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Chen 插画系列（一）
2026 年 8 月 12 日
前年夏天，我应邀到东京大学作关于中国维权运动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一名听众叫上我和她的朋友去居酒屋聊天。她说她叫耿潇男，暂时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我说，我早知道你啊，还经常转你的帖子。我们就继续谈中国的公民运动，很多维权人物她都见过面，一些良心犯，她还给“送过饭”。这位中戏毕业的优雅女性做过电影和戏剧，经营一些文化出版项目，是个企业家。她不是公开抵抗专制的反对派，不是冲在第一线的维权斗士，也不是被党国严密看管的敏感人物。她有时候属于“送饭党”，有时候属于参与围观的“打酱油”人士，有时候是若干著名公知和知名异议人士的粉丝，是热情传播自由主义的觉醒的网友。 但那个时候，潇男已经有了不祥之兆。她的公司受到当局“关照” ，她的丈夫也被“喝茶”，她担心自己回国后会有麻烦。我劝她暂时先不要回国，有时候风头避一避就过去了。但她还是在访问结束后如期回了国，回国后也没闲着，组织学者进行网络讲座，参加自由派的饭局和沙龙，为困顿者解囊相助，为受迫害者不断发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和丁家喜被捕，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时失联，耿潇男都四处呼吁求援；著名学者许章润因批评当局而被“嫖娼”，她接受采访为其辩诬，讲出真相。她的网络活动被关闭，自己也多次受到国保的警告。 终于，在去年10月，耿潇男和她丈夫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几个月后，她被判刑三年，罪名是“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是当今中国刑法里的“口袋罪”之一，它源于1979年刑法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口袋罪——投机倒把罪。口袋罪，指的是一些界定不清、外延模糊，以至于难以界定有罪与否的罪名。它也是专制政权用来迫害异议人士的一个工具，公检法经常滥用这些罪名，制造冤假错案。“非法经营罪”完全模糊了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区别，有时候甚至连行政违法都不构成的行为也被定成非法经营罪，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随便就可以举出一些案例：2007年，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曾出版一本讲述中国东北一桩重大腐败丑闻的书，当局为了报复他的维权行动，以“非法经营罪”将其判刑5年；我曾经辩护过的坡上村家庭教会案，牧师蔡卓华因印刷圣经被有期徒刑3年，他的妻子和哥哥也被判刑；2015年，82岁的作家铁流”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秋雨圣约教会的长老覃德富获刑4年。他们的罪名都是“非法经营罪”。被重判9年的王怡牧师，两项罪名中也有一项是“非法经营”。 我曾在《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一文里，描述了中国企业和民众如何被恶劣的政治和法律置于非法生存的状态，这是专制体制绑架民心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基本上是一个笑话：中国宪法和其他法律里，有大量关于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条文，但这些在中共眼里不过是废纸。另一方面，习近平废除了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用宪法为他的终身独裁开道；甚至，这个政权在把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关进集中营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些穷凶极恶的法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见滕彪：《合法化集中营》） 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迫害从未停止过，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变本加厉。曾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有一定活动空间的民间机构和活跃人士，受到全面围剿，民间维权运动遭受重创。除了针对直接行动者，专治的黑手也开始伸向他们的支持者。 耿潇男就这样一位同情者、声援者、资助者。她的被捕，有着比表面上更为深刻的政治意涵。在专制体制下做一个反对者，面临的不仅仅是丢工作、软禁、关押和酷刑这些可见的惩罚，还有家人、亲属和朋友的疏远乃至反目，还经常有周围人的误解、嘲笑和敌意。潇男和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公民是为失败的勇士点赞的人，是为被羞辱的英雄辩诬的人，是为孤独者送去温暖的人，是传递抗争信息的人，是保存抗争记忆的人，是为受难者收尸的人，往往也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专制者为了制造恐怖，势必让这些人消声：利诱不成就警告，警告无用就抓捕判刑。专制者要彻底孤立反对者，不仅要有秘密警察、监狱，而且要实行政治株连，不但利用宣传喉舌给反对者加上恶名，而且要切断对反抗者的物质帮助、精神支持，以及人际关系支援。 “为众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潇男经常在幕后发信息，给资助，在良心犯、活动家、媒体和律师之间穿针引线；当形势恶化、风险急剧上升之后，她没有进一步退居幕后，而是持续地发声，这等于是冲向了战场。她被捕之前，已经注意到自己被秘密警察跟踪了，危险已经来临。和很多冲锋陷阵的中国反对者一样，她提前找好了辩护律师。 在被捕前的一次采访中，潇男说：“生为小人物，也有小人物应尽的职责和担当；我做不了英雄，但可以为英雄献花和欢呼，为英雄牵马，为英雄挡枪子儿，为英雄收尸……。十二月党人的女人已经深深烙刻进了我的骨髓，她们在青史上闪耀着猎猎英姿。……我既然以自由为人生的标配，那么，理应为自由付出代价，为我身边众多受难的英雄们做点小事情。为此所冒的风险、所失去的利益，也算是我为自由所付的代价吧。” （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统计数据上看春晚的人越来越多，但周边看春晚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乃至于老魏写篇关于今年春晚的文章，居然招来一大堆冷嘲热讽： “我靠，还真有看的啊！” “拜托，大过年的你恶心谁呢？” “得有多大的勇气和涵养才能将春晚看完，令人钦佩和敬仰啊。” “麻将不好玩吗，抖音不会刷吗，你自个儿代言的“湘江一号”不好喝吗，实在不行你发会儿呆也行啊，偏偏打开电视找不痛快？” “厉害啊，真看完了！” “这得无聊到甚么程度才行啊！” “平时不看联播，现在来一次性恶补？” 有个读者非常认真地提醒我说，“从前大家热衷谈论春晚，后来大家只顾吐槽春晚，现在根本就没人理睬这春晚。不信你搜搜看，自媒体写手有几个提这话题。” 我一搜索，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觉汗流满面，想我老魏后知后觉，居然还自以为蹭上热点了。虽然《我的智商已经严重跟不上春晚的节奏》一文很快就达到了十万加，但留言者清一色说压根就不看这劳什子。 我为看不懂春晚而怀疑自己的智力，但读者显然在为我看春晚、尤其是坚持看完春晚而怀疑我的智力。 今年春晚之后，网上最火爆的金句是：你连今年的春晚都能看下去，还有甚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有人进一步推演：能看完今年春晚的人你惹不起。 仔细琢磨一下，此话还真包含著深刻的道理： 第一，能坚持看完春晚尤其是今年的春晚，说明你纪律性强，可堪重用； 春晚既是上一年的总结陈词，也是新一年的纲领宣言。永远喜气洋洋如同打了鸡血的主持人开篇就说了，过去的一年，“大事不断，好事连连”。听到这里，那些没有觉悟、格局有欠者立马就坐不住了，不是转身就走，就是关了电视。也正因此，后面那些煞费苦心的主题他们就没办法领会，结果必然跟不上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 所以说春晚本身就是一个检验标尺，将那些意志薄弱、组织纪律性不强的人给“劣汰”了。而能坚持看下来的则是“优胜”的精英。没有超强的韧性、耐性和铁一般的意志，就不可能在四个小时的超长联播中坚持下来，将来也注定不可能在一系列的会议和学习中做到严守纪律还情绪饱满。 第二，能看完春晚说明你理解能力强，鉴赏水平高。很多人看到不符合自己胃口的作品就习惯性批评，而从不去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理解能力和鉴赏水平出了问题。春晚作为最高级别的一台晚会，代表的是国家品牌，怎么可能低于作为个体的你我的认识水准和审美能力呢？ 所以一定要倒过来看，春晚播出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你感觉不好，请调整你的感觉，而不要奢望调整春晚。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当然，也有人喜欢拿过去的某些作品来做对比，比如陈佩斯、赵本山甚么的，说现在的演员只会“慷慨激昂催人尿，歇斯底里讨人嫌”。殊不知这是欠缺发展眼光的说法，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陈佩斯也好赵本山也罢，那都属于过去，他们现在上不了只说明自己跟不上形势，按权威媒体的说法，那就是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创新性”方面都没有达到春晚的新要求。 理解春晚的“四性”标准，此前认识与此不吻合的，均以此作为标准。 第三，能看完春晚说明你身体素质好。无论甚么样的造型、台词、耍宝、撒娇，也恶心不到你，再老的桥段，再尬的场景，再作的套路，也撼动不了你，甚么情况下，你不仅照单全收，还甘之如饴，如获至宝，甚至全程无尿点，一定要坚持到李谷一出来“难忘今宵”。 这样的你，确实前程远大、未来可期。别说惹你，就是贴你，只怕都要高攀不起。
新春头上，最激动人心的消息是，华为任正非宣布，华为进入智慧养猪的战略大转移。 华为在遭受美国高科技制裁后，手机业务已夭折，5G也面临前无去路的危机。任正非很有创意，很快调整战略，宣布华为实行“南泥湾计划”，实行生产自救，包括在煤炭、钢铁、音乐、智慧屏（萤幕）、PC电脑、平板等不同领域的“突破”，最后，连养猪也不放过了。 什么业务能赚点钱，就做什么业务，只是手机就做不下去了。 养猪和高科技有什么关系?原来可以在猪场实行仪表盘监控、大数据分析、数字化管理、AI识别、AI学习、AI决策，一个养猪场，无死角都用上高科技，美其名曰：智能养猪。 养猪能不能用高科技？当然可以，以华为积累了几十年的高科技实力，用来养猪，就如高射炮打蚊子，观乎此，就知道华为的前景有多灿烂了，只怕大量的技术专才要跑路在先。 华为的末日自此开始，不，是中共国的国力系咁先（就这样）。 华为堕落至此，不是华为搞衰自己，是中共搞衰华为。华为的高科技来源于美国，四十年前中共改革开放之初，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邓小平去美国访问，要求美国接收中国留学生，此后大量派人到美国学习，学成归来，一一填补中国的科技空白，华为便藉美国的东风，诞生和发展起来。 按理，中国对美国应有感恩之心，人家在你垂危之时扶了一把，不但无条件让你取经，还在加入世贸、输入外资、合作开发等方面，不遗馀力帮助你。可惜中共一开始就心怀叵测，没有力量时忍辱负重，等到有点力量了，就图谋不轨。 如果中共从一开始就抱持与人为善的心态，抱持感恩的合作的心态，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互通有无，那就可保持和平互利的国际环境，长久地良性地竞争下去，那样中国国力的增长将不可限量。 可惜中共出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本性，在学得一招半式之后，就不安于室，本性中的邪恶一一暴露。习近平上台以后实行扩张政策，派间谍搞统战，改变美国政治版图，又收买中小国家，在各大国际组织把美国边缘化。直至川普上台，美国人醒觉，发现被中共抄了后路，自此拍台翻脸。 中共远未到可与美国一较高低的地步，中共的国力与科技实力，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共只是虚火上升，表面繁荣，美国是根基扎实，内力强横，中共与美国较量，还未真正上场已经露底。华为作为中共的高科技龙头，美国人根本未出手，只是绝交而已，华为就已经倒地不起。 华为转行养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著华为的路走不下去了，意味著中共称霸世界的美梦做不下去了。华为养猪只是活命为上，中共失去华为，也苟活而已。 反观台湾，台积电已执世界晶元制造牛耳，本土大量高科技公司形成群峰并峙的局面。最近全球汽车晶片荒，美国、德国、日本等汽车生产大国，都由本国政要出面，向民进党政府求援。世界各大高科技公司，因为台积电的存在，纷纷到台湾设厂设研发中心，台湾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硅谷的势头，在未来几年内会见分晓。 中共的高科技劣势，表现在不同层面，近年的火箭发射屡屡失败便是其一。晶片生产大落后，不只是今日的困境，是长远的困境，这个樽颈过不去，就如被人扼住咽喉一样，还谈什么解放全人类？先顾住自己先啦！ 谁拥有高科技，谁就拥有未来。中共表面上体量巨大，不可一世，实际上内里已经空上来了，一个壮汉三餐吃不饱，到底还是经不起打。中共自己提出来要过三年苦日子，三年后就能翻身?三年后不能翻身，就永远都不能翻身了，想及此，习近平也要悔不当初吧？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原标题：华为养猪 中国国力系咁先）
美国近日有调查发现，中国禁止人民使用推特（Twitter）或脸书（Facebook），自2019年以来其外交帐号却增加2-3倍，为此不断散播一些对中共有利的假消息，被指控成为虚假消息的传播者；然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却在被提问时反问，“为甚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Twitter和 Facebook呢？这只是增加一种同外国民众分享讯息、沟通交流的渠道而已。” 华春莹的问题当真发人深省──就是嘛，为何中国人不可以和外国人分享讯息，沟通交流呢？为何这两个平台，都禁止在中国使用呢？明明中国的老百姓，都无法在中国大陆使用这两款软件，都被中共的防火长城所过滤，那么这样如此被中国政府视为“不良”的平台，为何官方要使用呢？官方使用来做甚么呢？ 事实就是因为这种中国对外资的封锁，才令上届美国政府振振有辞，指中国打压美资的平台，再进行一连串的制裁报复，如禁止中国的社交平台软件，在美国使用！为何中国可以禁美国，但美国不可以禁中国呢？早前美方的WeChat禁令、TikTok禁令，中方不断投诉时，美方的问题就是，为何同类的社交媒体软件，都在中国禁令使用呢？为何只可中国禁美国，不可以美国禁中国呢？难道美国与中国签了“不平等条约”吗？ 这种手法对内说不通，对外更是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如一面质疑英国以牌照理由，取消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广播权是“政治打压”，但反过来全国禁播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新闻频道，甚至连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其香港电台都要跟随，难道这是“依法办事”？ 当华春莹，赵立坚，或以往的耿爽，不断在Twitter上发表伟论的时候，那些中国网民看到的，就是为何只有这些人，可以在这些平台发表言论，而一般的平民就不可以；然而《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却声称这是“挑骨头”，是“一些小人却拿著放大镜放冷枪”，甚至套上“文化汉奸”的帽子云云；最奇怪的当然是，好好的中国官员不使用中国软件，向外国推广中国软件的“优越性”，反而乐于使用中国禁用的“洋软件”，然后更反指质问的广大爱国同胞是“文化汉奸”，这种颠倒是非黑白的手法，只会令人忍不住失笑。 美中之间的矛盾，根本是无法解决，其原因即在于此；近日中方官员频频发声，如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说，“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兴领土完整问题，中方没有退让馀地，都是必与紧守的红线，而外长王毅则表示，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这就基本上决定了“新冷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中方根本无法明白，这种所谓“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说法，这种“中国式和平”，正是欧美各国绝不接受的“恶梦”；连“发展权利”也拿出来说了，只会令人联想起纳粹德国希特勒所说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中共官方愈是这样说，欧美各国的政治人物只会感到不能接受，而中方却连外交的弹性也失去了，基本上就是要全球对中国的主张照单全收，而自以为可行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大话重复一百次，期望全世界就会相信；结果当然是不信，那么除了走向冷战热战，还有其他可能吗？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媒体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然而我们恐惧的到底是甚么，我们的恐惧从何处来，一直像是一个怪圈问题。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 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 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著几分期待。 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 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份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份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份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 而另一部份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 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 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 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二十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馀悸。 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媚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 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甚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到底是甚么支撑著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著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著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一年前武汉肺炎爆发不久，中共在去年三月随即宣称加速研制疫苗，并且允诺多国将优先供应疫苗，去年八月甚而与多国签约确认。岂料近半年来中国疫苗测试卡关，透明度与准确率备受国际专家质疑，却仍在中国境内强制施打数千万剂，并且大量供应多国，中共“疫苗外交”乱象丛生，恐已造成难以收拾的国际难题。 去年三月，足以人传人的COVID-19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不久，造成全球大流行，中共迅即高调宣传已积极研发疫苗、进度超前，并允诺多国将会优先供应疫苗。去年八月开始果然与多国签定优先提供疫苗合约，并且在全球广设试验中心。 去年早已布局承诺供应疫苗 然而，到了去年第三季，中国疫苗第三期测试持续卡关，不是拿不出实验数据，便是准确率备受质疑。纵使如此，中共显然已经不顾国际公卫专业规则，宣布已在中国施打上千万剂的中国疫苗，并且已经输出多国。 近期，中国官方媒体持续积极报导多国陆续引进中国制疫苗。例如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曾经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国营国药集团（Sinopharm）的100万剂“国药疫苗”。日本电视台对此特别指出，中国媒体转播时，配上雄壮威武的背景音乐，与去年中国推动“口罩外交”场景雷同。 许多国家对疫苗需求甚殷，甚至顾不得国际公卫专业标准以及测试数据，宁可跟上中国疫苗的操作步调，虽然中国疫苗被质疑欠缺临床试验资料，并且并不公开透明。例如塞尔维亚之外，其邻国匈牙利也和国药集团签约将购买100万剂疫苗，匈牙利官员在记者会直言“欧盟的疫苗太慢了”。 除了忽略专业标准，亟欲在国际疫苗竞赛跑道“弯道超车”，中共还强调中国疫苗“不需超低温保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开发的疫苗不需要超低温运输或保存，对冷冻设备不足的中低所得国家特别方便——中国迳行宣传此说，同样忽略国际专业质疑，然而许多国家政要也照单全收。 兼顾一带一路与南海合作 中共的疫苗外交当然得要照顾到东南亚国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不久前出访东南亚多国，宣布“免费”提供疫苗给缅甸30万剂、菲律宾50万剂。在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甚至还配合王毅到访时机率先公开接种北京科兴疫苗，似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与信任，王毅则回谢印尼信赖中国疫苗，并且展现与中国共同对抗疾病的决心，两国合作“场面感人”。 印尼媒体也报导，印尼政府已向中国购买1亿2500万剂的北京科兴疫苗，王毅则不忘“借机强调”，各国在疫苗上合作是为了确认合作推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主导的“一带一路”，以及共同解决南海问题。 不仅积极进行疫苗外交战略行动，为了“反击”国际专业疑虑，中共持续发动宣传机器抨击已被公开认证高准确率的西方大厂疫苗，例如美国药厂辉瑞和德国BioNTech合作研发的武汉肺炎疫苗，准确率高约九成五，目前已在多国大量施打，岂料中共官媒谎称该疫苗在德国害死多人，上月随即遭到德媒反驳。 借机抹黑西方大厂疫苗成效 包括德国《明镜》、《焦点》、《法兰克福评论报》等多家媒体于上月陆续报导，中国疫苗问题重重，在疫苗竞赛中，中国已经失败，但是中共当局正在“耍花招”，针对特定药厂造谣以破坏公信，转移世人对中国疫苗失败的注意力。 又如，《法广》1月21日报导，中共官媒近日大肆宣传挪威养老院有23位老人去年12月接种辉瑞疫苗后离世，主为打击美国所产疫苗，中共借此转移国际对中国劣质疫苗之警惕。然而根据挪威公共卫生署长史托腾柏格（Camilla Stoltenberg）澄清，当时有以养老院老人为主的48,000名高危患者接种疫苗，其后逝者均为高龄者，原已患有严重疾病而且虚弱，重点是挪威养老院平均每天有45人离世，该案离世原因尚且不明。 法国《观点》周刊1月20日也曾对此报导，挪威公共卫生署1月14日的记录很清楚，并非秘密，中共宣传武断且不实。 《法广》认为，中共原本期待中国疫苗可在全球疫苗竞赛中脱颖而出，却被辉瑞/BioNTech等西方大厂疫苗超前，竟然抹黑竞争对手。 中共官方外宣《环球时报》1月25日报导美国加州居民在接种了莫德纳或辉瑞疫苗数小时后死亡，被《CNN》反驳《环球时报》欠缺任何证据。《环球时报》甚至发表社论指称，西方舆论淡化辉瑞疫苗的潜在风险，制造“首次使用mRNA的辉瑞疫苗比使用传统技术的中国疫苗更加安全”的印象。 中国疫苗外交迄今遍及多国，影响力看似无所不在，其实潜藏重重信任危机，然而吊诡的是，最不信任中国疫苗的，恐怕是数千万被强制施打疫苗的中国人民，以及中共当局自己。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关注时局之平衡资讯与风险扩散效应。曾任网路行销投资高管。台大政治系毕业、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于哈佛大学研修电商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email protected]，全文转自上报）
悬剑下的盗火者 本月3日，一则警情通报如投石入水让中国舆论界平添波澜。通报称，历经三个月的侦查，沪鄂鲁桂四地警方侦破“人人影视字幕组”侵权案。据悉，“人人影视字幕组”透过盗版论坛网站下载片源，以收取会员费、广告费和出售影视作品的行动硬碟等方式牟利，侵犯了著作权的行为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 和以往破案后肯定执法“效率”的舆论不同，“人人影视字幕组”被查的消息，在社群网路上一度激起相当程度反弹，或愤懑，或遗憾。带有版权原罪的字幕组之所以得到网民的普遍理解，是因为严苛的影视审查制度使得相当数量的海外影视作品无缘一览，民间字幕组私自的引进与译制则以非法的渠道满足了隐秘而广大的精神需求，而承担翻译、压片工作的字幕组成员基本没有报酬，单纯凭借兴趣爱好“用爱发电”，唯网站运营的伺服器成本以广告勉强维系，由此系罪的字幕组犹如为人类盗取天火帮助人类获得技艺而受到宙斯怪罪的普罗米修斯，其中最资深的人人字幕组的陨落也带著“版权时代 免费退散”的悲剧隐喻。 去年年初，人人视频就曾被工信部下架整改两个月，类似站点BT天堂站长因侵犯版权被判囚3年；同年3月，电影资源网站“胖鸟”关站站长也被拘捕，其他资源网站多少也历经过多次类似的整改乃至关停的生死时刻。伊甸园、风软、极影、FIX、远鉴、凤凰天使TSKS…影迷口中的隐秘而伟大的字幕组，在内容匮乏的年代里喂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网民的文化品味，它们的命运起伏也是中国网路生态的缩影。 草莽江湖的前世今生 中国以俄为师，宣政体制下把电影看成是宣传鼓动的工具与形式，对观众开展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则是第一位的，而为观众提供消遣和娱乐则放在靠后的位置。这样的结构下，中国的精神供给长期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 建政初期，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好莱坞电影被视作精神毒素而遭清除，转而用苏联、朝鲜、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替代需求，在华放送的影片与政治宣传无异，和观众需求完全脱节，而被官方摈弃与匹配的西方电影却成为特供高级官员观摩的“内参片”。 这种局面在美中建交后逐步松动，对外开放使得中国观众有了文化选择的可能。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初期，好莱坞与中影公司签订的电影发行协议所引进影片数量仍十分有限，电影院之外，遍地开花的录像厅成为需求替代的方式，其中流转的多是无法登上大银幕的香港和欧美电影。前数位化时代，作为盗版电影集散地的录像厅培养起第一批电影观众，也潜移默化地滋养出一批电影人。 录像厅时期，外来电影突破语言壁垒的方式是配音混录，即翻译人员将翻译对白后，配音演员播讲中文对白，“汉化”后的台词声带与原片音乐音响混录成为完整的译制声带。录像厅过后的光碟时代，DVD外挂字幕技术和译制片高昂的配音成本，使得外语片翻译方式上字幕逐渐取代了配音。 光碟过后的网路时代，得益于P2P和BT技术，影片的传播成本进一步降低，字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一种普及的网路资源。当时流行的社群媒体还是论坛，热心剧迷相聚网路论坛，无偿翻译校对外语影片，将压制好的成品发布在论坛上供其他网民下载。从拿到片源到发布成片，自发承担中间工作的民间组织“字幕组”应运而生。 网路基建的普及，也促成字幕组大规模涌现，工作从电影扩展至扩展漫画、流行音乐、MV，甚至出现专门化的态势，比如凤凰天使TSKS专攻韩国影视作品，鼠绘则深耕日本漫画，字幕组的普及与成熟反过来更推进资源网站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 由兴趣聚集的字幕组成员像流水线一样分工合作，从翻译到校对，从润色到压制，字幕组的工作大幅降低了海外作品的接触门槛，让中国网民在世界流行文化圈子中不缺席，同时也推进了本土媒体内容的革新。字幕组成员博得了广大网民的敬意的，正是这种专业水准和利他精神。 版权与审查的悖论 字幕组翻译的作品大多不出自版权方授权，而且这种民间行为也绕过了审查制度，对带有特定偏好的文宣体制构成了潜在的挑战。抽象来看，字幕组的存在本身蕴藏了尖锐的悖论，字幕组野蛮生长的巅峰时刻，也注定了其未来的命运。 翻译作品作为演绎作品的一种，需要授权方可翻译，而字幕组的行为不光是作品对白的翻译，还涉及对版权材料的公开传播（将字幕文件放在网上供观众下载或将字幕与作品打包成便于流通的压缩格式)，使用目的并非教学研究，使用内容也构成被引用作品的实质部分，效果上更对作品的市场营收产生潜在的“分流”影响，故不适用于版权材料的合理使用。盗版原罪直接引发版权方的反弹，2014年11月，美国电影协会发布的《全球音像盗版调查报告》中将“人人影视”列入盗版下载网站“黑名单”导致“人人影视”被关停；2016年9月，日本京都警察厅以涉嫌非法传播动漫作品为由逮捕了两名“澄空学园汉化组”的中国籍男子，成为日本首次针对的影视作品字幕组的执法行动。 而与之相对的正规化引进，就必须历经严苛且标准模糊的审核流程，寓内容审查于引进流程当中，才方便保障“主旋律”和“正能量”的方向不违背意识形态底色。在没有分级制度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影片因为特定内容元素被挡下，逐年加量的正版引进量还是远远不能满足观众的精神需求。 而馀下能引进的影片，内容同样需要按照宣传部门的文化趣味删改，不少经过审查的剧集台词不通顺，甚至情节被删减得莫名其妙，比如中国数位巨头腾讯正版引进了爆款剧集《权力的游戏》，内容经过了不少删减，想要一览足本的观众，还得再通过盗版的方式满足；除了删减，翻译品质也是另一项盗版诱因，很多官方的翻译品质甚至不如字幕组，尤其集中在漫画领域，不少读者购买了正版后，还是会去再去下载字幕组的译本。针对翻译品质的差距，网路平台有改进的需求，字幕组也出于规避侵权指控的考量，正版引进海外作品的平台和头部字幕组近年两相合作，平台完成引进工作，字幕组则退回纯粹的翻译工作。 除了自行盗译转向授权翻译，字幕组运作合法化的另一途径便是转变翻译内容，从Copyright转向Copyleft。然而，这两种版权规避路径没有也无法解决“房间中的大象”，躲在版权流程后的内容审查，是字幕组现象最大的无奈，正如网民为人人字幕组鸣不平的口号“正道无路，莫怪歧途”，以出版“合法合规”为前提的版权保护，堆成了阻碍了资讯传播的高墙，这正是绕过审查的字幕组现象，和反对版权寡头垄断利润制度的海盗湾，二者的根本分野所在。 看似繁华的文化消费浪潮下，内容管控的枷锁依然故我，在陈旧意识形态及文化制度下，绕过审查的精神需求不会消失，类似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由盗版书商、雇佣文人、串街小贩、走私者以及警方密探所构成的隐密世界和地下文化，注定在21世纪的中国持续存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拜登上任后，中美外交的第一回合，中共未能得逞。中共曾强硬要求美国全面恢复美中冷战之前的那种双边关系，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但拜登行政当局并未回应，北京当局只能默认美中关系今非昔比的现实格局。 一、中共频频对美喊话 最近，关于中美关系的各种消息接连不断。拜登上任后，川普与中共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吗？这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而中共更是焦虑。它急于在经济和外交上改善中美关系，为此频频对美国喊话。 早在去年12月中共就开展了一系列外交和外宣活动，它之所以如此着急，有其内政考量。由于中共多年在经济上依赖的房地产业供过于求，每况愈下，再也无法支撑其经济，因此另谋出路之需甚急。中共包装在外交辞令下的企图有三个具体目标：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对华关税，让中共恢复大规模对美出口；二是美国取消金融管制，以便中企恢复在美圈钱的运作；三是美国取消技术管制和人员管控，使中共重获盗取知识产权的“自由”。 拜登进白宫之前，中共从去年12月开始就让驻美大使崔天凯安排外交方面的“第3号人物”杨洁篪赴美进行高级会谈，甚至想争取让习近平与拜登举行峰会。但美方反应冷淡，只好放弃。随即中共开始了一系列高官喊话，同时让外宣《多维新闻》刊登文章，给拜登施加压力。1月26日该网站以《习近平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了》为题，发文催促拜登早作决定。此文表示，中共凭什么等拜登，中共没有等拜登的理由；拜登及其团队不可能不明白，中共在G2的现实之上已经巩固了对美国的相对优势。中共那种迫不及待和虎视眈眈的态度跃然而现。 1月26日，中共前副总理曾培炎借“香港中美论坛”表示，中美应开展新一轮经贸谈判，尽快取消贸易战以来的高关税。1月28日，中共副外长乐玉成公开喊话，呼吁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实现“拨乱反正”。1月29日，王岐山以视频方式对出席第12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喊话，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定调划道。2月2日，杨洁篪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视频对话，他的讲话明确地展示出驾驭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意图。 杨洁篪在讲话中说，“川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美国要从4个方面作出努力：一，川普当局对华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必须“拨乱反正”；二，要恢复正常交往，取消那些对留学生、中共媒体、中共企业的错误政策；三，切实履行中美联合公报的承诺，严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四，开展互利合作。中共表示，这4个要求只是美国应当做到的第一步。 中共的喊话非常高调，软中带硬，实际上是想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划下红线。他讲的那4点要求中，前3点是不容商量的口气；而第4点“开展互利合作”，虽然“合作”一词反复讲了24次，却空洞无物，纯属虚设。杨洁篪在讲话中甚至教训美国，别老在中共面前提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词。与此相关的是，在中美军事对抗方面，杨洁篪一字不提，因为中共正在用不断的军事威胁来要挟拜登当局。 二、拜登的对华政策方向初定 拜登2月4日发表了对外政策讲话，他在讲话中将中共定位成“最严峻的竞争者”，这比川普从与中共全面对抗的角度来定位中美关系，似乎退了一步。拜登没有制定出明确具体的应对中共的策略，只是表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他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将直接应对我们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我们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但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共事。 他讲的中共的“经济恶行”，应该是指中共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用欺诈手段从美国投资者手中圈钱；他讲的“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应该是指中共的扩军备战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他讲的“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应该是指中共对香港等地的镇压、技术间谍活动和对国际法规的公然侵犯。 拜登上台后，在限制对中共军工企业投资方面暂作缓议，同时搁置了川普决定强制抖音出售给美国公司的决定，还撤销了川普关于中共的孔子学院背景关系透明化的政令，在川普的其他对华政策方面，依然照旧。 拜登发表上述讲话的次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日与杨洁篪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则短消息，说明布林肯在通话中介绍了美方的立场。 布林肯2月8日接受CNN采访时则明确表示，川普的强硬对华政策是正确的，拜登只会在做法上有所不同。在谈话中，布林肯就美中关系的基本原则谈到了两点：其一，“我们必须从实力上与中国（中共）交锋。不管是对抗性关系，竞争性关系，还是合作性关系，都是为我们共同利益而存在，我们必须用实力来应对。”其二，要“确保我们在军事上的姿态，以阻止侵略，这意味着投资于我们自己的人民，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竞争”。 布林肯的这次谈话不是外交语言，因而比较具体。他强调了两国之间军事上的态势和中共的威胁，并且把维持美国的实力和保卫美国的经济挂起钩来，而且认为，中美之间会继续交锋。作为国务卿，布林肯不会谈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但他显然了解相关情势。 2月10日，拜登和习近平通了电话。从两国官方公布的通话内容看，除了客套话，双方基本上仍然是各说各话。 三、太平洋上不太平 拜登行政当局之所以坚持要与中共继续交锋，其关键考量之一是：太平洋上不太平。 最近，中共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步调逐步加快。中共原来计划建造10艘航空母舰，形成大规模航母舰队，以争夺太平洋的制海权。但受限于造舰工程和舰上装备以及舰载机的技术水平，中共已经意识到，其航母舰队无法在近期内对美国形成军事压力。去年以来，中共已悄悄地改变了其海军战略，从依靠航母编队为主，变成了依靠核潜艇舰队为主；更重要的是，中共同时也悄悄地改变了核战争战略，把美苏冷战时期的被动型核反击变成了主动型核攻击。 在美苏冷战时代，核潜艇扮演的是“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角色，而中共现在对战略核潜艇舰队的高度重视和运用，超越了“二次核打击”的需要；中共海军现在所追求的是，战略核潜艇要深入中太平洋，靠近美国西海岸，对美国形成主动型抵近核攻击的威慑能力。为此，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千方百计要突破第一岛链，这样才能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区，既安全隐藏，又可随时对美国发起突然的核袭击。于是中美冷战的重点，从水上变成了水下。 中共核潜艇舰队的主要基地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港，其核潜艇从强占的南海国际水域的所谓“深海堡垒”出发，欲进入中太平洋只有3条水下航道，而这3条水下航道就是目前美国海军重点防范的海域。其中，从三亚往东北方向，是离美国最近的巴士海峡，因此台湾的西南海域就成了双方水下对峙的重点海区之一。从去年10月到现在，共军的核潜艇在台湾西南海域持续活动，美军潜艇也不断实施水下跟监。今年1月2日到9日，然后从11日开始连续每天直到20日，接下来又从22日起直到1月底，共军密集出动反潜飞机，反复侦测在福建、广东交接处外海的美军潜艇。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1月23日由东向西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水域，既让中共的南海核潜艇“深海堡垒”破功，也为了支援在台湾西南海域水下与中共核潜艇较量的美军潜艇。 中共不仅一再试图用战略核潜艇突破巴士海峡，还在印尼的爪哇海用水下无人航行器搜集潜艇航道的水文资料，以便开通经爪哇海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堡垒”南航道。中共也已在靠近澳大利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达鲁岛筹建潜艇基地，为此对澳大利亚实行了半年之久的经济制裁，欲逼澳洲放弃国防计划。 四、面对手握利刃的“熊猫” 中共以前被想象成一只讨人喜欢的熊猫，而去年以来中共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军事威胁（参见我去年在本网站刊登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表明，这只“熊猫”不仅张牙舞爪，而且手握利刃，步步紧逼，它更像是一只披着熊猫外皮的老虎。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早在2012年便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后来又在他的书《注定一战》中指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他借用古代雅典将领修昔底德的话，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其含义是，当大国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很可能落入爆发战争的可能。过去几年来中美军事关系的演变证明，历史仿佛正在按照艾利森的假想，一步一步地被中共推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因为中美进入了冷战状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现在已十分流行。 中共之所以不断在军事和外交上对美国施压，是因为它很清楚地知道，它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和出于军事目的对国际水域的霸权，与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海洋法背道而驰，若仅通过双方充分合作式的外交谈判，它不可能达成目标。中美外交今后不会是解决两国对立的唯一手段，美国在军事上的防备已经开始，并将逐步展开。 美国军方最近连续公布了一系列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报告和计划，说明中美军事上的对抗态势已逐渐走向冷战高峰。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月9日，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向日本的《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战略忍耐”政策不适用于对中国。所谓的“战略忍耐”政策是指，奥巴马政府以“战略忍耐”为由，忽视了北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进程。日本国内如今则担心，美国是否会对中共恢复“战略忍耐”政策。而2月9日白宫发言人表示，“过去，战略耐心一词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政策方法”，“我们无意采用战略忍耐的（政策）框架为印度太平洋和中国制定一项全面战略。” 那么，美国今后将如何应对中美冷战呢？美国国防部2月10日发布消息，拜登在那一天访问五角大楼时宣布，成立一个制定美国国防战略方面的对中国战略研究组，由来自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以及军事情报部门的15人组成，以便评估美国国防部对中国的军事政策和相关军事项目，应对中共的挑战。该工作组由国防部长特别助理Ely Ratner领导，4个月以后为军方高层提供政策建议。笔者以为，设立这个美国国防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战略研究组，应该是国防部文职人员和军方共同商议后建议的。 美国国防部的这则消息指出，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副部长认为，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方面的“渐进威胁”；中国正试图推翻现存的按国际规则形成的印太地区秩序架构，并使用所有手段，企图让这一地区的各国臣服。美国国防部的中国战略研究组承担的是一个“突击任务”，要检视军事战略、军队运用方式、技术应用和军力配置、部队管理及情报方面的最高优先目标；也评估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以及它们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关系之影响；这个研究组也要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保持沟通。 中美冷战是去年由中共点燃的，川普当局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决心强硬回击。今后，中美冷战依然是美中关系的基本面。处于冷战中的美国自然不能实行强敌弱己的战略。因此，美中经济关系今后很难摆脱中美冷战的既定格局，也无法回归中共期待的方向。面对挑起中美冷战的共军，美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有一对夫妻，因违反了向中共提供生物标本的法律，被捕一年多之后才做出处理。为甚么证据确凿还这么慢呢？有猜测说，想用这两个人交换被逮捕两年多的“加拿大人”不果，只好延迟作出处理。为甚么不果呢？因为这对夫妻对中共已经没价值了，就像当年大特务金无怠被抛弃一样，弃之如弊屐。 最近还有一个案例。当年许志永博士在钱云会案件中为当局辩护，算是立了一功并因此遭人唾骂。最近怎么又被捕了，并遭受酷刑？这也是因为现在对中共没价值了，还去作犯忌讳的事情，那就别怪共产党不计你的好了。共产党从来就是翻脸不认人，文革为共产党立了大功的人比你们还冤枉呢。 我在青海监狱中，和文革的第一、第二号群众领袖蒯大富、韩爱晶成为了好朋友。开始他们感情上还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纯粹的反革命。而且文革时，靠自己竞争出头的领袖确实不俗，蒯大富就是辩才无碍。我只是在知识上和他们堪堪打了个平手，最后不打不成交成了好朋友。记得他们俩人都说西餐不好吃，都是凉的。我告诉他们，外国大使馆请他们参加的是招待会，不是宴会，所以都是冷餐。大使馆的翻译也很搞笑，居然在请帖上写著韩爱晶女士。 中国的政治有很多秘密，现代话讲叫做“不透明”。我问蒯大富，为甚么会想起来抓刘少奇？那不是小老百姓能够想到的僭越行为。老蒯大呼冤枉说：那是老毛亲自安排的。当时他被叫到中南海老毛的卧室里，在场的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江青说，让老蒯出面抓刘少奇。老蒯说，让富治同志抓不就行了吗？江青斥责他说：按照党的规矩下级不能抓上级，可是法律有一条叫做群众扭送坏人。你们是群众，刘少奇是坏人，扭送给富治同志就是合法的了。 我说，抓刘少奇不是你们的罪名之一吗？为甚么在法庭上不说呢？老蒯冤枉透了，说他们的法官好像没听见一样。我想了想也觉得后脊梁骨发麻，以我在北京干部子弟圈的见闻，也没想到共产党领袖们也这么黑，这么无耻。因此好心地建议他们俩说：你得谢谢法官没听见，他那是在保护你们呢—他如果把这些东西反映上去，说不定中共就要灭口了。以后不要在上诉里说这些，看来你们得为共产党背一辈子黑锅了。不要以为共产党的公检法都是有良心的人，审你们和林彪四人帮案子的有很多是改正右派，还有点儿起码的良心。别人就不一定了，人不能总靠运气。 为毛泽东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只过两、三年就被抓起来了；群众专政了好几年之后，又被邓小平抓起来了，还要判刑。他们觉得比窦娥还冤，那是按照戏曲中老百姓的思维逻辑，以为立了大功就可以挟功劳而自傲，手中握著丹书铁券了。但这不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在共产党里边能混出来的官僚们，大多都是冷酷无情、没有信用的人。一旦你们对共产党无用或者有害，二话不说就是弃之如弊屐，很少有例外。 七十年代末，公检法里还有很多改正右派，有时候还会本著良心干点儿好事儿。我接触的法官、律师就本著良心对抗上级，为我争取了十五年的刑期，没有掉脑袋。之后，他们也都为此承担了严重的后果。有良心就得受惩罚，这是中共邪教特征之一。现在还能指望有良心的共产党吗？为党立功者应该以此为戒。
如果你今天（加拿大温哥华时间2月4日）在加拿大，走去报摊买份报纸，将会意外地发现，所有的报纸头版都是一片空白。是的，不仅地面的积雪，除了报纸名称与最下方的一小段话之外，所有的报纸也都是一片纯净的雪白。 这是由加拿大报纸协会（News Media Canada）发起，串联全国报纸业者的一场运动，称之为“消失的头条”（Disappearing Headlines）。 翻开报纸内页，你会看到一封写给全加拿大国会议员的公开信，要求在渥太华的议会对于目前攸关媒体生死的情势立即展开行动。 他们抗议的对象是谷歌与脸书。 没有基于事实的真相，无法问责政府，民主与下一代的未来将受到伤害。产生真相需要成本，但事实是谷歌与脸书拿走了八成以上的数位广告收入，但却拒绝支付生产新闻内容的媒体费用。 结果是无数的报业纷纷破产，数以百计的记者失业，而坐镇于硅谷的科技巨头依旧毫无责任地获取高额利润。 加国媒体一致要求渥太华仿效澳大利亚的做法，立法要求媒体业者与科技巨头就使用内容商议公平的价格。如果谷歌与脸书拒绝合作，则处以巨额罚款。重要的是，这项解决方案不需要政府府投入新的资金、税收或是费用。 加国报纸协会并设立了网站供民众获取更多的讯息。同时鼓励所有的加国民众打电话给当地的国会议员，就此议题表示关切。 是的，澳洲开第一枪之后，同为五眼联盟的加国也加入了，虽然对象指向另一名五眼联盟成员美国的科技巨头，要求对于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有更为合理的安排，但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媒体业者也都在注视这场运动。 谷歌与脸书的担忧终于成真，如果他们不能在澳洲打死政府立法要求付费的努力的话，世界上将会有更多的媒体与政府加入这场对抗科技巨头的圣战。 现在的问题是：台湾的媒体是否有能力和加国报纸一样，联合起来，发动社会运动，要求政府与社会大众一起构思解决目前媒体困境的方法？这困境严格说来，并不只是媒体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民主的困境。 立法院令人尊敬的委员们，现在也许到了应该召开听证会集思广益的时候了。 媒体革命的号角已经响起，自由时报、苹果日报、联合报、经济日报、中国时报、工商时报、上报、风传媒、新新闻、壹周刊、镜传媒、端传媒、报导者、信传媒、新头壳、今周刊、天下、商周、远见、管理杂志、数位时代、经理人月刊、Cheers、Money、Smart、财讯、财金 ⋯⋯ ，你们愿意和加拿大与澳洲的媒体并肩作战吗？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上报》摘自作者脸书。原标题为“消失的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