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立学院禁小米汽车入校 引发网络热议
2026 年 6 月 30 日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突然落马，表面看是官场贪腐案，其实后面“水很深”，这个案子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官商两界大地震的“黑天鹅”。 案情不复杂，就是周江勇与马云的政商关系。周江勇可能是有史以来与马云关系最密切的杭州地方官，他授予马云“功勋杭州人”的美称，阿里巴巴与杭州市政府竟然签定“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马云称阿里巴巴与杭州市政府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政企关系，一种亲情关系”。 蚂蚁集团在纽约上市之前，周江勇的家人向银行贷款五亿元，预先购买蚂蚁的股票，当蚂蚁上市失败后，蚂蚁集团退回江家五亿二千万。股票上市失败，申请股票者捡不到便宜，只能自认倒霉，岂有倒贴二千万退款之理?蚂蚁集团不可能对申请股票者作出同样比例的赔偿，这二千万显然是政治献金，是对周家的补偿。 蚂蚁集团对周江勇家族照顾如此周到，显示周江勇与马云关系非同一般，现在周江勇落马，马云如何置身事外?万一周江勇供出猛料，马云会不会有牢狱之灾，那才是问题。马云因为出言不逊，被习近平视为眼中钉，现在前事未了，再生后事，马云看来在劫难逃。 周江勇之落马，据说是被他的情妇出卖。情妇的老公被查，情妇去求周江勇，周江勇不肯落手打救，情妇索性把他供出来。情妇的老公是宁波海曙区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自己的老婆“奉献”给市长，以换取市长的提携，区委书记也有办法去找自己下属的老婆做情人，而下属又有办法再找更下属的老婆做情人。整个中共官场，就是这么一种乌烟瘴气的关系。 周江勇的案子要是发生在几年前，那也就是个别的贪腐案，撤职判刑就完了。但放在今日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今日中共内外受压，即将长期挨紧日子，中共正把执政重心从对外扩张转入对内压迫，经济急速下行，民间生活被挤压，社会矛盾白热化，群体事件必然频生。 局势预后不妙，中共打击私企，国进民退，压缩消费，收割中产，政治上向左转，唱红歌学“习”思想，下放执法权，恢复农村合作社等等，都是为未来的社会动荡作准备。 周江勇的案子正撞在枪口上，周江勇与马云的政商关系，正是妨碍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状态，理应重手打击。省一级私企与省一级官员勾结，地市一级私企也与地市一级官员勾结，县一级私企又与县一级官员勾结，层层官商构成一个巨大的腐败网络。中共不打散这个网络，无法承受即将来临的社会动荡。 当下中共水紧，要打私企的主意，逼私企主动课金换取安全感，“三种分配”志在劫富救急，而加强社会管控严惩官员怠政，就要杀鸡儆猴以震慑官商，因此周江勇案牵扯出来的政治震荡，就不只是周江勇与马云两个人那么简单。 浙江省已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整顿政商关系”专项行动，覆盖全体在职及三年以来退休离职的市管领导干部，这单个案已发展成一场政治运动。各级官员和私企老板要自动投案，互相揭发。经过一轮整肃，官员该判刑的判刑，该撤职的撤职，私企老板该罚的罚，该关的关，可以预料，一场财富大转移随后也会发生。 改革开放四十年，官商勾结是常态，本来各自发财心照不宣，现在国库干塘，收割私企是当务之急，官商两造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杭栦解决了，浙江省会紧跟在后，然后全国各省市也会有样学样，照办煮碗。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把整个官场都改造成清一色忠诚的习家军，私企老板一概自动献身以私奉公，以解政府燃眉之急。 周江勇家族五亿银行贷款是如何批出来的?蚂蚁集团酬谢二千万又是谁拍板?周江勇为自保，又会供出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马云在此一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会有什么下场? 中国大小富豪和私企老板，有哪一个在发财途中，没有做一点伤天害理的肮脏勾当?中共数千万官员，有哪一个在官场上没有以权谋私狼狈为奸?中共收拾了贪官和奸商，让百姓“回归”到泛政治社会生活的清淡岁月，人人刻苦为革命，个个舍身爱中共，习近平才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做到去见马克思为止。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美军撤出阿富汗，国际、国内的舆论认为中共的机会来了。特别是中国网络上的五毛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他们响应中共“战略忽悠局”发言人华春莹的号召，直接为塔利班唱赞歌，忽悠中共领导层接管阿富汗。他们觉得，这是打击“美帝国主义”面子的最好时机，却没发现这是他们自己丢掉了里子，掉进了麻烦陷阱。美国最近两届政府够狠毒呀，美国的参谋干事们不是吃干饭的。 这是个什么陷阱呢？简单说，叫做极端主义扩张的陷阱。大家都在担心，受到鼓励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份子们可能会对美国和欧洲造成类似9·11那样的恐怖活动。我认为不会。因为现在的塔利班比二十年前的乡巴佬进步多了，经过了二十年的失败，又经过了关塔纳摩的培训，他们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得多了。 你看他们多聪明：像东晋的将领在淝水之战中一样，说服敌人后退让出战场；然后趁敌人士气不振的机会，一鼓作气就大获全胜了；而且还学会了给没拿到军饷的敌军发放路费，让他们把高价的现代化装备交出来，回家去过小日子。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抓住了敌军的心理弱点。不好说有没有中共的军官给他们讲解孙子兵法。 习近平的团队和弱智的五毛一个水平，认为给点舆论和经济支持就可以收买塔利班，这可是打错了算盘。塔利班的胜利给了他们自己极大的自信，必须以及必然会担负起扩张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任务，而且他们不会犯二十年前的错误去招惹美国和俄罗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找谁的麻烦呢？中国最合适。 周边穆斯林人民受迫害最严重的，受到全世界谴责的，也就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新疆。 这下子中共的麻烦大了，在北京搞它一个亚洲9·11，老百姓肯定会群情汹涌，抗议、起义甚至政变都有可能。习近平只能被迫全力镇压，大举出兵。倒霉的还是新疆的老百姓。但是治病不除根，病情还是会不断骚扰你。 怎么办？只有出兵阿富汗，解决病根问题。若说和美国硬抗出兵台湾，那只是愤青、愤老们吹牛放大炮。就是习近平敢，现役的将军们也不敢，那叫作死。但是打一个不得人心的小小塔利班，正是多年没机会的将军们练手的机会，小菜一碟。何况中国军队有打山地战和游击战的传统，又有后勤补给的便利，和只会打正规战的美军不同。他们有信心打烂塔利班，彻底解决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 对于两届美国领导人的巧妙布局，事先不能说破，观棋不语真君子嘛。习近平的这步臭棋有解吗？有解。那就是在资金、武器、人员上支持反塔利班的势力，围魏救赵，这样就彻底和塔利班翻脸了。在西方以及沙特等国的援助和支持下，新疆的局势会更加严重，最终不得不踏入号称帝国陷阱的阿富汗。 里外里都是要踏入陷阱，怎么办？好戏还在后头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络热门议题之一是官方出台的教育“双减”措施，尤其是有关禁止私营补教机构提供校外辅导，在暑假家长们惯常送“鸡娃”参加各种补习班的时候，措施被一些地方以“打黑扫黄”式贯彻执行，办班教师斯文扫地被视同罪犯一样对待引发争议，而私营教补机构更直接因此面临行业的前途未卜。就这一现象，中国资深媒体人、作家、时评人长平接受法广的电话采访。 长平：中国推出“双减”措施看起来力度非常大。首先有一些省市把“双减”纳入“扫黑除恶”“扫黄打非”，进行专项整治。上周中国媒体又再次曝出教育领域重磅新闻，就是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发出规范国有民办小学初中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民办学校将转为公办或者停办，这些都是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名义推出的，这是官方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们如果看官方的通知，就知道它泄露了“天机”，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停办民办学校，两年左右再无民办小学和初中，这无疑是同整顿校外培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关停民办学校这一系列动作的很好的注脚。它的重点并不在减轻学生负担，而是要垄断教育和思想控制。如果我们还不能明白的话，可以看上海的这份通知，它做了种种说要减轻学生负担、要实施数字教育之后，来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小学低年级、高年级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作为必修课，这个通知还同时强调，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期末考试不用再考英语，那么我们会想一下，习近平思想读本成为必修课，英语考试不用考，到底是学英语加重学生负担？还是学习近平思想加重学生负担？这可能对很多学生家长来说都会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所以我认为如果学校教育中将习近平思想作为必修课，那么学生课外补习就不是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对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教育的打击就是在剥夺民众接受多元教育的权利。 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校外的私营民办学校成为整顿的目标？ 长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在中国，死板教条的教学大部分是发生在公立学校，而创新探索大都来自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为了应付升学压力，公立学校往往大搞“题海战术“，或者是教学效果不彰，逼迫学生寻求课外补习。的确课外补习中的很大部分也是利用公立学校的这个问题来牟利，成为加重学生负担的帮凶。但是也有大量的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是通过探索创新教育模式来吸引生源，我自己就认识很多民间办学者，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立志于教学改革、立志于教育改革，千方百计利用政策空间来实践进步主义教育理念，这些创新教育模式或者进步教育理念，简而言之，就是减轻学生负担、尊重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批评思维能力。但是中国目前这些所谓的“双减”政策，他们不会从减轻学生负担的立场去保留这些创新学校，而是打击这些学校，来保留和强化现有的填鸭式灌输和失败教育模式。 禁止校外的各种办班，中国鸡娃家长们的焦虑是否能够消除？还是想一些分析所担心的，将会刺激教育竞争更加激烈，更加扩大本已巨大的资源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长平：我认为它会使教育竞争更加扭曲，它不能真正消除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不能消除“鸡娃”家长们的焦虑。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看到了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在于高考制度，如果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选择机制不变，那么家长的焦虑也就不可能消除。第二是目前的中国社会中，社会公平存在紧迫的问题，如果一个家长不逼迫他的孩子通过求学这条路去实现阶层上升，或者保持现有的阶层，那就可能阶层降级，接下来会导致他本人甚至他的家族受到极大的歧视，一些底层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艰苦的工作环境，低廉的劳动报酬，而且没有反抗的权力，没有工会来维护他们的权力，第三个问题是思想自由，如果人们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批评的权力，按照所谓素质教育培养出来具有批判思维的人才用来干什么？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异议人士，成为“危险的人物”。那么家长就会教育孩子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成为听话的人，又要听话，又要上进，怎么办？现有的通过重复刷题获得高分，可以说是经过筛选出来的“最好的”培养人才的方式。 有分析说，中国对私营教育的打击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又一个方面？党需要让实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明白，谁才是管事的人。 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目前对私营企业的打击的确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一个方面，真正对学生造成负担的是现有的公立学校的洗脑教育，但是打击的重点是私人教育机构，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私营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给了学生不同的教育，或者是让他们有了接受不同教育的工具，比如外语，所以就成为一个打击重点。另外就是这些私营教育机构利用公有机构存在的巨大问题来发展壮大，这本身也让当局不能容忍，它是目前整个打击私营企业的一部分。 打击私营企业大家都看到最早是从马云开刀，大家都说是因为马云在上海一个金融论坛对金融体制提出批评而招致打压，可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新东方、腾讯、滴滴出行和一些外卖品牌(的遭遇)，还有被判重刑的孙大午，就会知道马云即使没有说那些话，这个故事的脚本不会由太大的改变。马云本人除了商业成功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求生欲很强的事情，甚至对于随意收拾他的权力体系，可以说他自己也贡献不菲，但是这些都没有帮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私营企业，领导震怒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告诉当权者，绝不允许民营企业做大，所有的资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里，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 一些分析也关注到“双减”新规对外资控股或参股培训机构的禁止，包括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格规范外籍师资等，视之为中国教育开始排外和反国际化，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只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宣传的一个方面。这种宣传会强调减少英语教学，加强古文教学。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共在文革中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看看它现在怎样对待西藏的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就会知道其实中共它根本不在乎传统教育，这只是它的一种话术。在我看来，从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就一直如此，它是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在这个包装之下，人权、民主、自由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却被说成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 中共的宣传话语中其实就是要求尊重其专制制度，很多中国人也喜欢说东亚人都喜欢让孩子上补习班，台湾、韩国、日本的孩子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疯狂补习之苦。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台湾和韩国、日本的教育改革有较为畅通的政府和民间互动的渠道，最终是向创新教育、多元教育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来说，它把这个运动作为排外和反国际化的一面，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反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维护专制方面的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一代无论是禀赋还是质素都堪称前所未有的富人。中共曾经体制性地接纳过他们，各届最高领导人或说过让他们暖心的接纳之语，或做过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共自己人的事。如今这种好日子行将消逝，2015年后出现的新公私合营、民营经济退场论虽然被习近平2018年11月的讲话暂时化解，现在却成了头顶上的密集乌云。我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们都在密切从去年11月开始的行业整顿，敏锐之人会闻出其中的味儿，清楚感受到调整中国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在必行。 被打击对象，政府认定其对政权有伤害能力 中共国政府大举整顿科技（服务）业，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拼多多创办人黄峥、小米创办人雷军、位元组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等行业巨擘为求安全，不断大手笔捐款做慈善，想通过顺应当局的扶贫政策方向，规避被进一步审查的风险。 中共国政府打击的这些企业当然都是民企，但当局也并非见民企就打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当局选择打击目标有个共同点，即当局认为他们对政权有（潜在的）伤害能力。 以马云为例，这是中国富豪中最高调，最张扬的一位，也许这份张扬让他隐隐觉得不妥，因此自号“风清扬”，想借这位武侠小说中的世外高人的避世来明志自况。马云一是喜欢结社，涉足各种社会事业。外界都知，中国是个严厉禁止结社的极权政府控制下的社会，但他要成立一个江南会，江南会的八位浙商当中的另外七位，成立之初论富有人超过他，论出头露面属他第一。二是喜欢办“外交”，马云先后见过的国家元首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川普、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等，见了面犹可，还要汇集成一本相册炫耀一番，一篇《马云：中国首富的政界朋友圈有多强？》列举了马云的“外交”成就。 见过世面的当然知道这种见面算不上“朋友”。孔夫子云，君子相交以类，你一位商人广交世界各国元首朋友，还要拿出来炫耀，这在中国确实是个大忌。尤其是习近平这位中共当家人不比胡温，比江南会资格更老的企业家俱乐部泰山会，见势不妙于2017年悄然解散。而马云却将其转型为“湖畔大学”，当真是不懂韬光养晦。 再来说孙大午，他算是中国命运最坎坷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他创办大午企业，造福乡梓，中国当局按照当时的惯例 ，在1995年大午集团跻身于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后，将其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但孙大午有个特点，很想为中国社会做点经济之外的贡献，因此广交学界甚至维权界朋友，在大午网站上刊发时论，指点江山。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宣布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从此以后，孙大午与牢狱结了缘，2003年5月29日，他被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其后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几年之后孙大午回归企业，对企业进行改造，通过设立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个机构，来实现对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与制约——这一企业治理结构，其它企业也有，但人家在商言商，不会用禁忌词。但孙大午却要用私企立宪、劳资共和来命名这种企业治理结构，而中共国政府此时对美国在华策动颜色革命已经非常警惕，认为孙大午是借企业“立宪”、“共和”来影射时政，不惜罗织罪名陷其入狱。 对科技公司的整顿，倒是与西方并无二致。我已经多次说过，从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世界各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也不希望发生美国那类科技公司介入大选、操控舆论之事。只是欧洲是通过反垄断监管部门加强对亚马逊、谷歌、脸书、苹果等科技企业的监管，中国当局用的是另一类名义。但目的相同，除了资料安全，所有国家都不希望这类企业借资料掌控权来介入甚至操控政治。 中国私企：让党信任不容易 中国私企与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宣布“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开始，直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允许资本家入党，并根据其企业规模与社会效益而吸纳进各级人大、政协，算是进入蜜月期，这蜜月期一直延续到胡温时期与习的第一任期前期。据《纽约时报》2015年两会前夕报导，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2017年“两会”5100名代表中，个人财富超过20亿元以上的“富豪代表”有209人，他们的个人财富综合总和3.5万亿元人民币（约5100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瑞典或波兰等国家年GDP总量。 尽管“两会”成为中国富豪俱乐部，但中共历代领导人骨子里没将私营企业当作自己人，对民营经济始终未脱“利用”这一思路，认为私有资本的力量无法预测而且不能完全信任。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就将“建立纯洁的官商关系”放在首位，通过反腐，清理掉大大小小的数个官商集团，再将当时在中国资本界呼风唤雨的王健林、吴小晖、肖建华等逐一压在“五指山”下之后，就开始继续其未竟之业：调整国有经济与私营资本在经济中的权重。 习近平从2013年开始反腐，两年内党政军洗牌基本完成，这种情势让他觉得调整经济中的公私权重时机已臻成熟，于2015年10月推出胡温时期就在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从这时开始直到2018年，这段时期“私营经济退场论”、公私合营2.0版即将推行，引起国内民营企业界极大恐慌。 习近平安抚民企的弦外之音 让习近平暂停调整步伐的是中美贸易战开打。2018年3月，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对华贸易战，中国受到极大打击，安内成为要务，习近平不得不出面安抚惊慌不已的民营企业界。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奇迹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广为传颂的讲话内容中，有如下一段：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给民营企业喂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很多人完全没注意习近平讲话还有一句伏笔：“民营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我读讲话全文看到这句，但发现媒体基本不引用，不太清楚私营企业主有多少人关注了这段话。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讲话只是口惠，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上难度越来越大。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对私营部门的信贷下降，以及对国有部门的信贷上升。2013年，银行信贷的35％流向国企，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国有，34％流向私营，其馀流向外资或合资企业。到2016年，国重民轻这一趋势更加严重：83％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营企业——据彼得森报告说明，2016年是可获得中国官方资料的最后一年。这段时期抓住一些有污点的民营企业加以整肃从未停手，《人民日报》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企当中建立党组织，是中共加强对私企控制的重要手段，到2015年底，全中国有157.9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企业总数的53.1%。 当初让私有经济存在发展，是因为中共政治需要；现在，让私营经济逐渐退出一些领域，也是中共盘算利害得失之后的政治考量。如今，习近平连任已无悬念，中国调整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必会强力推行。今后若干年中，中国私企巨头们将以各种姿态被迫或者“主动”离开社会舞台，江胡时期两会的“富豪俱乐部”将成为他们的光荣回想。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旅居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原出处）
事先炒得火红火绿的“反制裁法”引入香港，突然被人大常委会叫停，理由欠奉，这个诡异的信号，传达了什么信息？ 以中共做事习惯，一旦放出风来，从来没有收回的。未放风之前，当然要斟酌过一切利弊，衡量过是非曲直，照顾到宏观和长远的政策，有相当把握了才放风出去。国家大事岂可儿戏?放了风就一定会执行，否则有损中央的威望。 但这一次，不知为何，明明就要煮熟的鸭子，突然又展翅飞走了。 此事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中共虚怯了。中美打到火星乱迸，连中欧投资协定那么大的事，中共都义无反顾毁了再说，不在乎打破坛坛罐罐。表面看，反制裁法只是小打小闹，美方不制裁，中方当然不必反制，但小事连锁反应会酿成大祸，中共临阵缩沙，理由在此。 中共订的法，什么时候认真执行过？美国制裁了林郑，你不必制裁到汇丰那么严重，你制裁汇丰一个经理，那也算反制裁对吧？连制裁汇丰一个经理都不敢，那还算制裁吗? 人大常委叫停这件事，理由是“许多细节尚待进一步斟酌”，难道在放风之前，有关部门竟没有斟酌过所有细节吗?既然尚未检讨细节，为何又悍然放出风声？这么大的事，说出去再收回来很没面子，按理没有习近平点头，是没有人敢作主的。习近平点过头，人大常委会竟敢否决，那除了习近平自己反悔，就是更有话语权的人拍板了。现时中国，还有比习近平更“一尊”的存在吗? 总归整件事办得“呜哩吗喳”，一无是处，既伤了“一尊”面子，又伤了党国尊严，日后经过“斟酌”，反制裁法是维持原议引入香港，还是从此按下不表，到时又如何交代？ 这件事传达的另一信息，是中央决策机制乱了套。事情未放风前，一定经过研究，才把提案送到习近平案头。事情涉及外交部﹑港澳办﹑发改委﹑商务部﹑统战部﹑人大法工委﹑中联办﹑特区政府，各有各的说法。在全面左倾的大局下，主张去马的当然占多，即使有保留的，也会婉转节制，留有馀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人人宁左勿右，选择一边倒，加上习近平本身刚复自用的偏执性格，大笔一挥就去马。 战狼外交如此，中欧投协也如此，那么大的事，中共眉头都没皱一下，为何轮到香港，突然阵前脚软? 以我们局外人来看，至少有几个“细节”是要害：一是美方对香港的制裁，还有大量后著，更有中共承受不起的绝招，否则，美国政府何必一再苦口婆心劝喻美商撤离?中共在香港实行反制裁，必定促使美国制裁加码，直加到中共讨饶为止，那时不是更难下台? 二是中共国库空虚了，到处水紧。西方虎视眈眈，正常交往趋于断绝，香港已成为唯一的对外窗口，资金贸易要倚仗这里，人才信息也要从这里来，毁了香港即封死中共喘气的窗口。 三是仅仅维持在大陆反制裁，对美欧各国伤害极有限，美国不会加码报复，在香港反制裁，对美欧各国伤害很大，美国一旦加码，双方各自升级，最终结果就是毁了香港。 这些都是常识，我们懂，莫非中共不懂?可惜满朝文武都被失去理性的民族主义绑架了，人人都看一尊脸色说话，上下一起哄，习近平一语定乾坤，就把风放出来。 如今原议撤回，暴露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底气不足，只会促使美国得寸进尺，香港即将成为台湾之外的另一个风暴眼。此后美国对香港采取各种封锁和打击，中共又凭什么对付? 人大常委会叫停香港反制裁法，是北戴河会后习近平失势了吗?我看未必。习近平个性冲动偏执，大权独揽，顾此失彼，他犯错误也不是第一次了。当日中美贸易谈判，已到临门一脚，习近平偏偏掀台，还说他要负全责，结果特朗普非但不屈服，反而变本加厉，习近平最终要屈服，吃亏更多。用老话形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此事只证明，中共最高层面对困境方寸大乱，进退维谷，已经失去定力。 今日中国，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乱”字。中枢决策乱，政府部门各行其是，阵脚也乱，今日打这个明日打那个，社会一天到晚乱，失业成大军，物价上涨，暴力防疫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更大乱。 上下内外都乱，满朝文武也乱，前路迷茫，手脚无措，看来天下真的要大乱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不出所料，阿富汗一夕变天，众多事后诸葛便跳了出来，开示愚?的众生，诸如“阿富汗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之类的调调纷纷出笼，他们所要表述的意思，不外就是“美国不可靠，跟它走太近，迟早会被出卖，下场就像过去的越南和今天的阿富汗！” 诸葛亮《出师表》留下了千古警语：“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意思是说援引前车之鉴，要有内在的逻辑性与可比性，不可以芭乐比香蕉，否则就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风险。那么台湾和阿富汗又有多少可比性呢？ 先看阿富汗，这个位于中亚的古国，面积约台湾的18倍，人口约1.3倍，人均GDP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历史上，波斯帝国、孔雀王朝、阿拉伯帝国，甚至唐朝及蒙古帖木儿汗国都曾统治过这个地区（所以中国也可以宣称是固有领土，一寸不能少？）大英帝国与苏联都曾尝试征服它，近代定义的国家成立于1919年，和中华民国差不多。 对于这个帝国坟场，美国介入还真不是为了领土野心，小布希只想逼它交出宾拉登而出兵推翻塔利班，二十年来花了两兆多美元想改造这个国家，教他们认识民主人权，示范如何选举，但他忽视了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僵固性。 美国花巨资装备的三十五万武装力量，面对少数“解放军”有如摧枯拉朽，说明没有捍卫核心价值的意志，再精良的武器都是破铜烂铁。美国所扶植的这个政府，官员贪腐自肥，敌军尚未兵临城下，总统率先带著美金跑路，军人拿著武器弃明投喑，说明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当多数人民没有为自由而战的意志，不肯为民主付出一滴汗水，只想跷著腿享受美国的金援和武装保护，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 伊斯兰极端教义是个很奇特的存在，他们向往的纯净世界，女性不能受教育，不能看电影唱歌，只能认命当个生育机器，如果美国推销的制度是对的，为什么得不到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是阿富汗人自己应该想清楚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是这样的吗？台湾己经充分想清楚了，至少有八成以上的人想要维持现有的体制与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努力工作，忠实缴税武装自卫力量，结交有共同信仰价值的盟友，为的就是不被剥夺几代人付出奋斗的成果，所以台湾人能不能保有这个权利，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坚持，更甚于美国人愿意帮忙多少，在这方面，以色列是我们可以取法的榜样。 许多拿阿富汗来吓台湾的论调，其实内心也认同塔利班政权是邪恶的，是必需防止落入相同命运的；但是他们鼓吹的方法却是放弃抵抗，以免激怒流氓土匪，这岂非自相矛盾，与我们坚持几十年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吗？ 没有国家有义务为别国的民主和自由牺牲，民主和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阿富汗的可悲命运的确值得我们警惕，重点不在美国可不可以给我们保证，而是我们愿意为民主自由付出多少？动辄拿阿富汗来吓唬台湾人，有意思吗？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的最大噩梦，不是西方的外交围堵，不是疫情反复，甚至不是台海或南海战争，习近平的最大噩梦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外交与战争的压力，放在国库充盈﹑年年有馀的日子里来对付，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事，但自家身子够硬净，抵抗力够强，来一场大病，做一次大手术，经过调理休整，要恢复健康也不太难。 但若一个人身体虚弱，抵抗力低，虚不受补，偶感风寒就可能感冒，一感冒就咳嗽，咳嗽拖久了就肺炎，肺炎一来又引起并发症，导致多重器官衰竭，那时要死就快了。 外人看中国，一个庞然大物，声势大到无伦，国家大撒币动辄百亿，眉头都不皱一下。各省市道路四通八达，高楼大厦林立，城市建设美轮美奂，正是内外风光，财大气粗，怎会国库空虚？ 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如何? 最近一项数字显示，第二季度全国三十一个省市的财政收入，除了上海为正数之外，全部都是负数，连广东福建浙江这些传统的收入大省，都入不敷出，其馀的长期靠中央打救的省份就不用说了。 基层政府负债累累，已经连教师的工资也发不出来，最近辽宁﹑河南﹑安徽先后发生教师和公务员上街游行讨薪的事件，一个叫康平县的地方，地方政府从2007年欠到现在，欠薪数字也才七千多万。一个县政府连七千多万人民币都拿不出来，那口袋里真是底朝天了。 前不久的河南大水灾，死人数字成谜，但一张空拍图看到密密麻麻的泡水车，有说总数为40万辆，这些车子的车主，当然都不会得到赔偿，各人自认倒霉就是。政府发给每一户“绝收”的农户人民币50元“咁大把”，家中有猪只死亡的，每只赔偿80元，有等于无。 政府下令水库放水，连通知都没有，是失职造成事故，应按市价作出赔偿。若国库充盈，政府何不做一次好人，既减轻罪责，又能得到民间拥戴?中共吝啬如此，也是证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是暂时的个别现象吗?当然不是，在政府大力打击私企，严格管控网络巨头，政策全面左转之下，外企大规模撤出，外贸死火，失业攀升。再加上疫症绵延，水灾蹂躏，再加上整治干部私企，官民纷纷躺平，如此等等，经济下行已成常态。经济下行，税收大减，基层政府债台高筑，要用收入一大半来付息还本。 负面因素一大箩，正面刺激看不到，更别说西方各国的外交和科技围堵，正在窒息中国的经济命脉，往后凭什么好得起来？ 整体经济看淡，人民捂紧钱包，消费市场萧条，钱财不流转，社会死火，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日子将越来越难过。 疫症之下，美欧各国都直接发钱给民众和小企业，一则接济生活，二则保住社会细胞，三则补身打底，唯有中共一毛不拔，不但没有对民间作出救济，甚至打疫苗和作核酸检测都要收费。以中共财大气粗的作风，碰到灾难异变，应该大手笔发钱来收买人心，但这一次中共却揿住荷包，理由何在，当然是钱袋子空了。 政府手上有钱，凡事用钱搞掂。早几年退伍军人闹事，也是发钱解决争端，事后才把主事者抓起来清算。民间有什么群聚事件，政府有钱时，也可以用钱收买人心减少震荡。有钱能使鬼推磨，到冇钱时，能赖则赖，赖不了的就动粗，如此一来，官民矛盾只会持续恶化。 中共就是一个暴发户，突然发了财，大手大脚，仗势欺人，但毕竟底子薄，人口众多，经不起折腾，三两下又耗光家底。 日前中共召开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中央口袋空了，要向民间打主意。各个民企巨头已先后捐出巨款，这还不够，中共还要向高收入人群开刀，以“共同富裕”的理由劫富济贫。这些钱抢到手，真的会给穷人吗?当然不会，这是为未来的紧日子筹措政府开支。真的那么照顾穷人，他们红二代百亿千亿身家，为何不拿出来“共同富裕”？ 钱袋子空了是习近平的最大噩梦，想起当年大撒币的豪气干云，他会后悔吗? （全文转自脸书）
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南巡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因为他知道只要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不断改善，共产党就可以长久执政下去。民以食为天，并非只在中国，就是美国在独立前也是这个心态。独立宣言说：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来恢复自身的权益。但今天随着习近平政权的胡作非为和对经济的任性折腾，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走向衰落。由于习近平采取强制封城措施，中国的确很快控制了疫情，但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中国应该迅速调整防疫策略，从封城清零转变为与病毒共存，加快经济的发展。目前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策略正在走向成功，经济复苏强劲。如果中国在这一轮竞争中落后，想再赶上来就难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本来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鼻子里插葱充大象，硬说自己是发达国家，并且狂妄到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灾难不发生才怪。中国经济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邓小平看得懂，但习近平没文化看不懂。中国经济怎么啦？ 第一，有效需要严重不足 8月12日，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上海202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青年经济学家峰会发表主题演讲。向松祚认为，如果看这几年的财政赤字，债务的增长，宏观杠杆的增长，M2的增长，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财政政策不够宽松，不够积极，货币政策不够宽松。 有效需求不足，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中国现阶段投资需求不足的程度相当严重，可以讲制造业投资基本上没有增长，1-5月份只有0.6%，整个上半年增速不到1%，基础设施的投资长远以前都是两位数，现在已经不到3%。中国消费增速也是历史新低，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最新公布的7月金融数据中，主要反映居民按揭房贷变化的住户中长期贷款，7月仅增加3974亿元人民币，创去年2月以来最少月度增量，连续第3个月同比下滑。 向松祚指出，消费需求取决于未来收入预期，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足，原因在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悲观，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就业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 今天中国经济的投资主体已经不再是政府，不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今天制造业的投资，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85%。中国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没有信心，对未来的预期没有那么乐观，没有那么积极，甚至是焦虑、悲观和担心。 第二，疫情控制模式正在毁灭经济 自南京在7月下旬首次发现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本土病例以来，中国至少17个省份爆发了新一波感染。截止中国时间8月12日24时，新增确诊病例99例，全国现有确诊病例1884例。 虽然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新增病例相对较少。但当局仍然下令对数百万人进行强制新冠检测，并实行全方位的外出旅行限制和封锁。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上月呼吁中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后，遭到网络暴力的攻击。中国前卫生部长高强上周通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声，称中国不应该放弃严格的控制，他认为人类和病毒应该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并表示要避免犯下美英宽松防疫战略的错误。 封城清零防疫模式帮助中国在去年大流行期间率先实现了病例清零和经济增长恢复，但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和病毒致死率明显下降，外界越来越担心，与其他国家考虑的长期与“与病毒共存”相比，中国的零容忍战略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成本。 近日来，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做出预警，甚至下调增速预期，主要原因是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正在损害制造业和消费支出。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期从4.3%下调至2%；2021年全年的GDP增长从9.1%下调至8.9%。高盛将中国第三季的增长预期从5.8%下调至2.3%，将全年增长预期从8.6%下调至8.3%。分析师在报告中表示，已经看到中国全国汇总数据表现疲软。 凯投宏观的首席经济学家谢尔林本周在一篇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仍然是将病毒完全排除在境外，但如果疫苗被证实无法阻止德尔塔的传播，那么北京将很难实现清零的目标，长期的经济损失是惨重的。 第三，民营经济集体躺平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一旦民营企业家失去信心，中国经济必然遭遇大的挫折，甚至一蹶不振。但习近平当权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仍然对民营企业施以重拳。 8月9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国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在几个星期后对中国的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的垄断做法，迫使商家必须要选边站，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 经济观察人士称，当局这种一方面只针对民企，另一方面却放任国企垄断的做法，非但不能保障商家的良性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而会抑制民企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有可能殃及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将对美团的反垄断罚款，将是中共当局今年对民营企业开出的第二大罚款单。去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境内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约合28亿美元）。 经济学家巩胜利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的权力经济”，使中国的反垄断法走了一条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过的路。他举例说，中国移动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内的5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超过80%以上。但是中国当局却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放任不管。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公平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当局从“源头的国策上”就把经济划分为“你垄断行，我垄断不行，他垄断也不行”。 8月2日公布的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显示，中国国有企业在前10名占三席，分别是第二（国家电网）、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中石化）。中国大陆（含香港）共135家企业上榜，数量连续第二年位居各国之首。 巩胜利说，这个名单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牢不可破，不仅越来越称霸全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显著和重要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日落西山”，未来更会是“国进民退”，“国企强、民企弱”。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认为，中共当局以反垄断的借口，有针对性地打击一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方设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掌控，让民营企业牢牢地置于中共的监管和领导之下。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势必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牢牢控制其政权。 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政府以反垄断法惩罚阿里巴巴，美团，开出天价罚款，让其他民营企业不寒而栗，但是对民企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发生的孙大午事件。 7月28日，河北省高碑店法院以所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等八项罪名，判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18年徒刑，并处罚金311万元人民币。 赵晓认为，孙大午上万员工的企业被充公，全家被“满门入监”，是当局希望通过此举释出杀鸡儆猴的寒蝉效应。孙大午的这个案子，比美团、阿里巴巴要严重得多，将使中国民营企业家集体“躺平”，到头来会殃及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增长。 中国经济在胡温时代的晚期就已经进入停滞期，急需政治体制改革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增加活力，但习近平时代不仅不改革，相反逆潮流而行，给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随着民营经济的衰落，中国将无法避免地走向闭关锁国，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8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包围的消息。8月初的时候塔利班还仅仅是包围了几个省会城市，但是一周就拿下十座城市，不到两周时间，喀布尔就几乎变成了一座孤城。可以说绝大部分城市都是政府军弃守的。目前，加尼领导的阿富汗民选政府已经放弃抵抗，加尼总统已经逃离首都，而美欧的使馆人员正忙着撤离。喀布尔的沦陷成为马上到来的事实。面对阿富汗局势迅速恶化，大家都有很多疑问，笔者在此与读者探讨。 为什么阿富汗政府军如此不堪一击？ 与其说塔利班战斗力特强，不如说政府军毫无士气。塔利班几乎没有重武器，没有空军甚至没有防空武器，而政府军的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人员训练都比塔利班强的多。很明显的是，阿富汗政府军没有斗志。大部分城市没有经过战斗就被塔利班占领，政府军几乎一触即溃，外国军队支持的大量武器装备完好落入塔利班手中。 大家都知道，塔利班实行政教合一，推行严厉的沙里亚法，比沙特和伊朗更加背离人类当代文明。塔利班曾经统治过阿富汗，在其统治下，民众很小的罪错被施以严厉的处罚，公民没有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力，人权和法治观念无从谈起，甚至娱乐活动都被当成罪孽。那么为什么广大的阿富汗民众不愿意奋起保卫他们的自由呢？ 是阿富汗民众甘愿接受塔利班的统治吗？从已有的报道来看，显然不是。首先难民逃难的方向都是逃避塔利班的，其次可以看到外国记者采访的妇女、演奏者、失去儿子的老人这些普通民众对塔利班怀有的敌意。是阿富汗人不够勇敢吗？也很难说是。因为对阵双方都是阿富汗人，即便按部族来划分，也是普什图族的人数都占多数。 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阿富汗人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虽然目前的阿富汗国名叫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还带有伊斯兰，但在国际社会监督指导下，阿富汗有大选、有妇女领袖、有公民社会，逐渐思想多元化。这就牵扯到一个自古以来的悖论：为什么野蛮对文明具有战争优势？通常的解释是野蛮的一方使用严刑峻法既能约束自己的军人，也能威慑更注重人道主义的对手，通俗的说就是野蛮的一方的优势就是没有底线。这对当前阿富汗局势显然也是解释的通的。除此之外，宗教和民族特性也赋予塔利班的凝聚力优势。在战争中敌我分明，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把穆斯林当成自己人，把不遵从沙里亚法的人当成外人或者穆斯林中的“败类”，同时把跟外国合作的人当成“民族叛徒”。当阿富汗人总体上还有强烈的宗教和排外认同的时候，政府军的士兵只是在为工资奋斗，而没有为保卫自由而战的自豪感，相反，在道德观念中还自矮一截，因此一旦有生命危险自然就会逃命要紧。 另外，塔利班跟当年国共内战的共产党一样，也采取一定的欺骗性措施。一是对外宣传，说自己也保护妇女儿童权利，这样就给中共这样的机会主义政权以支持塔利班的理由。二是对俘虏的政府军士兵发路费回家，不加以杀害（高官除外）。第三，通过沙里亚法的“严打”措施惩治犯罪维护秩序。第四，因为没有多少可以贪腐的利益，并且战争里筛选出的领导人还不懂贪腐，所以塔利班的“清廉”和政府官员的贪腐形成对比。 外国势力的支持虽然也对塔利班成功很重要，但是这种支持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的极端势力，而不是哪个外国政府全力支持。这种外部支持跟阿富汗政府受到的外来支持根本无法相比。阿富汗政府不仅得到美国的各种政府和军事援助，而且经济上也得到欧盟的全力支援，欧盟的援助占其GDP的40%。此外，阿富汗塔利班为了减少国际阻力，表面上还跟搞恐怖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划清界限，把自身定义为阿富汗内战的一方。因此外部因素对塔利班的成功影响更小，相比苏联支持的中共、越共、朝共、古共塔利班更像是“人民的选择”。 为什么美国不坚持下去？ 面对阿富汗政府军这样的扶不上墙的烂泥，拜登即便面临严厉的批评，也绝不想在阿富汗战争中多卷入一天了。拜登说，“在我国20多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派出了最优秀的青年男女，投资了近1万亿美元，训练了30多万阿富汗士兵和警察，为他们配备了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并维持了他们的空军，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的一部分。如果阿富汗军队不能或不愿意守住自己的国家，美国再驻扎一年或五年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而在另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中，美国无休止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虽然有当世界警察的意愿和能力，但是她毕竟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二十年来，美国军人死亡死亡超过2500人，经济投入数千亿美元。最重要的是美国看不到巩固阿富汗民主的希望。因此，当阿富汗人本身没有保卫自由政权的意愿的时候，美国不再愿意给阿富汗人提供免费的政府服务。 单纯从军事上看，美国对塔利班的实力根本没有比较性可言。但是现代战争要求文明的一方不能有任何违背国际人权标准的错误。打击塔利班不能误杀平民，但塔利班和平民在穿着和行为上混杂一起，难免误伤。抓住塔利班俘虏不但要好好招待，而且不能进行洗脑教育，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对于口头支持塔利班的人当然更不能加以惩罚，那是言论自由。但是塔利班却可以为争取胜利使用一切手段。因此，塔利班才可能长期不被美军消灭。 既然消灭不了塔利班，川普政府只好谈判。当然，跟中共类似，塔利班的谈判只是幌子，你越跟他谈，他就声势越大，尤其是撇开阿富汗政府跟塔利班谈判，更削弱了阿富汗政府的影响力。但是拜登政府已经顾不上塔利班言而无信了，只要没有伤亡的撤出阿富汗就算达到了目的。 拜登政府急于在阿富汗撤退，另一个原因很可能跟中国有关。在江胡时代，中美之间是合作大于竞争，而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迫使美国不得不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在此背景下，美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在阿富汗已经得不偿失。美国历史上为了对付苏联，可以支持阿富汗伊斯兰激进分子，可以结盟比苏联更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政权。现在为了对付中国这个主要对手，放弃阿富汗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阿富汗一旦重回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人的自由和人权当然会受到极大损失。但是环顾阿富汗周边国家，几乎都是不讲人权和自由的政权。对美国来说，只要不公开支持恐怖组织，这种因为政治形态落后导致的低人权都是可以容忍的。何况对于中亚的美国主要对手——伊朗，塔利班是逊尼派，不会跟什叶派掌权的伊朗结盟。同时中共和塔利班虽然互相利用，但是中共敌视伊斯兰世人皆知，二者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伙伴。因此，塔利班不会增强伊朗和中国两个美国主要对手的力量，说不定还会有所牵制，因此，美国的撤出也没有太多担心。 塔利班带来的教训是什么？ 塔利班的胜利使得美国和欧盟的巨大投入功亏一篑。塔利班再次掌权之后，不仅阿富汗人自己的人权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世界又多了一个动乱的根源。 如果美国和北约要检讨，首先应该检讨没有做好政治思想教育，或者是没有使得阿富汗人树立为自由民主而战的荣誉感。民主国家的存在总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在政权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对政府的制约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可以说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做法。但是在民主政府面临暴力威胁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则是保障政府的生存能力。这不仅需要训练士兵、援助武器装备，更要通过教育系统让人们珍惜他们得之不易的自由。 如果民主国家认为这种洗脑行为不符合自由的价值观，那么就应该有决心长久坚持下去。只有当阿富汗的公民社会足够强大，比如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来遏制腐败、鼓励竞争、造福民众的时候，民主才能巩固下来。 在此之前，国际社会投入再多，往往是事倍功半，好处被官员拿走，市民也能享受到一部分，而广大农村依然贫困，这种加大的社会不平等反而成为动乱的源头，还不如普遍贫穷更让阿富汗人觉得公平。但如果持之以恒，使得民主的优势得到发挥，民主政府的实力强大到极端组织再怎么万众一心也无法战胜的时候，民主就不仅在阿富汗站稳脚跟，甚至可以说在最政治落后的中亚地区树立起民主的标杆。韩国从不堪一击到北朝鲜只能仰视就是经历了四十年才真正做到。 如果美国没有像支持韩国一样永久支持下去的决心，干脆在塔利班还弱小的时候，跟他谈判，把西南某个省份给他治理也许更好。对于同一个国家，分而治之，使得极端意识形态的政权和民主政府长期和平共处，竞争发展，才能显示出民主制度的优势。时间长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鸿沟自然会消除极端组织的短期斗争优势。 假如阿富汗能够变成一个持久的民主国家，就会在世界上政治最落后的中亚地区打破暗黑政治的乌云，成为民主势力扩张的前沿阵地。其自由民主带来的光辉将给周边数亿民众带来新的希望。 阿富汗的未来以及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如何？ 短期来看，民选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已成定局。现在塔利班跟政府的谈判主要内容是怎样和平交出喀布尔。如同当年国共内战末期，中共的谈判就是李宗仁政府如何体面投降。不同的是，当年的中国还有国民党这样一个有共同政治追求的组织，而阿富汗政府却没有这样的主心骨，更没有台湾这样的孤岛可以退守。 阿富汗的沦陷自然是世界民主的退潮表现之一。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过去15年来，取得民主进步的国家数量一致低于民主退步的国家数量。这些事实综合起来令人对世界的未来更加担心。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民主的回潮并不可怕，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从二战之后有数的几个发展到今天在世界占主流还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二战之后共产主义的崛起导致的民主倒退几乎吞噬了二战消灭法西斯的胜利成果，但是随着苏联的崩溃，共产主义已经奄奄一息，还打着红色旗帜的中共政权虽然还是对民主世界的威胁但是已经以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面目出现。苏东剧变导致民主有较大的飞跃，阿拉伯之春也使得人们看到在宗教色彩浓重的国家发展自由民主的希望。 塔利班重新掌权肯定要实行政教合一的落后政治统治，商业和政界精英正在大批出逃。塔利班政权很难获得民主国家的认同，不愿保卫自由的阿富汗人将失去外国经济援助，更不要说各种自由，因此会遭受一个劫难。将来的阿富汗落入神权政治和部族统治的老套，很可能再回到几个世纪前的生活形态。也许人们习惯了之后会把阿富汗从世界政治中忘掉，就像今天大部分人对扎伊尔的当年的巨变和改名刚果毫无感触一样。或许将来新的民主浪潮到来的时候，阿富汗才能和周边的几个伊斯兰国家一起发生深刻改变。 塔利班应该也会吸取教训，不敢再公开容留支持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分子集团。如果确实如此，倒也看不到什么新的变数。中共为了对抗美国以及减少对镇压维族的阻力有可能拉拢塔利班，俄国处于历史原因可能会放干预弃阿富汗，美国会维持对塔利班政权有限的压力，欧洲、加拿大、澳洲跟美国的政策大同小异。 美国会腾出手来对付中国，中美之间的较量如同美苏之间的冷战会成为世界主流。但是与其说是中美之间的战斗，不如说是习近平一个人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战斗。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的独裁结束，中美恢复合作关系还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阿富汗带来的极端宗教政治的挑战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中国一旦摆脱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就会成为美国真正的合作伙伴，一起维护世界民主秩序，那个时候像塔利班这样的暴力组织再想暴力夺权就困难多了。 阿富汗的女童将会失学，妇女将被迫都成为蒙面人，这是令人悲哀的。但是中国人面临着另一种悲哀，那就是在生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无法养老的同时，丧失了抱怨遭受不公的权利。 如果中国人能为自己的权利而努力追求自由民主，那就不仅是在捍卫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是在为世界民主和人权做贡献。 （全文转自议报）
近年，尤其大瘟疫爆发以来，中共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恶化，尤其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然而，令外界不解和错愕的是，把持朝政的习近平当局，不仅毫无改善与他国关系之意，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升级敌意和敌对，不断发出愈加咄咄逼人的威胁，全方位升级战狼外交。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发泄痛快；非如此，不足以压倒对方。 最新发生的情况，欧洲国家立陶宛决定与台湾互设代表处，中共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其实，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都已经空缺近一年，美方视美中外交关系如无物，立陶宛与中国之间，大使空缺又何妨？ 其实，立陶宛成为继捷克之后提升与台湾关系、对中共说不的第二个东欧国家，而最具深意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是共产党国家，深受共产主义和一党专政之害，对专制与独裁有切肤之痛。它们对台湾的同情、对中共的反感，出自民意，发自内心，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亲近民主台湾，远离专制中国。 中共与加拿大冲突升级，孟晚舟引渡进入最后庭审，中共抓狂，先是改判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随后重判加拿大人质斯帕弗有期徒刑11年。25国外交官齐聚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门口，抗议中共无理判决。中国网民热议：当年慈禧太后和清朝招惹的是八国联军或十一国联军，而今天的习近平和红朝招惹的，动辄二十五国，甚至更多。清朝与红朝，两朝宿命，似乎殊途同归？ 8月上旬，澳大利亚政府披露，中共向澳大利亚开出恢复对话的14项条件，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停止如下举措：资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反华”研究；突袭中国记者和吊销学者签证；在多边论坛上“带头”提及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国事务；发起对新冠肺炎起源展开独立调查；禁止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华为参与5G建设；阻碍10项涉及基础设施、农业和畜牧业的中国外商投资交易；干涉南海问题；指责中国实施网络攻击；澳大利亚议员对华人或亚洲人进行种族主义攻击。 结果可想而知，遭澳大利亚断然拒绝。道理很简单，除了最后一条莫须有的所谓“种族主义”，澳大利亚对中共的反制，都是忍无可忍之下的必要之举、正义之举。中共竟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对澳大利亚行无理制裁，无外乎两败俱伤。因为阻碍澳洲煤炭进口，加上澳洲铁矿石涨价，中国各处陷入停电断电，钢铁价格猛涨，基建狂魔难以为继。 中共不仅对澳大利亚搞经济制裁，还切断两国之间的高层联系渠道，对澳方领导人打过去的电话置之不理。大国巨婴的外号果然并非浪得虚名。中澳关系陷于死胡同之后，澳大利亚决意转向印度，将以印度的市场、制造业、供应链，“完美取代中国。” 再早些时候，2021年7月26日，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天津，与中共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锋会谈。谢锋和王毅各自向谢尔曼开出一份清单。 作为副外长的谢锋，向美国开出一份纠错清单，共罗列七项：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作为外长的王毅，则向谢尔曼开出一份所谓重点关切的个案清单。 通观这两份清单，中南海的严重关切，或者说重中之重，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排在头两条的，既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而是中共领导人、官员、党员及其家属的利益。要求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等于公开承认，当今中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益集团和腐败集团，不仅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且一直向美国和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转移他们的家属、子女、财产，不法所得，天文数字般的贪腐所得。如今，他们抱怨美国挡住了他们的财路和后路。 结果可想而知，遭美方冷漠以对。向美国开列两份纠错清单，向澳大利亚开列对话条件，是近期中南海荒诞行为的极致，不仅反映习政权对国际社会的无知和妄想的极致，而且曝光他们傲慢和腐败的极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