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青银高速发生重大车祸 致2死3重伤
2026 年 8 月 14 日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美就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开始面临严重的外贸困境。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近提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个说法的隐含意思是，过去20年里中国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外贸困境之下，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全国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同时必然外汇吃紧。中共可能会进一步卡紧民用外汇开支，以便为扩军备战和军工研发保留外汇储备；同时减少饲料粮进口数量，因此今后物价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战开始，经济退到“内循环” 6月18日上海举办了第12届陆家嘴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表了书面致辞，其中的一个关键用语引起了国内不少财经媒体的关注。刘鹤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是中共对国内经济前景的一个重大判断。解析这个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信号，相当重要。 所谓的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就是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用外贸拉动经济，转变为不再依靠外贸，而是以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众所周知，目前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民众收入明显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能力本来就在萎缩，再同时减少出口，自然就是整体经济雪上加霜。李克强在今年人代会的记者会上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该院的课题组2019年采用分层线性随机抽样，获取了7万人的收入样本数据。该调查显示，39%的人口（相当于5.47亿人）月收入低于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两部分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2.85%。指望这样的居民购买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中国经济之所以无法再依靠外贸，全球疫情严重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无法再继续依靠庞大的美国市场来维持出口顺差和外汇收入。毫无疑问，这是从过去20年来中国已经习惯了的依托经济全球化带动经济繁荣的经济发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状况。 最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周力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共面临的国际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我外贸出口企业订单大大减少，上下游企业生产停滞，国际运输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产品运不出的现象激增，对我稳增长、稳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他的话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贸困境。 二、外贸困境意味着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共就面临如此严重的外贸困境，那么，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之后，究竟中国经济整体上会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年前，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经济轨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中共到底获益多大，也可以发现，一旦与经济全球化半脱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有多大。 这方面有两个经济指标可以用来观察。第一个是外贸依存度，就是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贸带动国内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第二个指标是净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减去进口后的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贸方面的净所得对整体经济的现金流有多大贡献。 我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后发现，外贸依存度呈先高后低的趋势。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外贸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许多产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逐步发展，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依存度开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达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随着外贸和外商投资带来的经济繁荣逐渐形成，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比较稳定的为经济全球化服务的企业和供应链，同时中国能够占领的全球市场份额也快接近顶点了，国内就不再创办更多新企业，新的商机也不那么多了。这样，外贸扩张带来的经济推动力就开始相对地放慢，这时，外贸依存度就开始降低了。中国2015年的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5.6%，与日本相当；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说，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的三成依靠外贸。李克强最近表示，中国的外贸企业涉及2亿人的就业。2亿人的就业与外贸相关，大约也相当与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从现在开始，中国局部地脱离经济全球化，那么，中国的部分外贸就会萎缩，这对经济的冲击会相当大。 三、对美出口受阻，外汇开始紧张 当然，外贸深受冲击，并不等于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贸都没了，中国经济还是会勉强维持，只是失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当然也谈不上经济繁荣了。刘鹤提经济内循环，就是想让国内企业放弃等待中美关系恢复到过去状态的期望，另谋出路。由于前些年中国经济繁荣之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比如石油、饲料等进口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出口受到冲击后，进口是否会受影响，国人出国留学旅游的开支、航运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在国外必须的开支、以及使用外国技术专利所必须支付的使用费等等，是否还能正常维持呢？换言之，中国是否能保有足够的外汇现金流呢？这就要看净出口依存度这个指标了。 中国多年来的外贸进出口记录显示，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体上基本打平，并没有多少净外汇收入，只有对美贸易才能创造巨额外汇现金流。所以，中国的净出口，大体上就相当于从美国净赚的外汇数额；净出口依存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从美国净赚的外汇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中国在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的2006年，净出口依存度是6.5%，相当于GDP将近7%的外汇净收入是从美国市场上赚来的。这样大数量的外汇净收入当然让中共可以迅速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净出口依存度已经下降到2.9%。虽然将近3%的净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对经济的贡献不那么大，但随着中国GDP总量的上升，对美出口的外汇净收入仍然达到数千亿美元。有这样大的外汇净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许民众购买外汇出国旅游或留学，也得以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不过，中美冷战开始后，这股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 四、对居民因私用汇的管控逐步升级 对中共来说，当宽裕的外汇流入中断后，冷战状态下，它优先考虑的是扩军备战和军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会逐步压缩民众出国的用汇需要。 为了在整体经济转入“国内循环为主”的状态之后能继续扩大军力，与美国保持军事上的相持态势，中共会一直有进口相关设备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购买大量技术专利。而中美之间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形势表明，今后中共想继续每年从美国净赚大量外汇来应付它必须的军工方面的外汇开支，就越来越难了。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中共既然不会放慢扩军备战的速度和军工部门的技术研发，而过去靠美国净赚外汇的路子断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即尽量压缩民用外汇开支，包括减少出国留学旅游的外汇支出，也逐步减少进口饲料等消费品。 实际上，中共已经在管控外汇开支方面逐渐收紧。比如，对民众出国用汇的需要越卡越紧，甚至一些省市连事业单位员工的因私护照也全部上收。今后，对国内的私人购买外汇需要可能会实行越来越严格的管控，这将成为一个趋势。所以，许多中产家庭热衷的出国旅游和子女出国留学，前景越来越不乐观。许多留学生依靠父母提供学费、生活费来继续国外学业，或者正策划国内念完中学后直接出国留学，这样的家庭计划很可能跟不上高层对外汇管控的政策变化。可以预期的是，今后几年内国家外汇储备将日益吃紧，中止子女学费汇出的政策可能会出台，那样，许多留学生的留学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价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汇吃紧还会造成物价持续攀升，尤其是荤食的价格将不断上涨。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食用粮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荤食消费量不断上升，对猪、鸡等食用类动物的饲养，就无法再象上世纪80年代那样靠农户家养为主。因为家庭饲养受农户圈养规模的限制，而且饲料来源主要是采集利用叶类植物、辅以麦麸、稻糠以及厨余物，饲养量有限。于是，大规模工厂式速成圈养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产方式，而高蛋白饲料特别是豆粕的充分供应，则是大规模速成圈养的前提，这样才能保证快速出栏。大规模速成圈养需要大量进口饲料，而大规模饲料进口的需求恰恰与外汇充裕同时出现，如此则大量进口大豆就成了中国解决饲料来源的唯一办法，所以201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高达1亿吨（9,554万吨）。 然而，今后外汇的来源紧缩，可能逐渐影响到大豆进口数量。如果大豆进口减少，是否可以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呢？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如果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因为大豆产量很低。我做过计算，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样，口粮就会严重不足。不但国产大豆无法按养殖需要充分种植，而且其国内种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种植补贴来维持国产大豆价格不飙涨。 今后，如果进口大豆减少，改用种植国产大豆来替代，政府补不起巨额的种植补贴，那饲料价格就会翻番。无论是减少进口大豆数量，还是国产大豆种植补贴不足，都可能导致饲料短缺；而饲料短缺造成的饲料价格上涨，会让大规模养殖的数量下降，肉猪和肉鸡来源不足，于是肉价就会翻番。肉价上涨，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后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会带动消费物价不断上升，伴随着高失业率和工资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阶层可能重回苦日子。 总结一下，从加入经济全球化到退回“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状态，就业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出国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阶层，物价方面受冲击的是低收入阶层。 （文章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全面对抗、官方交流渠道几乎中断的情况下，7月9日，中共方面，自己召开了一个所谓“中美智库媒体论坛”，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题为“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 虽然邀请了寥寥几个亲中外宾（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但他们几乎就是摆设，多数与会者，都是中共自己人，等于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用视频方式致词，呼吁中美对话、改善关系。他的这番讲话，被外界视为中共向美国求和。然而，事情却没那么简单。王毅代表中共，与其说是求和，不如说是战略欺诈的继续。 其实，中共官员的语言，尤其外交语言，都需要经过“翻译”，外界才能真正读懂。这里的“翻译”，不是指中文翻译成英文，而是从他们的表面文字“翻译”出潜台词，也就是，找出他们字里行间所隐藏的真意。 王毅说：“中国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会对西方造成冲击和威胁。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中国不照搬西方模式，即民主与宪政模式；但中国会照搬专制模式，早年照搬苏联模式，如今照搬朝鲜模式。中国无法向美国输出中国模式，但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模式，即独裁与腐败模式，比如向非洲或亚洲国家。至少，中共已经成功颠覆柬埔寨的民主；也悍然砸毁香港的“一国两制”、把中国模式强加到香港。 中共不会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定会死守一党专政，如此一来，中国就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意即，这样的中国，就永远无法超越美国。因为，只要中共让中国保持独裁形态，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信任和尊重，因此，就无法取得像美国那样的世界领导地位。王毅暗示，这是中共对美国的“最大善意”、“最大贡献”。故而，美国不必寄望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最好承认并接受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民主美国与极权中国的长期共存。 王毅说：“归根到底，制度和道路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美国人民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美国的制度和道路；但中国人民不得拥有投票权，他们必须服从共产党强加给他们的意志，强迫他们接受共产党所规定的制度和道路。王毅暗示：这就是中共定义的“中国人民的决定”。 王毅又说：“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我们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请你们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中国有权利”，不是指其他国家，比如南海周边小国，它们没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没有权利保卫它们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没有权利拒绝来自中国的霸凌和不公。王毅暗示：中共迷信强食弱肉的动物丛林法则，中国就是要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但其他国家不得妨碍中国。 王毅说：“在此我愿重申，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最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稳定。”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中共决意挑战或取代美国，但不是现在；中共决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但目前能力还不及。我们最关心的不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而是如何巩固中共政权；我们最重视的不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是实现中共红朝的中兴；为此，我们将四面出击、到处点火，蓄意颠覆世界的和平稳定。王毅暗示：中共从来就是反话正说。 王毅还说：“我愿重申，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只要美方愿意，我们随时可以恢复和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对话寻求妥善处理。”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请你们听清楚，这里说的是我们与美国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不是指与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想跟我们对话，我们就悍然关闭对话大门。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比澳大利亚大得多，我们不需要对话，只需要采用经济制裁，就能让澳大利亚感受到痛。与其他小国，比如南海周边国家，或者台湾，我们更不屑与它们对话。王毅暗示：是的，我们就是这么势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王毅声称“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只要美方愿意，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的同时，美方邀请中方加入美国与俄罗斯重开的军备控制谈判，中方却一口回绝。 王毅还引用习近平的话：“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请你们听清楚，这里说的是中美关系，不是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不是指台海两岸关系。对它们，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只要需要，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与某国的关系搞坏，没有一条理由把与某国的关系搞好。王毅暗示：中共唯独对美国，才有这等“难得的善意”，美国应该“珍惜”中方的“莫大善意”才是！ 王毅说：“有人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但这并不意味著可以无视历史另起炉灶，更不意味著可以不顾实际强行脱钩。而是应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大家都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去了，但我们就是不同意另起炉灶，就是不同意强行脱钩，我们中共，就是赖也要赖在过去的中美关系格局上。王毅暗示：你们可以说我们脸皮厚，但我声明，我们从来就是厚脸皮！ 其实，岂止王毅的语言需要“翻译”，中共所有的大外宣或大内宣的语言都需要“翻译”。比如：“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2019年10月1日，习近平讲话）“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阻止中国的发展；只有共产党才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又比如，“香港背靠祖国，无惧任何威胁。”（人民日报，2020年6月17日）。“翻译”过来，意思就是：香港无惧任何外国威胁，香港只需惧怕中共威胁。因为，对香港而言，外国威胁根本就不存在；而香港面对的，独一无二且实实在在的，就只有中共威胁。
只要对西方左派目前的八阵图略知一二，就会熟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位左派大宗师的名字。在同龄知识精英逐渐仙逝之际，一生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堡垒美国、以摧毁这个山颠之国为己任的乔姆斯基，终于在其91岁高龄时迎来了美国末日：2020年，武汉肺炎让美国经济陷入休克，BLM发起清除美国历史、摧毁美国立国根基的美国文革。乔姆斯基作为“美国的永远反对者”，当然会投身革命洪流，而且还希望指点江山，如同2003年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作派一样。 乔姆斯基的终生敌人：美国 乔姆斯基一生以美国为敌，美国的历届总统，无论什么人，基本是他的敌人。以近20馀年的总统为例，小布什是战争贩子，奥巴马在全世界杀人，乔姆斯基因此表达过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等人被逮捕并移送国际刑事法庭；2016年当选后，川普在他眼中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总统，凡有发言都必然拉出川普来批斗一番，以泄其正义之愤。今年武汉肺炎疫情祸延全球之际，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自我隔离的诺姆·乔姆斯基接受了DiEM25 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Srecko Horvat）的邀请，分享了他对于武汉肺炎危机的反思与看法。 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武汉肺炎疫情发源于中国，而且因为中国伙同WHO隐瞒疫情，还在全世界将防疫物质搜购一空，导致武汉肺炎在世界扩散，但乔姆斯基既然将美国定位为世界“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此刻仍然文不对题地继续念颂他哼了一辈子的经文：在疫情背后，人类也正在面临核战争、全球变暖和民主的衰退等一系列更为可怕的威胁。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采访者要求他就武汉肺炎危机发表的“反思与看法”中，他对肺炎源头国中国只字未提，却怪罪于美国川普总统的制裁给伊朗与古巴带来的巨大痛苦与损害（他与卡斯特罗的友谊世界有名）。采访结束时，乔姆斯基还“高屋建瓴”地表示说，本次疫情已经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暴露无遗，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国家都将做出重大转型——在乔姆斯基的主义派别里，从米塞斯、哈耶克直到奥巴马，全一古脑地塞进“新自由主义”谱系，痛加挞伐。 可以说，乔姆斯基最近这场讲话，暴露了西方知识份子对社会危机的认识与现实扡格难入，他从1968年出道以来练成的“三板斧”绝技：骂美国、核战争威胁、环境危机，听起来是那么高大上，与现实却又是那么遥远。正在乔姆斯基沉浸于世界“将作出重大转型”的梦想之中时，却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左派阵营“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的斗争目标。年青一辈的左派们为何抛弃了自家的大宗师？这是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2017年8月22日那篇采访惹的祸，这篇题为《诺姆·乔姆斯基：Antifa是对最右翼和美国政府镇压的礼物》中，目前在美国横著走的Far Left认为乔姆斯基严重冒犯了Antifa。 一辈子习惯了别人竖著耳朵倾听的乔姆斯基，不怕成为少数派，但却很在意后进左派追随者的背叛，可以想像这位90老人的内心郁闷有多强烈。 乔姆斯基们的政治正确只关注自身的言论自由 一贯自认为是政治正确标杆的乔姆斯基，这次为什么赶不上革命潮流了？这事先得从革命的大好形势说起，说起来，这革命大好形势还真是大大小小的乔姆斯基们多年辛苦努力，从魔瓶里召唤出来的。 自从5月25日以来，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美国各地除了打砸抢烧杀之外，以清除美国历史为己任。一场激烈的政治整合运动席卷了美国的艺术、教育、商业和娱乐机构。即使最初对这场BLM运动报以掌声的《华尔街日报》，也壮著胆子发表了《美国的雅各宾时刻》这种文章，认为这种强迫性的文化转折有可能吞噬美国公民文化的剩馀部分，破坏美国持久的社会发展，“因为它具有革命思想的狂热和随意的判断力。虽然没有使用断头台，但冲动是相同的，会破坏不少人的职业，生计和声誉”，不少大学的教授、公司高管与员工因为说了被BLM与一干左派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话，被告至任职机构，轻则被强迫道歉、停职，重则丢掉了工作。 不仅民主党各州政府支持BLM提出的Defund Police，大学校园也处于政治正确的恐怖之下，不少教授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被投诉至学校，被校方按BLM要求处罚失去教职、或被停止教学并公开道歉。Twitter上有个名为The Free Speech Union @SpeechUnion 的推号，列举了上百个因触犯政治正确忌讳而丢掉工作、或遭受审查的例子。其中最荒诞的一个例子，就是普利茅斯大学（Plymouth University）的一位地理学讲师Mike McCulloch博士的遭遇。一位匿名人士向普利茅斯大学校方发送了这名讲师在24小时内“喜欢”的推文列表，包括“所有生命都重要”，“性别有科学依据”以及反对大规模移民的帖子。这种藉政治正确为名对言论自由的肆意摧残，乔姆斯基视而不见。因为他心目中的言论自由，是保护政治正确的言论，而不是保护违背政治正确原则的言论，这是他多年的言行反复所证明的。 作为一个在很多领域都是少数派的学者以及知名公共知识份子，乔姆斯基多少还知道言论自由的宝贵。他一辈子都痛恨美国，对美国百般批评，与卡斯楚等社会主义独裁者却都保持友谊，有人问他为什么乔姆还要生活在美国，他的解释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会这么比较。不过美国有些成就，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几个世纪来争得的领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立法保护，确实世界第一。但是，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是保护正确的言论，而是保护人人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包括不正确的观点的权利。这是各种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所证明的。乔姆斯基当年做为无政府主义少数派，以批评美国政府的一切，包括他为赤棉所做的辩护，享受的就是这种保护。可以说，没有美国宪法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美国就不会有乔姆斯基这号人物。但乔姆斯基做为领军人物的左派阵营，近年来因政治正确泛滥而产生的言论专制倾向日益严重，因此受伤甚至失去工作的人不少。 乔姆斯基作为左派阵营的大宗师，自视为政治正确的化身，暂时没被伤到，当然也不会自律。2017年8月，乔姆斯基接受了英国《独立报》的采访，对当时正在发展壮大的Antifa组织的暴力行为发表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被采访者写入前述的那篇《诺姆·乔姆斯基：Antifa是对最右翼和美国政府镇压的礼物》。尽管乔姆斯基不是就这个恐怖组织本身的行为发出批评，而是从左派运动的策略出发来评论，认为Antifa的暴力将给右翼与美国政府送上镇压理由，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尽管他在采访中认为川普总统指责Antifa为“坏家伙”，导致了社会成员对Antifa的不安与警惕，但在BLM成员看来，Antifa与BLM都是不能批评的神圣之体。于是，在今年BLM革命进入清算历史的高潮之时，乔姆斯基得为自己的“历史错误”付出代价。 以政治正确化身自居的左派大宗师乔姆斯基，终于被熊熊燃烧的政治正确烈焰烧了头发与胡子，这把火让他看清了一点：BLM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将要构建的“美丽新世界”，将可能没有他这位大宗师的位置。与他境况相同的还有不少左派知识份子，比如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确的她在6月写过一句“只有女性可以月经”，因此被列入#CancelCulture的抵制名单，不仅各种恶语加身，其作品还被要求下架。凡被BLM等左派革命者认为说过“政治不正确”言论的文化名人，包括作家、学者、教授、流行歌手、音乐人、演艺者等，都被列入这名单，痛遭批判与抵制，这抵制包括写公开信匿名信给这些人任职机构，要求开除或解雇等等，或者下架其作品。 面对#CancelCulture的文化恐怖，早就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保守派坚守言论自由原则的名言抛诸脑后的一干左派作家、学者、教授都坐不住了，在坐观甚至支持了40多天的文化恐怖之后，于是有了乔姆斯基、福山、罗琳女士等150多人7月10日联名发表的公开签名信。 这封信为何左右不讨喜？ 写这封信时，这些文化名人并没有反思这把烧灼他们的“政治正确”熊熊烈火，其实是他们多年努力添柴加薪的结果。他们也没认为清除历史、打击异己是错误，而是抱著求饶的心情，让极左派们考虑互相依存的战友关系，放他们一马，将枪口对准川普等右翼势力。在众多名人中，我为什么选择乔姆斯基作分析物件？乃因这封信上有无法抹除的乔姆斯基痕迹：仍然要求左派阵营不要用过火行为让右派得到反对他们的理由，与他2017年8月在英国《独立报》的采访中说法一致。 这封信保持了左派话语一向的冠冕堂皇。首先高度肯定了BLM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包括反种族主义与Defund Police（这两点的实际情况我已经在《“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1）》中分析过），然后再划定一个敌我阵营：川普代表的右翼是敌，是民主的真正威胁；高等教育、新闻界、慈善事业、演艺界的左翼为友。他们——即敌方的言论自由权利仍然被视如无物，这封公开信只讨论一个内部问题：“决不能允许抵抗力量把教条或强制性变成自己的品牌”打击本阵营的友军，因为“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些”。然后再晓以厉害：“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任何一方出现的不宽容的现象，才能维护民主的包容。我们拒绝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进行任何错误的选择，而这些离不开彼此。”最后是告饶：“作为作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让我们有进行实践、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空间”——意思是：与川普等右翼阵营的战斗正在进行，我们是离不开彼此的战友，不要再互相指责。你们做什么，我们不会指责，也拜托你们包容我们，哪怕我们彼此认为对方是错的。 这封信中还有一段话：“虽然我们早已知道极端的权力喜欢这些，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审查做派也越来越广泛地传播起来：不宽容反对的声音，将公开羞辱和排斥作为一种新时尚，以及试图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去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 保守派成为这封信划定的敌方，被指正在利用极左的荒谬行为，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去喜欢这封信。但左派也很不喜欢，给予无情抨击，许多人声称这是颓废的精英主义表现。自我标注为“自由新闻记者和事实检查员”的爱琳·毕巴（Erin Biba）说：“想像一下这样一个管道和他们都有的听众可以使用这个集体平台的巨大优势——他们用它…………发牢骚，互联网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话负责。”DC Sentinel记者山姆·萨克斯（Sam Sacks）插话说：“看看谁在这封信上签名，你可以说这更多地是关于该行业的富有精英，他们不想为他们作为战争罪犯宣传工作的过去（和当前）工作承担后果。” 套向书斋左派头上的巨网由他们亲手织造 美国有今天，我半点也不意外，至少，我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明白这是美国的宿命，这宿命就是垄断的美国大学讲台的左派教授——大大小小的乔姆斯基们共同创造的。1987年，作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他的畅销书《正在锁住的美国头脑(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预告：美国的高等教育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失败的，因为它培养了左翼、反对言论自由心态，并尽力实现思想的统一性。 由于左派教授在大学排挤保守派，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采用各种审查禁制不同声音，让青年一代觉得言论自由根本无需存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从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展现：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认为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乔姆斯基教授虽然已届91岁高龄，我仍然希望他能够在馀下的岁月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痛恨的美国成就了他，包容了他的一切，给了他名利、地位，允许他全世界范围内与独裁者成为朋友，成为当代游走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大的制度套利者；如今，他多年努力呼唤的“美丽新世界”终于来了，却容不下他的一些并不尖锐的批评言论。请善于思辨的乔姆斯基教授扪心自问：哪个世界才真正值得他追求？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利用金融威力和市场准入，迫使好莱坞自我审查，促使编剧、导演、演员、制作人避免使用在中国审查不可能被通过。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进入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的管道，包括对美国电影实行配额制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而配额制的实施违反了中国加入WTO的义务。好莱坞筹集资金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2018年，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电影占美国票房收入的20％，而5年前仅为3％。 派拉蒙2013年布莱德．彼特领衔主演的动作恐怖电影《末日之战》，原本是根据美国作家Max Brooks的同名小说《The World War Z》改编，中译本书名为《末日之战：政府不想让你知道的事》，剧情描述该僵尸病毒起源于中国狂犬病，台湾反而是最早拦截到中国情资，但中国官方审查威胁若不改剧情，将不准在中国上映且演出的演员可能面临未来在中国市场的负面影响，最终剧本病源地于是硬被改掰成台湾，并删除一些对中国有关的剧情。这部把人类逼入绝境的僵尸电影，预言了武汉病毒的大流行。 漫威2013年超级英雄片《奇异博士》（Doctor Strange），找来《新福尔摩斯》男主角班尼迪甘巴贝治主演（Benedict Cumberbatch），早前释出首段宣传片，班尼迪戏中饰演医生，因意外双手变成残废，他辗转遇上一位世外高人藏僧“古一法师(Ancient One)”，随之学习魔法拯救地球。原著中，古一法师是个西藏男人，编剧C. Robert Cargill因不想冒险得罪庞大的中国电影巿场，改找英国女星Tilda Swinton演出。 1997年，迪士尼制作以达赖喇嘛生平为主题的电影《达赖的一生》《活佛传（kundun）》相当忠于史实，但因为议题敏感，还是触怒了中共政府，导演马丁‧史柯西斯和编剧Melissa Mathison及演员等人也难逃被禁止入境中国，迪士尼出品的所有电影（包括卡通在内），也被中国禁足10年之久，影响相当大。影片从寻找第十四世达赖开始，一直讲到他24岁流亡印度为止，翻作《少年达赖喇嘛》也许比较恰当。这部电影以人道主义的角度检视图博（西藏）反抗运动，一起主演的相当多是流亡在世界各地的图博人。大部分演员都非专业演员。该公司为重获准入中国巿场而大力游说，首席执行官为《达赖喇嘛的一生》道歉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随后迪士尼开始说服中国在上海建造一个主题公园。做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让中国政府官员参与管理。 三年前《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一共有11,000名全职雇员和7,000名合同工，目前有300名中共党员，大约是之前三年的两倍。党员活动中心今年在乐园之外的行政区开张。中共正努力将“党”安插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西方在华公司也无法幸免，这令它们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在即将上映的影片《壮志凌云》（Top Gun）续集《初生牛犊》（Maverick）中，日本和台湾旗帜从汤姆·布鲁斯的飞行服上拿掉了。米高梅公司则在影片《红潮入侵》（Red Dawn）的重拍过程中用数位技术更改身份，掩盖了中共对北朝鲜的军事入侵。 共产党党员利用上班时间在公司场地开党会和举办党的活动。随著时间推移，一些外国公司担忧共产党工作者可能在公司决策上赢得影响力，共产党俨然变成掌握企业决策表决权的新股东。党渗透的压力，不分中国私营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在法国化妆品公司欧莱雅中国分公司上海总部，共产党雇员在办公桌上贴著条子说：“有问题，找党员。”在一家欧洲公司跟中石化合资的企业当中，有青年雇员去党校上课，一上就是几个星期，令外国高管叫苦连天。 国有企业党员人数100人以上的，设立党委；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设立党总支等，明文规定中共对国企的支配权；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7人以上的党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成立党支部。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要求国企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副书记担任总经理。 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做法，近似纳粹德国搞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民营企业前500强都设立了党支部。截止2018年年底，全中国已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就连赴中投资的外国企业，这10年来也设立了党支部。 中共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68%的非国营企业已经设立了党支部，比之前四年的54%上升。在外企当中（包括中外合资企业），截至去年大约有74,000家公司，也就是70%的公司已经设立了党支部。相比之下，2011年末这个数字是47,000家。 截至2019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如果有选举，中共党员是铁票，习近平有9,191万票；川普上一次也才得到6,300万票。中共认为选票是假的，党员是真的。（本文由上报授权转载自三际信息站脸书专页）
继印度禁用中国五十多项手机应用程式后，美国白宫幕僚长米道斯（Mark Meadows）于7月15日指出，正研究抖音、微信等应用程式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会在数周内采取必要行动。 中国的软体与应用程式是否有后门，会将用户资料外泄或回传中国，近年来传言与争议不断，从之前监视系统的海康威视、5G的华为、视讯会议的ZOOM、到现在的抖音与微信，莫不如此。 支持与反对这些对中国“厂商”指控的，总是信誓旦旦地列举了诸多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以抖音为例，便花费了数十万美金，雇用了庞大的游说团，对美国政界宣称，他们在美国雇用的都是美国人，用户资料储存于维吉尼亚州，备份则在新加坡，绝无资料回传中国之事。反对者则认为，抖音早有删除用户涉及“天安门”等敏感对话的前科，且其企业总部设于中国北京，根本不存在不依中国国安法等规定行事之可能，资料中心设于何处并无差别。 中国的大外宣，最擅长乌贼战术。即便全世界脑神经稍微正常的人都知道，武汉肺炎来自武汉，中共还是可以旱地拔葱般宣称，武汉肺炎来自美军。你信不信并不重要，反正我说了它就是一种说法，不同的说法都应该被“并列”才是“民主”。在中共眼中，我的说法是否为真并不重要，只要你的说法的可信度也被动摇了就可以，他们便得以从一场场的语言混战中脱身。读者不要怀疑，在台湾，很多人是对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逻辑深信不疑的。当你说，反正各说各话，不会有真相，你已经帮了中共大忙。 美国该不该禁抖音与微信？我认为，全世界都该禁抖音与微信。有国安疑虑，当然一定要禁，没有国安疑虑，也一样该禁，停留在危及国安与否的争议，只是徒然让中共找到在语言的混战中脱身的机会。 今天中国“官民混合体”在全世界进行的，是一场经济、政治、军事与讯息混合的超限战，任何民主国家如果还迷信与正常国家往来该有的“市场归市场”、“政治归政治”思维，唯一的结局，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节节败退。 中国摆在眼前的，就是禁止谷歌、脸书、及其他境外软体进入中国市场，我们还要跟中国谈“市场归市场”？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活动，中国网军不就是用抖音，注册了百万笔的造势活动门票，让真正想参与造势活动的人无法与会，哪来的“政治归政治”？ 2020年，全世界都应该有所觉醒，传统的竞争与战争逻辑，是无法因应以民主反民主、以市场反市场的中国超限战的。这并不是说，要对中国或中国厂商全面封杀，但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禁用抖音、微信、及其他手机应用程式，直到中国也开放网路市场为止，难道不也是就市论市，“刚好”而已吗？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也需要这样冲破言论封锁的一击。对进行超限战的国家超限战，也只是刚好而已。 （※作者为台北艺术大学教授，全文转载自上报）
中共的马屁文人有个口号，叫做“厉害了，我的国”。可是表现出来的却是“奇葩了，我的国”。第一大奇葩，就是把香港国安法这个国内法，延伸到可以惩罚全世界的人。这么奇葩的法学家，只有中国特色的奇葩国才能出产。不过我想是法学家们不敢违逆那个没文化的奇葩领袖，才写出这个奇葩法律，包括一帮奇葩代表一致通过这个香港国安法。 习近平这个没文化却长于阴谋的奇葩领袖，只有共产党这种奇葩的逆淘汰制度才能上升。最近又有名人狠批小习的种种劣迹。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找戴旭的文章，狠批了中美关系中的十四个错误。正好最近以战狼外交著称的王毅外长向美国大肆示好，被改称为熊猫外长。两者可能都不是偶然的。 虽然戴旭先生发表声明否认写了这篇文章。但这和刘亚洲将军一样，是甩锅行为，不想承担任大炮那样的后果，并非否认他的真实想法。否则他再写一篇吹捧习近平战狼外交的东西，不就全解了吗？就像著名的毛左司马南说的那样：骂美国是工作，爱美国是生活。 戴先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针针见血，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自我膨胀，给中共政权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江泽民时代执行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欺骗战略，占了便宜不买乖，闷声发大财。于是在美国资本家的帮助下，才有了这样的发展速度，才变成了如今财大气粗的土财主。 但是时间会产生变化。第一就是美国人民越来越看清了共产党从美国抽血的政策，正在导致美国的衰落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政治空气也随之扭转，反共防共已经是新的政治正确。江泽民和邓小平骗来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 第二就是戴旭先生说的：你还没资格跑到人家大门口说；我超过你了，我厉害的国了。一个冒充的武林高手冒冒失失的找人家挑战，用小玩闹的流行语说，那叫找虐，找抽，找不自在。一个没文化领袖的自我膨胀，带动了全党全国的马屁精加油放大。结果就是把美国一批睡不醒的熊猫派惊醒了，这壮大了反共防共的力量，彻底结束了中共闷声发大财的好时光。 美国真的像那些五毛喷子们说的那样无能吗？习近平被他的马屁精们给骗了。虽然特朗普总统很有忍耐，小心翼翼地不给严重的惩罚，但是怒火上升的美国社会已经忍无可忍。最近放出的几个小小的惩罚，已经触及到了中共及其贪官污吏的根本利益；再发大招，大多数中共官员将会痛不欲生，国家利益也将一蹶不振，让老百姓跟着受苦。 戴先生还不敢说国内的困境呢。倒是李克强总理坦率：中国有一半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处于生存的边缘。中共一边大撒币，一边还什么开发银行，一带一路，摆出和美国争夺领导地位的架势。中共大吹大擂什么大国崛起，要和传统大国争夺帝位，并让喷子们叫嚣“不惜一战”。这是摆脱国内贫困的样子吗？这是寻求国际帮助的架势吗？不像。倒像那个找虐的武林大师。 有朋友提醒说：不要批评它，让它继续膨胀，共产党就垮得快。可是看着老百姓即将苦上加苦，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
许章润教授6日上午被一大群警察从北京寓所带走，传出的罪名是“嫖娼”，网络上有人讥讽：“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有人批评北京“为保一线江山，无所不用其极。疯了!” 被人这样嘲讽，因为“嫖娼”据指是北京当局习惯用来对付一些敢言人士的“专用罪名”，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还可以有其他的罪名，比如因希望习近平引咎辞职而被第二次抓起来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当年去法庭给异议人士作证的路上，在公车上被指“扒手”而被公安扣押，他们这类罪名都很现成。有人评论“嫖娼，煽颠，成为新法西斯一再滥用的整治思想的下三滥武器”。汉学家黎安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权竟然会打压一位根据中国宪法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的杰出教授，“他行使的是言论自由，而他们却会指控他嫖娼，丢人的不是许章润教授，丢人的是中国政府”。 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钩评论：“许章润先生是当今最勇敢的士人，他代表民间正气，代表未曾埋没的民族精神，中共拘捕了许章润，不但不会令他的声音消失，还使他个人的影响更深远，他的历史地位更崇高。” 这些赞誉并不过份，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知识人的打压可谓空前，许多人害怕因言入罪，渐渐不敢公开说话了，许章润则不然。2018年7月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与社会方向，批评领导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倒行逆施。他深知身边危险四伏，然而直指中国领导人修宪取消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著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作者明确要求“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文章一经出手，网络广为流传，海内外皆知，许先生本人也知凶险在侧，然而坦然表示：“话说完了，生死有命，而兴亡在天矣”。 COVID-19疫情武汉爆发，许章润今年2月发表‘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开篇点出“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瘟疫散布全球，中国几成世界孤岛，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至此几乎毁于一旦”。进而指出，“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尤其是‘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这场人祸“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作者怒斥中国最高领导人“无耻之尤”“民心丧尽”，让人民愤慨。 5月21日，许章润再在网上发表‘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COVID-19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批评“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宁左勿右”，并指“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作者在文章最后更是直截了当地呐喊：“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恒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许章润知道有很大的危险：“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罚降身，”“抑或竟为笔者此生最后一文，亦未可知”。然而作者一如既往：“当此危机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陨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晨曦。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8日）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法学教授许章润，蓬佩奥说，“与所有非民选的共产党政权一样，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外部敌人”，北京能不能堵口气，把敌友的顺序颠倒过来？
近年来《纽约时报》的党派色彩日趋浓厚，对总统川普批评的文章大幅度地占据了版面。最近一篇文章“美国的川普，中国的川建国”，对川普已不是批评了，而是直接把川普当作中国的川普。作者是专栏作家纪思道。这篇文章的主要立论是，博尔顿的新书《事发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所透露的内容。 纪思道的文章称川普在利用反华情绪来再次当选，指拜登对北京手软，称他为“北京的拜登”，所以他在这里称川普为中国的“川建国”。美国两大政党都以反中共来赢得大选，这说明反中共已成美国政治的大趋势，这是好现象。因为反共是大趋势，所以竞选的双方都要挖对方亲共的“脚底板”。博尔顿新书所透出的内容，让人大跌眼镜，但我们看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说甚么而是做甚么。川普对习近平所说的话令人“惊诧”（编注：博尔顿所述是否属实还在两可之间），但是他执政以来对中共的打击是历届美国政府所没有的。副总统彭斯的多篇讲话，国务卿蓬佩奥所发的无数声明，国务院作出的几个重要文件，都打在中共的七寸上。前几天白宫的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这样的话与川普对习的赞美，是白脸红脸。还是各唱各调，自可评论。 纽约时报在称川普给习近平“叩头”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说一说拜登对中共的跪拜，拜登亲共是人所皆知的，他说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他们也不是坏人，他当选可以让美中关系回到昔日的气氛。虽然现在改变了竞选策略，强调我们团结世界一半的经济，让中国为他们欺骗行为承担责任。实际上拜登的亲共言论与川普言论的亲共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从行动上看，拜登出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时，政策是亲中共的，而川普当选后对中共的政策却有了颠覆性的。 在同一个版面，纪思道的文章下面是另一篇讪笑川普的文章：“川普，那个只会嚷嚷假新闻的男人”。文章说“他制造了一个泡泡，暂且称为一个安全空间，在那里，他与坏消息、负面反馈和几乎任何形式的批评隔绝。结果就是，他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国民情绪，无法适应一群想要领导力而不是想要看戏的公众。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不仅仅是川普。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官员拒绝相信总统正在走向失败”。疫情与佛洛伊德事件确实对美国的政治生态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对川普是负面的，还是对拜登是负面的现在作结论还为时过早，虽然纽约时报与锡耶学院做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度要高于川普14个百分点，但这种本身已带有倾向性的民调带有多少水份是可以想像的。上次大选，媒体的多次民调都显示希拉里要高于川普，结果川普赢了。其实民调意义不大，最后看结果。结果意义也不大，因为谁胜都是民主胜。赢者与输者之间不过是民意多少而已。 媒体可以有倾向性，但不可以太过，一旦太过就会成了某党的喉舌。美国两党政治，不是你死我活，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不要为了一党之利，毁纽时一世英名。
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权力最大的一个。但是，事到如今，舆论也对习近平做的事情越来越充满疑问，尤其到了把已经属于中国的香港，弄到风声鹤唳的地步，把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要毁掉的地步，正常吗？ 习近平要走多远？ 法国7月1日上市的世界报是这样提问的，习近平的最新作品是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习近平还要向甚么发起进攻？瞄准台湾？征服南中国海？欺侮印度？ 该报列举了几件事： 2014年，习近平去了新疆，要求 “无情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就这样，超过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 2015年7月，北京政权对维权律师发起大搜捕行动，数百名律师被铐上手铐； 2015年习近平对奥巴马撒谎，保证“不会把南海军事化”，事实是中国不仅仅在这些人工岛建造了军用机场，而且安装了地对空导弹。 2018年，习近平“修宪”，废弃了邓小平害怕中国落入毛晚年的局面而建立的领导人任期制，同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宪。 习近平还要做甚么，世界报似乎没有答案。但世人这两天看到的是，香港被“法治”了，东方明珠香港快要被习氏政权毁掉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台湾，都在为港人大逃亡做准备。 习近平胜利了吗？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杀鸡取卵，是一种胜利，习近平可能最接近这种胜利。 美国从没有像今天，蔑视地称习氏政权为中共，直接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这也许与习近平把政权人格化大有关系。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孤立，世界报说，世界对中共再也不指望了。 邓氏谆谆教导，不要跟美国搞坏关系，习近平治下，从贸易战到香港危机再到新冠疫情，美中关系一步步走到破裂的边缘。美国两党对北京政权取得高度一致的共识，对习近平的中国不抱任何希望，准备制裁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中共官员。 中国的邻居印度也翻脸了，禁止使用中国软件，禁止与中国企业做买卖。 中国的经济将被迫向内转移，大有希望全球化的华为为标志的中国企业被迫中国化。 有网民讥讽：高兴的只有蒙著眼睛欢跳，不知中国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五毛党们，战狼群们，厉害了，我的国，我的国孤零零地滑向悬崖，在习主席的带领下。 习氏最大的失败是香港，有分析指只因为‘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一部政治八卦，便绑架铜锣湾五名店员，仍耿耿于怀，要把绑架合法化，于是强行修例，引发香港史上最大抗争，这一事件让习氏在世界面前丢尽脸面，不甘罢休，卷土重来，强行替港人立法。 结果是甚么，结果是一个好好的东方明珠被熄灭了，原宗主国英国不忘历史承诺，愿为三百万香港人移民。 如果习氏一意孤行，与世界接轨，走到哪都受到欢迎的香港精英尽失，香港的金融地位不再，中国也堵死了自己吸引外资的便利通道，香港成为空港。 习近平以强人手段报复，失去了民心，赢得了仇恨，以至于港版国安法有一条很荒诞，引发对政权仇恨的也将以四罪论处，词不达意，失人心失到甚么地步。 习近平为甚么要这样做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时评人士梁京曾指习近平存在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由于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加上中国存在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习的认知障碍正在急剧地增加中国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革命风险。 ‘上报’7月2日发表作者普通人的自由主义一文，作者分析：“到今天，中国虽然身体在二十一世纪，和世人一样共享科技文明，但中国上亿的脑子、心灵，都还留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落后治乱史观。习近平是中国破败史观的最后一搏，现在这个破败史观，挟著军事崛起，要和民主自由大潮对抗，来势凶猛。但习近平所仰赖的帝国势力，还是那个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中国，还是那个全中国亿万人民只有一个声音的中国，没有个人自由，没有创意生产，没有思想交流，亿万人筑的人墙，看似强大，但在更高的文明面前，还是将如摧枯拉朽，一败涂地。” 有人曾评论，若毁了香港，差不多就是毁灭中国的先兆，令人不解的是习近平为甚么还在这条路上狂奔？曾是中共党校教授的蔡霞就指出，习近平要让位，中国的危局才可化解，否则乱世不远，而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6月12日也委婉地表示，“有时领导人下台是给国家一个机会”。 法国汉学家白夏7月2日对法国二台表示，“习近平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中共党内有一些人在盯著他，在等著他出错”。 但是，从让一帮委员迫不及待表决通过一部文字粗疏漏洞百出然而严苛无比的“制港法典”来看，习近平或许真如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含义模糊的话—“我将无我”了。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聚焦科学方法得出的统计结果，美国一直相信崛起的中国依然落后自己一大截，从政界到学界，直到今天，纵使不否认来自中国的威胁，却不乏领先者对后来居上者的轻视，并借由传统指标当成自信泉源，像是经济数据、军武层级和人均所得等等。直到认真检视中国用以颠覆传统战争的“超限战”制权概念逐一翻上台面，他们或者才体会到中国实力的现况，从而提高了关于中国对美国社会影响力的研析占比，过去经常被指为具特定立场的中国威胁论，在屡屡获得佐证下，开始扩大吸引“圈圈外”的目光，各界于是有“原来是这么回事”的反应出现。 例如多次撰文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前中情局官员法迪斯（Charles S.Faddis），近期即针对“佛洛伊德事件”近乎引发全国起义提出个人见解。除却他对其中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对美国主流媒体这段时间表现的解释，应当也值得关注，但关键尚不在他形容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如何地憎恨，而在他列举美国主流媒体内部的“中国因素”，恐怕已发生实际作用。习近平2016年曾指出：中国对外宣传的要旨，就是读者在哪里，（中共）宣传报导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而原来美国才是真正的目标战场。 关于法迪斯对中国海外宣传统一战线的论述，相关内容多数人并不陌生，无非是中共正利用宣传和经济途径去削弱敌人的力量，在全球各地动员党的朋友来打击党的敌人，尤其掌握话语权。这些“朋友”广泛地来自于外国政党、侨民社区、大学和公司企业内部，所有交友的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其党的利益。只是，一旦它的触角有办法直接深入美国自由派媒体，这就比好莱坞电影刻意塞入的中国因素情节影响更大。 据法迪斯列举显有“中国因素”的美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连结性就在持有纽时17%股权的墨西哥亿万富翁史利姆（Carlos Slim），他本身即和中国党国企业有大量业务往来，例如已被美国视为具间谍危害性的华为。继之是《华盛顿邮报》，连结性是亚马逊（Amazon）执行长贝索斯（Bezos），2013年他以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而亚马逊销量最好，最受欢迎的商品（如Echo和Kindle）生产线几乎全都在中国进行，于是当读者透过网络订阅《华盛顿邮报》时，即会附带收到一个名为“China Watch”的广告资讯，那些资讯的供应者，就是由中国官方大外宣《中国日报》提供。 纸媒之外，广播电视方面有CNN。CNN现为华纳媒体（WarnerMedia）的资产之一，而华纳媒体另外也投资了中共监管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hina Media Capital,简称CMC）”。CNN且参与了NBA在中国的转播，并致力扩大NBA在中国的观众群。此外，当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所有美国员工必须填写个人资料调查表时，发现至少有六名前CNN记者正在为这家中国公司工作。接著是MSNBC和NBC，两者皆是由NBC Universal经营，它同样与中国党国企业有巨大的财务联系。NBC另与中国的国有媒体直接合作，包括已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外国使团”的新华社，NBC的东方梦工厂（作品有《功夫熊猫3》）在CMC牵线下，现已由一家中国财团全资拥有。再来是美国广播公司（ABC），迪士尼和ESPN同为ABC所有，这两家公司也在中国有著大量的投资，2019年，当NBA拒绝谴责中国对香港的镇压时，ESPN的新闻总监亦曾指示内部网络工作人员，应该避免讨论和中国政治或和香港有关的议题。 法迪斯最后提到了彭博社（Bloomberg），它的创办人前纽约市市长彭博（Michael Bloomberg）同样在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尤其Bloomberg LP曾透过美国债券市场运筹十亿美元，转以帮助中国公司融资，在其资助的364家中国公司中，有159家直属中共。2013年，彭博曾要求旗下记者撤掉关于习近平家族敛财的报导，便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这些连结性，主要为了说明为甚么美国自由派媒体在很多中国议题上偶尔会有“怪怪的角度”，对美国企业办报稍事理解，应该不会反对其中新闻室里“中国因素”的控制，而法迪斯认为，未来美国媒体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只会更“契合”（getting cozier）。美国为数不少集团企业确实相当乐于依赖中国的善意和中国政府的恩准去维护集团利益，它们经营其他事业是一回事，当主掌了媒体，则自由国家媒体的独立性，必然会受到伤害或质疑。唯今，所幸美国主流媒体依然有其专业水准，内容上仍有相当多质量兼具的报导，无可否认有许多记者依旧本著记者天职任事，这些自由派媒体关键时刻也总还知道自己的角色，只是，“超限战”本来就是种无底线的多角化巷战，我们眼前所知的美国媒体内部的“中国因素”，应该都还是冰山一角，且处于开端起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