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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11 日
最近，中国政府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大动作，例如重提共同富裕，让民企“自愿”捐钜款；再加上习近平9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干训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称“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这些都明确指向政治上的红色回归——回到毛时代的极权状态。各方对红色回归的判断分析符合事实，但多有评论据此称习近平将“闭关锁国”，则是延伸过多的推论，因为中国的资源与市场对外依赖极大，文化上闭关锁国可以做到，经济上与政治上却毫无可能。 “总想过太平日子”的说法对外非对内 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那段讲话中被轰传的一段如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 这段话被解释为内斗激烈：“这不仅显示中共近期在国内发动的一系列大整肃运动将愈演愈烈，而且预示台海南海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有人预警道：全世界都要系好安全带。” 如果不是痴迷于内斗说，这段话的“内斗”信号其实不明显，主要是指对外关系，尤其是指中美关系，以及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台海关系。 美国最近撤出中东泥沼，连美国官方都没正式表示过战略重心将移至印太，但外界却将一些近年西方国家反复重演的动作视为这些国家正在调整对华政策，例如目前美日英印澳等超过8国的航舰与特遣舰队集结西太平洋；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日前提出，中共的威胁超过911后极端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欧洲议会外委会9月1日压倒性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罕见建议欧盟将驻台机构正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中国也摆出强硬姿态：自9月1日起，中共根据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进入中国自己划设的领海范围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中国将闭关锁国，当然更不是各国要与中国脱钩，只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姿态。 希望中共速崩的观察者不肯承认的是：由于美国现阶段的国际退守姿态，凡美国势力撤退之处，比如缅甸与阿富汗，就成了中共势力扩张之地。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偏高 我曾在《痛失对美经济依赖 中国梦成白日梦》（RFA，2020年8月3日）一文中指出，衡量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该系数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它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其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中国在毛时期闭关锁国，号称“自力更生”，对外贸易极少，国穷民众更穷，外贸依存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准。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直线上升：2003年就达到51.3%， 2006年超过80%，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拿出五万亿救市，投资主要流向基础设施与房地产，200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骤降为45%左右，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策，稳外贸从此作为重点要求，外贸依存度一直稳定在30%以上。据中国商务部资料，今年一季度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贸易顺差为3.7万亿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0%以上，比世界五大经济体其它四大都高。 中国资源对外依赖严重 中国资源对外依赖严重。以粮食自给率为例，2012年中国粮食自给率曾跌破90%，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标准，2017年更是降到82.3%左右，小麦、玉米、大豆三大主粮对外依赖严重。习近平这些年强调粮食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底板，是基础的基础，要求塑造粮食安全，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现在据说谷物自给率已达95%——这是一个模糊概念，因为三大主粮的进口依赖并未根本改变，尤其是种子严重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75%。中国近两年将农作物种子视为不可替代的战略物资，对此创造了一个专门名词：种业安全，称种业是农业的“晶片”，而种质资源是种业的“晶片”。 中国政府的智库与专家一直在研究国际供应链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中国的资源安全。2020年12月18日，中国举办首届中国产业链创新发展峰会，中国工程院2019年组织研究的制造业26个领域中外对比分析报告的主持人干勇院士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重要矿产高度依赖海外，其中石油、铁、铜、镍、钴等12种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超70%。 从国外环境看，干勇表示，此前，美国针对中国关键矿产与材料产业出台多个行政令。如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巴西、刚果（金）和尚比亚等10个国家加入《能源资源治理倡议》，组建矿产资源大联盟。而这10个国家是中国矿产资源进口主要来源地，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海外矿业投资地。干勇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进口的85％铁矿石、36％铜矿、20％金矿、58％的镍矿、95％钻矿均来自上诉10个国家；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也高度集中在这10个国家，其中中国94％铜矿、84％钻矿、60％锂矿海外权益产量来自上述国家。 只要不是有意曲解，都知道中共当局这种研究不是为了闭关锁国，而是为了在国际政治变化引发供应链断裂之时寻找应急方案。 根据麦肯锡研究院2021年5月颁布的中国报告，中国2017年的与世界经济的连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018年中国GDP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6%。该报告从贸易、企业、资本、人员流动、技术、资料业规模、环境影响、文化等八方面进行分析，结论是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谁都明白，经济依存是双向的，中国也同样离不开世界。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共高层脑子没有灌水，就不会在经济上闭关锁国。真正的问题是： 各国如何对待红色中国 被广为引用的是一位香港作家9月1日在脸书所言。这位作家认为习近平为防止西方国家围堵造成国内外危局，维护共产意识形态，防止政权崩溃，认为唯有全面退回闭关锁国，才能求活，其结果将导致民生艰困，激起大陆人的反抗，动摇中共统治。更有人判定，中国在与世界潮流脱钩，各国会与中国主动脱钩。 这类人士可能根本未看目前美国的政治潮流向左转，并影响了世界格局。 8月3日美国在阿斯彭召开国际安全会议，李显龙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其发言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大多数盟友的立场：希望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继续过去那种“政治（国土）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只有在靠不著时，盟友们才会做调整。美国阿富汗撤军之后，西方盟友看到拜登政府将撤军折腾成宛如败军溃退之后，颇有怨言，在美国对华政策极不明朗的情况下，对华关系会更加谨慎，而不是旗帜鲜明地选边站。以下是近几天发生的事情： 1、9月9日，拜登主动与北京通话。据CBS和NPR引述美一政府高官的话，这次通话是拜登发起的，“不是为了找到某种突破性协议”，而是“关于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并结束以往关系忽冷忽热的周期。 2、据法广9月10日报导称，《费加罗报》9月2日刊出该报记者拉塞尔（Isabelle Lasserre）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的专访，法国外长称：“在防止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后方基地的问题上，我们可与中国达成共识。” 联合国“五常”中的两常如此重视中国，习近平为何要闭关锁国？（※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文章原出处）
8月底，中共政治局决定在今年11月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该次会议的主题，除了外界关注的人事变迁外，习近平阵营放风：可能推出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在此之前，中共已经先后产生两份历史决议。第一份，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份，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习阵营解释前两份历史决议，重点落在：第一份历史决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确立了毛泽东路线或毛泽东时代；第二份历史决议确定了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确立了邓小平路线或邓小平时代。由此暗示：第三份历史决议将确定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确立习近平路线或习近平时代。 其实，习阵营对前两份历史决议的解释十分牵强，极其片面，甚至错误。1945年产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达的中心意思：毛泽东代表党内正确路线，而否定了王明左的路线、张国焘右的路线等。决议中并未提到毛的核心地位。而当时，中共党内的说法是，毛泽东代表红区的正确路线，刘少奇代表白区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因在1937年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期间，成功策动卢沟桥事变、诱发国军与日军全面决战而在党内地位飙升，一举越过周恩来，陡然攀升到党内第二号位置。） 值得一提的诡异现象是，当下，第一份历史决议的全文，已经从中共的所有官网、包括新华社和人民网全面下架，只留下一些简介性的文字。隐约透露，习近平当局要用自己的语言去任意诠释那份历史决议。 至于1981年产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点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第二份决议，没有突出任何个人，反而批判个人崇拜。比如，提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事件，没有突出华国锋，相反提到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突出邓小平；提到平反冤假错案，没有突出胡耀邦。甚至于，整个文件，根本就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何来确立邓小平领导核心之说？ “核心”这个名词，究竟何时提出？毛泽东时代只有一个总体的说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指任何个人。 “核心”之于个人，是邓小平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之后提出来的，他自称自己是“第二代领导核心”，顺带定义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核心”。这种提法，出自邓小平的私心。他深知，八九年的事，他犯了中共大忌，违反了中共的党章和宪法。按照中共的原则：党领导一切，包括党领导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当时，赵紫阳是总书记，而邓小平是军委主席。从中共法理上来说，没有赵紫阳的同意，邓小平不得调用军队。这正是当时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邓小平的理由。 邓小平为了掩饰自己违法违章，故意发明“核心”一词，意指，虽然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是党主席或总书记，但邓小平才是“核心”，由此解释他先后把他们一一罢黜的“合理性”，也解释他动用军队镇压八九民运的“合法性”。至于指定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不过是邓小平掩护自己“第二代领导核心”提法的障眼术，同时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江泽民记得他的“恩德”。 回到今天，习阵营炒作第三份历史决议，暗示将突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习思想、习时代等，其用意有两层：其一，为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连任造势；其二，万一不能连任，至少，这份历史决议，也将成为习近平当政十年的政治遗产。 然而，回顾中共前两份历史决议的艰难出炉，各派争议激烈而耗时弥久，如果中共要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争议势必更加激烈而耗时。比如其主要基调，究竟是肯定改革开放？还是回归文革老路？习阵营和反习阵营，必然有一番明争暗斗，甚至爆发激烈争执。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能在多大程度上遂践习近平的心愿？恐怕连习近平本人，心下都没数。由此推之，所谓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最终有可能变得混浊庞杂、不伦不类，甚至于难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经历过文革苦难，按理说他不会重演文革悲剧，但他的执政却越来越像是在回归文革。1981年中共曾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中，中共否定文革，认为它是一场内乱和浩劫。但今天的中国又提出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与毛泽东时代气味相投。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有朋友会质疑说，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与毛泽东当年的“共同富裕”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固然不同，但思想却一脉相承。2018年，《湖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的当代价值”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就说：“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中的探索，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文章强调毛的“共同富裕”思想，为中共当下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与指导”。 面对中共极权全面回归，有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习近平会把中国带回到闭关锁国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吗？ 大多数朋友的观点是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和中国人没那么愚蠢，谁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但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人类作出愚蠢的选择并不罕见。 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对此有深刻的洞见。他在著作《愚政进行曲》曾谈到了珍珠港事件。 他说，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雄心勃勃要实现它的帝国梦想，即“大东亚共荣圈”，从征服中国开始，并逐步统治菲律宾、马来亚、泰国、缅甸一直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当时西方殖民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或早已无能为力，法国战败；荷兰被占领；英国自顾不暇，日本成就辉煌的时刻近在咫尺。 美国是横梗在日本前进道路上的拌脚石。它拒绝认可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并越来越不愿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进一步的冒险行动。 1941年，狂妄的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那就是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毁灭性打击，也称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突袭行动是日本海军大将山本提出的。他认为，日本应该“从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并摧毁美国主要舰队，从而沉重打击美国海军及其人民的士气，使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他同时认为：“日本没有希望取得对美国的最终胜利。” 支持这一计划的意见认为，突袭行动将使美国没有可能再对日本进行干涉，并不敢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 但理性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首相近卫亲王此时辞职了，指挥官们争执不休，顾问们犹豫不决，天皇也闷闷不乐。当他问，偷袭是否能像日俄战争中偷袭亚瑟港那样取得巨大胜利时，作为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长野回答说，日本能不能赢都还是个疑问。 在这种并非一边倒的氛围中，为什么最终极端冒险行动还是被批准了呢？ 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甘冒风险的原因竟然是，没人敢于冒政治风险做出满足现状的提议。因为日本已经调动了战无不胜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法西斯政权惯有的征服一切的耀武扬威情绪。 这种冲动来自领土和版图的致命诱惑，来自强大的自负，来自无限的贪婪，这让日本厄运难逃。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孤立主义如火如荼，至少有一半人强烈支持孤立主义政策，而日本这一行动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并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参战。 日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仅不会粉碎美国士气，反而会使美国团结起来。 无论是因为无知、错误估计还是纯粹的鲁莽，日本给了对手猛烈一击，而正是这一击，使美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战争。 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但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 我们说了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是愚蠢的，但当时并非没有人发现这个愚蠢，日本已经行驶在民族主义的高速公路上，它的路径已经锁定，翻车的结局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回到“习近平会把中国带回到闭关锁国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吗？”的问题上，我认为道理是相同的，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闭关锁国和重回贫穷。 第一，极权主义统治导致闭关锁国。为什么朝鲜的老百姓不反抗，相反供养一个奴役他们的金家王朝？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统治法宝，那就是恐怖和谎言。经过一代一代的洗脑，大多数朝鲜人相信金家王朝的谎言，从而产生对领导人的人身依附心理。当他们看见国家领导人就会疯狂拥戴，热泪盈眶，甚至愿意用生命去保卫他们的领导人。中国人在文革中也一样，如果没有林彪叛逃事件，如果毛泽东也如愿将权力交给他的子女，今天的中国就是朝鲜。朝鲜至今闭关锁国，老百姓不能使用互联网，不能出国旅游和留学。 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他害怕维吾尔人团结起来，他害怕国际社会知道集中营的真相，整个新疆被封闭起来。有朋友说，新疆是民族问题，具有特殊性。但中国其它地区又如何呢？中国人的互联网建立了高高的防火墙已经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政府正在上收居民的护照。暴力、谎言决定了极权主义国家必然要封闭信息，既不让国内的信息传递到国际上，也不让国际社会的信息传播到中国，于是中国的大门就一步步关上了。习近平或许不愿闭关锁国，但极权与开放不能兼容，他最终不得不以各种名义关闭中国的大门。 第二，中国会重返贫穷吗？答案是肯定的。看看朝鲜就知道什么是饥不果腹，什么是饿殍遍野？不是金家王朝希望老百姓贫困，而是极权主义要求党的绝对领导，要求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要求只能有一个正确的声音，这样自由的市场就无法建立起来，就必然会出现短缺，短缺就需要计划配给。 我们回想一下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中国那么贫困？因为经济短缺。为什么会经济短缺？因为没有自由的市场和交易。2018年初，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发表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指出共产党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而自由的市场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对应的经济体制必然是计划经济，而私有制必然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因完全不同，自然结果也截然不同。左春和先生在文章《折腾是极权政治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中指出：由极权政治高度控制下的经济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全部垄断、掌控了社会资源，阻止了经济资源向个人手中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自由的市场因素，经济发展会在一定时间内走入宿命，从而使权力的经济资源面临危机。 有朋友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在搞市场经济吗？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中国经济崛起。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幌子，做着资本主义的生意。现在，习近平要做社会主义的生意，自然就要更换经济体制。有朋友说习近平搞的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他无非想保住共产党执政地位，继续搞权贵资本主义。但结果是一样的。 习近平要保住共产党执政地位就要用极权主义的暴力和谎言统治，结果就会造成中国走向闭关锁国。要继续搞权贵资本主义，就不会实行法治，就会垄断国家资源，民营企业生存就会举步维艰。民营企业的壮大会要求分享国家权力，走向民主化，于是打压民营企业，限制他们的成长就会成为必然。习近平近来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和提出第三次分配看似损人不利己，但透过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必然性。 （全文转自议报）
每次碰到台湾的艺人、商人在中国“被台独”，被迫要政治表态，要“被中国人”，我总是想起许文龙。奇美集团前董事长许文龙在2005年发表一篇退休声明表示：“我认为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把人民拖向灾难。”“最近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和‘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敢到大陆投资，就是我们不搞‘台独’，因为不搞‘台独’，所以奇美在大陆的发展就一定会更加兴旺。” 许文龙是有名的“绿色台商”，一番反台独的言论在当时震撼了台北的政商圈。当时在立法院跑新闻的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想知道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去问当时的台南市立委、也是许文龙的好友王幸男。王幸男一开始面有难色，后来嘱咐我如果要写，一定要用匿名，最后我写下了“许文龙的表态 大陆一手导演”，刊载在2005年3月30日的《中国时报》政治版，那应该是当时台北媒体最早一篇侧写许文龙真正心声的报导。 王幸男后来回忆，许文龙在发表“感言”之前跟他同坐一车，问了他一些意见之后，竟就像个孩子似的，在车里自顾自地嚎啕大哭了起来……。王幸男说他从没看过当时已经年近80的许文龙这样子，那一幕让他终身难忘。而事实上，一直到两年前，许文龙的助理还找上我，希望能够“典藏”那篇区区几百字的报导（其实我根本无权授权起）。这种种事情都显示，许文龙多么在意这篇“退休感言”对他人生的烙印，多么希望能洗刷这个“污点”。 无论是许文龙或吴宝春，无论张钧宁、小S或者是许光汉，不论他们是大老板或小艺人，也不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到底是蓝是绿甚至是红，我对于这些必须违逆个人意志，做出政治表态的当事人总是感到同情。当然，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也尊重许多“这是你要到中国捞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不用表态到这样吧”的政治批评；不过，我们不是当事人，加上每个施压的样态都不同，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当事人在这过程中承受了多少的压力。 在许文龙的个案里，他们拿著“退休声明”要许文龙签，许文龙不知道签了之后奇美集团未来会如何？但是他知道他如果不签的话，奇美一定要倒大楣，这些曾为这家公司卖命的数万名员工生计都将出问题。同样地，多数被公开威胁的台湾艺人、商人在中国都有一条“产业链”，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损失可以扛，但无数跟著艺人拼命的员工会跟著倒楣失业；更不用说，在经纪公司包办宣传业务下，艺人根本无法主导或更改微博的公开声明内容，“被中国人”、“被支持新疆棉”常常也只能苦吞下肚。在这过程中，难以窥见此刻这些被霸凌艺人的内心周折，一如我们是在10多年后，才得以看到许文龙当时内心的百转千回。 回到张钧宁的个案，她因为硕士论文题目“我国演艺人员经纪管理之法制问题”，加上“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七月”的日期格式而“被台独”，当然是个荒谬绝伦的指控；而所谓“两岸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不是台独”，更是语法怪异，不太可能出自张钧宁的手笔。只是，张钧宁无从否认，也知道这一定会伤害许多台湾人的感情，你可以怪责她“为钱出卖灵魂”；但这是张钧宁全盘衡量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也是她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让所有人能够保有这样的选择，其实就是自由台湾之于所有人的可贵。 整件事里，最可怜又可恶的其实是那个逼小艺人、小商人政治表态的政权，他们明明知道这些话言不由衷，但却拿来自鸣得意；他们以为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但其实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国王的新衣；他们逼人表态看似威风凛凛，但其实是照见的是他内心空洞，根本不知所以然。这个政权要别人为它撒谎，到最后它也对自己撒谎；一个谎言构筑的体制，无法埋葬自由台湾，最终却会吞噬自己。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期，习近平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借口很多。借口之一，是“共同富裕”或“第三次分配”。 如果说，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商人致富难免涉及程度不同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但商人经商必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才干、能力和贡献。经商致富，乃平常之理。同理，艺人致富，其中有些人或有偷税漏税或权钱交易之嫌，但艺人通过自己的知名度、高人气、明星效应获得高片酬、不菲的票房收入，以及为商家代言等广告收入也属平常之事。 换言之，中国商人和艺人的收入比起中共官场和官员贪污、受贿等不法所得，相对而言要光明得多、阳光得多。习近平扫荡演艺界和企业界，何不扫荡官场？当然，选择性反腐不算，那是权力斗争。有人以为，习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是“杀富济贫”，是中国历史上杀富济贫的又一次重演。其实，连这个都不是。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富济富、杀富济官、杀富济官府。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穷。因为，从演艺界和企业界收刮的钱财绝不会分给老百姓，而直接进入共产党的国库、党库，甚至直接进入权力者的腰包。在这一过程中，削平的是商人和艺人的财富，让他们与普通老百姓趋同，唯独肥了官府。换言之，所谓共同富裕乃是又一次强迫的财富转移，并非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老百姓头上，而是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官府。 破解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真伪太简单，就请习近平和共产党公布领导人及各级官员的财产，就像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习当局断然不会这么做。于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只准我们富裕，不准你们富裕；只准我们特殊，你们必须平均。 所谓“三次分配”，是同样的道理。第三次分配，就是第三次抢劫。臂如，企业家或企业的慈善捐款如果是捐给政府，那是直接抢劫，官府对企业的抢劫；如果是捐给社会，谁来接受？人民如何直接得到好处？多半情况，仍然是政府“代表”人民，中途劫夺，据为己有。 在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的同时，习当局宣称，收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共第四次打农民的歪主意，第四次对农民土地的抢夺，巧取豪夺。 第一次，土改（1949年之前）。“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富农手中抢夺土地，假装分给农民，进而裹挟农民支持共产党，加入中共军队；第二次，公社化（1950年开始）。中共夺取政权后，以实施公有制为名，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收归党有；第三次，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之后）。为挽救崩溃的中国经济，即中共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松绑“农民，赐给他们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中共；第四次，收回联产承包责任制（2021年）。即再次收回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如今的共产中国，农民既丧失土地所有权，也丧失土地使用权，实为亘古未有之奇观。 面对习当局的扫荡、任性而为，中国社会鲜少抵抗之心，更无反抗之力，仿如阿富汗社会遭遇塔利班。在中国，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国家恐怖主义，人民被吓破了胆，胆颤心惊。共产党则膨胀到极点，为所欲为。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习近平有信心，中国人民的奴性会任其蹂躏，足以让他的抢夺计划安全实施；不仅不会遭遇反抗，相反，还有喝彩之声。仇富心态，愿人穷恨人富，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质，共产党早已把它发挥、利用到极致。此时，借民粹主义巩固自己的权位，对习近平而言，又是一桩顺手牵羊的快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中国大陆疯传所谓“限籍令”的消息，指一些拥有双重国籍，或者本身并非中国籍的艺人，将被大陆封杀，禁止在中国赚钱云云；由一些著名的香港艺人（如谢霆锋），到由始至终都是新加坡籍的歌手（如孙燕姿），都在这些流传的名单之内；当中谢霆锋在接受中共党媒节目访问中，提及“看到一些评论说，你不是加拿大人吗？”然后就回应“自己在香港出生，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再补充说“其实我也已经把退掉加拿大国籍……已经在申请了”──由所谓“传言”到主动申请退籍，看来总有些人是认真对待未经证实的“流传”的。 这段说话最奇怪的，就是为何“香港人”会变成“加拿大籍”，而又要“申请退籍”，而且是要去到今时今日才“申请”呢？这自然在香港成为了笑话；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何居然有人会相信，或者真的会发生，这种禁止外国籍人士，在中国演艺圈工作的事情－－今次不止是“政治打压”，而是即使平日与中共官方亲密，虽然持外国护照，却仍然表现出“爱国”的行为，也一样会传出“封杀”的消息呢？这和大家平日口说反对“排外法西斯”，谴责其他国家“保护主义”云云，为何大家竟然会相信，大陆会实施如此“排外”的政策呢？ 例如早前美国对部份中国留学生签证拒签，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严重关切，指控这与美国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驰，与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云云；那么反过来问，难道艺人“国际化”，在“全球与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居然要禁止“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吗？ 早前香港导演彭浩翔，被朋友爆移民加拿大，更指目前“外来人士”很难在中国大陆拍戏，指相关部门“宁枉勿纵”，除非“极有势力”或者“已经落籍大陆长居”，否则几乎都不用想通过审批云云；这些“传言”后不久，就再爆出不少著名中国艺人“被消失”（如赵薇），以至其他明星被控逃税等罪名；政府再爆“限娱令”，由禁止排行榜、流量榜，到全面审查艺人的政治立场、以至个人行为与品格云云；因此当再来一个“新传言”，就要“限制国籍”，大家都“宁可信其有”，认为在中国大陆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如果有任何外国的政府，以相同标准去对待中国的艺人或者其他人士，可以想像的就是必然被指“排外”与“歧视”，以至违反“自由”云云；即使不是政府，而只是个人的选择行为，例如早前香港市民所发起的“黄色经济圈”，即被亲政府人士指控，是“罔顾自由市场规则、人为制造社会撕裂、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云云。 因此这句所谓“排外”，就是“国情不同”；在中国“限籍”，是理所当然，而不是“排外”，是为了“公义”；而凡海外“排外”，只要涉及华人，则必然是“排外法西斯”，以至违反一切原则与公义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海内外主流媒体舆论或自媒体观察，众口一词说中国一连串的整改大动作，是习近平吹响文革2.0确保终身执政的号角，个人以为这可能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习近平不仅没有搞文革的本钱，而且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当年文革所要打倒的当权派。 首先要了解的是，文革的本质不是要革文化的命，而是要斩掉政敌的命根子，它的背景是毛泽东的左倾激进路线搞得民生凋敝，中共七人千大会炮声隆隆，老毛被迫退居二线，党建组织与意识型态抓在刘少奇手里，促生产保民生则由周恩来一肩来扛，出于权力架空被清算的恐惧，毛泽东于是串联林彪等老军头反扑夺权，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用来怂恿红卫兵小将冲撞体制的幌子。 毛泽东胆敢破罐破摔，有他职业革命家收拾善后的自信，他甚至撂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狠话，千万红卫兵于是鸡血沸腾，满脑子造反有理，吓得周恩来俯首贴耳，手无寸铁的刘、邓集团当然只有乖乖就擒。 老毛能够得逞，建立在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是枪杆子出政权，一票打天下的军头都是他的旧部，二是广大无知蒙昧的群众，与其忍饥挨饿，不如豁出去跟毛主席大干一场，不是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吗？ 习近平胸中韬略虽然不如毛泽东，基本的自知之明应该是有的，如今的中国岂容他复制六十年前的斗争经验？邓小平开了一扇私有制的小门，为共产主义续命四十年，人民才过没几天好日子，就连胡锡进也害怕天翻地覆。也正是这些小太平小确幸，才让今天的习近平能够坐上大国领袖的地位。 那么习近平最近一连串的折腾又是为了什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习一尊都没有大权旁落的迹象，李克强、汪洋也没有当年刘少奇、周恩来的野望，整他们不需要靠群众，换句话说，习近平的危机意识不是来自党内竞争而是党外造反，发动文革等于自掘坟墓。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共一连串的反常作为便比较可以理解了，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因为成长停滞与贫富分化所累积的民怨，需要一个出口，为了转移党国资本主罪的罪愆，抓几个民营企业家来当党的替罪羔羊，是个不错的点子，“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口号，可以大大的宣泄仇富心理累加的社会压力。至于整顿数据经济、金融秩序、饭圈文化、教育培训、外送叫车等行业，无非都是服从这个大目标，一句话可概括，这一切都是基于维稳的需要。 习近平胸中丘壑多深不知道，但他对党史显然用功过。三面红旗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泽东知道有亡朝之虞，索性来个闭关锁国，杀一批民族资本家安抚农民造反的情绪，经验证明很管用。习近平面对“六亿人月入不足一千元人民币”的残酷现实，国际围堵又压力山大，为了说服十四亿人再给他十年或更久一些，只好借马云、马化腾、赵薇、郑爽们的项上人头一用了。 我打赌，习近平没有本钱搞李光满想要的“一场深刻的变革”。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演员赵薇被整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还珠格格》里与赵薇一同担纲的台湾演员林心如。2018年，林心如在台湾自制自演新戏《我的男孩》取得文化部戏剧节目类2千万元补助，因此遭举报为台独，在中国播出2集就腰斩下架。情况紧急之下，林心如发出声明，强调以前不曾，以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独的言论或行为，身为制作人的她甚至切割补助款是出自八大电视台行为，与她无关。 但在“台独事件”后，林心如开始减少在大陆的演出，就连她老公霍建华也在去年12月首先注销工作室；而在赵薇被整肃的同时，林心如也注销了自己在东阳横店的影视文化工作室。尽管经纪人出面回应这只是时间点的巧合，但她淡出中国市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林心如事件发生之时，《上报》的专栏作者卢斯达评论道：“林心如以前或现在都不曾支持过台湾独立，但在中国眼中，你是台湾人，你就是一个台独的潜在支持者；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是。表面上看不到，台底下你也可能支持。”“问题从来不是台湾人实际上是抵抗中国，还是顺从中国，而是台湾对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异质子集，从来是信不过的潜在敌人……这是黥面者的宿命，在帝国边陲出生的命运，一点也不轻松，不是讲道理就能脱身。正如林心如怎样讲道理，伤害都已经造成。只要对方想，还有无数的帽子可以扣。” 其实，所谓“黥面者的宿命”不只是台湾相对于中国，精确地说，它包括在共产党与不是共产党之间，也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方对于赵薇被列为“劣迹艺人名单”的原因有很多揣测，有说她对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投资太多、过从太密；有说她炒作股票，到处套利；也有人翻出她昔日穿过日本旭日旗装等“黑历史”。不过，种种原因都不如赵薇事件后的现象骇人。 在共产党对赵薇“劣行”明确定性后，她的名字忽然从所有作品“被消失”，《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代表作不仅全部被下架，在爱奇艺、优酷、百度百科甚至搜寻不到赵薇的名字。就连赵薇昔日的影剧圈好友黄晓明、李冰冰、杨幂等明星好友们也立刻切割，狂删与赵薇的合照，生怕惹祸上身。一个曾经是数亿人关注的中国一线女星，就此人间蒸发，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生而为人，总会有自由的意志。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你会有你想过的人生，有你可以赚的钱、想要交的朋友；只要没犯法，你不用担心自己赚的钱会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财产权），不用害怕自己成为一个没有名字身份的人（人格权），更不用烦恼曾经结交的朋友哪天会成为你的“污点”（人身保护及平等权）。 只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与名字的人，也不知道你的钱是不是自己的财产，更不知道你所结交的朋友有朝一日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你没有表态的自由，其实也没有不表态的自由。这一阵子以来，很多人惊骇于塔利班政权对妇女的压榨与人命的侵害，但习近平治下的新型态共产极权社会，它甚至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在一夕之间抹去你的财产权、人格权、自由权、平等权，其骇人的程度，比起塔利班其实不遑多让。 两年前，曾经亲身参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纽约The New School驻校学者徐友渔来到台湾访问，他提醒台湾人，尽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经保证文革绝不会重演，尽管如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已诞生，文革已经难以被百分之百复制；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在恢复文革，“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现实。” 不到中国，不知道文革又在搞；当“有人想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事实之后，两岸之争，早已不是台湾与大陆之争，更不是统一与独立之战，而是你愿不愿被当成一个人，一场对基本人性的肯认与尊重之争。 （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说他要均贫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他还付诸行动，大杀大砍各界的富人，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一起上，罚款收钱之外再踏上一只脚，直接结束人家的社会生命。流行说法叫做社会死，就是不但结束你的职业生命，还要毁坏你的社会名誉，文革语言叫做“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嫌贫爱富是人性的基本倾向，羡慕、嫉妒、恨也是人性的基本倾向，两者相交，贫富差距过大就是社会情绪不满的火药库。火药库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邓小平开创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加上共产党的专制垄断政治，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习近平想当皇帝，继续执政没有任期限制，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规矩，也违反了大多数国人的意愿。怎么办？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利用的历史威望，就得制造一个能忽悠大多数老百姓的画饼，“画饼充饥”的那个画饼。于是邓小平当年画的那个大饼，叫做共同富裕的画饼就又被端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中共建国七十年了，七十年前说打土豪、分田地，可老百姓手里的田地在哪儿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手里，农民仍然是贫雇农，耕种着地主的土地；又说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后来呢？工业、商业都成了国有企业；再后来看看不行了，就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共同富裕。再后来呢？四十多年了，一部分人已经富到世界级的前几百名，中国老百姓的大部分还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还在那儿望梅止渴。 现在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危机，经济下滑，钱不够折腾了，怎么办？老办法，打土豪、分田地。割完小资产阶级的韭菜还不够用，现在开始割大资产阶级的韭菜而且一举两得，既得了钱还平息了民怨，让那些羡慕、嫉妒、恨的穷人可以拿图画上的梅子止渴了。至于共同富裕，你敢找习近平要富裕吗？找死的节奏。 为什么习近平不可能让穷人们共同富裕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所谓的人口红利。连马克思都说，维持资本利润的诀窍就是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像民主国家那样制度性地维持公平的分配，没有廉价劳动力，怎么吸引美国资本家来帮共产党赚钱呢？没有这些超额利润，怎么扩展军备“解放全人类”呢？你以为习近平没有这个野心吗？ 不可能让你共同富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专制政治下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也是人，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说了算的政治下，为什么让你们挣钱我受穷呢？这不科学。不管转手几道弯，我们培养的富人必须和我们共同富裕，否则格杀勿论。现在换了一拨官僚资产阶级了，所以要再分配了，但不是分配给老百姓。你想参加黑帮老大的分配吗？呸！你也配姓“赵”？！ 专制政治的本质就是极大化了人性的贪婪，而专制政治所依靠的，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够他们操心的了，没工夫也没动力去了解复杂如棋局的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们程度不等地处于愚昧状态，这就是政客们大忽悠的空间。只有当一部分政客成为工会、农会的谈判专家，才能为老百姓争取到他们应得的分配。注意，是争取而不是求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一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因被几乎所有党媒转载，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立意很高，有高度概括性和前瞻性，火药味很浓，杀气腾腾，海外评论人士都惊呼：第二次文革来了！ 这篇文章当然有背景，它的背景是中共需要把前些日子以来，一连串打击市场﹑反垄断﹑讲均富的反常行动，一起作一次解释。政府的混乱行动把市场﹑中国人﹑外国投资者都打矒了，所有人都对政策无法理解，对未来无法预期。为避免全社会思想混乱，需要出一篇文章，给一切非理性政策一个说法，让这些非理性的行动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那么，这篇文章是否预示了习近平打算发动一场毛泽东式的文革呢?要下这个结论，首先要对毛式文革有一个基本了解。 毛泽东搞文革，有两个基本目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威胁了毛至高无上的权力；长远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毛泽东自己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权模式，这就是文革后建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所谓三结合，就是军队干部﹑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 习近平若准备搞习式文革，他有需要打倒威胁他地位的高干集团吗？实际上没有，足以威胁他的集团和个人都被清除得差不多了，若有能力取代他的，也早就取代了。 习近平有重建共产政权模式的野心吗?也是没有的，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些基本的运动形式：一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二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造反组织，三是摧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四是放手让天下大乱社会失序，五是乱过几年后，毛还能把乱局收拾起来。 习近平胆敢让全国上下实行“四大自由”吗?只要言论一放开，天下就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工人农民和学生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吗?一旦人民有结社自由，天下也会大乱。习近平胆敢让各级政权机构全面瘫痪吗?一旦政府瘫痪，也一定天下大乱。 在毛泽东手上，天下大乱，他有军队在手，他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凭这两条，他可以从容收拾乱局。但放到习近平手上，一旦天下大乱，局面就失控，中共的江山就不保。 可以肯定，习近平想都不敢想要搞第二次文革，他没有能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想头。 那么习近平想干什么？近期一轮乱棍横扫，究竟目的何在？这就是笔者昨天文章的结论，就是他要闭关锁国了。 要闭关锁国，最要紧是保证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要把一切都管起来，不留一点私领域。党要无孔不入，要掌控一切，要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如此才能保证不出一点纰漏。 因此打击私企和网络巨头，打击教培﹑美团﹑滴滴等，都因为这些企业规模太庞大，庞大到党“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毛泽东文革初骂北京市政府的八个字)，党的权力一定不能有覆盖不到的死角，一定要占领它。 此外，肃清西方文化影响，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必要措施。对外要与美欧较量，内部不能不统一思想，不能让西方意识形态有生存空间，造成思想混乱，影响统一行动。因此打击明星文化，铲平文学艺术影视行业的西方毒素，重回党文化的“初衷”，也是当务之急。 局势预后凶险，未来日子难过，怎么活已经不重要，最重要有饭吃，是活下去。因此，预先打击民间不必要的开支，好像教培﹑电玩﹑高价酒﹑奢侈消费﹑饭圈文化等等，都是一般平民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应该加以打击，以储备更多粮草，应付未来的苦日子。 习近平不可能搞文革，也没打算搞文革，他只是要闭关锁国，只有闭关锁国才有执政安全感，才能应付极端恶劣的内外环境，才能控制一个摇摇欲崩的社会。 要全面闭关锁国，偌大中国就将与世界脱钩和隔绝，像朝鲜那样关起门来做皇帝，但因此就有自置于绝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反制裁法”在香港落地会突然喊停的原因。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仍把香港留给英国，保留一个对外的窗口，以免需要时连一个对外的管道都没有。 一旦闭关锁国，香港又有价价了，留香港一线生机，对大陆脱钩后濒死的经济有多少帮补。只是，毛泽东时代香港是英国管，今日香港是中共管，香港还能不能生金蛋，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美中关系有三种前景，一是合作，那已经不可能，否则不必闭关；二是对抗，对抗的终极是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共必败，那是速死之局；三是不战也不和，中共闭关锁国，慢慢阴干，那是缓死之局。 对抗速死，闭关缓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习近平选择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