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与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

“非暴力抗争”的创立者是领导印度赢得民族独立的圣雄甘地。“非暴力原则”基于这一理论：“用正义的手段，才能实现正义”。经过100多年许多国家民众的努力，“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联合国将10月2日定为“国际非暴力日”。

美国学者吉恩.夏普毕生投入非暴力抗争研究，被誉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论推手”，“非暴力抗争理论大师”，他整理了非暴力抗争的198种方式，对许多国家民众的启发影响很大，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型到“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被视为非暴力抗争创造性的实践和典范。

同样，非暴力抗争正在成为中国民众反对极权统治最基本最重要的抗争方式，并且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彭立发先生在北京四通桥上的英勇无畏；比如南京传媒大学的李康梦无言而坚定举起第一张白纸，迅速蔓延至全中国各地，短短几天传遍全世界……

笔者以为，非暴力抗争不仅是我们当下反对极权国家的最主要抗争方式，而且对中国未来能不能和平实现中国政治转型并取得民主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非暴力原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

首先，坚持非暴力抗争不仅是反抗极权统治的现实选择，而且是推进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基本原则。

“非暴力抗争”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加入的日常生活中可行的基本方式，它具有现实性、广泛性；非暴力抗争的具体形式有多种多样，对民众来说容易接受、容易运用、容易传开，而对极权统治者来说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而难于事先防御。因此，非暴力抗争越来越深入人心深入民间。我们今天开展非暴力抗争的目标是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争得人权保障、争得公民权利。在这个目标下，推进民间各种力量的团结联合不仅必要而且也不那么难。

但是，如果用今天、明天、后天，来比喻中国政治转型的整个历史过程的话，那么，非暴力原则是我们在整个推进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非暴力抗争是我们今天的唯一选择，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枪，也不仅因为这是道德理念的要求，它还是我们为着走向明天——推动宪政民主过程的需要，同样是我们的后天——在和平化解民主转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民主巩固的需要。

因为，专制极权的崩塌不等于宪政民主的自然实现。明天，我们还面临着专制国家垮台后的清理废墟垃圾，建设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这可能是比推翻极权统治更困难的一个过程。

当未来中国进入后中共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提出各自不同的要求，那时我们面对的矛盾分歧的复杂程度也许是空前的、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那时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化解，怎么合作？或许和平理性地沟通协商合作，更有那时当下的现实紧迫性。

由此，站在明天的角度看今天，我们今天坚持的非暴力抗争行动就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选择，也不仅仅是抗争的策略选择；而是我们要始终一贯坚持的基本理念和行动原则。这就是说，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辈，孙子辈的根本利益而考虑，明天我们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

如果说今天我们坚持非暴力抗争，是为了反对“极权专制暴政”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是为了反对“多数暴政”，为每个人的人权保障、为实现每个人的公民权利而努力。

如果我们在今天、明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始终坚持理性思考，学会以自由民主法治理念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为后天民主的巩固打下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使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不至于再像100年前那样，被一系列的事变而打断。

其次，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但我们也会始终面对暴力问题。我们该当如何？换句话说，暴力现象将在中国政治转型过程的各个阶段上都会出现，我们将如何面对与处置？

今天我们谈论坚持非暴力抗争时，都知道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抗争的典范和英雄。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典范成为榜样，在某种角度上说，是因为他们反对的那个强势力量，有人道文明的最后底线，并没有杀害他们的生命。而反观中共，被中共杀害的林昭、遇罗克、刘晓波等，1989年6.4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们，有哪一位是采取了暴力行动的，没有！但是，他们都被极权统治当局夺去了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着毫无人道文明底线、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的邪恶力量。因此，当极权暴政的屠刀高高举起时，坚持非暴力原则并不等于取消民众反抗屠杀而展开的自卫行动权利。前些天贵州省苗族民众的行动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为贵州省苗族民众叫好。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毫无底线的极权暴政，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处境会更加严酷更加艰难，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需要更坚定的信念、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更长期的韧性的努力，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行动。

同时，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暴力现象，也将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许多人包括国际社会都担心，有朝一日中共突然垮台、突然出现权力真空，中国会不会乱？

从国际社会角度说，中国一旦社会秩序崩溃、中国难民突然大量涌向亚洲邻国，涌向欧州美洲，那世界就不得安宁。

从国内看，中共几十年的作恶，在全社会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当统治崩溃时，长期积压的仇恨一旦爆发，人们的复仇愿望很自然转化为本能的暴力杀戳行为，那时的中国民众将又被卷入血腥动荡之中。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文化传统、没有全民性的宗教力量引导、没有超越世俗政治的、具有全民信服力的结构性人物来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比如像西班牙转型时的胡安卡洛斯国王、比如日本天皇式的人物等。由此，担心中国会乱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绝不是维持极权政权继续统治的理由！

相反，这正需要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反对暴力杀戳。即努力运用法治力量，一方面将祸害人民的极权统治集团犯罪者诉诸于法律，依法审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尽可能地团结极权体制内外一切希望中国和平转型的人们，加强联合和协作，努力维持经济社会运转的正常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暴力行为，降低社会动荡程度，努力减少中国政治转型的社会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切实支持，帮助中国人民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

并且，当明天来到时，或许原来共同一致反抗极权统治的各种力量，面对多元化的诉求和利益关系时，会出现不同意见甚至矛盾冲突。我们更要理性地面对，任何时候都坚持民主协商，坚持非暴力原则，绝不试图用暴力行动来解决问题。

第三，坚持非暴力原则需要我们提升自身素质。

和平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自身要具备相当的文明素养。推进政治转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教育、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过程。

最根本的是防止用极权思维反极权。从大陆到海外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几乎都是极权国家的学校教育，极权意识形态的灌输贯穿于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不可否认，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思维已经给每个人打上深深的烙印。因此，坚持非暴力抗争，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人们，首先需要自我消毒，不断吐出从小被灌输被洗脑的“狼奶”。比如极端思维、唯我正确、强调思想统一，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成王败寇、非黑即白、不择手段、等等，等等。

比如，中共给人从小到大灌输“仇恨”教育，用“仇恨”意识毒害人心，仇恨心理会使人极为冷酷无情，难以培养起善良仁慈的共情能力与同理心，甚至由仇恨意识滋生反人道反人性的恶魔心理。例如面对9.13的反人类恐怖主义罪行，中国不少人竟然欢呼叫好。一旦仇恨意识支配心灵，或者遇事便易怒暴戾，动辄口出恶言，污秽性骂成了口头禅，或者对不同意见者恶语相向；或者不讨论观点而专攻击人身。这些情况，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

再比如，极权统治者强化自秦以来的帝王大一统意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中毒甚深。这将在中国未来民主转型过程中，难于理性平和地处理好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地方民众各有不同愿望诉求的问题。只有自觉清除“大一统”思想，充分尊重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首先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清醒地做到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别人，不被极权统治利用来伤害不同族群的民众，揭露他们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义，实施变相种族灭绝、残酷迫害不同族群民众的罪行和谎言。

最后，开阔我们的视野和心胸，吸收一切有益于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思想营养和理论知识；真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学会妥协、学会接受、学会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