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音樂人屠穎家屬控廣州酒店「見死不救先拍照」
2026 年 7 月 1 日
台湾媒体今日新闻报导了一则发生于十天前的旧闻： “两名中国外交人员8日企图闯入我驻斐济代表处国庆酒会情搜，遭阻挡时竟动粗，导致我方人员轻微脑震荡送医。但斐济警政发言人奈索罗（Ana Naisoro）今天说，警方只有收到中国大使馆报案，中方称遭台北办事处人员殴打，目前正在调查中。” 根据外电报导，台湾外交部已向斐济外贸部提出官方抗议，这是正常国家都应该要做的事。接下来的难题是，斐济警方受理中国报案后，是否会对被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的人员发动一般的刑事调查？这就牵涉到台湾驻斐济人员有无外交豁免权 (diplomatic immunity) 的问题了。 只有外交豁免权才能使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可以主张拒绝接受斐济警方可能的刑事侦查行为（包括为单纯厘清事实的讯问）， 一般商务领事主张的领事豁免权 (consular immunity) 都无此种完整的功能。我个人强烈怀疑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的人员享有免税待遇以外的领事豁免权，更遑论完整的外交豁免权，这或许是台湾外交部主动释出斐济希望淡化处理的原因。 至于台湾立法委员要求外交部一定要提告，这就是贻笑大方的反应。先不论中国肇事人员可能主张外交豁免权（这当然取决于涉案两人是否列入中斐双方所同意的外交豁免权涵盖名单人员之列），台湾主张是主权国家居然要自己的外馆人员因执行国家所赋予的任务所遭受的伤害置诸于斐济的司法管辖权之下，真的是没当国家很久了，公私不分。 台湾当然要对中国报复，这是追究后者国家责任的一环，但有个界线、不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因为这将伤害外交人员人身安全，而确保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是国际外交法中的红线。这是为什么谈国际法体系因个别领域高度发展导致碎裂化 (fragmentation)，国际公法中有关国家责任一般原则 (general principles) 是否还有通则性地位的论辩时，diplomacy被认为是少数（即使不是唯一）的 self-closed regime，因为国际外交法的实践一直有异于国际公法中有关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 那台湾怎么办呢？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官方抗议是正确的第一步，接下来就牵涉到有关国际法上有关 diplomatic relations 领域中有关国家责任 (state responsibility) 追究的独特制裁制度 (santcions)。正式抗议之后，台湾应该进一步要求斐济将涉案中国驻斐济两人列为不受欢迎名单，由斐济政府要求派遣国（中国）将两人调回，当然斐济会不会答应又是一回事。 如果斐济拒绝台湾的要求，台湾可以对于斐济进一步主张国家责任的追究吗？因为这个双十酒会 (National Day reception) 据报导是在某个旅馆举行，而非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所以台湾无法对斐济依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或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有关驻在国（斐济）对于派遣国（台湾）使馆与领馆的保护义务，主张相关的权利，先不论作此主张还将牵涉到一个国家（台湾）有没有被相对国（Fiji）正式承认的问题。 那么要问的是，堂堂所谓的“国庆日”酒会为何不在台湾驻斐济贸易办事处举办，而要在私人旅馆进行？场地太小吗？桌数摆少一点，该到的贵宾都到了就行了。说穿了，还是有没有被承认的问题：如果真在办事处举行的话，不论是不是闭门酒会，斐济政府部长级官员或各国驻斐济正式外交人员（美国与少数国家想必会是例外）应该通通不会现身了，所以在斐济官方的眼中，十月八日的事件，就成了中国外交人员在某一私人场合的纠纷了。接下来国际法之下，斐济政府会怎么做就很清楚了，这或许就是台湾外交部次长所说的“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在表面上可能没办法看出来”吧…… 以低调的方式淡化处理，说得云淡风轻，背后却是一个不被承认之国在没有外交承认下的现实哀愁。 （※作者为英国华威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主授宪法与国际法，全文转自上报）
中美关系恶化之后，中共虽然强调要自力更生，但它的经济却严重依赖石油、粮食和芯片等商品的进口。在对美出口前景未卜的情况下，中共能否有足够的外汇继续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取决于它的外汇储备究竟能否支撑下去。而中共外汇储备的真实状况往往扑朔迷离，不易把握。10月11日国内的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国外汇储备还有多少可用？》，就外汇储备不足发出了警讯。本文详细分析中共外汇储备的真相，认为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行将见底。 一、从家庭金融资产看国家外汇储备 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用个人的家庭金融资产来做个通俗的比喻。分析家庭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了解家里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有多少，借来的钱要还，别人欠的钱如果要不回来就泡汤了，帐面上的钱扣除这两部分之后，才是净金融资产。每个家庭正常情况下每月都有收入和支出，如果经常性收大于支，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增加；如果支大于收，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减少。 国家的外汇储备总数相当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但扣除借来的钱和别人欠你但还不上的钱，剩下的才是可以动用的外汇，这就是国家外汇平衡中的净外汇储备。如果外汇经常处于支大于收的状况，就只能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开支窟窿。中共每年要进口石油、粮食、芯片以及其它制造业零部件来维持经济的日常运转，2019年的食品进口为420亿美元，石油2,413亿美元，芯片进口3,055亿美元，仅此三项合计即达5,888亿美元。除了进口需要外汇之外，还有民航、船舶、国际保险等非贸易支出，加上出国者（如旅游者、留学生）所需外汇，这些开支每年还需要1千亿美元以上。 中共的日常外汇收入主要是靠出口，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本世纪前十年出口曾创下每年平均增长25%的记录，外汇收入源源不断；而今年1到9月的出口只增长2个百分点，与过去的外汇收支相比，几乎就是收入不涨，开支照增。以前中共每年通过对美贸易净赚3千到4千亿美元，对所有其它国家的贸易大体上外汇收支打平，因此，保持外汇储备稳定的关键是对美贸易顺差。今后对美出口下降，这笔来自美国的外汇来源就靠不住了。少了这几千亿，每年进口所需外汇就只能吃外汇储备的老本。一旦要靠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外汇开支窟窿，就必然造成中共看紧外汇储备这个“荷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到国内中小银行换汇或提取外汇存款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二、外汇储备的虚实面目 表面上看，今年9月底中共坐拥31,426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似乎阔得不行，其实，这些外汇并不都是可以随意使用的现金。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实际上只是个虚数，因为中共同时也背负巨额外汇债务。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按照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0年9月底外债馀额为20,325亿美元，其中六成是1到2年的短期债务，到期就得偿还；全部外债当中，硬通货外债是13,498亿美元，占66%，必须用外汇还债。所以，真实的外汇储备要扣除硬通货外债，剩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动用的外汇。过去十年中共的外债馀额不断增加，而真实可用的净外汇储备则不断减少，到今年9月底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只剩下1万8千亿美元。 这个帐面上的1万8千亿美元仍然是个虚数，因为中共还欠著对外企的隐性外汇债务。中共要求所有外企的投资全部强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把外企投资的外汇全部充填了自己的外汇储备；一旦外企需要汇出利润或者撤资，中共就不得不给他们外汇。目前外商投资已累积到7千亿美元，由于中美冷战大大增加了外企在华经营的风险，大批外企正在部分或全部撤资，所以会集中出现大额外企撤资用汇的需要。按照近期外企撤资三成的最低估计，至少会用去2千亿美元，这个数字今后还会上升。从帐面上的1万8千亿美元中扣掉这2千亿，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就只有1万6千亿了。 三、外汇储备中现金不多 中共真实的可动用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不是现金，因为外汇储备不能用现金储备的形式放在国内各家银行的帐上或金库里；否则，外币一旦贬值，就立刻出现外汇储备亏损。外汇储备也不能分散存到外国银行里吃利息，因为外国银行对存款帐户的存款保险数额有限，万一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外汇储备便消失了。外汇储备更不能买很多外国股票或公司债券，因为股市每天波动，贬值或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避免外汇储备贬值，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购买可靠的外国国债。国债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这样便可以让外汇储备稳值或略有增值。所谓可靠的外国国债，指的是这些国家的国债信用可靠，其政府不会轻易破产，它们的国债也不会到期不还。中共虽然与美国为敌，双方已进入冷战状态，但在金融方面却不得不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因为只有美国的国债发行量大而且可靠，而日本或欧盟的国债发行量小，也不允许中共买多了。所以中共为外汇储备购买的主要是美国国债，还有小部分日元债和欧元债。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共到今年8月1日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是10,680亿美元，占其净外汇储备1万6千亿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有少量日元国债和欧元国债。 中国国内一直有缺乏金融常识的“妄议”，以为中共手持美国的1万亿国债，可以作为“武器”来要挟美国，假如大量抛售，便能逼美国于绝境。这种荒唐的想法十分可笑，因为美国的国债发行量目前是26万亿美元，中共只占其中的3.8%，就算全部抛售了，也无法冲击美国的国债市场。何况，外国的政府债券分短期、中长期多种，不到期不会兑付，而中共为了获得高一点的利息，所买美国国债基本上是中长期的，不能随时兑现，而短期国债只占3%。中共若要抛售持有的未到期美国国债，必须找到买家才行，而买家只有在中共压价求售的情况下才会接盘，于是吃亏的只能是中共。 由此可见，中共的1万6千亿净外汇储备扣除了已经购买的外国国债，只剩下5千多亿美元的现金了。 四、对外投资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就是这5千多亿美元的现金外汇储备，其实也多半不在中共手里，因为它们基本上被花出去、拿不回来了。过去多年来中共大量在海外投资，目前总额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用5千多亿现金外汇储备，如何能实现2.2万亿的对外投资？其中的奥秘在于，这2.2万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当中，大部分是用人民币投资，但统计上折算成了美元。 中共不公布对外投资中人民币投资的比重，但可以发现一些参考线索。据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披露，到2018年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总投资达986亿美元，在非洲的投资累计达461亿美元，对香港的投资为11,003亿美元，这三部分合计占对外投资的43%。由于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是人民币投资，中共对其它国家的投资当中，也有一部分是人民币投资，所以中共的海外投资中真正动用外汇的部分并不那么高。虽然如此，中共的巨量对外投资中需要外汇的部分仍然足以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当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即将见底时，中共能把对外投资撤回来，变现成外汇吗？到2018年底，中共的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这些行业的投资占总量的7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个领域的对外投资主要是设备租赁，因为这些设备不容易找到买主，只能租赁，当然设备也就很难出售变现；过去10年中共在国外也投资了大量矿山和资源类项目，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对矿产的消耗比中国还大，因此也不容易找到接手这些矿山的买主；中国公司还在许多国家购买了批发和零售企业，由于疫情的关系，这些行业倒闭风连连，谁会想这个时候接手买下来？投资国外的其它服务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王健林在美国购买的电影院连锁企业目前就因为疫情而濒临破产。 中共在外汇储备尚且宽裕时开放对外投资，而当对外投资达到顶峰、几乎吸干了现金外汇储备时，恰恰遇到中美关系恶化，外汇储备的美国来源将迅速收缩。本来，对外投资是长期项目，投资长周期（30年以上）之后才能用盈利收回投资。一旦外汇储备吃紧，临时想变卖以前投资购买的商店、矿山、仓库，并没那么容易。指望变现对外投资项目来缓解外汇储备的短缺，实属远水不解近渴。 五、3万亿外汇储备不过是虚好看 中共的外汇储备帐面上有3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现金外汇储备却快要见底了。这不但令人难以理解，也实在让人不敢相信。但上面的分析说明，正是因为中共高层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共掌控国际局势的能力过度乐观，想操控世界的野心过于膨胀，多年来大规模挥霍外汇去国外投资，结果对外投资吸干了国家的现金外汇储备。 为了维持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支出，中共只能抛售美国的国债。据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9月20日报导，2020年前7个月中共一共抛售了1,07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按照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抛售超过2千亿美元的美债，持有美债的规模将逐步缩减至8千亿美元的水平。上文提到，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只有3%是短期国债，剩下的都是中长期国债，而已经抛售以及今后准备抛售的数量达到中共持有美国国债总数的30%；这说明中共为了外汇用度的急需，已经开始抛售以前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了。随著中共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被抛售变现，今后中共将只能抛售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那将出现打折变现、充填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形。 外汇储备最低层次的安全性一般要求覆盖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对中共来说，这样的需要至少达到2千亿美元的数量；而中共已经通过抛售1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变现了外汇现金，今后准备再抛售2千亿美国国债，这正是满足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之数。与此同时，中共最近还不断增加中国国债的对外发行，用这种方式借外汇来应急。这属于寅吃卯粮，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陷阱中。 那么，中共的贸易顺差能带来多少外汇流量呢？今年前3季度其对美出口为3,2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自美进口961亿美元，增长2.8%，对美贸易顺差是2,309亿美元。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拜登家族的电脑门事件进一步压缩了民主党得票的空间。川普明年很可能对中共提高进口关税，这将进一步减少中共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令中共的外汇储备更加吃紧。 今年从4月到9月这6个月里，中共通过对外发行国债，借来400多亿美元；又在1月到7月期间抛售了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钱都用于必需的外汇支出。即便这样筹措了将近1千5百亿美元的外汇现金，仍然无法维持外汇储备总额的稳定。今年9月底中共的外汇储备总额从上个月的31,646亿美元下降到31,426亿美元，一个月减少了220亿。中共不但是帐面上的3万亿外汇储备徒有虚好看，而且其外汇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困局面已近在眼前。 （全文转自大纪元）
就在美国总统川普染疫住院的同时，美国政府发布通告：严禁共产党员和其他专制极权政党成员移民美国。包括，不得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 消息传出，有人欢喜有人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声称：“如果属实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它还剩下甚么？它想给世界留下甚么样的印象？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再做这种有违、不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无助于维护它自身大国形象、信誉和地位的事情。” 华春莹的不满，集中反映在“可悲”二字。谁可悲？如果是美国可悲，岂不正中中共下怀，中共应该弹冠相庆才是，又何必出此怨言？如果是中共或其共产党员可悲，试问，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何在？为何非要移民美国不可？况且，中共在国内宣传和学校教育中，都是反美反西方，为何自己又向往美国、向往西方？如此精神错位、人格分裂，固然是中共本性，但拿到外交场合公然展示，似乎毫无自知之明，更无廉耻之心。 华春莹的不满让人不解。按理，禁令应该出自中共当局，而不是出自美国政府。自诩“热爱祖国”、“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断然下令：凡我中共党员，不得移民美国，不得移民任何外国；如有违反，即当叛徒处置。况且，中共视美国为敌国，称之为“亡我之心不死”，中共党员移民美国，就是叛国投敌，实为中共法律下的重罪。 另类中共发言人，《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则宣称：“中国有许多优秀人才是共产党员。美国的决定有助于让更多人才留在中国国内，因为它粉碎了他们的幻想，这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如今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众，对移民美国的兴趣也大大降低了。” 与华春莹的“可悲”论不同，胡锡进认为是好事，但口气中却流露出阿Q精神之嫌：你不让我移民贵国，我就找一些不移民贵国的好处，来一个精神胜利法。且不说胡锡进企图绑架非党员的中国民众，为他们“代言”何其虚假。其实，胡锡进的这段话，无形间泄露三个秘密：中共党员都有移民美国的幻想，如今被美国政府所粉碎；中共里的优秀人才都想移民，如今却只能屈居国内；中共党员并不留恋中国，而向往美国，从此却只能望洋兴叹。 华、胡二人的言论从不同角度证明，美国政府的决定打到了中共痛处。秘密在于，真正想移民美国、有能力移民美国并已经大量移民美国的，并非中国普罗大众，最多的恰恰就是中共党员、官员、红色权贵、达官贵人。中国的中下阶层，至少，由中共总理李克强所透露的那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币以下，尽管也向往美国、向往西方，却连最起码的出国条件都不具备。比如，即便留学或旅游，连个经济担保都拿不出来，又如何办得起昂贵的移民？ 中共的不满和怨言似乎不合逻辑，似乎令人不解，但却泄露中共党员、官员的本真：不愿意做中国人，来生不做中国人。中共把“爱国”、“祖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名词和口号喊得震天响，他们要的是中国老百姓做中国人，要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做中国人，甚至，要香港人做中国人，更甚至，要强求台湾人做中国人。 然而，中共本身这九千万党员，他们自己，却绝对不愿做中国人。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百个地不情愿做中国人，只要一有机会、一有缝隙，就拔脚开溜。尤其那些醉心极权和腐败的中共高官，灵魂深处，都是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溜字号人物。
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双十节，印度主流媒体《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和《政治家日报》（The Statesman）等与台湾驻印度代表处合作，刊登庆祝双十节广告。中国驻印度大使向媒体发函警告“此举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一中原则’，向印度人民传达错误的讯息。” 但中国大使的警告看来不但没有成效，反而引起民意反弹。双十节前一天，执政印度人民党（BJP）的德里党部发言人巴加（Tajinder Pal Singh Bagga）带人前往使馆区，把一百面印有中华民国国旗和“台湾，国庆日快乐”标语的海报，贴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道路的路灯上，公开“打脸”中国大使。在印度推特上，“台湾国庆”（#TaiwanNationalDay）标签冲上话题榜前三名。 印度人“力挺台湾”，不一定真的如此喜爱台湾，更主要是把对中国的厌恶通过“力挺台湾”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人民层面如是，在国家层面更如是。近期，印度和印太国家的关系急速升温，这和印度对中国的敌视形成鲜明对比。10月6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远赴日本，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本外相茂木敏聪、澳洲外长佩恩（Marise Payne）等一道出席“四方安全论坛”（Quad），主题就是如何合作在印太区域遏制“中国的扩张”。 12日，印度接待了美国副国务卿比根（Stephen Biegun），主题仍然推动美印合作对抗中国。四方安全框架以后是否会成为“印太版北约”，令人关注。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抛弃了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和“睦邻”政策，在钓鱼台、南海等方向挤压原先的友好邻邦；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和扩张军力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又通过“锐实力”渗透西方国家，直接威胁其国家安全。最早在武汉爆发的COVID-19扩散全世界后，中国外交进一步“战狼化”，更令全球主要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恶感全面上升。可以说，在短短八年闲，中国把原先大批友好国家都得罪了一遍。 在这一系列外交灾难中，把印度推到中国的对立面，才是中国最大的外交失误，最大的“外交臭棋”。要论证这点，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中印交恶根本没必要。第二，中印交恶后果很严重。本篇先论证“没必要”。 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美中交恶固然最吸引眼球，后果最严重。但美国本来就在中国的“雷达”上，印度却不必然成为中国的敌人。 美国长期是中共的假想敌。在中国，“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中共通过教育和舆论而从小灌输给孩童的意识形态，中共也习惯把中国发生的几乎一切“坏事”都说成“美国在背后挑动的颜色革命”。中共当然也会说“中美是夫妻”之类的肉麻话，每逢美国领导人来访时也会大肆宣传“中美友谊”，但在中国这个民众都习惯“表里不一”的国家，什么是场面话，什么是真心话，大家都心知肚明。 美国书籍《百年马拉松》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等目标，核心就是挑战美国霸权。因此在战略上，美国“注定”是中共的敌人，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是迟早的事。川普上台后，冲突提前发生了，对中共不是好事，但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美国迎头相撞固然是坏事，但不能说是“外交失误”，因为这种对抗本来就是中共预期会发生的。 相反，印度并不必然要成为中国的对手。 无疑，在历史上，中印发生过冲突，1962年还发生过战争，至今还有领土争议。但这些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在1962年战争中，中国虽然在战场上赢了，但打赢后又退回原先的实控线，印度并没有失土。 中国经常在国内宣传，这场战争被印度视为“奇耻大辱”。在一些中国民族主义分子口中，印度不死心，要厉兵秣马向中国报仇。但笔者和一些印度知识分子交流过，发现中国的这种宣传至少是不准确的。笔者交流的对象很多并非国际关系的研究者，而是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也并非特别热衷政治。惟其如此，更能了解在印度整体精英阶层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令笔者意外的是，综合他们的说法，印度人无疑很重视这场战争，但在他们看来（和在印度的宣传中），印度才是胜利的一方，因为“中国侵略者被印度人民赶跑了”。 那么中国为何会认为印度人感到“奇耻大辱”论，根据笔者猜想，或许是中国人对照自己的“抗日战争”产生的想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虽然是“胜利的一方”，但没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胜利”那一刻，半个中国还被日本占领。这种“战胜”的方式就被不少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至今，不少中国“爱国愤青”还愤愤不平，扬言要搞“东京核爆”、“东京十日”，“活捉苍井空”。这些口号虽然不能当真，但无疑都是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的投射。中国人把自己的心理经验，套用在印度人身上，难免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 中印之间的领土争议涉及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与所有邻国的领土争议中除了苏联（俄罗斯）之外最大的。然而，这种领土争议的重要性被人为夸大了，特别是被中国人夸大了。 首先，这些领土的归属本来就非常模糊，至少不是“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霸占中国”的，而是原先在历史上就没有分界线。 其次，这些领土绝大部分是边陲的不毛之地。拉达克东部（中国称阿克赛钦）是荒芜的高原，连牧民也很少去；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也人烟稀少，最著名的城市（也是阿鲁纳恰尔邦首府）达旺，也不过几千人。中印都是人口十四五亿的大国，这点人口简直不值一提。 再次，有争议的领土中，双方其实都各占一部分：阿鲁纳恰尔邦被印度占领，拉达克东部被中国占领。可以说，双方都没有明显吃亏。 最后，目前的实控状态其实对中国更有利。因为无论在拉达克还是阿鲁纳恰尔的边境，中国都是居高临下的一方，稳占地理优势。在中国、印度和不丹交界的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中国更直接威胁印度的“鸭颈”地带，挥军南下可以一下子把印度的东方地区切断。 其实，中印划界问题只要不是被中共自己煽动的“一点不能少”的偏激情绪绑架，其实多一点少一点，根本关系不大。如果双方抱著“互谅互让”的精神，按照现状划分国界，相信并非不可接受。事实上，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和邻国的陆地边界争议也多半按这种方式界定的。以前可没有什么“一点不能少”的说法。 即便领土问题无法解决，双方实施管控也不是难事。事实上，中印在1962年战争后，经历过1967年的小规模的锡金冲突（Nathu La and Cho La clashes），此后从1968到2013年的四十多年闲，只发生过1987年的桑多洛河对峙（Sumdorong Chu standoff），长期保持边境和平。这说明，双方的领土冲突是完全可控的。现在这一轮冲突，从2014年的边境对峙开始，到2017年的洞朗危机，再到今年的中印冲突，宏观上看，都是中国近年来与邻国系列领土冲突事件的一部分。谁是谁非，谁是挑起者，当然各有说法，但除非你笃信中国外交部那种“全是X方的责任”的逻辑，否则很难相信所有邻国都主动抱团挑衅中国。 中国和印度原本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 无疑，印度本身也是“大国主义”的典型，是南亚一霸。但印度的野心局限在南亚，或最多在印度洋。它没有野心把势力伸到东亚，没有野心挑战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更没有野心成为世界霸权。 无疑，印度对中国“吞并”西藏一直有异议，也收留了海外藏人建立流亡政府。但在2003年，以中国承认“锡金属于印度”交换印度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后，双方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海外藏人流亡政府的政治能量根本不足以威胁中国，印度让其继续运作，不过基于延续下来的道义。 但是，中国在印度最敏感的印巴关系上，一面倒地支持巴基斯坦。中国把巴基斯坦视为“巴铁”，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近年每一次印巴冲突中都明确站在巴基斯坦的一方，严重挑战了印度的地缘安全利益。中国更把势力深入尼泊尔，挑动了印度作为南亚霸主的敏感神经。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印度周边打造了一系列由中国控制的港口。这包括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巴托塔港、和缅甸的皎漂港。斯里兰卡的汉巴托塔港更被中国“租借”九十九年。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也有中国的身影。中国还在马尔代夫大规模投资基建。中国还计划在泰国开凿“东方巴拿马运河”，出口直接对准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它们在地理上形成包围印度、封锁印度的“珍珠链”。中国的“珍珠链战略”被视为对印度在印度洋的势力范围的巨大挑衅。 客观而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假想敌是美国而不是印度，“珍珠链”或更应被视为防止中国和美国全面对抗时，美国切断中国商路，尤其是石油运输线的策略。但自己的假想敌是谁是一回事，如何被印度“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当中国把势力扩张到南亚和印度洋，但又说“不针对印度”，这样印度又如何能相信呢？印度加入印太战略，正是对“中国威胁”的回应。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鼓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这一点上，和习近平、川普、普京等“强人”相得益彰。但即便如此，莫迪也不必然是中国的敌人。 事实上，莫迪上台之初，和中国关系相当不错。在莫迪的鼓励下，大批中国企业进军印度，“中国制造”处处可见。印度和中国一道深化打造“金砖国家”，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研讨要取代美元霸权的交易系统。印度又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投行”。 在印太战略的四方关系中，印度原是最不可靠的一方。在加入四方关系的同时，印度甚至加入了中国主导的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一脚踩两船的心态昭然天下。即便在中日洞郎危机后，莫迪在2018年还接受习近平的邀请到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2019年还回请习近平到金奈第二次“非正式会晤”，这种“领导人私交”被中国认为是加强双方关系的最好工具。 在2020年之前，中印关系的稳定，令中国对抗美国无后顾之忧。但2020年的变故，中印交恶，令中国的国际形势一下子变差。下文将进一步从“后果”讨论，为何这是中国最大的外交失误。（待续） （※作者为自由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艺人欧阳娜娜在9月30日播出的中国央视十一国庆晚会上献唱歌曲《我的祖国》引发争议，行政院长苏贞昌批评欧阳娜娜身为公众人物，享受自由民主和健保资源，却跑到对岸唱不适当的歌；陆委会称，欧阳娜娜作为台湾艺人被利用参加具有“消灭中华民国”意涵的庆祝活动，伤害了台湾民众感情，将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1条调查，若有违法将依法裁罚；不少网民留言主张注销欧阳娜娜国籍。 欧阳娜娜参加的央视国庆晚会和春晚类似，都并非单纯的歌舞表演，而是带有浓厚宣教意味的政治献礼，从主题（中国梦·祖国颂）、节目单、演员阵容上表露得十分明显，比如第一板块《风雨同舟，激荡爱国情怀》第四首歌曲《我的祖国》和第五首歌曲《守护》演唱者就横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同属一中的意涵呼之欲出。 唯一存在疑虑的，宣教对象严格上来讲应该是大陆居民，两岸四地歌手同台演唱爱国歌曲，也是以歌舞形式增强观众既有的大中国观念，让其更加支持对港对台政策，完成宣教效果。当然，网路时代节目全球放送，欧阳娜娜作为统战样板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她无形中成为中国观众眼中“台湾人”的代表，公开指称出身“中国台湾”，违背对等尊严原则，这是第一重令人遗憾的地方。 面对这种见利忘义的行为，不少网民和网路红人纷纷谴责欧阳娜娜背骨，呼吁政府注销她的国籍，人心向背可见一斑。当然，法理上，变更国籍需要国民自主申请，只有她入籍中国或持有中国护照才能被注销“户籍”。欧阳娜娜当然不会主动注销国籍，比起健保，她的台湾身份才是对中永葆统战价值的护身符，也正因如此，她的演艺生涯也愈来愈和统战身份捆绑，在台声誉也势必每况愈下，步黄安、刘乐妍后尘。 国族认同与文化统战 而欧阳娜娜的此举究竟是来自家庭、出于本心的国族认同还是骑墙式的掘金表态，坦率讲难以考辨。无论哪一种，单纯“言论”、“认同”上倾中亲共目前尚属言论自由保障范围，法律上也早已除罪化。 本事件和防卫型民主议题的关系也不大，目前台湾防卫型民主主要体现在“政党违宪解散”此一规范上，是针对组织化的行为，而经常被作为范例的德国在个人层面的禁制也仅集中在种族灭绝的言行上，台湾言论自由的限制承袭美国“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欧阳娜娜央视献唱确实观感不佳，但也未威胁到自由宪政的基本秩序，目前只能诉诸道德。 本次事件引发关注特殊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时机上，欧阳娜娜央视开唱正处在台海情势紧张，中国不断以机舰跨越海峡中线挑衅，引起舆论普遍反感的时期，此举无异于公开自我树靶；二是议题上，歌曲涉及复杂而敏感的国族认同议题，经历外来政权的威权统治、民主化与本土化后，台湾人的国族认同也呈现分层和驳杂的状态，迄今依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民众自我认同是中国人，台海现状的解决方案选择统一。中国除了军事上威吓外，也坚持打文化统战牌，不断鼓吹两岸同源同祖、血浓于水的认知，这和年轻世代天然独的倾向以及亡国感高度发酵的时机对撞，强化了对欧阳娜娜批判的声势与力道。 “祖国”之辨 这里还存在一层细微但须辨正的“祖国”概念，《我的祖国》中的“祖国”究竟何解？是PRC与ROC的合称／各表，还是代指文化中国？从原曲创作背景和央视节目设定反推，这里的祖国当无疑义，单纯就是PRC。 《我的祖国》原是1956年韩战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以韩战三角高地战役时志愿军对中国的热爱与思念为主题。伤亡惨重的三角高地战役（上甘岭战役）连同整个韩战（抗美援朝）在中国宣传中一直被夸大与神话为（PRC的）立国之战，甚至成为了民族情感的符号，在这样的复兴叙事中，“祖国”的意涵若从字面意思去解读，则显得相当离地。 因此，在整首曲子的爱国基调中，欧阳娜娜的两句独唱“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和“朋友来了有好酒”也并非字面上的中性平实非政治化，尤其是第二句“朋友”原意暗指朝鲜，相对的“豺狼”原意暗指美国（中国版韩战史颠倒黑白的指控联合国军侵略北方）。 可否开罚 问题在于欧阳娜娜央视献唱爱国歌曲不单单是“认同”或“言论”层面，已经涉及为中共宣传的“行动”范畴，若要开罚，对应的法律依据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台湾地区人民不得与大陆地区党、政、军或具政治性质机关、团体从事任何性质的合作行为”，是否当罚要先判断“机构团体”央视是否属于“具政治性机构团体”，以及央视演唱是否属于“涉及政治性内容之合作行为”。 第一点，央视是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副部级事业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又是由中宣部归口领导的正部级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国／中共的高阶宣传单位之一，虽然采取企业化管理，其耳目喉舌的政治性色彩突出明显，所以央视应在“具政治性机构团体”之列。 第二点，参照今年四月份陆委会发言人对张经义事件回应，“台商、台干、台师与台湾艺人，正常经商与表演活动，不涉及担任党政军相关职务与为其组织成员，没有违反两岸条例的问题”，欧阳娜娜属演艺人员，非军公教人士，央视开唱虽有浓厚的宣传性质尚属表演，依据现行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此举恐不在规范之列，这应该也是陆委会刀未出鞘的缘故。 联想到此前上海东方卫视驻白宫记者张经义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顾问吴茂昆都一度引发类似争议也都未开罚，前者和欧阳娜娜事件一样扬言开罚后又不了了之，后者则揭示了现有条例对职务内容限缩性的解释，即“个案仅为谘询性、非常态性或名誉性的顾问，或非固定编制、无核心权能，不致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第2项规定”，换言之，只有正式签署合作合约的任职才算是此条规定的“合作行为”，其他包括表演、演讲、座谈等形式，即便内容涉及中共宣传，即便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也都不在规范之列。 如此限缩性地规定“机构团体”与“职务内容”，恐怕无法起到预期的的规范效果，即保障国家安全或利益的立法初衷，漏网之鱼众多（自2013年起违反此条者仅37人开罚），除了名副其实的政治代理人之外，中国对台统战活动也在商业、学术、演艺、体育等诸多领域包装隐性的代理人，面对国民利用中国对台各交流管道配合宣传乃至渗透的行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力有不逮，这是第二重遗憾。此外，去年年底通过的《反渗透法》罚则针对“中间方”，不罚“接受方”，让人不免疑虑是否会重蹈《两岸条例》第33条的覆辙。 本条从2003年修订至今，仅在去年就两岸政治协商须国会双审议加人民公投一项作出修订，两岸交流情势丕变，第33条应审时度势跟上变化。在反吞并成为蓝绿共识，中国利用各种管道大举渗透、统战的情况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必要作出相应修正，对于禁制机构范围与职务工作给予更加合乎时势的界定，平衡国家安全与公民赴陆求职的需求。 统战经济牌 除了不仅有“两岸同胞中国人”的文化统战牌，欧阳娜娜事件还存在“经济准入到意识形态让步”的经济统战牌，欧阳娜娜并非孤例，包括主动附匪的黄安、刘乐妍，被迫道歉的周子瑜，为保有中国市场，台湾艺人主动或被迫做出符合中国期待的政治表态，这是第三重遗憾。 中国对台湾艺人予取予求先在结构性因素有二，一是中国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思维和挟市场以令外资的的经济磁吸手段，中国以政治因素介入艺文创作的恶行时有耳闻；二是台湾娱乐产业空心化，台湾艺人西进掘金早已不是新闻，既有周杰伦、蔡依林等资深名角，也有陈立农、林彦俊等后起新秀，这还是台前可见度高的演员与歌手，而幕后包括服装、化妆、道具、摄影在内的业者赴陆发展也不在少数，两者合流的结果正是当下窘境。埋头掘金和主动、被迫配合政治宣传有的时候仅是一线之隔，对于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欧阳娜娜固然应有道德层面的批判，可对于居于危邦的台湾艺人，也不宜完全押注在个人道德上，设法改善台湾娱乐产业的体质应该是比事后批判与惩处更佳的治本之策。 近年来台湾已经有几部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们与恶的距离》走出国际成功行销，这或将成为吸引投资的契机，当台湾娱乐产业收入逐渐不再倚重中国市场时，娱乐产业才有透过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律令留住人才，让予取予求的规训成为历史。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不到二十天，突然爆出拜登儿子的电脑丑闻。这件事当然是川普阵营的大手笔，事件内幕早在朱利安尼手上，一直拖，拖到近日才爆出来，因为只有留到临战时刻，打击力才最致命。 打选战都要讲策略，之前把﹑疫征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都拿来作子弹，各有效果，但来到决战时刻，没有比丑闻更有杀伤力的了。 这一次不是捕风作影，是有人证又有物证，材料份量十足，又都涉及贿赂﹑色情这种最有话题性的内容，牵涉的对象，又是乌克兰和中共，这些“往绩”可疑的国家。拜登阵营至今没有直接回应事件，实在也不知说什么好，要否认，证据俱在，要解释，又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他如何向自己忠诚的粉丝交代，又如何向全国选民交代，看来都是高难度的事情。 事情又涉及华信能源叶简明，叶简明已被中共自己抓捕了，为叶作马前卒的何志平，刚从美国放监回来，都有贪腐前身，水洗不清。拜登与中共贪腐集团有瓜葛，正如川普说了，选了拜登，就等于选了中共。 这件事证明，中共多年来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用心，果然是有收获的。中共用自己在大陆那一套见不得人的勾当，先诱之以利，等对方落叠，就变成利益共同体，然后通过这些政治代理人，在西方原有的体制内掺沙子，挖墙角，这些政客上了贼船，已经没有回头路，因为他们受贿和为虎作伥的证据，都在中共手上，中共随时可以用来要挟。 中共收买了政客，又收买传媒，政客与传媒沆瀣一气，再加上华尔街跨国巨头，简直可以“通街行”，肆无忌惮。 中共多年在美国国内活动，赞助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西方左派眉来眼去，互为犄角，又大做外宣，通过孔子学院拉拢普通美国国民，如此把守法与违法﹑正常与反常﹑爱美国与爱中共之间的界线都模糊了，然后中共就上下其手，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一套中共早已玩得滚瓜烂熟，美国人长期麻痹大意，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由著中共派出的人，公开地或秘密地在美国社会活动，等到美国墙角已经给挖得千疮百孔了，美国才猛醒过来。 美国人长期以来都太自信了，他们以为只有西方去改造中共，不可能给中共改造西方，不料中共把一个正常的社会弄得不正常的本事，比美国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们更厉害。如非川普上台，狠下心来清算中共势力，美国人可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百年的基业，正在被中共瓦解。 最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共与俄罗斯﹑古巴当选，台媒说是纵火犯进了消防队，证明在广泛的国际组织中，中共的渗透都有收成了，美国今日捶胸顿足，只是悔之已晚。照此办理，再过二十年，全世界便都是中共的天下，美国就要走向衰弱，全世界都要跟著中共走了。 所以，川普这个人，虽然性格狂妄，称呼人少得罪人多，但他终究做了一件好事，便是把中共独裁势力赶回大陆去了，从此西方国家金睛火眼，盯紧中共，再没有空子给中共钻了。 拜登的电脑门，一定影响总统选举，即使他当选了，往后法律部门的追责也不会放过他。对民主党来说，最明智的就是让拜登退选，由哈里斯补上，哈里斯也不干净，但至少没有那么证据确凿，看来川普再做一届的机会，倒是越来越高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十一”是中共建政71周年，官场官媒自然涌出一股爱国表忠声浪。然而，这股声浪与席卷各省市的企业转型生产芯片热潮一样，虽然号称要拿出当年造原子弹之热情、气势，但让人感觉正进入全民炼钢的大跃进时代。举国体制造假容易、隐瞒疫情容易，但无论大炼爱国心还是大炼爱国芯，岂是高官一声令下就可以炼成的？当爱国主义成为流氓政客最后的避难所时，当芯片成为流氓学者流氓企业榨取钱财的便捷工具时，虚假的爱国心与爱国芯岂不是更值钱？ 芯芯造假恐卷土重来 早在2018年中兴公司被美国制裁时，芯片之痛对中国人的刺激就甚于中美贸易战，民族尊严、生产危机都让芯片的研制备受中国政府、企业重视，“爱国芯”自此得名。投资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近年中国大批企业转型研制芯片，今年头八个月内地31个省市区，包括西藏、宁夏等，至少有9,333家企业转产半导体，拟订中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规模据称达9.5万亿元人民币。报告称，半导体的全民炼钢模式虽然被质疑，但绝对有利于产业的崛起。 争食9.5万亿元芯片大饼是工商界、投资界的本能，但官方就宣传要拿出当年造原子弹的爱国热情和气势，大有以举国体制一举攻克芯片难关之意。然而，被视为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科技标志性产物的“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真的是举国体制、独立研制之功吗，真的是如今可复制的吗？ 一方面，国际形势今非昔比。1999年，中共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有21位曾出国留学，他们带回的科研成果难以数计。如今，美国不只在芯片等硬件出口卡中国脖子，更严防严查中国盗窃美国高科技，卡住中国学者参与美国高科技研究的脖子。另一方面，当年的元勋多在先进的教育、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成长。如今，清华大学等自封世界一流大学，但教学理念、学术环境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尤有甚者，爱国芯流行之际，传媒都避提让中国自主研制芯片成为国际笑话的汉芯一号事件。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进通过磨掉摩托罗拉芯片的标签，印上汉芯标签，以此“发明”获得国家上亿元经费，造假被踢爆后，“汉芯之父”陈进仍全身而退，留下逍遥法外的质疑。曾令舆论慨叹的“汉芯龙芯中国芯，芯芯造假”，在全民炼芯的今日恐怕会卷土重来。 锤炼爱国心适得其反 以爱国的名义发国难财，在中国司空见惯。以爱国的名义号令民众爱党爱权贵，在中国也司空见惯。香港尚未见卷入大炼爱国芯的浪潮，但在被订立国安法后，也进入了大炼爱国心的时代。由中联办利剑高悬，到港警布满街头，营造起香港爱国新时代的国庆日气氛，锤炼著香港人的爱国心。如此土法炼钢式的锤炼爱国心，其成效适得其反。 英国人塞缪尔说过：“爱国主义就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塞缪尔并非反对爱国，而是反对以爱国为挡箭牌、反对民族主义的狼披上爱国主义的皮。如今，对一个专制政权而言，政治流氓的爱国主义既是对外民族主义的狼，也是对内吞噬人民自由的虎。当权贵与民众的利益冲突激化时，当局归咎于国外敌对势力的操控，以国家安全压制普选诉求、压制少数民族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当战狼外交引爆国际社会的反感、反制时，当局就诉之以爱国主义，要人民共度时艰，要民营企业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全民土法炼钢超英赶美已结束60多年，但政治体制不变、管治思维不变，变的只是炼造的目标和手法；大炼钢、大跃进的后果是非正常死亡数以千万计的大饥荒，炼爱国心炼爱国芯的后果，又将是甚么？
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前总统（8年中最佳：7.9%）和川普总统（3.5年中最佳：5.6%）的黑人失业率都低于奥巴马前总统（8年中最佳：8.1%）。甚至最新的数字川普总统任期内（2020年第1季度）为6.2%，也优于奥巴马的8.1%。数字会说话。现实是，共和党总统川普应得的最佳比例为5.6%（2019年第3季度和第4季度），无论有人喜欢与否，都必须承认这事实，黑人失业率基本上与奥巴马无关。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比较主要的美国股市指数：小布什在2008年大选之前的最佳表现（B），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之前的最佳表现（O）和川普迄今为止的最佳（T）。 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O从B增长7.28%，T从B增长34.9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O从B增长32.32%，T从B增长104.88% 迷你道琼斯期货：O从B增长28.04%，T从B增长101.3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O从B增长85.79%，T从B增长243.26% PHLX半导体行业：O从B增长14.12%，T从B增长173.67% 3.5年的川普经济远好于奥巴马的8年，这是一个简单而不可否认的事实。经济的改善导致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失业率降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仍然比拜登具有更高的潜力。 为甚么有些人不喜欢川普？（然而就像有些人不喜欢前总统奥巴马/前副总统拜登一样），因为川普改变了奥巴马的政策。经济的波动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很敏感，你怎么能说川普上任18个月或更长时间后产生的大量成果和数字（开始惩罚作弊的中国、开始遣返最严重的非法移民─无论他们来自中国、墨西哥、中东或欧洲等）是因为奥巴马？ 我们为甚么不说奥巴马时期的黑人失业率是因为小布什所带来，因为小布什实际上比奥巴马拥有更好的纪录？虽然许多政绩结果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果，但是人们不能说黑、白人种高中毕业率的趋同是因为小布什的政策。就像奥巴马没有在肯尼亚上大学，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没有在索马里上大学，许多非裔美国人在台湾而不是南非上大学一样，白人总统仍然可以为黑人带来良好的政策成果。检查一些统计数字对照事实，这不仅仅是不可靠的形象，廉价的谣言或（激进的左派）偏见。 如果前总统奥巴马、前副总统拜登是当今执政者，他们将不会发布年初1月31日禁令或隔离来自中国的人（当时许多民主党人士实际上是反对的）。他们在2014年批准赞助零基础的武汉病毒学研究所370万美元，直到川普知道并制止它。民主党人士仍毫无警觉能力的试图分散美国民众的注意力和精力；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在2月下旬仍然“邀请所有人”“不戴口罩参观中国的小镇”。作为一个73岁的男人，川普几乎每天都在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会议，自2月26日起就站在那里回答各种问题，这位77岁的拜登能做同样的事情吗？还是要打上问号。 而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联邦制，如涉及交通、医院、警察等大多数日常措施的大多数权力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纽约（案件密度为全美第1名，死亡密度为全美第1名），新泽西州（第2名，第2名），康涅狄格州（第6名，第3名）和其他一些民主党州州长在3月反对川普总统的限制性检疫措施，因此他们遭受的打击最大。这一切真正又该怪谁？ 截至6月7日，在2016年案件/人口率比最高的前10个部门（divisions）中，有8个由民主党领导人领导，9个投票给希拉里。在死亡率/人口率比最高的前10个部门中，有9个由民主党领导人统治，其中9个2016年投票给希拉里。在51个行政区划（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与武汉肺炎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在民主党之领导阶层统辖的州（共25个州）中是其共和党领导层统辖的州（共26个州）的2.48倍。2016年希拉里（21个）部门的平均值是2016年川普（30个）部门的2.92倍。两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今年的选举结果将会是川普检验政绩与美国利益优先政策的最佳时刻。 对于目前已经趋势明朗的下届美国大选，《The Economist》指出，目前拜登在民调、投票预测中领先的情况其实和2016希拉里的情况很像。如果经济复原的速度加快，川普在摇摆州开始取得领先或是拜登又在不当时点犯大错或爆丑闻，那川普就会后来居上。假如拜登当选，美国的政策会发生甚么变化？这是一个值得台湾相关单位的领袖与国际关系界都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如果这位前副总统上台以后不只是重返奥巴马时期的和中路线，而是进一步表明希望两岸能和解甚至签署中程协议，台湾准备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