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奥德赛》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采访掀争议
2026 年 8 月 6 日
阿根廷球王梅西（Lionel Messi）在香港的表演赛，除了全程没上场被骂惨，比赛结束后的颁奖仪式上，香港特首李家超与官员们在球场上与迈阿密队球员一一握手时，梅西慢慢走出队伍，从李家超等港府官员身后绕开走过，没和他们握手，也被许多香港人和中国人痛批不礼貌。当看到梅西怎么闪过握手的影片时，让人想到一个至今仍被很多人批判的握手影片。 握手的两人都大名鼎鼎，情景在1942年4月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上，被认为是20世纪、甚至整个西方音乐史上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的福特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在指挥完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后，福特万格勒与来到台前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握手。 若对福特万格勒不熟悉的人，光看这影片，很难不认为他是纳粹的一份子或至少认同纳粹，但事实上，福特万格勒不只不是纳粹党员，也没有支持纳粹，还不只一次与纳粹高层（包括希特勒）发生争吵、写公开信给戈培尔谴责反犹太主义、为犹太音乐家辩护，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犹太人逃离第三帝国，因此，希特勒并不喜欢他，纳粹德国内政部长、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很想把他送进集中营。不过，这样的福特万格勒还是被纳粹政权所重用，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曾有50%的团员都是纳粹党员）常任指挥，原因可不是纳粹惜才，而是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认为福特万格勒能作为德国文化象征最好的“宣传”。 事实上，早在1935年，福特万格勒就被利用作了一个大宣传。在一场音乐会开始前，他突然被告知希特勒和整个纳粹党人都会出席，并被命令要行纳粹礼欢迎希特勒。不愿意行纳粹礼的福特万格勒接受乐团经理的建议，手握指挥棒来躲过，但他躲不了希特勒走到舞台前伸出来的手，于是他与希特勒握了手，当然也被纳粹安排好的摄影师捕捉了那个握手的时刻，然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就到处散播这张照片，让不清楚实际情况的外人（尤其是外国人）以为福特万格勒支持了新政权（始于1933年）。 这种利用名人（尤其是艺文与体育界）作宣传或洗白恶行也是现在集权独裁国家政府最喜欢做的事，如这次梅西没上场的香港表演赛，就是港府要挽救被经济学家称“香港已玩完”的经济，而香港的经济会如此江河日下，就是因为推动《逃犯条例》（送中条例）修订（2019）、快速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2020），受中国控制越来越严重，外资纷纷撤离，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所以需要盛事经济来提振，也顺便洗白不再自由安全的香港形象。然而，港府与中共政府似乎不懂这整个逻辑，竟然在梅西没上场的表演赛（2月4日）之前，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月30日受访表示要“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全力拼经济”。 所谓二十三条是比《港区国安法》更严苛的《基本法》第23条，涵盖五类罪行，包括叛国、叛乱、窃取国家机密、破坏活动和境外干预。新增的“境外干预”罪将禁止港人与外国及台湾政治组织联系，“国家秘密”的定义涵盖“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叛国”罪包含“隐匿叛国”，并要扩大警方执法权，可将羁留时间从目前不超过48小时大幅延长至14天。换句话说，在港府和中共政府的认知里，香港的经济变差，就是有外部势力扯后腿，内部的人（港人＋中国人）与境外势力勾结之缘故，所以李家超会说，基本法23条必须尽快立法，香港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全力拼经济。 不过，虽然基本法23条还没通过，却俨然像是已经启动了；梅西来香港的盛事经济搞砸，香港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发文怒批“香港人痛恨梅西、迈阿密国际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因他们“刻意且有计划地冷待香港”，梅西的谎言和虚伪令人厌恶，“绝不该允许他再来香港”。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社评则说，梅西和迈阿密国际队搞区别待遇，“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然后，2月10日杭州取消阿根廷足球队本来将在3月至杭州进行的友谊赛。现在传出，香港主办单位签“便宜的非强制梅西上场合约”，甚至合约金额硬生生少了迈阿密国际开价的 3,000 万港币（新台币近 1.1 亿），导致其未受强制性的违约规定，因此梅西没上场。但真的是“钱”的问题吗？ 去年5月传出，与“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Paris Saint-Germain Football Club）的合约在6月30日结束后，梅西可能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Al Hilal SFC），但最后，他加入“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Inter Miami）。对于他舍弃高额年薪的“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加入年薪低了约九分之一的“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马斯（Jorge Mas）表示，在与全球足球强队和他们无法竞争的巨大资金争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的情况下，他与团队思考：他们的俱乐部可以提供什么别人无法提供的东西来打动梅西？所以，他与梅西聊了很久很多：“你的抱负（aspirations）是什么？你的梦想（dreams）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同时，他告诉梅西，加入“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他可以在美国为足球开辟新道路。显然地，最后是梦想与抱负抓住了梅西的心。（注：足球虽然在全球很受欢迎，但在美国远不及橄榄球） 事实上，在传出梅西可能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时，一些西方媒体严厉批判了梅西，认为那是为钱不顾人权，因为沙乌地阿拉伯政府箝制言论自由，逮捕、长期拘禁、刑求、处决非暴力异议者、公共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也剥削移工。这会不会是梅西放弃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的另一重要原因呢？但就像梅西没和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官员们握手，是不是如许多人说的“是抵制极权政府”，梅西不说，永远没有人会知道。至今，福特万格勒和戈培尔握手的影片还让许多人争执著“福特万格勒在握手之后，是否用手帕擦了手？”相信其人格的人就认为有，批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为纳粹带来声望、认为他并不那么无辜的人，就不认为他有用手帕擦手，也同样地，永远只有猜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管会不会留下影片，残暴独裁者和政府官员的手，不必也不该握，更不该成为帮他们转移焦点或洗白的宣传。 ※作者为文字工作者，现居纽约。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正在过龙年新春的假期。对当局来说，节前三天的股市大涨，暂时消除了这个春节因股市暴跌导致的大众对政府不满可能带来的某种社会风险。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当局当然要营造一种安乐祥和、国泰民安的喜庆气氛，故不论何因，任何会破坏这种气氛的行为或者社会心理情绪，它都要极力避免。 中国股市在今年开年以来，就一路下跌，沪市A股在汇金公司入场托市前，累计跌幅达9%以上，并两次击穿2700点，最低下探到2635点，深市和创业板跌得更多。看架势，若政府不干预，还会继续下跌，2500点能否止住，都不好确定。问题在于，今年以来的下跌，是在去年和前年的跌势基础上的继续。上两年沪市A股的下跌幅度高达19%，加上今年的跌幅，从最高点3651到最低点2635，股指跌去1000点，跌掉1/3，此跌幅完全称得上教科书定义的股灾。 股市暴跌，民心不满 我在2月4日股市暴跌，民众情绪有非常大的负面反弹后，评估中国当局一定会救市。理由简单，这波股市暴跌，正临近春节，政府害怕股民出事，闹出一些响动，破坏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影响当局常说的社会大局稳定。那几天，市场已零星出现股民加杠杆深度套牢被强制清仓，因无法承受巨额损失而跳楼传闻，股市也在突然间成为舆论场讨论的热点。 中国的舆论场好久不关注股市了，讨论的对象是房价和其他的时政热点话题。但在股市连续暴跌后，它又重新进入全民视野，对当局，这绝非是个好现象。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情绪的恶化。人们谈到股市，都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甚至哀莫大于心死，表现出对政府的极度失望和不满，连一向站在官方立场、为当局辩护的小粉红们，提到股市，也气不打一处来，抨击政府的无能和冷漠。民众甚至跑到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区，发泄心中愤懑，嘲讽和控诉当局把经济和股市搞砸，把使馆微博区变成中国版的“哭墙”，十几万条留言显示了民心反转，可以说，相比楼市，股市更让当局民心尽失。 习近平政权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罔顾民意，但当民意折射出的怨气有可能影响和冲击社会稳定时，它就不得不重视，尤其在某些时点上。试想，倘若因股市连连下跌出现几起跳楼的事——不多，只要几起就够了——对广大股民乃至民众，会产生怎样的心理触动，有没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共情？从而导致社会悲观情绪蔓延，很多股民恐怕这个年节都过不安稳。即使没有人跳楼，单单民众到美使馆微博区留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就会让当局嗅出其中的不祥味道，感觉民意危机正在逼近。此乃我认为在股市跌破2700点后，当局一定会去救市的缘由。 民怨高涨，更胜以往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民众对这次股市大跌，情绪反响如此大？中国股市以前也不是没出现过暴跌，2008和2015年的股灾，从程度上讲，都比这次严重。那时民众对股市暴跌也有很强反应，当局也下场救市，但是，社会情绪的激烈比不上这次，此次股灾，民众的情绪彷佛没有征兆，突然间就爆发，显得短促而激烈。原因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宏观背景不同，前两次股灾中国整体处于上升期，人们对未来还有希望，有信心，在这种社会心理面的支持下，倾向于淡化股灾的危机程度，认为股灾是股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是股市涨得过高后的一次暂时的激烈下调；而此次股灾发生于人们对中国的预期全面走坏的背景下，对未来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对当局能够搞好经济几无信心。二是对去年和前年股市漫长下跌积累的不满，到此刻的一次总爆发。 2008年的股灾是在2006和2007年股市狂涨后的一次剧烈回调。这两年都涨幅巨大，2007年沪市A股摸上了6124的历史高点，收盘在5261点。这两个点位尤其前一个恐怕未来若干年都超不过。另外，虽然2008年发生了股灾，但中国在当年举办了奥运会，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可以说，那时才真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在这种预期乐观下，社会是不会把股灾看得多么严重的。事实上，第二年股市有较大程度的反弹。 2015年，习近平已上台三年。虽然如今政治上的向后退彼时初露端倪，但社会对他的政治面貌和路线政策看得还不是很明白，那时他还是总书记而没有成为核心，社会对其反腐支持力度很大，往前几个月，在他主持下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文件，故至少在经济上，人们对未来还是有信心比较乐观的，GDP超过美国不过是未来几年的事。很多人包括当局相信“东升西降”不久将实现。股市在2014年也有较大程度上涨，2015年继续上涨，创下了5178的第三历史高点，但由于监管部门担心涨得太高，要营造慢牛局面，导致股市在当年出现大跌。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对未来的乐观气氛仍在，当年股市还是涨了9个多百分点。 2024年开年以来的这次股灾，整个国家发展的宏观环境完全改观。内部的政治高压，外部的中美对抗、中西对立，叠加三年疫情的封闭，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恶果充分呈现，国家发展的元气被摧毁，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死气沉沉，没有生气，人们对未来普遍不看好，对中共党内能够扭转习近平的治国路线不抱任何希望，不寄托任何信心，要么通过各种方式“润”出去，要么躺平，失去继续奋斗的动力。此乃中国当下的状况和社会的整体风貌，表现在股市上，自2015年股灾后，半死不活地在3000左右上下波动。 股市暴跌，房市爆雷，民众面临双重打击 在比较和分析这几次股灾的宏观社会背景时，还需注意一个现象，即前两次股灾发生前后，房价的趋势一直在上涨，尤其2015年这次的几年，房价的上涨可用疯狂来形容。中国人获得财产性收益的途径很狭窄，股市和楼市是绝大多数民众投资的两个渠道。相对于股市的高风险，楼市在2019年前，都是稳赚不赔的，许多人加高杠杆买房，形成了所谓全民炒房的局面。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在中国，房价将“永远”上涨。而股市，暴涨暴跌是它的常态，虽然很多人也乐此不疲地进入这个市场，然而有研究表明，九成以上的中国散户是亏损的，很多亏损严重。不过，股市亏损的钱可以通过楼市弥补。可是，近期的股灾，大众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房价也在剧烈下跌。过去几年，当局对房地产的严厉打压，加上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以及就业和收入的不明朗，让房企不断暴雷，社会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很多地方，尤其三、四线城市的二手房价，都出现腰斩。如今两条投资的渠道都被堵死，股市的亏损再也不能从楼市来弥补，人们当然也就没法像以前一样能够以从容心态对待股市暴跌。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比过去大为提升，各种维权行动常成为媒体的头版新闻。然而，总的来说，因为权利受损而起来反抗的还只是社会少数的勇敢者，多数人不敢或不愿参与维权行动，这当然也是由于害怕政府的镇压。不过，当财产受到损失后，不管这种损害是不是由政府造成的，民众一般敢于起来抗议，虽然也打着“维权”旗号，可此维的“权”不是带有政治性的“权”，民众知道，经过这么一抗争，地方政府为息事宁人，往往会去解决，虽然结果并非完全满意。 股市大跌损害的正是民众的财产权益，相比楼市，后者即使跌幅巨大，至少还有一个房子存在，而股市很可能一瞬间让投资者倾家荡产。过去两年，外围股市一天天创新高，唯独中国股市天天下跌，彷佛故意要折磨人的耐心和神经，让股民对这个市场绝望情绪生起，对当局搞好股市的能力根本就不抱信心。因此，当股市再次出现暴跌，乃至击破股民心理认定的某个关口，之前积累的对当局的不满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出。 中国有活跃股民5000万，背后是5000万个家庭。虽然股民的不满目前还只表现在心理和舆论层面，但已让当局感觉到危险。这也就是当局面对这个人心思变的特殊时刻，不能再对股市现状置之不理的原因。我在2月4日的股市大跌后提出，当局要救市，除非拿出真金白银，或者习近平作出改变政策的重大宣示，又或请出像前总理朱镕基这样让市场认可的有威信的领导人，后两条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局走的是第一条，让汇金公司下场托市，并更换证监会主席，应该说，救市力道尚可，再配之以对股市监管政策的调整，这波暴跌或许能止住。 然而，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股市的根本问题是对当局发展路线的信心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股市将处于一种循环暴跌中。目前暂时稳住股市也许是下一波暴跌的开始。但是，在时空环境已彻底转换的当下，循环暴跌会将民心和政府信用耗尽，以股市牵涉的人之多，和对财富的洗劫速度之快，当下一轮股灾发生，大众的愤怒或许不仅止于舆论，中国社会的动荡会由股灾撕开一个口子。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龙年新春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月8日召开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出席。这本是多年的惯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中国官媒释放出的一张大合照，却颇为令人玩味。 在照片中，习近平和众常委在最前面的一张大圆桌就座，后面是几十桌宾客，每桌大约十人左右。照片中可以看出，受邀参加的宾客，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他们应当是省部级离退休老干部，而显得极为突出的是，靠近习近平的四张圆桌上，在满桌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中间，各坐着一位小平头，精壮干练，面无表情的年轻人。那当然不可能是离退休老干部，也不可能是现任省部级领导，很显然，每桌各自列席的年轻人，应当是中央警卫局或其他单位的警卫部队士兵，而突兀地与满座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起，毫无疑问，就是为了确保现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官的安全。 这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从外人眼里，其实哪里会有什么安全问题？第一，能够邀请参加春节团拜会的，都是中共前后任高级干部，这些人是中共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现在担心被习近平清洗都来不及，谁会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刺习近平？！第二，即使是这些中共的高级干部，能够进入团拜会的场合，也都是经过包括中央办公厅和安全部门在内的各级组织反复考察推敲，才能被列入确定的名单，有任何安全疑虑的人，是不可能被放进来坐在习近平附近的；第三，也是最可笑的一点是，满堂与会者中，年龄层相当大，就算这些人中有人对习近平不满，以他们的体力能够做什么呢？难道习近平担心会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冲过来徒手掐死他吗？总之，这样高级别的警戒状态，不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看起来荒唐可笑。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习近平如此惊弓之鸟一般，也不怕外界的议论，在纯粹自己人的场合，都这样如临大敌。他，到底在怕什么？ 这有两个推测：第一，纯属个人原因。那就是习近平已经有了类似妄想症的多疑病，他对哪怕是年迈体弱的老人都不放心，都要防备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地方对他动手。坦率讲，这样的心理已经有些病态了。第二，那就是习近平根据情报系统的评估，判断即使是在这样的内部公开场合，也的确还存在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做最高级别的警卫安排。 这张照片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讯号，那就是：不管习近平如何十几年如一日地清洗党内军内他认为不忠诚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内心，对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满了担心，充满了恐惧。不管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多疑心理，还是的确有不安全的担忧，说明的都是同一个事实：这个政权并不稳定。 因为，如果政权的独裁者每天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就会不断清洗，不断在自己的周围抓坏人，这样的政权能稳定吗？而如果习近平真的手握情报，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那就 更能说明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性。 新春之际，按理说应当喜气洋洋，但这张照片中每一桌上坐着的那个警卫士兵，却不经意间暴露了在祥和的表面之下，中共高层内部的刀光剑影。还有什么比这幅画面，更能暴露出中共内部的紧张气氛的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境内的大批俄粉、普粉们就获得了”黄俄孝子”的美称，也常常在网络文章里被简称为”俄孝”。 中国内地的“知乎”网上如此介绍说：黄俄孝子，网络流行语，网络上对无脑支持俄罗斯，无法容忍他人发表反对俄罗斯的言论，甚至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暴行洗白的人的一种称呼。他们认俄做爹，宗旨是“俄爹虐我千百遍，我待俄爹如初恋”，常在B站出没。又被称俄孝子、黄鹅、黄鹅汉奸、黄俄狗等。 中国数字时代在“油管”上解释“黄俄孝子”的视频内容特别配发了栗战书在俄国杜马表态支持侵乌的有声视频，配文介绍说“黄俄孝子”是网络上一种对“精苏”、“精俄”网民的蔑称，这类人的共同特征是喜欢毫无原则地吹捧俄罗斯、崇拜前苏联，不能容忍任何反俄反苏观点，无视俄罗斯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威胁，并试图为俄罗斯的历史罪行开脱。他们被认为是身在他国却比本国人更爱俄罗斯的“精神俄罗斯人”。 “黄俄孝子”中的“孝子”即“孝顺父母的儿子”，这也衍生出了“俄爹”一词，在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中，存在着“长幼有序”的尊卑等级观念，因此以俄为父，其实是自我的一种地位矮化，意味着对上的服从。 不过呢，事实上的中国“俄孝”中，“有脑”者也是大有人在。比如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才介绍过的中共新防长董军。此人说起来是前苏联加上如今的俄罗斯帝国为中共政权培养出来的第二位国防部长。是中共现役高级将领中参与、指挥中俄各类联合军演次数最多的一个，他不是“俄孝”，谁还敢自称是“俄孝”？ 先披露一下董军前不久与对俄罗斯“胶合板元帅”绍伊古防长通话的第一个重点细节，就是双方互相用对方语言问候。从伊绍古嘴里吐出的汉语“你好”二字，当然是现买现卖，而董军则是完全可以不需要翻译，自己使用熟练的俄语与伊绍古交流。这是因为董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读大连海军学院时即已经熟练掌握了俄语。在海军训练部任职期间，对俄交往的最重要一例就是参与向俄国购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的谈判过程并多次赴俄参与试航、验收。日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期间，还被习近平特别委派到俄罗斯最高军事学府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受训。 据中国军网2013年11月的一篇报道文章介绍：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就是苏联时期的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又称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成立于1936年，院址在俄首都莫斯科，是培养俄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之所以蜚声海内外，主要是由于该学院培养出了众多的军事统帅人物。这其中有两位前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格列奇科元帅；四位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安东诺夫大将、库利科夫大将和什捷缅科大将；十多位国防部副部长。还为波兰、保加利亚、朝鲜、越南、蒙古和古巴等国家培养了数百名将军，其中最著名的有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霍夫曼大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朱罗夫大将、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大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和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长奥拉赫中将等。 中国军网刊出这篇文章的第二年，董军便进入了这所学院。日后成为这所学院为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海军司令员和第一位国防部长。 有道是，董军中共国防部长的前任，中共最短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八月中旬造访莫斯科过程中，在觐见普京大帝的次日即由伊绍古陪同参观了这所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伊绍古当面向李尚福允诺说：俄罗斯国防部同意增加在该学院专门学系进修的中国学员人数，本年（2023年）秋天将有逾20名中国军官在总参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学习。 据中共官媒报道，当时的李尚福在了解了俄罗斯的这所军事学院的架构、训练设施、教育过程及外国军事学员培训特点，并参观学院博物馆后，诚挚感谢该学院从1996年起培训中国学员，该学院毕业生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高级职务。伊绍古则回应说：在这所俄罗斯最高军事学院留学的中国军人数量，将是外国军人中人数最多。 从这一信息足以见出当今中共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对俄罗斯依然依重，就如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前苏联的依重一样。 说到此，就不能不特别强调一下，要论整个苏俄为中国培养的军事人才，中共政权的历任国防部长中，董军已是第二位被苏俄培养出来的。上一位是曹刚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前苏联的炮兵军事工程学院指挥系。 李尚福在参观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时向伊绍古所介绍的该学院的毕业生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高级职务者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当然就是当时已经担任了中共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董军。当然，当时的李尚福和伊绍古谁都不会料想到，几个月后的董军居然会成为李尚福中国国防部长的接替者。而可以想象的是，无论是伊绍古还是普京，会是多么得以此为傲！ 前面说了，董军去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受训时已经官至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所以当时进入的肯定是该学院的高级进修班。据《人民海军报》2014年12月26日头版的一则消息，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董军已经调任海军副参谋长。 另据中国内地的澎湃新闻2017年3月27日引述中共国防部官网消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访问马来西亚和沙特的随访人员包括南部战区副司令员董军。 可见董军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大概时间应该是2014年年底至2017年春。有中国内地军事网站的军评文章透露说：董军在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这段时间里，两次带队参加中俄2015年和2016年的联合演习。“算是绍伊古的老熟人了”。 中国内地网站上的另外一篇军评文章的标题就是《见到中国防长，绍伊古大将对着老熟人，开口先说了一句中文 》。 话说2012年11月6日，俄罗斯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腐败丑闻被普京解职，曾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的时任莫斯科州州长绍伊古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直到如今。如此说来，这个伊绍古担任俄罗斯防长的时间和习近平担任中共党军一把手的时间一样长。那么董军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受训期间接受过伊绍古部长的亲切接见是很可能的。如此说来，如今的习近平在对李尚福“挥泪斩马谡”之后“比选”出董军出任中共对外军事交往最高负责人，借此向俄罗斯的普京和伊绍古示好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中国内地网站上有一篇军事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新国防部长董军，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俄罗斯，绍伊古：无条件执行 》。该文中描述道：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视频上）见到董军防长的时候，绍伊古竟然专门使用中文打招呼，说了句“你好”。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外界却看出了很多内容。 文章分析道：大家都知道，美俄现在都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军事沟通，尤其是美国，希望尽快促成中美防长对话，这也是中美重启军事交流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董军防长的首次通话的对象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的外交策略，而是代表着中国未来军事外交的方向。董军防长就职后，首次选择与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进行视频会谈，而非与其他国家的防长沟通。这一行为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展示了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暗示了中国可能在军事外交上更倾向于与俄罗斯深化合作。 文章中还介绍说：在这次对话中，双方的主旨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达成共识。董军防长特别强调了实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中俄两军需要不断提高战略互信，并继续拓展务实合作的领域。这不仅展现了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也体现了双方希望通过加深合作，共同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深化合作有助于提升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月初网易刊登的《中国新防长上任，董军9字定调中俄关系，俄罗斯想要的被中方满足》一文分析说：在北约大军压境俄罗斯之际，董军和绍伊古打了通视频，用9字定调了中俄关系，称“中俄保持高水平发展”。这就是给这次会晤定下基调。董军防长接着表示，中俄两军要坚定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董军防长的这番表态，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现在最想要的，中方此举堪称是雪中送炭。为什么？因为现在正是俄罗斯与北约的敏感时刻。据官媒此前发布的消息，北约集结了全部成员国，外加一个准成员国瑞典，一共32个国家的约9万名军人、航母，80多架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至少1100辆战车将大军压境俄罗斯——在俄罗斯边境展开演习。甚至北约自己都表示，展开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模拟与势均力敌的对手爆发冲突的场景”。这就是直指俄罗斯啊……。现在北约已经不再隐瞒：他们正在演练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的行动。所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我防长董军和绍伊古进行通话，并表示中俄两军会加强关系，并且还会坚定地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挑战”是什么？这势必会给北约敲响警钟。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当然都是地地道道的“俄孝”，但其所言绝对符合习近平与普京两人之间，以及董军与伊绍古两人之间的所思所想。 请听董军对伊绍古的阿谀内容：“我最近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您是最早向我发来贺电的人之一，这反映了发展两国和两军关系的良好愿望。在此，我谨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您为促进和发展中俄两军联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享有崇高权威。我钦佩您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的勇气”。 面对董军的这番阿谀，绍伊古先重复了他此前在董军被宣布为中国防长的次日即发给董军本人的贺电内容中的很重要的一句：“我相信，您与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互动经验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伊绍古接下来又说：，“在军事领域，两国关系正在各个方向稳步发展……。双方定期联合举行海陆空联合作战训练活动，成功演练不同复杂程度的作战训练任务”。 “相信当前的谈判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俄中防务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期待着与您进行最密切、最富有成果的合作”。 下面就要着重谈谈董军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与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互动经验“ 了。 去年12月29日，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新任国防部长为何选中了海军出身的董军？》一文，文中介绍说：2001年8月25日，中俄两国海军举行首次两栖联合军演，这也还是中国军队首次登陆外国领土参加演习。过程中约有200名中国海军陆战队员从停靠在距俄罗斯太平洋海岸半英里处的071型两栖战舰登陆……。当时的相关报道中援引时任中国海军副参谋长董军的话说：如此大规模联合登陆需要精心统筹和指挥。 显然当时的董军是这次联合军演的中方负责人之一“。 需要向读者和听众们致歉的是，这里的2001年是当时没有校对出来的笔误，应该是2015年。也就是董军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第二年。该次军演的详细信息出自2015年08月28日的中国内地参考消息网文《美媒关注解放军在俄登陆演习：2万吨战舰战时危险》。 更多的关于董军多次参与中俄军备采购谈判、中俄军事交流以及指挥中俄联合军演的详细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十大之后，绝对集权的习近平，已经又掌权一年半，政绩如何？经济大滑坡，股市大跌，企业停工停产倒闭，到处降薪停薪讨薪，债台高筑，民怨深重。日本记者揭露，去年中国的GDP并非习当局宣称的增长5.2%，而是负增长3.2%。全球股市上涨，唯独中港股市狂跌。中共方面前后已经有三个人下场救市：胡锡进（带头炒股带头亏损）、王沪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习近平（换掉证监会主席），但形势依然大不妙。 湖北一场暴雪，高速公路堵车几百公里，一堵五六天，无数人挨饿挨冻、几乎不能回家过年，政府不仅不作为，而且完全无能，官员最后出场，竟流于作秀摆拍。习政权治理能力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身为史上最无实权、最弱势的总理李强，到处喊话外资外商。但千呼万唤，人家就是不来。不进反退，外资外商加速出走。何以如此？答案：作为政府，中共当局诚信尽失，国际信誉已经完全破产。 迹象显示，二十大前后的习近平，有三个自以为是的误判： 其一，自以为，把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团派人物排挤出局，变成习家军一派独大、习近平一人独裁，中国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只要听习近平一人，什么事都能搞定。再无须任何商量、讨论、争论、争议来“浪费时间”。 其二，自以为，只要能取得党内权力斗争的胜利，就能取得其他方面的胜利。举凡党政、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稳定等，都不在话下。 其三，自以为，只要有了“两个确立”，外国人就只认习近平，凡事只跟习近平打交道，凡事都由习近平说了算，所有的外交关系就盘活了、就理顺了。 笔者之所以认定习近平误判，因为，外界的解读与他要释放的信息恰恰相反。其一，你一派独大、一人独大，外界认定你就进入了僵化，陷入死局。其二，你权力斗争一再取胜，证明你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边的内心黑暗，你可以这样对待党内政敌（实为党内同志），你更可以这样对待人民、对待外国。而且，为了维护你拼死夺取的权力，你不惜牺牲经济、科技、社会、民生、教育等所有领域。其三，如果只有一个人拍板、定于一尊，那就必然呈现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大风险，且随时可能人亡政息，所有外资、外商、外国都不得不敬而远之，以策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规避危险。 通观习近平个性与人格，存在很多明显的缺陷，其中之一，是认知障碍，而且是严重的认知障碍，意即，他对当今时代、现实社会、真实民情和不断演进的人类社会、世界潮流完全无感，坐井观天，我行我素，与时代脱节，与世界脱轨，与民间离心。 只看三件事，可见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有多严重。一者，砸毁香港，砸毁“一国两制”，外资外商从中国撤离的同时，也从香港撤离；中国股市大跌，也拖累香港股市大跌。二者，在二十大闭幕会上，下令强行和公开架离前总书记胡锦涛。三者，把团派排挤出局还不够，还涉嫌把前总理李克强“做掉”。做了这三件事，习近平或以为，做了就做了，无所谓，假以时日，就湮灭了痕迹。他完全意料不到、甚至意识不到其后果有多严重！仅这三件事，就足以让习近平丧失作为政治人物的起码形象、足以让习政权丧失作为一个大国政府的起码信誉。 坊间传出习近平患病，且不论虚实。但谁会相信：习近平身体那么好？没病；而李克强身体那么不好，有心脏病。目测都没人相信。 囿于严重的认知障碍，习近平无法认识到，他本人，才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与各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故而，一旦传出习近平患病，癌症，胰腺癌，消息真伪难辨，但党内外、体制内外、国内外竟是一片欢欣鼓舞、喜大普奔，就连一再下跌的中国股市都戏剧性地接连上涨两天。 中国网民齐声问：股市搞不好，换下证监会主席；国家搞不好，该换谁？网民的拷问值得深思。凡事既要、又要的习近平，既没有毛泽东的威望，又没有邓小平的能力，却偏要比肩毛邓，偏要过一把官瘾、权力瘾，官迷心窍，权迷心窍，强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严重的认知障碍，是习近平的死穴。按照中国北方人的口头禅：“这是一种病，要治！”
最近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战争，当地的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虽然欧洲和中东一带打得热火朝天，但是最让人担心的却是东亚的潜在战争。如果习近平决心武统台湾，将会引起一场大战。很多国家会被卷进来，类似于世界大战的规模。 俄乌战争已经使得欧洲经济衰退，巴勒斯坦战争把伊朗和也门卷进来，使得全球货物运输造成困难。如果台海战争开始，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被卷进来和受到威胁的都是经济大国，局面很可能会失控。甚至核大战都有可能，这比前两次的世界大战破坏力更强。 由于台湾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会不会导致战争，谁能保证不会发生战争,于是压倒性的舆论都说习近平不敢发动战争，不用担心云云。这是现代民主制的弱点之一：就是一切为了选举，一切围绕选举，而不及其余。有时候也会遮蔽了人们的观察，导致误判而陷入危险。 乐观论最近甚嚣尘上的说法包括，共军的导弹里灌的是水，导弹发射井盖打不开，等等。明显是为选举而制造的低级谣言，骗小孩子的玩意儿。但是人性的弱点包括只相信愿意相信的东西，听不进逆耳的忠言。美国决策层显然不相信这些低级谣言，还是把第三艘航空母舰派到了西太平洋的前线，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充斥着媒体的乐观派宣传，很可能是孙子兵法上说的“能而视之以不能”的欺骗性战术。由中共收买掌控的中英文媒体加以渲染，可以导致很多决策人士上当受骗，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如果这个策略成功了，会有什么结果呢？ 相信所谓智库兵推的人们认为中共必败，因此中共不敢发动战争。但是没考虑到内忧外患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冒险发动一场战争以凝聚内部团结，转移人们注意力，也是一种选择。是灭亡好，还是冒险好？不能排除习近平选择冒险。 充斥着媒体的宣传包括疑美派言论，告诉人们不要抵抗了，美国不会救台湾。以此企图瓦解国际抵抗的动力。这对美国来说的确是个难题。但是台海战争会切断日本、韩国的生命线，他们将不得不参战，美国无法置身事外。所以台海战争的前奏，很可能就是朝鲜半岛先出事。看看金三胖最近动作频频，以及和中共恢复友好打得火热，他们预谋联合行动就不是什么意外了。 美国和东亚各国对中朝两国的大战，不仅是这几国人民的灾难，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由于伊朗、俄罗斯等中共友好国家可能加入世界大战，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很可能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这不是危言耸听。 有人说中共必败，很有可能。但是即使中共失败了，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并且愿意占领中国。在各国包括中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之后，还会有一个美国来一个马歇尔计划吗？没有这个可能了。习近平集团借助战争加大了对中国的掌控之后，共产党继续执政几十年的梦想就成功了。中国一片破败，走向民主和现代化的机会将再一次丧失。 因此，各国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防范和制止习近平的冒险行为。增加一艘航空母舰还远远不够，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外交上给习近平增加压力，阻止他为发动战争做的准备，才能有效地扑灭这场世界大战的风险。 中国各界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也应竭尽所能打击习近平集团，避免他的军事冒险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经济明显呈现衰退的征兆，由此就带来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很明显，经济下滑，失业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开始降级，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讲，其脆弱度明显上升了。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的话，中共的政权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不只是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其他人也同样想知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为什么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今后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一、改革开放强化了专制统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多半是一种正向的分析思路。从这种思路出发，虽然也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麻烦，但大体上还是会认为，中国经济会日渐向好，甚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居于世界经济的重心位置。 这种分析框架把中国基本制度的本质模糊化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吗？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暗含的假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的制度将逐渐与西方国家趋同。但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无论中国怎样改革开放，它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两种理解的分歧，源自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制度转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笔者在十年前发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完成于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国企私有化过程，这样的经济制度转型所产生的并非典型的自由经济，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因此，中国模式的真正特征，其实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经济制度转型的最大结果是，把大批共产党干部转变成了企业主、金融资本家和房地产资本家。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增强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专制国家这个概念，是对一种极权独裁制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现过四个大的专制政府，两个是“共产党专制政权”，两个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那两个所谓的“非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政权，这两个专制政权都在二战末期被美国打败了，从此消失；而另外的两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一个是苏联，自己垮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共政权。 专制政权与南美、非洲、中东国家的军政府政权不同，那些军政府政权可能采用威权模式。但专制政权和威权政府完全不一样，因为专制政权有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秘密警察监控，甚至会掌握民众的生存方式，所以民众完全没有选择和逃避的空间。无论是“共产党专制政权”，还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都会推行领袖崇拜和政治忠诚教育，民众的思维和行为会被当局管控得整齐划一，而这样的政权也因此很容易进入军国主义状态。 所以，凡是大的专制政权，都有过发动侵略的纪录。纳粹德国发动了欧洲的二战；大日本帝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苏联与纳粹共同吞并了波兰；中共则派四野的几个师组成北朝鲜侵略韩国的主力部队，后来又武装北越军队消灭了南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祸首都是中共。 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 1月1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条报道，《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地走进2024年》。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虑一个角度，那就是，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跟自由经济的民主国家完全不一样，不能用民主国家经济景气的正常周期，来判断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因为，专制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来的；而专制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其实是它制度失败的产物。 民主国家都是自由经济，政府不会全面操盘整体经济，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可以经过市场的调整来摆脱衰退，所以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曾持续多年，构成了很长的经济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失败，现在日本经济已重新开始恢复活力了。 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就完全不一样了。专制国家的经济本来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的，比如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泡沫，举国上下，一起推动；一旦泡沫破灭，它就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败。那后面的故事，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容易想象了。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和专家没见过专制政府失败的严重性。 为什么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是“经济癌症”的晚期？因为专制政府讳病忌医。专制国家没有民主选举，所以，专制政府如果承认经济制度失败，就等于是政权的自杀。专制政府对付经济失败的办法很简单，一方面强化政府的经济管控，一方面加强资讯封锁，不让国人和外国了解真相。 这就是现在中国呈现的状况。中共不断直接插手各种经济活动，从禁止企业抛售股票，到指令银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强化对金融业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国的经济学者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严厉打击外国在中国的市场调查机构。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不许暴露中共制度失败的严重经济后果。 既然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政府用尽办法也拉不起来，那这样的经济衰退趋势，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专制制度开始失灵。所以，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象是“经济癌症”的症状全面发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没法再用“手术切除”或“化疗、放疗”，只能硬撑病体到最后一天了。 中国的“经济癌症”，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征兆，但专制政权永远拒绝承认自己的制度失败；反而认为，专制政党自己是那个国家唯一最好的“医生”。事实是，唯一的“医生”自己患了“经济癌症”，他没办法给自己“开刀”。于是，专制国家的国民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只能“等待最后的时日”了。 三、中国经济的衰落特征 中国的经济确实进入了经济衰退。那现在应该继续讨论中国经济何时再度繁荣，还是讨论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和走向？由于从来没人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所以，现在全世界现在连一套能用来指导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方法和指标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创新。要看清当今中国经济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问题：一，什么是衰退？二，衰退有什么特点？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么是衰退？现在可以说，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困境，就代表着经济的全方位衰退。那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会有什么特点？ 1月1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篇报道是新华网发布的。习近平讲话的要义是，银行系统要支撑经济全局，同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这句话透露，中国已经存在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了。习近平还强调，今后中共要靠加强金融监管，来维护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机构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胡作非为。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提到习近平讲话的全部内容；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站报道这篇讲话时，图片里多了一句新华社没报道的话，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金融监管“长牙带刺”，是针对银行内部的贪官吗？看来不是，习近平的反贪行动可以很轻易地抓到金融系统的贪官；“长牙带刺”的金融监管，可能会针对银行的客户，即企业和存款的居民，他们要“肉痛”了。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专制国家，而专制国家一旦准备走到这一步，就说明，这个专制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已迫在眉睫。这也说明，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比民主国家残酷得多；而正是这种残酷，反而可能拉长专制政权在经济衰退中的寿命，因为它可以动用民众的资产来挽救政权。 中国的经济衰退，一开始是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破产，恒大现在已经进入破产清盘，这只是同类企业破产的开头；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了大量中小企业减薪裁员，失业率上升；然后便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 再下一步，经济衰退就进入比较核心的领域，即财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国各级财政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三倍以上，没办法还清了，只能发新债、还旧债，拖一天算一天。财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营事业开始缩减服务（公交车停运、城市环境卫生工人没工资、学校老师减薪）；接着就是缩减公务员开支，压缩社会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费，一方面减少社保支出），这些已经发生了。中国经济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习近平最新讲话中点出来的金融危机。 四、中共在经济衰退面前的结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经济衰退吗？其实，中共当局是心虚的。最近中共已委托几所大学组织秘密的社会心理调查，为的是掌握民众心态的变化，好筹划应对手段。 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拉多久？现在能够判断的是，全面经济衰退的发作，比预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权应该不会短期内崩溃，可能会拖上十几年。因为专制大国的国家幅员大，人口多，经济衰退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挤压，比小国会更长；而且，专制政权可以用各种极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机爆发，结果就拉长了经济衰退的过程。 民主国家的人们都是从自己在自由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想象，来理解专制国家的衰败，那通常是不灵的。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联的垮台，全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都看走眼了，他们只论证了苏联政权会稳固下去，却推导不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过程。 如今面对中国的经济衰落过程，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至少应该想到，观察中国的动态，从现在起有三个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标靠不住，必须观察技术经济指标；二，西方的智库靠不住；三、街头个别访谈，随便问几个人，被访谈的人说出来的话靠不住，不光是因为，那不是抽样，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还因为中国人从来都不敢对陌生人完全讲真心话。 中国经济衰退的综合性症状，最核心的就是财政危机状况和金融危机状况，对这两部分中共隐藏得最深的真实情形，要如何来掌握，我们面临挑战。首先，看懂金融报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后，学会洞察隐藏在金融数据背后的真实动态，更需要经验和功力。 专制的红色大国，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会对美国发起军事挑战；一旦冷战已经形成，红色大国在国际空间当中也就走到头了，因为冷战有铁律，即不能点燃战火。这个世界很奇妙，几年前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人看好中国的崛起和繁荣；突然之间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专制的红色大国正在坠入深渊。也许，这就是命运之神对自由民主国家最大的眷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开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下跌，加上2023年中国经济下行、白领失业者剧增，不少人面临房贷断供，都希望在股市上有所斩获，因此对股灾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自媒体更是将这次股灾称之为“史诗级的崩塌”。中国政府终于坐不住了，2月6日，市场传出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将听取证监会汇报，国家队即将上场救市的利好消息，这一天股市低开高走。 其实，在30多年的中国股市史上，2024股灾真不算最严重的，毕竟在“不到三年时间，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市值共蒸发约7万亿美元”这点市值，与2015年5-7月三个月间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同期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的蒸发速度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 比较相隔约十年的这两场股灾，会发现不少趣点。 一、两场股灾的起因不同 2015年股灾成因，说起来有点让人失笑，完全是今上一句不经意的“御口金言”惹的祸。那时中国经济还处在胡温“黄金十年”的余绪，十年间埋下的各种问题虽然浮现，但经济形势总体还不错，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金融及金融衍生品）都无败象，中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抱持较强信心。千不该万不该，那一年5月26日，今上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回应一位女记者的话时说了一句：“炒股好呀，很快就到一万点了”。此话一传，民间认为“御口金言”股市过万点将成铁定事实，率相跟风。可惜天公不作美，到了5000大关时，屡冲屡挫，最后由“疯牛”成了“疯熊”，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过去三个月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据说导致60万中产陷入破产境地。股市这番满地狼藉，让习总书记在全国人民面前大栽面子。 2024年股灾，却非人为因素所致。2024股灾发生之时，正面临中国2023年GDP增速放缓、中国GDP总量与美国GDP总量差距增大（2023年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总量的65%，低于2021年的70%）、中国人视为“投资蓄水池”的房地产价值大幅缩水、失业问题严重、中国人对经济的信心降至1990年代以来最低之时，当”证监会发布”、”上交所发布”、”证券时报”、”中国证券网”等微博账号下用户被禁止留言或留言不予显示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2月2日发表了一篇有关保护长颈鹿的科技文章留言区“成了A股股民的哭墙”，那张从低到高排列的长颈鹿图片被中国股民理解成美国股市节节上升的隐喻，各种抱怨如潮水般淹没评论区——是谓“长颈鹿事件”。 二、政府登场救市 动作大小快慢不同 观察中国经济有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因为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而屡遭西方不同对待（中国称之为“歧视”），直到如今WTO之内，美国及欧盟不少国家还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另一方面，每逢股市、房市、债市有难，无论中国的P民还是外国投资者，都如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中国政府出手救市。仔细比较2015与2024，会发现相隔十年，政府出动国家队出场救市方式有别。 2015年那次，是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御驾亲征，钦点的“救市三军”阵容壮观。我当时曾就救市之举在几个月内写过数篇文章，《7月A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2015年金融反腐（1）：救市三军尽入狱》等。据当时报道，救市三军的“政府方阵”就有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2018年后改成“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机构）、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当时被称为“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所有大型国企几乎都衔命入场救市，救市资金比2024年这一轮雄厚许多。最重要的是：当时谁坐镇指挥、哪些大型基金与国企进场救市，都公开报道，为的是提振市场信心。 2024年这次情况稍有不同，股市低迷已久，持续了三年（有人说是五年，将中间一段短线上扬忽略不计），但中央政府基本不出手救市，对所有救市呼声置之不理。直到2月2日 “长颈鹿事件”发生，中国股民将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当作“A股哭墙”之后，2月6日才传出习近平将听取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此消息一出，外界都认为政府将出手救市，股市出现轻微上扬迹象。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官方声明和媒体报道中对“国家队”的出场远比2015年低调。2月6日，有“国家队核心成员”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发布增持公告，称充分认可当前A股市场配置价值，已于近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增持范围，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证监会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将继续协调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机构、年金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大力度入市，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增持力度，为A股市场引入更多增量资金，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到底哪些国家队入场救市、救市资金总额多少，都只能猜想，未见官方具体报道。 三、2015股灾事后被解释为“金融政变”，2024股灾尚未政治定性 2015年那场股灾，除了蒸发庞大的市值之外，还倒下了数百名金融证券界精英。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横空出世。9月16日， “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与他同时倒下的还有另一位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等多名证监会官员，此事成为中国政府从砸钱救市走向“整肃内鬼”的关键转折点。10月份，中央巡视组对31家单位中共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之后，监狱大门就对一行三会、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一众高中阶官员开启。 2015年发生的股灾，当时外界盛传这是中共江系人马发动的一场金融政变。因为当时，外资并无大规模进出中国的渠道，问题出在内部。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当时连续发文称，股灾是内部的贪腐利益集团趁总理李克强外访期间，试图发动一场惊天的金融政变以此搞垮国家经济。既然是金融政变，自然要狠狠打击，这一轮证券金融界反腐涉案人员之多，是中国股市重建25年以来未见。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重点是打击三种人： 第一类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的监管者。曾掌控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13年之久，一度被业内戏称“发审皇帝”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就是典型。第二类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的投资者”，这方面的坏典型是私募基金泽熙投资CEO徐翔，徐家那40亿个人资产尽皆追缴抄没入库。第三类是“将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的恶意做空中国的券商”。号称中国“证券一哥”、并以成为“中国版高盛”自励的中信证券首当其冲。从8月至11月，被钦点为“救市御席首座”的中信证券，其执委会近一半人进入天牢，罪名不一，“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都是轻的，“联合境外机构恶意做空”，利用“救市计划”非法牟利，才是致命之罪。除了中纪委抓捕的这些业界精英之外，中国公安部因“散布谣言”查处197人，各色股评家有不少被抓，但最著名的是《财经》记者王晓璐。王曾撰写并发表了证券监管部门研究撤退救市的维稳资金方案的报道，此文发表当天，众股指齐齐跳水。王被逮捕，后来被迫在中央电视台上认罪，说自己写的关于股市的一篇文章“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 与2015年股灾不同，在2024年股灾发生后，至今未见习近平“御驾亲征”，参与“救市”的国家队阵容也不象2015年那样庞大并座次分明，外资在A股的活跃度也相对低。有2015年前车之鉴在，中国券商也不敢以身试法趁机火中取栗。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去职务，其情况与2016年前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被免职的情况类似。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股市下滑，如果收效显著，大概不会重演2015年“救市三军尽入狱”的故事。只是对北京当局来说，头大的事在后头，因为股市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拯救股市最终还得依赖中国经济回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中俄关系的最新消息是，就在本文截稿的一天之前，中共新华社发布了题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的通稿，说是 “2月8日下午，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两国元首互致新春问候。” 中共新华社的通稿中说：“习近平指出，在岁末年初互致问候，总结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共同展望未来，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良好传统。” 但事实上，中俄之间，准确地说是习、普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良好传统”，只是每年的12月31日都会有一次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众所周知，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开始以后，俄中关系就比中俄关系更好。但普京与习近平之间在依“惯例”互致过了公历的“新年快乐”之后，又特别赶在中国农历的春节除夕与习近平“互致新春问候”，似乎还是头一回。以往，与中国领导人互至春节贺信或者贺电的，似乎只有越南领导人，比如去年1月14日，新华社报道说“在中越两国人民共同的传统节日——癸卯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互致新春贺信“。本月3日，新华社又报道了”在中越两国人民共庆的甲辰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互致新春贺信“。 但是，虽然是中国与越南国两国人民的“共庆“节日，习近平年年也都是以“贺信”敷衍，和今年与俄国总统普京“亲自通话”的重要程度远不是一个数量级。 也是众所周知，无论是习近平与美国元首之间的偶然通话，还是中国外交或者军事方面负责人与美方的电话勾通，中方的报道中从来都是强调己方是“应约”与对方通话。言下之意是给美方一个面子。 但是在与俄方交流的中国官方报道中，却从来不会出现“应约”的字样，让不明就里的外部人士搞不明白对话的两者之间是谁主动，谁被动。 当然，笔者相信这最新一次的中俄两国元首电话交流，应该是俄国的普帝主动在先，因为毕竟是祝贺中国人的农历新年。 当然，也不排队中国外交部、驻俄使馆先行提醒克里姆林宫中国春节将至，而且新的中国农历一年是中国龙年，“龙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智慧和力量”，故请普京大帝拨冗亲自致电习近平祝他“龙年快乐”，也是配合习近平要赶在中国农历年“晒朋友圈”，和进一步对外彰显俄中关系越来越铁的需要。 笔者注意到，在中共新华社的通稿和外交部网站上相关消息内容中，对习近平借与普京“互致新春问候”之机总结出的两国过去一年的外交成就内容，都不过是泛泛而谈，空洞无物。特别是对两国的贸易往来，只点了一句双方提前完成年度贸易额目标”。 而克林姆林宫的新闻稿对此则介绍得非常具体。说是“（普京和习近平）双方满意地强调，双边贸易额比两国首脑设定的目标提前一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创纪录的2277亿美元”。 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习近平与普京原来共同制定的双边贸易额是要在2024年底才达到2000亿美元“大关”的，但却是在2023年底就实际达到了2277亿美元。这从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力度上比，比北朝鲜援俄的几百万发哑弹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的过期炮弹，应该是强过千百倍。 在中方的公开报道中，引述了普京表示：“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在引述习近平的通话内容中，则没有如此表述。但是，克林姆林宫的新闻稿中则是强调“两国元首对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段时间的发展情况做出总结”时，“双方再次指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可见，无论是习近平和普京之间，还是前不久中共新防长董军与俄国防长绍伊古之间在电话或者视频对话中都说了什么，中共当局在对外宣传上还是“留有余地”，在与俄国的合作方面，仍还在奉行“多做少说”，甚至是“只做不说”的策略。 这也不能不令我们想起前不久中国新防长董军与俄防长绍伊古的视频通话内容，俄方对外报道的董军的对话内容，特别是关于中国事实上支持俄侵乌的表态内容，都是在中国新华社和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完全回避的。 上月31日，中共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视频通话。外媒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这是他上个月被任命为中国新任防长后的首次公开涉外活动”。而中国内地网络上军事评论文章的表述则最为浅显、直白：“新国防部长董军，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俄罗斯”。 确实，董军这次与绍伊古的视频通话，董军是主动方。而董军为什么如此主动，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稿中解释得很清楚，那就董军首先就要通过视频方式“当面”向绍伊古表达感激之情。董军的原话是：“我最近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您是最早向我发来贺电的人之一，这反映了发展两国和两军关系的良好愿望。在此，我谨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这次会议和谈判是我第一次参加外事工作活动……” 不过，除了秉持对俄亲密合作方面“多做少说”甚至是“只做不说”的原则，同时也还因为新任防长董军暂时还只是一个部长级官员的原因，中共官媒对这则新闻的报道即短小又低调。人民日报只把它登在第三版的一个很不起眼，一不小心就可能漏读的位置。其全文是：董军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俄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定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绍伊古说，俄方愿同中方创新两军合作领域和方式，推动两国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 而中共国防部网站刊登的消息中，比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中的“董军说”内容一致，但“绍伊古说”稍显详细，内容是：“绍伊古说，在两国元首的定向领航下，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以今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创新两军合作领域和方式，推动两国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 另外，中共国防部的这则消息还比官媒多了一句“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而恰恰就是“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防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句，省略掉了最关键的，董军对俄方侵乌的鼎力支持。 据俄罗斯国防部发表的新闻稿介绍，绍伊古在视频通话中说：“去年，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两次面对面会晤。我们的目标是无条件执行已达成的所有协议，这些协议构成了国家发展和安全领域的长期目标。协调我们的努力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并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对这段内容，中国内地的军网文章中也有披露，一篇标题为《绍伊古：无条件执行中俄之间已达成的所有协议》的中国内地军事评论员的文章中说：在与中国防长的视频交流中，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强调了俄罗斯对落实与中国间达成的所有协议的坚定决心。他明确表示，俄方将无条件执行两国之间的全部协议，并致力于实现在国家发展和安全领域的长期合作目标。 自从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俄国防长绍伊古的外号“胶合板元帅”便不胫而走。之所以被俄国的自己人给了这么一个外号，是因为这位俄防长本是建筑学历的建筑工程师出身，而且在突然当了国防部长之前就从来没有正式入伍过，只是在当地方党委书记时被登记过“预备役”。当然他的最高学历还是前苏共中央党校。 正因为其当国防部长纯属“外行领导内行”，再加上侵乌战争开始后吹下的牛皮，夸下的海口一再被俄军的败绩啪啪打脸，所以即使是在中国内地的俄孝、俄粉中间，绍伊古也是非常不被待见，中国内地公开网站上从未乏挖苦、讽刺他的文章，而且也从未被官方禁止。比如2022年8月30日的《网易首页》上的一篇文章《“胶合板元帅”下台！绍伊古这次真被撤职了，俄官媒做实爆料》。欲知详细内容的读者和听众请自行上网查看。 当然，最终的消息是绍伊古并被没有普京抛弃，但董军作为中国新任防长对绍伊古这个中国内地的众多俄孝眼中的败军之将的谄媚之言，甚至是令那些至今还在视普京大帝为“俄滴个神”的俄粉们都产生了“吞苍蝇”的感觉。董军在视频通话中当面表示：“您为促进和发展中俄两军联合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享有崇高权威。我钦佩您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的勇气”。董军在会谈中说，本次会晤“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军的深厚友谊和深化战略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稿中披露出来的中共官媒和中共国防部相关消息中均都刻意回避，而且在外部记者追问时却又装傻充楞的最关键内容，还是董军“当面”对绍伊古就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的信誓旦旦。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稿中记录的董军的原话是：“尽管美国和欧洲不断向中方施压，但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支持你们。即使中国和欧盟的防务合作受到冲击，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改变或放弃既定政策。他们不应该也不会干涉俄中之间的正常合作”。 这段内容，令人不能不联想起2022年9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访俄时就俄乌战争的挺俄表态。当时，虽然中共官方正式的、公开的对外表态中都对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持“中立”立场。但栗战书却趁会晤俄罗斯国家杜马（Duma，国会）领袖的机会先感谢俄方“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方的坚定支持”，感谢俄国杜马领袖谴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然后就是一番在对俄国侵乌举措的“充分理解”。当时俄方电视台栗战书表态被曝光的这段画面，标注著俄文“杜马”的字样。根据画面，他在会晤俄国国家杜马主席沃洛丁（Vyacheslav Volodin）等国会领袖时说，“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关键问题上，中方对俄罗斯也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栗战书表示，“就像现在的乌克兰问题，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 当时的栗战书进一步表达了对俄国侵乌之“正义性”的充分理解，说是“我认为，可以说是俄罗斯被逼到了墙角，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而采取的一次反击”。 当时栗战书这番谈话，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事实上的挺俄，特别是中方“从不同方面给予策应”的“策应”二字，不打自招。等于是承认了习近平当局对俄罗斯侵乌还不仅仅是“道义”上的充分理解，更有实质上的暗中支持。 记得当时的栗战书的如此“表态”还被有些外界媒体以“闯祸”形容之。但笔者更相信栗战书的这类与俄方的“私下交流”内容首先是并未出习近平之“格”，其次是被俄方如实对外报道也是预料之中。如此所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在私下里安慰俄方，给俄方吃定心丸的同时，又对外就中国俄国侵乌的态度问题上“打哑谜”，要的就是一个模棱两可！ 与之同理，如今的董军与绍伊古的视频对话内容，特别是对俄侵乌的支持性表态内容，并非如外界一些评论人士所认为的“犯了和乐玉成一样的错误”。恰恰相反，董军正是在努力贯彻执行着当前中共习氏外交中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是一套，说是另一套；对俄是一套，对美（欧）是另一套的全方位流氓策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这三年以来，两个相关连的政治──经济命题风靡国际社会，一个是中国要与世界脱钩，另一个则是全球化要去中国化。基于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有一点动作就容易引起过份解读，比如最近中国调整了一下外交姿态，宣称要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就有美媒评说“中国否认了风靡一时的战狼外交，收起了自力更生的口号，也不再提改写现有国际秩序规则的口号，而是公开承认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了”，然后预设“中共想要改弦更张了”。其实，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与欧盟各国政府，与中国的矛盾均产生于“谁来主导国际秩序”（这一矛盾是近年来中国提出中国要成为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而非执行者），而不是中国是否应该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本文分析中国为什么不可能自外于全球化。 北京从来没否定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否定自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十馀年前的定义是“中国是全球化中唯一的净得利大国”），说远了没必要，从川普对华贸易战开始那一年就足够了。以下按年代排： 1、《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求是》（中共中央最高级别党刊），2019年8月14日。 2、《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2023年6月20日，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在瑞士stars基金会举办的中欧关系对话会上的讲话。 3、习近平在APEC旧金山峰会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23年11月6日）：“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我们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现行国际秩序就是指现在的全球化格局。长达五年的时间内一以贯之的表态，说明中国根本不想自外于全球化，当然也不想全球化“去中国化”。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中为中国谋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始终没变，变化的只是不同时期的手段与身段。 中国经济对外的双重依赖离不开全球化 先说中国资源的对外高度依赖。《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22-2023）》显示，2022年原油对外依存度降至71.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降至40.2%。这么高的依存度，还是中国实施了“要将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一政策导向、努力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的结果。中国国企当中最牛皮的是“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其底气就缘于能源安全网依靠这三家国企经营构筑。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天然气，中国认为改善了能源供应结构，西方则认为中国成了最大的得利者。 外贸顺差保证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从国际收支看，2023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2万亿美元。这是在中国出口同比下降4.6%，进口下降5.5%的情况下，实现贸易顺差8,232.2亿美元。据海关资料显示，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第三大交易伙伴美国（约2770亿美元），第二大交易伙伴欧盟（约1810亿美元），东盟为中国第一大交易伙伴，顺差约1100亿美元上下。 中国为出口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绿能产业 有个现象必须注意，那就是2023年中国出口产品当中，所谓“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等出口表现突出。这“新三样”，就是国际社会列为绿能产品（中国称之为清洁能源）且大力推广的。 先看中国官方概述：2023年，清洁能源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创纪录的1.6万亿美元（同年中国GDP总量为17.89万亿美元），带动了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堪居首功，其中“新三样”——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占主导地位。中国国内评说，如果没有清洁能源的贡献，中国的GDP将减少两个点，无法达到政府设定的5%的目标。不过，中国现在知道这一情况不可能长久，如同疫情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主要依赖防疫产品、在家办公的各种产品一样，只是时势带来的短暂需求，已经面临瓶颈状态。 追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史，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的环何国策几乎同步。早在本世纪初，西方宣导绿能，而且通过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组织持续发力，定出取代传统石化能源的时间表。中国智库从中看到商机并建言政府要有国际产业先导意识，终于在政府产业政策扶植下，20多年间将太阳能、风能设备做成了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老大。自2013年中国首次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光伏应用市场以来，中国光伏产业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国际能源署（IEA）的资料显示，2023年全球太阳能生产支出（约3800亿美元）将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石油生产支出（约3700亿美元）。而其中，中国生产了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85%的太阳能电池和97%的太阳能矽片。 俄乌战争之后中国绿能产业遭遇欧盟的“洗绿” 这一过程中当然也经过几番蹉跌，例如在2011年、2018年以及2023年，光伏行业均出现了底部行情，每逢行业周期底部，都有“元件价格战”、“产能过剩”、“海外贸易政策不明朗”、“行业融资收紧”等标签。目前中国正在经历2023年这波底部行情。 这波底部行情是如何形成的？这就应了那句老话：计画赶不上变化。2022年2月底俄乌战争开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最显著的后果是改变了世界能源的供求格局。将绿色能源作为发展方向的德国一直奉行“能源上依靠俄罗斯，市场上依靠中国”，这几年大受损伤。面对企业破产与大规模失业，德国不得不开始“洗绿”，将原来列为非清洁能源的煤、木材、核电重新列为清洁能源，欧洲各国当然跟进，对绿能设备的需求正在减少。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绿色能源计画调整，直接导致中国光伏产品滞销，早在去年9月，中国贸易救济资讯网就登载了一篇《2023年上半年我国光伏行业对外贸易形势分析》，称“欧洲仍为中国最大的光伏元件出口市场，但是2023年上半年，对欧盟出口130.8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27%，现货库存积压较为严重”。 基于以上因素，市场研究机构GTM Research在最新研究报告表示，产能过剩与价格低廉将导致现存的180家元件制造商倒闭或被收购。而在全球前9位元领先太阳能元件制造商名单中，中国企业仍将占据其中的7把交椅。目前中国光伏元件产能已超过世界实际需求的两倍，随著世界经济衰退，中国出口必将受到影响，“新三样”很难在2024年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中国根本不可能自外于全球化去“自力更生”。中国经济这种资源与市场对外双重依赖的禀赋，离不开全球化以来形成的巨大国际市场；一旦离开国际市场，近两年经历了“去工业化”这一痛苦过程的德国就是前车之鉴。中国与美欧各国的摩擦，缘于美欧对中国积累多年的各种不满引发的调整需求。这种调整对一向得利的中国来说意味著利益回吐，当然不会很轻易让步。最终的结果是当事各国在摩擦中不断调整适应并重新定位，重新定位的关键一看实力，二看时势。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