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七號甲升空85秒爆炸 可能影響嫦娥七號任務
2026 年 8 月 11 日
這次G20峰會與緊接著召開的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氣候峰會，西方原本報道習近平與普京雙雙選擇視頻出席。臨到氣候會議召開之前，習近平連視頻都懶得出鏡，乾脆書面發言，對於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當作人類未來、國際國內頭等大事的氣候變化議題，是否參與對這個計劃的成敗有重要影響的國家領袖如此對待，西方媒體心中十分不爽。 關於習近平缺席兩次會議的政治猜想 這兩次會議召開的時間，正好是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習近平不去參加，國際社會的猜想與中國政治評論者的猜想不同，後者自然聯想到擔心「政變」這點。儘管中國歷史上多次政變，真正選擇皇上出巡時機發動且成功的很少，僅有三國曹魏時期司馬懿家族發動的高平陵之變成功達到目的，那是司馬懿而後動，趁手握重權的草包大將軍曹爽帶兵馬與親信外出之機。放眼目前中國朝堂之上，能夠直接挑戰習近平的勢力幾乎沒有。但習近平一直沐浴在權爭風雨之中，哪怕只有1%的失控可能，也絕對不會去冒這險。重要國際會議露面，與繼續當中共掌門人之間，二者孰輕孰重，不用上天平就知道。 對G20峰會，習近平採取視頻講話方式參加，這並非孤例，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未前往羅馬親身赴會。峰會的主旨是”人民、星球、繁榮”，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題，中俄兩國領袖做了視頻講話，對主題都點贊如儀。臉書、亞馬遜、谷歌等跨國互聯網巨頭的企業稅問題、阿富汗議題，主角畢竟是美國。 只有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德國資深外交官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對習近平未出席公開表示遺憾，他認為，G20峰會的各主要議題上，中國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沒有中國的參與，全球多個危機都無法解決。伊辛格認為，親自與會的領導人應當努力達成具有吸引力的協議，從而讓缺席的領導人感到”真可惜我沒能參加這次會議”，「只有這樣，才能讓中俄兩國今後更重視G20」。伊辛格還強調，”孤立中俄絕對不是正確的選項。” 習以書面發言應付氣候峰會讓西方驚訝失望 臨到緊接著召開的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中俄兩國的態度讓西方有點不知所措。11月1日，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對媒體表示，普京不會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此次會議，也不會以視頻方式出席。因為在俄方看來，格拉斯哥會議的主題與剛剛舉行的G20峰會氣候議程基本一致，普京已在G20峰會上充分闡述了俄羅斯在氣候問題上的立場和做法。俄羅斯正在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所有承諾，也正在實施減排政策。 習近平則僅以書面發言應付這場氣候峰會，無論如何解讀，都可以理解成：中國政府早就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並提出一系列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的具體舉措，再參加這種會議，排排坐玩指標遊戲沒什麼意義。各國愛討論就討論，咱中國另有要事。 不管各國媒體曾經如何盼望拜登、習近平羅馬之會成現實，現在如何淡化失望之情，其實都在想一個問題：期望中國犧牲更多的自身即期利益，在氣候問題上大力合作，恐怕又是虛話。最失望的當然是美國政府，尤其是作為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的克里。 企盼氣候外交成為乒乓外交第二恐成虛話 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宣布的大重置計劃中，以氣候變化為主的綠色能源政策是大重置的第一驅動力，美國拜登政府更是將氣候變化視為「生存威脅」，在其內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於首位。如果想要達到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1.5攝氏度或以下的目標，拜登政府必須和碳排放第一大國中國加強合作。 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數據顯示，全世界所有國家受疫情影響，經濟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僅中國一國上升。具體數據如下： 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達到98.99億噸，同比增長0.6%，再創歷史新高，佔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位居第二的美國，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全國碳排放量下降至44.57億噸，同比下降11.6%，下降幅度高於全球。美國碳排放量佔全球的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13.8%。 鑒於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擁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電廠，必須說服中國參加全球氣候協議。從中國方面來說，目前在諸多領域內的讓步空間較小，氣候變化這種虛多於實的領域，是兩國可以合作的為數不多的領域之一。基於上述考慮，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努力想將這個務虛的話題落到實處，先讓中國給出配合動作，努力將氣候議題推進成當年緩和美中關係的「乒乓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訪華雖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將再次訪華尋求合作。聯合國第26屆氣候變化大會（COP26）召開之前，克里曾向拜登表示，除非美中關係得到改善，否則後者不會實現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政府的關鍵優先事項的目標。因為美中關係沒有改善，儘管2021氣候峰會被西方環保主義者視為攸關地球的未來，克里在10月中旬就有意淡化外界對聯合國氣候峰會的預期，稱在11月召開氣候峰會時，一些國家可能會仍然缺少煤炭和石油減排目標。 也許當局者迷，在我這位對中國政治經濟有相當了解的旁觀者來看，西方各國是將氣候變化問題當作頭等國際要務與內政來辦，為此願意承受高電價與供電不穩定的代價；但對中國來說，參與國際社會的氣候議題只是一張隨時可利用的牌。這一點就決定了氣候問題上博弈的格局與位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是一個有挑戰性的話題。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中國經濟難以持續發展，正在走向崩潰。從現象上看，近來中國經濟的確很危險。就以房地產巨頭恆大集團而言，其負債就高達近2萬億人民幣。其次，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巨大。香港《南華早報》9月29日引述高盛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總額已由2013年的16萬億元增至去年底的53萬億元。彭博社報導指出，這個金額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2%，且高於官方公布的中國政府尚未清償債務總額。 再次，中國老百姓負債沉重。去年上半年，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發布了一份針對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涉及3萬多戶城鎮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情況調查報告。根據報告，中國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已經在破產的邊緣。總資產最高的前20%家庭，其總資產佔比達到了63%；前10%家庭的總資產佔比達到了47.5%，而最底層20%家庭，資產佔比僅為2.6%。換句話說，中國居民近一半的財富，是被10%的家庭牢牢佔有著。56%的家庭是靠負債購買房產，而房貸佔到家庭總負債的76％，而負債來源則以銀行貸款為主。這意味著，他們一旦違約，房子就會被銀行收走，變成赤貧，喝西北風。 但問題是中國經濟至今並沒有崩潰。是什麼原因造成中國經濟潰而不崩呢？ 專註於中國經濟研究的美國經濟學者葛藝豪不久前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走出對中國經濟的認識誤區》，提出了他的觀點。他指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恆大集團的債務危機、電力緊張以及中國政府對互聯網公司的整肅，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擔憂。但對中國暗淡前景的預測是不正確的。 他認為，恆大的債務危機源於政府去年開始的一項迫使房地產開發商減少債務的行動。「幾乎可以肯定，削減房地產業債務的努力將在未來幾個季度導致中國經濟增長變慢，但不會導致「雷曼時刻」，即一家負債纍纍的公司破產引發更廣泛的金融或經濟崩潰的情況。中國有龐大的儲蓄規模。」 「困擾中國大部分工業地區的電力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努力減少對煤炭的依賴造成的。」事實上，中國的打擊行動要解決的是對大型科技企業的擔憂，而這些擔憂也是世界各國政府同樣在努力應對的，儘管中國的做法非常專制。「中國永遠不會以一種讓純粹的自由市場主義者滿意的方式來運行本國的經濟。中國已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混合模式。儘管目前面臨很大的壓力，但中國經濟會繼續運行下去。」正如幾十年來所做的那樣，中國政府將繼續依靠政府指導和市場力量的結合：由政府來決定投資方向，由市場來決定日常結果。儘管中國有加強政府紀律約束的願望，但並沒有拒絕市場，因此活力將持續下去。 總結葛藝豪先生的觀點，中國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導致了經濟的混亂和衰退，但它的目的是化解風險和政府擔憂，儘管採取了專制的手段。只要中國政府不拒絕市場，經濟仍將具有活力。如果將葛藝豪先生的觀點用來解釋為什麼中國經濟不會很快崩潰上，應該說有一定道理。因為中國政府只要不採取極端手段，容忍市場存在，經濟不會很快崩潰。但如果他想說明，中國經濟將會繼續崛起則顯然是錯誤的。因為他沒有注意到中國經濟的危機實際上源自它內部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和缺乏發展的動力，亟待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一個專制國家能夠成功管理市場經濟，那就證明了中國模式的成功，但現實是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嚴重停滯，政府的行政干預並沒有促進經濟的發展，相反是在破壞它的運行。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中國經濟挺到現在呢？經濟學者何清漣的看法很明確，認為是美國強大的貿易需求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源頭活水。她指出：中美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你在這頭，我在那一頭，無論怎樣分析，都不得不承認現實：美國的消費需求是「中國製造」的源頭活水。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8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4.78萬億元人民幣，較同比增長23.7%，貿易順差583.4億美元，同比增加2.2%。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依次為第一、二、三、四大貿易夥伴。中美貿易總值為3.05萬億元，增長25.8%，佔12.3%。其中，對美國出口2.29萬億元，增長22.7%；自美國進口7524.2億元，增長36.5%。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54萬億元，增加16.9%，這個數字高於東盟的3660.2億，也高於歐盟的7519億元，按匯率折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今年前8個月約為1170億美元，高居第一。 「30年過去，中美之間早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商品供應鏈。目前美國的供應鏈危機，就源於產業鏈嚴重依賴中國。中國製造需要美國的市場，而美國一時也找不到中國的替代物。」 美國商界從來就沒打算放棄中國市場，這就是中國經濟雖然危機重重，但卻能挺到現在（包括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因素。10月22日《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披露：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華為供應商獲得113張出口許可，總價值約610億美元；中芯國際供應商獲得188張出口許可，總價值420億美元。儘管華為和中芯國際分別於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和所謂「實體清單」。但這些出口許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間發放的。 我贊同何清漣關於美國商界從未放棄中國市場的判斷，因為拜登的「競爭、合作和對抗」的對華政策已經表明了這一觀點，也就是一切以美國的利益為核心，不尋求衝突。美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自然希望發展與中國的貿易，這不影響它批評中國的人權和在南海的軍事對抗。但這個判斷局限於美國貿易的外部環境，然而中國經濟是否會崩潰還是取決於中國經濟自身。 到底是什麼讓中國經濟潰而不崩呢？我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從來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一直在干預經濟，人治也沒有轉變為法治。所以，當中國經濟出現危機時，政府會以行政手段調配資源化解。 舉例而言，一個企業資不抵債，按理說在市場經濟國家就應該破產，但在中國破產很難，因為法院不受理，不願惹這個麻煩。企業破產法規定企業不能償付到期債務，債權人和債務人就可以申請破產，但事實上根本做不到。企業破不了產，債權人如銀行就會起訴企業，採取訴訟保全的方式查封企業的賬戶和資產。但企業會以社會穩定為由，要求政府責令法院解除查封。中國法院沒有司法獨立，只是政府的附庸，於是該企業就可以正常經營。至於眾多小債權人抗議，自然會有警察和保安伺候。此時，債權人成了弱者，債務人超越了法律，成了強者。 更有意思的是，銀行作為最大債權人並不著急。如果該企業是國有企業則肉爛在公有制的鍋里，銀行並無責任，如是民營企業，有政府的維穩文件，銀行也可推責。而銀行的不良貸款有展期、借新還舊等方式讓它變成正常貸款。於是企業的危機就化解了。當然這是一個打引號的化解，實際上是延緩危機，最終將風險轉嫁到千家萬戶老百姓的存款上。所以，談中國經濟危機一定要聯繫政治危機，它最終會以政治危機的形式爆發。經濟危機會導致中國經濟衰退，就像一個人的衰竭一樣，當器官都運行不了，死亡就不可避免了。 葛藝豪先生說中國政府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混合模式。儘管目前面臨很大的壓力，但中國經濟會繼續運行下去。」但什麼是混合模式，他沒有說。 何清漣說美國的需求支撐了中國經濟，但這只是中國經濟潰而不崩的原因之一。導致中國經濟潰而不崩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手段讓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從而脫離經濟、法律領域。但問題仍然存在，並且演變為更加複雜嚴重的問題。就像中國政府面對恆大的債務，不是經濟救助，不是依法破產，而是要求恆大高管將自己的財富拿出來還債，否則監獄和刑訊逼供伺候。恆大許家印恐懼中國政府的迫害，可能會就範，但中國的憲法、公司法和物權法都被踐踏了。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民營企業也只有跑路的命了。這就是飲鴆止渴，暫時止了渴，但毒性蔓延全身，久而久之，命喪黃泉也就是時間問題了。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韓國電視劇《魷魚遊戲》全球大熱，早前我也看了。這個低成本的電視劇，創造出超過五十倍的投資報酬，成為投資方史上收視最高的影集，為公司帶來九億美元的收入。 這部電視劇的成功主要是創意，誰能想到這麼一個偏僻又奇巧的題材？根本很魔幻，又拍得「似層層」，從頭到尾高潮迭起。 整部劇從頭到尾抓住觀眾，就憑一個懸念：最後是誰拿到那筆巨款?等你看完整部戲，得知結果了，你會不會再看一次？我是不會了，得知結果整部戲就索然寡味了。 當然，不只是一個懸念，這個戲還探討了人性，人的貪婪與冷血，提出一個問題：為了一筆不義之財，我們可以去到幾盡？用台灣說法來表達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遠。 近日碰巧又看了一部韓國警匪片叫《以吾之名》。女主角父親原是警察，打入黑社會作卧底，居然加入黑社會，因販毒逃亡。女兒生日時父親回家送禮物，在門外被警察打死，女孩為報父仇又加入黑社會，被訓練成打手，派入警隊作卧底，自此亦正亦邪。 電視劇未看完，不知結局如何，但整部戲創意爆棚，故事出人意表，情節設計不落俗套，人物性格鮮明，對白頗有心思，很多動作設計都很奪目，像真度很高。片中有打鬥場面，正面拍手刃脖頸的鏡頭，刀架在脖子上一抹，鮮血直接噴出；還有兩人搏鬥，對方一刀貫胸，鏡頭直接拍到刀尖從傷者後背穿出。 鏡頭很血腥，但特效奇佳，不知港台影片能否做得出來。拍電影貴在創意，但沒有創作自由，什麼都免談。《魷魚遊戲》放在香港，政府會問：怎麼可以為玩遊戲隨便殺人？警察都跑哪裡去了？《以吾之名》鏡頭太暴力血腥，絕對不能出街。 香港電影也曾有過輝煌歲月，武打片風行全球，警匪片領一時風騷，一些寫實小品也曾一枝獨秀，可惜好景不常。近年為嘗大陸市場甜頭，電影界人才紛紛北上，拍了一些不像大陸片也不像香港片的電影，大多不成氣候。 吳宇森、許鞍華都是好導演，吳宇森到大陸拍了一部《太平輪》，以國共內戰為背景，野心是拍一部大時代的史詩級巨片。結果用上下集的篇幅，拍出一套空洞無物的影片，我看了上集，已不想看下集。 許鞍華拍《黃金時代》，以女作家蕭紅一生為題材，蜻蜓點水堆砌蕭紅一生瑣碎事迹，結果蕭紅只是走來走去的民國女人，不是亂世中追尋自我的女作家——很多蜻蜓點水合起來，還是蜻蜓點水。 他們失敗的原因，與創意當然有關係，更重要的是創作自由。香港導演對大陸歷史長河中跌宕苦難的人生缺乏體驗，沒有感覺，他們在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一回到專制體制下水土不服，不能放飛想像力，成功的機會很低。 只要立足於香港，香港還是可以拍出好電影的。反送中運動中，一部名為《夜更》的短片就令人印象深刻。篇幅很短小，描述一個夜更司機接載三批不同的乘客。在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的夜晚，小小車廂內有外面的時代風雲涌動，有司機與乘客的互動，有火花有深思。 日後如果有人投資，集合一批人才，以波瀾壯闊的香港民主運動為背景，一定可以拍出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恩有仇的史詩級大片，可惜這樣的機會大概已經沒有了。 10月27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根據這部最新法例，香港政府有權禁止「不利於國家安全」的影片上映。如果展映遭法律禁止的影片。相關人士最高可面臨三年監禁及一百萬港幣的罰款。 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香港再不會有影視作品的榮景了。非但影視，就是文學和藝術，也已經走入絕境。在中共的鉗制下，香港沒有了創作自由，沒有自由，創意也死了，被人扼住喉嚨，連呼吸都有問題，更談不上精神上無拘無束的放任馳騁。 創意未行，緊箍咒已下，自由被捆綁，藝術感覺在流失中。誰還敢貿然投資「政治不止確」的題材，誰還敢不受限制讓神思天馬行空？中共已對娛樂圈下殺手，電影公司早晚將派駐黨委書記，明星制度行將瓦解，連黃建新陳凱歌這樣的好導演都要去拍《長津湖》。香港導演演員，以後如果拍「手撕日本鬼子」的爛片，那也不必大驚小怪了。 連「香港加油」都犯禁了，近日林鄭更擺出清算建制派的姿態，以香港社會現實為題材拍電影，林鄭就成了曠世英雌，香港人就成了草民韭菜，那都成什麼世界了？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十月下旬，中共突然宣布，開始全面徵收房產稅的試點。中共突然推動房產稅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擠壓房地產泡沫，避免整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綁架的困局；二是為地方財政提供替代賣地收入的穩定新稅源。然而，這次中共當局挑選全面開徵房產稅的試點城市，不是為了幫助最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政府脫困，而是選擇當地政府最不怕徵收房產稅的地點。因此，房產稅試點五年期限內，試點城市的壓力並不大；而那些處於五年緩衝期當中、土地財政依賴度高的地方政府，才是壓力最大的。 1、房產稅突然落地 從2013年開始，中國一直有一個話題，那就是快要徵收房產稅了。有房子的人，沒人不討厭這個壞消息。但是，大家聽多了「狼來了」，漸漸也麻痹了，因為8年來房產稅的事幾乎年年提，年年不動。民眾心裡想的是，經濟那麼好，政府不至於動房產稅這點錢的腦筋吧？何況，老百姓對房產稅肯定不樂意，收房產稅一定會衝擊房價，政府當然會擔心，所以，大概政府研究一番以後會把這主意給擱下的。民眾的瞎琢磨好像還有點譜，因為政府並沒動真格的，只是放放風而已。隨著房價不斷上漲，房子似乎就從固定資產變成了金融資產；擁有多套房的人，看著房子就象看聚寶盆，讓很多城市家庭的下一代對自己將來可以繼承的財產信心滿滿。 去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財政部部長劉昆的文章，他提到，要培育地方稅源，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今年1月4日，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房產稅腳步漸近》，認為中共早晚會徵收房產稅；而徵收房產稅的結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財政收入來源，但整體經濟的消費將因此減少，從而導致服務業和製造業更加蕭條。 今年十月，習近平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其中提到，「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這話的意思就是，高層已經決定要開始徵收房產稅的試點了。消息一傳出來，社會上還沒反應過來，10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宣布，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試點周期為5年；根據試點實施情況，五年後全國人大或制定全國性房地產稅法並在中國全面鋪開。 於是，延續多年的「該不該收房產稅」的議論在中國消聲覓跡了，各種分析猜測紛紛出籠。因為誰都想知道，在哪些地方試點，誰需要交房產稅，稅率是多少；然後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看看想什麼辦法少交稅、不交稅。其實，要在房產稅的細節公布以前多明白一些細節，就得先知道中共突然推動房產稅的目的。 2、房地產泡沫突然破裂 房地產業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的支柱，它本身加上帶動的上下游產業，大約相當於GDP的三分之一，其作用舉足輕重。地方政府的錢袋子多半倚靠賣地收入，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績也依賴房地產業。更重要的是，整個金融行業已經通過給房地產業的貸款和給買房者的按揭貸款，與房地產緊緊地綁在一起了。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不敢在房產稅上輕舉妄動。 但是，恆大風暴很快延燒到整個房地產業，這突如其來的衝擊讓中共措手不及。一開始，中共希望恆大調動資金，把在建住宅項目儘快完工，好賣了房子還債；後來發現，恆大公司的資金已經不行了，所以高層10月下旬給恆大老闆許家印下令，要他拿出個人資產來啟動處於停工狀態的在建項目。據《南方都市報》10月26日報道，許家印私人掏腰包「大出血」之後，恆大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40個在建項目已經復工復產，預計年底會有32個項目達到合同規定的交樓時間。既然恆大這個中國房地產業最大的企業都不行了，其他企業的情況大概也好不了太多。 國家統計局10月20日發布的今年9月70個城市房價數據顯示，有36個城市的新房房價下跌；同時，52座城市的二手房房價下跌。《證券日報》10月21日報道，9月北京二手房市場全面「冰凍」，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比8月下降21%；全國許多開發商9月的住宅銷售額，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超過20%到30%。 3、中共開徵房產稅的兩大目的 恆大風暴的衝擊，刺破了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同時也給中共帶來了一個開始徵收房產稅的機會。中共之所以八年來不敢開徵房產稅，就是怕衝擊房地產市場。而現在房地產泡沫自己破了，房地產交易急劇萎縮、房價下跌、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大減這些後果，既擋不住，也捂不住了。 房地產泡沫自己破裂，去除了中共過去不敢開徵房地產稅的顧慮。房地產泡沫本來是對中共的威脅，過去中共擔心這個泡沫破滅，投鼠忌器，不敢輕易開徵房產稅，否則就會罵聲一片；現在，恆大風暴刺破了房地產泡沫，中共既然護不住，也就順水推舟，趁機擺脫房地產泡沫對自己的威脅，順便推出房產稅。對中共來說，它看到的是其中宣傳上的好處：推出房產稅所帶來的對房地產業的衝擊，和房地產泡沫破裂本身的後果混在一起，就可以減輕推出房地產稅的責任。 中共外宣官媒已經明確表示，要達到「不再讓中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綁架」這個目標，這次房地產泡沫自己破裂，反而成了中共走向這個目標的時機。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趕在這個時刻開徵房產稅的原因之一。至於中共開徵房產稅的另一個目標，用外宣官媒的說法就是，逐步解決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問題，通過房產稅，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穩定的稅源，充實地方財政，免得地方財政因為賣地收入萎縮而陷入困境。 4、從哪些城市開徵房產稅？ 中共全面開徵房產稅，計劃先在若干城市試點五年，然後完成相關法律的立法，做好在全國徵收房產稅的行政方面的準備，五年後便全國推開。對房地產公司和持有多套房的房主來說，當前他們最想知道的是，會在哪些城市開始五年試點？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南海全面推行房產稅的意向遭到很大阻力，最初提出在三十個城市試點，然後縮減到十個城市。而10月25日公布的中信證券研究報告則認為，這次房產稅試點的範圍又進一步縮小到四個城市，即上海、重慶、深圳、海南，試點城市名單將於今年年底公布。如果中信證券研究報告的說法被證實，那麼，實際上明年房產稅試點城市當中只有兩個是新增的，而另外兩個是早已試點多年的地方。 2011年，上海和重慶就開始了房產稅試點，但各自側重點不一樣。上海是針對本市居民新購的第二套或多套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購住房，稅率很低，一年徵收房產稅兩百多億元基本未引起什麼反彈。重慶則針對個人擁有的獨棟商品住宅、新購的高檔住房以及在重慶無戶籍、無企業、無工作的個人新購住房。也就是說，上海是對擁有多套房的居民徵收房產稅，而重慶則主要是對高端豪宅徵收房產稅。這次滬、渝再次被列入新的房產稅試點城市，不過是擴大徵收範圍，提高稅率而已。而深圳和海南才是真正的新試點地區。 中國各地經濟繁榮程度不一，各城市房地產供求不同，土地財政對當地的影響差別非常大。徵收房產稅，如果是為了填補地方財政窟窿為主，就會從地方財政情況最危險的地方入手開始徵收。然而，中信證券研究報告披露的房產稅試點城市似乎說明，實際上這次中共卻是從相反的方向入手，也就是，從最不差錢的城市開始徵收。為什麼如此？要找出答案，就需要分析地方財政的土地收入。 5、地方財政和賣地收入 地方財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稅收、中央財政撥款和賣地收入，其中賣地收入可歸地方政府自己支配。中央財政根據各種財政稅收政策，對地方政府會有數額不同的撥款。地方政府本身的稅收加上中央財政撥款，財政部門稱之為「一般公共預算」。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收入多於本地的財政開支，就需要向中央財政凈上繳地方稅收收入。2020年，31個省市當中，只有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北京、天津、山東和福建對中央財政凈上繳稅收；與此同時，23個省市政府本身的稅收有限，財政開支相當程度上依靠中央財政的撥款。 房地產業的膨脹，不只是滿足城市本地居民的購買，還吸引了城市周圍和輻射範圍里的外地人進城買房。只有大中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大力發展房地產，而中西部經濟落後省份縣城以下地區的房地產無法繁榮興盛，也收不到多少房產稅，這些地方的財政永遠依靠中央財政的補助。因此，房產稅主要是在房地產業興盛的城市徵收。 網上有一個44個房地產興盛的城市土地財政狀況的分析，這44個城市不僅包括北上廣深以及大部分省會城市，還包括一些經濟繁榮的地級市、縣級市。這個分析用城市的賣地收入作分子，地方稅收和中央財政撥款（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作分母，來計算賣地收入與地方財政常規收入的比例。我把這個比例稱為「賣地支撐比」，如果賣地收入高於常規收入，比如超過百分之百，就說明這個城市的財政主要靠賣地收入來支撐。 這44個城市當中，20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超過100%，其中佛山是180%、長春和南京都是153%、武漢和廣州都是150%；另外，有19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在50%到100%之間；只有5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低於50%，其中大連是47%、煙台45%、上海42%、北京36%、深圳27%。按照中信證券研究報告透露的信息，這5個「賣地支撐比」低於50%的城市當中，有2個城市被選為這次全面徵收房地產稅的試點城市，即上海和深圳。 6、為何不選「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試點房產稅？ 這次開始房產稅試點的地方，之所以可能選在「賣地支撐點」低的城市，應該是因為：選在這些城市試點5年，房產稅高低不太影響當地的財政收入，這些城市政府會比較沒有抵觸情緒；其次，這些城市中，上海、重慶已經部分徵收房產稅十年了，操作起來輕車熟路，只需要擴大徵收範圍即可。深圳、海南雖屬新試點地區，但深圳的財政充裕，可以把房產稅率定得比較低，而當地中產階層的人均收入高，對房產稅的社會抵觸會比較小；只有海南的海口、三亞可能「賣地支撐點」稍高，許多房主都是冬季「候鳥」，主要居住點在北京甚至東北各地，對這些外地房主試點新征房產稅，可以發現徵收時的難易度。 早在恆大風暴爆發以前，各地的賣地收入就已經開始萎縮了。國家統計局公布3季度經濟數據時披露，全國房地產公司1-9月為建住宅所購置的土地面積下降8.5%，這是房地產業相對萎縮的開始，同時也意味著地方財政的賣地收入下降。路透社對中國財政部10月22日公布的數據計算後發現，9月全國的土地競拍收入為5,703億元，下降了11.15%，而8月下降17.5%。 賣地收入下降，對那些「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財政衝擊大得多。這些城市的房地產開發火熱，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這些城市過高的房價就下跌很快；若同時在這樣的城市開徵房產稅，對地方財政的打擊會格外狠，地賣不動了，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會突然垮下來。 這些城市政府將面臨艱難選擇，要轉向不靠房地產開發的經濟發展肯定不容易。而已經賣出去的地，如果不繼續蓋房賣房，當地會出現「恆大」現象，拖累金融系統，中南海必定要追究；如果繼續玩房地產泡沫，且不說民眾是否願意繼續買房，就算蓋了房賣得出去，五年後全國實行房產稅，豈不是挖坑讓買房戶往裡跳嗎？那時候開徵房產稅的社會反彈必定比其他城市更大，房產稅收不上來，地方官照樣吃不了兜著走。 從這個角度去看，被選為五年試點房產稅的城市，可能是當地政府最不怕徵收房產稅的地方；而五年緩衝期對那些「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來說，才是真正的考驗。五年解決自己的難題談何容易，搞得不好，就變成了地方官前途的五年「死緩」。
周梅森的《人民的財產》這部劇完成數年之後，慘遭演員換臉、刪減後，終於易名《突圍》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播出。按如今這個節奏，大約在六中全會召開那天之前播放完畢，這當然是中宣部的精心安排。 國內人評價這部劇，多著眼於演員的陣容與演技，還有人質疑程端陽這個全國勞模培養出三個央企高管徒弟的真實性。創作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作者創作要有發揮空間，因此我更感興趣為何在此刻推出的政治考量。 這得先了解一下這部劇的梗概。 周梅森的小說《人民的財產》（《人民的名義》姊妹篇）數年前就完成了，故事依然發生在漢東省京州市，時間則在《人民的名義》反腐風暴之後半年，講述國企京州中福在中福集團八十年慶之前八十天內發生的故事。京州中福面臨巨大困境，賬面巨虧十五億，其中既有市場變化的因素，也有國企必然存在的腐敗問題。一場意外的爆炸，終於將棚戶區改造的五億資金去向，擺放到地方政府與京州中福公司這兩大勢力的檯面上。整個故事以此為中心事件，將各種尖銳複雜的矛盾與人事關係逐步暴露，黨政高官、企業高管、社會各界、底層弱勢群體，各方神聖紛紛登場。小說內容涉及國企改革、棚戶區改造、銀企險企、民間借貸等，從歷史到現實，從國企到民企，從政府高層到民間，幾乎就是今天中國的縮寫版。作者不急不徐，通過現實問題讓社會各階層聚集到舞台上，還真有點作者自許的「當代清明上河圖」的況味。 《突圍》的主角中福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齊本安說是「空降」，其實並非外人，他是中福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林滿江的師弟，自己人。劇中，林滿江、石紅杏、齊本安三人都是出自全國勞模程端陽門下的師兄弟，多年來奉師命「共同進步」。本劇易名為《突圍》，雖然有政治考量，但也符合劇情：齊本安履任京州中福公司的董事長兼黨委書記之後，面對各種意想不到的矛盾——局中局、套中套，尤其是涉事人員基本就是多年有提拔之恩、共同進步之誼的同門師兄、師姐，他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不作為——事實上做不到，省、市兩級紀檢步步緊逼，人證、物證俱在，他沒有可能放著線索不查，如果那樣，「懶政」這頂帽子正好套在頭上；另一條路則是從牽纏不清的人事關係中破繭而出，有如突圍。因此，用《突圍》作劇名，確實也符合齊本安們的現實處境——國內劇評當然不會提到齊本安的處境與中共掌門人習近平十餘年來的處境類似，但在觀劇的過程中，確實會讓人有這樣的聯想。 周梅森將林、石、齊三人的關係描繪成同出自全國勞模程端陽門下的師兄弟，多年來遵師命一道「進步」（中共元老陳雲談培養接班人時說過，「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靠得住」）——這樣的全國勞動模範當然有，比如那位「萬年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申紀蘭被爆料全家都是高官巨富，只不過申紀蘭照顧的都是自家親兒女。類似的虛擬血緣關係在中國，只有「紅二代」這個群體可以類比，他們沒有血緣，只因父輩是中共開國元勛，才有了政治利益這條非常牢固的紐帶。今年中共建黨百年大慶，紅二代們按父輩爵位在慶典上游車河，說明習近平雖然「虛其位」（讓紅二代不能干政）、但「榮其爵」，知道自己從哪裡來，骨子裡高度認同這種虛擬血緣的政治紐帶。 中福集團的「林家鋪子」，其實就是中國政治中無處不在的幫派政治，這倒不是中共創造發明的，歷朝歷代都有，有中共特點的是結幫拉派的紐帶不同於歷朝。比如，興科舉之後的朝廷幫派有出身同門（科舉考試同一座師或者同年進士）、或者政治觀點相同（如明代東林）、也有因地緣而結幫派的（江浙一帶科考取士，江浙為冠），但《突圍》中的幫派央企中福集團的「林家鋪子」，卻是以全國勞模程端陽女士為紐帶，這確實很有時代特點。據周梅森自述，他的兒時夥伴里，有些人因礦難成了孤兒，他們就是故事裡的林滿江、石紅杏、齊本安：「三個半大孩子被工會的老主席帶到礦工新村程端陽家，黨組織把失去父親的孩子連同一沓包在手絹里總共300元錢，交付給程師傅，囑託她替組織把孩子們帶大，教他們一門技術。」程端陽訓徒教子無術，親兒子皮丹是她的人生負數；但馴徒有方，三位學徒都成為國企高管，最後終於成就了「林家鋪子「這支勢力。以集團董事長林滿江為首，核心人物有京州中福的原掌舵人石紅杏，今掌舵人齊本安，以及一無是處的皮丹等人都是林家鋪子的重要成員。 這種政治集團，在中國官場中結成一個又一個「無物之陣」。所謂「無物之陣」是指：分明被一種敵對勢力包圍，卻找不到明確的敵人，當然就分不清友和敵，也形不成明確的戰線；隨時會碰見各式各樣的「壁」，卻又「無形」，因而敵人也在隨時變換 。齊本安遇到的就是這樣的「無物之陣」。小說的年代是2013年，那年正逢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開始反腐。這些年來，習近平的政治「突圍」與齊本安極其相似：出道、升遷的助力，得自於他的「紅二」身份、看起來無害（尤其是與薄熙來的咄咄逼人相比更顯突出），以及履歷的乾淨。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之後的反腐， 與齊本安到京州中福集團任職的經歷也極其相似，難免要觸及那個成就他、造就他的小集團的利益，最後與提拔他的黨內恩主反目相向。直到如今，習近平還在從事各種政治清洗，包括他上任後任命提拔的黨政軍警各種人物——當然，齊本安的位置遠比習要低，涉及的範圍就一國企而已，Size不同，但事理相通。 《突圍》一劇以小見大，以一個央企與地級市作為展現各種矛盾的中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央企與地方政府的微妙關係、當地政治集團的裙帶關係、官場中的任人唯親、政商關係、地方政府及央企與銀行的關係、金融衍生集團（財富神話公司）、甚至媒體、媒體人的存活之道全都躍然紙上，甚至連中國調查記者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秦小沖的遭遇、性格都很鮮活。所有這些，都有現實作為參照物。 回到現實。事到如今，海外各種分析已經與兩年前大不相同，那時還有各種真假虛實難以辨識的小道消息，比如北戴河會議、元老們不滿、軍中政變等等傳出；現在則公認黨內已經沒有挑戰習的力量。宣傳部門在十九屆六中全會這個當口放這部電視劇，政治用意非常明顯：習近平正帶領黨內的正直力量在「突圍」，這個「圍」就是一個「無物之陣」。習近平的苦惱在於：他聲稱的黨的利益與理想，除了黨的統治之外，其餘空無一物；但腐敗官員卻在在皆是， 如雨後春筍，抓不勝抓。我猜想，面對此情此景，習近平會經常想起煤山君那句「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周梅森擅長駕馭大時代題材，這方面的能力可能只有日本作家山崎豐子堪與比肩。他這部小說、這部劇當然不是為十九大六中全會而寫，但不妨礙中共宣傳部門裁剪利用。從國內來看，習近平的政治生涯只是中途；從國際局勢來看，中美之爭剛拉開序幕。可惜這部劇寫的是2013年，那時中美還是「戰略夥伴關係」（劇中人物屢屢借用這個詞），真希望周梅森再繼續跟進，續寫「漢東風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現在國內網上最熱鬧的，是明星和異議人士的緋聞。只要是被懷疑妨礙了習近平當皇帝的，馬上就會發生各種緋聞，讓你社會死亡。而國際上最熱鬧的則是台海危機。這不但和世界局勢有關，也和咱們中國人的前途相關。已經大喊大叫七十年了，現在卻還搞不清楚和統還是武統的問題。 習近平這些年來一邊演練武統，一邊不斷高調宣稱不放棄和平統一。西方的分析家和媒體就有點兒懵圈兒了。之所以懵圈兒，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講信用的環境里，習慣性地認為共產黨也遵循孔老夫子的名言：人無信不立。 遺憾的是，共產黨遵循的是鄧小平的名言：無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用學者的話說，就是實用主義，只要結果不講過程。所以在熟悉共產黨的大陸老百姓看來，和統武統都是真話，要看時機、條件和需要而定。 我們先來看看條件。最不利的條件就是國際環境。這些年來的戰狼外交，搞得天怒人怨。可以說這讓共產黨動輒得咎，如果再搞出一場戰爭，會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屆時西方集體援助台灣，周邊國家紛紛找麻煩，就沒有一絲勝算了。很可能導致共產黨跨台，就像蘇聯解體。 第二個不利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的腐敗治軍。這導致軍隊官兵離心離德，戰鬥力大幅度下降。軍官的升遷也遵循以腐敗為主、拍馬屁為輔的逆淘汰規則，大部分軍官的權威和軍事素養接近於零，而且因為愛錢而怕死成了普遍規律。這樣的軍隊能對付八國聯軍嗎？歷史已經給出了前車之鑒了，靠煽動民間的義和團，只有負面作用。 第三個不利條件，是習近平在香港的蠻幹警惕了台灣人民，讓統戰間諜們幾十年來的滲透毀於一旦，和平統一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除了幫助民進黨競選以外，就是成為國民黨的票房毒藥。在這方面，愛錢如命的台商和演藝明星們也幫不了什麼忙，收買他們就是白扔錢。 總之，習近平周圍的馬屁精們，會列出無數有利條件來忽悠他。如果中共內部更無一人是男兒，那就只好加速崩潰吧。我不反對，越快越好，只擔心蘇聯的模式。 至於需要，中國不需要解放台灣來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這個不言自明的道理，用不著和一幫狂熱的愚昧之徒講解。但是共產黨和習近平有沒有這個需要呢？就得另說著了。 共產黨在最危難的紅軍時期，需要炒作抵禦外敵來給自己解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現在的共產黨到了幾乎滅亡的時刻嗎？好像沒有。那就只剩下習近平有沒有需要了。如果他認為有必要靠一場戰爭來保衛他的皇帝地位的話，冒險發動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不是沒有可能。剩下其它的就無所謂了，管它洪水滔天呢？沒有咱小習的前途，那就不叫前途。 所以台灣的人民必須支持自己的政府，加強各方面的軍事外交措施來鞏固自身的國防，特別是要防止共產黨在輿論媒體方面的洗腦。對習近平和共產黨來說，什麼是機會呢？就是在台商和間諜的忽悠之下，把錢看得比安全更重要，自以為高明和大陸玩統戰遊戲。這就是武力統一的機會來到了。 當大部分人都沉浸在和平主義的夢幻里的時候，你以為共產黨會有耐心等待嗎？那種形勢下，現在反對開戰的中共高層也會改變主意，這就是他們認為的武力統一的最佳時機。還好韓國瑜沒有當選，習近平錯過了馬英九的最後任期；也是因為那時候小習的地位還不穩，有心無力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月19至23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召開每兩個月的例會。閉幕時，人大委員長栗戰書講話，突然拋出五個堅決反對：堅決反對、抵制和防止西方所謂「憲政」、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司法獨立的侵蝕影響。 按理說，對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而言，這五個反對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身為習家軍人物的栗戰書上任人大委員長多年，直到臨近最高領導層換屆，才突然並首次拋出這種提法。背後必有玄機。 聯想到十年前，即2011年，也是在即將換屆之前，門出「上海幫」（江派）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突然拋出「五不搞」的提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對照之下，栗戰書的「五個堅決反對」，幾乎就是吳邦國「五不搞」的翻版；而他們的身份也一樣，都是主管立法的人大委員長；拋出這種說法的時機也一致，都是在最高領導層換屆前夕、各自即將卸任之前。這兩人，一個是江派大員，一個是習家軍要角，殊途同歸，反映了保守派和極左派勢力在中共內部的根深蒂固。 可以推斷，栗戰書和吳邦國拋出「五不論」的背景也相似，那就是，在黨內出現了不同聲音：黨內有人、或者有政治派別主張推行民主與憲政，如多黨制、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 如果類似呼聲出現在民間（其實一直存在於民間），中共領導層根本不予理會；但如果類似呼聲出現在黨內、尤其出現在中共高層，領導層中的一些人就會坐不住，忍不住要找機會反擊。 吳邦國拋出「五不搞」，正值胡溫時代的第二個五年任期。時任總理的溫家寶，開始談論政治改革，而且言論一天比一天大膽，他的說法是：「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溫家寶還在記者會上表示：「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作為保守派和極左代表人物的吳邦國，拋出「五不搞」，就是針對溫家寶的「政治改革」。當溫家寶把政改論述納入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之後，吳邦國也毫不示弱地把他的「五不搞」納入了他自己在人大的工作報告。 回頭來看，同樣是保守派和極左代表人物的栗戰書，忽然拋出酷似吳邦國的「五不論」，究竟針對誰？鑒於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高壓氣氛，從表面上很難看出誰是當今中共高層里的溫家寶。但當他們關起門來開會，無論是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還是北戴河會議，就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他們中，有人表達出了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思路，按照中共語言，叫做「路線鬥爭」。就是在內部辯論中國應該走什麼道路。前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俞正聲曾經說過：「我參加政治局會議，我們很多問題都是敞開討論的，經常開會，它反映了各種利益。」 說穿了，栗戰書突然拋出「五不論」，針對的就是黨內的反習陣營，或是團派人物如總理李克強和政協主席汪洋，或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又或是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等等。由此證實，黨內兩派，習陣營和反習陣營，在遠比外界想像的更為激烈的權力鬥爭中，交織的還有激烈的觀念博弈、思想交鋒、前途和命運的論戰，即，路線鬥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看了你前段時間❛武統台灣十大益處❜的演講視頻，不禁令人懷疑你作為學者的良知。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人際糾葛，出於善意，我們都是堅持息事寧人的態度，勸和不勸架，大家和睦相處，而你呢，卻抱著看戲不怕台高的心理，恨不得台海兩岸立馬開戰，中國人互相殘殺。我想任何一個愛好和平的中國人都會譴責你的這種惡劣行徑。 你對台灣一貫持武統的態度，你的那些言論，如，二十萬台軍在解放軍面前就是一堆肉，雖極盡惡毒之能事，但畢竟你還提到了道德代價、歷史代價，最好不要走到那一步…總算沒有完全泯滅人性，尚讓人有忍耐的空間。然而，你近期關於❛武統台灣十大益處❜的演講，就徹底突破了做人的底線，足以顛覆我的三觀！ 連中共政權都承認海峽兩岸都同為中國人，自鄧小平時代開始，大陸當局就稱台灣人為同胞。武統台灣不就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內戰的延續嗎，中國人打中國人打了幾千年，還不夠？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後人應該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而不是讓歷史悲劇重演，而你卻處心積慮鼓吹武統、力諫武統，那你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麼呢？史鑒使人明智，冀君銘心！ 你顛倒黑白，說武統台灣只是拿回你爺爺失去的領土。這不是公然胡扯嗎，你爺爺丟失的土地不是台灣而是至今還被蘇俄佔領著的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寶貴領土！1949年之前，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1949年至今，中共從未統治過台灣，台灣在台灣人手裡。試問，你的共產爺爺曾幾何時得到過台灣啊，既然從未得到，失去又從何談起？如果你真有良心，就應該說，中共1949年強佔了中華民國大陸領土，武統就是為了擴大搶劫成果，強佔中華民國台灣，強行國有化台集電。這才像句人話，因為真實！ 你還宣稱，武力攻台一旦開打，美國和西方國家都不會插手，因為他們都是投機分子，誰是老大就跟誰跑，你這不是故意故意誤導大眾嗎？事實剛好相反：1950年大陸就企圖武力攻佔台灣，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分治格局正式形成。那時候中共的海空軍力量都不是美軍的對手，武統作罷；1996年台海危機爆發，美國航母編隊駛入台灣海峽，粉碎了中共的武統圖謀；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的軍艦每年都要穿越台灣海峽，戰鬥機也在台灣起降，美國甚至有駐軍台灣的打算。難道這些都意味著美國不會插手台海戰事嗎？解鈴還須繫鈴人，你把美國置於台海戰事之外，不是明擺著掩耳盜鈴嗎？依我看，你是特意給習皇帝挖坑，習帝若回過神來，你的處境就大為不妙了！ 事實明擺著，每當台灣有事，美國都及時出兵，你憑什麼說，習近平武力攻台，美國會袖手旁觀？美國不懼身經百戰的毛太祖和鄧太宗，難道會害怕連紙上談兵都不夠格的習皇帝嗎？！僅僅因為現在中共有了航母？不是吧，姑且不談中共的航母落後美國一大截，即便是同等水平，中共海軍將領之中有誰曾經指揮過航母編隊作戰啊。作為學者，你身居象牙之塔，從未涉軍旅生涯，而你卻大談戰爭，拿打仗當兒戲。你曾說共軍只需幾個小時就可把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和設施全部摧毀，美國在太平洋七十年的經營徹底報廢。你自己聽聽你說的話，哪像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專業人士講的，與三歲小兒講的話沒什麼兩樣。既然如此輕而易舉就能打殘美軍，那1950年怎麼不打，1996年怎麼不打，2020年美軍戰機起降台灣時怎麼不打，就在幾天前，美國和加拿大軍艦穿越台灣海峽，還是不見中共打！你這是在自欺欺人呢還是只圖嘴巴快活？ 你成天盲目誇大中共東風導彈的威力，似乎有了東風導彈就無所畏懼，所向披靡，還指望靠東風導彈擊沉美軍航母，這純屬意淫。實情是，中美一旦開戰，雙方都會先摧毀對方的衛星定位系統，導彈發射立馬陷入困境。 然而，美軍的通信技術和電子偵察能力遠遠領先於中共，即便沒有衛星定位系統，美軍在海上也一樣得心應手。八十多年前的太平洋中途島戰役，美軍能以少勝多擊敗日軍，從而扭轉太平洋戰局，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美軍先進的無線電通信技術。而中共自建政以來從未有過航母編隊的作戰經驗，屆時被吊打就成必然。你若還沒有從❛厲害了我的國❜的迷幻中走出來，戰事一旦打響，你就立刻明白什麼叫空談誤國，殊不知，吹牛比空談更誤國！當年大清北洋艦隊也號稱亞洲第一 ，結果是，甲午海戰打得正酣，清軍的炮彈沒了，只有眼睜睜挨打，因為北洋水師購買炮彈的銀子被貪污了！你以為當今中國軍隊的腐敗程度不像大清嗎，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總之，劍術不精，用再好的劍也不敵劍術高手，何況你的劍還遠不如別人的劍，貿然亮劍不就是找死嗎？！ 虧你還有臉在演講中大言不慚地談什麼國際戰略，你連國際關係的常識都很欠缺：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洋霸權是美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台灣正處於第一島鏈的中心，更是核心利益所系。中共侵犯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會坐視不理？再說，台灣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也密切相關，台灣落入中共之手，日本的海上生命線勢必受制於中共，這是日本能忍受的嗎？中共武力犯台，美日一定會聯手痛擊中共。不光日本，就連英國、澳大利亞、印度都會跟美國站在一起群毆中共，理由很簡單：消滅中共、打垮中共、削弱中共同樣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 作為文科出身的你，應該具備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常識吧：自十八世紀開始，沙俄就不斷蠶食、鯨吞中國領土，不是豪奪就是巧取。每當中國有事，蘇俄則必定在背後捅刀子。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沙俄就出兵侵佔了整個東北三省；1969年中蘇發生珍寶島軍事衝突，蘇聯差點就對中共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若不是美國出面，中共國早就被打回舊石器時代了。史實歷歷在目，殷鑒不遠，你不至於昏聵到把蘇俄當成中共的盟友吧！你專門研究國際關係，難道不知道，近二百年來美國是對中國比較友善的國家嗎，美國何曾有負於中國，美國又何曾佔領過中國一寸領土，就連韓戰與中共的軍事衝突也是中共被蘇聯和朝鮮當槍使的結果，中美因此結怨完全拜蘇聯所賜！ 一百多年來國際關係發展的史實清晰地展示，大凡與美國友好交往的國家和地區，人民享有人權、自由、民主，生活比較富足，歐洲的如北約國家，亞洲的如日本、台灣等；大凡與前蘇聯友好的國家和地區，人民生活在專制之下，人權狀況堪憂，民主自由無從談起，人民生活窮苦。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先前西德和東德，現在的韓國和朝鮮，最突出且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當今的台灣和大陸了：海峽兩岸於1949年分治，台灣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經濟起飛，人民生活富裕，並實行民主選舉、政黨輪替，而在大陸直到上世紀末才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台商投入到大陸的資金幾乎占外資總額的半壁江山！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你不把最簡單、最客觀的事實讓習皇帝和全國人民知曉，而只一門心思糊弄習皇帝、愚弄老百姓，力勸中共與台灣同胞為敵，與美國為敵，乃至與國際社會為敵！我不禁要問，你研究國際關係難道是想讓中共國與國際社會徹底撕破臉嗎，你不知道中共國在國際上已陷入孤立之境了嗎。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要不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進入中國，又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大陸人現在恐怕連電腦都普及不了，就更別提什麼手機了！西方大國之中，美國是有大恩於中國的，從二戰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美國都對中國不薄。特別是最近幾十年，美國不遺餘力地幫助中國發展、進步，難道是想滅亡中國？真正亡中國之心不死的剛好就是北極熊啊，它還強佔著中國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金教授，我真的搞不懂你研究的是哪門子的國際關係，因為你連中國在國際上的敵友都沒分清楚，把敵當友而視友為敵，這不就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嗎。在敵友都不辨的情況下就貿然叫囂武力攻台，只會令親者痛仇者快，實在愚不可及！不少人尊你為❝國師❞，你竟然如此糊塗地為國謀事，不覺得內心有愧嗎？！ 習若武力攻台，歷史必將重演。北極熊即便不出兵新疆和東北，至少也會策動新疆和內蒙古獨立，這些都特別符合北極熊的利益，北極熊不願看到身邊有一個強大的鄰居。習近平有種叫板北極熊嗎，不收復被北極熊強佔的廣大國土，中國稱得上是完全統一嗎？統一中國的順序應該是：先從外敵手中奪回爺爺失去的領土，再與同胞謀求和平統一。這個順序顛倒不得，次序顛倒必然亂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代人尤應深思！對北極熊亮劍是英雄之舉，也是雪恥之舉。犯強華者，雖遠必誅；對同胞舉刀是愚蠢之舉，也是懦夫之舉。同室操戈，為天下笑！ 儘管你苦心孤詣地列出了武統台灣的十大益處，洋洋洒洒胡吹了一大通，終究不頂中共俄爹的一句話：統一台灣無需武力！你說你研究國際關係，俄爹的意思你真的領會了嗎，普京為何說不需使用武力？普京這樣說只是在給中共撿面子，他不好意思直接說中共外強中乾，中共幾斤幾兩，普京心裡有數！連普京都說了不需要使用武力，難道你對國際關係和國際局勢比普京看得更透徹？普京才是貨真價實的國際關係專家，你只不過是忽悠的專家，打嘴炮的專家。 當今國際關係的兩大主流是和平與發展，作為國際關係的研究者，你卻逆流而上，極力鼓吹戰爭，唯恐天下不亂，這也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背道而馳。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和為貴，居家過日子講的就是家和萬事興，就連商業經營也秉承和氣生財的理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兵聖孫武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總之，自古知兵者非好戰，你非知兵者，何況，海峽兩岸遠遠沒有走到非得用戰爭才能解決問題的境地！ 你作為中共體制內的學者，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為這個體制搖旗吶喊，本也無可厚非。然而，你刻意迎合皇上建功立業的野心，百般邀寵，絞盡腦汁唆使皇上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同胞，不惜犧牲兩岸無數年輕人的生命，讓千萬個家庭陷於持久的不幸；不惜與西方世界為敵，使中國自絕於國際社會。不要說武統得逞的機會渺茫，即便僥倖得逞，最終也只不過是成就一個昏君的政治野心，於大陸十四億人民有百害而無一利。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與幾年前相比，中國經濟內在的問題依舊，只是中美貿易戰開啟之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內冷外熱」，外媒一片光明預測，中國自己則是「灰犀牛」與「黑天鵝」一隻不少地陳列。如今，中國當局嚴控言論，國內見不到有質量的討論，外媒一片聲地認為前景不妙，在野評論的「中美脫鉤論」甚是高亢，但決定是否脫鉤的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卻向劉鶴表示要再掛鉤。 與其討論幾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機因素，比如房地產將崩盤之類，還不如深究中國為何能挺到現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國經濟挺住的因素是否還能繼續起作用。 觀察中國經濟，GDP增速不能當真 其他媒體的危機論我就不說了，專業性很強的《華爾街日報》10月18日發表專研中國經濟的編輯和專欄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聲稱推動中國經濟前行的房地產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現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如果中國政府近期內無法出台更強勁的寬鬆政策，那麼支撐中國經濟三大支柱的負面因素疊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經濟下行的風險。 塔普林列舉幾大事實，證明中國經濟已陷入四面楚歌：電荒、房地產債務危機、海運航道不順，以及稍早出現的短暫但危害不低的Delta變異毒株引發的疫情反彈。他認為，這些因素使得中國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長既低於預期，又跌破5%，也並不令人意外。 我從來不將中國GDP增速當作一個重要的指標，主要是中國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強。那麼，世界銀行、IMF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數據應該夠權威了吧？其實我也歷來存疑，因為基礎數據是中國自己交付的，更何況前不久剛曝光一事：現任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曾在2017年時任世行首席執行官（CEO）的時候向世行人員不當施壓，要求將經濟環境報告內容修改為有利中國。以下討論塔普林列舉的危機因素。 中國經濟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國經濟現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產債務危機其實早就出現，房地產「一哥」恆大危機在去年就已經預告過，我曾專門寫過文章，當局只是沒按下「不救」這個按鈕，外部債主心存僥倖罷了。其實，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過是將房地產跳樓點從80層樓挪到了90層、100層，最終泡沫總要破滅。 Delta病毒對世界的影響不止中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在為疫情發愁。 電荒這事兒與9月10日拜登打給習近平那通電話有關，刻下美國將氣候變化當作頭等國策甚至最重要的國際事務，需要中國配合。就在那通電話之後不久，中國宣布拉閘限電（不是缺電），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女士則正式宣布對中國關稅實行「保留-豁免」，可以預期，一旦關稅問題有了著落，中國方面會逐漸恢復供電。 海運不暢這問題，影響的不只是中國，還有美國。美國目前正陷入一場罕見的供應鏈危機，港口嚴重擁堵，數十萬個集裝箱積壓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現了商品短缺、貨架越來越空的現象。一些能夠正視現實的美國專業人士終於發現：中美兩國之間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供方是中國，需方是美國，雙方原來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說明，除了房地產不可能再成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這個因素之外，真正讓中國經濟保持源頭活水的是美國需求，因為中美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你在這頭，我在那一頭，無論怎樣分析，都不得不承認現實：美國的消費需求是「中國製造」的源頭活水。 中國經濟的源頭活水：美國需求 中國海關進出口數據顯示：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8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4.78萬億元人民幣，較同比增長23.7%，貿易順差583.4億美元，同比增加2.2%。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依次為第一、二、三、四大貿易夥伴。其中，中國對前三大貿易夥伴均為貿易順差：對東盟貿易順差3660.2億元，增加8%。對歐盟貿易順差7519.6億元，增加21.2%。對日貿易逆差1822.5億元，增加47.8%。 美國數據我在此詳細列舉：中美貿易總值為3.05萬億元，增長25.8%，佔12.3%。其中，對美國出口2.29萬億元，增長22.7%；自美國進口7524.2億元，增長36.5%。值得關注的數據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54萬億元，增加16.9%——這個數字高於東盟的3660.2億，也高於歐盟的7519億元，按匯率折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今年前8個月約為1170億美元，高居第一。 美國對此的數據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與中國海關數據一樣，證明中國對美出口強勁增長。 美中貿易關係：資本與需求決定還是政治決定？ 美國對華貿易關係，現在面臨的其實是資本決定還是政治決定這個抉擇。 從歷史與現實來看，西方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與國的關係當中，商貿關係是決定因素，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起因，就是英國為了解決對大清的貿易逆差而販賣鴉片。中美之間自1990年代以來的關係，實際上也是資本起主導作用，但美國畢竟是世界大國，柯林頓總統為了履行大國責任，有了人權外交。中美之間政治上時有磕碰，但經濟上的聯繫卻越來越密切，在「比較成本」的導引下，美國本土製造業產業空心化，30年過去，中美之間早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商品供應鏈。目前美國的供應鏈危機，就源於產業鏈嚴重依賴中國。 美國方面現在對此有遲來的認識。密歇根大學教授斯里達爾·科塔（Sridhar Kota）和行業智庫MForesight的專家托馬斯·馬奧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發表過一項共同研究《這裡發明，那裡製造》，結論是：美國的對外依賴不僅限於低成本的商品，它沿著價值鏈向上延伸，而中國是其中大部分的關鍵。先進位造業中的離岸生產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在這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的戰略已經變成了「在那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美國必須採取大膽的措施阻止這種發展，並利用轉型技術重建國內製造業的實力，以實現國家財富的增長並保證經濟安全。他們提出，這些大膽的步驟需要一個具有全面戰略的中央機構，以及大量和持續的公共和私人投資，讓這些投資集中於轉化研究和製造業創新，鼓勵國內試點生產和規模化生產，授權中小型製造商部署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國國內培養國內工程技術人才。該報告說，如果美國不做這一選擇，面臨的將是「創新和製造能力繼續退化，導致美國成為無力支撐頂級軍力的二流經濟。」 以上的研究出於現實，慮之長遠。但是，無論是美國的商界還是政界，眼光越來越短視，三年以上的戰略布局，幾乎無人考慮，用民主黨領袖南希·波洛西的話來說，無法帶來選民的議案，她領導下的眾議院根本不考慮。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謂「帶來選民」的議案，幾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議案，沒人考慮製造蛋糕的食材從何而來，何以為繼。 多年來，希望中國經濟繁榮或者崩潰的文章，我見過不少。正如我一向論述的那樣，中國經濟從來就不像西方投行人士預測的那樣繁榮似錦，由於發展方式、道路的選擇非常短視，在促成短暫繁榮之時一定會埋下種種隱患，比如房地產；但中國經濟也決不會象外界預測的另一極，會在瞬間崩潰，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貿現狀顯示：中國製造需要美國的市場，而美國一時也找不到中國的替代物。這種強大的需求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源頭活水。 資本最聽利潤的話，美國商界從來就沒打算放棄中國市場，這就是中國經濟雖然危機重重，但卻能挺到現在（包括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因素。如果還不相信這點，請看10月22日《華爾街日報》發表驚人消息：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華為供應商獲得113張出口許可，總價值約610億美元；中芯國際供應商獲得188張出口許可，總價值420億美元——須知，華為和中芯國際分別於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和所謂「實體清單」。這些出口許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間發放的。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文鏈接）
2018年10月底，「韓流」正盛，意氣風發的韓國瑜接受媒體訪問說：「如果我當選高雄市長，高雄的所有街頭政治性抗議、意識形態的請願，全部不準。」這段話不僅違法也違憲，還褻瀆高雄民主聖地，顯示當時韓國瑜已經太得意忘形。高雄人怎麼可能容得一個從外地來，又禁止集會遊行的市長？許多人猜想，韓國瑜終於露出「馬腳」，「韓流」的好日子應該快過完了吧！ 但這樣的政治判斷顯然錯了。在韓國瑜說出這驚世駭俗的「禁止集會遊行論」之後，不但支持度文風未動，甚至還越打越高。他在不到一個月後，以摧枯拉朽的聲勢擊潰民進黨，拿下高雄市長，還帶領國民黨回到近年來罕見的高峰。 高雄人為什麼在當時根本不在乎韓國瑜說什麼，就是要把票投給他？有人說，是因為民進黨執政太久讓人疲了；有人說，韓國瑜有一種不同於傳統政治人物的特質，讓人期待；也有人說，反正只是個地方首長，就讓韓國瑜做做看。不過，福兮禍所伏，當時備受高雄人愛戴的韓國瑜顯然錯解了選民的意向，以為他怎麼做怎麼說，選民都會照單全收。他選上高雄市長之後隨即大剌剌地走進香港中聯辦，不到兩個月後竟又貪婪地起心動念選總統，最終不但帶著國民黨撞上冰山，就連好不容易掙得的市長職務也遭到罷免。 重新回顧韓流在台灣社會從暴起到暴跌的過程，有幾項啟示：第一、台灣的選民從來都不吝於給政治人物機會，特別是在地方選舉，選民的政黨成見很淡薄。第二、任何政治人物都應該居高（安）思危，選民對政治人物的愛戴與授權，隨時都會收回。第三、政黨攻防總認為「氣勢」很重要，不過，從2018到2020的兩場選舉是一個很大的反證，如果不是2018年的韓流氣焰如此囂張，不會讓國民黨誤判形勢，最後反而在2020年敗得如此徹底。 「刪Q」罷免案如火如荼，各方的合作其實是建立在幾項假設之下：包括新選出的黨主席朱立倫太需要這場勝利來證明自己，在地的台中黑派把此役當成奪回立委席位的提早決戰。最重要的，對國民黨而言，「刪Q」成功之後勢必能拉抬兩個月後的公投氣勢，也將銜接之後的「林昶佐罷免案」，若再與明年底的地方首長選舉連成一氣，繼續維持九合一選舉的優勢，2024政黨輪替就有望了。 不過，罷免是一種「被設定議題的負面動員」，與其說這是一場藍綠對抗，還不如說這是一場25％罷免門檻的衝刺賽，過程中真正考驗的是在地台中黑派的動員力。所以，若陳柏惟最後仍遭到罷免，它的政治效應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評估： 第一、這當然是黑派的勝利，不過，黑派的勝利未必是國民黨的勝利；在藍綠各自操作下，民進黨力挺陳柏惟，國民黨支持海線黑派，這剛好繼續深化「派系黑金」等於國民黨，國民黨等於「打壓年輕人」的刻板印象。從高鐵加開投票當日學生優惠票，隨即遭國民黨指控是要幫陳柏惟助拳，顯示藍綠早已在派系與年輕人之間選邊站。 第二、陳柏惟獲得正副總統及大批民進黨立委大力聲援，他早已是過去一個月以來曝光度最高的立委，加上通過罷免的票數很難高過陳一年多前當選的11萬2839票，陳柏惟屆時將無可免地成為一個「悲劇英雄」，也連帶地使得陳柏惟所屬的基進黨獲益。罷免原是要懲罰不適任的民選公職，但畸形的制度設計卻導致被罷免者註定成為一個「勝利的失敗者」。 第三、這一次的「刪Q」行動里，主導的台中黑派，配合的朱立倫黨中央，以及在一旁聲援喊燒的藍營支持者，三方雖以「罷免陳柏惟」為共同交集，但其實都是用對外鬥爭來掩蓋內部路線矛盾。這種戰鬥藍的鷹派思維，與當年的韓流風潮並無二致。 三年後再看「韓流」，那顯然是一場「贏了一場戰役，輸掉整場戰爭」的政治狂潮。如今，「刪Q」罷免案到底是整場戰爭？還是一場的戰役？或甚至連戰役都稱不上？藍綠兩黨在卯力攻防之餘，倒是應該仔細地想一想。 （全文轉自上報陳嘉宏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