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禽流感恐致维州近半小企鹅死亡
2026 年 8 月 5 日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6月4日，终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纽约时报广场（Times Square），一则秀有“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字样的广告出现在它知名的分岔路大楼看板。广告缘由，是为呼应前不久在台湾青岛东路抗议国会扩权的民众集会，而有海外侨民自行集资募款，设计出了这段30秒的台湾意象动画（24小时间隔播放）。不过，基于宣传地点（繁华的商业区）、广告属性（正面氛围），使得这支广告的目的，到头来并不在批判自己的政治对立面，更大成分，却是以“站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姿态，对台湾那些身处第一线关切国政的民众做出回响。 当天活动聚集了数百名纽约老中青三个世代台侨，其中不难撇见和前不久“BIG电影”纽约首映及“湾声乐团”纽约首演的同一面孔，更不乏名符其实“公妈应援”的祖父母级老侨。如此，这样的回响，自然也带有基于特殊处境下的“台式乡愁”，也就是“纽约青鸟”（之后还有其他国家城市、国家响应，地理名称应该会再增加）广告上架行动，终究在呈现民主、自由台湾的真实存在，今天抗议国会扩权也许是这场海外发声的触媒，但“台式乡愁”本身向来并不具政党垄断性，6月4日时报广场上那些“熟面孔”，多有十年前无党的柯文哲、后来创办时代力量的黄国昌支持者，那时他们不也一样不计回报为柯、黄出钱出力、热情款待，只是十年一觉，才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另外，“Stand Strong WITH TAIWAN”上架的时间点在6月4日，因“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之故，难免让人别有政治联想。事实上，在这之前，中国海外民运团体（民主派）不是没有相关纪念活动（每年例行），例如华人群聚的纽约法拉盛（中国移民占多数），6月2日就有一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集会，只是当天除了有中侨参与纪念，另也有一帮中共支持者在周边闹场，他们除了反呛高喊“共产党万岁”，因为眼见有台湾人也出现在纪念六四活动上，竟向其连番斥喝“滚回台湾”，画面颇为“肃杀”。 相较于6月4日时报广场“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广告上架活动（之前台侨、学生透过网路串连，号召前往打卡），尽管它的动能始于台湾内部激烈的政治争斗，惟它的目的在鼓舞各地台湾志同道合者，而非借由外在舞台批判内部反方，气氛上也就呈现了一片欢欣祥和。不过，海外台侨之所以能对支援台湾这般“乐此不疲”，长期以来，当然也建立在两个关键基础，一是“意见表达自由”，一是“经济自由”。 前者，走过黑名单时代，台湾早没有“自己海外行为连累国内家人”的风险，但那些在法拉盛举布条声援六四的中国移民，胆敢站出来，几乎就已不指望回祖国和家人团聚。台侨是对台湾政治持续抱有期待而参与海外政治活动，但有多少盼望中国民主化的中侨，是以坐等奇迹的心情在面对中共做最后一搏。其次，这次纽约时报广场广告集资，三小时在上千人赞助下达标（约8万美金），同时代表了海外台湾人对家乡政局的高度关注，另方面也说明了出门在外，向来都是台侨对台湾政客予以财力支援（例如帮忙募款），而非台湾政党或政客为之赞助反馈。台侨的“经济自由”，很大程度便决定了他们海外政治表态的自主性，这点，更是那些经常受控于中国外交单位的“海外小（老）粉红”从未曾享受过的特权。 看待“纽约青鸟”的视角，尽管无以回避它就是一场台湾国内政治喧哗的海外延伸，却也因为“六四”这样的时间点，它再额外反衬了许多中国人尽管早已移居美国，也未必就能完全挣脱中国的囚笼。最后，借由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愈加显现所谓“台湾意识”并不全然就是政党意识，或者一定和个人血缘出身有关，而是长期作为一个被（中国）压迫的群体，终究养成了某种心灵状态，即自知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被世界重视，尤其才能得到公平竞争（国际上）的机会。纽约时报广场的看板是对所有人开放，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期间，时报广场也曾出现许多支持乌克兰的意象广告，背后出资者则多仰赖美国在地富豪慷慨义助（包括UBER，还有多个非营利组织），广告商毕竟在商言商，资本带来了话语权，这也是关于“纽约青鸟”的另一段阐释说明。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5月20日，赖清德宣誓就任台湾新总统。三天后，中共启动又一波围台军演，号称“联合利剑-2024A”。由东部战区出动海空陆三军，对台湾展开以军演为名的骚扰。中共收获了什么？至少有十大看点。 陆股暴跌，台股高涨。军演一开始，5月23日，台股高涨，达21000多点；陆股暴跌，上海股市再次逼近3000点；港股也应声大跌，跌至18000多点。中国网民总结说：解放军军演，把台湾股市吓得高涨了，把陆港股市吓得暴跌了。没有吓着台湾人，倒把大陆人吓着了。亲共报人胡锡进暗示大陆股民不争气，连两天军演都顶不住。 对台湾的恐吓效果递减。中共大搞围台军演，而台湾社会，排名热搜第一的竟不是军演，而是日本文艺界的出轨绯闻。可见台湾民众对中解放军演的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达到何等程度。恐吓效果递减，让意图制造台海“兵凶战危”的中南海显得颇为尴尬。 台湾国会争斗，中共抵近军演，是里应外合吗？但效果抵消。军演前后，在台湾立法院，加起来过半数席位的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力推“国会扩权”的相关法案，场内遭到民进党议员抵抗、场外引发数以十万计民众聚集抗议。蓝白凭借过半席次，最后强行通过扩权法案。但台湾民间认为，王沪宁和中共是“国会扩权”的幕后黑手，而中共围台军演似乎要制造里应外合的阵势。但，正是这种阵势，激发台湾民众群起抗议。如果真有“里应外合”，其效果自相抵消。 中共解放军演，表面上声势浩大，却没有实弹射击，宣传报道用动画片代替，给人打嘴炮、“提虚劲”的形象。小粉红、老粉红为此大为失望、失落，纷纷在网上表达不满、窝火。两年前，因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大搞围台军演，发射了11枚导弹，竟有5枚偏离目标，打到日本经济专属区，大出洋相。这回围台军演，解放军未再发导弹，是不是因为解放军导弹仍是豆腐渣、打不准，因而力避出丑，我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周边国家眼中，中共解放军力实力必由此再次大打折扣。 暴露作战底牌，尽为美台两方所掌握。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一语双关、耐人寻味：“此类演习为美军更加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机会。”“事实上，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类任务将是多么困难！” 围台军演再度爆出丑闻：解放军战机歼-16、轰-6遭台湾国军战机F-16V锁定瞄准，随时可用空对空导弹击落。相关视频疯传，让中共难堪。国际媒体惊呼：“（这一细节）意外展示了台湾强大的军事打击力。”中国网民感概：“原来真正军演的是台湾啊！” 而军演次日，中共4463吨位的半潜式拖船“联合启瑞”号在东海沉没，原因不明。但禁不住网民议论：没有把对方的船击沉，先把自己的大船击沉了。稍后又传出中方无人机坠毁台湾海域。机毁船沉，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激发周边国家敌对，提升国际社会警觉，催化国际共识。中共军演前后，连素来绥靖的德国都罕见表态：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乃是对整个世界挑战，德国不能置身事外，有必要派军舰行经台湾海峡，以彰显德国阻止战争的明确立场。 加剧解放军内部抵触情绪和反对意识。东部战区在前线演习，负责拱卫北京的中部战区也不能闲着，半夜吹起军号，官兵被迫起床演练，因此怨声载道。适逢河北下暴雨，中部战区传出“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的咒语，可见军队内部存在着对习近平的不满。有可能，军心动摇，军心涣散，军心思变。 事实上，频繁军演和频繁出丑，必然打击习近平在军中的声望，削弱了他在军中的权威。加上频繁的军中大清洗，注定埋下更大不满、甚至仇恨的种子。在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旗号下，习近平的逆势操作，无形间，祸加自身。 综上十大看点，就是习近平和中共的十大“收获”，都是负收获、负效果、反作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对现代中国来说，这个日子既是光荣的，也是黑暗的。“光荣”指的是，自中共全国建政后，乃至中国近代开埠以来，还没有一场群众的反抗运动像六四一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参与者如此之众，特别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抗议当局的学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动如此之坚定；“黑暗”指的是，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看到，号称“人民”政权的中共，在这一天撕下了其伪装，命令它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创，酿成了屠杀事件，赤裸裸显露出法西斯的本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很短，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的历史来算，已经相当长了，而如果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则更长。当年参与六四抗议的大多数学生，如今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从一个血气方刚、指点江山的青春少年，变成了肩负家庭重责、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没有了当年的反抗意志，只想过平凡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当年改变中国的梦想仍然还在，并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当时的参与者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必须面对一个冷酷事实：中共政权并未如六四之后一段时期许多人预测的那样，撑不过几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国家，似乎没有垮台的迹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会被反对它的力量打败。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美中全面对抗的加剧，中共又到了一个危机的历史时刻。这再次给了人们反抗的信心和勇气，反对清零的白纸抗议运动就是一个代表。在很多人看来，别看当局全副武装，张牙舞爪到极点，那不过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或者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只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不断加码，中国经济就好不了，经济衰败，国内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和士气就将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阶层在内，对当局的不满只会更加强烈，任何一个当局无法把控的不测事件都会导致政权内部分裂，从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种看法有些太悲观。中共确实藉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在统治人民、掌控政权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监控人民这点上，已经做到炉火纯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经常强调的，决定政权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个政权，已经丧失了民心，纵使物质再强大和手段工具再先进，也是挽救不了衰败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个大概率事情。 后一种看法又有些太乐观。虽然中国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局面临着内忧外患局面，但中国是否崛起到顶，国际学界其实是有着争议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资源和工具，在维护政权，打击反对它的力量这点上，还是不能小觑。加之中国的规模和人口，以及当局在应对美国围堵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护身符，如果没有内部民意的普遍觉醒并付诸于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为中共真的像个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点一厢情愿。 事情或许在两者之间，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在从事针对中共的反对运动中，用得着中共常说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也就是，在战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则，反抗运动作为一项事业就没有意义；但在具体的反抗运动的战术和步骤上，要把中共作为一只真老虎看待，正视它目前看似还很强大的事实，也正视中国目前复杂的现实以及反对运动相对还弱小的状况，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积小成多，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 当然，也需要看到，目前这种海内外联动局面，在六四35年来，的确是一个从事反抗中共运动的好时机，甚至称之为“天赐良机”也未尝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乐观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对海外反对运动来说，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创出一种新的反对中共的局面。至于国内，鉴于当局铁桶一般的维稳，使得有规模的反抗几无可能，只能呈现为零散的、个体的抗争，包括一些泄愤事件，从这个角度说，目前有利时机还不能转化为现实可操作的反抗运动，所以暂时还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六四可以给海外反对运动提供一个好的精神资源。 提炼六四精神用以动员大众 在过去的35年，海内外对六四的反思和检讨，基本聚焦于当时运动的领导者策略运用得当与否的问题。反思者经常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争论：在强硬派愿意谈判的时候，是否应该见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头对准邓小平；是否要听从学生中激进声音的主张，以及是否真的对中国国情有了解等，这些争议当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检讨有助于下一次大的社会运动来临后，避免重蹈过去的失误。但是，在对六四本身检讨的同时，如何将六四化为激励人们抗争的勇气，化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的精神资源和符号，或许是当下海外反对运动在纪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紧的课题。 中国社会包括党内虽然对当局的不满日渐增多，尤其对高居庙堂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于各种考量，特别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量，以及对当局残酷镇压的恐惧，敢公开反抗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这不能怪大众的利己主义，毕竟在一个专制社会，敢以身试法，挑战专制政权，舍身取义的人在过去每个时代并不很多，更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在压制异端和镇压反抗力量这点上，新时代是集过去各个专制旧时代之大成，早就将社会的维权力量和党内的异议之声扑杀掉了，并对社会进行无死角的监控，个体要去对抗一个组织化和体系化的专政怪兽，确如飞蛾扑火，代价太高。所以，无论是基于害怕还是理性的算计，一个原子化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太可能把对政权的不满和反抗的意志公开化为反抗的行动，充其量是把这种反抗局限在与政治无关的维权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 海外反对运动理应认识到这点，但这当然不是说，在这种现实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对运动可以做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工具，进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积蓄力量，让海内外民众尤其对当局不满的人意识到，造成中国百年危局的，正是这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不回归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存在一天，就会将你我带入险境，想岁月静好，不关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从而使人民打破对当权者的幻想，为大变局的到来做好思想乃至组织的准备。 简言之，海外反对运动要做的事情，是在动员中让人民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新时代的荒诞性，六四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精神资源。因为中共对六四的屠杀最无情地显示它的残暴性和反人类性。有了第一次也许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对中共特别是现政权的认识上，并非很多人都有这种认识，不少人甚至认为，正因为有了中共对学生运动的戒严和开枪，才保得中国的稳定，从而有了之后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才坐二望一，成为敢和美国叫板的全球大国。这是屠杀之“功”。此种糊涂认识弱化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助长了中共专政。海外反对运动必须对此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对六四的价值和精神，用简单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话进行提炼，以作为动员海内外大众的口号。 在笔者看来，六四是一场热血学生真正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体现了学生大无畏和可贵的对专制政权不服从、不合作的现代公民意识。中国的历史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只有做稳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两种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为赶走一个鸟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国的历史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社会也就在这种循环中越来越精神萎顿。晚清和民国因为有民族的救亡存图，在西学东渐、图强变革之下，社会一度思想开化，各种主义流行，涤荡了旧时代的腐朽气息。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共一统江山后，带来了比过去更严酷的专制，直至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它是一个思想全新的反对运动，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带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时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杀扼杀了。 海外反对运动应该将六四反抗专制统治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橥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为在心里反抗当局的最响亮口号。这是一个播种的过程。 谨以此篇，纪念六四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两种因素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 、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恢复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天安门事件的三大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后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来源：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6卷第22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恢复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公开宣布六四是的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要把发生大屠杀的法律责任一 一查清，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关怀和赔偿。 正义的阳光将照遍中国大地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今历时 3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之所以没有恢复历史真相，与六四后邓小平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走“半资本主义”道路，大规模引进外国生产技术，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密切相关。 1789年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真相就摆在全法国、全世界面前，19世纪法国和西欧的政治气候发生大变，争取民主的声音变得微小，这一点与1989年后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在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在19世纪中期，在一个新的专制环境下实现了当时经济的“现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的。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级分化，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开始抬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在西欧国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为当皇帝，把法兰西共和国改变为法兰西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才使法国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面貌，可以说，天安门学生运动，就是20世纪世界面貌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天安门事件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没有改变中国，中国的当权者以为这样的事情，三十年不讲、不谈，一代人过去，事情就过去了。在21世纪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当代人工智能开拓者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观念，其中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在于历史。在涉及全中国、全人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让人遗忘历史，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国要成为人权得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明国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复六四真相，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五年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萦绕在刘晓波的心头，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一刻，这个党撕下了所有伪装，毫不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国家武装侵略本国的例子。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屠杀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7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政权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害怕一个87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气，而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想要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忆，我们也共同记忆。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住它，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忆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时，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转折点，朝着可怕的方向。我们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带进深渊。但我们不知道，只好走着瞧。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种事儿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在脑子里存在。这种事儿难道能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鄙！我们要对抗专制，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对抗专制的唯一方法。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谓的“判断”，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说明这个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个历史事件过这么久了之后，任何的回顾与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饭”，但”六四”事件不然，因为35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正确判断今天的中国政治来说，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鲜的参考价值。赵紫阳为什么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就是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35年中，六四问题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两条：第一，赵紫阳在学潮初起的关键阶段，没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时间，给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击的机会，和布置软性政变的时间；第二，他在5月15日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共党内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邓小平。这个举动被邓小平认为是出卖行为，是要把他抛出来承担处理学潮的责任，因而与赵紫阳关系破裂并下了决心要撤换赵紫阳。 以上两条原因，当然都非常正确；但是我认为还有一条原因，是35年来的回顾与反思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那就是：赵紫阳与军队的关系。 事实上，根据2019年在台湾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一书，赵与军队的关系始终相当疏离，这与赵在“文革”中曾经被广东的军队系统批斗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卢跃刚的说法，“文革”中，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实行全面军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落到了军队手里。第一次公开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就是广州军区在警卫营操场上召开的。这时候赵名义上还是广州军区第三政委，被批斗说明军方抛弃了赵紫阳。随后，赵就被军队以“监护“的名义关押，一关就是三年。军方认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护赵，但赵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他很记恨军队。赵当上总理之后，曾有人问：“总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谁？”赵说：“我最恨的是警备区。”他甚至动了粗口，说“他妈的他们那些烂苹果给我吃，还要我硬吃下去，军队对我从心里有一种仇恨。”赵与军队因此结了梁子，与军队的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密切，更没有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据卢跃刚的分析：十三大上，赵紫阳有了一个特别的职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邓小平之后，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之前。但他从不介入军队事务。邓小平的意思是，军队要让杨尚昆管，但要用赵紫阳牵制杨的权力。这是邓的盘算。但可惜的是，我认为也是赵的一大失误，就是他对军队真的没有兴趣，也没有按照邓的意思，在军队事务上多做决定。这就导致了89年的时候，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赵太老实了，他知道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但他万万料不到有一天枪杆子要对付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变中很轻易就被打倒的第三个原因。 今天回顾赵紫阳失败的这个原因，对于我们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参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层政治中，军队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观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与军队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机发生，这个关系就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共已经掌权75年，但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党是依靠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的，也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这一点，75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第二，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只要在重大问题上不愿意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主张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即使爬到了类似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几乎是最高权力的位置，也会轻易被党内的保守派打倒。这说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领导人不能触碰的政治红线。谁都不能例外，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因此，任何对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样的开明派领导人的期待，都是对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这个党的内部，是没有开明派的生存空间的。这也就导致这个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管谁是总书记都是一样。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仅中国，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对于以上两个经验教训，仍然没有吸取。前几年外界对于李克强的期待，那种“习下李上”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期待，都是没有吸取35年前的历史教训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地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进行回顾与反思，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一段记忆，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今天。
中国出现了饮食降级，这是经济难有起色的明显征兆。从人均猪肉消费量减少，到”穷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在在显示中国民众的消费力正在逐渐萎缩。而餐饮行业的衰落，不但出现在内地，也影响到了曾经的富裕之城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经没有了未来，而中国是不是也再度来到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呢？ 一、从消费降级到饮食降级 几年前，消费降级开始在中国成为网上的话题。在网络平台“豆瓣”上，17万年轻用户聚集在消费降级组，讨论消费结构的降级，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降低消费欲望，不再为购买廉价产品而自卑。而短短几年过去，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从消费降级变成了饮食降级。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这个社会群体，在中国经济繁荣的时代长大，他们拿着不错的薪水，追求“中产阶层”的品味和生活方式，把消费升级视为理所当然，“有钱不花怨得慌”，也因此“穷”得没有积蓄，有人称他们为“新穷人”。而00后的青年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大学毕业时失业成了普遍现象，很多人只能当个“啃老族”；其中有些人虽然小有收入，却难以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不得不节俭度日。 当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时，反映中国人饮食降级的一个指标最能说明问题。卓创资讯的猪肉市场分析师牛哲写道，2023年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23.5公斤，比2014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36.8公斤，下降了36%！ 中国人的主要肉食消费是猪肉，那人均年消费猪肉23.5公斤是什么概念？如果把2014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作为正常需求的参考值，那时是人均每星期吃肉1斤4两，大约相当于一大碗红烧肉；而2023年的人均猪肉消费量减少到了每星期吃9两肉，相当于每天午餐加晚餐只能吃一小块肉。这就是典型的饮食降级了。 我4月25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文章《中国中产阶层的贫富真相》，说明了中国人现在饮食降级的真正原因，许多人虽然还不至于饿肚子，但收入已经少到了相当困窘的程度。2021年全国人口当中，处于收入中高端的11%的家庭（不包括富人），人均月收入不过3千到5千元，其中很多年轻及中年家庭还要背负沉重的房贷。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84%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远远低于3千元，生活十分拮据。 二、“穷鬼套餐”和“剩菜盲盒”大流行 “穷鬼套餐”是中国社交媒体上喊出来的名词，它是指连锁餐饮店提供的折扣套餐， “穷鬼”花很少的钱，不但吃到饱，而且还能尝到一些平常比较贵的食物。中国的“小红书”上，“穷鬼套餐”最夯，“抖音”上“穷鬼套餐”这个话题有8亿播放量。 使用“穷鬼套餐”这个名称的人，并非中产阶层中歧视低收入者的那些人，而是低收入者们自己互相这么称呼；意思是，我们都是“穷鬼”，那就快去抢限时供应的“穷鬼套餐”吧，而且可以去美国名牌速食店“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连锁店过把瘾，解解馋，吃一点平常吃不起的食物。 那各家快餐店卖的“穷鬼套餐”有多便宜呢？麦当劳的双层起士汉堡，配饮料或甜品，13.9元人民币；汉堡王一个小牛肉汉堡、小份薯条、一杯可乐，15.9元；“米村穷鬼套餐”在小红书上被超过10万人打卡，消费者津津乐道的是，花12元，各类小菜免费吃、海带汤随便喝、米饭3元无限续。 麦当劳的供应品种其实很单一，吃不出花样，这样反而有利于比较。把中国大城市里麦当劳的“穷鬼套餐”价格，跟台北麦当劳的价格相比，台北麦当劳顾客的平均消费是200元新台币，大约合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麦当劳的“穷鬼套餐”价格，大概是台北的三分之一，几乎就是成本价而已。 顾客到速食店消费，点折扣餐本来很正常；但如果很多速食店都特地按成本价供应顾客，而很多自称“穷鬼”的顾客则专门找到这样的店，只挑成本价的食物，那连锁速食店做这样的生意，就只不过是“赚个吆喝”，其实无利可图。 前不久中国许多消费者也在超市的网站上抢买“剩菜盲盒”。“剩菜盲盒”就是食品店、餐厅把卖不掉的过期食品混装在一起，低价出售。这些“剩菜”之所以被称为“盲盒”，是因为顾客在网上下单的时候，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种经销方法原来是丹麦的一家公司Too Good to Go最早推出的，为的是避免浪费过期食品、同时接济穷人，基本上是在店里卖，只是小生意。但在中国，“剩菜盲盒”变成了由电商平台来配送的大生意，每年经常在网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有几百万人，年度销售总金额达到三百到四百亿元人民币。 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靠“剩菜盲盒”度日，他们的饮食消费不仅仅是降级而已，而是穷到吃不起购买新鲜食品的程度了。显然，中国的消费降级现象已经从不买奢侈品、降级买服装，延伸到买菜买剩菜、进餐饮店只吃“穷鬼套餐”这种饮食降级了。“民以食为天”，当一个国家城市里的部分民众之消费走入餐饮降级的阶段时，说明他们的消费能力快要到底了，没办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米饭伴酱油了。 三、餐饮行业见冷暖 中国的餐饮业早就经营惨淡了。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IQ发布的《2023年中国消费者洞察暨2024年展望》报告显示，4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将严格把控全部的花费金额；37%的人将改变消费方式，寻求更低价的产品。这是消费降级的典型征兆。 面对消费降级，中国的餐饮业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中国工商登记平台“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3年餐饮企业吊销、注销超过136万家，比上一年增加128%；今年第1季度餐饮企业吊销、注销量又达到46万家，而去年同期则是不到14万家。在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上海，不少街拍直播显示，很多餐饮店门可罗雀，午餐、晚餐时间都没几个客人。餐饮店若生意清淡，就只好关闭了，因为店租和人工开销属于固定成本，生意不好就难以维持下去。 就在大批餐饮店倒闭的同时，今年1季度中国又新开了73万家餐饮店。既然餐饮生意清淡，为什么还有人要新开店？原因是，这些新开店的人没有别的活路，只能开一家餐饮店来养家。既然餐饮业整体上缺乏足够的消费力支撑，而餐饮店却此倒彼开，不少店家为了抢到顾客，只能开始降价。降价促销的餐饮店一般都是用短期折扣价的经营策略，却不敢长期降价，那样就亏本太多了。 就这样，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穷鬼套餐”，它最早是美式速食店推出的，现在已蔓延到中式餐饮店，连卖中式早餐的连锁餐饮店也开始卖“穷鬼套餐”了，为的是亏本抢顾客。专门吃“穷鬼套餐”的低收入者，就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去解馋的。中国餐饮业现在的杀价竞争，在“穷鬼”当道的时代，只会造成“先逼死同行，再逼死自己”的经营结果。 除了“穷鬼套餐”大流行，上海最近还出现了年轻人去吃“老人食堂”的风潮。上海有一些服务社区老年人的社区食堂，这样的“老人食堂”有基层政府的补贴，价格比较便宜，过去的顾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老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发现，吃“老人食堂”比较便宜，就纷纷去“老人食堂”占便宜，以便享受基层政府给老人的食堂补贴。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该报的报道标题是，《“穷人的幸福之家”：为何上海年轻人开始流行吃食堂》。 四、餐饮衰落现香港 消费降级并非内地才有的现象。BBC今年1月报道，香港经济低迷、收入不好之后，愈来愈多的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费。除了很多香港的家庭主妇到深圳采买比香港便宜的家用食品和日用品之外，很多香港年青人也相约专门到深圳的餐厅去吃饭。香港人比较喜欢的“海底捞”等餐厅，深圳的价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去年香港到深圳去的人达到4千万人次，平均每人去过6次。深圳的消费价格低，是因为中国本身经济低迷，那香港人热衷于去深圳消费，对香港经济来讲，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药”，香港经济会进一步枯萎。 香港的经济现在主要靠金融业，自从香港股市腰斩之后，最近有小幅调升，主要靠的是中国的南下资金，就是从中国流出到香港的资金，但数量有限；而经过香港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却明显减少。中国有个习惯，哪类经济数据不好看，就把这类数据“盖牌”，停止公布。今年5月13日起，中国宣布，不再披露经由香港投资到大陆股市的资金交易额，这是外资不再使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证明。 自由亚洲电台5月刊登了香港餐饮业衰落的两篇报道，据接受采访的港人表示，目前香港餐饮业不振的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差，二是因为很多人北上深圳消费。而香港餐饮业的不振和港人消费的降级，主要体现在中下阶层当中，这与中国内地的情形一样。 十年前，一部好莱坞喜剧片《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香港已经是明天）》在全球上映。此片讲的是美国年青人到香港追求未来的故事，迎合了上个世纪的流行观念，即经济全球化把中国和香港打造成了世界的明天或未来，谁赶上了这股潮流，谁的人生就充满了希望。《香港已经是明天》的主旋律，其实是“香港代表明天”。然而，这个梦想如今已经破灭了，这部电影的主旋律成了一个反讽。 昔日的东亚明星香港已经坠落，习近平在政治上扼杀了香港，中国的经济滑坡拖垮了香港，如今的香港已经没有了未来。如果把这边影片的标题“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加上一个词，变成“Already No Tomorrow in Hong Kong (香港已经没有明天)”，恰恰符合当下的香港状况。然而，只是“香港不再有明天”吗？ 五、中国：再度来到“历史的垃圾时间”？ 其实，“中国不再有明天”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国内出现了，相关的说法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说法开始在中国流行，表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象秋蝉一样，感受到了凛冽秋风的寒意，深秋已至，寒冬不远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历史的垃圾时间”，指的是一个政权走入末期阶段的历史特征。中国人不敢针对习近平政权直接议论，但他们会用历史类比来影射当今中共政权的前景。 去年九月媒体人胡文辉写了一篇《历史的垃圾时间》。他写的主要内容是，虽然1991苏联才崩溃，但实际上苏联的奔溃从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开始了。对苏联来说，1979之后就是苏联这个国家的“垃圾时间”了，而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让这段“垃圾时间”早点结束罢了。 他还举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例子。比如，唐朝亡于公元907年，但实际上，公元878年的黄巢之乱，就摧毁了东南地区的经济以及南北的交通，使唐朝的统治丧失了经济基础。所以，唐朝灭亡之前的29年时间，就是唐代的“垃圾时间”。那明朝的“垃圾时间”有多长？明朝的崇祯皇帝1630年听信谗言，杀了防卫满洲人的边关将领袁崇焕之后，明朝就每况愈下，到1644年崇祯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这14年时间就是明朝的“垃圾时间”。 胡文辉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那么，不幸而遭遇垃圾时间的人们，又该何以自处呢？是不是要跟时间的垃圾同归于尽呢？”这段话其实是在告诫当代的中国人，又到了考虑“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年代了。 当代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政权虽然竭尽全力展示对外武力和对内警力，但却难以挽救日益滑坡的经济；习近平即便用尽全力，仍然无力回天。虽然谁也无法精准预判，什么时候中共政权最后会撑不下去，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的未来局势，不失为一种未雨绸缪的思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篇专栏谈“中国大面积社会溃败”，有读者不以为然。批评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种是拿美国做对比，认为美国的社会溃败比中国更严重；再一种，不同意拙文强调社会溃败的政治制度原因，认为经济原因更重要；还有一种，则是对所谓“大面积”表示质疑，觉得拙文所举例子不过是个别现象，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比西方高。虽然有人表达其观点的时候未免语无伦次，个别的更是满嘴脏话，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带了任务来“讲好中国故事”的，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论述。 既然是社会问题，就面对社会来谈；社会上的人们形形色色，观点自然各种各样。本专栏并非什么“信息茧房”，愿意与形形色色的人们和各种各样的观点相互交流并探讨。前提唯有一个，“有话好好说”。讽刺挖苦都欢迎，就是别来骂骂咧咧。当然，本文仍然不能尽意，这次只谈中国社会溃败的“面积”问题。 文明标杆行业的全国范围溃败 “面积”首先是个平面空间概念，咱们不妨就从平面空间看起。一城一地出现社会溃败现象，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自然不能说是“大面积溃败”。如果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现象出现呢？上次举的几个例子，有的发生在西南，有的出现在北方。从唐山到重庆，其间地理距离两千公里，相当于西班牙到匈牙利，也就是大半个欧洲呢！ 从平面空间看社会问题未免肤浅，稍微深入一层，不妨找一些行业作为标本来看。作为教书人，我首先想到教育行业。中国传统历来尊师重教；所谓“天地君亲师”，老师排在皇帝和父母之后列为第三位应该尊敬的人。当然，经过了革命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师地位早就一落千丈。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由于国人特别重视子女的文凭教育，教育按理说应该还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行业吧？教师即使不再为人师表，但总该比社会平均水准更为文明一点儿吧？那么，实际上当今中国的师德如何？师生关系如何？曾几何时，大学在国人眼里神圣无比。当你读到北京邮电大学十数名研究生联名状告自己的导师这样的消息时（这是今年四月份的事情：你是觉得很惊讶呢，还是感觉无所谓呢？感觉惊讶，说明你也觉得这属于社会溃败；感觉无所谓，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则说明社会溃败早已经是大面积的了。 与教师并列甚至更为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医生；传统上国人把教师和医生都称为“先生”。教师的工作关乎人们的精神，医生的工作则关乎人们的生命，都被认为是可以作为文明表率的行当。我不是说其他行业的文明程度一定低。我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曾在桥梁工地出过苦力，也曾见识过农村党支书到中南海里的中国官场，各行各业的文明程度肯定有不同，而要说整个社会公认应该文明的行业，肯定首先举出医生和教师。可是，只怕这都是老黄历了！如今中国的医界道德怎么样？医患关系怎么样？我请各位读者自行判断。 也许上述行业在某些地方的文明表现还不错；有人说大城市好些，沿海地区好些。中国这么大，地区差异肯定是有的。我想请教读者的是：老人在街上倒地，周围的人不敢去扶，如今是只在中国的某一地如此呢，还是全国普遍如此？你到大城市求医，那里的医疗资源固然更为充足，但那里的医界是否足够文明呢？大学教授据说已经沦为“叫兽”，是不是小学老师、幼儿园阿姨都亲如孩子的父母呢？ 亲情的溃败，文明根基的坍塌 我知道，上面最后这句话问得又out（脱离实际）了。父母孩子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不是“亲情”二字所能提要的了。去年在推特上，见识到一批人在我的推下吐槽他们/她们父母，其中显示的两造的观念之功利，孩子所用言语之绝情，确实让我惊讶。上次文章讲到的那些例子，多有涉及两性关系、同学关系的。这些本也是在“情”的范围之内，但“情”在这里却变质成了勒索、敲诈、暴力、凶杀的由头、领域和手段。如果金庸今天写作，也许会这样写：“问世间情为何物，不外是尔虞我诈”？ 中华文明的特点之一是非常重视家庭关系。在一个上千年法治不彰的社会，文明赖以维系的基本要素之一，即来自基于家庭亲情关系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观念与规范。这样的文明有其与乡土社会的深厚关联，因此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出现调整与大幅度改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文明的调适与文明的溃败是两回事：前者发展出新的社会规范，使涉入相关社会关系的各方可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相互信任和帮助；后者则是抛弃了原有规范，但发展出了相互伤害的社会互动状态，也就是我上篇文章所说的“互害社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血缘、家庭、亲情关系的社会，当疑忌、算计乃至仇恨、伤害到处渗透到亲情领域时，这样的社会溃败还不算“大面积”吗？即使说是“文明根基坍塌”，似乎也不为过吧？ 我没有美化传统亲情关系的意思；对巴金在《家》《春》《秋》和曹禺在《雷雨》里所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揭露的传统大家庭的黑暗，我这一代人早就熟知。我要说的是，那正是传统中国破产的年代，也是中华文明寻求更新的动力源泉之一。将近一百年之后，我们的民族在新生的路上走了多远呢？为什么更新远远跟不上溃败的节奏呢？如果说是经济低迷的原因，至少到最近几年之前，这几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不是如日中天吗？无论是社会溃败还是经济低迷，人们都不能讨论其现象，更不要说分析其原因，寻求其救治，这背后的根源还不清楚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