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青銀高速發生重大車禍 致2死3重傷
2026 年 8 月 14 日
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美就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開始面臨嚴重的外貿困境。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最近提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個說法的隱含意思是，過去20年里中國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外貿困境之下，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全國失業人數大幅度上升，同時必然外匯吃緊。中共可能會進一步卡緊民用外匯開支，以便為擴軍備戰和軍工研發保留外匯儲備；同時減少飼料糧進口數量，因此今後物價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戰開始，經濟退到「內循環」 6月18日上海舉辦了第12屆陸家嘴論壇，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髮表了書面致辭，其中的一個關鍵用語引起了國內不少財經媒體的關注。劉鶴在書面致辭中表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是中共對國內經濟前景的一個重大判斷。解析這個經濟形勢判斷和經濟政策信號，相當重要。 所謂的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就是從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用外貿拉動經濟，轉變為不再依靠外貿，而是以國內消費來帶動經濟。眾所周知，目前國內的失業率大幅度上升，民眾收入明顯收縮，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消費能力本來就在萎縮，再同時減少出口，自然就是整體經濟雪上加霜。李克強在今年人代會的記者會上說，「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這個說法可能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該院的課題組2019年採用分層線性隨機抽樣，獲取了7萬人的收入樣本數據。該調查顯示，39%的人口（相當於5.47億人）月收入低於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兩部分合計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的42.85%。指望這樣的居民購買力來拉動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中國經濟之所以無法再依靠外貿，全球疫情嚴重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無法再繼續依靠龐大的美國市場來維持出口順差和外匯收入。毫無疑問，這是從過去20年來中國已經習慣了的依託經濟全球化帶動經濟繁榮的經濟發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狀況。 最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前副部長周力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文章，分析了當前中共面臨的國際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應對外部需求萎縮、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的準備」；「我外貿出口企業訂單大大減少，上下游企業生產停滯，國際運輸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產品運不出的現象激增，對我穩增長、穩就業形成巨大的壓力」。他的話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貿困境。 二、外貿困境意味著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 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共就面臨如此嚴重的外貿困境，那麼，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之後，究竟中國經濟整體上會轉變成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20年前，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其經濟軌跡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從這些變化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加入經濟全球化後中共到底獲益多大，也可以發現，一旦與經濟全球化半脫鉤，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會有多大。 這方面有兩個經濟指標可以用來觀察。第一個是外貿依存度，就是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貿帶動國內相關製造業和服務業之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有多大；第二個指標是凈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減去進口後的凈出口額佔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貿方面的凈所得對整體經濟的現金流有多大貢獻。 我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後發現，外貿依存度呈先高後低的趨勢。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第一階段，外貿對整個經濟的推動是一種漸進的過程，許多產業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逐步發展，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貿依存度開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達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隨著外貿和外商投資帶來的經濟繁榮逐漸形成，各行各業都產生了比較穩定的為經濟全球化服務的企業和供應鏈，同時中國能夠佔領的全球市場份額也快接近頂點了，國內就不再創辦更多新企業，新的商機也不那麼多了。這樣，外貿擴張帶來的經濟推動力就開始相對地放慢，這時，外貿依存度就開始降低了。中國2015年的外貿依存度下降到35.6%，與日本相當；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說，疫情發生之前，中國經濟的三成依靠外貿。李克強最近表示，中國的外貿企業涉及2億人的就業。2億人的就業與外貿相關，大約也相當與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從現在開始，中國局部地脫離經濟全球化，那麼，中國的部分外貿就會萎縮，這對經濟的衝擊會相當大。 三、對美出口受阻，外匯開始緊張 當然，外貿深受衝擊，並不等於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貿都沒了，中國經濟還是會勉強維持，只是失業規模會越來越大，當然也談不上經濟繁榮了。劉鶴提經濟內循環，就是想讓國內企業放棄等待中美關係恢復到過去狀態的期望，另謀出路。由於前些年中國經濟繁榮之後，對進口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比如石油、飼料等進口數量越來越多。那麼，出口受到衝擊後，進口是否會受影響，國人出國留學旅遊的開支、航運民航等交通運輸部門在國外必須的開支、以及使用外國技術專利所必須支付的使用費等等，是否還能正常維持呢？換言之，中國是否能保有足夠的外匯現金流呢？這就要看凈出口依存度這個指標了。 中國多年來的外貿進出口記錄顯示，對美國之外的所有其他國家的出口和進口總體上基本打平，並沒有多少凈外匯收入，只有對美貿易才能創造巨額外匯現金流。所以，中國的凈出口，大體上就相當於從美國凈賺的外匯數額；凈出口依存度實際上反映的是，從美國凈賺的外匯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到底有多大。 中國在外貿依存度達到峰值的2006年，凈出口依存度是6.5%，相當於GDP將近7%的外匯凈收入是從美國市場上賺來的。這樣大數量的外匯凈收入當然讓中共可以迅速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而到了2019年，中國的凈出口依存度已經下降到2.9%。雖然將近3%的凈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對經濟的貢獻不那麼大，但隨著中國GDP總量的上升，對美出口的外匯凈收入仍然達到數千億美元。有這樣大的外匯凈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許民眾購買外匯出國旅遊或留學，也得以向一帶一路國家和發達國家大量投資。不過，中美冷戰開始後，這股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 四、對居民因私用匯的管控逐步升級 對中共來說，當寬裕的外匯流入中斷後，冷戰狀態下，它優先考慮的是擴軍備戰和軍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會逐步壓縮民眾出國的用匯需要。 為了在整體經濟轉入「國內循環為主」的狀態之後能繼續擴大軍力，與美國保持軍事上的相持態勢，中共會一直有進口相關設備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購買大量技術專利。而中美之間處於冷戰狀態的國際形勢表明，今後中共想繼續每年從美國凈賺大量外匯來應付它必須的軍工方面的外匯開支，就越來越難了。這種情況下，冷戰時期中共既然不會放慢擴軍備戰的速度和軍工部門的技術研發，而過去靠美國凈賺外匯的路子斷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個選擇，即盡量壓縮民用外匯開支，包括減少出國留學旅遊的外匯支出，也逐步減少進口飼料等消費品。 實際上，中共已經在管控外匯開支方面逐漸收緊。比如，對民眾出國用匯的需要越卡越緊，甚至一些省市連事業單位員工的因私護照也全部上收。今後，對國內的私人購買外匯需要可能會實行越來越嚴格的管控，這將成為一個趨勢。所以，許多中產家庭熱衷的出國旅遊和子女出國留學，前景越來越不樂觀。許多留學生依靠父母提供學費、生活費來繼續國外學業，或者正策劃國內念完中學後直接出國留學，這樣的家庭計劃很可能跟不上高層對外匯管控的政策變化。可以預期的是，今後幾年內國家外匯儲備將日益吃緊，中止子女學費匯出的政策可能會出台，那樣，許多留學生的留學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價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匯吃緊還會造成物價持續攀升，尤其是葷食的價格將不斷上漲。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的食用糧基本上能自給自足，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葷食消費量不斷上升，對豬、雞等食用類動物的飼養，就無法再象上世紀80年代那樣靠農戶家養為主。因為家庭飼養受農戶圈養規模的限制，而且飼料來源主要是採集利用葉類植物、輔以麥麩、稻糠以及廚餘物，飼養量有限。於是，大規模工廠式速成圈養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產方式，而高蛋白飼料特別是豆粕的充分供應，則是大規模速成圈養的前提，這樣才能保證快速出欄。大規模速成圈養需要大量進口飼料，而大規模飼料進口的需求恰恰與外匯充裕同時出現，如此則大量進口大豆就成了中國解決飼料來源的唯一辦法，所以2017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量高達1億噸（9,554萬噸）。 然而，今後外匯的來源緊縮，可能逐漸影響到大豆進口數量。如果大豆進口減少，是否可以改為國內大規模種植呢？中國耕地面積有限，如果要保口糧，就沒法大規模種植大豆，因為大豆產量很低。我做過計算，如果要靠國內大豆種植來保飼料糧，需要佔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樣，口糧就會嚴重不足。不但國產大豆無法按養殖需要充分種植，而且其國內種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種植補貼來維持國產大豆價格不飆漲。 今後，如果進口大豆減少，改用種植國產大豆來替代，政府補不起巨額的種植補貼，那飼料價格就會翻番。無論是減少進口大豆數量，還是國產大豆種植補貼不足，都可能導致飼料短缺；而飼料短缺造成的飼料價格上漲，會讓大規模養殖的數量下降，肉豬和肉雞來源不足，於是肉價就會翻番。肉價上漲，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後食品價格的上漲趨勢會帶動消費物價不斷上升，伴隨著高失業率和工資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階層可能重回苦日子。 總結一下，從加入經濟全球化到退回「國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狀態，就業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和低收入階層，出國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階層，物價方面受衝擊的是低收入階層。 （文章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全面對抗、官方交流渠道幾乎中斷的情況下，7月9日，中共方面，自己召開了一個所謂「中美智庫媒體論壇」，由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舉辦，題為「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關係的正確方向」。 雖然邀請了寥寥幾個親中外賓（比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美國前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等），但他們幾乎就是擺設，多數與會者，都是中共自己人，等於關起門來自說自話。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用視頻方式致詞，呼籲中美對話、改善關係。他的這番講話，被外界視為中共向美國求和。然而，事情卻沒那麼簡單。王毅代表中共，與其說是求和，不如說是戰略欺詐的繼續。 其實，中共官員的語言，尤其外交語言，都需要經過「翻譯」，外界才能真正讀懂。這裡的「翻譯」，不是指中文翻譯成英文，而是從他們的表面文字「翻譯」出潛台詞，也就是，找出他們字裡行間所隱藏的真意。 王毅說：「中國不照搬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中國不會也不可能變成另一個美國，中國道路的成功不會對西方造成衝擊和威脅。中美雙方不應尋求改造對方，而應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翻譯」過來，意思就是：中國不照搬西方模式，即民主與憲政模式；但中國會照搬專制模式，早年照搬蘇聯模式，如今照搬朝鮮模式。中國無法向美國輸出中國模式，但中國可以向其他國家輸出中國模式，即獨裁與腐敗模式，比如向非洲或亞洲國家。至少，中共已經成功顛覆柬埔寨的民主；也悍然砸毀香港的「一國兩制」、把中國模式強加到香港。 中共不會讓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定會死守一黨專政，如此一來，中國就不會也不可能變成另一個美國，意即，這樣的中國，就永遠無法超越美國。因為，只要中共讓中國保持獨裁形態，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數國家的信任和尊重，因此，就無法取得像美國那樣的世界領導地位。王毅暗示，這是中共對美國的「最大善意」、「最大貢獻」。故而，美國不必寄望中國發生「和平演變」，最好承認並接受一個冰冷的現實，那就是：民主美國與極權中國的長期共存。 王毅說：「歸根到底，制度和道路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人民來決定。」「翻譯」過來，意思就是：美國人民可以通過投票來決定美國的制度和道路；但中國人民不得擁有投票權，他們必須服從共產黨強加給他們的意志，強迫他們接受共產黨所規定的制度和道路。王毅暗示：這就是中共定義的「中國人民的決定」。 王毅又說：「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國家，我們有權利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權利保衛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獲得的勞動成果，有權利拒絕任何對中國的霸凌和不公。」 「翻譯」過來，意思就是：請你們聽清楚，我們說的是「中國有權利」，不是指其他國家，比如南海周邊小國，它們沒有權利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沒有權利保衛它們人民艱苦奮鬥獲得的勞動成果，沒有權利拒絕來自中國的霸凌和不公。王毅暗示：中共迷信強食弱肉的動物叢林法則，中國就是要以大欺小、恃強凌弱，但其他國家不得妨礙中國。 王毅說：「在此我願重申，中國從來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無意與美國全面對抗。我們最關心的是提高本國人民的福祉，最重視的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穩定。」 「翻譯」過來，意思就是：中共決意挑戰或取代美國，但不是現在；中共決意與美國全面對抗，但目前能力還不及。我們最關心的不是提高本國人民的福祉，而是如何鞏固中共政權；我們最重視的不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而是實現中共紅朝的中興；為此，我們將四面出擊、到處點火，蓄意顛覆世界的和平穩定。王毅暗示：中共從來就是反話正說。 王毅還說：「我願重申，中方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只要美方願意，我們隨時可以恢復和重啟各層級、各領域的對話機制。任何問題都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談，任何分歧都可以通過對話尋求妥善處理。」 「翻譯」過來，意思就是：請你們聽清楚，這裡說的是我們與美國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不是指與其他國家，比如，澳大利亞想跟我們對話，我們就悍然關閉對話大門。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比澳大利亞大得多，我們不需要對話，只需要採用經濟制裁，就能讓澳大利亞感受到痛。與其他小國，比如南海周邊國家，或者台灣，我們更不屑與它們對話。王毅暗示：是的，我們就是這麼勢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王毅聲稱「中方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只要美方願意，任何問題都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談」的同時，美方邀請中方加入美國與俄羅斯重開的軍備控制談判，中方卻一口回絕。 王毅還引用習近平的話：「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翻譯」過來，意思就是：請你們聽清楚，這裡說的是中美關係，不是指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更不是指台海兩岸關係。對它們，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說：只要需要，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與某國的關係搞壞，沒有一條理由把與某國的關係搞好。王毅暗示：中共唯獨對美國，才有這等「難得的善意」，美國應該「珍惜」中方的「莫大善意」才是！ 王毅說：「有人說，中美關係已回不到過去，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無視歷史另起爐灶，更不意味著可以不顧實際強行脫鉤。而是應當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翻譯」過來，意思就是：大家都說中美關係已經回不去了，但我們就是不同意另起爐灶，就是不同意強行脫鉤，我們中共，就是賴也要賴在過去的中美關係格局上。王毅暗示：你們可以說我們臉皮厚，但我聲明，我們從來就是厚臉皮！ 其實，豈止王毅的語言需要「翻譯」，中共所有的大外宣或大內宣的語言都需要「翻譯」。比如：「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國的發展。」；「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2019年10月1日，習近平講話）「翻譯」過來，意思就是：只有共產黨才可以阻止中國的發展；只有共產黨才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 又比如，「香港背靠祖國，無懼任何威脅。」（人民日報，2020年6月17日）。「翻譯」過來，意思就是：香港無懼任何外國威脅，香港只需懼怕中共威脅。因為，對香港而言，外國威脅根本就不存在；而香港面對的，獨一無二且實實在在的，就只有中共威脅。
只要對西方左派目前的八陣圖略知一二，就會熟悉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這位左派大宗師的名字。在同齡知識精英逐漸仙逝之際，一生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堡壘美國、以摧毀這個山顛之國為己任的喬姆斯基，終於在其91歲高齡時迎來了美國末日：2020年，武漢肺炎讓美國經濟陷入休克，BLM發起清除美國歷史、摧毀美國立國根基的美國文革。喬姆斯基作為「美國的永遠反對者」，當然會投身革命洪流，而且還希望指點江山，如同2003年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作派一樣。 喬姆斯基的終生敵人：美國 喬姆斯基一生以美國為敵，美國的歷屆總統，無論什麼人，基本是他的敵人。以近20餘年的總統為例，小布希是戰爭販子，奧巴馬在全世界殺人，喬姆斯基因此表達過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小布希和奧巴馬等人被逮捕並移送國際刑事法庭；2016年當選後，川普在他眼中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壞最壞的總統，凡有發言都必然拉出川普來批鬥一番，以泄其正義之憤。今年武漢肺炎疫情禍延全球之際，正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自我隔離的諾姆·喬姆斯基接受了DiEM25 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Srecko Horvat）的邀請，分享了他對於武漢肺炎危機的反思與看法。 儘管全世界都知道武漢肺炎疫情發源於中國，而且因為中國夥同WHO隱瞞疫情，還在全世界將防疫物質搜購一空，導致武漢肺炎在世界擴散，但喬姆斯基既然將美國定位為世界「最主要的恐怖主義國家」，此刻仍然文不對題地繼續念頌他哼了一輩子的經文：在疫情背後，人類也正在面臨核戰爭、全球變暖和民主的衰退等一系列更為可怕的威脅。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採訪者要求他就武漢肺炎危機發表的「反思與看法」中，他對肺炎源頭國中國隻字未提，卻怪罪於美國川普總統的制裁給伊朗與古巴帶來的巨大痛苦與損害（他與卡斯特羅的友誼世界有名）。採訪結束時，喬姆斯基還「高屋建瓴」地表示說，本次疫情已經將「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暴露無遺，他相信在不遠的將來，許多國家都將做出重大轉型——在喬姆斯基的主義派別里，從米塞斯、哈耶克直到奧巴馬，全一古腦地塞進「新自由主義」譜系，痛加撻伐。 可以說，喬姆斯基最近這場講話，暴露了西方知識份子對社會危機的認識與現實扡格難入，他從1968年出道以來練成的「三板斧」絕技：罵美國、核戰爭威脅、環境危機，聽起來是那麼高大上，與現實卻又是那麼遙遠。正在喬姆斯基沉浸於世界「將作出重大轉型」的夢想之中時，卻發現自己居然成了左派陣營「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的鬥爭目標。年青一輩的左派們為何拋棄了自家的大宗師？這是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2017年8月22日那篇採訪惹的禍，這篇題為《諾姆·喬姆斯基：Antifa是對最右翼和美國政府鎮壓的禮物》中，目前在美國橫著走的Far Left認為喬姆斯基嚴重冒犯了Antifa。 一輩子習慣了別人豎著耳朵傾聽的喬姆斯基，不怕成為少數派，但卻很在意後進左派追隨者的背叛，可以想像這位90老人的內心鬱悶有多強烈。 喬姆斯基們的政治正確只關注自身的言論自由 一貫自認為是政治正確標杆的喬姆斯基，這次為什麼趕不上革命潮流了？這事先得從革命的大好形勢說起，說起來，這革命大好形勢還真是大大小小的喬姆斯基們多年辛苦努力，從魔瓶里召喚出來的。 自從5月25日以來，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在美國各地除了打砸搶燒殺之外，以清除美國歷史為己任。一場激烈的政治整合運動席捲了美國的藝術、教育、商業和娛樂機構。即使最初對這場BLM運動報以掌聲的《華爾街日報》，也壯著膽子發表了《美國的雅各賓時刻》這種文章，認為這種強迫性的文化轉折有可能吞噬美國公民文化的剩餘部分，破壞美國持久的社會發展，「因為它具有革命思想的狂熱和隨意的判斷力。雖然沒有使用斷頭台，但衝動是相同的，會破壞不少人的職業，生計和聲譽」，不少大學的教授、公司高管與員工因為說了被BLM與一干左派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話，被告至任職機構，輕則被強迫道歉、停職，重則丟掉了工作。 不僅民主黨各州政府支持BLM提出的Defund Police，大學校園也處於政治正確的恐怖之下，不少教授因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被投訴至學校，被校方按BLM要求處罰失去教職、或被停止教學並公開道歉。Twitter上有個名為The Free Speech Union @SpeechUnion 的推號，列舉了上百個因觸犯政治正確忌諱而丟掉工作、或遭受審查的例子。其中最荒誕的一個例子，就是普利茅斯大學（Plymouth University）的一位地理學講師Mike McCulloch博士的遭遇。一位匿名人士向普利茅斯大學校方發送了這名講師在24小時內「喜歡」的推文列表，包括「所有生命都重要」，「性別有科學依據」以及反對大規模移民的帖子。這種藉政治正確為名對言論自由的肆意摧殘，喬姆斯基視而不見。因為他心目中的言論自由，是保護政治正確的言論，而不是保護違背政治正確原則的言論，這是他多年的言行反覆所證明的。 作為一個在很多領域都是少數派的學者以及知名公共知識份子，喬姆斯基多少還知道言論自由的寶貴。他一輩子都痛恨美國，對美國百般批評，與卡斯楚等社會主義獨裁者卻都保持友誼，有人問他為什麼喬姆還要生活在美國，他的解釋是：「國與國之間的綜合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會這麼比較。不過美國有些成就，特別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美國在言論自由方面的立法保護，確實世界第一。但是，美國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不是保護正確的言論，而是保護人人有權說出自己的觀點，包括不正確的觀點的權利。這是各種有關言論自由的判例所證明的。喬姆斯基當年做為無政府主義少數派，以批評美國政府的一切，包括他為赤棉所做的辯護，享受的就是這種保護。可以說，沒有美國憲法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美國就不會有喬姆斯基這號人物。但喬姆斯基做為領軍人物的左派陣營，近年來因政治正確泛濫而產生的言論專制傾向日益嚴重，因此受傷甚至失去工作的人不少。 喬姆斯基作為左派陣營的大宗師，自視為政治正確的化身，暫時沒被傷到，當然也不會自律。2017年8月，喬姆斯基接受了英國《獨立報》的採訪，對當時正在發展壯大的Antifa組織的暴力行為發表了批評意見，這些意見被採訪者寫入前述的那篇《諾姆·喬姆斯基：Antifa是對最右翼和美國政府鎮壓的禮物》。儘管喬姆斯基不是就這個恐怖組織本身的行為發出批評，而是從左派運動的策略出發來評論，認為Antifa的暴力將給右翼與美國政府送上鎮壓理由，頗有恨鐵不成鋼之意；儘管他在採訪中認為川普總統指責Antifa為「壞傢伙」，導致了社會成員對Antifa的不安與警惕，但在BLM成員看來，Antifa與BLM都是不能批評的神聖之體。於是，在今年BLM革命進入清算歷史的高潮之時，喬姆斯基得為自己的「歷史錯誤」付出代價。 以政治正確化身自居的左派大宗師喬姆斯基，終於被熊熊燃燒的政治正確烈焰燒了頭髮與鬍子，這把火讓他看清了一點：BLM這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要構建的「美麗新世界」，將可能沒有他這位大宗師的位置。與他境況相同的還有不少左派知識份子，比如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確的她在6月寫過一句「只有女性可以月經」，因此被列入#CancelCulture的抵制名單，不僅各種惡語加身，其作品還被要求下架。凡被BLM等左派革命者認為說過「政治不正確」言論的文化名人，包括作家、學者、教授、流行歌手、音樂人、演藝者等，都被列入這名單，痛遭批判與抵制，這抵制包括寫公開信匿名信給這些人任職機構，要求開除或解僱等等，或者下架其作品。 面對#CancelCulture的文化恐怖，早就將「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將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一保守派堅守言論自由原則的名言拋諸腦後的一干左派作家、學者、教授都坐不住了，在坐觀甚至支持了40多天的文化恐怖之後，於是有了喬姆斯基、福山、羅琳女士等150多人7月10日聯名發表的公開簽名信。 這封信為何左右不討喜？ 寫這封信時，這些文化名人並沒有反思這把燒灼他們的「政治正確」熊熊烈火，其實是他們多年努力添柴加薪的結果。他們也沒認為清除歷史、打擊異己是錯誤，而是抱著求饒的心情，讓極左派們考慮互相依存的戰友關係，放他們一馬，將槍口對準川普等右翼勢力。在眾多名人中，我為什麼選擇喬姆斯基作分析物件？乃因這封信上有無法抹除的喬姆斯基痕迹：仍然要求左派陣營不要用過火行為讓右派得到反對他們的理由，與他2017年8月在英國《獨立報》的採訪中說法一致。 這封信保持了左派話語一向的冠冕堂皇。首先高度肯定了BLM的一系列綱領性要求，包括反種族主義與Defund Police（這兩點的實際情況我已經在《「打碎舊世界，創造新天地」——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1）》中分析過），然後再劃定一個敵我陣營：川普代表的右翼是敵，是民主的真正威脅；高等教育、新聞界、慈善事業、演藝界的左翼為友。他們——即敵方的言論自由權利仍然被視如無物，這封公開信只討論一個內部問題：「決不能允許抵抗力量把教條或強制性變成自己的品牌」打擊本陣營的友軍，因為「右翼煽動者已經在利用這些」。然後再曉以厲害：「我們必須通過反對任何一方出現的不寬容的現象，才能維護民主的包容。我們拒絕在正義與自由之間進行任何錯誤的選擇，而這些離不開彼此。」最後是告饒：「作為作家，我們需要一種文化，讓我們有進行實踐、冒險甚至犯錯誤的空間」——意思是：與川普等右翼陣營的戰鬥正在進行，我們是離不開彼此的戰友，不要再互相指責。你們做什麼，我們不會指責，也拜託你們包容我們，哪怕我們彼此認為對方是錯的。 這封信中還有一段話：「雖然我們早已知道極端的權力喜歡這些，但在我們的文化中，審查做派也越來越廣泛地傳播起來：不寬容反對的聲音，將公開羞辱和排斥作為一種新時尚，以及試圖用盲目的道德確定性去解決複雜的政策問題」。 保守派成為這封信劃定的敵方，被指正在利用極左的荒謬行為，當然不會自作多情地去喜歡這封信。但左派也很不喜歡，給予無情抨擊，許多人聲稱這是頹廢的精英主義表現。自我標註為「自由新聞記者和事實檢查員」的愛琳·畢巴（Erin Biba）說：「想像一下這樣一個管道和他們都有的聽眾可以使用這個集體平台的巨大優勢——他們用它…………發牢騷，互聯網要求他們對自己的話負責。」DC Sentinel記者山姆·薩克斯（Sam Sacks）插話說：「看看誰在這封信上簽名，你可以說這更多地是關於該行業的富有精英，他們不想為他們作為戰爭罪犯宣傳工作的過去（和當前）工作承擔後果。」 套向書齋左派頭上的巨網由他們親手織造 美國有今天，我半點也不意外，至少，我從2016年開始，就已經明白這是美國的宿命，這宿命就是壟斷的美國大學講台的左派教授——大大小小的喬姆斯基們共同創造的。1987年，作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他的暢銷書《正在鎖住的美國頭腦(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預告：美國的高等教育對美國的政治體系是失敗的，因為它培養了左翼、反對言論自由心態，並儘力實現思想的統一性。 由於左派教授在大學排擠保守派，利用他們的學術地位採用各種審查禁制不同聲音，讓青年一代覺得言論自由根本無需存在。位於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從2016年-2018年連續三年的調查結果展現：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認為應該限制言論自由。 喬姆斯基教授雖然已屆91歲高齡，我仍然希望他能夠在餘下的歲月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他痛恨的美國成就了他，包容了他的一切，給了他名利、地位，允許他全世界範圍內與獨裁者成為朋友，成為當代遊走於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最大的制度套利者；如今，他多年努力呼喚的「美麗新世界」終於來了，卻容不下他的一些並不尖銳的批評言論。請善於思辨的喬姆斯基教授捫心自問：哪個世界才真正值得他追求？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利用金融威力和市場准入，迫使好萊塢自我審查，促使編劇、導演、演員、製作人避免使用在中國審查不可能被通過。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WTO的義務。好萊塢籌集資金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佔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5年前僅為3％。 派拉蒙2013年布萊德．彼特領銜主演的動作恐怖電影《末日之戰》，原本是根據美國作家Max Brooks的同名小說《The World War Z》改編，中譯本書名為《末日之戰：政府不想讓你知道的事》，劇情描述該殭屍病毒起源於中國狂犬病，台灣反而是最早攔截到中國情資，但中國官方審查威脅若不改劇情，將不準在中國上映且演出的演員可能面臨未來在中國市場的負面影響，最終劇本病源地於是硬被改掰成台灣，並刪除一些對中國有關的劇情。這部把人類逼入絕境的殭屍電影，預言了武漢病毒的大流行。 漫威2013年超級英雄片《奇異博士》（Doctor Strange），找來《新福爾摩斯》男主角班尼迪甘巴貝治主演（Benedict Cumberbatch），早前釋出首段宣傳片，班尼迪戲中飾演醫生，因意外雙手變成殘廢，他輾轉遇上一位世外高人藏僧「古一法師(Ancient One)」，隨之學習魔法拯救地球。原著中，古一法師是個西藏男人，編劇C. Robert Cargill因不想冒險得罪龐大的中國電影巿場，改找英國女星Tilda Swinton演出。 1997年，迪士尼製作以達賴喇嘛生平為主題的電影《達賴的一生》《活佛傳（kundun）》相當忠於史實，但因為議題敏感，還是觸怒了中共政府，導演馬丁‧史柯西斯和編劇Melissa Mathison及演員等人也難逃被禁止入境中國，迪士尼出品的所有電影（包括卡通在內），也被中國禁足10年之久，影響相當大。影片從尋找第十四世達賴開始，一直講到他24歲流亡印度為止，翻作《少年達賴喇嘛》也許比較恰當。這部電影以人道主義的角度檢視圖博（西藏）反抗運動，一起主演的相當多是流亡在世界各地的圖博人。大部分演員都非專業演員。該公司為重獲准入中國巿場而大力遊說，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自己犯了「愚蠢的錯誤」。隨後迪士尼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 三年前《華爾街日報》報導說，上海迪士尼主題樂園一共有11,000名全職僱員和7,000名合同工，目前有300名中共黨員，大約是之前三年的兩倍。黨員活動中心今年在樂園之外的行政區開張。中共正努力將「黨」安插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中，西方在華公司也無法倖免，這令它們感到越來越不舒服。 在即將上映的影片《壯志凌雲》（Top Gun）續集《初生牛犢》（Maverick）中，日本和台灣旗幟從湯姆·布魯斯的飛行服上拿掉了。米高梅公司則在影片《紅潮入侵》（Red Dawn）的重拍過程中用數位技術更改身份，掩蓋了中共對北朝鮮的軍事入侵。 共產黨黨員利用上班時間在公司場地開黨會和舉辦黨的活動。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外國公司擔憂共產黨工作者可能在公司決策上贏得影響力，共產黨儼然變成掌握企業決策表決權的新股東。黨滲透的壓力，不分中國私營企業或者中外合資企業。在法國化妝品公司歐萊雅中國分公司上海總部，共產黨僱員在辦公桌上貼著條子說：「有問題，找黨員。」在一家歐洲公司跟中石化合資的企業當中，有青年僱員去黨校上課，一上就是幾個星期，令外國高管叫苦連天。 國有企業黨員人數100人以上的，設立黨委；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設立黨總支等，明文規定中共對國企的支配權；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成立黨支部；正式黨員7人以上的黨支部，設立支部委員會。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成立黨支部。要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要求國企黨委書記擔任董事長，副書記擔任總經理。 中共針對民營企業的做法，近似納粹德國搞國家資本主義的做法，民營企業前500強都設立了黨支部。截止2018年年底，全中國已有158.5萬家「非公有制企業」建立了黨組織。就連赴中投資的外國企業，這10年來也設立了黨支部。 中共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68%的非國營企業已經設立了黨支部，比之前四年的54%上升。在外企當中（包括中外合資企業），截至去年大約有74,000家公司，也就是70%的公司已經設立了黨支部。相比之下，2011年末這個數字是47,000家。 截至2019年底，中共黨員總數為9191.4萬名，如果有選舉，中共黨員是鐵票，習近平有9,191萬票；川普上一次也才得到6,300萬票。中共認為選票是假的，黨員是真的。（本文由上報授權轉載自三際信息站臉書專頁）
繼印度禁用中國五十多項手機應用程式後，美國白宮幕僚長米道斯（Mark Meadows）於7月15日指出，正研究抖音、微信等應用程式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會在數周內採取必要行動。 中國的軟體與應用程式是否有後門，會將用戶資料外泄或回傳中國，近年來傳言與爭議不斷，從之前監視系統的海康威視、5G的華為、視訊會議的ZOOM、到現在的抖音與微信，莫不如此。 支持與反對這些對中國「廠商」指控的，總是信誓旦旦地列舉了諸多理由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以抖音為例，便花費了數十萬美金，僱用了龐大的遊說團，對美國政界宣稱，他們在美國僱用的都是美國人，用戶資料儲存於維吉尼亞州，備份則在新加坡，絕無資料回傳中國之事。反對者則認為，抖音早有刪除用戶涉及「天安門」等敏感對話的前科，且其企業總部設於中國北京，根本不存在不依中國國安法等規定行事之可能，資料中心設於何處並無差別。 中國的大外宣，最擅長烏賊戰術。即便全世界腦神經稍微正常的人都知道，武漢肺炎來自武漢，中共還是可以旱地拔蔥般宣稱，武漢肺炎來自美軍。你信不信並不重要，反正我說了它就是一種說法，不同的說法都應該被「並列」才是「民主」。在中共眼中，我的說法是否為真並不重要，只要你的說法的可信度也被動搖了就可以，他們便得以從一場場的語言混戰中脫身。讀者不要懷疑，在台灣，很多人是對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邏輯深信不疑的。當你說，反正各說各話，不會有真相，你已經幫了中共大忙。 美國該不該禁抖音與微信？我認為，全世界都該禁抖音與微信。有國安疑慮，當然一定要禁，沒有國安疑慮，也一樣該禁，停留在危及國安與否的爭議，只是徒然讓中共找到在語言的混戰中脫身的機會。 今天中國「官民混合體」在全世界進行的，是一場經濟、政治、軍事與訊息混合的超限戰，任何民主國家如果還迷信與正常國家往來該有的「市場歸市場」、「政治歸政治」思維，唯一的結局，就是在這場戰役中節節敗退。 中國擺在眼前的，就是禁止谷歌、臉書、及其他境外軟體進入中國市場，我們還要跟中國談「市場歸市場」？美國總統川普的競選活動，中國網軍不就是用抖音，註冊了百萬筆的造勢活動門票，讓真正想參與造勢活動的人無法與會，哪來的「政治歸政治」？ 2020年，全世界都應該有所覺醒，傳統的競爭與戰爭邏輯，是無法因應以民主反民主、以市場反市場的中國超限戰的。這並不是說，要對中國或中國廠商全面封殺，但全世界的國家聯合起來，禁用抖音、微信、及其他手機應用程式，直到中國也開放網路市場為止，難道不也是就市論市，「剛好」而已嗎？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民主化，也需要這樣衝破言論封鎖的一擊。對進行超限戰的國家超限戰，也只是剛好而已。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全文轉載自上報）
中共的馬屁文人有個口號，叫做「厲害了，我的國」。可是表現出來的卻是「奇葩了，我的國」。第一大奇葩，就是把香港國安法這個國內法，延伸到可以懲罰全世界的人。這麼奇葩的法學家，只有中國特色的奇葩國才能出產。不過我想是法學家們不敢違逆那個沒文化的奇葩領袖，才寫出這個奇葩法律，包括一幫奇葩代表一致通過這個香港國安法。 習近平這個沒文化卻長於陰謀的奇葩領袖，只有共產黨這種奇葩的逆淘汰制度才能上升。最近又有名人狠批小習的種種劣跡。大家可以在網上找找戴旭的文章，狠批了中美關係中的十四個錯誤。正好最近以戰狼外交著稱的王毅外長向美國大肆示好，被改稱為熊貓外長。兩者可能都不是偶然的。 雖然戴旭先生髮表聲明否認寫了這篇文章。但這和劉亞洲將軍一樣，是甩鍋行為，不想承擔任大炮那樣的後果，並非否認他的真實想法。否則他再寫一篇吹捧習近平戰狼外交的東西，不就全解了嗎？就像著名的毛左司馬南說的那樣：罵美國是工作，愛美國是生活。 戴先生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針針見血，習近平在外交上的自我膨脹，給中共政權帶來了無法挽回的災難。江澤民時代執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欺騙戰略，佔了便宜不買乖，悶聲發大財。於是在美國資本家的幫助下，才有了這樣的發展速度，才變成了如今財大氣粗的土財主。 但是時間會產生變化。第一就是美國人民越來越看清了共產黨從美國抽血的政策，正在導致美國的衰落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政治空氣也隨之扭轉，反共防共已經是新的政治正確。江澤民和鄧小平騙來的好時光已經一去不返了。 第二就是戴旭先生說的：你還沒資格跑到人家大門口說；我超過你了，我厲害的國了。一個冒充的武林高手冒冒失失的找人家挑戰，用小玩鬧的流行語說，那叫找虐，找抽，找不自在。一個沒文化領袖的自我膨脹，帶動了全黨全國的馬屁精加油放大。結果就是把美國一批睡不醒的熊貓派驚醒了，這壯大了反共防共的力量，徹底結束了中共悶聲發大財的好時光。 美國真的像那些五毛噴子們說的那樣無能嗎？習近平被他的馬屁精們給騙了。雖然特朗普總統很有忍耐，小心翼翼地不給嚴重的懲罰，但是怒火上升的美國社會已經忍無可忍。最近放出的幾個小小的懲罰，已經觸及到了中共及其貪官污吏的根本利益；再發大招，大多數中共官員將會痛不欲生，國家利益也將一蹶不振，讓老百姓跟著受苦。 戴先生還不敢說國內的困境呢。倒是李克強總理坦率：中國有一半人的收入在貧困線以下，處於生存的邊緣。中共一邊大撒幣，一邊還什麼開發銀行，一帶一路，擺出和美國爭奪領導地位的架勢。中共大吹大擂什麼大國崛起，要和傳統大國爭奪帝位，並讓噴子們叫囂「不惜一戰」。這是擺脫國內貧困的樣子嗎？這是尋求國際幫助的架勢嗎？不像。倒像那個找虐的武林大師。 有朋友提醒說：不要批評它，讓它繼續膨脹，共產黨就垮得快。可是看著老百姓即將苦上加苦，還是有點兒於心不忍。
許章潤教授6日上午被一大群警察從北京寓所帶走，傳出的罪名是「嫖娼」，網路上有人譏諷：「順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有人批評北京「為保一線江山，無所不用其極。瘋了!」 被人這樣嘲諷，因為「嫖娼」據指是北京當局習慣用來對付一些敢言人士的「專用罪名」，可以開出一長串名單。還可以有其他的罪名，比如因希望習近平引咎辭職而被第二次抓起來的憲政學者許志永，當年去法庭給異議人士作證的路上，在公車上被指「扒手」而被公安扣押，他們這類罪名都很現成。有人評論「嫖娼，煽顛，成為新法西斯一再濫用的整治思想的下三濫武器」。漢學家黎安友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政權竟然會打壓一位根據中國憲法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的傑出教授，「他行使的是言論自由，而他們卻會指控他嫖娼，丟人的不是許章潤教授，丟人的是中國政府」。 香港著名作家顏純鉤評論：「許章潤先生是當今最勇敢的士人，他代表民間正氣，代表未曾埋沒的民族精神，中共拘捕了許章潤，不但不會令他的聲音消失，還使他個人的影響更深遠，他的歷史地位更崇高。」 這些讚譽並不過份，習近賓士下的中國，對知識人的打壓可謂空前，許多人害怕因言入罪，漸漸不敢公開說話了，許章潤則不然。2018年7月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批評中國現行政治與社會方向，批評領導人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倒行逆施。他深知身邊危險四伏，然而直指中國領導人修憲取消任期制「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巴掌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伴隨著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領袖個人崇拜。」作者明確要求「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文章一經出手，網路廣為流傳，海內外皆知，許先生本人也知兇險在側，然而坦然表示：「話說完了，生死有命，而興亡在天矣」。 COVID-19疫情武漢爆發，許章潤今年2月發表『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開篇點出「舉國大疫，一時間神州肅殺，人心惶惶。」瘟疫散布全球，中國幾成世界孤島，三十多年改革開放，「辛苦積攢的開放性狀態，至此幾乎毀於一旦」。進而指出，「壟斷一切、定於一尊的『組織性失序』和只對上負責的『制度性無能』，尤其是『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億萬國民於水火的『道德性敗壞』」，致使人禍大於天災，這場人禍「甚於一場全面戰爭，此可謂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賊先禍其國」，作者怒斥中國最高領導人「無恥之尤」「民心喪盡」，讓人民憤慨。 5月21日，許章潤再在網上發表『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COVID-19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批評「舉國同調，政治當頭，罔視法制，寧左勿右」，並指「幾年來國家政治之逐漸全面倒返毛氏極權與國際體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這一危殆景象」，作者在文章最後更是直截了當地吶喊：「夠了，這發霉的造神運動，淺薄的領袖崇拜；夠了，這無恥的歌舞昇平、骯髒的鮮廉寡恥；夠了，這驍驍漫天謊言、無邊無盡的苦難；夠了，這嗜血的紅朝政治、貪得無厭的黨國體制；夠了，這七年來的荒唐錯亂、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夠了，這七十年的屍山血海、恆古罕見的紅色暴政。」 許章潤知道有很大的危險：「此番作文，預感必有新罰降身，」「抑或竟為筆者此生最後一文，亦未可知」。然而作者一如既往：「當此危機存亡之際，書生天命，有話要說，不得不說。一己生命雖必隕落，明晨天際照舊一抹晨曦。則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存」。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三（8日）敦促中國當局釋放法學教授許章潤，蓬佩奧說，「與所有非民選的共產黨政權一樣，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外部敵人」，北京能不能堵口氣，把敵友的順序顛倒過來？
近年來《紐約時報》的黨派色彩日趨濃厚，對總統川普批評的文章大幅度地佔據了版面。最近一篇文章「美國的川普，中國的川建國」，對川普已不是批評了，而是直接把川普當作中國的川普。作者是專欄作家紀思道。這篇文章的主要立論是，博爾頓的新書《事發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所透露的內容。 紀思道的文章稱川普在利用反華情緒來再次當選，指拜登對北京手軟，稱他為「北京的拜登」，所以他在這裡稱川普為中國的「川建國」。美國兩大政黨都以反中共來贏得大選，這說明反中共已成美國政治的大趨勢，這是好現象。因為反共是大趨勢，所以競選的雙方都要挖對方親共的「腳底板」。博爾頓新書所透出的內容，讓人大跌眼鏡，但我們看一個人主要不是看他說甚麼而是做甚麼。川普對習近平所說的話令人「驚詫」（編註：博爾頓所述是否屬實還在兩可之間），但是他執政以來對中共的打擊是歷屆美國政府所沒有的。副總統彭斯的多篇講話，國務卿蓬佩奧所發的無數聲明，國務院作出的幾個重要文件，都打在中共的七寸上。前幾天白宮的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說；習近平是斯大林的繼承人。這樣的話與川普對習的讚美，是白臉紅臉。還是各唱各調，自可評論。 紐約時報在稱川普給習近平「叩頭」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說一說拜登對中共的跪拜，拜登親共是人所皆知的，他說中國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他們也不是壞人，他當選可以讓美中關係回到昔日的氣氛。雖然現在改變了競選策略，強調我們團結世界一半的經濟，讓中國為他們欺騙行為承擔責任。實際上拜登的親共言論與川普言論的親共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從行動上看，拜登出任奧巴馬的副總統時，政策是親中共的，而川普當選後對中共的政策卻有了顛覆性的。 在同一個版面，紀思道的文章下面是另一篇訕笑川普的文章：「川普，那個只會嚷嚷假新聞的男人」。文章說「他製造了一個泡泡，暫且稱為一個安全空間，在那裡，他與壞消息、負面反饋和幾乎任何形式的批評隔絕。結果就是，他無法應對不斷變化的國民情緒，無法適應一群想要領導力而不是想要看戲的公眾。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的不僅僅是川普。全國各地的共和黨官員拒絕相信總統正在走向失敗」。疫情與佛洛伊德事件確實對美國的政治生態起到了非常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對川普是負面的，還是對拜登是負面的現在作結論還為時過早，雖然紐約時報與錫耶學院做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度要高於川普14個百分點，但這種本身已帶有傾向性的民調帶有多少水份是可以想像的。上次大選，媒體的多次民調都顯示希拉里要高於川普，結果川普贏了。其實民調意義不大，最後看結果。結果意義也不大，因為誰勝都是民主勝。贏者與輸者之間不過是民意多少而已。 媒體可以有傾向性，但不可以太過，一旦太過就會成了某黨的喉舌。美國兩黨政治，不是你死我活，是互相補充，互相制約。不要為了一黨之利，毀紐時一世英名。
習近平是毛澤東以來，中共權力最大的一個。但是，事到如今，輿論也對習近平做的事情越來越充滿疑問，尤其到了把已經屬於中國的香港，弄到風聲鶴唳的地步，把一個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要毀掉的地步，正常嗎？ 習近平要走多遠？ 法國7月1日上市的世界報是這樣提問的，習近平的最新作品是強行推出港版國安法，習近平還要向甚麼發起進攻？瞄準台灣？征服南中國海？欺侮印度？ 該報列舉了幾件事： 2014年，習近平去了新疆，要求 「無情打擊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就這樣，超過百萬維吾爾人被關進集中營； 2015年7月，北京政權對維權律師發起大搜捕行動，數百名律師被銬上手銬； 2015年習近平對奧巴馬撒謊，保證「不會把南海軍事化」，事實是中國不僅僅在這些人工島建造了軍用機場，而且安裝了地對空導彈。 2018年，習近平「修憲」，廢棄了鄧小平害怕中國落入毛晚年的局面而建立的領導人任期制，同時，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憲。 習近平還要做甚麼，世界報似乎沒有答案。但世人這兩天看到的是，香港被「法治」了，東方明珠香港快要被習氏政權毀掉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台灣，都在為港人大逃亡做準備。 習近平勝利了嗎？ 有分析認為，如果說殺雞取卵，是一種勝利，習近平可能最接近這種勝利。 美國從沒有像今天，蔑視地稱習氏政權為中共，直接與中國人民區別開來，這也許與習近平把政權人格化大有關係。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孤立，世界報說，世界對中共再也不指望了。 鄧氏諄諄教導，不要跟美國搞壞關係，習近賓士下，從貿易戰到香港危機再到新冠疫情，美中關係一步步走到破裂的邊緣。美國兩黨對北京政權取得高度一致的共識，對習近平的中國不抱任何希望，準備制裁破壞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中共官員。 中國的鄰居印度也翻臉了，禁止使用中國軟體，禁止與中國企業做買賣。 中國的經濟將被迫向內轉移，大有希望全球化的華為為標誌的中國企業被迫中國化。 有網民譏諷：高興的只有蒙著眼睛歡跳，不知中國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五毛黨們，戰狼群們，厲害了，我的國，我的國孤零零地滑向懸崖，在習主席的帶領下。 習氏最大的失敗是香港，有分析指只因為『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一部政治八卦，便綁架銅鑼灣五名店員，仍耿耿於懷，要把綁架合法化，於是強行修例，引發香港史上最大抗爭，這一事件讓習氏在世界面前丟盡臉面，不甘罷休，捲土重來，強行替港人立法。 結果是甚麼，結果是一個好好的東方明珠被熄滅了，原宗主國英國不忘歷史承諾，願為三百萬香港人移民。 如果習氏一意孤行，與世界接軌，走到哪都受到歡迎的香港精英盡失，香港的金融地位不再，中國也堵死了自己吸引外資的便利通道，香港成為空港。 習近平以強人手段報復，失去了民心，贏得了仇恨，以至於港版國安法有一條很荒誕，引發對政權仇恨的也將以四罪論處，詞不達意，失人心失到甚麼地步。 習近平為甚麼要這樣做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時評人士梁京曾指習近平存在非常嚴重的認知障礙，由於他掌握了巨大的權力，加上中國存在著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再加上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習的認知障礙正在急劇地增加中國發生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大革命風險。 『上報』7月2日發表作者普通人的自由主義一文，作者分析：「到今天，中國雖然身體在二十一世紀，和世人一樣共享科技文明，但中國上億的腦子、心靈，都還留在『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落後治亂史觀。習近平是中國破敗史觀的最後一搏，現在這個破敗史觀，挾著軍事崛起，要和民主自由大潮對抗，來勢兇猛。但習近平所仰賴的帝國勢力，還是那個三寶太監下西洋的中國，還是那個全中國億萬人民只有一個聲音的中國，沒有個人自由，沒有創意生產，沒有思想交流，億萬人築的人牆，看似強大，但在更高的文明面前，還是將如摧枯拉朽，一敗塗地。」 有人曾評論，若毀了香港，差不多就是毀滅中國的先兆，令人不解的是習近平為甚麼還在這條路上狂奔？曾是中共黨校教授的蔡霞就指出，習近平要讓位，中國的危局才可化解，否則亂世不遠，而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6月12日也委婉地表示，「有時領導人下台是給國家一個機會」。 法國漢學家白夏7月2日對法國二台表示，「習近平不是一個全能的上帝，中共黨內有一些人在盯著他，在等著他出錯」。 但是，從讓一幫委員迫不及待表決通過一部文字粗疏漏洞百出然而嚴苛無比的「制港法典」來看，習近平或許真如他曾經說過的一句含義模糊的話—「我將無我」了。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聚焦科學方法得出的統計結果，美國一直相信崛起的中國依然落後自己一大截，從政界到學界，直到今天，縱使不否認來自中國的威脅，卻不乏領先者對後來居上者的輕視，並藉由傳統指標當成自信泉源，像是經濟數據、軍武層級和人均所得等等。直到認真檢視中國用以顛覆傳統戰爭的「超限戰」制權概念逐一翻上檯面，他們或者才體會到中國實力的現況，從而提高了關於中國對美國社會影響力的研析佔比，過去經常被指為具特定立場的中國威脅論，在屢屢獲得佐證下，開始擴大吸引「圈圈外」的目光，各界於是有「原來是這麼回事」的反應出現。 例如多次撰文分析中國威脅論的美國前中情局官員法迪斯（Charles S.Faddis），近期即針對「佛洛伊德事件」近乎引發全國起義提出個人見解。除卻他對其中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他對美國主流媒體這段時間表現的解釋，應當也值得關注，但關鍵尚不在他形容美國主流媒體對川普如何地憎恨，而在他列舉美國主流媒體內部的「中國因素」，恐怕已發生實際作用。習近平2016年曾指出：中國對外宣傳的要旨，就是讀者在哪裡，（中共）宣傳報導的觸角就要伸向哪裡。而原來美國才是真正的目標戰場。 關於法迪斯對中國海外宣傳統一戰線的論述，相關內容多數人並不陌生，無非是中共正利用宣傳和經濟途徑去削弱敵人的力量，在全球各地動員黨的朋友來打擊黨的敵人，尤其掌握話語權。這些「朋友」廣泛地來自於外國政黨、僑民社區、大學和公司企業內部，所有交友的目的都是為了增進其黨的利益。只是，一旦它的觸角有辦法直接深入美國自由派媒體，這就比好萊塢電影刻意塞入的中國因素情節影響更大。 據法迪斯列舉顯有「中國因素」的美國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連結性就在持有紐時17%股權的墨西哥億萬富翁史利姆（Carlos Slim），他本身即和中國黨國企業有大量業務往來，例如已被美國視為具間諜危害性的華為。繼之是《華盛頓郵報》，連結性是亞馬遜（Amazon）執行長貝索斯（Bezos），2013年他以2.5億美元收購了《華盛頓郵報》，而亞馬遜銷量最好，最受歡迎的商品（如Echo和Kindle）生產線幾乎全都在中國進行，於是當讀者透過網路訂閱《華盛頓郵報》時，即會附帶收到一個名為「China Watch」的廣告資訊，那些資訊的供應者，就是由中國官方大外宣《中國日報》提供。 紙媒之外，廣播電視方面有CNN。CNN現為華納媒體（WarnerMedia）的資產之一，而華納媒體另外也投資了中共監管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hina Media Capital,簡稱CMC）」。CNN且參與了NBA在中國的轉播，並致力擴大NBA在中國的觀眾群。此外，當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所有美國員工必須填寫個人資料調查表時，發現至少有六名前CNN記者正在為這家中國公司工作。接著是MSNBC和NBC，兩者皆是由NBC Universal經營，它同樣與中國黨國企業有巨大的財務聯繫。NBC另與中國的國有媒體直接合作，包括已被美國國務院列為「外國使團」的新華社，NBC的東方夢工廠（作品有《功夫熊貓3》）在CMC牽線下，現已由一家中國財團全資擁有。再來是美國廣播公司（ABC），迪士尼和ESPN同為ABC所有，這兩家公司也在中國有著大量的投資，2019年，當NBA拒絕譴責中國對香港的鎮壓時，ESPN的新聞總監亦曾指示內部網路工作人員，應該避免討論和中國政治或和香港有關的議題。 法迪斯最後提到了彭博社（Bloomberg），它的創辦人前紐約市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同樣在中國進行了大量投資，尤其Bloomberg LP曾透過美國債券市場運籌十億美元，轉以幫助中國公司融資，在其資助的364家中國公司中，有159家直屬中共。2013年，彭博曾要求旗下記者撤掉關於習近平家族斂財的報導，便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這些連結性，主要為了說明為甚麼美國自由派媒體在很多中國議題上偶爾會有「怪怪的角度」，對美國企業辦報稍事理解，應該不會反對其中新聞室里「中國因素」的控制，而法迪斯認為，未來美國媒體和中共之間的關係只會更「契合」（getting cozier）。美國為數不少集團企業確實相當樂於依賴中國的善意和中國政府的恩准去維護集團利益，它們經營其他事業是一回事，當主掌了媒體，則自由國家媒體的獨立性，必然會受到傷害或質疑。唯今，所幸美國主流媒體依然有其專業水準，內容上仍有相當多質量兼具的報導，無可否認有許多記者依舊本著記者天職任事，這些自由派媒體關鍵時刻也總還知道自己的角色，只是，「超限戰」本來就是種無底線的多角化巷戰，我們眼前所知的美國媒體內部的「中國因素」，應該都還是冰山一角，且處於開端起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