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眾多親信掌控了關鍵職位。但他們並非鐵板一塊，並且權勢消長在這兩年間也頗為明顯。其中手握「刀把子」的四大權臣，蔡奇、李希、王小洪、陳一新，憑著「殺器」成為朝中當紅之人，但也不免招風犯忌。 頭號刀把子蔡奇從盯緊元老到監控全社會 蔡奇作為分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自兼任中央辦公廳之後，權勢更顯外露。他不但時時伴習出行，還控制中央警衛局，將一眾正國級大佬，包括已退位的前常委，全部盯緊。 習近平最警惕的是正國級高官栽培自己的親信，現在每個高官都有把柄在習手上。比如最近受審的中國工商銀行前副行長張紅力，早年幫外國投行招聘太子黨以獲得市場准入，涉及劉雲山、汪洋、栗戰書等家族。而中紀委通報中就罕有提到張紅力「徇私錄用調整幹部」。之前被抓的權貴白手套肖建華、許家印也一樣，相信已供出不少權貴家族的黑料。 習除了給這些黨內大佬下達不得「妄議中央」禁令，還得提防他們相互走動串聯，特別是和軍方將領有勾連。所以蔡奇掌管的中南海保鏢，與其說是政治老人的警衛，不如說是監控者。 蔡奇還替習實際掌控著中共國安委。 2022年末習近平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最明顯的是，報告全文多達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對之下胡錦濤卸任時的十八大報告，僅36次提及安全。而習最憂心的個人安全或稱習政權的安全重擔，首先交給了蔡奇。 2023年5月末召開的第二十屆中共國安委第一次會議，相較於前兩屆國安委都是設置兩名副主席，分別由總理和人大委員長擔任，本屆增設第三名副主席，由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擔任。按例，蔡奇作為中央辦公主任，還會兼國安委辦公室主任，現在的國安委辦常務副主任是劉紅星，他聽命於蔡奇。 事實上，以國安委的核心人物角色，蔡奇可以號令所有機關企業，甚至協調軍方。 再者，中央社會工作會議今年11月5日至6日在北京舉行，也是蔡奇出席並講話。 2023年新組建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在全國各地層層有機構，負責控制訪民，還負責中共所謂的黨建及基層政權建設，控制各地行業協會商會、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企業和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並涉及志願者群體。這個組織近期在全國招募社區工作者（這是網格員的升級版）。各地的外送員、快遞員也被納入特務工作行列。 這個新部門被旅美學者吳國光稱為「極權補丁」。在中國經濟停滯、失業率上升、民怨四起之時，這個新的維穩部門由曾經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掌控，意味著中共對社會鎮壓力度的強化。 不過，由於蔡奇太過強勢，威脅到總理李強，比如從李強手上奪走了全國秘書管理大權等。有關蔡李不和之說早已不脛而走，這可能埋下蔡奇日後的禍患。 「新東廠」首席李希強力打貪製造「躺平」 「東廠」是中國明朝時期由宦官執掌的特權監察者，中紀委被稱為權力無邊的「新東廠」。在習近平上台後的前兩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趙樂際，都沒有達到李希和習近平的親密程度。 屬於「陝甘寧邊區派」的李希，早年在甘肅大力幫老家把習仲勛起家之地開發成為紅色景點。李希擔任延安市委書記期間，又將習近平早年當知青的梁家河，打造成為官員趨之若鶩的朝拜地。這可能是他得到習的信任的原因之一。 李希在中共二十大上任中紀委書記後，前所未有地在全國紀檢系統搞「清理門戶」，前任趙樂際的親信舊部紛紛被拿下。而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多名大秘舊部，如董宏、范一飛、田惠宇均已被判重刑。 李希上任以來打下的省部級老虎，總數已超過王岐山任內的同期，甚至是趙樂際同期的兩倍有多。 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無論李源潮、王岐山、趙樂際、孟建柱等前中共高層，甚至習家軍的栗戰書，都被李希採取了「剪羽毛」的方式，把他們身邊的羽毛徹底剪除。因為習要讓這些政治老人成為孤家寡人，不能在未來構成任何威脅。 習打貪官的性質近年有些變化，過去第一任期，他是要清除不同派系的政敵，如周永康；第二任還是，只是清理的級別低些，像孫力軍這類江曾派系的孟建柱的黨羽；而第三任期，習除了清理不忠之臣，就是更明確的搞打貪經濟，收錢充實國庫以備戰。故此，李希的打貪被賦予了戰略意圖。 在專制體制之下，中紀委書記會令官員又怕又恨，但最後官員變得人人都不想多做事，因為多做多錯。在李希上任後，中共官場的躺平更為嚴重。特別是男女官員不思政務，樂於淫亂，不時爆出更多醜聞。整體上的官場怠政擴展，也為習政權最後的沒落埋下伏筆。 王小洪「私家軍」借力社會動亂警權大增 中共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王小洪本身也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 靠負責習近平當年在福州的安全警衛起步，跟定習的王小洪，自2016年進入公安部，逐步掌握公安部實權。藉清洗反習的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勢力，他將全國31個省份省級公安廳廳長全部換了一遍，親信遍布全國公安系統。 其中，剛擔任中共新疆公安廳長半年的潘曦，近日升任新疆副主席。潘曦是福建省福州人，是王小洪的同鄉和舊部。 筆者之前在《上報》有文章提到，這支靠任人唯親、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公安隊伍，只知有王小洪，不知有習，實際上並非「習家軍」，而是「王家軍」，恐怕未來在中南海也要攪起風波。 王小洪作為官場福建幫成員，有習近平撐腰，又掌控規模龐大的社會維穩力量，還包括能監控副國級領導人的公安部特勤局，所以作派比較張揚，並不把浙江幫的總理李強放在眼內。 一個明顯的情形就是，近期中共地方公安跨境對企業家進行趨利性執法，被稱為「遠洋捕撈」，引發巨大爭議。 因為經濟不好，當局號稱要保護民企，所以今年10月8日，中共總理李強和發改委主任鄭柵潔都公開強調要制止公安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問題。但從來未見過公安部就此表態，或對各地公安有所提醒。這除了因為北京中央覺得要靠著公安去維持政權的安全，所以不敢過分打壓地方政府和地方公檢法之外，也有習家軍互不賣帳、王小洪不將李強放眼內的原因。 還有一個使公安地位上升和權力擴張的情況，就是最近中國多地發生所謂報復社會的惡性襲擊案件，造成重大傷亡。習近平要求「舉一反三，加強風險源頭防控，及時化解矛盾糾紛，嚴防發生極端案件」等。隨後各地甚至開始排查所謂「四無」「五失」等各種失意和被懷疑「有危險」的人群。 今年11月18日，王小洪在遼寧放話，要嚴密重點部位防控和社會面巡控。19日，網上傳出廣州一位白髮老人持刀與幾名警察對峙中，被連開三槍擊倒，據說被當場擊斃。海外網民多同情老人，質疑現在警察開槍許可權擴大了。 有網民說，「現在警察居然佩槍了，聽說以前是不給配的，怕他們造反……」「看來公安內部已經明確了，以後被槍殺的會越來越多。」 筆者認為，本來民眾報復社會的罪行的源頭，就是中共自己的專制暴政，當局製造了一個高壓鍋式的社會環境，讓民怨無法排解，導致無差別襲擊的本土型恐怖主義行為的出現。習近平當然不會做檢討，當局反而要借防止惡性事件的發生，強化對人民的控制，故此王小洪掌控的公安，在政權中的地位就變得更重要，包括公安的用槍、開槍權會擴大。 中國百姓中歷來流傳「過去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現在公安更加暴力化，也會成為民眾反共的第一攻擊目標。 陳一新掌國安跨界搶權惹是非 陳一新已65歲，本來已到正部級退休年齡。但據說他還有野心，希望像張又俠、王毅或者夏寶龍、宋濤這些超齡高官一樣繼續陪跑。 陳一新曾是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的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擔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期間大搞政法系整風，當時實際上架空了政法委書記郭聲琨。 2022年10月陳一新掌管國安部之後，該部在去年中首次開通微信公眾號，隨後頻頻公開就中共經濟、外交政策甚至文化的涉安全議題表態。 中共去年實施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國安部掀起了一波「抓間諜」的群眾運動，發動對外企的突擊搜查和調查。國安部又擴大對西方的駭客攻擊，甚至在美國大選侵入了川普(Trump)和哈里斯(Harris)競選團隊以及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手機。這與外界對於中共的侵略性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就在今年11月21日，中共國安部借「拜習會」話題對中美關係發表評論文章說，將「堅決反制外部遏制打壓」等等。 在毛澤東時代，康生主管情報系統權力太大，成為引發動亂的原因之一。現在陳一新在習家軍中地位相對不高，但卻是最高調的一個。這背後應該是與習近平對於政權安全問題的異常擔憂有關，因陳一新善於表現，不時邀功請賞，習也樂於用他。 陳一新跨界到經濟、外交、文化各領域，包括原來公安部的地盤。同時，中共的國安警察動輒舉著習近平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牌子，要求各部門配合工作，或私下對官員搞監聽跟蹤，已經在中共官場中引起不少非議。這種不滿相信也包括來自他的上司陳文清，甚至包括蔡奇，因為陳一新在國安方面直達習近平，經常繞過了蔡奇。 前國安部長、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其實不是習嫡系，他相對低調，但在內鬥中不一定是弱者。事實上，習的幾大「刀把子」，論殺傷力也抵不上一把「槍杆子」，如果傳聞的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日後可能發動兵變，這些「刀把子」的野心和未來計畫也會化為烏有。而無論本來是「刀把子」還是「槍杆子」，中共政權中的誰，只有能夠良心發現，倒戈為人民而戰，才能夠有未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黎智英這幾天出庭自辯，儘管身體面容應已乾癟不少，但看他的供詞，黎生並沒有喪失鬥志和靈魂。他仍是昔日的他。 黎生之子黎崇恩近日亦馬不停蹄接受外媒訪問，向世界披露父親幾年來在囚苦況，並尋求各界聲援，如申包胥之哭秦庭。我看到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一個訪問，黎崇恩如是說：「我父親在過去四年一直被單獨囚禁，他77歲，健康已差了不少。單獨監禁的目標其實是告訴你：沒有人關心你，捍衛自由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是你的餘生。它旨在摧毀你的身體，同時也摧毀你的心靈和精神。（…） 「我有時想像，他獨自在這個小小混凝土房間，看不見自然光，日復日在那裡，晝夜不辨，想一想就心碎了。有時你會認為他是個硬漢，但你不知道這樣子過四年會對一個人有什麼影響。現在看到他依然是他自己，我鬆了一口氣。他沒輸掉這場仗，他沒有失去精神。」 據早前的報導，黎智英每天被囚23小時以上，只能做運動50分鐘，見到自然光的時間非常有限。四年的單獨囚禁、不見天日，想一想已苦不堪言，對身心損害之大更難以估計。然而在11月17日，香港特區政府居然發聲明「澄清」，單獨囚禁是根據黎智英意願由懲教署安排！這個講法簡直是天方夜譚。 對於有自由的人來說，孤單也足以令他心情低落，在獄中就更是一種能把人逼到崩潰邊緣的懲罰。無數的研究指出，單獨囚禁會影響生理及心理健康。先談談心理健康：被關在一個小黑屋，長期沒人說話、沒人看你，只聽見自己的呼吸聲，頭腦能保持清醒嗎？ 首先是焦慮和抑鬱：每個漫長的夜晚都像無底深淵，令在囚者懷疑人生，甚至懷疑自己還算不算人。隨之而來的是幻覺、妄想和極度的偏執。關得越久，思路也越混亂，記不住東西，無法專註。心靈一旦受傷，出獄後也未必能痊癒。研究顯示，獨囚的人獲釋後往往有更高自殺風險。 別以為只有心理受損，身體也照樣頂不住。獨自囚禁就像一場慢性毒害，失眠、暈眩、高血壓、心臟病、胃痛、肌肉酸痛、消瘦等毛病都接踵而來。長年累月不運動、不見光，整個人就會慢慢凋謝。說白了，單獨囚禁是一種無形無聲的暴力，可以把一個人的心理和身體都摧殘得支離破碎，是極不人道的折磨。 受這樣的折磨，到底是黎智英本人的意願，抑或有人企圖藉此擊垮他的精神和身體，請自己判斷。再窄的牢房，也應該留一扇能看到光的窗，請問現在有嗎？特區政府要澄清的話，不如先澄清這一點吧。（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上期專欄我提出了一個命題，川普2.0對中國是不是一個「噩夢」，取決於北京的應對方式。但在討論這個問題前，先簡要論述川普的人事任命，因為從他的內閣團隊特別是國安和財經官員的提名，可以一窺他的對華政策。 川普新政府的人選已經公布過半了。對中國來說，重點關注的是國務卿、國安顧問、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等國安和財經官員。如果川普加碼制裁和遏制中國，主要會在這兩個領域。川普已提名魯比奧(Marco Rubio)出任國務卿，沃爾茨(Michel Waltz)出任國安顧問，此二人都是有名的對華鷹派，尤其魯比奧，在參院推動支持台灣和反對北京對香港、新疆人權的打壓的立法，被中國輿論封為「反華急先鋒」，並被北京制裁。川普當然清楚這個事實，可仍然提名他做國務卿，擺明是要對北京示強。可以預期，川普對和中國加強外交聯繫，特別是保持兩國高層外交管道溝通的暢通，或許並不在意。 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這三個重要的財經職位特朗普尚未公布提名，但普遍認為，此前在其第一任期擔任貿易代表的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將回鍋再挑貿易代表重擔。美中貿易戰就是由他一手策劃並主導的，如果川普對中國徵收高關稅的競選主張要落實，沒有比萊特希澤更合適的人選了。 在川普的新政府人選中，馬斯克(Elon Musk)看起來是唯一對中國友好的成員。這位世界首富在中國有著巨大利益，而從目前透露出的情形看，川普對他很倚重，這讓許多人對馬斯克的角色充滿好奇，認為在清一色的對華鷹派中，他也許能夠就川普的對華態度，起到某種平衡性。但是，馬斯克這張牌到底在接下來的美中對抗中可為中國起到什麼樣的緩衝作用，現在還不好評估。 在美中關係上，台灣以及經貿和技術議題是中國最看重的兩個，前者被北京視作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划了多個紅線，後者則關乎中國的經濟成長和技術進步。不過，兩國雖常為台灣起衝突，眼下北京最大的擔憂，卻是明年一月川普上任後可能對中國祭出的關稅和技術制裁。如何應對這新一波更猛烈的貿易戰，是中南海最迫在眉睫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官媒對即將到來的關稅戰表現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然而，鑒於美中貿易的高度不對等，中國沒有和美國同等規模的市場，以及工具箱里足夠多的反制工具，北京對川普的關稅制裁事實上是相當緊張的。結合官方學者的分析和建議，我認為，北京很可能採取不對稱的方式和手段來應對美國的關稅戰，它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直接報復：川普第一任期的兩國貿易戰，北京開始是對等力度的反制，也就是美國對中國多少商品加征關稅，中國也對美國多少商品加征關稅，但在美國擴大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關稅的數額後，北京發現自己無法同等力度報復，於是改為同等比例，也就是美國加征關稅的商品數量佔中國對美出口總數的比例多少，比如 40%，中國就回應對等比例的美國商品數額。儘管北京也試圖在關稅上強烈反制美國，可要和美國打貿易戰，終究是吃虧的，於是北京也採取另一種辦法，即對美國特別需要的產品，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原材料進行出口管制，官方學者將此稱為「打蛇打七寸」，企圖遏制美國的製造業特別是科技產業。 假如這次貿易戰川普真的對所有中國輸美產品徵收60%的關稅，由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只有1500億美元，不到中國出口美國產品的1/3，同等比例的反制將無法進行，北京不得不對所有美國賣給中國的產品，首先是農產品，也加征60%的關稅，或者直接就不採購，以打擊共和黨的農民票倉。北京還會針對美國的科技製造業，列出一份原材料出口管制清單，鎵和鍺已經是這個清單中的成員了，大概率還會將稀土等也列入。而對配合美國政府制裁中國的美企，北京會用不可靠實體清單予以制裁，以達威嚇效果。此外，拋售美債，影響美國金融市場，也可能是北京的選項之一。 開拓第三方市場：前面說了，就貿易戰而言，中國肯定是打不過美國的。若再加上科技的制裁和圍堵，川普第二波關稅戰和科技戰會對中國造成巨大的殺傷力。當然美國為此可能也要付出通脹的代價。要減少關稅戰和科技戰的衝擊，北京在正面迎戰的同時，也會分散風險，積極去開拓第三方市場，如和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東盟發展更緊密的經貿聯繫，並在全球南方，特別是中東、俄羅斯、非洲和拉美等，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加大區域經濟合作的力度。北京也很可能將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上次貿易戰，北京的應對措施之一是對人民幣大幅貶值，雖然人民幣再貶值的空間有限，而且進一步的貶值不利人民幣的國際化，但在嚴峻的貿易形勢面前，北京為促進出口還是會讓人民幣貶值的。 美中的貿易戰和科技戰，歐盟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會是北京極力爭取的對象。但是這些國家可能會受到美國的壓力，要它們減少對中國產品的依賴，因此，中國要對它們出口更多的產品有難度，何況歐盟也在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北京現在採取的對策，就是對歐盟等西方國家單邊開放，吸引它們的企業到中國來投資，單邊開放也包括美企在內。而針對川普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北京可能會採用新舉國體制去推進技術的研發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 經濟刺激和結構改革：美中貿易戰暴露出中國發展模式長久以來的一個缺陷，就是經濟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而非消費。由於這幾年經濟蕭條，投資也在下降，出口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中國市場的規模不足以容納自身的產能，遲早美國是要和中國打貿易戰的。目前美國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也是最大的單一國家市場。如果中國完全損失美國這個出口市場，無論北京怎麼開拓第三方市場，都不能彌補，這就逼得北京在提振內需上下功夫，將經濟的發展動能真正轉向消費。這對中國是個痛苦的轉型，但也是不得不進行的轉型，否則中國經濟就要承受美中完全脫鉤的後果。從此角度講，短中期會對中國造成巨大震蕩，但長期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可稱為短空長多。應對短空，北京採取的辦法還有大規模刺激，現已出台了10萬億針對地方政府的化債方案，明年大概率會推出一攬子的財政刺激政策，規模可能也不少於10萬億。與此同時，在危機驅動下，對過去議而不決的經濟改革，特別是結構性制度改革，包括分配環節的改革，也可能會推進。 最後殺手鐧：台灣：前面分析的北京這些可能的應對方式和辦法，特別是結構改革的效果，不會很快顯現。但如果北京挺過了初期的震蕩，後期經濟刺激和結構改革的效應又能跟上，這對中國是最好的結果。然而，若經濟刺激的力度不大，或者沒有推進結構改革，又或刺激和改革的效果都不理想，面對川普關稅戰很可能造成兩國貿易清零的事實，北京這個時候也許會破罐子破摔，用武統台灣來反制美國。這是北京在應對外部極端情況下最後一個備選的殺手鐧，在北京看來，如果武統台灣的後果也不過是和美國在貿易和技術上的完全脫鉤，但如果將台灣納入大陸，中國將擺脫被動處境，在美中對抗中有可能贏得戰略主動，為什麼不去做呢？據不具名人士透露，有官方學者在閉門會上就建議北京，必須向川普傳遞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不要強迫中國在經濟增長和國家統一之間做出選擇。如果美國在經濟上對中國傷害太大，或者美國鷹派對中國逼得太緊，中國將尋求國家統一。 我把北京這套應對川普關稅戰的打法，稱為「不對稱的混合戰術」，不對稱意味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混合戰就是採取不單單關稅報復的手段，也是多種方式和手段的並用。北京此套戰術，綜合效果如何，現在沒法預估，但外界有必要了解北京很可能會這麼做。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隨著川普就任47屆美國總統，其「強力抗中」的態勢已經清晰明朗。中國將面臨史上最大規模的川普海嘯。中國唯一的選擇就是終止中美對抗，採取戰略收縮，以躲避川普風暴的來臨。 一，什麼叫「川普海嘯」？ 1，戰勝中國 川普海嘯是指對中國的「災難性打擊」；這不是一次性的「海浪拍岸」而已，而是一波接一波的巨浪襲擊。換言之，川普的對中政策不只是關稅貿易戰，它還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電動車、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領域，對中共進行「我贏你輸」的末日戰爭，特別是全面杜絕對中國的技術投資，關閉中國工業發展的動力引擎，與中國進行「經濟斷鉤」，對中國進行「戰力輾壓」。換言之，川普海嘯不只是防止中國彎道超車，而是把中國「逼出跑道」。所有這些戰略都是為了製造一種「中國衰敗」，一如當年瓦解蘇聯一樣，實現對中國的「政權滅絕」。 2，行刑式槍決 川普的對中戰略不同於拜登政府的老牛拖車，其中的差別在於，拜登的政策是「管理競爭、避免衝突」，川普則是「無畏衝突、贏得勝利」；這意謂川普不再採取「戰略博弈」，而是「戰略絕殺」，也就是根本不再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競爭者，而是戰敗者。換言之，川普的對中戰略是一種「行刑式槍決」(execution)，讓中國從此倒地不起，不給中國任何喘息或逃脫的空間。 我把川普時期的對中戰略稱為「新暖戰」，不再是慢條斯理、歹戲拖棚的「新冷戰」。既不是拜登政府對中國「慢而不死、鎖不斷氣」的半綏靖主義，也不是半生不死的新冷戰。 這場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中國的應對。 二，當前中國的現況是：三大危機 1，經濟增長疲軟 包括房地產崩潰、銀行債台高築、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危機、物價持續下跌等等，這一切都是「停滯性經濟衰敗」的重大指標。 2，政治合法性流失 中國現在已經陷入一種「內部塔西陀陷阱」，除了一些「腦殘粉紅」之外，多數的中國人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只是處於無力抵抗、消極抵制的無奈狀態。換言之，中國政府已經無法贏得多數中國人民的政治認同。 3，社會控制失敗 最近一連川發生珠海廣場撞人、無錫校園刺殺事件，證明中國人的民怨已經到了「炸鍋」的地步。不只是自己躺平，也叫別人躺平。這證明中共的兩個失敗：洗腦失敗，也就是「不再聽黨的，也不再跟黨走」。這些無差別攻擊事件，雖然目前只是一種「孤狼式攻擊」事件，但是在無處申冤、積怨深重的氣氛下，許多人會採取「向社會討公道」的極端行動，一定會產生兩種效應：社會同感的「蝴蝶效應」，以及社會反抗的「共伴效應」。 川普正是利用中共這種「衰弱期」，打蛇打七寸。而這也是美國戰勝中國最後一次的歷史機遇。 三，中共釋出「戰略詐欺」的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中國駐美大使謝鋒11月15日在「2024香港中美論壇」致辭時表示：「中美雙方要加強對話溝通，確立對話而非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謝鋒強調：「中方對話的大門始終敞開，歡迎兩國人民多來往、多交流，願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雙方要妥善管控分歧，不能重複大國衝突的舊歷史」。 實際上，謝鋒所謂的「交往基調」已經不存在。川普任命盧比奧(Marco Rubio)為國務卿，以及美國國會「抗中鷹派」頭號人物麥克．華茲(Michael Waltz)為國安顧問，證明川普已經關閉中美對話的大門。未來的情況應該是：中國與美國相向而行，不是美國與中國相向而行。但是面對這種現實，謝鋒為什麼還要這麼說呢？因為「無話可說」，只好運用忽悠、矇騙、誘拐的詐騙策略，來迷惑美國、軟化美國。 第二個訊息是，習近平在秘魯的APEC會議與拜登會面時指出：「希望中美兩個作出明智選擇，繼續探尋兩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暗批美國在兩國關係上一直走在「不明智的錯誤道路」上。換言之，對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習近平還是採取強硬的態度。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在會議通報上引述習近平的說法：「『新冷戰』打不得也打不贏，對華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會得逞」。中國外交部還指控：「美國在許多問題上，對中國「抹黑、污衊、甩鍋推責」。 但是，注意喲，習近平還說：中方願意與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合作！這就是習近平的黑白臉、陰陽海策略。這種「假朋友、真對抗」的詐騙手法，川普若是相信，那他就不是川普！美國已經被騙了40幾年，現在不會再上當！ 既然認為美國在「遏制中國」、「打新冷戰」；既然認為美國在抹黑、污衊中國，那中方要如何與川普合作？我這裡倒想問問習近平，究竟是你的「主權肥大症」和「領土擴張狂」比較重要？還是與美國改善關係比較重要？究竟是中國不明智？還是美國不明智？如果中國繼續軍機擾台、繼續欺負菲律賓、繼續武裝支援俄羅斯，繼續做所有你否認的事，請問美中之間怎麼合作？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習近平為何又要「明知不可能而為之」呢？理由有三： 1，習近平希望川普能夠繼承「拜登路線」，也就是「保持對話、拓展合作、管控分歧、避免衝突」等等，因為，只要中美不衝突，中國就有喘息和趁機坐大的機會。 2，習近平先把好話說在前頭，來個先禮後兵。如果川普不合作而中國採取報復，那就休怪中國不客氣了！ 3，習近平認為中國還有籌碼可以反制美國。無論是採取關稅繞道、貿易報復、匯率貶值或拋售美元等等。這是中共一群「御用國師」給習近平的建議，於是習近平認為中國比美國還要強大。 習近平已經沒有選擇 首先，拜登路線已經終結，不可能在川普時期再度出現。即使這次是最後一次拜習會，但連「臨去秋波」都沒有，因為水波不興！所以，習近平的期望已經落空。 其次，川普要看的是中國的「後兵」而不是「先禮」。川普早就知道，中共一定會報復，如果美國也反報復，那也不要怪美國不客氣了！ 最後，習近平沒有什麼籌碼反制美國，除了「奧步」以外。面對川普海嘯，中國只有一個選擇，叫做「戰略收縮」！包括停止軍機擾台和圍台軍演，停止霸凌欺負菲律賓，停止武裝支援俄羅斯。若非如此，結果將是「美中對抗無上限」。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過去一周，中國國內先後發生的兩件事正在提醒人們，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雖然一直以所謂「善治」的治理績效作為合法性基礎，但是其社會和政治的敗壞來得更快、更糟糕，潛藏的社會動蕩帶來的代價更大、更直接。 11月8日周末引爆中國社交媒體的鄭州大學生夜騎開封，以及11日晚在珠海發生的汽車撞人致35人死亡的事件。前者發生在中原，是數萬名在校大學生的集體行動，後者發生在中國南方沿海，屬於一起「獨狼式」的社會報復性質的刑事案件，兩者貌似毫不相干，分別跨越青年和老人兩個群體，卻神奇地幾乎同時發生，暴露出整個中國社會的一種普遍氣氛。 蔓延中的社會絕望 那就是，一個幽靈正漂浮在中國上空，不是十九世紀歐洲上空的共產主義幽靈，也不是中共幹部的集體躺平，而是民間社會的絕望氣息。特別對數千萬在校大學生和同等規模的剛畢業年輕人、對另外數千萬臨界退休尤其是50-65歲的中年男人群體來說，或許還有更多其他人群，都面臨著幾乎相同的艱難處境：找不到出路。 這種暫時看起來算是特定群體的社會絕望感，頗像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氣氛。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登出了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題目是「人生的道路為什麼越走越窄？」。這封信是一位青年工人和一位大學生合寫的，代表著當時這兩個群體在文革後的迷茫，剛剛啟動的改革並不足以給他們提供人生的信心和願景。 此信一出，果然天下大嘩，在堅持馬列主義教條的教師爺們的訓斥雜音外，便是中國廣大青年的共鳴聲，然後掀起了一場屬於青年們自己有關生活、人生、社會的大討論，區別於中共意識形態幹部們醉心的所謂真理大討論，一代年輕人藉此漸漸蘇醒、康復，從文革創傷中走了出來。 然而今天，在新冠三年之後，在短暫的「白紙革命」之後，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情緒，是一種壓抑已久的不滿、憤懣和迷茫、絕望的混合與共情，盤踞在許多人的心裡，如同一條潛龍在四處遊盪卻找不到出口。 在兩年前發生富士康工廠暴動而點燃「白紙革命」的鄭州，這個有著類似富士康模式密集型大學的城市，大學生數量超過一百萬，其中規模最大的鄭州大學更是遠離市區，校內生活枯燥，學生們似乎也從這種枯燥無味、充滿管制的大學生活中窺見到了未來的命運，一個或許直通富士康工廠或者快遞騎手的未來，才有從最初四個女生夜騎到開封吃包子然後引發連續兩個周末的萬人騎行。 這些因循守舊害怕違規幾乎憋壞的青年學生們，一直找不到或者不敢逾矩地嘗試更多事情，彷彿聽到時間齒輪的倒轉，最終發現騎上一輛共享單車夜行50公里到開封，雖然是他們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也是最安全的冒險，卻能收穫學生生活中最大的快樂，從老鼠跑輪一般疲憊的集體夜行中努力感受「在路上」的浪漫，減緩他們對未來的焦慮，猶如20世紀初德國青年人的「候鳥運動」所帶來的短暫快樂。歷史上，這些一個世紀前的「候鳥」們，大部分後來都轉向愛國主義狂熱而死於一戰戰場，倖存者則加入了戰後極右翼的「自由軍團」，為納粹興起做了貢獻。 而對更多分散的中年人尤其是50-65歲的中年男人來說，在中國當下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動蕩時刻則有太多的可能在一夜間被主流社會體制甩出成為棄男，等於對一個人的人生的否定，很容易陷入找不到出路的絕望境地。或許，他們也是那些鄭州大學生們現實可見的未來歸宿，而另一個歸宿的鏡像則是2023年總數高達26萬的自殺人群。 這種情形下，中國人一直以來的懦弱也不容易變成挑戰體制的勇氣，結果只能以自殺了結，或者尋求僅存的男性氣概，其極端就是將社會報復作為一種同歸於盡的集體自殺。因為當他們發現被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拋棄和否定後，整個社會便被看作自身悲劇的共謀，他們最終選擇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方式將那些更弱小的人群如兒童、婦女、和無防備的陌生人當作陪葬品。如此才能解釋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到今天中國越演越烈的社會報復性、無差別屠殺，雖然這些屠殺工具通常很簡單，不是刀就是汽車，或者是用於自焚的汽油。 明知故問的社會根源 奇怪的是，在珠海撞車殺人案後的很短時間內，中國領導人罕見地在24小時內發出指示，要求追查社會根源。不到一周，從鄭州到珠海，從鄭州開封警方從護送轉而禁止夜騎到中國領導人對撞人報復案做出有史以來最快反應，顯示了這可能是兩個月前深圳發生刺殺日本兒童案第一次震動北京高層、然後被迫修改對日外交政策後的第二次震動，意味著北京可能被迫面對社會問題，檢討和修改相關政策。 不過，中國領導人的如此追問，恰如他數月前在山東日照與企業家座談追問「中國的獨角獸企業怎麼這麼少」，簡直就是一個頗具反身性意義的笑話。這是明知故問，更是推卸責任，再次試圖以所謂」將矛盾化解在基層「的楓橋模式掩蓋根本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問題。 對這些惡性罪案後面的民生疾苦，高居廟堂之上的中國統治者和手機後面的普通民眾，向來不以為意，更樂意掩蓋真相，如同珠海體育中心現場阻擾BBC記者播報的「便衣」。他們以為中國有著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網格化管理體制加上大數據系統就能防患於未然，以為他們可能繼續「動態清零」或者「楓橋模式」手段將類似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 一方面，中國的維穩體制將人分為三六九等，有一個龐大的維穩分類體系和對應名單。過去這一名單主體主要是訪民、民主異議人士、特定宗教和少數民族群體、在冊精神病患和吸毒人員、復轉軍人和」兩勞釋放人員「等，而今這一名單急劇擴張，並從所謂「五失人員」延伸到「八失人員」、「三低三少」人員，即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和經濟收入低、權利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疏導渠道少的人，也就是社會邊緣化和底層人群，均納入維穩體系的監控之中。 另一方面，在被懲治者、被矯正者與特定宗教、民族、職業群體之外，維穩分類和名單的擴展，其主體其實是中國社會體制製造的各種受害者，無論是貧困和底層人群，還是金融「暴雷」受害者、或者向司法體系求助的受害人，幾乎無一例外地最終進入到行政系統——「老大哥」的監管，其中邏輯就是：作為社會矛盾的受害人本身就是社會不穩定因素。而一個個體一旦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競爭中淪為受害者，就意味著被體制打入另冊。無疑，這對所有社會矛盾的受害人來說不啻為更嚴重的第二次傷害，也讓他們陷入社會孤立。 更關鍵的，在傷害與二次傷害的同時，在中國社會矛盾加劇、經濟危機惡化的同時，在所謂維穩分類名單急劇擴張的同時，這些絕非偶然個案的連續增加，都說明了中國的國家危機有多麼嚴重——國家機器已經不能也不願意提供最低限度的正義。理論上，國家的性質和基本功能就是正義供給。但是，今天中國社會尤其是華北、東北、西北的整個北方與中原，相關研究表明，幾乎「家家都有冤屈」，刑事審判二審被改判無罪的比例近乎零，行政審判幾乎沒有例外地都以行政主體勝訴為結果，連民事裁判都越來越難被接受、被認可，裁判權威越來越低，整個司法體制基本上無法滿足中國社會的正義需求。 所以，如果今天回首十幾年前一個以「良治」為借口取消公民社會、取消媒體監督、取消黨內製衡、取消司法獨立、取消民主化選擇等等而一味強調「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十分成熟……堅決不改」，那麼，中國頻發的所謂極端案件的社會根源就再清楚不過了。 換句話說，中國執政黨過去十幾年鼓吹「黨在法上」造成法治倒退的惡果正在顯現，中共所信奉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教條在實際運行中正在發生極大的背離，這種背離正在瓦解以此為基礎的國家體系，還將付出極其沉痛的社會代價。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1965年5月，毛澤東在井岡山曾言「幹部子弟是一場大災難」，至今將近半個世紀過去，出自於毛澤東女兒李敏的回憶仍不時驗證。自中共建政以來，部份幹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權的勛貴一般，極力保持自身的優越性與關係網路，有些人受限於教育與心性的限制，貪念與腐敗也隨之而生，藉由政治影響力獲取財富，最後身敗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話的理解所謂的中共「紅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黨」，就好比一間企業的的原始股東與董事會成員，政權是由他們的父執輩所創建，而其中的黨與國家領導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範圍更廣，並且能自成體系。例如，出身廣東省梅縣的葉劍英，有著指揮廣東戰役的功績，在廣東當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稱為「廣東王」。其子葉選寧雖然名義上只是少將軍銜，實際上能影響解放軍總政治部，並且被「紅二代」視為精神領袖，更統有1980年代幹部子弟的海外情報網路系統，即使在江澤民時期也無法動搖其地位。 因此，所謂的「紅二代」或是「太子黨」並不是一個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所應當跟風甚至欽羨的群體，尤其是正從黨國體制走出的社會，更不應以封建心態將其視為特殊階級。這種反現代思維的風氣在部份媒體的加工之下，實則是對台灣民主化的嘲諷，威權的神話與符號崇拜仍然是難以祛除的魅影，更何況薄熙來夫婦的不法罪行放在哪個社會都是不堪的醜聞。 薄熙來在重慶表面上「唱紅打黑」，實則是收取巨賄，其妻谷開來謀殺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沒有法治與人性，何況是民主與自由。家族所積累的財富則有著遼寧與重慶百姓的血淚，承襲其血腥財富者在台灣成家，而且還是在所謂的「民主聖地」，陳定南先生等人若有靈，不知如何看待台灣人對於威權神話的想像。 從政治或權謀的角度來看，薄家的政治符號早已失去正當性與號召力，薄一波雖然是「黨與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國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過就是「六四」的劊子手，難以藉由其符號引起自由與民主的共鳴。「紅二代」中同樣因大案聞名的還有副總姬鵬飛之子姬勝德，他曾任職解放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副部長，曾涉及20世紀末最大腐敗的賴昌星案，也曾經推動取得烏克蘭退役的瓦良格號，也就是現在的遼寧號。 從政治認同和意識形態來看，薄瓜瓜與大多數的海外幹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認同「一個中國」以外的價值。他們的紅色血脈或許慢慢有著自由主義的成分，但是民族主義的結構仍舊延續，很難期待他們能有台灣認同，他們這一代人心中的中國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國」，處事方式也大多是「與人斗，其樂無窮」，溫良恭儉讓的台灣民情難以與之博弈。 薄熙來自幼在「紅二代」群體鶴立雞群，有著身高與外貌的優勢，但也由於其傲氣凌人，在同輩的人緣並不佳。他自幼生長於大院之內，以及部隊的學校，實際上也不理解真實的工農兵生活，參與紅衛兵的鬥爭心更讓旁人感到不安。中越戰爭期間，他也未如其他幹部子弟參戰，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學者還曾親自上陣負傷，無論文名還是武功的實績都在薄熙來之上。薄氏夫妻的大案與惡名，很難將正面地的影響力難投射到後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內部和海外成為神話或是傳說，甚至對重慶和西南地區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來主政期間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貧富差距拉大，才是讓他們苦不堪言的災難。 薄熙來身涉大案，但是北京並未將事態擴及其家人，寬容之處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有著顯著不同。薄熙來本人的監獄生活也算養生，衣食無缺且無勞動，還能有閑暇以書法自娛，這也使得他的遭遇難以被敘述成悲劇人物。薄熙來的另一個兒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異母之兄在中國仍舊平安無事，2023-2024年期間，還曾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在「紅三代」之中還算正面好學。 薄熙來出事期間，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無事，其他親朋好友也平安無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層網開一面。至今即使北京對他或多或少有監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也未與外國相關單位合作，這些舉動確保他能長期在海外過著相對滋潤的日子，如今能前來台灣也不足為奇，為回報北京網開一面，他們也難以為台灣相關單位所用，最多聊點家族瑣事和茶餘飯後，仍會避免描述具體事迹。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幹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們也儘可能低調度日，或為營商或是專註於充實文化生活，盡量不讓自己陷入複雜的事物之中。反過來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關聯人士，才是真正有價值的爭取對象，但是似乎並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為者的形勢。 1980年代至今從中國離開的幹部子弟或是太子黨家族如今大多無意於權，有意於仕途者也早已回國向北京宣誓表態。如同1949年後離開台灣的大家族遠赴海外後的模式，重視培養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歷史的敘事權，對於政治核心已無太多想法。若要藉由他們的餘熱扶持成類似於南北朝後梁的政權，他們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們的生活因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範圍活動，不可能反向成為密使，危害到自身現有的寬裕。 將過度的想像投射在意識形態、政治認同甚至立場作風都有問題的政治神話，恐怕只會帶給我們不必要的災難。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川普的強勢回歸對許多國家來說，似乎正應驗了那個狼來了的故事。儘管預感會受影響的國家都在準備川普明年一月上台後的對策，但中國當局在當下到美國政權正式交接這兩個多月的政策空倉期，可能格外忙碌，必須在內政外交諸多方面進行部署，以迎接特朗普上任後美中關係可能的再次動蕩。 川普在競選期間，對中國著墨不多。本次美國大選，原先預期的中國議題並未發酵，然而，川普拋出的關稅議題則極具震撼性，他表示將向全部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高達六成的關稅，並在涉及台灣的問題上正告北京，如果中國進入台灣，將對中國產品徵收150-200%的關稅。當然，他也不忘「奉承」習近平幾句，贊習是個有能力的領導人，吹捧他和習是「老朋友」。 川普2.0對中國壓力更大 包括中方在內的學者和觀察家普遍認為，川普2.0對中國的壓力更大。假如川普的關稅競選主張不打折扣地落實，美中貿易將會受到極大影響，幾乎等同兩國貿易斷開，這也正是如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這樣的美國對華鷹派的主張。萊特希澤是川普第一任期的貿易代表，正是他主導了美國對華貿易戰。他主張美中兩國經貿完全脫鉤，而萊氏有可能再次出任貿易代表一職。除了對華高關稅，此前親共和黨的保守派智庫建議川普上台後，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如果這個建議也得以落實，對中國經濟無疑雪上加霜。 川普團隊中的對華鷹派不僅會在經濟上尋求同中國脫鉤，也大概率尋求美中技術上的廣泛脫鉤，從拜登政府目前的「小院高牆」轉向「大院高牆」，例如在限制中國獲取美國的晶元技術上，不僅禁高端晶元賣給中國，成熟晶元也不準賣給中國，並在外交上減少同中國的接觸，在台灣等安全問題上加劇與中國對抗，也對美中之間的人文交流實施更多限制，降低兩國的民間交往。而在地緣政治上，同美國可能在其他領域和地區收縮戰線相反，在印太地區會加強與美盟友的合作，繼續推動印太戰略以制衡中國。 總之，在很多中國官方學者和觀察家們看來，重返白宮後的川普和他內閣中的超級鷹派，會對中國持非常敵對的立場，進一步強化同中國的競爭，從各個角度和層次圍堵和遏制中國，未來四年美中關係將出現大幅波動，緊張升級、對抗加劇，甚至可能爆發重大危機，而雙方在全球治理和雙邊關係的合作則會大幅減少，合作領域和議題被壓縮。 習賀電含蓄警告川普 對於美中關係這幅危險的圖景，中國當局當然也預感到。習近平在給川普的賀電中特意強調，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一個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共同利益和國際社會期待，並表示希望雙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條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 習的賀電雖然秉持的是當局對美關係的一貫看法和立場，然而，在國際輿論都認為川普當選將對中國更不利的此時，強調「合兩利、斗俱傷」，也含有一種對川普含蓄警告的意味，也就是，如果川普新政府硬要向中國揮舞高關稅大棒和技術圍堵，同中國展開全方位對抗，中國也準備好了迎戰。 從中國官方輿論和鷹派學者釋出的訊息，能夠讓人明顯地覺察到這點，概括其大意是：二度回歸的川普看似來勢洶洶，其實沒什麼好怕的，不過是重複第一次那幾板斧而已。川普第一任期之所以打了中國和其他國家一個措手不及，主要是沒料到像他這樣一個反建制的人會當選，從而沒準備好他會不按常理出牌，包括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和科技戰。但在經歷他的四年和拜登的四年用關稅政策、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以及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的全面打壓和圍堵後，中國經濟不但沒有被打垮，以華為為代表的科技企業，以及中國在無人機、太陽能電池板、石墨烯、高速鐵路和電動汽車、鋰電池等關鍵技術領域佔據全球領先地位，反而證明被美國遏製得越狠的地方，成了中國發展越快、自主創新越強的地方。中國人對美心態也變得成熟而強大，面對川普再次祭出的關稅威脅，社會表現出淡定，中國有充分的應對之策和手段，不怕和美國打關稅戰。 確實，從中國當局強調的底線思維看，即便川普一上任就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和徵收高關稅導致美中貿易全部中斷，以目前中國出口美國5000多億商品產值算，損失也就2.6個百分點的GDP，佔比似乎不大，是中國可以承受的。一些評論者正是這樣宣傳的。 可倘若如此來看問題並採取對策，實際是非常短視且不負責的。因為它把民眾為此要承受的代價在這種底線思維中全部勾銷了。底線思維是表明一種最懷的、最極端的情況假設發生時應採取的對策的思維方式，現實中這種極端情況發生的概率雖然極低，但政府的施政還是要極力避免它的發生。因為最壞的情況一旦像假設的那樣出現，受害最大的不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而是其人民。民眾特別是底層弱勢群體將要為此負出最大的代價。在中共建政70多年裡，不是沒發生過吃樹皮草根乃至人吃人的事情，許多活著的人還有這種記憶。 對中國商品徵收六成關稅或導致經濟零增長 和川普打貿易戰當然不可能再出現此種駭人的後果，但這不表示當局用底線思維去應對其關稅大棒就可以處變不驚。表面上，兩國貿易完全脫鉤，中國損失的不過是2個多點的GDP，可是，考慮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2個多點的GDP損失的是中國一半的增速。不僅如此，如果美中經貿完全脫鉤，受此牽連，其他國家的貿易，像中國目前最大的貿易對象東盟和歐盟等，肯定也會減少和中國的貿易，而不像中國一些學者設想的那樣可以通過加強和它們的貿易聯繫來彌補和美國打貿易戰的損失。換言之，中國損失的GDP不只是現在測度的水平，可能還要高，再考慮對中國國內產業、企業、市場和民眾的心理衝擊，也許中國的GDP增長就接近0，甚至負增長。這還只是從經濟角度權衡。事實上，貿易戰引發的經濟蕭條一旦到如此程度，它影響的還有金融、社會人心和政治，會不會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廣泛的收入劇降和失業威脅會不會導致社會抗議，以及政治系統又會起什麼反應變化，這些情況也必須考慮進去。 因此，川普上任後美中貿易戰的開打絕不像中國官方輿論輕描淡寫的那樣「沒什麼好怕的」。這也就是為社么當局雖然放出這種輿論論調，但實際應對卻是加倍小心、做周全準備，包括最近人大常委會批准了10萬億的化債規模，對外資的單邊開放，以及儘可能的推進一些實質性的經濟改革舉措。川普的關稅威脅有可能為中國帶來一個「格外好處」，即讓中國的長期發展獲得改革動力。 習近平固然政治上保守頑固，但也要看到，如果川普將關稅威脅落到實處，當局將不得不採取更多的措施來提振經濟，特別是提振國內消費，使中國經濟轉向真正依靠消費而非出口，但這樣就必須推動一些議而不決的經濟改革從速出台，以激發國內經濟增長的活力，此乃所謂受危機驅動的改革，也算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傳統。一些經濟學者正是這樣建議當局來應對川普的關稅威脅。 觀察家們評估，川普上任初期由於要處理移民等內政問題，也許不會一步到位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關稅，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因為這樣會推高美國的通脹，造成美國選民大量失業。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牛津經濟研究院2023年11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終止與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將在五年內給美國帶來1.6萬億美元經濟損失，並使美國失去70多萬個工作崗位。美國目前的通脹雖然顯著回落，但還是高於2%的政策目標，且有反彈趨勢。特朗普正是靠選民對拜登政府的經濟不滿（其中包括高通脹）而把他送入白宮的，他也許需要考慮對中國徵收高關稅對選民帶來的通脹和失業問題。 不管如何，川普2.0會為美中關係帶來更多的不確定和不穩定性，特別是如果把台灣問題納入考量，也許兩國確實會發生嚴重衝突。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第15屆中國航展於11月12日至17日在珠海舉行，根據官宣，這屆航展首次集結三款隱身戰機，除了首次亮相的殲-35A，還有第一次來中國的俄羅斯的蘇-57（Su-57），以及中共殲-20（J-20）。在連日來中共官方高調宣傳的喧囂中，這屆航展事實上卻充斥著嘲笑、抄襲的疑問和腐敗氣息。 蘇-57遭小粉紅嘲笑 俄羅斯最新型的蘇愷（蘇）-57戰機11月3日抵達中國珠海金灣機場，並在11月7日進行了適應性飛行。蘇-57的北約代號是「惡棍」（FELON）。這款被克里姆林宮譽為「全球最先進第五代隱形戰機」的新銳，還未正式亮相，就引發惡評不斷，意外成為中國小粉紅網友的笑柄。 前往航展的航空迷用手機近距離拍攝了蘇-57前所未見的細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機身和機翼上數以百計的螺絲，而不是隱形戰機設計中通常使用的鉚釘。這不利於雷達隱形能力的發揮。 《保加利亞軍事網》（BulgarianMilitary.com）11月4日指出，蘇-57最新亮相只是進一步損及自身聲譽，因為幾乎已經證實，它並不具備隱形性能。 今年6月，烏克蘭官方曾指，無人機損壞了兩架俄羅斯最先進的蘇-57戰機。 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拍攝者發現停在中國珠海機場的蘇-57存在諸多工藝瑕疵，包括機身螺栓外露、零組件接合不完美等問題。其粗糙的外觀與組裝品質遭到中國小粉紅猛烈抨擊和嘲笑，有人認為蘇-57根本不能和中國新登場的殲-35A同場展出。 殲-35A被官方專家吹成「世界第一」 11月5日，中共空軍正式官宣「殲35A將亮相中國航展」。官媒連日來極力吹捧殲-35A。 殲-35A號稱中共新一代隱身多用途殲擊機。這次公開亮相，意味著中共空軍將同時擁有兩款隱形戰鬥機：殲20和殲35A。中國成為繼美國空軍裝備F-22和F-35之後，全球第二個同時裝備兩款隱身戰機的國家。 對於從此前的殲-20到新亮相的殲-35A，中間跨越了十幾個序號。中共軍事專家傅前哨認為，「新機一定能夠抗衡國外的同類型對手，甚至要對他們形成碾壓性的優勢。」傅前哨甚至聲稱，「我個人認為殲-35A目前的隱身性能排世界第一。」 有陸媒則宣稱，「台軍最先進戰機在殲-35A前毫無勝算！」 共軍殲系列戰機有抄襲傳統 如同中共殲-20以及之前的殲系列戰機，殲-35A未登場已遭海外網民質疑抄襲美軍。 中共派出大量水軍，在自媒體發文，使用類似「殲-35高調亮相，美國媒體難得說了句公道話：不存在抄襲」之類的標題，意在攪混水。但有海外網友認為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海外網友石山鍾說，「中國空軍發布的殲-35A圖片，這次不僅抄外形，連名字也一起抄了？難怪中國軍工天天遮遮掩掩，過於先進不便展示。原來主打一個抄啊！不過說實話，這個外形抄的有點丑。就和小米抄保時捷一樣，盜版的終究是盜版。」 新出場的殲-35A到底如何涉抄襲，仍沒有實據。但中共盜竊技術、抄襲、侵犯版權在國際上臭名昭著，在軍事技術上更是如此。 2019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曾批評中共長期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並指中共第五代戰機和F-35戰機看起來完全一樣，指控中共竊取該項技術。 俄國一些專家前幾年一直指控中共第五代隱形戰機殲-20「山寨」了俄美技術。對此中共官方並沒有有力的反駁。 殲-20於2017年3月列裝中共空軍，被官方媒體稱為亞洲最先進的戰鬥機。2018年11月，當時在正舉行的中國珠海航展上,中共對外展示了殲-20,並進行了飛行表演。官方媒體當時也大力吹捧殲-20。 俄羅斯塔斯社當時發表文章的標題為「勉強夠到第五代中國不斷拷貝俄羅斯最好技術設計而造出第五代戰機」。文章稱，實際上進行表演的三架殲-20戰機仍然安裝著俄羅斯的AL-31F發動機。 俄媒分析說，雖然北京對外宣稱可以替代俄產品的國產渦扇發動機研製成功，但穩定性仍然無法達標。因為AL-31發動機是蘇聯時期專門為蘇-27戰鬥機設計的，安裝這種老款發動機肯定無法令殲-20達到第五代戰機的要求。 塔斯社的文章還寫道，新型戰機的設計並非完全是中國自己技術思想的成果，而是成功仿製了俄羅斯和美國的設計理念和技術，其中一些是非法獲得的。 俄羅斯政治軍事評論人士康斯坦丁．杜舍諾夫說：「殲-20擁有大量仿製或完全複製俄羅斯米格1.44試驗機的技術和美國第五代戰鬥機F-22和F-35的技術。但中國人也在進步，以前只是完全山寨拷貝俄武器裝備，但現在已經能夠成功地把從多國拿來的技術拼湊到一起。」 俄羅斯國際航空沙龍MAKS名譽主席、俄聯邦功勛試飛員瑪佳麥德•陶巴耶夫說，蘇俄技術以不同的方式被中國獲得，但「他們只擁有更多的數量和落後的質量，因為我們沒有給出最先進的技術。」 俄塔斯社軍事觀察員維克多•利托維金評論說，「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山寨貨』總是要比原裝差一些。」 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2015年1月曾報導，中共間諜從美國竊取有關F-35隱形戰鬥機的機密資料數據，多達50TB。中共獲得這些數據後，已經將其應用在殲-20戰鬥機上。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空軍的科技，原本來自於前蘇聯，自己進行仿製，蘇聯垮台後，中共曾有一段時期獲得美國科技，但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受到制裁，之後因俄羅斯需要金錢，中共能從俄羅斯獲得不少科技。 據中共官方資料，新亮相的殲-35空軍型飛機，和其它殲系列一樣，由特大央企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旗下沉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研製、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沈飛公司生產。事實上，中共空軍使用的各種型號戰機絕大部分由該公司研發和製造。 位於中國東北的瀋陽飛機製造廠一直是中共戰鬥機的基地。從最早的殲-5、殲-6，到後來的殲7、殲-8，再到殲-11、殲-12、殲-15、殲-16以及殲-35隱身戰鬥機，全部出自瀋陽飛機製造廠。但許多人抨擊、指責沈飛，只會抄襲與模仿。比如殲-15仿製於烏克蘭的蘇-33，殲-16則是以蘇-30為原型機逆向研發而來。因為「遼寧」號航母是從烏克蘭買來的，最適合它的艦載機自然也是烏克蘭的蘇-33艦載機，沈飛又仿製蘇-33，推出殲-15。也正因為這些歷史和現實，瀋陽飛機公司始終都逃脫不了抄襲、仿造質疑。 目前全球只有四款第五代隱形戰機已投入使用，其中F-35和F-22戰機由美國擁有，中共製造了殲-20（J-20），俄羅斯則擁有蘇-57（Su-57）。 這次中共最新展出的隱形戰機序號從殲-20一下跳到殲-35A，應該是因為政治需要，透過這次亮相航展展示中共的所謂成就。但實際上按中共偷技術和強制外企轉讓技術的傳統，殲-35A也跑不出「山寨」技術。至於高調的宣傳，只是給小粉紅打愛國主義的雞血，狂熱一陣子而已，真正上戰場才能見分出高低。 生產戰機的央企老總落馬 中共的殲系列戰機，不但涉及抄襲醜聞，還有腐敗問題。設計生產殲35空軍型飛機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其原董事長譚瑞松今年8月30日落馬。 譚瑞松曾任哈爾濱東安發動機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哈爾濱航空工業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副總經理，2008年7月任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兼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保密委員會主任，2012年4月任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總經理，並任董事。2018年5月，譚瑞松出任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董事長，2023年3月卸任。 在去年以來以火箭軍腐敗為代表的軍方大案，已掀下數十名將領，包括兩任國防部部長魏鳳和和李尚福。軍工企業高層也紛紛落馬，譚瑞松是其中的一個。由於譚瑞松曾任集團保密委員會主任，他是否涉貪的同時，也有泄密問題，目前不得而知。 在新戰機亮相前後，老總就落馬。這種情形與負責首艘國產航母遼寧號研發的兩個中船重工高層，孫波和胡問鳴，在2018年和2020年先後落馬類似，至少給這些還沒上戰場的軍中重器蒙上不吉利的陰影。 直接生產戰機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沈飛公司，也被揭露諸多醜聞。 2014年，原中航瀋陽飛機工業公司一名車間辦公室主任因無意中發現公司貪腐大案，他向上舉報後被打擊報復，不得已向海外媒體揭露黑幕。據稱，在沈飛公司中幾乎每個廠都存在將工廠生產項目外包加工，甚至到了無官不貪的程度。「飛機零部件根本沒有生產，錢款已經被提走了。」 更可怕的是，由於軍方戰機經常出現一些故障，有很多軍用飛機存在諸多隱患問題。 殲-31據稱是沈飛公司研製的「第四代隱形戰機」。當時官方專家自詡這款戰機未來會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但該內部人士透露，此前沈飛利用俄羅斯軍工生產線和技術組裝蘇27戰機，後來取消合約自行製造殲11戰機。而在2007年沈飛公司生產國家重點型號軍品殲8、殲11戰機部分零部件期間，從公司外招進的8家個體工廠，整體進駐沈飛八廠，建成廠中廠。這些臨時工人沒有資質認證、沒有培訓、沒有上崗證，居然大批量生產國家重點型號戰機的零部件，導致發生多起重大事故，於是有些飛機部件拆換下來，由這些個體廠長用錢擺平。而有些則被裝配在飛機上，留下飛行安全隱患。 這些消息後來沒有下文，舉報人後來不知所蹤。 另外，2012年11月25日，作為殲-15項目負責人的沈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羅陽，在國產航母遼寧艦上突發心臟病去世。此事也留下了疑團。 種種貪腐醜聞和離奇事件，對戰機製造的質量其實是有影響的。就像彭博社引述美國情報揭露中共火箭軍的醜聞說：一些導彈裝滿了水而不是燃料；在中國西部的導彈發射井區，發射井井蓋無法發揮功能，讓導彈有效發射。 這些腐敗細節與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北洋水師相彷。如果連最新式的隱形戰機也是偷工減料，或有其它未被發現的安全隱患，習近平到時真要武統台灣，在戰爭中他的政權就真有點懸（危險／機會不大）！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這次民主黨面臨近30年來最大的慘敗，共和黨一方贏得選舉人票、參院、眾院、多數州長、全國普選票。但民主黨的鐵杆們除了嚎哭詛咒之外，極少有人反思。從奧巴馬時代開始，民主黨就養成了一種不能失去政權的政黨意識，不僅將國會、媒體當作政黨鬥爭工具，還進入一種選舉依靠舞弊、司法武器化、將不同意見者視為敵人的惡性狀態。這種政治生態一旦形成，就很難思考自己為什麼失敗。 我個人希望這個百年老黨的精英們能夠思考並付諸行動，將這個嚴重奧巴馬化（Woke化）的政黨拉回到正常軌道上來，本文先從競選策略分析這個黨全面失敗的原因。 沉溺於身份政治的情緒價值難以自拔 拜登在今年6月與川普辯論中失利，其實主要原因並非他「年老痴呆」，主要是他執政三年半乏善可陳，不僅「拜登通脹」（Biden Inflation）曾達到40年未有之嚴重程度），還給美國深種禍根（新增2000萬非法移民、10萬億國債）。這些劣績在左派控制的媒體平台上可以被美化掩蓋，但如果要辯論，肯定一敗塗地。對此，我曾寫過一篇《拜登辯論失敗背後是左派理念的失敗》（上報，2024年7月5日），不再贅述。 拜登辯論失敗之後，民主黨高層強行換人，不僅不從從能力與德行方面考慮，連黨內推選這道程式也省去，換上與奧巴馬關係親近的哈里斯。但這位美國歷史上唯一沒有通過黨內初選（Vote）只是被黨內高層指定（Choice）的候選人，被媒體稱頌的優勢只有兩點，一是女性，二是黑人與亞裔（其實只有印裔是真實的），均是美國新身份政治認定的優勢，算是為被新身份政治荼毒的左派選民提供一些情緒價值。至於哈里斯的政績，掰著手指頭從加州總檢察長到其任美國副總統，都找不出幾樣實績。在她成為民主黨高層選定的總統候選人以來三個多月，所有的公開講話與媒體採訪，無不一敗塗地。以至於前民主黨總統比爾·柯林頓在11月1日密西根州馬斯基根高地為哈里斯舉行的集會上只能表示，川普執政期間「經濟更好」，但人們仍然應該投票給哈里斯。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優勢提供的情緒價值，黑人並不買帳，稱她模仿黑人口音只是為了選票。女性優勢也安慰不了選民，各族裔選民無論男女都做了視頻接力表達：我們不在意哈里斯是否女性，我們只在意她是否有能力領導美國。但恰好在領導美國這一點上，哈里斯完全沒任何優勢，從她接棒之後，她的經濟政策只是沒貼上拜登標籤的拜登經濟政策。2020年拜登大談的進步主義經濟政策比如國家經濟主義、氣候環保綠能因被選民厭棄不能再搬出來，除了照抄川普一些作業如小費不交稅、恢復液壓石油開採之外，只有一個空泛的「機會經濟」。 玩身份政治走火入魔的美國民主黨，完全不考慮總統這個位置需要的是領導能力而非他們著迷的身份「優勢」 ，2016年希拉蕊落敗，她本人歸因於「玻璃天花板」。這次哈里斯敗選，左媒第一時間聲稱「美國還沒準備好迎接一位女總統」。因此，民主黨要想挽救自身，得從身份政治的自我迷戀中走出來。 低估了美國人對2020盜選模式的警惕 奧巴馬等敢推出無德無能的哈里斯，是出於民主黨2020年竊選的成功經驗：不在於有多少真實的合格選民投票給民主黨圈定的候選人，只在於控制好計票權。美國民主黨陣營通過2019年成立的捍衛民主聯盟建立了八爪魚式的巨大網路，通過天量郵寄選票與六大戰場州延遲開票（最晚的長達1個多月），輔之以七十八天政變計畫，成功地將拜登送進白宮（參閱本人《竊選者的炫耀》系列，2021年3月6日），http://heqinglian.net/2021/03/06/show-off-by-pick-thief-1/ 食髓知味，今年民主黨仍然想重施故伎。從選前三個月開始，七大戰場州當中的四個州例如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喬治亞、亞歷桑那就宣布要延遲計票，大選結果要5-15天之後才能公布。2020大選舞弊的重災區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郡公開宣布：「不排除選舉結果需要數天時間才能確定，更加不排除，大選夜領先者隨後被反超，這很正常」。並公示了盜選路線圖（熟悉2020年該縣選舉情況的就知道這是2020年的盜選經驗）： 「選舉日晚8點只有70%-75%的預投票選票結果被公布」 （預留25%-30的造票空間）； 「隨後的晚間會陸續公布大選日親自投票的計票結果」（所謂「陸續公布」是為了營造透明計票的假像）； 「絕大部分選票會在11月6日晚7點前統計完成」 （「絕大部分選票」之外，得計算一下需要造多少票來填補差額，達到「大選夜領先者隨後被反超」這一目標） 馬里科帕郡是美國人口第四大郡，占亞歷桑那總人口的61%。2020年，拜登在此贏得4.5萬張選票，從而在亞利桑那全州超出川普所獲選票1萬張。這個縣一直被詬病是偷盜大選的重災區，這位馬里科帕縣的選舉官幾乎是對外公布了該縣將按差額完成灌票的路線圖。 2020年模式輔之以J6對川普支持者的大規模鎮壓，確實讓美國人經歷了少見的政治恐怖，但卻引發了共和黨陣營對2024年大選盜選的警惕。共和黨方面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一是在RNC高層換將，Laura Trump（川普的二兒媳）出任RNC聯合主席，投入巨額資金，在全國徵召了23萬志願者監票，並聘請了5000名律師，七大戰場州當然是重點投入。 據司法觀察（Judicial Watch） 11月初公布的資料，多達3位元數的訴訟中，贏得了一些重要勝利，例如密西西比州法院裁決，允許在選舉日後五個工作日內收到缺席選票計入。此案由司法觀察、RNC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第五巡迴法院裁定，必須在選舉日之前收到選票，任何允許在選舉日後接收和計票的州法律都違反了聯邦法律。此外，不少民主黨掌控的州與戰場州被迫達成案件和解，刪除不合法選民名單，僅洛杉磯縣就刪除了120 萬個名字，紐約州刪除了 45萬個名字；賓州1 個縣就刪除了 69,000 個名字；肯塔基州刪除了50萬個名字；北卡清理了大約 400萬個名字。 喬治亞州亦是2020年的舞弊大州，2024年該州州務卿亦公開宣布將有占選民總數25%的海外選票要延後計算，此案經喬治亞州高法裁決，州內任何地方的選舉官員都不得在截止日期之後接受和計算選票，打破了該州的竊選計畫。 結果是：不僅民主黨原定的盜選計畫被成功狙擊，導致民主黨只能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州內勝選，還坐實了2020舞弊的指控。2024大選是兩黨搜尋動員每個可能的選民付出最大努力的一年，但結果發現，哈里斯團隊攢足勁花費三倍於川普的競選經費，卻只得到7025萬票，比拜登2020年的8100萬選票少了整整1000萬，：X（前身為Twitter）上的多篇帖子聲稱卡馬拉·哈里斯主要在不需要選民身份證的州獲勝。每條帖子都展示了哈里斯和川普贏得選舉人團選票的地圖，以及需要出示帶照片身份證件、需要無照片身份證件和不需要身份證件的州。雖然民主黨一方努力辯護，但無法消除人們心頭的疑雲。 過分相信選舉造勢的作用，忽視了真正的民意 長期以來，民主黨偏離美國民眾具體感受，無視底層人民在物價、福利、移民上現實的經濟生活問題，在宏觀資料和媒體上進行大規模操控，以為巨額資金+媒體助陣+民調造勢+投票不驗ID這種模式仍然是贏得選舉的必勝寶。10月下旬，民主黨支持者中的富豪紛紛與川普接觸，鐵杆左派媒體也開始轉向，例如《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與《今日美國》等知名媒體紛分宣布不支持2024年總統大選中的任何候選人。10月28日川普紐約集會氣勢如虹，即使形勢如此不利於民主黨，左派媒體還是齊齊推出11份民調，調高哈里斯領先優勢，希冀努力營造的迴音壁效應能夠幫助她獲勝。 但是，這些民調只能安慰民主黨的鐵粉，民主黨的政治高層其實並不相信民調。2020年獨家披露七十八天政變消息的左媒Axios報導，眾議院民主黨人對 11 月5 日的焦慮加劇。「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表現得比副總統哈里斯好」，一位眾議院民主黨人說。新民主黨聯盟主席（New Democrat Coalition Chair）安妮·庫斯特（Annie Kuster (D-N.H.) 表示，她「正在查看資料，我們很容易發現有十幾場競選幾乎打成平手」，「我認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調結果準確。好吧，誤差範圍很廣」。還有一位眾議員稱看了內部民調，不樂觀。 其實，提醒民主黨對民調不要樂觀的不止這一位。另一件是 8月20日DNC大會上，支持哈里斯競選總統的最大金主”未來前進”（Future Forward）的負責人昌西·麥克萊恩（Chauncey McLean）發言，稱據他們採訪了約37·5萬美國人的民意調查，沒有其他公開民調顯示的那麼「樂觀」，並警告說民主黨人在關鍵州的競選中將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 以上這些，僅僅只是分析民主黨在2024年大選中所顯示的權力的愚蠢與驕橫，還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左派的政治方向性謬誤。也許，用被稱為「民主黨黨報」的《紐約時報》選後的幾篇文章做總結最合適，《一個自命不凡、自以為是的政黨遭遇慘敗》，《絕望、分裂和指責：民主黨面臨「黑暗的未來」》。 這場選舉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美國民主政治回歸常識的一場選舉。這些被操控的媒體在大選後難得地開始關心美國民間疾苦，華爾街日報：一位選民說，「我們太累了。我們認識的每個人都太累了，好比過去四年一直有人用腳踩在美國人民的胸口上一樣。」 與歐洲各國相比，美國人民還未左傾到不可救藥的狀態（氣候環保lgbtqi+這類情緒價值的話題被置於現實中的廚房餐桌與生活安全之後），終於用選票將民主黨踢走，當然，這還得歸功於川普這位特殊人物的存在，否則，這無數個零的集合也找不到這個1.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介紹了根據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在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於十三年的規定，於2015年6月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的周永康即使獲批保外就醫或假釋無望，刑滿出獄的時間從理論上講也可以早至2028年6月，有盼頭。 1989民運史上的”失蹤者” 我們知道，從當年江澤民把陳希同送進秦城開始，陸續又有陳良宇、薄熙來，郭伯雄、令計劃、孫正才、蘇榮等副國級官員先後被胡錦濤和習近平送進秦城。他們中只有陳希同和陳良宇兩人是獲判有期徒刑，其他都是無期。 陳希同被宣判有期徒刑16年的時間是1996年7月，2006年5月被保外就醫，住在秦城監獄裡的時間不滿8年。他是在保外就醫的7年後去世的，足見被保外就醫時並未病入膏肓。 需要多說一句，陳希同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6年」是所謂「數罪併罰」。其主刑「貪污罪」的唯一依據是沒有把對外交往中收受的總價值55萬6千餘元的「貴重禮物」上交國家。 陳良宇是於2008年4月11日被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三項罪名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8年。當時官媒的報道中特彆強調了一審判決書中那句「刑期至2025年7月25日止」，但進入秦城之後通過減刑，實際服刑時間只有14年便被釋放回家。 而被判無期的副國級官員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領刑時間是2013年9月，至今已在秦城監獄服刑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前全國政協副主席令計劃的領刑時間都是2016年7月，至今已在秦城監獄服刑8年；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的領刑時間是2017年7月，至今已在秦城監獄裡服刑7年；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的領刑時間是2018年6月，至今已在秦城監獄住滿6年。 一位前中共司法部官員透露，他在退休前曾獲准參觀過一次秦城監獄，並進入副國級官員的監區一探究竟。參觀後的最大感慨就是比想像中還要好的食宿和醫療保健條件，讓首長們在這裡頤養天年，絕對有利於長壽。所以他們中的大部分，無論是被判有期還是無期， 即使沒有假釋和「病保」的機會，也都能健健康康地活著出去。至於被判死緩者，只要未被附加終身監禁，理論上也只需要比被判無期徒刑者的坐監時間多上個七八年。 我們知道未來肯定是要到秦城報道的副國級領導人，截止目前還只有出生於1954年的魏鳳和與出生於1958年的李尚福這兩個前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都比周永康、郭伯雄、蘇榮和薄熙來年輕。如果也是在今年底至明年初被判無期徒刑的話，按13年計算，魏鳳和最早可以在84歲出獄，李尚福則可以在80歲出獄。 今年7月，筆者在本專欄發表了《有前輩之鑒 中共兩位前防長獲判無期的可能性最大》。文章的最後雖然說了「無論是李尚福還是魏鳳和，即使是被最終落實的受賄犯罪金額高達數億，軍事法院也至多以死緩伺候，在此前提下附加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被直接砍頭的可能性等於零」，但如今在圍繞被判終身監禁官員做文章的過程中，又把過去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軍紀委開除郭伯雄黨籍、軍籍的通報內容與如今對魏鳳和及李尚福的通報內容對比，才覺得魏、李二人獲判死緩甚至還被附加終身監禁的可能性應該是大於和郭伯雄一樣只被判無期的可能性。 當年對郭伯雄的通報中說他「……為他人謀取職務晉陞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過家人收受賄賂，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涉嫌受賄犯罪，情節嚴重，影響惡劣」。 如今對魏鳳和的通報內容則是說他「身為黨和軍隊高級領導幹部，信仰坍塌、忠誠失節，其行為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託，嚴重污染部隊政治生態，給黨的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高級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危害特別巨大「。 對李尚福的通報內容是說他「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託，嚴重污染軍隊裝備領域政治生態和行業領域風氣，給黨的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高級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危害特別巨大「。 對比之後，不覺得魏鳳和與李尚福的罪孽要比郭伯雄深重得多嗎？ 自習近平的反腐模式開啟後，中紀委開除貪官黨籍的通報內容中只要出現 「極大「、」極其「，以及」極為」、」特別「等字樣，就意味著這位被開除黨籍者面臨的司法處理結果很可能就是死緩附加終身監禁，只判死緩都是被」法外開恩「。本文後面要舉的傅政華等人的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 由此說來，兩位前防長，特別是魏鳳和，確有可能成為中共政權第一個要在秦城監獄裡把牢底坐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目前秦城監獄裡在押的十八個被判處死緩附加終身監禁的中管幹部里，正省部級只有4個，前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前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再加上一個日前才去報到的前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這個數字總有一天會增加，而筆者感興趣的是，目前正在中紀委留置所里接受審查或者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正省部級貪官里，有沒有被習近平認為不判終身監禁不足以立黨威的呢？ 截止本文完稿，已經官宣落馬正在等待中紀委發落，以及中紀委已經發落完畢正在等待司法處理的正省部級領導人有：農業農村前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苟仲文、陝西省政協原主席韓勇，台盟中央原常務副主席李鉞鋒，湖南省政協前主席李微微，西藏自治區前黨委書記吳英傑、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齊同生，以及曾經擔任過司法部長的前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 我們知道，中共政權對它內部大小貪官的處理程序都是「先紀後法」，而中紀委宣布開除他們黨籍並移交司法的通報中，是不會透露他們事實上已經被查證落實的經濟犯罪金額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經濟犯罪金額是和他們的被一審判決結果同時對外公布的。 那麼，從中紀委將黨內貪官開除黨籍、移送司法的通報細節中，是否可以分析出這些人日後被司法處理的大致結果呢？ 先以本專欄前篇文章中介紹的18個被判死緩附加終身監禁的中管幹部們為例。 傅政華被定性為「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生活紀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徇私枉法犯罪，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應予嚴肅處理」。 孫力軍被定性為「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犯罪，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甚至變本加厲，情節特別嚴重，性質特別惡劣，影響極壞，應予嚴肅處理」。 王力科和劉彥平一樣，都是被定性為「……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應予嚴肅處理」。 趙正永被定性為「……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典型，其行為嚴重污染破壞了陝西的政治生態和發展環境，性質特別嚴重，影響極其惡劣，應予嚴肅處理」。 孫德順則是被定性為「……系金融領域腐敗問題特別嚴重、性質特別惡劣、數額特別巨大的典型，應予嚴肅處理」。 除了如上幾位，入住秦城監獄的其他被判處死緩附加終身監禁的中管幹部們，中紀委開除他們黨籍的通報中都只是使用標準定性，即：「……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犯罪，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嚴重，影響惡劣，應予嚴肅處理。」 上中紀委網站隨便輸入幾個近些年來陸續被開除黨籍並移送司法的正、副省部級貪官的名字對比一下就會發現，他們中的大部分，包括和如上傅政華、孫力軍、王力科、趙正永等一樣被判死緩附加終身監禁的前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書記刑雲、前中國華電集團總經理雲公民、前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前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以及去年7 月因為受賄金額只有區區3千多，不及孫志剛受賄額二十三分之一所以只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的前雲南省政協副主席黃毅，雖受賄金額已達1.48億但也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前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董雲虎，上個月才被最高法院宣布逮捕，其受賄金額需要等到一審宣判才對會對外公布的前司法部長唐一軍，今年8月已經被提起公訴，目前處在一審開庭等待期的寧夏自治區政協前主席韓勇等，中紀委開除他們黨籍的通報中的定性表述完全相同。 也就是說，目前已被中紀委宣布開除黨籍等待司法處理的唐一軍等人，雖然中紀委開除他們黨籍的通報中只說他們的違紀違法行為「性質惡劣」，不說是「特別惡劣」；只說是「情節嚴重」不說是「特別嚴重」；只說是「影響惡劣」不說是「影響極壞」或「影響極其惡劣」，日後的司法處理結果照樣有可能是死緩甚至還附加終身監禁。 另外，中紀委對如上所有人等的通報內容中，全都有「非法收受巨額財物「一句。日後對比一下對這些人的司法處理結果，就知道這個所謂的」巨額「，可能只是區區幾百萬，但也可能是幾個億到十數億。 如上列出的唐仁健、苟仲文、李微微，吳英傑、齊同生等正省部級貪官目前均處在被中紀委調查取證階段，放在日後文章中介紹和分析。至於李鉞鋒，日後專門介紹和分析如何在「黨外人士」中反腐的文章中會有涉及。下面只分析一下唐一軍。 和傅政華一樣也是司法部長出身的唐一軍日後被一審判決的結果，和傅政華及孫志剛一樣獲刑終身監禁，或者和董雲虎一樣只被判了無期的可能都有，和黃毅一樣只被輕判個十幾年有期徒刑的可能很小，就看他唐一軍將被法庭認定的受賄金額是多是少了。 本專欄今年8月23日刊登的《夜話中南海：許家印主席與孫志剛書記和唐一軍省長的故事》中就已經斷言「日後對唐一軍『雙開』的中紀委決定內容中，也會用『不重視家風建設，對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將黨和人民賦予的公權力異化為謀私的工具』形容之」。 果不其然，今年10月7日宣布開除唐一軍黨籍的通報中給唐一軍開列的犯罪內容是：「……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廉潔底線失守，利用職權幫助親屬承攬金融業務；違規干預、插手市場經濟活動和司法活動；家風不正，對配偶失管失教；毫無紀法觀念，把公權力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權錢交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公司上市、職務提拔、案件處理等方面謀利，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筆者把中紀委對唐一軍和孫志剛兩人的通報內容對比了一下，除去大致相同的內容，唐一軍首先是多了「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罪名。而孫志剛未曾犯下此罪。 今年4月初，大外宣《星島日報》刊登了《唐一軍落馬內幕︱任遼寧省長與恆大許家印關係密切 助控股盛京銀行留千億爛賬》一文，揭露唐一軍在寧波為官時即縱容家人干預工程，當地人對此意見很大。還有人稱，唐一軍妻子在幕後經商，性格十分強勢霸道。 而中紀委的通報中所說的「利用職權幫助親屬承攬金融業務；違規干預、插手市場經濟活動」，證明了大外宣此前文章所言不虛。 也是在今年4月份，牆內網易刊登《30億大壞賬，貴州銀行被恆大坑慘了》一文。即使把這30億的壞賬都歸罪於當年親手把許家印「引進」貴州的孫志剛，也只是唐一軍「違規干預、插手市場經濟活動」導致的盛京銀行千億爛賬的零頭。而他們兩人各自從許家印那裡得到的回報數額應該也是不成比例。僅從這個角度推測，唐一軍本人及夥同親屬共同貪污受賄的金額應該是相當的巨大，即使沒有打破由孫志剛創下的8.13億元的正省部級領導人最高貪腐記錄，依然會有到秦城監獄裡陪同孫志剛把牢底坐穿的可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