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長聯合聲明在東海與台灣等問題上牽制中國
2026 年 11 月 12 日
今年7月1日，中共慶祝建黨百年，在天安門廣場擺出的龐大陣勢完整且完美地複製了朝鮮景象；而習近平的講話罕見用上了「頭破血流」等暴力語言，緊接著，有戰機編隊從天安門上空呼嘯而過，這被國際上解讀為納粹德國場景。總之，符合當代戈培爾 — 王滬寧的極權主義美學，這是他的一貫倡導。天安門奢華的百年黨慶，王滬寧應是總策劃。 天安門城樓上的另一個景象無意間也複製了朝鮮，那就是沒有外賓，零外賓！外國的賀信、賀電很少，當局公布了30個國家的名字，大多都是非洲、中東國家，以及少許亞洲國家。而且，這些賀信賀電都是通過中聯部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對外懇求和索要得來。 這證明，習近平執掌中共之後，連年推行的對外威脅和戰狼外交終於「成功」達到獨步天下的境界。孤芳自賞，自娛自樂，自嗨。當今中國，正跨入繼朝鮮之後最封閉的國家行列。 與此同時，美國民間機構皮尤中心的民調顯示，在受調查的17個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對中國和習近平的反感情緒大幅上升，平均高達69%以上，再創歷史新高。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並不妨礙中共大搞百年黨慶，並向世界秀肌肉、顯擺硬實力。就在源自武漢的大瘟疫肆虐全球，就在世界輿論的一片撻伐和追責聲中，中共在戒備森嚴、草木皆兵的緊張空氣中度過百年。 挺過百年的中共，算不算得上成功？當然。只不過，並非正義的成功，乃是邪惡的成功。上世紀二十年代，由十幾個人成立一個政黨，絕對不止共產黨一家。然而，能夠成氣候的，少之又少。中共的成功，說得上偶然、僥倖、「撞彩」。這些偶然源於當時的國際大背景：中共勾結蘇聯，暗通日軍，製造內亂，趁亂奪權。 說到成功，秦始皇算不算成功？吞併六國，一統天下；劉邦算不算成功？開創漢朝四百年；成吉思汗算不算成功？滅亡了包括中國在內的44個國家；努爾哈赤算不算成功？滅亡中國，建立外來政權長達267年。然而，在人類歷史上，他們究竟留下了什麼？功勛還是屠殺？文明還是野蠻？ 環視近代各國，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紅色蘇聯，先後都堪稱成功。但它們的結局又是什麼？ 歐美國家之所以穩定下來，並不斷邁向文明和成功，就在於及時把國家主權轉移到人民手上，讓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主權在民；持續把國家力量轉化到行善的方向，對內和解，對外和平；最終建立起穩定的民主與憲政，永固自由與人權。 中共度過百年表面上成功，但他們未能善用他們的成功，不是行善，而是作惡，而且作惡至今。這就決定了，成功的同時也為失敗奠基。中共的一黨專政，一部逆淘汰機制，壞人當道而好人出局。反映到外部，就是拒絕行善，比賽作惡。 中共當政，要人治而不要法治，要紀律而不要法律。這套體制，註定沒有可持續性。中共靠暴力起家，靠暴力維持，維持政權的成本之高，觀古今中外，莫能望其項背。縱使它耗盡國力，用之於維穩，窮其極限，又能持續多久？百年中共，成功是偶然，失敗是必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為慶祝建黨百年，使盡了吃奶力氣要做到萬無一失，為此說了更多的謊言，摧殘更多的人權，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為了防止香港人的七一怒吼，在6月中旬就迫不及待喊出，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毀壞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這位中共高幹情急之下泄露了天機，等於承認中共就是「一黨專政」，並且為「一國兩制」與「一黨專政」畫上了等號。中宣部發現這位老兄失言，在新聞稿中刪除了這句話。然而如果承認駱惠寧失言，是不是表示香港人可以喊「結束一黨專政」？還會損害駱惠寧在香港的權威。於是中共在香港又恢復了這句話，在其他地方則一律刪除。因為也只有在香港，香港人常常痛斥「一黨專政」，而在其他民主國家，似乎已經對此見怪不怪的相當包容，這也是中共得以得寸進尺，要將一黨專政「全球化」的原因。 為了進一步掩飾一黨專政的醜惡本質，6月下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內容沒啥新意，繼續聲稱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並稱中共「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展民主監督」。 民主黨派的經費、黨工的薪資全部仰賴中共提供，黨員人數多少也由中共決定，加上有些負責人還是由中共地下黨員出任，如果不「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要說飯碗打破，恐怕連肝膽相照的肝膽也要被人工移植到他人身上。他們情願做尾巴黨固然可恥，中共的作為更加無恥。 在一黨專政淫威之下，一些馬屁精高喊「共產黨萬歲」，甚至要除下口罩冒著武漢肺炎的風險到天安門廣場山呼萬歲。聲稱「我將無我」的習近平，也赫然出現在天安門城樓，沒有消失於無形。我將無我？我將變成皇帝。 因為「爺爺」毛澤東而得以高升為將軍的毛新宇，在2011年中共90周年時題詞祝願中共「長命百歲」，現在這句話已經成為網路敏感詞被禁止，因為依照他的願望，今年中共就要翹辮子了。中共好不容易殺人吃人撐到一百歲，理應祝他萬歲，怎麼只是百歲為止？對習皇上更是大不敬。因為比袁世凱還不如也。袁世凱好歹還有個「洪憲」的年號。只是中國年輕人躺平之後，如何能夠為他善頌善禱呢？且不說習近平在國內外到處樹敵。 中共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的繼女瞿獨伊榮獲「七一勳章」，大概要挽回瞿秋白「多餘的話」及其被鞭屍對中共的惡劣影響。可憐毛新宇什麼都沒有得到，避免鬧出醜劇出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科技產業媒體《The Information》於6月3日指出，受到中共當局加強審查等因素影響，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在中國5月份約9800輛的訂單，與4月份的18,000多輛相比幾乎減半，而3月份銷量則多達21,000輛，從而導致特斯拉股價下跌超過5%，跌至每股572.84美元，相對今年1月29日的高點暴跌了超過35%。在此之前，特斯拉股價幾乎已經跌了兩個月。 訂閱制網媒典範《The Information》，以「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為號召，在專業界具有公信力。該篇報導指出，特斯拉上海廠每年能生產近50萬輛電動車，市場以中國為主，也包括部分亞洲以及歐洲國家。然而特斯拉近期在中國面臨不少考驗，包括因安全因素進行召回、涉及車禍疑案、漲價招致民怨、投訴品質問題、數位監控疑雲，以及來自民間、媒體以及官方等公關危機。 此前，美國《CNN》5月中旬報導，特斯拉4月份在中國銷售情況遠不如預期。報導引述中國電動車產業專家指出，3月至4月期間，特斯拉的中國銷量驟降超過六成；新投保的特斯拉電動車從3月份約34,500輛下降到4月份不到12,000輛。這些數字與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乘聯會）報告相符。 銷售數字欠缺公信力 詭異的是，6月8日乘聯會另發布數據顯示，特斯拉今年5月份在中國的銷量有21,936輛，與4月份的11,671輛相比，竟然成長高達87.95%；在「包括出口」的批發銷量方面，5月份達到33,463輛，比4月份的25,845輛成長了29.48%。 對此兩組銷量數據的明顯差異，有輿論指出中共當局出手幫特斯拉「揭穿謊言」，似乎急著為特斯拉「澄清」前景可觀？許多則認為特斯拉近期真實銷量數據彷彿「羅生門」，真相不明。 多年來中共極力拉攏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赴中設廠，於2017年在上海自貿區提供低利貸款與極低價劃地設廠等超級特惠條件，除換取百分之百在中國採購相關零組件之條件，並且得以取得技術，加速扶植中國電動車品牌以及供應鏈。 2019年初，馬斯克與上海市長應勇共同主持特斯拉上海廠奠基儀式，雙方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去年特斯拉上海廠開始量產，據悉從去年5月之後，月銷量從未低於一萬輛。因為中國市場的亮眼成績，馬斯克一度站上世界首富之巔峰。 去年特斯拉在中國賣出13.73萬輛電動車，營收高達66億美元。美國股市資訊顯示特斯拉今年首季銷量與利潤超乎意外，然而美國羅斯資本（Roth Capital Partners）分析師艾爾文（Craig Irwin）也提醒市場別太樂觀，指出特斯拉今年首季獲利除了來自中共持續補貼與稅率優惠，還加上賣掉不少比特幣，實際業績低於預期。 雖然看似風光獲利，事實上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在中國彷彿洗三溫暖。 特斯拉在中國洗三溫暖 美國《華爾街日報》於3月19日報導，中共當局對特斯拉進行安全評估，發現車內攝影鏡頭、感測器等設備能持續取得環境資訊數據，讓中共有泄密之虞，因此禁止軍方、政府機構和特定國企人員在工作與居所駕駛特斯拉。 馬斯克為此迅即在3月20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視訊會議，急忙表態特斯拉絕對不會從事「間諜」行為，否則將關門大吉，在任何國家都一樣。 接著在中方安排下，馬斯克於3月23日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專訪表示「我對特斯拉在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並且盛讚中國：「我認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並能履行永續能源的承諾。」 對此現象，美國《CNN》冷眼戲稱馬斯克加倍試圖贏回中國芳心，因為特斯拉過去幾年享有中共施予的「特惠待遇」，但是「最近幾周卻慘遭猛烈批評」。 4月19日上海車展開展首日，特斯拉又被捲入一場「車主維權」風波，一名自稱特斯拉車主的張姓女子，身穿印有「煞車失靈」的上衣跳上特斯拉Model 3車頂大喊「特斯拉煞車失靈」，宣稱2月駕駛特斯拉剎車失靈導致車禍，危及家人性命。 不尋常的是，4月20日中共《新華社》、戰狼官媒《環球時報》，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竟連番發文批鬥特斯拉，大量網民隨即起鬨，幾乎再度釀成「反美帝」事件，不久迅速平息。豈料事隔多日，張女改稱整起「特斯拉煞車失靈」事件都是她編的。 經過幾起風波，特斯拉被中共當局要求交出行車數據，其實為配合中共責令「數據儲存本地化」，特斯拉早已在中國籌建數據中心，五月份宣布所有在中國銷售的特斯拉電動車所產生的數據，都將存儲在中國境內。簡言之在中國，中共要索取數據，特斯拉不能不給。 大約同時，5月12日中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要求外國車廠應將數據存在中國，如要將數據發送至海外，須經官方同意。並且定義所謂汽車數據安全應嚴控之「重要數據」，包括軍事管理區、國防科工等涉及國家秘密單位、縣級以上機關等重要敏感區域的數據；高於國家公開發布布地圖精度的測繪數據；汽車充電網的運行數據；道路上車輛類型與流量等數據；人臉、聲音、車牌等車外音視頻數據；國家網信部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明確的「其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數據——此規定發布後，特斯拉立即公開表態支持。 特斯拉近半年來在中國的際遇，有如在重重迷霧中乘坐雲霄飛車，前景不明，身後又冒出大量中國電動車追兵，加上中共不時亮出警告黃牌，政治風險難料，馬斯克對特斯拉在中國之布局轉趨保守、迅速降低對中國市場之依賴，將不會令人意外。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關注時局之平衡資訊與風險擴散效應。曾任網路行銷投資高管。台大政治系畢業、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於哈佛大學研修電商課程，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香港《蘋果日報》被逼關閉事件，不僅標誌著曾經的「東方明珠」香港從此進入言論自由逐漸消失、中共專制全面展開的黑暗時期，也意味著中共對待香港、台灣的「一國兩制」政策展示出其「圖窮匕首現」的真實面目。「一國兩制」政策從此不再具有欺騙性，此刻它已壽終正寢了。 一、圖窮匕首現 6月24日，香港言論自由的最後橋頭堡《蘋果日報》被中共強行關閉，此舉意味著，中共「一國兩制」政策的喪鐘已經敲響，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專制真面目。 過去這些年來，大部分香港原來的自由媒體被中共逐步接辦，變成了為中共幫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計劃、有步驟地遏止港人的集會遊行自由和選舉自由。當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壓制乃至漸漸消失之時，唯一的新聞自由代表機構《蘋果日報》便象徵著香港最後的新聞自由之「燭光」。現在《蘋果日報》消失了，很多西方國家的媒體認為，香港《蘋果日報》被關閉事件代表著香港徹底失去了新聞自由。 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建立在剝奪民眾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基礎之上。中共不允許其管轄範圍內有任何一塊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論自由始終是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中共剿滅了香港《蘋果日報》這個香港言論自由最後的橋頭堡。 其實，香港從此喪失的不只是新聞自由，還喪失了言論自由；而港人沒有了言論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論為基礎；而自由的言論若通過自由的媒體發表，就表現為新聞自由。對港人來說，香港最後的自由媒體被剿滅之後，他們再也沒法在本地傳統媒體上看到言論自由的表達；於是，自由的言論就只剩下社交媒體可以表述，接下來中共遲早會象在內地那樣，管控香港社交媒體上的言論，那時香港的言論自由就徹底消失了，港人和內地人一樣，只剩下影射和腹誹的可能。 二、扣押私產作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開埠以來實行的傳統法治始終保障著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財產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專製法規實施的法制（rule by law，實質是以黨治管制民眾），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這種狀態下，不單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剝奪，連港人的私人財產支配權也被中共在香港剛實行的國家安全法剝奪了。 這次剿滅香港《蘋果日報》的過程中，中共兩次實行了剝奪私人財產的措施。先是凍結香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的私人資產，想用這種辦法逼香港《蘋果日報》倒閉；後來發現這個辦法不能馬上讓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因為《蘋果日報》的銀行賬戶里還有幾千萬資金，可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而且民間不斷有人注資支持香港《蘋果日報》，中共便採取了第二個步驟，乾脆凍結了香港《蘋果日報》的銀行賬戶，使報社無法開支，民間資助無法匯入。 這種做法表明，一個自由社會落入中共手中之後，這個地方的民眾早晚會被迫向中共低頭、磕頭，誰讓中共不滿意，他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就隨時受到威脅。這套手法就是中共當年佔領大陸之後對市民的做法。我在給香港《蘋果日報》寫的評論中介紹過，上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在全國掀起捐款助戰的運動，要工商界和民眾捐款購買戰鬥機。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上的文章披露，當時解放軍的一個軍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藥房數次強行索取5億人民幣（當時幣值）的藥品及醫療器械，所欠款項拒不支付。該藥房老闆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賒賬，遂遭當局逮捕，編織罪名將其槍斃。這是中共建政後的歷史記錄之一。 三、記者編輯因辦報而入獄 中共這次對香港《蘋果日報》下殺手，其中還有一個做法是抓捕記者編輯。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動500多人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擺出一副如臨大敵的姿態；警察不僅隨意翻查桌上的東西，而且將幾十台電腦和硬碟全部取走，以便今後羅織罪名。警方聲稱，該報自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違反國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現場」。這是標準的中共行徑。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實施，中共把國安法實施之前香港長期存在的新聞自由也列為辦罪證據。顯然，它毫無顧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視為如今專政香港之桎梏，開始在香港赤裸裸地為所欲為。 香港警方還奉命陸續逮捕了多位《蘋果日報》主管。先是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香港《蘋果日報》總編羅偉光被捕後遭起訴，而且法院拒絕保釋；然後，6月23日警方到家裡拘捕了55歲的該報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機場抓捕了《蘋果日報》前主筆、英文版執行總編輯、57歲的馮偉光（筆名盧峰），中共給這兩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很顯然，中共關押審判該報的主管和主筆，不單是為了尋找罪名給該報定罪，以便抄沒該報相關的私人資產，還企圖尋找與該報評論組有聯繫的境外或內地評論員，其在境外者，用來構陷所謂的「勾結敵對勢力」，其在內地者，則到內地城市抓人。中共將不順從的人一律視為「敵人」和「敵對勢力」，採用「對敵從嚴」的打擊手段，既要斬草除根，也要恐嚇香港社會。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員面臨的是中共羅織的政治懲罰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蘋果日報》人員之前，香港行政當局早已準備好的起訴書里使用了「敵對」字樣。這是中共在大陸建政後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義是，凡對中共說不的聲音均屬於「政治反對罪」。現在，「政治反對罪」在香港已經和在大陸一樣通行無阻了，中共「一國兩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實亡。 四、香港《蘋果日報》埋葬了「一國兩制」 香港《蘋果日報》一系列相關事件的發生意味著，在一個充滿國際野心、完全無視國際誠信、藐視國際法規的共產黨政權面前，所謂的「一國兩制」承諾是一個遲早會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謊言。 在國際社會裡，中國從來只在國際法規和國際約定有利於自己的時候加以利用，卻從未打算遵守它們。比如，它從不把國際人權公約放在眼裡，也同樣藐視國際法庭。中共在南中國海強佔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島，用作軍事基地，海牙國際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聯合聲明裡所說的「50年不變」，包括言論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詭辯說，那是歷史文件，不算數了。 從中港關係來看，中共那「一國兩制」的說法絕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給香港套上的「緊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眾很像「孫悟空」，而中共就象「唐僧」，「一國兩制」則是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箍」；「唐僧」高興的時候不念「緊箍咒」，稍不高興就念，「孫悟空」便疼痛難活。「唐僧」和「孫悟空」之間並無什麼「協議」或「文件」，也沒有「菩薩」真能隨時監督「唐僧」。唐僧念了「緊箍咒」，「孫悟空」便無處講理了。 香港現狀惡化的教訓，其實就是「一國兩制」真相的展現。中共對台灣也講過「一國兩制」，這種承諾同樣毫無可信之處。國際社會裡以及台灣總有一些人指望中共「棄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實，不管中共在經濟層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權、絕不放鬆政治高壓的統治手段不會改變。所以，中國不但不會發生中歐國家那樣的「天鵝絨革命」，也不會因為經濟自由化而放鬆政治高壓。香港「一國兩制」的死亡過程已經給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國經濟成功，中共不會鬆手；經濟不成功，中共更不會鬆手。 1997年的時侯，大多數香港民眾沒想到，惡法治港會來得那麼快。今日之香港，已經淪落成1950年的上海。當年中共佔領上海，入城時對商界市民的笑臉、「一切照常」的承諾，轉眼間就變成了專制的嘴臉；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統，然後控制所有媒體，接下來打擊商人，最後推動共產，上海這個曾經的東方巴黎頓時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當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變」已經終結，北京開始全面接管，中共當年在上海、廣州操作過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國兩制」死於香港，也再難到台灣去行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997年7月1日，英國統治變成中共統治，殖民地變成特區，港英政府變成特區政府，轉瞬間，香港色變，已經廿四年。 但是，2021年7月1日，除了要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4周年」，還要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嗎？ 要。如果你是加拿大人、盧安達人、蒲隆地人、阿拉伯聯邦共和國人，你還要慶祝這四個國家的國慶。 無論這四個國家慶祝國慶的活動有多花費、有多精彩，相信也難以跟「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慶祝活動相比，至少「維基百科」有「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專頁，但沒有這四個國家慶祝國慶活動的專頁。 「維基百科」專頁提到的慶祝活動包括： （01）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紀念幣； （02）首次頒發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 （03）慶祝大會； （04）開展「七一勳章」評選頒授和全國「兩優一先」評選表彰； （05）開展黨史學習教育； （06）舉辦大型主題展覽； （07）舉辦文藝演出； （08）召開理論研討會和座談會； （09）創作推出一批文藝作品和出版物； （10）開展群眾主題宣傳教育活動。 但是，筆者發現「維基百科」專頁有下列不符事實的地方： 第一，右上方資料圖列表中，「國家」顯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國旗 和「香港」及區旗，遺漏了「澳門」及澳門區旗。「地點」是「全國各地，集中於北京市和香港」也不是事實。因為其實香港並沒有任何明顯的慶祝活動，反而澳門就由「國務院新聞辦、澳門特區政府及澳門中聯辦」合辦了一個「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大型圖片展」！北京市的慶祝活動當然是最大型，最搶眼，但上海的慶祝活動也不遑多讓，香港就什麼都沒有，又怎可以說是「集中於北京市和香港」呢？可能中共希望是這樣，但事實並非如此。 第二，第三分段「地方」內，只有「上海」、「湖南省」和「香港」，明顯也是遺留兼誤導，遺留了真正有辦慶祝活動的是澳門，還誤導了香港也有慶祝活動，其實香港根本什麼慶祝活動都沒有，只是有一點大型的廣告和標語而已，當晚的雷射匯演及幻彩詠香江也只是恆常都有的遊客項目。 然而，末段「國際反應」中提到：美國國會眾議院兩黨議員提出一項決議案，指出中共在建黨百年不應慶祝，而是應該反思自己的歷史。這一點，筆者絕對贊同。 再看看歷史和事實： 7月1日本來是代表著開心與喜悅，代表著希望的日子！7月1日是一年的中位線；在7月1日，上半年過得不好，會希望下半年可以過得好些；上半年過得好，就希望下半年過得更好；所以，7月1日可以說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日子，但是很可惜，2021年7月1日，偏偏也是香港人感到絕望和失落的日子，偏偏也是香港人什麼都不願慶祝的日子，因為： 未到7月1日，《蘋果日報》已經壽終正寢！2021年7月1日，是首個沒有《蘋果日報》的7月1日。 未到7月1日，「民陣」已經被逼停止運作！2021年7月1日，是首個沒有大型示威遊行的7月1日。 罪魁禍首正正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共產黨」，偏偏7月1日就是要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4周年」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日子，不是很諷刺嗎？ 2021年7月1日，到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政府快將1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快將103年，中共建黨快將100年；美國向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快將7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快將76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快將72年，中共建國也快將72年；香港回歸剛剛24年，澳門回歸也快將22年。又如何？不慶祝可以嗎？不慶祝中共建黨100周年可以嗎？不慶祝香港回歸24年可以嗎？ 今時今日，雖然走得較前的「和理非」、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反對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等等，包括黎智英與黃之鋒等，通通都成了階下囚，「壹傳媒」和「蘋果日報」亦都已經壽終正寢，「民陣」也要被逼停止運作！但是，筆者認為，不慶祝香港回歸24年，不慶祝中共建黨100周年，暫時應該仍然是可以的！香港人暫時應該仍然是有自由的！況且，為免火上加油，中共暫時尚未提倡要香港參與「回歸」、「黨慶」和「國慶」等大型慶祝活動；所以，澳門搞大型圖片展覽，香港也沒有跟隨。 然而，十年！十年後，就未必可以了。 因為到時如果不慶祝香港回歸紀念，就會被視為「不支持一國兩制」和「不擁護基本法」，甚至會被視為支持「香港獨立」和宣傳「香港獨立」。 因為到時如果不慶祝中共建黨紀念，就會被視為「不支持一黨專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危害國家安全」，甚至會被視為： 支持「推翻中共」和支持「推翻中央人民政府」 進行「反革命」和進行「顏色革命」 宣傳「反革命」和宣傳「顏色革命」 全部都是「危害國家安全」，全部都是「顛覆國家政權」，全部都必定罪成，而且全部都是不得保釋，坐著牢等一兩年後才定罪！坐著牢等一兩年後才罪成！如果更不幸，7月1日當天你曾經到過某老外家中坐坐，就算只是五分鐘，都足以構成「勾結外國勢力」，足以變成「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罪，也是必定罪成！還要罪加一等。 到時，就「想唔慶祝」都唔得。死未？惟有趁現在可以不慶祝，就盡量不慶祝好了。 最後，還是要重提美國國會議員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不應慶祝，應該自我反思自己的歷史。謝謝。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選民。）
中共迎來百年黨慶，北京照例戒備森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如臨大敵。外界的感受：這哪裡是慶祝？這分明是備戰；哪裡有喜慶氣氛？更像是喪事氣氛。戒備，備戰，戒備誰？人民；準備跟誰作戰？人民。 中共自稱「四個自信」，然而，百年大黨沒有安全感。百年大黨，成了人民的死對頭。任何人群聚集，都讓它從心底深處害怕得發抖。 中共自吹功績，號稱崛起，第二大經濟體。其實，所謂富裕、強大、復興，所有這些表象，並不新鮮，幾乎歷朝歷代都有過，那時候的名詞叫做大治、盛世、中興。中共建黨百年，真正的「業績」卻是：禍國百年，千百萬人頭落地，千百萬人活活餓死，億萬生靈淪為現代奴隸。由於中共的惡意阻擾，自由與民主，人權與憲政，讓中國人民遙不可及。 中共自吹「十個偉大」，然而，百年大黨沒有大的樣子，心胸狹隘，小肚雞腸，睚眥必報。中共毫無容量、氣量、雅量，因為它的領導人毫無容量、氣量、雅量。已經推出港版國安法，卻仍對香港民主派厲行秋後算賬和絕地追殺，就是最新的實證。 中共建黨，口稱「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卻很快演變成利益集團。有人申請入黨，黨組織必灌輸「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而對於最高領導人，則變成「個人權力高於一切。」以至於，全黨工作，圍繞如何保住紅色江山，全然不顧人民的根本福祉和國家的長遠方向。以至於，最高領導人，終日耽於權力鬥爭，窮盡種種借口，追求無限的大權獨攬。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更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 百年禍國，中共不會反省，因為它的領導人不會反省。應該說，早已淪為利益集團和腐敗集團的中共，早已喪失了反省能力。然而，中華民族應該反省，也必須反省： 上個世紀，如何讓中共成了氣候？六四之後，如何又讓中共起死回生？當然可以到外部去尋找理由。比如，上世紀初葉，共產主義傳播，世界普遍左傾，中國不幸是蘇聯的最大鄰國，深受赤禍染毒；然而，上世紀下半葉，蘇聯解體、東歐解放，中國竟又如何？病根在國內，猶如癌症在體內。 縱觀這一百多年，兩個甲子。先是，上有慈禧，下有義和團；後來，上有毛澤東，下有紅衛兵；如今，上有習近平，下有小粉紅。義和團鼓噪「扶清滅洋」，卻不知，滿清本身就是外來政權，滅亡了中國，中國人早已當了亡國奴；紅衛兵吆喝「誓死保衛毛主席」、「打倒一切」，殊不知，他們本身就已經被毛澤東打倒，精神上被毛澤東徹底打倒而無法站起，而中共，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外來政權；小粉紅高喊「愛國主義」，竟不知，「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多數家族，極限貪腐，早已把財富、家屬、子女轉移出境，並始終拒絕公布領導人和官員財產，構成實質上的叛國和賣國。 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它的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就是這個民族的一面鏡子，折射出這個民族的盲目、愚昧和劣根性，包括自私、短視、油膩、滑頭、觀望、動搖、投機鑽營、腳踩兩條船…… 中共昭示世人：作惡也是一種生存之道，只要能包裝得仿如行善。作惡，包括暴力、謊言、仇恨、腐敗、淫亂等，經過偷梁換柱的粉飾之後，對應的包裝變成：專政、宣傳、愛憎分明、為人民服務、工作需要等。 百年大黨，作惡百年，而猶自存活，且日生驕狂，藐視天下。這等奇事，實際就是這個國家的醜事，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最大污點。這是國恥，真正的國恥，天大的國恥！莫此為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日前發布的人口普查數字遭到公眾的普遍質疑，當然，最高當局對真實數據心知肚明。大概數字讓他們心驚肉跳，中共政治局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會議上，為應對出生率驟降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其中提到要「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依法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這是另一種反向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前是生二胎、三胎遭到迫害的中國人逃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以後將是因為沒有生孩子或沒有生二胎、三胎而遭受迫害的中國人逃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 香港富豪、中原地產董事是施永青立即向中南海獻計獻策，其忠心耿耿，足以感天動地。他在名為《如何解決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問題》的文章中寫道：「我認為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以確保祖先的構想，起碼有一部分可以落實。我這種想法一定有人覺得是匪夷所思；但隨著人口老化，社會動力不足，而各種各樣鼓勵生育的方法又無法生效時，不排除人類社會可能要出此下策。」這不是其謙稱的「下策」，而是保證大國崛起的「上上策」。作為警察國家的中國，實施購買避孕用品「實名制」並非難事。 然而，在重重重壓下只能「躺平」的中國年輕人並不同意其構想。網友們紛紛調侃說——「他出錢嗎？」、「以後買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證明。」、「從現在開始要囤積大量避孕套了。」、「可笑，買不到避孕套， 愛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嗎？」、「施大善人怎麼不去救助住著籠屋的香港窮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撫養子女。」 施永青不關心民眾的刑罰，他只關心習近平的想法，只要投習近平一人所好就能發大財。而習近平正領導中國迅速羅馬尼亞化。在當年齊奧塞斯庫統治的羅馬尼亞，靠遍布的秘密警察拱衛著拜占庭式的裙帶關係和低下效率。齊奧塞斯庫認為，只要有秘密警察的支持，就可刀槍不入。秘密警察確實忠於他，為解決人口猛跌的難題，秘密警察中專門成檢查婦女月經的「月經員警」，每月對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婦女進行強制體檢。嚴厲的促進生育的法令造成成千上萬婦女在得不到基本醫療照顧之下死亡，嬰孩死亡率更高達千分之二十五，另有十萬名以上兒童被教養院收養。 與如此悲慘的國家處境相比，齊奧塞斯庫從未停止打造他和妻子的個人崇拜，那些頌歌的語言足以令斯大林感到臉紅。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發現，齊奧塞斯庫正式批准的、表彰其豐功偉業的詞語有——設計師、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勝利的光環、大神泰坦、太陽之子、思想的多瑙河等等。無獨有偶，今天的中國，專門為前國寶級歌手彭麗媛寫的《中國第一夫人》的頌歌也問世了。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如此描述此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說：「絕對的服從，就是意味著服從者是絕對愚蠢的。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需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願就可以了。」習近平的下場不會比齊奧塞斯庫更好。 而中國民眾對於黨國恩賜的生育權並不領情，有人在網上寫了一則笑話：羊月薪八千，打算用三十萬建一個窩，老虎不允許，說私自建就是違章建築，只允許向狼買，不然不讓小羊上學。狼是搞工程的，用八十萬向老虎買這塊地，花十萬把羊圈建好，向羊要價兩百五十萬元。羊錢不夠，老虎讓開銀行的小虎借兩百五十萬元給羊，連本帶利四百五十萬，三十年還清。羊全家三十年給老虎打工。老虎、小虎、狼都掙了錢，只有羊虧了，連羊崽子都不敢生了。羊越來越少，老虎覺得這樣下去大家沒有肉吃，於是宣布羊可以生三胎。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謠言四起，不明不白，究竟是誰叛逃了呢？大眾和官方都關心這個問題。其實，不管是誰叛逃都說明一個問題：中共內部已經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了。就像人們傳說的那樣，船快沉了的徵兆，就是船上的老鼠紛紛跳水逃竄。因為老鼠是最了解這艘船的，知道這艘船還有沒有希望。 雖然謠言沒有定論，但習近平和中共的一些動作卻說明，情況和人們傳說的一樣嚴重，甚至更加嚴重。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現在連幾十年前的大丑聞，中共幾十年來都諱莫如深的大丑聞，都搬出來嚇唬人了；也可以說明，習近平和他的打手們已經慌了神，手足無措，顧不得什麼叫丟人了。 話說三十年代，中共遵照蘇聯的理論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最可靠，黨的最高領導層里必須有工人出身的人才符合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於是，工人兼混混出身的顧順章就成為掌握中共高層情報系統的領導，某次出外執行任務被捕後叛變了，出賣了當時住在上海的中共領導機關。 於是周恩來帶著陳賡等人組成的暗殺隊，殺了顧順章全家，以及在他們家的無關之人，包括曾經救過周恩來性命的恩人，只跑了顧順章本人和他一個走親戚的小女孩。之後，暗殺隊繼續追殺顧順章的親戚、朋友，總共殺了好幾十人。國民黨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利用漏網的小女孩大肆宣傳，徹底搞臭了共產黨，迫使中國共產黨無法呆在上海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只能逃到江西等割據政權去了。 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是小時候陪著我父親與他的老戰友喝酒的時候。當時的我受的是學校里的洗腦教育，在飯桌上大肆吹捧周恩來。一個老頭可能喝多了，把筷子一拍呵斥我說：你小孩子懂什麼，瞎說八道。接著就講了上邊這個故事。我不信，他說他就是當時和陳賡等人一起殺顧順章一家的成員。我還是不願意相信，我說，那為什麼黨內有人敢說老毛的壞話，沒人敢說周總理的壞話呢？他放下酒杯慢慢說：事後總結經驗教訓，周恩來說了一句話：以後要殺，就殺得他們家沒有人告狀，斬草要除根，誰還敢說周恩來的壞話呢？這成為共產黨內不成文的規矩。 這個規矩，提升了斯大林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再加上了斬草除根、六親不認。說他們是黑幫，黑幫都會覺得慚愧。中共黨內自己人誰還會像畢福劍那樣，隨口幾句笑話就斷送了「卿卿性命」呢？劉少奇要搞掉高崗，老毛就不知道，彭、黃、張、周私下發牢騷，就激怒了老毛。林彪的兒子像開玩笑一樣企圖搞政變，老毛就知道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把儲備糧和食品都提前運往蘇聯還債，老毛就不知道，直到餓死幾千萬人要老毛負責，他才發現人家要搞掉他。可見控制情治單位的可怕。 小習他爹和老鄧都受過特務的迫害，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小習多年遠離京城政治，也沒有什麼人緣，自然對特務們的陰謀詭計疑神疑鬼不放心。整頓完軍隊就整治特務機關，也是他們家的性格所致，所謂不忘初心嘛。這也說明北京的政治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像林彪說的那樣：樹欲靜而風不止。不是發生政變，就是發生大清洗。 就像網民們評選的那樣，現在最危險的職業就是當官。老百姓也別以為和自己沒關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次可能比文革那次更嚴重，大家要提前做好防災的準備，屆時可以減少損失。
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前，500多名警察以《國安法》之名大舉搜查壹傳媒總部暨《蘋果日報》報社、拘捕五名高層，就連寫社論的化名主筆都遭拘禁。英國BBC訪問了一位在《港?》的陳先生說，他最切身的感受是恐懼，「這次是連採訪資料也不放過，我並不介意你翻查我們的電腦，我們做的是正當採訪，香港本應是有新聞自由的，但你這樣不問自取，其實只是想製造白色恐惴，大家都很擔心不知你想怎麼樣。」 編採同事人人自危，於是《蘋果日報》容許員工無需按合約要求，可以選擇即日離職。陳先生也是選擇辭職的一員，「你會擔心可能翌日清晨六點，就會有國安人員上門叫你協助調查，每天也在恐懼和白色恐怖之中，但每個人對那種恐懼的接受程度不一樣，《蘋果》的員工已盡最大努力守護新聞自由，撐多幾天，也不見得對公司、對新聞自由有所改變。」 有人自請離職，但也有人選擇堅守到最後一刻。香港《端傳媒》訪問了選擇留守至最後一刻的醫療組資深記者李青璇，她一度擔心：「我回來這間公司，會否真的是回到犯罪現場？」但還是回到報社，「我知道有些同事也回來了，若警察真的再進來，總要有個見證人吧。」另一位才在《港?》工作的七個月鄭子聰說，「我很本能地想陪同事、陪公司到最後。那個最後是，除了工作，也想跟他們互相扶持。」 《港?》的行政總裁、營運總裁、總編輯、副社長及執行總編輯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中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遭拘捕，但目前所公布的「證據」里，全是公開發表的一百多篇報導、評論和社評，沒有任何一條實質「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罪證。換言之，港府及共產黨已經完全不管新聞產制過程，完全以言論論罪；而以其不斷移動的紅線標準，未來別說是鼓吹港獨、呼籲國外正視香港現況，制裁港府的言論將涉罪，就連兩面俱陳的報導、善意勸誡提醒的言論，都可能被入罪。要說這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末日，一點都不為過。 身為新聞同業，我們完全可以切身地體會當在產制新聞與評論時，必須面對一條不確定的紅線，憂懼可能的刑罰，於是必須字斟句酌文章用字輕重的那種自我審查之惡；其對於新聞自由的戕害，實在難以名狀。但新聞自由一向不是共產黨與現在的港府所在意的，他們此刻加諸於香港《蘋果日報》身上的，其實是要讓所有香港人都感到恐懼，不但要讓這種恐懼在香港其他的媒體之間蔓延，也要讓香港人忘掉他們所曾經擁有的法治與自由，最後終成為一個與中國內地一模一樣的城市。 一直到現在，許多人還是會以「如果當初不要如何如何，現在就不會變成這樣」來看待香港去過去兩年來的巨變。這些說法包括：如果當初讓《送中條例》過關，就不會有後來的《國安法》；如果當初堅持和理非，共產黨或許不會全面收緊對香港的管制。這種自我檢討的說法，這是共產黨想塑造給香港社會的，但卻完全無助於理解香港的現況與香港問題的本質。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是天經地義，香港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共產黨根本徹底地違背了它就香港問題對於全世界的承諾，導致香港成為中國政府自己政策下的犧牲品。如前美國政府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所言，香港問題反映的是中國與整個世界之間的對立。這個對立最終影響了美國（西方國家）對於中國與兩岸關係的判斷，也反映了共產黨自己內心的恐懼。 暴政之下，最怕人民還懷抱希望。最後一夜的《蘋果》，香港人蜂擁排隊購買《蘋果日報》，正代表香港人心不死。26年的《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他們最後一盞燈，但《蘋果》掉下來，還會長出更多的蘋果，香港人還在努力地與這個暴政比氣長。 （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月31日主持政治局對外宣傳集體學習時講了一段話，立刻成為網路熱門消息：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並強調要在對外宣傳中注重基調，「謙遜謙和」——一般解讀均為：戰狼的惡形惡相太惹人厭恨，於是準備扮和善狀，至於和善如兔或如維尼熊，評論者各有說法。還有評論者乾脆認為大外宣荒唐可笑，完全失敗，這顯然是低估了中共經年累月花費鉅資打造的大外宣系統。 大外宣有正規軍與地下戰線 形同戰狼般張牙舞爪，以咬人為務，那是中國外宣正規軍們（新華社、《人民日報》、國際廣播電台等）從疫情以來的文宣風格，中國古話說，有理不在聲高。因為這個被WHO定名為COVID-19的病毒，最開始發源於武漢，被疑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所致。因為禍延世界，感染了1.74億人口，導致375萬人死亡（5月17日資料），這禍惹得太大，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大聲喊叫，希望蓋過其它聲浪。 這樣的戰狼式外宣與外交當然令人憎惡，也容易被抵制，比如《中國日報》這張英文外宣旗艦在美國被列為外國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認為中共大外宣從整體上失敗，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還有一條遍布世界的地下戰線。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開大外宣計畫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戰略已經推行了6年整。這一戰略說白了，就是利用外國人、外國媒體在其國家幫助中國做大外宣工作，這種隱蔽的地下成員比使用正規軍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於受眾。 2009年，其實只是中國政府正式宣告大外宣計畫實施而已，此前，中國早就開始在全球華文媒體與拉美、非洲等國實施大外宣刊物本土化策略。但2009年是中國將大外宣重點轉移至英文世界的重要轉捩點，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間，中國政府便開始部署一項耗資450億人民幣的「大外宣」戰略，推動中國官媒向國際擴張，加強它在全球媒體中的存在與影響力。 大外宣分兩條戰線推行，世界各國設立新聞機構來擴大其影響範圍。其中，中國環球電視台（CGTN）在非洲、美國、倫敦設立總部；到2017年，CCTV的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語紀錄等7個國際頻道，已進入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但這些都是正規軍的宣傳主力，聲音很大，效果不彰，因為資訊的輸出不等於資訊被接受。因此，中共最厲害的外宣殺招是「外宣媒體本土化策略」的地下友軍網路。我在研究大外宣的專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第二章「中國大外宣的本土化戰略」當中，詳盡介紹過其發展歷史。（該書2019年3月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利用地下友軍做宣傳，講好「中國故事」，有「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之效，對受眾影響大而且不易察覺。除了中國外宣正規軍團用各國語言出版媒體之外，其策略主要是三點：一是與世界各國本土有影響力的媒體合作，這些合作包括交換版面（實則是購買）；二是邀請目標國記者編輯到中國參觀學習進修，視該國經濟水準為其提供較本國優渥的生活費與補貼，讓他們用本國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報導中國；三是為目標國媒體更新媒體設備，對方會投桃報李，心照不宣地用媒體採訪的形式報導中國故事或當地中國駐外企業對該地經濟發展的貢獻等等。 2020年7月，國際記者聯盟（IFJ）發布了題為《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的全球調查報告，揭示了中國近10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國際媒體及記者的影響，藉此講述「中國故事」，影響外國社會公眾對中國的觀感。比如說，世界各國記者聯合會有三分之一報告說，有中國的機構找到他們跟他們簽定備忘錄。有一半接受我們調查的記者機構說，他們國家的記者獲得到中共贈予的免費旅遊的機會。 大外宣成功培養了一批隱形喉舌記者 辦英文媒體更需要以英語為母語的記者。新華社於2009年7月1日開通英文電視新聞，此前中國就推出了幾種面向外國讀者的英文報紙，例如《中國新聞周刊》英文版《News CHINA》。2009年2月末，《中國日報》北美版及在華盛頓等地設立記者站，招聘英文記者，應者如雲。中共環球電視網（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選擇：領取優渥的薪酬。一位元西方資深記者描述了同行競爭中國外宣媒體職位的「盛況」，「在位於倫敦西部奇西克地區那設備先進的CGTN——前身為中國國營廣播機構央視國際，負責招聘的小組在翻閱簡歷的時候面臨一個令人羨慕的難題：太多求職者了，只有90個『以中國觀點來報導新聞』的空缺，申請的人數卻幾乎有6000之多。光是閱讀申請書這一簡單工作也會需時接近兩個月。」 在全球新聞界，過去十年（2008—2017年）已被定義為傳統媒體衰落的十年，由於互聯網的興起，社交媒體等新傳媒的出現，以生產嚴肅新聞為主的傳統媒體陷入生存困境，當西方媒體因為互聯網資訊與金融危機的衝擊而被迫「瘦身」之時，中國對各語種編輯記者的需要為一些記者提供了看起來不錯的就業機會。中國外宣媒體優渥的薪酬，足以讓西方媒體記者「忘記」他們從小接受的理念。我在《紅色滲透》一書第二章中專列一節「重金吸引『洋僱用軍團』加盟大外宣」。 本文的重點不是講這些人加入大外宣隊伍時，工作中接受宣傳高於真相這種中共宣傳準則，而是有這種工作經歷的人重回西方媒體業後的影響。今年4月21日，美國《國家脈搏》（National Pulse）發文指出，《紐約時報》好幾位員工曾為中共宣傳機構工作，其中包括：《紐約時報》攝影部主任約拿‧凱塞爾（Jonah Kessel）；《紐約時報》現任編輯兼設計師迪亞穆德‧麥克德莫特（Diarmuid McDermott）；以及歐洲文化記者亞歷克斯‧馬歇爾（Alex Marshall）等等。凱塞爾曾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間，擔任《中國日報》創意總監。他在Twitter上發帖稱，為中共工作有時也有「好處」。他還提到，他當時對開始這個角色感到「興奮」，其中包括「重新設計」中共的「宣傳武器」。他在幾篇帖子中透露，自己「在為」中共官方媒體「工作」並「收取報酬」。據麥克德莫特的LinkedIn個人資料和個人網站資訊顯示，他曾在《中國日報》擔任編輯和設計師。從2012年11月到2020年11月，在香港工作了8年。他去年在《紐約時報》擔任同樣的職務，現在仍駐香港。 投入重金購買美媒軟文，對美國人悄悄洗腦 2020年6月美國司法部發布的一份檔顯示，中國官媒《中國日報》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來，便向美國媒體支付1900多萬美元印刷費和廣告費，其中向《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支付的廣告費用超過1100萬美元。今年4月12日，美國智庫詹姆士城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國簡訊》刊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努力擴大其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力，以便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話語權」（discourse power）。該文作者約翰·多森（John Dotson）指出，長期以來，中國媒體在《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美國主要報紙上放付費插頁「廣告」。如新華社通常使用「中國觀察」（China Watch）、「中國焦點」（China Focus）為標籤進行廣告宣傳。這些插頁中的文章乍一看就像主報的提供新聞和社論，實際上卻是在為中共做大外宣，購買這些廣告插頁需要大量費用。 文章指出，中共黨媒利用著名英文期刊的可信度，旨在「講好中國（中共）故事」。事實上，這些插頁廣告上都有免責聲明，但往往都是小字體的，所以很多人注意不到。這些文章通常打著「中國觀察」或「中國焦點」的標籤，實際上是中共機構準備好的宣傳內容。增頁也會被標註為「付費廣告性質出版物」。不過這些文章看起來就像是主報提供的新聞和社論。 給外國人洗腦：正規軍不如地下戰線 這條看不見的戰線，在平日所起的洗腦作用、在關鍵時刻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中共大外宣正規軍無法企及的。今年5月，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FJ）發布一份新報告，揭露北京捆綁「疫苗外交」重塑世界媒體格局。報告舉例自從菲律賓的總統通訊辦公室與中國官媒簽署合作備忘錄後，多位元菲律賓記者開始在中國受訓。有一名菲律賓記者透露，他觀察到其他記者撰寫報導時，往往會融入新華社或其它中國官媒的觀點。通過這類手法，中國把這些對外宣傳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綁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專案中，以確保受惠國在聯合國會議等場合支持中共、讚揚中共。 媒體在美國號稱「第四權力」，亞洲國家對《紐約時報》幾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如今成了中國在美的利益代言人與極左先鋒，並為本國出資的政治派別利益代言。這種社會公器的墮落，意味著媒體不再是第四權力，而是依附於政治、經濟權力的附庸。 以上分析，可以讓人們了解，中國大外宣花費鉅資，充分彰顯了通過共產黨資本主義這一「中國模式」獲利的中共政權，通過利益牽引腐蝕西方社會養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幾乎攻無不克。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