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豪再婚！与日本创作歌手荒卷绘美登记结婚，经纪公司正式证实
2026 年 6 月 30 日
2月2日，由新华社主管主办的《上海证券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引起关注的原因并不是这篇文章说了什么，而是它没说什么。这篇题为《高质量发展 岂能缺少企业家精神》的文章对包括马化腾、任正非等中国商界名人点名赞扬，唯独没有提到名气最大的马云。 自去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之后，马云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直到上个月20日腊八节，马云才露了一小面。马云通过视频连线形式，出席了“马云乡村教师颁奖典礼”并发表讲话；还说，“等疫情过去了，我们再见面”。 这两条消息告诉我们，慈善家马云似乎依然安好，但是指点江山的企业家马云不在了。 去年年底，中国监管部门对民营资本的龙头企业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调查，把中国首富马云一段时间以来的厄运推向高潮。在此之前，蚂蚁金服集团上市计划叫停，湖畔大学扩展计划受阻，互联网集资平台被取缔。与此同时，马云本人和他的公司又遭到官方和民间双重舆论的围剿。当时网上纷纷流传，马云要把他的企业和股份全部献给国家。很多人认为，马云难逃牢狱之灾。 不过我认为不至于。我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依然认为，马云很可能软着陆。阿里巴巴不会垮，可能分拆，可能会部分收归国有，但公司还保留。马云会减少出头露面，听不见他指点江山了，但是在适当的时候还是会让他出来露个脸、亮个相的，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看来，我这个估计还是对的。 马云的问题说来也很简单。马云的问题就是做得太大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所以会遭到当局的打压。不过也正因为马云做得太大了，大到不能倒，马云本人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国际上的一个招牌。当局不能不投鼠忌器，既不能把他抓起来，也不能让他消失掉，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样奇特的处境。 马云这次遭遇滑铁卢，最初的导火索就是他在去年10月，对中国的金融监管系统提出严厉批评；紧接着又是他的蚂蚁金服上市叫停。按说马云出道以来，不止一次遇到过来自官府的麻烦，但都被他一一化解。这次他以为只要低低头，服个软，表示“马已经服”，就算过去了。殊不知，当局又对他的阿里巴巴启动了反垄断调查。这肯定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因为就在事发的前一天，阿里巴巴还发了个严正声明，说“有关外媒报道中央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一事纯属谣言，我们将对造谣者追究责任”。话音未落，反垄断调查就来了。固然，阿里巴巴确实存在垄断的问题，但当局的做法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其实，近几年来，马云已经比过去低调多了。他知道树大招风，从2013年到现在，他都退了四次休了。先是辞去阿里巴巴的CEO，然后又辞去支付宝的公司法人，又辞去了阿里巴巴的董事长、董事等等。可是现在的马云已经成了商界的邓小平，他的名字比他的职务、头衔大。少了些头衔、少了些职务，马云仍然有在商界呼风唤雨的能力。独裁者习近平对马云的不满想必也是由来已久，于是马云在劫难逃。只是鉴于马云在国内、国外的巨大名声和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招牌功能，习近平不敢做得太绝而已。 从马云的遭遇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习近平是何等的独裁与蛮横。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如何理解拜登应对中国挑战的所谓“战略耐心”及其后果，成为关注美中关系走向的人当下都在思考的问题。从拜登至今回避与习近平直接通话这一不寻常的现象来看，拜登既不急于与习近平做交易，也不怕这样会给美国带来太大风险。于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毫不掩饰他的失望和焦躁，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高调敦促拜登，早日恢复美中高层对话。 坦率说，对拜登的“战略耐心”，我并不惊讶，因为他现在与习近平没有太多话好说。也就是说，冷落一下习近平，对拜登没有甚么危险或损失，反而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全面审视和评估未来对付习近平和中国的策略。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急于与拜登进行对话的态度，倒是让我有点感到意外，因为我不能理解，在经历了2020年中国造成的全球大疫、世界还无法看到这场巨大灾难何时结束的情况下，习近平竟然看不到，此时拜登不可能给他任何有意义的合作承诺，即使他有这个想法，政治上也完全行不通。但习为甚么要摆出急于谈判的姿态呢？是内部危机的压力所致，还是习陷入一厢情愿的病态？ 一些有深度的评论家认为，习近平看见的世界，与许多人，尤其是与身处海外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完全不是一回事。习认为中国并没有因2020的疫情而失去战略机遇期，恰恰相反，是美国和西方在疫情中充分展现了深刻的制度和社会危机，进一步证明中国崛起而西方衰落的大势。习近平年初断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支持了这种分析。也正因为习的这种精神性格越来越明显，日本的大前研一才会在最近发出了“习近平已经希特勒化”的警世之言。 那么，从这样的角度如何来理解习近平摆出急于与拜登谈判的姿态呢？如果这是一种战术和策略选择，也就是说是一种“战术急躁”，在拜登拒绝与他“合作”的情况下，习近平能对美国，对整个世界秩序做出实质性伤害吗？这才是现在许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总体看，习在整个国际政治舞台的信用和声誉已因2020而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不少人，特别是外国人因此而认为，习发动战争的风险在上升，但国内的一些知情人士却坚定地认为，习近平其实最不想打仗。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与希特勒非常不一样，背后的原因，就是希特勒的德国军队确实能战、善战，而中共腐败的解放军更像当年的“北洋水师”。 那习近平为甚么还要扩充军备？基本原因就是习相信中国现在有了“大清”所没有的“软实力”，可以在军备威慑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这正是拜登的“战略耐心”难以回答的挑战。虽然很难知道缅甸政变背后是否有习近平，但可以肯定，习将会支持缅甸军方巩固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而习近平对拜登任期的最大挑战，可能正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展开。难舍“大一统”的台湾蓝营，最近有了一些重要的“异动”，其中包括赵少康重归国民党，也包括“白狼”张安乐接受中共媒体的高调专访。这些异动令人不难做出这样的想像，那就是未来四年，习近平将充分利用拜登政府被国内危机纠缠的时机，全面调动中国大陆和台湾蓝营的“大一统”情节和社会资源，推动所谓的“智统”台湾。
近几十年来，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利器，好些国家的政治反抗者象征人物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最后都成了带领该国实施民主化的领军人物。比如，曼德拉之于南非、昂山素季之于缅甸。有些人物虽然没能成为一国实现民主化的政治领袖，但至少在授奖之初时，确实寄予厚望。但象昂山素季女士这样一生经历过先是百誉集身，继而是群毁毕至，加誉毁誉都是同一批机构的同一批人；执政前身陷囹圄，执政过程中因政变被拘，关押她的竟然都是缅甸军方，放眼望去，可能也就她一人。 其间因由，个人因素有之，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她身处的政治角斗场太过凶险。 缅甸本身就是政治修罗场 说缅甸是修罗场，出于两点，一是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武装冲突不断；二是军人势力强大。 缅甸自独立以来，族群问题一直是长期困扰和影响缅甸政治的棘手问题。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2016年提供的统计数据，1948年—2015年，缅甸政府军同相关族群武装组织共发生268起规模、强度、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武装冲突事件。2015年10月15日，缅甸中央政府与八支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停火协议。但签署协议的少数民族武装中，并未包括克钦独立军、果敢同盟军等实力较强且与缅甸中央政府矛盾较大、近年来多次发生冲突的少数民族武装。2015 年 11 月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 赢得大选并于次年4月开始执政以来，缅甸政府军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仍然不断爆发规模不一的武装冲突。其中以2018年上半年缅军与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爆发的冲突最为严重，缅甸国防军炮轰了克钦独立军位于孙布拉蚌镇（Sumprabum），怀莫镇（Waingmaw）和德乃镇（Tanai）营地，导致12万人流离失所。 军政府势力犹在且有宪法保证 军人政权是缅甸政体的一大特色。缅甸国防军领导人奈温于1962年建立了军人政权，开启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1988年，奈温政权因经济不振和政治迫害被迫辞职，以苏貌为首的新军人集团上台执掌国家政权。2010年，缅甸举行了全国多党民主制大选；2011 年，第一任总统吴登盛上台，开启了民选政府时代。但吴登盛的军人背景，仍然标志着缅甸军人统治并未结束。2016年3月30日，民盟资深成员吴廷觉总统领导的新政府宣誓就职，开启了“文官主政，文军共治”的新历史阶段，军人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在丹瑞大将领导下制定的《缅甸宪法（2008）》，让军人保留诸多权力，成为与民盟政府并立的另一权力中心。据缅甸《2008年宪法》规定，缅军不接受文官政府约束，是独立的、超脱于国家政治生态之外的军人集团，又是“国家的监护人”和“宪法的守护者”。除了规定军人拥有议会25%的席位、修改宪法必须获取75%议员的同意之外，宪法第417条规定：若出现企图以暴动、暴力及不正当强制手段去夺取联盟主权的情况，导致联盟有瓦解危机或可能出现丧失主权情况时，总统可在与国家防务与安全委员会协商之后颁布紧急状态。第418条(a)款更是明确规定，若是发生第417条所指的情况，总统应当宣告把联盟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行交给军方总司令，让他能够采取必要行动平定局势。 因此，缅甸军方昭告天下，他们的军事行动是依据宪法行事。 缅甸是美国与中国政治角力的竞技场 南非曼德拉不负联合国、美国、欧洲主要大国厚望，在它们几十年的长期支持下，终于将南非变成了一个彩虹国家。对这个彩虹国家的建成，世界媒体为之欢呼了好几年，直到南非逆向种族歧视盛行、经济上从中等发达国家再次堕入发展中国家、犯罪率高发为止。南非的现状，虽然主流媒体不谈，但其实明白人都清楚。 也因此，昂山素季成了联合国、美国、欧洲主要大国寄望所在，进步力量都希望昂山素季能够领导缅甸的民主化，为民主有缺陷的亚洲、也为世界打造一颗民主之星。 不过，与西方各国相比，中国与近邻缅甸的关系更密切。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高压制裁政策，与缅甸几乎没有任何正式外交关系。缅甸的最主要外交国就是中国，并和柬埔寨一道成为中国在东南亚最忠实的盟友与利益代言人。除了大量中资企业在缅投资，中国还在缅甸修建石油运输管道，以摆脱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缅甸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有不可估量的政治价值。长于利益外交的中国，非常清楚军队在缅甸政治中的作用，一直刻意维持着与缅甸军队的友好关系，而且不止是国防军，还包括一些少数族的武装部队，方式是为他们提供军事装备。据说缅甸军方在1月中旬与中国外长王毅见面时，通告了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 西方对缅甸的影响，主要在于扶持了昂山素季这位名震全球的政治象征人物，远不如中国那样根植于缅甸本土。 昂山素季掉入本国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夹缝之中 昂山素季执政后最受诟病的是两件事情： 一是她所在的政党赢得大选后，由于《缅甸宪法（2008）》规定，与外国公民结婚或子女为外国人的缅甸人不能成为总统或副总统。昂山素季的丈夫是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里斯（1999年去世），她的两个儿子是英国公民。因此，她只能任外交部长兼总统事务部长。为了绕开这条法律，昂山素季模仿李光耀退休后揽权的方式，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个“国务资政”的职位，而且公开称自己会成为在总统之上的实权领袖，领导政府——此举自然被视为昂山素季贪恋权力。 昂山素季领导的是本国政府。由于本国政治的需要，导致她在处理罗兴亚人危机及严厉打压记者。罗兴亚人是缅甸境内的穆斯林群体，当年英国殖民政府引进的孟加拉移民。独立后的缅甸政府一直不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地位，再加上缅甸的主体信仰是佛教，信仰冲突更为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从2010年开始，罗兴亚人和缅甸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不断，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镇压，罗兴亚人死伤惨重，引发难民危机。联合国调查后，公开谴责昂山素季未能制止暴力行动，没有运用职权和道德声望遏止仇恨言论在国内散播，任由军队胡作非为，为此要负部分责任。面对联合国的责难，昂山选择站在军方一边，为此还专门于2019年率领法律团队前往荷兰国际法院，亲自为相关指控辩护，国际社会对此舆论哗然。2018年，两名路透社雇佣的缅甸本土记者因报道缅甸政府军大开杀戒，被以违反《电信通讯法》的名义判刑7年；同年9月，《缅甸环球新光报》某位政治评论员因为不断批评昂山素季，而被缅甸司法当局以“分裂”罪名判刑7年。 昂山素季因此备受国际社会批评指责，当年争着授奖给她的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撤销奖项，包括牛津自由奖、柏林自由奖、加拿大荣誉公民、国际特赦组织良心大使奖等荣誉。BBC对她曾用尽了赞美之辞，2019年12月专为她写了一篇《昂山素季：从“人权斗士”到“种族屠杀”辩护者》。 我无意批评昂山素季。设身处地，以她之身份，所处之地又是各种政治势力凶狠缠斗的政治角斗场，2月1日之变应该是意料中事。舞弊之事我不认为是空穴来风，对她与她的政党来说，学习他国政党操纵选举的做法并非难事。她的失手在于对手是执掌军权的实力派，还有本土宪法加持的合法权力。美国与西方世界现在自顾不暇，谴责应该就是对她的最大支持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随著白宫易主终于尘埃落定。挺川和反川者之间剑拔弩张的极烈争战，终于可以偃旗息鼓。此次选战之乱象横生、聚讼纷纭，为几十年来所仅见，其结果甚至导致一些人绝望美国、怀疑人生。明智的因应之道是，告别亢奋，静下心来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这一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是否像一些人所担心那样就此暗淡？世界大局的“时和势”，是否像中共党魁习近平所说的那样转到了中共党国一边？在这一场选战中进一步分化中国自由派，究竟应如何自处？ 美国这盏自由民主的灯塔并未黯然失色 美国此次总统大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邮寄投票，本来只是在万不得已情形下的例外，这次大选中一些州的行政部门则以新冠疫情为由临时改变投票和计票规则，使邮寄投票成倍激增，大大扩大了选举舞弊的空间。川普团队发现一些舞弊现象而怀疑选举结果，依法仓促向执法和司法机关投诉，可惜对川普怀有成见的法官们却拒绝立案，堵死了川普团队证据呈堂和法庭控辩的机会，司法救济付诸阙如。再加上诸多左翼主流媒体长期对川普及其支持者进行妖魔化而偏袒民主党，连社交媒体巨头们也运用其权力封杀川普。川普支持者投告无门，群情激昂。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于2020年1月6日达到顶峰。几十万人云集华盛顿游行示威向国会施压，更有上千名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包括挺川和倒川阵营双方的激进人士但所占比例仍待调查）在议员们正在对各州选举人票进行辩论认证时冲进国会，迫使议员们紧急撤离并造成5人身亡，举世哗然。 但是，通过选举产生合法政府的权力和平交替仍然顺利完成，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未崩溃。川普及其律师团队质疑选举结果而在法律框架内提起法律诉讼，直到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接受选举结果，谤议甚多。但是，这个争议与仲裁环节，本来就是选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份。川普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只要不诉诸暴力，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民意表达，完全无可厚非。至于川普本人，在众说纷纭、群情汹汹的复杂环境中，仍然保持冷静而坚决拒绝采用武力解决争议，严守民主政治家的风范与准则，也还可圈可点。在行政权力和平交替之后，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结构完整无缺，美国社会也恢复常态而疗治残酷选战所造成的创伤。纽约港自由岛的自由女神像，依然光彩照人；美国这座世界民主灯塔，仍然光芒四射。 时与势没有转到中共政权一边 正因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大本营，这场选情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举世瞩目。全球民主人士固然全身心投入关注这场选举，独裁政权对这场选举的关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今之世界，有能力和魄力置独裁政权于死地者，非美国莫属。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在确认川普败选之后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启核计划。西朝鲜独裁者习近平，也迫不及待地在2021年1月11日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上宣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习近平幸灾乐祸可以理解，但他关于时来运到、福星高照的判断，却只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实际上，关于民主制度衰败和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衰落的论调由来已久，而且这种论调也并非空穴来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产业重组，造成了民主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壳化和制造业工人的结构性失业，给这些国家带来重创，美国中部传统工业城惨不忍睹的“铁锈带”最为典型；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又使社会结构恶化、分化和断裂，得益于全球化的信息资本、跨国财团、政治权贵、城市白领等踌躇滿志，而在全球化冲击下利益受损的本土工业资本、本土中小业主、本土白领、本土蓝领等满腹愁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也步步加深并展现两极化新态势，以全球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左派为一方，以反思全球化和保守主义的右派为另一方，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在政治层面，民主政治的绩效严重垮坡，职业政客、顶级富豪和知识精英同流合污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为谋取私利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司法和媒体高度政治化而损害中立与公正，良性的政党竞争时常沦为只论输赢不问是非的政治恶斗；宪政民主制度受到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日益严重的内部质疑、侵蚀和挑战；政商学媒各界都有相当人群对后极权主义党国削弱自由民主秩序的胡作非为以及党国资本主义败坏道德规范的罪恶行径丧失了战斗意志，甚至于降志辱身，背叛自由民主价值和道德原则与后极权主义党国进行浮士德交易。 川普出任美国总统，是一个转折点。2016年揭橥“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两面大旗的川普，被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选民送上总统宝座。这位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的异类“政治素人”横空出世，成为气势如虹的政治领袖，体现著美国朝野的新觉醒。川普政府的努力，在“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这两个方面都初见成效，尽管因为川普本人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等性格弱点和在执政过程中蛮横任性、简单粗暴而广受诟病。 为了“让美国再伟大”，川普政府确立了以资金回流和重建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在税收和福利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保守主义思想路线、回归体现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美国立国精神；确立了以中共政权为头号敌人的国际战略，扭转持续了几十年的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政策，并与中共政权展开硬碰硬的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而且，在执政后期由国务卿彭佩奥团队著手组建以对付中共政权和重塑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全球民主联盟。为了“抽干华盛顿沼泽”，川普政府以多种方式向朝野上下展示职业政客、跨国财团、科技巨头和左翼主流媒体使民主国家误入歧途的风险，并提出了有效约束这些不健康力量的有益构想。 川普及其保守主义支持者对左派“政治正确”的冲击也卓有成效，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这里所说的“政治正确”，当然不包括左右两派有高度共识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左派“政治正确”指的是因为对平等和正义的片面理解而走火入魔，形成反噬自由民主的政治禁忌。比如，将捍卫和增进族群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推向极端而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贬低以自由、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保护弱势族群的旗号下袒护专制主义传统和陈规陋习，甚至于义正词严地压制言论自由；将经济平均和结果平等确立为优先目标，使国家福利蜕化成有利于懒汉们不劳而获的剥削机制和不堪重负的赤字财政；给全球化涂上神圣光环，将民主发达国家对民族工业、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就业机会的正当保护妖魔化化为“右翼民粹主义”。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回潮，其主流是对已被“政治正确”扰乱的世界拨乱反正，打破禁忌踏踏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因为左派“政治正确”已经导致极右势力的反弹，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削弱激进左翼“政治正确”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冲击，也是抑制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有效途径。 川普团队所开创的事业，不会因为川普败选而终结。他们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会为新的执政党、在野党及美国社会所传承。对川普团队所开出的药方及其疗效，可以见仁见智，但川普团队能确诊病灶并获得社会认可，就已功德无量。过去几个周的政治局势表明，在有条不紊的政府权力交替完成之后，美国朝野上下只能直面川普团队所揭开的问题、努力完成川普团队未能一蹴而就的事业。自由世界和民主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本来就远超中共党国以及与中共党国同床异梦的其他独裁政权。川普团队所开创的新局，已经为重击极权党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试过了川普单挑中共的战法，当今换转为拜登拉盟友一起对中共打组合拳的新战法，但愿能别开生面。 新冠疫情和大选乱象对美国及民主发达国家带来的困扰，并没有撼动他们的根基。反观中共党国，其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基本运数并未改变。表面看来，美国的大选乱象似乎给中共党国提供了浑水摸鱼的难得机会。党国宣传机器和遍布全球的“五毛”们，也确实抓住这个机会疯狂诋毁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对美国大选投入这么多的关注、卷入这么多的讨论和争论，既体现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浓厚兴趣，也给他们提供学习民主制度和民主选举的难得机会，这本身就是对中共党国专制形成挑战。出手重击中共政权的川普在中国民众和全球华人中获得广泛爱戴，折射出他们对中共党国的深仇大恨。 中共执政七十年来，一贯将它所制造的灾难扭曲宣传成为它领导抗灾的无耻庆典。这次也不例外，中共党国似乎又一次成功地将新冠疫情的种种人为灾难，掩盖于对习近平英明决策的歌功颂德、肉麻吹捧之中。但是，对疫情防控“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封锁信息隐瞒疫情造成病毒失控而流行全球的罪错，早已使他的个人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无可挽回的损毁。习近平及中共政权毫无忏悔之心的虚假宣传，只能引起世人更强烈的反感和更大的追责决心。 习近平在登基以来，丧心病狂地系统迫害异议人士、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碾压香港自由民主、对特定族群施行文化灭绝，并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通过选择性反腐大规模清洗政敌，大开历史倒车，重演个人独裁及个人崇拜、妄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拖回到极权社会，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这些暴政恶政已经怨声载道。习近平从政以来从来就没有可资炫耀的政绩，登上大位之后也只是增添了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之类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他倒行逆施不断加速国进民退并重启党组织对经济的直接管控，进一步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的经济滑坡越来越严重，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已经危如累卵。 习近平为了收割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支持来弥补执政合法性的缺失并巩固他个人及中共党国的专制统治，野蛮地推行战狼外交，在中国周边以及全球内张牙舞爪，特别是与美国交恶，使得外强中干的中共政权更加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中共党国被历史淘汰之步伐在日益加速。心智清醒、良知未泯的党国庙堂中人何尝不想使中共脱胎换骨、使中国和平演进到宪政民主，以偿还孽债自我救赎。习近平死不改悔，继续带著末日疯狂装神弄鬼，难逃祸起萧墙之噩运。 中国自由派唯有齐头并进 这次美国大选中的意外不幸，是中国自由派的又一次撕裂，而且是范围最广、裂痕最深的撕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本就庞杂。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至少有自由知识份子、中共党内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人士六路人马，在中国企业家阶层等其他社会群体中自由派人士也在所多有。中国自由派有捍卫人权、追求宪政民主的共识，但其内部的思想源流及思想成熟程度差异很大，更不用说他们在政治倾向、对中共的判断、对美国及国际社会的认知、对民主发达国家内部左右之争的体会、对保守主义及其他思想流派的取舍等议题上的种种分歧了。正因为如此，中国自由派一直为内部分裂和纷争所困扰。 中国自由派中的大部份人挺川，至少有两个很简单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他们支持川普团队对中共政权的有效打击。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共政权连续施行姑息和绥靖政策达几十年之久，使中共政权日益壮大成为全球专制主义大本营，并有足够的实力对内全面打压中国的自由民主、对外挑战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川普团队扭转了这种局面，正确地将中国政权确定为头号战略敌手，并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从点到面、由表及里对中共政权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打击。中国自由派挺川人士担心几十年来一贯亲共并与中共政权有利益勾连的拜登会重蹈覆辙、重走对中共政权姑息和绥靖的老路，甚至期待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再接再厉对中共政权施行致命打击。另一个理由是这些对左祸有切肤之痛的中国自由派，几乎对左倾思想深恶痛绝。他们对西左也深怀戒备，因而在美国内政方面支持川普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赞同他们在政府责任、市场规范、税务负担、公共开支、家庭传统、宗教传统、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保守主义政纲。 中国自由派中一部份人激烈反川，理由也并不复杂。他们全盘接受西方媒体界和学界同行对川普的指控，将川普定性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偷税漏税的奸商、白人至上主义者、谎话连篇的流氓骗子、破坏美国民主的独裁者。平心而论，川普的政敌们依照门户之见给川普贴上的这些负面标签，言过其实，本不足为训。但川普在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和鲁莽任性的言行，确实授人以柄、树敌太多、自招其祸。 既然分歧和撕裂因美国大选而起，也应随大选尘埃落定而烟消云散。挺川派所托非人，反川派误判误伤，皆随历史翻篇而成过去。毕竟，双方都激情澎湃地捍卫自由民主，都热切期待中国的宪政民主。国运不佳，中国宪政转型大业一波三折。负重致远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其相处之道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超越内部分歧，同心协力勇往直前；中策是退而求其次，像“反送中运动”中的港人那样，“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最不济的下策则是横炮自戕、相互拆台。慎思明辨，中国自由主义同道没有理由选择自毁前程之下策。 2021年1月30日 来源:纵览中国 作者冯崇义是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
去年缅甸举行五年一度的国会大选，被视为是对昂山素季名望和政绩的验收，结果她带领全国民主联盟（NLD）获得压倒性胜利，以缅甸军方为主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却称选举充斥舞弊，因而拒绝承认大选结果，而有今日军方宛如政变将昂山素季带走。过去外界每每寄望昂山素季藉人权和民主领域的声望，能对缅甸擘划美好前景，甚至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却也理解到昂山素季为求稳定执政，必须和握有枪杆的军方集团做出很大妥协，结果只见民主和枪杆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昂山素季遭软禁期间，因国际声援以及个人坚毅的特质，长期在缅甸享有高声望，历经2011议会补选和2015国会大选，证实了昂山素季的国内影响力。当然，尽管承诺对民主进行改革，甚或还说要政于民的缅甸军方，自始至终一直十分忌惮昂山素季的高人气，仍拥有修宪关键席次的军系国会议员，力守缅甸宪法规定配偶为外国人者不得成为总统的条文，就是不折不扣为了卡住昂山素季成为缅甸真正的领导者，让翁山苏姬支持度再高，至多也只能担任国务资政。 就在昂山素季担任国务资政期间，外界开始察觉昂山素季的民主、人权观似乎出现了些许变化。尤其当路透社逐一披露缅甸军方如何在境内对罗兴亚人进行屠杀时，昂山素季起初默不作声，便让人好奇一位曾不卑不亢面对极权压迫的人权天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继之，当罗兴亚人大举逃难孟加拉的新闻、画面被刊出，昂山素季不仅未反对对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的恶行，还一定程度应和他们的立场，否认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是种族灭绝。尤其当她站上海牙国际法庭，支持缅甸军方处理境内罗兴亚人的方式，她的国际声望更瞬间下滑，连原本最支持她的英国也有要求收回她诺贝尔和平奖的声音。 因为她在法庭上只说缅甸军方可能有做不对的地方，且轻描淡写认为若有犯罪（如杀人、强奸），就处置当事人即可，意谓就算军人有犯罪，影响也不大，根本不到对上百万罗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程度。当然，她个人历史上的认知，实已左右了她如何看待眼前逃难孟加拉的难民。 当时，尽管批评昂山素季的声音不小，认为她有负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小看了世人对她的崇仰以及个人肩负的人权使命，但也不乏为她解释之词，包括她或许仍对父亲一手建立的缅甸军队保有一丝敬意，或者，就因为很清楚军系集团随时等著抓她小辫子要拉她下台，伴“军”如伴虎的她必然如履薄冰，不会在军方执意驱赶罗兴亚人时唱反调，以及，昂山素季在罗兴亚事件上明显不愿维护弱势族群的权利，并非真的支持暴行，而是纯为一种“政治现实主义者”的体现而已，也就是她至少要先巩固自己国内政坛的不败地位，站稳了，才有条件回过头来和军方谈判改革。 但每一项解释其实都很难说得过去，她父亲建立了军队，但当军队借由绝对的武力违反人道并压迫弱势的时候，对他们还有何敬意可言？基于“政治现实主义”，在政治上先求有再求好，则如履薄冰绕了一大圈了，又怎么会在一次国会大选获得超高支持度，眼看已稳居政坛不败地位的时候，没几个月就突然被以选举舞弊为由带走？ 可为的解释，就是军方当初释放昂山素季，是为国际社会长年要求缅甸改革的回应，并且也需要昂山素季所代表的民主象征，转而回馈军方掌权的正当性，一旦认为把昂山素季绑在国务资政，也未必就能降低她的影响力，则昂山素季永远都是威胁，是威胁，握有枪杆的一方便随时可以再把昂山素季带走。 没有人否认昂山素季需要考虑国内政治现实，和老虎共事需要实力，要懂得权宜变巧，但同样无可否认，昂山素季国内声望很大一部分的养分来源，是来自她长期受到的国际加冕和肯定，很长一段时间，昂山素季不光是缅甸人的精神领袖，也是国际上许多对民主、人权爱护者的精神标竿，自她掌权后，因政治现实之故，确实伤透过往支持她的外国人，她的国际声望大跌，则即便她的国内声望依旧，如今“有难”，仍旧少不了需要国际力量声援，否则支持她的缅甸人民，能有足够条件直接挑战握有枪杆的军系力量？ 昂山素季的转变，若不是被维护她的人修饰为是受制于政治现实主义，才会在自己曾经倡议的信仰价值上反其道而行，今天她的“被带走”，或许就不会成了那么大的讽刺。看昂山素季这样，台面上政客对动辄拿枪杆威吓人的，幻想应该会再减少一点，因为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一群，连“民主”是什么都会帮你决定。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2020年大选过后，赵少康在自己的政论节目上谈到台湾选民的变迁。他说，韩国瑜此次在总统选举中拿到550多万票，这是蓝军的基本盘，蔡英文则是拿了800多万票，但支持韩国瑜的多是老人，支持蔡英文则多是年轻人，老人会凋零，所以蓝军基本盘会愈来愈小。赵少康有点感慨地说，“连我的孩子都认为说我们是台湾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年轻选民，这个政党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赵少康真心信奉他所讲的话，那他暌违台湾政坛近20年后的再次出手，其实是完全违逆了这番政治观察；因为赵少康这次结盟的对象韩国瑜，正是把近年来的国民党推向去年轻化、去台湾化，甚至是深蓝红统化的始作俑者，与他结盟刚好是“请鬼拿药单”。这番作法不是想“中兴”，而是要“夺权”，又或者乡愿地说“只有夺权才有机会中兴”。赵少康深知，国民党的核心党员早被韩粉盘据，结盟韩国瑜，不但让他政治实力倍增，也给了韩国瑜东山再起的机会，俩人各取所需，是他重返政坛的终南捷径。 这种马基维利式的权术思考在政治上并没有对错，比较大的问题是，当赤裸裸地夺权早先于路线思考，一定会在政党内部激起更强烈地反弹。江启臣过去一年带领国民党到处征战，功劳没少苦劳不小，凭什么你赵少康的领导才是领导？只是，当江启臣的否决提名赵为中评委以参选党主席的提议，却反向地弥补提高韩国瑜出马参选的党主席的正当性，也确认了赵韩联盟的坚固性，只要赵韩其中一人拿下半年后的党主席，国民党往后规矩怎么订？人选怎么提？还不摧枯拉朽、望风披靡？ 当事情发展至此，现在还掌握党机器的江启臣会怎么做？还想选总统的朱立伦会怎么想？当今民调最高、也是国民党最大诸侯的侯友宜又将如何自处？国民党内怎可能不斗成一团？只是，现在的国民党早已沦落为“丐帮”、“破落户”，这种把同志踩在脚底下的斗争方式，就算斗赢也是输了。 长期以来，国民党的问题不在于谁当党主席，而在于国民党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国民党要走什么样的路也不是透过一场党主席选举，或另一场政党路线大辩论能够有结论，而是要由党内的大老公职带领支持者去领悟：国民党连续两次大选大输了300万票是怎么输的？国民党做错了什么该怎么改进？已经在野的国民党何以迄今无法转身？如果九二共识才是救台湾救两岸关系的唯一出路，那为何选民不接受？如果国民党无法改变台湾选民，难道是要“期待”共产党来教训选民吗？ 但赵少康的重返国民党记者会显然仍无意回答这些质问，他不论国民党为何沦落如斯？也不谈国民党的路线问题，而是专心致力地检讨选民，把台湾的现状归咎为“慈禧太后掌控的义和团”、“1450随时出草杀砍把理性的声音通通消灭”、“我哪怕你们，你们有100万、200万、300万我也不怕，我的背后还有4、500万支持我的声音。”赵少康说的是韩国瑜在总统大选得到的552万票，但他没说的是双方还落差265万票。 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国民党而言，最不需要的是标签式的口号来麻痹支持者。少康中兴的问题不在于年纪，甚至也不在于他想跟谁结盟，而在于他这种不问路线、欠缺讨论、没有辩证的夺权斗争，这种斗争从来都是撕裂国民党的温床，30年前主流非主流斗争是如此，30年后的重返国民党之役亦如是。 赵少康的确是个战将，一出手总能设定设定议题、区隔敌我、打击异己。不过，如果赵少康真心要挽救国民党、理解过去2、30年台湾政治的变迁，与其想方设法结盟权力山头主导国民党，还不如温馨地与自己的孩子促膝长谈：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国民党？为什么他们自称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而年轻人所认知的国家图像又何在？从了解现在台湾年轻人想法开始出手，会比高来高去的宫廷政治精准多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形势胶著之际，听到一个好消息，便是罗冠聪近日获取耶鲁大学硕士学位。 对于他自己，这固然是个人努力的成果，对香港人来说，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毕竟，罗冠聪是香港人的孩子，他是香港反共阵线的一员，是年轻一代的精英代表。 这大半年来，我们一直注意到，罗冠聪在西方国家奔波，出席听证会，接受传媒访问，参加各地的抗议活动，我们都疏忽了，原来他一直在读书。 在他简短的公告里，提到每天挑灯夜读，提到每天跟进香港消息，试过在上学途中，乘坐专车四个钟头来回纽约，只为做一个十五分钟的访问；他也提到为去华盛顿一个演讲，下课后乘六个小时火车通勤，再于次日中午回程。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取得六科相当于香港Ａ级的成绩，顺利完成了硕士课程。而他因为从事民主运动，去年年底获得马格尼茨基人权奖，并由前港督彭定康通过网络颁奖。 我为罗冠聪高兴，因为他是我们香港人的孩子，他又是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年纪轻轻，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被迫流亡后，在海外做了很多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工作，也取得可观的成绩。 罗冠聪这一代，我们认识的还有黄之锋﹑周庭﹑梁继平﹑梁天琦等一众学生领袖，他们都是香港社会培养起来的年轻精英，不但富于道德感，而且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具宣传鼓动性，他们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是未来香港民主社会的栋梁。 黄之锋在联合国那种国际政治家云集的场合，态度不卑不亢，说话有条理有锋芒，与各国政要打交道不亚于成熟的政治家。梁天琦有主见也有勇气，如果没有记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没有选择流亡，选择留在香港坐共产党的牢，证明他也有过人的坚忍意志。至于梁继平，在攻占立法会一役毅然剥下面具，说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句震聋发聩的话，虽然他选择流亡，但他正在完成他的博士学业。周庭一个弱女子，承担了与她的年龄和责任不成比例的时代重担，前不久还被移囚到条件更恶劣的监房。 想到这些香港人的孩子，我感觉自豪，也为加诸他们身上的苦难深感不忍。 我们最理想的后代，也就像他们这样了。他们有道义感，有学识，有参与现实斗争的历练，他们又利用不同的机会在读书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斗争经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多读书多思考。不要满足于冲冲杀杀的现场抗争，要放长双眼，为未来多作思想和能力的储备。要知道，街头抗争是需要的，但街头运动不是唯一的抗争形式，更长期更有效的抗争，还是思想的抗争。没有思想，抗争会流于形式，抗争的层次不可能提高，不可能团结更多市民，任何政治运动，到最后拼的都是思想。 因此，与其每天为川普和拜登谁好谁不好吵个不休，不如多花一点精力去读一点书，讨论一些正事，我们做好自己的事，然后再看其他西方国家，他们如何做他们的事。 自反送中运动以来，我对“无大台”这种形式一直存疑，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运动，是在无大台的环境下取胜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有自己的领袖，都有一个核心的力量，都有一种足以指导运动的思想。无大台可以是短期的形式，但不可能长期领导运动。无大台更可能造成“无大局”的恶果，使运动分散力量，失去方向，失去凝聚力，失去战斗力。 当然，所谓运动领袖，不是被谁捧出来的，是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磨练和诞生出来的。无大台是否就是香港人民主抗争唯一的长期的方式，至少这一点值得探讨。 现在运动处于低潮，正是年轻人用心武装自己的思想﹑深入检讨和反省运动﹑总结经验﹑讨论长期策略的时候。希望更多年轻人注重思想的装备，提高论政水平，彼此多交流，争取对全局形势与香港人的斗争策略有更多共识。 罗冠聪得到硕士学位，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借此对他表示恭贺，也希望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标题为《民主抗争路正长，装备自己做实事》）
今年1月20日，美国发生两件政治大事。上午，川普提前离开白宫，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举行了告别式。他没有出席当日的新政府就职典礼。中午，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政权和平而有序过渡。这两件大事，具有两大象征意义。前一件大事象征着，2020年的美国大选留下巨大争议。后一件大事象征着，历经两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美国民主与宪政依然稳定，坚若磐石。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政权，密切注视着美国政局的风云变幻。1月6日，美国发生震动世界的国会山冲突事件，中共即在当日（即北京时间1月7日）召开了一整天的高层会议，名为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实为研究美国政局。央视的新闻联播只是以文字和读稿方式报导会议，并不发放任何视频和相片，证明那是一个闭门的秘密会议。 各方面信息显示，中共高层当日判断以为美国陷入了内乱，甚至可能走向内战。为此，习近平等人以为中共的战略机遇又来了，甚至于，武统台湾的机会来了。随后，1月11日，习近平在党校讲话宣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南海应该没想到，美国国会山冲突仅在短短四小时之内就落幕，国会于当晚八点复会；美国大选争议，也在1月20日之前大致归于平息。 就在美国国会山事件后，连续几天，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旧书《美国反对美国》突然在中国暴热，书价暴涨，在旧书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一举涨到每本16666元人民币，比原书价暴涨三千多倍！这个看似离奇现象的背后，反映相当多的中国人也以为，美国由此陷入内乱、甚至内战，美国将不战自败；以为王沪宁当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美国的判断得到应验。 然而两周后，1月20日，美国政权如期、和平而有序过渡，却跌破这部分中国人的眼镜，也让中南海大失所望，这从党媒前后的舆论对照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是王沪宁误判了美国，进而误导了习近平。 王沪宁于1988至1989年访问美国并做学术交流，前后不过半年，只观察到美国的若干表象和皮毛，回去就写了这本书《美国反对美国》，流露他对美国民主的失望，进而批判美国制度。王沪宁的结论来到很简单，仅仅因为他目睹了当年老布什与杜卡斯基在总统竞选中出现个人攻击现象，就断言：“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华。” 殊不知，事实就是，民主制度下，社会和民众道德水平普遍较高，尽管仍然存在人性的缺陷；而专制制度下，社会和民众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甚至沦丧起码的道德和人性底线。 在书中，王沪宁断言日本将超越美国，理由是：日本奉行“集体主义、忘我主义、权威主义”，而美国奉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民主主义”。然而，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即便在经济层面，日本也未能达到美国的高度，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不振而美国经济始终充满巨大活力。王沪宁的判读失准，就如傅高义的判断失准。后者是精通日文、中文的哈佛大学学者，曾于1979年出版著述《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傅高义后来公开承认他判断错误，但王沪宁却从未公开承认他判断错误。 王沪宁从“美国反对美国”的认知出发，预测美国将会因为国内冲突而衰落。其实，从共产中国校园里走出来的当代秀才王沪宁，无法理解也无法达到美国反对美国的境界和高度，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更无法达到中国反对中国的境界和高度。美国的活力就在于：这部分的美国反对那部分的美国；而中国的僵死就在于：不准这部分的中国反对那部分的中国。 其实，身处二十一世纪的王沪宁，他观察世界的水平仍未超出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满清后期，清廷曾先后派出大臣到欧美国家考察，有人惊讶于欧美的经济发达和政治民主，认为值得效法。但也有人居然这样报告皇上：英国罢工，美国示威，如此下去，这些国家迟早会垮台；还说：议员们争得面红耳赤，如此咆哮公堂，成何体统？（随后的事实是：一、两百年过去了，英美依然雄踞于世，大清国早已灰飞烟灭。） 就连思想相对开明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访问美国后，也疑问：“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为了国家的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鉴于王沪宁被称为中南海三朝智囊、三朝帝师，王沪宁的水平，就代表中共的最高水平，处在中国社会的高端。然而不幸的是，王沪宁的水平，放在正常国家就是最低水平，处在文明世界的末端。王沪宁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写照了中共无法与文明世界兼容、中国将长期停留在政治上的蛮荒状态之冷酷现实。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经历过天翻地覆的2020年，习近平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省部级第一把手讲习班上踌躇滿志地宣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接著又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意即机会在他统治的中国一边。对此各有解读。 习近平的“势”涵盖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 国际大事太多，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华府的1月20日拜登的就职典礼，没太关注习近平说了甚么。中文世界仍然是两极，一是官媒照例地大声赞好；二是批评者照例认为习近平自大吹牛，中国危机深重，接近崩溃。但是，这次习近平真不是吹牛，而是有所依凭，这依凭当然是他的时运太好。 习近平所谈的“时与势”，“时”指时机；“势”在此不是指“形势”，而是“天下大势”。从2019年开始风靡世界的所谓“大重置”，说者纷纷攘攘，其实核心点就那么几条： 政治上，要重新全面检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建立的“资本主义”，尤其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主张大政府和为了大众利益缩小个人自由。改革/革除资本主义制度，扩大政府控制管理经济的权限，用政治正确标准审查社会言论—按照这些标准，中国非常符合：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超大政府、全能政府，政府管控土地、森林、河流等重要资源；在管控经济的范围与能力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能出其右。 意识形态方面：世界从全球化到大重置，社会主义思潮已经逐渐占居主流地位—如果说在英美这些国家，信奉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集中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中国连华丽转身都不需要。中共一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第一，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二。老一代中毛左不少，年轻一代普遍粉红。全球大重置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就算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争论，那也是同一阵营的正宗与旁支之争，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至于中国是否是民主制度，在2020年之后已经不太重要，中国政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不会成为争论重点。 经济上，加速全球融合。自美国大选以来的两个多月，东南亚邻国与西方国家都向中国示好，纷纷签订盟约。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我分析过，中国抓住美国大选这个时间窗口，加强推进对外经济合作，签了两个多年未能达成的协议：成果之一是让酝酿了长达八年的RCEP-15正式签署，并将不臣服的“叛离之岛”台湾排除在外，达成整合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产业链的目标，让各国对中国产生更深的经济依赖，延续并加强以往形成的政治控制；成果之二是经过七年的谈判，欧盟和中国原则上同意了一项投资协议。该协议承诺向欧洲企业开放新的中国市场。拜登政府行将正式上任，习近平很有把握，川普时期的中美经济脱钩论应该从此销声匿迹，很快可以恢复前川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因此，新华社在1月15日特地报导了习近平日前写信给美国星巴克公司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希望他帮助修复美中关系，后者作了非常积极的反应。 谁也不能否认，大重置进程中，美、中、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三足鼎立状态已经形成。因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一结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衰落”过时了。他说“时与势站在我们这一边”，则是根据从2019年在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公开亮明大旗的“大重置”的基本内容，以及目前正在西方发生的变化所做的判断。 中国政府对科技巨头有独特的控制力 中国政府为甚么写信给星巴克CEO，而不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这是经过精密算计的。 中国早就收伏了西方，包括美国的各大科技公司。说起来也简单，北京的法宝就是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美国几大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与其他国家都是顺风顺水，独占市场鳌头，就算各国有不满，最多启动反垄断法修理一下，罚点款了事，不敢有大动作。但中国政府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体，立法服从于政府需要，便捷快速。如果想即刻就做甚么限制，可以由政府部门快速出台法规。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了在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并扩大市场占有率，曾实施“以技术换市场”战略，转让给中国许多技术专利，希望中国降低各种门槛，但始终不能如愿。回过头又在美国抱怨说，中国政府迫使它们转让技术，让政府出面找补好处。 Google曾因反对中国政府限制言论于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但受到投资人的压力，为返回中国市场想尽办法与中国方面勾兑，终于在三年之后，以风险投资的名义获得与中国企业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愿景基金合资的机会，再度进入中国市场。此番苦心终于得到回报，到2016年底，Google终于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上排名第五，到2017年12月，得以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人工智能实验室。2020年，中国的搜索引擎广告收入高达1,557亿元，Google虽然对外不公布其中国市场收入，但外界估计至少占了10%左右。 其他的高科技公司莫不如此。脸书（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为进入中国市场认真摆出学毛选的姿势，Facebook审核用户发帖也很有名，据Fox主持人Tucker Carlson连线记者Sohrab Ahmari在2020年10月下旬一次报导中说，“FB（Facebook）至少有6名持有H-1B签证的中国公民，负责开发算法，审查用户在Facebook上发布的内容。”至于推特（Twitter）的管理方法，越来越接近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理方式，删除政治不正确言论，给特定人物打蓝标并取消帐号，几乎是中国政府管理微信的翻版。 “大重置”计划当中，由高科技公司掌握全球互联网，控制言论，以超政府地位发挥政治影响。英、法、德、俄、澳等在Twitter封禁川普总统帐号后，意识到必须立法限制其作用，但在中国这里却想都别想。中国将坚持政府超越一切之上，掌控一切。 以上数项，当然会让习近平觉得“时与势站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作为大重置的两个轴心国家之一，其合作意愿与合作程度相当重要。
本周大部分的焦点都著眼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Joe Biden）的就职典礼。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在同日宣布28名美国川普政府前官员的制裁名单。名单内包含了：前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波顿（John Bolton ）、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前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前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等多位官员。 公开声明表示，这些人及其家属将被禁止入境中国和香港、澳门，而他们及相关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此项声明刚发布，除了美国政府和相关人员之外，其实许多人仅仅将此视为一个中共报复性的“制裁”行为。然而，这件事却牵涉到美国政府官员多年以来的“旋转门机制”！ 旋转门机制（Revolving Door），是指美国政府、企业、律师事务所、智库或谘询机构内人员互换的机制。举例来说：美国国防前部长艾斯培（Mark Esper）在担任部长职务前，是在美国知名军事工业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担任负责政府关系的副总裁。 其他例子像是：美国后任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成立的谘询公司“西方执行官顾问”（WestExec Advisors）；近期被提名为印太事务协调官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前几年创立的谘询公司“亚洲集团”（Asia Group）。其他相似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中国这次的制裁正是“瞄准”了此一机制。前几段提到，中共将限制自身与被制裁的美国官员，和其相关企业机构与中国的业务或来往。此影响相当巨大，因为不少谘询公司和企业的业务内容都与中国有关。举例来说，上段提到的西方执行官顾问、亚洲集团这两间谘询公司，与中国相关的业务都并不少。 西方执行官顾问的提供，战略竞争时代管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替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建议。而亚洲集团则是负责亚太地区的战略谘询和资本管理。由此可知，未来如果这些被制裁的政府官员，在离开政府机构后，要转进这与中国业务相关的顾问谘询公司难度势必会升高，更有可能因此因被拒之门外。 而中国这样的制裁行动，势必引起美国对于此事的高度关注。毕竟，美国两党许多的政府官员都“受惠于”旋转门制度。如今中国的制裁行动，将“威吓”现任美国官员对中国的态度，间接的向美国现任和未来的政府官员传达：“不要做出任何会影响自身未来和家庭利益的行动”。 此外，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此项“杀鸡儆猴”的制裁行动，是否会影响到未来美国官员对于某些议题的态度或立场呢？因为此次制裁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大部分的官员都曾经以行动或言语的方式的支持台湾，引发中国当局的不满。要是未来是碰到其他敏感议题呢？ 并且，若未来美国政府官员在做决策时，因为考虑到未来自身的发展，而没能做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时，这将对美国影响重大。而此议题对美国来说也将成为“国安问题”，而非单纯“个人利益”的威胁。 而美国也并非对此制裁毫无回应。几日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表示，这些制裁是用来威胁拜登政府官员，要是敢站出来反对中共，就将面临到未来个人财政状况被压迫的情况。他甚至建议，拜登政府应对中国官员采取对等行动，使这些官员不该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存取巨额资产、取得美国大学学位，亦或是到华府顶尖智库的实习机会。 中国虽然目前尚未有美国对他国实施制裁的那般有力，但这也算中国首次比较有“战力”一点的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官员的回应。美国藉著二战后建立起的完善国际建制，加上美元本位主义的扶持，得以有力制裁违反美国政策的组织与个人。 中国看来也要学习美国这招，在自己影响力可及范围，让“外国势力”不敢随便招惹中国。尤其目前美国经济因疫情复苏疲软，而人民币真香的状况下，或许未来中国在“经济制裁”的力道上，会逐渐更有影响力。川普政府这些前朝官员们，只是第一波的白老鼠，如果成效彰显，那中国或可顺利拆解美国政商体系、军工复合体中的“旋转门”。 （※文章转载自“FBC²E 雾谷晶策的国际事务”脸书专页，专页旨在帮助更多台湾人了解国际事务相关的正确资讯，进而促进台湾人在国际视野上的持续开拓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