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陶洛诵：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
2026 年 8 月 10 日
习近平当政，提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近，习近平又提出一个新的自信，曰：历史自信。 首次提出，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2021年11月）。他声称：“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这番话，目的是在总结百年中共党史时，只讲成绩、不讲错误，尤其避免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再谈毛泽东的过错。换言之，避开中共百年过程中的失败和颓丧。 第二次，是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所谓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1年12月底）。他声称：“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习近平口中的所谓“正史”，就是中共掌权者自说自话的“党史”，选择性书写、甚至颠倒书写的“党史”，一部伪历史。排斥一切对历史真相的探讨和揭露。可见，口口声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习近平，搞的恰恰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次，是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2年1月）。他声称：“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由此可见，习近平提历史自信，有他个人的目的：要把全党统一到他所要的党史叙事上来，进而巩固他自己的权位，统一思想，“增进团结”。 上世纪，有外宾询问中共总理周恩来，为何中国各地到处都是标语口号？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深挖洞、广积粮”之类；周恩来的回答，大意是：标语口号代表没有做到的事情，或是努力要实现的目标。这证明，中共越是强调的事情，就越是想做到而还没有做到的事情。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习近平强调自信，说明缺少自信；越是高喊自信，暗示越是没有自信。 习时代的中共，心下很虚，早先暗示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又进一步暗示，没有历史自信。 何以如此？原来，所谓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自己都说不清，或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再加最坏的封建主义之总和。 所谓理论自信，却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理论；就连王沪宁给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先后炮制的三套理论，也都存在前后矛盾，缺乏内在逻辑，无法自圆其说。 所谓制度自信，名为社会主义制度，实为专制制度，一党专政，拒绝监督，衍生无可救药的官场腐败。 所谓文化自信，仅有文化的虚名词，既无中国传统文化，也无当代世界文明，不过是假大空的中共党文化。 至于所谓历史自信，若说数千年中国历史，中共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若说七十多年的中共历史，则脱不了暴力、仇恨、谎言为本质的不堪历史主线。 新增历史自信，从习近平个人而言，其用意或有三层。第一层，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自圆其说；第二层，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挫败找台阶下；第三层，为自己留后路，万一今年连任之梦破灭，则期望退休后不会遭到否定甚至追究，图个交权后的人生安全，也图个卸任后的政治安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民主国家新总统就职满周年的支持度通常有一定政治意义，并可借此预判一个原本受到满心期待的新领袖，接下来究竟有多顺风还是多逆风。20日，拜登自美国动荡不安的2020胜出已满周年，但他显然是属于后者。 过去一周，无论民调机构还是媒体（路透社、FiveThirtyEight、CBS）的统计，拜登就任一周年的支持度皆从当初53%（得票率）下滑至40%（支持率）左右。虽然奥巴马也曾从68%（得票率）下滑至隔年的48%（支持率），但拜登的危机就在他当下距离半数民意支持太远，尽管仍比川普就任周年的39%支持度略好，却也反映了拜登实际施政成绩单和选民当初的想像有高度落差。声誉下滑很容易为国家元首的治理带来恶性循环，且愈急著扳回颜面愈常适得其反。“拜登民调落至四成出头”，自然成为许多美国政论分析的焦点。 一年前，历经川普执政下大流行病的破坏，美国民众确实渴望把所有焦虑和不安透过一场选举扫之殆尽。去年此时，美国曾经一度到处都是好消息，包括失业率下降、工资上涨，消费者信心回升，接连创造了零售业的增长，疫苗接种如火如荼，病毒威胁看似渐渐退散，到去年7月独立纪念日，国家仿若重生，一片欣欣向荣，那时拜登的支持度仍稳定维持在五成以上。 直到去年8月，美国仓皇自阿富汗撤军，拜登支持度开始出现大幅滑落。原本以为后续补救和说明已然“止血”，但没想到变种病毒反扑，直接打破美国走出疫情的假象，并且还进一步暴露拜登政府在COVID-19危机处理上，原来并不比前任高明到哪去。撤军风波搅和一池春水，紧接秋冬而至，就是疫情又再烧了起来，全国确诊病例居高不下，去年圣诞节前后，还回到疫情初期最惨痛的水准，死亡数也持续累积到超过80万人。于此同时，去年12月美国通货膨胀率更创下近40年来新高（7%），这对疫情下的庶民生活，可谓双重打击。 偏偏，无论是要减缓通膨冲击，还是要降低新型病毒omicron对各行各业造成的压力，都非一蹴可几。去年底，民主党接连提出相应而来的社会支出计画和基础设施方案，对拜登的支持度都未有明显加分，omicron短时间造成的新一波混乱局面，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甚至直到“COVID-19再次消退”和民众经济信心反弹，拜登此间劣势才可能有所改变。 民调下滑副作用之一，就是原被视为拜登任内核心价值议题，且同时兼具民主党选票实际利益的《投票自由法案》改革（Freedom to Vote Act） 注更多（另外还有《路易士投票权进步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也都一并因拜登声望下跌更显困难重重。结果就是政策效果未至，政党价值也无法让选民埋单，因而才有政治评论者以1968年民主党韩福瑞（民主党／败）对上尼克森（共和党／胜：尼克森绕过政策论述，主谈政党价值）的案例对照拜登窘境。 而终归必须一提的是，当初高龄78岁、起初少有人寄予厚望的拜登之所以能上台，除了大选年间病毒肆虐削弱现任优势，更重要的则在种种社会变动下，“反川普”群众被刺激集结，彼此极度渴望推翻一个不称职、频频制造分裂，甚而被自由派媒体形容为糟糕至极的总统，拜登才得以破纪录票数赢得胜选。但他上任后，很快就有人预言拜登瓶颈，也就是“一旦支持者共同抵抗的对象下台后，抵抗政治必然出现局限性，‘反川红利’没了要怎么办？”。之后果不其然，包括拜登在内等民主党人，很快就无法再靠“和川普对比”去赢得支持，当初选举期间扛著“反川普”旗帜的民主党候选人，无论老将还是新星，自川普下台后，多有失去个人声量施力点的问题。 去年11月，当维吉尼亚州州长选举由共和党人拿下，新泽西州则由民主党人险胜时，《纽时》资深政治记者Lisa Lerer便已撰文提到：这现象等于是对民主党2022期中选举敲响警钟，因为“反川普”的浪潮曾为民主党人赢得权力，如今选民恐怕已厌倦了抗议，甚至变得冷漠，更进一步，原本“反川普”的动力，则再被一种对国家现状不满的情绪所取代，那么，美国的问题，当然就是拜登的问题，而拜登的问题，就在他让支持者有希望破灭的感觉。 Lisa Lerer并引述一名受访者的谈话作为拜登（民主党）危机的总结，即“以川普为中心的负面恐吓竞选策略，重要性已经下降，”同时，对一个希望赢得选民支持的政党来说，“总不能永远用吓唬的方式让人们去投票，而是必须提出一些真正会让人把票投给你的理由”。 虽然川普仍对2024蠢蠢欲动，但在那天之前，“骂川普”应该也会适用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拜登是好是坏，和川普只会愈来愈没关系。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北京冬奥在即，中国政府不顾民怨沸腾，竭尽全力要对疫情清零；但核酸检测行业的龙头企业金域医药却被河南许昌市公安局通报，称其“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然后国内揭出这家企业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有利益关系。就在人们以为中国政府因无法清零准备找替罪羊祭旗之时，首届“钟南山青年科技创新奖”于 1月13日颁发，意在晓谕全国：钟院士大人地位稳定，那点事放不倒这位科技新贵。 中国这场防疫戏剧究竟要怎样唱？ 让人浮想联翩的“金域传播病毒” 中国自2020年以来，成为WHO封赏的“世界战疫大国”，世界各国也不断有媒体表扬中国成功的抗疫经验。因此，中国对一轮轮的病毒来袭都要采取清零政策。COVID-19变异株omicron（奥密克戎）在中国造成新一波疫情，西安、天津、河南纷纷传出封城的消息，据说已经进京。北京当局已经对疫情大国美国航班果断采取熔断机制，杜绝境外“输入”的可能。 在这当口，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1月12日通报，称郑州金域负责人张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已经对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称，“正对该案进一步办理中”。1月13日，安徽省休宁县海阳镇女人街桂兰水果店店主武某某，据说也违规“实施引起有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被休宁县公安局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两个都是警方通报，但少有人关注武某某传播病毒事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金域医学“引起病毒传播”一事上了。毕竟，金域医学涉及全国核酸检测安全，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关于金域传播病毒的说法有多种，其中最令人毛骨耸然的是这一传闻：金域故意把检测阳性的人报告成阴性，使其能够回到社区传播，并将检测样本成批销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金域可以继续依赖疫情检测轻松赚钱。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叫做“创造消费需求推动生产”。问题是，这是通过传播病毒来创造消费，无论是市场伦理还是政治伦理，都不容这种做法。 揭的黑幕其实是灰色半透明幕 于是，中国国内出现好几篇详尽揭露金域医学的文章，从金域医学与钟南山的关系、金域医学如何利用检疫迅速暴富、金域医学与海外公司战略合作的关系，每一条线看似深不见底，但细究之下，都是半公开的。平时公众不关心，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并未规范。 第一重灰幕：金域医学与钟南山的关系。 金域医学在2003年正式命名，此前曾是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是中国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从1992年到200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金域医学和钟南山、柳传志以及君联资本》一文中，根据截止2021年第三季报的公开资料，指出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自然人“梁耀铭”，持股比例达15.99%。这篇文章指出，1988年，梁耀铭从广州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职教务处和科研处。在那个市场经济刚冒头的年代，当时广州医学院正在筹建校办企业，梁耀铭这段时期遇到的贵人就是钟南山。1997年，梁耀铭决心转型专门做医学检验，并将校办企业改名为“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这是中国第一家协力厂商医疗检测机构。 钟对梁的扶持表面上是体制内支持，真正灰色的是不为外人所知的利益关系。 第二重：钟南山与多家公司有利益关系。 钟南山的名声雀起于2003年SARS时期，当时百誉加身，终成中国官方医学殿堂的尊神，被政府加持的“国家级专家”在中国自然是该行业的通行证。但钟南山毕竟是人，虽然具有神的地位，心性却未必成神。只因中国内外兼修之名人不多，中国人感念其2003年之功，愿意维持他的高大上形象。到了2020年covid-19流行之后，由于他对疫情的解说很快被看出与官方同调，于是民间对他也不再客气，不断挖出他利用自身声望不当牟利的各种黑料。比如，2020年他两度推荐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等药物治疗新冠肺炎，媒体很快挖出内幕：钟南山与该公司有利益关联。钟南山推荐的红日药业生产的“血必净”，其关联企业是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红日药业持股12.5%）。天眼查资料显示，钟南山是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中国经济周刊》引述报导称，该公司的抗肿瘤一类新药PTS及衍生成果产业化专案，正是钟南山团队在天津的落地专案。 “天眼查”资料还显示，钟南山有3家公司，其中一家是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钟南山是董事长。该公司的副董事长周荣拥有34家公司，另一名副董事长张晓雷有20家公司。该公司全部的高管层合计拥有90家公司。 以上这些利益瓜葛，业界知道，公司所在地的工商局与政府有关部门也知道，算是对政、学、商关系的一种认可。 第三重，金域医学从核酸检测中的巨大获利。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医学完成了2.2亿份核酸检测，属全球第一，获利巨大，股价飙升。 该公司官网称，金域医学目前已在内地及香港地区建立了38家中心实验室，拥有遍布全国的远端病理协作网，以及由600多名国内外病理医生加盟组成的病理医生团队，为超过23000家医疗机构提供准确、及时、便捷的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服务；服务网路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所在区域，并以香港为桥头堡，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金域员工张某东到底做了什么，警方和金域方面均未明确，外界对此议论纷纷。出现的“主动传播病毒”、“丢失样本”、“伪造资料”、“瞒报数据”等传言，金域医学通过官方微博一一予以否认。现在，公众深感担忧的是：如果这并非一起员工利欲熏心的偶发事件，而是专业人士利用疫情策划的事件，整个链条就成了这样：传播病毒疫情→核酸检测→推进疫苗，成了一条完整的疫情经济产业链，公司依靠疫情维持利润，那这疫情还有完么？ 关于结局的猜想 与钟南山有关联的金域发生传播病毒的丑闻，将使“大国战疫”蒙上沉重的黑色阴影，这笔政治帐，无论习近平如何震怒，最后都得精密盘算。 中国国内的政治帐在可控范围内，这笔帐难算在于难以控制的国际影响。 一是中国防疫物质的出口。中国近两年外贸成绩斐然，仅2021年3月至12月，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4385亿元；同时，出口笔记型电脑等“宅经济”产品2.51万亿元，增长8.5%。连中国商务部也承认：“在全球疫情发展的状况下，疫苗和相关防疫物资的出口，都保持了较快增长，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贸易顺差的扩大。”如果金域的问题出在核酸检测这个环节上，将严重影响中国防疫物质的国际市场。 二是对冬奥的影响。冬奥举办在即，疫情难控，既丢了战疫大国的脸面，也将影响出席人数。本来就因外交抵制少了几个大国，再有因疫情不来的外交官们，北京会觉得面子大大受损。 作为一位正受疫情影响的普通公众来说，我其实希望中国这次认真抓，因为疫情催生的产业链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钟南山这类防疫专家在其他国家也有，中国如果抓出这种发疫情财的专家，会有敲山震虎之作用。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距离在中国的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大约只有半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因此近日成为焦点的新闻，当然是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不断在中国大陆各地爆发，特别是近日连北京与天津等地，都出现变种病毒的个案，令人忧虑会否影响北京冬季奥运举行。 自2019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大陆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当初北京政府批评外国的做法──坚壁清野、彻底封关以及“清零”，打算透过完全封锁的策略，去阻止病毒入境；因此除了几近与世隔绝，完全不与外界往来，以至连东京奥运与北京奥运都拒绝参加的朝鲜以外，中国作为一个全球重要经济体系，几乎采取了全世界最严格的封关锁国策略，采取最严谨的入境隔离政策。 这种阻截病毒于境外的策略，相对于世界各国严重的染病与死亡个案而然，当然是成功而有效果的；但当疫情迟迟未完结，由武汉爆发至今已经两年，疫情不但没有平息，却继续有不同的变种病毒产生，然后继续爆发下去，这种封锁的策略持续下去，就必然会出现问题──封锁，是否要变成长期封锁？那些跨国的商业活动，可以无限期地停止吗？如果来中国经商，继续有如此的防疫与入境的困难，以至长时期的隔离政策，那么是否要改变经商的地点吗？ 以初期采取与中国一样防疫政策的新加坡与新西兰为例，这些国家都在2021年国民大规模接种了疫苗之后，改变了防疫政策为“与病毒共存”，其原因就是经济上无法维持长期封锁。当然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令染病率急升，会即时对医疗资源以至国民士气造成沉重负担；但如果无法继续封锁下去，而疫情仍然无法解决的话，长远而言“共存”，或许会对经济更有利。 因此目前中国采用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防疫策略；欧美国家采取“共存”的策略，即如果疫情继续爆发几年，或者变种病毒变得杀伤力很低的话，则对其更有利；反之疫情如果能够尽快解决，例如最有效的疫苗能够研发成功，或者病毒变种到自行灭绝的话，则中国的策略将会胜出。 然而锁国策略最大的后果，就是严重阻碍贸易与经济发展，例如作为“国际金融都会”的香港，亦被迫同样要继续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早前因为机组人员违规，而引起变种病毒感染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再次收紧机组人员检疫隔离的安排后明言，政府收紧空运的后果，将会很快显现，预告空运货物如食材、电子产品以至奢侈品等，都很可能会价格上升以至出现缺货，这正说明所谓“清零”要零感染，其经济代价绝对沉重。 然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实政府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减轻检疫的难度；例如打疫苗，为何不是以效率优先？上海复星买下德国BioNTech的“大中华”代理权，由当时预计上年七月可获中国大陆的批文，却至今仍然未有消息。而中国两只著名的灭活疫苗，对Omicron变种都几乎没有抵抗力，亦因此局限了政策的选择；那么究竟是甚么原因，令到全球多国都最轻易获批，可谓最受欢迎的疫苗，至今仍未能在中国大陆使用呢？为何自诩政治“灵活”的，却仍然面对如此“政治化”的问题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的一年，人人都有新的期望。作为一个野心勃勃大国独裁者的习近平，当然也有他的新期望，而且一开始就会布局。2022年过了半个月，习近平做了什么，可望看出他的“战略部署”。 12月31日习近平有做新年献词，但是新年献词一般是祝贺性的、礼节性的，泛泛而谈，要看实质内容，还得看新的一年他最先做了什么事情。大致上有两点比较引人注意： 第一点，习近平在1月4日发出军委主席的一号命令。中共是枪杆子出政权、枪指挥党，尤其习近平是迷信武力的红二代，这个命令当然最值得重视。但是这个命令是“开训”的动员令，而不是“战斗”的动员令，似乎稍微收敛伸出的狼爪。然而训练是为打仗做准备，而且其训练包括许多政治内容，因此“准备打仗”仍是其内容。此外这份命令的最后一句是“以昂扬精神面貌和一流练兵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可见习近平念兹在兹的还是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20大。因为中共20大将决定他的政治生命能否延续，他的个人野心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能否实现则是另一回事。） 第二点，中央政法工作会议1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及讲话，习近平要求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召开。也就是以维安来迎接20大。在政法工作会议同时，央视推出反腐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负十四亿〉。已落马一年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不仅在片中亮相“悔罪”，还曝出其“政治团伙”的情况，涉及政法系统多名高官，包括原上海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原重庆副市长、公安局长邓恢林等。 军队与政法是共产党的两个“刀把子”，习近平以紧紧抓住两个刀把子来迎接中共20大，显见他对自己的权力与安全很不放心。因为如此，可以预料，在20大以前，中共内部必然还有一次大清洗的行动，而且实际上，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清洗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包括现任政治局常委，党内第三号把手栗战书被迫隐匿有被迫亮相，当年周永康、徐才厚的旧戏码又再重演。 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孙力军，这是由他原先职务的重要性以及被重用诸项因素决定的。去年9月，中纪委通报对孙立案审查调查时提到，孙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这显示他主要的是政治问题，类似组织毛时代的所谓“反党集团”。但是这次却成为“反腐”专题的主角，甚至被控“操纵证券市场”；到底他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而且不是财经高干而是政法高干操纵证券市场，不但在中国，这在全球也许还是第一宗，被他操控的财经高官又是谁？必然有许多曲折离奇的情节，有待以后宣判时解惑。 也是在同时，有几位高官已经成为今年头半个月反腐败的新祭品“老虎”，他们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滨之、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宏武。接下来还有中纪委的会议。习近平已经强调对反腐败斗争不能滋生厌倦情绪，看来今年又是腥风血雨的一年。 但是习近平在为自身权力奋战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滑坡、武汉肺炎的蔓延、冬奥能否顺利举行，都被晾在一边了。
救不救恒大是前段时间国内财经圈和海外投资界热议的话题，以高盛为代表的华尔街大佬自恃对中国认知深刻，也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恒大爆雷之后，高盛并不理会市场弥漫的恐慌，而是在恒大债券节节败退中，不断接下大量垃圾债，坐等中国政府伸手拯救奄奄一息的恒大，让华尔街投机客再次成为大赢家。他们或许万万没有想到，疫情之后随着出口数据的节节攀升，斩获大量外汇的政府并不太在乎西方资本的感受了，让恒大自生自灭的策略终于狠狠地搧了华尔街大佬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为什么不救恒大？在西方资本看来，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又是地方财政的摇钱树，房地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崩溃必然引发山呼海啸的连锁反应，直接影响到经济、影响到银行、影响到政府、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而恒大是这个行业最有代表性的头部企业，许家印更是长袖善舞的业界巨鳄，以往每一次面临危机，他都能够安然脱身带领企业快速前进，正是基于这些认知，一众投机客把赌注押在了恒大身上。 可悲的是这次偏偏看走了眼，没错，恒大资产规模庞大，土地储备充裕，现金流也还可观，不至于出现资不抵债的结局。然而恒大的债务也很惊人！公开的数据是1.97万亿，而隐形债务有多少外界并不清楚，其中美元债务超过200亿美元，恒大爆雷之后，美元债一路下行，面值1美元的美债最低跌至0.20美元，也就是说至少跌去了八成，如果按照理想的重组方案优先解决美债的话，投机客或许还会赚得钵满盆满。 不救恒大显然是高层博弈或权衡之后的一步险棋，不救恒大意味着不救房地产，不救房地产意味着不救银行不救地方财政。以中国今天的财力救恒大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何况恒大销售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贡献给了地方政府。然而高层决策并不为外人所知，就像当年匆忙草率处理广国投一样，让西方资本特别是国内刚刚起步的信托业一片狼藉，也让广东经济遭到重创。事后反思，只要拿很少的钱就可以拯救广国投，因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信心。 今天的恒大又大踏步走上了广国投走过的那条绝路，只是广国投是单纯的国企，恒大是背景复杂的民企。最新的消息是恒大集团已经将总部从深圳撤离，深圳总部大楼“恒大集团”的牌子也被拆掉。2017年6月1日，成立于1996年6月24日的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从广州变更为深圳，当时深圳的主政者对许家印特别青睐，肯定对恒大入驻深圳有过许多承诺，事后获知恒大把总部搬走的广州市领导大为恼怒，一口气处分了广州工商局批准放行的二十多个官员。 而此次恒大集团从深圳撤回广州，也是基于广州此前在南沙开发区提供了大片土地用于新能源汽车基地，如果新能源汽车项目进展不顺，这块土地的增值潜力还有巨大的想像空间，而深圳并没有给恒大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广州一直顺风顺水的许家应一到深圳就遭遇滑铁卢，信奉风水命理的许家印在清算工作组入驻恒大后，将总部搬回广州或许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至于广州能不能让他再一次化险为夷，许家应恐怕也无心去想。 恒大等头部房企纷纷爆雷，意味着对房地产业敲响了丧钟，也是对西方资本家的一次警示。据中国城市联盟的统计，去年以来，有三分之一的房企爆雷，三分之一的房企处于爆雷边缘，还有三分之一战战兢兢！克而瑞公布的2021年11月百强房企销售额数据显示，10强、50强、100强11月单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28.46%、-37.84%、-37.63%。 有专家估算全国截止到2020年底，拥有商品房、小产权房、保障房、共有产权房等共计6.5亿套，以每套房子住3人计算，全国的住房已能满足近20亿人的居住需求，远超真实住房需求，房地产在数量上存在很严重的“泡沫”。截止到2021年底，全国的断供房已经增加到200万套，2017年全国法拍房数量仅7000余套，这意味着短短4年法拍房数量就激增了285倍，断供房的大规模出现，是楼市住房消费能力减弱的明显信号，也是透支经济能力强行买房的必然结果。 在销售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开发商在土地市场的表现愈发谨慎。数据宝追踪的房企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11月，各路房企几乎哀声一片，全月仅拿了11块地，拿地金额不过100亿元，环比下降84%，同比下降89%。面对市场如此急骤的变化，各地政府都显得慌乱无措，救市政策肯定会接踵而来，至于效果如何，最终会有哪些企业存活下去，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 根据第一财经的最新消息，保利、华侨城、招商蛇口、华润、中粮、五矿地产、中建、金茂和中国绿发等9家大型地产央企，已经开始介入拯救地产巨头，为中高风险的11家民营房企提供流动性支持。 这11家房企分别是“绿地控股、融创中国、世茂集团、中梁控股、荣盛发展、奥园、阳光城、融信中国、佳兆业、广州富力、中南建设”。 政府“牵线搭桥”并购出险房企项目的专家透露，早在本月初广东省政府就召集多家房企开会，与会房企包括奥园集团、富力地产、雅居乐、保利地产、中海地产、五矿地产、越秀地产、珠江实业等国企和民企。会议的目的是政府邀请部分央企和国企，为部分民营房企项目出售牵线搭桥。更准确地说，是为民营房地产企业纾困介绍买方。 从新世纪开始到现在，中国演绎了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而房价暴涨的推手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又几乎是完全照搬香港地产大佬为香港量身定制的开发模式，把财政收入跟土地出让牢牢捆绑在一起，其结果除了高价卖地培植一批超级富豪之外，坑苦害惨了高达十多亿国人。香港的财政收入曾经一半来自土地，如土地预付款、房产开发商上缴的税收及房产税等等。 香港为数不多的几个富豪也牢牢控制了整个香港的政经体制，香港富豪与港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封建时代的地主与佃农，港府不过是地产富豪的马仔而已。香港这种扭曲而变态的土地政策，根源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政策，换而言之，在于其殖民地经验。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大英帝国租借接管。从法理上讲，香港的所有权从来不归英国所有，一直属于中国，英国只是租借而已。殖民地的本质造就了香港殖民地土地批租政策，而殖民地政策又造就了香港的高房价与高地价。 即便如此，香港殖民地时期也有40%的港人居住在港府提供的保障房中，这个比例在新加坡更高，近80%的新加坡国民住在政府提供的高标准组屋中。可悲的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依然照搬殖民地经验，把土地出让时间定为70年，这种对未来毫无信心毫无把握的土地政策，只是让地产富豪凭空崛起一夜暴富，让本该当家作主的国人沦为悲惨的房奴。甚至廉价征用农业用地，把一批又一批农民忽悠进城或驱赶进城，导致城市房价轮番暴涨。 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压低拿地成本，通过规划调整、土地变性，以“画大饼”和“挤牙膏”式的供地方式，从银行置换出贷款，滚动开发，如此循环往复。土地增值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财富效应幻化出巨大能量，而这一切都以巨量货币超发作为燃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以土地货币互相循环，直接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增。 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算，京沪深广几乎没有什么人买得起房了，房地产泡沫早就应该破灭了，之所以越吹越大甚至坚不可摧，是因为有复杂的政府背景，有银行托底，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首先倒掉的是银行，然后受累的是政府，因而政府一直竭尽全力不让泡沫破灭，房地产的兴衰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高地价高房价危害深远，不仅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家庭负担的不断增长，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日趋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因而房价的任何波动特别是下跌都会牵动政府的神经，一旦房地产泡沫被捅破，将导致中国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乃至地方财政出现系统性危机乃至瘫痪。 过去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也绑架了各级政府、绑架了各家银行乃至绑架了几乎所有国人！现在看来，是地方政府是土地财政是银行绑架了中国房地产绑架了中国10亿国民！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是任何经济发达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畸形现象。 在西方发达国家，房地产从来不是富豪的主要来源，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充分发达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国家，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率和其它工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现像中国这样通过大规模圈地囤地，或者开发几个小区甚至几幅楼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敌国的案例。 中国真是一个特例，一个涉及十多亿国民居所的民生领域却变成了一个炮制富豪的行业，其财富的积累又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之间的私下交易。这种交易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腐败泛滥，即谁与政府有密切关系或与主要官员达成默契，就能够获得最廉价的土地，就能够想建多少就建多少，就能够获得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敌国的机会。 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形成不完全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利益均衡的结果。房价运行机制中牵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博弈，因此价格形成远远不是供需平衡那么简单。但是总有一天市场的力量会强大到任何利益集团都无法抵挡的地步，即使没有迫在眉睫的头部房企爆雷，房地产业迟早要出大事，海啸一旦发生，实际上谁也救不了谁！
惊闻老友张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难以言表。 认识张教授将近20年。依稀记得2003年秋冬之际，我接到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是谁我都忘记了），说张教授来美国，想见上一面。我说要去华府两天，是否能等我回来再谋良晤。这位朋友与张教授联系后，说他正好那时也在华府，于是我们就约在华府见面。 那是一台湾商人设的饭局，不少人是旧识，谈兴很高。张教授与我相邻而坐，低声交谈，他告诉我，以前他批判台湾的党国资本主义，《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1997年版）一书颠覆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党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我当时心中有点诧异，一位台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这样看待这本书，实在很难得。后来，蒙张教授赠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论台湾官营事业之民营化》一书，在这本他与澄社同道合著的书中，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台湾时的经济制度之利弊，力促国民党改革党产、党营事业。这在当时的台湾，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学术研究经历，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让他如此关注我这本书。此后不久，拙作《中国的陷阱》在台湾博大以《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订版，张教授写了一篇《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在台湾媒体上发表，这篇书评很有张教授特点，流传甚广。 认识以后，时有书信往来。张教授深爱台湾，自然关心大陆政治经济。我为Taiwan News写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有时会来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国：溃而不崩》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湾惯例是要请当地名学者写序推荐，我第一个就想到他。这本书的分析让许多人不满意，因为中共的专制极权，不仅让国内向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满，也给台湾带来极大的压力，不少人甚至抱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点崩溃。及至看完张教授写的序言《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复杂心情，因该书推论的中国将在10-20年内维持的“溃而不崩”之局（中国社会深度溃败，但中共政权却能继续维持），让他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他毕竟是位真学者，知道事实就是事实，学者的研究与推论必须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因此，为拙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异难，只有真正的学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学的第一要义，张教授温良敦厚的谦谦君子之风，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台湾尊重知识分子，台大的名教授们大都除教学科研之外，还有诸多社会事务、参政，张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湾的次数不多，来美国后总共去过两次。虽然邀请方不是他，但他总是亲力亲为，帮助安排一些演讲与住宿事宜，让我的台湾之行尽量不留遗憾。我至今仍然记得，2019年5月在台湾将近一月，仅在台大就共有三场活动，其中一场是关于中国经济局势的演讲，由他主持，我因临行前未准备PPS，结果是张教授代劳帮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个那么大的会场演讲时，有大屏幕展示提纲，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湾见面，自然会问及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办学校，并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湾政大之后到云林县立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看看。我自然乐于从命，专程去看了那所中学。数年之间，一所已经只剩下40多位学生的普通国高，他与几位助手一起，几乎是从无到有 ，成就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来自几十个国家，并为神韵剧团输送了不少训练有素的艺术人才。此中花力之巨与韧劲，让我叹服。因为民国先贤中，我至今仍然对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于教育救国的先贤钦佩不已，从政、办实业、办教育三条救国安世之路，办教育最难，不易见功却收功长远。 中国士大夫历来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张教授辞世之后，脸书上有言，台湾媒体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运动那部分，比较少谈法轮功。张教授的立言，台湾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时报》言及张教授与人合著的《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一书，被台大出版中心选为该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誉为经济学的“入门圣经”，被许多后进奉为圭臬。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法轮功在世界传播，张教授成为法轮功中坚，从立言转向立功，这功泽及的并不止于法轮功内。这部分为何不太被台湾舆论提及？我想是出于心结问题。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书屋邀请到台访问。一些朋友来看我时，问我何以与张教授及台大法轮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说，谈得来，意气相投。其实，我对张教授等进入知天命之年后修炼法轮功非常理解，这不仅仅是出于朋友之谊，而是基于两点：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读人类心灵史的钥匙。每种宗教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背景。古往今来，所有宗教的产生，其实都是所处社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之时，法轮功当然也是这样。在创教者一代之时，集学员之力，众志成城，办成了包括平面、视频、广播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平台，其规模与覆盖范围超越了集一国之力投资的中共大外宣媒体，其动员力与奉献力，只要客观论事，就必须承认。 第二，我熟知中国士大夫文化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这种“修齐治平”的文化为何辅之以“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一说法？那是因为中国历史总在治乱之中循环，时势合适，人才辈出，得一申“兼济天下之志”者多。但历史大多数是平庸甚至黑暗时期，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那种政治变幻莫测，各种思潮喷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砺危险的政治环境对人的心灵是个极大的折磨，不少人现实地选择了独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门，在“学问僧”与“政治僧”之间来回折腾。 中共治下的中国更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社会鼎革过程中，知识分子连独善其身都是奢望。与中国连着一条文化脐带的台湾，其命运由先天的地理条件“离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决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国民政府，先经历“二二八”与戒严时代，从198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经济起飞时期的“四小龙”繁荣，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之后随着大陆统战的红色渗透，统独议题撕裂着整个台湾。与张教授同龄的一批留美留欧的台湾学人，因优异被选拔公费留学，回台后在从政、教书育人、参政的过程中，经历了台湾几十年的风云激荡，从奋发砥砺的少年、踌躇满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灵台明澈的老年，为台湾留下了他们的生命印记，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际，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张教授不是选择独善其身，而是辟开旁门见月明，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安身立命。台湾法轮功发展到现在，与张教授的贡献分不开；他近十余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显，在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成功之后，他还接管了在北投阳明山的惇叙高工，准备在该校旧地之上创立复兴艺术学院。一切都已就绪，却因过于劳累遽然辞世。未竟之功业，相信会有张教授的台湾同道接续。 张教授的辞世，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湾之行结束前一天下午，他与其高足钟谷兰女士请我与晓农同品咖啡，送别时他站在咖啡店门前挥手依依作别，相约日后再见之时，我们都没想到那是此生最后一晤。翻检近两年来的电邮，余温尚在，只觉意长歌短，心绪支离，十分难舍。 愿老友在天之灵安息。 （2022年1月15日写于美国新泽西清涟居中 原文链接）
瑞士银行结束数百年保密制度，在新年前完成了向各国政府移交离岸客户资料的工作。先前听说时我也很期待，以为资料是向公众公开，结果只是把资料提供给各自的政府。 这对民主国家有用，可以侦查贪腐的嫌疑人，但对独裁国家不但无效，更为统治者提供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共权贵家族在瑞士银行的秘密存款，总数以万亿计，这都是从中国人身上盘剥而来的民脂民膏，被巧取豪夺后变成私人财产，理应由国家彻查后没收归公，惩办当事人，赃款用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 习近平说要刀口向内，刮骨疗毒，那就应该利用这些离岸秘密户口资料彻查严办，但在瑞士公开资料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已警告瑞士，要“以对世界和平负责、对人类安定团结负责和尊重他人财产隐私的态度，谨言慎行”。 贪官秘密要公开，中共就要“隐私保护”了，中共国什么时候保护过中国人的隐私？中共要保护的只是权贵家族的隐私而已，普通中国人谁有资格跑到瑞士银行去开户口存钱？ 想深一层，瑞士当然不可能向公众公开银行客户资料，全世界银行都不可以做这件事，这也怪不了瑞士，但从此以后，全世界贪官都不敢再打瑞士银行的主意了。中共当然视这些隐秘资料为最高国家机密，拿来作政治清洗的工具，也可长期胁迫自己人听话。 有人的地方就有权钱交易，有权的人要钱，有钱的人要权，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民主国家有新闻自由完善法治，有资讯透明的传统，明目张胆贪腐有难度，也容易暴露和被查。 中共改革之初，为了发力默许贪腐，就此打开潘多拉盒子，把贪腐巨兽放了出来，从此任由它南征北讨，时至今日巨兽早已成精，中共自己也收服不了。 习近平以反贪为手段清洗政治对手，玩得滚瓜烂熟，也帮他打倒不少平民出身的政敌，但红二代全部安然无恙。中共官场内无人不贪，只要想办谁，人人皆可办，以中央派出巡查组的方式，选定目标清查，几乎百发百中。利用反贪来夺权，利用反贪来抓钱，一举两得。 这种由上而下的反贪，根本不是治本之道，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制度建设，没有民主监督，都只是胡弄公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民间早有公开官员财产的呼声，为何不肯实施？因为公开个人财产，习近平自己都受不了。 民间也早有新闻自由的要求，中国记者追查报道很厉害，但任由记者无限度追查社会阴暗面，中共的丑恶面目即刻现形，中共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此外还有法治和民主监督等等，所有能达致制度化反贪的政策，没有一项实施过。 中共自己反贪可以，中国人反贪就不可以，中共已把自己打造成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贪腐集团。改革开放的最后成果，就是以私有制的方式放手让权贵家族敛财，等到发财门路分配停当，就以公有制的方式把权贵家族保护起来，自此中共独裁统治就天下大定。 从上到下，若有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员，也无法在一个贪腐架构内生存，贪腐都已制度化常规化。所有因贪腐落马的官，起因都是政治问题，拿贪腐来惩办最方便，如此而已。 朋友提供了一份海南岛各级贪腐官员的名录，省内所有县市一锅端，若这些贪官都关在同一个监狱，可以在牢里成立一个海南岛贪官联谊会，得闲冇事交流一下贪腐经验。往后新的贪官仍会一拨拨进来，中共的反贪永远在路上，永远反不完。 俗话说，病向浅中医，中共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病入膏肓。问题是，红二代大贪，平民官遭殃，维稳压力山大，个人利益无著，每日上班搞政治动辄得咎，花天酒地鸡犬升天的日子不再，天底下有吃大亏占小便宜的好官吗？各级官员躺平，剩红二代去守江山，能守得住？ 底层民众生活艰难，压力爆煲，红二代却捞得盆满砵满，上下一对照，恶向胆边生。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十三亿人为红二代创造财富，中国人虽然爱国，但这点简单的道理很容易想通。 说到底，社会不公平正是社会矛盾之所在，矛盾一日不解，一日都在酝酿危机，贪腐无解，也即中国危机无解。可以肯定的是，若中共终有一日垮台，不是垮在中国人手上，是垮在自己手上。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如果说，2020年初武汉封城是习近平惊慌失措之下的蛮横之举，西安封城就是故意复制灾难，不惜以人民的生命制造次生灾害。西安的画面不仅是武汉的重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 不准疫区的人离开管控区域寻求紧急医疗援助，不准断粮的人走出家门寻求食品，深更半夜将整个小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转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和物资的所谓集中隔离区。疫区之内和疫区之外的许多中国人抱怨说，急需紧急医疗援助的人、需要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御寒被褥的人、来了月经缺乏卫生巾的人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西安封城迄今，防疫乱象不断。一名怀胎8月孕妇日前遭医院拒诊而大出血流产后，又有一名孕妇5日发文指控，她上月29日在警察护送协调下，仍接连遭到医院拒收，最后为时已晚，失去了孩子。 有学者指出：从总体来看，中国当局采取疫情 “清零” 的政策是导致中国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采取种种极端的甚至反人类的疫情防控举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要说作为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但此时习近平的感受或许与这位学者相反，他正陶醉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之中，感激他的恩师毛泽东教会了他两字统治秘诀“斗争”。 毛泽东喜欢斗争，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他感到其乐无穷。但纵观毛的一生，他的斗争没有成功，只有失败。他败给了天，革命理想再高，到生命的终了，也不得不两腿一蹬，到阎王殿报道去了；他败给了地，大兴水利工程、大跃进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他败给了人，他再怎么折腾也没有战胜人性，“狠斗私字一闪念”，最终还是靠资本主义收拾残局。毛泽东即使将自己画成红太阳，最终也不过是一个不自量力的愚夫。 习近平也喜欢斗争，或者说喜欢像毛一样斗争。他要将梦想转化为所有中国人的梦想，让全国人民坐上他的过山车，他要在斗争的疯狂中感受幸福、净化灵魂，即使生灵涂炭也在所不惜。他说敢于斗争是中共的鲜明品格。 习近平与人斗，他斗赢了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斗赢了上百万官员。他集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权力，独步天下。习近平与地斗，他怒怼美国，派杨洁篪到美国骂街。在香港颁布国安法，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将百年建成的国际金融中心毁于一旦。在南海、东海、台海，秀肌肉炫耀武力。在中印边境还与印度打了一架，尽管没打赢，但毕竟出了手。 习近平通过斗争赢得了信心。现在他正在与天斗，也就是与新冠病毒展开生死决斗。 一是，输不起的战争。武汉疫情爆发，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武汉实施封城清零，尽管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害，但毕竟控制了疫情。随后，疫情蔓延到世界，美国成为重灾区，习近平为自己的英明洋洋自得。去年9月，在世界疫情汹涌澎拜时，中国召开了表彰大会，宣告中国抗疫成功，习作出了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的判断。 2021年1月11日，习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如果现在，中国放弃“封城清零”，改为“与病毒共存”，岂不是抄西方的作业，习的亲自指挥和部署和世界大势预言岂不成了世界笑话。 二是，二十大权力保卫战。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连任是板上钉钉的事。但由于这是中共各派政治势力都不能输的战争，所以，现在习能否连任并不能下断言。即使连任，党内的争斗也不会停止。如果习能够通过“封城清零”打败病毒，这无疑会给他的连任奠定基础，反之，则会成为中共反习势力攻击他的把柄。 三是，为连任后中国北韩化和发动战争做铺垫。习对“封城清零”之所以如此坚持，还与他心里的小算盘有关。他知道中国人已经岁月静好几十年，已经经历了有限的自由，要想回到文革时代很难，也没有了战争的意愿和承受能力。通过封城可以进行军事管制，让老百姓温水煮青蛙慢慢适应被管制。 但问题是，习近平与病毒的生死之战能够成功吗？我认为不可能。 首先，“封城清零”严重违背自然科学。病毒在地球上的历史比人类还要长，想要消灭病毒人类力所不能及。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已经选择与病毒共存、群体免疫，而中国坚持清零是明显违背科学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人定胜天，而不是敬畏自然。 其次，“封城清零”成本高昂。“封城清零”固然可以有效地阻隔病毒传播，但成本过于高昂，特别是对经济的摧毁。中国经济是个虚胖子，表面看风风光光，里面危机四伏。经过这些年的胡折腾，经济已经见底。世界工厂的名声对中国而言，早已名不副实，越南、东南亚国家已经取而代之了。至于房地产现在只能稳泡沫了。如果继续这样“封城清零”，中国经济将会一蹶不振，与西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12月8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近五千字的新闻通稿中，共出现二十五次“稳”字。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字也显示出经济已经陷入困境。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8月综合PMI指数回落到48.9。PMI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的“体检表”，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经济界通常认为，PMI的荣枯线是50%，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反之则代表衰退。 再次，封城清零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难。在武汉封城时，次生灾害就已经很严重。现在西安又重演了武汉的悲剧并变本加厉。本来，居家隔离，有限封城就可以有效地阻隔病毒，但强制性封城清零必然会加重老百姓的苦难。 武汉封城就使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顿时坠入人间地狱。那坐在阳台上为母亲哭求一张病床的敲锣女人，那个深夜追著离去的车辆哭喊“妈妈”的女孩，那个患上新冠肺炎跳楼身亡的70岁的尿毒症患者，那个一家四口相继去世，在遗书中感慨“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的常凯，这惨烈的一幕幕画面至今还浮现在武汉人的眼前。 习近平就像孤独的唐吉柯德一样，手舞长矛冲向无影无踪的病毒，其结果必然以惨败收场。但习近平已经骑在虎背上上下不得。打不赢这场病毒战争，他的二十大连任将充满风险。一旦失去权力，他甚至身家性命难保。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习近平要用“封城清零”打败病毒，保存他英明领导的面子，保住二十大的位置，保住中共红色江山。但这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别说习近平就是人类也无能为力，只能与病毒共存。但习近平无路可走，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 有位网友这样写道：共产党集团中的红二代们，请不要说“我们要守住父辈打下的江山”。告诉你，没有哪座山哪条河是你们父辈打下来的，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了长江黄河泰山。69年的中共统治史就是一部奴役史和杀人史！无论其梦想构建的多么宏大，也无论其口号包装的如何精美，概括起来无非就十二个字：打天下，坐江山，睡女人，抢财产。但已在虎背上的习近平又如何能幡然悔悟呢？他的眼里是无限江山，但不知世界早已落花流水换了人间。 （全文转自议报）
中共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韩文秀在官媒新华社撰文称，2022年要召开中共二十大，做好经济工作极为重要。他指，稳宏观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对执政党来说，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但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外交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本来只是常识，没有什么高深之处。 历朝历代，所有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都是经济和民生问题引起的，中国人不到活不下去都不会造反，凡是造反，都是活命的问题。 李克强早前提出“六稳六保”，六稳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概括来说，就是救经济保民生，为什么？因为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共产党的政权就有危机。 当前这都是要害，问题是怎么稳如何保，办法在哪里？早两三年醒悟，或许还有救，今日才来稳这保那，都已经是明日黄花，只好看著它谢了。 政府掌握全局，掌握真实全面的信息，普通人无从得知。政府应该高瞻远瞩，有先见之明，预先筹谋，而不是问题来了，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的经济早就问题丛生，但中共为维持执政合法性，一向把问题都扫到地毡下去，表面风光，歌舞升平，但地毡不是用来藏垃圾的，等到地毡发臭，一掀开来满地曱甴蜘蛛，楼板蛀空，那时就冇得救了。 中国经济早已开发过度﹑投资过度﹑产能过度，早就应该减速，但每一届政府都要维持伟大形象，维持GDP增长数字好看，因此高速才是硬道理。不断加速的结果，是经济更畸型更不合理，恶因种下，恶果难逃，日日添柴烧火，最终只是爆煲而已。 大陆不是没有懂经济的专家，只是习近平上台后，以一尊自居，身边都是一群奉迎拍马之辈。习近平大权独揽，又好大喜功，偏执蛮横，下属说假话充内行，如此当然越陷越深。 经济过热应该收敛，却为政绩而加速；内部不妙应维持好的外部环境，却又搞战狼外交；形势危重应该缓和港台矛盾，却又践踏港台；外部环境恶劣，内部应该求稳，但又大开杀戒，自损功力。事情都反著来，明知加速速死，又拼命踩油门。 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习近平奉行政治第一，负责糟塌经济，李克强视经济第一，负责收拾残局，习在前面乱搞，李在后面嗌救命，经济搞坏了，经济反噬政治，最终是经济没得救，而政治也呜呼哀哉。 习近平的字典里，只有政治问题才是问题，以为政治搞好，地位稳固，其他都不是问题。可惜客观规律是只有经济好了，政治才会好。 习近平一再强调不忘初衷，他的初衷就是马列毛，马克思一个最基本的论断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经济才是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反映。 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用政治去强行干预，但习近平干的，全是以政治手段去干预经济政策，并且自以为得计。无上权力导致无上自信，自信过度便以为意志至上。老毛是唯意志论者，凡事靠愚公移山精神，敢于斗争，就想改造世界，习近平继承老毛的衣砵，也以为自己神通广大，无往而不利。 大难临头中共自知，不是一般的困难，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所有的层面问题多如牛毛，不知如何下手。前不久中共派出一个小规模外交使团，悄悄到欧洲各国游说，希望寻找改善中欧关系的路径，但到处摸门钉，没有一个国家有好脸色。 今日被迫涎脸登门求和，当日为何要做到绝？做人都要适可而止留有馀地，一个国家搞外交，岂可以任性妄为？今日中共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境，最大问题就是，都没有后路了。 经济下行，钱袋子空了，对外关系无钱不办，那经济问题也变成外交问题，外交问题也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也是执政问题，执政问题更是生死问题。 六稳六保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际也是政治问题，当公费医疗﹑老金﹑地方政府财政等都连番出事，那就是民变四起的时候。钱袋子空了，这是经济问题，更是最要命的政治问题。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