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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四） 寫到這裡，似乎可以結束了。但是，有兩個極其重要的實質性問題，我認為有責任回答： 第一個問題：學生群起而表達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錯誤」？我負責任的回答是：絕對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題，都有權表達各自的觀點。他們的這種權利應當受到國家、政府以及軍警的保護，而不應受到壓制和摧殘。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決不因「成敗」而改變。1989年「六四」的學運民運，是我平生經歷的最值得國人驕傲的壯舉。力量對比是力量對比。成敗是成敗。善惡是善惡。因打贏而得勢的邪惡畢竟是邪惡，被屠殺的正義則永遠是正義。 第二個問題：如果趙紫陽向鄧小平妥協，能不能避免屠殺，減少損失？ 這個問題問得很妙。似乎，只要趙紫陽屈服，天安門屠殺由鄧小平屠殺改換為趙紫陽奉鄧小平之命下令屠殺，就能改寫歷史，紓解人民的痛苦，減少改革的損失。其實，一進入力量對比的領域，趙紫陽就輸定了。恰如當年毛澤東對劉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資派，左了，是形左實右；叫你到大學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組，是聽任學生向党進攻；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這是中共至少從毛澤東以來的傳家寶，鄧小平不過是毛澤東的學徒之一而已。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摯友告訴我：1989年初，當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汪峰，曾找幾位頂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鄧小平有意將在憲法中刪去「四個堅持」。我願意證明鄧小平那時真的說過諸如此類的話。我自己就有切實的證據——就在同時 ，即1989年初，胡喬木不僅對趙紫陽，而且專門對我本人，都特意透露過這個重要的喜訊。我完全不懷疑鄧小平在1989年初曾經對胡喬木汪峰等親口說過這些話，正如我至今絲毫不懷疑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鄧小平仍然親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一樣。 至於《李鵬「六四」日記》的可靠程度，我認為，因為這書是被中共中央嚴禁李鵬本人在國內出版的，就足以確證本書確實出自李鵬之手，是真品，決不是旁人冒名頂替的假貨。 寫了以上這些，其實只是「六四」事件這個滄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萬用坦克和衝鋒槍武裝起來的國防軍碾壓和掃射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是中共黨魁鄧小平破天荒的創舉，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演化史上的一大關目。鄧以「鎮壓學生就有好結果」的血淋淋的事實徹底摧毀了毛澤東的假惺惺的「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的謊言。而且，它的異乎尋常的特點之一是，居然在中國內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開讚美。 「六四」屠城確實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革命。它明目張胆開闢了公權絕對不受制約和民權徹底失去保障的新時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確立了「萬眾」必須「一心」的「核心」體制——用鄧的原話，叫做「毛在，毛說了算；毛死，我說了算；將來，你（江澤民）說了算」！這個體制就這樣明火執仗確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構築了共產權貴金字塔的數不清的層層階梯，從正國級到城管和輔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種戶口」精心治理的罪民，從而在一切中國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順黨者昌 ，逆黨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澤東的理想，無非是把國家變成「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營，「六四」屠殺則創造了一個一切行動「用不著」指揮，人人天生就個個自覺自律向黨看齊的產業大軍和作戰大軍。 十四億人同看齊，叫你天下誰能敵！中共的鐮刀崛起了，富強了，領導著全世界了。中國的韭菜也源源不斷滋長繁殖起來了。中國越來越偉大，天安門屠殺的主謀鄧小平也被尊稱為「鄧公」了。 這一切都不是夢，是津津有味的現實，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們招手。 （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三） 現在我想需要回顧一下趙的後續行動。趙當然不知道軍委主席鄧、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三人之間那些烏七八糟的勾當。既然鄧「都同意」，趙就抓緊落實。趙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滿，16下午是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會談完畢，趙立即趕回勤政殿開常委會，議題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學生愛國並撤銷《人民日報》「426社論」。趙沒有宣布或暗示鄧小平已經「都同意」，只是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學生愛國的措辭上，李鵬爭辯了幾句，後來看到楊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積極，李也就不再反對，終於通過了。所以次日各大媒體，都報道了趙紫陽代表常委肯定學生愛國的新聞。 問題主要卡在撤銷《人民日報》社論上。李鵬姚依林楊尚昆都聲稱這將「傷害小平同志」，堅持不能撤銷。紫陽反覆說明，本來就是我們常委自己錯誤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況，因此一切應該由我們常委負責；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們常委知錯就改，非但不會傷害小平同志，而且無疑將提高他的威望。喬石和胡啟立都明確支持趙的方案，李鵬姚依林則堅持反對。楊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議事規則規定的是多數決定製。這次是趙喬胡三人贊成，李姚二人反對，本可通過決議，為慎重計，趙決定擱置再議。 因此，5月17日上午趙才要求單獨見鄧。鄧的回復是「可以」。鄧要趙下午幾點鐘（我記不清了）準時到住處。趙準時一到，鄧小平就向趙攤牌了。 細節很重要。但我沒有看到有關人物寫過這次攤牌的任何細節。我當然不相信無關人士的描繪。我只知道趙紫陽本人在當天傍晚親口對我和他的秘書兼中辦副主任張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記得趙紫陽是這樣說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贏了。我全輸。我本以為是我和鄧兩個人談話，想不到是鄧主持開常委會。我去時，他們早到齊了，楊尚昆也到了。姚說我的亞行講話最壞，發出了（和鄧不同的）兩種聲音。今天作了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告訴你們二人，因為要保密。我說「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這個決策我執行不了。」鄧說，「總書記還是你（趙）。」我回來想了一路，我必須辭職。你們給我寫個辭職信。」我問，辭一個（總書記）還是辭兩個（加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答：兩個都辭。 附帶提一下鄧主持的這個歷史性常委會上的一個小插曲。趙要我起草辭職信，因此叮囑我「注意保密」，我說，這容易，我從來沒有泄過密。趙說，「有人已經說你泄密了。」我很氣憤說，「這個人一定是李鵬，因為別人講話都是負責任的。」趙說：「可是人家說你已經泄密了。我對他說，法制社會，講話要有根據。他說，我有根據，現在不拿出來，必要時再拿出來。」後來終於揭曉，李鵬要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鮑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員泄漏了中央開會決定戒嚴的軍事機密，而鐵的事實是：13人證明鮑彤沒有半個字涉及戒嚴，只是說自己將受審查，請大家嚴守紀律保持冷靜。可笑的是：李鵬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經預先掌握了鮑彤將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軍事秘密罪的「證據」，「鮑彤是壞人」也從此成為鄧小平的口頭禪。—— 不過這些東西，上不了歷史的殿堂，只能當作中共的笑料。 言歸正傳。根據趙紫陽當時對我和張岳琦的口述，我認為有幾點是肯定無疑的： 第一，所謂「趙紫陽不該在戈爾巴喬夫面前把鄧小平拋出去」這個傳播最廣的罪狀，根本沒有在攤牌會上出現過。因為，趙紫陽必須把「鄧小平雖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領袖」告訴全世界，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而這個決議恰恰是鄧在1987年7月7日親自提出的；最雄辯的是，李鵬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過傳達的方式，就已經把鄧小平赤裸裸地整個「拋出來」一次了，還用得著等到5月16日趙紫陽再「拋」第二次嗎？！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顯然是被鄧小平選定並經鄧親口培訓的。不過也真難為了姚依林。鄧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說別人「好」，唯獨對趙紫陽5月7日的「亞行講話」說過好，因為實在無懈可擊。5月8日那天，常委會尚未正式開會，在聊天，楊尚昆說：紫陽，你昨天講得好！第一個響應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連聲「講得好講得好」 ，不甘落後的李鵬也緊跟說：「我近期見外賓，也要呼應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會的錄音沒有被毀，我想應該都查得到。 同樣是常委會，同樣在楊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體無異議贊同趙紫陽發出這個「第二種聲音」；5月17日在鄧小平核心的親自主持下，卻又以多數宣判：發出「第二種聲音」是罪該萬死。這是什麼？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政治生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我們聚在一起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呢？是紀念那些為了中國的民主化，為了老百姓不受剝削壓迫而犧牲了生命，和受傷致殘的英雄們。那是一種精神，反抗暴政，敢於以命相拼的犧牲精神；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而犧牲的利他主義的精神，一種高尚的精神；不是某些功利主義者們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那不能當飯吃。奴隸即使再富裕，過的也不是人的生活。自由和尊嚴，是哺乳動物都知道的權利。精緻的利己主義，最終只會墮落成為自甘形穢的奴隸哲學。 不一定要有那麼深奧的理論，只是平常生活中的耳聞目睹，已經讓大家都明白，共產黨是什麼樣的禍國殃民的黑幫。雖然洗腦很嚴重，封鎖很嚴密；雖然在共產黨的暴力威脅下，人們不敢說真話；但是包括諷刺年輕人的那些人他們自己，私下裡都表達了對共產黨暴政的深刻厭惡。大多數老中青的各階層人民，都對共產黨有負面的觀察。反抗的情緒正在醞釀，甚至超過了一九八九年。 有些人或許是糊塗，或許是利益集團成員，或許是孤陋寡聞，他們說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六四大屠殺了，只會吃喝玩樂。當年的大多數家庭，都有人或者有親戚參加了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他們的後代可能如此孤陋寡聞嗎？不可能。只是由於共產黨的嚴厲懲罰，他們不敢隨便說真話。從小就被教育對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這是老百姓在苛政猛於虎的時代，必須遵奉的自保哲學。 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外國記者，在電話里問人家這麼敏感的話題，人家敢說真話嗎？共產黨的監控、告密和無孔不入的特務卧底活動，使人們隨時隨地都要防範包括朋友在內的人。否則就會像知名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畢福劍一樣，隨時可能被朋友出賣，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兩千多年前的周朝，有一個殘暴的天子，創造了獎勵告密和密探的行業。嚇得國人不敢隨便說話，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只能用目光打招呼，害怕隨便不小心的一句話就把你送進了監獄。看來共產黨不僅學習蘇聯的法西斯主義，也繼承了老祖宗的國家恐怖主義。 遠了不說，最近發生的鐵鏈女事件，揭開了官商結合的人口販賣，引起了社會上不尋常的反抗呼聲。各級共產黨組織手足無措，左支右絀。武漢肺炎病毒清零政策，搞得上海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反抗的鑼鼓敲遍大街小巷。大白野蠻的不法行為，遠遠超過了文革紅衛兵、造反派的水平，和納粹德國對待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不相上下。經濟下滑，戰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貿易關係逐漸收緊，等等。 這些都造成老百姓不滿情緒的上升，不斷的反抗已經越演越烈。社會正積聚著，醞釀著更大的反抗運動。我們在海外要做好配合宣傳的工作，要有回國與人民共同反抗的準備。待到共產黨垮台的時候，就是建立民主自由社會制度的一天。不要相信那些悲觀論者。沒有了共產黨，中國只會治理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人民可以從此得解放，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比當一個富足的奴隸更幸福。 （原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5日全國各級政府十萬官員參加的電話視頻會議上的講話（以下簡稱為5·25講話），從內容上來看，談的是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三大類難題，只要沒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國際環境不能改善，中國經濟將進入嚴重衰退。但國外（尤其是中文圈）現在一切都圍繞權力鬥爭，離開權斗無法解析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所以硬是將這場談話附會成高層習李兩派勢力鬥爭白熱化，極端的說法更是將此附會比喻成劉少奇當年的七千人大會講話，還將參加的十萬官員說成是擁李且暗反習。 先看李克強講話涉及什麼。這個談話比較散，內容有交叉，但三大層面的危機講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頭痛的是財政危機： 第一點，「當前經濟平穩運行面臨嚴峻挑戰，必須迎難而上，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 「中國作為這麼一個大的經濟體，一旦運行滑出合理區間，要想再拉回來，不付出巨大代價和更長時間是很難做到的」。這段談到他「下去調研，很多中小微企業各級工貿幹部說他們已經到了最困難的地步，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其實就是停業、破產企業多，報告說「企業註銷數量也增長了23.1%」。企業是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稅收孵化器，近1/4的企業關門，其餘經營困難，意味著政府稅源枯竭，結果必然是「經濟的影響已經開始衝擊我們的財政收入」。列舉的數字並非國家機密，5·25講話說得瑣碎，其實就是5月17日中國財政部發布的數據：2022年 1-4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長5.9%。 財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長幅度更大，這情況意味著政府財政壓力山大。因此，「要確保今年的軍費、國防開支、義務教育支出不能出問題」——這句話才是重點。今年俄烏戰爭的發生，全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世界同屬一個沒有戰爭的地球村的美好夢想，例如德國就很不情願地表示要重整軍備。對於時刻想與美國一爭雄長的中國來說，軍費與國防開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國的義務教育開支雖然連續9年「不低於4%」，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從主要發達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來看，主要歐美髮達國家教育支出佔比在11%左右，其中美國高達15.8%，日本僅8.2%，分別為高低兩端。4%也就是普通發展中國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連這個比例的義務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證，只能說這個政府嚴重失職。 用那麼多話來掰扯中央財政困難，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強調：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別指望黨爹央媽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決。 第二點，採取有力措施，穩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 市場主體是指企業，情況在第一點中已經談過，這段主要談失業問題： 「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環比上升0.3個百分點，已經達到6.1%，特別是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高達6.7%」，在16歲到24歲青年中，大學生失業者佔18.2%，這是「再疊加到我們今年大學畢業生是歷史最高1,000萬人以上帶來的後果」。這裡談的是城市，農村不在內，因為講話中說到「堅持家庭承包責任制那塊地還是能養的」，農村失業不在全國失業率統計範圍內。 這也不是新問題，中國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堪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糟糕的時候。中國當局現在除了掩蓋失業真相之外，別無他法。掩蓋手法我多年前講過，一是使用世界獨一無二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自2018年始改為「城鎮調查失業率」），作為官方失業數據。這個數據根本不可靠，因為所謂「城鎮登記（調查）失業率，是城鎮戶口的人為了得到失業補助金去社部門登記的人數。但批准給予少量失業補助的政府規定極為苛刻，要有城鎮戶口，失業後要取得原就業機構給予的解僱證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業為降低成本，不給員工購買失業保險，許多中小企業員工失業後無法領取微薄的失業救濟，因此也不會出現在政府登記失業的名冊上。 二是排除了農村人口當中的失業現象。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政府假定農村戶口的人家裡有幾畝承包的土地，農村青年或進城短期工作，或進入中等專科學校或大專院校念書，只要未能在城市謀得相對穩定的職位，往往會因入不敷出而回鄉居住，但國家統計局一律視其為農村已就業人口。5·25講話中談到的1000萬大學生問題，詳情如下：2021年1,020萬名大學畢業生，其中212萬人考公務員、462萬人考研究所、900萬人考教師資格證，加起來是1,574萬人次。就是說，其中有人同時在考兩種以上與求職相關的資格考試。今年又有1,076萬大學生畢業，仍然會是如此分流。為什麼大學畢業後不去企業求職？原因很簡單，企業都在裁員（市場主體不穩），很少聘用新員工。 海外自媒體當中，不少屬於每天都在強調中共高層權斗、國際社會四面楚歌，前者屬於中南海聽壁腳式發揮，後者則誇大表述。但卻不少聽眾，聞危則喜。他們當中不少就是對中共嚴重不滿的失業青年，其前輩就是當年抗戰時期與國共內戰時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糧食、能源和產業鏈供應鏈 於中國而言，能源與恢復並尋找新的產業鏈的重要性無需多說。關於糧食問題，我剛好寫了一篇文章《國家安全新領域：美國農地與中國糧食需求分析》，這裡簡單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召開十萬人電視電話會議，談到中國經濟危機，第三條就是要「找糧食、能源和產業鏈供應鏈」。5月26日，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發布《中國在美國的農業利益：通過海外投資加強糧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這個報告就是要限制中國在美國找糧食。就這份報告涉及的六大關切話題而言，偷竊農業知識產權與購買農地早就引起美國關註：因偷竊玉米等種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龍等；因購買農地被視為有害美國國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行政命令，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三一重工關閉項目；後有2021年，被稱為「新疆首富」的孫廣信在美國德州購買土地興建風電場的投資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國聯邦眾議員紐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國企業購買美國農地。該修正案已被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納入2022財年撥款法案，正待國會參眾兩院表決通過。這一切就是美國向中國表示「別碰我們的糧食」。 儘管中國宣布2021年糧食總產量1.37萬億斤，人均糧食佔有量連續多年高於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口糧自給率達到100%。但是，作為油類與飼料來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國需要從美國大量進口，因此才有了5·25講話的第三條。 最後，回到李克強5·25講話這個主題上來。李克強為什麼要發表這個講話？我認為是職司所在。與前任總理溫家寶不同，胡錦濤這位總書記並不強勢，與溫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傳說中有南北院之爭，李也公開說過「相忍為國」。目前經濟困難是明面上的事情，做為總理，藏著掖著不是事。但以李擁有的政治資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認為他寧可選擇屆滿退休，也不會去冒險與習政治對抗。那麼，中共是否有權力鬥爭？當然有，不滿習近平的人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還有民間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監控能力，這些人在國內是無法形成組織性力量的，反習力量存在於海外各自媒體包括中文媒體的報道中。既然力量存在，總得找個代表人物，於是理論上的二號人物李克強成了海外反習勢力選中的代表人物。反習的真實帶頭大哥當然會有，不過不是中國總理李克強。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今年的北戴河會議似乎有些不尋常，因為各種政治耳語與傳聞未曾間斷，不論這些訊息的真偽，至少直接反應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一些實際與現象，如今離二十大隻剩幾個月的時間，但是習近平與黨內勢力的政治博弈已經提前上演。 北戴河會議實情的狀況外界無從得知，因為隨著不同歷史發展階段與領導者的政治需要，他在中共政治運作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多數中國研究專家同意，所謂「北戴河辦公」雖不若毛澤東文革前的建制性質，或不具備改革開放後趙紫陽、江澤民時期的「異地決策」意義，但是在每年的中央委員會議以及兩會中間，北戴河會議仍扮演政治排版定調、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執行狀況的功能。 如果遇到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的當年，因為牽動權力布局與人事安排，中共黨內各派系針對中央委員、政治委員甚至常委名單進行第一輪的交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在北戴河會前，各派勢力地盤爭奪戰正在展開，5月28日中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工空降天津市，代理於死在任上的市長廖國勛。而外界一再懷疑，廖國勛是「被自殺」。由於兩人被歸類不同派系，有觀察家直稱是江派奪下習派地盤。 廖曾經在貴州擔任省常委，先後與栗戰書、趙克志兩位省委書記共事，在浙江任省常委與組織部長時，頂頭上司就是夏寶龍，因此早期被視為「之江新軍」的嫡系人馬。另一方面，張工曾任北京市副市長，但在習派大將蔡奇任北京市委書記掌權後，被調至中國總工會副主席這個不重要的冷衙門坐板凳，直到2020年才任國家監管局長掌實權。原因很簡單，張工背後就是江澤民系統。 在今年4月27日，廖國勛被官方宣布「因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死亡，但各種死亡細節、時間及病因等則資訊都欠缺，因此引發各界疑慮，由於日前才傳出檢監調查他與醫療檢測的利益輸送關係，以致網上傳言他是「畏罪自殺」或「被自殺」。 此外，根據港媒報導，北京的港澳事務高層官員的人事將陸續變動，包括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調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一職應該是第一波的異動。 諷刺的是，張曉明經歷了從「正職變副職」，然後再從「副職變閑職」的過程。多數觀察家認為，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職位是可有可無的「閑職」也是一個容易被「彈出去」的位子；但也有人認為將他挪出位子，除了要放夏寶龍人馬進來，也可能意味他將更上一層樓。 因為張在香港問題的立場非常強硬，根本就是標準的「擁習路線」。最著名的就是 2014年9月11日，他在回答北京是否允許泛民主派人士擔任香港行政長官時，他竟然表示：「讓你活著就足以顯示國家的文明和包容。」張曉明在香港問題上累積的政治資本，是否成為他在二十大更上層樓，猶待觀察。 另一個觀察的指標是上海解封。在6月1日零時民眾可以自由外出，基本的大眾交通運行也都在即日起開始運作，同時原本以浦東浦西為界對切、黃浦江兩岸的陸橋隧道也都恢復暢通。不過雖然基本解封，但仍有許多場所未開放，如博物館、電影院和健身房，同時因為物流短暫時間還沒全面恢復，也還有許多餐廳無法立即正常營業。 外界好奇，在李克強近日頻繁出手，尤其是近日其所召開的十萬幹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引發外界各種想像。上海等解封究竟意味習近平在壓力下尋求妥協，或是仿效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套路，在未來北戴河會議上大致會有解答。 （※作者為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誰也不能阻止中國人殺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 五月十一日，上海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樣白色防護服的「白衛軍」，要拉一名青年男子去方艙隔離，遭到拒絕，惡狠狠地威脅說：「如果你拒絕被轉運，將會受到治安處罰。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這位市民回說：「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摘錄了部分中國網民轉瞬即逝的評論： 「『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這句極富悲劇意味的話，表達的是一種最深刻的絕望。說話的人宣布了一個生物學意義的決定：我們不會繁衍後代。這個決定的背後，是一個心理學和存在論意義上的判斷：我們被剝奪了值得嚮往的未來。可以說，這句話是一位年輕人對他所處的時代，可能做出的最強烈的控訴。他說話時的口氣是平靜自然的，但正因為說得平靜自然，才讓人聽得驚心動魄。」 「上聯：這個世界不要俺了；下聯：這是我們最後一代」 「過去常聽人說，中國人是最愛生小孩的，就算是計劃生育也擋不住，拼了命罰著款也要生孩子。如今一句『這是我們最後一代』卻激發了全網的共鳴。任何鼓勵生育的政策，都不如你們自己加速來得直接。」 「這句話，無意間隨口說出的對白，可能是包括過去幾年、甚至是未來很多年裡，最能記錄這個偉大時代的史詩級對白。」 「民是最後一代，奈何以三代懼之？」 「就在不久之前，他們還在打擊教培、限制遊戲，想盡辦法要讓人生孩子。這些尚未見成效，一輪輪殘酷的封城就將一切打回原形。『我們將是最後一代』的呼聲驚心動魄，也引起了許多共鳴。『如果孩子生出來只是被他們奴役，如果我們的孩子也必須忍受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一位朋友寫道，『那我們一起絕育吧』。」 「你的統治到我結束，你給的苦難到我為止。」 「『我們是最後一代』，這也是我的宣言。您自個兒萬壽無疆去吧。」 「不把小孩帶到這個國家、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想起曾經看到過，哪吒自刎是一種精神弒父。『我們這是最後一代』也是一種同樣的報復，無法開口的人用肉身作籌碼向權力刺出一把劍。……命如螻蟻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這樣最後的反抗，如同縱身躍入一片大海般義無反顧。」 其實，古代的中國人更有血性，他們忍無可忍時會揭竿為旗、斬木為兵。《書·湯誓》載：「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孔傳：「眾下相率為怠情，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夏朝時，夏桀以天上的太陽自居，認為自己惠澤天下。百姓詛咒說：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陽，我們寧願與你同歸於盡！明末清初，張岱在《石匱書後集·流寇死戰諸臣列傳·總論》中引用此典故：「城市村落，搜括無遺。遂使江東父老有時日曷喪之悲。」明朝滅亡，不是因為明朝軍隊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或滿人的八旗軍打敗，而是暴政自取滅亡、自我解體。 今天的中國人，似乎沒有勇氣像羅馬尼亞人那樣推翻齊奧塞斯庫，也沒有勇氣像利比亞人那樣推翻卡扎菲。所以，中國的齊奧塞斯庫和卡扎菲費在台上不可一世、耀武揚威、殘民以逞。中國人沒有能力殺死獨裁者，就只能殺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或不讓卵子與精子相遇。這種辦法，能結束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帝國嗎？ 今生不做中國人，做冰島人？ 前兩年，中國年輕人的網路流行語是「內卷」和「躺平」。如今，躺平終於發展到最高境界：斷子絕孫。有年輕女子將「我們是最後一代」寫在白衣上招搖過市，「斷子絕孫」不再是他人的詛咒，而是一種自我標榜。人的覺醒很不容易，遲到的覺醒亦不再是覺醒。醒來遲了，已然發現身在地獄。 這就是歲月靜好的代價。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中，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三勇士污染毛澤東像時，就寫下「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的標語。如果中共政權比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更早垮台，今天中國年輕一代就不必斷子絕孫了。但是，那時的大多數人無法理解三勇士的行為和思想，就連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也都滿足於公車上書，一群學運領袖居然通過投票表決，將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鄧小平還未出兵鎮壓，他們就先跪下了。這場運動，剛剛開始就失敗了，甚至鄧小平不必殺人就能完勝，只是鄧小平的本性既怯懦又兇殘，他非殺人不可。 幾年前，我寫了一本名為《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書，是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的升級版。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它的國人不知從哪裡聽到一絲風聲，居然個個義憤填膺，就連我的初中班主任都憤怒地在微信圈上辱罵我，說我數典忘祖，說我眾叛親離，哀嘆怎麼教育出這麼一個壞學生來。其實，她的兒子早已是美國公民，還當過華為美國分公司的高級工程師，她的三個孫子也都是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中國人最擅長這種義和團式的愛國，似乎個個都擁有金剛不壞之身，但槍聲響起之際，人人都抱頭鼠竄。 誰也沒有想到，報應來得這麼快。那些剛剛覺得被《今生不做中國》的書名冒犯的中國人，如今全都迷上了「潤學」，爭先恐後地實踐「今生不做中國人」——所謂「潤學」源自英文「run」（逃跑）之諧音，意即研究逃離中國、移民他國的方法與消息。小說家張愛玲被譽為「潤學天后」、「潤學女神」，被很多上海市民像媽祖一樣拜——希望張愛玲的在天之靈能保佑他們逃出地獄般的中國。 當冰島駐華大使館發布一則宣傳該國取消入境限制、歡迎外國遊客前往觀光的微博之後，一下子如潮水般湧入成百上千的中國人，表達他們濃濃的「思鄉」之情——「什麼時候接我回家？」、「我不會停止愛國，我永遠愛我的國家，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仰，哪怕國家真的不要我，我被打落到國際上流浪，我也是冰島人」、「鄉愁是一張小小的機票，送我回冰島」、「我素未謀面的故鄉冰島」 。看來，連冰島這個冰天雪地的遙遠國度都成為中國人夢想中的祖國，他們不都是倡議「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我的徒子徒孫嗎？ 走不掉的人，還得好死不如賴活著，但這個惡毒的詛咒和循環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中國人總算找到了代價最小的消滅中國人的方式，既然不能讓中國沒有共產黨，乾脆讓世界沒有中國，沒有中國的世界一定更美好。署名謝健健的網友寫下一首名為《致我不再出生的孩子》的詩：「孩子，爸爸決定不要你了/你還沒有出生，就已被遺棄/這是我的錯，也是環境的/說到底，還是我的錯/爸爸太軟弱，當了半輩子良民/年年歲歲，被生活抽打成了陀螺/疲倦地盤旋在原地，眼看著/遠方那個叫夢想的雪人融化/你要是個男孩，我怕你被世界閹割/在房價、工作、權力的陰影下馴化/你要是個女孩，我怕你被逼良為娼/怕你被一條毒蛇般的鐵鏈，捆住了一生/國是他們二代的國/家也不是我們自己的家/爸爸沒有能力讓你成為二代/爸爸想作最後一代人。」就詩歌技巧或藝術而言，詩不是好詩，卻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中國人夢想幻滅的整個過程。短短十年間，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成了煙花的灰燼，白茫茫的大地上，只剩下刺鼻的硝煙味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 本文不打算討論個人品德。但是李鵬日記，關於5月13日下午，有幾句非常別緻而又無人能懂的話：小平要國家主席楊尚昆緊急趕來轉告我李鵬：他鄧小平今天耳朵聾，趙當天下午對鄧說的，他鄧小平什麼也沒有聽見。這是什麼玄妙口信，有誰能破解這個謎？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趙紫陽對鄧小平講的是什麼事，也碰巧知道鄧小平「都同意」的是什麼。 那天下午，鄧小平在楊尚昆面前親口向趙紫陽宣布，對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趙前腳走，鄧立即差遣傳令兵國家主席楊尚昆，十萬火急密告李鵬：我鄧小平耳朵聾，趙的方案我剛才完全沒有聽見，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數！ 我何以知道這個「都同意」的故事？因為趙自4月30日回京之後，天天要求見鄧小平談學潮，鄧天天拒絕，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電話通知，說下午可以見。那天趙紫陽特別高興。此前13天，趙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各界協商對話的總體設想和在高級幹部中進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並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別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上基本上取得共識。趙急於想聽到鄧本人的意見。我那天下午也特別興奮，幾乎整個下午我就呆在空無一人的趙紫陽本人的辦公室里。快到晚飯時，紫陽回來了。我問：「小平同志什麼意見？」紫陽照例不緊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當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員宣布：小平都同意。 鄧小平有點聾，不太聾。更何況趙的一舉一動天天都有各種人通過各種渠道向鄧即時彙報。正因為太清楚趙紫陽的方案，鄧小平才必須賴賬，怕趙紫陽開會傳達。然而，鄧小平為什麼要搞這一套陰謀？我不敢妄議。但肯定不是為了糾錯。如果糾錯，應該派楊向趙本人更正啊，為什麼十萬火急派楊尚昆這樣一個大傳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鵬傳達密旨呢？ 趙紫陽的整套方案里有一個啟動點——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義正式撤回《人民日報》的「426社論」。我估計，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鄧彙報的重點。我這樣估計的根據是：在趙要求見鄧而不得的13天中，趙本人曾多次向楊尚昆提出這個建議，並先後轉請閻明復許家屯也同樣向楊建議。趙非常坦率地認為，正是這篇社論發出了錯誤的聲音，傷害了愛國的學生。解鈴還須繫鈴人。這是迴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學生對話，就必須承認「426社論」的錯誤。沒有這一點誠意，對話就是空的。公開表達誠意，才能把學生和市民團結起來，成為談判和改革的摯友和動力。對趙紫陽的這一主張，楊尚昆一直不表態，翻來覆去老是說，不要急，慢慢來。所以我估計，5月13日趙終於有了機會見鄧，最緊要的話是這個。鄧小平答覆「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計也不可能把這個最重要的意見排除在外。——鄭重說明，這是我的估計，我有根據，但不敢武斷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鄧趙談話的錄音尚在人間，沒有被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 這篇文章是獻給自由的媒體人和研究者們的。讓我們先記下幾個「六四」事件的關鍵時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導「解放思想」不遺餘力，組織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成為最受愛戴的中共領導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鄧小平廢黜，成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領導人。 4月16日 ，李鵬問趙紫陽：學生悼念耀邦，我們什麼態度？紫陽答：允許！耀邦是我們的領導人，我們自己就在悼念，怎麼能禁止學生悼念？當時，全體常委在場，鄧小平的秘書也在場。 4月19日，鄧小平親自告訴趙紫陽：朝鮮，你還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會結束時，趙紫陽說：我明天去朝鮮。學生的事，我的意見是三條：1，喪事已結束，應該勸學生回校；2，不可動用軍警，除非出現打砸搶；3，對學生的訴求，要認真研究，通過各界協商對話解決。全體常委都說，同意；鄧也說，同意，這三句話因此實際上成了常委的決議。 趙還對我說：政治體制改革，現在應該集中力量研究協商對話，——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親歷的，真實性我負責。 下面的事，如果《李鵬「六四」日記》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裡。 4月23日，這一天，李鵬在日記中把自己一分為二，描寫成兩個人。 請先看下午。他到火車站送趙，問趙還有什麼交代；趙答，沒有別的，還是那三句話，要落實。李鵬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喬石，共同起草文件發出。這是下午的李鵬。 再看晚上。李鵬日記里是這樣記的：國家主席楊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楊一起去，楊同意。 當天晚上楊李到底去找了鄧沒有，談了什麼？到底出了什麼事，趙前腳走，鄧楊李三人就必須趕緊碰頭商議？李鵬日記沒有說去，也沒有說兩人當天說說而已，根本沒有去。《鄧小平年譜》既沒有鄧在當天夜裡約過楊李的記載，更沒有鄧接見楊李的內容。年譜只說，直到4月25日上午，鄧小平才見李鵬楊尚昆，聽彙報。這完全可以理解：鄧的年譜本來就是中共文件，必須為黨為鄧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們只能回到李鵬日記，仔細看看李鵬經過4月23日晚上，具體想了和幹了些什麼。我認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鵬在4月23日晚間直接地或間接地摸清了鄧小平要求鎮壓學運的底牌。 這決不是無稽之談，因為一夜之間李鵬完全徹底的轉變必有原因。李鵬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緊時間發出文件傳達趙紫陽的三點意見的李鵬。這意味著李鵬一人否決了常委都同意的黨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意見。根據日記所述的理由，是李鵬心中憂慮，擔心學生們像文革那樣搞亂中國。於是他決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馬上來向常委彙報學生的動亂。 李鵬還異乎尋常，無比細心，關照溫家寶，不可讓鮑彤知道這次彙報；儘管他完全清楚：作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書，參加常委的一切例會和非例會，是鮑向常委集體必須擔負的責任。 四天後，4月28日的常委會前，溫家寶當著中辦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釋，4月24日晚不讓我參加常委會是李鵬的決定。我感謝溫家寶的誠懇，但我有理由懷疑，如此權威而又周密的設計，更有可能出自鄧小平和楊尚昆對李鵬的叮囑。 根據李鵬日記，鄧的秘書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動打電話要李楊二人於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鄧彙報常委會的內容。鄧小平隨即一錘定音，發出了當時中國的最強力的定性——「北京學生在動亂！」接著，4月26日，《人民日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聲討學生動亂的宏大社論，透過全國一切媒體，以大革命的聲勢橫掃全國。4月27日，全國的學生和民眾被激怒了，舉行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抗議遊行。 以上種種反證：趙紫陽離京的當天晚上，鄧李楊三人絕對不可能沒有直接或間接通過氣，只是因為內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鵬「六四」日記》和《鄧小平年譜》都小心翼翼迴避了4月23日這個歷史性的夜晚的實質性內容。 黨媒異口同聲恭維鄧「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可是，當時真正壓在鄧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問題，難道是學生問題嗎？請看李鵬日記5月21日載：李鵬急於請求鄧的，是快快開會「解決趙紫陽問題」。鄧的秘書則根據鄧的老辣經驗，明確答覆李鵬：必須等解放軍進城以後，開會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開會，靠得住嗎！ 由此可證：不是「解決學生問題」，而是「解決趙紫陽問題」，才是鄧李心中性命交關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們有充分理由進而探討一個全新的問題：鄧小平高呼「動亂」的動機，到底是想制止學生上街，還是意在激怒學生，唯恐學生不上街？ 設想一下（當然只是設想）：萬一學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後來的結果又將如何？鄧李還有能力提請中央開非常會議「解決趙紫陽」嗎？還有什麼借口「挽救國家挽救黨」？ 我想順便指出，趙紫陽也許被當時的李鵬認為是對頭，可歷來不是鄧小平的天敵。李鵬日記5月28日載，鄧的牌友，非常熟悉鄧內心活動的丁關根，親口告訴李鵬：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鄧提出要搞掉趙紫陽了；當時鄧對李的答覆是，時機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經過慎重考慮，鄧才下了決心。前一句是鄧小平拒絕李先念的婉辭——當時的趙紫陽是我鄧小平所倚重的長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夢！後一句才是鄧的肺腑之言：既然趙紫陽業已明白無誤支持學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鄧小平百年之後，趙不可能不做批鄧秘密報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鄧小平居然這樣小肚雞腸嗎？胡耀邦最有經驗。毛澤東製造的冤案，鄧都可以允許胡耀邦平反；唯獨經過鄧小平手的，高饒案，劉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難如登天。百分之99點999右派分子的個案都已經具體平反了的「反右派運動」仍被鄧小平認定為「必要」的。原因無非就是鄧小平本人當時榮任著全國「反右」領導小組的總組長。 （作者為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各位八九民運的參加者，六四鎮壓的倖存者；各位當年在中國國內和海外聲援學生運動的支持者，包括為此不能回國只能留在美國的留學生們；各位沒有忘記「八九六四」，仍然期待中國民主化的朋友們： 一九八九年，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運動。不幸的是，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被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強硬派殘暴鎮壓了，至今已經三十三年。三十三年過去了，我們目睹了整個世界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驚人逆轉，專制中國的崛起構成了迄今為止對普世價值的最嚴重的挑戰。在三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說，六四不但改變了中國，而且也改變了世界。 在這裡，我更要呼籲大家一起來努力維護歷史記憶。我要呼籲：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歷史的傷痛，不應被墨寫的謊言和冷血的權力掩蓋。那些青年學子，那些熱血國人，他們的熱情，他們的付出，不應該被歷史遺忘。永不忘記，永不放棄，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當具備的道德底線。 幾個月前，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共同向外界提出了倡議：在美國的紐約，建立一個實體的六四紀念館。我認為，這樣一個實體性的紀念館，不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關「六四」的歷史文物，更可以通過展示這些文物，讓歷史記憶鮮活地出現在現實世界中。建立這樣一個紀念館，是我們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對自己當年經過的那段歷史，對那些死去的同學和民眾的一個交代。 我要對當年的參與者，對八九一代的朋友說：謝謝你們與我一起在當年為爭取一個美好的中國傾城一戰，希望你們如今雖然步入中年但仍然擁有理想。讓「六四紀念館」的建立成為我們延續理想的具體方式； 我要對當年的支持者，尤其是當年海外的留學生說：謝謝你們曾經為我們奔走呼籲，在美國和國際社會傳達聲援的力量；我希望「六四紀念館」能夠繼續得到你們的支持，如同當年一樣； 我要對所有支持中國民主的朋友說：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不是八九民運，而是「六四」鎮壓，把中國引入邪路，沿著這條邪路走下去，中國只會離自由民主越來越遠。我們必須看到，一個立足於如此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政權，它的存在就是對人類良知與正義的嘲諷；它的崛起必然是對世界和平與自由的威脅。我們也要看到，僅僅坐等歷史來改變一個專制政權，只是一種推遲抗爭和迴避風險；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抗爭很可能更困難，風險很可能更巨大。因此，我們在這裡呼籲大家，重新光大八九精神，積極對抗共產專制政權；警惕中共政權對自由民主社會的挑戰，支持中國的民主化發展。協助建立這座紀念館，本身就是抵抗的一部分。 我個人期待，最晚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能夠聚會在一起，為這個紀念館舉行盛大的開館儀式。歡迎大家點擊「六四紀念館籌備網」（jinian64.org ），歡迎大家關注籌建進度，更期待大家踴躍捐款，讓紀念館早日建立起來。 最後，作為當年那場運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我，並代表一些八九同學，在這裡面宣誓：不管我們面臨多少困難，我們會繼續堅持反對一黨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理想。我們沒有忘記，我們不會放棄，當年那些死難者的亡靈，就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我也期待並懇請，今年六月四日這一天，請你用你的方式為紀念館的建立出一份力。 謝謝大家！ 王丹 2022.5.31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期，在中共黨內，作為一、二把手的總書記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路線鬥爭公開化，從防疫、經濟、到外交等各領域，雙方各說各話、各行其是。習李二人、以及他們各自代表的黨內不同勢力之間，分歧和矛盾日顯，從路線鬥爭到權力鬥爭，都日趨激烈，已然成為公開的秘密。 首要的一條，習近平強調不惜一切代價搞「動態清零」，李克強主張以超常手段挽救經濟。李克強召集的十萬人大會（5月25日），成為一個攤牌的信號。會上，李克強列舉中國經濟的種種危機，亮出拯救手段，而對所謂病毒清零，則隻字不提；但會後，由習家軍把持的黨媒黨報，低調或壓縮報道這次大會和李克強講話，並在社交媒體上跟蹤刪除李克強講話全文，顯示習派對李克強講話的恐懼。 此時此刻，有關習近平連任受阻、習下李上的消息，風傳海內外。然而，習近平和習家軍不甘心失敗，或是顧面子，仍時不時在他們暫時掌控的宣傳口搞小動作，發出似是而非的信息；而網上的少數挺習者，因不諳中共政治結構，仍相信習近平大權在握、盲目認定他連任已是鐵板釘釘。 習家軍通過他們操控的黨媒，發表文章，以歷史上毛澤東與張國燾和王明鬥爭為例，反對「另立中央」，等於承認遭李克強和反習派逼宮。然而，盤點中共黨史，除了對張國燾和王明兩役，毛澤東獲取最高權力，過程漫長，乃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內、由邊沿向中心奪權。實質是下級向上級奪權、地方向中央奪權。 且不說毛澤東割據江西，只是一支地方武裝，當時的中共中央設在上海，先後由陳獨秀、周恩來等人領導。即便1935年的遵義會議，也沒有確立毛澤東的最高領導權，而是重新確立了周恩來的最高領導權，只是讓毛澤東參與軍事上的謀劃。所謂毛澤東的最高領導權，是在到了延安時期，才逐漸確立，至中共七大正式成型（1945年）。 由下而上、由外而內、由邊沿向中心的權力鬥爭，也完全符合鄧小平與華國鋒的權力鬥爭模式。彼時，華國鋒身兼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職，而鄧小平僅為副主席、副總理，但經過黨內運作、逐漸爭取到高層多數人支持，鄧小平硬是以下級身份，奪取了最高領導人華國鋒的權力（1981年）。 如何解釋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奪權過程？中共黨史有一個說法，曰：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對於毛澤東早期，中共定義，他與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甚至周恩來等領導人作鬥爭，用講究戰略戰術的正確路線戰勝了「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對於鄧小平，中共定義，他與華國鋒為首的保守派和教條主義作鬥爭，用改革開放的正確路線戰勝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路線。 從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例來看今日中共，沒有誰是鐵打不動的最高領導人，只有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較量。由路線鬥爭的勝負而決出權力鬥爭的勝負。況且，今天的習近平，犯下天條：違背時代且違反黨章，大搞個人崇拜，復辟個人獨裁，妄圖跨越兩屆任期，滿足長期執政、乃至終身執政的權欲野心，引起黨內外普遍不滿、海內外普遍反感。而習近平在威信和實權兩方面都遠不及毛鄧，堪稱膽大妄為、肆意僭越和不知敬畏。 習近平以極左路線、極端獨裁和極端封城手段，先後砸毀香港、砸毀上海，搞垮中國經濟，搞亂中國社會。此時此刻，中共內部，驚鴻一片，路線之爭必然浮出水面。 按照黨內定性，李克強堅持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國際合作，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習近平倒行逆施，大開歷史倒車，經濟上搞國進民退、外交上搞閉關鎖國、政治上圖謀復辟毛時代或文革舊制，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由此可見，且不說改革開放以來黨內形成對任期制的共識，即便從中共的歷史邏輯出發，李克強與習近平鬥爭，甚至取而代之，習下李上，都據有其黨內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