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鐵娘子」吉娜：從繼承人到礦業女王
2026 年 8 月 5 日
三十五年過去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國的禁忌話題，很多中國年輕人也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格局的轉捩點，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氣候。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習近平上台後拋棄韜光養晦政策，西方國家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面目，但是離開看穿中共還很遠。 六四改變了中國，至今陰影不散 1989年4月15號，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驟逝，成為民眾不滿改革緩慢、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劑。幾千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並很快演變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國性民主運動。6月4號，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大屠殺，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 六四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轉折點：六四前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十年，中共高層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陳云為代表的固守專制體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既想改革經濟體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殺除了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打擊了人民的民主訴求。 林培瑞說：「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鎮壓了老百姓的（思維）變化，因為80年代學生能夠出來上街抗議，寫他們的文章，80年代是一種相對來說共產黨最開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後不再開放，一直到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考慮是，用2,000個生命來換20年的穩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樣說，但是很清楚這是他鎮壓六四的一個政治考慮。」 1978到1989年期間，中國民間在反思文革的歷史傷痛，希望推動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但是六四強行把學生和市民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的和平呼聲鎮壓下去，終止了前面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勢頭。 林培瑞當年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北京辦公室主任，他幫助中國異議人士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被中共列上黑名單。他認為鎮壓六四的影響不止20年，至今已經35年了，屠殺的陰影一直旋繞在中國人的頭上，而且很可能還會再發生，比如鎮壓法輪功和香港民主運動，肆意逮捕和拘押維吾爾人等等，雖然鎮壓行動在規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鎮壓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會動真格的。 六四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後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23年里，中國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這個無害的新興市場國家。但是，中國問題專家李偉東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西方對中國六四後發展趨勢的一系列誤判，使中國替代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成為自由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對手。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更嚴厲的制裁中國，讓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中國，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兼講座教授的漢學家林培瑞說，當年美國和西方國家主要有兩種考慮，一是要跟共產黨保持一個基本關係，一起對抗蘇聯。二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對中國的經濟抱有希望，以為鄧小平又要重新改革開放。 他說：「六四後鄧小平主張的是韜光養晦，把中國強勢的那一方面掩蓋起來，讓外國政府認為中國能改革，會潛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發展，我相信鄧小平是故意讓外國人那樣看。」 林培瑞說，六四後從1989一直到1994年，美國政界曾經把經濟和人權掛鉤，美國國會每年都討論是否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1994年以後，柯林頓總統決定把人權跟經濟脫鉤，影響到今天。 西方至今沒有看穿中國 習近平上台後，通過反腐和壓制異議人士穩固權力之後，公開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開始在全球主動出擊，讓西方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意圖。 紐約時報刊登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評論文章，標題時《習近平，謝謝你》。文章用嘲諷地語氣說，習近平連任第三個任期被視為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為西方不再對習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說，「這些希望不僅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戰爭變成了大規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鎮壓堪比蘇聯的古拉格。你的經濟『改革』相當於讓通常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重新成為主導者。」 林培瑞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經希望中國潛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變，但是大約五六年前北京鎮壓維吾爾人之後，這個美夢破裂。同時，很多到中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發現，中國學會了西方的科技之後，自己創辦公司，搞不公平競爭，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產黨的一些美國商人也開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說，西方社會離開徹底看穿中共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他說：「美國政界商界裡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有那種天真的想法，覺得共產黨也是人，我們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舉個例子，最近關於要不要禁止TikTok的問題，很多好心的美國人說，TikTok是很多美國年輕老百姓很喜歡的東西，可以用它去發揮自己的看法，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工具，等等。他們看不到TikTok的具體作用，因為ByteDance是共產黨所有的，它的那些演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聞標題引到親共，而且在西方世界裡頭搗亂的那種所謂新聞節目。部分人看不到這個，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徹底看穿沒有？還有相當的距離。」 林培瑞警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對人類的危害甚至大於希特勒納粹。 他說：「希特勒的集中營是殺人，燒毀屍體，沒有別的能夠跟他作比較，這是壞到不能再壞的一個事件。但是你根據人數，多少人因為毛澤東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殺的人）多得多。大躍進大饑荒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下命令怎麼種菜，等等，引發了世界上最大的饑荒，至少是3,000萬，有人說4,000萬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澤東干出來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數字去衡量這個問題，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壞多了。希特勒殺人是很殘酷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包括習近平時代，殺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殘忍的。」 「中國夢」只能暫時掩蓋傷口，六四早晚會成為中共新的噩夢 中國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鎮壓以及在此之前長達50天的學生抗議活動稱為「政治風波」，把那場後來幾乎由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煽動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習近平上台後，宣揚中國復興，年輕一代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六四，也對六四不感興趣。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成功地讓中國人擺脫了六四的噩夢？ 前六四學生領袖、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封從德封從德在舊金山參加六四35周年專題研討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每年紀念六四，應該把（被）中共槍決的那些人高舉，把他們的像要刻出來，把他們的名字念出來，這些是我們最應該紀念的人，他們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會在制度和價值層面上成為中共新的噩夢。他說，習近平想跟毛澤東一樣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的年輕人的知識範圍廣得多。網路之前的中國老百姓是孤立的個體，所有媒體是從上往下。有了網路以後，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來源是從下往上，現在的年輕人的視野比他們的前輩廣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時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說，目前中國民主進程倒退是習近平壓制的結果，表明上看似平靜，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DNA，因此他對中國的民主前景並不悲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6月4日，終年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一則秀有「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字樣的廣告出現在它知名的分岔路大樓看板。廣告緣由，是為呼應前不久在台灣青島東路抗議國會擴權的民眾集會，而有海外僑民自行集資募款，設計出了這段30秒的台灣意象動畫（24小時間隔播放）。不過，基於宣傳地點（繁華的商業區）、廣告屬性（正面氛圍），使得這支廣告的目的，到頭來並不在批判自己的政治對立面，更大成分，卻是以「站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姿態，對台灣那些身處第一線關切國政的民眾做出迴響。 當天活動聚集了數百名紐約老中青三個世代台僑，其中不難撇見和前不久「BIG電影」紐約首映及「灣聲樂團」紐約首演的同一面孔，更不乏名符其實「公媽應援」的祖父母級老僑。如此，這樣的迴響，自然也帶有基於特殊處境下的「台式鄉愁」，也就是「紐約青鳥」（之後還有其他國家城市、國家響應，地理名稱應該會再增加）廣告上架行動，終究在呈現民主、自由台灣的真實存在，今天抗議國會擴權也許是這場海外發聲的觸媒，但「台式鄉愁」本身向來並不具政黨壟斷性，6月4日時報廣場上那些「熟面孔」，多有十年前無黨的柯文哲、後來創辦時代力量的黃國昌支持者，那時他們不也一樣不計回報為柯、黃出錢出力、熱情款待，只是十年一覺，才發現道不同不相為謀罷了。 另外，「Stand Strong WITH TAIWAN」上架的時間點在6月4日，因「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之故，難免讓人別有政治聯想。事實上，在這之前，中國海外民運團體（民主派）不是沒有相關紀念活動（每年例行），例如華人群聚的紐約法拉盛（中國移民占多數），6月2日就有一場紀念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集會，只是當天除了有中僑參與紀念，另也有一幫中共支持者在周邊鬧場，他們除了反嗆高喊「共產黨萬歲」，因為眼見有台灣人也出現在紀念六四活動上，竟向其連番斥喝「滾回台灣」，畫面頗為「肅殺」。 相較於6月4日時報廣場「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廣告上架活動（之前台僑、學生透過網路串連，號召前往打卡），儘管它的動能始於台灣內部激烈的政治爭鬥，惟它的目的在鼓舞各地台灣志同道合者，而非藉由外在舞台批判內部反方，氣氛上也就呈現了一片歡欣祥和。不過，海外台僑之所以能對支援台灣這般「樂此不疲」，長期以來，當然也建立在兩個關鍵基礎，一是「意見表達自由」，一是「經濟自由」。 前者，走過黑名單時代，台灣早沒有「自己海外行為連累國內家人」的風險，但那些在法拉盛舉布條聲援六四的中國移民，膽敢站出來，幾乎就已不指望回祖國和家人團聚。台僑是對台灣政治持續抱有期待而參與海外政治活動，但有多少盼望中國民主化的中僑，是以坐等奇蹟的心情在面對中共做最後一搏。其次，這次紐約時報廣場廣告集資，三小時在上千人贊助下達標（約8萬美金），同時代表了海外台灣人對家鄉政局的高度關注，另方面也說明了出門在外，向來都是台僑對台灣政客予以財力支援（例如幫忙募款），而非台灣政黨或政客為之贊助反饋。台僑的「經濟自由」，很大程度便決定了他們海外政治表態的自主性，這點，更是那些經常受控於中國外交單位的「海外小（老）粉紅」從未曾享受過的特權。 看待「紐約青鳥」的視角，儘管無以迴避它就是一場台灣國內政治喧嘩的海外延伸，卻也因為「六四」這樣的時間點，它再額外反襯了許多中國人儘管早已移居美國，也未必就能完全掙脫中國的囚籠。最後，藉由這樣的活動，其實也愈加顯現所謂「台灣意識」並不全然就是政黨意識，或者一定和個人血緣出身有關，而是長期作為一個被（中國）壓迫的群體，終究養成了某種心靈狀態，即自知必須加倍努力才能被世界重視，尤其才能得到公平競爭（國際上）的機會。紐約時報廣場的看板是對所有人開放，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期間，時報廣場也曾出現許多支持烏克蘭的意象廣告，背後出資者則多仰賴美國在地富豪慷慨義助（包括UBER，還有多個非營利組織），廣告商畢竟在商言商，資本帶來了話語權，這也是關於「紐約青鳥」的另一段闡釋說明。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5月20日，賴清德宣誓就任台灣新總統。三天後，中共啟動又一波圍台軍演，號稱「聯合利劍-2024A」。由東部戰區出動海空陸三軍，對台灣展開以軍演為名的騷擾。中共收穫了什麼？至少有十大看點。 陸股暴跌，台股高漲。軍演一開始，5月23日，台股高漲，達21000多點；陸股暴跌，上海股市再次逼近3000點；港股也應聲大跌，跌至18000多點。中國網民總結說：解放軍軍演，把台灣股市嚇得高漲了，把陸港股市嚇得暴跌了。沒有嚇著台灣人，倒把大陸人嚇著了。親共報人胡錫進暗示大陸股民不爭氣，連兩天軍演都頂不住。 對台灣的恐嚇效果遞減。中共大搞圍台軍演，而台灣社會，排名熱搜第一的竟不是軍演，而是日本文藝界的出軌緋聞。可見台灣民眾對中解放軍演的司空見慣、不以為然達到何等程度。恐嚇效果遞減，讓意圖製造台海「兵凶戰危」的中南海顯得頗為尷尬。 台灣國會爭鬥，中共抵近軍演，是裡應外合嗎？但效果抵消。軍演前後，在台灣立法院，加起來過半數席位的國民黨和民眾黨聯手力推「國會擴權」的相關法案，場內遭到民進黨議員抵抗、場外引發數以十萬計民眾聚集抗議。藍白憑藉過半席次，最後強行通過擴權法案。但台灣民間認為，王滬寧和中共是「國會擴權」的幕後黑手，而中共圍台軍演似乎要製造裡應外合的陣勢。但，正是這種陣勢，激發台灣民眾群起抗議。如果真有「裡應外合」，其效果自相抵消。 中共解放軍演，表面上聲勢浩大，卻沒有實彈射擊，宣傳報道用動畫片代替，給人打嘴炮、「提虛勁」的形象。小粉紅、老粉紅為此大為失望、失落，紛紛在網上表達不滿、窩火。兩年前，因美國眾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共大搞圍台軍演，發射了11枚導彈，竟有5枚偏離目標，打到日本經濟專屬區，大出洋相。這回圍台軍演，解放軍未再發導彈，是不是因為解放軍導彈仍是豆腐渣、打不準，因而力避出醜，我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在周邊國家眼中，中共解放軍力實力必由此再次大打折扣。 暴露作戰底牌，盡為美台兩方所掌握。美國國防部的聲明一語雙關、耐人尋味：「此類演習為美軍更加深入了解解放軍的運作方式提供了難得機會。」「事實上，這些活動顯示出解放軍要成功實施他們正在演習的這類任務將是多麼困難！」 圍台軍演再度爆出醜聞：解放軍戰機殲-16、轟-6遭台灣國軍戰機F-16V鎖定瞄準，隨時可用空對空導彈擊落。相關視頻瘋傳，讓中共難堪。國際媒體驚呼：「（這一細節）意外展示了台灣強大的軍事打擊力。」中國網民感概：「原來真正軍演的是台灣啊！」 而軍演次日，中共4463噸位的半潛式拖船「聯合啟瑞」號在東海沉沒，原因不明。但禁不住網民議論：沒有把對方的船擊沉，先把自己的大船擊沉了。稍後又傳出中方無人機墜毀台灣海域。機毀船沉，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激發周邊國家敵對，提升國際社會警覺，催化國際共識。中共軍演前後，連素來綏靖的德國都罕見表態：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乃是對整個世界挑戰，德國不能置身事外，有必要派軍艦行經台灣海峽，以彰顯德國阻止戰爭的明確立場。 加劇解放軍內部抵觸情緒和反對意識。東部戰區在前線演習，負責拱衛北京的中部戰區也不能閑著，半夜吹起軍號，官兵被迫起床演練，因此怨聲載道。適逢河北下暴雨，中部戰區傳出「水淹中南海，吊打習近平「的咒語，可見軍隊內部存在著對習近平的不滿。有可能，軍心動搖，軍心渙散，軍心思變。 事實上，頻繁軍演和頻繁出醜，必然打擊習近平在軍中的聲望，削弱了他在軍中的權威。加上頻繁的軍中大清洗，註定埋下更大不滿、甚至仇恨的種子。在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旗號下，習近平的逆勢操作，無形間，禍加自身。 綜上十大看點，就是習近平和中共的十大「收穫」，都是負收穫、負效果、反作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對現代中國來說，這個日子既是光榮的，也是黑暗的。「光榮」指的是，自中共全國建政後，乃至中國近代開埠以來，還沒有一場群眾的反抗運動像六四一樣，涉及範圍如此之廣，參與者如此之眾，特別在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門廣場，抗議當局的學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動如此之堅定；「黑暗」指的是，與此同時，也從來沒有看到，號稱「人民」政權的中共，在這一天撕下了其偽裝，命令它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創，釀成了屠殺事件，赤裸裸顯露出法西斯的本質，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很短，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75年的歷史來算，已經相當長了，而如果放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則更長。當年參與六四抗議的大多數學生，如今都已過了知天命之年，從一個血氣方剛、指點江山的青春少年，變成了肩負家庭重責、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對一些人來說，也許沒有了當年的反抗意志，只想過平凡生活；對另一些人來說，當年改變中國的夢想仍然還在，並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當時的參與者心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必須面對一個冷酷事實：中共政權並未如六四之後一段時期許多人預測的那樣，撐不過幾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國家，似乎沒有垮台的跡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會被反對它的力量打敗。 儘管如此，隨著中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尤其是美中全面對抗的加劇，中共又到了一個危機的歷史時刻。這再次給了人們反抗的信心和勇氣，反對清零的白紙抗議運動就是一個代表。在很多人看來，別看當局全副武裝，張牙舞爪到極點，那不過是紙老虎，沒什麼可怕的；或者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只要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不斷加碼，中國經濟就好不了，經濟衰敗，國內民眾對未來的信心和士氣就將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階層在內，對當局的不滿只會更加強烈，任何一個當局無法把控的不測事件都會導致政權內部分裂，從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種看法有些太悲觀。中共確實藉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在統治人民、掌控政權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監控人民這點上，已經做到爐火純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經常強調的，決定政權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個政權，已經喪失了民心，縱使物質再強大和手段工具再先進，也是挽救不了衰敗的命運。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個大概率事情。 後一種看法又有些太樂觀。雖然中國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難，當局面臨著內憂外患局面，但中國是否崛起到頂，國際學界其實是有著爭議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資源和工具，在維護政權，打擊反對它的力量這點上，還是不能小覷。加之中國的規模和人口，以及當局在應對美國圍堵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護身符，如果沒有內部民意的普遍覺醒並付諸於行動，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為中共真的像個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點一廂情願。 事情或許在兩者之間，既不能太悲觀，也不能太樂觀，在從事針對中共的反對運動中，用得著中共常說的一句話，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也就是，在戰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則，反抗運動作為一項事業就沒有意義；但在具體的反抗運動的戰術和步驟上，要把中共作為一隻真老虎看待，正視它目前看似還很強大的事實，也正視中國目前複雜的現實以及反對運動相對還弱小的狀況，不能急於求成，要一步一步來，積小成多，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 當然，也需要看到，目前這種海內外聯動局面，在六四35年來，的確是一個從事反抗中共運動的好時機，甚至稱之為「天賜良機」也未嘗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樂觀一點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對海外反對運動來說，必須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開創出一種新的反對中共的局面。至於國內，鑒於當局鐵桶一般的維穩，使得有規模的反抗幾無可能，只能呈現為零散的、個體的抗爭，包括一些泄憤事件，從這個角度說，目前有利時機還不能轉化為現實可操作的反抗運動，所以暫時還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六四可以給海外反對運動提供一個好的精神資源。 提煉六四精神用以動員大眾 在過去的35年，海內外對六四的反思和檢討，基本聚焦於當時運動的領導者策略運用得當與否的問題。反思者經常在以下問題上進行爭論：在強硬派願意談判的時候，是否應該見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頭對準鄧小平；是否要聽從學生中激進聲音的主張，以及是否真的對中國國情有了解等，這些爭議當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檢討有助於下一次大的社會運動來臨後，避免重蹈過去的失誤。但是，在對六四本身檢討的同時，如何將六四化為激勵人們抗爭的勇氣，化為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的精神資源和符號，或許是當下海外反對運動在紀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緊的課題。 中國社會包括黨內雖然對當局的不滿日漸增多，尤其對高居廟堂之上的最高領導人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於各種考量，特別是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考量，以及對當局殘酷鎮壓的恐懼，敢公開反抗的人還是少之又少，這不能怪大眾的利己主義，畢竟在一個專制社會，敢以身試法，挑戰專制政權，捨身取義的人在過去每個時代並不很多，更何況在今天所謂的新時代。在壓制異端和鎮壓反抗力量這點上，新時代是集過去各個專制舊時代之大成，早就將社會的維權力量和黨內的異議之聲撲殺掉了，並對社會進行無死角的監控，個體要去對抗一個組織化和體系化的專政怪獸，確如飛蛾撲火，代價太高。所以，無論是基於害怕還是理性的算計，一個原子化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太可能把對政權的不滿和反抗的意志公開化為反抗的行動，充其量是把這種反抗局限在與政治無關的維權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現實。 海外反對運動理應認識到這點，但這當然不是說，在這種現實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對運動可以做的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工具，進行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動員，積蓄力量，讓海內外民眾尤其對當局不滿的人意識到，造成中國百年危局的，正是這個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政權，只要這個政權不回歸人類的普世價值，它存在一天，就會將你我帶入險境，想歲月靜好，不關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從而使人民打破對當權者的幻想，為大變局的到來做好思想乃至組織的準備。 簡言之，海外反對運動要做的事情，是在動員中讓人民認清中共的本質和新時代的荒誕性，六四在這方面是個很好的精神資源。因為中共對六四的屠殺最無情地顯示它的殘暴性和反人類性。有了第一次也許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對中共特別是現政權的認識上，並非很多人都有這種認識，不少人甚至認為，正因為有了中共對學生運動的戒嚴和開槍，才保得中國的穩定，從而有了之後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才坐二望一，成為敢和美國叫板的全球大國。這是屠殺之「功」。此種糊塗認識弱化了人們的反抗意識，助長了中共專政。海外反對運動必須對此撥亂反正，這就需要對六四的價值和精神，用簡單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話進行提煉，以作為動員海內外大眾的口號。 在筆者看來，六四是一場熱血學生真正為國家前途命運著想、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體現了學生大無畏和可貴的對專制政權不服從、不合作的現代公民意識。中國的歷史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只有做穩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兩種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為趕走一個鳥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國的歷史是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社會也就在這種循環中越來越精神萎頓。晚清和民國因為有民族的救亡存圖，在西學東漸、圖強變革之下，社會一度思想開化，各種主義流行，滌盪了舊時代的腐朽氣息。然而好景不長，在中共一統江山後，帶來了比過去更嚴酷的專制，直至六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它是一個思想全新的反對運動，本來是可以把中國帶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時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殺扼殺了。 海外反對運動應該將六四反抗專制統治的公民不服從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櫫出來，讓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為在心裡反抗當局的最響亮口號。這是一個播種的過程。 謹以此篇，紀念六四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將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 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決定人類歷史走向的兩種因素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一個人或一些人，特別是掌握巨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締造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無限風光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有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這就是理性可以發現自然規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決定行為的方向。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 在一國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緣政治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這也是自然力量，而國家的軍力 、國家首腦人物的決策都是人為力量。 恢復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歷史，如果有一個關係到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當權者竭盡全力要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的力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對正義長年累月的壓制，會使正義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都以暴力鎮壓收場。在現代民主國家，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運動，最後結果一般造成政府權力的更迭或個別當權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發生，但不會發生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機槍、坦克，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這樣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二十一世紀雖然有局部的戰爭和革命，但歷史的大方向已經改變，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的世紀。 天安門事件的三大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三大組成部分，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二是中南海宮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也有三點：一是要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天安門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而是幾百萬人參加的、空前規模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是恢復當時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個人怕另一個人，在發生衝突時，前一個人就會面臨失敗。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力量。鄧小平怕毛澤東，而趙紫陽怕鄧小平。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在5月16日這一天，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覆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覆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來源：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紫陽同志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鮑彤還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鮑彤是起草人，最後講不講，完全由趙紫陽本人的決定。（來源：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6卷第229頁，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鄧小平自然成了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幾百萬人和全中國人民譴責的目標，使天安門學生更加不離開廣場。我起草5·17宣言，沒有害怕和危險的感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在趙紫陽去世後二十年、事隔幾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歷史真相一 一呈現出來。恢復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還包括要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當時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楊尚昆、陳希同和反對戒嚴的幾位上將的作為。 恢復歷史真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公開宣布六四是的一場對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大屠殺，要把發生大屠殺的法律責任一 一查清，給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死難者家屬以關懷和賠償。 正義的陽光將照遍中國大地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至今歷時 35年，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之所以沒有恢復歷史真相，與六四後鄧小平在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走「半資本主義」道路，大規模引進外國生產技術，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密切相關。 1789年後，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真相就擺在全法國、全世界面前，19世紀法國和西歐的政治氣候發生大變，爭取民主的聲音變得微小，這一點與1989年後的中國有相似之處。在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中，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下，法國在19世紀中期，在一個新的專制環境下實現了當時經濟的「現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個時代改變的。早期資本主義產生的兩級分化，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開始抬頭，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也使保守主義、浪漫主義在西歐國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為當皇帝，把法蘭西共和國改變為法蘭西帝國，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才使法國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面貌，可以說，天安門學生運動，就是20世紀世界面貌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沒有改變中國，中國的當權者以為這樣的事情，三十年不講、不談，一代人過去，事情就過去了。在21世紀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時代，當代人工智慧開拓者沃爾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慧」的三大核心觀念，其中一點就是，人的價值在於歷史。在涉及全中國、全人類的重大歷史問題上，掩蓋歷史真相、讓人遺忘歷史，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上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國要成為人權得到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文明國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復六四真相，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有人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記住六四？」三十五年過去了。已經成了歷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有著許多答案。沒有任何一個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夠。問題還留在半空中，尋求答案。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些逝去的亡靈，始終縈繞在劉曉波的心頭，直到曉波去世；亡靈們也將一直縈繞在我們心頭。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們不可能記住大多數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從來也不知道。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為人的舉動，我們也記住了自己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刺刀上閃爍的篝火，令人難忘；即使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也不會忘記。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那一刻，這個黨撕下了所有偽裝，毫不隱藏。沒有任何書籍、電影或者博物館，能夠讓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是一場大屠殺——不僅是一場鎮壓；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風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亂，不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不像今天中國的一個孩子所能夠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別的，是一場大屠殺。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國家武裝侵略本國的例子。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自己有什麼記憶。 在執行屠殺的命令之前，他們在北京的郊區被洗腦，以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麼。但是我們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7歲了。她走到哪兒，便衣警察跟到哪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為的是國家政權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竟然害怕一個87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而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要支持其他想要記住的人。我們單獨記憶，我們也共同記憶。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記住它，可以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記憶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時，總是物質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擁有一艘遊艇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轉折點，朝著可怕的方向。我們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帶進深淵。但我們不知道，只好走著瞧。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種事兒只有通過記憶，才能在腦子裡存在。這種事兒難道能想像得出來嗎？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我們記住，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另外有些人非常願意看到我們遺忘。遺忘有利於他們維持政權。多麼卑鄙！我們要對抗專制，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對抗專制的唯一方法。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記憶能提醒我們中國政府撒謊的方式。他們說中國人民早就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亂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們進入天安門廣場。 為什麼？假如中國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謂的「判斷」，那為什麼不讓人們進入廣場去譴責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說明這個政權不相信自己的謊言。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人腦受到巨大衝擊之後，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恢復。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開始遺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反腐倡廉在中國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認真地問一句，共產黨幹部自稱大公無私的「先鋒隊」,為什麼共產黨國家幹部的貪腐從來都屢禁不止，而提倡共產黨幹部保持清廉，卻比民主國家難得多呢？事實上，共產黨幹部的貪婪和虛偽證明，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礎之上，而反腐倡廉則是一個共產黨幹部永遠掛在嘴上、卻難以兌現的宣傳。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四十五年，最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現在中國政權面臨的局面，已經不是經濟改革能不能推進的問題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的怪圈。 一、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 習近平經常「教導」中共的各級幹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黨誓詞也。中共的入黨誓詞中，有「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之語。事實上，共產黨政權的制度特徵顯示，這些誓詞的內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執行黨的決定」和「嚴守黨的紀律」，就是對立的。 中共黨章第二條寫明，「共產黨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是黨紀；而中共從延安時代開始，卻明確規定了各級幹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幹部待遇」這種特權的分配，不都是「黨的決定」嗎？中共多少代的各級幹部，發生過公開反對這種特權制度的故事嗎，從未聽聞。 其實，共產黨的幹部謀求私利和特權，本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特徵，其黨內諸人無不知曉；反對者即反對「黨的決定」，「反黨」也。當年在延安批評共產黨幹部特權制度的王實味，不就被共產黨砍頭了嗎？ 延安時代的「幹部待遇」和特權，建立在南泥灣種販鴉片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之後，「幹部待遇」和特權就建立在共產黨資本主義這種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數幹部不貪不腐，或者屬於「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貪腐，他們也從來不曾按照黨章第二條的要求，反對過黨規定的幹部特權。這就是共產黨幹部的虛偽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勵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國企「改制」，上千萬國企員工下崗，而幾十萬共產黨的經濟管理幹部，則受政策的鼓勵和保護，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資本家。因此，稱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並不過分。 二、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一個悖論：官場悖論 抓貪官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的目標，他在高層權力鬥爭中鞏固並擴大權力，用的是以貪腐問罪政敵的手法。為什麼習近平不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對腐敗只蜻蜓點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斷地整肅官場，造成官員人人自危？ 實際上，習近平抓貪官而屢抓不盡，是因為反腐倡廉在共產黨國家乃是虛應故事，真正影響共產黨政權壽命的，是共產黨的「官場悖論」。所謂的「官場悖論」就是，官員的為官動力乃是特權和貪腐，但官員們貪腐的結果，卻從整體上撼動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從歷史上看，中共官員並不是從建立政權開始就人人敢貪腐的。共產黨幹部為政，並非民選，而是上選。他們為官圖什麼？表面上是權力，但並非每個官都能升遷，所以升遷並非當官的唯一動機，貪腐則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動力。 中共建立政權後，官員們的仕途經歷過幾個階段。一開始，官員們都是初次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還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確不太肆無忌憚。不過，那時照樣也有貪官，還曾被槍斃過幾個。 然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運動持續不斷，官場不斷有派系整肅，因為毛澤東要建立個人獨裁。所以，在這個階段，官員基本上忙於執行上級任務，要站好隊，不被上面的權力鬥爭牽進去。然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員被罷官了，自身難保，就談不上特權和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權的軍隊幹部和造反派幹部，他們的貪腐行為並不少見，只是無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一直在計劃經濟的鳥籠里實行，大規模貪腐的機會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現了「官倒」，即有權勢的官員勾結幹部子弟，倒賣緊俏物資的計劃指標，從中牟利。這是貪腐活動的「試水期」。 真正的貪腐合法化是朱鎔基開啟的。1997年朱鎔基為了救銀行，也為了加入WTO，打開了貪腐的大門。在國企私有化（即「改制」）的過程中，官員們發現，原來現在中央允許腐敗了，從此就格外地膽大妄為。由於這件事屬於政治禁區，所以中國現在幾乎沒人敢公開談論其中的奧秘。 到了習近平上任幾年後，中國的貪官們紛紛把撈來的財產轉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間外匯儲備減少一萬億美元，終於暴露出了「官場悖論」的後一個層面，即貪腐的共產黨幹部集體撼動了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三、共產黨國家兩條改革路徑的相反結果 西方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一直有一種非常幼稚的說法，以為共產黨政權實行經濟改革以後，中產階級要民主化，然後就會發生民主化浪潮。這種想法源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界一度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這種想法把非共產黨政權的政治發展，混同於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原因是對共產黨政權改革過程的無知。 實際上，共產黨政權的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先民主化後經濟自由化，另一種是先經濟自由化。那麼，這兩種不同的先後順序，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嗎？實際上，後一條路徑根本就不會在經濟自由化之後產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說，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兩條路徑的結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現在為止，西方的學者還是沒搞清楚其中的奧秘。 共產黨政權推行改革，會有上述兩條路徑，那共產黨官員們可能傾向於哪一種路徑呢？其實，不管他們偏好哪一條路徑，對大多數人來說，目的都是一樣的，發財。至於什麼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不同的路徑，其實是看最高領導人願不願意放棄軍權、願不願意放棄對政權的壟斷。 要是最高領導人不與頑固的軍方高層勾結，那其他的高層官員就敢推動民主化，就像蘇聯那樣。而中國因為有個人掌握軍權的鄧小平，他絕對不肯放棄政權，而且他的家族因為腐敗而遭到社會不滿，他也不敢放棄軍權，因此中國就只能單一推行經濟自由化了。 無論哪一種改革路徑，一開始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推動的。那中國和蘇聯這兩種路徑的實質區別在哪裡，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從來沒解釋清楚過。其實，這兩條路徑的簡單區別在於，蘇聯是「先換裝後發財」，中國是「先發財不換裝」。所謂的「換裝」，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產黨官員們的政治包裝。這樣的政治包裝，就象穿一件面子為紅色、里子為白色的夾克。 那想發財的紅色背景權勢人物如何穿這件「夾克」，是紅色對里、白色對外，還是紅色對外、白色對里？俄羅斯的原共產黨官員支持政治改革時，是把夾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產黨官員組成的蘇聯最高蘇維埃1991年底投票通過了決議，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共產黨，因為「換裝」有利於發財。 中共堅持不「換裝」，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發財，而「換裝」卻可能送命。所以，共產黨政權的官員們之大多數選擇哪條改革路徑，他們的「夾克」是面子朝里，還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員們的利益需要。而無論他們走哪一條改革路徑，貪腐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支持改革的最大動力。 四、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二個悖論：改革悖論 經濟改革在共產黨國家並非一條富強國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產黨政權推動經濟改革，就一定會產生第二個悖論，我稱之為「改革悖論」。所謂的「改革悖論」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因為共產黨政權推動的經濟改革，必然演化為一波又一波的貪腐高潮，不打擊貪腐，外匯儲備會被掏空；打擊了貪官，各級官員就活不好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繼國企私有化之後，是大規模引進外資過程中的普遍受賄；然後就進入了圍繞房地產開發而出現的全國性貪腐高潮。當時各級官員無不額手稱慶，上下其手，迅速致富。這時，大規模、大範圍的貪腐就漸漸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衝擊。 為什麼「改革悖論」中，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貪官發財後沒有安全感，必須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會造成外匯儲備枯竭；而間接原因是，一旦為了堵住貪官資產外流，而展開打擊貪官的行動，就會造成官場的嚴重不滿。畢竟中共政權是由各級官員組成的，官員們在反貪運動中心驚膽戰，最後就會以「躺平」來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來官員們以為，改革就是有權力的人發財的過程。沒想到，習近平上台後，官場變天了。貪腐的共產黨資本家肯定會抵制民主化，在這點上，習近平跟貪腐的官員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發財之後官員們轉移資產的自保行為，會斷送中共政權，這就使當家的習近平跟大部分官員的個人利益發生了巨大衝突。 習近平抓貪官抓不完，是因為經濟改革後貪官的為官動力就是貪腐；習近平之所以必須抓貪官，是因為不抓他們，共產黨政權會在經濟上垮掉。這後半個原因，習近平是永遠不願意承認的。「官場悖論」和「改革悖論」這兩個悖論，構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謂「改革是找死」，並非改革誘發中產階層要求民主化的社會運動，而是改革之後中共的官場全面腐敗，當年那個令行禁止的集權政黨就衰敗了。 五、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三個悖論：打貪悖論 習近平推進反貪運動之後，就必然陷入「打貪悖論」，即不打貪，政權不穩；而打貪之後就無法鬆手，否則習近平必定遭到黨內的嚴厲清算和報復。 習近平現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需要在抓貪腐，哪個部門、哪個環節當下對中共的經濟困境影響比較大，他就在哪裡抓人。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個人都撈足了錢。那習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變得越順利嗎？相反，抓人越多，樹敵也越多；而黨內樹敵越多，習近平就越不敢放棄打貪，不然的話，各級貪官的大規模反彈，會把鬥爭矛頭集中到他身上。 講到底，習近平無法承認一個事實，抓貪官這件事，習近平和官員們之間，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鬥。這樣的內鬥意味著，不抓貪官，中共政權會在經濟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貪官，只不過會延緩中共政權經濟上被掏空的過程，卻無法終止貪官們繼續掏空中國經濟的無組織集體行動，同時逐步累積黨內對習近平的嚴重不滿。 習近平不知道這一點嗎？他當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軻德那樣，在獨自與風車戰鬥。不鬥下去，中共政權就會垮；但不斷地抓人、清查，其實是在和整個官場作對，終非了局。 從道理上講，民主化可以改變這種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個共產黨官員和整個共產黨支持者群體。大多數民主化的前共產黨國家，在這一點上都無法成功，中國也不會例外。經濟自由化在先的中國，起初給世界的印象是，「中國模式」成功了；實際上，「中國模式」只不過是給大規模貪腐開通了最順暢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飛猛進而已。這樣的國家，不但民主化一定會扭曲，而且經濟自由化也會慢慢地走上死路。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個歷史事件過這麼久了之後，任何的回顧與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飯”，但”六四”事件不然，因為35年前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於我們正確判斷今天的中國政治來說，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鮮的參考價值。趙紫陽為什麼會在權力鬥爭中失敗，就是一個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過去的35年中，六四問題的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兩條：第一，趙紫陽在學潮初起的關鍵階段，沒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時間，給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擊的機會，和布置軟性政變的時間；第二，他在5月15日會見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公開表示中共黨內的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鄧小平。這個舉動被鄧小平認為是出賣行為，是要把他拋出來承擔處理學潮的責任，因而與趙紫陽關係破裂並下了決心要撤換趙紫陽。 以上兩條原因，當然都非常正確；但是我認為還有一條原因，是35年來的回顧與反思中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那就是：趙紫陽與軍隊的關係。 事實上，根據2019年在台灣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的《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一書，趙與軍隊的關係始終相當疏離，這與趙在「文革」中曾經被廣東的軍隊系統批鬥有一定的關係。按照盧躍剛的說法，「文革」中，廣州軍區正式宣布對廣東實行全面軍管，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擔任軍管會主任，當時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趙紫陽落到了軍隊手裡。第一次公開的批鬥趙紫陽的大會，就是廣州軍區在警衛營操場上召開的。這時候趙名義上還是廣州軍區第三政委，被批鬥說明軍方拋棄了趙紫陽。隨後，趙就被軍隊以「監護「的名義關押，一關就是三年。軍方認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護趙，但趙可不是這麼理解的。他很記恨軍隊。趙當上總理之後，曾有人問：「總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誰？」趙說：「我最恨的是警備區。」他甚至動了粗口，說「他媽的他們那些爛蘋果給我吃，還要我硬吃下去，軍隊對我從心裡有一種仇恨。」趙與軍隊因此結了梁子，與軍隊的關係一直不是那麼密切，更沒有在軍隊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據盧躍剛的分析：十三大上，趙紫陽有了一個特別的職務：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鄧小平之後，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之前。但他從不介入軍隊事務。鄧小平的意思是，軍隊要讓楊尚昆管，但要用趙紫陽牽制楊的權力。這是鄧的盤算。但可惜的是，我認為也是趙的一大失誤，就是他對軍隊真的沒有興趣，也沒有按照鄧的意思，在軍隊事務上多做決定。這就導致了89年的時候，他根本指揮不動軍隊。趙太老實了，他知道槍杆子才能出政權，但他萬萬料不到有一天槍杆子要對付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是趙紫陽在1989年的政變中很輕易就被打倒的第三個原因。 今天回顧趙紫陽失敗的這個原因，對於我們分析當下的中國政治，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參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層政治中，軍隊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我們觀察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與軍隊的關係。這些關係，在平常的時候，或許起不到什麼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機發生，這個關係就會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中共已經掌權75年，但仍然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黨是依靠軍事手段奪取政權的，也是依靠軍事手段維持政權的，這一點，75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第二，中共黨內的領導人，只要在重大問題上不願意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只要主張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處理重大問題，即使爬到了類似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幾乎是最高權力的位置，也會輕易被黨內的保守派打倒。這說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領導人不能觸碰的政治紅線。誰都不能例外，這是體制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因此，任何對中共出現戈爾巴喬夫式樣的開明派領導人的期待，都是對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這個黨的內部，是沒有開明派的生存空間的。這也就導致這個黨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管誰是總書記都是一樣。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僅中國，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對於以上兩個經驗教訓，仍然沒有吸取。前幾年外界對於李克強的期待，那種「習下李上」就可以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期待，都是沒有吸取35年前的歷史教訓的表現。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仍然要不斷地對於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進行回顧與反思，永遠不要忘記那場悲劇的原因所在。這一段記憶，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今天。
中國出現了飲食降級，這是經濟難有起色的明顯徵兆。從人均豬肉消費量減少，到”窮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在在顯示中國民眾的消費力正在逐漸萎縮。而餐飲行業的衰落，不但出現在內地，也影響到了曾經的富裕之城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經沒有了未來，而中國是不是也再度來到了”歷史的垃圾時間”呢？ 一、從消費降級到飲食降級 幾年前，消費降級開始在中國成為網上的話題。在網路平台「豆瓣」上，17萬年輕用戶聚集在消費降級組，討論消費結構的降級，如何減少不必要的消費，降低消費慾望，不再為購買廉價產品而自卑。而短短几年過去，網路上的熱門話題從消費降級變成了飲食降級。 接受過高等教育的90後這個社會群體，在中國經濟繁榮的時代長大，他們拿著不錯的薪水，追求「中產階層」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把消費升級視為理所當然，「有錢不花怨得慌」，也因此「窮」得沒有積蓄，有人稱他們為「新窮人」。而00後的青年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大學畢業時失業成了普遍現象，很多人只能當個「啃老族」；其中有些人雖然小有收入，卻難以維持日常的生活開支，不得不節儉度日。 當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水平開始下降時，反映中國人飲食降級的一個指標最能說明問題。卓創資訊的豬肉市場分析師牛哲寫道，2023年中國的人均豬肉消費23.5公斤，比2014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36.8公斤，下降了36%！ 中國人的主要肉食消費是豬肉，那人均年消費豬肉23.5公斤是什麼概念？如果把2014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作為正常需求的參考值，那時是人均每星期吃肉1斤4兩，大約相當於一大碗紅燒肉；而2023年的人均豬肉消費量減少到了每星期吃9兩肉，相當於每天午餐加晚餐只能吃一小塊肉。這就是典型的飲食降級了。 我4月25日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的文章《中國中產階層的貧富真相》，說明了中國人現在飲食降級的真正原因，許多人雖然還不至於餓肚子，但收入已經少到了相當困窘的程度。2021年全國人口當中，處於收入中高端的11%的家庭（不包括富人），人均月收入不過3千到5千元，其中很多年輕及中年家庭還要背負沉重的房貸。至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84%的家庭，人均月收入遠遠低於3千元，生活十分拮据。 二、「窮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 「窮鬼套餐」是中國社交媒體上喊出來的名詞，它是指連鎖餐飲店提供的折扣套餐， 「窮鬼」花很少的錢，不但吃到飽，而且還能嘗到一些平常比較貴的食物。中國的「小紅書」上，「窮鬼套餐」最夯，「抖音」上「窮鬼套餐」這個話題有8億播放量。 使用「窮鬼套餐」這個名稱的人，並非中產階層中歧視低收入者的那些人，而是低收入者們自己互相這麼稱呼；意思是，我們都是「窮鬼」，那就快去搶限時供應的「窮鬼套餐」吧，而且可以去美國名牌速食店「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連鎖店過把癮，解解饞，吃一點平常吃不起的食物。 那各家快餐店賣的「窮鬼套餐」有多便宜呢？麥當勞的雙層起士漢堡，配飲料或甜品，13.9元人民幣；漢堡王一個小牛肉漢堡、小份薯條、一杯可樂，15.9元；「米村窮鬼套餐」在小紅書上被超過10萬人打卡，消費者津津樂道的是，花12元，各類小菜免費吃、海帶湯隨便喝、米飯3元無限續。 麥當勞的供應品種其實很單一，吃不出花樣，這樣反而有利於比較。把中國大城市裡麥當勞的「窮鬼套餐」價格，跟台北麥當勞的價格相比，台北麥當勞顧客的平均消費是200元新台幣，大約合5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麥當勞的「窮鬼套餐」價格，大概是台北的三分之一，幾乎就是成本價而已。 顧客到速食店消費，點折扣餐本來很正常；但如果很多速食店都特地按成本價供應顧客，而很多自稱「窮鬼」的顧客則專門找到這樣的店，只挑成本價的食物，那連鎖速食店做這樣的生意，就只不過是「賺個吆喝」，其實無利可圖。 前不久中國許多消費者也在超市的網站上搶買「剩菜盲盒」。「剩菜盲盒」就是食品店、餐廳把賣不掉的過期食品混裝在一起，低價出售。這些「剩菜」之所以被稱為「盲盒」，是因為顧客在網上下單的時候，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這種經銷方法原來是丹麥的一家公司Too Good to Go最早推出的，為的是避免浪費過期食品、同時接濟窮人，基本上是在店裡賣，只是小生意。但在中國，「剩菜盲盒」變成了由電商平台來配送的大生意，每年經常在網上購買「剩菜盲盒」的有幾百萬人，年度銷售總金額達到三百到四百億元人民幣。 這說明，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現在靠「剩菜盲盒」度日，他們的飲食消費不僅僅是降級而已，而是窮到吃不起購買新鮮食品的程度了。顯然，中國的消費降級現象已經從不買奢侈品、降級買服裝，延伸到買菜買剩菜、進餐飲店只吃「窮鬼套餐」這種飲食降級了。「民以食為天」，當一個國家城市裡的部分民眾之消費走入餐飲降級的階段時，說明他們的消費能力快要到底了，沒辦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米飯伴醬油了。 三、餐飲行業見冷暖 中國的餐飲業早就經營慘淡了。市場研究公司尼爾森IQ發布的《2023年中國消費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報告顯示，43%的中國受訪者表示，將嚴格把控全部的花費金額；37%的人將改變消費方式，尋求更低價的產品。這是消費降級的典型徵兆。 面對消費降級，中國的餐飲業受到了怎樣的衝擊？中國工商登記平台「企查查」的數據顯示，2023年餐飲企業吊銷、註銷超過136萬家，比上一年增加128%；今年第1季度餐飲企業吊銷、註銷量又達到46萬家，而去年同期則是不到14萬家。在中國最繁華的大城市上海，不少街拍直播顯示，很多餐飲店門可羅雀，午餐、晚餐時間都沒幾個客人。餐飲店若生意清淡，就只好關閉了，因為店租和人工開銷屬於固定成本，生意不好就難以維持下去。 就在大批餐飲店倒閉的同時，今年1季度中國又新開了73萬家餐飲店。既然餐飲生意清淡，為什麼還有人要新開店？原因是，這些新開店的人沒有別的活路，只能開一家餐飲店來養家。既然餐飲業整體上缺乏足夠的消費力支撐，而餐飲店卻此倒彼開，不少店家為了搶到顧客，只能開始降價。降價促銷的餐飲店一般都是用短期折扣價的經營策略，卻不敢長期降價，那樣就虧本太多了。 就這樣，中國從去年開始就出現了「窮鬼套餐」，它最早是美式速食店推出的，現在已蔓延到中式餐飲店，連賣中式早餐的連鎖餐飲店也開始賣「窮鬼套餐」了，為的是虧本搶顧客。專門吃「窮鬼套餐」的低收入者，就是看準了這個機會去解饞的。中國餐飲業現在的殺價競爭，在「窮鬼」當道的時代，只會造成「先逼死同行，再逼死自己」的經營結果。 除了「窮鬼套餐」大流行，上海最近還出現了年輕人去吃「老人食堂」的風潮。上海有一些服務社區老年人的社區食堂，這樣的「老人食堂」有基層政府的補貼，價格比較便宜，過去的顧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老人。現在很多年輕人發現，吃「老人食堂」比較便宜，就紛紛去「老人食堂」佔便宜，以便享受基層政府給老人的食堂補貼。這種社會現象引起了《紐約時報》的注意，該報的報道標題是，《「窮人的幸福之家」：為何上海年輕人開始流行吃食堂》。 四、餐飲衰落現香港 消費降級並非內地才有的現象。BBC今年1月報道，香港經濟低迷、收入不好之後，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費。除了很多香港的家庭主婦到深圳採買比香港便宜的家用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很多香港年青人也相約專門到深圳的餐廳去吃飯。香港人比較喜歡的「海底撈」等餐廳，深圳的價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去年香港到深圳去的人達到4千萬人次，平均每人去過6次。深圳的消費價格低，是因為中國本身經濟低迷，那香港人熱衷於去深圳消費，對香港經濟來講，實際上是一種「慢性毒藥」，香港經濟會進一步枯萎。 香港的經濟現在主要靠金融業，自從香港股市腰斬之後，最近有小幅調升，主要靠的是中國的南下資金，就是從中國流出到香港的資金，但數量有限；而經過香港流入中國的外資數量卻明顯減少。中國有個習慣，哪類經濟數據不好看，就把這類數據「蓋牌」，停止公布。今年5月13日起，中國宣布，不再披露經由香港投資到大陸股市的資金交易額，這是外資不再使用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證明。 自由亞洲電台5月刊登了香港餐飲業衰落的兩篇報道，據接受採訪的港人表示，目前香港餐飲業不振的原因，一是因為經濟差，二是因為很多人北上深圳消費。而香港餐飲業的不振和港人消費的降級，主要體現在中下階層當中，這與中國內地的情形一樣。 十年前，一部好萊塢喜劇片《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香港已經是明天）》在全球上映。此片講的是美國年青人到香港追求未來的故事，迎合了上個世紀的流行觀念，即經濟全球化把中國和香港打造成了世界的明天或未來，誰趕上了這股潮流，誰的人生就充滿了希望。《香港已經是明天》的主旋律，其實是「香港代表明天」。然而，這個夢想如今已經破滅了，這部電影的主旋律成了一個反諷。 昔日的東亞明星香港已經墜落，習近平在政治上扼殺了香港，中國的經濟滑坡拖垮了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經沒有了未來。如果把這邊影片的標題「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加上一個詞，變成「Already No Tomorrow in Hong Kong (香港已經沒有明天)」，恰恰符合當下的香港狀況。然而，只是「香港不再有明天」嗎？ 五、中國：再度來到「歷史的垃圾時間」？ 其實，「中國不再有明天」這個話題，已經在中國國內出現了，相關的說法叫做「歷史的垃圾時間」。這樣的說法開始在中國流行，表明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已經象秋蟬一樣，感受到了凜冽秋風的寒意，深秋已至，寒冬不遠矣。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的「歷史的垃圾時間」，指的是一個政權走入末期階段的歷史特徵。中國人不敢針對習近平政權直接議論，但他們會用歷史類比來影射當今中共政權的前景。 去年九月媒體人胡文輝寫了一篇《歷史的垃圾時間》。他寫的主要內容是，雖然1991蘇聯才崩潰，但實際上蘇聯的奔潰從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開始了。對蘇聯來說，1979之後就是蘇聯這個國家的「垃圾時間」了，而戈爾巴喬夫只不過是讓這段「垃圾時間」早點結束罷了。 他還舉了中國歷代王朝的例子。比如，唐朝亡於公元907年，但實際上，公元878年的黃巢之亂，就摧毀了東南地區的經濟以及南北的交通，使唐朝的統治喪失了經濟基礎。所以，唐朝滅亡之前的29年時間，就是唐代的「垃圾時間」。那明朝的「垃圾時間」有多長？明朝的崇禎皇帝1630年聽信讒言，殺了防衛滿洲人的邊關將領袁崇煥之後，明朝就每況愈下，到1644年崇禎皇帝在皇宮後面的煤山上吊，這14年時間就是明朝的「垃圾時間」。 胡文輝還寫了這樣一段話：「大勢已定，敗局難挽，無論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掙扎，只能求盡量體面地收場而已。那麼，不幸而遭遇垃圾時間的人們，又該何以自處呢？是不是要跟時間的垃圾同歸於盡呢？」這段話其實是在告誡當代的中國人，又到了考慮「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年代了。 當代中國「歷史的垃圾時間」，可以被理解為，中共政權雖然竭盡全力展示對外武力和對內警力，但卻難以挽救日益滑坡的經濟；習近平即便用盡全力，仍然無力回天。雖然誰也無法精準預判，什麼時候中共政權最後會撐不下去，但是，如果用「歷史的垃圾時間」這樣的大歷史觀來看待中國的未來局勢，不失為一種未雨綢繆的思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上篇專欄談「中國大面積社會潰敗」，有讀者不以為然。批評的觀點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類：一種是拿美國做對比，認為美國的社會潰敗比中國更嚴重；再一種，不同意拙文強調社會潰敗的政治制度原因，認為經濟原因更重要；還有一種，則是對所謂「大面積」表示質疑，覺得拙文所舉例子不過是個別現象，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目前的社會文明程度比西方高。雖然有人表達其觀點的時候未免語無倫次，個別的更是滿嘴髒話，當然也不排除有人是帶了任務來「講好中國故事」的，但我仍然覺得有必要對此做進一步的論述。 既然是社會問題，就面對社會來談；社會上的人們形形色色，觀點自然各種各樣。本專欄並非什麼「信息繭房」，願意與形形色色的人們和各種各樣的觀點相互交流並探討。前提唯有一個，「有話好好說」。諷刺挖苦都歡迎，就是別來罵罵咧咧。當然，本文仍然不能盡意，這次只談中國社會潰敗的「面積」問題。 文明標杆行業的全國範圍潰敗 「面積」首先是個平面空間概念，咱們不妨就從平面空間看起。一城一地出現社會潰敗現象，在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自然不能說是「大面積潰敗」。如果全國各地都有類似現象出現呢？上次舉的幾個例子，有的發生在西南，有的出現在北方。從唐山到重慶，其間地理距離兩千公里，相當於西班牙到匈牙利，也就是大半個歐洲呢！ 從平面空間看社會問題未免膚淺，稍微深入一層，不妨找一些行業作為標本來看。作為教書人，我首先想到教育行業。中國傳統歷來尊師重教；所謂「天地君親師」，老師排在皇帝和父母之後列為第三位應該尊敬的人。當然，經過了革命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教師地位早就一落千丈。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由於國人特別重視子女的文憑教育，教育按理說應該還是文明程度較高的行業吧？教師即使不再為人師表，但總該比社會平均水準更為文明一點兒吧？那麼，實際上當今中國的師德如何？師生關係如何？曾幾何時，大學在國人眼裡神聖無比。當你讀到北京郵電大學十數名研究生聯名狀告自己的導師這樣的消息時（這是今年四月份的事情：你是覺得很驚訝呢，還是感覺無所謂呢？感覺驚訝，說明你也覺得這屬於社會潰敗；感覺無所謂，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則說明社會潰敗早已經是大面積的了。 與教師並列甚至更為受人尊敬的職業是醫生；傳統上國人把教師和醫生都稱為「先生」。教師的工作關乎人們的精神，醫生的工作則關乎人們的生命，都被認為是可以作為文明表率的行當。我不是說其他行業的文明程度一定低。我當過農民也當過工人，曾在橋樑工地出過苦力，也曾見識過農村黨支書到中南海里的中國官場，各行各業的文明程度肯定有不同，而要說整個社會公認應該文明的行業，肯定首先舉出醫生和教師。可是，只怕這都是老黃曆了！如今中國的醫界道德怎麼樣？醫患關係怎麼樣？我請各位讀者自行判斷。 也許上述行業在某些地方的文明表現還不錯；有人說大城市好些，沿海地區好些。中國這麼大，地區差異肯定是有的。我想請教讀者的是：老人在街上倒地，周圍的人不敢去扶，如今是只在中國的某一地如此呢，還是全國普遍如此？你到大城市求醫，那裡的醫療資源固然更為充足，但那裡的醫界是否足夠文明呢？大學教授據說已經淪為「叫獸」，是不是小學老師、幼兒園阿姨都親如孩子的父母呢？ 親情的潰敗，文明根基的坍塌 我知道，上面最後這句話問得又out（脫離實際）了。父母孩子之間的關係，在今天的中國，也已經不是「親情」二字所能提要的了。去年在推特上，見識到一批人在我的推下吐槽他們/她們父母，其中顯示的兩造的觀念之功利，孩子所用言語之絕情，確實讓我驚訝。上次文章講到的那些例子，多有涉及兩性關係、同學關係的。這些本也是在「情」的範圍之內，但「情」在這裡卻變質成了勒索、敲詐、暴力、兇殺的由頭、領域和手段。如果金庸今天寫作，也許會這樣寫：「問世間情為何物，不外是爾虞我詐」？ 中華文明的特點之一是非常重視家庭關係。在一個上千年法治不彰的社會，文明賴以維繫的基本要素之一，即來自基於家庭親情關係所發展出來的一系列觀念與規範。這樣的文明有其與鄉土社會的深厚關聯，因此在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出現調整與大幅度改變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文明的調適與文明的潰敗是兩回事：前者發展出新的社會規範，使涉入相關社會關係的各方可以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相互信任和幫助；後者則是拋棄了原有規範，但發展出了相互傷害的社會互動狀態，也就是我上篇文章所說的「互害社會」。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重視血緣、家庭、親情關係的社會，當疑忌、算計乃至仇恨、傷害到處滲透到親情領域時，這樣的社會潰敗還不算「大面積」嗎？即使說是「文明根基坍塌」，似乎也不為過吧？ 我沒有美化傳統親情關係的意思；對巴金在《家》《春》《秋》和曹禺在《雷雨》里所淋漓盡致地刻畫和揭露的傳統大家庭的黑暗，我這一代人早就熟知。我要說的是，那正是傳統中國破產的年代，也是中華文明尋求更新的動力源泉之一。將近一百年之後，我們的民族在新生的路上走了多遠呢？為什麼更新遠遠跟不上潰敗的節奏呢？如果說是經濟低迷的原因，至少到最近幾年之前，這幾十年來的中國經濟不是如日中天嗎？無論是社會潰敗還是經濟低迷，人們都不能討論其現象，更不要說分析其原因，尋求其救治，這背後的根源還不清楚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