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祖德死訊衝上熱搜 弟弟發文暗藏玄機引猜測
2026 年 9 月 14 日
中國經濟明顯呈現衰退的徵兆，由此就帶來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很明顯，經濟下滑，失業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費開始降級，對一個專制政權來講，其脆弱度明顯上升了。但是，接下來會怎麼樣？中國經濟持續惡化的話，中共的政權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不只是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會關心這個問題，其他人也同樣想知道，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快四十年了，為什麼反而出現了經濟衰退？今後中國又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 一、改革開放強化了專制統治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多半是一種正向的分析思路。從這種思路出發，雖然也看到中國經濟存在著各種麻煩，但大體上還是會認為，中國經濟會日漸向好，甚至將與美國平起平坐，居於世界經濟的重心位置。 這種分析框架把中國基本制度的本質模糊化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改變中國的基本制度嗎？對這個問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暗含的假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它的制度將逐漸與西方國家趨同。但還有另一種理解，那就是，無論中國怎樣改革開放，它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這兩種理解的分歧，源自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制度轉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筆者在十年前發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完成於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國企私有化過程，這樣的經濟制度轉型所產生的並非典型的自由經濟，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的真正特徵，其實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它雖然允許民營經濟發展，但經濟制度轉型的最大結果是，把大批共產黨幹部轉變成了企業主、金融資本家和房地產資本家。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其實是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增強和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因此，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 專制國家這個概念，是對一種極權獨裁製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現過四個大的專制政府，兩個是「共產黨專制政權」，兩個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那兩個所謂的「非共產黨專制政權」，就是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的軍人政權，這兩個專制政權都在二戰末期被美國打敗了，從此消失；而另外的兩個「共產黨專制政權」，一個是蘇聯，自己垮了，還有一個就是中共政權。 專制政權與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的軍政府政權不同，那些軍政府政權可能採用威權模式。但專制政權和威權政府完全不一樣，因為專制政權有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秘密警察監控，甚至會掌握民眾的生存方式，所以民眾完全沒有選擇和逃避的空間。無論是「共產黨專制政權」，還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都會推行領袖崇拜和政治忠誠教育，民眾的思維和行為會被當局管控得整齊劃一，而這樣的政權也因此很容易進入軍國主義狀態。 所以，凡是大的專制政權，都有過發動侵略的紀錄。納粹德國發動了歐洲的二戰；大日本帝國發動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蘇聯與納粹共同吞併了波蘭；中共則派四野的幾個師組成北朝鮮侵略韓國的主力部隊，後來又武裝北越軍隊消滅了南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禍首都是中共。 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 1月1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條報道，《中國經濟步履蹣跚地走進2024年》。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現實，中國經濟似乎已經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慮一個角度，那就是，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跟自由經濟的民主國家完全不一樣，不能用民主國家經濟景氣的正常周期，來判斷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因為，專制國家的經濟繁榮，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來的；而專制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其實是它制度失敗的產物。 民主國家都是自由經濟，政府不會全面操盤整體經濟，如果出現經濟衰退，可以經過市場的調整來擺脫衰退，所以經濟會呈現出周期性波動。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現的經濟蕭條曾持續多年，構成了很長的經濟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並沒失敗，現在日本經濟已重新開始恢復活力了。 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就完全不一樣了。專制國家的經濟本來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力推動的，比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房地產泡沫，舉國上下，一起推動；一旦泡沫破滅，它就不是單純的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敗。那後面的故事，民主國家的民眾就不容易想像了。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和專家沒見過專制政府失敗的嚴重性。 為什麼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是「經濟癌症」的晚期？因為專制政府諱病忌醫。專制國家沒有民主選舉，所以，專制政府如果承認經濟制度失敗，就等於是政權的自殺。專制政府對付經濟失敗的辦法很簡單，一方面強化政府的經濟管控，一方面加強資訊封鎖，不讓國人和外國了解真相。 這就是現在中國呈現的狀況。中共不斷直接插手各種經濟活動，從禁止企業拋售股票，到指令銀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債務，再到強化對金融業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國的經濟學者發表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嚴厲打擊外國在中國的市場調查機構。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一個目標，不許暴露中共制度失敗的嚴重經濟後果。 既然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政府用盡辦法也拉不起來，那這樣的經濟衰退趨勢，本身就證明了，中共的專制制度開始失靈。所以，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象是「經濟癌症」的癥狀全面發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沒法再用「手術切除」或「化療、放療」，只能硬撐病體到最後一天了。 中國的「經濟癌症」，其實早在2015年就有徵兆，但專制政權永遠拒絕承認自己的制度失敗；反而認為，專制政黨自己是那個國家唯一最好的「醫生」。事實是，唯一的「醫生」自己患了「經濟癌症」，他沒辦法給自己「開刀」。於是，專制國家的國民和這個國家的經濟，就只能「等待最後的時日」了。 三、中國經濟的衰落特徵 中國的經濟確實進入了經濟衰退。那現在應該繼續討論中國經濟何時再度繁榮，還是討論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和走向？由於從來沒人在中國經濟繁榮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所以，現在全世界現在連一套能用來指導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方法和指標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創新。要看清當今中國經濟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問題：一，什麼是衰退？二，衰退有什麼特點？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麼是衰退？現在可以說，去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全面困境，就代表著經濟的全方位衰退。那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會有什麼特點？ 1月16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強調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這篇報道是新華網發布的。習近平講話的要義是，銀行系統要支撐經濟全局，同時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這句話透露，中國已經存在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了。習近平還強調，今後中共要靠加強金融監管，來維護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機構不能唯利是圖，不能胡作非為。新華社的這篇報道沒提到習近平講話的全部內容；中國的各種媒體和網站報道這篇講話時，圖片里多了一句新華社沒報道的話，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刺」、有稜有角。 金融監管「長牙帶刺」，是針對銀行內部的貪官嗎？看來不是，習近平的反貪行動可以很輕易地抓到金融系統的貪官；「長牙帶刺」的金融監管，可能會針對銀行的客戶，即企業和存款的居民，他們要「肉痛」了。這種事情只會發生在專制國家，而專制國家一旦準備走到這一步，就說明，這個專制國家的金融危機可能已迫在眉睫。這也說明，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比民主國家殘酷得多；而正是這種殘酷，反而可能拉長專制政權在經濟衰退中的壽命，因為它可以動用民眾的資產來挽救政權。 中國的經濟衰退，一開始是支柱產業房地產業的破產，恆大現在已經進入破產清盤，這只是同類企業破產的開頭；接下來就可以看到，已經發生了大量中小企業減薪裁員，失業率上升；然後便出現了中小企業倒閉潮。 再下一步，經濟衰退就進入比較核心的領域，即財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國各級財政的債務已經達到GDP的三倍以上，沒辦法還清了，只能發新債、還舊債，拖一天算一天。財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營事業開始縮減服務（公交車停運、城市環境衛生工人沒工資、學校老師減薪）；接著就是縮減公務員開支，壓縮社會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費，一方面減少社保支出），這些已經發生了。中國經濟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習近平最新講話中點出來的金融危機。 四、中共在經濟衰退面前的結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經濟衰退嗎？其實，中共當局是心虛的。最近中共已委託幾所大學組織秘密的社會心理調查，為的是掌握民眾心態的變化，好籌劃應對手段。 中國的經濟衰退可能拉多久？現在能夠判斷的是，全面經濟衰退的發作，比預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權應該不會短期內崩潰，可能會拖上十幾年。因為專制大國的國家幅員大，人口多，經濟衰退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擠壓，比小國會更長；而且，專制政權可以用各種極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機爆發，結果就拉長了經濟衰退的過程。 民主國家的人們都是從自己在自由社會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想像，來理解專制國家的衰敗，那通常是不靈的。這方面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蘇聯的垮台，全世界的蘇聯問題專家都看走眼了，他們只論證了蘇聯政權會穩固下去，卻推導不出蘇聯解體的原因和過程。 如今面對中國的經濟衰落過程，我們要吸取什麼教訓？至少應該想到，觀察中國的動態，從現在起有三個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標靠不住，必須觀察技術經濟指標；二，西方的智庫靠不住；三、街頭個別訪談，隨便問幾個人，被訪談的人說出來的話靠不住，不光是因為，那不是抽樣，不具有統計學上的代表性，還因為中國人從來都不敢對陌生人完全講真心話。 中國經濟衰退的綜合性癥狀，最核心的就是財政危機狀況和金融危機狀況，對這兩部分中共隱藏得最深的真實情形，要如何來掌握，我們面臨挑戰。首先，看懂金融報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後，學會洞察隱藏在金融數據背後的真實動態，更需要經驗和功力。 專制的紅色大國，無論是繁榮還是衰退，都會對美國發起軍事挑戰；一旦冷戰已經形成，紅色大國在國際空間當中也就走到頭了，因為冷戰有鐵律，即不能點燃戰火。這個世界很奇妙，幾年前世界各國還有很多人看好中國的崛起和繁榮；突然之間我們就發現，原來這個專制的紅色大國正在墜入深淵。也許，這就是命運之神對自由民主國家最大的眷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開年以來中國股市持續下跌，加上2023年中國經濟下行、白領失業者劇增，不少人面臨房貸斷供，都希望在股市上有所斬獲，因此對股災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自媒體更是將這次股災稱之為「史詩級的崩塌」。中國政府終於坐不住了，2月6日，市場傳出中共掌門人習近平將聽取證監會彙報，國家隊即將上場救市的利好消息，這一天股市低開高走。 其實，在30多年的中國股市史上，2024股災真不算最嚴重的，畢竟在「不到三年時間，中國大陸和香港股市市值共蒸發約7萬億美元」這點市值，與2015年5-7月三個月間中國股市市值蒸發4萬億美元（占同期全球股市蒸發總值9萬億美元的45%左右）的蒸發速度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 比較相隔約十年的這兩場股災，會發現不少趣點。 一、兩場股災的起因不同 2015年股災成因，說起來有點讓人失笑，完全是今上一句不經意的「御口金言」惹的禍。那時中國經濟還處在胡溫「黃金十年」的餘緒，十年間埋下的各種問題雖然浮現，但經濟形勢總體還不錯，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金融及金融衍生品）都無敗象，中國人對未來的經濟發展還抱持較強信心。千不該萬不該，那一年5月26日，今上到杭州海康威視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視察時，回應一位女記者的話時說了一句：「炒股好呀，很快就到一萬點了」。此話一傳，民間認為「御口金言」股市過萬點將成鐵定事實，率相跟風。可惜天公不作美，到了5000大關時，屢沖屢挫，最後由「瘋牛」成了「瘋熊」，中國股市市值蒸發4萬億美元，佔過去三個月全球股市蒸發總值9萬億美元的45%左右，據說導致60萬中產陷入破產境地。股市這番滿地狼藉，讓習總書記在全國人民面前大栽面子。 2024年股災，卻非人為因素所致。2024股災發生之時，正面臨中國2023年GDP增速放緩、中國GDP總量與美國GDP總量差距增大（2023年中國GDP總量約為美國總量的65%，低於2021年的70%）、中國人視為「投資蓄水池」的房地產價值大幅縮水、失業問題嚴重、中國人對經濟的信心降至1990年代以來最低之時，當”證監會發布”、”上交所發布”、”證券時報”、”中國證券網”等微博賬號下用戶被禁止留言或留言不予顯示之後，美國駐華大使館微博2月2日發表了一篇有關保護長頸鹿的科技文章留言區「成了A股股民的哭牆”，那張從低到高排列的長頸鹿圖片被中國股民理解成美國股市節節上升的隱喻，各種抱怨如潮水般淹沒評論區——是謂「長頸鹿事件」。 二、政府登場救市 動作大小快慢不同 觀察中國經濟有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中國因為不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而屢遭西方不同對待（中國稱之為「歧視」），直到如今WTO之內，美國及歐盟不少國家還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另一方面，每逢股市、房市、債市有難，無論中國的P民還是外國投資者，都如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中國政府出手救市。仔細比較2015與2024，會發現相隔十年，政府出動國家隊出場救市方式有別。 2015年那次，是中共掌門人習近平御駕親征，欽點的「救市三軍」陣容壯觀。我當時曾就救市之舉在幾個月內寫過數篇文章，《7月A股救市：權力與市場的對決》、《2015年金融反腐（1）：救市三軍盡入獄》等。據當時報道，救市三軍的「政府方陣」就有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2018年後改成「一委一行兩會「的金融監管機構）、四大國有銀行、中信集團、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當時被稱為「A股救市的三軍主帥」，所有大型國企幾乎都銜命入場救市，救市資金比2024年這一輪雄厚許多。最重要的是：當時誰坐鎮指揮、哪些大型基金與國企進場救市，都公開報道，為的是提振市場信心。 2024年這次情況稍有不同，股市低迷已久，持續了三年（有人說是五年，將中間一段短線上揚忽略不計），但中央政府基本不出手救市，對所有救市呼聲置之不理。直到2月2日 「長頸鹿事件」發生，中國股民將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當作「A股哭牆」之後，2月6日才傳出習近平將聽取監管機構關於金融市場的簡報，此消息一出，外界都認為政府將出手救市，股市出現輕微上揚跡象。但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在官方聲明和媒體報道中對「國家隊」的出場遠比2015年低調。2月6日，有「國家隊核心成員」之稱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發布增持公告，稱充分認可當前A股市場配置價值，已於近日擴大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增持範圍，堅決維護資本市場平穩運行。證監會發言人表示，證監會將繼續協調引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證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險機構、年金基金等各類機構投資者更大力度入市，鼓勵和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回購增持力度，為A股市場引入更多增量資金，全力維護市場穩定運行——到底哪些國家隊入場救市、救市資金總額多少，都只能猜想，未見官方具體報道。 三、2015股災事後被解釋為「金融政變」，2024股災尚未政治定性 2015年那場股災，除了蒸發龐大的市值之外，還倒下了數百名金融證券界精英。當股市沒達到最高領導預期的1萬點時，前所未有的「惡意做空中國」罪名橫空出世。9月16日， 「A股救市的三軍主帥」、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與他同時倒下的還有另一位證監會副主席姚剛等多名證監會官員，此事成為中國政府從砸錢救市走向「整肅內鬼」的關鍵轉折點。10月份，中央巡視組對31家單位中共黨組織進行專項巡視之後，監獄大門就對一行三會、四大國有銀行、中信集團、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的一眾高中階官員開啟。 2015年發生的股災，當時外界盛傳這是中共江系人馬發動的一場金融政變。因為當時，外資並無大規模進出中國的渠道，問題出在內部。北京大學教授王建國當時連續發文稱，股災是內部的貪腐利益集團趁總理李克強外訪期間，試圖發動一場驚天的金融政變以此搞垮國家經濟。既然是金融政變，自然要狠狠打擊，這一輪證券金融界反腐涉案人員之多，是中國股市重建25年以來未見。時任中紀委書記王歧山重點是打擊三種人： 第一類是「把公共權力當作私有資本」的監管者。曾掌控A股市場IPO發審大權13年之久，一度被業內戲稱「發審皇帝」的證監會副主席姚剛就是典型。第二類是「把公共資本變成權貴資本的投資者」，這方面的壞典型是私募基金澤熙投資CEO徐翔，徐家那40億個人資產盡皆追繳抄沒入庫。第三類是「將中國資本變成外國資本的惡意做空中國的券商」。號稱中國「證券一哥」、並以成為「中國版高盛」自勵的中信證券首當其衝。從8月至11月，被欽點為「救市御席首座」的中信證券，其執委會近一半人進入天牢，罪名不一，「涉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都是輕的，「聯合境外機構惡意做空」，利用「救市計劃」非法牟利，才是致命之罪。除了中紀委抓捕的這些業界精英之外，中國公安部因「散布謠言」查處197人，各色股評家有不少被抓，但最著名的是《財經》記者王曉璐。王曾撰寫並發表了證券監管部門研究撤退救市的維穩資金方案的報道，此文發表當天，眾股指齊齊跳水。王被逮捕，後來被迫在中央電視台上認罪，說自己寫的關於股市的一篇文章「一味追求轟動效應、不負責任」。 與2015年股災不同，在2024年股災發生後，至今未見習近平「御駕親征」，參與「救市」的國家隊陣容也不象2015年那樣龐大並座次分明，外資在A股的活躍度也相對低。有2015年前車之鑒在，中國券商也不敢以身試法趁機火中取栗。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被免去職務，其情況與2016年前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被免職的情況類似。此時此刻，中國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股市下滑，如果收效顯著，大概不會重演2015年「救市三軍盡入獄」的故事。只是對北京當局來說，頭大的事在後頭，因為股市是一國經濟的晴雨表，拯救股市最終還得依賴中國經濟回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關於中俄關係的最新消息是，就在本文截稿的一天之前，中共新華社發布了題為《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的通稿，說是 「2月8日下午，在中國農曆新年即將到來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兩國元首互致新春問候。」 中共新華社的通稿中說：「習近平指出，在歲末年初互致問候，總結雙邊關係發展成果，共同展望未來，已經成為我們之間的良好傳統。」 但事實上，中俄之間，準確地說是習、普之間的這個所謂的「良好傳統」，只是每年的12月31日都會有一次習近平和普京之間的「中俄兩國元首互致新年賀電」。眾所周知，自從俄國入侵烏克蘭戰爭開始以後，俄中關係就比中俄關係更好。但普京與習近平之間在依「慣例」互致過了公曆的「新年快樂」之後，又特別趕在中國農曆的春節除夕與習近平「互致新春問候」，似乎還是頭一回。以往，與中國領導人互至春節賀信或者賀電的，似乎只有越南領導人，比如去年1月14日，新華社報道說「在中越兩國人民共同的傳統節日——癸卯春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互致新春賀信「。本月3日，新華社又報道了」在中越兩國人民共慶的甲辰春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互致新春賀信「。 但是，雖然是中國與越南國兩國人民的「共慶「節日，習近平年年也都是以「賀信」敷衍，和今年與俄國總統普京「親自通話」的重要程度遠不是一個數量級。 也是眾所周知，無論是習近平與美國元首之間的偶然通話，還是中國外交或者軍事方面負責人與美方的電話勾通，中方的報道中從來都是強調己方是「應約」與對方通話。言下之意是給美方一個面子。 但是在與俄方交流的中國官方報道中，卻從來不會出現「應約」的字樣，讓不明就裡的外部人士搞不明白對話的兩者之間是誰主動，誰被動。 當然，筆者相信這最新一次的中俄兩國元首電話交流，應該是俄國的普帝主動在先，因為畢竟是祝賀中國人的農曆新年。 當然，也不排隊中國外交部、駐俄使館先行提醒克里姆林宮中國春節將至，而且新的中國農曆一年是中國龍年，「龍在中國文化中象徵智慧和力量」，故請普京大帝撥冗親自致電習近平祝他「龍年快樂」，也是配合習近平要趕在中國農曆年「曬朋友圈」，和進一步對外彰顯俄中關係越來越鐵的需要。 筆者注意到，在中共新華社的通稿和外交部網站上相關消息內容中，對習近平借與普京「互致新春問候」之機總結出的兩國過去一年的外交成就內容，都不過是泛泛而談，空洞無物。特別是對兩國的貿易往來，只點了一句雙方提前完成年度貿易額目標」。 而克林姆林宮的新聞稿對此則介紹得非常具體。說是「（普京和習近平）雙方滿意地強調，雙邊貿易額比兩國首腦設定的目標提前一年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達到創紀錄的2277億美元」。 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是，習近平與普京原來共同制定的雙邊貿易額是要在2024年底才達到2000億美元「大關」的，但卻是在2023年底就實際達到了2277億美元。這從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力度上比，比北朝鮮援俄的幾百萬發啞彈率高達百分之五十的過期炮彈，應該是強過千百倍。 在中方的公開報道中，引述了普京表示：「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俄中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在引述習近平的通話內容中，則沒有如此表述。但是，克林姆林宮的新聞稿中則是強調「兩國元首對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近段時間的發展情況做出總結」時，「雙方再次指出，兩國睦鄰友好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可見，無論是習近平和普京之間，還是前不久中共新防長董軍與俄國防長紹伊古之間在電話或者視頻對話中都說了什麼，中共當局在對外宣傳上還是「留有餘地」，在與俄國的合作方面，仍還在奉行「多做少說」，甚至是「只做不說」的策略。 這也不能不令我們想起前不久中國新防長董軍與俄防長紹伊古的視頻通話內容，俄方對外報道的董軍的對話內容，特別是關於中國事實上支持俄侵烏的表態內容，都是在中國新華社和中國國防部網站上完全迴避的。 上月31日，中共新任國防部長董軍同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視頻通話。外媒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了「這是他上個月被任命為中國新任防長後的首次公開涉外活動」。而中國內地網路上軍事評論文章的表述則最為淺顯、直白：「新國防部長董軍，第一個電話打給了俄羅斯」。 確實，董軍這次與紹伊古的視頻通話，董軍是主動方。而董軍為什麼如此主動，俄羅斯國防部的新聞稿中解釋得很清楚，那就董軍首先就要通過視頻方式「當面」向紹伊古表達感激之情。董軍的原話是：「我最近擔任了中國國防部長。您是最早向我發來賀電的人之一，這反映了發展兩國和兩軍關係的良好願望。在此，我謹向您表示深深的謝意。這次會議和談判是我第一次參加外事工作活動……」 不過，除了秉持對俄親密合作方面「多做少說」甚至是「只做不說」的原則，同時也還因為新任防長董軍暫時還只是一個部長級官員的原因，中共官媒對這則新聞的報道即短小又低調。人民日報只把它登在第三版的一個很不起眼，一不小心就可能漏讀的位置。其全文是：董軍說，在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的戰略引領下，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中俄兩軍要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堅定應對全球挑戰，不斷提升戰略互信，持續拓展務實合作，推動兩軍關係邁向更高水平，為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維護全球安全穩定發揮更大作用。 紹伊古說，俄方願同中方創新兩軍合作領域和方式，推動兩國兩軍關係邁上新台階。 而中共國防部網站刊登的消息中，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報道中的「董軍說」內容一致，但「紹伊古說」稍顯詳細，內容是：「紹伊古說，在兩國元首的定向領航下，俄中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水平。俄方願同中方以今年兩國建交75周年為新起點，創新兩軍合作領域和方式，推動兩國兩軍關係邁上新台階。」 另外，中共國防部的這則消息還比官媒多了一句「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 而恰恰就是「雙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防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一句，省略掉了最關鍵的，董軍對俄方侵烏的鼎力支持。 據俄羅斯國防部發表的新聞稿介紹，紹伊古在視頻通話中說：「去年，兩國元首在莫斯科和北京舉行了兩次面對面會晤。我們的目標是無條件執行已達成的所有協議，這些協議構成了國家發展和安全領域的長期目標。協調我們的努力對國際局勢具有穩定作用，並有助於減少衝突的可能性」。 對這段內容，中國內地的軍網文章中也有披露，一篇標題為《紹伊古：無條件執行中俄之間已達成的所有協議》的中國內地軍事評論員的文章中說：在與中國防長的視頻交流中，俄羅斯防長紹伊古強調了俄羅斯對落實與中國間達成的所有協議的堅定決心。他明確表示，俄方將無條件執行兩國之間的全部協議，並致力於實現在國家發展和安全領域的長期合作目標。 自從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開始以來，俄國防長紹伊古的外號「膠合板元帥」便不脛而走。之所以被俄國的自己人給了這麼一個外號，是因為這位俄防長本是建築學歷的建築工程師出身，而且在突然當了國防部長之前就從來沒有正式入伍過，只是在當地方黨委書記時被登記過「預備役」。當然他的最高學歷還是前蘇共中央黨校。 正因為其當國防部長純屬「外行領導內行」，再加上侵烏戰爭開始後吹下的牛皮，誇下的海口一再被俄軍的敗績啪啪打臉，所以即使是在中國內地的俄孝、俄粉中間，紹伊古也是非常不被待見，中國內地公開網站上從未乏挖苦、諷刺他的文章，而且也從未被官方禁止。比如2022年8月30日的《網易首頁》上的一篇文章《「膠合板元帥」下台！紹伊古這次真被撤職了，俄官媒做實爆料》。欲知詳細內容的讀者和聽眾請自行上網查看。 當然，最終的消息是紹伊古並被沒有普京拋棄，但董軍作為中國新任防長對紹伊古這個中國內地的眾多俄孝眼中的敗軍之將的諂媚之言，甚至是令那些至今還在視普京大帝為「俄滴個神」的俄粉們都產生了「吞蒼蠅」的感覺。董軍在視頻通話中當面表示：「您為促進和發展中俄兩軍聯合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俄羅斯武裝力量中享有崇高權威。我欽佩您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的勇氣」。董軍在會談中說，本次會晤「充分體現了中俄兩軍的深厚友誼和深化戰略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的共同願望，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當然，俄羅斯國防部的新聞稿中披露出來的中共官媒和中共國防部相關消息中均都刻意迴避，而且在外部記者追問時卻又裝傻充楞的最關鍵內容，還是董軍「當面」對紹伊古就支持俄國侵略烏克蘭的信誓旦旦。俄羅斯國防部新聞稿中記錄的董軍的原話是：「儘管美國和歐洲不斷向中方施壓，但我們在烏克蘭問題上仍然支持你們。即使中國和歐盟的防務合作受到衝擊，但我們不會因此而改變或放棄既定政策。他們不應該也不會幹涉俄中之間的正常合作」。 這段內容，令人不能不聯想起2022年9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訪俄時就俄烏戰爭的挺俄表態。當時，雖然中共官方正式的、公開的對外表態中都對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持「中立」立場。但栗戰書卻趁會晤俄羅斯國家杜馬（Duma，國會）領袖的機會先感謝俄方「在台灣問題上給予中方的堅定支持」，感謝俄國杜馬領袖譴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然後就是一番在對俄國侵烏舉措的「充分理解」。當時俄方電視台栗戰書表態被曝光的這段畫面，標註著俄文「杜馬」的字樣。根據畫面，他在會晤俄國國家杜馬主席沃洛丁（Vyacheslav Volodin）等國會領袖時說，「在涉及俄羅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關鍵問題上，中方對俄羅斯也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栗戰書表示，「就像現在的烏克蘭問題，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家門口，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採取認為應當採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予『策應』」。 當時的栗戰書進一步表達了對俄國侵烏之「正義性」的充分理解，說是「我認為，可以說是俄羅斯被逼到了牆角，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是為了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而採取的一次反擊」。 當時栗戰書這番談話，被外界普遍解讀為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事實上的挺俄，特別是中方「從不同方面給予策應」的「策應」二字，不打自招。等於是承認了習近平當局對俄羅斯侵烏還不僅僅是「道義」上的充分理解，更有實質上的暗中支持。 記得當時的栗戰書的如此「表態」還被有些外界媒體以「闖禍」形容之。但筆者更相信栗戰書的這類與俄方的「私下交流」內容首先是並未出習近平之「格」，其次是被俄方如實對外報道也是預料之中。如此所為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在私下裡安慰俄方，給俄方吃定心丸的同時，又對外就中國俄國侵烏的態度問題上「打啞謎」，要的就是一個模稜兩可！ 與之同理，如今的董軍與紹伊古的視頻對話內容，特別是對俄侵烏的支持性表態內容，並非如外界一些評論人士所認為的「犯了和樂玉成一樣的錯誤」。恰恰相反，董軍正是在努力貫徹執行著當前中共習氏外交中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做是一套，說是另一套；對俄是一套，對美（歐）是另一套的全方位流氓策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這三年以來，兩個相關連的政治──經濟命題風靡國際社會，一個是中國要與世界脫鉤，另一個則是全球化要去中國化。基於這一點，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只要有一點動作就容易引起過份解讀，比如最近中國調整了一下外交姿態，宣稱要全面開放中國金融業，就有美媒評說「中國否認了風靡一時的戰狼外交，收起了自力更生的口號，也不再提改寫現有國際秩序規則的口號，而是公開承認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了」，然後預設「中共想要改弦更張了」。其實，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美國與歐盟各國政府，與中國的矛盾均產生於「誰來主導國際秩序」（這一矛盾是近年來中國提出中國要成為國際規則制訂的參與者而非執行者），而不是中國是否應該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 本文分析中國為什麼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 北京從來沒否定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中國官方從來沒有否定自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十餘年前的定義是「中國是全球化中唯一的凈得利大國」），說遠了沒必要，從川普對華貿易戰開始那一年就足夠了。以下按年代排： 1、《中國是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求是》（中共中央最高級別黨刊），2019年8月14日。 2、《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2023年6月20日，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大使在瑞士stars基金會舉辦的中歐關係對話會上的講話。 3、習近平在APEC舊金山峰會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2023年11月6日）：「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我們將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現行國際秩序就是指現在的全球化格局。長達五年的時間內一以貫之的表態，說明中國根本不想自外於全球化，當然也不想全球化「去中國化」。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中為中國謀求利益最大化這一點始終沒變，變化的只是不同時期的手段與身段。 中國經濟對外的雙重依賴離不開全球化 先說中國資源的對外高度依賴。《中國油氣產業發展分析與展望報告藍皮書（2022-2023）》顯示，2022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降至71.2%；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降至40.2%。這麼高的依存度，還是中國實施了「要將能源飯碗端在自己手裡」這一政策導向、努力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的結果。中國國企當中最牛皮的是「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其底氣就緣於能源安全網依靠這三家國企經營構築。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國從俄羅斯進口大量天然氣，中國認為改善了能源供應結構，西方則認為中國成了最大的得利者。 外貿順差保證了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從國際收支看，2023年末，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2萬億美元。這是在中國出口同比下降4.6%，進口下降5.5%的情況下，實現貿易順差8,232.2億美元。據海關資料顯示，貿易順差主要來自第三大交易夥伴美國（約2770億美元），第二大交易夥伴歐盟（約1810億美元），東盟為中國第一大交易夥伴，順差約1100億美元上下。 中國為出口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綠能產業 有個現象必須注意，那就是2023年中國出口產品當中，所謂「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等出口表現突出。這「新三樣」，就是國際社會列為綠能產品（中國稱之為清潔能源）且大力推廣的。 先看中國官方概述：2023年，清潔能源為中國經濟貢獻了創紀錄的1.6萬億美元（同年中國GDP總量為17.89萬億美元），帶動了投資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0%，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堪居首功，其中「新三樣」——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製造佔主導地位。中國國內評說，如果沒有清潔能源的貢獻，中國的GDP將減少兩個點，無法達到政府設定的5%的目標。不過，中國現在知道這一情況不可能長久，如同疫情期間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增長主要依賴防疫產品、在家辦公的各種產品一樣，只是時勢帶來的短暫需求，已經面臨瓶頸狀態。 追溯中國清潔能源發展史，與西方國家大力發展綠色能源的環何國策幾乎同步。早在本世紀初，西方宣導綠能，而且通過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組織持續發力，定出取代傳統石化能源的時間表。中國智庫從中看到商機並建言政府要有國際產業先導意識，終於在政府產業政策扶植下，20多年間將太陽能、風能設備做成了全球市場佔有率最高的老大。自2013年中國首次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光伏應用市場以來，中國光伏產業一直保持持續增長勢頭。國際能源署（IEA）的資料顯示，2023年全球太陽能生產支出（約3800億美元）將有史以來首次超過石油生產支出（約3700億美元）。而其中，中國生產了全球80%的太陽能電池板、85%的太陽能電池和97%的太陽能矽片。 俄烏戰爭之後中國綠能產業遭遇歐盟的「洗綠」 這一過程中當然也經過幾番蹉跌，例如在2011年、2018年以及2023年，光伏行業均出現了底部行情，每逢行業周期底部，都有「元件價格戰」、「產能過剩」、「海外貿易政策不明朗」、「行業融資收緊」等標籤。目前中國正在經歷2023年這波底部行情。 這波底部行情是如何形成的？這就應了那句老話：計畫趕不上變化。2022年2月底俄烏戰爭開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全面制裁，最顯著的後果是改變了世界能源的供求格局。將綠色能源作為發展方向的德國一直奉行「能源上依靠俄羅斯，市場上依靠中國」，這幾年大受損傷。面對企業破產與大規模失業，德國不得不開始「洗綠」，將原來列為非清潔能源的煤、木材、核電重新列為清潔能源，歐洲各國當然跟進，對綠能設備的需求正在減少。歐洲是中國光伏產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歐洲綠色能源計畫調整，直接導致中國光伏產品滯銷，早在去年9月，中國貿易救濟資訊網就登載了一篇《2023年上半年我國光伏行業對外貿易形勢分析》，稱「歐洲仍為中國最大的光伏元件出口市場，但是2023年上半年，對歐盟出口130.8億美元，同比僅增長0.27%，現貨庫存積壓較為嚴重」。 基於以上因素，市場研究機構GTM Research在最新研究報告表示，產能過剩與價格低廉將導致現存的180家元件製造商倒閉或被收購。而在全球前9位元領先太陽能元件製造商名單中，中國企業仍將佔據其中的7把交椅。目前中國光伏元件產能已超過世界實際需求的兩倍，隨著世界經濟衰退，中國出口必將受到影響，「新三樣」很難在2024年繼續發揮領頭羊作用。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中國根本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去「自力更生」。中國經濟這種資源與市場對外雙重依賴的稟賦，離不開全球化以來形成的巨大國際市場；一旦離開國際市場，近兩年經歷了「去工業化」這一痛苦過程的德國就是前車之鑒。中國與美歐各國的摩擦，緣於美歐對中國積累多年的各種不滿引發的調整需求。這種調整對一向得利的中國來說意味著利益回吐，當然不會很輕易讓步。最終的結果是當事各國在摩擦中不斷調整適應並重新定位，重新定位的關鍵一看實力，二看時勢。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前兩日才病懨懨的球王梅西，昨天在東京風騷落場，盤扭射踢足30分鐘，一副生龍活虎的模樣，激到楊潤雄、霍啟剛之流生蝦咁跳。特區政府隨即表示，香港市民都有不少疑問，希望主辦方及球隊能向市民作合理解釋。 先講清楚，香港政府不代表我。梅西在香港「躺平」，拒絕與李家超等港共官員握手合照，我早有合理解釋，只是想觀察邁阿密國際在東京的表現，才在這裡寫出來。也要聲明，本人不是梅西或C朗的粉絲，我根本不睇波，以下所說，只是根據公開資料，作一些合理推斷。 梅西迴避港共官員，很多香港人覺得是出於鄙視，這可能性當然不能排除，但我認為更重要的理由（跟「鄙視」沒有矛盾），是梅西知道一旦跟港共官員同框，勢必得罪沙烏地阿拉伯王子，所以他才有多遠躲多遠，合照有多後站多後——這純然是商業考慮，根本不涉政治立場或道德勇氣。 不錯，梅西的確寄過一張親筆簽名照給劉曉波，但光憑這件事就推測梅西是個「民主人權鬥士」，就未免太草率了。梅西為劉曉波打氣，也許是真心的，但他一而再收取獨裁者的錢為他們洗白，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眾所周知，近年沙烏地阿拉伯積極拉攏國際頂級球星，意圖借體育美化形象。去年沙特球會 Al-Hilal 更不惜開出4億歐元天價年薪，希望羅致行將離開巴黎聖日耳曼的梅西，但美梅西卻不為所動，選擇了美職聯的邁阿密國際。球迷固然盼望梅西是「富貴不能淫」，可惜現實卻沒有這麼理想。 梅西選擇邁阿密國際，一來有家庭因素（梅西老婆據聞比較喜歡在邁阿密生活），二來也有商業考慮。熟悉梅西的人該知道，只要你付的錢夠多，不管是啤酒抑或加密貨幣，他都很樂意代言；遷往邁阿密後，梅西便計劃與Adidas和蘋果等品牌合作，商機無限，賺到的錢不見得就少於轉會到 Al-Hilal。 儘管梅西拒絕加盟沙特球會，但他非但未與沙特割席，反而從2022年起，不惜玷污個人名聲，為該國擔任旅遊大使。據《紐約時報》報道，梅西為沙特宣傳三年，收費約2500萬美元，「工作」是得閑就舉家到沙特旅行（全程包食包住，一個仙都唔使出），在當地景點打打卡，IG出幾個posts，簡直是絕世筍工。（注1） 但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什麼國家呢？它的人權紀錄一向劣跡斑斑：對葉門的戰爭，沙特殺害包括兒童在內的平民；2018年，沙特記者、《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兼異見人士Jamal Khashoggi疑遭沙特特工暗殺，更慘遭分屍，但政府不認帳；沙特政權也以殘酷壓迫婦女、少數族裔、社運人士和異見者而臭名昭彰。 2021年，在沙特正拉攏梅西出任旅遊大使期間，一群沙特良心犯的家屬曾聯署給梅西寫公開信，稱梅西是「激勵著數以百萬人的模範（an inspiration to millions）」，一言一行皆舉足輕重，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公開信又告訴梅西，沙特的良心犯一直大規模遭受虐待、性侵，及長年累月被單獨囚禁，懇求他勿被沙特政權利用，成為洗白暴政的工具（注2）。 這封信陳詞激昂，字字有血有淚，可惜改變不了梅西的決定。他擔任沙特的旅遊大使後，各地人權組織及沙特良心犯家屬紛紛譴責，有人形容梅西助紂為虐，為獨裁者充當遮羞布，掩蓋了政權對人民的壓迫、暴虐和殺戮。（注3）這樣的事其實不只發生一次。 2015年7月，梅西到訪中非國家加彭（Gabon），與總統Ali Bongo見面，一起出席新體育館的奠基儀式。加彭的人權狀況，也不比沙特好多少，鎮壓異見人士是例牌菜，國內還有人殺害兒童作為獻祭，而政府竟懶得調查。 當時，人權基金會主席馬上批評梅西，說：「儘管梅西聲稱支持兒童權益，更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促進青少年教育，但他卻支持一個貪腐竊國，並拒絕調查國內兒童人祭謀殺案的加彭政權。」有傳梅西此行收了240萬歐元作酬勞，但加彭官方矢口否認。（注4） 不管梅西有沒有收加彭的錢，或收多少錢，以上例子已清晰說明：即使梅西平日樂善好施，對兒童份外友善，但面對各國的仆街獨裁者，他並無「恥與為伍」的道德潔癖。有良心的梅西支持者，看到這裡或許有點失望，但抱歉，這是事實。 梅西為沙特做代言人、到加彭出席奠基儀式，說穿了，都是為有關國家的「sportswashing」效力。所謂sportswashing，中譯不妨叫「體育洗白」，這是「國際特赦組織」近年推廣的用語，指政府和國家故意利用體育賽事、品牌來粉飾自己惡劣的人權紀錄和名聲。 梅西去一個國際聲譽好的地方，如東京，當地不需要他做「洗白」，自然輕鬆得多，想踢波就踢波。然而入境一些名聲不佳的獨裁國家，而該地政權又沒有付足夠的錢，梅西就要步步為營，以免一時不慎「送大禮」給對方，開罪其他付了天價的客戶。 Sportswashing是有價的，以梅西來說，肯定是天價。 現在香港主辦方Tatler付了多少錢呢？昨天傳出，邁阿密國際全team人的戲金是5000萬港元，即640萬美金（比去年邁伽體育出手更低）。但你要梅西做sportswashing，沙特王子每年就得付他800多萬美金，這個價錢還不包括跟奴才握手。 更貽笑大方的是，據《香港01》報道，港府曾開出一份百多萬港元報酬的合約，叫梅西2月5日在維多利亞港「遊船河」一圈，向國際宣傳香港，結果被馬上拒絕。（注5）各位看到這裡，應該明白梅西為什麼「玩嘢」吧？ 百萬港元，大約13萬美元。若《香港01》不是報道假新聞，這些港共官員就是白痴——沙特王子花2500萬美元才請得動的球王，你居然妄想用13萬騙人做相同的事？這個寒酸的價錢，對梅西來說是天大侮辱。 可見梅西在香港西口西面，主因是有些欠缺自知之明、行事又乖離現實的菠蘿雞官員，妄想用蔗渣的價錢吃燒鵝的味道，難免佛都有火。要向廣大球迷道歉的，應該是這群聲大夾惡的白痴。 2014年，梅西也曾到香港參加友誼賽，當年沒有「射波」，也沒有黑口黑面，為什麼今天卻變臉呢？其實梅西沒有變，只是香港變了。 商業現實是殘酷的。無論是梅西一人收百萬，抑或全隊人收5000萬，梅西和貝克漢姆都心知肚明，這不是sportswashing的價。合照，握手，微笑，做宣傳，甚至落場踢波，幫你搞「盛事」，那是另一個價。如果香港還是從前文明世界的香港，梅西自然不必時時刻刻板起臉，以防被人用作宣傳；如果沒有一堆奴才公公刻意埋身抽水，他也不必像遠離麻風病人那樣，避之唯恐不及。 但今時不同往日，在球星心中，中國香港的定位已經有別於東京，變成沙特、加彭那類世界，所以不能不跟你講錢。莫說陪港官「遊船河」說好香港故事，就連握一下手，合一次照，踢幾腳波，如果梅西不收足錢，都會做爛自己個市，你叫他怎樣向沙特王子交代？ 我建議香港有關當局，勿再模糊焦點，將梅西行為扭曲為「辱華」、「軟對抗」，或像共媒《環球時報》所指，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故意令香港難堪」了。不，梅西以至整隊邁阿密國際的做法，根本可用《教父》一句對白概括：It』s not personal, it』s strictly business.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今年春節前夕的氣氛特別詭異，彷彿人民正在迎接的不是每年一度的傳統春節，而是一場從未經歷過的大蕭條。享受了四十年改革開放紅利的中國人民，在過去幾年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的死亡之後，正在無奈地看著這場大蕭條的降臨。 中國人民的憤怒與新哭牆 這種無奈，是明知會發生卻無人做好準備的期待，彷彿重演四年前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情形。當時，只有少數人，包括筆者在內，在周遭人們樂觀不察的時刻發出了悲觀的預警。而今年春節前夕，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感受到了如此喜喪一般的悲涼。 最明顯的，是今年提前歇業、放假的商家和工廠超過以往，到處百業蕭條，「老闆跑路」幾成新常態；華中迎來雪災，連續暴雪讓武漢陷入幾乎與四年前相同的封城困境，兩湖高速公路上無數返鄉車輛被困；而節前最後一周的股市也慘不忍睹，雖然有國家隊入場托市，還有管理層對空方的打壓，但是人民感受到的分明是一場超過雪災的股災，與全球資本市場欣欣向榮形成強烈反差，以至於股民們紛紛到美使館中文微博帖子下方訴苦，有望在四年前武漢醫生李文亮生前最後微博下的「哭牆」之外再造一座新的哭牆。 上海浦東機場風波凸顯的困境 如果說所有這些還不足以讓人相信或者感受到一場大蕭條來臨的氣氛，如果說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困住的電動車還不足以讓年初還在鼓吹的所謂「新質生產力」泡沫破滅，如果說今年春節前各地法院如同「春決」一般的突擊宣判都不足以讓人感受到法治的凋零，那麼，新近上海浦東機場計程車事件或許將這場危機的本質暴露無遺，無法不令人徹底喪失最後一點兒幻想。 這場持續不到一周、近乎荒誕的市政鬧劇，雖然只是圍繞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這樣一樁貌似不起眼的地方政策，卻在全國範圍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對營造今年春節前的蕭條氣氛頗有點睛效果。原因無他，這場政策鬧劇喚醒了中國人民對兩年前上海封城期間類似官商勾結的痛苦記憶，提醒人民不僅上海沒有走出「動態清零」，而且可能整個中國都在迅速的「上海化」：一種反市場經濟的、權力主導的內循環經濟模式正在成為中國模式的主流。 所謂上海化其來有自，原指上海這個曾經的世界冒險家樂園裡面的各種陰謀詭計，多用來形容中國和唐人街裡面充斥的陰暗氣氛，幾乎與「滿大人」的傲慢官僚形象並列為海外看中國的刻板印象。不過，在今天，尤其在節前一句「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讓人民破防之後，「上海化」的中國模式正在成為籠罩在中國經濟之上的巨大陰影。 上海化=上海特色的腐敗經濟 因為，今天的「上海化」，既有山寨資本主義的意思，譬如華為模式的所謂狼性，肆無忌憚的盜竊知識產權和以腐敗方式佔領市場；也有與華為模式一致的特權庇護，主要指的是上海特色的腐敗經濟，從「阿毛甜品」到「小白樓」，從司法系統的集體謀殺案到「封城」期間的「保供」模式，都可以在最近這起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同時也是計程車公司特許權的事件中窺見端倪。當然，這一切很容易被去年底開播的《繁花》電視劇的美化所遮蔽，很容易讓人們忽略了上海化的底色從未改變。 那或許正是《繁花》在疫情期間能夠照常實景開拍的原因，上海從來就不缺宣傳幹將。從左聯的周楊到貴為副總理的張春橋，從文革時期的「石一歌」到這十一個吹鼓手們在改開時代炮製《文化苦旅》，再到大蕭條前夜「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不變的，就是其中的巧言令色、翻雲覆雨、玩弄權術。 而在政治經濟層面，或者說在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下的上海化代表的中國模式，其底色，都脫不去上海青浦出生、受莫斯科訓練的、中共黨內經濟元老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一種以權力和暴力對經濟的雙重控制，一種時強時弱的統制經濟。非如此，不能理解《繁花》其中上海市民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堅持和艱辛。只是，這種底色的暴露，非在特別時刻、非經偽飾穿幫不能顯露。 在過去一年，新冠疫情結束後的一年，中國經歷了兩場重大的內外博弈：一是中美之間從貿易戰以來的多領域博弈在歷時一年的反覆談判後終於以舊金山峰會的形式達成緩和；二是2022年底白紙革命後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展開的無形博弈。後者尚未有結果，雖然當局自以為做出許多讓步，人民卻以走線、做空、歇業、躺平等等為標誌選擇了退出。 中國統制經濟下，大蕭條不可避免 因為，不同於過去十餘年幾個重大歷史時刻人民的麻木，今天的人民已經覺醒。他們發現，縱便有著推動統一大市場的名義政策，無論管理層釋放出多少貌似寬鬆政策信號，執政黨對東西南北中的全面控制並未稍減，統制經濟也就是上海化的中國模式正日益暴露其反市場經濟的性質。 也就是說，從過去十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一系列變化來看，即國進民退、消滅財富、自力更生、內循環等等，尤以內循環為代表，都是反市場經濟的。而理論上，市場經濟的對立物並非簡單的計劃經濟，而是所謂強調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經濟。判斷一個經濟體是否市場經濟在於它作為一個系統的內部和外部的開放性。而這種系統開放性，儘管在改開政策下獲得脆弱發展，但在過去十年的中國，已經遭到根本的和全面的破壞。 而且，這種破壞的徹底和肆無忌憚，如同上海封城期間的表現，或者最近的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其結果，便是直接做空了中國經濟，乃至做空了中國政治，堪稱中國空頭政治的根源，也就是一場大蕭條的不可避免。 對經歷過大饑荒和改開繁榮的中國人民來說，大蕭條是他們從未有過的經驗，儘管他們不乏對上海化的認識。唯一慶幸的，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最近樂觀指出的，中國面臨的這場大蕭條將是局部的，不至於影響到全球經濟。在邏輯上，這也與鮑威爾評論所指的另一面，即中國經濟並非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的判斷，是一致的。 這也意味著，能夠幫助中國人民走出這場歷史性大蕭條的力量相當詭異，意味著統治者與人民的大博弈還將無限繼續。而上一次大蕭條的經驗提醒我們，這種博弈的結果往往是危險的，不是來自市場的自我保護取得民主的勝利，就是例如面臨上一次大蕭條困難的日本軍國主義力量趁機發動太平洋戰爭。無論如何，那都將是上海化的又一次歷史時刻。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三中全會在本月底召開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為什麼說習近平不願在去年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是違例但不違規。 所謂違例，是指違反了歷屆三中全會大都是在那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秋、冬舉行的所謂「慣例」。不過這一「慣例」嚴格講並不是從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即形成的，而是從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形成的。 標誌著鄧小平時代的開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十一大召開的次年，即1978年底召開的。而1982年召開十二大和十二屆一中全會之後，二中全會是在次年，即1983年的十月才召開的。而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則是「拖」到了1984年的十月才召開，這個會議上通過的最著名的歷史文獻就是《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接下來，從十三屆三中全會，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都是在該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一中全會召開的次年年尾舉行的。也就是說，該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該屆的一中全會召開之後的次年，是要在年初和年尾分別召開兩次中央全會，即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 從這個角度分析，所謂的「慣例」，嚴格地說是在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初召開二中全會，次年晚些時候又召開三中全會。可見，習近平在十九大上連任之後把十九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都安排在次年，即2018年的年初連接舉行，就已經是打破「慣例」了。繼而，每年秋或冬季都會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的「慣例」也已經被習近平打破了。 今年一月四日，中共外宣香港01刊登《三中全會為何遲遲不開？或有大動作在籌備》文。文章說：考慮到中共十三大以來歷屆四中全會都是在每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兩年後的下半年召開，所以如果依據慣例，二十屆四中全會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召開。如果真是這樣，二十屆三中全會有較大可能在（三月初的）全國「兩會」前召開。因為這樣既不影響二十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時間，又能讓二十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大決定通過全國「兩會」付諸實施。 香港01的這篇文章是發表於一個月前。再往前的去年12月27日，該媒體也還發表了同一個作者的文章《高層釋放全面改革開放信號 三中全會有望明年「兩會」前召開》。 但是，自上月最後一天舉行的最新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沒有涉及三中全會的內容，一向為中共決策當局「把脈」較準的香港01就再未見新的預測文章出來。應該是也認為三中全會被趕在三月召開的「兩會」之前舉行的可能性渺茫了。 不過呢，筆者還是傾向於相信三中全會在今年「兩會」之前就會召開的可能性挺大。首先一個理由還是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和國家軍委委員都被宣布免去之後，宣布把李尚福的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交給董軍，必須在黨的中央全會上完成是黨章規定的。中共現行黨章第二十三條規定：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如1999年9月的徐才厚和郭伯雄同時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委員；2004年9月的徐才厚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增補陳炳德、喬清晨、張定發、靖志遠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等，都是在是屆某中全會上履行的程序。 其次一個理由就是，正在被審查的一批現任二十屆中央委員和前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的黨紀處分，就算已經被黨的政治局做出了處理決定，也還是必須是要經過黨的中央全會「追認」。 大家應該都已經關注過，去年的12月29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口氣罷免了九名軍方高級將領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對此，中國內地的財新網的本月4日追蹤報道最為詳實。報道中說：中國人大網刊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2024第一號公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顯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的九名軍方將領，全部「涉嫌嚴重違紀違法」。2023年下半年，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海軍、空軍、火箭軍已先後召開軍人代表大會，決定罷免這九人的全國人大代表職務。這九名軍方將領包括三名上將、四名中將、兩名少將。依次是：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副參謀長張振中中將，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原委員、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原副部長張育林中將，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原副部長饒文敏少將，南部戰區原副司令員兼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鞠新春中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空軍原司令員丁來杭上將，火箭軍裝備部原部長呂宏少將，火箭軍原司令員李玉超上將，火箭軍原副司令員李傳廣中將，火箭軍原司令員周亞寧上將。 上述九名將領中，包括二十屆中央委員一人：李玉超，十九屆中央委員三人：丁來杭、李傳廣、周亞寧，以及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兩人：張振中、李玉超。而其中的李玉超還是205名二十屆中央委員中首名被官方確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者。另外，他也是習近平上台之後整肅的第二名在位、現役上將。第一名是曾擔任過武警司令員的王建平上將，此人被宣布接受調查時的軍職是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 在這9人當中，現役中將李傳廣的「故事「需要多說幾句。此人生於1961年，老」二炮「出身，火箭軍成立時和周亞寧一同升為軍種少將副司令。2017年中共召開十九大時，已經升任火箭軍司令員的周亞寧和還是火箭軍副司令員但已經晉級中將的李傳廣同時被安排為中央委員。同時被安排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火箭軍里還有時任副司令員張振中和時任火箭軍第63基地司令員李玉超。 四年之後，李玉超反超李傳廣，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被安排接替了周亞寧的火箭軍司令員職務，繼而順利成為二十屆中央委員。反觀李傳廣，居然連個二十大代表都沒有被安排。 請注意，如上這九個人，包括雖然已經被撤消了軍內職務，但本人還是在位的二十屆中央委員的李玉超，都是未被各自所在的軍人代表大會給予主動辭去人大代表的機會，而是直接罷免。 記得2017年2月的全國「兩會」前夜，中國內地《法制晚報》曾刊登一篇文章《18人涉違紀違法請辭全國人大代表 5人是軍老虎》。說是此前不久因涉嫌違紀違法請辭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的18人中，有5人是軍中大老虎，其中還包括兩名正大軍區級將領。 文章中介紹：5人中軍銜最高的就是空軍原政治委員田修思和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二人，均為上將軍銜。2016年9月3日，因涉嫌違紀違法，田修思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此前，田修思已被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位置上因涉嫌嚴重違紀被宣布立案審查。 王喜斌則是2007至2013年間的國防大學校長。2017年2月24日，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王喜斌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 接下來的2017年10月，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宣布確認中央政治局先前做出的開除田修思中共黨籍的處分。此後，便再沒有了進一步的消息。但據常理判斷，中共無論是對它的地方還是軍隊高官的黨內紀律處分，是要與政紀或軍紀處分相匹配的。所以開除黨籍的一定會同時被開除公職或者開除軍籍。而田修思當年已經到了被開除黨籍和軍籍地步，在剝奪上將軍銜的同時，不上軍事法庭接受審判的可能性最多一半。 至於王喜斌，雖被公布的是「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人大代表職務，但日後卻再無後續處理的消息。從常理上判斷，應該是最終保住了黨籍和軍籍。 在這裡舉出如上以前落馬的那兩個退役上將的例子，是想強調他們兩人當時都被他們各自歸屬的「軍人代表大會」給予了「本人（主動）提出辭去」全國人大代表的較為體面的安排，連「責令辭職」的方式都未使用。而如今的李玉超等人都是被宣布直接罷免，那麼是否意味著軍紀委已經掌握的他們九個人的罪行個個都是要比過去的田修思和王喜斌嚴重呢？ 再者，李玉超和徐忠波去年是同時被免去火箭軍的軍、政一把手職務的。兩個人也同為二十屆中央委員和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去年8月5日，筆者就在本專欄發表過一篇《已知有哪幾位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面臨被”終止資格”》，文中分析了「現如今，雖然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還暫時沒有被宣布在黨內撤銷中央委員職務，但其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或者終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內部已經決定了要把撤銷此二人的中央委員職務的議程安排在今年（指2023年）十月左右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出台，那麼趕在8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先罷免或者說終止他們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當然，當時包括筆者在內，誰也不會預料到習近平居然決定把個三中全會翻過2023年之後再擇機召開。在此前提下，筆者關於李玉超和徐忠波都會在三中全會之前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的預測也只對了一半。難道說徐忠波被習近平赦免了？ 當然，對火箭軍窩案的涉案人員要分期、分批，先易後難，下一步再處理徐忠治波也是一種可能。 除了徐忠波，如上在基層完成罷免程序後才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終止代表資格者，也不包括兩個落馬國務委員李尚福（解放軍代表團）和秦剛（天津代表團）。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政權對這兩個副國級官員的審查還沒有完結所以遲遲也拿不出對他們的處理意見？還是準備在黨的中央全會上宣布對他們的黨紀處分之後，再宣布罷免或者說終止他們的人大代表資格？ 曾經在香港01網站上讀到過一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的文章《整肅軍隊窩案：腐敗等同政治不忠誠 》。文章的最後一段是：「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後，一批最高領導人的忠誠者被提拔到黨中央、國家機構和軍隊的關鍵崗位上。不過，從這一輪的軍隊反腐看，即便是領導人親自提拔的官員，在腐敗問題上也不會被慈悲對待，對於以反腐整風建立威望、樹立核心地位的領導人來說，腐敗就是政治上的不忠誠了。」 這話確有道理。而且筆者更相信正是因為李尚福和秦剛等辜負了習近平對他們的親手栽培和一手提拔，才會令習近平對他們比對非嫡系的貪官污吏們更為痛恨，處置起來也更不留情。 2022年9月下旬發布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中規定：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處分事項：（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二）給予嚴重觸犯刑律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開除黨籍處分。 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做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前面已經介紹了，不久前才被從全國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軍頭中的李玉超、丁來杭、李傳廣、周亞寧都是本屆或者上屆中央委員，張振中則是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對他們的黨紀處理，都和對秦剛及李尚福的黨紀處理一樣，都是要經過黨的中央全會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結束時剛剛被宣布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孫志剛，也還是需要經過中央全會確認。 另外，根據中共官媒陸續公開披露出來的消息，包括前上海市政協主席、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二十大之後落馬的正省部級「首虎」董雲虎在內的近二十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二十大代表，都已經先後被中央或者其歸屬的地方黨委宣布了中止其二十大代表的資格，而這些，也都要經過中央全會的「確認」和「追認」程序的。如此說來，三中全會真可謂是時不我待，任重道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月2日上午，中共黨主席習近平趕赴紀念國共內戰遺址的「平津戰役紀念館」（台灣稱為平津會戰）。習對隨行人員強調，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增強鬥爭精神」。 過小年在戰爭舊地喊話「鬥爭」是反人性 習近平在國內每到一處，基本都要去看所謂的革命遺址，並且往往在內鬥升級，及統治出現危機之時，藉此釋放不同的政治信號。比如2022年8月，在習謀求三連任的二十大之前，他也曾到遼瀋戰役遺址，聲稱「紅色江山來之不易」，以此來定位自己是紅色江山繼承人，打擊黨內對他搞終身制的非議。 但這一次習到戰爭遺址，時間點是中國傳統上講究意頭的中國新年前夕。 2月2日是黃曆臘月二十三小年，中國傳統上，過小年有祭灶習俗，意味著人們開始準備過年，表達了人們一種辭舊迎新、迎祥納福的美好願望，是中國百姓對「衣食有餘」夢想追求的反映。習在此時紀念血腥的戰爭，並且是針對中國人的內戰，有反人性的指向。 斗是共產邪惡基因之一，中共歷次運動都是對內鬥，近年隨著習的軍國極權擴張野心，也強化了對外斗。這次習在戰爭舊地叫囂「增強鬥爭精神」，堪比納粹，這對已感受到戰爭危機的兩岸人民都是不祥之兆。 習再次定位江山不能由人民染指 習近平對身邊的官員強調，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 習再強調「紅色」的江山，言下之意公開宣示，這個江山並不是全國人民的，而是他們紅色後代的，而他習家是紅後代的代表，其他人均不能染指，這也是許多紅後代參與反習的原因之一。 其實，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僚，即便靠自動染紅自己，不斷表忠、干臟活坐上高位，也隨時會被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就是，現在的秦剛、李尚福之流也一樣。 習不去保護人民的權利，近年加大了對中國人權的打壓，他要全國人民珍惜習家的「紅色江山」，這是豈有此理！關鍵時刻讓人民去充當炮灰，這也是前中共外交惡狼趙立堅所說的「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銅牆赤壁」的真實意思。所以，那些盲目撐中共的小粉紅們該醒醒了。 中國的江山，按法統傳承，屬於並未亡國只是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 中共是來自前蘇聯的一個竊國者，用盡謊言來欺騙人民。現在更號稱其有「全過程民主」。筆者在大陸多年，從未投過一次票。對比台灣成熟的民主選舉，不知中國網友們是否也有此感嘆。 習自感將失去一切？ 習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也彷彿是習對即將失去權力發出的一聲悲嘆。這對於中共政權本身也是不祥之兆。而在內外交困之下，習在視察平津戰役舊址還稱要「增強鬥爭精神」，這是困獸猶鬥。 目前，習近平的日子其實非常難過：國內失業高漲，外資大撤離；恆大清盤，600萬爛尾樓業主怎麼辦？股市跌跌不休，2月2日一度跌破2700點，國家隊救市無力，而股市是經濟的溫度計。 剛剛在達沃斯論壇聲稱中國經濟穩健前行，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2%的中共總理李強，在2月2日的國常會罕見承認經濟下行壓力。 中共財政部副部長王東偉2月1日稱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6.4%，但當中更能準確反映經濟狀況的國內消費稅同比下降3.5%，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5.9%，個人所得稅同比下降1%。 中共統計局1月17日宣稱，2023年GDP增長依然高達5.2%，美國調查公司榮鼎諮詢認為實際增長率可能在1.5%左右。日經中文網則報導，若是按美元計算，中國的GDP比前一年少了0.5%，這是29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在政治上，按例去年就應該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懷疑因為處理習自己提拔的秦剛等多名親信不公平，高層出現內訌有關。習近平最近仍在加大整肅軍隊，顯示其掌軍危機遠遠未過去。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習當局民心已漸失。有報導顯示，中國群體抗爭事件日均500起。「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呼聲，自從反封控的白紙革命後不斷傳出。官場飯局和民間流行罵習「那頭豬」。文人暗諷習也成為風氣，除了財新創辦人胡舒立接連有反習動作，連中共「經濟國師」李稻葵近日也對外媒直言，習很焦慮、不安和偏執。 台灣更需要加強心防 儘管有人認為，習面對國內危機，不可能對台動武。但是台灣人也不可掉以輕心，必須做好防備。 習特意視察平津會戰遺址，釋放的是對台武力威脅之下的迫降模式，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目前台灣島內投降派大行其道，有人公開舉白旗，中共暗中的滲透、統戰防不勝防，這才是真正令人擔心的。 平津會戰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會戰」之一。1948年11月29日開始，1949年1月31日結束。史料記錄，雙方死傷有數十萬之巨。 當時中共為首的指揮者是時為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的林彪，他後來被毛認為是野心家，出逃時摔死在蒙古。這也對應著中共當下的內鬥，習近平身邊，也不乏林彪式人物，無需看蔡奇現在如何忠誠，可能瞬間也會被斗死。而習自己也可能瞬間暴斃。 另一方面，當年天津被攻陷後，國軍的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最終率五十萬雄兵不戰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僅沒有虧損，反而一夕之間變成了「百萬大軍」。北平從此成為紅都，讓毛住進了中南海。 根據中共官方報告，當時絕大多數北平市民實際上對共產黨政權持觀望態度。 傅作義後來雖然成為中共高官，但在中共文革中也一度遭批鬥，1974年病死於北京。策反傅作義的功臣、傅的女兒傅冬菊本是中共地下黨員，後在文革中受迫害，晚年凄慘。 現在習在天津說「發揚革命傳統，增強鬥爭精神」，也可能是同時對在台潛伏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喊話。但是誰若操縱政局，將自由民主的台灣拱手送給紅色中共，誰就是中華民族、中華民國的歷史罪人，最終下場可能更慘。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全球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1月8日發布了每年一次的十大風險報告，在其評定的今年全球十大風險中，第五大風險是「流氓男團」，其成員包括俄羅斯、朝鮮和伊朗。在歐亞集團看來，這三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流氓國家，自俄入侵烏克蘭以來，它們一直在努力加強合作，因為對美國的共同仇恨，以及認為只有西方圖利的全球現狀，願意違反國際法來破壞全球現狀。 很多看了歐亞集團風險報告的讀者，總會覺得「流氓男團」還缺一個國家，也就是中國。他們會認為，中國也是名副其實的流氓國家，其「流氓性」即對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的破壞程度，不會比俄朝伊這三個「流氓」小，怎麼能不把中國列入「流氓男團」？ 中俄伊朝=世界新邪惡軸心？ 西方的輿論和政治人物，這些年確實在把中國和俄羅斯、朝鮮和伊朗塑造成新的「邪惡軸心」，比如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最近接受採訪警告要提防以中國為首的「專制軸心」，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去年10月在一次訪談中也稱中俄伊朝為「新邪惡軸心」。 歐亞集團這次沒有遵循美國的「政治正確」，將中國放進「流氓男團」名單——嚴格說來，「流氓」和「邪惡」的政治含義並不一致，中國不是「流氓男團」成員不一定等於不是「邪惡軸心」成員——雖然並未對此解釋，但也指出，中國常常從這三個流氓的反西方行動中獲益匪淺，如果沒有中國的積極默許，這三國的流氓活動影響力就會更小；並進一步表示，在北京推動，或至少視而不見的情況下，今年俄朝伊加強的合作所帶來的破壞潛力，不應被低估。 可見，歐亞集團不是沒注意中國和俄朝伊三個流氓國家相似的一面。正是這種「相似性」，讓中國成了俄朝伊的「幫凶」。那歐亞集團為何仍不將中國列為這個「流氓男團」的一員？這就要說到它對「流氓」的界定。從風險報告來看，歐亞集團把俄朝伊三國視作「當今地緣政治秩序混亂的推動者，一心想要破壞現有的機構、政府和原則」。換言之，這三國在俄烏戰爭後，抱團要破壞乃至顛覆現有的國際秩序，造成全球地緣政治的動蕩，從而損害西方特別是美國利益。 中國不像俄伊朝一樣「流氓」？ 中國雖然也在謀求改變地緣政治和國際格局，其對全球秩序的危害性以中國的體量，從長遠看，要比俄朝伊三國大得多，但畢竟不像它們一樣明目張胆和赤裸裸。中國還在聲稱不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改變現行國際秩序。如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前不久的訪美就公開表示，中國不會另起爐灶，再搞一套所謂國際新秩序。另外，在歐亞集團看來，去年11月的拜習會讓兩國的競爭和對抗很有可能導致的關係失控及時踩了剎車，避免將美國拖入另一場和中國可能的軍事衝突乃至戰爭，這對美國的利益是明智之舉。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和俄朝伊三國有些不同，雖然它們都是「流氓」，但「流氓」的程度不一，中國還沒有「資格」成為「流氓男團」的成員。 大概國內外對習近平和當局恨之入骨、一心想推翻中共統治的人，不會認同歐亞集團這個評判國際政治流氓的看法和標準。他們就像我前面分析的那樣，認為既然中國對自由世界和民主秩序的危害長遠要比俄朝伊大得多，怎麼可能因其舉動不如這三國赤裸裸，而不把它列入「流氓男團」？一些人甚至會帶有某種陰謀論的想法，認為是不是歐亞集團和中國有某種利益「勾兌」，才對中國「從輕發落」。假如這樣看問題，當然不對。因為同在風險報告中，歐亞集團緊隨「流氓男團」，將中國經濟排為第六大全球風險，認為北京未能解決中國的成長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機等問題，將暴露中共合法性的缺陷，並增加社會不穩定的風險，鑒於中國的全球體量，任何中國自身的風險，特別是經濟風險，都會外溢到世界，構成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 所以，看待中國的「流氓性」，需要回到問題本身，分清流氓行為和流氓意圖，長遠嚴重性和當前嚴重性。歐亞集團將俄朝伊列為「流氓團伙」，而中國雖然也有流氓行為，但其行為的嚴重性及造成的當前後果尚不足以把它列進這個「團伙」，不是歐亞集團對中國開恩，而是著眼於今年的地緣政治風險，是從此角度來闡述的。 中國對俄支持不如朝鮮和伊朗 比較中俄關係和俄朝、俄伊的關係，歐亞集團闡發的這點會更清楚。儘管中國至今沒有公開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行為，但其2022年發布的解決烏克蘭問題的立場文件的第一條、並且以後也一再強調的一點，是尊重各國主權，這就含蓄表達了中國並不認同俄羅斯發起的這場戰爭。另外，俄中兩國貿易去年雖然突破2000億美元，中國大量購買俄石油和天然氣，汽車已經佔領了俄市場，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中俄貿易支撐了俄羅斯，讓俄有能力將這場戰爭繼續耗下去，但中國可以辯稱是西方對俄羅斯制裁讓它撿了一個大便宜，兩國只是經貿交易，其他國家如印度也在大買俄石油，甚至美國也在進口俄石油。而美國和歐洲在意的俄羅斯購買中國的武器問題，中國還不敢違反美歐這條「紅線」，雖然有報道稱發現了中國輸往俄羅斯的武器產品，但充其量只是軍民兩用產品，不是現成的武器貿易。 中俄在外交和經貿這兩方面跟伊朗，特別是朝鮮對俄羅斯的支持還是有很大的程度差別。在外交和政治上，朝伊對俄的支持特別是朝鮮對俄烏戰爭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軍事上，伊朗提供給俄羅斯無人機，朝鮮更是提供給俄一百多萬發炮彈，而俄羅斯也回報了兩國尤其朝鮮敏感的軍事技術，讓後者的武器升級威脅半島、東北亞乃至美國的安全。中國一定程度上樂於看到這種現象，但它在這些方面還是相對慎重的，尤其不太可能像朝伊兩國一樣，不顧後果支援俄羅斯武器。 中國之所以同發展俄朝伊這三個「流氓」國家的政治和軍事關係還抱有一定的慎重態度，而沒有公然和它們「抱團取暖」，完全搞在一塊，原因是習近平不想完全公開站在西方的對立面。我多次說過，習的目的不是要讓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霸主，而是謀求世界兩極地位，中美共治（儘管中國打出的旗號是世界多級化）。根子當然是中國還沒有這種實力，未來也不太可能有成為單一霸主的實力，但也是因為全球新霸主未必對中國就是最有利的。要別人承認你的霸主地位，前提是必須為全球提供公共品特別是安全秩序，可中國不想在這點上付出太多，因為中國自身有14億人，要消耗太多資源。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說不謀求取代美國，不另起爐灶，可以認為是它的真心話而非虛假之言，但中國也在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同時，建立自己主導的機構和平台。 只是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滑坡讓習的「雄心」受到了打擊，他現在的首要任務，是重新為經濟續命，為此需要進一步開放和一個相對友好的國際環境，而過於挑戰美國和西方的利益，將會惡化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能和俄朝伊三個流氓國家走得太近。 毫無疑問，中國在內政上是個「流氓」國家，中共是個「流氓」政權，但在對外關係和地緣政治上，它要表現出自己不那麼「流氓」的一面。歐亞集團沒有把中國算作「流氓男團」一員，並非被中國的表象迷惑，而是看清了習近平的「膽怯」。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如今黨國一統天下的輿論環境下，財新是碩果僅存的「異議」媒體，連當年氣勢如虹的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都繳械投降。說它「異議」，並非指財新的根本立場和中共相悖，否則當局分分鐘把它滅了，而是說它有時或偶爾不安分，發出和當局不合拍的聲音，讓外界有所聯想，以為黨內高層的倒習力量又要有所行動，借財新發出某種特定的信號。 去年11月到目前，財新有三篇社論相當引人注目，分別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須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從傳統自由派的觀點來看，這三篇社論無甚新意，但由於它們所討論的問題關乎中國當下路線方向的選擇，而社論的看法和中國當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國民間輿論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僅存活了一天，更讓人猜測它戳中了當局的要害，反映黨內健康力量對習近平當下路線政策的不滿，借財新施壓，要當局糾錯。 財新第一文：用昨天的習來反今天的習 我們來看看這三篇社論到底談了哪些敏感問題。《改革亟須新突破》是從10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方案破題。該改革方案是由習主持的，在當時獲得社會好評。財新的社論也認為，方案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斷是最重大的理論成果，方案公布後，「贏得國內外交口讚譽，中華大地隨即掀起又一輪改革熱潮」。社論還引述習在三中全會上就決定所作的「說明」中關於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段話，並稱之為「正確論斷，今天讀來感受更為強烈」，這當然是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習來反對今天的習在改革開放上的倒退。社論的這個立意在「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這句話上體現出來。此話是李克強講的，被民間看作李反習的經典之言。社論雖沒有直接說出李的名字，然而由於李在上海猝死引發社會的很大不滿，財新此時引李之話自然被輿論解讀為矛頭指向習，是要向習叫板，這也就是財新為何要用習關於改革的話來對沖這種敏感性。 但是，社論還是忍不住要點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體現在思想解放的勇氣上，體現在保證一份份好文件能夠得到嚴格落實的執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於口頭與紙面。並批評有些官員口稱的「改革」，其實與決定精神背道而馳。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觀干預過多，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嚴重，市場主體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糾正錯誤同樣是改革，市場主體迫切盼望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能夠儘快撥亂反正。從上面引述的這段文字看，表面上，財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決定批判當下有些官員、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亂「改革」，可造成這種現象的總根源是誰，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財新實際是在罵習破壞由他親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財新第二文：呼籲堅持實事求是，給習打臉 《重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前一篇社論的基礎上，批習更進一層次。該社論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5周年，呼籲回到那次會議提出並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4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的歷史上被認為是改變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歷史大轉折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由此也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但是習上台後，將中共歷史切斷，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進中國正向發展的那些重要會議，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好像中國歷史的改變，國家的發展，都是從十八大才開始的。 故財新在這篇社論中，引述鄧小平的話「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當然，為了保險，也引述習的話「歷史反覆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 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但同時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習打習。根據社論的論述，如果說45年前靠實事求是，收拾了亂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調整了對外政策，與世界接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那麼今天只有繼續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改革遇到的真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及時糾正某些不當政策。財新就差指著習近平的鼻子罵了，因為今天中國的亂像，面對的內外重重挑戰，說穿了，就是習沒有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好高騖遠、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糾正發展路線的錯誤，改善國內和國際環境，需要重新回歸實事求是。因此，社論才指出，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要擺脫教條，直面現實，準確評估自身力量，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倘若「改革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燈」。 財新第三文：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 《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是從前不久召開的達沃斯論壇說起。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重建信任」，那麼面對國際社會的信任赤字，信任從何而來？社論引述了中國總理李強在致辭中說的，首先建立在「我們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憧憬，並願意為之共同努力的基礎之上」，並將李強在致辭中提出的幾點主張視作國際社會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然而，社論矛頭一轉，指出問題關鍵是中國國內如何重建信任。在社會的信任已經撕裂，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同當權派，普通大眾和中共統治矛盾日益加劇的當下，如何去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才是此篇社論的著眼點所在。財新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用李強的話作為一個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貨」，社論表述，對於何為人類美好未來，每個人、每個國家的想法不盡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約數，它應當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國從政府到民眾的理性選擇。 可見，財新的論述，重點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人類共同價值以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選擇上。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這幾個詞，當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有，但顯然，當局語境下的核心價值觀和它們作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含義是不同的。換言之，財新雖沒有將這幾個詞稱作普世價值，可在此的含義實際是普世價值的含義。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實際也是要表達中國應該回歸普世文明。比起前兩篇社論來，財新這篇社論隱晦表達中國應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黨內和社會的很多人當然是聽得懂財新的弦外之音。還有一點要注意，財新這篇社論，不再引述習的語錄來為文章增強保險係數，恐怕反映它對習會轉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從上述分析看，財新打擦邊球，能夠存活到現在，實屬不易，可視作是個奇蹟。外界多把它歸之於財新的創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誼。如果說這一點在過去是有用的，現在應該起不到多大作用，因為王本人的影響力已經大大減少。我傾向認為，首先是財新自己還是很節制的，畢竟它主打品牌是財經報道，言論和社論中的某種犯忌，讓外界有所想像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護了它，在沒有明顯犯規，只是某種影射的情況下，雜誌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是，像最近這段時間連發三篇社論，言論有些大膽，引發民情共鳴和輿論猜想，在財新卻也不多見。這或許是它借著中國經濟形勢不好，黨內和人心思變，拋出的三顆探路石。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