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萬移民經墨入美 中國人偏好紐約洛杉磯
2026 年 9 月 18 日
英國《金融時報》於6月23日發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個認識誤區》，列出的七大錯誤虛虛實實，有的是真實存在的觀點但非錯誤，有的是虛設，還有的是張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迴避了西方左派聯盟已經將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級為大重置（Great Reset）這一事實。本文將對沃爾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錯誤條陳縷析，指出大重置為人類設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禍害。 第一個錯誤是只盯著貿易——言下之意，在推廣經濟全球化時必須推廣政治全球化，否則就是「錯誤」。沃爾夫的錯誤在於他以為美國與西方永遠正確。 1990年代經濟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後，就推出以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為內容的普世價值，全世界對此由衷表示歡迎，即使是推動以這些為內容的「顏色革命」，在專制國家也受到普遍歡迎，因為那時的美國是山巔之國，除了強大無比的硬實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軟實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約瑟夫·奈爾首創）。所謂軟實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相對於硬實力「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而言，軟實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並追隨的能力」。 如今30年過去，在2011年西方歡呼的「阿拉伯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顏色革命終於壽終正寢。美國民主黨領導的左派聯盟終於將在他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整套經驗用之於本國，成功進行了一場自我「顏色革命」：以膚色劃分權利等級的身份政治與社會主義經濟訴求（紅色），通過2020年美國大選向世界展示了一場活生生的「去民主化」過程，完全符合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歷史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在其顛峰之作《民主》一書中列舉的去民主化四個標誌：1、自由公正的選舉惡化，出現大選被操縱的現象；2、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權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的能力；3、法治對政府司法和官僚約束被削弱，司法獨立受到威脅；4、政府製造或過分強調國家安全威脅，以製造一種「危機感」。 這樣一個經過左派顏色革命後的美國，向外推廣的已經不是原來的普世價值與民主化，而是他們迷戀的「進步主義」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們發布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公開的美國政府報告，展示我們為在全球推動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及間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權所作的工作。我們敦促所有政府與我們一起採取行動，支持LGBTQI+人權捍衛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舉自然不會受到歡迎。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在對調查結果和各種觀點的總結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就連《紐約時報》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經結束，一場全球文化戰爭正在打響》中承認，「現在，我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距離越來越大。但今天正在發生一些更為重大的事情，這與過去的大國鬥爭不同，也與冷戰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或經濟衝突。這是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衝突。更具體地說，它是數以億計的人在廣泛的戰線上對西方行事原則的拒絕。」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重點一向志在統一全球價值觀，我很懷疑高度左傾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是否能夠認識到將LGBTQI文化推廣到全球，將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經濟全球化的得與失 沃爾夫認為：「反全球主義者第二個錯誤是認為全球化時代是一場經濟災難」。 這種看法，我在媒體上幾乎沒見過。如果有人這樣說，那肯定是錯誤的極端看法。普遍的說法是中、印等國尤其幾乎是全球化的凈受益者，這兩國的27億人口受益匪淺，成為世界上中產階級人數暴增的國度。中國還產生了數量龐大的巨富階層，億萬富翁的數量與美國在伯仲之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能夠環遊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賜。 沃爾夫接著指證：「反全球化主義者被認定的第三個錯誤是認為一些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主要是貿易開放的結果，或者至少是這種開放的必然後果。」 經濟全球化並非只有貿易，還有投資，發達國家產業外遷，也沒有人將其局限於貿易。約八年前，就有經濟學家基於大量經濟數據做過認真研究，指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擴大。2016年5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E.羅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經濟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個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卻在不斷擴大。從1988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中下層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增長速度相當緩慢。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內貧富差距在加劇。該研究根據大量數據得出一個嚴峻的結論：即使全球化的發展必然帶動世界整體收入的上升，並很大程度上縮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時也引起了國內不平等的加劇。在後者所引發的不滿情緒的主導下，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項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報告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20世紀50年代初，中產階級人數佔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給出的警示更強： 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不少美國工人及部分白領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機會外移，以及持續的移民大軍搶佔了工作機會。 第四個錯誤是，推測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可能會以較小代價保護經濟體免受近年供應鏈中斷的影響——沃爾夫稱這種看法是「錯誤」看法，那就是他對俄烏戰爭之後資源供應國與資源需求國的易位缺少感覺。目前歐盟國家因天然氣供應無法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只能開始「漂綠」了，所謂漂綠（Greenwashing），就是歐盟國家不斷調整標準，將原來被摒棄在清潔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氣、煤炭、木柴（更名為木屑）回收到清潔能源單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為物品短缺、通脹上升，免除中國關稅的行動正在進行中。 沃爾夫虛設的「錯誤」 第五個錯誤是，認為貿易是一種可選的額外經濟活動——本人沒見過這種論點。他舉例說貿易對美國無足輕重，就與美國的現狀完全相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大國，但美國經濟是典型的空心化經濟，不生產大部分消費品，主要依賴於進口。近年來，美國每年為世界提供貿易逆差數千億美元，例如2021年美國貿易逆差首超1.0784萬億美元，約佔美國GDP總量5％。不少國家的經濟依靠對美輸出商品支撐，也就是說，美國需要國外供給的各種產品，免除中國產品關稅就是為了增加日常消費品供給。 第六個錯誤是假定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快速去全球化的時代——沃爾夫忘記了一點，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克勞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認為全球化已不足以實現對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時，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聲稱疫情的全球流行，給了大重置最佳機會，各國政府可趁機用疫苗健康證等重置社會。 這等於宣告全球化時代行將結束，大重置粉墨登場。沃爾夫在「全球化並沒有消亡，它甚至可能並未步入末路。但在設定新的航向時，我們需要避免七大錯誤」這段話中指出的所謂「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經濟論壇宣示的大重置目標。因此，他認為快速去全球化是錯誤，並另找其他的錯誤製造者，是張冠李戴。 最後一個錯誤是認為世貿組織是多餘的——這是一個許多國家都在犯的「錯誤」。2018年，WTO上訴機構拉美籍大法官赫爾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將結束任期告別WTO，他在臨別感言中稱，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這個機構不應該窒息而死」。近幾年，由於對WTO機制不滿意，催生了不少多邊經濟合作協議，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韓澳與紐西蘭等15個國家在內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美國的老對頭伊朗與阿根廷正在申請加入BRICS，金磚五國很快將變成七國。以上這些算是順應潮流，因為WTO這個機構本來就是柯林頓為推進全球化將關稅總同盟改組而成的機構。如今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正在變多極世界，外加新的不結盟運動，多極世界自然需要多極的貿易關係。 經濟全球化自1990年代開始，至今已歷30餘年，雖然存在各種問題與矛盾，但誰都知道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能自外於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勢力卻趁人類遭遇大疫情這一災難時期，將Great Reset視為全球化的升級版，試圖建立一個New World Order，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國家強行捏在一起，企圖用綠色能源計劃，無中生有地變出一個「碳排放權配額」，讓資源需求國向資源大國索要金錢，理所當然遭到強烈抵制；法、加、美等國政府試圖通過疫苗護照重置各國公民權利，更是引起本國人民強烈反對與抗議。大重置的首席執行官美國拜登政府如今異想天開，要將民主黨鍾愛的LGBTQI文化當作普世價值推廣至全世界，讓變性人全球開花，只能說是一場禍害全球的烏托邦試驗。
二十大將近，中共官場又現獻忠潮，一些地方領導開始先後向習近平表忠心，最有代表性的是嚴格執行：清零「政策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他說「最有力的行動是勇擔總書記賦予的光榮使命，最生動的體現是踐行總書記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啟迪是用好總書記指導的科學方法。最強烈的自覺是遵循總書記給予的諄諄教導。」 以上講話是他在上海黨代會上的發言，尤其說他是對上海市委幹部講話，不如說是在向遠在北京的習近平表忠。天子腳下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自然不甘落後，他說：「習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有他的定向引航就有無窮的信心，無往而不勝。習近平是主心骨、頂樑柱、定盤星」。與北京相鄰的天津市委書記「忠誠不絕對等於絕對不忠誠」的李鴻忠再有驚語，「高舉旗幟，緊跟核心，踐行初心，擔當使命，夙夜在公，踔厲奮發」。這三位封疆大員對習近平獻忠之語，已經到了挖空心思，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地步。當然獻忠的幹部大有人才，除以上三位以外還有廣東的李希，廣西的劉寧，重慶的陳敏爾，河南的陳陽生，更多的人正準備著他們的獻忠言詞。他們在向習近平比忠的同時，也在比丑，比媚，比下流，比無恥。他們的獻忠言詞，比之當年文革向毛表忠心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習近平二十大連任遭到黨內的不滿，反習在黨內是有人無派，他們在暗中進行，並不亮明身份，習近平只有通過讓高層官員的獻忠、效忠宣誓來逼迫他們站隊表態來分辨。先由幾個親信率先，然後讓其他官員跟隨，這是相當厲害的手段，讓那些反對他的人也不得跟隨，如果不跟隨就清楚了立場，就可以貪污腐敗的名義清除。當然中共的官員都是口蜜腹劍的小人，諂媚最厲害的往往有可能是日後反叛最厲害的。蘇聯的赫魯曉夫稱斯大林是自己再生的父親，結果反斯大林的是他。林彪吹捧毛澤東，稱毛是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天才，他說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最後反叛的是他。因此，向習表忠並不等於真忠。 習近平二十大如果不翻車連任，個人崇拜就會推到頂峰極致，今天我們在朝鮮看到對金正恩種種瘋狂的崇拜就會在中國出現。到了那個時候習近平就不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人，而成了神，這個時候，國家的災難就會推向不可逆轉的深淵，只有當他象凡人那些死亡之時，才會從神壇跌落下來，災難才會結束。但中國的不幸在於毛的神話破滅後又開始重新造神。中國是一個不信神的民族，卻喜歡在凡人中造神，世代帝皇總是把自已稱之為有天象神諭的天選之子，共產黨雖然號稱自己是現代政黨，但對領袖的造神之瘋狂卻是歷代帝王所不及。 共產黨的基本教義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胡平在評論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有一段文字，也許是對中共造神的最好解說：「共產黨這種組織需要有紅太陽，但是天無二日，也只有一個紅太陽」。當毛太陽殞落後習太陽就升起來了。雖然毛死後中共有過破除迷信，禁止個人崇拜運動，但還是擋不住新的太陽升起。在中國大地上要消除對領袖的崇拜，只有消除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憲政。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自從去年王小洪被從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的稱謂改為公安部負責日常工作的副部長並同時接替了趙克志的黨內職務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無論中共黨內黨外，沒有人不相信王小洪是公安部長的唯一接班人選。也沒有人不相信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被趙克志坐滿了一屆的分管公安和國家安全及相關事務的國務委員職務會落實到王小洪身上。 但是，如今王小洪在距離中共二十大的召開還有至少四個月時間的時候即被宣布「提前」上位公安部長，如此「打破慣例」的不尋常安排，自然會令外界把關注焦點放在了趙克志的政治安危上面。而在此之前的唐山燒烤痁打人事件發生之後即已經出現的網路媒體上的諸如《唐山打人案為什麼被熱炒 趙克志後院起火了》、《唐山打人案背後有巨大政治陰謀 為拉公安部長下馬》、《趙克志後院起火 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層內鬥》等分析文章的內容，更被認為是「準確的分析和預測」。 比如本月13日開始在網路上被廣為轉載的《唐山打人案背後有巨大政治陰謀 為拉公安部長下馬？》一文中分析說：唐山打人案本來在中國稀鬆平常，這種事情在每個城市每天都在發生，要解決的辦法就是嚴控互聯網，媒體不發聲，這樣全中國自然就是一片人民安居樂業的幸福景象了。但這次事情出現後，各大媒體發聲，各種關於唐山警匪一家的帖子也在網上暢通無阻，連婦聯也罕見為婦女發聲了。且由中共公安部介入，交由異地辦案。有分析指，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層內鬥，從河北發跡的公安部長趙克志後院起火，而公安部黨委書記王小洪很可能藉機「倒趙」。王小洪任公安部黨委書記後，已經掌握實權。而接近69歲的趙克志，恐怕很難平安退休，除了受唐山黑社會案影響，他的問題關鍵可能出在孫力軍案上。 知名時評人岳山刊於本月13日的分析文章《唐山打人案異常爆炒 涉中共高層內鬥？》認為：在中共二十大前，這次河北唐山鬧得這麼大，一個早已存在的黑社會問題，突然被作為大案處理，宣傳爆炒，如同網友說法，太不尋常。 中共現任河北省委書記倪岳峰今年4月才上任……,唐山打人案如果要找「領導責任」，到底還會波及誰？需要注意的是，現任公安部長趙克志，上任前一站就在河北。 岳山的如上文章還分析說：趙克志本來是胡錦濤的舊臣，原任貴州省委書記，在習近平上台後，趙克志進京的中轉站和跳板，就是河北，他於2015年7月至2017年10月擔河北省委書記，之後進京掌公安部，再升為副國級。也就是說，河北是趙克志在習時代發跡的政治後院，這裡有他的大批舊部。包括唐山市公安局現任局長趙晉進，在趙克志掌河北時，曾任河北省公安廳反恐怖工作總隊總隊長、廊坊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況且，趙克志掌管公安多年，所謂的全國掃黑領導小組，趙克志是排名第一的副組長，如今被爆出重重黑幕，也屬任內涉掃黑不力，這把火對趙克志已雙重烘烤。自2020年以來，習近平布局在公安系統「整風」，然後先後打下孫力軍、傅政華等政法虎，指他們野心極度膨脹，並且私自藏槍，是安全隱患。去年由王小洪升任公安部黨委書記，實控公安部，並且大舉清洗孫力軍政治團伙餘黨，也可能觸及趙克志，畢竟孫力軍升任公安部副部長，也是趙任內的事，並且有可能他對孫力軍的「陰謀」知情不報…… 本月16日，網路上的另外一篇標題為《唐山的後面是北京》的分析文章說：唐山打人事件曝光後的種種詭異現象，透出的就是打人案只是個引子，意圖下大棋之人的真正目標是唐山的黑勢力和背後的官員。不過，現在雙方角力仍在繼續……。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如要連任，政法系統的刀把子很重要。目前，公安部的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小洪，最有可能進入政治局，成為中共政法委的書記。王小洪是習近平從福建帶出來的老人，和習近平關係密切。王小洪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現在的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長趙克志。 文章中引述中國內地網易6月12日刊登一篇題為「河北省副省長、原唐山市委書記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的文章內容：唐山「燒烤店黑惡勢力事件」，絕非偶然。因為有人要藉助這件黑惡勢力案件，深挖唐山乃至河北的官場，目標恐怕也是對準了現在中央任職的河北省前高官。 如上分析文章刊登數天之後，中共當局即對外宣布了趙克志被免去公安部長職務，任命王小洪為公安部長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於是」唐山風暴『颳走『公安部長趙克志「及諸如此類的說法躍然網上。 但在筆者看來，中共高層，特別是習近平本人把唐山燒烤痁打人事件歸咎到河北省委書記的前任身上，委實有些牽強。這裡註解一下：趙克志本人是在2017年10月底被宣布接替郭聲琨的公安部長及部黨委書記職務，並與同時被宣布免去他只擔任了兩年零3個月的河北省委書記職務。 而在此之前的趙克志是從自己的家鄉山東起家，一步步晉陞至山東省副省長之後的仕途軌跡為：擔任山東省副省長5年零1個月；擔任江蘇省常務副省長4年7個月；擔任貴州省長和省委書記的時間共計5年。 如此說來，擔任公安部長之前的河北省書記的職務對趙克志來說不過是個晉陞中央副國級職務的過度，河北省真得算不上是他趙克志的「政治後院」。此其一。 其二，相對於王小洪從去年11月底接替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的晉陞前途，1953年出生，今年已經69歲的趙克志即使是習近平的鐵杆親信，也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與他同歲的習近平無論如何也不會考慮把一個和自己一樣年邁的人安排進入未來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並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江澤民時代還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上台以後，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產生的所有中央政治局的新任委員，最年長的只有68歲，年已或者年過69歲還能新「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事情，從中共政權進入了江澤民時代之後開始，再就從未發生過。而自己早已經決心連任第三屆甚至更多的習近平，從常理上講只會對自己下面的所有，至少是絕大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的年齡限制更加堅持而不是相反。所以，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統中的副國級和正省部級領導人中，趙克志是最沒有可能，或者說完全沒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晉階中央政治局並接掌中央政法委的。那麼所謂王小洪為謀政法委書記前途而打擊趙克志或者說「倒趙「的說法根本不成立。 分析到此，筆者想要說明的結論是，即使是沒有唐山燒烤痁打人事件的發生，甚至還可以假設沒有一個孫立軍及其政治團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樣都會是趙克志仕途的盡頭。 而如今習近平下令打破「慣例」，安排趙克志趕在中共二十大召開至今還有4個月時間就把公安部長職務「提前「交給王小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之所以說是「提前「，是因為在此之前無論是趙克志接替郭聲琨，還是郭聲琨接替孟建柱 ，還是孟建柱接替周永康，新一任公安部長都是在當年召開的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結束之後任命的。與此同時的黨內任命是把剛剛卸任公安部長的那一位宣布為新一屆的中央政法委書記。 也就是說，在趙克志接替公安部長之前，卸任公安部長者晉陞為政法委書記已成「慣例「，而這個」慣例「將被打破，事實上是在2017年10月底趙克志接任公安部長的同時即已經被事實上宣告了。 在此之前，無論是周永康與孟建柱之間，還是孟建柱與郭聲琨之間，都拉開了一定的年齡差距，也就是說，當初在考慮公安部長接班人選時，即已經把五年之後接班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年齡因素作為一個必要考量。但是，在為郭聲琨安排公安部長接班人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安排了比郭聲琨還年長一歲的趙克志接替郭聲琨的公安部長職務，就證明了無論是當時的習近平還是趙克志本人，都非常明白他趙克志沒有可能在任滿五年公安部長之後晉陞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法委書記。 當年總部設在北京，現在已經被迫停刊的大外宣《多維網》去年7月初曾發表文章，《中共二十大後的「刀把子」握在誰手》。該文章中分析二十大後中央政法委書記人選，除了提及習近平的三名親信之外，還特別點名現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按照多維這篇分析文章的說法，中央政法委雖然經過中共二十大以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職權大為縮水，尤其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降級」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充任，武警部隊被整體劃轉指揮隸屬關係。但是，作為「公檢法」三家國家合法暴力機器的業務指導上級，其作為「刀把子」的重要屬性並未完全改變。 筆者在這裡提醒一句，武裝警察被習近平明確為中央軍委直接統轄是不假，不過武裝警察部隊的司令員始終都是中央政法委的當然委員。這是由武警部隊的「內衛」性質所決定的。 多維當時這篇分析文章的作者認為，2022年中共二十大，現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將年滿69歲，按照「七上八下」年齡規律，將難以像前任孟建柱、郭聲琨一樣由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因此，中共二十大將新選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的接任者。 文章推舉出了多個人選，出場次序是王小洪、應勇、周強、陳一新。除了周強外，其他3人都是習近平公認的親信。 文章表示，如果郭聲琨、趙克志「裸退」（不是「如果」，是肯定），北京能否在現公安系統內尋找接棒人呢？上升極快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王小洪（正部長級）曾一度被看好，但其最大的劣勢是僅熟悉公安系統事務，沒有地方執政經驗。歷史上，公安系統內部選拔（除中共建國後的幾位軍方領導人外）中央政法委書記沒有先例。 當時，筆者也曾在本專欄發表《誰會與應勇競爭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一文，分析說無論是郭生琨還是趙克志，在未來二十大上「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幾乎可以肯定。所以，屆時空出的政法系統的副國級崗位至少有兩個。 筆者當時認為應勇在未來二十大上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可能性較大，也是基於他本人的長期政法工作經歷加之「地方執政經驗「。畢竟過去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從周永康到孟建柱再到郭聲琨，都是地方省委一把手出身。 但是，隨著應勇被出乎預料地安排在湖北省委書記位置上提前退居二線，前面列舉的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競爭「者少了一個。至於習近平是否會在現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中挑選一個中意者直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筆者認為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安排王小洪的可能性更大。簡單說來，如今安排反正也是快要退休的趙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長的行政職務也一併讓給王小洪，同時也還安排把他增補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目的就是讓王小洪在未來二十大上以公安部長和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身份晉陞為主管中央政法委的政治局委員「順理成章」。更詳細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中期選舉將至，多家評論認為，共和黨人擁有許多有利要素：一位不受歡迎的總統，令正常社會成員抓狂的民主黨社會基礎，以及無法甩鍋給他人的41年以來最高通脹。因此，共和黨這邊信心滿滿，預期最好的戰績將包括贏回眾議院甚至參議院，並且能夠保住其在州議會和州長職位上的多數席位。共和黨的信心並非毫無憑據。著名調查機構蓋洛普在6月中旬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稱，「2022年很有可能是共和黨迎來壓倒性勝利的一年。」 蓋洛普：中期選舉三項常規指標均低迷 蓋洛普在這份報告中調查了對美國中期選舉結果有指示作用的三項指標：現任總統的民意支持率、國會的民意支持率和民眾對現狀的滿意程度。 蓋洛普報告顯示，目前民眾對拜登的滿意程度為約41%。與歷任美國總統在中期選舉前的支持率相比，目前拜登41%的支持率處於較低的水平，與川普在2018年大選時的支持率相同，當時共和黨失去了40個眾議院席位，美國前總統里根在1982年的支持率為42%，也曾令共和黨失去26個席位。 報告顯示，目前美國國會的民眾支持率為18%，是自1974年以來的最低點。報告表示，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內，國會的支持率為21%，民主黨失去了63個席位；2018年川普在任時國會的支持率為21%，共和黨失去了40個席位。 同時，這份報告還顯示，目前美國民眾對國內現狀的滿意度為16%，這是自2010年以來的最低點。 報告稱，根據已經公布的多州初選結果，民主黨很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遭受「重大衝擊」，並重蹈1994年和2010年中期選舉的覆轍，當時民主黨在選後失去了大量國會席位和國會控制權。 不獨蓋洛普的民調結論如此，538網站通過分析各種各樣的民調結果和使用自己的民調評分系統來評估拜登的支持率，截至美東時間6月24日，拜登的支持率為39.2%，不支持拜登的比例為55.3%。 共和黨是否就可以高枕無憂地躺贏？我的看法是：有2020年選舉經驗在，不可太過樂觀。 2000頭騾子：2020大選舞弊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2日開始，在全美250多家影院公映一部紀錄片《2000頭騾子》（2000 Mules），該影片聚焦2020年大選中搖擺州涉嫌選民欺詐和填塞選票的犯罪行為，由保守派活動家迪內什·德索薩（Dinesh D』Souza）製作。「騾子」一名的由來，乃因共和黨黨徽是紅色的像，民主黨是藍色的驢子，「騾子」則被用來稱呼2020年大選中受雇的中介。影片藉助手機信號追蹤、數字地理圍欄（geofencing），以及缺席選票投票箱的監控錄像，顯示出成千上萬「騾子」受雇非法收集和投遞了數十萬張缺席選票，使得大選結果發生改變。 《2000頭騾子》記錄了保守派選舉情報組織True the Vote的研究，該組織收集了喬治亞、亞利桑那、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得克薩斯等六州有組織的選票販運的證據。以喬治亞州為例，True the Vote聲稱，在凌晨12點到5點之間，有242位「騾子」前往投票箱5662次，可能在幾周的時間內將數十萬張非法獲得的選票塞到投票箱里。騾子們的僱用者，是一些寄生於民主黨旗下的NGO，長年收受民主黨的撥款、為民主黨干臟活兒維生。其中賓夕法尼亞、喬治亞和亞利桑那這三州顯示的非法選票比拜登的獲勝優勢還多。以上這是基於True the Vote定義騾子的高標準（至少10次訪問了投票箱）。如果將門檻降低到計算訪問次數至少5次的人，估計受影響的選票將增加一倍以上。 影片還批評包括美聯社、Politifact在內的事實核查機構具有誤導性或存在缺陷。 2020年選舉，與以往選舉不一樣，不只是政黨輪替，而是關係到美國人是否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特別關心這場大選，因此，有關選舉舞弊的一切信息，我基本都看了，2021年亞歷桑那州對該州選票的法務審計及其他相關調查報告，我也看了。因此這部《2000 Mule》中的內容，我完全不吃驚，知道這只是再現了冰山一角。 問題在於：現在掌握了行政、國會、司法檢察系統的民主黨根本不打算放棄2020年使用的選舉機器，共和黨似乎也沒什麼辦法制止這種情況。民主黨也未打算放棄這種做法，甚至將這一手法用到自家黨內初選上來。2022年6月6日，喬治亞州曝出重磅醜聞：在民主黨中期選舉中，爭奪第二區地方官選舉的有三個候選人，最後一名叫米歇爾Michelle Long Spears，投票機顯示她在自己的選區得票數為0。而她和丈夫二人都投了自己的票，得票數至少應該為2。 米歇爾要求手工點票，手工點票的結果是多得了數千票，從而使她的得票數在三個候選人中從第三躍居第一。 這種投票機，正是2020大選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機。 多米尼機器有問題，但就是不能換 儘管多家民調都表明拜登與民主黨今年的選情不妙，但我清楚地知道，只要多米尼機器繼續投入使用，民主黨未必落敗。 多米尼選舉機器在選舉安全方面的缺陷並非秘密。2020年大選之前，不僅美國選舉委員會及相關專家早就知道，大選之後宣傳Dominion系統是安全的幾家主流媒體其實在大選前也曾報道過。 我在《2020大選：高科技資本深度參與的數據政變》（2020年12月）一文中將我在推特上介紹過的事實集中說明：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術評估，建議和案例研究，支持負責規範，評估和選擇技術解決方案的公共部門IT經理的行業協會）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兩篇文章，連標題都極為相似，一篇是《選舉安全行為準則：是否太少太遲》；《選舉機器安全：是否太少太遲？》，作者是德里克·B·約翰遜（Derek B. Johnson）。這兩篇時隔一年的文章講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國選舉委員會在關於選舉機器安全性的聽證會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機器安全標準僅涵蓋投票系統的技術方面，未涉及可能對選舉產生影響的網路安全。各州與會者指出，聯邦選舉委員會頒發了《自願投票系統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沒有時間在2020年選舉之前針對新標準測試其系統。密歇根大學教授兼選舉安全專家亞歷克斯·霍爾德曼（Alex Haldeman）在會上指出，更新後的標準「範圍相對較弱」，不包括有關選舉後審核和安全選舉系統其他整體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機供應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規，以作為聯邦資助的條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選舉委員會再次就選舉機器的安全性開會，一些專家警告說，Dominion機器不利於有效的選民核實和選舉後的審核程序。對公司的軟體和硬體供應鏈也存在擔憂，因為至少有一個主要的投票系統供應商從中國採購零件和組件。但各州官員表示，在大選之前來不及改正了。 結合美國選舉委員會2019年、2020年兩次關於機器安全性能聽證的結果，結論是：早就發現Dominion的安全有問題，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選民身份與不能事後審計這兩點；中國提供部件也是事實。但美國多數州還是無視選舉安全專家的警告採用了（據說不少州購買Dominion系統拿了回扣，對喬治亞州長與州務卿就有過這類指控）。 《紐約時報》、CNN在前幾年都曾報道過美國選舉機器系統出錯的問題。遠的不說，彭博社2020年1月3日就發表過一篇《美國不會放棄易被入侵的無線投票機器》，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統為重點，指出Dominion系統兩個大問題：一是即使短暫連接到互聯網，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過系統傳播惡意軟體；二是地方政府將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訪問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系統操作，導致安全隱患。事實上，2020年大選之夜拜登曲線就出現在密西根州。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後門，只要看民主黨為此做的法律準備就知道了。 今年是否有可能換掉這種已經被事實證明偷票的投票機？只要看看極度左傾的左派NGO布倫南中心的態度就知道了。2022年3月1日，布倫南中心和驗證投票的聯合分析「發現」：近年來，對機器投票結果建模分析，發現其中一些「翻轉」投票，是因為老化硬體相關的校準錯誤，觸摸屏錯誤地記錄了選民的選擇。這反過來又導致了病毒視頻和機器「竊取選票」的陰謀論。但結論是：更換老化的投票設備將花費數億美元，各州沒有錢做這事。 美國民主一線命脈正懸在現在的多米尼投票機上，但美國朝野的關注點似乎不在這件事上。美國總統拜登此時正忙於在全國推廣青少年變性，支持美國女性反對最高法院推翻保護墮胎權判例的判決，他會特批幾億美元幫助各州更換投票機嗎？各州會採用手工點票這種可靠但笨拙的點票方式嗎？ （原文鏈接）
習近平集團最近收緊了對幹部親屬經商的新限制。作出這個姿態，是想證明他的共產黨順應民意，堅決反腐敗。其實包藏的禍心，被分析家們總結為如下幾種。 第一當然還是借反腐敗打擊政敵。正如老百姓總結出的那樣，現在是無官不貪，不貪也當不了官。打誰的腐敗，不打誰的腐敗，就有了選擇的空間。多年來中共的反腐敗就是清洗政敵的模式。所以越反越腐敗，越反越獨裁。對老百姓沒有任何好處，僅僅有利於獨裁專制。 第二就是迷惑老百姓，減輕輿論的壓力，或者說騙取愚昧老百姓的擁護。老百姓中永遠有相對愚昧的部分。由於信息壟斷，愚昧的部分被擴大了。披著羊皮的狼可利用的空間也就擴大了，這就是王岐山、習近平玩弄反腐敗，刁買人心的空間。看看那些傻乎乎地擁護習近平的愚昧人群，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反腐敗迷惑的老百姓。 第三就是威懾所有內部反對的聲音，誰不聽話就誰腐敗。所有當官的屁股都不幹凈，想抓誰就可以抓誰。於是就造成了獨裁專制的必備條件，更無一人是男兒，大家都是乖乖孩兒。在這方面，王岐山是看得最透的人，所以常委只當刀把子常委，不爭排名次。可惜城府不夠，策略失誤，為他人做了嫁衣裳，讓城府很深的習近平撿了洋落。 經過十幾年的選擇性反腐敗，官員們也都看清楚形勢了。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國人的這一套策略淵遠流長。官員們的對策就是：無官不貪是必然躲不過去的坎兒，那就不躲；躲了的就當不了官。但是刀把子還是要躲避，不躲避就不知道哪天要吃牢飯。怎麼辦？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古人的智慧確實高明。自己一身清，比清官還清。以老婆孩子的名義貪，以經商辦企業的名義貪，不就暗度了陳倉了嗎？這就必然混淆了正當經商和貪污腐敗的界限，成為對官員親屬的不公平待遇。只要你是官員的親戚朋友，你就在輿論面前喪失了正當經商的平等權利。對別人的不公平，反過來製造了對你自己的不公平。 這種腐敗是個新問題嗎？不是。自從兩千多年前，中國確立了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制度以來，腐敗政治就作為伴隨物寄生在體制內。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周期律，就是腐敗伴隨社會生長，最終導致滅亡的規律。問題在制度而不在個人，無論好人壞人，都在制度造成的大環境中改變著自己。正如大家在歷史和戲劇中看到的那樣，適應制度的腐敗佔大多數，清官只是不合時宜的極少數。 習近平既然要堅持專制獨裁不動搖，那就只能堅持腐敗不動搖。那他為什麼又要掀起新的一波反腐敗，而且要反到親戚朋友圈子裡呢？一來是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腐敗已經深化到官員自身以外的親戚朋友圈。二來是在關鍵的中共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必須要降伏那些不聽話的暗藏的反對派，保證他違規連任。所以他就順應形勢，把打擊的範圍，違法地擴大到官員們的親戚朋友。讓那些更無一人是男兒的反對派，無處躲藏。 老百姓多數很喜歡打擊腐敗，吃不著肉聞聞味兒也能過癮。所以老百姓和輿論，很容易被陰謀家們所利用。但是很少人知道，腐敗不是一種個人道德品質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專制加市場制度就是製造腐敗的溫床，而且極端排斥清廉。無官不貪是制度的必然。不改變制度，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和官場。因為貪婪是人的本性，必須有合理的制度來約束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文件，對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作出一定的限制。文件要求領導幹部每年填報家人經商情況，違反者將被免職。反腐是中共的老生常談，反腐也越反越腐，這些年揪出來的臟款數量一次一次刷新，大都是習近平執政以來提升的官員，中共反腐對於民間來說已是一個笑話。 這次反腐於以住不同的是要求填報，填報上交這是相當厲害的剎手鐧，習近平通過上交的表格，就牢牢地把領導幹部的生死握在手中。中共領導幹部有哪一個沒有子女與商有關係的，雖然並不一定是自己直接經商，大量的是通過白手套，但究竟起來白手套也是一樣的。誰能真過得去就看對習的態度。這次習近平反腐政治上更加明確，是為了二十大的連任開路。 最近一段時間習近平的「清零」與俄羅斯的政策受到黨內阻擊，使本來可謂已經穩當的連任出現了危機。黨內的矛盾浮出檯面，特別是李克強召開全國10萬幹部大會，不提清零抓生產尤其凸出了問題。李克強窩囊了近十年的總理，在他行將離任之際突然強硬起來，當仁不讓地以總理的責職，不買習近平「堅持清零」的賬，恢復生產成為強勢總理。雖然有著離任前為自己爭得名聲而一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反習的勢力在支持，沒有這個勢力即使李克強有心也無力。反習的勢力一直都是存在的，最近中央發文不許老幹部妄議中央，這些老幹部應該就是反習勢力的後台。但在嚴密的監視下這股力量很難集結。現在反習勢力抓住「清零」與「俄侵烏」兩件大事的時機，迅速地集結形成力量，通過李克強恢復生產的名義向習近平施壓，讓習近平措手不及。 當習近平意識到的時候已經不及粉碎反習勢力的集結了，那麼如何粉碎這個勢力呢？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反腐」。反腐是習近平駕輕就熟，屢試不爽清除政治對手的方式。當年習上台穩住地位，最後成為一尊靠的就是反腐，前任的黨內大佬，除胡溫、江朱以外幾乎全部進了秦城，沒有進去的人除跪地輸誠，保性命以外無路可走。習近平反腐成就了他的地位，也同樣成了孤家寡人，除出幾個親信侫臣以外都成了他潛在的政敵，他們熬等了十年現在機會終於來了，他們不失時機迅速出手形成了隊伍，當然這個隊伍相當脆弱，難以成為實體與習公開叫板。 習近平祭起了反腐之旗，對反習勢力是生死之戰，一當站隊就沒有了退路，雖然他們並不公開站隊，但只要不與習一致就是沒有敬畏之心，這也是罪不可容，他們不是現在當作貪污份子關進秦城，就是習連任後當作反黨分子受處，他們只有置於死地而後生。當然，對習來說同樣是生死之戰，如果說習近平執政伊始反腐是為了揚馬立威，雖血雨腥風，但畢竟是為了立威。而這一次反腐不是立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將反習勢力打下去使自己連任的問題，如果不連任，以他清洗黨內政敵的殘忍與數量之多是很難善終的。因此，這一次反腐必然更加血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不勝則亡的鬥爭。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本月13日，習近平以軍委主席的名義，簽發《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宣稱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巧合的是，6月15日是習近平生日。當天，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他通電話，表達生日祝賀。兩人同為69歲。 外界立即聯想到台海局勢。習近平此舉，似乎是在黨內鬥爭不利的情況下，要對外生事，轉移國內矛盾和視線。用外爭來遮掩內鬥。那就是，習近平故意向台灣、美國和國際社會示威，作勢要對台灣動武，或在台海滋事。 就在同一天，中共還有兩個動作。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突然宣稱：「中國對台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國際海洋法上根本沒有『國際水域』一說。」這等於北京首次宣稱，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暗示中共可以採取任何行動，而其他國家不得干預。 同日，政治局委員楊潔篪飛到瑞士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閉門會談四個半小時，也喋喋不休地強調中共的台海立場，要求美方接受。但沙利文表達美方的一貫立場，並正告北京：不得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 在這裡，習近平等人暗示，可以效法普京的做法，抄俄羅斯的作業。普京把入侵烏克蘭定義為「特別軍事行動」，不說戰爭，也不承認入侵，進而在國內外進行政治宣傳，混淆視聽。在習近平看來，中共若不能全面攻打台灣，或至少可能採取封鎖台灣海峽的動作，到時，就依此《綱要》，謊稱為「非戰爭軍事行動」，圖謀在國內外宣傳中，魚目混珠。 作為回應，同一天，台灣立法院長游錫堃發表演講，他指明：（射程達兩千公里的）台灣雲峰飛彈（導彈），可以打到北京。並暗示已經量產。他奉勸中共：不要傷敵八百、自損一千，侵台前須三思。游錫堃這番話，又激起中共黨媒和黨棍如胡錫進等跳腳大罵，趁機升高威脅的調門。 汪文斌提到國際海洋法，本身構成矛盾和反諷。因為，中共雖然簽字承認了《國際海洋法公約》，但中共卻用實際行動予以違反和破壞。比如，該法規定，任何國家都有二百海里經濟專屬區，但中共從來不承認、也不尊重南海周邊國家的經濟專屬區，硬是通過所謂「硬實力」擴張到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家門口，宣稱那是中國的領海。另外，2016年，國際仲裁法院裁決，在南海爭端中，中共全面敗訴，其所謂主權主張完全不合法。但北京無視該法院裁決，拒不執行，甚至拒不承認。 再者，中共宣稱台海沒有國際水域，並勸告美國等國軍艦不要穿越台灣海峽，那麼，中共如何解釋它自己的行為？– 其軍艦和艦隊經常穿越日本諸島之間的宮古海峽、甚至還連同俄羅斯艦隊一道，聯手穿越日本的津輕海峽。雙重標準與自相矛盾，處處可見，北京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其實，習近平心下很清楚，他要在台海生事，不僅會引發與美國、日本和周邊國家的軍事衝突，甚至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此他並無勝算。於是，更可能，針對台海，習近平只是虛張聲勢，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畢竟，普京入侵烏克蘭的失敗和陷入泥潭，已經讓習近平膽寒，在入侵台灣的議題上開始猶豫。此時此刻，黨內更多人、更有理由反對他冒險的攻台計劃。 習近平一貫對台灣心存野心、在台海高調行事，動輒指使手下人對美國設置「紅線」，發聲警告、威脅；但每當美國軍艦穿越台海，習近平卻不敢兌現他的警告和威脅，不免難堪，在黨內招議。此事無疑成為他的一塊心病。 習近平圖謀連任，視為他今年最大的政治。派遣楊潔篪與沙利文閉門會談，更可能談到：希望美方給習近平一個面子，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不要派遣軍艦穿越台海，讓他在黨內有個交代。於是，回頭來看，習近平突然簽發的那份所謂《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極可能，另有目的。且聽下文分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在海外，關於中國高層政治未來演變的討論中，政變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增加了不少。許多人希望習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個猜測就是，會不會發生政變。但是，往往這樣的猜測都「剎車」在政變這兩個字上，因為究竟中共內部怎樣才會發生政變，似乎是個謎。本文就來梳理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的政變。中共內部發生政變，實有先例；而影響政變成敗的因素其實很簡單，就是誰掌管槍。 一、習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變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層權力衝突發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時習近平還未上任。當時，對武警部隊有指揮權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動用武警，似有政變企圖，但陰謀被內部人舉報；胡錦濤調動38軍包圍了中央政法委的幾處辦公地點。據中國的媒體事後介紹，當時給38軍下達的任務是，「粉碎陰謀分子軍事政變」。事後周永康被逮捕下獄，引發了一波周派人馬的大抓捕。 武警部隊並非是只持有輕武器的警察，而是准軍事部隊。1995年5月3日中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下發了國發（1995）5號文件，宣布《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管理體制的決定》，規定「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製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武警總部接受公安部的領導和指揮，總隊及其以下武警部隊接受同級公安部門的領導」。 這樣，武警部隊的指揮權就變成了以公安部門為第一指揮者，中央軍委只負責武警的組織編製、幹部管理、訓練等；武警部隊的日常任務、規模和編製定額、指揮、經費物資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門決定。1996年10月中央軍委先後將陸軍的14個乙種步兵師劃歸武警部隊序列，編為武警內衛部隊機動師，直屬武警總部指揮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這個層級，直接指揮武警部隊的便是周永康，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調動武警部隊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場未遂政變，其之所以發生，是中共的部分軍隊出現了雙重指揮權。這也是習近平上任後改變軍隊體制、重新抓住軍權的原因。習近平隨後清洗了軍隊的主要將領，改變了中共長期以來由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掌握軍隊核心權力的雙頭體制，取消了原來的總參、總政、總後和總裝四個軍委內設總部，把軍委各總部的二級部編成16個分管部門，各自直屬「軍委聯合指揮部」。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也撤銷了「武警部隊」這相對獨立的軍種。 歷史上，中共的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管控是虛的，軍委主席不負責軍隊日常運轉的維持，只通過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這兩個人的個人效忠來掌握軍隊；習近平則把軍委主席變成實際掌控軍隊日常運轉的職位，通過「軍委聯合指揮部辦公室」，直接把軍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 二、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的成功政變 中共建政後，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變，就是抓捕「四人幫」。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為會議上不佔多數；但抓了黨內高層里對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變成功了。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2010年在《領導文萃》第5期發表的《胡耀邦與華國鋒》一文披露，華國鋒曾同胡耀邦有兩次長談，1977年12月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這場政變的起因。華國鋒說，「採用什麼辦法，開全會，不行，輿論工具掌握在他們手上……只有把他們抓起來。」 范碩的《王震眼中的葉劍英》一文則寫道：當時對軍隊尚有控制力的葉劍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陳雲那裡通報意圖。陳雲反覆考慮後，直接與葉劍英面談，陳雲認為，可供選擇的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召開中共10屆3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 而葉永烈的《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補充了一個重要細節：陳雲在家裡反覆研究了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算來算去，覺得通過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讓與會人員舉手投票，從而實現政治上打倒「四人幫」的目的，並沒有完全的把握。葉劍英是主張武力解決的，當陳雲得知葉劍英的堅定態度後，便明確表示贊同，並且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顯然，當時能代表軍方意見的葉劍英，是這場政變幕後的主要決策者，而掌控中央警衛大權的汪東興，則是政變的重要執行者。為什麼陳雲這個當時中共高層里資格最深的元老，卻不能直接參与政變的組織和指揮？道理很簡單，他是文官，指揮不了軍隊。 葉劍英下了決心，華國鋒就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政變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夠實際掌控軍隊的軍方主要人物，其實是這場政變的關鍵；反過來，如果葉劍英反對政變，那華國鋒和汪東興就不敢動，否則就面臨與軍隊對抗的危險。這種情況說明，如果沒有軍方實際控制者的默許，最高領導人若單純動用中央警衛局的權力來實施政變，就可能面臨內戰。 三、首長警衛抓首長 中共高官身邊都有警衛，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衛這一關是饒不過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為高層人員提供的警衛制度，恰恰就隱伏著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國家級、副國級高官被隨時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是唯一組織過成功的秘密政變的，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的意願，繼承了中共的最高權力，然後馬上就發動了抓捕毛派高層骨幹（「四人幫」）的政變。為什麼如此輕而易舉？華國鋒去世前，曾談到過中共高層警衛制度在政變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華國鋒的長沙市委秘書長蔣新祺又一次到華國鋒家裡，華國鋒與蔣談到30年前抓「四人幫」的經過時，介紹了中共的高層警衛制度：「我們的警衛制度是統一領導，警衛員只負責首長安全，其餘都要聽警衛局的。當首長的指示與警衛局指示相矛盾時，必須無條件執行警衛局的命令。首長外出，警衛員要每天向警衛局報告首長的安全及行蹤。開會時，警衛員把首長護送到會議地點，第一件事就是向駐會警衛交槍，存放起來，首長開完會再來領槍」。這段話曝露了那場政變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長的警衛們並不是無條件聽從他們奉命保護的首長所下達的指令；相反，警衛們必須無條件地優先執行他們的上級領導中央警衛局的命令。如果警衛局下令抓捕他們原來要保護的首長，那警衛們的槍就會毫不猶豫地對準這個首長。 其次，高官警衛們除了奉命保護自己負責的首長之外，也每天要向警衛局報告這首長的行蹤；換句話講，這樣的報告制度同時也就是，通過貼身警衛，隨時對那些受到保護的高官實行監控，那些高官其實並沒有行動自由。 再次，高官們離開住所或辦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或京西賓館這些高層開會的場所，他們的隨身警衛必須在會議地點交出手槍，留在警衛休息室待命。而高官們在會場里的命運，其實是由中央警衛局的會場警衛們掌握的。所以，如果在這些會場里發動政變，是可能抓捕高層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揮中央警衛局的最高領導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讓警衛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中共高層警衛制度的這三個特點說明，中共高層人員的人身安全，其實隨時都掌握在最高領導人的手心裡。這些特點迄今未變。 四、「管槍的」和「管紙的」，誰都能政變？ 中共高層如果發生政變，必然是用槍來說話的，根本不會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們事先投票，來決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層的某個人或幾個人。如果有抓捕行動，從來是先秘密抓捕，事後開個會，形式上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舉手贊成。開會時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員挺身而出反對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個被抓的。 因此，談到中共高層的政變，就必須搞清楚，誰能夠抓誰。這答案既清楚又簡單，當然是「管槍的」抓「管紙的」，而不是「管紙的」抓「管槍的」。所謂「管槍的」，就是軍權在手的高層成員；所謂「管紙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層成員，他們的權力只不過是在文件上籤個同意之類，他手頭不但沒有槍，而且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他背後。 「管槍的」是掌握軍權的人，如果黨魁同時有效地掌控了軍權，又控制了中央警衛局的指揮權，他就是唯一的「管槍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槍的」高層成員，他們就只有「管紙的」資格，也只有被政變的可能。 中共高層成員中，除了掌握軍權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其他人的個人行動、保健和通信聯絡，隨時都處在被監控狀態。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電話被監聽，手機不許用，出門有警衛秘書貼身監視。所以，最高領導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層人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誰想充當習近平的政敵，習近平一清二楚，隨時可以應付。對習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而言，這就是「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自己的背後」。若以為這些高層人員可以互相聯繫、拜訪或者隨意通內部電話，那都是瞎猜。 五、習近平四換中央警衛局長 正因為掌控警衛局對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領導模式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專權，每換一個最高領導人，就會把前任留下的警衛局長換掉。習近平則換得更勤，七年里換了四次，但似乎與防止政變無關。 習近平上任時，中央中央辦公廳警衛局長是胡錦濤時代提拔起來的曹清，習近平一直等到上任兩年後才找到一個機會，通過警衛局使用習近平專機從非洲走私象牙這件事，先透消息給《紐約時報》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後調走曹清，讓他改任北京軍區副司令。 接下來，習近平讓曹清的副手、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王少軍接任局長。過了幾年，2020年11月，習近平調駐福建漳州的陸軍第31集團軍91師政委陳登鋁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到了2021年7月，再調北部戰區陸軍副參謀長周洪許接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撤掉了王少軍的職務。但今年1月初，王少軍又被習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擔任警衛局局長。 習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細地反覆安排警衛局長的人選，可能有這樣一些因素。 其一，習近平對原來從副局長升上來的警衛局長王少軍，總是有點不放心，想換從野戰軍調過來的軍官。野戰軍的軍官一下子調到御林軍這個中樞位置，其本人從來不敢想過，所以會感恩戴德，對習近平就言聽計從。 其二，雖然這樣的野戰軍軍官事先也反覆考評過，但他們習慣在基層部隊指揮，頭腦比較簡單，一旦到了中央警衛局局長這個任務非常複雜的中樞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些野戰軍軍官會很不適應。 其三，中央警衛局局長的職位一向是從內部拔擢，那樣的人對警衛業務比較熟悉；同時，對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揮靈便。然而，調野戰軍軍官來擔任警衛局長，警衛局的中層幹部會不服氣，因此也會暗中掣肘，讓新局長指揮不靈。所以，習近平最後還是只好把撤了職的老局長重新找回來，不過，經過這一番撤任和復任，王少軍多少會乖巧一些了。 隨著最近中共高層的北戴河度假期開始，中共政變論的焦點又轉移到了那裡。其實，北戴河的警衛制度與北京一樣，如何去指望李克強策劃和實施政變呢？ 東亞國家當中，倒是有一個政變中刺殺成功、但事後政變失敗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韓國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在安井洞的特務機關里舉辦的私宴場合，開槍打死了威權總統朴正熙，死者即後來的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刺殺後，因軍方不配合金載圭策劃的政變，他被判了絞刑。韓國有一部政治歷史電視劇《第五共和國》，開頭三集就是這場政變成而又敗的經過。這可以算是了解政變的一個參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10日凌晨，唐山幾個流氓混混在一個燒烤店當眾猥褻年輕女孩子遭拒後，惱羞成怒將女孩拖出店外拳腳相加、圍毆暴打的視頻傳遍網路，成為網民關注的焦點。此視頻傳播速度和民眾對事件的關注度極高，在中共的網管猝不及防之下，相關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擴散開來，登上了熱搜頭條。 這樣的事情在中共自問自答「中國為什麼這麼安全」中，超越了審查與管控成為熱點，熱得一發不可收拾。這當然是中共暴政不願看到的，無論是中共中央高官，還是地方基層小吏。如今，人民用中共當年自問自答的題目來質問中共：「中國為什麼這麼安全？連吃個夜宵都會被流氓猥褻，慘遭當眾毆打。」你中共當年準備好的答案肯定用不上了，何不給人民一個清楚的新答案？！ 到目前為止，事情發生已經十天有餘，仍有很多人將此類事情歸結於「黑社會猖獗」，此言差矣，謬也。在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與資源的淪陷區，什麼事情的發生會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沒有關係？!好事情都是共產黨「領導有方」，壞事情就不是「共產黨領導得好」，而變成「黑社會猖獗」了？這符合邏輯嗎？ 試問，沒有中國共產黨如此這般的領導，黑社會是怎麼猖獗起來的？中共賴以生存的爪牙之一 — 公安部門，本身就是專制暴政權力的延伸。沒有他們與黑社會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甚至直接權力尋租、公然交易，那些流氓混混怎能成為危害一方的惡霸、欺壓百姓的地頭蛇？！淪陷區內，全國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哪個不是流氓黑社會的保護傘？！靠著向黑社會、各種會所、妓院……收保護費，為公安局、派出所個人創收。那些打算開辦會所或者舞廳的人，事先要與分管該地區的公安商量好了給他們多少乾股、怎樣分成……，達成協議後才開始裝修開業。這些會所會為提供保護的乾股股東 — 公安局長或者隊長們準備好專門的房間，供其隨時享用。 早在二十年前，山東臨沂市西城區派出所一個所長的位置，要向市公安局行賄幾百萬才能拿到，當時還是劉傑當局長。如今，據說交易早已是天價了。不過無論價格怎樣暴漲，這樣的買賣總是穩賺不賠。記得九十年代，百姓有句順口溜：「公檢法，國地稅，三陪女，黑社會」。其中，「三陪女」被歸為「新四害」實在是太冤了。 實際上，在中共淪陷區根本沒有唐山與佛山之分，也沒有杭州與天水之別，只有惡事是否在陰差陽錯之下被爆了出來，成為人民關注的熱點之分。 反觀歷史，每當這類惡事發生時，中共總是站在邪惡一邊，把當事人嚴密控制起來，使得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同時刪帖封號掩蓋真相，通過「喉舌」放出所謂「正在調查處理」的假信息欺騙人民；實際做的卻是不斷地銷毀證據，打壓敢於仗義執言者。多年前，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如此，北京的雷洋被「嫖娼」案如此，徐州八孩「鐵鏈女」案如此，正在發生的唐山群毆女子案也不會例外。 此時，與其指望黑社會的保護傘 — 中共公安去打擊黑社會，還不如讓狼幫你看好羊。因為，狼看羊誰都知道意味著什麼，而且遠沒有讓黑社會的保護傘打擊黑社會那麼具有欺騙性。讓善良人對邪惡抱有希望的危害性有多大，對有常識的人來說，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總之，有位網友說得好：「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中共淪陷區一切不公與邪惡的根源在於制度，共產專制制度不除，類似於唐山流氓打人事件、徐州「鐵鏈女」事件，以及類似雷洋、曹順利等人的惡性事件還會不斷發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這些事情就別想得到解決，而只會不斷地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生活於中共淪陷區的不同人的身上。 若不從長計議結束共產暴政，不僅是今天中共淪陷區居民，連同其子孫後代也難以倖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