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称青年失业率下降 民众质疑数据真实性
2026 年 6 月 23 日
历届台湾大选都有一些国家各方人士组团前往观选，但2024大选观选却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不少自媒体与西方人士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台湾选举程式的公正透明，样板就是最后的计票环节，一致评论为透明度高、距离真实选情最近，选后并无盗票指控。有的评论不惮指出：这一点就值得美国学习。尽管我多次表达过希望美国放下民主指导者身段，学习台湾选举过程的投票计票过程，但这次还是希望再系统地复述一次：应该学习台湾的什么经验。 台湾维护了一人一票、出示证件、选举当日出结果的制度 每个国家的政府财政开支都依赖于本国纳税人所交纳的税，因此，只有本国公民才具有投票资格，而且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这一制度在美国尤其是2020年大选崩坏。所幸的是，台湾执政党虽然亦步亦趋学习美国，在计票验票这点上却没在毁坏台湾自有民主选举以来就坚持的一人一票且需要验证身份的定制。 多家国际媒体早就介绍，根据台湾法律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年满20岁以上，以及在投票地居住达4个月以上，就可以投立委票及政党票，居住达6个月以上可以投总统及副总统票、立委票及政党票。 此外，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以外居住的人民可申请返回台湾行使选举权。受理期间自至今年12月4日止，申请人必须在此期限，向其原户籍地的户政事务所办理返台投票。投票期间，受监护者（比如重大刑案犯人或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等）不能投票。备受关注的2024年台湾大选在当地时间1月13日吸足了全球的注意力。 美国号称民主灯塔，但在2020年不少民主党州就允许17岁的青少年投票，比如加州、新泽西州。早在2018年8月，美国众议员格蕾丝·孟（纽约州民主党）提出了一项决议，提议修改美国宪法，将全国投票年龄降至 16 岁。该决议( HJRes.138 ) 将取代第二十六修正案，禁止各州的投票年龄高于18 岁，规定：“年满16 岁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美国或任何州不得因年龄而拒绝或减少投票权。” 作为宪法修正案，该提案需要获得美国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以及四分之三州的批准。如果通过，这将有效地允许十六岁和十七岁的个人在所有联邦、州和地方初选和选举中登记和投票。少数州还宣布重刑犯可以投票，布隆伯格还专门投入资金为民主党购买这种选票。 美国选举自从2020年选举日当晚六大战场州停止计票，出现拜登曲线之后，选举日成了选举月甚至更长。这一改变只有美国民主党觉得自己是在“捍卫民主”。 计票过程透明度高 除了大选结果外，还有一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那就是台湾选举唱票过程相当透明。 德国《明镜》（Der Spiegel）记者科尼利厄斯·迪克曼（Cornelius Dieckmann）在X平台上盛赞台湾唱票的透明度。 “台湾的民主正在发挥作用。每张选票都被（唱票者）高高举起，以便让公众能看到。”迪克曼说，“选票上的结果被（唱票者）大声喊出、并重复喊，然后在一张让外界都能看到的（被贴在展示板上的）纸上进行统计。” “任何人都可以观看、拍照或录影。当投票箱空了时，工作人员会向公众展示投票箱确实是空的。” 这条推文有390万流览量，很多评论者都认为这种做法才是公正透明的。1月13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科技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Twitter上附上了一个类似的台湾大选唱票视频，并称赞说： “这就是台湾人的做法，完全透明——与我们不同。” 台湾大选到现在进行了十六届，选举要求选民亲自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并且采用的是纸张选票。台湾没有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代理投票或电子投票等其它方式。选票由专人清点，每张选票在计票前都会展示出来供公众监督。台湾选举计票过程一直如此，为何只有今年才被关注到？关键是2020美国大选出现的严重问题，不仅导致本国民众对本国民主信心丧失，还导致世界对美国大选的透明公正产生怀疑。 我专门研究过台湾的选举，早就知道台湾在竞选过程中互相抹黑对手、挖对方隐私并夸大曝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采用各种赠物方式来影响投票倾向，均称得上无所不用其极，但在选举投票过程却始终保持透明公正。2020年美国大选采用大规模邮寄选票、机器投票之后，不少台湾人口头上并不相信美国大选舞弊这一指控，但我与他们在Twitter、Facebook上讨论相关问题时，问他们“台湾愿不愿意学习美国这种大规模邮寄选票、机器投票”时，无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都一致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台湾采取这种投票方式。更有人表示，台湾的民主来之不易， 当初民进党为了防止国民党操控选举，力争建立了这种最简单也最容易防止作弊的制度，对双方都公正，不会轻易改变。 民主制度的建立包括三个重要环节，一是民主程序，主要是选举过程的透明公开；二是民主选举产生委托人代理制，由民选官员治理国家；三是民主的定期修正机制，如果委托人（选民）不满意，可以用选票定期更换。这种选举虽然花费高昂，但远比一场革命实现的政权轮替要低。而民主制的脆弱，就是因其悬在一张张选票上；民主制的保有，基本有赖于民主程序的公开透明，这点关系到选民意志能否得到实现。台湾作为一个3000万人口的小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年数虽然不长，但在民主程序的公开透明上，却已经超过了它的民主导师美国。有美国评论者如彭博有作者说这是为了防止中共介选，实是不了解台湾计票制度的形成历史。 台湾的选民主体知晓自己的长远利益 与欧美国家相比，台湾选举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特别大，选举舆论环境的恶劣与外部干扰也相当罕见，尤其是TikTok对年轻世代选民的影响力之大前所未见。也因此，台湾选前预测赖清德会胜选，但赢得的票数最多在几十万至百万之间，极少数甚至判定几万票差距，但最后以558万票胜出，立法院也只比国民党少一票，可说是台湾选民在优先事项的判断上，很清楚何为台湾之“本”，何为“末”，其定力与清醒程度，完全值得欧美国家的选民学习。 自从西方国家实行“选票换利益”以来，欧美国家的选民多关注短期利益，几十美元购买一张Homeless的票、出资让福利院护工收割养老院选票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台湾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台湾媒体很少有过相关报导。 在大选之前，我就写过一篇《APEC拜习会后：台湾命运之球已踢到选民手里》，那篇文章我表达的希望是：尽管台湾选民对蔡政府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希望他们在选举日那天踢好这关键一球，做出有利于台湾命运的选择。如今台湾2024大选已经落地，这守护的责任就落到民进党新政府身上。我相信赖清德总统会体察民意，对蔡英文奉行的“进步主义优先于民生”路线加以调整，将台湾人关心的经济民生放在推行各种“进步主义”主张之前。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数据，只出生902万（生育率只有1.0），远少于2016年国家卫计委所预测的1550万（生育率1.75）。历史比较，2023年中国的出生数是1762年以来的最少，当时总人口只有2亿。国际比较，2023年中国的出生数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官方的出生数在2020年之前严重夸大，此后仍有些高估。例如，官方公布2021年出生1062万；但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仅为1.08，意味着出生不到1000万。官方公布的 2023 年出生数也应该被高估。 由于放弃新冠清零政策，2023年前三季度结婚人数增长了4.5%，加上2024年是龙年，预计中国2024年会出生930万左右，2025年的出生将大幅下降 。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23年的1.19上升到2050年的1.39、2100年的1.48，总人口将在2100年降至7.67亿，远低于2019年版所预测的10.65亿。然而，2022年版的预测仍是严重夸大，因为2023年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0，并将沿着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华人地区的老路下降，2022年三地的生育率分别只有0.87、0.70、0.68。2023年中国东北的生育率只有0.6。 历史上中国人口长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1820年占37%，1950-1980年稳定在22%，但是2023年只占16%。假设中国有幸能将生育率稳定在1.0，出生数将分别从2025年、2032年、2062年开始少于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美国。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球比例从1970年的16%上升到2023年的26%，而同期出生占全球比例却从26%下降到6%，并将继续下降到2050年的3.6%、2100年的1.3%。2050年、21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降至10.6亿、3.9亿，占世界比例将降至11%、4%。而美国普查局预测2100年美国人口为3.7亿，联合国 预测2100年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印度的人口分别为4.9亿、5.5亿、15.3亿。 中国的人口低于预期，意味着“对内高压，对外战狼”的人口学基础不复存在，将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2023年的出生只是1990年的三分之一，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将快速衰落。儿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2023年的出生远低于预期，意味着内需将持续低迷，经济和就业不得不继续依赖出口，急需改善对外关系。超乎预期的快速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并非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不可逆的，中国将无力构建“国际新秩序”。最近中共外联部长刘建超访美，提出“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 建立在数据沙滩上的独生子女政策 回顾起来，中国几十年的人口政策全是建立在错误预测基础上。1980年宋健等人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80年达42.6亿，吓得决策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即便没有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会达16亿，然后下降。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早该停止计划生育。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 ，但是被篡改为1.8 ，因为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们缺乏跨学科的知识，无法理解生育率为何如此之低，尤其是他们需要用“人口快速增长”以证明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比如2007年7月10日，国家计生委发言人于学军说 ：“如果（生育率）是1.2，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 我在2000年开始率先掀起反计划生育思潮，在2000-2006年的文章以及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预测，如果继续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呼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那么峰值人口将不到14亿。然而，中国当局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停止计划生育，而是禁了我的书，因为他们更相信人口学家的集体结论。 2004年，顾宝昌、翟振武等18位顶级人口学家联名上书 ，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会在2044年达16.07亿。2006年，由三百多官员、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预测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1.8，人口将在2033年达15亿峰值。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1.18 ，但被篡改为1.63 。2011年4月26日，计生委官员于学军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被推荐给政治局上课，建议“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 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预测全错得离谱 2012年3月《改革内参·高层报告》发表我的5万字的报告，预测如果实行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暂时反弹到1.4。我在2010-2013年的七十多场演讲中，以及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和多篇文章 中，认为二孩政策也是错误的。 但是2012年蔡昉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式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 一书中，甚至反对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因为他们预测生育率会超过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口将在2044年达15.35亿 峰值。翟振武也预测，每年将出生4995万人 。这些预测吓得决策层只敢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然而，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1.05 ，不是官方预测的1.8 。 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公函阻拦出版我的《大国空巢3》、《大国空巢4》，原因有二：第一，我呼吁彻底停止计划生育；第二，我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反弹到2018年的1.4，然后降至2026年的1.0。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等人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他们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23年、2050年还有1.75、1.72；2018年、2023年将出生2189万、1550万人。但是即便根据《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而不是2189万，更不是4700多万、4995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只出生902万，而不是1550万。 2021年中国实施三孩政策，因为以李建伟为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论证，三孩政策足以“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然而，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远低于更替水平2.1。 中国当局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事实上，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人口和文明迅速衰落为标志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我在一年前开春之际，曾发表“2023年中共十大危机”长文。一年来，这十大危机的发生几乎皆在我的预测之中。今年以后，中共的危机态势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些旧危机是新危机的萌芽与前兆，有些新危机则是旧危机的延续与恶化；新旧交叠，已使中共政权处于内外交迫、危机四伏之中。 第一危机：美中关系脱钩断链 2023年12月12日，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发布一份两党议员连署的“大型意见书”，这份长达53页，内含150项建议清单的报告，称为《reset, prevent, build》。这份报告以三大重点为支柱：重置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遏制美国资金和技术流入中国为其军事现代化和人权迫害提供助力、投资技术领先并与盟友共同建立具有韧性的经济联盟。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断”：贸易断钩、资本断供、技术断流。 这份报告进一步呼吁，切断美中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包括取消20多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给予中国的低关税待遇，也就是“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份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抗共保美”清单，建议切断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资本和技术流动，整个报告的关键词落在：“经济上依赖一个利用党国力量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对手对美国构成严重风险”。换言之，这份报告旨在建议美国与中国必须脱钩断链。 即使这份报告是否成为行政部门重建美中关系的具体政策，尚有一段距离，但至少证明美中关系至今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持续恶化。尽管习近平在2023年11月旧金山APEC峰会中，向美国总统拜登表达了“愿与美国结盟并做美国朋友”，但习近平这种翻转和变身，有人称之为“微笑外交”，实际上是“面具外交”，已经被视为外交姿态的矫情表演而不被国际社会所信任。换言之，美国不吃“习近平这一套”。 我估计，2024年以后，美中关系将从“去风险”走向“战略性脱钩”，再到“大面积断链”的地步，理由是中国对美国已经做出“终极对抗”的战略准备。 日前，《纽约时报》依据一份卫星监视影像指出，中国正秘密恢复和重建已经废弃达60年的新疆“罗布泊核试场”，新挖了深达536公尺深的“竖井”(silos)，还新增了许多设施，包括新挖隧道、铺路、新建筑群等，显示中共正在准备一场你死我活的美中核武决战。 实际上，有不少人怀疑，12月18日发生于甘肃、青海的6.2级地震，可能正是罗布泊秘密核试所造成的“核爆地震”，理由是这次地震是一种“底层挤压型”的地震，以致造成青海省出现“砂涌现象”－地下含水量沙层遭挤压破土而出形成泥流－，都间接证明甘肃地震极可能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地震。 中共一旦走向与美国的“核武竞赛/核对抗”，必将重蹈当年苏联由于与美国进行核武竞赛而导致“国穷民困”的覆辙。特别是在中国未来10年处于“低度经济增长”的局面下，这种继续穷兵黩武的战略疯狂，必将使中共重演苏联解体的命运。 第二危机：陷入南海战争 尽管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做出了中国对南海主权所谓“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是无效的，但中共既不承认此项判决，也从未停止对南海岛礁的军事化行动。由于中共始终主张对南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这几乎惹毛了所有南海主权声索方。 2023年12月，中共海警船与菲律宾补给船分别在黄岩岛和美济礁发生对峙和冲撞事件，使南海的紧张形势迅速升高，甚至濒临战争边缘的状态。 自1995年起，中共就占领了美济礁，并开始在此填海造岛，建造军事设施。1999年菲律宾占领了仁爱礁，与美济礁隔海对峙。2012年中国则控制了黄岩岛。随后，自2018年起，中共就开始向美济礁、渚碧礁和永暑礁部署了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并经常对菲律宾进行包括“围堵”、“禁航”、“驱离”和“冲撞”等等战术攻击行动。 中共的目的，一方面试图驱离美国在此一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试图打击西太平洋包括关岛在内的美国及其盟军的军事基地。 美国和菲律宾自1951年起就订有《美菲共同协防条约》，近期，美菲又订立了《加强防御合作协定》(EDCA)，只要中共对菲律宾的攻击造成伤亡，就会受到美国的反击。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也寻求日、韩、印度等国的协助，除了已经允许美国驻军之外，还提出菲日两国相互驻军的构想。未来如果情势继续升高，极可能在这一地区爆发一场针对中国的“围中之战”，中国必将遭受“新八国联军”(美、菲、日、韩、印、澳、英、南海主权声索国)的集体围剿。 第三危机：异化的民族主义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期间，特别是德国纳粹主义、义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过程，说明了一些“(自认)屈辱性的强权国家”在面临内外交迫、经济封锁、权力竞争与国际孤立的困境之下，最容易形成一种“疯癫的”、“失控的”、“叫魂的”民族主义，并且进一步采取“报复性外交”或“无理性侵略”来展现“雪耻复国”的强势立场，乃至危害现有的秩序与稳定。“雪耻复国”向来是独裁者最廉价而有用的法宝，授予独裁者采取以军事对抗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绝佳理由。中共当前正处于“以民族主义进行报复性扩张”的失控状态：一方面开始实施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一方面实施极端的对外扩张。 依据《自由时报》报导：去年12月，发生在日本一家名为“中华西太后”的中式餐馆，由于在疫情期间于门口张贴“禁止中国人及韩国人入内”，遭到旅日中国网红“油头四六分”的骚扰。事件曝光后，立刻在社交平台掀起热议，日本反中情绪再度升温，不少日本网友甚至高喊“中国人滚出去”。另外，最近发生一个小粉红拧了一把鼻涕，涂抹在台湾驻加拿大领事馆的招牌上。 这种“中国小粉红现象”其实就一种“民族主义的武器化”。问题在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在中共的组织、规划与鼓动之下形成的，但是一个失控的民族主义也会转过来使“操纵者失控”。一方面，由于操纵者对民族主义的控制能力不足，导致操控者被民族主义驱使和绑架，造成“脑热”与“蛮干”的冒险行动。另一方面，在习近平强力洗脑洗出一些“脑残粉红”之后，这些粉红反过来逼迫他们的领导人，不得向世界低头示好，不得对反华势力妥协退让。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异化的民族主义”(alienated nationalism)，这将使得中国无法走出民族主义的精神毒瘾，无法迈出与世界友好合作的步伐，最终走向一种不计后果的全球对抗。 第四危机：走向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指“货币供应量少于流通领域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也就是社会消费支出不足，从而引起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总水平持续下跌的现象。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与经济衰退。 自去(2023)年4月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都徘徊在0%，在7月数据掉到- 0.3%之后，8、9月回到0.1%和0%，但10月份再度出现 -0.2%。至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年增率更是连续13个月负成长，去年10月份为 -2.6%。 依据中共官方去年10月份统计，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用来衡量消费者购买能力的变动，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用来衡量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的变动，双双出现下滑。换言之，即使商品价格下跌，消费者依然不敢消费。其中PPI下滑更为严重。两项指标，都显示中国将持续恶化的经济衰退之中。 第五危机：中南海权力震荡 火箭军事件、李尚福事件、秦刚事件与李克强猝死事件相继爆发，各方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进行一连串的“权力大清洗”。表面上，这是习近平以“铲除忠臣”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但实际上可能造成党内人人自危的离心力量与信任危机。 习近平已经进入“老龄执政”的阶段。在共产党历史中，领导人往往年纪越大越危险、越失控，一方面恐惧生命苦短、时日不多，一方面充满壮志未酬的焦虑感，我把它称为“共党头目的老年危机症”。斯大林如此，毛泽东如此，习近平看来也是如此！ 习近平的疏失，不仅在于改变中共的“传统党规”，更在于不愿建立“接班人”制度，以及藉“维稳”之名强力压制人民的不满与批评，这就会产生“两怨危机”：民怨与党怨。一方面，当安倍晋三、李克强等政治领袖死亡时，人民心中普遍产生一种“可惜不是你”的怨叹；一方面，一旦习近平有什么三长两短，必然提前在中央层级产生“争夺接班人”又在事后“争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斗争。 最近习近平发起了一场“新评毛泽东运动”，藉“捧毛”来垫高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特别是在去年的“权力大清洗”中，习近平清洗了自己亲自提拔的人，不仅证实了“伴君如伴虎”，更造成“伴君如送死”的恐惧感。这是一种“党性辗压人性”的无良政治，也就是“靠习近平越近，死得越安静”。可以预见，来自民间自发的反习声浪将“由小到大”，来自党内“逼(宫)习”的夺权力量将“由暗到明”。换言之，在习近平的“肃贪－肃杀”之下，“中南海的权力震荡”很可能发生，其惨烈情况更是难以预料。 第六危机：深陷国际孤立 中共最近召开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再度提出“斗争口号”：敢于斗争、敢于亮剑、积极备战等等，重新恢复“战狼外交2.0版”，这必将使中共再度陷入国际孤立状态。这包括美国将“重置”中美关系，不断在南海挑衅造成印太国家“联合抗中”的态势，不公平贸易与企业补贴政策导致欧盟采取“反补贴调查”等等。我把这种孤立概括为“三重孤立”－“美亚欧”三个区域性孤立的状态。特别是美菲之间加紧军事协作关系，随时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及EDCA，越南也开始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对象，以及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中共依然叫嚣“武力统一台湾”，造成全球一致反对中共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压力，从区域孤立到全球孤立的局面，必将出现。 中共当前面临的真实外交局面就是：大朋友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小朋友”，例如北韩、伊朗、俄罗斯和缅甸这些受到国际制裁的“流氓国家”。这四个国家已经被视为“邪恶轴心”，是破坏国际体系的“麻烦制造集团”。换言之，中共的国际形象已经跌落至“末段班”，陷入一种“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已经无国际诚信与价值号召力可言，成为众所公认的“国际公敌”。 第七危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 在2023年12月7日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显示，中欧关系已经撕破了脸。中国摆明了不会在俄乌战争中支持欧洲，也无意在中欧贸易失衡问题上做出让步。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到近4000亿欧元，欧盟认为这种贸易失衡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忍受的”。目前，欧盟将已经展开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估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公布调查结果。毫无疑问，中共行之多年的贸易补贴政策必然证据确凿。 在此同时，欧盟也自去年5月17日启动“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如果中共不愿在出口补贴和贸易公平问题上做出让步，极可能遭到欧盟进一步的贸易制裁，进而失去大部分的欧洲市场，甚至引发继川普之后的“中欧贸易战”。 第八危机：官僚失能，治理失败 1，疫情高爆发：白肺疫情 由于疫苗效力的低落、医疗能量的不足、公共卫生条件的落后，使中国处于疫情高爆发、传染大规模、死伤较严重的情况。在历经Covid-19三年“动态清零”之后，中共官方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和谋求改进，这就是“官僚躺平”的现象。在中共这种缺乏民意监督、权力制衡，仅仅只有“党内问责”的体制下，这种每次流行性疾病甚至是新冠变种就造成疫情高爆发的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 2，灾难常态化：贵州地震与杜苏芮台风 这次甘肃发生规模6.2的地震，人民在房子倒塌之后跑到户外避难，在零下10度的低温下坐以待毙，显示中共当局的灾难防治非常疲软和落后。有人甚至怀疑，这场地震是中共进行秘密核子试爆所导致的“人为地震”；加上更早之前杜苏芮台风袭卷中国华北地区，造成重大灾难。官员采取的是“保中央、不保人民”、“保维稳、不保救灾”的态度，这几乎是一种“官僚杀人”的事件，至今依然积累极大的民怨。 第九危机：资产三流失(财政、投资、人才) 1，财政部分 2023年中国的各种经济数据中出现一个关键指标，那就是政府的月度财政公共预算出现明显下降。实际上，自5月份起，中共的月度财政收入的增量开始下滑，到了8月，财政收入增量出现了负值，同比2022年8月短少了600亿人民币。 财政萎缩的主因，来自各种税收的减少。依据2023年1－8月统计，消费税下降了9%，显示民生消费确实出现萎缩；企业所得税下降了7.6%，显示企业的利润确实下滑；个人所得税下降了0.1%，幅度虽然不大，但也显示人民的所得出现刚性下降；另外进口货物增值税和出口退税同时下降，显示出口疲软和无力；印花税下降了8.9%，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下降了29%，是金融活动衰退的表现，另外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都同时下降，显示房地产处于下行萧条的阶段。 2，投资部分 依据2023年第二季度的统计，境外对华直接投资下降到49亿美元，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与2022年同期相比降幅达到87%，目前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2%，显示外资流失的规模非常庞大，而且继续在流失。相对的，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相较于2016年暴跌了25%。换言之，中国同时出现了“内外投资双流失”的现象，也就是外国对中国的投资金额低于中国对外投资的金额，也就是“撤资大于新增投资”的趋势。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去年11月3日公布第3季“国际收支统计”，外资第3季直接投资总额为负118亿美元(约新台币3790亿元)，为1998年建立统计以来首次出现负值。另依据《经济学人》的估计，依据中国习惯于模糊和灌水的国际收支数据，实际上可能掩盖高达 5000 亿美元(约台币15.65兆)的资金流出。 另依据“中国美国商会”2022年秋季的调查显示，66%的会员企业将“中美关系紧张”列为中国市场主要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日本商会”去年9月针对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近5成的会员表示“2023年不投资”或“将比2022年减少投资”。 3，人才部分 《华尔街日报》去年7月5日发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净移民”人数在2018年已接近30万人。所谓“净移民”，是指一段时期内移居到国外的移民总数减去每年移居到国内的移民总量(移出减移入)，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富人或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也就是所谓“高净值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从数据来看，2017年富人的净移民人数超过1.1万人，2019年超过1.5万人。 从“净移民”中的富人流出数据来看，2022年有1.8万富人移出，2023年有大约1.35万名富人离开中国。 净移民的增加(移出大于移入)也反映外国人才流入的减少。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外国居民仅为163,954人和62,812人，较2010年分别下降了21%和42%。 人才流失必然造成资产外移、技术流失、经济倒退、社会退化等等危机。 第十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依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23年12月发布“中国经济危机展望”指出，如果中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房地产价格暴跌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按考虑到物价波动的实际增长率来看，1%左右的GDP低增长将形成“常态化”。换言之，中国要实现到2035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一番的目标，将非常的困难。综合各方的分析，未来10年中共的GDP将处于“0%－3.5%”低档徘徊和增长乏力的状态，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并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准后，出现了停滞或“卡关”的状态。这种停滞状态表明，既无法在技术上与“先进经济体”竞争，也无法在工资成本上与“低廉经济体”竞争，造成经济始终“上不上、下不下”的状态。 未来，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平均每年6%-7%的GDP增长，若合并技术创新的不足、“党管经济”以致扰乱市场的自主与活力，加上贫富不均与人口老化，中国必将跌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大选杂感 台湾大选尘埃落定，民进党赖清德、萧美琴当选正副总统，我认为是选对了人，走对了路。今天有些零碎感想，不妨讲讲。 一、今早看见一位“老师”在脸书若有所指说，中国军工股礼拜一必定上涨，不禁失笑。莫说中国A股久已“不举”，就算还有资金炒上，军工股在赖萧民调领先时，按照他的逻辑，也早应该大涨了。但有吗？没有。 炒股是炒预期，正如某区要起捷运，楼价在消息一出时就冲天了，根本不会等到捷运落成才升。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师”不是讲股票贴士，只是借此暗示：票投民进党，台湾人就要上战场。真的吗？ 二、中共最希望台湾人相信的，正是绿营赢了，战争风险就会大增。退一万步，就当这是真的，却似乎没有人探讨过：战争机率会增加多少？增加一倍有可能吗？绝对有可能，比方说，机率由万分一增加到万分二，也是升了一倍，问你怕未？ 三、看了昨晚大选得票率，我反而觉得有现在这个结果，台湾今后四年打仗的风险才最低。为什么呢？请看看以下四届总统当选票数走势： 2012年马英九689万票 2016年蔡英文689万票 2020年蔡英文817万票 2024年赖清德558万票 今届侯友宜及柯文哲，分别得467万、369万票。尽管赖清德得胜，但跟上届相比，绿营丢了250万票，反映了什么民情呢？不言而喻吧。 对民进党更不利的是，今届立法院席次民进党不过半（51席），蓝（52席）白（8席，成了关键少数）联手，跟绿营比例是60:51，赖总统施政必受制肘，国防预算、军备购置都可能受到蓝白阻挠。 看了这个形势，如果你是习近平，会怎么想？绿营虽然赢了，但民情逐渐背离（这是数据反映的客观事实），今后数年，只要加强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攻势，坚持抹黑对手不动摇，再调整一下选举策略，下届大选，就很可能把民进党拉下台。 然后呢？里应外合，完成“大一统”千秋大业，这样成本才最低，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还要打仗？ 绿营得胜，虽然大喊“美德赢台湾，台湾赢得美”，但恕我直言，看得票率和立法院席次，绿营赢得不算很美。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赖萧赢得不美，却符合中共将来“统一”的如意算盘，反而降低它即时侵台的可能。 四、尘世间所有土匪，都是取易不取难的。攻台风险何时最大？让我重复一次，就是“里应外合”的时候，即习近平自信满满，认为有最大机会成功的时候。 五、中共国台办在台湾大选后说： “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势。” 看数字，确实有过半选民不投民进党，但岛内主流民意，也肯定不是跟中国统一。根据台湾陆委会2023年10月26日发布的民调，支持“尽快统一”者仅1.1%，支持“暂维现状，以后走向统一”是5.7%，换言之，仅6.8%台湾人支持所谓“统一”。 由此可见，不管大多数台湾人支不支持民进党，台湾主流民意都是反对“统一”。 六、既然台湾人多数抗共，为什么明显亲共的蓝、白两党总统候选人，加起来依然有超过800万票呢？因为这群人大多数仍相信蓝、白不会卖台。 但马英九已明言“必须相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中国近日发射卫星，引发台湾发全国警报后，柯文哲竟一时口快以“猪队友”形容中共。如果连叫你相信习近平、称中共作“队友”的人，你都看不出是对岸执政集团头目的爱将，我也实在无话可说。 不禁想起2012年香港“选”特首，当时主流民意也相信“亲民贴地”的梁振英；习近平初上台时，很多中国人亦寄予厚望，为他的“打贪”鼓掌。呵欠，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总是犯重复的错。 今后数年，但愿民进党能挽回民望，也尽力备战（只有自身够强，对岸才不敢动手），因为不单是你输不起，台湾人更加输不起。（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新年伊始，出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消息。美国禁止外国的腐败官员和亲属来美国，包括转运资金等等。可在中国却炸了锅，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卯足了劲地痛骂，像极了一句古语叫做如丧考妣。这可真够奇葩的。 人家禁止脏钱入境，这不是帮助中国反腐吗？怎么中国倒不答应，急赤白脸地跳脚呢？正常人真的看不明白了。对中国稍微有常识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了。因为中国早就不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了，这个禁令危害的，是正在转移资金和老婆孩子的官商结合体阶级，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有朋友质疑说，钱入美国不是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吗？为什么反对呢？问题在于这些钱入美国，也加强了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从根本上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这些人都是两面吃，老婆、孩子和钱送到美国是安全的，给中共做渗透也是必须的，否则那边日子也不好过。表忠心是存活的重要条件，这就决定了两面吃的特点。 为什么官僚资产阶级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政党呢？这就是船要沉了老鼠先逃跑的道理。船要沉了首先关系到自身的存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习近平的多疑善变和冷酷无情，谁是绝对安全的呢？而且共产党的反腐败，只是清除可疑对手的借口而已。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变成可疑分子了呢？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先安排好退路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即使你相信自己比刘源、刘鹤还更加发小，不会触碰政治红线，也架不住经济崩溃后被清算，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那么火的经济怎么就会崩溃呢？这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几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就成为政绩的硬指标，升官发财的原始根据。于是就变本加厉地实行基建狂魔，贫困县市可以花多少个亿的资金，建设毫无用处的形象工程。大公司可以资不抵债建设烂尾楼。这种风气积累下来，就是银行业背不起巨额债务了，经济崩溃指日可待。 不就是银行没钱嘛，可以发行钞票就有钱了呀，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内行骗外行的标准用语。老百姓都穷得快要吃不起饭了，只好开始割那些富人的韭菜了。中产割完还不够，就轮到了官僚资产的大户了。股市上不好割，传说上已经割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不给钱就上手段，露出了他爹当年打土豪收买路钱的本色。傻瓜还不赶紧逃跑。 有些人是几年前就看出来崩溃的必然性，赶快趁着高价卖掉了房地产。这不算聪明，只不过按照常识冷静判断而已。任何商品远远超出需求，必然卖不出去积压资本。大比例的积压资本，必然的下场就是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选择基建狂魔这种傻X政策呢？而且现在已经卖不出去了，还要再注入资金，积累经济危机呢？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不是人傻钱多可以解释的。这就和共产党人的专制政治有关了。这些人从小受的是马列主义的教育，满脑子都是什么什么决定着什么什么，只要抓住了什么什么，就一把钥匙解开了千把锁。从迷迷糊糊的计划经济转舵，要搞市场经济了。看看人家资本主义依靠什么衡量经济发展呢？GDP就是那个硬指标。 于是为了这个决定性的硬指标。制造出了无数稳赔不赚的经济奇葩，积累出了现在的经济危机。聪明的老鼠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一样，由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对于赖清德选胜的原因，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点要注意，中国因素，即台湾多数选民特别是绿营选民对中国的恐惧，可能为他们把票投给赖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湾总统选举或许是自政党轮替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蓝绿白三党推出了各自候选人竞逐，在选前的所有民调中，虽然赖清德都要赢过其他两个候选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并不大，两人的得票数也表明了这点，这使得此次选举充满一定悬念。 民进党虽然在台上执政八年，拥有比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更多的资源用于辅选，可客观地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这八年的执政评价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选战初期的民调中，有六成选民希望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事实上，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确实也赢得立法院微弱多数。 中国因素促使选民票投民进党 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政党执政多年，选民普遍会有一种疲劳心态，想换它的对手上台，尤其是执政党若政绩不佳的话，这再正常不过。原因也很简单，除了选民有喜新厌旧的心理，主要是执政党台上时间长了，总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未必是执政党造成的，但因为是你执政，就得背锅。台湾这次选举，国民党猛打民进党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问题，赖清德本人的老宅违建、民进党立委的自拍和偷录等。但是，为什么多数选民尤其是绿营基本盘还把票投给了赖，就值得细细琢磨。 不妨假设，这次选举中国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如果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弊案，很难讲它不会对赖清德的绿营支持者产生影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选民虽然会支持本党或者认同的政党候选人，但也会看重他支持的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品格，倘若在选举中该政党或者候选人被对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会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给他，其实是说不准的。 然而此种情形在本次台湾选举中没有出现，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赖的老宅违建问题可以忽视，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导致的，这就必须说到中国。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国不存在介选，台湾选举要想撇开中国因素，也做不到。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认为，绿营选民最后把票投给赖清德，不是他们容忍民进党的弊案，或者认为赖的违建无关紧要，乃是在他们看来，只有赖才能确保台湾不被中国“吞并”，免受大陆专制制度的侵袭，而对侯友宜和柯文哲，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信心。 在去年选战开打初期，国民党将本次选举塑造为战争与和平之战，选国民党会带来和平，选民进党会带来战争；民进党则将选举定调为民主与专制之战，选民进党会保住台湾的民主体制，选国民党会给台湾带来专制的灾难。这个口号的喊出，对绿营支持者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如果国民党上台执政，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台湾会被大陆带坏。中国的专制体制以及由这套体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着两岸交流而强势侵入台湾，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活和民心。这是绿营选民不乐见并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专制的中国，台湾本土意识抬头 两岸在过去十几年的渐行渐远以致现在多数台湾人，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总根子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台湾本土意识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国民党放弃戒严，开启民主转型，民进党执政后修改课纲，有意识地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然而，有一个现象必须提及，也就是在两岸恢复交流，特别是在两岸直航三通后，经贸、文化、旅游交流的频繁并没有弱化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反而加固强化了，让台湾人更体认到，台湾人是台湾人，大陆人是大陆人。 这种身份意识的强化并非只出现在绿营，蓝营也有。在两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湾人意识发酵壮大，成为主流民意，尤其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绝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别是三代已经完成了身份转变。国民党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不只是出于同民进党争夺选民的考量。此次总统选举，不少人注意到，蓝绿白三对正副总统候选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态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其他人只称自己是台湾人。也许侯友宜和赵少康怕被民进党贴标签，然而，这种怕的心态不正好说明问题了吗？ 为什么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反而越强烈，对中国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频繁让台湾人认识到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迥异，担忧中国会借着庞大的体量，在两岸交流中变得强势，台湾抵挡不住中国专制体制的侵袭，从而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态，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两岸的大规模交流是在胡锦涛后期和习近平前期，胡虽是弱势总书记，但在他执政后期，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中共变得比过去保守和专制。这种情况到习上台进一步强化，当局对思想、言论的压制达到一个空前强度，对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变本加厉，对党内和社会的控制是自毛以来最严重的。习惟我独尊，容不下异己，整个社会的政治风貌完全改观，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那种肃杀状态，没有一点自由的习气。 大陆人对习近平的极端专制都非常痛恨，无法容忍却又不得不容忍，台湾人看在眼里，他们当然害怕大陆的这套体制对台湾自由民主的侵害。虽然出于发展经贸等现实考量两岸不得不来往，但台湾肯定要设置一套防火墙阻遏大陆的专制制度在两岸交流中渗透台湾，就像大陆设置防火墙阻遏台湾的民主制度渗透大陆一样。当中国当局不把中国民众当人来看待，怎指望台湾人亲近中国？结果只能是，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对中国的排斥越强烈，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没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两岸的紧张态势，终致两岸在不同路径上分道扬镳。 除非中国变革，台湾民意不会认同中国 坦率地说，要想台湾主流民意认同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唯一的可能路径，就是中国大陆必须变革，改变中共的专制体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两岸和平统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中国的民主变革当然首先不是为了统一台湾——相反很可能，由于两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国民主化后，多数台湾人依然不愿和中国统一，而是为14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严，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国民主化后，至少在统一问题上，会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国还处于习近平极权统治的严酷体制下，连自己的民众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润出来，逃离中国，去强行统一台湾就缺乏道义支撑，遭到民主国家的反对乃是可以想见的。 故而，从中国的角度看，赖清德的选胜告诉北京当局，中国要想赢得台湾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开启中国的民主化转向，仍行3000年秦制，两岸只会愈行愈远。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蔡英文在选前之夜为赖清德助讲，提到“明天世界关键字是台湾”，美国各大媒体24小时后，确实都即时报导了台湾投票结果，而“赖清德”则是这些相关新闻的关键字。诸如《华盛顿邮报》以“谁是赖清德，台湾的新任总统？”（Who is Lai Ching-te, Taiwan’s new president？）为标；《时代杂志》也重新汇整之前访问赖清德的内容，刊出“关于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What to Know About Taiwan’s New President-Elect Lai Ching-te）。 过去，台湾在外媒刊登具文宣性质文章，目的在让外国人看到官方所欲呈现的台湾，至于外媒从自己角度撰述的报导，便是让我们理解他们所关注的台湾是什么，以及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对自己的读者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解释。这时，“看他们怎么看我们”，或可为台湾的定位给出一些座标。 很清楚，台湾选举结果由赖清德胜选后，美媒上相关文章，多以“中台关系”切入，强烈一点，如NBC写著“台湾公然反抗中国，选出了一位被北京贴上分离主义‘麻烦制造者’标签的新总统”；中性一点如npr，其用词为“民进党的赖清德成为台湾新任总统，这将决定此一自治岛屿未来对中国的立场”；《时代杂志》写的是“尽管中国对其（赖清德）主权观点发出警告，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其竞争对手认输后赢得了台湾民主选举，从而使执政的民进党继续掌握第三任期”；《华盛顿邮报》的用词是：“台湾选出赖清德为总统。中国称他为危险的选择”。其他美媒下笔大同小异，概念不出以上。 首先，美媒呈现在当地读者面前的，就是台湾这场选举的结果，必然牵动中国敏感神经，这是美国读者第一个接收到的讯息。随后，在接续阐述台湾地（定）位时，美媒用词也多有雷同，包括“台湾的地位是中美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赖清德这次胜选，或将测试美中近期为改善长期低迷关系所做的努力”、“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赖清德承诺将与美国密切合作”…美国读者收到的第二个明示，就是台美关系现状，以及赖清德亲美立场。 继之，进入“赖清德是谁”，接续中台关系、台美关系，美媒除了描述赖清德曾是“支持台湾独立意志高昂的宣传者”，赖清德本人最受关注（引述）的句子为：“台湾愿意在尊严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对话”、“全球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台海和平”、“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我们将站在民主的一边”。而美媒（《华盛顿邮报》）针对上述相关用字的诠释是：“赖清德没有试图取悦北京，而是表示他将专注于通过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友好民主国家的关系来确保台湾的全球地位。” 以上字句尽管分散在不同媒体报导，排序容有不一，论述逻辑倒是一致的。则对美国读者来说，针对台湾这次总统大选所呈现出的样貌，即台湾民主选举由具台独色彩的赖清德胜选，中国很不喜欢赖清德，赖清德亲美立场明确，同时，他已释出愿意和中国在尊严平等下对话。 透过这样的归类和简要整理，对台湾人来说也许卑之无甚高论，但对美国当地读者来说，台湾如斯，却不尽然是一个他们所熟悉的国家样态。唯经由几个事实，遂有了“在赖清德亲美、中国反赖下，台湾平和顺利完成了2024年第一场民主国家选举”的理解。其中，美媒（NBC）曾写下“台湾地位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而台湾亦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说这一段话已是美国社会过去八年在蔡英文执政下，对台湾已然的普遍认识，并不为过。至于赖清德的胜出，则无论对前段“台湾地位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还是后段“台湾亦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都有强化印象效果。赖清德过去“独派色彩”，确实会更令北京严以待之，而台湾又一次的投票结果（在北京强烈反对下），却也同时再次彰显了一地的民主坚韧。 蔡英文执政期间，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日增，在2023年8月皮耶基金会的调查中，有三分之二（65%）美国人表示对台湾持有好感，调查时空背景，正值赖清德以副总统身分访问巴拉圭，并中停过境美国。可以说，美国人过去几年对台湾好感提升，主因正是透过当地媒体字里行间的陈述，而这一回，美国民众自媒体上浏览到的赖清德，就大致轮廓上来说，应该仍是他们所认为，并易于接受的台湾领导者形象。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四成选票当选总统，国会席次没过半，民进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赖清德就是依宪当选的总统，他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免行政院长，就算立法院没有过半支持，他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范围里施政；最坏的状况就是回到2000年到2008年陈水扁少数执政，“再怎么野蛮”对决“再怎么鸭霸”，4年后再让选民做出裁判。。 但从国家人民的角度，绝不希望朝野继续无日无之的对抗与争执。就此，赖清德只有一条路，就是沟通、让权，以及合作。只是，怎么沟通？如何让权？所谓“联合政府”到底可不可行？由于在台湾从没有任何先例，只能从做中学。 不同于一般内阁制国家的多数联盟组阁的概念，台湾总统直选，在没有被倒阁之前，行政权的权力基础全来自于直选的总统。以新国会绿营51席，蓝营52席，白营8席的席次分布来看，若基于执政的需要想组成国会多数联盟，由于绿白阵营的支持者较容易互相流动，也符合“最小获胜联盟”的权力分享原则，民进党自然必须把合作的对象锁定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身上。 朝野合作的形式有很多，最单纯的作法是在立法院的合作，包括立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会召委选举，以及立院法案预算的攻防投票。对民进党支持者而言，与其看到韩国瑜坐上国会议长席，还不如让黄珊珊，甚至黄国昌坐上那个位置；关键在于立法院长必须保持议事中立，将折损仅有8席立委的民众党团战力，对白营而言未必划算。 为了稳固立法院的合作，双方也可以进一步架构其他的平台，包括定期的党政协商、两党主席的定期会商等等。若要再深化合作，甚至可以依“先政策，再人事”的原则，进行内阁的席次分配。例如柯文哲宣称他最重视“年轻人处境”与“公开透明”，那就可以考虑把NCC、金管会部分委员的提名权，甚至劳委会、内政部的人事交付予他；条件是，双方必须在往后的立法院重大议案表决有共同的合作默契。 至于未来到底是单纯的立法院合作，或要扩及到内阁席次与政策合作？关键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要什么？要不要得起？事实上“政党合作”、“联合政府”在台湾其实都是崭新的概念，过去无法落实，原因未必是总统所属政党不愿分权，更在于在野党基于未来发展与选举考量而不愿为执政者背书。此所以柯文哲在选举夜宣称：“未来民众党将扮演关键少数，不会固定只跟谁合作。” 对绿营基层而言，柯文哲民众党向来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对象。不过，少数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会多数联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这无关乎政党之间的政治仇怨，却是一个应该被努力建立的宪政惯例。 其实不只绿白合作，应该也包括绿蓝合作，只是基于“最小获胜联盟”的理论，所谓绿白合作的机会应该更大一点。形式包括定期的政党主席会面或私下拜会，甚至是重大政策征询，并承诺不推动朝野有重大分歧的政策。 如何面对国会少数的困境？是赖清德形塑其政治风格的第一项试炼。过程中，不能非友即敌，不能坚壁清野，否则不但合作不成，反而让激化在野阵营形成一个稳定反对联盟。这一切，都在考验新总统的政治手腕。 （全文转自上报）
主持人：苏拾莹 主讲嘉宾: 卢正邦律师，美国加州的两岸律师 李酉潭教授，台湾政治大学 冯崇义教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 曾建元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及淡江大学 张小刚老师，澳洲中国海外民运人士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时代漫谈》的政论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苏拾莹，我现在在台湾，当然也参与了昨天台湾大选的投票与观选活动。觉得很有必要与观众朋友分享，所以特别作今天这集节目，题目就订为《选后台湾面对的国际情势及挑战》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很特别的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卢正邦律师，他是马英九的大学同学，但思惟与马英九相反；他目前也在台湾观选，应邀上不同的政论节目，很高兴他可以来我们这边分享。请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其他我们固定的嘉宾，一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李酉潭教授，请和大家打个招呼。二是来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三是来自台湾淡江大学的曾建元教授，四是我们节目另一位主持人，也是澳洲的中国民运人士张小刚老师。李教授和曾教授今天在台北和一群西藏相关组织主办一场盛大的国际研讨会，早上我也去了现场，真是冠盖云集，学者专家齐聚，肯定会有很好的收获。我们是趁他们中午午餐的时间邀他们来上节目，等下就请他们先发表。冯崇义教授本来也是这场研讨会的重要发言贵宾，只可惜入台签证办不下来，很可惜。这点下一集我们来好好讨论，今天就先回归昨天的大选。 大家都看到新闻了，这次台湾总统大选，赖清德获胜，得了558万票，比国民党的侯友宜只多了90万票，民众党的柯文哲也拿到近370万票，比预期得好。 但是在国会这边，民进党却掉了十席立法委员，甚至比国民党还少了一席。新的国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占52席，民进党只占51席，民众党占了8席，呈现三党都不过半的情势。显然将来国会的纷争会不断上演，所以赖清德昨天的当选谈话也强调他会尽力做好朝野的沟通。 民进党在国会方面的失利对两岸关系肯定是有影响的，就像阻挡军购的马文君也当选了，继续留任立委，大家也知道，民进党亲美反中，国民党亲中反美(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就是典型疑美论者)，未来台湾的两岸路线会出现甚么变化? 不得不令人忧心。 对民进党来说，避谈反共议题好像不是办法，越避谈，人民认知越不清楚，选票就做出了答案。 现在就请专家来为我们解读。
习近平在2024新年贺词中轻描淡写地描述202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风浪中强健了体魄、壮实了筋骨”，这当然不是事实。虽然中国经济2023年将可能录得5.2%的增速，超出当局年初预定的5%增长目标，然而，数字是一回事，人们的实际感受又是另一回事，从后者来看，中国经济在2023年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萧条”。这并非唱衰中国经济，因为连一些官方经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疫情三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破坏，是让它丧失了自身动能。习20大三连任，组建一个清一色的习家军班子，他清楚知道2023年要拿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堵住人们对他霸王硬上弓的非议，所以当局再次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但是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重创程度，包括当局在内，许多人刚开始并没有足够认识，认为在放弃清零，重回正常生活后，经济会有一个报复式反弹，把疫情三年被抑制的需求和发展动能释放出来。年初确也出现了某种井喷现象，可惜昙花一现，重又回归疲软。经济专家把它解释为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造成的。 不论什么原因，经济没有雄起是个不争事实。在这一年里，人们谈到最多的是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消费不足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连接暴雷，不少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公务员要么发不出工资要么减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以上，普通百姓收入锐减，不敢消费，外资撤离，出口下跌等等，反正都是坏消息。 客观来看，李强政府确实也很拼，政策一道一道出，干劲一遍一遍鼓，该减税的减，该松绑的松，该放行的放，该废除的废，总之，在折腾了十年后，习终于明白，经济才是实，是一切的根本，雄心万丈要靠经济支撑，经济垮了，群众不满，社会骚乱，其他都白搭。用很大的代价换得的这个道理虽说有点晚，没有完全把市场、资本和民众的信心吊起来，但至少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倘若没有这个转弯，不拿出一股拼劲，仍然政治挂帅，2023年5%的目标肯定实现不了。 尽管当局在2023年做了很多拆弹工作，止住了血，然而2024年的经济形势仍不明朗。这可以从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出。该次会议将2024年经济工作的基调确立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都是过去未有的表述。这个“新基调、硬道理和首要任务”，为的就是告诉各级官员不能泄气，要像2023年那样继续拼经济。因为当局很清楚，2024年的经济一点也不比2023年轻松，要不能，它不会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企图通过宣传引导，让人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但这反而泄露当局对2024年的中国经济底气不足。 对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国际国内的研究机构，有认为能够达到5.2%以上的，有认为是4.8%的，也有认为可能是4.2%或以下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传统的问题外，新加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其实这三者也不是新问题，但却有新的表现形式。“有效需求不足”不仅指的是传统的消费需求不足，也指的是没有有效的投资需求，因为中国传统的基建投资模式严重饱和；“社会预期偏弱”说的是市场的信心问题，“偏弱”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是非常弱，也就是社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是指一些产业的产能本来要逐渐减少或淘汰，但在疫情三年，为解决就业、同时应对全球疫情，政府加大了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以致在后疫情时代，它们的产能严重过剩。可以说，如何化解这三个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2024年中国经济的好坏。 当然，提起2024年的中国经济，最严峻的还是要算房地产和地方债的问题。尽管当局2023年在房地产方面持续出台诸多利好政策，但无论是开发投资还是住房销售，都非常不理想，投资规模已回到2018年水平，楼市买气仍未全面回暖，2024年据预测仍将会有降大幅度下降。在地方债务方面，虽然当局2023年以特殊再融资债方式置换了相当部分的地方债务，减轻了地方的还债压力，然而，要完全化解地方的存量特别是隐形债务，至少还需几年。事情还在于，房地产也好，地方债也罢，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大的改善，它们有可能会再次恶化；换言之，雷区还存在，没有排完。而这两者直接跟银行、金融挂钩，风险转嫁给银行，并由银行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为什么当局2023年罕见重视金融风险，把金融安全提到一个非常高度，并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特别成立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总局？原因即在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债领域雷区太多，过去几十年房地产高速发展积累的风险，在这几年集中爆发，官方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会暴雷，所以，虽然小心又小心，但总防不胜防。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高达两成以上，过去一、二十年，它都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如今它岌岌可危，不能担当主角，按理就该消费来担纲，让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发挥主要作用。但要消费起作用，则又面临着如何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的问题，从而陷入一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要跳出这个死循环，就必须进行真正的收入分配改革，但至少2024年当局不会这么做，而且即便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也不会带来即期效应。当局在2024年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事实上，2023年第三季度增发特别国债1万亿元人民币，就是按照这个赤字财政的思路举债的。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自身动能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它应有的潜在增长率，这背后的根源又与市场主体对习当局的信心失落有关，信心失落会导致对未来的预期不佳，从而不愿投资和消费。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点，岁末年尾，官媒不断放话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一大重点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习在毛诞讲话中，也声称要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当局在2024年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市场是不期待的，因为人们看到当局还在持续扩权，而真要改革，就必须削弱政府权力特别是党权。当局若不能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能来，便只能靠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可政策刺激的效果总有限，且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2024年的中国经济除自身的问题和困难外，还有两个特殊的事情或许会加剧困难，它们就是台湾选举和美国大选，都和中国有关，构成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台湾选举2024年初会出结果，如果不出意外，赖清德当选的概率最大。鉴于赖的立场，两岸关系肯定比现在会有恶化。而美国两党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对中国的攻击，特别是拜登如果显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不输川普，那么拜习会营造的两国和缓气氛会一扫而空，中国也会对美采取强硬态度。这两件事尤其美国大选无疑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很大影响，外资有可能对进入中国市场更加慎重，对美的出口和技术升级也有可能进一步被抑制。假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意外出现，风险更大。 2023年的中国经济乃一地鸡毛，2024年是否仍会一地鸡毛，现在要准确预判，有些困难。但鉴于2024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从这个角度看，当局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年的经济在数字上显得难堪，然而，这不代表中国经济将脱离风险区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