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警員KTV集體召女陪侍 醜聞逾兩年才曝光
2026 年 6 月 30 日
如果我有所批评，首先批评我自己，我要求自己先反省我是否就是我批判的的那个人。这是我多次说到的态度。 看大戏，听家宝 温家宝在中国异议者中拥有大量粉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民间盼清官，我能明白，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享受中共的“资讯圈养”，他们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在于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所以京剧、评剧、豫剧《包公案》、《刘墉下南京》、《刘墉回北京》之类的剧目盛行不衰。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甚至受中共迫害至今困在中国和逃出中国的异议者，成群结队地拜温，这我真不能理解。底层盼清官，看大戏，追洗脑神剧，被一个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青天大老爷、党的干部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两行。开眼看世界的拜温者是看不上这种低级感动的，他们看温家宝。 温家宝的经典剧目上演于2012年3月14日，在中共版全国人大会议中，温氏以不超过每秒60字的语速吟诗弄句，又常常表情凝重，表演忧国忧民。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词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著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快10年过去了，拜温者还时不时拿出来重温，一遍温习一遍亲，温总理和他们心连心，温总理要改革，要政治改革，要预防文革，温总理是这些盼明君者的知心人。 温家宝真的否定文革吗？温家宝真的预防文革吗？恐怕未必。 文革发生的条件 什么是文革，文革怎样发生的，文革的过程，文革的悲剧故事等等，国内国外都有很多资料，虽内外有别，但灾难、浩劫的定性是差不多的，本文不做赘述，只讨论文革发生的条件。 中共枪杆夺权，建政以后实行的是“党天下”体制，整个国家是共产党所有。既然是共产党所有，共产党要发动文革或者要停止文革，谁能说个不字？说不的要么投湖，要么悬梁，要么夹边沟。 中共实行的是“人在党上，党在国上”的权力结构，毛腊肉一句顶一万句，一人统治全党，一党控制全国，腊肉最高指示要发动文革，谁人敢挡？谁敢不拥护？谁敢拥护的不卖力？有意见、不拥护、不卖力、生反骨的一批一批被清洗，腊肉一句话，彭黄张周成了“反党集团”，立即阶下囚；陈老总虐杀，贺老总虐杀，刘皇储虐杀，身体健康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逼杀，老奸巨猾的周公虐杀，口口声声喊“伟大父亲”的邓屠侥幸逃了一条命罢了……这些从龙之臣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中共严禁自由媒体和个人言论，控制一切媒体，实行媒体党有化，严控资讯的自由流通，更不允许自由评论。所有媒体都成为党的喉舌的时候，中共、中共的匪首就当然伟光正了。偶然虚怀若谷一下，也是个“阳谋”为了引蛇出洞，不识好歹、不识时务者都去夹边沟吃“粉汤”了。 毛腊肉发动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亲笔书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猫做皇帝的国度，猫要求喊“猫万岁”，哪只老鼠敢不喊呢？不喊的靠边站，再然后喊万岁不积极的靠边站，再然后就要层层加码了，从“猫万岁”喊到“猫万万岁，猫万寿无疆”，再然后是“三忠于四无限”，再然后是“毛腊肉一句顶一万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种一人做猫，万民做鼠的国度，猫要发动文革谁人能挡？看看张志新、林昭是哪种死法就能明白一二。 毛腊肉至死紧握枪杆，迷信“枪杆子出政权”，他控制著中共，中共控制著军队，甚至是毛亲自控制著军队。在一人、一党掌控军队的基础之上，国内其他一切反对力量都是笑谈，主席是风民是草，狂风袭来哪根草敢不弯腰？ 毛腊肉实行“党领导一切”，领导一元化，权力高度集中，工农兵学商唯党是从，公检法政唯党是听，没有任何权力分化和制衡，猫的命令通行全国没有任何障碍和质疑，更没有复议、听证、起诉等等“资产阶级那一套”。 毛腊肉恨恶法律，嘲笑法治。腊肉名言“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58年腊肉坐镇北戴河更是公开信口造孽：“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在毛的这种基调之下，《人民日报》成了圣训的《实录》变种，毛的“放屁”诗词、咒诅叫骂都成了最高指示，而且“最高指示不过夜”，腊肉一句话，当天敲锣打鼓传达到全国大街小巷。没有法律约束，毛腊肉当然就可以无法无天、胡搞一泡了！ 腊肉中国的司法是共产党的刀把子，没有司法独立，更无需公平公正，刀把子要的是铲除异己，铁血统治。 腊肉推崇秦始皇的郡县制，甚至写诗“百代犹行秦法政”，地方官由中央或上级选任，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全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中南海，中南海的的中心是毛下榻的丰泽园，丰泽园的中心是尸居馀气却身系一国的这块腊肉。 人命在毛泽东眼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至于人权二字，毛更可能毫无概念。毛开口就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了党的事业，牺牲多少人命毛是不关心的。毛甚至公开说：“人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一个可以杀人做肥料的魔鬼，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综上，毛腊肉一人控制全党，一党控制全国；毛一手武功，控制军队，暴力统治全国；一手文治，控制全国媒体、严禁自由言论，在此基础之上，推行愚民教育和个人崇拜；毛彻底排除投票选举，入党才能做官，做官必须任命，人民成了被统治、被领导的羊群；毛又彻底排除了代议制度、权力分立和地方自治的制衡制度，实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归一；简言之一切权力归中共，中共的一切权力归中央，中央的一切权力归老毛。大权在握的毛若是敬天法祖或许还有所制衡，但毛偏偏是个吃人不眨眼的野兽，人权云乎哉？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文革就随时可以发动了。 万事俱备之下，是否发动文革，那就只看毛禽兽的个人喜怒了，欢喜了可以赏赐全国人一个运动，斗杀十万八万；一旦龙颜大怒，也可以降下虎狼之威，给全国人一个文革，斗死个百万千万。这不是玩笑，这是中共建政直至毛氏宾天的真实历史。 简要爬梳，感慨万千，不寒而栗。 文革体制 温家宝自己说他“为国家服务45年”，在他退出一线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做了最精彩的表演，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一场戏下来吸粉无数，粉丝涵盖老中青、国内外，有异议者，也有政治犯，甚至还有被胡温政府亲手送进监狱的政治犯谭作人和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等等。 温氏深情款款地演讲，深情款款地鞠躬，然后脉脉含情离去，留下亿万粉丝依依不舍，欲罢不能，仿佛魔术师已经走了，观众却还深陷在他的魔术中，十年过去了，粉丝们至今还在以为温相国真心提防文革，真心要推行政治改革。 骗子骗术并不高明，只是观众太蠢。若要预防文革就要切除文革发生的条件，若要真心解除炸弹的威胁，最起码先要拆除炸弹的引信，然后销毁炸弹，温相国45年“为国家服务”，其中十年位居中共总理，九老之一，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地位、权力，我们看看他离开的时候文革的条件还在吗？ 其一，党天下体制，直至温氏卸职党天下没有丝毫改变，温氏无一字涉及改变党天下体制的言论，反而处处维护党天下，案例不说了。 其一，“人在党上，党在国上”的权力结构直至温氏离职，仍然没有改变。腊肉以来一人统全党，这种体制直至今日没有任何改变。其中毛邓江胡习演变就无需细说了。 其一，党管媒体，严禁言论，直至温氏卸职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是日渐一日加强对言论的控制，强化对个人的打压，08宪政抓捕，囚禁刘晓波，送狱谭作人……案例数不胜数，这都是温相国时代的杰作。 其一，个人崇拜也没有消除，虽然不如毛时代赤裸裸、简单粗暴喊万岁，但对小胡皇帝“先进性”的吹捧也足矣让人作呕三日，而温相国自己的亲民形象本身就是个人崇拜的的分支。 其一，枪杆子“出政权、保政权”更没有变化，这是中共统治的核心和本质，“人民军队忠于党”，“听党指挥，能打胜仗”，这种类似义和团的口号洗脑海陆空网四军，当然这也是五毛和自干五们必须贯彻的原则。 其一，党领导一切，权力一元化，党控制政府、法院、人大、检察院、公安、国安、司法……直至温氏卸职，这一条没有丝毫减弱，然而是日益加强，任何会议的结论都有“加强党的领导”这样一条。 其一，要人治不要法治，没有丝毫改变。在邓江胡时代虽然中共加大立法进度，规范司法审判，建立律师制度……但人治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还要看关系。地方官一句话就可以兴起大狱，摧毁一个家族，一个产业，让多少人家破人亡，笔者作为亲历其事的人权律师之一，案件故事是讲不完的。全世界都能看得见的案例，薄熙来在重庆可以乱搞一通，温家宝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罢官入狱，这就是温相国的人治。 其一，中国郡县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对地方的管控越来越严密，还是全国看中央，中央管全国，核心跳跳脚，各省震三震。 这些都是文革发生的条件，温家宝离职之时口口声声讲要提防文革复临，但他绝口不提形成文革的条件，绝不提任何一项具体、实际、可操作的内容，请问温家宝是真的要预防文革吗？ 细心的读者读到上述文革条件，一定明白一个结论，这些条件代表了文革，而这些条件又都是中共政权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共，简单来说，文革就是中共，中共就是文革，这是硬币的一体两面，文革体制就是中共体制。反对文革其实就是反对中共，温家宝的粉丝们，你们相信温家宝会反共吗？ “文革”何时结束？ 我知道，拜温的人特别是那些异议者甚至是政治犯们，特别能领会温氏的良苦用心，体察温氏的难处，还想见了温氏“寡不敌众，力不从心”的艰难处境，肯定有人说让温相国反共这是强人所难，是太激进，是不现实。那我们拆解文革，看看温氏的作为。假定文革是有八条腿的吃人巨兽，每砍掉一条腿虽不至于杀死怪兽，但肯定能降低怪兽吃人的能力，你们深情款款的温相国自言“为国家工作了45年”，在这45年当中，温氏有没有动一下文革怪兽。温家宝在45年中有没有提到过司法独立？有没有提到过军队国有？有没有提到过党派竞争？有没有提到过党政分立？有没有提到过三权分立？有没有提到过地方自治？有没有提到过凭选票执政？有没有提到过开放媒体，保障言论自由？哪怕是一次明确地说出来，这些条件只要是做到一个就是砍掉文革怪兽的一只利爪，让你们感激涕零的温相国有吗？ 政策性的不能说，那么温相国能不能做一点现实的改变呢，比如释放政治犯，善待刘晓波，比如停止对言论的管控，停止对基督徒、法轮功的迫害，停止非法拆迁，禁止官员干涉案件审判……温相国在实际行动上也没有。 温相国既没有政策上一句话的的阐述，又没有实际行动上的一处手软，在45年从政要结束的两天，他仅仅是说了一句“要进行政治改革，预防文革复临”，那些拜温的粉丝们，你们就这么容易入戏了？你们没觉得自己太好骗了吗？ 1944年美国代表团访问延安，毛委员信誓旦旦信口雌黄：“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听听，说的多好，推翻独裁、建立美国式的民主，让人民乐享民主，台词尺度比温影帝大100倍，温粉们如果要拜偶像，为什么不去拜拜更会演戏的毛呢？如果你们已经知道历史证明了毛是骗，那么你们的温影帝呢？ 惊醒你们的迷梦，这很残酷，原谅我。 还会有人问难，反证中共不等于文革，比如邓屠秉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的“改革开放”国策，不是一样“亿万国民拥护，皈依普世大道”（清华许教授语）吗？三十年不是没有再发生文革吗？答曰非也。所谓“亿万国民拥护”，拥护力度还没有超过腊肉时期震天动地的“腊肉万万岁”声势，腊肉的反美防修、阶级斗争与邓屠的改革开放，都是亿万国民拥护又截然不同，哪一种是真哪一种是假呢？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就能明白所谓“亿万国民拥护”只是没有开放言论罢了，若开放言论邓屠会立即被骂成狗。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至于三十年河清海晏、没有发生文革，这也不是事实。“文革”的发生不是始于1966的五一六通知，“文革”的结束也不是在1976的四人帮被捕。中共占山为王的时候就有“文革”，四人帮被捕以后文革中的运动、斗争、大肆侵犯人权并没有停止，比如邓屠一句话就是一场“严打”，多少人被杀良冒功，妻离子散；三表哥时期镇压法轮功，无数人被捕入狱，甚至被直接打死，镇压运动遍及全国，而这种镇压迫害直至今日没有一天断绝；再比如胡温后期所谓的“打黑”案件，一个黑帽子就摧毁地方上一个产业，一个家族男女老少都捉进官里去，个人被严刑逼供，一个家族几十年积累的财产成为公检法的大餐；再比如“茉莉花革命”迫害，再比如“08宪章”迫害，再比如对基督徒的迫害……每一次都是少说数百多则万数，如果你认为“文革”似的迫害结束了，那是因为你没看到罢了，你没成为受害者罢了。 再比如，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案例，薄熙来主政重庆，立即掀起“唱红打黑”一个地方性的“文革”。温家宝信誓旦旦预防文革，又信誓旦旦他的继任者会更好，但为什么习包子在处理了发动重庆文革的薄熙来之后，现在他又要在全国发动“二次文革”呢？文革结束了吗？ 中共的每一个特征都是文革的发起条件，中共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中共，中共手握“文革”炸弹，随时可以发动小型或者大型的“文革”运动，随时可以引爆，如果暂时还没发动，没有达到毛时代的“天下大乱”状态，孟子说：“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当年的薄和今日的习都对此作了证明。 要了你的老命，刨了你家祖坟！ 文革就是中共的血肉，存在中共就存在文革，要反对文革、清算文革就是反对中共、清算中共，温相国的粉丝们，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温家宝说他“为国家工作了45年”不是真相，真相是他为共产党工作了45年，他为文革工作了45年，他为中共保住随时可以发动文革的权力工作了45年。 资深相国李鸿章说“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李中堂说的这个天下是单指中国的。他的传人温相国仅仅在离职的时候说了一句预防文革再来，就让体制内外跪倒一片，十年之后文革马上再来的时候，还在思之、念之，敬仰之。有这样仰望明君圣主、不辨真假、纳头便拜的中国老中青、国内外粉丝团，在中国做官真是天下最容易的事了。 我一篇评论《川震里的温家宝与太鲁阁号里的林佳龙》（原标题为《屠夫的悲悯与宪政伦理》）发表之后，毫无意外收到一些温粉的攻击，这无关本文宏旨，不予驳斥。《屠夫》一文文意在于讨论思想认识的改变，中国人应该从底层盼清官、上层盼明君的奴民伦理做出改变，变成21世界文明世界的宪政伦理，我们应该以检视雇员的目光来看待政府官员。2021年的今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即便当下不能改变国家，不能得到民主自由宪政，也应该先清理掉我们心中对明君圣主、青天老爷的期盼和迷信，换来对文明政治的理性认识。 改变何其难也！网上有佳句曰：“动他的利益如同要他老命，改变他的观念如同挖他的祖坟。”改变意味者放弃既得利益和承认昔日的愚蠢，这就是鲁迅说的中国“三千年没有变化”的原因了。笔者仅仅是说出一个真相，我们应该抛弃奴民思维，换成站起来做人的思维，拆除心里的枷锁。站起来做人，这真是要了你的老命，刨了你家祖坟吗？ 历史还要向前，自由还是人的天性，我始终相信不愿下跪苟活，想要站起来做人的中国人还是多数，我们放眼于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权律师，709案当事人及辩护人，美国汉弗莱项目访问学者，2019年流亡美国。全文转自上报）
周一，台湾恢复上班上课；在疫情紧张的此刻，一定会有不少“为何不停止上班课”的争执。关于这一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创始主任麦可．欧斯特宏 （Michael T. Osterholm）在他的新书《最致命的敌人：人类与杀手级传染病的战争》（春山出版）里提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许多国家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仓促关闭了学校；但事实上，亚洲有两个进步文明程度相当的国家（城市）香港与新加坡，其中香港关闭了学校，而新加坡没有，结果发现，两地的病毒传染率几乎没有差异。 这位全球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提醒，任何公共决策，都要考虑极其复杂的连动效应。如果学童必须停课回家，许多家庭会请祖父母来帮忙带小孩，这可能增加老人的感染率，而COVID-19在老年人身上造成严重病情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层。此外，许多医疗机构有多达35%的医护人员家里有学龄孩童，其中有多达20%没有其他照看孩童的选择，如果学校关门，会令他们左支右绌，停课可能造成20％的护理人员停工，而这些医护人员在瘟疫蔓延之际，是绝不可或缺的人手。 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外界习惯用“控制疫情”与“维持经济运作”的二分法来看待疫情之下是否继续上班上班的两难，但其实真正的公共政策决策远比这更为复杂。政治社会系统的运作实在太过庞大，光是“维持上班课”的决策，可能就涉及“保护年长者”及“维持医疗量能”的特殊考虑；那些局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关怀，以及意识形态的批评，更可能有时而穷。 台湾疫情扩大，许多人开始追究“战犯”：怪“狮子哥”为何活动力这么强，怪华航机师不自爱，怪诺富特的饭店管理太松散，怪当初协调缩短机师检疫的立委要负责，怪指挥中心没有力挽狂澜，怪为什么不普筛，怪为什么引进疫苗如此之慢……… 大多数灾难的发生，都是汇集了好几个原因而导致，有些互为因果，有些彼此平行。昨天传出，最早的感染者可能在4月6日就发病，远早于诺富特饭店群聚事件。如果真是如此，我们要怪谁？怪这个政府为何不及早封锁边境、与世隔绝吗？这样的作法有任何可行性吗？这样的追责有意义吗？事实上，这种类流感的瘟疫传播，就像一阵风，我们无法阻止风吹，就如同我们很难彻底抵御病毒的入侵。 追责的意义在于防堵下一个漏洞，但它无法改变任何一件已发生的事实。更甚者，一个互相指责、谩骂以及对立的社会，绝对无法成就一个完善的防疫共同体。麦可．欧斯特宏说，面对任何一场瘟疫而言，有效的领导举足轻重，任何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之务在于提供正确而最新的资讯，而不是带有私人意图的政治运作。如果领导人的声誉受损，社会大众将无所适从；如果社会大众能接收到诚实而有直接了当的资讯，就不会恐慌，社会也就能学著同舟共济。 瘟疫之下，我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要求在于此，而这个国家的公民以及其他党派的政治人物，也应该以此要求自己。不轻易地发怒，不要用自以为是的正义到处追责，不要转传来路不明的讯息，照顾好自己，尽量别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才能成就一个互助的防疫共同体。 去年瘟疫刚爆发的时候，前副总统、也是台湾的流行病学专家陈建仁在脸书上贴出一张“瘟疫中的我”图卡，很值得此刻拿出来审视： “瘟疫中的我”分为“惊慌”、“学习”到“成长”三个阶段，“惊慌”时，有许多不能接受与愤怒的情绪，甚至容易动怒；“学习”阶段开始认识自己的情绪，放弃许多不能操控的事，意识到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在尽力尽责；直到“成长”状态，开始有同理心，顾念别人，感激别人，甚至愿意自我奉献。 “瘟疫中的你”正处于哪一种状态？只要有更多人意识到防疫必须“同岛一命，团结抗疫”，台湾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走出这一次的难关。 （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后，引发的批评甚多，最受诟病的是数据严重失真。中国统计数据造假是种体制病，从政权诞生之日开始就存在。在计划生育被世界痛诟之前，人口数据是瞒报、漏报，如今变成虚增人口，也算是中国人口数据统计的新问题。但中国人口问题的真正要害却被一些讨论者带偏了 。 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往城市并非中国独有，严重的是经济结构病态 我仔细看了一下被集中痛诟的一个问题：从各省人口来看，明显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情况，一些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区域间人口结构较为不均衡。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 中国经济南部比北部发达，东部比西部繁荣，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往相对发达地区，是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规律，全世界都如此。东北衰落、西部本就欠发达，尤其是西北部沙漠多的缺水地区，不利于人类生存，这些地区的青壮年能够迁往南部与东部并生存下来，既说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也证明当代青年的生存适应能力较前辈要强。 美国也是如此，近几年出现逃离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情况，是这些民主党州坚持政治正确，比如大量引进非移、BLM活动频繁、税收太重，导致不少公司离开，本地经济衰落，自然带走了一批人口而且是优质人口。 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不正常，不少地区连财政都不能自给。比如最近被中国媒体热炒的中国陕西佛坪县，整个县城的常住人口只有八千多人，但在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仅公开的数据就有2194名，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数2991人。2018年该县地方财政收入为3943万元，2019年3660万元，这两年的财政支出分别为8亿元、7.97亿元，是个不能自给依靠中央财政喂奶的寄生型地区。佛坪的情况比较极端，但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当地青年缺乏就业机会却是共同的现象。 基于上述理由，讨论中国人口分布不均衡是个看起来严肃的假问题，由于经济地理的差别、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口均衡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只有极权国家喜欢控制人口流动并认为人口均衡分布在各地区是正常的。 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忧虑 按照联合国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即可认定进入老龄化社会，14%即表示“中度老龄化”，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舆论一直称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仿佛中国老无所养仅仅是老年人口过多的问题。 联合国曾颁布过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该项目分别预测了世界各国在2014年、2030年、2050年老龄化人口，人类现正处在2014-2030的中间阶段。 2014年，中国以老龄化人口占14.4%排在第52位。同年录得96个国家的人口数据，世界上老龄化人口超过20%的共有33个国家。 2030年，在同样的96个国家当中，中国以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比23.8排在第43位。这一年，世界上有14个国家的老龄人口超过30%，发展中国家只有马尔他、斯洛文尼亚列入其中。 老龄化程度比中国高的多是西方国家，但也有阿尔巴尼亚、阿根廷、黑山共和国等国，但排在中国之后的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 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是日本，2014年为32.8%，2030年为37.5%。日本与欧盟等国的老有所养都解决得比较好，但这些国家的老龄人口占比都远高于中国。由此可见，中国的养老问题不是老龄化人口增多的问题，而是养老体制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兼经济政策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农村老年人口约有7700万，这个群体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险（医保、养老），老无所养问题非常严重。 少子化≠人口红利消失 将少子化与人口红利划等号，很容易被证伪。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列举的96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表明，年轻人口比例高的国家，都是出生率失控的非洲国家与中东国家，以及亚洲国家，比如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南非、印度、印尼、洪都拉斯、伊拉克、巴基斯坦、约旦、孟加拉国等等，但这些国家恰好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与地区。 少子化对于家庭来说是个大问题，据说中国失独老人至少已超过200万，这是一个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关怀的问题，但它与人口红利消失之间不能划等号。在少子化与人口红利消失之间划等号的人忽视了一个问题：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年轻人充分就业。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1990年代由于港台日韩资本涌入，2001年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就业率高速成长阶段，自然能够实现人口红利。但从2010年代以来，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式微，青年就业问题日益艰困，城乡都有大量啃老族出现，人口红利自然无法实现。 说明这个问题，只要对比一下全球青年失业率，就知道中国在胡温时期的黄金十年的人口红利是个多么特殊的现象。 全球青年失业是个积累了二十余年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于2000年10月发布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指出，1999—2019年20年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总体呈现全球下降趋势，从53.1%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而这期间青年人口总数却增长了3亿。从地区差异看，2019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北美最高，为52.6%；最低的是北非和阿拉伯地区，为27%；东亚地区为45.2%，高于全球41.2%的平均水平——请注意，如前所述，这几个地区是老龄化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区，但这些国家的青年并没有什么就业机会，也成为2015年以来欧洲难民潮的主要来源之地。由此可见，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只是实现人口红利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前提条件。 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再，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加之现代产业体系更依赖自动化设备和人力资本的素质，青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劳动力数量下降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而是人口质量。 截至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对外输出移民第三大国，石油等主要资源对外依赖程度逾60%，30%的粮食依赖进口。这种物质支撑系统极为脆弱且国际信任度极低的国度，如何避开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理性对待本国的人口问题是为至要。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文出处）
林郑政府宣布冻结黎智英个人户口，同一时间，台湾苹果日报宣布停止纸本日报的出版，只集中力量做网上新闻。 虽然事情都在预料之中，但消息传来，仍令人愤慨。纸本台?停印，那是为集中资源，黎智英户口冻结，也不影响香港苹果日报的运作。 中共在把香港改造成一个大陆城市这一点上，不会有底线。在大陆怎么做，在香港也会怎么做，只是香港做起来，还要一步步来，让外商慢慢习惯。 冻结黎智英的户口，当然不是最终一步，辣招陆续有来，最终会不会逼得苹果日报站不住脚，那也是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苹果会斗争到最后一天，这从日前报馆高层向员工宣示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尽力了，美好的仗他们打过了，他们虽败犹荣。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又能做什么？至少有几件事，中共暂时还拿我们冇符。 第一是社交媒体。中共可以禁苹果，禁立场新闻和众新闻，但中共禁不了所有的社交媒体，除非社交媒体也被中共收买了，否则，在广阔无边的网络世界，还有人民自由思想的空间。 我们还能在网络发言，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想法和他人分享，还能批判中共的丑恶面目，支持一切民主自由的思想和行动。不写大文章也可以，只用你的留言宣泄自己的情绪，表一个态，按一个赞，都是维护言论自由的行动。 中共打压苹果，就是要推倒民主思想的堡垒，堡垒没有了士兵还在，还能攻击，放几下冷枪，在他们身上打一个伤口，让他痛一下，流一点血，那也是好的。每个人都让中共流一点血，就能让他失血。 其次，我们要坚守自己内心的一点光明，要小心呵护内心的那点正气，不要因为环境恶劣了，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义了，要怀抱自己的信念。每个人内心的正气没有了，社会公义也就不会存在，因为公义就是由每个人内心的正气汇聚起来的。四川成都四十九中一个学生枉死，四川人都挺身而出追索真相，为什么？因为没有公义，人人都是受害者。如果大陆人都能为公义发声，香港人为什么要放弃? 再次，我们还要保持痛骂政府的勇气。国安法很辣，但国安法没有规定林郑政府不能批判。颠覆中共政权是大罪，但痛批林郑政府还有自由，凡是我们看不惯的，能骂就尽管骂，能批就放胆批。不要因为林郑后面有中共，就觉得批林郑没什么用，批林郑就等于批中共。 再次，就是对林郑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你可以打压我，我为什么要服从你？能抵制就抵制，能不服从就不服从。别的或许做不到，不去投票总不犯法吧。 最后，我们还是要对未来抱持最坚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违背基本人性，违背香港人乃至中国人的福祉和意愿，一定不可能长久，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今日中共好像很强大，但强与弱是会转化的。现在民主国家觉醒了，全面围剿中共，大陆内外矛盾交叉激化，中共将慢慢阴干。 一粒麦子不死，它只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死了，它会生出很多麦子。苹果不倒下去，它只是一家传媒，苹果倒下去，它的精神会幻化到每个人心里，每个人便是一个苹果。 中共打压了苹果，香港的新闻自由死亡，外商纷纷撤走，香港生机窒息，到最后，好好一个香港就给中共糟塌完了，香港这只金鹅就不会生蛋，那是中共的揽炒，他种的苦果他要吞下去。独裁者总是以为他们可以掌控世界，可惜世界不是由它们塑造起来的，世界是由世界上大多数正义的人们塑造起来的。 最近网上有视频，拍到习近平到某地，一大群事先安排好的人围著他。习近平问，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有人说他们是搞摄影的，来这里“采风”，习近平怔了一下，他不懂得“采风”是什么意思。采风是搜集民间风情的意思，那些人都是随行记者，充当临时演员而已。习近平连采风都不懂，难怪李锐说他只有小学生水平。中国交到习近平手上，能有什么前途，那不是可想而知?所以，不要把中共想像得太强大，他们只是在自掘坟墓。 我们为苹果担心，苹果存在一天，我们就撑它一天，撑到它撑不下去了，我们就把苹果的精神移植到我们心里，让它在那里生根，我们就让苹果在我们心里活下去，和我们见证香港的明天。 历史是人民写的，将来的历史，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会占有光辉的一页，林郑与中共，只会有肮脏的一笔。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今年以来，中共突然抛出一个“东升西降”的说法。上到总书记习近平，下到御用学者，再到大外宣机器，同声鼓噪“东升西降”论，宣称：“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 “东升西降”论的根据何在？北京的根据之一大概是说，中国首先摆脱了大瘟疫，而其他各国仍深受大瘟疫之害；有的国家如印度，更重新沦为重灾区；而在去年，仅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2.3%。这种算法，显然没有把台湾、新西兰等防疫、抗疫最成功的小国计算在内。 北京的根据之二，就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不减反增。其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过去四十来年，美欧各国犯下严重战略错误，把80%以上的医疗生产线、供应线放置中国，既成全了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又把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 药品、医药设备，甚至于口罩等的控制权交由北京掌控，成为中共倒过来要挟、勒索美欧等国的利器。就在这场大瘟疫中，各国受制于中共，而中共大发灾难财，让美欧和世界各国吞下苦果。但由此也促成美欧等国的觉醒，决意重新布设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北京的根据之三，借中国综合国力膨胀，中共野心膨胀，狂增军费，让中国军力急速扩张，不仅给包括台湾、日本、南海诸国、印度等周边国家构成最严重威胁，而且也给美国带来最大挑战和威胁。中共穷兵黩武，挑起军备竞赛，以至于不仅美国、印度、台湾、东南亚等国被迫大增军费军备，就连战后受和平宪法约束的日本也都开始增加军费，重整军力，急起直追。 其实，所谓“东升西降”的论调，在近代历史上就出现过多次。当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攻城略地、侵略与扩张处处得手、打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之时，就是“东升西降”论盛行之时。二战后，以苏联为首、中国为次、东欧八国拱卫，还有散落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陪衬，形成东西方冷战态势，又是一次“东升西降”论的盛行。毛泽东为此曾洋洋自得道：“东风压倒西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鼎盛、亚洲“四小龙”崛起，也一度成全球经济上的“东升西降”论。 至于毛泽东死后的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借助香港和台湾两大窗口，借助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大量外资注入，迎来经济恢复；凭籍巨大的人口和幅员，中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中共由此狂增军费开支、着重军事发展，让各类军舰如“下饺子一样下水”，终于成为北京“东升西降”论的底气。 然而，此时说“东升西降”不如说“中升西降”。因为同一时期，印度和东南亚经济都在快速增长、腾飞、崛起，它们却与中国阵营无关，而更亲近西方阵营。如此一划分，何来“东升西降”之说？ 其实，即便说“中升西降”却也并非事实。因为中国经济总量仍然低于美国，尽管有超越之势，中国科技实力却远非美国对手。仅疫苗研制一项，就可见一斑：中国先爆发瘟疫，先研制疫苗，到如今却是美国疫苗大幅领先，并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所信任；中国疫苗却不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所信任，就连中国人民本身都不认同、不信任中国疫苗。 至于军事、航天、地缘政治等领域，中国不仅明显落后于美国，而且根本无望超越美国。当今世界，美国拥有众多盟国盟友，获得大多数国家信任与合作；中国则处于空前孤立处境，四面楚歌，八面受敌。此情此景，竟然侈谈“东升西降”（或“中升西降”），岂非没话找话、贻笑大方！ 说到底，北京的所谓“东升西降”论是伪命题和假命题，自说自话，自欺欺人，自我陶醉。同时，又是习当局的一个政治命题，主要出自大内宣的需要，需要继续洗脑、愚化、奴化中国人民，让他们原地踏步、坐井观天，受惑于“制度优势”、“制度自信”。最后，也是习近平个人的需要，企图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以这个画饼的“政绩”为他自己的连任造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最近推出党史新编。这本二十八万字的书，贯彻习近平“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混乱逻辑，全面肯定中共百年历史，看来中共真是史上最伟大的政党了。从头到尾，没有犯一点错，有错也是试错，试过错不再试，也就变成没有错。 在这个逻辑之下，文革当然也没有错。 不久前，有陶斯亮者（文革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女儿），参加了叶剑英家族的一次大集会，几乎所有的红色后代都出席了，陶斯亮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文章，为红色后代唱了一番赞歌，但因此却惹来另一些红色后代的不满。陶斯亮夹在中间不好做人，终于删掉稿子完事。 陶铸当年一度风头很劲，从广东第一把手，一跃而成全国第四把手，可惜没“阔”上一年半载就被打倒，打倒还不算，还被迫害到患癌，失治而死。陶斯亮与老毛﹑林彪这些文革始作俑者的后代，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后代一起，红色家族济济一堂，果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吗? 近年来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文革正以迅猛的气势在中国大陆复活，网上已经有不少视频，拍到大陆中小学生在跳忠字舞，唱红歌，叫嚣征服世界。政府对极少数异见人士实行大围剿，网络审查无远勿届，文化创作上禁区重设，全国上下一片肃杀空气。 习近平复活文革，是基于他对未来大陆相当悲观的预测。国际环境急速恶化，必定影响国内经济，科技被围堵，与世界发展脱节，外贸更因为外部环境恶劣而必定走低。多年来积累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诸多困素，一时间都集中在一起爆发，再加上人口红利吃到尽头，总之放眼国内外，满眼都是坏消息。 面对预后凶险的判断，习近平最近在视察广西时，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发出“向死而生”的悲鸣，就是不但要准备过苦日子，还要准备过凶险的日子。为应付社会动荡，只有把社会打造成更加专制﹑更加封闭﹑更加严酷，才能保全中共自己。 习近平老爸习仲勋也是文革受害者，习近平文革中也受冲击，还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文革后，是痛定思痛比较深刻的一位中共高干，也是最早倡议改革开放的一个政坛老人。习近平没有跟著老爸的路子走，是因为他处在最高位置上，要保住中共红色江山，唯有走回文革。 习近平以老毛第二自居，一心想做世界革命领袖，改变世界历史。他缺乏自知之明，野心大于能力，抱负流于空想。他上台后几年，带引中共走到今日这个恶劣的环境，证明他的思想和谋略都不足以承担重任。他有权术，但权术可以保权力，不能为人民谋福祉。 最近温家宝在澳门发表一篇文章，流露对当前中共处境的忧心，这在中共体制内是很不寻常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不和谐声音。温家宝发表文章的目的，有跳船的意味，公开表示他不认同习近平的极左路线。 习近平把中共搞到今日这种恶劣的境地，党内老人当然不会满意，但改革数十年，中国这块肥肉已被红色家族瓜分得差不多，各人的势力范围都已划定，稍不小心失去平衡，就可能引起党内激烈斗争，酿成大祸。因此，红色家族都被绑在一架马车上，互相依存，也等于互相保护，习近平驾车狂奔，车上的人即使心惊肉跳，也不敢跳车，一跳就有翻车的危险。 再说，有哪一个红色家族没有一点贪腐的把柄被习抓在手上？任何人敢乱说乱动，一旦被习针对，就可能被“绳之以法”，抄没家财，身陷囹圄，永世不得超生。 因此，没有人胆敢挑战习的权威，各人守著自己的家业，全党一起挨下去，且看会有什么事发生。 今日要挽救中共，挽救中国，唯有出来一个大国手刮骨疗毒，取习近平而代之，但遍观朝廷内外，再找不到一个有担当有本事有魄力的人，站出来登高一呼，扭转乾坤了。因此中共与中国，都只有在这架马车上狂奔下去，直至车毁人亡。 文革一定会重来，不但文革，中共终究会将大陆打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大国，美中之间必有一战，世界必有一次大灾劫。世界只有在一次大灾劫后才能重生（如果没有毁灭的话），这是我们的宿命，大家都坐稳了，系好安全带，准备未来的大动荡。 希望我看错了，我只是依书直说，文革也回魂，世上就没什么事不会发生。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据人民网报道，过去十多年，“红色旅游”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共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说，从2004年到2019年，每年参加红色旅游的人次从1.4亿增长到了14.1亿。陕西的延安一向被称为革命圣地，自然是“红色旅游”的热点。胡和平说，2019年，延安接待游客达到了7300多万人次。 文革中有首红歌叫《回延安》，歌中以老革命的口吻唱道：“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当时我就纳闷，怎么离别三十年才回延安啊？又想起我们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贺敬之写于1956年的长诗《回延安》，其中写道：“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毛泽东没回过延安呢？ 延安是毛泽东的发祥地。毛泽东自从走出家乡韶山，直到1949年进京称帝，其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就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长达13年。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四卷本《毛选》中，70%的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按理说，毛泽东是最应该回延安的。可奇怪的是，从49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到76年毛去世，整整27年，毛泽东竟然一次都没回过延安。这是为什么？ 依我看，原因之一是，当年中共扎根延安，和延安人民相处太不愉快了。想想也是，陕北本来就穷，如今却要养一个庞大的政府和军队，负担之重可以想见。中共对延安人民的压榨之重，苛捐杂税之多，拉丁派差之繁，可以想见。 再有就是毛泽东和陕北帮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 想当年，在井冈山的中央红军遭国军围剿被迫弃地而逃，在逃跑的路上得知陕北有一块共产党的根据地，于是率残部投奔了延安。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收留了中央红军，这就是“陕北救中央”。虽然陕北帮对中共功劳很大，可是在党内斗争中却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且不谈刘志丹死亡的种种疑点，尤其是高岗，49年就当上国家副主席，深受毛泽东重用。可是毛泽东出尔反尔，后来又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给高岗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严厉批判；高岗被逼自杀，死后被开除党籍。高岗手下的几员干将也纷纷遭到整肃。到了1962年，陕北帮的习仲勋又以支持“反党小说”《刘志丹》而遭到批判和贬黜，文革中更是被打成黑帮。陕北帮几乎全军覆没。 毛泽东深知他对不起陕北帮。毛泽东深知他无法面对刘志丹、高岗等人的亲人和部属，所以只好回避，从不回延安。在整个毛时代，中共领导人里，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回了趟延安。那时，周恩来已查出身患不治之症，自知来日无多。在延安和地方官员见面时，周恩来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还很落后，老百姓的日子比战争年代还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四人帮”垮台后，中共当局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高岗手下的几员干将和习仲勋都重新获得重用。胡耀邦主张给高岗平反，但被邓小平否决。当年邓小平揭发过高岗，高岗自杀后，邓小平进了政治局，紧接着又当上总书记。邓小平带头整高岗、后来又从中获得最大利益，无怪乎他坚决反对给高岗平反。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当局对高岗案进行复查，然后告知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的案子“现在还不宜纠正。假使是现在，就不会那样处理他了。”2009年8月29日，高岗的半身铜像在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高岗的故乡落成。 2012年陕北帮的后人习近平上台，不少人以为习近平总要为高岗公开平反吧？殊不知，习近平也没给高岗公开平反。个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一心要给共产党遮丑。以高岗原来的地位，如果为高岗公开平反，央视、人民日报等官媒不能不大加报道，那就必然会引发民众对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的错误说长道短，对共产党制度的说长道短。这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也要对这件事轻描淡写，尽量掩盖。新出版的中共党史对高岗事件竟然只字不提。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可是他就连中共党内的一桩70年前的案子都不敢面对。其实，他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基建计划，方式与中国2009年政府投入五万亿救市（地方配套资金当年高达二十多万亿）相同，都离不开印钞机的功劳。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美国人特别需要记取中国当年5万亿救市的经验。如今回过头看，中国2009年5万亿救市的主要成功在于保障了就业，主要失败在于扭曲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更大的后果则是当时“铁（路）公（路）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严重过剩，资金的主要流向是房地产，尤其是流向居民住房，当房地产严重过剩之后，中国不得不为过剩产能寻找出路，于是有了推向全世界几大洲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个计划如今经济效益不彰，引发的国际矛盾甚多，不少项目成了一个又一个“援外”的准烂尾工程。 当此际，有必要分析当年中国5万亿救市的成败得失。 印钞机的开动 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依靠增发货币来拉动增长。形象地说，每年发的货币，除了堆到房子里，剩下都堆积在债务链条里。 我这话不是唱衰中国，引自金融高官的话。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就说过：“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货币超发严重 经济货币化领先全球》（21世纪网，2013年1月28日）一文称，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该文称，经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货币？以下数据可供参考：1. 中国货币发行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截至2012年，中国十年间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2. 截止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其结果是人民币购买力快速下降，中国陷入持续的高通胀状态。这种情况下，一些专家讨论过发行大面额钞票，以便于流通，也可节约印钞成本。中国政府权衡再三，宁可承担高发行成本，也不肯发行大面额钞票，其实主要是基于心理因素，不愿意通贷膨胀显性化，造成民众心理恐慌。不少人已经公开说过，中国经济稳与不稳，在于民众信心。 美国是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只要上美联储网站查询，不难得出结论。 房地产抑制消费 中国人收入有限，出于对通胀的恐惧，人们担心“钞票毛了”，觉得只有买房子才算稳妥，所以居民购房支出逐年大幅增加，这里只列几个居民购房支出破千亿、万亿、10万亿数据的年份。 年 份 居民年购房总支出（亿元） 当年度购房负担率 1998年 859 18.9% 1999年 1210 22.3% 2003年 4177 40.7% 2006年 11084 62.1% 2009年 24303 76.7% 2019年 124518 102.7% 2020年 138984 96.2% 从上述图表所列的几个关键数据可见： 一、房价直线上升。1998年，房屋销售均价为2,062元人民币；2020年，销售均价为9,860元，较2019年上升2.6%。22年之间，中国房价平均上涨4倍多； 二、居民消费被购房支出严重挤压。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只有3.5%，全年消费物价涨幅为2.5%，而消费支出萎缩了3.8%，是从1990年以来的首次消费支出萎缩，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根据测算，2020年中国的购房总支出规模为13.90万亿，较2019年的12.45万亿，增长11.6%。直白一点说，居民宁可挤压其它消费支出，也得买房。 三、中国居民个人债务沉重，多数源于购房。据金融从业者统计，在过去五年（2016-2020年），中国是居民债务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增幅达22.2%，远超过美国的0.9%、日本的7.2%和德国的4%。这就是中国居民的购房负担率超高的原因。 政府对房地产的财政依赖更形严重 据中国官方数据，2020年中国卖地收入8.41万亿，全国财政收入约18万亿元，卖地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44%，占地方财政收入84%，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法也无真实意愿调整经济结构。 无法调整，是因为中国国内消费萎缩，市场不景气，产业结构自然无法调整，仍然是政府财政仍然依赖房地产的格局。这种情况下，自然也无意愿调整。数年前我就撰文分析过，中国政府控制房地产的价格与规模，努力维持这个泡沫的存在，到后来，政府出于财政需要，房地产公司出于市场需要、房产拥有者出于个人财富不至于缩水，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利益一致的利益共同体，都需要这个泡沫继续维持。这也是房地产泡沫这头灰犀牛至今仍然未发疯的原因。 一个普遍的误解：中国出口重兴 2020年，中国出口增加，除了中国官方媒体之外，美国几家主流媒体也一致认为中国出口重新兴旺，很快可以与美国经济一争雄长。 美国经济会怎样，目前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追求意识形态满足，违反市场规则，非常多的变数，本文另文专论。但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就会发现，医疗用品、生活用品和在家办公用品这三类商品，就是推动2020年中国外贸出口数据小幅增长的三大支柱，增幅最高的是医疗用品和纺织品（其实主要就是口罩用料），增幅分别达到40.5%和29.2%，这种增幅与疫情有关，注定是不可持续。其它的主要出口增长商品，以手提电脑为主的数据设备出口增加，是迎合疫情封闭状态下人们在家办公之需。塑料制品主要各类生活类用品、灯具、家具、玩具之类，都是全球在疫情状态下，各国被迫增加向中国的进口。概言之，到2021年年中疫苗大规模普及之后，这一波出口热潮就结束了，不可能长期持续。 3月下旬，美国智库、大学教授（含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总统经济顾问共20余位去中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两位及现任成员；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的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亲民主党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与前任会长、福特基金会会长、《经济学人》主编等全部出场，这些机构、这些人是近二十多年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者。其中有几位都在会上透露，美国拜登政府大兴基建之后，将向中国、日本、欧盟购买大量商品，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 从“二战”以来，罗斯福新政成了政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印钞加大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的代名词，这些举措既来自于凯恩斯的理论，又得到他的盛赞，在二战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并且只谈它的好处，但也有将近30%的经济学家们对此持异议。如今，各国央行（美国是财政部，因为美国央行与财政部的功能正好与中国颠倒）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奉行货币宽松政策。中国2009年五万亿刺激经济，当时西方一片赞誉之声，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时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中国此后一直苦苦挣扎于债务泥潭，改善经济结构无望，这些经验都值得记取。 （全文转自大纪元）
日前中国周姓男子驾驶著一艘橡皮艇，号称从福建渡过台湾海峡偷渡到台中的台中港，该名男子声称他是为了投奔自由而来。 同时国防部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曹进平则表示，确实有观察到不正常的画面显示，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电战干扰。但不管如何这名周姓男子的事件确实充满不少疑点。 中国一年内适合攻台的时间不多，5月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4月梅雨季、接下来；且该名男子是被台中港的港务工人发现的，这个行为模式极其诡异。一般来说除非是政治性出逃偷渡，要不然没有一个偷渡客会明目张胆向在地国国民主动曝光身分，下场绝对是抓起来问口供后，遣返回去，他在媒体面前说台湾比较好中国非常不好，现在不比从前，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不再收留所谓的“反共义士”，遣返的机率高于送到第三国与留在境内，讨食物吃自曝踪迹，绝非智举。 且上述战略与环境因素不论，人为方面有三个疑点： 1.此人真为了投奔自由，漂流到金门或马祖不是更近？ 2.事发至今已过多时，海军和海巡都被质询一轮了，国台办还没出来开记者会，令人存疑。 3.何况海峡中线以西是解放军军舰和中国海警的常态巡逻区域，假设他们连一个偷渡男子都抓不到，那中国海警与解放军海军是将雷达都关闭、全员舰艇上睡才有可能。所以明显是过来探路的机率更高。 同时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蒋正国也明言，其油料判断来看，直接从福建漂流到台中的机率颇低，已有不少人研判为接应者中途将汽艇放置海上再驾驶过来的。 倘若今天它可以一路从福建漂流过来，没有被我国海巡发现也没有被海军雷达侦测到，千万不可将其亲易纵放与遣返。国防部、国安局、调查局等必须详细从他的口供中追问出情报。假设这是一种练兵模式，用类单人汽艇的模式登台可进行渗透或者研拟另一种可规避我国反舰反登陆武器的先遣部队登陆。 中华民国海军极有可能在未来的监侦任务不再仅是监侦正规的航母、驱逐舰、攻击舰等，这种疑似海上先遣队或海上特工可能也必须纳入侦搜范畴，甚至要放在国防部或海军司令部的即时军情动态内。 海巡就更不用提了，过去抓到偷渡与非法渔船一律都是扣留与遣返，现在要培养海巡的舰长与副舰长第一时间就得先判断这个人的船只类型、衣著、物资、油料等去判断到底是单纯的偷渡还是先遣特工，因为脱离了当下的时空环境和第一手的情报研判，假设这个人真的是训练有素且有目的前来，要躲过情报单位的调查方式是有可能的，反正遣返本来就是他的目的，留在台湾内部接受庇护就变成间谍。 海军上至司令部下至各基地未来的战术地位将因此提升，这种海上偷渡模式已经从安全问题上纲到国防问题，这是一种战争模式开启的前哨，海军单位不能只是强化战备而已，重整战力与军情侦搜的时代已经正式来临了，也希望全民可以充当海军更强的后盾。 （※作者为退役少校政治作战官，目前就读印度金德尔大学博士班。全文转自上报）
英国的百年老店《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标题就是《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林林总总一通议论。记者们为此访问了台湾各阶层人士，得到的回答很有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不紧张，外国人替我们紧张。次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又在让我们出钱买武器了。小地主心态跃然纸上。 台海危机是不是进入了危险时刻呢？前几年还真不是。那时候大陆的经济状况还好，习近平地位也还好，正在忙于整肃官僚队伍，以便确保他的个人独裁更加稳固。反腐倡廉，唱红打黑，就像一个强势的皇帝该做的一样。他没工夫搭理台湾那个弹丸之地。 如今反腐倡廉被认为没有反腐的效果，只不过是清理阶级队伍；中国经济在快速下滑，各种不利因素积累的民怨正在走向沸腾；外交也不得不走向战狼化，越来越依靠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来获取合法性。这时候需要一个高潮，来掩盖独裁政治的失败，而军力的扩充却稳步向前，冒险的成本大大降低。这和当年希特勒的处境颇为相似。 就像美国政治家常问我的：中国周边哪个国家会成为目标呢？我开玩笑地答道：最好是朝鲜。老百姓对朝鲜的核武器最紧张，而且那个白眼狼对中共也不怎么友好。可是认真回答道：当然是台湾。这有三个理由：第一是名正言顺，你们也承认那应该算国内战争；第二是美国来不及反应，你们要向中国宣战得等着国会辩论；第三就是台湾人民生活富足，不愿意打仗，一厢情愿相信不可能打仗，这和大陆七十年前还没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是一样的心态，还说如果刺激了共产党反而促使它开战。 这第三条，确实是习近平的胜算。兵法云：算计胜则可战。台湾人民正在促使习近平冒险。以色列为什么面对强敌战无不胜？根本原因就是全民理智，懂得自己保护自己的道理。台湾人民心无战意，少数政治家再着急也改变不了必败的形势。何况武器兵力都不占优势，甚至是劣势，哪里有什么胜算呢？ 台湾的小地主们有恃无恐的主要论据就是，我们这个重要，那个重要，美国必须保护我们。把宝压在了美国的利益和国际信誉上：丢掉了台湾，国际就不再相信美国的保护了，美国地位将下降。这是个理由，但没那么强烈，地摊秀才们一厢情愿的判断其实最不可信。 美国确实有保护台湾的动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和世界第二的大国开战，和决策占领格林纳达一样容易吗？何况美国还有大量亲共的政治家和学者，包括反战的群众组织来制造阻力。台湾唯有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美国、日本才有机会救你，假如美国真能通过国会的批准和第二军事大国开战。 所以保卫台湾的第一重要因素，是台湾人民有保卫自己的决心。一帮政客为了竞选资金顺着台商说话，政府官员和共产党暗通款曲，勾勾搭搭，让台湾人民怎么提得起抵抗的决心？再加上小地主们说：台湾多骄傲呀，我们村三十里内都是老大了，谁敢惹我们？村民们也就跟着阿Q起来了。 美国新任情报总监说，不要战略清晰，理由是否则中国会四处给美国捣乱。这理由确实牵强，那是因为她不愿得罪亲台湾的政客们。真正的理由是美国人民多年来对台湾的不信任：一边靠美国保护，一边和共产党勾勾搭搭赚钱。两党一样。一旦清晰了台湾政策，白眼狼们会变本加厉，最后把美国拖入泥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