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女童來初經骨齡超前3年 香味文具與夜燈誘發性早熟
2026 年 8 月 4 日
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众多亲信掌控了关键职位。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并且权势消长在这两年间也颇为明显。其中手握“刀把子”的四大权臣，蔡奇、李希、王小洪、陈一新，凭著“杀器”成为朝中当红之人，但也不免招风犯忌。 头号刀把子蔡奇从盯紧元老到监控全社会 蔡奇作为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自兼任中央办公厅之后，权势更显外露。他不但时时伴习出行，还控制中央警卫局，将一众正国级大佬，包括已退位的前常委，全部盯紧。 习近平最警惕的是正国级高官栽培自己的亲信，现在每个高官都有把柄在习手上。比如最近受审的中国工商银行前副行长张红力，早年帮外国投行招聘太子党以获得市场准入，涉及刘云山、汪洋、栗战书等家族。而中纪委通报中就罕有提到张红力“徇私录用调整干部”。之前被抓的权贵白手套肖建华、许家印也一样，相信已供出不少权贵家族的黑料。 习除了给这些党内大佬下达不得“妄议中央”禁令，还得提防他们相互走动串联，特别是和军方将领有勾连。所以蔡奇掌管的中南海保镖，与其说是政治老人的警卫，不如说是监控者。 蔡奇还替习实际掌控著中共国安委。 2022年末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最明显的是，报告全文多达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对之下胡锦涛卸任时的十八大报告，仅36次提及安全。而习最忧心的个人安全或称习政权的安全重担，首先交给了蔡奇。 2023年5月末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共国安委第一次会议，相较于前两届国安委都是设置两名副主席，分别由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担任，本届增设第三名副主席，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担任。按例，蔡奇作为中央办公主任，还会兼国安委办公室主任，现在的国安委办常务副主任是刘红星，他听命于蔡奇。 事实上，以国安委的核心人物角色，蔡奇可以号令所有机关企业，甚至协调军方。 再者，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今年11月5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也是蔡奇出席并讲话。 2023年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各地层层有机构，负责控制访民，还负责中共所谓的党建及基层政权建设，控制各地行业协会商会、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并涉及志愿者群体。这个组织近期在全国招募社区工作者（这是网格员的升级版）。各地的外送员、快递员也被纳入特务工作行列。 这个新部门被旅美学者吴国光称为“极权补丁”。在中国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民怨四起之时，这个新的维稳部门由曾经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掌控，意味著中共对社会镇压力度的强化。 不过，由于蔡奇太过强势，威胁到总理李强，比如从李强手上夺走了全国秘书管理大权等。有关蔡李不和之说早已不胫而走，这可能埋下蔡奇日后的祸患。 “新东厂”首席李希强力打贪制造“躺平” “东厂”是中国明朝时期由宦官执掌的特权监察者，中纪委被称为权力无边的“新东厂”。在习近平上台后的前两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赵乐际，都没有达到李希和习近平的亲密程度。 属于“陕甘宁边区派”的李希，早年在甘肃大力帮老家把习仲勋起家之地开发成为红色景点。李希担任延安市委书记期间，又将习近平早年当知青的梁家河，打造成为官员趋之若鹜的朝拜地。这可能是他得到习的信任的原因之一。 李希在中共二十大上任中纪委书记后，前所未有地在全国纪检系统搞“清理门户”，前任赵乐际的亲信旧部纷纷被拿下。而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多名大秘旧部，如董宏、范一飞、田惠宇均已被判重刑。 李希上任以来打下的省部级老虎，总数已超过王岐山任内的同期，甚至是赵乐际同期的两倍有多。 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无论李源潮、王岐山、赵乐际、孟建柱等前中共高层，甚至习家军的栗战书，都被李希采取了“剪羽毛”的方式，把他们身边的羽毛彻底剪除。因为习要让这些政治老人成为孤家寡人，不能在未来构成任何威胁。 习打贪官的性质近年有些变化，过去第一任期，他是要清除不同派系的政敌，如周永康；第二任还是，只是清理的级别低些，像孙力军这类江曾派系的孟建柱的党羽；而第三任期，习除了清理不忠之臣，就是更明确的搞打贪经济，收钱充实国库以备战。故此，李希的打贪被赋予了战略意图。 在专制体制之下，中纪委书记会令官员又怕又恨，但最后官员变得人人都不想多做事，因为多做多错。在李希上任后，中共官场的躺平更为严重。特别是男女官员不思政务，乐于淫乱，不时爆出更多丑闻。整体上的官场怠政扩展，也为习政权最后的没落埋下伏笔。 王小洪“私家军”借力社会动乱警权大增 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王小洪本身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靠负责习近平当年在福州的安全警卫起步，跟定习的王小洪，自2016年进入公安部，逐步掌握公安部实权。藉清洗反习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势力，他将全国31个省份省级公安厅厅长全部换了一遍，亲信遍布全国公安系统。 其中，刚担任中共新疆公安厅长半年的潘曦，近日升任新疆副主席。潘曦是福建省福州人，是王小洪的同乡和旧部。 笔者之前在《上报》有文章提到，这支靠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公安队伍，只知有王小洪，不知有习，实际上并非“习家军”，而是“王家军”，恐怕未来在中南海也要搅起风波。 王小洪作为官场福建帮成员，有习近平撑腰，又掌控规模庞大的社会维稳力量，还包括能监控副国级领导人的公安部特勤局，所以作派比较张扬，并不把浙江帮的总理李强放在眼内。 一个明显的情形就是，近期中共地方公安跨境对企业家进行趋利性执法，被称为“远洋捕捞”，引发巨大争议。 因为经济不好，当局号称要保护民企，所以今年10月8日，中共总理李强和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都公开强调要制止公安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但从来未见过公安部就此表态，或对各地公安有所提醒。这除了因为北京中央觉得要靠著公安去维持政权的安全，所以不敢过分打压地方政府和地方公检法之外，也有习家军互不卖帐、王小洪不将李强放眼内的原因。 还有一个使公安地位上升和权力扩张的情况，就是最近中国多地发生所谓报复社会的恶性袭击案件，造成重大伤亡。习近平要求“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等。随后各地甚至开始排查所谓“四无”“五失”等各种失意和被怀疑“有危险”的人群。 今年11月18日，王小洪在辽宁放话，要严密重点部位防控和社会面巡控。19日，网上传出广州一位白发老人持刀与几名警察对峙中，被连开三枪击倒，据说被当场击毙。海外网民多同情老人，质疑现在警察开枪许可权扩大了。 有网民说，“现在警察居然佩枪了，听说以前是不给配的，怕他们造反……”“看来公安内部已经明确了，以后被枪杀的会越来越多。” 笔者认为，本来民众报复社会的罪行的源头，就是中共自己的专制暴政，当局制造了一个高压锅式的社会环境，让民怨无法排解，导致无差别袭击的本土型恐怖主义行为的出现。习近平当然不会做检讨，当局反而要借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强化对人民的控制，故此王小洪掌控的公安，在政权中的地位就变得更重要，包括公安的用枪、开枪权会扩大。 中国百姓中历来流传“过去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现在公安更加暴力化，也会成为民众反共的第一攻击目标。 陈一新掌国安跨界抢权惹是非 陈一新已65岁，本来已到正部级退休年龄。但据说他还有野心，希望像张又侠、王毅或者夏宝龙、宋涛这些超龄高官一样继续陪跑。 陈一新曾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期间大搞政法系整风，当时实际上架空了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2022年10月陈一新掌管国安部之后，该部在去年中首次开通微信公众号，随后频频公开就中共经济、外交政策甚至文化的涉安全议题表态。 中共去年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国安部掀起了一波“抓间谍”的群众运动，发动对外企的突击搜查和调查。国安部又扩大对西方的骇客攻击，甚至在美国大选侵入了川普(Trump)和哈里斯(Harris)竞选团队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手机。这与外界对于中共的侵略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就在今年11月21日，中共国安部借“拜习会”话题对中美关系发表评论文章说，将“坚决反制外部遏制打压”等等。 在毛泽东时代，康生主管情报系统权力太大，成为引发动乱的原因之一。现在陈一新在习家军中地位相对不高，但却是最高调的一个。这背后应该是与习近平对于政权安全问题的异常担忧有关，因陈一新善于表现，不时邀功请赏，习也乐于用他。 陈一新跨界到经济、外交、文化各领域，包括原来公安部的地盘。同时，中共的国安警察动辄举著习近平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牌子，要求各部门配合工作，或私下对官员搞监听跟踪，已经在中共官场中引起不少非议。这种不满相信也包括来自他的上司陈文清，甚至包括蔡奇，因为陈一新在国安方面直达习近平，经常绕过了蔡奇。 前国安部长、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其实不是习嫡系，他相对低调，但在内斗中不一定是弱者。事实上，习的几大“刀把子”，论杀伤力也抵不上一把“枪杆子”，如果传闻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日后可能发动兵变，这些“刀把子”的野心和未来计画也会化为乌有。而无论本来是“刀把子”还是“枪杆子”，中共政权中的谁，只有能够良心发现，倒戈为人民而战，才能够有未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黎智英这几天出庭自辩，尽管身体面容应已干瘪不少，但看他的供词，黎生并没有丧失斗志和灵魂。他仍是昔日的他。 黎生之子黎崇恩近日亦马不停蹄接受外媒访问，向世界披露父亲几年来在囚苦况，并寻求各界声援，如申包胥之哭秦庭。我看到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一个访问，黎崇恩如是说：“我父亲在过去四年一直被单独囚禁，他77岁，健康已差了不少。单独监禁的目标其实是告诉你：没有人关心你，捍卫自由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你的馀生。它旨在摧毁你的身体，同时也摧毁你的心灵和精神。（…） “我有时想像，他独自在这个小小混凝土房间，看不见自然光，日复日在那里，昼夜不辨，想一想就心碎了。有时你会认为他是个硬汉，但你不知道这样子过四年会对一个人有什么影响。现在看到他依然是他自己，我松了一口气。他没输掉这场仗，他没有失去精神。” 据早前的报导，黎智英每天被囚23小时以上，只能做运动50分钟，见到自然光的时间非常有限。四年的单独囚禁、不见天日，想一想已苦不堪言，对身心损害之大更难以估计。然而在11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居然发声明“澄清”，单独囚禁是根据黎智英意愿由惩教署安排！这个讲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对于有自由的人来说，孤单也足以令他心情低落，在狱中就更是一种能把人逼到崩溃边缘的惩罚。无数的研究指出，单独囚禁会影响生理及心理健康。先谈谈心理健康：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长期没人说话、没人看你，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头脑能保持清醒吗？ 首先是焦虑和抑郁：每个漫长的夜晚都像无底深渊，令在囚者怀疑人生，甚至怀疑自己还算不算人。随之而来的是幻觉、妄想和极度的偏执。关得越久，思路也越混乱，记不住东西，无法专注。心灵一旦受伤，出狱后也未必能痊愈。研究显示，独囚的人获释后往往有更高自杀风险。 别以为只有心理受损，身体也照样顶不住。独自囚禁就像一场慢性毒害，失眠、晕眩、高血压、心脏病、胃痛、肌肉酸痛、消瘦等毛病都接踵而来。长年累月不运动、不见光，整个人就会慢慢凋谢。说白了，单独囚禁是一种无形无声的暴力，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理和身体都摧残得支离破碎，是极不人道的折磨。 受这样的折磨，到底是黎智英本人的意愿，抑或有人企图借此击垮他的精神和身体，请自己判断。再窄的牢房，也应该留一扇能看到光的窗，请问现在有吗？特区政府要澄清的话，不如先澄清这一点吧。（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上期专栏我提出了一个命题，川普2.0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噩梦”，取决于北京的应对方式。但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简要论述川普的人事任命，因为从他的内阁团队特别是国安和财经官员的提名，可以一窥他的对华政策。 川普新政府的人选已经公布过半了。对中国来说，重点关注的是国务卿、国安顾问、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国安和财经官员。如果川普加码制裁和遏制中国，主要会在这两个领域。川普已提名鲁比奥(Marco Rubio)出任国务卿，沃尔茨(Michel Waltz)出任国安顾问，此二人都是有名的对华鹰派，尤其鲁比奥，在参院推动支持台湾和反对北京对香港、新疆人权的打压的立法，被中国舆论封为“反华急先锋”，并被北京制裁。川普当然清楚这个事实，可仍然提名他做国务卿，摆明是要对北京示强。可以预期，川普对和中国加强外交联系，特别是保持两国高层外交管道沟通的畅通，或许并不在意。 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这三个重要的财经职位特朗普尚未公布提名，但普遍认为，此前在其第一任期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将回锅再挑贸易代表重担。美中贸易战就是由他一手策划并主导的，如果川普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的竞选主张要落实，没有比莱特希泽更合适的人选了。 在川普的新政府人选中，马斯克(Elon Musk)看起来是唯一对中国友好的成员。这位世界首富在中国有着巨大利益，而从目前透露出的情形看，川普对他很倚重，这让许多人对马斯克的角色充满好奇，认为在清一色的对华鹰派中，他也许能够就川普的对华态度，起到某种平衡性。但是，马斯克这张牌到底在接下来的美中对抗中可为中国起到什么样的缓冲作用，现在还不好评估。 在美中关系上，台湾以及经贸和技术议题是中国最看重的两个，前者被北京视作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划了多个红线，后者则关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技术进步。不过，两国虽常为台湾起冲突，眼下北京最大的担忧，却是明年一月川普上任后可能对中国祭出的关税和技术制裁。如何应对这新一波更猛烈的贸易战，是中南海最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官媒对即将到来的关税战表现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然而，鉴于美中贸易的高度不对等，中国没有和美国同等规模的市场，以及工具箱里足够多的反制工具，北京对川普的关税制裁事实上是相当紧张的。结合官方学者的分析和建议，我认为，北京很可能采取不对称的方式和手段来应对美国的关税战，它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直接报复：川普第一任期的两国贸易战，北京开始是对等力度的反制，也就是美国对中国多少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对美国多少商品加征关税，但在美国扩大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数额后，北京发现自己无法同等力度报复，于是改为同等比例，也就是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数量占中国对美出口总数的比例多少，比如 40%，中国就回应对等比例的美国商品数额。尽管北京也试图在关税上强烈反制美国，可要和美国打贸易战，终究是吃亏的，于是北京也采取另一种办法，即对美国特别需要的产品，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原材料进行出口管制，官方学者将此称为“打蛇打七寸”，企图遏制美国的制造业特别是科技产业。 假如这次贸易战川普真的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征收60%的关税，由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只有1500亿美元，不到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1/3，同等比例的反制将无法进行，北京不得不对所有美国卖给中国的产品，首先是农产品，也加征60%的关税，或者直接就不采购，以打击共和党的农民票仓。北京还会针对美国的科技制造业，列出一份原材料出口管制清单，镓和锗已经是这个清单中的成员了，大概率还会将稀土等也列入。而对配合美国政府制裁中国的美企，北京会用不可靠实体清单予以制裁，以达威吓效果。此外，抛售美债，影响美国金融市场，也可能是北京的选项之一。 开拓第三方市场：前面说了，就贸易战而言，中国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若再加上科技的制裁和围堵，川普第二波关税战和科技战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当然美国为此可能也要付出通胀的代价。要减少关税战和科技战的冲击，北京在正面迎战的同时，也会分散风险，积极去开拓第三方市场，如和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发展更紧密的经贸联系，并在全球南方，特别是中东、俄罗斯、非洲和拉美等，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区域经济合作的力度。北京也很可能将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上次贸易战，北京的应对措施之一是对人民币大幅贬值，虽然人民币再贬值的空间有限，而且进一步的贬值不利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在严峻的贸易形势面前，北京为促进出口还是会让人民币贬值的。 美中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欧盟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会是北京极力争取的对象。但是这些国家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压力，要它们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因此，中国要对它们出口更多的产品有难度，何况欧盟也在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北京现在采取的对策，就是对欧盟等西方国家单边开放，吸引它们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单边开放也包括美企在内。而针对川普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北京可能会采用新举国体制去推进技术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经济刺激和结构改革：美中贸易战暴露出中国发展模式长久以来的一个缺陷，就是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非消费。由于这几年经济萧条，投资也在下降，出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市场的规模不足以容纳自身的产能，迟早美国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如果中国完全损失美国这个出口市场，无论北京怎么开拓第三方市场，都不能弥补，这就逼得北京在提振内需上下功夫，将经济的发展动能真正转向消费。这对中国是个痛苦的转型，但也是不得不进行的转型，否则中国经济就要承受美中完全脱钩的后果。从此角度讲，短中期会对中国造成巨大震荡，但长期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可称为短空长多。应对短空，北京采取的办法还有大规模刺激，现已出台了10万亿针对地方政府的化债方案，明年大概率会推出一揽子的财政刺激政策，规模可能也不少于10万亿。与此同时，在危机驱动下，对过去议而不决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制度改革，包括分配环节的改革，也可能会推进。 最后杀手锏：台湾：前面分析的北京这些可能的应对方式和办法，特别是结构改革的效果，不会很快显现。但如果北京挺过了初期的震荡，后期经济刺激和结构改革的效应又能跟上，这对中国是最好的结果。然而，若经济刺激的力度不大，或者没有推进结构改革，又或刺激和改革的效果都不理想，面对川普关税战很可能造成两国贸易清零的事实，北京这个时候也许会破罐子破摔，用武统台湾来反制美国。这是北京在应对外部极端情况下最后一个备选的杀手锏，在北京看来，如果武统台湾的后果也不过是和美国在贸易和技术上的完全脱钩，但如果将台湾纳入大陆，中国将摆脱被动处境，在美中对抗中有可能赢得战略主动，为什么不去做呢？据不具名人士透露，有官方学者在闭门会上就建议北京，必须向川普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不要强迫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国家统一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伤害太大，或者美国鹰派对中国逼得太紧，中国将寻求国家统一。 我把北京这套应对川普关税战的打法，称为“不对称的混合战术”，不对称意味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混合战就是采取不单单关税报复的手段，也是多种方式和手段的并用。北京此套战术，综合效果如何，现在没法预估，但外界有必要了解北京很可能会这么做。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随著川普就任47届美国总统，其“强力抗中”的态势已经清晰明朗。中国将面临史上最大规模的川普海啸。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终止中美对抗，采取战略收缩，以躲避川普风暴的来临。 一，什么叫“川普海啸”？ 1，战胜中国 川普海啸是指对中国的“灾难性打击”；这不是一次性的“海浪拍岸”而已，而是一波接一波的巨浪袭击。换言之，川普的对中政策不只是关税贸易战，它还包括半导体、人工智慧、电动车、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共进行“我赢你输”的末日战争，特别是全面杜绝对中国的技术投资，关闭中国工业发展的动力引擎，与中国进行“经济断钩”，对中国进行“战力辗压”。换言之，川普海啸不只是防止中国弯道超车，而是把中国“逼出跑道”。所有这些战略都是为了制造一种“中国衰败”，一如当年瓦解苏联一样，实现对中国的“政权灭绝”。 2，行刑式枪决 川普的对中战略不同于拜登政府的老牛拖车，其中的差别在于，拜登的政策是“管理竞争、避免冲突”，川普则是“无畏冲突、赢得胜利”；这意谓川普不再采取“战略博弈”，而是“战略绝杀”，也就是根本不再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而是战败者。换言之，川普的对中战略是一种“行刑式枪决”(execution)，让中国从此倒地不起，不给中国任何喘息或逃脱的空间。 我把川普时期的对中战略称为“新暖战”，不再是慢条斯理、歹戏拖棚的“新冷战”。既不是拜登政府对中国“慢而不死、锁不断气”的半绥靖主义，也不是半生不死的新冷战。 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 二，当前中国的现况是：三大危机 1，经济增长疲软 包括房地产崩溃、银行债台高筑、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物价持续下跌等等，这一切都是“停滞性经济衰败”的重大指标。 2，政治合法性流失 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一种“内部塔西陀陷阱”，除了一些“脑残粉红”之外，多数的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只是处于无力抵抗、消极抵制的无奈状态。换言之，中国政府已经无法赢得多数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 3，社会控制失败 最近一连川发生珠海广场撞人、无锡校园刺杀事件，证明中国人的民怨已经到了“炸锅”的地步。不只是自己躺平，也叫别人躺平。这证明中共的两个失败：洗脑失败，也就是“不再听党的，也不再跟党走”。这些无差别攻击事件，虽然目前只是一种“孤狼式攻击”事件，但是在无处申冤、积怨深重的气氛下，许多人会采取“向社会讨公道”的极端行动，一定会产生两种效应：社会同感的“蝴蝶效应”，以及社会反抗的“共伴效应”。 川普正是利用中共这种“衰弱期”，打蛇打七寸。而这也是美国战胜中国最后一次的历史机遇。 三，中共释出“战略诈欺”的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中国驻美大使谢锋11月15日在“2024香港中美论坛”致辞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谢锋强调：“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愿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双方要妥善管控分歧，不能重复大国冲突的旧历史”。 实际上，谢锋所谓的“交往基调”已经不存在。川普任命卢比奥(Marco Rubio)为国务卿，以及美国国会“抗中鹰派”头号人物麦克．华兹(Michael Waltz)为国安顾问，证明川普已经关闭中美对话的大门。未来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与美国相向而行，不是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但是面对这种现实，谢锋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因为“无话可说”，只好运用忽悠、蒙骗、诱拐的诈骗策略，来迷惑美国、软化美国。 第二个讯息是，习近平在秘鲁的APEC会议与拜登会面时指出：“希望中美两个作出明智选择，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暗批美国在两国关系上一直走在“不明智的错误道路”上。换言之，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习近平还是采取强硬的态度。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在会议通报上引述习近平的说法：“‘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中国外交部还指控：“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国“抹黑、污蔑、甩锅推责”。 但是，注意哟，习近平还说：中方愿意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合作！这就是习近平的黑白脸、阴阳海策略。这种“假朋友、真对抗”的诈骗手法，川普若是相信，那他就不是川普！美国已经被骗了40几年，现在不会再上当！ 既然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打新冷战”；既然认为美国在抹黑、污蔑中国，那中方要如何与川普合作？我这里倒想问问习近平，究竟是你的“主权肥大症”和“领土扩张狂”比较重要？还是与美国改善关系比较重要？究竟是中国不明智？还是美国不明智？如果中国继续军机扰台、继续欺负菲律宾、继续武装支援俄罗斯，继续做所有你否认的事，请问美中之间怎么合作？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习近平为何又要“明知不可能而为之”呢？理由有三： 1，习近平希望川普能够继承“拜登路线”，也就是“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避免冲突”等等，因为，只要中美不冲突，中国就有喘息和趁机坐大的机会。 2，习近平先把好话说在前头，来个先礼后兵。如果川普不合作而中国采取报复，那就休怪中国不客气了！ 3，习近平认为中国还有筹码可以反制美国。无论是采取关税绕道、贸易报复、汇率贬值或抛售美元等等。这是中共一群“御用国师”给习近平的建议，于是习近平认为中国比美国还要强大。 习近平已经没有选择 首先，拜登路线已经终结，不可能在川普时期再度出现。即使这次是最后一次拜习会，但连“临去秋波”都没有，因为水波不兴！所以，习近平的期望已经落空。 其次，川普要看的是中国的“后兵”而不是“先礼”。川普早就知道，中共一定会报复，如果美国也反报复，那也不要怪美国不客气了！ 最后，习近平没有什么筹码反制美国，除了“奥步”以外。面对川普海啸，中国只有一个选择，叫做“战略收缩”！包括停止军机扰台和围台军演，停止霸凌欺负菲律宾，停止武装支援俄罗斯。若非如此，结果将是“美中对抗无上限”。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过去一周，中国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正在提醒人们，在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虽然一直以所谓“善治”的治理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但是其社会和政治的败坏来得更快、更糟糕，潜藏的社会动荡带来的代价更大、更直接。 11月8日周末引爆中国社交媒体的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以及11日晚在珠海发生的汽车撞人致35人死亡的事件。前者发生在中原，是数万名在校大学生的集体行动，后者发生在中国南方沿海，属于一起“独狼式”的社会报复性质的刑事案件，两者貌似毫不相干，分别跨越青年和老人两个群体，却神奇地几乎同时发生，暴露出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气氛。 蔓延中的社会绝望 那就是，一个幽灵正漂浮在中国上空，不是十九世纪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也不是中共干部的集体躺平，而是民间社会的绝望气息。特别对数千万在校大学生和同等规模的刚毕业年轻人、对另外数千万临界退休尤其是50-65岁的中年男人群体来说，或许还有更多其他人群，都面临着几乎相同的艰难处境：找不到出路。 这种暂时看起来算是特定群体的社会绝望感，颇像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气氛。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登出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封信是一位青年工人和一位大学生合写的，代表着当时这两个群体在文革后的迷茫，刚刚启动的改革并不足以给他们提供人生的信心和愿景。 此信一出，果然天下大哗，在坚持马列主义教条的教师爷们的训斥杂音外，便是中国广大青年的共鸣声，然后掀起了一场属于青年们自己有关生活、人生、社会的大讨论，区别于中共意识形态干部们醉心的所谓真理大讨论，一代年轻人借此渐渐苏醒、康复，从文革创伤中走了出来。 然而今天，在新冠三年之后，在短暂的“白纸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是一种压抑已久的不满、愤懑和迷茫、绝望的混合与共情，盘踞在许多人的心里，如同一条潜龙在四处游荡却找不到出口。 在两年前发生富士康工厂暴动而点燃“白纸革命”的郑州，这个有着类似富士康模式密集型大学的城市，大学生数量超过一百万，其中规模最大的郑州大学更是远离市区，校内生活枯燥，学生们似乎也从这种枯燥无味、充满管制的大学生活中窥见到了未来的命运，一个或许直通富士康工厂或者快递骑手的未来，才有从最初四个女生夜骑到开封吃包子然后引发连续两个周末的万人骑行。 这些因循守旧害怕违规几乎憋坏的青年学生们，一直找不到或者不敢逾矩地尝试更多事情，仿佛听到时间齿轮的倒转，最终发现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夜行50公里到开封，虽然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也是最安全的冒险，却能收获学生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从老鼠跑轮一般疲惫的集体夜行中努力感受“在路上”的浪漫，减缓他们对未来的焦虑，犹如20世纪初德国青年人的“候鸟运动”所带来的短暂快乐。历史上，这些一个世纪前的“候鸟”们，大部分后来都转向爱国主义狂热而死于一战战场，幸存者则加入了战后极右翼的“自由军团”，为纳粹兴起做了贡献。 而对更多分散的中年人尤其是50-65岁的中年男人来说，在中国当下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时刻则有太多的可能在一夜间被主流社会体制甩出成为弃男，等于对一个人的人生的否定，很容易陷入找不到出路的绝望境地。或许，他们也是那些郑州大学生们现实可见的未来归宿，而另一个归宿的镜像则是2023年总数高达26万的自杀人群。 这种情形下，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懦弱也不容易变成挑战体制的勇气，结果只能以自杀了结，或者寻求仅存的男性气概，其极端就是将社会报复作为一种同归于尽的集体自杀。因为当他们发现被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抛弃和否定后，整个社会便被看作自身悲剧的共谋，他们最终选择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将那些更弱小的人群如儿童、妇女、和无防备的陌生人当作陪葬品。如此才能解释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到今天中国越演越烈的社会报复性、无差别屠杀，虽然这些屠杀工具通常很简单，不是刀就是汽车，或者是用于自焚的汽油。 明知故问的社会根源 奇怪的是，在珠海撞车杀人案后的很短时间内，中国领导人罕见地在24小时内发出指示，要求追查社会根源。不到一周，从郑州到珠海，从郑州开封警方从护送转而禁止夜骑到中国领导人对撞人报复案做出有史以来最快反应，显示了这可能是两个月前深圳发生刺杀日本儿童案第一次震动北京高层、然后被迫修改对日外交政策后的第二次震动，意味着北京可能被迫面对社会问题，检讨和修改相关政策。 不过，中国领导人的如此追问，恰如他数月前在山东日照与企业家座谈追问“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怎么这么少”，简直就是一个颇具反身性意义的笑话。这是明知故问，更是推卸责任，再次试图以所谓”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枫桥模式掩盖根本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问题。 对这些恶性罪案后面的民生疾苦，高居庙堂之上的中国统治者和手机后面的普通民众，向来不以为意，更乐意掩盖真相，如同珠海体育中心现场阻扰BBC记者播报的“便衣”。他们以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网格化管理体制加上大数据系统就能防患于未然，以为他们可能继续“动态清零”或者“枫桥模式”手段将类似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方面，中国的维稳体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一个庞大的维稳分类体系和对应名单。过去这一名单主体主要是访民、民主异议人士、特定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在册精神病患和吸毒人员、复转军人和”两劳释放人员“等，而今这一名单急剧扩张，并从所谓“五失人员”延伸到“八失人员”、“三低三少”人员，即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和经济收入低、权利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疏导渠道少的人，也就是社会边缘化和底层人群，均纳入维稳体系的监控之中。 另一方面，在被惩治者、被矫正者与特定宗教、民族、职业群体之外，维稳分类和名单的扩展，其主体其实是中国社会体制制造的各种受害者，无论是贫困和底层人群，还是金融“暴雷”受害者、或者向司法体系求助的受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最终进入到行政系统——“老大哥”的监管，其中逻辑就是：作为社会矛盾的受害人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一个个体一旦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中沦为受害者，就意味着被体制打入另册。无疑，这对所有社会矛盾的受害人来说不啻为更严重的第二次伤害，也让他们陷入社会孤立。 更关键的，在伤害与二次伤害的同时，在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恶化的同时，在所谓维稳分类名单急剧扩张的同时，这些绝非偶然个案的连续增加，都说明了中国的国家危机有多么严重——国家机器已经不能也不愿意提供最低限度的正义。理论上，国家的性质和基本功能就是正义供给。但是，今天中国社会尤其是华北、东北、西北的整个北方与中原，相关研究表明，几乎“家家都有冤屈”，刑事审判二审被改判无罪的比例近乎零，行政审判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以行政主体胜诉为结果，连民事裁判都越来越难被接受、被认可，裁判权威越来越低，整个司法体制基本上无法满足中国社会的正义需求。 所以，如果今天回首十几年前一个以“良治”为借口取消公民社会、取消媒体监督、取消党内制衡、取消司法独立、取消民主化选择等等而一味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坚决不改”，那么，中国频发的所谓极端案件的社会根源就再清楚不过了。 换句话说，中国执政党过去十几年鼓吹“党在法上”造成法治倒退的恶果正在显现，中共所信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教条在实际运行中正在发生极大的背离，这种背离正在瓦解以此为基础的国家体系，还将付出极其沉痛的社会代价。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曾言“干部子弟是一场大灾难”，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出自于毛泽东女儿李敏的回忆仍不时验证。自中共建政以来，部份干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权的勋贵一般，极力保持自身的优越性与关系网路，有些人受限于教育与心性的限制，贪念与腐败也随之而生，借由政治影响力获取财富，最后身败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话的理解所谓的中共“红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党”，就好比一间企业的的原始股东与董事会成员，政权是由他们的父执辈所创建，而其中的党与国家领导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范围更广，并且能自成体系。例如，出身广东省梅县的叶剑英，有著指挥广东战役的功绩，在广东当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称为“广东王”。其子叶选宁虽然名义上只是少将军衔，实际上能影响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且被“红二代”视为精神领袖，更统有1980年代干部子弟的海外情报网路系统，即使在江泽民时期也无法动摇其地位。 因此，所谓的“红二代”或是“太子党”并不是一个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所应当跟风甚至钦羡的群体，尤其是正从党国体制走出的社会，更不应以封建心态将其视为特殊阶级。这种反现代思维的风气在部份媒体的加工之下，实则是对台湾民主化的嘲讽，威权的神话与符号崇拜仍然是难以祛除的魅影，更何况薄熙来夫妇的不法罪行放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堪的丑闻。 薄熙来在重庆表面上“唱红打黑”，实则是收取巨贿，其妻谷开来谋杀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没有法治与人性，何况是民主与自由。家族所积累的财富则有著辽宁与重庆百姓的血泪，承袭其血腥财富者在台湾成家，而且还是在所谓的“民主圣地”，陈定南先生等人若有灵，不知如何看待台湾人对于威权神话的想像。 从政治或权谋的角度来看，薄家的政治符号早已失去正当性与号召力，薄一波虽然是“党与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过就是“六四”的刽子手，难以借由其符号引起自由与民主的共鸣。“红二代”中同样因大案闻名的还有副总姬鹏飞之子姬胜德，他曾任职解放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副部长，曾涉及20世纪末最大腐败的赖昌星案，也曾经推动取得乌克兰退役的瓦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 从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来看，薄瓜瓜与大多数的海外干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认同“一个中国”以外的价值。他们的红色血脉或许慢慢有著自由主义的成分，但是民族主义的结构仍旧延续，很难期待他们能有台湾认同，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中国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国”，处事方式也大多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温良恭俭让的台湾民情难以与之博弈。 薄熙来自幼在“红二代”群体鹤立鸡群，有著身高与外貌的优势，但也由于其傲气凌人，在同辈的人缘并不佳。他自幼生长于大院之内，以及部队的学校，实际上也不理解真实的工农兵生活，参与红卫兵的斗争心更让旁人感到不安。中越战争期间，他也未如其他干部子弟参战，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学者还曾亲自上阵负伤，无论文名还是武功的实绩都在薄熙来之上。薄氏夫妻的大案与恶名，很难将正面地的影响力难投射到后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内部和海外成为神话或是传说，甚至对重庆和西南地区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来主政期间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才是让他们苦不堪言的灾难。 薄熙来身涉大案，但是北京并未将事态扩及其家人，宽容之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著显著不同。薄熙来本人的监狱生活也算养生，衣食无缺且无劳动，还能有闲暇以书法自娱，这也使得他的遭遇难以被叙述成悲剧人物。薄熙来的另一个儿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异母之兄在中国仍旧平安无事，2023-2024年期间，还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红三代”之中还算正面好学。 薄熙来出事期间，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无事，其他亲朋好友也平安无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层网开一面。至今即使北京对他或多或少有监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未与外国相关单位合作，这些举动确保他能长期在海外过著相对滋润的日子，如今能前来台湾也不足为奇，为回报北京网开一面，他们也难以为台湾相关单位所用，最多聊点家族琐事和茶馀饭后，仍会避免描述具体事迹。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干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们也尽可能低调度日，或为营商或是专注于充实文化生活，尽量不让自己陷入复杂的事物之中。反过来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关联人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争取对象，但是似乎并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为者的形势。 1980年代至今从中国离开的干部子弟或是太子党家族如今大多无意于权，有意于仕途者也早已回国向北京宣誓表态。如同1949年后离开台湾的大家族远赴海外后的模式，重视培养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历史的叙事权，对于政治核心已无太多想法。若要借由他们的馀热扶持成类似于南北朝后梁的政权，他们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生活因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范围活动，不可能反向成为密使，危害到自身现有的宽裕。 将过度的想像投射在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甚至立场作风都有问题的政治神话，恐怕只会带给我们不必要的灾难。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川普的强势回归对许多国家来说，似乎正应验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尽管预感会受影响的国家都在准备川普明年一月上台后的对策，但中国当局在当下到美国政权正式交接这两个多月的政策空仓期，可能格外忙碌，必须在内政外交诸多方面进行部署，以迎接特朗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可能的再次动荡。 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着墨不多。本次美国大选，原先预期的中国议题并未发酵，然而，川普抛出的关税议题则极具震撼性，他表示将向全部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达六成的关税，并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正告北京，如果中国进入台湾，将对中国产品征收150-200%的关税。当然，他也不忘“奉承”习近平几句，赞习是个有能力的领导人，吹捧他和习是“老朋友”。 川普2.0对中国压力更大 包括中方在内的学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川普2.0对中国的压力更大。假如川普的关税竞选主张不打折扣地落实，美中贸易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几乎等同两国贸易断开，这也正是如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这样的美国对华鹰派的主张。莱特希泽是川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正是他主导了美国对华贸易战。他主张美中两国经贸完全脱钩，而莱氏有可能再次出任贸易代表一职。除了对华高关税，此前亲共和党的保守派智库建议川普上台后，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如果这个建议也得以落实，对中国经济无疑雪上加霜。 川普团队中的对华鹰派不仅会在经济上寻求同中国脱钩，也大概率寻求美中技术上的广泛脱钩，从拜登政府目前的“小院高墙”转向“大院高墙”，例如在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的芯片技术上，不仅禁高端芯片卖给中国，成熟芯片也不准卖给中国，并在外交上减少同中国的接触，在台湾等安全问题上加剧与中国对抗，也对美中之间的人文交流实施更多限制，降低两国的民间交往。而在地缘政治上，同美国可能在其他领域和地区收缩战线相反，在印太地区会加强与美盟友的合作，继续推动印太战略以制衡中国。 总之，在很多中国官方学者和观察家们看来，重返白宫后的川普和他内阁中的超级鹰派，会对中国持非常敌对的立场，进一步强化同中国的竞争，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围堵和遏制中国，未来四年美中关系将出现大幅波动，紧张升级、对抗加剧，甚至可能爆发重大危机，而双方在全球治理和双边关系的合作则会大幅减少，合作领域和议题被压缩。 习贺电含蓄警告川普 对于美中关系这幅危险的图景，中国当局当然也预感到。习近平在给川普的贺电中特意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并表示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习的贺电虽然秉持的是当局对美关系的一贯看法和立场，然而，在国际舆论都认为川普当选将对中国更不利的此时，强调“合两利、斗俱伤”，也含有一种对川普含蓄警告的意味，也就是，如果川普新政府硬要向中国挥舞高关税大棒和技术围堵，同中国展开全方位对抗，中国也准备好了迎战。 从中国官方舆论和鹰派学者释出的讯息，能够让人明显地觉察到这点，概括其大意是：二度回归的川普看似来势汹汹，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不过是重复第一次那几板斧而已。川普第一任期之所以打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个措手不及，主要是没料到像他这样一个反建制的人会当选，从而没准备好他会不按常理出牌，包括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但在经历他的四年和拜登的四年用关税政策、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以及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和围堵后，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被打垮，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以及中国在无人机、太阳能电池板、石墨烯、高速铁路和电动汽车、锂电池等关键技术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反而证明被美国遏制得越狠的地方，成了中国发展越快、自主创新越强的地方。中国人对美心态也变得成熟而强大，面对川普再次祭出的关税威胁，社会表现出淡定，中国有充分的应对之策和手段，不怕和美国打关税战。 确实，从中国当局强调的底线思维看，即便川普一上任就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征收高关税导致美中贸易全部中断，以目前中国出口美国5000多亿商品产值算，损失也就2.6个百分点的GDP，占比似乎不大，是中国可以承受的。一些评论者正是这样宣传的。 可倘若如此来看问题并采取对策，实际是非常短视且不负责的。因为它把民众为此要承受的代价在这种底线思维中全部勾销了。底线思维是表明一种最怀的、最极端的情况假设发生时应采取的对策的思维方式，现实中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概率虽然极低，但政府的施政还是要极力避免它的发生。因为最坏的情况一旦像假设的那样出现，受害最大的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而是其人民。民众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将要为此负出最大的代价。在中共建政70多年里，不是没发生过吃树皮草根乃至人吃人的事情，许多活着的人还有这种记忆。 对中国商品征收六成关税或导致经济零增长 和川普打贸易战当然不可能再出现此种骇人的后果，但这不表示当局用底线思维去应对其关税大棒就可以处变不惊。表面上，两国贸易完全脱钩，中国损失的不过是2个多点的GDP，可是，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2个多点的GDP损失的是中国一半的增速。不仅如此，如果美中经贸完全脱钩，受此牵连，其他国家的贸易，像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对象东盟和欧盟等，肯定也会减少和中国的贸易，而不像中国一些学者设想的那样可以通过加强和它们的贸易联系来弥补和美国打贸易战的损失。换言之，中国损失的GDP不只是现在测度的水平，可能还要高，再考虑对中国国内产业、企业、市场和民众的心理冲击，也许中国的GDP增长就接近0，甚至负增长。这还只是从经济角度权衡。事实上，贸易战引发的经济萧条一旦到如此程度，它影响的还有金融、社会人心和政治，会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广泛的收入剧降和失业威胁会不会导致社会抗议，以及政治系统又会起什么反应变化，这些情况也必须考虑进去。 因此，川普上任后美中贸易战的开打绝不像中国官方舆论轻描淡写的那样“没什么好怕的”。这也就是为社么当局虽然放出这种舆论论调，但实际应对却是加倍小心、做周全准备，包括最近人大常委会批准了10万亿的化债规模，对外资的单边开放，以及尽可能的推进一些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举措。川普的关税威胁有可能为中国带来一个“格外好处”，即让中国的长期发展获得改革动力。 习近平固然政治上保守顽固，但也要看到，如果川普将关税威胁落到实处，当局将不得不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提振经济，特别是提振国内消费，使中国经济转向真正依靠消费而非出口，但这样就必须推动一些议而不决的经济改革从速出台，以激发国内经济增长的活力，此乃所谓受危机驱动的改革，也算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传统。一些经济学者正是这样建议当局来应对川普的关税威胁。 观察家们评估，川普上任初期由于要处理移民等内政问题，也许不会一步到位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因为这样会推高美国的通胀，造成美国选民大量失业。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2023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将在五年内给美国带来1.6万亿美元经济损失，并使美国失去70多万个工作岗位。美国目前的通胀虽然显著回落，但还是高于2%的政策目标，且有反弹趋势。特朗普正是靠选民对拜登政府的经济不满（其中包括高通胀）而把他送入白宫的，他也许需要考虑对中国征收高关税对选民带来的通胀和失业问题。 不管如何，川普2.0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如果把台湾问题纳入考量，也许两国确实会发生严重冲突。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第15届中国航展于11月12日至17日在珠海举行，根据官宣，这届航展首次集结三款隐身战机，除了首次亮相的歼-35A，还有第一次来中国的俄罗斯的苏-57（Su-57），以及中共歼-20（J-20）。在连日来中共官方高调宣传的喧嚣中，这届航展事实上却充斥著嘲笑、抄袭的疑问和腐败气息。 苏-57遭小粉红嘲笑 俄罗斯最新型的苏恺（苏）-57战机11月3日抵达中国珠海金湾机场，并在11月7日进行了适应性飞行。苏-57的北约代号是“恶棍”（FELON）。这款被克里姆林宫誉为“全球最先进第五代隐形战机”的新锐，还未正式亮相，就引发恶评不断，意外成为中国小粉红网友的笑柄。 前往航展的航空迷用手机近距离拍摄了苏-57前所未见的细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身和机翼上数以百计的螺丝，而不是隐形战机设计中通常使用的铆钉。这不利于雷达隐形能力的发挥。 《保加利亚军事网》（BulgarianMilitary.com）11月4日指出，苏-57最新亮相只是进一步损及自身声誉，因为几乎已经证实，它并不具备隐形性能。 今年6月，乌克兰官方曾指，无人机损坏了两架俄罗斯最先进的苏-57战机。 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拍摄者发现停在中国珠海机场的苏-57存在诸多工艺瑕疵，包括机身螺栓外露、零组件接合不完美等问题。其粗糙的外观与组装品质遭到中国小粉红猛烈抨击和嘲笑，有人认为苏-57根本不能和中国新登场的歼-35A同场展出。 歼-35A被官方专家吹成“世界第一” 11月5日，中共空军正式官宣“歼35A将亮相中国航展”。官媒连日来极力吹捧歼-35A。 歼-35A号称中共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歼击机。这次公开亮相，意味著中共空军将同时拥有两款隐形战斗机：歼20和歼35A。中国成为继美国空军装备F-22和F-35之后，全球第二个同时装备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 对于从此前的歼-20到新亮相的歼-35A，中间跨越了十几个序号。中共军事专家傅前哨认为，“新机一定能够抗衡国外的同类型对手，甚至要对他们形成碾压性的优势。”傅前哨甚至声称，“我个人认为歼-35A目前的隐身性能排世界第一。” 有陆媒则宣称，“台军最先进战机在歼-35A前毫无胜算！” 共军歼系列战机有抄袭传统 如同中共歼-20以及之前的歼系列战机，歼-35A未登场已遭海外网民质疑抄袭美军。 中共派出大量水军，在自媒体发文，使用类似“歼-35高调亮相，美国媒体难得说了句公道话：不存在抄袭”之类的标题，意在搅混水。但有海外网友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海外网友石山钟说，“中国空军发布的歼-35A图片，这次不仅抄外形，连名字也一起抄了？难怪中国军工天天遮遮掩掩，过于先进不便展示。原来主打一个抄啊！不过说实话，这个外形抄的有点丑。就和小米抄保时捷一样，盗版的终究是盗版。” 新出场的歼-35A到底如何涉抄袭，仍没有实据。但中共盗窃技术、抄袭、侵犯版权在国际上臭名昭著，在军事技术上更是如此。 2019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批评中共长期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并指中共第五代战机和F-35战机看起来完全一样，指控中共窃取该项技术。 俄国一些专家前几年一直指控中共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山寨”了俄美技术。对此中共官方并没有有力的反驳。 歼-20于2017年3月列装中共空军，被官方媒体称为亚洲最先进的战斗机。2018年11月，当时在正举行的中国珠海航展上,中共对外展示了歼-20,并进行了飞行表演。官方媒体当时也大力吹捧歼-20。 俄罗斯塔斯社当时发表文章的标题为“勉强够到第五代中国不断拷贝俄罗斯最好技术设计而造出第五代战机”。文章称，实际上进行表演的三架歼-20战机仍然安装著俄罗斯的AL-31F发动机。 俄媒分析说，虽然北京对外宣称可以替代俄产品的国产涡扇发动机研制成功，但稳定性仍然无法达标。因为AL-31发动机是苏联时期专门为苏-27战斗机设计的，安装这种老款发动机肯定无法令歼-20达到第五代战机的要求。 塔斯社的文章还写道，新型战机的设计并非完全是中国自己技术思想的成果，而是成功仿制了俄罗斯和美国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其中一些是非法获得的。 俄罗斯政治军事评论人士康斯坦丁．杜舍诺夫说：“歼-20拥有大量仿制或完全复制俄罗斯米格1.44试验机的技术和美国第五代战斗机F-22和F-35的技术。但中国人也在进步，以前只是完全山寨拷贝俄武器装备，但现在已经能够成功地把从多国拿来的技术拼凑到一起。” 俄罗斯国际航空沙龙MAKS名誉主席、俄联邦功勋试飞员玛佳麦德•陶巴耶夫说，苏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被中国获得，但“他们只拥有更多的数量和落后的质量，因为我们没有给出最先进的技术。” 俄塔斯社军事观察员维克多•利托维金评论说，“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山寨货’总是要比原装差一些。” 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15年1月曾报导，中共间谍从美国窃取有关F-35隐形战斗机的机密资料数据，多达50TB。中共获得这些数据后，已经将其应用在歼-20战斗机上。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空军的科技，原本来自于前苏联，自己进行仿制，苏联垮台后，中共曾有一段时期获得美国科技，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受到制裁，之后因俄罗斯需要金钱，中共能从俄罗斯获得不少科技。 据中共官方资料，新亮相的歼-35空军型飞机，和其它歼系列一样，由特大央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沉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生产。事实上，中共空军使用的各种型号战机绝大部分由该公司研发和制造。 位于中国东北的沈阳飞机制造厂一直是中共战斗机的基地。从最早的歼-5、歼-6，到后来的歼7、歼-8，再到歼-11、歼-12、歼-15、歼-16以及歼-35隐身战斗机，全部出自沈阳飞机制造厂。但许多人抨击、指责沈飞，只会抄袭与模仿。比如歼-15仿制于乌克兰的苏-33，歼-16则是以苏-30为原型机逆向研发而来。因为“辽宁”号航母是从乌克兰买来的，最适合它的舰载机自然也是乌克兰的苏-33舰载机，沈飞又仿制苏-33，推出歼-15。也正因为这些历史和现实，沈阳飞机公司始终都逃脱不了抄袭、仿造质疑。 目前全球只有四款第五代隐形战机已投入使用，其中F-35和F-22战机由美国拥有，中共制造了歼-20（J-20），俄罗斯则拥有苏-57（Su-57）。 这次中共最新展出的隐形战机序号从歼-20一下跳到歼-35A，应该是因为政治需要，透过这次亮相航展展示中共的所谓成就。但实际上按中共偷技术和强制外企转让技术的传统，歼-35A也跑不出“山寨”技术。至于高调的宣传，只是给小粉红打爱国主义的鸡血，狂热一阵子而已，真正上战场才能见分出高低。 生产战机的央企老总落马 中共的歼系列战机，不但涉及抄袭丑闻，还有腐败问题。设计生产歼35空军型飞机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原董事长谭瑞松今年8月30日落马。 谭瑞松曾任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7月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保密委员会主任，2012年4月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并任董事。2018年5月，谭瑞松出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2023年3月卸任。 在去年以来以火箭军腐败为代表的军方大案，已掀下数十名将领，包括两任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军工企业高层也纷纷落马，谭瑞松是其中的一个。由于谭瑞松曾任集团保密委员会主任，他是否涉贪的同时，也有泄密问题，目前不得而知。 在新战机亮相前后，老总就落马。这种情形与负责首艘国产航母辽宁号研发的两个中船重工高层，孙波和胡问鸣，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落马类似，至少给这些还没上战场的军中重器蒙上不吉利的阴影。 直接生产战机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也被揭露诸多丑闻。 2014年，原中航沈阳飞机工业公司一名车间办公室主任因无意中发现公司贪腐大案，他向上举报后被打击报复，不得已向海外媒体揭露黑幕。据称，在沈飞公司中几乎每个厂都存在将工厂生产项目外包加工，甚至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飞机零部件根本没有生产，钱款已经被提走了。” 更可怕的是，由于军方战机经常出现一些故障，有很多军用飞机存在诸多隐患问题。 歼-31据称是沈飞公司研制的“第四代隐形战机”。当时官方专家自诩这款战机未来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该内部人士透露，此前沈飞利用俄罗斯军工生产线和技术组装苏27战机，后来取消合约自行制造歼11战机。而在2007年沈飞公司生产国家重点型号军品歼8、歼11战机部分零部件期间，从公司外招进的8家个体工厂，整体进驻沈飞八厂，建成厂中厂。这些临时工人没有资质认证、没有培训、没有上岗证，居然大批量生产国家重点型号战机的零部件，导致发生多起重大事故，于是有些飞机部件拆换下来，由这些个体厂长用钱摆平。而有些则被装配在飞机上，留下飞行安全隐患。 这些消息后来没有下文，举报人后来不知所踪。 另外，2012年11月25日，作为歼-15项目负责人的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在国产航母辽宁舰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此事也留下了疑团。 种种贪腐丑闻和离奇事件，对战机制造的质量其实是有影响的。就像彭博社引述美国情报揭露中共火箭军的丑闻说：一些导弹装满了水而不是燃料；在中国西部的导弹发射井区，发射井井盖无法发挥功能，让导弹有效发射。 这些腐败细节与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北洋水师相彷。如果连最新式的隐形战机也是偷工减料，或有其它未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习近平到时真要武统台湾，在战争中他的政权就真有点悬（危险／机会不大）！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这次民主党面临近30年来最大的惨败，共和党一方赢得选举人票、参院、众院、多数州长、全国普选票。但民主党的铁杆们除了嚎哭诅咒之外，极少有人反思。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民主党就养成了一种不能失去政权的政党意识，不仅将国会、媒体当作政党斗争工具，还进入一种选举依靠舞弊、司法武器化、将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的恶性状态。这种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思考自己为什么失败。 我个人希望这个百年老党的精英们能够思考并付诸行动，将这个严重奥巴马化（Woke化）的政党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本文先从竞选策略分析这个党全面失败的原因。 沉溺于身份政治的情绪价值难以自拔 拜登在今年6月与川普辩论中失利，其实主要原因并非他“年老痴呆”，主要是他执政三年半乏善可陈，不仅“拜登通胀”（Biden Inflation）曾达到40年未有之严重程度），还给美国深种祸根（新增2000万非法移民、10万亿国债）。这些劣绩在左派控制的媒体平台上可以被美化掩盖，但如果要辩论，肯定一败涂地。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拜登辩论失败背后是左派理念的失败》（上报，2024年7月5日），不再赘述。 拜登辩论失败之后，民主党高层强行换人，不仅不从从能力与德行方面考虑，连党内推选这道程式也省去，换上与奥巴马关系亲近的哈里斯。但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党内初选（Vote）只是被党内高层指定（Choice）的候选人，被媒体称颂的优势只有两点，一是女性，二是黑人与亚裔（其实只有印裔是真实的），均是美国新身份政治认定的优势，算是为被新身份政治荼毒的左派选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至于哈里斯的政绩，掰著手指头从加州总检察长到其任美国副总统，都找不出几样实绩。在她成为民主党高层选定的总统候选人以来三个多月，所有的公开讲话与媒体采访，无不一败涂地。以至于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1月1日密西根州马斯基根高地为哈里斯举行的集会上只能表示，川普执政期间“经济更好”，但人们仍然应该投票给哈里斯。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优势提供的情绪价值，黑人并不买帐，称她模仿黑人口音只是为了选票。女性优势也安慰不了选民，各族裔选民无论男女都做了视频接力表达：我们不在意哈里斯是否女性，我们只在意她是否有能力领导美国。但恰好在领导美国这一点上，哈里斯完全没任何优势，从她接棒之后，她的经济政策只是没贴上拜登标签的拜登经济政策。2020年拜登大谈的进步主义经济政策比如国家经济主义、气候环保绿能因被选民厌弃不能再搬出来，除了照抄川普一些作业如小费不交税、恢复液压石油开采之外，只有一个空泛的“机会经济”。 玩身份政治走火入魔的美国民主党，完全不考虑总统这个位置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他们著迷的身份“优势” ，2016年希拉蕊落败，她本人归因于“玻璃天花板”。这次哈里斯败选，左媒第一时间声称“美国还没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总统”。因此，民主党要想挽救自身，得从身份政治的自我迷恋中走出来。 低估了美国人对2020盗选模式的警惕 奥巴马等敢推出无德无能的哈里斯，是出于民主党2020年窃选的成功经验：不在于有多少真实的合格选民投票给民主党圈定的候选人，只在于控制好计票权。美国民主党阵营通过2019年成立的捍卫民主联盟建立了八爪鱼式的巨大网路，通过天量邮寄选票与六大战场州延迟开票（最晚的长达1个多月），辅之以七十八天政变计画，成功地将拜登送进白宫（参阅本人《窃选者的炫耀》系列，2021年3月6日），http://heqinglian.net/2021/03/06/show-off-by-pick-thief-1/ 食髓知味，今年民主党仍然想重施故伎。从选前三个月开始，七大战场州当中的四个州例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乔治亚、亚历桑那就宣布要延迟计票，大选结果要5-15天之后才能公布。2020大选舞弊的重灾区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公开宣布：“不排除选举结果需要数天时间才能确定，更加不排除，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很正常”。并公示了盗选路线图（熟悉2020年该县选举情况的就知道这是2020年的盗选经验）： “选举日晚8点只有70%-75%的预投票选票结果被公布” （预留25%-30的造票空间）； “随后的晚间会陆续公布大选日亲自投票的计票结果”（所谓“陆续公布”是为了营造透明计票的假像）； “绝大部分选票会在11月6日晚7点前统计完成” （“绝大部分选票”之外，得计算一下需要造多少票来填补差额，达到“大选夜领先者随后被反超”这一目标） 马里科帕郡是美国人口第四大郡，占亚历桑那总人口的61%。2020年，拜登在此赢得4.5万张选票，从而在亚利桑那全州超出川普所获选票1万张。这个县一直被诟病是偷盗大选的重灾区，这位马里科帕县的选举官几乎是对外公布了该县将按差额完成灌票的路线图。 2020年模式辅之以J6对川普支持者的大规模镇压，确实让美国人经历了少见的政治恐怖，但却引发了共和党阵营对2024年大选盗选的警惕。共和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在RNC高层换将，Laura Trump（川普的二儿媳）出任RNC联合主席，投入巨额资金，在全国征召了23万志愿者监票，并聘请了5000名律师，七大战场州当然是重点投入。 据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 11月初公布的资料，多达3位元数的诉讼中，赢得了一些重要胜利，例如密西西比州法院裁决，允许在选举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收到缺席选票计入。此案由司法观察、RNC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此外，不少民主党掌控的州与战场州被迫达成案件和解，删除不合法选民名单，仅洛杉矶县就删除了120 万个名字，纽约州删除了 45万个名字；宾州1 个县就删除了 69,000 个名字；肯塔基州删除了50万个名字；北卡清理了大约 400万个名字。 乔治亚州亦是2020年的舞弊大州，2024年该州州务卿亦公开宣布将有占选民总数25%的海外选票要延后计算，此案经乔治亚州高法裁决，州内任何地方的选举官员都不得在截止日期之后接受和计算选票，打破了该州的窃选计画。 结果是：不仅民主党原定的盗选计画被成功狙击，导致民主党只能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州内胜选，还坐实了2020舞弊的指控。2024大选是两党搜寻动员每个可能的选民付出最大努力的一年，但结果发现，哈里斯团队攒足劲花费三倍于川普的竞选经费，却只得到7025万票，比拜登2020年的8100万选票少了整整1000万，：X（前身为Twitter）上的多篇帖子声称卡马拉·哈里斯主要在不需要选民身份证的州获胜。每条帖子都展示了哈里斯和川普赢得选举人团选票的地图，以及需要出示带照片身份证件、需要无照片身份证件和不需要身份证件的州。虽然民主党一方努力辩护，但无法消除人们心头的疑云。 过分相信选举造势的作用，忽视了真正的民意 长期以来，民主党偏离美国民众具体感受，无视底层人民在物价、福利、移民上现实的经济生活问题，在宏观资料和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操控，以为巨额资金+媒体助阵+民调造势+投票不验ID这种模式仍然是赢得选举的必胜宝。10月下旬，民主党支持者中的富豪纷纷与川普接触，铁杆左派媒体也开始转向，例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与《今日美国》等知名媒体纷分宣布不支持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任何候选人。10月28日川普纽约集会气势如虹，即使形势如此不利于民主党，左派媒体还是齐齐推出11份民调，调高哈里斯领先优势，希冀努力营造的回音壁效应能够帮助她获胜。 但是，这些民调只能安慰民主党的铁粉，民主党的政治高层其实并不相信民调。2020年独家披露七十八天政变消息的左媒Axios报导，众议院民主党人对 11 月5 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一位众议院民主党人说。新民主党联盟主席（New Democrat Coalition Chair）安妮·库斯特（Annie Kuster (D-N.H.) 表示，她“正在查看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其实，提醒民主党对民调不要乐观的不止这一位。另一件是 8月20日DNC大会上，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的最大金主”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的负责人昌西·麦克莱恩（Chauncey McLean）发言，称据他们采访了约37·5万美国人的民意调查，没有其他公开民调显示的那么“乐观”，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在关键州的竞选中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分析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所显示的权力的愚蠢与骄横，还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左派的政治方向性谬误。也许，用被称为“民主党党报”的《纽约时报》选后的几篇文章做总结最合适，《一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政党遭遇惨败》，《绝望、分裂和指责：民主党面临“黑暗的未来”》。 这场选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美国民主政治回归常识的一场选举。这些被操控的媒体在大选后难得地开始关心美国民间疾苦，华尔街日报：一位选民说，“我们太累了。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太累了，好比过去四年一直有人用脚踩在美国人民的胸口上一样。” 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人民还未左倾到不可救药的状态（气候环保lgbtqi+这类情绪价值的话题被置于现实中的厨房餐桌与生活安全之后），终于用选票将民主党踢走，当然，这还得归功于川普这位特殊人物的存在，否则，这无数个零的集合也找不到这个1.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介绍了根据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在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的规定，于2015年6月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周永康即使获批保外就医或假释无望，刑满出狱的时间从理论上讲也可以早至2028年6月，有盼头。 1989民运史上的”失踪者” 我们知道，从当年江泽民把陈希同送进秦城开始，陆续又有陈良宇、薄熙来，郭伯雄、令计划、孙正才、苏荣等副国级官员先后被胡锦涛和习近平送进秦城。他们中只有陈希同和陈良宇两人是获判有期徒刑，其他都是无期。 陈希同被宣判有期徒刑16年的时间是1996年7月，2006年5月被保外就医，住在秦城监狱里的时间不满8年。他是在保外就医的7年后去世的，足见被保外就医时并未病入膏肓。 需要多说一句，陈希同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是所谓“数罪并罚”。其主刑“贪污罪”的唯一依据是没有把对外交往中收受的总价值55万6千余元的“贵重礼物”上交国家。 陈良宇是于2008年4月11日被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三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当时官媒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一审判决书中那句“刑期至2025年7月25日止”，但进入秦城之后通过减刑，实际服刑时间只有14年便被释放回家。 而被判无期的副国级官员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领刑时间是2013年9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服刑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领刑时间都是2016年7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服刑8年；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的领刑时间是2017年7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里服刑7年；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领刑时间是2018年6月，至今已在秦城监狱住满6年。 一位前中共司法部官员透露，他在退休前曾获准参观过一次秦城监狱，并进入副国级官员的监区一探究竟。参观后的最大感慨就是比想像中还要好的食宿和医疗保健条件，让首长们在这里颐养天年，绝对有利于长寿。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无论是被判有期还是无期， 即使没有假释和“病保”的机会，也都能健健康康地活着出去。至于被判死缓者，只要未被附加终身监禁，理论上也只需要比被判无期徒刑者的坐监时间多上个七八年。 我们知道未来肯定是要到秦城报道的副国级领导人，截止目前还只有出生于1954年的魏凤和与出生于1958年的李尚福这两个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都比周永康、郭伯雄、苏荣和薄熙来年轻。如果也是在今年底至明年初被判无期徒刑的话，按13年计算，魏凤和最早可以在84岁出狱，李尚福则可以在80岁出狱。 今年7月，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有前辈之鉴 中共两位前防长获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文章的最后虽然说了“无论是李尚福还是魏凤和，即使是被最终落实的受贿犯罪金额高达数亿，军事法院也至多以死缓伺候，在此前提下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被直接砍头的可能性等于零”，但如今在围绕被判终身监禁官员做文章的过程中，又把过去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军纪委开除郭伯雄党籍、军籍的通报内容与如今对魏凤和及李尚福的通报内容对比，才觉得魏、李二人获判死缓甚至还被附加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应该是大于和郭伯雄一样只被判无期的可能性。 当年对郭伯雄的通报中说他“……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如今对魏凤和的通报内容则是说他“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 对李尚福的通报内容是说他“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 对比之后，不觉得魏凤和与李尚福的罪孽要比郭伯雄深重得多吗？ 自习近平的反腐模式开启后，中纪委开除贪官党籍的通报内容中只要出现 “极大“、”极其“，以及”极为”、”特别“等字样，就意味着这位被开除党籍者面临的司法处理结果很可能就是死缓附加终身监禁，只判死缓都是被”法外开恩“。本文后面要举的傅政华等人的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由此说来，两位前防长，特别是魏凤和，确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第一个要在秦城监狱里把牢底坐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目前秦城监狱里在押的十八个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里，正省部级只有4个，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再加上一个日前才去报到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这个数字总有一天会增加，而笔者感兴趣的是，目前正在中纪委留置所里接受审查或者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正省部级贪官里，有没有被习近平认为不判终身监禁不足以立党威的呢？ 截止本文完稿，已经官宣落马正在等待中纪委发落，以及中纪委已经发落完毕正在等待司法处理的正省部级领导人有：农业农村前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苟仲文、陕西省政协原主席韩勇，台盟中央原常务副主席李钺锋，湖南省政协前主席李微微，西藏自治区前党委书记吴英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齐同生，以及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的前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对它内部大小贪官的处理程序都是“先纪后法”，而中纪委宣布开除他们党籍并移交司法的通报中，是不会透露他们事实上已经被查证落实的经济犯罪金额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犯罪金额是和他们的被一审判决结果同时对外公布的。 那么，从中纪委将党内贪官开除党籍、移送司法的通报细节中，是否可以分析出这些人日后被司法处理的大致结果呢？ 先以本专栏前篇文章中介绍的18个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们为例。 傅政华被定性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孙力军被定性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影响极坏，应予严肃处理”。 王力科和刘彦平一样，都是被定性为“……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赵正永被定性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典型，其行为严重污染破坏了陕西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性质特别严重，影响极其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孙德顺则是被定性为“……系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的典型，应予严肃处理”。 除了如上几位，入住秦城监狱的其他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中管干部们，中纪委开除他们党籍的通报中都只是使用标准定性，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上中纪委网站随便输入几个近些年来陆续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的正、副省部级贪官的名字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包括和如上傅政华、孙力军、王力科、赵正永等一样被判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前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刑云、前中国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民、前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以及去年7 月因为受贿金额只有区区3千多，不及孙志刚受贿额二十三分之一所以只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黄毅，虽受贿金额已达1.48亿但也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云虎，上个月才被最高法院宣布逮捕，其受贿金额需要等到一审宣判才对会对外公布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今年8月已经被提起公诉，目前处在一审开庭等待期的宁夏自治区政协前主席韩勇等，中纪委开除他们党籍的通报中的定性表述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目前已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等待司法处理的唐一军等人，虽然中纪委开除他们党籍的通报中只说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性质恶劣”，不说是“特别恶劣”；只说是“情节严重”不说是“特别严重”；只说是“影响恶劣”不说是“影响极坏”或“影响极其恶劣”，日后的司法处理结果照样有可能是死缓甚至还附加终身监禁。 另外，中纪委对如上所有人等的通报内容中，全都有“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一句。日后对比一下对这些人的司法处理结果，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巨额“，可能只是区区几百万，但也可能是几个亿到十数亿。 如上列出的唐仁健、苟仲文、李微微，吴英杰、齐同生等正省部级贪官目前均处在被中纪委调查取证阶段，放在日后文章中介绍和分析。至于李钺锋，日后专门介绍和分析如何在“党外人士”中反腐的文章中会有涉及。下面只分析一下唐一军。 和傅政华一样也是司法部长出身的唐一军日后被一审判决的结果，和傅政华及孙志刚一样获刑终身监禁，或者和董云虎一样只被判了无期的可能都有，和黄毅一样只被轻判个十几年有期徒刑的可能很小，就看他唐一军将被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是多是少了。 本专栏今年8月23日刊登的《夜话中南海：许家印主席与孙志刚书记和唐一军省长的故事》中就已经断言“日后对唐一军‘双开’的中纪委决定内容中，也会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形容之”。 果不其然，今年10月7日宣布开除唐一军党籍的通报中给唐一军开列的犯罪内容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和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配偶失管失教；毫无纪法观念，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职务提拔、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笔者把中纪委对唐一军和孙志刚两人的通报内容对比了一下，除去大致相同的内容，唐一军首先是多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罪名。而孙志刚未曾犯下此罪。 今年4月初，大外宣《星岛日报》刊登了《唐一军落马内幕︱任辽宁省长与恒大许家印关系密切 助控股盛京银行留千亿烂账》一文，揭露唐一军在宁波为官时即纵容家人干预工程，当地人对此意见很大。还有人称，唐一军妻子在幕后经商，性格十分强势霸道。 而中纪委的通报中所说的“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证明了大外宣此前文章所言不虚。 也是在今年4月份，墙内网易刊登《30亿大坏账，贵州银行被恒大坑惨了》一文。即使把这30亿的坏账都归罪于当年亲手把许家印“引进”贵州的孙志刚，也只是唐一军“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导致的盛京银行千亿烂账的零头。而他们两人各自从许家印那里得到的回报数额应该也是不成比例。仅从这个角度推测，唐一军本人及伙同亲属共同贪污受贿的金额应该是相当的巨大，即使没有打破由孙志刚创下的8.13亿元的正省部级领导人最高贪腐记录，依然会有到秦城监狱里陪同孙志刚把牢底坐穿的可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