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佛蘭中國銷售幾近停擺 多地門店已停售新車
2026 年 8 月 10 日
中國唐山發生九名黑社會成員調戲婦女並群毆至重傷的惡行社會治安事件，在中國社群媒體掀起巨大的輿論浪潮，在輿論壓力下，公安當局迅速逮捕嫌犯，想必會以重判安撫民心。惡行社會治安事件在中國所在多有，這一起事件從民間到官方引起的關注，與之前的類似案件相比，大得超乎想像。難怪有外界猜測，是否中共當局放任輿情洶湧，以試圖稀釋最近上海防疫和經濟下滑引發的社會焦慮。 這樣的猜測不無道理，但我認為還有兩個因素需要注意：第一，這次事件的性質極為惡劣，肇事者之肆無忌憚令人咋舌。而鐵鏈女事件之後，中國女性地位本來就正在引起討論，這次受害者全部是女性，自然更加引發外界憤怒。在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女性弱小」，「好男不和女斗」等傳統觀念的情況下，九名大漢圍毆四名弱女子，就更加引發社會輿論的憤怒。而中國黑社會勢力魚肉鄉里，一直是地方社會治安面對的嚴重挑戰，這一次的事件，進一步顯示出黑社會在中國的囂張，這令很多人震驚，為自己的安全感到擔憂。 第二，輿情洶湧，也不排除與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發展狀況導致的集體情緒有關。從上海的粗暴防疫措施令全民目瞪口呆，到傳出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產生政策分歧，從百業蕭條的經濟狀況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中國社會的集體情緒明顯有大面地的鬱悶和不滿的成分存在，唐山事件的發生，等於為這種壓抑下的集體情緒找到了一個發泄管道，各種不滿集結成了對於社會治安問題的抨擊。一起社會治安事件引發的全國關注，背後是整個社會的集體情緒躁動不安的現狀。 我們必須看到，這次唐山惡行社會治安事件，突出了中國發展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地方治理問題。這絕不僅僅是一個社會治安事件，打人的這些黑社會中有成員過去就有犯罪紀錄，但能全身而退；他們犯案後駕駛車牌特殊的名車，在嚴格的惡地方防疫規定毫不困難地拿走出行證，在在表明這些人，與地方政府，尤其是警方，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換句話說，他們的背後，是有地方政府內部的人撐腰的。只是這次事件鬧得太太，驚動了北京的高層，地方政府恐怕已經無力繼續袒護了。 警匪一家，是中國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中嚴重的弊端。長期以來，在拆遷，攤販管理，甚至是在這次防疫行動中，地方政府利用黑社會的勢力推行政策，這是普遍存在的不公開現象。唐山事件，讓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已經嚴重到什麼程度，地方政府的社會治理已經潰敗到什麼程度。在案發當天，中國其實同時發生了另外三起社會治安案件，包括：北京95後殺90後上司案； 上海金山路邊砍妻案； 江蘇省崑山95後女教師通姦13歲學生案。這更說明，不僅執政黨和政府腐敗濫權，整個中國社會也在加速潰敗中。社會戾氣嚴重，人與人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越來越嚴重，這都是潰敗的象徵。 在中國，不僅財產沒有安全，人身也沒有安全，其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體制問題。尤其亟待解決的統治集團的兩大問題：專制，腐敗。人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治安問題還是會有，但人民至少會有信心得到法律的保護。中國現在有很多的黑社會，但政府才是最大的黑社會。上行下效，政府越流氓，地方的黑惡勢力就越猖獗。不解決老大，解決不了小弟的問題。不限制政府的公權力，人民的一切權益都得不到保障。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全文轉自上報）
王滬寧宛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學家羅森堡 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機用戶陸續接到電信公司簡訊通知：國際及台港澳電話及簡訊功能將自動設置為關閉，用戶若需要接收國際電話及簡訊，必須向電信公司申請並登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三大電信公司都已證實此事，正式的紅頭文件也在網上流傳，包括浙江、河南、江西、遼寧、貴州等省的電信公司都已陸續公告。 三大電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擊境外詐騙電話」。這個小小的理由與三大國有電信公司的大動作相比，顯然不成比例。為了預防一種犯罪活動而封鎖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正常聯繫，就如同發現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將在水中洗澡的嬰孩一起倒掉一樣。境外電話詐騙固然猖獗，但境內的電話詐騙更為層出不窮、千變萬化，難道下一步為了根除境內詐騙電話，就要徹底取消電話、手機和網路嗎？ 據海外媒體披露，此一看似技術面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下達的政治命令。王滬寧是復旦大學如假包換的博士及政治學教授，比起假博士習近平來，顯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會危機極權統治的根基，所以才會悍然下達這個帶有強烈的閉關鎖國信號的命令。 中國正在實施嚴厲的清零封控政策，並且企圖將這一政策作為打造動物農莊的實驗，以及戰爭動員的預演。就連溫順如綿羊的中國民眾也開始對於這種文革式和納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發不滿，北大、北師大、復旦、天津大學已出現多次學生聚眾抗議，甚至有學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義，打倒習近平」的口號。中共當局更加擔心西方國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實情況傳入中國境內，引起民眾的更大反彈。所以，逐步斷絕中國與國外的通話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確保中共江山不變色的唯一選擇。 在中共現任七常委中，王滬寧是最低調、最少新聞報道、最不苟言笑的一個。這不是因為他謙虛，而是因為他更喜歡躲藏在幕後操作。作為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黨魁的心腹智囊，王滬寧經歷三朝而不倒，在中共歷史乃至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王滬寧大概永遠都不會寫日記，不會給後世留下他的真實面目和思想的記錄。所以，讀希特勒的「精神導師」、納粹黨「大祭司」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日記，就如同一面照出王滬寧真面目的鏡子。羅森堡是納粹元首的意識形態代言人，他的理論「傑作」《二十世紀的神話》賣了超過一百萬冊，跟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一樣，被當成納粹意識形態經典。他的「惡魔日記」在消失半個多世紀後，經過一名聯邦調查局探員孜孜不倦的努力，終於重新被發現、整理並發表。這本日記記錄了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間，羅森堡與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國高層的複雜鬥爭等隱秘內幕，被研究者視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變及第三帝國興亡史的重要史料。「無論你需要多少錢，我都給。羅森堡，屬於你的偉大時刻已經來臨，」希特勒曾經對他忠貞的副手說。「我沒必要用長篇大論的文字來表達此刻的心情，」飄飄然的羅森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將自己的思想變成了現實，把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惡行變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屠殺猶太人；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殺維吾爾人等遭到中國殖民統治的少數族裔。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對德國人洗腦；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將中國人封閉起來再洗腦，他們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復轍 電信公司切斷中國與外界的通信並非孤立的個案。五月十日，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召開黨組會議指出：「要嚴格執行從嚴從緊的出入境政策，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發。」移民管理局新聞發言人還稱，「境內人員仍需繼續堅持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境，確保個人健康安全，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戰略成果」。 從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傳出消息，中國暫停辦理護照，暫停辦理非緊急的出入境簽證安排。過去一年，中國護照的簽發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華人也無法續簽新本；有人回國等候大半年，也沒能更新護照，無法再出境。很多網友反映，他們在美國有工作，但是護照更新時卻沒有獲准。 現在的政策是「暫不簽發普通護照等出入境證件」，很多人也將其理解為「暫時」，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認為，這項政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緊。更有專業人士表示，暫停發出非緊急出入境證件與疫情有一定關係，但非主要原因。該措施是要集中資源力量，應對對美國的貿易和金融戰，為配合實現內循環和與美國脫鉤做準備。 與之相對應，從五月下旬起，英國、加拿大、丹麥、義大利、紐西蘭等國先後宣布關閉在北京的簽證中心，所有預約都被取消。有網友哀嘆，原本以為二零二零年最難，沒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難，更沒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國比前兩年還要難。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閉關鎖國的覆轍。自鄭和下西洋之後，明帝國對遠洋航行和海外貿易失去了興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寶船航行的做法，當時海外對大明的瓷器、茶葉有著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寬銷售渠道，多賺點銀子回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為首的一些儒家教條主義者卻悍然燒毀鄭和的航海日誌、造船圖紙等資料。劉大夏振振有詞地宣稱：「鄭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費了上百萬的金錢和穀物，而且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此……，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行動。大臣們本應該予以強烈反對，即使這些舊資料現在還保存著，也應該被燒毀。」當時的兵部尚書附和說：「你的陰德不小，這個位置遲早是你的！」劉大夏後來果然當上了兵部尚書。而劉大夏並非庸碌之輩，他曾毛遂自薦治理黃河水災，黃河兩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為河神，每年都要進行祭拜。 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和詹姆斯·羅賓森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指出，明朝是中國命運逆轉的時代，根本原因在於「朝廷設法嚴密規範和控制社會，國家的專制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經濟機會和誘因」。與此同時，西方卻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這兩位學者認為，共產黨中國打造的發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據專制路線安排的經濟體系中，確保強而有力的創新。中國已經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但其成功是出於解決狹隘領域的特定問題，出於因應政府的要求。然而，「攸關未來成長的廣泛領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續創新，不但取決於解決現有的問題，也取決於夢想出新問題，這樣就需要自主性和實驗。你可以提供巨量資源，可以命令個人努力工作，卻不能命令眾人生出創意。創意是持續創新的要素，極度依賴大量的個人實驗、然後用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規，經歷失敗，而且偶爾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你怎麼可能實現這一切？」 所以，兩位學者的結論是：中國像所有專制式成長的前例一樣，在這項任務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國再次閉關鎖國，證明中國從來沒有走進自由的窄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時代》雜誌讀者大多已能接受它每年公布的百大人物並不是在說誰好、誰壞，而是「誰的影響力足以塑造（不同領域）過去的一年」，這次《時代》百大人物普京、澤連斯基同時上榜，則被認為是最極端的對比。其中普京是缺席四年後第7度入選，且全拜他入侵烏克蘭之賜。另外，習近平已是第13次登上《時代》百大，為《時代》有此專題以來之冠。 普京曾在2004、2008、2014年入選百大，2015年再入選，他的評量指數總積分（通常反映全球影響力）甚至超越了奧巴馬和達賴喇嘛及女神卡卡，是唯一擠入排名評分前五名的政治領袖。雖然當時有人因為普京會在度假時赤裸上身秀出肌肉，而覺得他比西方國家那班中規中矩的領導人們「有趣」，但在這些公關照的背後，其實也讓人察覺到潛伏其下的湍流，尤其前一年普京才并吞了克里米亞。 當年《時代》的外交專欄作家布雷默就寫道：「普京入榜（2015年），完全是出於他成功展現了對抗西方國家的能力，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像普京領導的俄羅斯這樣，一邊影響著全球政治和經濟，一邊同時對內強化高壓統治，而偏偏此時的俄羅斯又正陷入經濟衰退，到處都有人反對他，他的聲望卻也因此水漲船高，這種複雜的現象，很難判斷他會繼續處在高位多久，又打算做什麼。」 到了2017年普京又上榜那年，是由戈巴契夫所寫的介紹文，他的文字更進一步透露了普京何以讓人不安。戈巴契夫說：「因為俄羅斯的政治體系缺陷，某些權威統治措施一開始或是合理的，但俄羅斯要走向正常化，就必須有真正的政黨競爭、多黨政治，和得以進行政權輪替的公平選舉，這才是普京應該做的。」當然，戈巴契夫會這麼介紹普京，就因為實際情況是普京在位愈久，俄羅斯就離所謂的國家正常化、民主化愈遠。 那次入選《時代》百大，適值普京和西方國家關係明顯惡化，隨後的四年，《時代》百大再不見普京蹤影，直到2022年他下令入侵烏克蘭，才逼使全世界不得不再回頭注意他。這次是由被普京關在監獄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撰寫普京介紹文，他說：「普京再次提醒我們，以『操縱選舉』開始的道路總是通向獨裁，獨裁則總是導致戰爭…多年來，世界各國領導人面對普丁，一直是虛偽地談論『務實的做法』以及和俄羅斯往來貿易的好處…結果，他們讓俄羅斯從石油和天然氣中受益，然後幫助普京國內的控制力變得更強…眼前（西方國家）為這場戰爭付出的成本，早已遠高過當初以為可以從俄羅斯那裡得到的能源利益，而和普京簽署石油、天然氣合約時，大家都還曾開香檳慶祝呢。」 納瓦爾尼比起戈巴契夫說得更直白，即：「如果有人整肅獨立媒體，進行有組織的政治暗殺，並堅持他的帝國幻想，那麼他就是一個能夠在21世紀歐洲中心製造血腥屠殺的瘋子。誰都不應該在國際舞台上擁抱他。」「眼下，普京正在為所有人上一堂課，就是教大家如何瞬間抹煞掉一個國家歷經20多年才取得的經濟成果。」 攤開《時代》百大人物，雖然過去以來不少評論對《時代》把普京、女神卡卡相提並論，把曼德拉、金正日放在同一期封面，覺得很可笑，但環繞在普丁身上的評語，就算不是一種預言，這麼多年下來，應該也能當作某種程度的警示，況且他還真的就這樣為人類世界一步步帶來災難。 回頭再看另一個獨裁指標習近平，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瓦瑟斯特倫在今年度習近平入選評語上寫著：「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他對中國和這個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並在中國帶動自毛澤東以來最大的個人崇拜。」要評估習近平在2022年的特殊影響，最值得強調而他沒做，但可能做的四件事就是：「重新考慮被世衛批評為『不可持續的』的（病毒）清零戰略；在新疆這個嚴重侵犯人權的地方扭轉政策方向；與好戰的普京拉開距離；當然，還有指定一個繼任者。」只是，可能嗎？ 關於習近平的「評語介紹」不和普京如出一轍，都提到了一個獨裁者當下最該做，卻又最不可能做的事。那麼，習近平會不會也如普京一樣，終究一意孤行發動任何可能的戰爭，再於某年《時代》百大登峰造極？看著普京的治國路徑，在習近平身上豈止似曾相似，眼前有多少人打從內心祈禱明年《時代》百大人物中可以不再有這兩個人，因為明年這兩人若繼續留在名單內，無疑代表這世界仍不得安寧。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網路流傳一個非常醒腦的段子：說是有人被掐脖子快斷氣了，專家於是緊急會診，有人主張電擊除顫，有人主張插管，還有人聲稱可以跳大神，就是沒有人提醒：該放手了。 這非常形象了中國人當前的處境，李克強焦慮的召開十萬人的經濟工作大會，為經濟形勢下行大聲示警，並且為中央財政告急划了紅線，除了特大災害預備金，國務院已無力負擔地方財政缺口的撥補，地方缺錢，各省市領導自己想辦法，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從人民口袋掏錢。 造成地方財政吃緊的原因，很大程度來自於中央嚴控疫情管制，打亂了生產秩序，民間企業大量裁員，民生消費嚴重內卷，百業蕭條，唯獨病態的核酸經濟一枝獨秀，這導致了財政收入銳減，2020年赤字已突破6兆人民幣，今年更不樂觀，李克強不想留下難看的畢業考，當然會奮力一搏。 怎麼搏呢？5月25日，國務院主管的醫保局突然宣布，醫保基金不再為核酸檢測費用買單，並且大動作查辦多家弄虛作假的第三方檢測公司，於是各種多管混檢、陰陽一鍋炒的亂象便一一曝了光，說穿了，對權力尋租者們而言，核酸檢測的目的不在防疫，而是一盤大生意。 隨著上海逐漸放寬管制，中共衛健委又下令，全國需普設常態篩檢站，步行十五分鐘設一站，千萬人口城市動輒上萬個，這個新興的毒瘤式核酸經濟，商機究竟有多龐大呢？專家估計，如果覆蓋人口達30%，一年大約要開支1.45兆人民幣，這相當於2022年中共公開的國防開支1.47兆元。而如果覆蓋率推升到全人口的70%，每48小時篩一次，高盛研究估計，全年耗資將達到2.5兆人民幣，如何不教人垂涎？ 中國的醫保基金存量約3.6兆人民幣，如何禁得起這樣折騰？周而復始的檢測並不能消滅病毒，但對基礎醫療需求的排擠異常驚人，製造出大量的次生人道災難，但政治野心家和唯利是圖的商人看不到這個，中共國師鍾南山家族就是最大的獲利者，他掌控的「金域醫學」27個月來收入240億人民幣，其中的70億來自檢測，其掛名董事長財富100億元，列名胡潤富豪榜第669名。在錢權共生的中國，幾個主管醫政的中階官僚落馬，絕對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對「習下李上」滿懷不切實際的期待，但熟悉中共體制的人不會如此天真，李克強如果不是和習近平唱雙簧，則最近幾次不搭調，也只是在為甩鍋找借口，最終還是由老百姓自費檢測，再割一輪韭菜而已。 全民普篩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場政治運動，與科學爭論無關，是習近平英雄主義的象徵，能進不能退。李克強如果真心為這個瘋狂的政策踩剎車，就應告訴那個人該鬆手了，但他卻只敢拿商人下手，導致檢測業界一陣恐慌，姑不論其準確率如何，過剩的產能必須找到出口，台灣有些鼓吹快篩稀缺的人，是不是也有些心動了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最令人髮指的事件，是河北唐山五個流氓在食店內欺負女孩子，把她們打成重傷。事後網民起底，有嫌犯照片上衣服袖口有公安標誌，又有消息稱，主犯本就是強姦殺人犯，又身兼運輸公司老闆和居委會主任多重身份。 他們都是當今世道上有權有勢的那一種人，無視法紀，無惡不作。這不是性別歧視的問題，就算當時鄰桌不是女孩子，是中學男生或長者，這些流氓也一樣會去製造事端。他們欺負人本就是無差別的惡作劇，貪圖一時痛快而己。 最新消息是，有嫌犯好得戚地（很得意）自拍視頻，說事情已經搞掂（定）了，雙方協議六十萬擺平事件，是否如此，且看事件後續發展。 中國社會正處在無遠勿屆深不見底的道德淪喪之中。官場有官場腐敗，民間有民間腐敗，官場腐敗在先，民間有樣學樣，上下都以講錢講勢、媚上欺下為時髦。保守良知被視為無能，遵紀守法被視為戇居（愚鈍），而野蠻與暴力凌駕道義的現象，已經普遍到成為生活常態。 有農村老大爺被城管搗毀小攤，水果散落一地，旁觀者不幫老人，反倒去搶拾滿地水果。高速公路上貨車翻側，貨物散了一地，路人也爭相搶奪，不問自取。 上海封城期間，排長隊檢測核酸，有女人因插隊爭吵，兩個女人互揪頭髮，在地上翻滾，氣急敗壞，衣衫不整。兩個女人都穿著時髦，看上去都是中產家庭，為一點小事互毆，完全不顧規矩，不顧禮儀，更不顧體面。 深圳兩國企高管老婆，為爭車位口出狂言，誇耀家中五十輛賓利，似乎有錢者就有理。兩個有錢人互相扭打滿地翻滾。道理講不通就講權勢，權勢講不通就講拳頭，拳頭講不通就講刀子。如今在大陸，割喉成了流行殺人手段，淘寶上販賣護喉神器，證明有市場需求。 近日，所謂的御用經濟學家陳文玲，公然聲稱中共應該武統台灣，把本來「屬於中國人」的台積電搶到手，這是高層次的道德淪喪另一種表現。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搶你的東西天公地道，問題不在於該不該搶，問題只在於如何搶而已。 一個經濟學家，可以如此論證經濟問題，這便是共產黨革命的原教旨主義。中共打地主分田地，搜刮城市資本家的私產，都以革命之名，行打家劫舍之實。在他們心目中，沒有道德規範，沒有人倫傳統，只有私慾和滿足私慾的強盜邏輯。 中國傳統社會，不管江山如何傾圮，底層社會總能保持相當穩定的狀態，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足以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清末朝廷崩解，兩宮被逼遷，中央政權名存實亡，當時各省都由軍閥統治，民間仍保持相當的穩定。因為民間有儒家意識形態打底，上中下各階層，都講基本的道德與倫理，社會底層不至於瓦解。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北京市民出門穿戴整潔，見到熟人互相打躬作揖，禮貌周周，言笑晏晏，所謂亂世，只是上層亂而已，基層並沒有亂。在城市有市民社會，在農村有鄉紳作中流砥柱，社會倫理尚在，人人守住為人的底線，雖處亂世，實際上世道並不亂。 今日最大問題是民風敗壞，不只是官場腐敗，而是社會從上到下，從裡到外，都在這四十年間，把社會主義之惡、資本主義之惡，以至封建主義之惡，集古今中外眾惡之大成，在中國社會泛濫成災。 民間的道德淪喪，比官場的道德淪喪更可怕，官場爛透了，民間不爛，亂世一來，民間有主心骨，很快可以自動療愈，再建一個正氣的官場，雖然不容易，但還有得救。現在官場爛透了，民間也爛，亂世一來，各自求生，互相傷害沒有底線，那就好大鑊（嚴重性）。 亂世求生之道，在百姓只有組織起來互相保護，在有錢有勢的人，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裝才能保護家小。底層百姓一旦聚眾起事，針對的目標必然是有錢有勢者，到那時，誰有武力誰就稱王，而民間失去道德護持，生死禍福，也只有靠暴力了。 一個巨大無匹的亂世橫在我們面前，這一個亂世，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造成前所未有的黃禍。到最壞的時候，中國難民全世界亂走，大陸南北東西動亂不休，那就不知要造成多長久的人間苦難了。 中國大亂，中央政府瓦解，民間自生自滅，香港很難獨善其身，所以我勸大家，都要對未來的亂世有充份的思想準備，不要抱僥倖心理，以免悔之莫及。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期文章《薄熙來的「紅色文化」已經成為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介紹了不久前才被中紀委高調對外宣布「接受審查調查」的前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沈德詠，是截止目前落馬的唯一一個一級大法官。而且，其在任的十九屆中央委員的職務至今仍然還未被宣布解除。 中共大法官制度的最高一層，又分為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首席」自不待言，肯定是只有一個，誰是最高法院的正院長，誰自然就是「首席大法官」。而「大法官」又被細分為一級大法官和二級大法官。正常情況下，整個中共國的法院系統里，在位的一級大法官只有兩個。也就是說，一級大法官的頭銜只賜給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那個常務副院長和同時也掛名最高法院副院長的那個最高軍事法院院長。 至於二級大法官的頭銜，相對來說就沒那麼值錢了。因為除了最高法院的常務副院長和最高軍事法院院長，不但最高法院的其他一大票副院長和紀檢組長什麼的都是二級大法官，與他們的行政級別一樣的副省部級省和直轄市、自治區的高級法院的正院長也都是二級大法官。也就是說，省一級的高法院長和最高法的副院長其實是平級。如此計算下來，陸續退位或者高升的不算，歷年、歷屆在位的二級大法官至少也會有四十多個。比如我們本專欄上期和前一期節目中都詳細介紹過的，在習近平手下居然鹹魚翻生的薄熙來的女副官張軒，就曾經是中共政壇上最年輕的女性二級大法官。 正常情況下，各省、市、自治區的副省副級官員的一線崗位的最高任職年齡是60歲，滿60歲時要麼直接退休（較少），要麼退居二線進入同級人大或者政協將政治生命苟延3至5年。而省級高法的一把手們，也就是二級大法官們的一線任職年齡一般都可以延長到63歲。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曾介紹說：按照慣例，副省部級官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省級公檢法一把手的退休年齡一般是63歲，與紀檢系統副部級領導的退休年齡一致。 舉例來說，副省長崗位上一般不會出現一個年過60歲的老者，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長的崗位上也是如此。但表面上與副省長和省委組織部長同級別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書記，以及省高院（高法或高檢）院長位置上，卻常有60至63歲者在「堅守崗位」。 截止目前，中共政壇上在不斷的「打虎」運動中陸續中箭落馬的二級大法官至少已經有十幾個。最近的一個就是上個月，也就是沈德詠落馬之後被中央紀委和國家監委宣布「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內蒙古高級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中央黨校「大學學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胡毅峰。 這個胡毅峰是個漢姓蒙古人，本是中共政壇上無數的純「黨務工作者」之一。從一個普通工人「轉干」後，其政壇經歷都是基層組織部幹事…..，盟委副書記、書記之類；2003年從盟委書記位置上調任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副書記；在此職務上等待數年，即升任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2011年1月，被評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 此公出生於1954年，和沈德詠同庚，因年齡原因已於2018年被安排退休，時年64歲。當時之所以還在63歲基礎上又超齡服役了一年時間，足以證明在此之前的中紀委和國家監委尚未把他列入黑名單。 眾所周知，自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中共十八大開始，反腐「打虎」的重中之重是從嚴懲處所謂「十八大之後不收手」，也就是當時還把習近平的「令箭」當成「雞毛」的那批人。而從十九大開始，陸續就有一些曾經在一線職務上嚴重犯案，但日後已經離開犯罪崗位退居二線，或者已經「平安降落」的副省部以上級別的「大老虎」們，在古稀之年仍被翻出了「陳年老帳」。特別是胡毅峰所在的內蒙古自治區範圍內，更是有所謂「倒查30年」之說。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胡毅峰當年的頂頭上司、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書記邢雲從十九大召開後的第二年就被「倒查」了整整25年，結果累計出了2.49億元人民幣的總受賄金額；於2019年12月3日，被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院同時宣布，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對邢雲受賄違法所得及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邢雲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而這個邢雲之所以如此「服判」，是因為檢察院的起訴書中寫明了邢雲的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邢雲多次為多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依法應從嚴懲處。鑒於其到案後能夠如實供述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絕大部分犯罪事實；檢舉揭發他人犯罪問題經查證屬實，具有重大立功表現；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的減輕、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從輕處罰……。法院正是採納了同級檢察院的這一認定，這才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邢雲的高達4.49億元人民幣的受賄款只有兩個來源，即「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工程承攬、職務調整晉陞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換取。至於如上檢察院起訴書中所提及的「邢雲多次為多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依法應從嚴懲處」，其中應該也包括了胡毅峰。 按照中紀委人士的說法，「大老虎」們的認定「重大立功表現」的前提，是被他揭發出來的人也是同級別或者比他的級別更高。所以邢云為保住自己的腦袋交代出來的犯罪同夥，至少有一個應該是副省部級（以上）的。這個胡毅峰當年之所以能夠從一個此前沒有半天法制工作經歷的自治區盟委書記突然調任自治區黨委政法委的副書記（正廳局級），與當時的邢雲並無直接關係。 2003年，胡毅峰調任自治區政法委副書記時，邢雲的時任職務是自治區黨委常委兼包頭市委書記。3年後，邢雲從包頭市委書記轉任自治區政法委書記，成了胡毅峰的頂頭上司。日後如果不是邢雲向中央政法委及最高法院的一再推薦，和他邢雲一樣是「法盲」的胡毅峰絕無可能成為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內蒙高院一把手，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 其實，把一個又一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陸續關進監獄，並不是始自習近平登基並開始其「打虎」運動之後。早在習近平於中共十七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與他同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主掌政法的時候，就先後祭出了好幾個省級高法一把手甚至是最高法的副職開鍘。 中共官媒當年的一篇標題為《枕邊風吹翻大法官》的報道文章中介紹說：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吳振漢是中國首批32名「二級大法官」之一，也是知名的「儒雅法官」，曾編著過《股民權利書》、《廉政手冊》等書。他在全國人大會上提出的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複核權的議案，引起了全國強烈關注。執法20多年來，他處事謹慎內斂，在仕途上趟過了許多險灘惡水，最後卻在愛情與親情的私慾圍剿中迷航翻船，並在雙規期間自殺未遂。 2004年6月7日，吳振漢被省紀委「雙規」。妻子李芝在高牆鐵窗內每天痛哭流涕，她在交代材料和審訊筆錄中寫道：「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這個家。我從賢內助到貪內助，都是私慾膨脹和心魔作怪。我的丈夫原本是一個品行正直的好乾部，如果不是我吹枕邊風，他一定會功德圓滿隱退。燒一輩子香臨老吃碗狗肉，我愧對黨的培養、愧對親人、愧對作為一個妻子應有的婦德。」 當時的另外一篇標題為《高院院長競相落馬》的官媒報道文章總結說，作為湖南政法系統被「雙規」的最重量級人物，吳振漢已經是步遼寧高院院長田鳳歧、廣東高院院長麥崇楷後塵，成為落馬的第三名省院院長。 2002年9月，自由亞洲網站曾刊登《原遼寧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歧受賄被法辦》一文。次年5月，此官被認定收受賄賂金額高達500多萬元而被判無期徒刑。同年，夥同其子共同受賄金額上了千萬的廣東省委政法委副書記，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委員麥崇楷卻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有消息說，此人幾年前即已經出獄，並秘密移民香港了。 當時的一篇標題為《他是「廣東法院第一貪」，55歲副省級，生活糜爛，受賄百萬判15年》的官網報道文章中說：麥崇楷2002年3月落馬，是新中國成立後廣東省首個被查的最高級法官。 之所以說是「廣東省首個」，也許是因為在他之後，至少還有一個被重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是來自廣東。不過出身廣東法院系統，犯案地點也是在廣東的黃松有在廣東法院系統的最高職務不過是湛江中院院長；而他被捕時的職務，已經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這個黃松有也是在周永康時代落馬的二級大法官之一，2008年10月被宣布「雙規「並撤消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2010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其當時的辯護律師之一龍宗智，是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學的時任校長。 周永康本人也倒台之後，因此而牢牢坐穩了總書記寶座的習近平繼續完成著周永康的未競事業，時不時抓出一個二級大法官示眾。最著名的，當然是時任最高法副院長奚曉明。 當時的一篇標題為《二級大法官落馬會產生何種震蕩？》的官媒報道文章說：十八大以來，已經有一百多隻老虎落馬。再勁爆的都見識過了，奚曉明只是一名二級大法官，又有什麼特別之處？首先，他是十八大以來司法系統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反腐風暴雖然早就波及了幾乎所有領域，但法院和檢察院卻如同風暴眼一般，保持著異樣的寧靜。奚曉明的出場打破了這片寧靜，很難料想接下來會有怎樣的蝴蝶效應。其次，奚曉明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大法官。據法律界人士表示，他的學術造詣和專業素養很高，商事業務的審判功底深厚。正因如此，最高法宣布成立民法典編篡工作研究小組時，奚曉明擔任了組長。別把組長不當幹部，民法典在共和國立法史上何等重要？他能夠出任這個組長，足以顯示出法律界對他的信任。 2015年7月1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消息指奚曉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奚曉明的妻子，同在最高法擔任庭長的吳建偉及他們的兒子奚眾也被帶走調查。辦案部門在其兒子家中抄出三億現金。 2017年2月16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奚曉明犯受賄罪，直接或間接接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14596934億元，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奚曉明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會上訴，以此換取「組織上」對其妻、子的從輕發落。 後續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5月中旬開始，隨著俄烏戰爭話題日漸淡出，中國話題又開始回歸西方媒體關注熱點範圍內。這次最先回來的是中美經貿關係中的關稅話題，以及美國發展風能、太陽能是否「給中國送禮物」的問題。 主張中美關係緩和的跡象一直存在 中美關係中，主導一方無疑是美國，中國更多的是以不變應萬變。因此，美國方面是時松時緊，就是我說的「陰天版」（戰略對手或潛在敵人）與「晴天版」（合作夥伴）來回交替；而中方則抱定宗旨：不主動出擊，於中方有利的美國外交政策就歡迎，不利的就反對。也因此，在中美關係中，我更多關注美方的變化。 美方對中國的態度一直留有餘地，這點即使在俄烏戰爭期間也是如此。3月份是西方輿論一致譴責中國不與美歐站在一條戰線上的關係緊張時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拜習通話前公開表示，「如果中國採取任何行動支持俄羅斯的侵略，中國將為此付出代價。」但在通話後美國主動降低聲調，先是聲明沒有證據表明中國給俄羅斯軍事援助，繼而由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3月25日CNBC採訪節目表示，因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而制裁中國「在這個時候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適的」。 因拜登團隊多數成員在奧巴馬任期結束後離開政府，在核心智庫從事國家安全、亞洲戰略等領域的研究，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因此拜登內閣成員的對華政策主張，中國智庫人士曾做過深度研究。在拜登就職典禮第二天（2021年1月21日），中國智庫人士聯名發表了《拜登及新內閣對華思想全景圖：中美經貿關係走向何方》，其基本判斷是：拜登核心內閣成員對華態度基本一致，強調自由、規則與競爭，不冷戰、不脫鉤。但在具體做法上有區別，比如國務卿布林肯主張對華採取預防性外交政策與威懾，但不贊成中美脫鉤，認為兩國存在合作空間。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與印太協調員坎貝爾和拉特納經常聯名發表文章，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中美接觸的時代已過，要以更冷靜的頭腦，在一系列的問題上使用更強硬的手段」。 如果從預見性判斷來看，中方對拜登政府班子的對華外交的思想主張研究較透徹。也因此，這一年半以來，無論美方對華外交波瀾迭起，北京甚少變化，最激烈之時不過是讓戰狼出陣，但原則上從未有過大的改變。 關稅豁免：中國在等待美國自撤藩籬 6月7日，美國財長耶倫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作證，主要提出兩點：一是要爭取將高達8%的通脹率降下來（剛公布5月份的通脹率是8.6%，1981年以來最高）。耶倫稱，為了應對通脹威脅，美聯儲正設法抑制需求。她說，拜登政府在國會的幾個優先事項可能有助於緩解通脹，其中包括降低處方葯價格、激勵清潔能源生產以及支持半導體製造業（上三類產品都與中國製造有關聯）。因此，她主張全面免除中國關稅。二、她表達美國要堅定不移地走綠色能源道路：「從中期來看，關鍵是我們變得更加依賴不受地緣政治影響的風和太陽。」 耶倫這番說話當然不是即興發揮，總統拜登想免除中國關稅並非近日的想法，已經公開表達過多次。在40年來最高點通貨膨脹逼迫下，美國政府寄望於調降中國進口商品關稅以擺脫危機，但財政部長耶倫和貿易代表戴琪立場分歧：耶倫早在3月就多次表示，部分關稅並不符合美國經濟利益，也讓消費者受損，削減中國商品關稅對降低美國通脹具理想效果。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結果稱，降低中國關稅可將通貨膨脹率降低1.3個百分點，這讓耶倫的說法有了理論支持。但戴琪卻公開質疑耶倫的結論是「介於虛構或有趣學術活動之間的東西」，她呼籲從戰略角度看待關稅，認為有必要將處理中國關稅視為對華整體貿易戰略的一環，並採取更具戰略性作法，過早行動會讓美國失去與中國談判的籌碼。 鑒於對華關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白宮不可能長期處於戰略搖擺狀態，估計很快就會有結果。北京今年的大事是二十大，對中美關係改善也不太著急。中國日前發布的2022年4月貿易統計（美元計價）顯示，出口額為736億美元，同比增長3.9％，增幅為2020年6月以來的低點。進口額與3月一樣，和2021年3月基本持平。北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指責中國清零對國際供應鏈中斷負有不可推卸之責， 乾脆坐等美國政府在免除關稅問題上統一思想後自撤藩籬。 美國發展風能太陽能，「東南亞」是最大供貨商 在耶倫於參議院作證時談美國發展風能、太陽能的前一天（6月6日），白宮正式聲明：美國將對從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採購的太陽能組件給予24個月的關稅豁免。白宮表示，美國允許在公共土地上部署更多清潔能源項目，並向城市和農村地區推廣；將通過高薪工作支持太陽能勞動力市場的多元化；為盟國建立有彈性的清潔能源製造供應鏈；另外還在波多黎各投資推進數十個太陽能項目。在當天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就此發問「這不是給中國的禮物嗎？」白宮發言人對此斷然否認。 那麼，記者難道是無的放矢？當然不是。自從西方國家主張發展綠能之後，在全球氣候談判中，到底需要多少資金是一個關鍵問題。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的最新估計，要實現《巴黎協定》中將氣溫升幅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的目標，從現在起到2050年得花費131萬億美元。這高於全球2021年85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也比之前預計的98萬億美元高得多。儘管中國自身將實現零碳排放的日期推遲到遙遠的未來，比如在COP26大會上，中國承諾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但中國早從西方發展綠能當中看到了巨大商機，近15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發展綠能設備產業。2020年，在全球前十大風電整機製造商中，中國企業佔有其中七個席次。2021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製造的「光伏面板」約佔全球市場份額的70%，而且按市場份額排名前三的太陽能電池板品牌都是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天合光能、SunPower、中國英利）。 正因中國在風電設備及太陽能光伏面板方面的巨大生產能力，且具備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將太陽能產業轉移到東南亞」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近年來，美國安裝的太陽能組件絕大多從東南亞進口，2020年來自東南亞的組件約佔進口組件的3/4。 基於以上事實，美國結束對華戰略搖擺期只是時間早晚問題。戴琪女士稱耶倫女士的建議是「介於虛構或有趣學術活動之間的東西」半對半錯：世界綠能產業設備中國佔大頭這是事實，免除關稅能降低美國通脹確實是願望（虛構）。談到學術活動更是有趣，對惡性通脹和經濟史有專門研究的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5日在彭博社發表題為《撣掉「緩和政策」的歷史灰塵，和中國開展接觸》（Dust Off That Dirty Word Detente and Engage With China）一文，中心觀點就是美國需要緩和與中國的關係。耶倫從政前是學者（當然偏左），弗格森此文她肯定關注且有共鳴。
六四屠城33周年紀念日，中國大陸不允許有任何公開的紀念活動，堅持了30年的香港維園燭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繼續為自由而戰的華人，仍然舉辦規模不等的集會、遊行及燭光晚會，緬懷六四英烈、繼續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 人類的歷史，由人類選擇構成。33年前，覺醒的部分中國人，與其他共產主義黨國覺醒的人群一樣，選擇與共產暴政抗爭，選擇與共產暴政強加給他們的命運抗爭，紛紛通過語言文字和街頭運動表達他們對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嚮往和訴求。 覺醒人群的這種勇毅行動，對掌權的極權主義者們帶來挑戰，也給他們提供選擇的機會。當年中共黨國的極權主義者們本可以與蘇聯東歐的同類一樣，順應歷史潮流，順應人心民意，改邪歸正而轉變為擁抱普世價值的正常人，放棄專政特權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當時中共體制之內確實也有一大批有識之士朝著這個方向突飛猛進，包括黨國上層的趙紫陽、鮑彤、李銳、李昌、朱厚澤、胡績偉、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鄧小平、陳雲等人為首的中共頑固派卻選擇與人民為敵，與歷史潮流為敵，繼續充當為非作歹的惡魔。他們調動全國十分之一的野戰部隊，用坦克和機槍野蠻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民眾，繼而全面清洗體制內外參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運動的志士仁人，將波瀾壯闊的89民運扼殺與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當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於無知和貪婪，做出了與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選擇。他們對中共政權進行的口頭譴責和三心兩意的制裁，實際上只堅持了兩三年。在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他們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戰的結束，以便全面推進唯利是圖、毫無原則的經濟全球化，無視共產暴政在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寮國等5國的繼續存在，無視共產暴政和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世界觀和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根本衝突繼續存在。這些根本衝突，正是冷戰的本質特徵，因而冷戰實際上從未結束，只是民主世界無意正面迎戰而已。 20世紀70年代開啟去極權化、80年代已步入後極權主義軌道的中國黨國，在血腥鎮壓89民運之後，意外地獲得新的機會，得以寄生於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吸血維生，正像惡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瘋狂生長的宿主。中共黨國不僅得到了巨大的貿易機會和市場，而且得到了滾滾而來的資金和技術。作為後極權主義黨國，中共在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開放了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的部分空間，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中共對政權的全面壟斷、堅持黨的政治控制和極權專政機制，從而使中共黨國成為可以不計人文和環境成本發展經濟、最大限度攫取利潤的全球投資窪地。 共產黨國和資本主義雜交，生成了中共黨國資本主義這一怪物。這一雜交而成的制度因為更貪更狠、更黑更惡，以人權、環境和人間基本道德為代價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也為國際資本提供高額利潤。中共黨國正是憑藉野蠻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找回了」自信」，甚至於無恥至極地到處炫耀血腥的、以專制暴政為基礎的」中國經濟模式」，不斷挑戰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對立面，覺醒的中國人仍然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的中國而戰。而且，這支反對中共暴政的隊伍，因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壯大。這些新冤民來自各個階層，人數有兩三億之眾，包括被黨國以不同方式侵權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輪功信眾、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嚴厲打壓的藏人和維吾爾人、被強制拆遷戶、被無理開除的職工、被欺壓的農民和農民工、被愚弄的退伍軍人、被欺騙的金融難民、被迫害的維權律師及各類維權人士，等等。在經濟增長中改善了經濟狀況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還有很多人因為權利意識和憲政觀念的生長而與中共黨國離心離德、漸行漸遠。即便是在中共上層，在不同程度上認同個體自主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派，與那些仍舊集主子與奴才與一身、人格嚴重分裂、視黨權高於人權的極權派，也已經同床異夢、各自東西。在自由民主訴求的推動下，中國社會像東歐原共產國家那樣從後極權國家轉型到民主國家的大趨勢並未改變。 六四屠城33年之後，中國歷史又到了新的拐點。中共政權所炫耀的」中國經濟模式」，已經百病纏身、難以為繼。幾十年竭澤而漁的野蠻掠奪，帶來的是綜合性衰敗， 具體表徵是資源枯竭、環境崩潰、貧富懸殊、債務危機、金融泡沫、房地產泡沫、資本利潤率下降、大規模破產、大規模失業、投資邊際效益在諸多行業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亞通過針對中共統戰的《外國影響透明方案》，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對手，標誌著民主世界終於從 「合作共贏」的迷夢中覺醒，決心放棄綏靖政策而正面反擊中共黨國的挑戰。2021年12月」國際人權日」前後，美國政府主辦全球民主峰會，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應邀參加，也標誌著抗拒專制暴政的國際民主同盟初具雛形。 毋庸諱言，民主世界的這種新選擇步履維艱。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任之時，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對峙的新國際格局中，必須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做出明確抉擇，必須對中國人民和中共政權做出明確區分，必須下定決心改變中共政權。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俄烏戰爭的檔口沒有訪問烏克蘭而是造訪韓國與日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在俄烏戰爭的檔口仍然將中國而不是俄國視為最大威脅，足以表明美國執政當局對中共黨國這個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認知。但是，他們一再表示美國無意打冷戰、無意改變中共政權，又表明他們仍然缺乏像彭佩奧等人那樣的決戰意志與切實可行的因應之道。 關鍵還是在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習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黨政領導職務兩屆任期的慣例和明文規定，確立他的第三屆任期，甚至於恢復黨魁終身制，天怒人怨。這無疑是中國朝野上下聯手倒習、改變中國的契機。 中共建政73年，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壞事做絕；鄧小平是中興之主，行韜晦之計為中共續命；胡耀邦、趙紫陽在有意無意之間要將中國推上憲政民主的轉型之道，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扼殺；此後靠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和胡錦濤的」不折騰」苟延殘喘。在胡溫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以」維權運動」的方式重現中華大地，而且藉助互聯網形成大象無形的協調系統和動員機制，與中共的」維穩」體制儼然對峙，此消彼長而逼近轉型門檻。胡溫的繼任者如能審時度勢、順水推舟，朝野互動跨越轉型之坎，只是舉手之勞。中國國運是如此不濟，繼任者居然是無知、無能、無恥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不惜一切代價延續黨國江山和專制暴政的新魔鬼。 習近平登台以來，一直倒行逆施、摧殘中國公民社會和健康力量，使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極權社會倒退。但是，習近平無法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我一再強調，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終究心勞日拙、內外交困，無法將中共黨國傳給紅三代，無法改變中共黨國二世而亡的命運。習近平登基以來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極權主義者在窮途末路的垂死掙扎。 在中共政權崩潰、劇變到來之時，整個社會將急劇分化組合，以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和普世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組織體系將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或」蘇東波」之後的原共產國家一樣。屆時將會有成千上萬的賢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蕩和內外互動中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和社會重建，也開闢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紀元。
中共二十大政治大戲預料今秋上演，重中之重就是習近平的連任問題。最近海外網上議論較多的是習近平是否能成功連任，其中反習聲音較高。除了看起來有些八卦的元老逼宮、習體面下台、李克強上位之類炒作，近日研究中共文件發現，一個來自中共黑幫幫規系列的埋伏，似確能成為習「完全連任」的障礙。 中共幫規埋伏總書記限「兩任期」 二十大有好戲看？ 6月1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發推貼圖說：「我剛剛上網查了資料。《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於2006年起頒布實施，沒有做過修訂，這個規定至今有效。因為篇幅受限，我未能全文轉推。有興趣者可以自行上網搜索。」 筆者查了一下，《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下簡稱「暫行規定」）由新華社於2006年8月6日「受權發布」。但在《中央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彙編》中，顯示有關規定於2006年6月10日施行。這個文件目前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國政府網均能查到，至遲在2018年仍獲地方網站轉引，官方並未有廢止的通報。 「暫行規定」第一條說明出台規定目的是「為了規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和任期管理工作」。制訂依據包括中共憲法和中共黨章等。 第二條說明「本規定適用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正職領導成員」，等等。也就是說適用於中共中央層級，包括中共總書記。 第六條說明，「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也就是說，按此規定，中共總書記一職，並非像一般人認為的，沒有連任限制，而只能任兩屆。 第七條，「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累計達到15年的，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第二條所列範圍內的同一層次領導職務。根據幹部個人情況和工作需要對其工作予以適當安排。」 這裡所說的同一層次任職15年，就是說中央的正職領導（正國級）的不同崗位，擔任兩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還可以擔任一屆（五年）的正國級的其他職位。 再查下中共最大的幫規——黨章。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24日）修訂的最新黨章中，第三十八條寫著：「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繼續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離休。」 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是在1980年代鄧小平實際掌權時敲定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被寫進中共黨章。後來的修訂就一直沒有動這一條。 中共黨章沒有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相關職務可以連任多少屆，但至少是不保護終身制的，只是力度較弱，彈性大。但並未廢止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明確說明中共總書記只能擔任兩屆，這一點顯得分外扎眼。 筆者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江蘇民進網（民進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共治下的所謂民主黨派之一），2017年11月6日，發表一個民進淮安直屬二支部的「關於《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任期修改的建議」，聲稱：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屆滿也就是69歲，建議將「暫行規定」第六條修改為「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除外」。 一個「民主黨派」公然關心中共總書記的得失，拍馬屁太響，實在讓「民主」二字蒙羞。當然，這是題外話了。從這個建議可見，體制內的習粉，早已注意到總書記只能擔任兩屆這個問題，並提出異議，但這個建議最後有沒有得到回復不清楚。 由此也可以想像，圍繞習近平連任的實質障礙，早在中共十九大後就一直在黨內或體制內議論，一直拖到現在，到中共二十大，或有好戲看。 謀連任成跛腳行動 「三位一體」模式破功？ 再來看看被視為習近平為第三任期甚至終身掌權鋪路的修憲，即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當中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連任限制，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中共歷來黨大於法，憲法在中共的幫規面前顯然還是處於弱勢，且憲法管的是國家主席任期，無法處理中共黨內問題，也就是說習近平修憲還壓不住中共幫規對他連任總書記的阻礙。 但中共還有個所謂黨政軍最高領導人職務「三位一體」的說法。 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時報》2018年2月26日曾發表社論，為當時即將修憲破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吹風，稱中共「最近20幾年形成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它被實踐證明健全、有效。」文章說，修憲舉動不代表恢復國家主席終身制，而是為了確保國家領導人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 我們來分析下，這個「三位一體」當中，國家主席任期已修憲破限，中央軍委主席是本來沒有任期限制，但中共總書記，按前述「暫行規定」幫規，其實是有限制的，只能任十年。 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習近平死力謀求的連任，可能是跛腳行動，最後無法達成官方吹捧的「三位一體」模式。 交出總書記 習或「雙位一體」掌實權 看來習的智囊也不可能不清楚，總書記任期是有兩屆之限的。故此有關中共二十大權力的內鬥，可能是另一種局面，鬥爭的結果，決定著中共領導格局，可能是另一模式：交出總書記，但習照樣掌控局面。 首先，習近平要保證軍權，只要還是軍委主席，他就握緊槍杆子。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近年採取柔性治軍，在軍中給足福利、淡化反腐，目的就是押寶軍隊保二十大「連任」。黨內反習派要奪權，如果無法在軍中奪權，或另建武裝搞政變，根本翻不了天。 第二是保證擔任已破除連任限制的國家主席，也就是他還是國家元首，以保證對內對外的權威，這已經透過修憲解決，有人反對也乏力。 第三是中共總書記這一職，習重點要將其變得可有可無。中共總書記最初設計時僅負責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職務，一旦習近平屆時連任總書記遇阻，可能會爭取將其還原成虛職。即便總書記仍作為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也只是找一個像胡耀邦、趙紫陽一樣的人物，不聽話的話也隨時會被掌控實權的太上皇搞掉。 如此一來，所謂李克強上位之說，也並非完全笑話，因為按前述「暫行規定」的第七條，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可以累計達到15年，才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李克強按規定仍然可以擔任總書記或人大委員長之類正國級職位。 但是強勢的習近平只會讓歷來弱勢的李克強繼續當背鍋俠（背黑鍋），事關中共的內政外交早已一團糟，特別是面對千瘡百孔的經濟。或者不是李克強，而是更年輕的李強、陳敏爾、胡春華之流來當總書記，也一律只有背鍋的份。 早前不斷有人說習近平可能會重新設立、擔任1982年廢掉的中共中央黨主席職務，以取代總書記職務。但筆者認為習派可能想這樣做，但動作太大，且未必能成功。下月底的北戴河會議就會爭吵出結果，如果習需要妥協，最大的妥協，很可能就是不設黨主席，交出經過虛化的總書記，習以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雙位一體」握實權。 軍國雙位一體 習攻台野心膨脹 如果前邊分析變成事實，因為習不止是中央軍委主席，還是檯面上的國家主席。在軍權的支撐下，其連任的國家主席，會從歷來的虛職，變成實權職務。在軍、國「雙位一體」掌權模式之下，習近平實權超越鄧小平，遠非所謂的垂簾聽政。 國家主席這個職務正是行使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的權力。不排除習近平進攻台灣的野心，會進一步蠢蠢欲動，其打著民族復興幌子的共產極權軍國主義全球擴張計畫，在中共二十大後，會正式擺上日程。 但習近平如果這樣做，將同時面臨兩種危機。一方面是中共內部暫時妥協的反習勢力會抓住機會，直接威脅習本人；另一方面是因為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普世價值之光護台，在聯軍合力和各國制裁之下，中共無視天理人心的戰爭妄行，也會將其政權送進墳場。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過去30餘年裡——正如普林斯頓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在他新近出版的力作《誤讀中國》(Getting China Wrong)一書中所作的有力論證：以美國為首的經合組織為與中國接觸而竭盡全力。人們期待著：如果中國被允許加入自由國際秩序和世界貿易組織，就將在經濟上繁榮、在政治上走向開放。 中國的確繁榮了，但並沒有開放。接觸並未奏效。習近平現在主導的中國，公開敵視自由貿易和自由政治治理的核心原則。它甚至推翻了鄧小平推行的溫和政治改革；它甚至壓制改革開放時期的試探性法治實驗；它公然謀求霸權，其野心在整個（亞太）地區都不受歡迎。我們遠非孤立無援。 范亞倫總結說，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並聯合起來，遏制習的狂妄自大和他所領導政權的反自由主義。我們不能 “沉浸在唯我主義和自我懷疑中”，他說。 在即將離任的聯邦政府領導下，以及上周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上，有初步跡象表明這種改變正在發生。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無疑問的是，這個國家的一些人仍然抱有奇怪的想法，認為是我們造成了與北京的關係問題，我們應該把頭縮回來。 5月26日，15名澳大利亞學者在總理內閣部前主管約翰•梅納杜(John Menadue)設立的政策討論網站Pearls and Irritations上發表了一封寫給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和新任外交部長黃英賢的公開信。信中委婉表示，政府換屆「為近期澳中糟糕的外交關係提供了一個熔斷重來的機會」。 所有的簽名者都與中國有著這樣那樣的關係。這封信同時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新聞機構，新華社上以英文發表。 看起來，這些學者比即將卸任的聯邦政府的部長們有著更好的與北京溝通的渠道。過去兩年里，這些部長甚至連北京打來的電話都接不到，更不用說在新華社上發表一封公開信了。 他們「承認新政府很可能會避免前任那種過於激進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少一些公開攻擊可能會更奏效：國際性的接觸應該取代戰爭語言。」 難道他們沒有注意到北京的言辭嗎？難道他們認為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對其鄰國的行為都僅僅是 “接觸”？他們是哪根筋搭錯了？ 這封公開信的最後一段聽起來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大國和未來的全球大國，其發展必然是顛覆性的。我們需要的是雙向溝通，而不是『傳聲筒外交』，這樣才能儘可能有效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特別是，一項既考慮外交和經濟利益、又考慮大國戰略關切的中國政策，可以很好地、更持久地確保澳大利亞的國家和經濟安全。在意識到未來巨大困難的同時，我們敦促（政府）在對待中國的方式上做出調整。」 誰會對這樣的措辭有異議呢？這就如同讚美母愛和蘋果派那樣正確。 讓我們明確一點：我們和整個經合組織，在過去三到四十年里的每時每刻，都在尋求做到這些學者現在敦促我們做的事情。 過去十年間，人們觀念的巨大轉變並非由於斯科特•莫里森或彼得•達頓的一些盲目的過激言論，而是出於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全然客觀的原因。這些有著溫和關切的好心學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同澳大利亞一樣，美國、韓國、瑞典、西班牙、法國、加拿大、義大利、日本、德國、荷蘭、英國以及最近的紐西蘭對中國的信任和尊重全都在習近賓士下急劇下降。認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或承擔風險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現實是，廣義上的西方（包括亞洲的民主國家）在中國的開放上做了賭注，它們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是要顛覆自由秩序，它對香港的所作所為就證明了這點。現在是時候對付它、掀開它的偽裝了。正如范亞倫所說，中國共產黨 「只想避免與西方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公開對抗；更準確地說，它只想阻止美國及其夥伴以意識形態為由與之進行強有力的、明確的接觸」。 但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做的，而且是長期要做的。傳聲筒外交？隨你怎麼說。學者同志：遊戲已經開始了，而我們必須贏。當然，這需要我們集中所有的靈敏、韌性、耐心和戰略技巧。有跡象表明，阿爾巴尼斯和黃英賢都明白這一點。 保羅•蒙克 (Paul Monk)曾在1990年代中期擔任美國國防情報局的中國事務主管。他著有《寂靜地帶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國》（From the Silent Zone: Rethinking China）(2005)、《西方概論》（The West in a Nutshell）(2009)、《獨裁者與危險觀念》（Dictators and Dangerous Ideas）(2018)等著作。 （看傳媒/宋紫昭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