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日,由新華社主管主辦的《上海證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廣泛關注。引起關注的原因並不是這篇文章說了什麼,而是它沒說什麼。這篇題為《高質量發展 豈能缺少企業家精神》的文章對包括馬化騰、任正非等中國商界名人點名讚揚,唯獨沒有提到名氣最大的馬雲。 自去年10月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之後,馬雲就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直到上個月20日臘八節,馬雲才露了一小面。馬雲通過視頻連線形式,出席了「馬雲鄉村教師頒獎典禮」並發表講話;還說,「等疫情過去了,我們再見面」。 這兩條消息告訴我們,慈善家馬雲似乎依然安好,但是指點江山的企業家馬雲不在了。 去年年底,中國監管部門對民營資本的龍頭企業阿里巴巴進行反壟斷調查,把中國首富馬雲一段時間以來的厄運推向高潮。在此之前,螞蟻金服集團上市計劃叫停,湖畔大學擴展計劃受阻,互聯網集資平台被取締。與此同時,馬雲本人和他的公司又遭到官方和民間雙重輿論的圍剿。當時網上紛紛流傳,馬雲要把他的企業和股份全部獻給國家。很多人認為,馬雲難逃牢獄之災。 不過我認為不至於。我當時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現在依然認為,馬雲很可能軟著陸。阿里巴巴不會垮,可能分拆,可能會部分收歸國有,但公司還保留。馬雲會減少出頭露面,聽不見他指點江山了,但是在適當的時候還是會讓他出來露個臉、亮個相的,表示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現在看來,我這個估計還是對的。 馬雲的問題說來也很簡單。馬雲的問題就是做得太大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所以會遭到當局的打壓。不過也正因為馬雲做得太大了,大到不能倒,馬雲本人成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在國際上的一個招牌。當局不能不投鼠忌器,既不能把他抓起來,也不能讓他消失掉,所以就有了現在這樣奇特的處境。 馬雲這次遭遇滑鐵盧,最初的導火索就是他在去年10月,對中國的金融監管系統提出嚴厲批評;緊接著又是他的螞蟻金服上市叫停。按說馬雲出道以來,不止一次遇到過來自官府的麻煩,但都被他一一化解。這次他以為只要低低頭,服個軟,表示「馬已經服」,就算過去了。殊不知,當局又對他的阿里巴巴啟動了反壟斷調查。這肯定是他事先沒有想到的,因為就在事發的前一天,阿里巴巴還發了個嚴正聲明,說「有關外媒報道中央調查組進駐阿里巴巴一事純屬謠言,我們將對造謠者追究責任」。話音未落,反壟斷調查就來了。固然,阿里巴巴確實存在壟斷的問題,但當局的做法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其實,近幾年來,馬雲已經比過去低調多了。他知道樹大招風,從2013年到現在,他都退了四次休了。先是辭去阿里巴巴的CEO,然後又辭去支付寶的公司法人,又辭去了阿里巴巴的董事長、董事等等。可是現在的馬雲已經成了商界的鄧小平,他的名字比他的職務、頭銜大。少了些頭銜、少了些職務,馬雲仍然有在商界呼風喚雨的能力。獨裁者習近平對馬雲的不滿想必也是由來已久,於是馬雲在劫難逃。只是鑒於馬雲在國內、國外的巨大名聲和作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招牌功能,習近平不敢做得太絕而已。 從馬雲的遭遇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習近平是何等的獨裁與蠻橫。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如何理解拜登應對中國挑戰的所謂「戰略耐心」及其後果,成為關注美中關係走向的人當下都在思考的問題。從拜登至今迴避與習近平直接通話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來看,拜登既不急於與習近平做交易,也不怕這樣會給美國帶來太大風險。於是我們看到,習近平毫不掩飾他的失望和焦躁,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高調敦促拜登,早日恢復美中高層對話。 坦率說,對拜登的「戰略耐心」,我並不驚訝,因為他現在與習近平沒有太多話好說。也就是說,冷落一下習近平,對拜登沒有甚麼危險或損失,反而給自己創造一個機會,全面審視和評估未來對付習近平和中國的策略。在這個背景下,習近平急於與拜登進行對話的態度,倒是讓我有點感到意外,因為我不能理解,在經歷了2020年中國造成的全球大疫、世界還無法看到這場巨大災難何時結束的情況下,習近平竟然看不到,此時拜登不可能給他任何有意義的合作承諾,即使他有這個想法,政治上也完全行不通。但習為甚麼要擺出急於談判的姿態呢?是內部危機的壓力所致,還是習陷入一廂情願的病態? 一些有深度的評論家認為,習近平看見的世界,與許多人,尤其是與身處海外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完全不是一回事。習認為中國並沒有因2020的疫情而失去戰略機遇期,恰恰相反,是美國和西方在疫情中充分展現了深刻的制度和社會危機,進一步證明中國崛起而西方衰落的大勢。習近平年初斷言,「時與勢在我們一邊」,支持了這種分析。也正因為習的這種精神性格越來越明顯,日本的大前研一才會在最近發出了「習近平已經希特勒化」的警世之言。 那麼,從這樣的角度如何來理解習近平擺出急於與拜登談判的姿態呢?如果這是一種戰術和策略選擇,也就是說是一種「戰術急躁」,在拜登拒絕與他「合作」的情況下,習近平能對美國,對整個世界秩序做出實質性傷害嗎?這才是現在許多人真正關心的問題。總體看,習在整個國際政治舞台的信用和聲譽已因2020而遭到無可挽回的損失,不少人,特別是外國人因此而認為,習發動戰爭的風險在上升,但國內的一些知情人士卻堅定地認為,習近平其實最不想打仗。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與希特勒非常不一樣,背後的原因,就是希特勒的德國軍隊確實能戰、善戰,而中共腐敗的解放軍更像當年的「北洋水師」。 那習近平為甚麼還要擴充軍備?基本原因就是習相信中國現在有了「大清」所沒有的「軟實力」,可以在軍備威懾下,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結果。這正是拜登的「戰略耐心」難以回答的挑戰。雖然很難知道緬甸政變背後是否有習近平,但可以肯定,習將會支持緬甸軍方鞏固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而習近平對拜登任期的最大挑戰,可能正在台灣政治舞台上展開。難捨「大一統」的台灣藍營,最近有了一些重要的「異動」,其中包括趙少康重歸國民黨,也包括「白狼」張安樂接受中共媒體的高調專訪。這些異動令人不難做出這樣的想像,那就是未來四年,習近平將充分利用拜登政府被國內危機糾纏的時機,全面調動中國大陸和台灣藍營的「大一統」情節和社會資源,推動所謂的「智統」台灣。
近幾十年來,諾貝爾和平獎成為西方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的利器,好些國家的政治反抗者象徵人物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後,最後都成了帶領該國實施民主化的領軍人物。比如,曼德拉之於南非、昂山素季之於緬甸。有些人物雖然沒能成為一國實現民主化的政治領袖,但至少在授獎之初時,確實寄予厚望。但象昂山素季女士這樣一生經歷過先是百譽集身,繼而是群毀畢至,加譽毀譽都是同一批機構的同一批人;執政前身陷囹圄,執政過程中因政變被拘,關押她的竟然都是緬甸軍方,放眼望去,可能也就她一人。 其間因由,個人因素有之,但更重要的因素卻是她身處的政治角斗場太過兇險。 緬甸本身就是政治修羅場 說緬甸是修羅場,出於兩點,一是民族矛盾非常尖銳,武裝衝突不斷;二是軍人勢力強大。 緬甸自獨立以來,族群問題一直是長期困擾和影響緬甸政治的棘手問題。據「奧斯陸和平研究所」2016年提供的統計數據,1948年—2015年,緬甸政府軍同相關族群武裝組織共發生268起規模、強度、持續時間長短不一的武裝衝突事件。2015年10月15日,緬甸中央政府與八支少數民族武裝力量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停火協議。但簽署協議的少數民族武裝中,並未包括克欽獨立軍、果敢同盟軍等實力較強且與緬甸中央政府矛盾較大、近年來多次發生衝突的少數民族武裝。2015 年 11 月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民盟) 贏得大選並於次年4月開始執政以來,緬甸政府軍和少數民族武裝之間仍然不斷爆發規模不一的武裝衝突。其中以2018年上半年緬軍與少數民族武裝力量爆發的衝突最為嚴重,緬甸國防軍炮轟了克欽獨立軍位於孫布拉蚌鎮(Sumprabum),懷莫鎮(Waingmaw)和德乃鎮(Tanai)營地,導致12萬人流離失所。 軍政府勢力猶在且有憲法保證 軍人政權是緬甸政體的一大特色。緬甸國防軍領導人奈溫於1962年建立了軍人政權,開啟了長達五十多年的軍政府統治時期。1988年,奈溫政權因經濟不振和政治迫害被迫辭職,以蘇貌為首的新軍人集團上台執掌國家政權。2010年,緬甸舉行了全國多黨民主制大選;2011 年,第一任總統吳登盛上台,開啟了民選政府時代。但吳登盛的軍人背景,仍然標誌著緬甸軍人統治並未結束。2016年3月30日,民盟資深成員吳廷覺總統領導的新政府宣誓就職,開啟了「文官主政,文軍共治」的新歷史階段,軍人與政治的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 但是,在丹瑞大將領導下制定的《緬甸憲法(2008)》,讓軍人保留諸多權力,成為與民盟政府並立的另一權力中心。據緬甸《2008年憲法》規定,緬軍不接受文官政府約束,是獨立的、超脫於國家政治生態之外的軍人集團,又是「國家的監護人」和「憲法的守護者」。除了規定軍人擁有議會25%的席位、修改憲法必須獲取75%議員的同意之外,憲法第417條規定:若出現企圖以暴動、暴力及不正當強制手段去奪取聯盟主權的情況,導致聯盟有瓦解危機或可能出現喪失主權情況時,總統可在與國家防務與安全委員會協商之後頒布緊急狀態。第418條(a)款更是明確規定,若是發生第417條所指的情況,總統應當宣告把聯盟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權力行交給軍方總司令,讓他能夠採取必要行動平定局勢。 因此,緬甸軍方昭告天下,他們的軍事行動是依據憲法行事。 緬甸是美國與中國政治角力的競技場 南非曼德拉不負聯合國、美國、歐洲主要大國厚望,在它們幾十年的長期支持下,終於將南非變成了一個彩虹國家。對這個彩虹國家的建成,世界媒體為之歡呼了好幾年,直到南非逆向種族歧視盛行、經濟上從中等發達國家再次墮入發展中國家、犯罪率高發為止。南非的現狀,雖然主流媒體不談,但其實明白人都清楚。 也因此,昂山素季成了聯合國、美國、歐洲主要大國寄望所在,進步力量都希望昂山素季能夠領導緬甸的民主化,為民主有缺陷的亞洲、也為世界打造一顆民主之星。 不過,與西方各國相比,中國與近鄰緬甸的關係更密切。長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緬甸實行高壓制裁政策,與緬甸幾乎沒有任何正式外交關係。緬甸的最主要外交國就是中國,並和柬埔寨一道成為中國在東南亞最忠實的盟友與利益代言人。除了大量中資企業在緬投資,中國還在緬甸修建石油運輸管道,以擺脫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緬甸對於中國來說,不僅有重要的經濟意義,更有不可估量的政治價值。長於利益外交的中國,非常清楚軍隊在緬甸政治中的作用,一直刻意維持著與緬甸軍隊的友好關係,而且不止是國防軍,還包括一些少數族的武裝部隊,方式是為他們提供軍事裝備。據說緬甸軍方在1月中旬與中國外長王毅見面時,通告了可能採取軍事行動的消息。 西方對緬甸的影響,主要在於扶持了昂山素季這位名震全球的政治象徵人物,遠不如中國那樣根植於緬甸本土。 昂山素季掉入本國與西方政治文化的夾縫之中 昂山素季執政後最受詬病的是兩件事情: 一是她所在的政黨贏得大選後,由於《緬甸憲法(2008)》規定,與外國公民結婚或子女為外國人的緬甸人不能成為總統或副總統。昂山素季的丈夫是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阿里斯(1999年去世),她的兩個兒子是英國公民。因此,她只能任外交部長兼總統事務部長。為了繞開這條法律,昂山素季模仿李光耀退休後攬權的方式,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個「國務資政」的職位,而且公開稱自己會成為在總統之上的實權領袖,領導政府——此舉自然被視為昂山素季貪戀權力。 昂山素季領導的是本國政府。由於本國政治的需要,導致她在處理羅興亞人危機及嚴厲打壓記者。羅興亞人是緬甸境內的穆斯林群體,當年英國殖民政府引進的孟加拉移民。獨立後的緬甸政府一直不承認羅興亞人的公民地位,再加上緬甸的主體信仰是佛教,信仰衝突更為民族矛盾火上澆油。從2010年開始,羅興亞人和緬甸政府之間的流血衝突不斷,最終演變為大規模的鎮壓,羅興亞人死傷慘重,引發難民危機。聯合國調查後,公開譴責昂山素季未能制止暴力行動,沒有運用職權和道德聲望遏止仇恨言論在國內散播,任由軍隊胡作非為,為此要負部分責任。面對聯合國的責難,昂山選擇站在軍方一邊,為此還專門於2019年率領法律團隊前往荷蘭國際法院,親自為相關指控辯護,國際社會對此輿論嘩然。2018年,兩名路透社僱傭的緬甸本土記者因報道緬甸政府軍大開殺戒,被以違反《電信通訊法》的名義判刑7年;同年9月,《緬甸環球新光報》某位政治評論員因為不斷批評昂山素季,而被緬甸司法當局以「分裂」罪名判刑7年。 昂山素季因此備受國際社會批評指責,當年爭著授獎給她的十餘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相繼撤銷獎項,包括牛津自由獎、柏林自由獎、加拿大榮譽公民、國際特赦組織良心大使獎等榮譽。BBC對她曾用盡了讚美之辭,2019年12月專為她寫了一篇《昂山素季:從「人權鬥士」到「種族屠殺」辯護者》。 我無意批評昂山素季。設身處地,以她之身份,所處之地又是各種政治勢力兇狠纏鬥的政治角斗場,2月1日之變應該是意料中事。舞弊之事我不認為是空穴來風,對她與她的政黨來說,學習他國政黨操縱選舉的做法並非難事。她的失手在於對手是執掌軍權的實力派,還有本土憲法加持的合法權力。美國與西方世界現在自顧不暇,譴責應該就是對她的最大支持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波譎雲詭、驚心動魄的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隨著白宮易主終於塵埃落定。挺川和反川者之間劍拔弩張的極烈爭戰,終於可以偃旗息鼓。此次選戰之亂象橫生、聚訟紛紜,為幾十年來所僅見,其結果甚至導致一些人絕望美國、懷疑人生。明智的因應之道是,告別亢奮,靜下心來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美國這一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是否像一些人所擔心那樣就此暗淡?世界大局的「時和勢」,是否像中共黨魁習近平所說的那樣轉到了中共黨國一邊?在這一場選戰中進一步分化中國自由派,究竟應如何自處? 美國這盞自由民主的燈塔並未黯然失色 美國此次總統大選,不盡如人意之處甚多。郵寄投票,本來只是在萬不得已情形下的例外,這次大選中一些州的行政部門則以新冠疫情為由臨時改變投票和計票規則,使郵寄投票成倍激增,大大擴大了選舉舞弊的空間。川普團隊發現一些舞弊現象而懷疑選舉結果,依法倉促向執法和司法機關投訴,可惜對川普懷有成見的法官們卻拒絕立案,堵死了川普團隊證據呈堂和法庭控辯的機會,司法救濟付諸闕如。再加上諸多左翼主流媒體長期對川普及其支持者進行妖魔化而偏袒民主黨,連社交媒體巨頭們也運用其權力封殺川普。川普支持者投告無門,群情激昂。他們所採取的行動,於2020年1月6日達到頂峰。幾十萬人云集華盛頓遊行示威向國會施壓,更有上千名毫無章法的烏合之眾(這些人包括挺川和倒川陣營雙方的激進人士但所佔比例仍待調查)在議員們正在對各州選舉人票進行辯論認證時衝進國會,迫使議員們緊急撤離並造成5人身亡,舉世嘩然。 但是,通過選舉產生合法政府的權力和平交替仍然順利完成,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並未崩潰。川普及其律師團隊質疑選舉結果而在法律框架內提起法律訴訟,直到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接受選舉結果,謗議甚多。但是,這個爭議與仲裁環節,本來就是選舉制度的有機組成部份。川普的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只要不訴諸暴力,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受法律保護的正當民意表達,完全無可厚非。至於川普本人,在眾說紛紜、群情洶洶的複雜環境中,仍然保持冷靜而堅決拒絕採用武力解決爭議,嚴守民主政治家的風範與準則,也還可圈可點。在行政權力和平交替之後,美國憲政民主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結構完整無缺,美國社會也恢復常態而療治殘酷選戰所造成的創傷。紐約港自由島的自由女神像,依然光彩照人;美國這座世界民主燈塔,仍然光芒四射。 時與勢沒有轉到中共政權一邊 正因為美國是全球民主的大本營,這場選情激烈的美國總統大選舉世矚目。全球民主人士固然全身心投入關注這場選舉,獨裁政權對這場選舉的關注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當今之世界,有能力和魄力置獨裁政權於死地者,非美國莫屬。北朝鮮獨裁者金正恩,在確認川普敗選之後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啟核計劃。西朝鮮獨裁者習近平,也迫不及待地在2021年1月11日一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班上宣布「時與勢在我們一邊」。 習近平幸災樂禍可以理解,但他關於時來運到、福星高照的判斷,卻只是痴人說夢、異想天開。實際上,關於民主制度衰敗和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衰落的論調由來已久,而且這種論調也並非空穴來風。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產業重組,造成了民主發達國家的產業空殼化和製造業工人的結構性失業,給這些國家帶來重創,美國中部傳統工業城慘不忍睹的「鐵鏽帶」最為典型;經濟上的結構性變化,同時又使社會結構惡化、分化和斷裂,得益於全球化的信息資本、跨國財團、政治權貴、城市白領等躊躇滿志,而在全球化衝擊下利益受損的本土工業資本、本土中小業主、本土白領、本土藍領等滿腹愁楚;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撕裂也步步加深並展現兩極化新態勢,以全球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的左派為一方,以反思全球化和保守主義的右派為另一方,黨同伐異、勢同水火。在政治層面,民主政治的績效嚴重垮坡,職業政客、頂級富豪和知識精英同流合污而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為謀取私利而犧牲國家民族利益;司法和媒體高度政治化而損害中立與公正,良性的政黨競爭時常淪為只論輸贏不問是非的政治惡鬥;憲政民主制度受到後現代道德相對主義日益嚴重的內部質疑、侵蝕和挑戰;政商學媒各界都有相當人群對後極權主義黨國削弱自由民主秩序的胡作非為以及黨國資本主義敗壞道德規範的罪惡行徑喪失了戰鬥意志,甚至於降志辱身,背叛自由民主價值和道德原則與後極權主義黨國進行浮士德交易。 川普出任美國總統,是一個轉折點。2016年揭櫫「讓美國再偉大」和「抽干華盛頓沼澤」兩面大旗的川普,被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選民送上總統寶座。這位完全沒有從政經歷的異類「政治素人」橫空出世,成為氣勢如虹的政治領袖,體現著美國朝野的新覺醒。川普政府的努力,在「讓美國再偉大」和「抽干華盛頓沼澤」這兩個方面都初見成效,儘管因為川普本人桀驁不馴、剛愎自用等性格弱點和在執政過程中蠻橫任性、簡單粗暴而廣受詬病。 為了「讓美國再偉大」,川普政府確立了以資金迴流和重建製造業為中心的經濟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在稅收和福利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確立了保守主義思想路線、回歸體現於《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美國立國精神;確立了以中共政權為頭號敵人的國際戰略,扭轉持續了幾十年的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政策,並與中共政權展開硬碰硬的貿易戰、科技戰、信息戰;而且,在執政後期由國務卿彭佩奧團隊著手組建以對付中共政權和重塑國際秩序為目標的全球民主聯盟。為了「抽干華盛頓沼澤」,川普政府以多種方式向朝野上下展示職業政客、跨國財團、科技巨頭和左翼主流媒體使民主國家誤入歧途的風險,並提出了有效約束這些不健康力量的有益構想。 川普及其保守主義支持者對左派「政治正確」的衝擊也卓有成效,儘管有矯枉過正之嫌。這裡所說的「政治正確」,當然不包括左右兩派有高度共識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左派「政治正確」指的是因為對平等和正義的片面理解而走火入魔,形成反噬自由民主的政治禁忌。比如,將捍衛和增進族群平等的文化多元主義推向極端而陷入道德相對主義,貶低以自由、民主、法治為核心價值的現代西方文明;在保護弱勢族群的旗號下袒護專制主義傳統和陳規陋習,甚至於義正詞嚴地壓制言論自由;將經濟平均和結果平等確立為優先目標,使國家福利蛻化成有利於懶漢們不勞而獲的剝削機制和不堪重負的赤字財政;給全球化塗上神聖光環,將民主發達國家對民族工業、高新技術、知識產權、就業機會的正當保護妖魔化化為「右翼民粹主義」。美國及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回潮,其主流是對已被「政治正確」擾亂的世界撥亂反正,打破禁忌踏踏實實地解決實際問題,回歸純正的自由主義價值和制度。因為左派「政治正確」已經導致極右勢力的反彈,回歸純正的自由主義價值和制度,削弱激進左翼「政治正確」造成的社會和文化衝擊,也是抑制種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有效途徑。 川普團隊所開創的事業,不會因為川普敗選而終結。他們所留下的政治遺產,會為新的執政黨、在野黨及美國社會所傳承。對川普團隊所開出的藥方及其療效,可以見仁見智,但川普團隊能確診病灶並獲得社會認可,就已功德無量。過去幾個周的政治局勢表明,在有條不紊的政府權力交替完成之後,美國朝野上下只能直面川普團隊所揭開的問題、努力完成川普團隊未能一蹴而就的事業。自由世界和民主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本來就遠超中共黨國以及與中共黨國同床異夢的其他獨裁政權。川普團隊所開創的新局,已經為重擊極權黨國奠定了堅實基礎。試過了川普單挑中共的戰法,當今換轉為拜登拉盟友一起對中共打組合拳的新戰法,但願能別開生面。 新冠疫情和大選亂象對美國及民主發達國家帶來的困擾,並沒有撼動他們的根基。反觀中共黨國,其日薄西山、窮途末路的基本運數並未改變。表面看來,美國的大選亂象似乎給中共黨國提供了渾水摸魚的難得機會。黨國宣傳機器和遍布全球的「五毛」們,也確實抓住這個機會瘋狂詆毀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對美國大選投入這麼多的關注、捲入這麼多的討論和爭論,既體現了他們對民主制度的濃厚興趣,也給他們提供學習民主制度和民主選舉的難得機會,這本身就是對中共黨國專制形成挑戰。出手重擊中共政權的川普在中國民眾和全球華人中獲得廣泛愛戴,折射出他們對中共黨國的深仇大恨。 中共執政七十年來,一貫將它所製造的災難扭曲宣傳成為它領導抗災的無恥慶典。這次也不例外,中共黨國似乎又一次成功地將新冠疫情的種種人為災難,掩蓋於對習近平英明決策的歌功頌德、肉麻吹捧之中。但是,對疫情防控「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習近平封鎖信息隱瞞疫情造成病毒失控而流行全球的罪錯,早已使他的個人形象在全球範圍內受到無可挽回的損毀。習近平及中共政權毫無懺悔之心的虛假宣傳,只能引起世人更強烈的反感和更大的追責決心。 習近平在登基以來,喪心病狂地系統迫害異議人士、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碾壓香港自由民主、對特定族群施行文化滅絕,並以權謀私假公濟私通過選擇性反腐大規模清洗政敵,大開歷史倒車,重演個人獨裁及個人崇拜、妄圖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拖回到極權社會,中國社會各階層對這些暴政惡政已經怨聲載道。習近平從政以來從來就沒有可資炫耀的政績,登上大位之後也只是增添了雄安新區、一帶一路之類勞民傷財的爛尾工程。他倒行逆施不斷加速國進民退並重啟黨組織對經濟的直接管控,進一步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使中國的經濟滑坡越來越嚴重,房地產危機、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已經危如累卵。 習近平為了收割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支持來彌補執政合法性的缺失並鞏固他個人及中共黨國的專制統治,野蠻地推行戰狼外交,在中國周邊以及全球內張牙舞爪,特別是與美國交惡,使得外強中乾的中共政權更加內外交迫、風雨飄搖。世上沒有永久的執政黨,中共黨國被歷史淘汰之步伐在日益加速。心智清醒、良知未泯的黨國廟堂中人何嘗不想使中共脫胎換骨、使中國和平演進到憲政民主,以償還孽債自我救贖。習近平死不改悔,繼續帶著末日瘋狂裝神弄鬼,難逃禍起蕭牆之噩運。 中國自由派唯有齊頭並進 這次美國大選中的意外不幸,是中國自由派的又一次撕裂,而且是範圍最廣、裂痕最深的撕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本就龐雜。中國自由主義陣營至少有自由知識份子、中共黨內民主派、民運異議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維權律師和草根維權人士六路人馬,在中國企業家階層等其他社會群體中自由派人士也在所多有。中國自由派有捍衛人權、追求憲政民主的共識,但其內部的思想源流及思想成熟程度差異很大,更不用說他們在政治傾向、對中共的判斷、對美國及國際社會的認知、對民主發達國家內部左右之爭的體會、對保守主義及其他思想流派的取捨等議題上的種種分歧了。正因為如此,中國自由派一直為內部分裂和紛爭所困擾。 中國自由派中的大部份人挺川,至少有兩個很簡單的理由。一個理由是他們支持川普團隊對中共政權的有效打擊。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歷屆政府對中共政權連續施行姑息和綏靖政策達幾十年之久,使中共政權日益壯大成為全球專制主義大本營,並有足夠的實力對內全面打壓中國的自由民主、對外挑戰全球自由主義秩序。川普團隊扭轉了這種局面,正確地將中國政權確定為頭號戰略敵手,並將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區別開來,從點到面、由表及裡對中共政權展開一輪又一輪的打擊。中國自由派挺川人士擔心幾十年來一貫親共並與中共政權有利益勾連的拜登會重蹈覆轍、重走對中共政權姑息和綏靖的老路,甚至期待川普在第二個任期再接再厲對中共政權施行致命打擊。另一個理由是這些對左禍有切膚之痛的中國自由派,幾乎對左傾思想深惡痛絕。他們對西左也深懷戒備,因而在美國內政方面支持川普團隊的保守主義傾向,贊同他們在政府責任、市場規範、稅務負擔、公共開支、家庭傳統、宗教傳統、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保守主義政綱。 中國自由派中一部份人激烈反川,理由也並不複雜。他們全盤接受西方媒體界和學界同行對川普的指控,將川普定性為右翼民粹主義者、偷稅漏稅的奸商、白人至上主義者、謊話連篇的流氓騙子、破壞美國民主的獨裁者。平心而論,川普的政敵們依照門戶之見給川普貼上的這些負面標籤,言過其實,本不足為訓。但川普在個人性格上的瑕疵和魯莽任性的言行,確實授人以柄、樹敵太多、自招其禍。 既然分歧和撕裂因美國大選而起,也應隨大選塵埃落定而煙消雲散。挺川派所託非人,反川派誤判誤傷,皆隨歷史翻篇而成過去。畢竟,雙方都激情澎湃地捍衛自由民主,都熱切期待中國的憲政民主。國運不佳,中國憲政轉型大業一波三折。負重致遠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其相處之道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超越內部分歧,同心協力勇往直前;中策是退而求其次,像「反送中運動」中的港人那樣,「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最不濟的下策則是橫炮自戕、相互拆台。慎思明辨,中國自由主義同道沒有理由選擇自毀前程之下策。 2021年1月30日 來源:縱覽中國 作者馮崇義是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
去年緬甸舉行五年一度的國會大選,被視為是對昂山素季名望和政績的驗收,結果她帶領全國民主聯盟(NLD)獲得壓倒性勝利,以緬甸軍方為主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卻稱選舉充斥舞弊,因而拒絕承認大選結果,而有今日軍方宛如政變將昂山素季帶走。過去外界每每寄望昂山素季藉人權和民主領域的聲望,能對緬甸擘劃美好前景,甚至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卻也理解到昂山素季為求穩定執政,必須和握有槍桿的軍方集團做出很大妥協,結果只見民主和槍桿之間的矛盾有多深。 昂山素季遭軟禁期間,因國際聲援以及個人堅毅的特質,長期在緬甸享有高聲望,歷經2011議會補選和2015國會大選,證實了昂山素季的國內影響力。當然,儘管承諾對民主進行改革,甚或還說要政於民的緬甸軍方,自始至終一直十分忌憚昂山素季的高人氣,仍擁有修憲關鍵席次的軍系國會議員,力守緬甸憲法規定配偶為外國人者不得成為總統的條文,就是不折不扣為了卡住昂山素季成為緬甸真正的領導者,讓翁山蘇姬支持度再高,至多也只能擔任國務資政。 就在昂山素季擔任國務資政期間,外界開始察覺昂山素季的民主、人權觀似乎出現了些許變化。尤其當路透社逐一披露緬甸軍方如何在境內對羅興亞人進行屠殺時,昂山素季起初默不作聲,便讓人好奇一位曾不卑不亢面對極權壓迫的人權天使,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繼之,當羅興亞人大舉逃難孟加拉的新聞、畫面被刊出,昂山素季不僅未反對對緬甸軍方對羅興亞人的惡行,還一定程度應和他們的立場,否認軍方對羅興亞人的屠殺是種族滅絕。尤其當她站上海牙國際法庭,支持緬甸軍方處理境內羅興亞人的方式,她的國際聲望更瞬間下滑,連原本最支持她的英國也有要求收回她諾貝爾和平獎的聲音。 因為她在法庭上只說緬甸軍方可能有做不對的地方,且輕描淡寫認為若有犯罪(如殺人、強姦),就處置當事人即可,意謂就算軍人有犯罪,影響也不大,根本不到對上百萬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滅絕的程度。當然,她個人歷史上的認知,實已左右了她如何看待眼前逃難孟加拉的難民。 當時,儘管批評昂山素季的聲音不小,認為她有負諾貝爾和平獎光環,小看了世人對她的崇仰以及個人肩負的人權使命,但也不乏為她解釋之詞,包括她或許仍對父親一手建立的緬甸軍隊保有一絲敬意,或者,就因為很清楚軍系集團隨時等著抓她小辮子要拉她下台,伴「軍」如伴虎的她必然如履薄冰,不會在軍方執意驅趕羅興亞人時唱反調,以及,昂山素季在羅興亞事件上明顯不願維護弱勢族群的權利,並非真的支持暴行,而是純為一種「政治現實主義者」的體現而已,也就是她至少要先鞏固自己國內政壇的不敗地位,站穩了,才有條件回過頭來和軍方談判改革。 但每一項解釋其實都很難說得過去,她父親建立了軍隊,但當軍隊藉由絕對的武力違反人道並壓迫弱勢的時候,對他們還有何敬意可言?基於「政治現實主義」,在政治上先求有再求好,則如履薄冰繞了一大圈了,又怎麼會在一次國會大選獲得超高支持度,眼看已穩居政壇不敗地位的時候,沒幾個月就突然被以選舉舞弊為由帶走? 可為的解釋,就是軍方當初釋放昂山素季,是為國際社會長年要求緬甸改革的回應,並且也需要昂山素季所代表的民主象徵,轉而回饋軍方掌權的正當性,一旦認為把昂山素季綁在國務資政,也未必就能降低她的影響力,則昂山素季永遠都是威脅,是威脅,握有槍桿的一方便隨時可以再把昂山素季帶走。 沒有人否認昂山素季需要考慮國內政治現實,和老虎共事需要實力,要懂得權宜變巧,但同樣無可否認,昂山素季國內聲望很大一部分的養分來源,是來自她長期受到的國際加冕和肯定,很長一段時間,昂山素季不光是緬甸人的精神領袖,也是國際上許多對民主、人權愛護者的精神標竿,自她掌權後,因政治現實之故,確實傷透過往支持她的外國人,她的國際聲望大跌,則即便她的國內聲望依舊,如今「有難」,仍舊少不了需要國際力量聲援,否則支持她的緬甸人民,能有足夠條件直接挑戰握有槍桿的軍系力量? 昂山素季的轉變,若不是被維護她的人修飾為是受制於政治現實主義,才會在自己曾經倡議的信仰價值上反其道而行,今天她的「被帶走」,或許就不會成了那麼大的諷刺。看昂山素季這樣,檯面上政客對動輒拿槍桿威嚇人的,幻想應該會再減少一點,因為相信槍杆子出政權的一群,連「民主」是什麼都會幫你決定。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2020年大選過後,趙少康在自己的政論節目上談到台灣選民的變遷。他說,韓國瑜此次在總統選舉中拿到550多萬票,這是藍軍的基本盤,蔡英文則是拿了800多萬票,但支持韓國瑜的多是老人,支持蔡英文則多是年輕人,老人會凋零,所以藍軍基本盤會愈來愈小。趙少康有點感慨地說,「連我的孩子都認為說我們是台灣人」、「一個政黨,如果沒有年輕選民,這個政黨是沒有前途的。」 如果趙少康真心信奉他所講的話,那他暌違台灣政壇近20年後的再次出手,其實是完全違逆了這番政治觀察;因為趙少康這次結盟的對象韓國瑜,正是把近年來的國民黨推向去年輕化、去台灣化,甚至是深藍紅統化的始作俑者,與他結盟剛好是「請鬼拿藥單」。這番作法不是想「中興」,而是要「奪權」,又或者鄉愿地說「只有奪權才有機會中興」。趙少康深知,國民黨的核心黨員早被韓粉盤據,結盟韓國瑜,不但讓他政治實力倍增,也給了韓國瑜東山再起的機會,倆人各取所需,是他重返政壇的終南捷徑。 這種馬基維利式的權術思考在政治上並沒有對錯,比較大的問題是,當赤裸裸地奪權早先於路線思考,一定會在政黨內部激起更強烈地反彈。江啟臣過去一年帶領國民黨到處征戰,功勞沒少苦勞不小,憑什麼你趙少康的領導才是領導?只是,當江啟臣的否決提名趙為中評委以參選黨主席的提議,卻反向地彌補提高韓國瑜出馬參選的黨主席的正當性,也確認了趙韓聯盟的堅固性,只要趙韓其中一人拿下半年後的黨主席,國民黨往後規矩怎麼訂?人選怎麼提?還不摧枯拉朽、望風披靡? 當事情發展至此,現在還掌握黨機器的江啟臣會怎麼做?還想選總統的朱立倫會怎麼想?當今民調最高、也是國民黨最大諸侯的侯友宜又將如何自處?國民黨內怎可能不鬥成一團?只是,現在的國民黨早已淪落為「丐幫」、「破落戶」,這種把同志踩在腳底下的鬥爭方式,就算斗贏也是輸了。 長期以來,國民黨的問題不在於誰當黨主席,而在於國民黨未來要走什麼樣的路?國民黨要走什麼樣的路也不是透過一場黨主席選舉,或另一場政黨路線大辯論能夠有結論,而是要由黨內的大老公職帶領支持者去領悟:國民黨連續兩次大選大輸了300萬票是怎麼輸的?國民黨做錯了什麼該怎麼改進?已經在野的國民黨何以迄今無法轉身?如果九二共識才是救台灣救兩岸關係的唯一出路,那為何選民不接受?如果國民黨無法改變台灣選民,難道是要「期待」共產黨來教訓選民嗎? 但趙少康的重返國民黨記者會顯然仍無意回答這些質問,他不論國民黨為何淪落如斯?也不談國民黨的路線問題,而是專心致力地檢討選民,把台灣的現狀歸咎為「慈禧太后掌控的義和團」、「1450隨時出草殺砍把理性的聲音通通消滅」、「我哪怕你們,你們有100萬、200萬、300萬我也不怕,我的背後還有4、500萬支持我的聲音。」趙少康說的是韓國瑜在總統大選得到的552萬票,但他沒說的是雙方還落差265萬票。 對於已經病入膏肓的國民黨而言,最不需要的是標籤式的口號來麻痹支持者。少康中興的問題不在於年紀,甚至也不在於他想跟誰結盟,而在於他這種不問路線、欠缺討論、沒有辯證的奪權鬥爭,這種鬥爭從來都是撕裂國民黨的溫床,30年前主流非主流鬥爭是如此,30年後的重返國民黨之役亦如是。 趙少康的確是個戰將,一出手總能設定設定議題、區隔敵我、打擊異己。不過,如果趙少康真心要挽救國民黨、理解過去2、30年台灣政治的變遷,與其想方設法結盟權力山頭主導國民黨,還不如溫馨地與自己的孩子促膝長談:為什麼年輕人不喜歡國民黨?為什麼他們自稱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而年輕人所認知的國家圖像又何在?從了解現在台灣年輕人想法開始出手,會比高來高去的宮廷政治精準多了。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形勢膠著之際,聽到一個好消息,便是羅冠聰近日獲取耶魯大學碩士學位。 對於他自己,這固然是個人努力的成果,對香港人來說,這也是值得驕傲的事,畢竟,羅冠聰是香港人的孩子,他是香港反共陣線的一員,是年輕一代的精英代表。 這大半年來,我們一直注意到,羅冠聰在西方國家奔波,出席聽證會,接受傳媒訪問,參加各地的抗議活動,我們都疏忽了,原來他一直在讀書。 在他簡短的公告里,提到每天挑燈夜讀,提到每天跟進香港消息,試過在上學途中,乘坐專車四個鐘頭來回紐約,只為做一個十五分鐘的訪問;他也提到為去華盛頓一個演講,下課後乘六個小時火車通勤,再於次日中午回程。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他取得六科相當於香港A級的成績,順利完成了碩士課程。而他因為從事民主運動,去年年底獲得馬格尼茨基人權獎,並由前港督彭定康通過網路頒獎。 我為羅冠聰高興,因為他是我們香港人的孩子,他又是香港眾志創黨主席,年紀輕輕,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他被迫流亡後,在海外做了很多推動香港民主運動的工作,也取得可觀的成績。 羅冠聰這一代,我們認識的還有黃之鋒﹑周庭﹑梁繼平﹑梁天琦等一眾學生領袖,他們都是香港社會培養起來的年輕精英,不但富於道德感,而且有思想有口才有組織能力,具宣傳鼓動性,他們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生力軍,是未來香港民主社會的棟樑。 黃之鋒在聯合國那種國際政治家雲集的場合,態度不卑不亢,說話有條理有鋒芒,與各國政要打交道不亞於成熟的政治家。梁天琦有主見也有勇氣,如果沒有記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就是他提出來的,他沒有選擇流亡,選擇留在香港坐共產黨的牢,證明他也有過人的堅忍意志。至於梁繼平,在攻佔立法會一役毅然剝下面具,說出「我們再也回不去了」那句震聾發聵的話,雖然他選擇流亡,但他正在完成他的博士學業。周庭一個弱女子,承擔了與她的年齡和責任不成比例的時代重擔,前不久還被移囚到條件更惡劣的監房。 想到這些香港人的孩子,我感覺自豪,也為加諸他們身上的苦難深感不忍。 我們最理想的後代,也就像他們這樣了。他們有道義感,有學識,有參與現實鬥爭的歷練,他們又利用不同的機會在讀書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鬥爭經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年輕人,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以他們為榜樣,多讀書多思考。不要滿足於沖衝殺殺的現場抗爭,要放長雙眼,為未來多作思想和能力的儲備。要知道,街頭抗爭是需要的,但街頭運動不是唯一的抗爭形式,更長期更有效的抗爭,還是思想的抗爭。沒有思想,抗爭會流於形式,抗爭的層次不可能提高,不可能團結更多市民,任何政治運動,到最後拼的都是思想。 因此,與其每天為川普和拜登誰好誰不好吵個不休,不如多花一點精力去讀一點書,討論一些正事,我們做好自己的事,然後再看其他西方國家,他們如何做他們的事。 自反送中運動以來,我對「無大台」這種形式一直存疑,世上沒有任何一種政治運動,是在無大台的環境下取勝的,任何政治運動都有自己的領袖,都有一個核心的力量,都有一種足以指導運動的思想。無大台可以是短期的形式,但不可能長期領導運動。無大台更可能造成「無大局」的惡果,使運動分散力量,失去方向,失去凝聚力,失去戰鬥力。 當然,所謂運動領袖,不是被誰捧出來的,是在實際政治鬥爭中磨練和誕生出來的。無大台是否就是香港人民主抗爭唯一的長期的方式,至少這一點值得探討。 現在運動處於低潮,正是年輕人用心武裝自己的思想﹑深入檢討和反省運動﹑總結經驗﹑討論長期策略的時候。希望更多年輕人注重思想的裝備,提高論政水平,彼此多交流,爭取對全局形勢與香港人的鬥爭策略有更多共識。 羅冠聰得到碩士學位,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是大家的事,藉此對他表示恭賀,也希望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原標題為《民主抗爭路正長,裝備自己做實事》)
今年1月20日,美國發生兩件政治大事。上午,川普提前離開白宮,在安德魯空軍基地舉行了告別式。他沒有出席當日的新政府就職典禮。中午,拜登宣誓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政權和平而有序過渡。這兩件大事,具有兩大象徵意義。前一件大事象徵著,2020年的美國大選留下巨大爭議。後一件大事象徵著,歷經兩個半世紀的風風雨雨,美國民主與憲政依然穩定,堅若磐石。 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政權,密切注視著美國政局的風雲變幻。1月6日,美國發生震動世界的國會山衝突事件,中共即在當日(即北京時間1月7日)召開了一整天的高層會議,名為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各部門工作彙報,實為研究美國政局。央視的新聞聯播只是以文字和讀稿方式報導會議,並不發放任何視頻和相片,證明那是一個閉門的秘密會議。 各方面信息顯示,中共高層當日判斷以為美國陷入了內亂,甚至可能走向內戰。為此,習近平等人以為中共的戰略機遇又來了,甚至於,武統台灣的機會來了。隨後,1月11日,習近平在黨校講話宣稱:「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中南海應該沒想到,美國國會山衝突僅在短短四小時之內就落幕,國會於當晚八點復會;美國大選爭議,也在1月20日之前大致歸於平息。 就在美國國會山事件後,連續幾天,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舊書《美國反對美國》突然在中國暴熱,書價暴漲,在舊書網站(孔夫子舊書網)上,一舉漲到每本16666元人民幣,比原書價暴漲三千多倍!這個看似離奇現象的背後,反映相當多的中國人也以為,美國由此陷入內亂、甚至內戰,美國將不戰自敗;以為王滬寧當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對美國的判斷得到應驗。 然而兩周後,1月20日,美國政權如期、和平而有序過渡,卻跌破這部分中國人的眼鏡,也讓中南海大失所望,這從黨媒前後的輿論對照就可以看出。實際上,是王滬寧誤判了美國,進而誤導了習近平。 王滬寧於1988至1989年訪問美國並做學術交流,前後不過半年,只觀察到美國的若干表象和皮毛,回去就寫了這本書《美國反對美國》,流露他對美國民主的失望,進而批判美國制度。王滬寧的結論來到很簡單,僅僅因為他目睹了當年老布希與杜卡斯基在總統競選中出現個人攻擊現象,就斷言:「西方現代文明可以帶來物質繁榮,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華。」 殊不知,事實就是,民主制度下,社會和民眾道德水平普遍較高,儘管仍然存在人性的缺陷;而專制制度下,社會和民眾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甚至淪喪起碼的道德和人性底線。 在書中,王滬寧斷言日本將超越美國,理由是:日本奉行「集體主義、忘我主義、權威主義」,而美國奉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民主主義」。然而,隨後的事態發展證明,即便在經濟層面,日本也未能達到美國的高度,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不振而美國經濟始終充滿巨大活力。王滬寧的判讀失准,就如傅高義的判斷失准。後者是精通日文、中文的哈佛大學學者,曾於1979年出版著述《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傅高義後來公開承認他判斷錯誤,但王滬寧卻從未公開承認他判斷錯誤。 王滬寧從「美國反對美國」的認知出發,預測美國將會因為國內衝突而衰落。其實,從共產中國校園裡走出來的當代秀才王滬寧,無法理解也無法達到美國反對美國的境界和高度,當然也就無法理解更無法達到中國反對中國的境界和高度。美國的活力就在於:這部分的美國反對那部分的美國;而中國的僵死就在於:不準這部分的中國反對那部分的中國。 其實,身處二十一世紀的王滬寧,他觀察世界的水平仍未超出滿清王朝的遺老遺少。滿清後期,清廷曾先後派出大臣到歐美國家考察,有人驚訝於歐美的經濟發達和政治民主,認為值得效法。但也有人居然這樣報告皇上:英國罷工,美國示威,如此下去,這些國家遲早會垮台;還說:議員們爭得面紅耳赤,如此咆哮公堂,成何體統?(隨後的事實是:一、兩百年過去了,英美依然雄踞於世,大清國早已灰飛煙滅。) 就連思想相對開明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在訪問美國後,也疑問:「只有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為了國家的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鑒於王滬寧被稱為中南海三朝智囊、三朝帝師,王滬寧的水平,就代表中共的最高水平,處在中國社會的高端。然而不幸的是,王滬寧的水平,放在正常國家就是最低水平,處在文明世界的末端。王滬寧現象在相當程度上,寫照了中共無法與文明世界兼容、中國將長期停留在政治上的蠻荒狀態之冷酷現實。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經歷過天翻地覆的2020年,習近平在今年1月11日舉行的省部級第一把手講習班上躊躇滿志地宣布:「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接著又指出,「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之大前所未有,但「機遇大於挑戰」,意即機會在他統治的中國一邊。對此各有解讀。 習近平的「勢」涵蓋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 國際大事太多,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華府的1月20日拜登的就職典禮,沒太關注習近平說了甚麼。中文世界仍然是兩極,一是官媒照例地大聲贊好;二是批評者照例認為習近平自大吹牛,中國危機深重,接近崩潰。但是,這次習近平真不是吹牛,而是有所依憑,這依憑當然是他的時運太好。 習近平所談的「時與勢」,「時」指時機;「勢」在此不是指「形勢」,而是「天下大勢」。從2019年開始風靡世界的所謂「大重置」,說者紛紛攘攘,其實核心點就那麼幾條: 政治上,要重新全面檢討過去超過一個世紀建立的「資本主義」,尤其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確切地說,就是主張大政府和為了大眾利益縮小個人自由。改革/革除資本主義制度,擴大政府控制管理經濟的許可權,用政治正確標準審查社會言論—按照這些標準,中國非常符合: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超大政府、全能政府,政府管控土地、森林、河流等重要資源;在管控經濟的範圍與能力上,世界沒有哪個大國能出其右。 意識形態方面:世界從全球化到大重置,社會主義思潮已經逐漸占居主流地位—如果說在英美這些國家,信奉社會主義思潮的主要集中在千禧一代與Z世代,中國連華麗轉身都不需要。中共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放在第一,社會主義道路放在第二。老一代中毛左不少,年輕一代普遍粉紅。全球大重置過程中,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就算在意識形態上發生爭論,那也是同一陣營的正宗與旁支之爭,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至於中國是否是民主制度,在2020年之後已經不太重要,中國政府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不會成為爭論重點。 經濟上,加速全球融合。自美國大選以來的兩個多月,東南亞鄰國與西方國家都向中國示好,紛紛簽訂盟約。在以前發表的文章中我分析過,中國抓住美國大選這個時間窗口,加強推進對外經濟合作,簽了兩個多年未能達成的協議:成果之一是讓醞釀了長達八年的RCEP-15正式簽署,並將不臣服的「叛離之島」台灣排除在外,達成整合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產業鏈的目標,讓各國對中國產生更深的經濟依賴,延續並加強以往形成的政治控制;成果之二是經過七年的談判,歐盟和中國原則上同意了一項投資協議。該協議承諾向歐洲企業開放新的中國市場。拜登政府行將正式上任,習近平很有把握,川普時期的中美經濟脫鉤論應該從此銷聲匿跡,很快可以恢復前川普時期的中美關係。正因此,新華社在1月15日特地報導了習近平日前寫信給美國星巴克公司董事會名譽主席霍華德.舒爾茨,希望他幫助修復美中關係,後者作了非常積極的反應。 誰也不能否認,大重置進程中,美、中、歐盟在全球經濟中的三足鼎立狀態已經形成。因此,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是柏林牆倒塌之後這一結論:「20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教訓是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與衰落」過時了。他說「時與勢站在我們這一邊」,則是根據從2019年在世界經濟達沃斯論壇公開亮明大旗的「大重置」的基本內容,以及目前正在西方發生的變化所做的判斷。 中國政府對科技巨頭有獨特的控制力 中國政府為甚麼寫信給星巴克CEO,而不是美國的高科技公司?這是經過精密算計的。 中國早就收伏了西方,包括美國的各大科技公司。說起來也簡單,北京的法寶就是市場准入方面的限制。美國幾大高科技公司在美國與其他國家都是順風順水,獨佔市場鰲頭,就算各國有不滿,最多啟動反壟斷法修理一下,罰點款了事,不敢有大動作。但中國政府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於一體,立法服從於政府需要,便捷快速。如果想即刻就做甚麼限制,可以由政府部門快速出台法規。美國高科技公司為了在中國市場上站穩腳跟並擴大市場佔有率,曾實施「以技術換市場」戰略,轉讓給中國許多技術專利,希望中國降低各種門檻,但始終不能如願。回過頭又在美國抱怨說,中國政府迫使它們轉讓技術,讓政府出面找補好處。 Google曾因反對中國政府限制言論於2010年退出中國市場,但受到投資人的壓力,為返回中國市場想盡辦法與中國方面勾兌,終於在三年之後,以風險投資的名義獲得與中國企業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旗下的願景基金合資的機會,再度進入中國市場。此番苦心終於得到回報,到2016年底,Google終於在中國搜索引擎市場上排名第五,到2017年12月,得以在北京成立了一個佔地6,000平方米的人工智慧實驗室。2020年,中國的搜索引擎廣告收入高達1,557億元,Google雖然對外不公布其中國市場收入,但外界估計至少佔了10%左右。 其他的高科技公司莫不如此。臉書(Facebook)總裁扎克伯格為進入中國市場認真擺出學毛選的姿勢,Facebook審核用戶發帖也很有名,據Fox主持人Tucker Carlson連線記者Sohrab Ahmari在2020年10月下旬一次報導中說,「FB(Facebook)至少有6名持有H-1B簽證的中國公民,負責開發演算法,審查用戶在Facebook上發布的內容。」至於推特(Twitter)的管理方法,越來越接近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管理方式,刪除政治不正確言論,給特定人物打藍標並取消帳號,幾乎是中國政府管理微信的翻版。 「大重置」計劃當中,由高科技公司掌握全球互聯網,控制言論,以超政府地位發揮政治影響。英、法、德、俄、澳等在Twitter封禁川普總統帳號後,意識到必須立法限制其作用,但在中國這裡卻想都別想。中國將堅持政府超越一切之上,掌控一切。 以上數項,當然會讓習近平覺得「時與勢站在我們這一邊」。中國作為大重置的兩個軸心國家之一,其合作意願與合作程度相當重要。
本周大部分的焦點都著眼於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的就職典禮。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也在同日宣布28名美國川普政府前官員的制裁名單。名單內包含了:前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前國安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波頓(John Bolton )、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前衛生部長阿扎爾(Alex Azar)、前國務院經濟事務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等多位官員。 公開聲明表示,這些人及其家屬將被禁止入境中國和香港、澳門,而他們及相關企業、機構,也已被限制與中國「打交道」、做生意。此項聲明剛發布,除了美國政府和相關人員之外,其實許多人僅僅將此視為一個中共報復性的「制裁」行為。然而,這件事卻牽涉到美國政府官員多年以來的「旋轉門機制」! 旋轉門機制(Revolving Door),是指美國政府、企業、律師事務所、智庫或諮詢機構內人員互換的機制。舉例來說:美國國防前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在擔任部長職務前,是在美國知名軍事工業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擔任負責政府關係的副總裁。 其他例子像是:美國後任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成立的諮詢公司「西方執行官顧問」(WestExec Advisors);近期被提名為印太事務協調官的坎貝爾(Kurt Campbell)前幾年創立的諮詢公司「亞洲集團」(Asia Group)。其他相似例子可以說是不勝枚舉。 中國這次的制裁正是「瞄準」了此一機制。前幾段提到,中共將限制自身與被制裁的美國官員,和其相關企業機構與中國的業務或來往。此影響相當巨大,因為不少諮詢公司和企業的業務內容都與中國有關。舉例來說,上段提到的西方執行官顧問、亞洲集團這兩間諮詢公司,與中國相關的業務都並不少。 西方執行官顧問的提供,戰略競爭時代管理和中國相關的風險,替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提供策略建議。而亞洲集團則是負責亞太地區的戰略諮詢和資本管理。由此可知,未來如果這些被制裁的政府官員,在離開政府機構後,要轉進這與中國業務相關的顧問諮詢公司難度勢必會升高,更有可能因此因被拒之門外。 而中國這樣的制裁行動,勢必引起美國對於此事的高度關注。畢竟,美國兩黨許多的政府官員都「受惠於」旋轉門制度。如今中國的制裁行動,將「威嚇」現任美國官員對中國的態度,間接的向美國現任和未來的政府官員傳達:「不要做出任何會影響自身未來和家庭利益的行動」。 此外,更令人擔心的是,中國此項「殺雞儆猴」的制裁行動,是否會影響到未來美國官員對於某些議題的態度或立場呢?因為此次制裁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大部分的官員都曾經以行動或言語的方式的支持台灣,引發中國當局的不滿。要是未來是碰到其他敏感議題呢? 並且,若未來美國政府官員在做決策時,因為考慮到未來自身的發展,而沒能做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政策時,這將對美國影響重大。而此議題對美國來說也將成為「國安問題」,而非單純「個人利益」的威脅。 而美國也並非對此制裁毫無回應。幾日前,美國共和党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表示,這些制裁是用來威脅拜登政府官員,要是敢站出來反對中共,就將面臨到未來個人財政狀況被壓迫的情況。他甚至建議,拜登政府應對中國官員採取對等行動,使這些官員不該利用美國的銀行系統存取巨額資產、取得美國大學學位,亦或是到華府頂尖智庫的實習機會。 中國雖然目前尚未有美國對他國實施制裁的那般有力,但這也算中國首次比較有「戰力」一點的對美國侵犯中國主權官員的回應。美國藉著二戰後建立起的完善國際建制,加上美元本位主義的扶持,得以有力制裁違反美國政策的組織與個人。 中國看來也要學習美國這招,在自己影響力可及範圍,讓「外國勢力」不敢隨便招惹中國。尤其目前美國經濟因疫情復甦疲軟,而人民幣真香的狀況下,或許未來中國在「經濟制裁」的力道上,會逐漸更有影響力。川普政府這些前朝官員們,只是第一波的白老鼠,如果成效彰顯,那中國或可順利拆解美國政商體系、軍工複合體中的「旋轉門」。 (※文章轉載自「FBC²E 霧谷晶策的國際事務」臉書專頁,專頁旨在幫助更多台灣人了解國際事務相關的正確資訊,進而促進台灣人在國際視野上的持續開拓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