误，同样值得我们记得”，来故意撩拨毛左们对他进行反击。 胡锡进在这篇纪念毛诞127周年的帖子文中还说：“老胡上微博近十年，每次写毛泽东我都会提这样一笔。有人不解，问缅怀毛主席的时候你为什么总要同时说到他曾经有过的错误？谁人能无错，为什么毛主席犯的错就要总提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记住这位伟人曾经犯的错长期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不回避一个伟人弱点的景仰和缅怀才是我们的文化需要强化的一面……”。 很明显，胡锡进这是在向毛左们讨骂。目的自然是为了在被骂和回骂的过程中大赚点击。 于是，立刻有毛左网站上发文指斥胡锡进是在“以怀毛之名，行否毛之实“；“老胡的这番话无疑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场合让人有种不快，让人感觉是对毛主席本人及其家属是一种羞辱，对在给毛主席过生日的人民群众是一种泼冷水，甚至带来一种恶心之感……。 一时间，诸如《斥跳梁小丑、千夫所指胡锡进》、《不提“晚年错误”，真的会死？！》、《目前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突破“三七开”的反毛底线》、《胡总编终于露出了尾巴，原来是毛主席说的法门寺的贾桂！》之类的批胡文章比比皆是，令胡锡进接应不暇。 当时，毛左网站上还有文章指斥责胡锡进怎么是这种人，太不像话了。并威胁说“如果明年他又在毛主席过生日的时候再提什么‘晚年错误’，进行羞辱，我们一定要呼吁，写文章要求胡锡进下台，要求环球时报对胡锡进撤职查办，否则决不答应！”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胡锡进居然是赶在2021年12月，也就是毛左们为纪念毛诞128周年的当月月初，突然被官宣“退休”了。 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当胡锡进退休的消息被胡锡进本人被迫出面证实后，无论是中国内地的公知还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反贼”们，甚至包括一些西方主流媒体都是一片叫好之声。殊不知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左派阵营里，特别是毛粉阵营里也都纷纷叫好。也难怪胡锡进自己都承认自己“两面不讨好”、“两头不是人”。 按照毛左网站上的相关文章的说法：对于人民日报社正局级领导胡锡进的退休，传言不少。“有的说是因为司马南撕联想事件中站位不对，以前是完全站在联想那边的，这次更多的是站在了司马南和民意这边；也有说是因为可能被批“党性不强”，给撤换了，借着62岁的年龄，自然而然‘急流勇退’……” 本月初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胡锡进自从炒股亏钱后，开始越来越说人话了》的文章，文中引用胡锡进去年10月发的一个帖文的内容：很多事情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1992年后我们才取消粮票，2002年后商品供应才逐渐丰富，告别了短缺经济，2012年后人们的收入才得到普遍提高……所以对年轻人来讲，我们才过了将近10年的好日子，我们真不能嘚瑟。 当然有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胡锡进如此言论的本意是要拍当今圣上习近平的马屁，因为他强调2012年，也就是“习近平元年”之后“人们的收入才得到普遍提高”。不过，公正地讲，相比众多毛左们的无脑“怀毛“，胡锡进确实是中共左棍中唯一一个愿意承认毛时代的”物质短缺“的。 去年9月12日，胡锡进发文称不时看到有人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全面社会进步，宣扬改开之前的社会比改开之后更加美好、理想。如果是没见过过去的小青年人云亦云，也就罢了。但有些穿越了两个时代的人也那样说，真是不可原谅。 胡锡进说：“那样的人应该住回到筒子楼里去，吃饭用粮票，一个月只有半斤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出了北京就没见过地铁，坐不起出租车，更没坐过小汽车，从没有过全家一起旅游的经历，老婆孩子都穿打补丁的衣服……。” 胡锡进还说：“中国人民收获感最大的时期肯定是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多年。这期间在之前发展、探索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踏步前进，我们同样有失误，也积累了新问题，但这四十多年一脉相承的成就创造和积累全球瞩目，无人敢抹杀，除了睁眼说瞎话的网上那帮人。请那些人回归常识，不要继续宣扬与党的文件精神南辕北辙的极左论调，停止蛊惑人心。” 就是这样一段内容，把包括司马南在内的毛左们彻底惹毛了。一时间大批判文章在几家毛左网站上铺天盖地。 紧接着，胡锡进又于毛诞130年的当月初发表《从<我本是高山>遭围攻，看网上“极左”声音膨胀之风险》。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不引述该文的内容，而本文的读者和听众们很容易理解仅仅是批“极左”的标题，就会把毛左们惹毛。于是司马南带头撰文，标题为《学习老胡 辨明方向》，，对“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 的胡锡进大批特批。不过，这篇文章中的所有内容只有一处令胡锡进感觉受辱，那就是“五陵公子跟我说，老胡炒股亏了，情绪不太好，你躲他远点儿。瞎扯吧，我绝不信老胡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 接下来，多家左派网站转载了始发于《乌有之乡》的司马南去年12月26日毛诞当天的纪念会发言，取标题为《毛泽东，超越时空价值永恒；新中国，强大而又使人可亲》。其中开始一段就是不点名地揶揄胡锡进：“一个挺好的朋友，人蛮不错的，就是有的时候犯糊涂。他的糊涂事儿之一，便是若干年来，每到毛主席纪念日，便出来讲一通毛主席的缺点和问题，比比划划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对主席几几开，弄一番指点江山的刀笔功夫。他不但这样做，而且还讲得出一番自以为是的道理。” 司马南说：“坦率说，每见此景，从感情上，理性上，我都不舒服，但说服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搞不好适得其反。隔壁王奶奶说过，老太爷过生日，每到大日子前后就数落他一顿，这是做寿啊，还是添堵啊？子孙要抱团儿奔红火日子，这么干让人笑话……。” 当时的司马南还提醒说：“今年12月26号，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不知道这位老朋友是不是还要坚持他的一贯正确。” 看到这里，我们本文的读者和听众们就应该明白十几天前胡锡进为什么被迫删除了他毛诞130周年重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帖文内容，继而又借为一个复旦博士流落美国街头发表评论之机，用一句“没有在美国买过小房子”的梗报复司马南。这两个人算是杠上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的立委选制是单一选区并立式两票制。由于是单一选区，所以区域立委选举几乎都是蓝绿两大党支持的候选人才有机会胜出；由于是并立式两票制加上《选罢法》设有5％的政党票门槛，所以非常不利于小党生存；更糟的是，由于总统与立委合并选举几乎已成为惯例，使得没有总统参选人的小党声音不被重视，更屡屡在“唯一支持（大党）”的呼声中被牺牲。 台湾的选制明显保障蓝绿两大党（这次还增加了一个民众党），所以，大党在提名不分区名单时必须注重到社会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不容易被主流社会听见的弱势身障者的声音，这不仅是大党的权力，更是它的义务。 早前，蓝绿两大党都曾注意到这种“宪法义务”。以国民党而言，2012年执政时曾提名身障者杨玉欣进入不分区安全名单，2016年也曾提名新移民代表林丽蝉。至于民进党，从2008年不分区立委选制开始后，一概由社福弱势推荐名单入列不分区第一名以示尊重，该党也曾在2016年提名残障联盟秘书长王荣璋入列不分区。 不过，这次选举?，除了民进党还坚持由社福弱势代表领衔不分区的传统以外，国民党全数以政治布局铺排不分区。这其中，被高雄市民以近94万高票罢免的韩国瑜列不分区第一名，排名第5的陈菁徽虽然号称是医药代表，但其实是前立委黄昭顺的女儿；排名第10的许宇甄系出云林张家班；此外，柯志恩、谢龙介、苏清泉、张嘉郡、王育敏都是要布局下次选举；所谓的社福、弱势、身障代表在国民党的不分区?根本已不复见。 至于新兴的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同样充斥政治思维。除了领衔的黄珊珊、黄国昌都伺机再投入选举以外，不选择弱势专业代表，而让政治公关公司老板也入列安全名单同样令人瞠目。而所谓“两年任期制”的作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新科立委进到立法院前两年可能连国会立法程序都还搞不清楚，如此频繁替换代表政党主事者把这些国会议员当成傀儡，只要贯彻党的政治意志，立法积效无足轻重。 这些主要政党敢明目张胆地将不分区名单当成选举的预备队、地方派系的疏洪道，关键在于台湾社会不重视、不在乎、不理解不分区立委名单所为何事。也因为这样的不理解，才会让一个根本不了解台湾民主的中国记者王志安说的：“把残疾人推上去煽情”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而有政客用“民进党真重视残障人士，为何不把陈俊翰列入安全名单？”来为自己不堪入目的不分区名单去责任化。 其实，早在王志安的邪说歪论之前，一段关于陈俊翰在民进党凯道选前之夜的影片就已经在社群媒体广传。陈俊翰对著台下线上10数万人说，全台有过120万身心障碍者，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很少，因此他承担著责任和使命，“我受到民进党邀约成为不分区一员，即便不在安全名单内，但不论当选与否，他的初衷都不会改变，会在任何位置尽最大努力，争取对社会弱势权益的保障，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参选，能让社会注意到，周遭有很多弱势者、罕见疾病患者受到很多限制、而没有平等的机会。” 陈俊翰这段近7分钟的谈话感动台下无数人，包含后来上台为他献花的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当天，萧美琴在后台帐棚里全程站著聆听陈俊翰的演讲，萧美琴对陈俊翰说：“我看了很多你的资料，当我觉得很累的时候，只要想到你，就一点也不感到辛苦了，你是激励我很重要的力量。” 陈俊翰拥有台大法律、会计双学位，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台大法研所，更是2006年律师高考榜首；2014年，陈俊翰取得哈佛大学法学研究所硕士学位。2022年，再取得密西根大学法律博士学位。许多人以陈俊翰超狂的学经历背景反击王志安，宣称他当然“够格”成为台湾国会的立委。其实，陈俊翰列名不分区立委的主因不在于他的学经历，而在于他身处绝境却绝不低头的生命故事。透过列名不分区，陈俊翰让更多人知晓他的故事，也激励鼓舞更多人，这就已经是他参选这次立委的意义。 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提名什么样的不分区名单，正是代表这个政党想对外呈现的价值是什么。这样的道理，来自中国、对民主很陌生的王志安不可能理解；遗憾的是，更多忙著分赃计算的台湾政客到现在也还不懂。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