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說 糞
2026 年 6 月 28 日
從2021年12月23日開始的西安封城，持續到2022年1月，上演種種悲劇，震驚國內外。看懂西安悲劇，只須讀懂西安人的三句話。 西安人說：外地人看西安，以為鬧的是瘟疫，其實鬧的是饑荒。 餓，飢餓，饑荒，成了這波西安封城的關鍵詞，也折射了西安的最大悲劇。12月23日，當局突然宣布封城，且奉勸市民不必搶購，宣稱物質儲備充足；但四天後，12月27日，當局又突然宣布封城加碼，原說每戶人家每兩天可以派一人外出購物的規定，瞬間取消。於是，飢餓和饑荒接踵而至。 這對民眾而言，是猝不及防，大多數人毫無準備，都痛悔說「中了物質儲備充足的邪」；對政府而言，簡單決策，粗暴施政，政令一刀切，且朝令夕改，還想當然。 作為政府，明知自己沒有能力為1300萬人提供食物，卻拒不通知市民提前儲備，還輕慢地告訴市民不必搶購囤積。市民怒批政府懶政，質問：兩年的防疫抗疫經驗，得來的就是飢餓封城？其實，哪裡是懶政、怠政、惰政所能形容？只有專政、惡政、暴政才能定義。 一日一餐，三日一餐，甚至三天都沒有吃飯……是西安城內蔓延的慘劇。反美電影《長津湖》的編劇黃建新被困城內，哀嘆：「我哪裡知道有生之年還能挨餓！」有網民譏諷他：何不吃凍土豆？（《長津湖》電影鏡頭） 這些年，每當有人談民主，共產黨或親共人士就說「民主能當飯吃嗎？」筆者曾無數次回答：民主就是能夠當飯吃！民主可以當飯吃，而且保障吃飯權；專制踐踏人權，甚至不保障吃飯權。舉凡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和北朝鮮的大饑荒，如果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享有民主權利、當家做主，能夠選舉和監督政府，統治者豈能胡作非為？豈能用錯誤的政策導致人為的饑荒？這次西安悲劇，再一次警醒世人：民主就是能夠當飯吃！ 西安人說：疫情沒有控制住，人倒真是控制住了。 不僅人被控制住了，而且像牲口一樣遭黨驅使。半夜三更來砸門，突然叫他們起床，長串大巴車把他們拉走。老人愁，小孩哭。當家的，哭笑不得。誰叫這是一個「黨領導一切」的國家呢？聽黨話、跟黨走，這是政府從不間斷的灌輸。或稀里糊塗，或驚恐萬狀，就被連夜拉到所謂隔離點。冰冷的鋼木床板，上下鋪，一間房四個人或八個人不等，任你們交叉感染。數九寒冬，沒有暖氣，沒有水，盒飯遲遲不來，孩子們餓得直哭。 原來，當局強求清零，並下達死任務，截至1月4日必須清零。乍一聽，以為是病毒清零，其實卻是感染人口清零。而清零的手段是如此簡單粗暴：航空學院的師生、雁塔區和其他區的居民、城中村的外來人口，連續幾個晚上，數十萬之眾，就被強制轉移到設在郊區縣市的隔離點（比如安康市下屬的縣市）。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病毒清零還是感染人口清零？究竟是對付病毒還是對付人？究竟是消滅病毒還是消滅人？ 西安人說：與其說是封城，不如說是封口。 西安封城，當局部署三萬警力，其中兩萬多用於維穩。防病毒還是防人？一目了然。網警晝夜輪班，忙於刪帖，任何有關西安的真相、西安人的抱怨、憤怒和痛苦，一律秒刪。於是，西安人改寫了辛棄疾的宋詞。 辛棄疾原詞：「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西安人改為：「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刪。」辛棄疾原詞：「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西安人改為：「青山遮不住，奈何他擋路。」 這裡的「他」，指的是習近平。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頑固堅持清零的愚蠢和病態政策。西安人不解，質問：他為什麼這樣惡待我們？就因為他也是陝西人？不禁讓人聯想到一句老話：「老鄉見老鄉，背後開一槍。」 作為最高領導人和陝西人的習近平，這一回，對西安的封城和飢餓，他沒有在公開場合說過一句話，拒不前往災區視察倒也罷了（他多年就不去了），竟然連個類似往常的「批示」都沒有！ 西安在新年前夕封城，習近平和中共高層，依舊在北京慶賀新年，舉辦新春茶話會，大搞排場，張燈結綵，歌舞昇平，吃喝自如。習近平在新年致詞中，隻字不提西安，彷彿那是中國境內不存在的地名；就如2020年，武漢在農曆新年前夕封城，習近平等人照樣在北京舉行新春團拜會，隻字不提武漢，彷彿那是一個中國境內不存在的城市。 窩在中南海深宮裡的習近平們，且不說毫無悲天憫人的情懷，就說與世界文明相距有多麼遙遠？這個遙遠的距離，恰恰可以測出中國人民的悲劇有多麼深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人過年的習慣是：報喜不報憂，甚至要封上灶王爺的嘴，連神佛都被迫報喜不報憂。好在年已經過了，可以說些實話了。今年可真是要過苦日子了，大家要提早準備。 連聲稱東升西降的小習書記，也不得不恬著臉說：經濟全面出問題，大家要準備過苦日子。果然，美國不給共產黨輸血，所謂的經濟奇蹟就煙消雲散了。中共前財政部長說，統計數據造假嚴重。即使造完了假，統計數據也說，去年有四百三十七萬家中小企業關門大吉，是三年前的十倍，這僅僅是占稅收一半的中小企業。 誰最倒霉呢？習近平沒說要停止國企做大做強，也沒說停止收拾大中小韭菜們，也沒說要拯救那一半的稅收。他只說，讓戰狼外交們繼續說好中國的故事，繼續反美反民主，繼續封住老百姓的嘴，繼續走他的專制復興，通往皇帝之路。 官商勾結的富豪們損失了財產仍然是富翁；娛樂明星們被收拾了不影響過好日子；在生存線上掙扎的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大眾，只能承擔倒行逆施的惡果，過苦日子了。不過忽悠愚昧的大眾還不是很難，對富翁羨慕嫉妒得仍然紅眼病；粉絲對明星仍然粉得不要命；五毛們也仍然能騙共產黨的錢。難怪成千上萬對現實不滿的人要紀念毛澤東，也就是想要打鬼，藉助鍾馗。 有什麼辦法走出這個困境呢？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馬格努斯說了：不改變共產黨的模式，那就是海市蜃樓。藥方不是秘密，中國成功了兩千多年的市場經濟，加上保障它的西方自由民主就是藥方。這個被人類幾百年來證明了的道理，小習和他的追隨者們就是不願意懂。 為什麼呢？想當皇帝是一個原因；想當土皇帝的成千上萬官僚資產階級，是小習書記的鐵粉。改變了共產黨的模式，他們的臉往哪兒擱？他們的非法利益誰來保障？他們很清楚，能夠進行超經濟的剝削全靠鄧小平設計、習近平發揚的所謂中國模式 — 也就是西方人不懂的「中國特色」，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模式。 中國古代的模式，曾經導致秦帝國維持了很短時間就滅亡。從那之後的王朝，都改變成為對官方和皇帝有約束的，相對自由和寬容的模式。它優於當時流行世界的封建農奴制，否則不會保持兩千多年的世界領先地位，不會有中國古代經濟社會文化的大發展。在這個問題上，五四那幫半土不洋的所謂進步派學者，企圖用對接西方理論的方式，說中國是封建社會。這既誤導了中國人一百年，也幫助建立了中共的一套理論，順便誤導了西方大部分學者和民眾。 不過，五四文人們的一個觀點是正確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治模式無論多麼寬容開放，也已經不能適合現代世界的發展了。必須推翻它，學習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先進文明。然而，在西方國家自私的打壓和錯誤政策下，來自蘇聯的政教合一的邪教模式勝利了，從此中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災難之中。 要改變國人的不幸和國家命運的不幸，就要回到一百年前的正確結論：學習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自由和人權，古代中國優於西方，缺的就是保障自由和人權的民主制度。一百年後的今天也證明了，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夠更好地保障自由和人權。學習蘇聯的政教合一加農奴制，只能讓中國人的命運倒退回兩千多年前，至少不會高於秦朝。 即使改了農奴制，沒有民主人權的鄧小平模式，仍然還是落後的模式。它既不可能趕上民主國家，也不會關心老百姓的生活。奴隸就是奴隸，你以為你是趙家人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目前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正處在政經相互影響，急速的惡性循環下，新的一年可謂前景慘淡。 2012年繼位的習近平，以紅二代的原教旨主義來確保他的紅色江山；在排除異己、加強獨裁之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部分，從「國進民退」到去年乾脆掄起大刀加以砍殺，真的到了山河變色的地步。 作為獨裁專制的共產國家，從20年前加入WTO的第一天開始，中國並不想真的融入世界市場。事關國計民生與國家安全的部分必須由社會主義經濟掌控，但是最活躍、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卻是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還虧他在中國中小企業尖端發展的浙江省做了4年的省委書記，並且在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上寫了兩百多篇的「之江新語」專欄，因為專欄由別人代筆，所以內文並非真正的「習近平思想」。 去年一年，中國的網路科技、房地產、補教，乃至網紅，都慘遭習近平砍殺，美其名曰「共同富裕」，可謂習大揮刀。「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相關業者哪裡想到改革開放40年，一夕回到毛時代。 大刀砍向內資，連台商都不能倖免，西方國家外資能不心驚？所謂共同富裕，沒收與捐獻的資金哪裡去了？老百姓並沒有富裕，而是進到習家軍的庫房，變成窮兵黷武、把中國人民變成炮灰的武器軍備；也滾進習近平的國際盟友、腐敗專制國家的貪官口袋，與被收買的、為習近平說項的西方國家政客與大老闆手裡。以暴力對待房產業而不是軟著陸，導致地方政府財政因為債台高築而破產。看習近平如何收拾殘局。 中國經濟的發展靠投資、出口、內需三個引擎來帶動，習近平的大刀首先嚇跑外資，遑論內資，破壞生產供應鏈也必然損害出口，內需更因為GDP下行與失業人口大量增加而減弱。作為經濟晴雨表而走在經濟前頭的股市，在全球15個主要市場中，中國即使中央銀行最近放寬銀根，上海綜合指數仍然排在第12位，僅在近來為疫情所苦的韓國與負成長的馬來西亞之上；而最後一名是號稱世界金融中心，也是中國金融櫥窗的香港，倒跌15%。因為習近平在香港濫施國安法，大肆逮捕，將選舉制度改為具有中國特色清一色中共認可的議員，而成為獨裁專制模範區。 原來美中貿易戰，美國準備限制中國企業的掛牌，現在卻是中國自己動手，打垮自己企業。市值蒸發7600億美元，讓美國投資者損失慘重，中概股成為「中丐股」。還有對共產黨缺乏認識的外國投資者「不信邪」來抄底，結果都被習近平送進套房。 全球許多國家都在為與武漢肺炎共存來推動經濟反彈與生活秩序正常化，中國則仍以清零為目標，犧牲經濟而採取極端的防疫措施。除了忙著人事換位，安排習家軍坐上寶座，實在看不出新的一年中國有什麼好兆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前，一部在推特（Twitter）上廣泛流傳的視頻，看來令人驚訝。影片中顯示在中國廣西靖西市，幾個違規罪犯被官員遊街示眾的案件。據《法廣》報導，視頻中可見四、五個穿著白色隔離衣的人，雙手被人以擒拿姿勢抓住，排隊在大街上遊街示眾，街頭兩邊還有成排的警察監督，罪犯胸前掛著大字報，印有各自照片，沿途還可聽到要求嚴守防疫措施的廣播。 祖宗家法？封建回魂？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防疫演習或恐怖電影拍攝現場，然而，影片內容流出之後，可謂國際圍觀、笑盡天下。不僅中國境內愛國網民以「文革再現」表達驚駭不已，有人質疑法律哪條寫有「遊街示範」的規定而心酸嘲諷，國際社會也以「笑料一則」視之。總之，這場「遊街示眾」的荒誕戲碼，道盡了中國社會封建舊習遺毒猶存，更是21世紀人類文明一種「反進化」的奇聞怪事。 在中國傳統的封建宗法體制中，最為普遍且具心理震撼的懲戒手段就是「羞恥文化」，無論是宗長調停或公堂判案，「丟人現眼」最為眾人所懼怕。例如，把「姦夫淫婦」的木牌掛在胸前，送上街頭，最具道德懲戒作用，把極惡重犯斬首示眾，懸掛高梁，最收殺雞儆猴效果。然而，人類已進化至21世紀，中國境內依然還有藉助如此祖宗家法懲治犯人，乃至運用文革時期的「群眾公審」來教化人民，真不知是歷史回魂？還是古法復辟？ 法治荒原，人權掃地 不勝唏噓的是，一方面中共運用尖端科技，通過臉部辨識和生物數據，對人民進行數位監控，一方面又沿用封建古法，以遊街示眾對犯人施以羞辱懲罰，一邊是「老大哥」，一邊是「老祖宗」，這種「超前」與「返古」的巨大反差，驗證了中國社會的法治荒涼、人權掃地。 現代法治社會，採行罪刑法定主義，即使犯人也有人權。犯罪嫌疑人的處置莫不經由「法庭」而非「街道」進行審理，司法案件必須經過立案、調查、起訴，再經控辯雙方言詞辯論之後，若無罪則當庭釋放，有罪則發監入獄。中國大陸自江、胡時代以來，法治教育、依法治國已宣導多年，即使法治荒原，也非寸草不生。廣西執法者畢竟離古代社會相距甚遠，即使法治思想薄弱如絲，也難以想像傳統古法竟能隔世再現，對自己人民禽獸以待；然而，此一遊街示眾既非法令宣傳的街頭劇場，也非嘉年華化妝遊行，如此荒誕，必有原因。 「新毛澤東主義」─歷史回潮 按理，廣西遊街示眾事件應屬少數，人們不應以偏概全，是否應該看成與新疆維吾爾相同的「再教育事件」？或許，遊街示眾地區位於靖西市安寧鄉，鄰近沿邊公路，地處中越邊界，時有走私偷渡，屢罰不聽、屢禁不止，如今越界染疫，地方政府不得不嚴刑峻罰，重懲警告。或許因為中共對於疫情防控堅持採取「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壓力重大，必須法上加法、罰上加罰；或許對廣西地方政府而言，西安千萬人口尚且一夜封城，區區幾人遊街示眾不過「小巫」一件。 但實際上，中共最高公檢法早在1988年就已公布堅決制止犯人遊街示眾的通知，迄今也已堅決了三十多年，然而，面對外界質疑，靖西市公安部門12月28日發布消息，宣稱四名遊街示眾的嫌疑犯，違反了靖西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十個一律」的懲戒措施，對於違法者，必須在其生活之公共場所張貼公告，並通過媒體宣傳通報曝光。當地政府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現場懲戒警示活動」，是按要求處罰，「遊街示眾」舉措並無不當。如此看來，地方政府不僅視中央法令為無物，知法犯法，甚至振振有詞宣稱合理合適。顯然，法治觀念蕩然無存。 既然中國今日已非清朝，與其說遊街示眾是封建古法復辟，不如說是歷史記憶的溫故，文革歷史的回潮。自習近平執政以來，厲行的是避走改革開放、逆反黨內民主的「新毛澤東主義」。儘管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但在諸多習近平的「治國理政」之中，看到的是文革遺風、毛式治國、領袖威權、個人崇拜。幾年的造神運動下來，若說文革記憶再度復現，革命行動再次復活，人民的思維出現歷史倒退，其實既不誇大，也不稀奇。 辛辛苦苦三十載，一夕回到文革年 既然被鄧小平宣稱災難深重的「十年文革」，可以被習近平改調變成「歷史征程」，一時之間，文革變成「黨的歷史遺產」，那文革之法豈不便宜好用？文革舊規豈不合理正當？歷史倒錯、記憶重返，難道真是辛辛苦苦三十載，一夕回到文革年？從中國東南沿海至西疆邊境，隨地儘是懸掛習近平的畫像或看板，從大街鬧區到市井小巷，到處可見習近平的視頻播放或宣傳講話，當人們看到的習主席像似「毛主席附身」之時，是想，文革時代與今日有何差異？「習主義」與「毛主義」有何不同？人民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之下，不覺之中回到文革盛世，腦中記憶自動回魂。如此看來，廣西遊街示眾運動，豈不都是自然現象、理所當然？ 既然政治上講階級鬥爭，與西方反華國家不得和平共處，在疫情治理上採取一隻病毒都不放過的「清零」政策，封城、鎖路、橫木釘死患者家門、關押報導疫情實況的公民記者、乃至搶劫醫用防護物資、制定「健康碼APP」、對疫情受害家屬的維權訴訟不予審理、疫情稍緩即強制復工，以及今日違反防疫者街頭懲戒等等，豈不與「文革思想」前後連通、一脈相承？這種「運動型防控」與文革時期「打倒資產階級走資派」，豈不邏輯連貫、歷史傳承？ 中央數位侵權，地方人身踐踏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如果中央可以數位監控侵犯人權，地方何以不能人身踐踏、羞辱犯人？同樣都是中國人，中央可以關押異議份子，地方為何不能欺負平凡百姓？但是，試問，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羞恥文化」懲戒人民，那中共高層的「無恥文化」(例如包養央視情婦、張高麗性侵事件)是否也應送上街頭？ 即使認定廣西遊街示眾應屬少數事件，但全國地方政府濫權行為可是多如牛毛。例如湖南省永興縣「大頭娃娃」事件，是地方政府勾結無良廠商，誇大宣傳一種含有「倍氨敏」的嬰兒配方奶粉，導致幼兒出現體重下降、頭骨變形等現象；同樣事件也發生在廣州，近60名家長控訴10 多家醫院推薦「貝兒呔」、「敏兒舒2號」兩款問題奶粉，導致幼兒出現營養不良、成長遲緩現象。面對這些侵害事件，地方政府和法院從頭到尾置若罔聞、不理不睬！ 實際上，中央的數位監控旨在「維穩保共」而非「維權護民」，地方政府深諳個中「針對性含義」，當然就不怕欺壓百姓會構成違逆中央。換言之，中央對異議份子的監控密不透風，但地方政府的失職怠惰，包括這次廣西以防疫為借口而濫權，只要不是疏於「打擊異己」，中央也會開窗透風，不致遭到上級的懲罰。換言之，異己不打將受懲，侵害人民無所謂，凡是懲罰妨礙中共統治威權之人，即使踐踏人權也是合情合理，同理，一般尋常百姓因為無力反對政府，即使遊街示眾也無傷大雅。在此「人權不是問題」的政治標準下，地方政府違法濫權之事自然堆積如山。 中國社會的「反進化」 廣西遊街示眾事件，不是駭人聽聞，而是社會百態，即使官方宣稱是一種具有群眾教育作用的「現場懲戒警示活動」，實質卻是一種人格羞辱、傷害人性的激越行為，反映出中國一個法治薄弱、人權低落，缺乏正當法律程序的非文明國家，反映出中國一個政治高於法律、法律為政治服務的「政法社會」，甚至反映出一種封建遺風、文革回潮、人性倒退的「反進化」現象。常聽大陸人如此說：在中國，要嘛有錢，要嘛有勢，要嘛政治正確，要嘛不問是非；若非如此，平民不值錢，百姓不是命，人權不足惜！ （※作者為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的案件有了結果。利伯大約在2010年前後被中共收買，加入了中共拉攏國外學者、讓他們「帶槍投靠」的「千人計劃」。美國聯邦調查局於去年1月，在哈佛校園裡將他逮捕。關於利伯案件的大致情況，自由亞洲電台、《華爾街日報》和其他媒體都作了報道。本文分析此案細節，從中可以讓我們對中共的「千人計劃」有更深刻的認識。 一、哈佛名教授因加入中共的「千人計劃」在哈佛校園被捕 利伯今年62歲，是哈佛大學的化學系主任、納米技術的傑出專家，很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但這位在哈佛和學術界享有很高聲望的人，卻栽在中共的諜報活動當中。利伯作為哈佛的資深教授，有終身教職，年薪可能達十萬美元以上，並不缺錢；但他想擴大更多的科研資金來源，為他攀登諾貝爾獎鋪路，也貪圖在哈佛之外再從中共那裡領一份月薪，於是就投靠到了魔鬼門下，用出賣美國的國家利益來充填他的金錢慾望。 美國國防部的刑事調查人員2018年就詢問過利伯，問他是否與「千人計劃」有關？當時利伯欺騙了國防部的刑事調查人員，矢口否認自己參與此事。這樣他安然度過了一年多的哈佛校園生活。但是，聯邦調查局最後還是查到了對利伯極為不利的確鑿證據，於是在2020年1月到哈佛校園裡逮捕了他。 利伯案件的審判當中，聯邦檢察官選擇了比較容易裁定案情的角度，沒有從出賣知識產權、泄露科研機密的方向去準備庭審材料，那會涉及到複雜的科技知識以及取證難度，陪審團也不容易聽懂。對利伯的審訊很簡單，就是讓他交代，是否參與了中共的「千人計劃」，是否隱瞞了所得到的金錢。 他被拘押期間，美國國防部和國立衛生研究院曾分別對他問訊，要他老實說明自己與「千人計劃」的關係。利伯一開始曾經咬緊牙關，堅決抵賴，以為聯邦調查局拿不到他秘密加入「千人計劃」的證據就無法給他定罪。因此，利伯對這兩個聯邦機構撒謊欺騙，否認自己參與了這個計劃，更沒從中國大學領取薪水。然而，他的謊言被當場戳穿。調查人員向利伯出示了一份他多年前參與中國「千人計劃」的合同，中方的合同簽署單位是武漢理工大學，列明利伯的月薪是5萬美元。他在合同上籤了字，合同生效已有多年。 利伯雖然身為哈佛教授，其應對犯罪審訊的能力與普通刑事犯罪者並無不同。他在問訊中分別對美國國防部和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兩次欺騙隱瞞，不但不能矇混過關，反而導致自己犯下了聯邦重罪。 二、利伯被裁定有罪 在秘密加入「千人計劃」這方面，利伯似乎交代得不多，依然有所保留，因為庭審案卷沒有詳細披露；但在聯邦調查局的審訊當中，他關於從中共那裡拿錢的細節似乎就遮掩不住了。聯邦調查局的審訊錄像顯示，利伯說，「有很多國家——錢多到用不完……，金錢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這是中國用來引誘人的東西之一。」在錄像中，利伯承認他在中國期間獲得的錢以現金支付，他把錢交給妻子用於生活開支，但從未在美國報稅。 據案情文件披露，中共用數百萬美元贈款資助了利伯的研究項目；同時利伯還長期為武漢理工大學工作，中共一共給了他數十萬美元薪金。他除了把大部分現金帶回美國，還存了20萬美元在中國的銀行賬戶里。利伯每次攜帶超過1萬美金的現金入境美國，依法必須申報，他可能在這點上也是多次違法的。 如果利伯在中國如實申報從中國獲得的收入並繳納個人所得稅，那麼，依照中美互免雙重徵稅的協議，他可以在美國填報聯邦個人所得稅時，用在中國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抵扣美國的應繳個人所得稅。這樣，他從中國獲得的稅後收入就可以合法地不必在美國納稅了。但是，貪婪的利伯不但在中國逃稅，而且在美國也隱瞞從中國獲得的收入而逃稅。他這樣做，也是為了在美國掩蓋秘密加入「千人計劃」、撈取中共金錢的事實。如此犯罪行為又給他帶來了4項相關的逃稅犯罪。 負責此案的聯邦檢察官指出，利伯向調查人員提供誤導性陳述並在聯邦個人所得稅申報時假報收入，從而隱瞞他與中共「千人計劃」的關係，他追逐金錢的慾望超越了法律界限。馬薩諸塞州地區代理美國檢察官納撒尼爾·門德爾（Nathaniel Mendell）在庭審結束後發表了一份聲明說：「現在，毫無疑問，查爾斯·利伯向聯邦調查員和哈佛大學撒謊，試圖掩蓋他參與中國千人計劃的事實。他向國稅局謊報了他所得到的錢，並向美國隱瞞了他的中國銀行賬戶。陪審團按照證據和法律作出了公正的裁決。」 聯邦檢察官在庭審中對利伯提出了6項指控，其中2項是用虛假陳述欺騙聯邦政府；4項是相關的逃稅問題。對利伯的這6項指控都屬於刑事上的聯邦罪，最後陪審團裁定，6項罪名全部成立。這個案子引人注目，它不僅折射出中共大規模科技盜竊活動的一個小小側面，也讓人們不禁感嘆：世界名校哈佛大學堂堂的著名教授不僅利欲熏心，而且毫無守法意識，為了錢財在法律的「刀尖」上「跳舞」。 三、「千人計劃」吸收了上萬國外科技專家 「千人計劃」的英文是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TTP)，它的另一個名稱是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是中共2008年成立的，目的是招募國際領先的科研、創新和創業專家。2007年，中共17大提出了「人才強國戰略」；2010 年，中共和國務院把這個計劃提升為國家人才發展計劃，對被吸收人員給予最高級別的獎勵，以加強中國的創新和國際競爭力。2019年，這個計劃改名為「國家高端外國專家招聘計劃」，其官方代表機構是中央統戰部的西部留學人員協會。 2018年在中國深圳舉辦的「千人計劃」外專項目受聘儀式。（Public Domain） 中共對加入「千人計劃」的國外科技專家授予教授職位，算是國務院授予的最高榮譽，其中充分考慮到這些人的具體情況又分為兩種：對那些可以利用寒暑假和學術休假、經常到中國去提供科技機密的專家，這種教授職位是永久聘任的，可以一直從中共那裡拿薪水；對那些在國際領先大學或研究所實驗室擔任全職工作的人，他們的假期有限，不一定有寒暑假和學術休假，就只能是短期任命，來一次算一次，給予獎勵。 「千人計劃」共分為三類：一類是「創新千人計劃」，面向55歲以下在國外的華人學者；第二類是「外籍千人計劃」，面向招聘時55歲以下的非華裔外國人；第三類是「青年學者千人計劃」或稱「中國海外青年人才工程」，面向40歲以下的華人學者。 這第一類計劃從2008年開始執行。中共的真正目的並非普通的學術交流，而是科技竊密。所以中共對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學、人類學這些學科的人基本上沒興趣，只想要能提供科技機密的人；而且它對國外二流、三流大學裡的人也沒興趣，只想找國際一流大學裡的人。從這種挑選性可以看出，中共想通過收買頂尖學術機構的科技專家，用不多的錢竊取國外的知識產權。 隨著第一類「創新千人計劃」取得進展後，第二類「外籍千人計劃」也跟著啟動；然後，中共的胃口越來越大，2013 年又啟動了第三類「青年千人計劃」。與此同時，中共還有一個長江學者計劃，目的與「千人計劃」相同。各省市也推出了類似計劃。 雖然這科技竊密計劃名稱上叫「千人計劃」，其實它沒有人數限制。為了掩蓋科技竊密的真相，中共也會從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找少數人，吸收進這個計劃；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其實沒有什麼知識產權。中共找少數幾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其實是為了點綴一下，堵住這些領域裡躍躍欲試的人的嘴，免得他們若一個都不被吸收，會把科技竊密計劃的真面目說出來。從維基百科列出的23個「千人計劃」聘用的中外學者當中發現，廣州暨南大學的馮帥章就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在國內留任了。 據美國《自然》雜誌201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那時中共的「千人計劃」已經吸收了7千名科技專家為中國輸入外國的知識產權和科技機密。從2018年到現在，又過去了3年，估計現在通過各種科技竊密計劃，中共吸收的科技專家可能已接近上萬人。 四、「千人計劃」給加入科技竊密的專家多少好處？ 「千人計劃」為獲得國外的知識產權和科技機密，為該計劃的參與者提供了相當優厚的獎勵。需要說明的是，「千人計劃」收買國外學者的錢，從一開始就強調是屬於「獎勵」。如果國外的學者到中國講課，只是按教科書講一些基本或專門領域的普通知識，這些知識沒有知識產權，中共不可能為他們上幾堂這樣的課就發給高額獎勵，頂多給一點講課費而已。 所謂的高額獎勵，當然是獎勵「千人計劃」參與者為中共的科技發展所做的「貢獻」；反過來，這些參與者也很清楚，「無功不受祿」，你不為中共「立功」，中共不會給你高額獎勵。所以，中共和「千人計劃」參與者彼此都心知肚明，必須拿出「真材實料」來換取高額獎勵，而這些內容多半是受到國際知識產權公約保護而不能泄露的未公開研究成果或實驗室科技機密。 在科技界，凡是已經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從國際學術期刊上查到，而且文獻目錄很詳細。中國的院校和研究機構訂閱這些雜誌，就可以掌握最新的學術動態。中共自然不會笨到另外花大錢請人到中國講這些已經公開的資訊，。中共想要的是那些不能公開的資訊。其中的一類是受到研究資助單位保密協議的規定，研究者個人不能對與項目無關的人泄露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成果；另一類是，研究成果已申請專利，別人要獲得這些專利，必須支付專利使用費並服從專利使用方面的相關協議。 之所以說中共的「千人計劃」是竊密計劃，就是因為它的目標不是從學術期刊上可以閱讀的公開學術資訊；該「計劃」 鎖定的是各國保密的科技知識和技術機密，或是不支付專利使用費就不能獲得的技術。中共很懂得人性的弱點，科技專家照樣可能貪財圖名，於是就出錢去高額「獎勵」學者專家，讓這些人為了滿足私利，冒著違反自己原來所在國家科技知識保密協議或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風險，把自己掌握的、而中共又需要的科技機密送給中共。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高風險科技偷盜，中共才會對「千人計劃」的參與者給予高額「獎勵」。 這樣的高額「獎勵」的數額有多大？維基百科是這樣介紹的：提供一次性高達1百萬人民幣的「獎金」，加上在中國的住房支出、去中國的交通開支等。美國《自然》雜誌2018年的文章則表示，「千人計劃」的參與者可以得到1百萬人民幣的起步獎金，還可以在中國申請獲得3-5百萬人民幣的研究資金，也能獲得生活補貼、搬家補償、回國外探親報銷和子女學費補貼等等。 五、哈佛名教授愚蠢和悲慘命運 利伯通過「千人計劃」的安排，與武漢理工大學合作長達10年。武漢理工大學還任命利伯為武漢理工大學 — 哈佛大學納米聯合重點實驗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學聲稱，他們對該實驗室一無所知，也從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學後來要求武漢理工大學把哈佛大學的名字從利伯的合作項目中刪除。看來，利伯在武漢理工大學的實驗室並不是正大光明地獲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項目，而是違反校際合作規則、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與武漢理工大學搞出來的。武漢理工大學的系所設置里，已不再有這個利伯的重點實驗室。這也說明，該「重點實驗室」並非武漢理工大學在本身的科研基礎之上成立，而是為方便該校消化吸收利伯出賣的科技機密而存在。人在室在，人捕室亡。 參與中國「千人計劃」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左）。（圖片：Charles Eshelman/Getty Images） 雖然中共希望「千人計劃」的參與者在中國定居，但他們當中大多數並沒這樣做，仍然回到國外，既保留國外的職位，又撈中共給的好處。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如果在中國留下來，會受到國內學校里教師的排擠和妒忌，心情並不舒暢。但是，兩頭通吃是有風險的，可能被外國政府查究，因此很多人會象利伯一樣，隱瞞自己在中國出賣科技機密換錢的行跡，試圖在國外矇混過關。自從中美冷戰被中共點燃之後，美中關係開始緊張起來，兩國之間的諜報對抗公開化了，一些在國外居住、加入了「千人計劃」的華人專家害怕了，只好逃回中國，從此不在美國露面。 利伯在哈佛落網了。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一清二楚，當陪審團做出裁決後，法官當庭宣讀陪審團關於利伯有罪的裁定時，利伯幾乎沒有反應。他不是對裁決十分震驚，而是似乎已經麻木了。 利伯不僅在學術生涯上走到了盡頭，而且在生理上也快走到了人生的盡頭。他目前正患晚期淋巴瘤，這是一種不易治癒的疾病。他餘生的命運將由法庭宣布，針對利伯作出虛假陳述的指控被判成立，使他面臨最高5年的監禁。由於他此前沒有犯罪記錄，可能改成6個月監禁；利伯被指控的其它罪名是稅務犯罪和違反外國銀行賬戶披露相關規定，此類案件涉及的金額相對較小，很少會被判入獄。對這個病入膏肓的著名哈佛學者而言，如此聲敗名裂地走完人生路程，不管他服刑時間多長，已經了無人生趣味，所謂生不如死，就是這種狀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辭舊歲一元復始，迎新年萬象更新；簡化為：新年伊始，萬象更新；歲月不居，天道酬勤；皆為期盼一個好年景的提振之語。是否事如人願，則是另一番景象。 回首過去的2021年，整個世界運行的主軸仍然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疲於奔命。 世界領跑者美國 病毒肆虐兩年，變異毒株不斷湧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疫苗研發和接種始終無法遏制病毒的蔓延。全世界對此無可奈何，一籌莫展，疫情就像那浪濤一波又一波，呼嘯著拍岸而來。病毒的溯源雖被澳洲要求進行獨立調查，卻招致病毒首發國政府以貿易報復狠狠回擊。隨著美國白宮易主，病毒溯源雷聲巨大，卻無滴雨，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束之高閣，塵封起來。 其次，2021年8月15日，曾被美軍僅用幾個星期徹底擊潰的塔利班捲土重來，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由美國扶持長達二十年的阿富汗民選政府，宣告阿富汗重新進入黑暗世界。這一天對美國是奇恥大辱，美國虎頭蛇尾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展現了美國力量強大，但是白宮愚蠢無能至極，這將作為美國遭受嚴重挫敗與衰退的標誌和拐點，而載入史冊。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中共在習近平的主掌下繼續專制獨裁，向回歸毛澤東時代大踏步倒退。對外，耗盡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積攢的經濟實力，向世界叫板，向世界首強美國發出挑戰，要求以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引領世界。此舉引起西方的警覺，也招致世界的圍毆。 對內加強政治高壓，碾軋少數民族地區新疆西藏等地，犯下反人類罪而引起世界的關注和受害人的對抗。經濟困境下推動再一次社會分配，向坐享三十年歲月靜好下獲利豐厚的企業家開刀，迫使其紛紛接受新版公私合營，出讓財富放棄企業和資產以求性命無虞。中共左右開弓重拳打擊科技巨頭和教輔行業，再施重手整肅娛樂圈，追繳錢款以救中共用度短缺，截斷後路使之徹底就範。造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之寒蟬效應。習近賓士下社會更加扭曲，底層民眾互害層出不窮，社會道德良知嚴重稀缺，極少數在扭曲社會下保有清醒認知者難善其身，如方斌、張展、李田田、柯嵐⋯⋯，仍然不屈不撓地接力，為習共治下的扭曲醜陋社會划上了一道淡淡靚麗的線條，一條根本不能遮羞的線條。 2021年7月20日河南鄭州爆發大水，死傷無數，是天災，還是人禍？人類固然無法阻擋天災，但是天災發生之時，卻由於人禍而加大天災，造成雙重災害，這是中共統治下的一個基本特色。中國人很是可悲，也很是可憐。普遍得了斯德哥爾摩症，被綁架了一輩子，卻從中得到了快感。這一幕就像西方使節指出中國皇宮的太監製度太不人道，而急於反駁西方使節的卻是被閹割的太監，「這是陛下的恩賜，奴才們心甘情願。你怎可詆毀我大清國律，干涉我大清內政？」更有御用學者提出滑稽可笑的指控，稱鄭州水災是中國敵對國家美國對中國進行的氣象武器的攻擊。 香港媒體已死 隨著香港國安法實施，香港的一國兩制徹底崩潰，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一流下的部分民主徹底喪失。儘管香港2021年舉行了新一屆立法會的選舉，毫無真實可言。港人長期享有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也隨之而去，不復存在。香港不僅僅是內地化，而且還有演變為新疆化的可能。北京從開啟中英談判起就鄭重承諾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維持了短短的二十三年就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下撕毀了，將其視之為過時的歷史文件。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等國打開國門，承諾接納港人移民，大批政治反北京專制的人士不得已遠走流亡。在習共政治高壓下，更甚於日治時期汪偽政權的林鄭港府秉承北京之意，堅守了三十三年的香港支聯會被迫關閉，巍巍壯觀的維園燭光紀念停止了，矗立在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被移走，展示在嶺南大學六四浮雕被拆除。日前，中共對香港的鎮壓已到瘋狂程度。獨立媒體《立場新聞》任總編輯等六人今被警方突襲逮捕，倡議民主的知名歌手何韻詩被捕。中共公然摧毀香港媒體，窒息所有獨立聲音，一心一意要把香港變成「中共治下古拉格」。時光在習共統治下就是這樣地倒流。 台灣游刃有餘 北京對台灣動用武力的意念，已經為國際間的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澳英美聯盟（AUKUS）因此組合，意在阻遏中共擴張南太平洋的野心，預防並且威懾中共對台用兵的軍事冒險。在北京戰爭威脅和叫囂中，藉著天塹台灣海峽，藉著國際社會對中共動武的警覺和防範，台灣上下一致頂住了習近平和中國軍方的戰爭威嚇。儘管中共加大加密了軍機繞台灣，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旨在動搖台灣上下的心理防線，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上佳目標。縱然北京對台北滲透嚴重，島內有親北京第五縱隊時刻等候解放軍渡海作戰，且有郁慕明、賴岳謙等為首一些「忍死望恢復，幾處垂淚痕」 的遺民翹首盼望簞食壺漿以迎解放軍，奈何台灣島上主體軍民聯防，更兼周邊地區民主國家日本、澳洲等言辭堅定，絕不置身事外，「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安保有事」，眾志成城，嚴陣以待習近平冒險犯台。中共武力犯台，就是面對整個西方世界，就是庚子年慈禧太后開戰11國的當代版。 日月行至年關，南美小國尼加拉瓜突然斷交台灣中華民國，轉而建交大陸中國。台灣邦交減至14國，對台北好像是外交重挫。往根本處思考，此事件乃意義微小面子癬疥，並無大礙。置台灣於外交艱難的始作俑者是美國，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麋鹿魚蝦小國縱然全部棄之又有何妨？隨著習慈禧在國際間發狂，卻讓台灣在世界大國舞台中越加游刃有餘，與澳洲、日本、美國、歐盟、東歐列國雖尚未建立起正式邦交，卻也愈加受到尊重。即便是零邦交，難道就國將不國？ 未來走向何方？ 這個世界進入了正邪大戰。正必壓邪嗎？未必。 殷鑒不遠，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世界再次大戰的危險在歐洲，在第三帝國的迅速崛起，在德日意軸心對世界形成的迫在眉睫的危險，更有蘇聯共產帝國的潛在威脅。當時的世界領袖是以鴕鳥心態面對戰爭的威脅，反而激發了希特勒的戰爭冒險，將世界推入萬劫不復。 今天對世界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北京中南海，它儼然成為了世界已經發生兩年多新冠病毒災禍和未來戰亂的策源地。二戰後領導世界的美國對於中共情有獨鍾，在民主黨行政當局的協助下，將中華民族推入共產主義深淵。1971年乒乓外交後美國再度扶持中共，尤其是今天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都得益於美國的默許和支持。今天的世界領袖有深邃的目光認清世界所處的危險境地嗎？肯定沒有。更有甚者，領導世界的西方民主早已異化，他們開始向北京看齊，樂於領導他們的國家滑向南非，滑向委內瑞拉，全世界民主處在危急之中。 這是個什麼時代，居然出現了貓鼠爭食現象。美國為首的民主在退化，中國專制反而蠻橫碾壓西方。惟澳洲目前尚能堅守，明年聯邦大選後澳洲的價值和原則能否繼續則看澳洲選民的取捨而定。值此正邪交戰之際，領導世界的美利堅現在還能代表世界的正義一方嗎？非常值得懷疑。集全球邪惡力量之最的北京中南海習近平也在他自己的生死線上做殊死的搏鬥。 不禁仰望星空，上帝啊，憐憫這個世界，出手救救這個世界，免除懲罰中國的龐貝火山，免除這個世界再一次的大洪水。 告別充滿艱辛、病毒肆虐的2021年，我們迎接的將是一個前景堪憂、危機四伏的2022年。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獨家報導）
自近年中國大陸政府發布公告要求所謂「振興中國傳統節日」以來，每年到聖誕節時，都會有些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要求「禁過洋節日」；而今年被報道出來的，是廣西省融安縣教育局，發出文件要求禁止師生在校園內外組織各類「洋節慶」的活動，如有發現有人組織「平安夜、聖誕節」的慶祝活動，更要人舉報到「公安局國保大隊」，令人質疑為何獨禁聖誕節？ 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官方鼓勵的活動中，一些年輕人穿著漢服，由左至右用毛筆字寫的「抵制聖誕 中國人不過外國節」；那麼為何中國人要由左至右寫字？為何中國人要用西曆？為何要慶祝西曆新年？為何「中國」要把西曆新年的元旦，定為法定假期？又例如中國大陸把5月1日至5日，定為所謂「勞動節」假期；勞動節同樣是「洋節日」，起源於1889年法國巴黎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那些年的法國不但參加英法聯軍之役火燒圓明園，之後更參加了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那麼為何中國人要慶祝勞動節呢？ 到今年廣西地方政府的理由，則是「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禁過洋節」，聲稱「洋節對社會的影響愈來愈大，對我國的傳統文化造成了嚴重衝擊」云云──實在是莫名其妙，多一個節日，會對原本都不慶祝的「傳統節日」，又帶來甚麼衝擊呢？如果重視所謂的「傳統節日」，不是應該取消「洋節日」例如元旦假期，勞動節假期，改為慶祝「中國傳統節日」嗎？ 自蒙古、滿清入侵以來，所謂漢人的中原文化被改造得非常徹底，而中共文革時期的「打倒封建制度」，更對殘存的民間傳統文化，徹頭徹尾地消滅，到頭來年又突然要恢復所謂「傳統節日」，又如何可以憑空創造？例如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幾年前寫文稱讚「年輕人對中國過去一些不突出的傳統節日…多了興趣，比如七夕節」──為甚麼呢？原因就是日本與韓國，都保留了七夕節的傳統，而且更「與時並進」，成為年輕人也喜愛的潮流；因此所謂「恢復傳統節日」，就是向日本、韓國學習，把日本的一套抄來中國，就成為了被黨媒稱讚的例子了！ 由漢唐到宋代都重視，衍生出許多詩詞歌斌的七夕節，例如白居易的《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竟在「中國」變成「不突出」的傳統節日，要「禮失求諸野」，不好意思承認事實是向「東洋」日本所學習的「洋節日」，近年竟有中國商家，厚顏聲稱是「中國情人節」，然後進行促銷活動；那麼甚麼時候可以促銷呢？是否「古以有之」的節日，例如七夕，就可以進行資本主義的促銷活動，就可以掛「洋」頭賣狗肉，改頭換面當成是「傳統節日」呢？ 這種邏輯混亂，隨時換標準的「搬龍門」態度，就是近年中共自己不斷自相矛盾，極之混亂的意識形態；這些「反洋節日」的運動，既由官方發起，又有官方所「澄清」，但「澄清」過後又繼續在個別單位所推動，推動後又不能「過激」，然後又要自己再「澄清」的做法，就是中國今日的「國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每到年底，都要回顧總結一下這一年的好事壞事，以便為今後做打算。不善於回頭看的國家和人，往往也不善於向前看，或者說沒什麼前途。 從老百姓喜歡八卦的角度看，媒體大多是媚俗的，所以什麼演藝界的緋聞啦，富翁們的財產糾紛啦等等，就成為媒體上的主流。老百姓一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需要點感官刺激，八卦新聞也就應運而生，滿足讀者觀眾的需要。 但是在老百姓無所察覺的時候，陰謀家們也會利用人們正在享受、缺乏警覺的時機，兜售他們的私貨，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你不經意間喪失警惕的時候，就是騙子們下手的機會來了。所以最近大家看到的不少緋聞，的確暗藏著陰謀和欺騙。 例如彭帥和張高麗的緋聞，在老百姓看來就是滿足了從猴子猿人時代繼承下來的好奇心。從共產黨政界看來，就充滿了陰謀和權力鬥爭。從西方政界看來，這是又爆出了共產黨的虛偽和醜聞。在反共的華人看來，共產黨內鬥在加劇，預示著垮台的時間可能不遠了，該準備如何建立民主社會的問題了。 那麼一些不如張高麗顯赫的人物，就是純粹的八卦新聞嗎？好像不那麼單純。整完大企業就該整韭菜了；整完中小韭菜，就該整那些高級韭菜娛樂圈了。娛樂圈最好整治也不好整治，主要就是他們的人氣很高，愛他們的人很多，這個特點和異議人士反對派很相似。整他們就會得罪大量喜歡或者同情他們的人，要找一個有效的下手理由。 又是緋聞。老百姓對緋聞有持久的好奇心，那就揭露或者製造他們的緋聞，越醜惡的越有效，反正老百姓沒有辨別的興趣和機會。這種謠言或者揭發隱私往往百發百中，老百姓嘛，除了自己的家事和專業之外，必然是愚昧的，也就是說很好騙。這就是騙子們往往得手的訣竅。 因此這一年的緋聞層出，就是對老百姓的一個警告：別以為你天下最聰明，任何人都有受騙上當的機會。最好辯別清楚再說話，或者相信有人比你聰明，可以幫你辨別真假。例如好的法院，就是幫助愚民們避免受騙的地方之一。自信而又愚蠢的人，往往死得最慘，還要害別人連帶受騙。 對國家和老百姓的生活來說，這一年來有什麼最重要呢？就是習近平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全面下滑。他當然不承認是他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他當然繼續成為最英明的思想家核心，而且是百年不遇。壞事和責任永遠是別人的，只要找一些替罪羊就妥了。 據說栽贓張高麗不成，最近抓了劉亞洲將軍，罪名還沒有公開。一說是傳統的貪贓枉法，也有說是陰謀搞政變，等等，不一而足。總之不管人們怎麼猜測，這都是中共內鬥，找替罪羊的結果。即使劉將軍信仰基督教，熱愛美國，但也策划了反美愛國主義的宣傳片，不能公開認定投敵賣國吧。 這個例子說明了一個問題：在疑心病很重的、類似老毛的小習面前，你就是偽裝得再好，效忠得再積極，甚至有某種最高層的人際關係，也不能避免隨時可能發生的疑心病。小習出身的江派大佬們不是正在挨整嗎？全力推舉小習上位的曾慶紅不是也正在挨整嗎？幫助小習整人、掃平政壇的王岐山，還好有個正國級待遇的閑差。 剩下的只有兩代人關係的張又俠幫小習掌握軍隊；劉鶴幫他掌握經濟。這樣的小集團就想當皇帝，太扯了吧？也沒準兒，幾十年的逆淘汰，可能黨內確實更無一人是男兒了。小習當個末代皇帝還是有可能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國外多數中文媒體能準確抓住告密與政治懲罰這兩個點，批評中國政府的專制與管控言論。但社交媒體、自媒體及一些中文網站則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字不統一，將話題帶往這場大屠殺是否存在這個方向，極端一點的乾脆稱這是中共一貫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殺。 就此事的討論過程，讓我想起了「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這一說法。 中國的「無知之幕」是言論管控的副產品 所謂「無知之幕」一詞，來源多頭。目前通用的含義，來源於1971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指做一次思想實驗：讓人們處在一種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品味、技能、社會情況毫無所知的情況下（無知之幕），假定這個社會當中有50%的奴隸。於是，參與思想實驗的人們將會基於這個假定來做出選擇。結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會哪個位置，一旦被「無知之幕」遮擋，都被驅使著從社會最不幸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設計社會制度。 中國政府管控思想與言論的本意，是讓受眾接受中國政府的思想灌輸。我研究中國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來的灌輸已比毛時代的灌輸要精緻，主要採用混合著部分真相的謊言這種方式來做宣傳，欺騙性更大。但中國當局絕對沒有想到的後果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管控無法做到滴水不漏。由於信息來源多頭化，最終出現了「無知之幕」的結果：既然政府宣傳充滿了謊言，那就乾脆設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騙者（即「最不幸者」），認定所有一切對社會、歷史的解說全是謊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殺被不少人認定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殺的爭議集中在受難者人數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中旬，從這場中國人視為國恥、國難的屠殺發生之後，世界都沒否認過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後，對日本侵華戰爭這一事實從未否定，但將抗日的主角國民政府軍隊換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並按這一主線來闡述歷史。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逐漸挖掘史實，將當年國民政府及國軍奮力抗日、死傷英烈無數的歷史一點一點地展示出來；而中共因統戰台灣需要——藍營主體是國民政府、國軍人士及其後裔，也放寬了限制，對這段抗戰史局部進行了重新解說，儘管對中共抗戰的貢獻有許多誇張扭曲之處，畢竟有限度承認了國軍英烈們抗戰的貢獻。 但這種局部還原歷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還加大了部分國內民眾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信任。由於中共對自身建政以來的各種人禍，比如土改、鎮反、三年大饑荒造成的3000多萬死亡人數、文革、六四等，當局不是規範口徑，就是完全抹殺。由於網路時代信息來源的多樣化，當人們接觸到多源信息後，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達到極致。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中共的宣傳，除了標點符號之外，沒一個字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屏蔽中國人的「無知之幕」，其實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傳的中日關係變幻不定 中日這筆歷史帳弄成今天這樣，與中國政府的宣傳政策不斷調整有關。1970年代以前中日關係處於冷凍期，日本侵華史成了時時必講的政治項目，教科書、官媒、電影時刻提醒國民「勿忘國恥」。一旦中日關係解凍，就開始「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中日友誼源遠流長」，從唐代日本遣唐使、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弘傳佛法，到從「日本晁卿辭帝都」暢想出來的古人友誼，轟炸式宣傳。每逢兩國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眾反日遊行玩國際怪罪遊戲。當局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宣傳，最後必然導致國民在對日問題上的嚴重精神分裂。 以戰爭賠款為例，1955年3月，中國政府出台《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其中規定：「聲明取消戰爭狀態和宣布日本免付賠款的時間不宜過早，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決，但我方願意解決該問題。」這表明，中共已經做出放棄對日索賠的決定。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日本の対中國政府開発援助，簡稱日本對華援助，是1979到2018年間由日本政府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3.65萬億日元（合約2551億人民幣），是39年來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的總額，主要資金來源於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在日本看來，就是種變相賠償。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培訓、空氣污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這些，中方不予宣傳，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項目所在地標上「日本援建」這類字樣，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據來源於當時清點受難者遺體 具體到南京大屠殺這一發生於民國時期的歷史事件，造成如今這種狀態也與當局不斷調整的宣傳政策有關。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既是國史，也是南京作為受害地的歷史，一直有專業史學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受難人數的數據整理工作，是由屠殺之後不久，多家民間慈善機構參與，親點受難者屍體得出的數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傾畢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殺，特別是數據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專文論述此事，指出30萬之數來自於四條渠道：第一條渠道：慈善機構共收埋屍體19.8萬具，其中，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收埋屍體43123具；第二條渠道：市民群體共收埋屍體4.2萬餘具；第三條渠道：汪偽政權共收埋屍體1.6萬餘具；第四條渠道：日軍動用部隊毀屍滅跡約數萬具——除了最後這一條是估算之外，前三條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學界的絕大多數人也從未否定過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辭條上寫得清楚：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因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並附有註解。 但一般公眾不會關注這些歷史事件。1990年代，兩位美籍華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創作將這一歷史事件帶入公眾視野：一是美籍華人畫家李自健1992年創作的歷史巨畫《南京大屠殺》在海外引起轟動；二是美國華人作家張純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譯名《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成為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並在國際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兩位美籍華人對這一事件的回顧之作，當然在中國引發一段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討論熱，出版了不少書籍，比如《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等都是那段時期翻譯出版的。但那時是傳統媒體時代，發言有門檻，媒體能夠發表的當然都是有質量的討論，討論者都有學養且認真做過研究。不象自媒體時代，完全沒閱讀過相關史料的網友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宋庚一說的「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份證號，你這個30萬隻是一個中國歷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被不少歷史虛無者當作證據引用，是網路時代的特點。史實如下：國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證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頒發。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當時根本沒有身份證。 1946年，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後的《戶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頒布了《戶籍法施行細則》，對國民身份證的有關事項做出了具體規定。網上流傳的沒有年代的《戶籍法施行細則複印件》第四章有關身份證的規定，應該就是這本細則中的一頁。1947年5月，民國政府開始製作雙頁摺疊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證，發給18歲以上國民。 [i] 2013年，中國網上曾登載過這條消息，登載之時，純粹是歷史發現，沒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國家都不應該讓自己的國民生活在言論思想管控的「無知之幕」下。在中國，這種「無知之幕」養育了兩類人，一類是中共需要的充滿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愛國小粉紅，一心要維護黨與政府；另一類是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的國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國儘快崩潰。前者是國內微博世界的主力，後者是海外中文自媒體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者的主力。
香港特區政府借疫情為由，推遲一年零三個月的立法會選舉，供中共人大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與規則的情況，終於在把所有「反對派」禁止參選，成功「自己選自己」，「選」出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在中共吹噓「完善」的新制度之下，政府為催谷投票率可為扭盡六壬，不但破天荒讓隨時有利益輸送衝突的3大公共交通工具營運商，在投票當日全日免費搭車 ；再安排陸路關口投票箱，讓居於中國大陸的人士可以免檢疫回來投票；選舉事務處亦首次在周六（18日），向全香港所有手提電話號碼寄出「為港為己投一票」的宣傳短訊。以往政府常被投訴，指冷待選舉而期望拉低投票率，今次就真的「用盡全力」去催谷選民投票了，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可謂相映成趣。 結果政府「力谷」之下，投票率創下香港史上新低：30.2%──已包括政府口中「搞破壞」的「白票運動」有破紀錄2.04%的廢票，仍低過以往所有立法會選舉的數字，包括英治年代首次引入地方直選的1991年立法局選舉39.1%，以及1995年被指「三違反」的立法局選舉的35.8%；如純以1997主權移交後的立法會選舉計算，1998年有53.3%、2000年的43.6%、2004年的55.6%、2008年的45.2%、2012年的53.1%、以及2016年的58.3%，是次30.2%的投票率之低，可謂斷崖式的下跌。 然而就算看通常投票率較低的區議會選舉，30.2%仍然是史上最低的數字！1982年香港首次引入直選的第一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也有38.9%；1985年區議會投票率有40.1%；1988年也有32.3%；及至1991年的32.5%、1994年亦是32.3%，簡單而言，就是英治年代引入的所有直選選舉，都仍然要比起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還要高，即香港特區今日所謂的「民主」，實質上已倒退至40年前都不如。 更不要說主權移交後的數字了，199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35.82%、2003年44.4%、2007年38.8%、2011年41.5%、2015年47.0%，至於最接近的一次，亦即「反送中」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更創下歷史的新高，71.23%的投票率，遠高於2年後今日的30.2%。 201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高達294萬3842人；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卻只得135萬人左右，而這135萬人當中，更包括一些被迫去投票、被有公司安排「放假」利誘的選民；用以往親政府陣營的「沉默大多數」論述，高達600多萬人反對其制度；用2019年票數比較，高達160萬人反對，都遠比起其支持者更多。 當政府已經用盡一切方法，包括「超技術」禁止呼籲杯葛投票，禁止呼籲投白票，用盡免費車、瘋狂宣傳，都只得這種成為全球笑話的數字，其實還要搞選舉來做甚麼呢？這種國王的新衣，除了自己「自high」的「自我感覺良好」之外，還有甚麼作用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