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对2032 布里斯本奥运准备满意度上升
2026 年 6 月 23 日
2月2日上午，中共党主席习近平赶赴纪念国共内战遗址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台湾称为平津会战）。习对随行人员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增强斗争精神”。 过小年在战争旧地喊话“斗争”是反人性 习近平在国内每到一处，基本都要去看所谓的革命遗址，并且往往在内斗升级，及统治出现危机之时，借此释放不同的政治信号。比如2022年8月，在习谋求三连任的二十大之前，他也曾到辽沈战役遗址，声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以此来定位自己是红色江山继承人，打击党内对他搞终身制的非议。 但这一次习到战争遗址，时间点是中国传统上讲究意头的中国新年前夕。 2月2日是黄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中国传统上，过小年有祭灶习俗，意味著人们开始准备过年，表达了人们一种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是中国百姓对“衣食有馀”梦想追求的反映。习在此时纪念血腥的战争，并且是针对中国人的内战，有反人性的指向。 斗是共产邪恶基因之一，中共历次运动都是对内斗，近年随著习的军国极权扩张野心，也强化了对外斗。这次习在战争旧地叫嚣“增强斗争精神”，堪比纳粹，这对已感受到战争危机的两岸人民都是不祥之兆。 习再次定位江山不能由人民染指 习近平对身边的官员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 习再强调“红色”的江山，言下之意公开宣示，这个江山并不是全国人民的，而是他们红色后代的，而他习家是红后代的代表，其他人均不能染指，这也是许多红后代参与反习的原因之一。 其实，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僚，即便靠自动染红自己，不断表忠、干脏活坐上高位，也随时会被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就是，现在的秦刚、李尚福之流也一样。 习不去保护人民的权利，近年加大了对中国人权的打压，他要全国人民珍惜习家的“红色江山”，这是岂有此理！关键时刻让人民去充当炮灰，这也是前中共外交恶狼赵立坚所说的“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赤壁”的真实意思。所以，那些盲目撑中共的小粉红们该醒醒了。 中国的江山，按法统传承，属于并未亡国只是偏安一隅的中华民国。 中共是来自前苏联的一个窃国者，用尽谎言来欺骗人民。现在更号称其有“全过程民主”。笔者在大陆多年，从未投过一次票。对比台湾成熟的民主选举，不知中国网友们是否也有此感叹。 习自感将失去一切？ 习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也仿佛是习对即将失去权力发出的一声悲叹。这对于中共政权本身也是不祥之兆。而在内外交困之下，习在视察平津战役旧址还称要“增强斗争精神”，这是困兽犹斗。 目前，习近平的日子其实非常难过：国内失业高涨，外资大撤离；恒大清盘，600万烂尾楼业主怎么办？股市跌跌不休，2月2日一度跌破2700点，国家队救市无力，而股市是经济的温度计。 刚刚在达沃斯论坛声称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的中共总理李强，在2月2日的国常会罕见承认经济下行压力。 中共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2月1日称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4%，但当中更能准确反映经济状况的国内消费税同比下降3.5%，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9%，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 中共统计局1月17日宣称，2023年GDP增长依然高达5.2%，美国调查公司荣鼎谘询认为实际增长率可能在1.5%左右。日经中文网则报导，若是按美元计算，中国的GDP比前一年少了0.5%，这是29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政治上，按例去年就应该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怀疑因为处理习自己提拔的秦刚等多名亲信不公平，高层出现内讧有关。习近平最近仍在加大整肃军队，显示其掌军危机远远未过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当局民心已渐失。有报导显示，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日均500起。“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呼声，自从反封控的白纸革命后不断传出。官场饭局和民间流行骂习“那头猪”。文人暗讽习也成为风气，除了财新创办人胡舒立接连有反习动作，连中共“经济国师”李稻葵近日也对外媒直言，习很焦虑、不安和偏执。 台湾更需要加强心防 尽管有人认为，习面对国内危机，不可能对台动武。但是台湾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做好防备。 习特意视察平津会战遗址，释放的是对台武力威胁之下的迫降模式，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目前台湾岛内投降派大行其道，有人公开举白旗，中共暗中的渗透、统战防不胜防，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平津会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三大会战”之一。1948年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史料记录，双方死伤有数十万之巨。 当时中共为首的指挥者是时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他后来被毛认为是野心家，出逃时摔死在蒙古。这也对应著中共当下的内斗，习近平身边，也不乏林彪式人物，无需看蔡奇现在如何忠诚，可能瞬间也会被斗死。而习自己也可能瞬间暴毙。 另一方面，当年天津被攻陷后，国军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最终率五十万雄兵不战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仅没有亏损，反而一夕之间变成了“百万大军”。北平从此成为红都，让毛住进了中南海。 根据中共官方报告，当时绝大多数北平市民实际上对共产党政权持观望态度。 傅作义后来虽然成为中共高官，但在中共文革中也一度遭批斗，1974年病死于北京。策反傅作义的功臣、傅的女儿傅冬菊本是中共地下党员，后在文革中受迫害，晚年凄惨。 现在习在天津说“发扬革命传统，增强斗争精神”，也可能是同时对在台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喊话。但是谁若操纵政局，将自由民主的台湾拱手送给红色中共，谁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国的历史罪人，最终下场可能更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1月8日发布了每年一次的十大风险报告，在其评定的今年全球十大风险中，第五大风险是“流氓男团”，其成员包括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在欧亚集团看来，这三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流氓国家，自俄入侵乌克兰以来，它们一直在努力加强合作，因为对美国的共同仇恨，以及认为只有西方图利的全球现状，愿意违反国际法来破坏全球现状。 很多看了欧亚集团风险报告的读者，总会觉得“流氓男团”还缺一个国家，也就是中国。他们会认为，中国也是名副其实的流氓国家，其“流氓性”即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破坏程度，不会比俄朝伊这三个“流氓”小，怎么能不把中国列入“流氓男团”？ 中俄伊朝=世界新邪恶轴心？ 西方的舆论和政治人物，这些年确实在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塑造成新的“邪恶轴心”，比如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最近接受采访警告要提防以中国为首的“专制轴心”，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去年10月在一次访谈中也称中俄伊朝为“新邪恶轴心”。 欧亚集团这次没有遵循美国的“政治正确”，将中国放进“流氓男团”名单——严格说来，“流氓”和“邪恶”的政治含义并不一致，中国不是“流氓男团”成员不一定等于不是“邪恶轴心”成员——虽然并未对此解释，但也指出，中国常常从这三个流氓的反西方行动中获益匪浅，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默许，这三国的流氓活动影响力就会更小；并进一步表示，在北京推动，或至少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今年俄朝伊加强的合作所带来的破坏潜力，不应被低估。 可见，欧亚集团不是没注意中国和俄朝伊三个流氓国家相似的一面。正是这种“相似性”，让中国成了俄朝伊的“帮凶”。那欧亚集团为何仍不将中国列为这个“流氓男团”的一员？这就要说到它对“流氓”的界定。从风险报告来看，欧亚集团把俄朝伊三国视作“当今地缘政治秩序混乱的推动者，一心想要破坏现有的机构、政府和原则”。换言之，这三国在俄乌战争后，抱团要破坏乃至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造成全球地缘政治的动荡，从而损害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益。 中国不像俄伊朝一样“流氓”？ 中国虽然也在谋求改变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其对全球秩序的危害性以中国的体量，从长远看，要比俄朝伊三国大得多，但毕竟不像它们一样明目张胆和赤裸裸。中国还在声称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如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前不久的访美就公开表示，中国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国际新秩序。另外，在欧亚集团看来，去年11月的拜习会让两国的竞争和对抗很有可能导致的关系失控及时踩了刹车，避免将美国拖入另一场和中国可能的军事冲突乃至战争，这对美国的利益是明智之举。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和俄朝伊三国有些不同，虽然它们都是“流氓”，但“流氓”的程度不一，中国还没有“资格”成为“流氓男团”的成员。 大概国内外对习近平和当局恨之入骨、一心想推翻中共统治的人，不会认同欧亚集团这个评判国际政治流氓的看法和标准。他们就像我前面分析的那样，认为既然中国对自由世界和民主秩序的危害长远要比俄朝伊大得多，怎么可能因其举动不如这三国赤裸裸，而不把它列入“流氓男团”？一些人甚至会带有某种阴谋论的想法，认为是不是欧亚集团和中国有某种利益“勾兑”，才对中国“从轻发落”。假如这样看问题，当然不对。因为同在风险报告中，欧亚集团紧随“流氓男团”，将中国经济排为第六大全球风险，认为北京未能解决中国的成长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机等问题，将暴露中共合法性的缺陷，并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鉴于中国的全球体量，任何中国自身的风险，特别是经济风险，都会外溢到世界，构成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 所以，看待中国的“流氓性”，需要回到问题本身，分清流氓行为和流氓意图，长远严重性和当前严重性。欧亚集团将俄朝伊列为“流氓团伙”，而中国虽然也有流氓行为，但其行为的严重性及造成的当前后果尚不足以把它列进这个“团伙”，不是欧亚集团对中国开恩，而是着眼于今年的地缘政治风险，是从此角度来阐述的。 中国对俄支持不如朝鲜和伊朗 比较中俄关系和俄朝、俄伊的关系，欧亚集团阐发的这点会更清楚。尽管中国至今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但其2022年发布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的第一条、并且以后也一再强调的一点，是尊重各国主权，这就含蓄表达了中国并不认同俄罗斯发起的这场战争。另外，俄中两国贸易去年虽然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大量购买俄石油和天然气，汽车已经占领了俄市场，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中俄贸易支撑了俄罗斯，让俄有能力将这场战争继续耗下去，但中国可以辩称是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让它捡了一个大便宜，两国只是经贸交易，其他国家如印度也在大买俄石油，甚至美国也在进口俄石油。而美国和欧洲在意的俄罗斯购买中国的武器问题，中国还不敢违反美欧这条“红线”，虽然有报道称发现了中国输往俄罗斯的武器产品，但充其量只是军民两用产品，不是现成的武器贸易。 中俄在外交和经贸这两方面跟伊朗，特别是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还是有很大的程度差别。在外交和政治上，朝伊对俄的支持特别是朝鲜对俄乌战争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军事上，伊朗提供给俄罗斯无人机，朝鲜更是提供给俄一百多万发炮弹，而俄罗斯也回报了两国尤其朝鲜敏感的军事技术，让后者的武器升级威胁半岛、东北亚乃至美国的安全。中国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种现象，但它在这些方面还是相对慎重的，尤其不太可能像朝伊两国一样，不顾后果支援俄罗斯武器。 中国之所以同发展俄朝伊这三个“流氓”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还抱有一定的慎重态度，而没有公然和它们“抱团取暖”，完全搞在一块，原因是习近平不想完全公开站在西方的对立面。我多次说过，习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霸主，而是谋求世界两极地位，中美共治（尽管中国打出的旗号是世界多级化）。根子当然是中国还没有这种实力，未来也不太可能有成为单一霸主的实力，但也是因为全球新霸主未必对中国就是最有利的。要别人承认你的霸主地位，前提是必须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特别是安全秩序，可中国不想在这点上付出太多，因为中国自身有14亿人，要消耗太多资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说不谋求取代美国，不另起炉灶，可以认为是它的真心话而非虚假之言，但中国也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建立自己主导的机构和平台。 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滑坡让习的“雄心”受到了打击，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重新为经济续命，为此需要进一步开放和一个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而过于挑战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将会恶化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和俄朝伊三个流氓国家走得太近。 毫无疑问，中国在内政上是个“流氓”国家，中共是个“流氓”政权，但在对外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它要表现出自己不那么“流氓”的一面。欧亚集团没有把中国算作“流氓男团”一员，并非被中国的表象迷惑，而是看清了习近平的“胆怯”。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如今党国一统天下的舆论环境下，财新是硕果仅存的“异议”媒体，连当年气势如虹的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都缴械投降。说它“异议”，并非指财新的根本立场和中共相悖，否则当局分分钟把它灭了，而是说它有时或偶尔不安分，发出和当局不合拍的声音，让外界有所联想，以为党内高层的倒习力量又要有所行动，借财新发出某种特定的信号。 去年11月到目前，财新有三篇社论相当引人注目，分别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须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从传统自由派的观点来看，这三篇社论无甚新意，但由于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关乎中国当下路线方向的选择，而社论的看法和中国当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国民间舆论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仅存活了一天，更让人猜测它戳中了当局的要害，反映党内健康力量对习近平当下路线政策的不满，借财新施压，要当局纠错。 财新第一文：用昨天的习来反今天的习 我们来看看这三篇社论到底谈了哪些敏感问题。《改革亟须新突破》是从10年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方案破题。该改革方案是由习主持的，在当时获得社会好评。财新的社论也认为，方案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方案公布后，“赢得国内外交口赞誉，中华大地随即掀起又一轮改革热潮”。社论还引述习在三中全会上就决定所作的“说明”中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的一段话，并称之为“正确论断，今天读来感受更为强烈”，这当然是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习来反对今天的习在改革开放上的倒退。社论的这个立意在“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这句话上体现出来。此话是李克强讲的，被民间看作李反习的经典之言。社论虽没有直接说出李的名字，然而由于李在上海猝死引发社会的很大不满，财新此时引李之话自然被舆论解读为矛头指向习，是要向习叫板，这也就是财新为何要用习关于改革的话来对冲这种敏感性。 但是，社论还是忍不住要点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解放的勇气上，体现在保证一份份好文件能够得到严格落实的执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于口头与纸面。并批评有些官员口称的“改革”，其实与决定精神背道而驰。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观干预过多，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严重，市场主体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纠正错误同样是改革，市场主体迫切盼望一些部门与地方政府能够尽快拨乱反正。从上面引述的这段文字看，表面上，财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决定批判当下有些官员、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乱“改革”，可造成这种现象的总根源是谁，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财新实际是在骂习破坏由他亲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财新第二文：呼吁坚持实事求是，给习打脸 《重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前一篇社论的基础上，批习更进一层次。该社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呼吁回到那次会议提出并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的历史上被认为是改变乾坤、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历史大转折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也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但是习上台后，将中共历史切断，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进中国正向发展的那些重要会议，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好像中国历史的改变，国家的发展，都是从十八大才开始的。 故财新在这篇社论中，引述邓小平的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当然，为了保险，也引述习的话“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 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但同时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习打习。根据社论的论述，如果说45年前靠实事求是，收拾了乱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调整了对外政策，与世界接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那么今天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改革遇到的真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及时纠正某些不当政策。财新就差指着习近平的鼻子骂了，因为今天中国的乱像，面对的内外重重挑战，说穿了，就是习没有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好高骛远、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纠正发展路线的错误，改善国内和国际环境，需要重新回归实事求是。因此，社论才指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要摆脱教条，直面现实，准确评估自身力量，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倘若“改革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灯”。 财新第三文：弥合支离破碎的信任危机 《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是从前不久召开的达沃斯论坛说起。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重建信任”，那么面对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信任从何而来？社论引述了中国总理李强在致辞中说的，首先建立在“我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愿意为之共同努力的基础之上”，并将李强在致辞中提出的几点主张视作国际社会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然而，社论矛头一转，指出问题关键是中国国内如何重建信任。在社会的信任已经撕裂，党内和社会的自由派同当权派，普通大众和中共统治矛盾日益加剧的当下，如何去弥合支离破碎的信任危机，才是此篇社论的着眼点所在。财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用李强的话作为一个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货”，社论表述，对于何为人类美好未来，每个人、每个国家的想法不尽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约数，它应当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国从政府到民众的理性选择。 可见，财新的论述，重点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选择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这几个词，当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但显然，当局语境下的核心价值观和它们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含义是不同的。换言之，财新虽没有将这几个词称作普世价值，可在此的含义实际是普世价值的含义。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实际也是要表达中国应该回归普世文明。比起前两篇社论来，财新这篇社论隐晦表达中国应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党内和社会的很多人当然是听得懂财新的弦外之音。还有一点要注意，财新这篇社论，不再引述习的语录来为文章增强保险系数，恐怕反映它对习会转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从上述分析看，财新打擦边球，能够存活到现在，实属不易，可视作是个奇迹。外界多把它归之于财新的创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谊。如果说这一点在过去是有用的，现在应该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王本人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少。我倾向认为，首先是财新自己还是很节制的，毕竟它主打品牌是财经报道，言论和社论中的某种犯忌，让外界有所想象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护了它，在没有明显犯规，只是某种影射的情况下，杂志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像最近这段时间连发三篇社论，言论有些大胆，引发民情共鸣和舆论猜想，在财新却也不多见。这或许是它借着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党内和人心思变，抛出的三颗探路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候任外长”刘建超和“捞过界”的中联部》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过了如果习近平当局已经在内部决定王毅将不再以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身份兼任外长的话，那么新任外长势必也应该依照过去已经形成的惯例，被任命为国务院的（专职）国务委员，以对内、对外彰显中共中央政府的外交部的副国级地位。那么，这个人选的政治身份怎么说也得是在任中央委员。不太好想象习近平一时心血来潮就会安排一个非中央委员进入国务院国务委员序列。 去年十二月底，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新任国防部长为何选中了海军出身的董军？》一文，同样也分析了为什么说习近平在李尚福被查之后寻找新防长的“比选”过程中，考虑人选的基本条件肯定是在任上将、二十届中央委员。 这里不妨“军普”一下。无论是早年的所谓解放军三总部还是四总部（总参、总政、总后再加总装备部），前二者 ，即总参和总政都是比后者或后两者高半格的。 在2016年的习氏军改后，解放军原四总部被拆分成了14个职能部门，再加上原有的军委办公厅，军改后军委共有15个职能部门。这15个职能部门只有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军委纪委均是正战区级。这三个部门的主官都是上将，（准副国级）中央军委委员，其中军纪委书记同时还是中央纪委副书记。 之所以说是“准副国级”， 是要区别于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军委副主席，党内副国级，以及也是军委委员的国防部长因为是国务院的国务委员，行政副国级。 2022年10月23日对外公布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公报内容之一是“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而被“通过”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里，除了主席和副主席，委员的排序是：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升民。 至此，外界就都已经明白当时的李尚福将会被免去当时还担任的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职务，等待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被宣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因为此前五年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中，和此前十年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中，都是前后被“决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中，当时的国防部候任部长常万全、魏凤和，也都是被排名第一。 不过呢，自李尚福才正式当上了几个月时间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就“失踪”之后，外界媒体就一再特别强调李尚福在中央军委委员里是“排第一”，由此而得出他在军委中的地位是高于其他军委委员的结论。再由此便推断出现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将会接替李尚福国防部长职位的推测。 殊不知无论是李尚福还是魏凤和还是再往前的常万全，他们都是因为其国务院国务委员的行政副国级才被排在军委委员之“首”的，而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仍需要设置的国务院国防部长，并给予其副国级待遇的原因仅仅是对外军事交往需要以“国家“或者说中央政府之名的象征性需要，中央军委委员里表面上的排名次序完全不代表国防部长在军委中的实际地位要高于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及政治工作部部长。 笔者也曾经在本专栏为文，分析过刘振立如果被安排接替国防部长，断无以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兼任”国防部长的可能，国防部长只会是由一个专职的国务委员兼任。 但是，当时笔者的文章却没有从刘振立的政治前途角度去分析为什么说刘振立没有被习近平安排转任国防部长的可行性。 我们假设李尚福至今没有出事，他和刘振立在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上谁会留任中央军委并晋升为军委副主席？答案当然是刘振立。先不说担任五年时间国防部长之后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先例从来没有过，就是从年龄角度分析，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无疑就是被习近平想好了只干一届防长职务就退役的，就如同他之前的魏凤和及再之前的常万全……一样。 而二十大之前对刘振立的安排考量就完全不同了。出生于1964年8月的刘振立比习近平年轻11岁，比二十大连任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年轻13岁，比二十大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年轻7岁，所以仅从所谓“年龄梯队”的角度分析，习近平二十大召开之前选中了刘振立接替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他将是习近平在二十一大上连任第四届的同时的下届军委副主席之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李尚福“出事”后，气急败坏的习近平在考虑国防部长职务接替人选时，应该是没有打过刘振立的主意。 现在，国防部长已经由董军上位。而1961年出生的董军比去年三月退役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年轻7岁，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召开时才年满66岁，即使不被“破例”，继续按照副国级“七上八下”的标准，也不应该面临和魏凤和一样，担任5年时间国防部长职务便退役的命运。届时，连任国防部长，甚至被破例安排从国防部长升任军委副主席，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如上分析的前提是董军只是暂时先接替了国防部长一个职务，接下来将会被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与李尚福被宣布免除其党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的同时，被宣布为新任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委员。 在此前提下，他董军还会在之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宣布为国家军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也被宣布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分析过，在李尚福被全国人大宣布免去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国家军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三项职务的同时只宣布董军接替国防部长一项职务，表面上看现仅仅只是被任命为相当于地方上的正省部级的国防部长，就是因为李尚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虽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宣布免去，但他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还要等待三中全会的召开才能被正式宣布免除，所以董军也必须等到三中全会上李尚福被免除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头衔的同时，也被宣布接替这一头衔。然后才会再被人大全体会议或者人大常委会议“决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也就是说，虽然董军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已经是事实上的中央军委委员。只是因为“程序”上的障碍不能现在就对外宣布而已。显然也是因为董军目前还不能被公开宣布为中央军委委员，所以从人大角度对他的行政职务的任命也需要分两步走。等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某次会议宣布增补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同时，也宣布增补他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三中全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还有没有可能在已经宣布于三月初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前就召开。 本文发稿的3天前（2024年1月31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仍未提及外界关注的三中全会会期。此前有专家认为，中共高层遇上人事麻烦和经济困局；三中全会难产，或因中南海内部陷入混乱。 有相关分析报道引述胡平兄的分析：如果一月的政治局会议不定出三中全会会期，很可能要在中共全国两会之后召开三中全会，这将引发中共内部更大的混乱。 对于今年一月的最后一天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仍不提三中召开的时间计划，在海外X平台上引发关注中国政局的网民议论中也多有“两会前大概开不了了”、“是不是要等两会后了”的议论。不过，笔者对此另有看法。 今天早些时候 ，联合早报刚刚刊登出署名韩咏红的文章《三中全会去哪儿》。文中说“三中全会几时开？这个疑问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一直悬在观察人士心中……。观察人士心心念念三中全会何时开，这与三中全会在中国政治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在历史上发挥的重大影响力有关。（但是）2023年已经过去了，三中全会没有开；1月31日政治局开会，也仍然没有三中全会的丝毫消息。” 该文章还分析说：按照惯例，政治局一般会提前几个月就公布召开全会的月份与主题；到临近全会的一星期至一个月左右再公布具体日期，这时政治局已讨论准备提交给全会审议的文件，而政治局通常一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既然至今全无消息，这让人怀疑，今年3月前可能都不会召开三中全会。当然，不排除中共高层采取“突袭式”方法召开会议。 该文章举例说：2018年1月，中共政治局先后开了两次会，十九届二中全会也在同月举行。那年春节假期刚结束，政治局在2月24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几天后（2月26日至28日）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这一系列让人措手不及的会议背后，是高层正在部署修宪，以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些重大议程。 那么今年初，政治局是否会在本月再次开会并宣布2月召开三中全会？该文的结论是：“不排除这个可能”。 其实，如果要以去年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时间为例，就更能说明必须要在今年的某个时间召开的三中全会被安排在本月晚些时候，也就是赶在三月初的全国人大例会之前先行召开，是很有可能的。 这里使用了“必须”两个字，是因为中共党章规定了党的中央全会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而总书记每年都是要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某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作工作报告的。如此说来，三全会在去年没有召开，虽然是打破了“惯例”，但并没有违规。因为去年二月已经召开了一个二十届二中会会。但今年还不召开三中全会的话，那就违反党规了。 去年2月21日的新华社通稿说：“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再往前举例，2013年的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３日通稿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月２３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２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如上分别举出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的例子，足以说明某中全会在召开之前几天才由当时举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召开时间和会议主要内容并对外宣布，也是常态。 前述联合早报的文章中还说：“到三中全会召开时，当局则需要对前外长秦刚、前防长李尚福，以及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做出进一步处置，决定是否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资格”。 其实，对秦刚的党内处分是否能够再拖一段时间才最终决定并对外宣布对习近平当局来说还不是首当其冲，在把秦刚和李尚福都先后免去行政职务之后，令习近平当局最难堪的是李尚福的名字还在中央军委委员里，而中央军委委员的罢免也好，增补也好，都只能是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内部决定之后再由随即召开的党的某中全会追认，尚可对外公开宣布。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李尚福的党的中央军委委员一天不宣布被免除，董军就不能被宣布为中央军委委员，董军一天不被宣布为中央军委委员，就不可能被在人大会议上宣布为国家军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所以，仅仅为了尽快把李尚福下台之后的中央军委名单理顺，并在此基础上让新任国防部长在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里都有了名分，他习近平也会考虑赶在三月召开的人大例会之前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先开了。那怕是先走个过场也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齐志勇（1956年5月15日—2024年1月）：“六四”伤残者和人权捍卫者。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他遭共军士兵追杀，身中六弹，左腿高位截肢。之后，因公开揭露中共之暴行，被原供职的国营建筑公司退职，常年受国保员警骚扰、软禁。2024年1月，因患肝癌等多种重大疾病而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齐志勇，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 1989年的时候，齐志勇家住海淀区红联南村，他工作的油漆班有一项工程在前门大街“泰丰楼饭庄”。6月3日下午3点多，他们一行四人骑车上班（因那天天气炎热就想下午去干活，晚上接著干）。当他们路过西单西大街电报大楼，也就是国务院西墙外时，有辆大轿车翻了，听围观的人说：“刚才武警打摧泪弹来著。”由于人太多无法骑自行车了，只好把自行车放到墙边，步行到工地。 他们一直干活到6月3日晚上。收工后，他们就去天安门广场，因活忙，白天没来得及去看自由女神像，晚上想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几个人转悠著看大字报，齐志勇坐在地下乘凉。到11点多钟，听到广播里说：“如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齐志勇心里发怵，就喊同去的人赶快走吧。这时广场东侧飞快地开来一辆装甲车，绕著广场四周转圈，有位骑车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开枪了！打死人啦！” 他们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见装甲车向横在马路上的隔离带疾驶而来，如入无人之境。周围的人群吓得四处乱跑，齐志勇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线胡同里，想过马路去取自行车。 这时，长安街西边走来一大队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东行进，而那辆装甲车开到六部口就停下了。从车上下来三个汗流满面的军人，有四、五个学生赶快过去挽著军人对大家说：“这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咱们的解放军啊，他也是没有办法，受李鹏的戒严令来到这儿是吧，大家要谅解他们，谁有水给他们一口。”齐志勇看见一个老大妈就拿来水给士兵喝了。当时，民众都还很平静，谁也没有想到，转瞬之间，大屠杀就上演了。 齐志勇这时还想著过马路去推自行车——自行车对他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资产，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正在这时，有砖头从国务院红墙里面砸了出来，树上还有亮光。他又回到西绒线胡同里。此时，枪声大作，东侧天空上出现信号弹“叮咚叮咚”地打起来了。这时约为6月4日凌晨1点20分左右。他从胡同里面看出去，长安街上已经没有人群走动，只听到枪声！我站在那里往西看，看到装甲车上的有火光。 齐志勇著急寻找自行车，有了自行车才能尽快回家。他忽然听到有个人叫他“小齐”，一回头，原来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同事问他：“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齐志勇就说：“我们干完活过来看看。”他又问对方：“你们家不是住石碑儿胡同吗？”同事说：“对，家里天气热，没睡著觉，而且我们家门口那儿全是坦克了，还有拿著枪的军人，这可麻烦了，可能要开枪了，可能真要镇压了！”他们就这样边说著，边听著枪声，他们还说这像是橡皮子弹，士兵不会对民众开枪！ 忽然，一群拿著冲锋枪的军人，右胳膊绑著白毛巾，“啪啪啪啪”，一边开枪一边跑。胡同里有很多躲避的平民，士兵看到了，就冲著胡同口“啪啪啪啪”地开枪扫射。电光火石之间，齐志勇就中弹倒下了，觉得子弹打到腿上，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喷泉似往外涌，他用力大喊：“救命啊！” 当时，一些人正顺著胡同往南跑。有人听到齐志勇的求救呼喊，就跑过来，他们一看，他还活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自己的白汗衫脱下来，给撕开了，将齐志勇的左腿包扎上止血，哪知道他的右腿也打了个洞，然后又包扎右腿，一边包扎，他一边还说：“我这是新买的白汗衫呢。”然后，四个小伙子提著他的手、胳膊、腿，准备送去医院，走了几步说，这样不行，要找个门板抬。旁边一位老太太说：“孩子！挺著点，我回家拿门板！”门板拿来，人们将齐志勇抬到了附近的第二医院。 然而，第二医院一个老人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停诊，你们赶紧去到急救中心去吧。他们有将齐志勇送到急救中心，整整走了四里地。到急救中心一看，门外都是受伤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这时有位大学生志愿者走过来看了齐志勇一眼，对大夫说：“大夫，他是大动脉出血，很危险。”大夫就给齐志勇换上了止血带。 此时，正好来了辆面包车，司机说：“我车上有两个人，一个被枪打胸上，一个打头部了，够呛，这俩人可能都够呛。”医生说，这里忙不过来，赶快将这个人也往南城送，那边可能好点。司机就说：“这人我也赶紧带走，送到南城去看看。” 齐志勇被抬上这辆车后，看到车上的两位受伤者，伤势比他更重。车开著开著，他突然发现，左侧的那位受伤者的左手从身上掉下来了，他叫了几声，对方没有声音，就帮他扶上去了，全是血，弄得自己满脸满身都是。司机说，这个人可能死了。齐志勇一听很快就昏死过去。 等齐志勇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宣武医院。在宣武医院门口的市民们看著心疼地说：“这又来了一个，刚死俩又一个，若需要输血我们可以输血。”接著又问：“你家住哪儿啊？”齐志勇说，我们家就住前面牛街。医生说，那俩已经死了，没办法了，赶紧拉太平间吧。然后，医生过来一摸齐志勇，说：“你这主动脉怎么都没了？”齐志勇很恐惧，以为就要将他送太平间了，就哭喊到：“您救救我吧! 我怕我死了家里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医生就问：“你叫什么？”齐志勇就告诉医生自己的名字。医生就把名字写在他的胳膊上，然后说：“快送五楼手术室！” 到了五楼，医生说得照个片子。照了片子以后，说主动脉被打断了，需要马上手术。另一个医生来了对他说：“你再坚持一会，各个手术室都满了，甚至连妇产科的大夫都来帮忙了，所有的医生都调进来了，都在抢救，你一定要坚持到底。”齐志勇举目一看，病房里，床上都是受伤的，地下也躺著的伤者。他听见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嚷嚷：“疼啊疼啊！”她是当天下午送来的，被催泪弹打到腿部了，疼得直嚷嚷。 医生非常气愤地说：“这纯属是政府血腥镇压啊，我做了一辈子医生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等到5点40分，才轮到齐志勇动手术。这时，负责动手术医生打电话叫来了齐志勇的弟弟，他弟弟问医生：“他还有救吗？”医生说：“问题不大，我们会抢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飞了人就完了！” 整个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因为两条腿都中弹了，流血太多，一共输了一千八百CC血。尤其是左腿，伤的是主动脉，医生说，幸亏齐志勇的身体素质好，又及时包扎，否则失血过多就死了。 过了数天，左腿开始肿胀，做了减胀手术。到了6月13日，医生决定截肢。齐志勇的妈妈被叫到医院来签字。一开始他妈妈哭喊做说不签：“我不签，我不能签字，我签什么字？我生了儿女四个孩子，这是我的二儿子，我生他是好胳膊好腿、白白胖胖的，没想到……我从小也是见过小日本、国民党，更见过八路军，结果被解放军给一枪打了，这还要截肢，我不能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当时，齐志勇的心情乱极了，无法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苦？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希望当一名解放军，保卫祖国，没想到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成残疾！”后来，他妈妈还是签了字。 7月16日，由于伤口感染，整个膝盖以下都坏死了，又进行第二次高位截肢。由于天气炎热，左腿疼痛难熬，望著残肢，齐志勇真不知以后怎么活。 齐志勇工作的单位、国营建筑公司不肯为他交医药费。8月7日，由两位士兵、一位警官和两位医院的人带著他乘车到了他的单位。一位医生对单位领导说：“我们医院共诊治伤者两百七十三 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学生没交医药费了。”单位这才将医药费付给了医院。 后来，单位表示，无法为残疾的齐志勇安排新的工作，只能为他提前办退职手续，每月发给他五十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他离婚，他一人带著七岁的儿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后，他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当天安门母亲站出来披露“六四”屠杀的真相后，齐志勇也站出来诉说自己的遭遇，他的残疾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活的证据。当西方媒体报道了齐志勇的事迹后，他原来供职的单位来找他，对他说：“我们愿意给你十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只要你公开承认，你腿上的伤是工伤导致的，跟六四无关。”齐志勇当下就拒绝了工作单位的这笔巨额“赔款”，尽管他确实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活，但他不愿意隐瞒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军队开枪打中而残废的事实。自此以后，齐志勇把“六四”当成他的“新生”，因为“六四”让他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极权本质。他积极参与各类维权活动，每逢“重大事件”前夕，国保员警都会将他送到不能与外界接触的地方，实行“陪吃、陪住、陪玩”。他戏称自己变成了国家的客人，还有人给“三陪”。 后来，齐志勇再婚，有了小女儿齐霁。女儿齐霁后来说：“我妈同情我爸。我妈说我爸特别坚强，因为这个她才喜欢我爸。”但是，他们的生活无比艰难。齐志勇的小卖店被政府以“整顿市容”为名取缔。不得已，他申请办理一个废品收购站，却屡屡遭到辖区派出所所长的嘲笑、刁难和拒绝。他们全家住在一个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简易公寓中，全家就靠齐志勇的妻子打零工的一点微薄收入来维持。更为致命的是，他当年截肢时，因输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疗丙肝的注射药剂费用高昂，一针就需要几百、上千元人民币。在多年经受迫害之后，他又罹患糖尿病和脑血拴，备受病痛的折磨。 即便如此，国保员警仍然不放过齐志勇。他们全家每天都在国保严密监控下，女儿齐霁上学、放学都有国保跟著。有一次，员警甚至冲进他们家，当著家人的面殴打齐志勇，据齐霁回忆：“有一次，我爸爸在大床上看书，我在小床上看电视，突然冲进几个来，拿著啤酒瓶就打我爸爸的头，我吓死了。其中一个人把我爸爸从床上拖下来打，当著我的面，那人说我不能叫唤，叫唤就打死我。这是员警干的，我爸爸的肋骨被打折了好几根。” 2006年2月初，齐志勇还参加了高智晟等维权人士发起的全国性接力绝食活动并担任义工联系人。由高智晟和叶霜绝食四十八小时开始，胡佳、齐志勇接力第二棒。从2月8日起，齐志勇被软禁家中。2月15日晚，他被北京市宣武区国保员警从家中带走，关押在北京郊区。3月28日，获释回家。 后来，齐志勇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常常去教会做礼拜。但北京国保员警找到教会，施加压力，不准教会接纳齐志勇。后来，齐志勇到北京方舟教会聚会，每个礼拜日都残障人士专用的改装三轮车，从城南赶到亚运村附近的教会做礼拜。 2011年，茉莉花运动期间，国保员警将齐志勇强行绑架，软禁在小黑屋。羁押期间，看守人员对其进行了极大的言词侮辱、精神及身体折磨。 2013年6月，齐志勇的女儿齐霁通过“人道中国”组织的救助，到达美国，继续学业。齐霁是个勇敢的孩子，在中国的时候，别人不敢讲“六四”这两个字，她却敢对同学们说，父亲失去了一条腿是因为“六四”，因此她常被老师警告“不要乱讲话”。对于齐霁来讲，父亲就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因为爸爸毅力非常大，他腿没了，还能这么坚强的活下去，还能跟共产党做斗争，我觉得他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我爸是英雄。” 2016年6月3日，“六四”二十七周年前夕，中共当局没到此时必定加强天安门广场等重点地带戒备，将天安门母亲等异见人士带往其他地方“旅游”。同时启动社区一级超常维稳防控，加派员警、协警和“志愿者”巡逻。在友人的陪同下，齐志勇奇迹般地突破封锁，身穿写著平反“六四”字样的衣服，前往天安门广场边留影，“重回故地寻找失去的左腿”。 2017年1月6日，齐志勇因肾衰竭严重导致呼吸受阻，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抢救后已过危险期，送到重症监护室，但仍需要机器协助。主治医生表示，齐志勇的“肌酐”指数达到七百多，随时都会生命危险，现在已经为他做“血滤”治疗，希望能把肌酐毒素慢慢排走。齐志勇靠著惊人的毅力，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著活了过来。他说，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一是到美国去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但中共不给他护照，他无法离境。二是看到“六四”翻案的那一天，他能得到政府公开的道歉。 2017年7月，齐志勇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2022年6月4日，全美学自联决定将该年度的“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颁给齐志勇。颁奖词指出：“齐志勇身处独裁暴政之下，持续为三十三年前六四惨案的死伤者讨要说法，不断向世界报导揭露中共政府犯下滔天血案的真相，与此同时为国内残疾人的人权事业持续发声。面对从暴政而来的长期打压和不平等待遇，其身为六四伤残者，依旧秉持对中国民主追求的坚定信念，并为中国人权事业付出巨大的牺牲。全美学自联对齐志勇的突出表现予以敬意，并特授其2022年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 2024年1月，齐志勇不幸在北京病逝。多年前，诗人茅镜所写的<六四招魂>一诗，似乎就为为齐志勇所写： 六四是祥林嫂的阿毛 唠唠叨叨被卖身的痛 直到自愿嫁给收购我们的人 不，那是你们，不是我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我独自在这里蔑视自己的过去 我蔑视自己最英勇的行为 那与你们何关 你留下几个脚印在广场 风吹雨打，那脚印滞留在你身上 你看到新华门的木板 比你外婆的棺材厚多了 你看到梦寐以求的自由 并把它的尸体挂在你的肩膀 自由好像一条狗的尾巴 我们拖著它，像狗一样拖著 天哪！你还真以为你是一匹狼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对美中开战的担忧，使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最近开始听芭芭拉·图赫曼的《八月的枪声》的有声书，该书讲述的是欧洲在1914年如何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八月的枪声》这本经典作详细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德皇威廉二世决定开战，接下来的四年壕沟战，到英法联军发起进攻以阻止德军。书中还讨论战前和战争中的国际情势、各国的战略、作战计划等，是一本非常详实的好书。 欧洲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作为当时世界金融首都的伦敦，在国际金融中扮演著中心角色。欧洲经济体互相投资于彼此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铁路和电报的建设加快货物、人员和资讯的流动，使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欧洲各国之间的联盟和条约，如三国协约（联接法国、俄罗斯、和英国）和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盟）还包括经济组成部分，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依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经济互相依赖程度如此之高，所以那时很多专家都预测经济的因素会让大规模战争成为不可能。但是他们忽略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领土野心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大战爆发后，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私底下对他的幕僚发出惊叹：我的天啊，我干了什么好事！ 比较习近平和那时的德皇威廉二世，至少有13个雷同之处: 1.他们两个人都活在能干父亲的阴影下，所以心理上有自以为是、没有同理心、不能接受失败、对世界的认知与事实不符等人格特质。 2.习近平和德皇都继承了一个帝国，而且独断独裁。中国人到现在仍在讽刺习近平是皇帝。 3.现在的中国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都经历快速的经济成长。德国在一次大战前20年经历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累积的财富加强其对改变现状的信心。 4.习近平和德皇两人都野心勃勃，旁边围绕著许多有问题的策士，所以行事鲁莽，不计后果。 5.两人都企图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与德国都借由扩军成为军事强权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 6.现在的中国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都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普鲁士在19世纪统一德国后，借由经济发展与扩军强化人民自信，并透过宣传提倡日耳曼民族主义。 7.两国都没有坚强的军事同盟，外交上都相对孤立。 中国虽然有许多第三世界的小国支持，但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同盟。美国的道德外交更是世界上的主流价值。 8.中国和德国都是传统的陆权国家，但渴望成为海上霸权。所以习近平提倡建造航空母舰，而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建造排水量在两万吨到三万吨之间的无畏舰二十艘。 9.两个国家都挑战一个现有的强权。中国要挑战美国，德国则是大英帝国。 10.两人都摒弃前人留下来的良好政策。习近平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弃之如敝屣，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则把俾斯麦建立的欧洲秩序完全破坏。 11.两人都【没有上限】地支持一个没落的帝国：习近平和普京见面时，宣称要没有上限的支持俄罗斯。而威廉二世与奥匈帝国的约瑟皇帝则彼此心仪，被与奥匈帝国的同盟拖下水。 12.两个国家都需要跨过一个海峡才能实现其帝国梦。习近平想跨过台湾海峡，而威廉二世尽管有无畏舰却永不能跨过英吉利海峡。 13.两个国家都面临难以克服的科技障碍。中国在半导体、航空发动机、人工智慧、机器人、和其它在自由的资本主义下，无拘无束发展的新科技领域，还是有许多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德国虽然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其涡轮发动机的品质还是与大英帝国相差一大截。 习近平所受的教育有限，似乎还有极度的不安全感。我们只希望他能从昏庸的威廉二世学到教训，不要有一天早上醒来也发出惊叹：毛主席呀，我干了什么蠢事？ （※作者曾任麦道航太驻台代表、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媒体人王志安在《贺珑夜夜秀》歧视了身障人士陈俊翰律师后，竟检讨起台湾的言论自由，认为台湾社会虽然是言论自由的社会，但是距离畅所欲言的言论社会还有一点距离。很多政治雷区，使得有价值冲突的时候很难畅所欲言。 好自我中心的逻辑！在《贺珑夜夜秀》畅所欲言后，制作团队也没审查剪掉王志安的歧视言论就完整放上YT播放，只因被有人权意识、道德底线的台湾大众所批判（言论自由），就嫌台湾社会无法让人畅所欲言，还以马英九选前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影响选票为例，表示“虽然这是一个可以人人讲话的社会，但是如果你讲的不好，你有可能遭受到非常大的惩罚。”所以，王志安是认为台湾人需要接受他歧视身障人士的言论和马英九的“要相信习近平”说法，才是个畅所欲言的社会？ 然而，“要相信习近平”不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是还会不会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珍视人权，当然就会拒绝“要相信习近平”，在选举时，自然不会给支持此言论的候选人或政党一票。同理，重视多元包容的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无法接受“歧视身障人士”的言行，但王志安却将此认为台湾社会对他的不包容，要台湾不要排斥他这种离开中国的异乡客，说台湾的价值就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特点就是包容和开放。好个超级巨婴！千错万错都是不能接受他歧视言论的台湾人的错！这逻辑好似曾相识──不尊重台湾人不想统一的中国，武力胁迫台湾制造台海危机，却把责任都归在台湾人头上。 王志安和他的祖国政府都是以他们的威权想法与态度在看世界，认定强势方可以／有权决定他人的未来，所以王志安会说出民进党把残障人士当竞选工具，彻底忽视陈俊翰律师是个有思想、能作决定的独立生命，不认为陈俊翰律师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能力要透过政治来实现，好像没有陈俊翰律师的意愿，民进党就可以单方面为选举胜利意图把他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要他出席造势晚会。其实，王志安也是高知识分子，又在自由的日本住了三年，为什么没有动摇他在中国受教育长大所养成的威权思维？可见思想的改变有多难！ 可是，当有威权思想的人开始在开放的国家里畅所欲言，自由人权就会受到挑战，就会出现王志安这种拿“言论自由”作为歧视、仇恨言论的保护伞。台湾社会已因身分认同撕裂严重，经得起王志安们来煽情搅和吗？然而，在YT、抖音成为人们生活一部份的时代，就算王志安们人不来到台湾，那种游走在言论自由底线边缘的分化、撕裂、攻击、污蔑言论仍可轻易进到台湾社会。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若因此要审查言论，就是一种威权主义的胜利，这种为难与困难，就是现今自由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大挑战。 不过，当台湾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小心呵护言论自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威权政府伸手进来自由世界审查、取消言论可不手软。 在王志安于自由台湾的脱口秀畅所欲言歧视身障人士的几天前，王志安的一群同胞同志就先在自由英国上演一场荒谬闹剧。他们先是亲切开心在镜头前与英国知名钢琴家卡瓦纳（Brendan Kavanagh）互动，然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说他们的影像不能公开，要求卡瓦纳删除影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位中国男子就大吼作非事实的指控──卡瓦纳碰触他们之中一位自称是英国人的中国女子手中的中国国旗，被说成是碰触那位女子；卡瓦纳问他们是不是来自中国、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被说是歧视、种族主义者。如果卡瓦纳当下没有拍下这一切，恐怕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被搞到身败名裂、身心受创。 小粉红删片不成后，领导就出手。面对中共不断对YT施压要求删除影片，卡瓦纳呼吁人们下载影片、上传分享影片与中共对抗，并在英国TalkTV表示，英国文化必须抵抗威权主义，要说不，而不是害怕。一个礼拜之后，1月26日，卡瓦纳带著小熊维尼重返伦敦的圣潘克拉斯车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演奏，并表示他是艺术家，对政治没兴趣，但中共要剥夺他艺术表演的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会坚决反共到底。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在许多热爱自由者的帮助下，卡瓦纳知道了为什么小熊维尼被禁，认识了什么是小粉红和8964天安门事件，现在，他也要世人去认识。这一切，就像卡瓦纳所形容的，是个“错误的喜剧”（comedy of errors），在错中错里，自由与言论自由赢了！ 可不是吗？撂倒王志安的，也是言论自由，在畅所欲言中（虽然他不这么认为），让人看懂了他的心态。不过，王志安们和他们的领导们似乎不懂。 （※作者为文字工作者，现居纽约。全文转自上报）
黄明志推出贺岁歌〈龙的传人〉，与歌手“小熊为你”对唱，两天YouTube点击已破200万，歌词极度“乳滑”（辱华），MV更充斥“一语双关、意有所指”字眼，如“华伪宝剑”、“抖音真茎”、“光复诊所”、“反送终拳”等，甚至还见到一张“通缉令”（见附图），难怪没什么港媒够胆报导这首热播歌了。 黄明志为什么把歌名改为“龙的传人”呢？除了为龙年贺岁，自然也是向上世纪经典红歌〈龙的传人〉致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忘记了，这首歌其实是台湾人侯德健作曲填词的，背景是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那时侯德健是台湾政大学生，美、台断交当日，大学校园弥漫一片悲情，很多学生认为美国背信弃义，侯德健却不以为然。多年后他对中国记者披露创作动机，说他觉得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外国牵制，“他愤怒于这种懦弱的悲情，写下了〈龙的传人〉。”他跟《南方周末》记者说： “它当然是一首爱国歌曲，宣扬的是民族主义，只不过，我的爱国与民族主义与许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和当时的台湾当局更是大相径庭。” 〈龙的传人〉被李建复、张明敏等港、台歌手翻唱后，在两岸大受欢迎。中华民国政府想借此歌做政治宣传，要求侯德健修改歌词，侯不甘心做政治工具，后来得香港新华社协助，绕道英国到了北京，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叛逃”。 今日中国大陆人动辄自称“龙的传人”，究其原因，其实也是受侯德建的红歌影响。1988年适值龙年，侯德健获邀上中共春晚献唱〈龙的传人〉，主持人问他：“你说中国人为什么对龙这么情有独钟？”侯德健回答说：“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自己想像创造的。”我认为这答案错了。 到底龙是什么呢？据《说文》，龙是这样的一种生物：“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如此奇怪的东西，不知有多少人见过？ 然而《左传》却言之凿凿说，上古有人养龙，故有“豢龙氏”、“御龙氏”这类官。后来龙越来越罕见，在中国人想像中就成了跟凤凰、麒麟同类的瑞兽，相传只有圣人做皇帝时才出现。例如三国时代，魏都附近出现“黄龙”，曹植就写了一篇〈龙见贺表〉： “臣闻鳯凰复见于邺南，黄龙双出于清泉。圣徳至理，以致嘉瑞。将栖鳯于林囿，豢龙于陂池，为百姓旦夕之所观。” “圣徳至理，以致嘉瑞”就是说，皇帝的圣德令天下太平，所以祥瑞都出现了。由此可见，龙就是“天子圣明”的隐喻，所以后来也代表皇帝。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细心想想，歌词既不合逻辑，也不符中国文化传统。龙顶多只代表皇帝，“龙的传人”即人人都是皇帝的子孙？就算传说中的黄帝，也只是“骑龙升天”（即瓜老衬的唯美讲法），并没有化为龙。所以，“炎黄子孙”也不能称作“龙的传人”。 说到底，中国人崇拜龙，只是出于一种“崇拜皇帝情意结”，并非自觉“龙”是中国人的“想像创造”——中国人可没有那么重视原创性。（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院长在位9个月就遭罢免，关键原因有二，一是他通过了避免政府停摆的临时拨款法案；一是让政府债务上限到期日（X-date）延长到2024年大选后。两者都被指为是“共和党议长麦卡锡”和“民主党政府”协议所成。暂且不论法案内容对国政的实际影响，单就麦卡锡因此被同党人士提交罢免成功，背后即另有值得思辨的课题──什么是政治妥协。 在去年的罢免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麦卡锡立场，他所采取的政治路径，主要在表现一名政客的“谈判双赢协议能力”，而站在提出罢免他的同党议员立场，则是标举著“妥协是对自我原则的背叛”。今天之前，美国早有舆论特别针对政治妥协文化给予重新省视。 其中一个论点提到，政治上的妥协并非都是适宜的。例如1787年，美国南方与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针对人口分配税收时，彼此达成协议将当时的奴隶计算成“五分之三的人”（不被视为完整的一个人），这项建立在种族歧视上的妥协，尽管促成了政治上的进展，以今天眼光来看，却十分令人作恶。因此，确实不是所有政治妥协都属于良性。 另一方面，假设要将“妥协是对自我原则的背叛”当成不可抵触的道理，回顾美国整体政治结构，却又无可否认它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妥协的产物。包括为平衡各州代表权、人口，而有了参众两院制的设计。美国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亦然，过去在究竟是往工业国家发展还是农业国家发展上，也都找得到妥协的基因。 只是就趋势来说，今天美国政坛“不妥协立场”确实有明显盖过“政治是妥协艺术”的迹象。2018年皮耶研究中心一份报告便呈现了背后驱力。根据报告显示，“当下（2018年）有53%的美国选民，更倾向支持能坚持立场的政客”，前一年同一时期的调查结果则相反，那时有“58%的选民，表示自己更喜欢愿意妥协的政客”。就连长期倾向采取妥协政治的民主党，其支持者间也出现了喜好翻转，2017年有69%民主党选民青睐妥协型政客，到了2018年，持同样立场者只剩下46%。 从几个原因解释了这样的发展。一是政治竞争两极化，在这种气氛下，“妥协”很容易直接招致敌我不分的批评。二是新型态社群媒体愈显活耀，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成为对政客言行的某种检验，进而让想要稳固支持的政客，对自己意识形态的纯度遂变得非常敏感。 另外，当一名政客所标举的信念、想法，比他本身促成什么样的政治成就或变革，要更容易吸引选民注意时，政治上采取妥协的空间自然相形缩小。当然，原本愿意采妥协姿态的政客之所以也转趋强化既定立场，一个重要催化剂，就是当你的对手一个个把自己当成战士，关心的唯有胜利，且不再将妥协也视为迈向胜利的途径之一，以妥协换取政治进展就愈像是缘木求鱼。 如今，台湾政坛应该也不难看到美国这一政治文化演变的影子。新一届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即有些既视感。当游锡堃偕同蔡其昌前往仅8席区域立委的民众党党团拜会，为正副院长选举寻求支持，同时以个人身分发表“民众党版国会改革同意书”，所著眼的，正是在表现个人“谈判双赢协议能力”。至于柯建铭始终“坚壁清野”的发言，便符合了“妥协是对自我原则背叛”的诠释。美、台国会情境虽有不同，关于政治妥协的叙述，倒是同样都远比它字面上的意义还要复杂许多。前怀俄明州参议员辛普森（Alan Simpson）曾经这么说：“如果你无法学会在不与自己妥协的情况下在问题上妥协，那么你就不应该进入国会、经商或结婚。”这句话很拗口，却是美国历经200馀年民主政治发展的贴切心得。 相较于国民党立委间毫无悬念支持韩国瑜当院长，以及民众党绕了一大圈后转而自推黄珊珊参选，以现实论，一边是稳当选，一边是稳不当选，国民党只要不计韩国瑜形象，票就投得下去，黄珊珊大可再挂上一枚“虽败犹荣”勋章。唯有民进党陷入“奉送韩国瑜”还是勉为“屈就黄珊珊”的自我纠结。但后续或许将如本报“陈嘉宏专栏：立法院长没有那么重要”一文所示，“立法院长于整个政治进程其实没那么重要，且得失之间，祸福相倚。” 这一役，只有民进党有机会，并有必要，且真的去思考应答游锡堃和柯建铭背后那道“To be, or not to be.”级数的政治课题，于是才导致内部出现激烈的思辨，但那不才是让一个政党不至走向疲软衰弱的利基，就这点来说，“立法院长”果真就在其次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游锡堃公开应允民众党提出的“5大国会改革项目”，还宣称要修法以达成目标。就连韩国瑜也承诺民众党，一上任将立刻召集朝野协商，商谈国会四大改革，“努力照顾小党”。两大党都积极正面回应民众党等人提出的诉求，那民众党要支持谁当立法院长？如果票投游锡堃，不就一直都在呼弄韩国瑜？如果力挺韩国瑜，不就从头到尾在欺哄游锡堃？别人都是被耍弄的笨蛋，就你黄国昌最聪明？ 只要熟悉立法院生态的人都知道，民众党所谓的“5大国会改革项目”都是含糊笼统的空话。除了听证权涉及到修宪以外，国会调查权早在2004年的大法官释字第585号解释就给立法院了，始终无法入法，是因为它与五权宪法里的监察权有所扞格，而赋予立委准司法权，更可能侵犯人民权利，立法技术实在太难。“人事同意权审查机制”不彰其实与法律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立委怠惰、水准太差，只想对提名人进行政治意识审查。 至于“立委利益回避规范”过去20多年来做了多次修法，但台湾社会认为永远不够；现在的问题是，那条规范的线要划在哪里？例如，黄国昌的岳父是建商，那是不是该基于“利益回避”的原则，限制他加入立院内政及财政委员会的权利？而所谓“单一召委制”更是黄国昌基于政党本位的因人设事，目的在于让民众党成为委员会里关键少数，得以在夹缝中抢得若干召委，根本与国会改革毫无干系。 不论游锡堃或韩国瑜，他们竞逐的是立法院长的职位，国会议长的第一条守则就是议事中立，既然要中立，他们哪来的权力去向民众党承诺要立什么法？修什么案？充其量，只是拿“国会改革”当遮羞布来掩盖自己的政治图谋。这个道理，你知我知游锡堃知韩国瑜知黄国昌更知，仅仅8席立委的民众党少来居高临下、大义凛然的姿态与模样。 打从三党不过半的选举结果揭晓后，民进党就该知道立法院长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了。游锡堃想再做最后的努力不是坏事，但民进党本该有即将去国会议事主导权的准备。只是，没有国会议事主导权就是执政者的末日吗？证诸往例，并非如此。 以陈水扁执政时期对应的立法院第5、6会期来看，第5届通过法案数为471案，第6届为393案，法案照样大量通过，总预算虽然曾经延宕，但最终也是年年顺利过关。差别在于，重大争议的法案、预算、人事案，诸如军购案、国务机要费案及司考监三院人事案的确被搁置。 就此，新政府必须放弃任何挑起朝野重大争议的立法，诸如，封锁抖音在未来4年已是不可能在国会获得支持的政策，民进党应该庆幸蔡政府这8年已经处理过党产、年金、同婚等重大争议法案，若此刻才想处理已是不可能的任务。此外，赖清德在提名司考监及NCC人事时也必须更加慎重，除了放弃色彩鲜明的人选以外，是否透过朝野领袖会议建立一套预先谘询人选的平台，甚或开放一定比例人选由在野党推荐，都将考验新总统的领导风格。 选民给国民党国会第一大党，其实也代表民意没有那么反对让韩国瑜成为国会议长，民进党支持者再不甘愿也得接受。如果韩国瑜当选院长，这是继罢免案之后，台湾人民再次给他机会；他能否成为一个中立的院长，扮演国庆大典的主席，甚而透过成为民主基金会董事长做好国会外交，都是严酷的考验。如果韩国瑜未来敢借此工作宣扬九二共识，甚至把立法院长这个宪法职务做成“亲中渠道”，也自会被选民所审判，国民党当然也得概括承受其中的后座力。 除了对当事人别具意义外，立法院长于整个政治进程其实没那么重要，得失之间，祸福相倚。未来的立法院将是一个“论件计酬”与“大交换”的时代，民进党推动每一项重大法案预算，都应该制订属于自己的“立法计画”。在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此时，与其寻求“院长合”，更重要的其实是努力地追求“法案合”、“预算合”，甚至“人事合”。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