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對2032 布里斯本奧運準備滿意度上升
2026 年 6 月 23 日
2月2日上午，中共黨主席習近平趕赴紀念國共內戰遺址的「平津戰役紀念館」（台灣稱為平津會戰）。習對隨行人員強調，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增強鬥爭精神」。 過小年在戰爭舊地喊話「鬥爭」是反人性 習近平在國內每到一處，基本都要去看所謂的革命遺址，並且往往在內鬥升級，及統治出現危機之時，藉此釋放不同的政治信號。比如2022年8月，在習謀求三連任的二十大之前，他也曾到遼瀋戰役遺址，聲稱「紅色江山來之不易」，以此來定位自己是紅色江山繼承人，打擊黨內對他搞終身制的非議。 但這一次習到戰爭遺址，時間點是中國傳統上講究意頭的中國新年前夕。 2月2日是黃曆臘月二十三小年，中國傳統上，過小年有祭灶習俗，意味著人們開始準備過年，表達了人們一種辭舊迎新、迎祥納福的美好願望，是中國百姓對「衣食有餘」夢想追求的反映。習在此時紀念血腥的戰爭，並且是針對中國人的內戰，有反人性的指向。 斗是共產邪惡基因之一，中共歷次運動都是對內鬥，近年隨著習的軍國極權擴張野心，也強化了對外斗。這次習在戰爭舊地叫囂「增強鬥爭精神」，堪比納粹，這對已感受到戰爭危機的兩岸人民都是不祥之兆。 習再次定位江山不能由人民染指 習近平對身邊的官員強調，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 習再強調「紅色」的江山，言下之意公開宣示，這個江山並不是全國人民的，而是他們紅色後代的，而他習家是紅後代的代表，其他人均不能染指，這也是許多紅後代參與反習的原因之一。 其實，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僚，即便靠自動染紅自己，不斷表忠、干臟活坐上高位，也隨時會被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就是，現在的秦剛、李尚福之流也一樣。 習不去保護人民的權利，近年加大了對中國人權的打壓，他要全國人民珍惜習家的「紅色江山」，這是豈有此理！關鍵時刻讓人民去充當炮灰，這也是前中共外交惡狼趙立堅所說的「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銅牆赤壁」的真實意思。所以，那些盲目撐中共的小粉紅們該醒醒了。 中國的江山，按法統傳承，屬於並未亡國只是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 中共是來自前蘇聯的一個竊國者，用盡謊言來欺騙人民。現在更號稱其有「全過程民主」。筆者在大陸多年，從未投過一次票。對比台灣成熟的民主選舉，不知中國網友們是否也有此感嘆。 習自感將失去一切？ 習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也彷彿是習對即將失去權力發出的一聲悲嘆。這對於中共政權本身也是不祥之兆。而在內外交困之下，習在視察平津戰役舊址還稱要「增強鬥爭精神」，這是困獸猶鬥。 目前，習近平的日子其實非常難過：國內失業高漲，外資大撤離；恆大清盤，600萬爛尾樓業主怎麼辦？股市跌跌不休，2月2日一度跌破2700點，國家隊救市無力，而股市是經濟的溫度計。 剛剛在達沃斯論壇聲稱中國經濟穩健前行，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2%的中共總理李強，在2月2日的國常會罕見承認經濟下行壓力。 中共財政部副部長王東偉2月1日稱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6.4%，但當中更能準確反映經濟狀況的國內消費稅同比下降3.5%，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5.9%，個人所得稅同比下降1%。 中共統計局1月17日宣稱，2023年GDP增長依然高達5.2%，美國調查公司榮鼎諮詢認為實際增長率可能在1.5%左右。日經中文網則報導，若是按美元計算，中國的GDP比前一年少了0.5%，這是29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在政治上，按例去年就應該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懷疑因為處理習自己提拔的秦剛等多名親信不公平，高層出現內訌有關。習近平最近仍在加大整肅軍隊，顯示其掌軍危機遠遠未過去。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習當局民心已漸失。有報導顯示，中國群體抗爭事件日均500起。「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呼聲，自從反封控的白紙革命後不斷傳出。官場飯局和民間流行罵習「那頭豬」。文人暗諷習也成為風氣，除了財新創辦人胡舒立接連有反習動作，連中共「經濟國師」李稻葵近日也對外媒直言，習很焦慮、不安和偏執。 台灣更需要加強心防 儘管有人認為，習面對國內危機，不可能對台動武。但是台灣人也不可掉以輕心，必須做好防備。 習特意視察平津會戰遺址，釋放的是對台武力威脅之下的迫降模式，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目前台灣島內投降派大行其道，有人公開舉白旗，中共暗中的滲透、統戰防不勝防，這才是真正令人擔心的。 平津會戰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會戰」之一。1948年11月29日開始，1949年1月31日結束。史料記錄，雙方死傷有數十萬之巨。 當時中共為首的指揮者是時為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的林彪，他後來被毛認為是野心家，出逃時摔死在蒙古。這也對應著中共當下的內鬥，習近平身邊，也不乏林彪式人物，無需看蔡奇現在如何忠誠，可能瞬間也會被斗死。而習自己也可能瞬間暴斃。 另一方面，當年天津被攻陷後，國軍的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最終率五十萬雄兵不戰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僅沒有虧損，反而一夕之間變成了「百萬大軍」。北平從此成為紅都，讓毛住進了中南海。 根據中共官方報告，當時絕大多數北平市民實際上對共產黨政權持觀望態度。 傅作義後來雖然成為中共高官，但在中共文革中也一度遭批鬥，1974年病死於北京。策反傅作義的功臣、傅的女兒傅冬菊本是中共地下黨員，後在文革中受迫害，晚年凄慘。 現在習在天津說「發揚革命傳統，增強鬥爭精神」，也可能是同時對在台潛伏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喊話。但是誰若操縱政局，將自由民主的台灣拱手送給紅色中共，誰就是中華民族、中華民國的歷史罪人，最終下場可能更慘。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全球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1月8日發布了每年一次的十大風險報告，在其評定的今年全球十大風險中，第五大風險是「流氓男團」，其成員包括俄羅斯、朝鮮和伊朗。在歐亞集團看來，這三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流氓國家，自俄入侵烏克蘭以來，它們一直在努力加強合作，因為對美國的共同仇恨，以及認為只有西方圖利的全球現狀，願意違反國際法來破壞全球現狀。 很多看了歐亞集團風險報告的讀者，總會覺得「流氓男團」還缺一個國家，也就是中國。他們會認為，中國也是名副其實的流氓國家，其「流氓性」即對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的破壞程度，不會比俄朝伊這三個「流氓」小，怎麼能不把中國列入「流氓男團」？ 中俄伊朝=世界新邪惡軸心？ 西方的輿論和政治人物，這些年確實在把中國和俄羅斯、朝鮮和伊朗塑造成新的「邪惡軸心」，比如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最近接受採訪警告要提防以中國為首的「專制軸心」，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去年10月在一次訪談中也稱中俄伊朝為「新邪惡軸心」。 歐亞集團這次沒有遵循美國的「政治正確」，將中國放進「流氓男團」名單——嚴格說來，「流氓」和「邪惡」的政治含義並不一致，中國不是「流氓男團」成員不一定等於不是「邪惡軸心」成員——雖然並未對此解釋，但也指出，中國常常從這三個流氓的反西方行動中獲益匪淺，如果沒有中國的積極默許，這三國的流氓活動影響力就會更小；並進一步表示，在北京推動，或至少視而不見的情況下，今年俄朝伊加強的合作所帶來的破壞潛力，不應被低估。 可見，歐亞集團不是沒注意中國和俄朝伊三個流氓國家相似的一面。正是這種「相似性」，讓中國成了俄朝伊的「幫凶」。那歐亞集團為何仍不將中國列為這個「流氓男團」的一員？這就要說到它對「流氓」的界定。從風險報告來看，歐亞集團把俄朝伊三國視作「當今地緣政治秩序混亂的推動者，一心想要破壞現有的機構、政府和原則」。換言之，這三國在俄烏戰爭後，抱團要破壞乃至顛覆現有的國際秩序，造成全球地緣政治的動蕩，從而損害西方特別是美國利益。 中國不像俄伊朝一樣「流氓」？ 中國雖然也在謀求改變地緣政治和國際格局，其對全球秩序的危害性以中國的體量，從長遠看，要比俄朝伊三國大得多，但畢竟不像它們一樣明目張胆和赤裸裸。中國還在聲稱不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改變現行國際秩序。如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前不久的訪美就公開表示，中國不會另起爐灶，再搞一套所謂國際新秩序。另外，在歐亞集團看來，去年11月的拜習會讓兩國的競爭和對抗很有可能導致的關係失控及時踩了剎車，避免將美國拖入另一場和中國可能的軍事衝突乃至戰爭，這對美國的利益是明智之舉。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和俄朝伊三國有些不同，雖然它們都是「流氓」，但「流氓」的程度不一，中國還沒有「資格」成為「流氓男團」的成員。 大概國內外對習近平和當局恨之入骨、一心想推翻中共統治的人，不會認同歐亞集團這個評判國際政治流氓的看法和標準。他們就像我前面分析的那樣，認為既然中國對自由世界和民主秩序的危害長遠要比俄朝伊大得多，怎麼可能因其舉動不如這三國赤裸裸，而不把它列入「流氓男團」？一些人甚至會帶有某種陰謀論的想法，認為是不是歐亞集團和中國有某種利益「勾兌」，才對中國「從輕發落」。假如這樣看問題，當然不對。因為同在風險報告中，歐亞集團緊隨「流氓男團」，將中國經濟排為第六大全球風險，認為北京未能解決中國的成長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機等問題，將暴露中共合法性的缺陷，並增加社會不穩定的風險，鑒於中國的全球體量，任何中國自身的風險，特別是經濟風險，都會外溢到世界，構成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 所以，看待中國的「流氓性」，需要回到問題本身，分清流氓行為和流氓意圖，長遠嚴重性和當前嚴重性。歐亞集團將俄朝伊列為「流氓團伙」，而中國雖然也有流氓行為，但其行為的嚴重性及造成的當前後果尚不足以把它列進這個「團伙」，不是歐亞集團對中國開恩，而是著眼於今年的地緣政治風險，是從此角度來闡述的。 中國對俄支持不如朝鮮和伊朗 比較中俄關係和俄朝、俄伊的關係，歐亞集團闡發的這點會更清楚。儘管中國至今沒有公開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行為，但其2022年發布的解決烏克蘭問題的立場文件的第一條、並且以後也一再強調的一點，是尊重各國主權，這就含蓄表達了中國並不認同俄羅斯發起的這場戰爭。另外，俄中兩國貿易去年雖然突破2000億美元，中國大量購買俄石油和天然氣，汽車已經佔領了俄市場，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中俄貿易支撐了俄羅斯，讓俄有能力將這場戰爭繼續耗下去，但中國可以辯稱是西方對俄羅斯制裁讓它撿了一個大便宜，兩國只是經貿交易，其他國家如印度也在大買俄石油，甚至美國也在進口俄石油。而美國和歐洲在意的俄羅斯購買中國的武器問題，中國還不敢違反美歐這條「紅線」，雖然有報道稱發現了中國輸往俄羅斯的武器產品，但充其量只是軍民兩用產品，不是現成的武器貿易。 中俄在外交和經貿這兩方面跟伊朗，特別是朝鮮對俄羅斯的支持還是有很大的程度差別。在外交和政治上，朝伊對俄的支持特別是朝鮮對俄烏戰爭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軍事上，伊朗提供給俄羅斯無人機，朝鮮更是提供給俄一百多萬發炮彈，而俄羅斯也回報了兩國尤其朝鮮敏感的軍事技術，讓後者的武器升級威脅半島、東北亞乃至美國的安全。中國一定程度上樂於看到這種現象，但它在這些方面還是相對慎重的，尤其不太可能像朝伊兩國一樣，不顧後果支援俄羅斯武器。 中國之所以同發展俄朝伊這三個「流氓」國家的政治和軍事關係還抱有一定的慎重態度，而沒有公然和它們「抱團取暖」，完全搞在一塊，原因是習近平不想完全公開站在西方的對立面。我多次說過，習的目的不是要讓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霸主，而是謀求世界兩極地位，中美共治（儘管中國打出的旗號是世界多級化）。根子當然是中國還沒有這種實力，未來也不太可能有成為單一霸主的實力，但也是因為全球新霸主未必對中國就是最有利的。要別人承認你的霸主地位，前提是必須為全球提供公共品特別是安全秩序，可中國不想在這點上付出太多，因為中國自身有14億人，要消耗太多資源。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說不謀求取代美國，不另起爐灶，可以認為是它的真心話而非虛假之言，但中國也在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同時，建立自己主導的機構和平台。 只是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滑坡讓習的「雄心」受到了打擊，他現在的首要任務，是重新為經濟續命，為此需要進一步開放和一個相對友好的國際環境，而過於挑戰美國和西方的利益，將會惡化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能和俄朝伊三個流氓國家走得太近。 毫無疑問，中國在內政上是個「流氓」國家，中共是個「流氓」政權，但在對外關係和地緣政治上，它要表現出自己不那麼「流氓」的一面。歐亞集團沒有把中國算作「流氓男團」一員，並非被中國的表象迷惑，而是看清了習近平的「膽怯」。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如今黨國一統天下的輿論環境下，財新是碩果僅存的「異議」媒體，連當年氣勢如虹的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都繳械投降。說它「異議」，並非指財新的根本立場和中共相悖，否則當局分分鐘把它滅了，而是說它有時或偶爾不安分，發出和當局不合拍的聲音，讓外界有所聯想，以為黨內高層的倒習力量又要有所行動，借財新發出某種特定的信號。 去年11月到目前，財新有三篇社論相當引人注目，分別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須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從傳統自由派的觀點來看，這三篇社論無甚新意，但由於它們所討論的問題關乎中國當下路線方向的選擇，而社論的看法和中國當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國民間輿論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僅存活了一天，更讓人猜測它戳中了當局的要害，反映黨內健康力量對習近平當下路線政策的不滿，借財新施壓，要當局糾錯。 財新第一文：用昨天的習來反今天的習 我們來看看這三篇社論到底談了哪些敏感問題。《改革亟須新突破》是從10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方案破題。該改革方案是由習主持的，在當時獲得社會好評。財新的社論也認為，方案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斷是最重大的理論成果，方案公布後，「贏得國內外交口讚譽，中華大地隨即掀起又一輪改革熱潮」。社論還引述習在三中全會上就決定所作的「說明」中關於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段話，並稱之為「正確論斷，今天讀來感受更為強烈」，這當然是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習來反對今天的習在改革開放上的倒退。社論的這個立意在「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這句話上體現出來。此話是李克強講的，被民間看作李反習的經典之言。社論雖沒有直接說出李的名字，然而由於李在上海猝死引發社會的很大不滿，財新此時引李之話自然被輿論解讀為矛頭指向習，是要向習叫板，這也就是財新為何要用習關於改革的話來對沖這種敏感性。 但是，社論還是忍不住要點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體現在思想解放的勇氣上，體現在保證一份份好文件能夠得到嚴格落實的執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於口頭與紙面。並批評有些官員口稱的「改革」，其實與決定精神背道而馳。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觀干預過多，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嚴重，市場主體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糾正錯誤同樣是改革，市場主體迫切盼望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能夠儘快撥亂反正。從上面引述的這段文字看，表面上，財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決定批判當下有些官員、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亂「改革」，可造成這種現象的總根源是誰，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財新實際是在罵習破壞由他親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財新第二文：呼籲堅持實事求是，給習打臉 《重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前一篇社論的基礎上，批習更進一層次。該社論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5周年，呼籲回到那次會議提出並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4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的歷史上被認為是改變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歷史大轉折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由此也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但是習上台後，將中共歷史切斷，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進中國正向發展的那些重要會議，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好像中國歷史的改變，國家的發展，都是從十八大才開始的。 故財新在這篇社論中，引述鄧小平的話「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當然，為了保險，也引述習的話「歷史反覆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 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但同時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習打習。根據社論的論述，如果說45年前靠實事求是，收拾了亂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調整了對外政策，與世界接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那麼今天只有繼續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改革遇到的真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及時糾正某些不當政策。財新就差指著習近平的鼻子罵了，因為今天中國的亂像，面對的內外重重挑戰，說穿了，就是習沒有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好高騖遠、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糾正發展路線的錯誤，改善國內和國際環境，需要重新回歸實事求是。因此，社論才指出，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要擺脫教條，直面現實，準確評估自身力量，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倘若「改革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燈」。 財新第三文：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 《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是從前不久召開的達沃斯論壇說起。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重建信任」，那麼面對國際社會的信任赤字，信任從何而來？社論引述了中國總理李強在致辭中說的，首先建立在「我們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憧憬，並願意為之共同努力的基礎之上」，並將李強在致辭中提出的幾點主張視作國際社會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然而，社論矛頭一轉，指出問題關鍵是中國國內如何重建信任。在社會的信任已經撕裂，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同當權派，普通大眾和中共統治矛盾日益加劇的當下，如何去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才是此篇社論的著眼點所在。財新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用李強的話作為一個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貨」，社論表述，對於何為人類美好未來，每個人、每個國家的想法不盡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約數，它應當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國從政府到民眾的理性選擇。 可見，財新的論述，重點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人類共同價值以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選擇上。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這幾個詞，當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有，但顯然，當局語境下的核心價值觀和它們作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含義是不同的。換言之，財新雖沒有將這幾個詞稱作普世價值，可在此的含義實際是普世價值的含義。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實際也是要表達中國應該回歸普世文明。比起前兩篇社論來，財新這篇社論隱晦表達中國應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黨內和社會的很多人當然是聽得懂財新的弦外之音。還有一點要注意，財新這篇社論，不再引述習的語錄來為文章增強保險係數，恐怕反映它對習會轉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從上述分析看，財新打擦邊球，能夠存活到現在，實屬不易，可視作是個奇蹟。外界多把它歸之於財新的創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誼。如果說這一點在過去是有用的，現在應該起不到多大作用，因為王本人的影響力已經大大減少。我傾向認為，首先是財新自己還是很節制的，畢竟它主打品牌是財經報道，言論和社論中的某種犯忌，讓外界有所想像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護了它，在沒有明顯犯規，只是某種影射的情況下，雜誌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是，像最近這段時間連發三篇社論，言論有些大膽，引發民情共鳴和輿論猜想，在財新卻也不多見。這或許是它借著中國經濟形勢不好，黨內和人心思變，拋出的三顆探路石。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候任外長」劉建超和「撈過界」的中聯部》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過了如果習近平當局已經在內部決定王毅將不再以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身份兼任外長的話，那麼新任外長勢必也應該依照過去已經形成的慣例，被任命為國務院的（專職）國務委員，以對內、對外彰顯中共中央政府的外交部的副國級地位。那麼，這個人選的政治身份怎麼說也得是在任中央委員。不太好想像習近平一時心血來潮就會安排一個非中央委員進入國務院國務委員序列。 去年十二月底，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新任國防部長為何選中了海軍出身的董軍？》一文，同樣也分析了為什麼說習近平在李尚福被查之後尋找新防長的「比選」過程中，考慮人選的基本條件肯定是在任上將、二十屆中央委員。 這裡不妨「軍普」一下。無論是早年的所謂解放軍三總部還是四總部（總參、總政、總後再加總裝備部），前二者 ，即總參和總政都是比後者或後兩者高半格的。 在2016年的習氏軍改後，解放軍原四總部被拆分成了14個職能部門，再加上原有的軍委辦公廳，軍改後軍委共有15個職能部門。這15個職能部門只有軍委聯合參謀部、軍委政治工作部和軍委紀委均是正戰區級。這三個部門的主官都是上將，（准副國級）中央軍委委員，其中軍紀委書記同時還是中央紀委副書記。 之所以說是「准副國級」， 是要區別於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軍委副主席，黨內副國級，以及也是軍委委員的國防部長因為是國務院的國務委員，行政副國級。 2022年10月23日對外公布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公報內容之一是「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提名，「通過」了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批准」了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人選。 而被「通過」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里，除了主席和副主席，委員的排序是：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升民。 至此，外界就都已經明白當時的李尚福將會被免去當時還擔任的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職務，等待2023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正式被宣布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因為此前五年的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的公報內容中，和此前十年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的公報內容中，都是前後被「決定」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中，當時的國防部候任部長常萬全、魏鳳和，也都是被排名第一。 不過呢，自李尚福才正式當上了幾個月時間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就「失蹤」之後，外界媒體就一再特彆強調李尚福在中央軍委委員里是「排第一」，由此而得出他在軍委中的地位是高於其他軍委委員的結論。再由此便推斷出現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將會接替李尚福國防部長職位的推測。 殊不知無論是李尚福還是魏鳳和還是再往前的常萬全，他們都是因為其國務院國務委員的行政副國級才被排在軍委委員之「首」的，而在黨指揮槍的前提下仍需要設置的國務院國防部長，並給予其副國級待遇的原因僅僅是對外軍事交往需要以「國家「或者說中央政府之名的象徵性需要，中央軍委委員里表面上的排名次序完全不代表國防部長在軍委中的實際地位要高於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及政治工作部部長。 筆者也曾經在本專欄為文，分析過劉振立如果被安排接替國防部長，斷無以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身份「兼任」國防部長的可能，國防部長只會是由一個專職的國務委員兼任。 但是，當時筆者的文章卻沒有從劉振立的政治前途角度去分析為什麼說劉振立沒有被習近平安排轉任國防部長的可行性。 我們假設李尚福至今沒有出事，他和劉振立在未來的中共二十一大上誰會留任中央軍委並晉陞為軍委副主席？答案當然是劉振立。先不說擔任五年時間國防部長之後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先例從來沒有過，就是從年齡角度分析，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無疑就是被習近平想好了只干一屆防長職務就退役的，就如同他之前的魏鳳和及再之前的常萬全……一樣。 而二十大之前對劉振立的安排考量就完全不同了。出生於1964年8月的劉振立比習近平年輕11歲，比二十大連任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年輕13歲，比二十大新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年輕7歲，所以僅從所謂「年齡梯隊」的角度分析，習近平二十大召開之前選中了劉振立接替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時候，就已經設計好了他將是習近平在二十一大上連任第四屆的同時的下屆軍委副主席之一。 所以從這個角度分析，李尚福「出事」後，氣急敗壞的習近平在考慮國防部長職務接替人選時，應該是沒有打過劉振立的主意。 現在，國防部長已經由董軍上位。而1961年出生的董軍比去年三月退役的前國防部長魏鳳和年輕7歲，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召開時才年滿66歲，即使不被「破例」，繼續按照副國級「七上八下」的標準，也不應該面臨和魏鳳和一樣，擔任5年時間國防部長職務便退役的命運。屆時，連任國防部長，甚至被破例安排從國防部長升任軍委副主席，都是有可能的。 當然，如上分析的前提是董軍只是暫時先接替了國防部長一個職務，接下來將會被在黨的中央全會上與李尚福被宣布免除其黨的中央軍委委員職務的同時，被宣布為新任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排名第一的）委員。 在此前提下，他董軍還會在之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被宣布為國家軍委（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委員，同時也被宣布為國務院國務委員。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分析過，在李尚福被全國人大宣布免去了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和國家軍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三項職務的同時只宣布董軍接替國防部長一項職務，表面上看現僅僅只是被任命為相當於地方上的正省部級的國防部長，就是因為李尚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雖然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宣布免去，但他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還要等待三中全會的召開才能被正式宣布免除，所以董軍也必須等到三中全會上李尚福被免除中共中央軍委委員頭銜的同時，也被宣布接替這一頭銜。然後才會再被人大全體會議或者人大常委會議「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也就是說，雖然董軍在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之後已經是事實上的中央軍委委員。只是因為「程序」上的障礙不能現在就對外宣布而已。顯然也是因為董軍目前還不能被公開宣布為中央軍委委員，所以從人大角度對他的行政職務的任命也需要分兩步走。等全國人大的全體會議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某次會議宣布增補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同時，也宣布增補他為國務院國務委員。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三中全會到底什麼時候召開，還有沒有可能在已經宣佈於三月初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之前就召開。 本文發稿的3天前（2024年1月31日），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仍未提及外界關注的三中全會會期。此前有專家認為，中共高層遇上人事麻煩和經濟困局；三中全會難產，或因中南海內部陷入混亂。 有相關分析報道引述胡平兄的分析：如果一月的政治局會議不定出三中全會會期，很可能要在中共全國兩會之後召開三中全會，這將引發中共內部更大的混亂。 對於今年一月的最後一天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仍不提三中召開的時間計劃，在海外X平台上引發關注中國政局的網民議論中也多有「兩會前大概開不了了」、「是不是要等兩會後了」的議論。不過，筆者對此另有看法。 今天早些時候 ，聯合早報剛剛刊登出署名韓詠紅的文章《三中全會去哪兒》。文中說「三中全會幾時開？這個疑問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就一直懸在觀察人士心中……。觀察人士心心念念三中全會何時開，這與三中全會在中國政治上的獨特地位，以及在歷史上發揮的重大影響力有關。（但是）2023年已經過去了，三中全會沒有開；1月31日政治局開會，也仍然沒有三中全會的絲毫消息。」 該文章還分析說：按照慣例，政治局一般會提前幾個月就公布召開全會的月份與主題；到臨近全會的一星期至一個月左右再公布具體日期，這時政治局已討論準備提交給全會審議的文件，而政治局通常一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既然至今全無消息，這讓人懷疑，今年3月前可能都不會召開三中全會。當然，不排除中共高層採取「突襲式」方法召開會議。 該文章舉例說：2018年1月，中共政治局先後開了兩次會，十九屆二中全會也在同月舉行。那年春節假期剛結束，政治局在2月24日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幾天後（2月26日至28日）召開十九屆三中全會。這一系列讓人措手不及的會議背後，是高層正在部署修憲，以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這些重大議程。 那麼今年初，政治局是否會在本月再次開會並宣布2月召開三中全會？該文的結論是：「不排除這個可能」。 其實，如果要以去年召開的二十屆二中全會召開時間為例，就更能說明必須要在今年的某個時間召開的三中全會被安排在本月晚些時候，也就是趕在三月初的全國人大例會之前先行召開，是很有可能的。 這裡使用了「必須」兩個字，是因為中共黨章規定了黨的中央全會每年至少要召開一次。而總書記每年都是要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某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央委員作工作報告的。如此說來，三全會在去年沒有召開，雖然是打破了「慣例」，但並沒有違規。因為去年二月已經召開了一個二十屆二中會會。但今年還不召開三中全會的話，那就違反黨規了。 去年2月21日的新華社通稿說：「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再往前舉例，2013年的新華社北京２月２３日通稿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月２３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２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如上分別舉出的十八屆二中全會和二十屆二中全會的例子，足以說明某中全會在召開之前幾天才由當時舉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召開時間和會議主要內容並對外宣布，也是常態。 前述聯合早報的文章中還說：「到三中全會召開時，當局則需要對前外長秦剛、前防長李尚福，以及火箭軍原司令李玉超做出進一步處置，決定是否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資格」。 其實，對秦剛的黨內處分是否能夠再拖一段時間才最終決定並對外宣布對習近平當局來說還不是首當其衝，在把秦剛和李尚福都先後免去行政職務之後，令習近平當局最難堪的是李尚福的名字還在中央軍委委員里，而中央軍委委員的罷免也好，增補也好，都只能是由中央政治局會議內部決定之後再由隨即召開的黨的某中全會追認，尚可對外公開宣布。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李尚福的黨的中央軍委委員一天不宣布被免除，董軍就不能被宣布為中央軍委委員，董軍一天不被宣布為中央軍委委員，就不可能被在人大會議上宣布為國家軍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所以，僅僅為了儘快把李尚福下台之後的中央軍委名單理順，並在此基礎上讓新任國防部長在中央軍委和國家軍委里都有了名分，他習近平也會考慮趕在三月召開的人大例會之前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先開了。那怕是先走個過場也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齊志勇（1956年5月15日—2024年1月）：「六四」傷殘者和人權捍衛者。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他遭共軍士兵追殺，身中六彈，左腿高位截肢。之後，因公開揭露中共之暴行，被原供職的國營建築公司退職，常年受國保員警騷擾、軟禁。2024年1月，因患肝癌等多種重大疾病而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齊志勇，在北京出生和長大，中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級油工。 1989年的時候，齊志勇家住海淀區紅聯南村，他工作的油漆班有一項工程在前門大街「泰豐樓飯莊」。6月3日下午3點多，他們一行四人騎車上班（因那天天氣炎熱就想下午去幹活，晚上接著干）。當他們路過西單西大街電報大樓，也就是國務院西牆外時，有輛大轎車翻了，聽圍觀的人說：「剛才武警打摧淚彈來著。」由於人太多無法騎自行車了，只好把自行車放到牆邊，步行到工地。 他們一直幹活到6月3日晚上。收工後，他們就去天安門廣場，因活忙，白天沒來得及去看自由女神像，晚上想去看一看。當時，同去的幾個人轉悠著看大字報，齊志勇坐在地下乘涼。到11點多鐘，聽到廣播里說：「如不離開廣場，後果自負。」齊志勇心裡發怵，就喊同去的人趕快走吧。這時廣場東側飛快地開來一輛裝甲車，繞著廣場四周轉圈，有位騎車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開槍了！打死人啦！」 他們走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只見裝甲車向橫在馬路上的隔離帶疾駛而來，如入無人之境。周圍的人群嚇得四處亂跑，齊志勇一口氣跑到六部口西邊的西絨線衚衕里，想過馬路去取自行車。 這時，長安街西邊走來一大隊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東行進，而那輛裝甲車開到六部口就停下了。從車上下來三個汗流滿面的軍人，有四、五個學生趕快過去挽著軍人對大家說：「這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咱們的解放軍啊，他也是沒有辦法，受李鵬的戒嚴令來到這兒是吧，大家要諒解他們，誰有水給他們一口。」齊志勇看見一個老大媽就拿來水給士兵喝了。當時，民眾都還很平靜，誰也沒有想到，轉瞬之間，大屠殺就上演了。 齊志勇這時還想著過馬路去推自行車——自行車對他來說是一筆重要的資產，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正在這時，有磚頭從國務院紅牆裡面砸了出來，樹上還有亮光。他又回到西絨線衚衕里。此時，槍聲大作，東側天空上出現信號彈「叮咚叮咚」地打起來了。這時約為6月4日凌晨1點20分左右。他從衚衕裡面看出去，長安街上已經沒有人群走動，只聽到槍聲！我站在那裡往西看，看到裝甲車上的有火光。 齊志勇著急尋找自行車，有了自行車才能儘快回家。他忽然聽到有個人叫他「小齊」，一回頭，原來是單位的一個同事。同事問他：「嘿，你怎麼上這兒來了？」齊志勇就說：「我們幹完活過來看看。」他又問對方：「你們家不是住石碑兒衚衕嗎？」同事說：「對，家裡天氣熱，沒睡著覺，而且我們家門口那兒全是坦克了，還有拿著槍的軍人，這可麻煩了，可能要開槍了，可能真要鎮壓了！」他們就這樣邊說著，邊聽著槍聲，他們還說這像是橡皮子彈，士兵不會對民眾開槍！ 忽然，一群拿著衝鋒槍的軍人，右胳膊綁著白毛巾，「啪啪啪啪」，一邊開槍一邊跑。衚衕里有很多躲避的平民，士兵看到了，就沖著衚衕口「啪啪啪啪」地開槍掃射。電光火石之間，齊志勇就中彈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腿上，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噴泉似往外涌，他用力大喊：「救命啊！」 當時，一些人正順著衚衕往南跑。有人聽到齊志勇的求救呼喊，就跑過來，他們一看，他還活著。一個小夥子馬上就把自己的白汗衫脫下來，給撕開了，將齊志勇的左腿包紮上止血，哪知道他的右腿也打了個洞，然後又包紮右腿，一邊包紮，他一邊還說：「我這是新買的白汗衫呢。」然後，四個小夥子提著他的手、胳膊、腿，準備送去醫院，走了幾步說，這樣不行，要找個門板抬。旁邊一位老太太說：「孩子！挺著點，我回家拿門板！」門板拿來，人們將齊志勇抬到了附近的第二醫院。 然而，第二醫院一個老人說，我們接到上級通知說停診，你們趕緊去到急救中心去吧。他們有將齊志勇送到急救中心，整整走了四里地。到急救中心一看，門外都是受傷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這時有位大學生志願者走過來看了齊志勇一眼，對大夫說：「大夫，他是大動脈出血，很危險。」大夫就給齊志勇換上了止血帶。 此時，正好來了輛麵包車，司機說：「我車上有兩個人，一個被槍打胸上，一個打頭部了，夠嗆，這倆人可能都夠嗆。」醫生說，這裡忙不過來，趕快將這個人也往南城送，那邊可能好點。司機就說：「這人我也趕緊帶走，送到南城去看看。」 齊志勇被抬上這輛車後，看到車上的兩位受傷者，傷勢比他更重。車開著開著，他突然發現，左側的那位受傷者的左手從身上掉下來了，他叫了幾聲，對方沒有聲音，就幫他扶上去了，全是血，弄得自己滿臉滿身都是。司機說，這個人可能死了。齊志勇一聽很快就昏死過去。 等齊志勇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宣武醫院。在宣武醫院門口的市民們看著心疼地說：「這又來了一個，剛死倆又一個，若需要輸血我們可以輸血。」接著又問：「你家住哪兒啊？」齊志勇說，我們家就住前面牛街。醫生說，那倆已經死了，沒辦法了，趕緊拉太平間吧。然後，醫生過來一摸齊志勇，說：「你這主動脈怎麼都沒了？」齊志勇很恐懼，以為就要將他送太平間了，就哭喊到：「您救救我吧! 我怕我死了家裡都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醫生就問：「你叫什麼？」齊志勇就告訴醫生自己的名字。醫生就把名字寫在他的胳膊上，然後說：「快送五樓手術室！」 到了五樓，醫生說得照個片子。照了片子以後，說主動脈被打斷了，需要馬上手術。另一個醫生來了對他說：「你再堅持一會，各個手術室都滿了，甚至連婦產科的大夫都來幫忙了，所有的醫生都調進來了，都在搶救，你一定要堅持到底。」齊志勇舉目一看，病房裡，床上都是受傷的，地下也躺著的傷者。他聽見還有一個女大學生嚷嚷：「疼啊疼啊！」她是當天下午送來的，被催淚彈打到腿部了，疼得直嚷嚷。 醫生非常氣憤地說：「這純屬是政府血腥鎮壓啊，我做了一輩子醫生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等到5點40分，才輪到齊志勇動手術。這時，負責動手術醫生打電話叫來了齊志勇的弟弟，他弟弟問醫生：「他還有救嗎？」醫生說：「問題不大，我們會搶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飛了人就完了！」 整個手術進行了六個小時，因為兩條腿都中彈了，流血太多，一共輸了一千八百CC血。尤其是左腿，傷的是主動脈，醫生說，幸虧齊志勇的身體素質好，又及時包紮，否則失血過多就死了。 過了數天，左腿開始腫脹，做了減脹手術。到了6月13日，醫生決定截肢。齊志勇的媽媽被叫到醫院來簽字。一開始他媽媽哭喊做說不簽：「我不簽，我不能簽字，我簽什麼字？我生了兒女四個孩子，這是我的二兒子，我生他是好胳膊好腿、白白胖胖的，沒想到……我從小也是見過小日本、國民黨，更見過八路軍，結果被解放軍給一槍打了，這還要截肢，我不能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麼罪？」當時，齊志勇的心情亂極了，無法說清楚：「我為什麼這麼苦？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希望當一名解放軍，保衛祖國，沒想到被解放軍的子彈打成殘疾！」後來，他媽媽還是簽了字。 7月16日，由於傷口感染，整個膝蓋以下都壞死了，又進行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氣炎熱，左腿疼痛難熬，望著殘肢，齊志勇真不知以後怎麼活。 齊志勇工作的單位、國營建築公司不肯為他交醫藥費。8月7日，由兩位士兵、一位警官和兩位醫院的人帶著他乘車到了他的單位。一位醫生對單位領導說：「我們醫院共診治傷者兩百七十三 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學生沒交醫藥費了。」單位這才將醫藥費付給了醫院。 後來，單位表示，無法為殘疾的齊志勇安排新的工作，只能為他提前辦退職手續，每月發給他五十元生活費和副食補貼。妻子因此跟他離婚，他一人帶著七歲的兒子與老母親一起生活。剛開始用雙拐行走，十分不習慣，結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以後，他在家門口擺了一個食品攤位，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當天安門母親站出來披露「六四」屠殺的真相後，齊志勇也站出來訴說自己的遭遇，他的殘疾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活的證據。當西方媒體報道了齊志勇的事迹後，他原來供職的單位來找他，對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十萬元的一次性賠償，只要你公開承認，你腿上的傷是工傷導致的，跟六四無關。」齊志勇當下就拒絕了工作單位的這筆巨額「賠款」，儘管他確實需要這筆錢來維持生活，但他不願意隱瞞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軍隊開槍打中而殘廢的事實。自此以後，齊志勇把「六四」當成他的「新生」，因為「六四」讓他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極權本質。他積极參与各類維權活動，每逢「重大事件」前夕，國保員警都會將他送到不能與外界接觸的地方，實行「陪吃、陪住、陪玩」。他戲稱自己變成了國家的客人，還有人給「三陪」。 後來，齊志勇再婚，有了小女兒齊霽。女兒齊霽後來說：「我媽同情我爸。我媽說我爸特別堅強，因為這個她才喜歡我爸。」但是，他們的生活無比艱難。齊志勇的小賣店被政府以「整頓市容」為名取締。不得已，他申請辦理一個廢品收購站，卻屢屢遭到轄區派出所所長的嘲笑、刁難和拒絕。他們全家住在一個僅有十幾平方米的簡易公寓中，全家就靠齊志勇的妻子打零工的一點微薄收入來維持。更為致命的是，他當年截肢時，因輸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療丙肝的注射藥劑費用高昂，一針就需要幾百、上千元人民幣。在多年經受迫害之後，他又罹患糖尿病和腦血拴，備受病痛的折磨。 即便如此，國保員警仍然不放過齊志勇。他們全家每天都在國保嚴密監控下，女兒齊霽上學、放學都有國保跟著。有一次，員警甚至衝進他們家，當著家人的面毆打齊志勇，據齊霽回憶：「有一次，我爸爸在大床上看書，我在小床上看電視，突然衝進幾個來，拿著啤酒瓶就打我爸爸的頭，我嚇死了。其中一個人把我爸爸從床上拖下來打，當著我的面，那人說我不能叫喚，叫喚就打死我。這是員警乾的，我爸爸的肋骨被打折了好幾根。」 2006年2月初，齊志勇還參加了高智晟等維權人士發起的全國性接力絕食活動並擔任義工聯繫人。由高智晟和葉霜絕食四十八小時開始，胡佳、齊志勇接力第二棒。從2月8日起，齊志勇被軟禁家中。2月15日晚，他被北京市宣武區國保員警從家中帶走，關押在北京郊區。3月28日，獲釋回家。 後來，齊志勇在北京的一個家庭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常常去教會做禮拜。但北京國保員警找到教會，施加壓力，不準教會接納齊志勇。後來，齊志勇到北京方舟教會聚會，每個禮拜日都殘障人士專用的改裝三輪車，從城南趕到亞運村附近的教會做禮拜。 2011年，茉莉花運動期間，國保員警將齊志勇強行綁架，軟禁在小黑屋。羈押期間，看守人員對其進行了極大的言詞侮辱、精神及身體折磨。 2013年6月，齊志勇的女兒齊霽通過「人道中國」組織的救助，到達美國，繼續學業。齊霽是個勇敢的孩子，在中國的時候，別人不敢講「六四」這兩個字，她卻敢對同學們說，父親失去了一條腿是因為「六四」，因此她常被老師警告「不要亂講話」。對於齊霽來講，父親就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因為爸爸毅力非常大，他腿沒了，還能這麼堅強的活下去，還能跟共產黨做鬥爭，我覺得他非常厲害，所以我覺得我爸是英雄。」 2016年6月3日，「六四」二十七周年前夕，中共當局沒到此時必定加強天安門廣場等重點地帶戒備，將天安門母親等異見人士帶往其他地方「旅遊」。同時啟動社區一級超常維穩防控，加派員警、協警和「志願者」巡邏。在友人的陪同下，齊志勇奇蹟般地突破封鎖，身穿寫著平反「六四」字樣的衣服，前往天安門廣場邊留影，「重回故地尋找失去的左腿」。 2017年1月6日，齊志勇因腎衰竭嚴重導致呼吸受阻，被送往醫院搶救。經過搶救後已過危險期，送到重症監護室，但仍需要機器協助。主治醫生表示，齊志勇的「肌酐」指數達到七百多，隨時都會生命危險，現在已經為他做「血濾」治療，希望能把肌酐毒素慢慢排走。齊志勇靠著驚人的毅力，又從死亡線上掙扎著活了過來。他說，他還有兩個願望沒有實現：一是到美國去看望在美國讀書的女兒，但中共不給他護照，他無法離境。二是看到「六四」翻案的那一天，他能得到政府公開的道歉。 2017年7月，齊志勇被確診患上了肝癌。 2022年6月4日，全美學自聯決定將該年度的「全美學自聯自由精神獎」頒給齊志勇。頒獎詞指出：「齊志勇身處獨裁暴政之下，持續為三十三年前六四慘案的死傷者討要說法，不斷向世界報導揭露中共政府犯下滔天血案的真相，與此同時為國內殘疾人的人權事業持續發聲。面對從暴政而來的長期打壓和不平等待遇，其身為六四傷殘者，依舊秉持對中國民主追求的堅定信念，並為中國人權事業付出巨大的犧牲。全美學自聯對齊志勇的突出表現予以敬意，並特授其2022年全美學自聯自由精神獎。」 2024年1月，齊志勇不幸在北京病逝。多年前，詩人茅鏡所寫的<六四招魂>一詩，似乎就為為齊志勇所寫： 六四是祥林嫂的阿毛 嘮嘮叨叨被賣身的痛 直到自願嫁給收購我們的人 不，那是你們，不是我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我獨自在這裡蔑視自己的過去 我蔑視自己最英勇的行為 那與你們何關 你留下幾個腳印在廣場 風吹雨打，那腳印滯留在你身上 你看到新華門的木板 比你外婆的棺材厚多了 你看到夢寐以求的自由 並把它的屍體掛在你的肩膀 自由好像一條狗的尾巴 我們拖著它，像狗一樣拖著 天哪！你還真以為你是一匹狼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對美中開戰的擔憂，使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最近開始聽芭芭拉·圖赫曼的《八月的槍聲》的有聲書，該書講述的是歐洲在1914年如何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八月的槍聲》這本經典作詳細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德皇威廉二世決定開戰，接下來的四年壕溝戰，到英法聯軍發起進攻以阻止德軍。書中還討論戰前和戰爭中的國際情勢、各國的戰略、作戰計劃等，是一本非常詳實的好書。 歐洲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是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作為當時世界金融首都的倫敦，在國際金融中扮演著中心角色。歐洲經濟體互相投資於彼此的產業和基礎設施。而鐵路和電報的建設加快貨物、人員和資訊的流動，使各國的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歐洲各國之間的聯盟和條約，如三國協約（聯接法國、俄羅斯、和英國）和三國同盟（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之間的聯盟）還包括經濟組成部分，加強彼此間的相互依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經濟互相依賴程度如此之高，所以那時很多專家都預測經濟的因素會讓大規模戰爭成為不可能。但是他們忽略了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領土野心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大戰爆發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私底下對他的幕僚發出驚嘆：我的天啊，我幹了什麼好事！ 比較習近平和那時的德皇威廉二世，至少有13個雷同之處: 1.他們兩個人都活在能幹父親的陰影下，所以心理上有自以為是、沒有同理心、不能接受失敗、對世界的認知與事實不符等人格特質。 2.習近平和德皇都繼承了一個帝國，而且獨斷獨裁。中國人到現在仍在諷刺習近平是皇帝。 3.現在的中國和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都經歷快速的經濟成長。德國在一次大戰前20年經歷了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累積的財富加強其對改變現狀的信心。 4.習近平和德皇兩人都野心勃勃，旁邊圍繞著許多有問題的策士，所以行事魯莽，不計後果。 5.兩人都企圖破壞現有國際秩序。中國與德國都藉由擴軍成為軍事強權的同時，不可避免的都成為軍國主義的國家。 6.現在的中國和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都鼓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普魯士在19世紀統一德國後，藉由經濟發展與擴軍強化人民自信，並透過宣傳提倡日耳曼民族主義。 7.兩國都沒有堅強的軍事同盟，外交上都相對孤立。 中國雖然有許多第三世界的小國支持，但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軍事同盟。美國的道德外交更是世界上的主流價值。 8.中國和德國都是傳統的陸權國家，但渴望成為海上霸權。所以習近平提倡建造航空母艦，而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建造排水量在兩萬噸到三萬噸之間的無畏艦二十艘。 9.兩個國家都挑戰一個現有的強權。中國要挑戰美國，德國則是大英帝國。 10.兩人都摒棄前人留下來的良好政策。習近平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棄之如敝屣，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則把俾斯麥建立的歐洲秩序完全破壞。 11.兩人都【沒有上限】地支持一個沒落的帝國：習近平和普京見面時，宣稱要沒有上限的支持俄羅斯。而威廉二世與奧匈帝國的約瑟皇帝則彼此心儀，被與奧匈帝國的同盟拖下水。 12.兩個國家都需要跨過一個海峽才能實現其帝國夢。習近平想跨過台灣海峽，而威廉二世儘管有無畏艦卻永不能跨過英吉利海峽。 13.兩個國家都面臨難以克服的科技障礙。中國在半導體、航空發動機、人工智慧、機器人、和其它在自由的資本主義下，無拘無束髮展的新科技領域，還是有許多無法跨越的鴻溝。而德國雖然有第二次工業革命，但是其渦輪發動機的品質還是與大英帝國相差一大截。 習近平所受的教育有限，似乎還有極度的不安全感。我們只希望他能從昏庸的威廉二世學到教訓，不要有一天早上醒來也發出驚嘆：毛主席呀，我幹了什麼蠢事？ （※作者曾任麥道航太駐台代表、戰爭學院榮譽講座。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媒體人王志安在《賀瓏夜夜秀》歧視了身障人士陳俊翰律師後，竟檢討起台灣的言論自由，認為台灣社會雖然是言論自由的社會，但是距離暢所欲言的言論社會還有一點距離。很多政治雷區，使得有價值衝突的時候很難暢所欲言。 好自我中心的邏輯！在《賀瓏夜夜秀》暢所欲言後，製作團隊也沒審查剪掉王志安的歧視言論就完整放上YT播放，只因被有人權意識、道德底線的台灣大眾所批判（言論自由），就嫌台灣社會無法讓人暢所欲言，還以馬英九選前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影響選票為例，表示「雖然這是一個可以人人講話的社會，但是如果你講的不好，你有可能遭受到非常大的懲罰。」所以，王志安是認為台灣人需要接受他歧視身障人士的言論和馬英九的「要相信習近平」說法，才是個暢所欲言的社會？ 然而，「要相信習近平」不是講得好不好的問題，是還會不會有言論自由的問題，如果珍視人權，當然就會拒絕「要相信習近平」，在選舉時，自然不會給支持此言論的候選人或政黨一票。同理，重視多元包容的自由民主國家，自然無法接受「歧視身障人士」的言行，但王志安卻將此認為台灣社會對他的不包容，要台灣不要排斥他這種離開中國的異鄉客，說台灣的價值就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特點就是包容和開放。好個超級巨嬰！千錯萬錯都是不能接受他歧視言論的台灣人的錯！這邏輯好似曾相識──不尊重台灣人不想統一的中國，武力脅迫台灣製造台海危機，卻把責任都歸在台灣人頭上。 王志安和他的祖國政府都是以他們的威權想法與態度在看世界，認定強勢方可以／有權決定他人的未來，所以王志安會說出民進黨把殘障人士當競選工具，徹底忽視陳俊翰律師是個有思想、能作決定的獨立生命，不認為陳俊翰律師有服務人群的理想和能力要透過政治來實現，好像沒有陳俊翰律師的意願，民進黨就可以單方面為選舉勝利意圖把他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要他出席造勢晚會。其實，王志安也是高知識分子，又在自由的日本住了三年，為什麼沒有動搖他在中國受教育長大所養成的威權思維？可見思想的改變有多難！ 可是，當有威權思想的人開始在開放的國家裡暢所欲言，自由人權就會受到挑戰，就會出現王志安這種拿「言論自由」作為歧視、仇恨言論的保護傘。台灣社會已因身分認同撕裂嚴重，經得起王志安們來煽情攪和嗎？然而，在YT、抖音成為人們生活一部份的時代，就算王志安們人不來到台灣，那種遊走在言論自由底線邊緣的分化、撕裂、攻擊、污衊言論仍可輕易進到台灣社會。但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若因此要審查言論，就是一種威權主義的勝利，這種為難與困難，就是現今自由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大挑戰。 不過，當台灣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小心呵護言論自由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威權政府伸手進來自由世界審查、取消言論可不手軟。 在王志安於自由台灣的脫口秀暢所欲言歧視身障人士的幾天前，王志安的一群同胞同志就先在自由英國上演一場荒謬鬧劇。他們先是親切開心在鏡頭前與英國知名鋼琴家卡瓦納（Brendan Kavanagh）互動，然後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說他們的影像不能公開，要求卡瓦納刪除影片。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一位中國男子就大吼作非事實的指控──卡瓦納碰觸他們之中一位自稱是英國人的中國女子手中的中國國旗，被說成是碰觸那位女子；卡瓦納問他們是不是來自中國、是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就被說是歧視、種族主義者。如果卡瓦納當下沒有拍下這一切，恐怕會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被搞到身敗名裂、身心受創。 小粉紅刪片不成後，領導就出手。面對中共不斷對YT施壓要求刪除影片，卡瓦納呼籲人們下載影片、上傳分享影片與中共對抗，並在英國TalkTV表示，英國文化必須抵抗威權主義，要說不，而不是害怕。一個禮拜之後，1月26日，卡瓦納帶著小熊維尼重返倫敦的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演奏，並表示他是藝術家，對政治沒興趣，但中共要剝奪他藝術表演的自由和言論自由，他會堅決反共到底。一個禮拜的時間裡，在許多熱愛自由者的幫助下，卡瓦納知道了為什麼小熊維尼被禁，認識了什麼是小粉紅和8964天安門事件，現在，他也要世人去認識。這一切，就像卡瓦納所形容的，是個「錯誤的喜劇」（comedy of errors），在錯中錯里，自由與言論自由贏了！ 可不是嗎？撂倒王志安的，也是言論自由，在暢所欲言中（雖然他不這麼認為），讓人看懂了他的心態。不過，王志安們和他們的領導們似乎不懂。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居紐約。全文轉自上報）
黃明志推出賀歲歌〈龍的傳人〉，與歌手「小熊為你」對唱，兩天YouTube點擊已破200萬，歌詞極度「乳滑」（辱華），MV更充斥「一語雙關、意有所指」字眼，如「華偽寶劍」、「抖音真莖」、「光複診所」、「反送終拳」等，甚至還見到一張「通緝令」（見附圖），難怪沒什麼港媒夠膽報導這首熱播歌了。 黃明志為什麼把歌名改為「龍的傳人」呢？除了為龍年賀歲，自然也是向上世紀經典紅歌〈龍的傳人〉致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忘記了，這首歌其實是台灣人侯德健作曲填詞的，背景是1978年12月16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 那時侯德健是台灣政大學生，美、台斷交當日，大學校園瀰漫一片悲情，很多學生認為美國背信棄義，侯德健卻不以為然。多年後他對中國記者披露創作動機，說他覺得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受外國牽制，「他憤怒於這種懦弱的悲情，寫下了〈龍的傳人〉。」他跟《南方周末》記者說： 「它當然是一首愛國歌曲，宣揚的是民族主義，只不過，我的愛國與民族主義與許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和當時的台灣當局更是大相徑庭。」 〈龍的傳人〉被李建復、張明敏等港、台歌手翻唱後，在兩岸大受歡迎。中華民國政府想藉此歌做政治宣傳，要求侯德健修改歌詞，侯不甘心做政治工具，後來得香港新華社協助，繞道英國到了北京，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叛逃」。 今日中國大陸人動輒自稱「龍的傳人」，究其原因，其實也是受侯德建的紅歌影響。1988年適值龍年，侯德健獲邀上中共春晚獻唱〈龍的傳人〉，主持人問他：「你說中國人為什麼對龍這麼情有獨鍾？」侯德健回答說：「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種動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只有龍是中國人自己想像創造的。」我認為這答案錯了。 到底龍是什麼呢？據《說文》，龍是這樣的一種生物：「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如此奇怪的東西，不知有多少人見過？ 然而《左傳》卻言之鑿鑿說，上古有人養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這類官。後來龍越來越罕見，在中國人想像中就成了跟鳳凰、麒麟同類的瑞獸，相傳只有聖人做皇帝時才出現。例如三國時代，魏都附近出現「黃龍」，曹植就寫了一篇〈龍見賀表〉： 「臣聞鳯凰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徳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鳯於林囿，豢龍於陂池，為百姓旦夕之所觀。」 「聖徳至理，以致嘉瑞」就是說，皇帝的聖德令天下太平，所以祥瑞都出現了。由此可見，龍就是「天子聖明」的隱喻，所以後來也代表皇帝。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細心想想，歌詞既不合邏輯，也不符中國文化傳統。龍頂多只代表皇帝，「龍的傳人」即人人都是皇帝的子孫？就算傳說中的黃帝，也只是「騎龍升天」（即瓜老襯的唯美講法），並沒有化為龍。所以，「炎黃子孫」也不能稱作「龍的傳人」。 說到底，中國人崇拜龍，只是出於一種「崇拜皇帝情意結」，並非自覺「龍」是中國人的「想像創造」——中國人可沒有那麼重視原創性。（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院長在位9個月就遭罷免，關鍵原因有二，一是他通過了避免政府停擺的臨時撥款法案；一是讓政府債務上限到期日（X-date）延長到2024年大選後。兩者都被指為是「共和黨議長麥卡錫」和「民主黨政府」協議所成。暫且不論法案內容對國政的實際影響，單就麥卡錫因此被同黨人士提交罷免成功，背後即另有值得思辨的課題──什麼是政治妥協。 在去年的罷免案中，我們可以看到，站在麥卡錫立場，他所採取的政治路徑，主要在表現一名政客的「談判雙贏協議能力」，而站在提出罷免他的同黨議員立場，則是標舉著「妥協是對自我原則的背叛」。今天之前，美國早有輿論特別針對政治妥協文化給予重新省視。 其中一個論點提到，政治上的妥協並非都是適宜的。例如1787年，美國南方與北方在美國制憲會議中，針對人口分配稅收時，彼此達成協議將當時的奴隸計算成「五分之三的人」（不被視為完整的一個人），這項建立在種族歧視上的妥協，儘管促成了政治上的進展，以今天眼光來看，卻十分令人作惡。因此，確實不是所有政治妥協都屬於良性。 另一方面，假設要將「妥協是對自我原則的背叛」當成不可抵觸的道理，回顧美國整體政治結構，卻又無可否認它本身就是一個基於妥協的產物。包括為平衡各州代表權、人口，而有了參眾兩院制的設計。美國政治上如此，經濟上亦然，過去在究竟是往工業國家發展還是農業國家發展上，也都找得到妥協的基因。 只是就趨勢來說，今天美國政壇「不妥協立場」確實有明顯蓋過「政治是妥協藝術」的跡象。2018年皮耶研究中心一份報告便呈現了背後驅力。根據報告顯示，「當下（2018年）有53%的美國選民，更傾向支持能堅持立場的政客」，前一年同一時期的調查結果則相反，那時有「58%的選民，表示自己更喜歡願意妥協的政客」。就連長期傾向採取妥協政治的民主黨，其支持者間也出現了喜好翻轉，2017年有69%民主黨選民青睞妥協型政客，到了2018年，持同樣立場者只剩下46%。 從幾個原因解釋了這樣的發展。一是政治競爭兩極化，在這種氣氛下，「妥協」很容易直接招致敵我不分的批評。二是新型態社群媒體愈顯活耀，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成為對政客言行的某種檢驗，進而讓想要穩固支持的政客，對自己意識形態的純度遂變得非常敏感。 另外，當一名政客所標舉的信念、想法，比他本身促成什麼樣的政治成就或變革，要更容易吸引選民注意時，政治上採取妥協的空間自然相形縮小。當然，原本願意采妥協姿態的政客之所以也轉趨強化既定立場，一個重要催化劑，就是當你的對手一個個把自己當成戰士，關心的唯有勝利，且不再將妥協也視為邁向勝利的途徑之一，以妥協換取政治進展就愈像是緣木求魚。 如今，台灣政壇應該也不難看到美國這一政治文化演變的影子。新一屆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即有些既視感。當游錫堃偕同蔡其昌前往僅8席區域立委的民眾黨黨團拜會，為正副院長選舉尋求支持，同時以個人身分發表「民眾黨版國會改革同意書」，所著眼的，正是在表現個人「談判雙贏協議能力」。至於柯建銘始終「堅壁清野」的發言，便符合了「妥協是對自我原則背叛」的詮釋。美、台國會情境雖有不同，關於政治妥協的敘述，倒是同樣都遠比它字面上的意義還要複雜許多。前懷俄明州參議員辛普森（Alan Simpson）曾經這麼說：「如果你無法學會在不與自己妥協的情況下在問題上妥協，那麼你就不應該進入國會、經商或結婚。」這句話很拗口，卻是美國歷經200餘年民主政治發展的貼切心得。 相較於國民黨立委間毫無懸念支持韓國瑜當院長，以及民眾黨繞了一大圈後轉而自推黃珊珊參選，以現實論，一邊是穩當選，一邊是穩不當選，國民黨只要不計韓國瑜形象，票就投得下去，黃珊珊大可再掛上一枚「雖敗猶榮」勳章。唯有民進黨陷入「奉送韓國瑜」還是勉為「屈就黃珊珊」的自我糾結。但後續或許將如本報「陳嘉宏專欄：立法院長沒有那麼重要」一文所示，「立法院長於整個政治進程其實沒那麼重要，且得失之間，禍福相倚。」 這一役，只有民進黨有機會，並有必要，且真的去思考應答游錫堃和柯建銘背後那道「To be, or not to be.」級數的政治課題，於是才導致內部出現激烈的思辨，但那不才是讓一個政黨不至走向疲軟衰弱的利基，就這點來說，「立法院長」果真就在其次了。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游錫堃公開應允民眾黨提出的「5大國會改革項目」，還宣稱要修法以達成目標。就連韓國瑜也承諾民眾黨，一上任將立刻召集朝野協商，商談國會四大改革，「努力照顧小黨」。兩大黨都積極正面回應民眾黨等人提出的訴求，那民眾黨要支持誰當立法院長？如果票投游錫堃，不就一直都在呼弄韓國瑜？如果力挺韓國瑜，不就從頭到尾在欺哄游錫堃？別人都是被耍弄的笨蛋，就你黃國昌最聰明？ 只要熟悉立法院生態的人都知道，民眾黨所謂的「5大國會改革項目」都是含糊籠統的空話。除了聽證權涉及到修憲以外，國會調查權早在2004年的大法官釋字第585號解釋就給立法院了，始終無法入法，是因為它與五權憲法里的監察權有所扞格，而賦予立委准司法權，更可能侵犯人民權利，立法技術實在太難。「人事同意權審查機制」不彰其實與法律沒有太大關係，關鍵在立委怠惰、水準太差，只想對提名人進行政治意識審查。 至於「立委利益迴避規範」過去20多年來做了多次修法，但台灣社會認為永遠不夠；現在的問題是，那條規範的線要劃在哪裡？例如，黃國昌的岳父是建商，那是不是該基於「利益迴避」的原則，限制他加入立院內政及財政委員會的權利？而所謂「單一召委制」更是黃國昌基於政黨本位的因人設事，目的在於讓民眾黨成為委員會裡關鍵少數，得以在夾縫中搶得若干召委，根本與國會改革毫無干係。 不論游錫堃或韓國瑜，他們競逐的是立法院長的職位，國會議長的第一條守則就是議事中立，既然要中立，他們哪來的權力去向民眾黨承諾要立什麼法？修什麼案？充其量，只是拿「國會改革」當遮羞布來掩蓋自己的政治圖謀。這個道理，你知我知游錫堃知韓國瑜知黃國昌更知，僅僅8席立委的民眾黨少來居高臨下、大義凜然的姿態與模樣。 打從三黨不過半的選舉結果揭曉後，民進黨就該知道立法院長已經不再屬於他們了。游錫堃想再做最後的努力不是壞事，但民進黨本該有即將去國會議事主導權的準備。只是，沒有國會議事主導權就是執政者的末日嗎？證諸往例，並非如此。 以陳水扁執政時期對應的立法院第5、6會期來看，第5屆通過法案數為471案，第6屆為393案，法案照樣大量通過，總預算雖然曾經延宕，但最終也是年年順利過關。差別在於，重大爭議的法案、預算、人事案，諸如軍購案、國務機要費案及司考監三院人事案的確被擱置。 就此，新政府必須放棄任何挑起朝野重大爭議的立法，諸如，封鎖抖音在未來4年已是不可能在國會獲得支持的政策，民進黨應該慶幸蔡政府這8年已經處理過黨產、年金、同婚等重大爭議法案，若此刻才想處理已是不可能的任務。此外，賴清德在提名司考監及NCC人事時也必須更加慎重，除了放棄色彩鮮明的人選以外，是否透過朝野領袖會議建立一套預先諮詢人選的平台，甚或開放一定比例人選由在野黨推薦，都將考驗新總統的領導風格。 選民給國民黨國會第一大黨，其實也代表民意沒有那麼反對讓韓國瑜成為國會議長，民進黨支持者再不甘願也得接受。如果韓國瑜當選院長，這是繼罷免案之後，台灣人民再次給他機會；他能否成為一個中立的院長，扮演國慶大典的主席，甚而透過成為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做好國會外交，都是嚴酷的考驗。如果韓國瑜未來敢藉此工作宣揚九二共識，甚至把立法院長這個憲法職務做成「親中渠道」，也自會被選民所審判，國民黨當然也得概括承受其中的后座力。 除了對當事人別具意義外，立法院長於整個政治進程其實沒那麼重要，得失之間，禍福相倚。未來的立法院將是一個「論件計酬」與「大交換」的時代，民進黨推動每一項重大法案預算，都應該制訂屬於自己的「立法計畫」。在風險與機會並存的此時，與其尋求「院長合」，更重要的其實是努力地追求「法案合」、「預算合」，甚至「人事合」。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