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華立學院禁小米汽車入校 引發網路熱議
2026 年 6 月 30 日
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突然落馬，表面看是官場貪腐案，其實後面「水很深」，這個案子可能成為中國大陸官商兩界大地震的「黑天鵝」。 案情不複雜，就是周江勇與馬雲的政商關係。周江勇可能是有史以來與馬雲關係最密切的杭州地方官，他授予馬雲「功勛杭州人」的美稱，阿里巴巴與杭州市政府竟然簽定「全面深化戰略合作協議」，馬雲稱阿里巴巴與杭州市政府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政企關係，一種親情關係」。 螞蟻集團在紐約上市之前，周江勇的家人向銀行貸款五億元，預先購買螞蟻的股票，當螞蟻上市失敗後，螞蟻集團退回江家五億二千萬。股票上市失敗，申請股票者撿不到便宜，只能自認倒霉，豈有倒貼二千萬退款之理?螞蟻集團不可能對申請股票者作出同樣比例的賠償，這二千萬顯然是政治獻金，是對周家的補償。 螞蟻集團對周江勇家族照顧如此周到，顯示周江勇與馬雲關係非同一般，現在周江勇落馬，馬雲如何置身事外?萬一周江勇供出猛料，馬雲會不會有牢獄之災，那才是問題。馬雲因為出言不遜，被習近平視為眼中釘，現在前事未了，再生後事，馬雲看來在劫難逃。 周江勇之落馬，據說是被他的情婦出賣。情婦的老公被查，情婦去求周江勇，周江勇不肯落手打救，情婦索性把他供出來。情婦的老公是寧波海曙區委書記，區委書記要把自己的老婆「奉獻」給市長，以換取市長的提攜，區委書記也有辦法去找自己下屬的老婆做情人，而下屬又有辦法再找更下屬的老婆做情人。整個中共官場，就是這麼一種烏煙瘴氣的關係。 周江勇的案子要是發生在幾年前，那也就是個別的貪腐案，撤職判刑就完了。但放在今日性質就完全不同了。今日中共內外受壓，即將長期挨緊日子，中共正把執政重心從對外擴張轉入對內壓迫，經濟急速下行，民間生活被擠壓，社會矛盾白熱化，群體事件必然頻生。 局勢預後不妙，中共打擊私企，國進民退，壓縮消費，收割中產，政治上向左轉，唱紅歌學「習」思想，下放執法權，恢復農村合作社等等，都是為未來的社會動蕩作準備。 周江勇的案子正撞在槍口上，周江勇與馬雲的政商關係，正是妨礙中央集權的地方割據狀態，理應重手打擊。省一級私企與省一級官員勾結，地市一級私企也與地市一級官員勾結，縣一級私企又與縣一級官員勾結，層層官商構成一個巨大的腐敗網路。中共不打散這個網路，無法承受即將來臨的社會動蕩。 當下中共水緊，要打私企的主意，逼私企主動課金換取安全感，「三種分配」志在劫富救急，而加強社會管控嚴懲官員怠政，就要殺雞儆猴以震懾官商，因此周江勇案牽扯出來的政治震蕩，就不只是周江勇與馬雲兩個人那麼簡單。 浙江省已展開為期三個月的「整頓政商關係」專項行動，覆蓋全體在職及三年以來退休離職的市管領導幹部，這單個案已發展成一場政治運動。各級官員和私企老闆要自動投案，互相揭發。經過一輪整肅，官員該判刑的判刑，該撤職的撤職，私企老闆該罰的罰，該關的關，可以預料，一場財富大轉移隨後也會發生。 改革開放四十年，官商勾結是常態，本來各自發財心照不宣，現在國庫干塘，收割私企是當務之急，官商兩造都不會有好日子過。杭栦解決了，浙江省會緊跟在後，然後全國各省市也會有樣學樣，照辦煮碗。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前，把整個官場都改造成清一色忠誠的習家軍，私企老闆一概自動獻身以私奉公，以解政府燃眉之急。 周江勇家族五億銀行貸款是如何批出來的?螞蟻集團酬謝二千萬又是誰拍板?周江勇為自保，又會供出什麼見不得光的交易？馬雲在此一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會有什麼下場? 中國大小富豪和私企老闆，有哪一個在發財途中，沒有做一點傷天害理的骯髒勾當?中共數千萬官員，有哪一個在官場上沒有以權謀私狼狽為奸?中共收拾了貪官和姦商，讓百姓「回歸」到泛政治社會生活的清淡歲月，人人刻苦為革命，個個捨身愛中共，習近平才可以像毛澤東那樣，做到去見馬克思為止。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美軍撤出阿富汗，國際、國內的輿論認為中共的機會來了。特別是中國網路上的五毛打了雞血一樣的興奮，他們響應中共「戰略忽悠局」發言人華春瑩的號召，直接為塔利班唱讚歌，忽悠中共領導層接管阿富汗。他們覺得，這是打擊「美帝國主義」面子的最好時機，卻沒發現這是他們自己丟掉了里子，掉進了麻煩陷阱。美國最近兩屆政府夠狠毒呀，美國的參謀幹事們不是吃乾飯的。 這是個什麼陷阱呢？簡單說，叫做極端主義擴張的陷阱。大家都在擔心，受到鼓勵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們可能會對美國和歐洲造成類似9·11那樣的恐怖活動。我認為不會。因為現在的塔利班比二十年前的鄉巴佬進步多了，經過了二十年的失敗，又經過了關塔納摩的培訓，他們在政治上比過去成熟得多了。 你看他們多聰明：像東晉的將領在淝水之戰中一樣，說服敵人後退讓出戰場；然後趁敵人士氣不振的機會，一鼓作氣就大獲全勝了；而且還學會了給沒拿到軍餉的敵軍發放路費，讓他們把高價的現代化裝備交出來，回家去過小日子。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抓住了敵軍的心理弱點。不好說有沒有中共的軍官給他們講解孫子兵法。 習近平的團隊和弱智的五毛一個水平，認為給點輿論和經濟支持就可以收買塔利班，這可是打錯了算盤。塔利班的勝利給了他們自己極大的自信，必須以及必然會擔負起擴張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任務，而且他們不會犯二十年前的錯誤去招惹美國和俄羅斯。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找誰的麻煩呢？中國最合適。 周邊穆斯林人民受迫害最嚴重的，受到全世界譴責的，也就是中共政權統治下的新疆。 這下子中共的麻煩大了，在北京搞它一個亞洲9·11，老百姓肯定會群情洶湧，抗議、起義甚至政變都有可能。習近平只能被迫全力鎮壓，大舉出兵。倒霉的還是新疆的老百姓。但是治病不除根，病情還是會不斷騷擾你。 怎麼辦？只有出兵阿富汗，解決病根問題。若說和美國硬抗出兵台灣，那只是憤青、憤老們吹牛放大炮。就是習近平敢，現役的將軍們也不敢，那叫作死。但是打一個不得人心的小小塔利班，正是多年沒機會的將軍們練手的機會，小菜一碟。何況中國軍隊有打山地戰和游擊戰的傳統，又有後勤補給的便利，和只會打正規戰的美軍不同。他們有信心打爛塔利班，徹底解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問題。 對於兩屆美國領導人的巧妙布局，事先不能說破，觀棋不語真君子嘛。習近平的這步臭棋有解嗎？有解。那就是在資金、武器、人員上支持反塔利班的勢力，圍魏救趙，這樣就徹底和塔利班翻臉了。在西方以及沙特等國的援助和支持下，新疆的局勢會更加嚴重，最終不得不踏入號稱帝國陷阱的阿富汗。 里外里都是要踏入陷阱，怎麼辦？好戲還在後頭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網路熱門議題之一是官方出台的教育「雙減」措施，尤其是有關禁止私營補教機構提供校外輔導，在暑假家長們慣常送「雞娃」參加各種補習班的時候，措施被一些地方以「打黑掃黃」式貫徹執行，辦班教師斯文掃地被視同罪犯一樣對待引發爭議，而私營教補機構更直接因此面臨行業的前途未卜。就這一現象，中國資深媒體人、作家、時評人長平接受法廣的電話採訪。 長平：中國推出「雙減」措施看起來力度非常大。首先有一些省市把「雙減」納入「掃黑除惡」「掃黃打非」，進行專項整治。上周中國媒體又再次曝出教育領域重磅新聞，就是教育部等八個部門發出規範國有民辦小學初中的通知，根據這個通知，民辦學校將轉為公辦或者停辦，這些都是以減輕學生負擔的名義推出的，這是官方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們如果看官方的通知，就知道它泄露了「天機」，它的重點是什麼？就是停辦民辦學校，兩年左右再無民辦小學和初中，這無疑是同整頓校外培訓、減輕學生課業負擔、關停民辦學校這一系列動作的很好的註腳。它的重點並不在減輕學生負擔，而是要壟斷教育和思想控制。如果我們還不能明白的話，可以看上海的這份通知，它做了種種說要減輕學生負擔、要實施數字教育之後，來了一個重點，這個重點就是小學低年級、高年級要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作為必修課，這個通知還同時強調，為了減輕學生負擔，期末考試不用再考英語，那麼我們會想一下，習近平思想讀本成為必修課，英語考試不用考，到底是學英語加重學生負擔？還是學習近平思想加重學生負擔？這可能對很多學生家長來說都會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所以我認為如果學校教育中將習近平思想作為必修課，那麼學生課外補習就不是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對校外培訓機構和民辦教育的打擊就是在剝奪民眾接受多元教育的權利。 這也是我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次校外的私營民辦學校成為整頓的目標？ 長平：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在中國，死板教條的教學大部分是發生在公立學校，而創新探索大都來自民辦學校，校外培訓機構。為了應付升學壓力，公立學校往往大搞「題海戰術「，或者是教學效果不彰，逼迫學生尋求課外補習。的確課外補習中的很大部分也是利用公立學校的這個問題來牟利，成為加重學生負擔的幫凶。但是也有大量的民辦學校和校外培訓機構，是通過探索創新教育模式來吸引生源，我自己就認識很多民間辦學者，他們是真心誠意地立志於教學改革、立志於教育改革，千方百計利用政策空間來實踐進步主義教育理念，這些創新教育模式或者進步教育理念，簡而言之，就是減輕學生負擔、尊重學生興趣、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批評思維能力。但是中國目前這些所謂的「雙減」政策，他們不會從減輕學生負擔的立場去保留這些創新學校，而是打擊這些學校，來保留和強化現有的填鴨式灌輸和失敗教育模式。 禁止校外的各種辦班，中國雞娃家長們的焦慮是否能夠消除？還是想一些分析所擔心的，將會刺激教育競爭更加激烈，更加擴大本已巨大的資源不平等和貧富差距？ 長平：我認為它會使教育競爭更加扭曲，它不能真正消除教育資源的不平等，也不能消除「雞娃」家長們的焦慮。第一個原因是，很多人都看到了這裡面的根本問題在於高考制度，如果這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選擇機制不變，那麼家長的焦慮也就不可能消除。第二是目前的中國社會中，社會公平存在緊迫的問題，如果一個家長不逼迫他的孩子通過求學這條路去實現階層上升，或者保持現有的階層，那就可能階層降級，接下來會導致他本人甚至他的家族受到極大的歧視，一些底層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面臨艱苦的工作環境，低廉的勞動報酬，而且沒有反抗的權力，沒有工會來維護他們的權力，第三個問題是思想自由，如果人們沒有表達的自由，沒有批評的權力，按照所謂素質教育培養出來具有批判思維的人才用來幹什麼？這樣的人才可能成為異議人士，成為「危險的人物」。那麼家長就會教育孩子不要成為這樣的人，要成為聽話的人，又要聽話，又要上進，怎麼辦？現有的通過重複刷題獲得高分，可以說是經過篩選出來的「最好的」培養人才的方式。 有分析說，中國對私營教育的打擊是其加強對企業監管的又一個方面？黨需要讓實力雄厚的科技巨頭明白，誰才是管事的人。 您對此怎麼看？ 長平：是的，目前對私營企業的打擊的確是其加強對企業監管的一個方面，真正對學生造成負擔的是現有的公立學校的洗腦教育，但是打擊的重點是私人教育機構，這裡還有一個原因是私營教育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是給了學生不同的教育，或者是讓他們有了接受不同教育的工具，比如外語，所以就成為一個打擊重點。另外就是這些私營教育機構利用公有機構存在的巨大問題來發展壯大，這本身也讓當局不能容忍，它是目前整個打擊私營企業的一部分。 打擊私營企業大家都看到最早是從馬雲開刀，大家都說是因為馬雲在上海一個金融論壇對金融體制提出批評而招致打壓，可是如果我們關注一下最近的新東方、騰訊、滴滴出行和一些外賣品牌(的遭遇)，還有被判重刑的孫大午，就會知道馬雲即使沒有說那些話，這個故事的腳本不會由太大的改變。馬雲本人除了商業成功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求生欲很強的事情，甚至對於隨意收拾他的權力體系，可以說他自己也貢獻不菲，但是這些都沒有幫到他，為什麼呢？因為他是私營企業，領導震怒只是表面現象，背後是專制理性，這個專制理性告訴當權者，絕不允許民營企業做大，所有的資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裡，所有的壟斷企業都必須是國有企業。 一些分析也關注到「雙減」新規對外資控股或參股培訓機構的禁止，包括嚴禁提供境外教育課程、嚴格規範外籍師資等，視之為中國教育開始排外和反國際化，您對此怎麼看？ 長平：是的，只是中共利用民族主義話語進行宣傳的一個方面。這種宣傳會強調減少英語教學，加強古文教學。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中共在文革中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看看它現在怎樣對待西藏的文化和維吾爾文化，就會知道其實中共它根本不在乎傳統教育，這只是它的一種話術。在我看來，從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就一直如此，它是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在這個包裝之下，人權、民主、自由與專制制度水火不容，卻被說成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不相協調，好像西方歷史上沒有過皇權文化和專制政治一樣。 中共的宣傳話語中其實就是要求尊重其專制制度，很多中國人也喜歡說東亞人都喜歡讓孩子上補習班，台灣、韓國、日本的孩子都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瘋狂補習之苦。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更重要的是，台灣和韓國、日本的教育改革有較為暢通的政府和民間互動的渠道，最終是向創新教育、多元教育的方向發展。所以對中國來說，它把這個運動作為排外和反國際化的一面，從本質上來說，實際上是反人權、民主和自由的、維護專制方面的教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一代無論是稟賦還是質素都堪稱前所未有的富人。中共曾經體制性地接納過他們，各屆最高領導人或說過讓他們暖心的接納之語，或做過讓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共自己人的事。如今這種好日子行將消逝，2015年後出現的新公私合營、民營經濟退場論雖然被習近平2018年11月的講話暫時化解，現在卻成了頭頂上的密集烏雲。我相信，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們都在密切從去年11月開始的行業整頓，敏銳之人會聞出其中的味兒，清楚感受到調整中國經濟的公私權重勢在必行。 被打擊對象，政府認定其對政權有傷害能力 中共國政府大舉整頓科技（服務）業，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拼多多創辦人黃崢、小米創辦人雷軍、位元組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等行業巨擘為求安全，不斷大手筆捐款做慈善，想通過順應當局的扶貧政策方向，規避被進一步審查的風險。 中共國政府打擊的這些企業當然都是民企，但當局也並非見民企就打擊。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中國當局選擇打擊目標有個共同點，即當局認為他們對政權有（潛在的）傷害能力。 以馬云為例，這是中國富豪中最高調，最張揚的一位，也許這份張揚讓他隱隱覺得不妥，因此自號「風清揚」，想借這位武俠小說中的世外高人的避世來明志自況。馬雲一是喜歡結社，涉足各種社會事業。外界都知，中國是個嚴厲禁止結社的極權政府控制下的社會，但他要成立一個江南會，江南會的八位浙商當中的另外七位，成立之初論富有人超過他，論出頭露面屬他第一。二是喜歡辦「外交」，馬雲先後見過的國家元首有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川普、印度總理莫迪，俄羅斯總統普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等等，見了面猶可，還要彙集成一本相冊炫耀一番，一篇《馬云：中國首富的政界朋友圈有多強？》列舉了馬雲的「外交」成就。 見過世面的當然知道這種見面算不上「朋友」。孔夫子云，君子相交以類，你一位商人廣交世界各國元首朋友，還要拿出來炫耀，這在中國確實是個大忌。尤其是習近平這位中共當家人不比胡溫，比江南會資格更老的企業傢俱樂部泰山會，見勢不妙於2017年悄然解散。而馬雲卻將其轉型為「湖畔大學」，當真是不懂韜光養晦。 再來說孫大午，他算是中國命運最坎坷的民營企業家之一。他創辦大午企業，造福鄉梓，中國當局按照當時的慣例 ，在1995年大午集團躋身於中國五百大私營企業之後，將其選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當選」保定市禽蛋產業聯合會理事長。但孫大午有個特點，很想為中國社會做點經濟之外的貢獻，因此廣交學界甚至維權界朋友，在大午網站上刊發時論，指點江山。2003年4月31日，徐水縣公安局通知大午網站：該網站發表的《小康社會的建設及難點》《悼念李慎之》《兩位民間商人關於中國的時局及歷史的對話》三篇文章嚴重損害了國家機關的形像，宣布整頓網站，停止營業6個月，罰款15000元。從此以後，孫大午與牢獄結了緣，2003年5月29日，他被以非法集資的罪名遭到收押，其後判其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罰金10萬元。幾年之後孫大午回歸企業，對企業進行改造，通過設立董事會、理事會和監事會三個機構，來實現對企業的所有權、決策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與制約——這一企業治理結構，其它企業也有，但人家在商言商，不會用禁忌詞。但孫大午卻要用私企立憲、勞資共和來命名這種企業治理結構，而中共國政府此時對美國在華策動顏色革命已經非常警惕，認為孫大午是借企業「立憲」、「共和」來影射時政，不惜羅織罪名陷其入獄。 對科技公司的整頓，倒是與西方並無二致。我已經多次說過，從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世界各國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也不希望發生美國那類科技公司介入大選、操控輿論之事。只是歐洲是通過反壟斷監管部門加強對亞馬遜、谷歌、臉書、蘋果等科技企業的監管，中國當局用的是另一類名義。但目的相同，除了資料安全，所有國家都不希望這類企業藉資料掌控權來介入甚至操控政治。 中國私企：讓黨信任不容易 中國私企與黨曾經有過一段蜜月期。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宣布「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要補充」開始，直到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正式確立「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承認「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後，允許資本家入黨，並根據其企業規模與社會效益而吸納進各級人大、政協，算是進入蜜月期，這蜜月期一直延續到胡溫時期與習的第一任期前期。據《紐約時報》2015年兩會前夕報導，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和近3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奧地利經濟總產值。2017年「兩會」5100名代表中，個人財富超過20億元以上的「富豪代表」有209人，他們的個人財富綜合總和3.5萬億元人民幣（約5100億美元），相當於比利時、瑞典或波蘭等國家年GDP總量。 儘管「兩會」成為中國富豪俱樂部，但中共歷代領導人骨子裡沒將私營企業當作自己人，對民營經濟始終未脫「利用」這一思路，認為私有資本的力量無法預測而且不能完全信任。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之後，就將「建立純潔的官商關係」放在首位，通過反腐，清理掉大大小小的數個官商集團，再將當時在中國資本界呼風喚雨的王健林、吳小暉、肖建華等逐一壓在「五指山」下之後，就開始繼續其未竟之業：調整國有經濟與私營資本在經濟中的權重。 習近平從2013年開始反腐，兩年內黨政軍洗牌基本完成，這種情勢讓他覺得調整經濟中的公私權重時機已臻成熟，於2015年10月推出胡溫時期就在醞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從這時開始直到2018年，這段時期「私營經濟退場論」、公私合營2.0版即將推行，引起國內民營企業界極大恐慌。 習近平安撫民企的弦外之音 讓習近平暫停調整步伐的是中美貿易戰開打。2018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開始對華貿易戰，中國受到極大打擊，安內成為要務，習近平不得不出面安撫驚慌不已的民營企業界。在2018年11月1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在講話中高度評價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奇蹟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廣為傳頌的講話內容中，有如下一段：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給民營企業餵了一顆定心丸。但是，很多人完全沒注意習近平講話還有一句伏筆：「民營經濟發展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我讀講話全文看到這句，但發現媒體基本不引用，不太清楚私營企業主有多少人關注了這段話。 事實證明，習近平的講話只是口惠，私營部門在獲取貸款上難度越來越大。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年10月發布的報告，中國近年來對私營部門的信貸下降，以及對國有部門的信貸上升。2013年，銀行信貸的35％流向國企，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國有，34％流向私營，其餘流向外資或合資企業。到2016年，國重民輕這一趨勢更加嚴重：83％流向了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營企業——據彼得森報告說明，2016年是可獲得中國官方資料的最後一年。這段時期抓住一些有污點的民營企業加以整肅從未停手，《人民日報》每隔一段時期就要強調：「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企當中建立黨組織，是中共加強對私企控制的重要手段，到2015年底，全中國有157.9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企業總數的53.1%。 當初讓私有經濟存在發展，是因為中共政治需要；現在，讓私營經濟逐漸退出一些領域，也是中共盤算利害得失之後的政治考量。如今，習近平連任已無懸念，中國調整經濟的公私權重勢必會強力推行。今後若干年中，中國私企巨頭們將以各種姿態被迫或者「主動」離開社會舞台，江胡時期兩會的「富豪俱樂部」將成為他們的光榮回想。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旅居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本文原出處）
事先炒得火紅火綠的「反制裁法」引入香港，突然被人大常委會叫停，理由欠奉，這個詭異的信號，傳達了什麼信息？ 以中共做事習慣，一旦放出風來，從來沒有收回的。未放風之前，當然要斟酌過一切利弊，衡量過是非曲直，照顧到宏觀和長遠的政策，有相當把握了才放風出去。國家大事豈可兒戲?放了風就一定會執行，否則有損中央的威望。 但這一次，不知為何，明明就要煮熟的鴨子，突然又展翅飛走了。 此事傳達的一個信息是，中共虛怯了。中美打到火星亂迸，連中歐投資協定那麼大的事，中共都義無反顧毀了再說，不在乎打破罈罈罐罐。表面看，反制裁法只是小打小鬧，美方不制裁，中方當然不必反制，但小事連鎖反應會釀成大禍，中共臨陣縮沙，理由在此。 中共訂的法，什麼時候認真執行過？美國制裁了林鄭，你不必制裁到滙豐那麼嚴重，你制裁滙豐一個經理，那也算反制裁對吧？連制裁滙豐一個經理都不敢，那還算制裁嗎? 人大常委叫停這件事，理由是「許多細節尚待進一步斟酌」，難道在放風之前，有關部門竟沒有斟酌過所有細節嗎?既然尚未檢討細節，為何又悍然放出風聲？這麼大的事，說出去再收回來很沒面子，按理沒有習近平點頭，是沒有人敢作主的。習近平點過頭，人大常委會竟敢否決，那除了習近平自己反悔，就是更有話語權的人拍板了。現時中國，還有比習近平更「一尊」的存在嗎? 總歸整件事辦得「嗚哩嗎喳」，一無是處，既傷了「一尊」面子，又傷了黨國尊嚴，日後經過「斟酌」，反制裁法是維持原議引入香港，還是從此按下不表，到時又如何交代？ 這件事傳達的另一信息，是中央決策機制亂了套。事情未放風前，一定經過研究，才把提案送到習近平案頭。事情涉及外交部﹑港澳辦﹑發改委﹑商務部﹑統戰部﹑人大法工委﹑中聯辦﹑特區政府，各有各的說法。在全面左傾的大局下，主張去馬的當然佔多，即使有保留的，也會婉轉節制，留有餘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人人寧左勿右，選擇一邊倒，加上習近平本身剛復自用的偏執性格，大筆一揮就去馬。 戰狼外交如此，中歐投協也如此，那麼大的事，中共眉頭都沒皺一下，為何輪到香港，突然陣前腳軟? 以我們局外人來看，至少有幾個「細節」是要害：一是美方對香港的制裁，還有大量後著，更有中共承受不起的絕招，否則，美國政府何必一再苦口婆心勸喻美商撤離?中共在香港實行反制裁，必定促使美國制裁加碼，直加到中共討饒為止，那時不是更難下台? 二是中共國庫空虛了，到處水緊。西方虎視眈眈，正常交往趨於斷絕，香港已成為唯一的對外窗口，資金貿易要倚仗這裡，人才信息也要從這裡來，毀了香港即封死中共喘氣的窗口。 三是僅僅維持在大陸反制裁，對美歐各國傷害極有限，美國不會加碼報復，在香港反制裁，對美歐各國傷害很大，美國一旦加碼，雙方各自升級，最終結果就是毀了香港。 這些都是常識，我們懂，莫非中共不懂?可惜滿朝文武都被失去理性的民族主義綁架了，人人都看一尊臉色說話，上下一起鬨，習近平一語定乾坤，就把風放出來。 如今原議撤回，暴露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底氣不足，只會促使美國得寸進尺，香港即將成為台灣之外的另一個風暴眼。此後美國對香港採取各種封鎖和打擊，中共又憑什麼對付? 人大常委會叫停香港反制裁法，是北戴河會後習近平失勢了嗎?我看未必。習近平個性衝動偏執，大權獨攬，顧此失彼，他犯錯誤也不是第一次了。當日中美貿易談判，已到臨門一腳，習近平偏偏掀台，還說他要負全責，結果特朗普非但不屈服，反而變本加厲，習近平最終要屈服，吃虧更多。用老話形容，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此事只證明，中共最高層面對困境方寸大亂，進退維谷，已經失去定力。 今日中國，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亂」字。中樞決策亂，政府部門各行其是，陣腳也亂，今日打這個明日打那個，社會一天到晚亂，失業成大軍，物價上漲，暴力防疫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更大亂。 上下內外都亂，滿朝文武也亂，前路迷茫，手腳無措，看來天下真的要大亂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不出所料，阿富汗一夕變天，眾多事後諸葛便跳了出來，開示愚?的眾生，諸如「阿富汗的今天，就是台灣的明天」之類的調調紛紛出籠，他們所要表述的意思，不外就是「美國不可靠，跟它走太近，遲早會被出賣，下場就像過去的越南和今天的阿富汗！」 諸葛亮《出師表》留下了千古警語：「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意思是說援引前車之鑒，要有內在的邏輯性與可比性，不可以芭樂比香蕉，否則就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風險。那麼台灣和阿富汗又有多少可比性呢？ 先看阿富汗，這個位於中亞的古國，面積約台灣的18倍，人口約1.3倍，人均GDP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歷史上，波斯帝國、孔雀王朝、阿拉伯帝國，甚至唐朝及蒙古帖木兒汗國都曾統治過這個地區（所以中國也可以宣稱是固有領土，一寸不能少？）大英帝國與蘇聯都曾嘗試征服它，近代定義的國家成立於1919年，和中華民國差不多。 對於這個帝國墳場，美國介入還真不是為了領土野心，小布希只想逼它交出賓拉登而出兵推翻塔利班，二十年來花了兩兆多美元想改造這個國家，教他們認識民主人權，示範如何選舉，但他忽視了民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僵固性。 美國花巨資裝備的三十五萬武裝力量，面對少數「解放軍」有如摧枯拉朽，說明沒有捍衛核心價值的意志，再精良的武器都是破銅爛鐵。美國所扶植的這個政府，官員貪腐自肥，敵軍尚未兵臨城下，總統率先帶著美金跑路，軍人拿著武器棄明投喑，說明了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當多數人民沒有為自由而戰的意志，不肯為民主付出一滴汗水，只想蹺著腿享受美國的金援和武裝保護，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好事？ 伊斯蘭極端教義是個很奇特的存在，他們嚮往的純凈世界，女性不能受教育，不能看電影唱歌，只能認命當個生育機器，如果美國推銷的制度是對的，為什麼得不到多數人民的支持？這是阿富汗人自己應該想清楚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是這樣的嗎？台灣己經充分想清楚了，至少有八成以上的人想要維持現有的體制與生活方式，所以我們努力工作，忠實繳稅武裝自衛力量，結交有共同信仰價值的盟友，為的就是不被剝奪幾代人付出奮鬥的成果，所以台灣人能不能保有這個權利，取決於我們願不願意堅持，更甚於美國人願意幫忙多少，在這方面，以色列是我們可以取法的榜樣。 許多拿阿富汗來嚇台灣的論調，其實內心也認同塔利班政權是邪惡的，是必需防止落入相同命運的；但是他們鼓吹的方法卻是放棄抵抗，以免激怒流氓土匪，這豈非自相矛盾，與我們堅持幾十年追求的目標背道而馳嗎？ 沒有國家有義務為別國的民主和自由犧牲，民主和自由從來不是免費的。阿富汗的可悲命運的確值得我們警惕，重點不在美國可不可以給我們保證，而是我們願意為民主自由付出多少？動輒拿阿富汗來嚇唬台灣人，有意思嗎？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的最大噩夢，不是西方的外交圍堵，不是疫情反覆，甚至不是台海或南海戰爭，習近平的最大噩夢是國庫空虛，入不敷出。 外交與戰爭的壓力，放在國庫充盈﹑年年有餘的日子裡來對付，雖然也不是什麼好事，但自家身子夠硬凈，抵抗力夠強，來一場大病，做一次大手術，經過調理休整，要恢復健康也不太難。 但若一個人身體虛弱，抵抗力低，虛不受補，偶感風寒就可能感冒，一感冒就咳嗽，咳嗽拖久了就肺炎，肺炎一來又引起併發症，導致多重器官衰竭，那時要死就快了。 外人看中國，一個龐然大物，聲勢大到無倫，國家大撒幣動輒百億，眉頭都不皺一下。各省市道路四通八達，高樓大廈林立，城市建設美輪美奐，正是內外風光，財大氣粗，怎會國庫空虛？ 這些都是表面現象，實際情況如何? 最近一項數字顯示，第二季度全國三十一個省市的財政收入，除了上海為正數之外，全部都是負數，連廣東福建浙江這些傳統的收入大省，都入不敷出，其餘的長期靠中央打救的省份就不用說了。 基層政府負債纍纍，已經連教師的工資也發不出來，最近遼寧﹑河南﹑安徽先後發生教師和公務員上街遊行討薪的事件，一個叫康平縣的地方，地方政府從2007年欠到現在，欠薪數字也才七千多萬。一個縣政府連七千多萬人民幣都拿不出來，那口袋裡真是底朝天了。 前不久的河南大水災，死人數字成謎，但一張空拍圖看到密密麻麻的泡水車，有說總數為40萬輛，這些車子的車主，當然都不會得到賠償，各人自認倒霉就是。政府發給每一戶「絕收」的農戶人民幣50元「咁大把」，家中有豬只死亡的，每隻賠償80元，有等於無。 政府下令水庫放水，連通知都沒有，是失職造成事故，應按市價作出賠償。若國庫充盈，政府何不做一次好人，既減輕罪責，又能得到民間擁戴?中共吝嗇如此，也是證明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是暫時的個別現象嗎?當然不是，在政府大力打擊私企，嚴格管控網路巨頭，政策全面左轉之下，外企大規模撤出，外貿死火，失業攀升。再加上疫症綿延，水災蹂躪，再加上整治幹部私企，官民紛紛躺平，如此等等，經濟下行已成常態。經濟下行，稅收大減，基層政府債台高築，要用收入一大半來付息還本。 負面因素一大籮，正面刺激看不到，更別說西方各國的外交和科技圍堵，正在窒息中國的經濟命脈，往後憑什麼好得起來？ 整體經濟看淡，人民捂緊錢包，消費市場蕭條，錢財不流轉，社會死火，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日子將越來越難過。 疫症之下，美歐各國都直接發錢給民眾和小企業，一則接濟生活，二則保住社會細胞，三則補身打底，唯有中共一毛不拔，不但沒有對民間作出救濟，甚至打疫苗和作核酸檢測都要收費。以中共財大氣粗的作風，碰到災難異變，應該大手筆發錢來收買人心，但這一次中共卻撳住荷包，理由何在，當然是錢袋子空了。 政府手上有錢，凡事用錢搞掂。早幾年退伍軍人鬧事，也是發錢解決爭端，事後才把主事者抓起來清算。民間有什麼群聚事件，政府有錢時，也可以用錢收買人心減少震蕩。有錢能使鬼推磨，到冇錢時，能賴則賴，賴不了的就動粗，如此一來，官民矛盾只會持續惡化。 中共就是一個暴發戶，突然發了財，大手大腳，仗勢欺人，但畢竟底子薄，人口眾多，經不起折騰，三兩下又耗光家底。 日前中共召開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中央口袋空了，要向民間打主意。各個民企巨頭已先後捐出巨款，這還不夠，中共還要向高收入人群開刀，以「共同富裕」的理由劫富濟貧。這些錢搶到手，真的會給窮人嗎?當然不會，這是為未來的緊日子籌措政府開支。真的那麼照顧窮人，他們紅二代百億千億身家，為何不拿出來「共同富裕」？ 錢袋子空了是習近平的最大噩夢，想起當年大撒幣的豪氣干雲，他會後悔嗎? （全文轉自臉書）
六四大屠殺後，鄧小平南巡開始了市場經濟改革。因為他知道只要經濟發展，老百姓生活不斷改善，共產黨就可以長久執政下去。民以食為天，並非只在中國，就是美國在獨立前也是這個心態。獨立宣言說：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來恢復自身的權益。但今天隨著習近平政權的胡作非為和對經濟的任性折騰，中國經濟正在快速走向衰落。由於習近平採取強制封城措施，中國的確很快控制了疫情，但隨著疫苗的廣泛接種，中國應該迅速調整防疫策略，從封城清零轉變為與病毒共存，加快經濟的發展。目前西方國家的群體免疫策略正在走向成功，經濟復甦強勁。如果中國在這一輪競爭中落後，想再趕上來就難了。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本來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在鼻子里插蔥充大象，硬說自己是發達國家，並且狂妄到不知自己幾斤幾兩，災難不發生才怪。中國經濟一旦出問題，就是大問題。鄧小平看得懂，但習近平沒文化看不懂。中國經濟怎麼啦？ 第一，有效需要嚴重不足 8月12日，經濟學家向松祚在上海2021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青年經濟學家峰會發表主題演講。向松祚認為，如果看這幾年的財政赤字，債務的增長，宏觀槓桿的增長，M2的增長，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經濟的問題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財政政策不夠寬鬆，不夠積極，貨幣政策不夠寬鬆。 有效需求不足，就是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不足。中國現階段投資需求不足的程度相當嚴重，可以講製造業投資基本上沒有增長，1-5月份只有0.6%，整個上半年增速不到1%，基礎設施的投資長遠以前都是兩位數，現在已經不到3%。中國消費增速也是歷史新低，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最新公布的7月金融數據中，主要反映居民按揭房貸變化的住戶中長期貸款，7月僅增加3974億元人民幣，創去年2月以來最少月度增量，連續第3個月同比下滑。 向松祚指出，消費需求取決於未來收入預期，中國老百姓的消費需求不足，原因在於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非常悲觀，未來收入的預期取決於就業的前景，取決於經濟增長的長期前景。 今天中國經濟的投資主體已經不再是政府，不再是國有企業，而是民營企業。今天製造業的投資，民營企業貢獻了超過85%。中國投資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民營企業沒有信心，對未來的預期沒有那麼樂觀，沒有那麼積極，甚至是焦慮、悲觀和擔心。 第二，疫情控制模式正在毀滅經濟 自南京在7月下旬首次發現德爾塔變異毒株的本土病例以來，中國至少17個省份爆發了新一波感染。截止中國時間8月12日24時，新增確診病例99例，全國現有確診病例1884例。 雖然與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中國的新增病例相對較少。但當局仍然下令對數百萬人進行強制新冠檢測，並實行全方位的外出旅行限制和封鎖。 中國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上月呼籲中國應考慮「與病毒共存」後，遭到網路暴力的攻擊。中國前衛生部長高強上周通過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發聲，稱中國不應該放棄嚴格的控制，他認為人類和病毒應該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關係，並表示要避免犯下美英寬鬆防疫戰略的錯誤。 封城清零防疫模式幫助中國在去年大流行期間率先實現了病例清零和經濟增長恢復，但隨著疫苗的廣泛接種和病毒致死率明顯下降，外界越來越擔心，與其他國家考慮的長期與「與病毒共存」相比，中國的零容忍戰略將帶來更大的經濟成本。 近日來，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銀行和花旗銀行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期做出預警，甚至下調增速預期，主要原因是嚴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正在損害製造業和消費支出。 摩根大通的分析師在本周早些時候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將中國第三季度的增長預期從4.3%下調至2%；2021年全年的GDP增長從9.1%下調至8.9%。高盛將中國第三季的增長預期從5.8%下調至2.3%，將全年增長預期從8.6%下調至8.3%。分析師在報告中表示，已經看到中國全國匯總數據表現疲軟。 凱投宏觀的首席經濟學家謝爾林本周在一篇分析報告中指出，中國仍然是將病毒完全排除在境外，但如果疫苗被證實無法阻止德爾塔的傳播，那麼北京將很難實現清零的目標，長期的經濟損失是慘重的。 第三，民營經濟集體躺平 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一旦民營企業家失去信心，中國經濟必然遭遇大的挫折，甚至一蹶不振。但習近平當權似乎對此毫不在意，仍然對民營企業施以重拳。 8月9日，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稱，中國的反壟斷監管部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將在幾個星期後對中國的外賣平台美團處以大約10億美元的罰款，原因是，美團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二選一」的壟斷做法，迫使商家必須要選邊站，損害商家和競爭對手的利益。 經濟觀察人士稱，當局這種一方面只針對民企，另一方面卻放任國企壟斷的做法，非但不能保障商家的良性競爭，有效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反而會抑制民企的創新和發展，從而有可能殃及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將對美團的反壟斷罰款，將是中共當局今年對民營企業開出的第二大罰款單。去年12月，市場監管總局在對「阿里巴巴境內零售平台服務市場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處以其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4557.12億元4%的罰款，計182.28億元」（約合28億美元）。 經濟學家鞏勝利說，壟斷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是，中國目前的「國有資本的權力經濟」，使中國的反壟斷法走了一條全球市場經濟國家沒有走過的路。他舉例說，中國移動佔全國市場份額70%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內的5大國有銀行所佔市場份額超過80%以上。但是中國當局卻對這些國有企業的壟斷放任不管。市場經濟，就應該是法治經濟，公平經濟，自由經濟。但是當局從「源頭的國策上」就把經濟劃分為「你壟斷行，我壟斷不行，他壟斷也不行」。 8月2日公布的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榜單顯示，中國國有企業在前10名佔三席，分別是第二（國家電網）、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中石化）。中國大陸（含香港）共135家企業上榜，數量連續第二年位居各國之首。 鞏勝利說，這個名單從側面反映出，中國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牢不可破，不僅越來越稱霸全國，更在全球範圍內佔據顯著和重要地位。相比之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日落西山」，未來更會是「國進民退」，「國企強、民企弱」。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謝田教授認為，中共當局以反壟斷的借口，有針對性地打擊一些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方設法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監管和掌控，讓民營企業牢牢地置於中共的監管和領導之下。儘管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影響勢必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經濟發展，而是牢牢控制其政權。 前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曉認為，政府以反壟斷法懲罰阿里巴巴，美團，開出天價罰款，讓其他民營企業不寒而慄，但是對民企產生深遠和重大影響的是最近發生的孫大午事件。 7月28日，河北省高碑店法院以所謂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妨害公務罪、尋釁滋事罪等八項罪名，判處民營企業家孫大午18年徒刑，並處罰金311萬元人民幣。 趙曉認為，孫大午上萬員工的企業被充公，全家被「滿門入監」，是當局希望通過此舉釋出殺雞儆猴的寒蟬效應。孫大午的這個案子，比美團、阿里巴巴要嚴重得多，將使中國民營企業家集體「躺平」，到頭來會殃及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和增長。 中國經濟在胡溫時代的晚期就已經進入停滯期，急需政治體制改革為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增加活力，但習近平時代不僅不改革，相反逆潮流而行，給中國經濟雪上加霜。隨著民營經濟的衰落，中國將無法避免地走向閉關鎖國，朝鮮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8月15日，紐約時報報道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被包圍的消息。8月初的時候塔利班還僅僅是包圍了幾個省會城市，但是一周就拿下十座城市，不到兩周時間，喀布爾就幾乎變成了一座孤城。可以說絕大部分城市都是政府軍棄守的。目前，加尼領導的阿富汗民選政府已經放棄抵抗，加尼總統已經逃離首都，而美歐的使館人員正忙著撤離。喀布爾的淪陷成為馬上到來的事實。面對阿富汗局勢迅速惡化，大家都有很多疑問，筆者在此與讀者探討。 為什麼阿富汗政府軍如此不堪一擊？ 與其說塔利班戰鬥力特強，不如說政府軍毫無士氣。塔利班幾乎沒有重武器，沒有空軍甚至沒有防空武器，而政府軍的武器裝備、後勤供應、人員訓練都比塔利班強的多。很明顯的是，阿富汗政府軍沒有鬥志。大部分城市沒有經過戰鬥就被塔利班佔領，政府軍幾乎一觸即潰，外國軍隊支持的大量武器裝備完好落入塔利班手中。 大家都知道，塔利班實行政教合一，推行嚴厲的沙里亞法，比沙特和伊朗更加背離人類當代文明。塔利班曾經統治過阿富汗，在其統治下，民眾很小的罪錯被施以嚴厲的處罰，公民沒有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力，人權和法治觀念無從談起，甚至娛樂活動都被當成罪孽。那麼為什麼廣大的阿富汗民眾不願意奮起保衛他們的自由呢？ 是阿富汗民眾甘願接受塔利班的統治嗎？從已有的報道來看，顯然不是。首先難民逃難的方向都是逃避塔利班的，其次可以看到外國記者採訪的婦女、演奏者、失去兒子的老人這些普通民眾對塔利班懷有的敵意。是阿富汗人不夠勇敢嗎？也很難說是。因為對陣雙方都是阿富汗人，即便按部族來劃分，也是普什圖族的人數都占多數。 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阿富汗人的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雖然目前的阿富汗國名叫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還帶有伊斯蘭，但在國際社會監督指導下，阿富汗有大選、有婦女領袖、有公民社會，逐漸思想多元化。這就牽扯到一個自古以來的悖論：為什麼野蠻對文明具有戰爭優勢？通常的解釋是野蠻的一方使用嚴刑峻法既能約束自己的軍人，也能威懾更注重人道主義的對手，通俗的說就是野蠻的一方的優勢就是沒有底線。這對當前阿富汗局勢顯然也是解釋的通的。除此之外，宗教和民族特性也賦予塔利班的凝聚力優勢。在戰爭中敵我分明，塔利班的意識形態把穆斯林當成自己人，把不遵從沙里亞法的人當成外人或者穆斯林中的「敗類」，同時把跟外國合作的人當成「民族叛徒」。當阿富汗人總體上還有強烈的宗教和排外認同的時候，政府軍的士兵只是在為工資奮鬥，而沒有為保衛自由而戰的自豪感，相反，在道德觀念中還自矮一截，因此一旦有生命危險自然就會逃命要緊。 另外，塔利班跟當年國共內戰的共產黨一樣，也採取一定的欺騙性措施。一是對外宣傳，說自己也保護婦女兒童權利，這樣就給中共這樣的機會主義政權以支持塔利班的理由。二是對俘虜的政府軍士兵發路費回家，不加以殺害（高官除外）。第三，通過沙里亞法的「嚴打」措施懲治犯罪維護秩序。第四，因為沒有多少可以貪腐的利益，並且戰爭里篩選出的領導人還不懂貪腐，所以塔利班的「清廉」和政府官員的貪腐形成對比。 外國勢力的支持雖然也對塔利班成功很重要，但是這種支持主要來自巴基斯坦和中東國家的極端勢力，而不是哪個外國政府全力支持。這種外部支持跟阿富汗政府受到的外來支持根本無法相比。阿富汗政府不僅得到美國的各種政府和軍事援助，而且經濟上也得到歐盟的全力支援，歐盟的援助占其GDP的40%。此外，阿富汗塔利班為了減少國際阻力，表面上還跟搞恐怖活動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劃清界限，把自身定義為阿富汗內戰的一方。因此外部因素對塔利班的成功影響更小，相比蘇聯支持的中共、越共、朝共、古共塔利班更像是「人民的選擇」。 為什麼美國不堅持下去？ 面對阿富汗政府軍這樣的扶不上牆的爛泥，拜登即便面臨嚴厲的批評，也絕不想在阿富汗戰爭中多捲入一天了。拜登說，「在我國20多年的阿富汗戰爭中，美國派出了最優秀的青年男女，投資了近1萬億美元，訓練了30多萬阿富汗士兵和警察，為他們配備了最先進的軍事裝備，並維持了他們的空軍，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的一部分。如果阿富汗軍隊不能或不願意守住自己的國家，美國再駐紮一年或五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而在另一個國家的內部衝突中，美國無休止的存在對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美國雖然有當世界警察的意願和能力，但是她畢竟也要考慮自身的利益。二十年來，美國軍人死亡死亡超過2500人，經濟投入數千億美元。最重要的是美國看不到鞏固阿富汗民主的希望。因此，當阿富汗人本身沒有保衛自由政權的意願的時候，美國不再願意給阿富汗人提供免費的政府服務。 單純從軍事上看，美國對塔利班的實力根本沒有比較性可言。但是現代戰爭要求文明的一方不能有任何違背國際人權標準的錯誤。打擊塔利班不能誤殺平民，但塔利班和平民在穿著和行為上混雜一起，難免誤傷。抓住塔利班俘虜不但要好好招待，而且不能進行洗腦教育，要尊重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對於口頭支持塔利班的人當然更不能加以懲罰，那是言論自由。但是塔利班卻可以為爭取勝利使用一切手段。因此，塔利班才可能長期不被美軍消滅。 既然消滅不了塔利班，川普政府只好談判。當然，跟中共類似，塔利班的談判只是幌子，你越跟他談，他就聲勢越大，尤其是撇開阿富汗政府跟塔利班談判，更削弱了阿富汗政府的影響力。但是拜登政府已經顧不上塔利班言而無信了，只要沒有傷亡的撤出阿富汗就算達到了目的。 拜登政府急於在阿富汗撤退，另一個原因很可能跟中國有關。在江胡時代，中美之間是合作大於競爭，而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迫使美國不得不把中國當成主要對手。在此背景下，美國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在阿富汗已經得不償失。美國歷史上為了對付蘇聯，可以支持阿富汗伊斯蘭激進分子，可以結盟比蘇聯更專制獨裁的毛澤東政權。現在為了對付中國這個主要對手，放棄阿富汗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阿富汗一旦重回塔利班統治，阿富汗的人的自由和人權當然會受到極大損失。但是環顧阿富汗周邊國家，幾乎都是不講人權和自由的政權。對美國來說，只要不公開支持恐怖組織，這種因為政治形態落後導致的低人權都是可以容忍的。何況對於中亞的美國主要對手——伊朗，塔利班是遜尼派，不會跟什葉派掌權的伊朗結盟。同時中共和塔利班雖然互相利用，但是中共敵視伊斯蘭世人皆知，二者也不可能真正成為夥伴。因此，塔利班不會增強伊朗和中國兩個美國主要對手的力量，說不定還會有所牽制，因此，美國的撤出也沒有太多擔心。 塔利班帶來的教訓是什麼？ 塔利班的勝利使得美國和歐盟的巨大投入功虧一簣。塔利班再次掌權之後，不僅阿富汗人自己的人權遭到毀滅性打擊，而且世界又多了一個動亂的根源。 如果美國和北約要檢討，首先應該檢討沒有做好政治思想教育，或者是沒有使得阿富汗人樹立為自由民主而戰的榮譽感。民主國家的存在總是為了保障個人自由，在政權沒有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對政府的制約和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可以說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必要做法。但是在民主政府面臨暴力威脅的情況下，首要的任務則是保障政府的生存能力。這不僅需要訓練士兵、援助武器裝備，更要通過教育系統讓人們珍惜他們得之不易的自由。 如果民主國家認為這種洗腦行為不符合自由的價值觀，那麼就應該有決心長久堅持下去。只有當阿富汗的公民社會足夠強大，比如可以通過民主選舉、言論自由、司法獨立來遏制腐敗、鼓勵競爭、造福民眾的時候，民主才能鞏固下來。 在此之前，國際社會投入再多，往往是事倍功半，好處被官員拿走，市民也能享受到一部分，而廣大農村依然貧困，這種加大的社會不平等反而成為動亂的源頭，還不如普遍貧窮更讓阿富汗人覺得公平。但如果持之以恆，使得民主的優勢得到發揮，民主政府的實力強大到極端組織再怎麼萬眾一心也無法戰勝的時候，民主就不僅在阿富汗站穩腳跟，甚至可以說在最政治落後的中亞地區樹立起民主的標杆。韓國從不堪一擊到北朝鮮只能仰視就是經歷了四十年才真正做到。 如果美國沒有像支持韓國一樣永久支持下去的決心，乾脆在塔利班還弱小的時候，跟他談判，把西南某個省份給他治理也許更好。對於同一個國家，分而治之，使得極端意識形態的政權和民主政府長期和平共處，競爭發展，才能顯示出民主制度的優勢。時間長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鴻溝自然會消除極端組織的短期鬥爭優勢。 假如阿富汗能夠變成一個持久的民主國家，就會在世界上政治最落後的中亞地區打破暗黑政治的烏雲，成為民主勢力擴張的前沿陣地。其自由民主帶來的光輝將給周邊數億民眾帶來新的希望。 阿富汗的未來以及對國際局勢的影響如何？ 短期來看，民選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已成定局。現在塔利班跟政府的談判主要內容是怎樣和平交出喀布爾。如同當年國共內戰末期，中共的談判就是李宗仁政府如何體面投降。不同的是，當年的中國還有國民黨這樣一個有共同政治追求的組織，而阿富汗政府卻沒有這樣的主心骨，更沒有台灣這樣的孤島可以退守。 阿富汗的淪陷自然是世界民主的退潮表現之一。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過去15年來，取得民主進步的國家數量一致低於民主退步的國家數量。這些事實綜合起來令人對世界的未來更加擔心。 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民主的回潮並不可怕，長遠來看，民主國家從二戰之後有數的幾個發展到今天在世界佔主流還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二戰之後共產主義的崛起導致的民主倒退幾乎吞噬了二戰消滅法西斯的勝利成果，但是隨著蘇聯的崩潰，共產主義已經奄奄一息，還打著紅色旗幟的中共政權雖然還是對民主世界的威脅但是已經以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的面目出現。蘇東劇變導致民主有較大的飛躍，阿拉伯之春也使得人們看到在宗教色彩濃重的國家發展自由民主的希望。 塔利班重新掌權肯定要實行政教合一的落後政治統治，商業和政界精英正在大批出逃。塔利班政權很難獲得民主國家的認同，不願保衛自由的阿富汗人將失去外國經濟援助，更不要說各種自由，因此會遭受一個劫難。將來的阿富汗落入神權政治和部族統治的老套，很可能再回到幾個世紀前的生活形態。也許人們習慣了之後會把阿富汗從世界政治中忘掉，就像今天大部分人對扎伊爾的當年的巨變和改名剛果毫無感觸一樣。或許將來新的民主浪潮到來的時候，阿富汗才能和周邊的幾個伊斯蘭國家一起發生深刻改變。 塔利班應該也會吸取教訓，不敢再公開容留支持基地組織這樣的恐怖分子集團。如果確實如此，倒也看不到什麼新的變數。中共為了對抗美國以及減少對鎮壓維族的阻力有可能拉攏塔利班，俄國處於歷史原因可能會放干預棄阿富汗，美國會維持對塔利班政權有限的壓力，歐洲、加拿大、澳洲跟美國的政策大同小異。 美國會騰出手來對付中國，中美之間的較量如同美蘇之間的冷戰會成為世界主流。但是與其說是中美之間的戰鬥，不如說是習近平一個人與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戰鬥。如果有一天習近平的獨裁結束，中美恢複合作關係還是很有可能的，畢竟世界上還有很多兩國共同面對的挑戰。阿富汗帶來的極端宗教政治的挑戰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中國一旦擺脫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就會成為美國真正的合作夥伴，一起維護世界民主秩序，那個時候像塔利班這樣的暴力組織再想暴力奪權就困難多了。 阿富汗的女童將會失學，婦女將被迫都成為蒙面人，這是令人悲哀的。但是中國人面臨著另一種悲哀，那就是在生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無法養老的同時，喪失了抱怨遭受不公的權利。 如果中國人能為自己的權利而努力追求自由民主，那就不僅是在捍衛中國人的民主權利，同時也是在為世界民主和人權做貢獻。 （全文轉自議報）
近年，尤其大瘟疫爆發以來，中共與世界多數國家的關係惡化，尤其與民主國家的關係，全面惡化。然而，令外界不解和錯愕的是，把持朝政的習近平當局，不僅毫無改善與他國關係之意，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升級敵意和敵對，不斷發出愈加咄咄逼人的威脅，全方位升級戰狼外交。似乎，非如此，不足以發泄痛快；非如此，不足以壓倒對方。 最新發生的情況，歐洲國家立陶宛決定與台灣互設代表處，中共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陶宛召回駐中國大使。其實，就連美國駐中國大使都已經空缺近一年，美方視美中外交關係如無物，立陶宛與中國之間，大使空缺又何妨？ 其實，立陶宛成為繼捷克之後提升與台灣關係、對中共說不的第二個東歐國家，而最具深意的是，這兩個國家，都曾經是共產黨國家，深受共產主義和一黨專政之害，對專制與獨裁有切膚之痛。它們對台灣的同情、對中共的反感，出自民意，發自內心，反映的，是國際社會的大勢所趨：親近民主台灣，遠離專制中國。 中共與加拿大衝突升級，孟晚舟引渡進入最後庭審，中共抓狂，先是改判加拿大人謝倫伯格死刑；隨後重判加拿大人質斯帕弗有期徒刑11年。25國外交官齊聚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門口，抗議中共無理判決。中國網民熱議：當年慈禧太后和清朝招惹的是八國聯軍或十一國聯軍，而今天的習近平和紅朝招惹的，動輒二十五國，甚至更多。清朝與紅朝，兩朝宿命，似乎殊途同歸？ 8月上旬，澳大利亞政府披露，中共向澳大利亞開出恢復對話的14項條件，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停止如下舉措：資助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反華」研究；突襲中國記者和吊銷學者簽證；在多邊論壇上「帶頭」提及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國事務；發起對新冠肺炎起源展開獨立調查；禁止中國通信設備公司華為參與5G建設；阻礙10項涉及基礎設施、農業和畜牧業的中國外商投資交易；干涉南海問題；指責中國實施網路攻擊；澳大利亞議員對華人或亞洲人進行種族主義攻擊。 結果可想而知，遭澳大利亞斷然拒絕。道理很簡單，除了最後一條莫須有的所謂「種族主義」，澳大利亞對中共的反制，都是忍無可忍之下的必要之舉、正義之舉。中共竟依仗自己的經濟實力，對澳大利亞行無理制裁，無外乎兩敗俱傷。因為阻礙澳洲煤炭進口，加上澳洲鐵礦石漲價，中國各處陷入停電斷電，鋼鐵價格猛漲，基建狂魔難以為繼。 中共不僅對澳大利亞搞經濟制裁，還切斷兩國之間的高層聯繫渠道，對澳方領導人打過去的電話置之不理。大國巨嬰的外號果然並非浪得虛名。中澳關係陷於死胡同之後，澳大利亞決意轉向印度，將以印度的市場、製造業、供應鏈，「完美取代中國。」 再早些時候，2021年7月26日，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訪問天津，與中共外長王毅和副外長謝鋒會談。謝鋒和王毅各自向謝爾曼開出一份清單。 作為副外長的謝鋒，向美國開出一份糾錯清單，共羅列七項：中方敦促美方無條件撤銷對中共黨員及家屬的簽證限制，撤銷對中方領導人、官員、政府部門的制裁，取消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停止打壓中國企業，停止滋擾中國留學生，停止打壓孔子學院，撤銷將中國媒體登記為「外國代理人」或「外國使團」，撤銷對孟晚舟的引渡要求。作為外長的王毅，則向謝爾曼開出一份所謂重點關切的個案清單。 通觀這兩份清單，中南海的嚴重關切，或者說重中之重，就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因為，排在頭兩條的，既不是中國人民的利益，也不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而是中共領導人、官員、黨員及其家屬的利益。要求美方「無條件撤銷對中共黨員及家屬的簽證限制，撤銷對中方領導人、官員、政府部門的制裁，」等於公開承認，當今中共，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團和腐敗集團，不僅繼續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且一直向美國和發達國家源源不斷地轉移他們的家屬、子女、財產，不法所得，天文數字般的貪腐所得。如今，他們抱怨美國擋住了他們的財路和後路。 結果可想而知，遭美方冷漠以對。向美國開列兩份糾錯清單，向澳大利亞開列對話條件，是近期中南海荒誕行為的極致，不僅反映習政權對國際社會的無知和妄想的極致，而且曝光他們傲慢和腐敗的極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