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陶洛誦：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們
2026 年 8 月 10 日
習近平當政，提出「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近，習近平又提出一個新的自信，曰：歷史自信。 首次提出，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2021年11月）。他聲稱：「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信，既是對奮鬥成就的自信，也是對奮鬥精神的自信。」這番話，目的是在總結百年中共黨史時，只講成績、不講錯誤，尤其避免在第三份歷史決議中再談毛澤東的過錯。換言之，避開中共百年過程中的失敗和頹喪。 第二次，是習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所謂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2021年12月底）。他聲稱：「讓正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教育廣大黨員、幹部和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堅定歷史自信。」習近平口中的所謂「正史」，就是中共掌權者自說自話的「黨史」，選擇性書寫、甚至顛倒書寫的「黨史」，一部偽歷史。排斥一切對歷史真相的探討和揭露。可見，口口聲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習近平，搞的恰恰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第三次，是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22年1月）。他聲稱：「增加歷史自信、增進團結統一、增強鬥爭精神。」「進一步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由此可見，習近平提歷史自信，有他個人的目的：要把全黨統一到他所要的黨史敘事上來，進而鞏固他自己的權位，統一思想，「增進團結」。 上世紀，有外賓詢問中共總理周恩來，為何中國各地到處都是標語口號？諸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或「深挖洞、廣積糧」之類；周恩來的回答，大意是：標語口號代表沒有做到的事情，或是努力要實現的目標。這證明，中共越是強調的事情，就越是想做到而還沒有做到的事情。按照這個邏輯推演下來，習近平強調自信，說明缺少自信；越是高喊自信，暗示越是沒有自信。 習時代的中共，心下很虛，早先暗示沒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現在又進一步暗示，沒有歷史自信。 何以如此？原來，所謂道路自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自己都說不清，或是最壞的社會主義、加最壞的資本主義、再加最壞的封建主義之總和。 所謂理論自信，卻是前後不一、自相矛盾的理論；就連王滬寧給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先後炮製的三套理論，也都存在前後矛盾，缺乏內在邏輯，無法自圓其說。 所謂制度自信，名為社會主義制度，實為專制制度，一黨專政，拒絕監督，衍生無可救藥的官場腐敗。 所謂文化自信，僅有文化的虛名詞，既無中國傳統文化，也無當代世界文明，不過是假大空的中共黨文化。 至於所謂歷史自信，若說數千年中國歷史，中共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股逆流；若說七十多年的中共歷史，則脫不了暴力、仇恨、謊言為本質的不堪歷史主線。 新增歷史自信，從習近平個人而言，其用意或有三層。第一層，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自圓其說；第二層，為第三份歷史決議的挫敗找台階下；第三層，為自己留後路，萬一今年連任之夢破滅，則期望退休後不會遭到否定甚至追究，圖個交權後的人生安全，也圖個卸任後的政治安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民主國家新總統就職滿周年的支持度通常有一定政治意義，並可藉此預判一個原本受到滿心期待的新領袖，接下來究竟有多順風還是多逆風。20日，拜登自美國動蕩不安的2020勝出已滿周年，但他顯然是屬於後者。 過去一周，無論民調機構還是媒體（路透社、FiveThirtyEight、CBS）的統計，拜登就任一周年的支持度皆從當初53%（得票率）下滑至40%（支持率）左右。雖然奧巴馬也曾從68%（得票率）下滑至隔年的48%（支持率），但拜登的危機就在他當下距離半數民意支持太遠，儘管仍比川普就任周年的39%支持度略好，卻也反映了拜登實際施政成績單和選民當初的想像有高度落差。聲譽下滑很容易為國家元首的治理帶來惡性循環，且愈急著扳回顏面愈常適得其反。「拜登民調落至四成出頭」，自然成為許多美國政論分析的焦點。 一年前，歷經川普執政下大流行病的破壞，美國民眾確實渴望把所有焦慮和不安透過一場選舉掃之殆盡。去年此時，美國曾經一度到處都是好消息，包括失業率下降、工資上漲，消費者信心回升，接連創造了零售業的增長，疫苗接種如火如荼，病毒威脅看似漸漸退散，到去年7月獨立紀念日，國家仿若重生，一片欣欣向榮，那時拜登的支持度仍穩定維持在五成以上。 直到去年8月，美國倉皇自阿富汗撤軍，拜登支持度開始出現大幅滑落。原本以為後續補救和說明已然「止血」，但沒想到變種病毒反撲，直接打破美國走出疫情的假象，並且還進一步暴露拜登政府在COVID-19危機處理上，原來並不比前任高明到哪去。撤軍風波攪和一池春水，緊接秋冬而至，就是疫情又再燒了起來，全國確診病例居高不下，去年聖誕節前後，還回到疫情初期最慘痛的水準，死亡數也持續累積到超過80萬人。於此同時，去年12月美國通貨膨脹率更創下近40年來新高（7%），這對疫情下的庶民生活，可謂雙重打擊。 偏偏，無論是要減緩通膨衝擊，還是要降低新型病毒omicron對各行各業造成的壓力，都非一蹴可幾。去年底，民主黨接連提出相應而來的社會支出計畫和基礎設施方案，對拜登的支持度都未有明顯加分，omicron短時間造成的新一波混亂局面，卻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甚至直到「COVID-19再次消退」和民眾經濟信心反彈，拜登此間劣勢才可能有所改變。 民調下滑副作用之一，就是原被視為拜登任內核心價值議題，且同時兼具民主黨選票實際利益的《投票自由法案》改革（Freedom to Vote Act） 注更多（另外還有《路易士投票權進步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也都一併因拜登聲望下跌更顯困難重重。結果就是政策效果未至，政黨價值也無法讓選民埋單，因而才有政治評論者以1968年民主黨韓福瑞（民主黨／敗）對上尼克森（共和黨／勝：尼克森繞過政策論述，主談政黨價值）的案例對照拜登窘境。 而終歸必須一提的是，當初高齡78歲、起初少有人寄予厚望的拜登之所以能上台，除了大選年間病毒肆虐削弱現任優勢，更重要的則在種種社會變動下，「反川普」群眾被刺激集結，彼此極度渴望推翻一個不稱職、頻頻製造分裂，甚而被自由派媒體形容為糟糕至極的總統，拜登才得以破紀錄票數贏得勝選。但他上任後，很快就有人預言拜登瓶頸，也就是「一旦支持者共同抵抗的對象下台後，抵抗政治必然出現局限性，『反川紅利』沒了要怎麼辦？」。之後果不其然，包括拜登在內等民主黨人，很快就無法再靠「和川普對比」去贏得支持，當初選舉期間扛著「反川普」旗幟的民主黨候選人，無論老將還是新星，自川普下台後，多有失去個人聲量施力點的問題。 去年11月，當維吉尼亞州州長選舉由共和黨人拿下，新澤西州則由民主黨人險勝時，《紐時》資深政治記者Lisa Lerer便已撰文提到：這現象等於是對民主黨2022期中選舉敲響警鐘，因為「反川普」的浪潮曾為民主黨人贏得權力，如今選民恐怕已厭倦了抗議，甚至變得冷漠，更進一步，原本「反川普」的動力，則再被一種對國家現狀不滿的情緒所取代，那麼，美國的問題，當然就是拜登的問題，而拜登的問題，就在他讓支持者有希望破滅的感覺。 Lisa Lerer並引述一名受訪者的談話作為拜登（民主黨）危機的總結，即「以川普為中心的負面恐嚇競選策略，重要性已經下降，」同時，對一個希望贏得選民支持的政黨來說，「總不能永遠用嚇唬的方式讓人們去投票，而是必須提出一些真正會讓人把票投給你的理由」。 雖然川普仍對2024蠢蠢欲動，但在那天之前，「罵川普」應該也會適用邊際效用遞減法則，拜登是好是壞，和川普只會愈來愈沒關係。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北京冬奧在即，中國政府不顧民怨沸騰，竭盡全力要對疫情清零；但核酸檢測行業的龍頭企業金域醫藥卻被河南許昌市公安局通報，稱其「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然後國內揭出這家企業與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有利益關係。就在人們以為中國政府因無法清零準備找替罪羊祭旗之時，首屆「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於 1月13日頒發，意在曉諭全國：鍾院士大人地位穩定，那點事放不倒這位科技新貴。 中國這場防疫戲劇究竟要怎樣唱？ 讓人浮想聯翩的「金域傳播病毒」 中國自2020年以來，成為WHO封賞的「世界戰疫大國」，世界各國也不斷有媒體表揚中國成功的抗疫經驗。因此，中國對一輪輪的病毒來襲都要採取清零政策。COVID-19變異株omicron（奧密克戎）在中國造成新一波疫情，西安、天津、河南紛紛傳出封城的消息，據說已經進京。北京當局已經對疫情大國美國航班果斷採取熔斷機制，杜絕境外「輸入」的可能。 在這當口，蹊蹺的事情發生了。中國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1月12日通報，稱鄭州金域負責人張某「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已經對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並稱，「正對該案進一步辦理中」。1月13日，安徽省休寧縣海陽鎮女人街桂蘭水果店店主武某某，據說也違規「實施引起有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被休寧縣公安局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兩個都是警方通報，但少有人關注武某某傳播病毒事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金域醫學「引起病毒傳播」一事上了。畢竟，金域醫學涉及全國核酸檢測安全，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關於金域傳播病毒的說法有多種，其中最令人毛骨聳然的是這一傳聞：金域故意把檢測陽性的人報告成陰性，使其能夠回到社區傳播，並將檢測樣本成批銷毀。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金域可以繼續依賴疫情檢測輕鬆賺錢。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這叫做「創造消費需求推動生產」。問題是，這是通過傳播病毒來創造消費，無論是市場倫理還是政治倫理，都不容這種做法。 揭的黑幕其實是灰色半透明幕 於是，中國國內出現好幾篇詳盡揭露金域醫學的文章，從金域醫學與鍾南山的關係、金域醫學如何利用檢疫迅速暴富、金域醫學與海外公司戰略合作的關係，每一條線看似深不見底，但細究之下，都是半公開的。平時公眾不關心，政府也睜隻眼閉隻眼，並未規範。 第一重灰幕：金域醫學與鍾南山的關係。 金域醫學在2003年正式命名，此前曾是廣州醫學院的校辦企業；是中國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的龍頭企業。從1992年到2002年，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曾擔任廣州醫學院院長。 《金域醫學和鍾南山、柳傳志以及君聯資本》一文中，根據截止2021年第三季報的公開資料，指出十大股東中第一大股東為自然人「梁耀銘」，持股比例達15.99%。這篇文章指出，1988年，梁耀銘從廣州醫學院畢業後留校工作，先後任職教務處和科研處。在那個市場經濟剛冒頭的年代，當時廣州醫學院正在籌建校辦企業，梁耀銘這段時期遇到的貴人就是鍾南山。1997年，梁耀銘決心轉型專門做醫學檢驗，並將校辦企業改名為「金域醫學檢驗中心」，這是中國第一家協力廠商醫療檢測機構。 鍾對梁的扶持表面上是體制內支持，真正灰色的是不為外人所知的利益關係。 第二重：鍾南山與多家公司有利益關係。 鍾南山的名聲雀起於2003年SARS時期，當時百譽加身，終成中國官方醫學殿堂的尊神，被政府加持的「國家級專家」在中國自然是該行業的通行證。但鍾南山畢竟是人，雖然具有神的地位，心性卻未必成神。只因中國內外兼修之名人不多，中國人感念其2003年之功，願意維持他的高大上形象。到了2020年covid-19流行之後，由於他對疫情的解說很快被看出與官方同調，於是民間對他也不再客氣，不斷挖出他利用自身聲望不當牟利的各種黑料。比如，2020年他兩度推薦以嶺葯業的「連花清瘟」等藥物治療新冠肺炎，媒體很快挖出內幕：鍾南山與該公司有利益關聯。鍾南山推薦的紅日葯業生產的「血必凈」，其關聯企業是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紅日葯業持股12.5%）。天眼查資料顯示，鍾南山是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中國經濟周刊》引述報導稱，該公司的抗腫瘤一類新葯PTS及衍生成果產業化專案，正是鍾南山團隊在天津的落地專案。 「天眼查」資料還顯示，鍾南山有3家公司，其中一家是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鍾南山是董事長。該公司的副董事長周榮擁有34家公司，另一名副董事長張曉雷有20家公司。該公司全部的高管層合計擁有90家公司。 以上這些利益瓜葛，業界知道，公司所在地的工商局與政府有關部門也知道，算是對政、學、商關係的一種認可。 第三重，金域醫學從核酸檢測中的巨大獲利。 根據公開資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醫學完成了2.2億份核酸檢測，屬全球第一，獲利巨大，股價飆升。 該公司官網稱，金域醫學目前已在內地及香港地區建立了38家中心實驗室，擁有遍布全國的遠端病理協作網，以及由600多名國內外病理醫生加盟組成的病理醫生團隊，為超過23000家醫療機構提供準確、及時、便捷的醫學檢驗及病理診斷服務；服務網路覆蓋全國90%以上人口所在區域，並以香港為橋頭堡，服務粵港澳大灣區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金域員工張某東到底做了什麼，警方和金域方面均未明確，外界對此議論紛紛。出現的「主動傳播病毒」、「丟失樣本」、「偽造資料」、「瞞報數據」等傳言，金域醫學通過官方微博一一予以否認。現在，公眾深感擔憂的是：如果這並非一起員工利欲熏心的偶發事件，而是專業人士利用疫情策劃的事件，整個鏈條就成了這樣：傳播病毒疫情→核酸檢測→推進疫苗，成了一條完整的疫情經濟產業鏈，公司依靠疫情維持利潤，那這疫情還有完么？ 關於結局的猜想 與鍾南山有關聯的金域發生傳播病毒的醜聞，將使「大國戰疫」蒙上沉重的黑色陰影，這筆政治帳，無論習近平如何震怒，最後都得精密盤算。 中國國內的政治帳在可控範圍內，這筆帳難算在於難以控制的國際影響。 一是中國防疫物質的出口。中國近兩年外貿成績斐然，僅2021年3月至12月，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資4385億元；同時，出口筆記型電腦等「宅經濟」產品2.51萬億元，增長8.5%。連中國商務部也承認：「在全球疫情發展的狀況下，疫苗和相關防疫物資的出口，都保持了較快增長，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貿易順差的擴大。」如果金域的問題出在核酸檢測這個環節上，將嚴重影響中國防疫物質的國際市場。 二是對冬奧的影響。冬奧舉辦在即，疫情難控，既丟了戰疫大國的臉面，也將影響出席人數。本來就因外交抵制少了幾個大國，再有因疫情不來的外交官們，北京會覺得面子大大受損。 作為一位正受疫情影響的普通公眾來說，我其實希望中國這次認真抓，因為疫情催生的產業鏈不僅在中國，在其他國家也有。鍾南山這類防疫專家在其他國家也有，中國如果抓出這種發疫情財的專家，會有敲山震虎之作用。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距離在中國的北京舉行冬季奧運會，大約只有半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因此近日成為焦點的新聞，當然是因為Omicron變種病毒，不斷在中國大陸各地爆發，特別是近日連北京與天津等地，都出現變種病毒的個案，令人憂慮會否影響北京冬季奧運舉行。 自2019冠狀病毒在中國武漢爆發以來，中國大陸所採取的策略，就是當初北京政府批評外國的做法──堅壁清野、徹底封關以及「清零」，打算透過完全封鎖的策略，去阻止病毒入境；因此除了幾近與世隔絕，完全不與外界往來，以至連東京奧運與北京奧運都拒絕參加的朝鮮以外，中國作為一個全球重要經濟體系，幾乎採取了全世界最嚴格的封關鎖國策略，採取最嚴謹的入境隔離政策。 這種阻截病毒於境外的策略，相對於世界各國嚴重的染病與死亡個案而然，當然是成功而有效果的；但當疫情遲遲未完結，由武漢爆發至今已經兩年，疫情不但沒有平息，卻繼續有不同的變種病毒產生，然後繼續爆發下去，這種封鎖的策略持續下去，就必然會出現問題──封鎖，是否要變成長期封鎖？那些跨國的商業活動，可以無限期地停止嗎？如果來中國經商，繼續有如此的防疫與入境的困難，以至長時期的隔離政策，那麼是否要改變經商的地點嗎？ 以初期採取與中國一樣防疫政策的新加坡與紐西蘭為例，這些國家都在2021年國民大規模接種了疫苗之後，改變了防疫政策為「與病毒共存」，其原因就是經濟上無法維持長期封鎖。當然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令染病率急升，會即時對醫療資源以至國民士氣造成沉重負擔；但如果無法繼續封鎖下去，而疫情仍然無法解決的話，長遠而言「共存」，或許會對經濟更有利。 因此目前中國採用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防疫策略；歐美國家採取「共存」的策略，即如果疫情繼續爆發幾年，或者變種病毒變得殺傷力很低的話，則對其更有利；反之疫情如果能夠儘快解決，例如最有效的疫苗能夠研發成功，或者病毒變種到自行滅絕的話，則中國的策略將會勝出。 然而鎖國策略最大的後果，就是嚴重阻礙貿易與經濟發展，例如作為「國際金融都會」的香港，亦被迫同樣要繼續採取堅壁清野的策略；早前因為機組人員違規，而引起變種病毒感染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再次收緊機組人員檢疫隔離的安排後明言，政府收緊空運的後果，將會很快顯現，預告空運貨物如食材、電子產品以至奢侈品等，都很可能會價格上升以至出現缺貨，這正說明所謂「清零」要零感染，其經濟代價絕對沉重。 然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實政府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減輕檢疫的難度；例如打疫苗，為何不是以效率優先？上海復星買下德國BioNTech的「大中華」代理權，由當時預計上年七月可獲中國大陸的批文，卻至今仍然未有消息。而中國兩隻著名的滅活疫苗，對Omicron變種都幾乎沒有抵抗力，亦因此局限了政策的選擇；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到全球多國都最輕易獲批，可謂最受歡迎的疫苗，至今仍未能在中國大陸使用呢？為何自詡政治「靈活」的，卻仍然面對如此「政治化」的問題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新的一年，人人都有新的期望。作為一個野心勃勃大國獨裁者的習近平，當然也有他的新期望，而且一開始就會布局。2022年過了半個月，習近平做了什麼，可望看出他的「戰略部署」。 12月31日習近平有做新年獻詞，但是新年獻詞一般是祝賀性的、禮節性的，泛泛而談，要看實質內容，還得看新的一年他最先做了什麼事情。大致上有兩點比較引人注意： 第一點，習近平在1月4日發出軍委主席的一號命令。中共是槍杆子出政權、槍指揮黨，尤其習近平是迷信武力的紅二代，這個命令當然最值得重視。但是這個命令是「開訓」的動員令，而不是「戰鬥」的動員令，似乎稍微收斂伸出的狼爪。然而訓練是為打仗做準備，而且其訓練包括許多政治內容，因此「準備打仗」仍是其內容。此外這份命令的最後一句是「以昂揚精神面貌和一流練兵成效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可見習近平念茲在茲的還是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20大。因為中共20大將決定他的政治生命能否延續，他的個人野心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能否實現則是另一回事。） 第二點，中央政法工作會議1月15日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會上傳達了習近平的指示及講話，習近平要求切實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的重大責任，以實際行動迎接中共二十大召開。也就是以維安來迎接20大。在政法工作會議同時，央視推出反腐電視專題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負十四億〉。已落馬一年的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不僅在片中亮相「悔罪」，還曝出其「政治團伙」的情況，涉及政法系統多名高官，包括原上海副市長、公安局長龔道安，原重慶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等。 軍隊與政法是共產黨的兩個「刀把子」，習近平以緊緊抓住兩個刀把子來迎接中共20大，顯見他對自己的權力與安全很不放心。因為如此，可以預料，在20大以前，中共內部必然還有一次大清洗的行動，而且實際上，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清洗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包括現任政治局常委，黨內第三號把手栗戰書被迫隱匿有被迫亮相，當年周永康、徐才厚的舊戲碼又再重演。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孫力軍，這是由他原先職務的重要性以及被重用諸項因素決定的。去年9月，中紀委通報對孫立案審查調查時提到，孫為實現個人政治目的，不擇手段，操弄權術，在黨內大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形成利益集團，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這顯示他主要的是政治問題，類似組織毛時代的所謂「反黨集團」。但是這次卻成為「反腐」專題的主角，甚至被控「操縱證券市場」；到底他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而且不是財經高幹而是政法高幹操縱證券市場，不但在中國，這在全球也許還是第一宗，被他操控的財經高官又是誰？必然有許多曲折離奇的情節，有待以後宣判時解惑。 也是在同時，有幾位高官已經成為今年頭半個月反腐敗的新祭品「老虎」，他們是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張永澤、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董事長王濱之、廣西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劉宏武。接下來還有中紀委的會議。習近平已經強調對反腐敗鬥爭不能滋生厭倦情緒，看來今年又是腥風血雨的一年。 但是習近平在為自身權力奮戰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滑坡、武漢肺炎的蔓延、冬奧能否順利舉行，都被晾在一邊了。
救不救恆大是前段時間國內財經圈和海外投資界熱議的話題，以高盛為代表的華爾街大佬自恃對中國認知深刻，也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恆大爆雷之後，高盛並不理會市場瀰漫的恐慌，而是在恆大債券節節敗退中，不斷接下大量垃圾債，坐等中國政府伸手拯救奄奄一息的恆大，讓華爾街投機客再次成為大贏家。他們或許萬萬沒有想到，疫情之後隨著出口數據的節節攀升，斬獲大量外匯的政府並不太在乎西方資本的感受了，讓恆大自生自滅的策略終於狠狠地搧了華爾街大佬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為什麼不救恆大？在西方資本看來，房地產是中國的支柱產業，又是地方財政的搖錢樹，房地產業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崩潰必然引發山呼海嘯的連鎖反應，直接影響到經濟、影響到銀行、影響到政府、甚至影響到社會穩定。而恆大是這個行業最有代表性的頭部企業，許家印更是長袖善舞的業界巨鱷，以往每一次面臨危機，他都能夠安然脫身帶領企業快速前進，正是基於這些認知，一眾投機客把賭注押在了恆大身上。 可悲的是這次偏偏看走了眼，沒錯，恆大資產規模龐大，土地儲備充裕，現金流也還可觀，不至於出現資不抵債的結局。然而恆大的債務也很驚人！公開的數據是1.97萬億，而隱形債務有多少外界並不清楚，其中美元債務超過200億美元，恆大爆雷之後，美元債一路下行，面值1美元的美債最低跌至0.20美元，也就是說至少跌去了八成，如果按照理想的重組方案優先解決美債的話，投機客或許還會賺得缽滿盆滿。 不救恆大顯然是高層博弈或權衡之後的一步險棋，不救恆大意味著不救房地產，不救房地產意味著不救銀行不救地方財政。以中國今天的財力救恆大應該不費吹灰之力，何況恆大銷售收入的絕大部分都貢獻給了地方政府。然而高層決策並不為外人所知，就像當年匆忙草率處理廣國投一樣，讓西方資本特別是國內剛剛起步的信託業一片狼藉，也讓廣東經濟遭到重創。事後反思，只要拿很少的錢就可以拯救廣國投，因為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是信心。 今天的恆大又大踏步走上了廣國投走過的那條絕路，只是廣國投是單純的國企，恆大是背景複雜的民企。最新的消息是恆大集團已經將總部從深圳撤離，深圳總部大樓「恆大集團」的牌子也被拆掉。2017年6月1日，成立於1996年6月24日的恆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的註冊地從廣州變更為深圳，當時深圳的主政者對許家印特別青睞，肯定對恆大入駐深圳有過許多承諾，事後獲知恆大把總部搬走的廣州市領導大為惱怒，一口氣處分了廣州工商局批准放行的二十多個官員。 而此次恆大集團從深圳撤回廣州，也是基於廣州此前在南沙開發區提供了大片土地用於新能源汽車基地，如果新能源汽車項目進展不順，這塊土地的增值潛力還有巨大的想像空間，而深圳並沒有給恆大帶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在廣州一直順風順水的許家應一到深圳就遭遇滑鐵盧，信奉風水命理的許家印在清算工作組入駐恆大後，將總部搬回廣州或許是最明智的一個選擇，至於廣州能不能讓他再一次化險為夷，許家應恐怕也無心去想。 恆大等頭部房企紛紛爆雷，意味著對房地產業敲響了喪鐘，也是對西方資本家的一次警示。據中國城市聯盟的統計，去年以來，有三分之一的房企爆雷，三分之一的房企處於爆雷邊緣，還有三分之一戰戰兢兢！克而瑞公布的2021年11月百強房企銷售額數據顯示，10強、50強、100強11月單月的銷售額同比增速分別為-28.46%、-37.84%、-37.63%。 有專家估算全國截止到2020年底，擁有商品房、小產權房、保障房、共有產權房等共計6.5億套，以每套房子住3人計算，全國的住房已能滿足近20億人的居住需求，遠超真實住房需求，房地產在數量上存在很嚴重的「泡沫」。截止到2021年底，全國的斷供房已經增加到200萬套，2017年全國法拍房數量僅7000餘套，這意味著短短4年法拍房數量就激增了285倍，斷供房的大規模出現，是樓市住房消費能力減弱的明顯信號，也是透支經濟能力強行買房的必然結果。 在銷售出現大幅下降的情況下，開發商在土地市場的表現愈發謹慎。數據寶追蹤的房企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11月，各路房企幾乎哀聲一片，全月僅拿了11塊地，拿地金額不過100億元，環比下降84%，同比下降89%。面對市場如此急驟的變化，各地政府都顯得慌亂無措，救市政策肯定會接踵而來，至於效果如何，最終會有哪些企業存活下去，還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 根據第一財經的最新消息，保利、華僑城、招商蛇口、華潤、中糧、五礦地產、中建、金茂和中國綠髮等9家大型地產央企，已經開始介入拯救地產巨頭，為中高風險的11家民營房企提供流動性支持。 這11家房企分別是「綠地控股、融創中國、世茂集團、中梁控股、榮盛發展、奧園、陽光城、融信中國、佳兆業、廣州富力、中南建設」。 政府「牽線搭橋」併購出險房企項目的專家透露，早在本月初廣東省政府就召集多家房企開會，與會房企包括奧園集團、富力地產、雅居樂、保利地產、中海地產、五礦地產、越秀地產、珠江實業等國企和民企。會議的目的是政府邀請部分央企和國企，為部分民營房企項目出售牽線搭橋。更準確地說，是為民營房地產企業紓困介紹買方。 從新世紀開始到現在，中國演繹了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而房價暴漲的推手就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又幾乎是完全照搬香港地產大佬為香港量身定製的開發模式，把財政收入跟土地出讓牢牢捆綁在一起，其結果除了高價賣地培植一批超級富豪之外，坑苦害慘了高達十多億國人。香港的財政收入曾經一半來自土地，如土地預付款、房產開發商上繳的稅收及房產稅等等。 香港為數不多的幾個富豪也牢牢控制了整個香港的政經體制，香港富豪與港人之間的關係類似封建時代的地主與佃農，港府不過是地產富豪的馬仔而已。香港這種扭曲而變態的土地政策，根源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政策，換而言之，在於其殖民地經驗。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被大英帝國租借接管。從法理上講，香港的所有權從來不歸英國所有，一直屬於中國，英國只是租借而已。殖民地的本質造就了香港殖民地土地批租政策，而殖民地政策又造就了香港的高房價與高地價。 即便如此，香港殖民地時期也有40%的港人居住在港府提供的保障房中，這個比例在新加坡更高，近80%的新加坡國民住在政府提供的高標準組屋中。可悲的是，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依然照搬殖民地經驗，把土地出讓時間定為70年，這種對未來毫無信心毫無把握的土地政策，只是讓地產富豪憑空崛起一夜暴富，讓本該當家作主的國人淪為悲慘的房奴。甚至廉價徵用農業用地，把一批又一批農民忽悠進城或驅趕進城，導致城市房價輪番暴漲。 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權力壓低拿地成本，通過規劃調整、土地變性，以「畫大餅」和「擠牙膏」式的供地方式，從銀行置換出貸款，滾動開發，如此循環往複。土地增值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財富效應幻化出巨大能量，而這一切都以巨量貨幣超發作為燃料，使得中國經濟增長以土地貨幣互相循環，直接導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增。 如果按照人均收入來算，京滬深廣幾乎沒有什麼人買得起房了，房地產泡沫早就應該破滅了，之所以越吹越大甚至堅不可摧，是因為有複雜的政府背景，有銀行托底，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首先倒掉的是銀行，然後受累的是政府，因而政府一直竭盡全力不讓泡沫破滅，房地產的興衰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 從一個國家的發展趨勢來看，高地價高房價危害深遠，不僅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隨著家庭負擔的不斷增長，老百姓的幸福指數日趨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大大增加。因而房價的任何波動特別是下跌都會牽動政府的神經，一旦房地產泡沫被捅破，將導致中國金融體系、資本市場乃至地方財政出現系統性危機乃至癱瘓。 過去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也綁架了各級政府、綁架了各家銀行乃至綁架了幾乎所有國人！現在看來，是地方政府是土地財政是銀行綁架了中國房地產綁架了中國10億國民！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重，是任何經濟發達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畸形現象。 在西方發達國家，房地產從來不是富豪的主要來源，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充分發達而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國家，房地產開發平均利潤率和其它工業製造業以及服務業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現像中國這樣通過大規模圈地囤地，或者開發幾個小區甚至幾幅樓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敵國的案例。 中國真是一個特例，一個涉及十多億國民居所的民生領域卻變成了一個炮製富豪的行業，其財富的積累又完全取決於政府官員和房地產商之間的私下交易。這種交易必然導致一個結果……腐敗泛濫，即誰與政府有密切關係或與主要官員達成默契，就能夠獲得最廉價的土地，就能夠想建多少就建多少，就能夠獲得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敵國的機會。 雖然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形成不完全是買賣雙方討價還價、利益均衡的結果。房價運行機制中牽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博弈，因此價格形成遠遠不是供需平衡那麼簡單。但是總有一天市場的力量會強大到任何利益集團都無法抵擋的地步，即使沒有迫在眉睫的頭部房企爆雷，房地產業遲早要出大事，海嘯一旦發生，實際上誰也救不了誰！
驚聞老友張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難以言表。 認識張教授將近20年。依稀記得2003年秋冬之際，我接到一位法輪功朋友的電話（是誰我都忘記了），說張教授來美國，想見上一面。我說要去華府兩天，是否能等我回來再謀良晤。這位朋友與張教授聯繫後，說他正好那時也在華府，於是我們就約在華府見面。 那是一台灣商人設的飯局，不少人是舊識，談興很高。張教授與我相鄰而坐，低聲交談，他告訴我，以前他批判台灣的黨國資本主義，《中國的陷阱》（香港明鏡1997年版）一書顛覆了他對中國改革的認識，認為真正的黨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我當時心中有點詫異，一位台灣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能這樣看待這本書，實在很難得。後來，蒙張教授贈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一書，在這本他與澄社同道合著的書中，分析了國民黨統治台灣時的經濟制度之利弊，力促國民黨改革黨產、黨營事業。這在當時的台灣，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氣，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學術研究經歷，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讓他如此關注我這本書。此後不久，拙作《中國的陷阱》在台灣博大以《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訂版，張教授寫了一篇《現代中國俠女何清漣與她發現的中國陷阱》在台灣媒體上發表，這篇書評很有張教授特點，流傳甚廣。 認識以後，時有書信往來。張教授深愛台灣，自然關心大陸政治經濟。我為Taiwan News寫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細，有時會來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國：潰而不崩》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灣慣例是要請當地名學者寫序推薦，我第一個就想到他。這本書的分析讓許多人不滿意，因為中共的專制極權，不僅讓國內嚮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滿，也給台灣帶來極大的壓力，不少人甚至抱著「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點崩潰。及至看完張教授寫的序言《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之後，我才知道他的複雜心情，因該書推論的中國將在10-20年內維持的「潰而不崩」之局（中國社會深度潰敗，但中共政權卻能繼續維持），讓他情感上難以接受，但他畢竟是位真學者，知道事實就是事實，學者的研究與推論必須從事實而不是從願望出發，因此，為拙著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異難，只有真正的學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學的第一要義，張教授溫良敦厚的謙謙君子之風，給我留下極深印象。 台灣尊重知識分子，台大的名教授們大都除教學科研之外，還有諸多社會事務、參政，張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灣的次數不多，來美國後總共去過兩次。雖然邀請方不是他，但他總是親力親為，幫助安排一些演講與住宿事宜，讓我的台灣之行盡量不留遺憾。我至今仍然記得，2019年5月在台灣將近一月，僅在台大就共有三場活動，其中一場是關於中國經濟局勢的演講，由他主持，我因臨行前未準備PPS，結果是張教授代勞幫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個那麼大的會場演講時，有大屏幕展示提綱，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灣見面，自然會問及他在忙什麼。他說在辦學校，並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灣政大之後到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看看。我自然樂於從命，專程去看了那所中學。數年之間，一所已經只剩下40多位學生的普通國高，他與幾位助手一起，幾乎是從無到有 ，成就了一所藝術專科學校，學生來自幾十個國家，並為神韻劇團輸送了不少訓練有素的藝術人才。此中花力之巨與韌勁，讓我嘆服。因為民國先賢中，我至今仍然對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於教育救國的先賢欽佩不已，從政、辦實業、辦教育三條救國安世之路，辦教育最難，不易見功卻收功長遠。 中國士大夫歷來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張教授辭世之後，臉書上有言，台灣媒體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運動那部分，比較少談法輪功。張教授的立言，台灣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時報》言及張教授與人合著的《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一書，被台大出版中心選為該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譽為經濟學的「入門聖經」，被許多後進奉為圭臬。但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法輪功在世界傳播，張教授成為法輪功中堅，從立言轉向立功，這功澤及的並不止於法輪功內。這部分為何不太被台灣輿論提及？我想是出於心結問題。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書屋邀請到台訪問。一些朋友來看我時，問我何以與張教授及台大法輪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說，談得來，意氣相投。其實，我對張教授等進入知天命之年後修鍊法輪功非常理解，這不僅僅是出於朋友之誼，而是基於兩點：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讀人類心靈史的鑰匙。每種宗教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政治背景。古往今來，所有宗教的產生，其實都是所處社會產生社會認同危機之時，法輪功當然也是這樣。在創教者一代之時，集學員之力，眾志成城，辦成了包括平面、視頻、廣播在內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體平台，其規模與覆蓋範圍超越了集一國之力投資的中共大外宣媒體，其動員力與奉獻力，只要客觀論事，就必須承認。 第二，我熟知中國士大夫文化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這種「修齊治平」的文化為何輔之以「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這一說法？那是因為中國歷史總在治亂之中循環，時勢合適，人才輩出，得一申「兼濟天下之志」者多。但歷史大多數是平庸甚至黑暗時期，尤其是中國近代史那種政治變幻莫測，各種思潮噴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礪危險的政治環境對人的心靈是個極大的折磨，不少人現實地選擇了獨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門，在「學問僧」與「政治僧」之間來回折騰。 中共治下的中國更是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在社會鼎革過程中，知識分子連獨善其身都是奢望。與中國連著一條文化臍帶的台灣，其命運由先天的地理條件「離中國太近、離美國太遠」所決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國民政府，先經歷「二二八」與戒嚴時代，從1980年代以來又經歷了經濟起飛時期的「四小龍」繁榮，以及台灣民主化進程，之後隨著大陸統戰的紅色滲透，統獨議題撕裂著整個台灣。與張教授同齡的一批留美留歐的台灣學人，因優異被選拔公費留學，回台後在從政、教書育人、參政的過程中，經歷了台灣幾十年的風雲激蕩，從奮發砥礪的少年、躊躇滿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靈台明澈的老年，為台灣留下了他們的生命印記，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際，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張教授不是選擇獨善其身，而是辟開旁門見月明，在修鍊法輪功的過程中安身立命。台灣法輪功發展到現在，與張教授的貢獻分不開；他近十餘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顯，在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成功之後，他還接管了在北投陽明山的惇敘高工，準備在該校舊地之上創立復興藝術學院。一切都已就緒，卻因過於勞累遽然辭世。未竟之功業，相信會有張教授的台灣同道接續。 張教授的辭世，於我來說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灣之行結束前一天下午，他與其高足鍾谷蘭女士請我與曉農同品咖啡，送別時他站在咖啡店門前揮手依依作別，相約日後再見之時，我們都沒想到那是此生最後一晤。翻檢近兩年來的電郵，餘溫尚在，只覺意長歌短，心緒支離，十分難捨。 願老友在天之靈安息。 （2022年1月15日寫於美國新澤西清漣居中 原文鏈接）
瑞士銀行結束數百年保密制度，在新年前完成了向各國政府移交離岸客戶資料的工作。先前聽說時我也很期待，以為資料是向公眾公開，結果只是把資料提供給各自的政府。 這對民主國家有用，可以偵查貪腐的嫌疑人，但對獨裁國家不但無效，更為統治者提供了政治鬥爭的工具。 中共權貴家族在瑞士銀行的秘密存款，總數以萬億計，這都是從中國人身上盤剝而來的民脂民膏，被巧取豪奪後變成私人財產，理應由國家徹查後沒收歸公，懲辦當事人，贓款用來改善中國人的生活條件。 習近平說要刀口向內，刮骨療毒，那就應該利用這些離岸秘密戶口資料徹查嚴辦，但在瑞士公開資料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已警告瑞士，要「以對世界和平負責、對人類安定團結負責和尊重他人財產隱私的態度，謹言慎行」。 貪官秘密要公開，中共就要「隱私保護」了，中共國什麼時候保護過中國人的隱私？中共要保護的只是權貴家族的隱私而已，普通中國人誰有資格跑到瑞士銀行去開戶口存錢？ 想深一層，瑞士當然不可能向公眾公開銀行客戶資料，全世界銀行都不可以做這件事，這也怪不了瑞士，但從此以後，全世界貪官都不敢再打瑞士銀行的主意了。中共當然視這些隱秘資料為最高國家機密，拿來作政治清洗的工具，也可長期脅迫自己人聽話。 有人的地方就有權錢交易，有權的人要錢，有錢的人要權，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民主國家有新聞自由完善法治，有資訊透明的傳統，明目張胆貪腐有難度，也容易暴露和被查。 中共改革之初，為了發力默許貪腐，就此打開潘多拉盒子，把貪腐巨獸放了出來，從此任由它南征北討，時至今日巨獸早已成精，中共自己也收服不了。 習近平以反貪為手段清洗政治對手，玩得滾瓜爛熟，也幫他打倒不少平民出身的政敵，但紅二代全部安然無恙。中共官場內無人不貪，只要想辦誰，人人皆可辦，以中央派出巡查組的方式，選定目標清查，幾乎百發百中。利用反貪來奪權，利用反貪來抓錢，一舉兩得。 這種由上而下的反貪，根本不是治本之道，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沒有制度建設，沒有民主監督，都只是胡弄公眾，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國民間早有公開官員財產的呼聲，為何不肯實施？因為公開個人財產，習近平自己都受不了。 民間也早有新聞自由的要求，中國記者追查報道很厲害，但任由記者無限度追查社會陰暗面，中共的醜惡面目即刻現形，中共的合法性也就蕩然無存。此外還有法治和民主監督等等，所有能達致制度化反貪的政策，沒有一項實施過。 中共自己反貪可以，中國人反貪就不可以，中共已把自己打造成古今中外規模最大的貪腐集團。改革開放的最後成果，就是以私有制的方式放手讓權貴家族斂財，等到發財門路分配停當，就以公有制的方式把權貴家族保護起來，自此中共獨裁統治就天下大定。 從上到下，若有一個奉公守法的官員，也無法在一個貪腐架構內生存，貪腐都已制度化常規化。所有因貪腐落馬的官，起因都是政治問題，拿貪腐來懲辦最方便，如此而已。 朋友提供了一份海南島各級貪腐官員的名錄，省內所有縣市一鍋端，若這些貪官都關在同一個監獄，可以在牢里成立一個海南島貪官聯誼會，得閑冇事交流一下貪腐經驗。往後新的貪官仍會一撥撥進來，中共的反貪永遠在路上，永遠反不完。 俗話說，病向淺中醫，中共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病入膏肓。問題是，紅二代大貪，平民官遭殃，維穩壓力山大，個人利益無著，每日上班搞政治動輒得咎，花天酒地雞犬升天的日子不再，天底下有吃大虧佔小便宜的好官嗎？各級官員躺平，剩紅二代去守江山，能守得住？ 底層民眾生活艱難，壓力爆煲，紅二代卻撈得盆滿砵滿，上下一對照，惡向膽邊生。改革開放只是中國十三億人為紅二代創造財富，中國人雖然愛國，但這點簡單的道理很容易想通。 說到底，社會不公平正是社會矛盾之所在，矛盾一日不解，一日都在醞釀危機，貪腐無解，也即中國危機無解。可以肯定的是，若中共終有一日垮台，不是垮在中國人手上，是垮在自己手上。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如果說，2020年初武漢封城是習近平驚慌失措之下的蠻橫之舉，西安封城就是故意複製災難，不惜以人民的生命製造次生災害。西安的畫面不僅是武漢的重複，而是更加變本加厲。 不準疫區的人離開管控區域尋求緊急醫療援助，不準斷糧的人走出家門尋求食品，深更半夜將整個小區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轉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設施和物資的所謂集中隔離區。疫區之內和疫區之外的許多中國人抱怨說，急需緊急醫療援助的人、需要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禦寒被褥的人、來了月經缺乏衛生巾的人只能聽天由命，自求多福。西安封城迄今，防疫亂象不斷。一名懷胎8月孕婦日前遭醫院拒診而大出血流產後，又有一名孕婦5日發文指控，她上月29日在警察護送協調下，仍接連遭到醫院拒收，最後為時已晚，失去了孩子。 有學者指出：從總體來看，中國當局採取疫情 「清零」 的政策是導致中國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採取種種極端的甚至反人類的疫情防控舉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要說作為中國當局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對此不應當承擔責任，這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但此時習近平的感受或許與這位學者相反，他正陶醉在自己的英明領導之中，感激他的恩師毛澤東教會了他兩字統治秘訣「鬥爭」。 毛澤東喜歡鬥爭，與天斗，與地斗和與人斗，他感到其樂無窮。但縱觀毛的一生，他的鬥爭沒有成功，只有失敗。他敗給了天，革命理想再高，到生命的終了，也不得不兩腿一蹬，到閻王殿報道去了；他敗給了地，大興水利工程、大躍進無一不以失敗告終；他敗給了人，他再怎麼折騰也沒有戰勝人性，「狠斗私字一閃念」，最終還是靠資本主義收拾殘局。毛澤東即使將自己畫成紅太陽，最終也不過是一個不自量力的愚夫。 習近平也喜歡鬥爭，或者說喜歡像毛一樣鬥爭。他要將夢想轉化為所有中國人的夢想，讓全國人民坐上他的過山車，他要在鬥爭的瘋狂中感受幸福、凈化靈魂，即使生靈塗炭也在所不惜。他說敢於鬥爭是中共的鮮明品格。 習近平與人斗，他斗贏了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和郭伯雄，斗贏了上百萬官員。他集中幾乎所有的國家權力，獨步天下。習近平與地斗，他怒懟美國，派楊潔篪到美國罵街。在香港頒布國安法，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將百年建成的國際金融中心毀於一旦。在南海、東海、台海，秀肌肉炫耀武力。在中印邊境還與印度打了一架，儘管沒打贏，但畢竟出了手。 習近平通過鬥爭贏得了信心。現在他正在與天斗，也就是與新冠病毒展開生死決鬥。 一是，輸不起的戰爭。武漢疫情爆發，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對武漢實施封城清零，儘管造成了嚴重的次生災害，但畢竟控制了疫情。隨後，疫情蔓延到世界，美國成為重災區，習近平為自己的英明洋洋自得。去年9月，在世界疫情洶湧澎拜時，中國召開了表彰大會，宣告中國抗疫成功，習作出了世界大勢「東升西降」的判斷。 2021年1月11日，習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世界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一個「亂」字，而這個趨勢看來會延續下去。這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國的領導力和制度優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 如果現在，中國放棄「封城清零」，改為「與病毒共存」，豈不是抄西方的作業，習的親自指揮和部署和世界大勢預言豈不成了世界笑話。 二是，二十大權力保衛戰。很多人認為，習近平大權在握，連任是板上釘釘的事。但由於這是中共各派政治勢力都不能輸的戰爭，所以，現在習能否連任並不能下斷言。即使連任，黨內的爭鬥也不會停止。如果習能夠通過「封城清零」打敗病毒，這無疑會給他的連任奠定基礎，反之，則會成為中共反習勢力攻擊他的把柄。 三是，為連任後中國北韓化和發動戰爭做鋪墊。習對「封城清零」之所以如此堅持，還與他心裡的小算盤有關。他知道中國人已經歲月靜好幾十年，已經經歷了有限的自由，要想回到文革時代很難，也沒有了戰爭的意願和承受能力。通過封城可以進行軍事管制，讓老百姓溫水煮青蛙慢慢適應被管制。 但問題是，習近平與病毒的生死之戰能夠成功嗎？我認為不可能。 首先，「封城清零」嚴重違背自然科學。病毒在地球上的歷史比人類還要長，想要消滅病毒人類力所不能及。中國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已經深度融入世界，不可能獨善其身。世界已經選擇與病毒共存、群體免疫，而中國堅持清零是明顯違背科學的。其背後的邏輯是人定勝天，而不是敬畏自然。 其次，「封城清零」成本高昂。「封城清零」固然可以有效地阻隔病毒傳播，但成本過於高昂，特別是對經濟的摧毀。中國經濟是個虛胖子，表面看風風光光，裡面危機四伏。經過這些年的胡折騰，經濟已經見底。世界工廠的名聲對中國而言，早已名不副實，越南、東南亞國家已經取而代之了。至於房地產現在只能穩泡沫了。如果繼續這樣「封城清零」，中國經濟將會一蹶不振，與西方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12月8日，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等三重壓力，近五千字的新聞通稿中，共出現二十五次「穩」字。會議要求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會議提出，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持續改善民生，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局穩定。 中國政府公布的經濟數字也顯示出經濟已經陷入困境。中國統計部門發布的8月綜合PMI指數回落到48.9。PMI被認為是一個經濟體的「體檢表」，反映製造業的整體增長或衰退。經濟界通常認為，PMI的榮枯線是50%，高於50％代表製造業在擴張發展，反之則代表衰退。 再次，封城清零會造成嚴重的次生災難。在武漢封城時，次生災害就已經很嚴重。現在西安又重演了武漢的悲劇並變本加厲。本來，居家隔離，有限封城就可以有效地阻隔病毒，但強制性封城清零必然會加重老百姓的苦難。 武漢封城就使一座千萬人口的城市頓時墜入人間地獄。那坐在陽台上為母親哭求一張病床的敲鑼女人，那個深夜追著離去的車輛哭喊「媽媽」的女孩，那個患上新冠肺炎跳樓身亡的70歲的尿毒症患者，那個一家四口相繼去世，在遺書中感慨「輾轉諸家醫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輕，床位難覓」的常凱，這慘烈的一幕幕畫面至今還浮現在武漢人的眼前。 習近平就像孤獨的唐吉柯德一樣，手舞長矛沖向無影無蹤的病毒，其結果必然以慘敗收場。但習近平已經騎在虎背上上下不得。打不贏這場病毒戰爭，他的二十大連任將充滿風險。一旦失去權力，他甚至身家性命難保。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習近平要用「封城清零」打敗病毒，保存他英明領導的面子，保住二十大的位置，保住中共紅色江山。但這是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別說習近平就是人類也無能為力，只能與病毒共存。但習近平無路可走，正如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根本特徵在於它要持續不斷地進行鬥爭，鬥爭，再鬥爭，永遠沒有休止。極權主義的統治之維繫，離開這種無休止的運動，便將宣告破產，運動停止之日，也就是極權主義的毀滅之時。」 有位網友這樣寫道：共產黨集團中的紅二代們，請不要說「我們要守住父輩打下的江山」。告訴你，沒有哪座山哪條河是你們父輩打下來的，自從盤古開天地，就有了長江黃河泰山。69年的中共統治史就是一部奴役史和殺人史！無論其夢想構建的多麼宏大，也無論其口號包裝的如何精美，概括起來無非就十二個字：打天下，坐江山，睡女人，搶財產。但已在虎背上的習近平又如何能幡然悔悟呢？他的眼裡是無限江山，但不知世界早已落花流水換了人間。 （全文轉自議報）
中共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韓文秀在官媒新華社撰文稱，2022年要召開中共二十大，做好經濟工作極為重要。他指，穩宏觀經濟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對執政黨來說，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不但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外交問題都是政治問題。這本來只是常識，沒有什麼高深之處。 歷朝歷代，所有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都是經濟和民生問題引起的，中國人不到活不下去都不會造反，凡是造反，都是活命的問題。 李克強早前提出「六穩六保」，六穩是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六保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概括來說，就是救經濟保民生，為什麼？因為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共產黨的政權就有危機。 當前這都是要害，問題是怎麼穩如何保，辦法在哪裡？早兩三年醒悟，或許還有救，今日才來穩這保那，都已經是明日黃花，只好看著它謝了。 政府掌握全局，掌握真實全面的信息，普通人無從得知。政府應該高瞻遠矚，有先見之明，預先籌謀，而不是問題來了，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國的經濟早就問題叢生，但中共為維持執政合法性，一向把問題都掃到地氈下去，表面風光，歌舞昇平，但地氈不是用來藏垃圾的，等到地氈發臭，一掀開來滿地曱甴蜘蛛，樓板蛀空，那時就冇得救了。 中國經濟早已開發過度﹑投資過度﹑產能過度，早就應該減速，但每一屆政府都要維持偉大形象，維持GDP增長數字好看，因此高速才是硬道理。不斷加速的結果，是經濟更畸型更不合理，惡因種下，惡果難逃，日日添柴燒火，最終只是爆煲而已。 大陸不是沒有懂經濟的專家，只是習近平上台後，以一尊自居，身邊都是一群奉迎拍馬之輩。習近平大權獨攬，又好大喜功，偏執蠻橫，下屬說假話充內行，如此當然越陷越深。 經濟過熱應該收斂，卻為政績而加速；內部不妙應維持好的外部環境，卻又搞戰狼外交；形勢危重應該緩和港台矛盾，卻又踐踏港台；外部環境惡劣，內部應該求穩，但又大開殺戒，自損功力。事情都反著來，明知加速速死，又拚命踩油門。 這是什麼道理？這就是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令其瘋狂。習近平奉行政治第一，負責糟塌經濟，李克強視經濟第一，負責收拾殘局，習在前面亂搞，李在後面嗌救命，經濟搞壞了，經濟反噬政治，最終是經濟沒得救，而政治也嗚呼哀哉。 習近平的字典里，只有政治問題才是問題，以為政治搞好，地位穩固，其他都不是問題。可惜客觀規律是只有經濟好了，政治才會好。 習近平一再強調不忘初衷，他的初衷就是馬列毛，馬克思一個最基本的論斷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就是說，經濟才是基礎，政治只是經濟的反映。 經濟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不能用政治去強行干預，但習近平乾的，全是以政治手段去干預經濟政策，並且自以為得計。無上權力導致無上自信，自信過度便以為意志至上。老毛是唯意志論者，凡事靠愚公移山精神，敢於鬥爭，就想改造世界，習近平繼承老毛的衣砵，也以為自己神通廣大，無往而不利。 大難臨頭中共自知，不是一般的困難，是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所有的層面問題多如牛毛，不知如何下手。前不久中共派出一個小規模外交使團，悄悄到歐洲各國遊說，希望尋找改善中歐關係的路徑，但到處摸門釘，沒有一個國家有好臉色。 今日被迫涎臉登門求和，當日為何要做到絕？做人都要適可而止留有餘地，一個國家搞外交，豈可以任性妄為？今日中共面臨的內政外交困境，最大問題就是，都沒有後路了。 經濟下行，錢袋子空了，對外關係無錢不辦，那經濟問題也變成外交問題，外交問題也是內政問題，內政問題也是執政問題，執政問題更是生死問題。 六穩六保表面看是經濟問題，實際也是政治問題，當公費醫療﹑老金﹑地方政府財政等都連番出事，那就是民變四起的時候。錢袋子空了，這是經濟問題，更是最要命的政治問題。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