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音樂人屠穎家屬控廣州酒店「見死不救先拍照」
2026 年 7 月 1 日
台灣媒體今日新聞報導了一則發生於十天前的舊聞： 「兩名中國外交人員8日企圖闖入我駐斐濟代表處國慶酒會情搜，遭阻擋時竟動粗，導致我方人員輕微腦震蕩送醫。但斐濟警政發言人奈索羅（Ana Naisoro）今天說，警方只有收到中國大使館報案，中方稱遭台北辦事處人員毆打，目前正在調查中。」 根據外電報導，台灣外交部已向斐濟外貿部提出官方抗議，這是正常國家都應該要做的事。接下來的難題是，斐濟警方受理中國報案後，是否會對被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的人員發動一般的刑事調查？這就牽涉到台灣駐斐濟人員有無外交豁免權 (diplomatic immunity) 的問題了。 只有外交豁免權才能使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可以主張拒絕接受斐濟警方可能的刑事偵查行為（包括為單純釐清事實的訊問）， 一般商務領事主張的領事豁免權 (consular immunity) 都無此種完整的功能。我個人強烈懷疑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的人員享有免稅待遇以外的領事豁免權，更遑論完整的外交豁免權，這或許是台灣外交部主動釋出斐濟希望淡化處理的原因。 至於台灣立法委員要求外交部一定要提告，這就是貽笑大方的反應。先不論中國肇事人員可能主張外交豁免權（這當然取決於涉案兩人是否列入中斐雙方所同意的外交豁免權涵蓋名單人員之列），台灣主張是主權國家居然要自己的外館人員因執行國家所賦予的任務所遭受的傷害置諸於斐濟的司法管轄權之下，真的是沒當國家很久了，公私不分。 台灣當然要對中國報復，這是追究後者國家責任的一環，但有個界線、不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因為這將傷害外交人員人身安全，而確保外交人員的人身安全是國際外交法中的紅線。這是為什麼談國際法體系因個別領域高度發展導致碎裂化 (fragmentation)，國際公法中有關國家責任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 是否還有通則性地位的論辯時，diplomacy被認為是少數（即使不是唯一）的 self-closed regime，因為國際外交法的實踐一直有異於國際公法中有關國家責任的一般原則。 那台灣怎麼辦呢？外交部第一時間的官方抗議是正確的第一步，接下來就牽涉到有關國際法上有關 diplomatic relations 領域中有關國家責任 (state responsibility) 追究的獨特製裁製度 (santcions)。正式抗議之後，台灣應該進一步要求斐濟將涉案中國駐斐濟兩人列為不受歡迎名單，由斐濟政府要求派遣國（中國）將兩人調回，當然斐濟會不會答應又是一回事。 如果斐濟拒絕台灣的要求，台灣可以對於斐濟進一步主張國家責任的追究嗎？因為這個雙十酒會 (National Day reception) 據報導是在某個旅館舉行，而非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所以台灣無法對斐濟依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或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有關駐在國（斐濟）對於派遣國（台灣）使館與領館的保護義務，主張相關的權利，先不論作此主張還將牽涉到一個國家（台灣）有沒有被相對國（Fiji）正式承認的問題。 那麼要問的是，堂堂所謂的「國慶日」酒會為何不在台灣駐斐濟貿易辦事處舉辦，而要在私人旅館進行？場地太小嗎？桌數擺少一點，該到的貴賓都到了就行了。說穿了，還是有沒有被承認的問題：如果真在辦事處舉行的話，不論是不是閉門酒會，斐濟政府部長級官員或各國駐斐濟正式外交人員（美國與少數國家想必會是例外）應該通通不會現身了，所以在斐濟官方的眼中，十月八日的事件，就成了中國外交人員在某一私人場合的糾紛了。接下來國際法之下，斐濟政府會怎麼做就很清楚了，這或許就是台灣外交部次長所說的「這件事情的複雜性在表面上可能沒辦法看出來」吧…… 以低調的方式淡化處理，說得雲淡風輕，背後卻是一個不被承認之國在沒有外交承認下的現實哀愁。 （※作者為英國華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主授憲法與國際法，全文轉自上報）
中美關係惡化之後，中共雖然強調要自力更生，但它的經濟卻嚴重依賴石油、糧食和晶元等商品的進口。在對美出口前景未卜的情況下，中共能否有足夠的外匯繼續進口所需要的商品，取決於它的外匯儲備究竟能否支撐下去。而中共外匯儲備的真實狀況往往撲朔迷離，不易把握。10月11日國內的網上出現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我國外匯儲備還有多少可用？》，就外匯儲備不足發出了警訊。本文詳細分析中共外匯儲備的真相，認為中共的現金外匯儲備行將見底。 一、從家庭金融資產看國家外匯儲備 要理解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可以用個人的家庭金融資產來做個通俗的比喻。分析家庭金融資產的目的是了解家裡真正屬於自己的錢有多少，借來的錢要還，別人欠的錢如果要不回來就泡湯了，帳面上的錢扣除這兩部分之後，才是凈金融資產。每個家庭正常情況下每月都有收入和支出，如果經常性收大於支，家庭凈金融資產就會增加；如果支大於收，家庭凈金融資產就會減少。 國家的外匯儲備總數相當於家庭金融資產總額，但扣除借來的錢和別人欠你但還不上的錢，剩下的才是可以動用的外匯，這就是國家外匯平衡中的凈外匯儲備。如果外匯經常處於支大於收的狀況，就只能動用凈外匯儲備來填補開支窟窿。中共每年要進口石油、糧食、晶元以及其它製造業零部件來維持經濟的日常運轉，2019年的食品進口為420億美元，石油2,413億美元，晶元進口3,055億美元，僅此三項合計即達5,888億美元。除了進口需要外匯之外，還有民航、船舶、國際保險等非貿易支出，加上出國者（如旅遊者、留學生）所需外匯，這些開支每年還需要1千億美元以上。 中共的日常外匯收入主要是靠出口，貿易順差主要來自美國，本世紀前十年出口曾創下每年平均增長25%的記錄，外匯收入源源不斷；而今年1到9月的出口只增長2個百分點，與過去的外匯收支相比，幾乎就是收入不漲，開支照增。以前中共每年通過對美貿易凈賺3千到4千億美元，對所有其它國家的貿易大體上外匯收支打平，因此，保持外匯儲備穩定的關鍵是對美貿易順差。今後對美出口下降，這筆來自美國的外匯來源就靠不住了。少了這幾千億，每年進口所需外匯就只能吃外匯儲備的老本。一旦要靠動用凈外匯儲備來填補外匯開支窟窿，就必然造成中共看緊外匯儲備這個「荷包」，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到國內中小銀行換匯或提取外匯存款越來越困難的原因。 二、外匯儲備的虛實面目 表面上看，今年9月底中共坐擁31,426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似乎闊得不行，其實，這些外匯並不都是可以隨意使用的現金。這3萬多億外匯儲備實際上只是個虛數，因為中共同時也背負巨額外匯債務。中國的外債包括政府、銀行、企業向外國所借款項，按照外匯管理局的數據，2020年9月底外債餘額為20,325億美元，其中六成是1到2年的短期債務，到期就得償還；全部外債當中，硬通貨外債是13,498億美元，佔66%，必須用外匯還債。所以，真實的外匯儲備要扣除硬通貨外債，剩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動用的外匯。過去十年中共的外債餘額不斷增加，而真實可用的凈外匯儲備則不斷減少，到今年9月底中共的凈外匯儲備只剩下1萬8千億美元。 這個帳面上的1萬8千億美元仍然是個虛數，因為中共還欠著對外企的隱性外匯債務。中共要求所有外企的投資全部強制兌換成人民幣，相當於把外企投資的外匯全部充填了自己的外匯儲備；一旦外企需要匯出利潤或者撤資，中共就不得不給他們外匯。目前外商投資已累積到7千億美元，由於中美冷戰大大增加了外企在華經營的風險，大批外企正在部分或全部撤資，所以會集中出現大額外企撤資用匯的需要。按照近期外企撤資三成的最低估計，至少會用去2千億美元，這個數字今後還會上升。從帳面上的1萬8千億美元中扣掉這2千億，中共的凈外匯儲備就只有1萬6千億了。 三、外匯儲備中現金不多 中共真實的可動用的外匯儲備中，大部分不是現金，因為外匯儲備不能用現金儲備的形式放在國內各家銀行的帳上或金庫里；否則，外幣一旦貶值，就立刻出現外匯儲備虧損。外匯儲備也不能分散存到外國銀行里吃利息，因為外國銀行對存款帳戶的存款保險數額有限，萬一銀行經營不善而破產，外匯儲備便消失了。外匯儲備更不能買很多外國股票或公司債券，因為股市每天波動，貶值或虧損的可能性非常大。 為避免外匯儲備貶值，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會購買可靠的外國國債。國債利息高於銀行存款利息，這樣便可以讓外匯儲備穩值或略有增值。所謂可靠的外國國債，指的是這些國家的國債信用可靠，其政府不會輕易破產，它們的國債也不會到期不還。中共雖然與美國為敵，雙方已進入冷戰狀態，但在金融方面卻不得不買大量的美國國債，因為只有美國的國債發行量大而且可靠，而日本或歐盟的國債發行量小，也不允許中共買多了。所以中共為外匯儲備購買的主要是美國國債，還有小部分日元債和歐元債。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中共到今年8月1日所持有的美國國債是10,680億美元，占其凈外匯儲備1萬6千億的三分之二；此外還有少量日元國債和歐元國債。 中國國內一直有缺乏金融常識的「妄議」，以為中共手持美國的1萬億國債，可以作為「武器」來要挾美國，假如大量拋售，便能逼美國於絕境。這種荒唐的想法十分可笑，因為美國的國債發行量目前是26萬億美元，中共只佔其中的3.8%，就算全部拋售了，也無法衝擊美國的國債市場。何況，外國的政府債券分短期、中長期多種，不到期不會兌付，而中共為了獲得高一點的利息，所買美國國債基本上是中長期的，不能隨時兌現，而短期國債只佔3%。中共若要拋售持有的未到期美國國債，必須找到買家才行，而買家只有在中共壓價求售的情況下才會接盤，於是吃虧的只能是中共。 由此可見，中共的1萬6千億凈外匯儲備扣除了已經購買的外國國債，只剩下5千多億美元的現金了。 四、對外投資吸干現金外匯儲備 就是這5千多億美元的現金外匯儲備，其實也多半不在中共手裡，因為它們基本上被花出去、拿不回來了。過去多年來中共大量在海外投資，目前總額已經達到2.2萬億美元。用5千多億現金外匯儲備，如何能實現2.2萬億的對外投資？其中的奧秘在於，這2.2萬億美元的對外投資當中，大部分是用人民幣投資，但統計上折算成了美元。 中共不公布對外投資中人民幣投資的比重，但可以發現一些參考線索。據中國商務部的《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2019》披露，到2018年底，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總投資達986億美元，在非洲的投資累計達461億美元，對香港的投資為11,003億美元，這三部分合計占對外投資的43%。由於這些投資的絕大部分是人民幣投資，中共對其它國家的投資當中，也有一部分是人民幣投資，所以中共的海外投資中真正動用外匯的部分並不那麼高。雖然如此，中共的巨量對外投資中需要外匯的部分仍然足以吸干現金外匯儲備。 當中共的現金外匯儲備即將見底時，中共能把對外投資撤回來，變現成外匯嗎？到2018年底，中共的對外投資主要分布在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批發和零售、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房地產、交通運輸、倉儲等領域，這些行業的投資佔總量的78%。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這個領域的對外投資主要是設備租賃，因為這些設備不容易找到買主，只能租賃，當然設備也就很難出售變現；過去10年中共在國外也投資了大量礦山和資源類項目，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對礦產的消耗比中國還大，因此也不容易找到接手這些礦山的買主；中國公司還在許多國家購買了批發和零售企業，由於疫情的關係，這些行業倒閉風連連，誰會想這個時候接手買下來？投資國外的其它服務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王健林在美國購買的電影院連鎖企業目前就因為疫情而瀕臨破產。 中共在外匯儲備尚且寬裕時開放對外投資，而當對外投資達到頂峰、幾乎吸幹了現金外匯儲備時，恰恰遇到中美關係惡化，外匯儲備的美國來源將迅速收縮。本來，對外投資是長期項目，投資長周期（30年以上）之後才能用盈利收回投資。一旦外匯儲備吃緊，臨時想變賣以前投資購買的商店、礦山、倉庫，並沒那麼容易。指望變現對外投資項目來緩解外匯儲備的短缺，實屬遠水不解近渴。 五、3萬億外匯儲備不過是虛好看 中共的外匯儲備帳面上有3萬多億美元，但是，它的現金外匯儲備卻快要見底了。這不但令人難以理解，也實在讓人不敢相信。但上面的分析說明，正是因為中共高層對國內經濟形勢和中共掌控國際局勢的能力過度樂觀，想操控世界的野心過於膨脹，多年來大規模揮霍外匯去國外投資，結果對外投資吸幹了國家的現金外匯儲備。 為了維持進口所需要的外匯支出，中共只能拋售美國的國債。據中共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9月20日報導，2020年前7個月中共一共拋售了1,07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按照專家估計，未來還將拋售超過2千億美元的美債，持有美債的規模將逐步縮減至8千億美元的水平。上文提到，中共持有的美國國債中只有3%是短期國債，剩下的都是中長期國債，而已經拋售以及今後準備拋售的數量達到中共持有美國國債總數的30%；這說明中共為了外匯用度的急需，已經開始拋售以前持有的中短期美國國債了。隨著中共持有的中短期美國國債被拋售變現，今後中共將只能拋售持有的長期美國國債，那將出現打折變現、充填外匯儲備短缺的情形。 外匯儲備最低層次的安全性一般要求覆蓋短期外債償付和3個月進口所需，對中共來說，這樣的需要至少達到2千億美元的數量；而中共已經通過拋售1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變現了外匯現金，今後準備再拋售2千億美國國債，這正是滿足短期外債償付和3個月進口所需之數。與此同時，中共最近還不斷增加中國國債的對外發行，用這種方式借外匯來應急。這屬於寅吃卯糧，要不了多久，就會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陷阱中。 那麼，中共的貿易順差能帶來多少外匯流量呢？今年前3季度其對美出口為3,27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自美進口961億美元，增長2.8%，對美貿易順差是2,309億美元。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連任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拜登家族的電腦門事件進一步壓縮了民主黨得票的空間。川普明年很可能對中共提高進口關稅，這將進一步減少中共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令中共的外匯儲備更加吃緊。 今年從4月到9月這6個月里，中共通過對外發行國債，借來400多億美元；又在1月到7月期間拋售了上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些錢都用於必需的外匯支出。即便這樣籌措了將近1千5百億美元的外匯現金，仍然無法維持外匯儲備總額的穩定。今年9月底中共的外匯儲備總額從上個月的31,646億美元下降到31,426億美元，一個月減少了220億。中共不但是帳面上的3萬億外匯儲備徒有虛好看，而且其外匯支出捉襟見肘的窘困局面已近在眼前。 （全文轉自大紀元）
就在美國總統川普染疫住院的同時，美國政府發布通告：嚴禁共產黨員和其他專制極權政黨成員移民美國。包括，不得讓他們成為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 消息傳出，有人歡喜有人愁。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聲稱：「如果屬實的話，我覺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美國作為最強大的國家，它還剩下甚麼？它想給世界留下甚麼樣的印象？我們希望美國不要再做這種有違、不尊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無助於維護它自身大國形象、信譽和地位的事情。」 華春瑩的不滿，集中反映在「可悲」二字。誰可悲？如果是美國可悲，豈不正中中共下懷，中共應該彈冠相慶才是，又何必出此怨言？如果是中共或其共產黨員可悲，試問，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何在？為何非要移民美國不可？況且，中共在國內宣傳和學校教育中，都是反美反西方，為何自己又嚮往美國、嚮往西方？如此精神錯位、人格分裂，固然是中共本性，但拿到外交場合公然展示，似乎毫無自知之明，更無廉恥之心。 華春瑩的不滿讓人不解。按理，禁令應該出自中共當局，而不是出自美國政府。自詡「熱愛祖國」、「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應該斷然下令：凡我中共黨員，不得移民美國，不得移民任何外國；如有違反，即當叛徒處置。況且，中共視美國為敵國，稱之為「亡我之心不死」，中共黨員移民美國，就是叛國投敵，實為中共法律下的重罪。 另類中共發言人，《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則宣稱：「中國有許多優秀人才是共產黨員。美國的決定有助於讓更多人才留在中國國內，因為它粉碎了他們的幻想，這不是壞事。更重要的是，如今非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民眾，對移民美國的興趣也大大降低了。」 與華春瑩的「可悲」論不同，胡錫進認為是好事，但口氣中卻流露出阿Q精神之嫌：你不讓我移民貴國，我就找一些不移民貴國的好處，來一個精神勝利法。且不說胡錫進企圖綁架非黨員的中國民眾，為他們「代言」何其虛假。其實，胡錫進的這段話，無形間泄露三個秘密：中共黨員都有移民美國的幻想，如今被美國政府所粉碎；中共里的優秀人才都想移民，如今卻只能屈居國內；中共黨員並不留戀中國，而嚮往美國，從此卻只能望洋興嘆。 華、胡二人的言論從不同角度證明，美國政府的決定打到了中共痛處。秘密在於，真正想移民美國、有能力移民美國並已經大量移民美國的，並非中國普羅大眾，最多的恰恰就是中共黨員、官員、紅色權貴、達官貴人。中國的中下階層，至少，由中共總理李克強所透露的那六億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幣以下，儘管也嚮往美國、嚮往西方，卻連最起碼的出國條件都不具備。比如，即便留學或旅遊，連個經濟擔保都拿不出來，又如何辦得起昂貴的移民？ 中共的不滿和怨言似乎不合邏輯，似乎令人不解，但卻泄露中共黨員、官員的本真：不願意做中國人，來生不做中國人。中共把「愛國」、「祖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名詞和口號喊得震天響，他們要的是中國老百姓做中國人，要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做中國人，甚至，要香港人做中國人，更甚至，要強求台灣人做中國人。 然而，中共本身這九千萬黨員，他們自己，卻絕對不願做中國人。在他們內心深處，一百個地不情願做中國人，只要一有機會、一有縫隙，就拔腳開溜。尤其那些醉心極權和腐敗的中共高官，靈魂深處，都是見風使舵、見機行事的溜字型大小人物。
十月十日，中華民國雙十節，印度主流媒體《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和《政治家日報》（The Statesman）等與台灣駐印度代表處合作，刊登慶祝雙十節廣告。中國駐印度大使向媒體發函警告「此舉嚴重違反了中國的『一中原則』，向印度人民傳達錯誤的訊息。」 但中國大使的警告看來不但沒有成效，反而引起民意反彈。雙十節前一天，執政印度人民黨（BJP）的德里黨部發言人巴加（Tajinder Pal Singh Bagga）帶人前往使館區，把一百面印有中華民國國旗和「台灣，國慶日快樂」標語的海報，貼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前道路的路燈上，公開「打臉」中國大使。在印度推特上，「台灣國慶」（#TaiwanNationalDay）標籤衝上話題榜前三名。 印度人「力挺台灣」，不一定真的如此喜愛台灣，更主要是把對中國的厭惡通過「力挺台灣」的方式表達出來。 在人民層面如是，在國家層面更如是。近期，印度和印太國家的關係急速升溫，這和印度對中國的敵視形成鮮明對比。10月6日，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遠赴日本，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本外相茂木敏聰、澳洲外長佩恩（Marise Payne）等一道出席「四方安全論壇」（Quad），主題就是如何合作在印太區域遏制「中國的擴張」。 12日，印度接待了美國副國務卿比根（Stephen Biegun），主題仍然推動美印合作對抗中國。四方安全框架以後是否會成為「印太版北約」，令人關注。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拋棄了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韜光養晦」和「睦鄰」政策，在釣魚台、南海等方向擠壓原先的友好鄰邦；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和擴張軍力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又通過「銳實力」滲透西方國家，直接威脅其國家安全。最早在武漢爆發的COVID-19擴散全世界後，中國外交進一步「戰狼化」，更令全球主要西方國家的人民對中國的惡感全面上升。可以說，在短短八年閑，中國把原先大批友好國家都得罪了一遍。 在這一系列外交災難中，把印度推到中國的對立面，才是中國最大的外交失誤，最大的「外交臭棋」。要論證這點，可以從兩方面入手。第一，中印交惡根本沒必要。第二，中印交惡後果很嚴重。本篇先論證「沒必要」。 中國國際環境的惡化，美中交惡固然最吸引眼球，後果最嚴重。但美國本來就在中國的「雷達」上，印度卻不必然成為中國的敵人。 美國長期是中共的假想敵。在中國，「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中共通過教育和輿論而從小灌輸給孩童的意識形態，中共也習慣把中國發生的幾乎一切「壞事」都說成「美國在背後挑動的顏色革命」。中共當然也會說「中美是夫妻」之類的肉麻話，每逢美國領導人來訪時也會大肆宣傳「中美友誼」，但在中國這個民眾都習慣「表裡不一」的國家，什麼是場面話，什麼是真心話，大家都心知肚明。 美國書籍《百年馬拉松》認為，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個一百年」等目標，核心就是挑戰美國霸權。因此在戰略上，美國「註定」是中共的敵人，中國和美國發生衝突是遲早的事。川普上台後，衝突提前發生了，對中共不是好事，但並非沒有心理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說，和美國迎頭相撞固然是壞事，但不能說是「外交失誤」，因為這種對抗本來就是中共預期會發生的。 相反，印度並不必然要成為中國的對手。 無疑，在歷史上，中印發生過衝突，1962年還發生過戰爭，至今還有領土爭議。但這些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在1962年戰爭中，中國雖然在戰場上贏了，但打贏後又退回原先的實控線，印度並沒有失土。 中國經常在國內宣傳，這場戰爭被印度視為「奇恥大辱」。在一些中國民族主義分子口中，印度不死心，要厲兵秣馬向中國報仇。但筆者和一些印度知識分子交流過，發現中國的這種宣傳至少是不準確的。筆者交流的對象很多並非國際關係的研究者，而是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也並非特別熱衷政治。惟其如此，更能了解在印度整體精英階層如何看待這場戰爭。令筆者意外的是，綜合他們的說法，印度人無疑很重視這場戰爭，但在他們看來（和在印度的宣傳中），印度才是勝利的一方，因為「中國侵略者被印度人民趕跑了」。 那麼中國為何會認為印度人感到「奇恥大辱」論，根據筆者猜想，或許是中國人對照自己的「抗日戰爭」產生的想像。在「抗日戰爭」中，中國雖然是「勝利的一方」，但沒有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在「勝利」那一刻，半個中國還被日本佔領。這種「戰勝」的方式就被不少中國人視為「奇恥大辱」。至今，不少中國「愛國憤青」還憤憤不平，揚言要搞「東京核爆」、「東京十日」，「活捉蒼井空」。這些口號雖然不能當真，但無疑都是這種憤憤不平的情緒的投射。中國人把自己的心理經驗，套用在印度人身上，難免得出不符合事實的結論。 中印之間的領土爭議涉及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國與所有鄰國的領土爭議中除了蘇聯（俄羅斯）之外最大的。然而，這種領土爭議的重要性被人為誇大了，特別是被中國人誇大了。 首先，這些領土的歸屬本來就非常模糊，至少不是「帝國主義通過不平等條約霸佔中國」的，而是原先在歷史上就沒有分界線。 其次，這些領土絕大部分是邊陲的不毛之地。拉達克東部（中國稱阿克賽欽）是荒蕪的高原，連牧民也很少去；阿魯納恰爾邦（中國稱藏南）也人煙稀少，最著名的城市（也是阿魯納恰爾邦首府）達旺，也不過幾千人。中印都是人口十四五億的大國，這點人口簡直不值一提。 再次，有爭議的領土中，雙方其實都各佔一部分：阿魯納恰爾邦被印度佔領，拉達克東部被中國佔領。可以說，雙方都沒有明顯吃虧。 最後，目前的實控狀態其實對中國更有利。因為無論在拉達克還是阿魯納恰爾的邊境，中國都是居高臨下的一方，穩佔地理優勢。在中國、印度和不丹交界的有爭議的洞朗地區，中國更直接威脅印度的「鴨頸」地帶，揮軍南下可以一下子把印度的東方地區切斷。 其實，中印劃界問題只要不是被中共自己煽動的「一點不能少」的偏激情緒綁架，其實多一點少一點，根本關係不大。如果雙方抱著「互諒互讓」的精神，按照現狀劃分國界，相信並非不可接受。事實上，在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中國和鄰國的陸地邊界爭議也多半按這種方式界定的。以前可沒有什麼「一點不能少」的說法。 即便領土問題無法解決，雙方實施管控也不是難事。事實上，中印在1962年戰爭後，經歷過1967年的小規模的錫金衝突（Nathu La and Cho La clashes），此後從1968到2013年的四十多年閑，只發生過1987年的桑多洛河對峙（Sumdorong Chu standoff），長期保持邊境和平。這說明，雙方的領土衝突是完全可控的。現在這一輪衝突，從2014年的邊境對峙開始，到2017年的洞朗危機，再到今年的中印衝突，宏觀上看，都是中國近年來與鄰國系列領土衝突事件的一部分。誰是誰非，誰是挑起者，當然各有說法，但除非你篤信中國外交部那種「全是X方的責任」的邏輯，否則很難相信所有鄰國都主動抱團挑釁中國。 中國和印度原本也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 無疑，印度本身也是「大國主義」的典型，是南亞一霸。但印度的野心局限在南亞，或最多在印度洋。它沒有野心把勢力伸到東亞，沒有野心挑戰中國在東亞的利益，更沒有野心成為世界霸權。 無疑，印度對中國「吞併」西藏一直有異議，也收留了海外藏人建立流亡政府。但在2003年，以中國承認「錫金屬於印度」交換印度承認「西藏屬於中國」後，雙方已解決了這個問題。至於海外藏人流亡政府的政治能量根本不足以威脅中國，印度讓其繼續運作，不過基於延續下來的道義。 但是，中國在印度最敏感的印巴關係上，一面倒地支持巴基斯坦。中國把巴基斯坦視為「巴鐵」，建立「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近年每一次印巴衝突中都明確站在巴基斯坦的一方，嚴重挑戰了印度的地緣安全利益。中國更把勢力深入尼泊爾，挑動了印度作為南亞霸主的敏感神經。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印度周邊打造了一系列由中國控制的港口。這包括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斯里蘭卡的漢巴托塔港、和緬甸的皎漂港。斯里蘭卡的漢巴托塔港更被中國「租借」九十九年。孟加拉國的吉大港也有中國的身影。中國還在馬爾地夫大規模投資基建。中國還計劃在泰國開鑿「東方巴拿馬運河」，出口直接對準印度的安達曼群島。它們在地理上形成包圍印度、封鎖印度的「珍珠鏈」。中國的「珍珠鏈戰略」被視為對印度在印度洋的勢力範圍的巨大挑釁。 客觀而言，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假想敵是美國而不是印度，「珍珠鏈」或更應被視為防止中國和美國全面對抗時，美國切斷中國商路，尤其是石油運輸線的策略。但自己的假想敵是誰是一回事，如何被印度「感受」又是另一回事。當中國把勢力擴張到南亞和印度洋，但又說「不針對印度」，這樣印度又如何能相信呢？印度加入印太戰略，正是對「中國威脅」的回應。 印度總理莫迪上台後鼓吹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這一點上，和習近平、川普、普京等「強人」相得益彰。但即便如此，莫迪也不必然是中國的敵人。 事實上，莫迪上台之初，和中國關係相當不錯。在莫迪的鼓勵下，大批中國企業進軍印度，「中國製造」處處可見。印度和中國一道深化打造「金磚國家」，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還研討要取代美元霸權的交易系統。印度又加入中國牽頭的「亞投行」。 在印太戰略的四方關係中，印度原是最不可靠的一方。在加入四方關係的同時，印度甚至加入了中國主導的安全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一腳踩兩船的心態昭然天下。即便在中日洞郎危機後，莫迪在2018年還接受習近平的邀請到武漢進行「非正式會晤」，2019年還回請習近平到金奈第二次「非正式會晤」，這種「領導人私交」被中國認為是加強雙方關係的最好工具。 在2020年之前，中印關係的穩定，令中國對抗美國無後顧之憂。但2020年的變故，中印交惡，令中國的國際形勢一下子變差。下文將進一步從「後果」討論，為何這是中國最大的外交失誤。（待續） （※作者為自由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藝人歐陽娜娜在9月30日播出的中國央視十一國慶晚會上獻唱歌曲《我的祖國》引發爭議，行政院長蘇貞昌批評歐陽娜娜身為公眾人物，享受自由民主和健保資源，卻跑到對岸唱不適當的歌；陸委會稱，歐陽娜娜作為台灣藝人被利用參加具有「消滅中華民國」意涵的慶祝活動，傷害了台灣民眾感情，將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1條調查，若有違法將依法裁罰；不少網民留言主張註銷歐陽娜娜國籍。 歐陽娜娜參加的央視國慶晚會和春晚類似，都並非單純的歌舞表演，而是帶有濃厚宣教意味的政治獻禮，從主題（中國夢·祖國頌）、節目單、演員陣容上表露得十分明顯，比如第一板塊《風雨同舟，激蕩愛國情懷》第四首歌曲《我的祖國》和第五首歌曲《守護》演唱者就橫跨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兩岸四地同屬一中的意涵呼之欲出。 唯一存在疑慮的，宣教對象嚴格上來講應該是大陸居民，兩岸四地歌手同台演唱愛國歌曲，也是以歌舞形式增強觀眾既有的大中國觀念，讓其更加支持對港對台政策，完成宣教效果。當然，網路時代節目全球放送，歐陽娜娜作為統戰樣板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她無形中成為中國觀眾眼中「台灣人」的代表，公開指稱出身「中國台灣」，違背對等尊嚴原則，這是第一重令人遺憾的地方。 面對這種見利忘義的行為，不少網民和網路紅人紛紛譴責歐陽娜娜背骨，呼籲政府註銷她的國籍，人心向背可見一斑。當然，法理上，變更國籍需要國民自主申請，只有她入籍中國或持有中國護照才能被註銷「戶籍」。歐陽娜娜當然不會主動註銷國籍，比起健保，她的台灣身份才是對中永葆統戰價值的護身符，也正因如此，她的演藝生涯也愈來愈和統戰身份捆綁，在台聲譽也勢必每況愈下，步黃安、劉樂妍後塵。 國族認同與文化統戰 而歐陽娜娜的此舉究竟是來自家庭、出於本心的國族認同還是騎牆式的掘金表態，坦率講難以考辨。無論哪一種，單純「言論」、「認同」上傾中親共目前尚屬言論自由保障範圍，法律上也早已除罪化。 本事件和防衛型民主議題的關係也不大，目前台灣防衛型民主主要體現在「政黨違憲解散」此一規範上，是針對組織化的行為，而經常被作為範例的德國在個人層面的禁制也僅集中在種族滅絕的言行上，台灣言論自由的限制承襲美國「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歐陽娜娜央視獻唱確實觀感不佳，但也未威脅到自由憲政的基本秩序，目前只能訴諸道德。 本次事件引發關注特殊的地方在於兩點，一是時機上，歐陽娜娜央視開唱正處在台海情勢緊張，中國不斷以機艦跨越海峽中線挑釁，引起輿論普遍反感的時期，此舉無異於公開自我樹靶；二是議題上，歌曲涉及複雜而敏感的國族認同議題，經歷外來政權的威權統治、民主化與本土化後，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也呈現分層和駁雜的狀態，迄今依然存在一定數量的民眾自我認同是中國人，台海現狀的解決方案選擇統一。中國除了軍事上威嚇外，也堅持打文化統戰牌，不斷鼓吹兩岸同源同祖、血濃於水的認知，這和年輕世代天然獨的傾向以及亡國感高度發酵的時機對撞，強化了對歐陽娜娜批判的聲勢與力道。 「祖國」之辨 這裡還存在一層細微但須辨正的「祖國」概念，《我的祖國》中的「祖國」究竟何解？是PRC與ROC的合稱／各表，還是代指文化中國？從原曲創作背景和央視節目設定反推，這裡的祖國當無疑義，單純就是PRC。 《我的祖國》原是1956年韓戰電影《上甘嶺》的插曲，以韓戰三角高地戰役時志願軍對中國的熱愛與思念為主題。傷亡慘重的三角高地戰役（上甘嶺戰役）連同整個韓戰（抗美援朝）在中國宣傳中一直被誇大與神話為（PRC的）立國之戰，甚至成為了民族情感的符號，在這樣的復興敘事中，「祖國」的意涵若從字面意思去解讀，則顯得相當離地。 因此，在整首曲子的愛國基調中，歐陽娜娜的兩句獨唱「看慣了船上的白帆」和「朋友來了有好酒」也並非字面上的中性平實非政治化，尤其是第二句「朋友」原意暗指朝鮮，相對的「豺狼」原意暗指美國（中國版韓戰史顛倒黑白的指控聯合國軍侵略北方）。 可否開罰 問題在於歐陽娜娜央視獻唱愛國歌曲不單單是「認同」或「言論」層面，已經涉及為中共宣傳的「行動」範疇，若要開罰，對應的法律依據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台灣地區人民不得與大陸地區黨、政、軍或具政治性質機關、團體從事任何性質的合作行為」，是否當罰要先判斷「機構團體」央視是否屬於「具政治性機構團體」，以及央視演唱是否屬於「涉及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 第一點，央視是隸屬於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副部級事業單位，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又是由中宣部歸口領導的正部級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是中國／中共的高階宣傳單位之一，雖然採取企業化管理，其耳目喉舌的政治性色彩突出明顯，所以央視應在「具政治性機構團體」之列。 第二點，參照今年四月份陸委會發言人對張經義事件回應，「台商、台干、台師與台灣藝人，正常經商與表演活動，不涉及擔任黨政軍相關職務與為其組織成員，沒有違反兩岸條例的問題」，歐陽娜娜屬演藝人員，非軍公教人士，央視開唱雖有濃厚的宣傳性質尚屬表演，依據現行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此舉恐不在規範之列，這應該也是陸委會刀未出鞘的緣故。 聯想到此前上海東方衛視駐白宮記者張經義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顧問吳茂昆都一度引發類似爭議也都未開罰，前者和歐陽娜娜事件一樣揚言開罰後又不了了之，後者則揭示了現有條例對職務內容限縮性的解釋，即「個案僅為諮詢性、非常態性或名譽性的顧問，或非固定編製、無核心權能，不致違反《兩岸條例》第33條第2項規定」，換言之，只有正式簽署合作合約的任職才算是此條規定的「合作行為」，其他包括表演、演講、座談等形式，即便內容涉及中共宣傳，即便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也都不在規範之列。 如此限縮性地規定「機構團體」與「職務內容」，恐怕無法起到預期的的規範效果，即保障國家安全或利益的立法初衷，漏網之魚眾多（自2013年起違反此條者僅37人開罰），除了名副其實的政治代理人之外，中國對台統戰活動也在商業、學術、演藝、體育等諸多領域包裝隱性的代理人，面對國民利用中國對台各交流管道配合宣傳乃至滲透的行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力有不逮，這是第二重遺憾。此外，去年年底通過的《反滲透法》罰則針對「中間方」，不罰「接受方」，讓人不免疑慮是否會重蹈《兩岸條例》第33條的覆轍。 本條從2003年修訂至今，僅在去年就兩岸政治協商須國會雙審議加人民公投一項作出修訂，兩岸交流情勢丕變，第33條應審時度勢跟上變化。在反吞併成為藍綠共識，中國利用各種管道大舉滲透、統戰的情況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必要作出相應修正，對於禁制機構範圍與職務工作給予更加合乎時勢的界定，平衡國家安全與公民赴陸求職的需求。 統戰經濟牌 除了不僅有「兩岸同胞中國人」的文化統戰牌，歐陽娜娜事件還存在「經濟准入到意識形態讓步」的經濟統戰牌，歐陽娜娜並非孤例，包括主動附匪的黃安、劉樂妍，被迫道歉的周子瑜，為保有中國市場，台灣藝人主動或被迫做出符合中國期待的政治表態，這是第三重遺憾。 中國對台灣藝人予取予求先在結構性因素有二，一是中國文藝要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論思維和挾市場以令外資的的經濟磁吸手段，中國以政治因素介入藝文創作的惡行時有耳聞；二是台灣娛樂產業空心化，台灣藝人西進掘金早已不是新聞，既有周杰倫、蔡依林等資深名角，也有陳立農、林彥俊等後起新秀，這還是台前可見度高的演員與歌手，而幕後包括服裝、化妝、道具、攝影在內的業者赴陸發展也不在少數，兩者合流的結果正是當下窘境。埋頭掘金和主動、被迫配合政治宣傳有的時候僅是一線之隔，對於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歐陽娜娜固然應有道德層面的批判，可對於居於危邦的台灣藝人，也不宜完全押注在個人道德上，設法改善台灣娛樂產業的體質應該是比事後批判與懲處更佳的治本之策。 近年來台灣已經有幾部代表性的優秀作品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們與惡的距離》走出國際成功行銷，這或將成為吸引投資的契機，當台灣娛樂產業收入逐漸不再倚重中國市場時，娛樂產業才有透過市場機制而非行政律令留住人才，讓予取予求的規訓成為歷史。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不到二十天，突然爆出拜登兒子的電腦醜聞。這件事當然是川普陣營的大手筆，事件內幕早在朱利安尼手上，一直拖，拖到近日才爆出來，因為只有留到臨戰時刻，打擊力才最致命。 打選戰都要講策略，之前把﹑疫征問題﹑新疆問題﹑香港問題都拿來作子彈，各有效果，但來到決戰時刻，沒有比醜聞更有殺傷力的了。 這一次不是捕風作影，是有人證又有物證，材料份量十足，又都涉及賄賂﹑色情這種最有話題性的內容，牽涉的對象，又是烏克蘭和中共，這些「往績」可疑的國家。拜登陣營至今沒有直接回應事件，實在也不知說什麼好，要否認，證據俱在，要解釋，又沒有理由為自己開脫，他如何向自己忠誠的粉絲交代，又如何向全國選民交代，看來都是高難度的事情。 事情又涉及華信能源葉簡明，葉簡明已被中共自己抓捕了，為葉作馬前卒的何志平，剛從美國放監回來，都有貪腐前身，水洗不清。拜登與中共貪腐集團有瓜葛，正如川普說了，選了拜登，就等於選了中共。 這件事證明，中共多年來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用心，果然是有收穫的。中共用自己在大陸那一套見不得人的勾當，先誘之以利，等對方落疊，就變成利益共同體，然後通過這些政治代理人，在西方原有的體制內摻沙子，挖牆角，這些政客上了賊船，已經沒有回頭路，因為他們受賄和為虎作倀的證據，都在中共手上，中共隨時可以用來要挾。 中共收買了政客，又收買傳媒，政客與傳媒沆瀣一氣，再加上華爾街跨國巨頭，簡直可以「通街行」，肆無忌憚。 中共多年在美國國內活動，贊助各大學和研究機構，與西方左派眉來眼去，互為犄角，又大做外宣，通過孔子學院拉攏普通美國國民，如此把守法與違法﹑正常與反常﹑愛美國與愛中共之間的界線都模糊了，然後中共就上下其手，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一套中共早已玩得滾瓜爛熟，美國人長期麻痹大意，完全處於不設防的狀態，由著中共派出的人，公開地或秘密地在美國社會活動，等到美國牆角已經給挖得千瘡百孔了，美國才猛醒過來。 美國人長期以來都太自信了，他們以為只有西方去改造中共，不可能給中共改造西方，不料中共把一個正常的社會弄得不正常的本事，比美國那些老謀深算的政客們更厲害。如非川普上台，狠下心來清算中共勢力，美國人可能還蒙在鼓裡，不知道自己百年的基業，正在被中共瓦解。 最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改選，中共與俄羅斯﹑古巴當選，台媒說是縱火犯進了消防隊，證明在廣泛的國際組織中，中共的滲透都有收成了，美國今日捶胸頓足，只是悔之已晚。照此辦理，再過二十年，全世界便都是中共的天下，美國就要走向衰弱，全世界都要跟著中共走了。 所以，川普這個人，雖然性格狂妄，稱呼人少得罪人多，但他終究做了一件好事，便是把中共獨裁勢力趕回大陸去了，從此西方國家金睛火眼，盯緊中共，再沒有空子給中共鑽了。 拜登的電腦門，一定影響總統選舉，即使他當選了，往後法律部門的追責也不會放過他。對民主黨來說，最明智的就是讓拜登退選，由哈里斯補上，哈里斯也不幹凈，但至少沒有那麼證據確鑿，看來川普再做一屆的機會，倒是越來越高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十一」是中共建政71周年，官場官媒自然湧出一股愛國表忠聲浪。然而，這股聲浪與席捲各省市的企業轉型生產晶元熱潮一樣，雖然號稱要拿出當年造原子彈之熱情、氣勢，但讓人感覺正進入全民鍊鋼的大躍進時代。舉國體製造假容易、隱瞞疫情容易，但無論大煉愛國心還是大煉愛國芯，豈是高官一聲令下就可以煉成的？當愛國主義成為流氓政客最後的避難所時，當晶元成為流氓學者流氓企業榨取錢財的便捷工具時，虛假的愛國心與愛國芯豈不是更值錢？ 芯芯造假恐捲土重來 早在2018年中興公司被美國制裁時，晶元之痛對中國人的刺激就甚於中美貿易戰，民族尊嚴、生產危機都讓晶元的研製備受中國政府、企業重視，「愛國芯」自此得名。投資銀行的最新報告顯示，近年中國大批企業轉型研製晶元，今年頭八個月內地31個省市區，包括西藏、寧夏等，至少有9,333家企業轉產半導體，擬訂中的中國十四五規劃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規模據稱達9.5萬億元人民幣。報告稱，半導體的全民鍊鋼模式雖然被質疑，但絕對有利於產業的崛起。 爭食9.5萬億元晶元大餅是工商界、投資界的本能，但官方就宣傳要拿出當年造原子彈的愛國熱情和氣勢，大有以舉國體制一舉攻克晶元難關之意。然而，被視為中國獨立自主發展科技標誌性產物的「兩彈一星」（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真的是舉國體制、獨立研製之功嗎，真的是如今可複製的嗎？ 一方面，國際形勢今非昔比。1999年，中共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勛有21位曾出國留學，他們帶回的科研成果難以數計。如今，美國不只在晶元等硬體出口卡中國脖子，更嚴防嚴查中國盜竊美國高科技，卡住中國學者參與美國高科技研究的脖子。另一方面，當年的元勛多在先進的教育、自由的學術環境中成長。如今，清華大學等自封世界一流大學，但教學理念、學術環境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尤有甚者，愛國芯流行之際，傳媒都避提讓中國自主研製晶元成為國際笑話的漢芯一號事件。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進通過磨掉摩托羅拉晶元的標籤，印上漢芯標籤，以此「發明」獲得國家上億元經費，造假被踢爆後，「漢芯之父」陳進仍全身而退，留下逍遙法外的質疑。曾令輿論慨嘆的「漢芯龍芯中國芯，芯芯造假」，在全民煉芯的今日恐怕會捲土重來。 錘鍊愛國心適得其反 以愛國的名義發國難財，在中國司空見慣。以愛國的名義號令民眾愛黨愛權貴，在中國也司空見慣。香港尚未見捲入大煉愛國芯的浪潮，但在被訂立國安法後，也進入了大煉愛國心的時代。由中聯辦利劍高懸，到港警布滿街頭，營造起香港愛國新時代的國慶日氣氛，錘鍊著香港人的愛國心。如此土法鍊鋼式的錘鍊愛國心，其成效適得其反。 英國人塞繆爾說過：「愛國主義就是流氓的最後避難所。」塞繆爾並非反對愛國，而是反對以愛國為擋箭牌、反對民族主義的狼披上愛國主義的皮。如今，對一個專制政權而言，政治流氓的愛國主義既是對外民族主義的狼，也是對內吞噬人民自由的虎。當權貴與民眾的利益衝突激化時，當局歸咎於國外敵對勢力的操控，以國家安全壓制普選訴求、壓制少數民族學習使用自己的語言。當戰狼外交引爆國際社會的反感、反制時，當局就訴之以愛國主義，要人民共度時艱，要民營企業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全民土法鍊鋼超英趕美已結束60多年，但政治體制不變、管治思維不變，變的只是煉造的目標和手法；大鍊鋼、大躍進的後果是非正常死亡數以千萬計的大饑荒，煉愛國心煉愛國芯的後果，又將是甚麼？
喬治．W．布希（George W.Bush）前總統（8年中最佳：7.9%）和川普總統（3.5年中最佳：5.6%）的黑人失業率都低於奧巴馬前總統（8年中最佳：8.1%）。甚至最新的數字川普總統任期內（2020年第1季度）為6.2%，也優於奧巴馬的8.1%。數字會說話。現實是，共和黨總統川普應得的最佳比例為5.6%（2019年第3季度和第4季度），無論有人喜歡與否，都必須承認這事實，黑人失業率基本上與奧巴馬無關。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比較主要的美國股市指數：小布希在2008年大選之前的最佳表現（B），奧巴馬在2016年大選之前的最佳表現（O）和川普迄今為止的最佳（T）。 紐約證交所綜合指數：O從B增長7.28%，T從B增長34.93%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O從B增長32.32%，T從B增長104.88% 迷你道瓊斯期貨：O從B增長28.04%，T從B增長101.38%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O從B增長85.79%，T從B增長243.26% PHLX半導體行業：O從B增長14.12%，T從B增長173.67% 3.5年的川普經濟遠好於奧巴馬的8年，這是一個簡單而不可否認的事實。經濟的改善導致包括非裔美國人在內的失業率降低，這個角度來看，川普在接下來的四年中仍然比拜登具有更高的潛力。 為甚麼有些人不喜歡川普？（然而就像有些人不喜歡前總統奧巴馬/前副總統拜登一樣），因為川普改變了奧巴馬的政策。經濟的波動對每天發生的事情很敏感，你怎麼能說川普上任18個月或更長時間後產生的大量成果和數字（開始懲罰作弊的中國、開始遣返最嚴重的非法移民─無論他們來自中國、墨西哥、中東或歐洲等）是因為奧巴馬？ 我們為甚麼不說奧巴馬時期的黑人失業率是因為小布希所帶來，因為小布希實際上比奧巴馬擁有更好的紀錄？雖然許多政績結果是一個連續性的結果，但是人們不能說黑、白人種高中畢業率的趨同是因為小布希的政策。就像奧巴馬沒有在肯亞上大學，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沒有在索馬利亞上大學，許多非裔美國人在台灣而不是南非上大學一樣，白人總統仍然可以為黑人帶來良好的政策成果。檢查一些統計數字對照事實，這不僅僅是不可靠的形象，廉價的謠言或（激進的左派）偏見。 如果前總統奧巴馬、前副總統拜登是當今執政者，他們將不會發布年初1月31日禁令或隔離來自中國的人（當時許多民主黨人士實際上是反對的）。他們在2014年批准贊助零基礎的武漢病毒學研究所370萬美元，直到川普知道並制止它。民主黨人士仍毫無警覺能力的試圖分散美國民眾的注意力和精力；現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西‧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在2月下旬仍然「邀請所有人」「不戴口罩參觀中國的小鎮」。作為一個73歲的男人，川普幾乎每天都在新聞發布會上主持會議，自2月26日起就站在那裡回答各種問題，這位77歲的拜登能做同樣的事情嗎？還是要打上問號。 而大家都知道美國是聯邦制，如涉及交通、醫院、警察等大多數日常措施的大多數權力屬於州和地方政府。紐約（案件密度為全美第1名，死亡密度為全美第1名），新澤西州（第2名，第2名），康涅狄格州（第6名，第3名）和其他一些民主黨州州長在3月反對川普總統的限制性檢疫措施，因此他們遭受的打擊最大。這一切真正又該怪誰？ 截至6月7日，在2016年案件/人口率比最高的前10個部門（divisions）中，有8個由民主黨領導人領導，9個投票給希拉里。在死亡率/人口率比最高的前10個部門中，有9個由民主黨領導人統治，其中9個2016年投票給希拉里。在51個行政區劃（50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中，與武漢肺炎病毒相關的死亡人數在民主黨之領導階層統轄的州（共25個州）中是其共和黨領導層統轄的州（共26個州）的2.48倍。2016年希拉里（21個）部門的平均值是2016年川普（30個）部門的2.92倍。兩種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今年的選舉結果將會是川普檢驗政績與美國利益優先政策的最佳時刻。 對於目前已經趨勢明朗的下屆美國大選，《The Economist》指出，目前拜登在民調、投票預測中領先的情況其實和2016希拉里的情況很像。如果經濟復原的速度加快，川普在搖擺州開始取得領先或是拜登又在不當時點犯大錯或爆醜聞，那川普就會後來居上。假如拜登當選，美國的政策會發生甚麼變化？這是一個值得台灣相關單位的領袖與國際關係界都要好好思考的問題，如果這位前副總統上台以後不只是重返奧巴馬時期的和中路線，而是進一步表明希望兩岸能和解甚至簽署中程協議，台灣準備怎麼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