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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挚友告诉我：1989年初，当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汪峰，曾找几位顶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邓小平有意将在宪法中删去“四个坚持”。我愿意证明邓小平那时真的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自己就有切实的证据——就在同时 ，即1989年初，胡乔木不仅对赵紫阳，而且专门对我本人，都特意透露过这个重要的喜讯。我完全不怀疑邓小平在1989年初曾经对胡乔木汪峰等亲口说过这些话，正如我至今丝毫不怀疑在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仍然亲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一样。 至于《李鹏“六四”日记》的可靠程度，我认为，因为这书是被中共中央严禁李鹏本人在国内出版的，就足以确证本书确实出自李鹏之手，是真品，决不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货。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 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附带提一下邓主持的这个历史性常委会上的一个小插曲。赵要我起草辞职信，因此叮嘱我“注意保密”，我说，这容易，我从来没有泄过密。赵说，“有人已经说你泄密了。”我很气愤说，“这个人一定是李鹏，因为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赵说：“可是人家说你已经泄密了。我对他说，法制社会，讲话要有根据。他说，我有根据，现在不拿出来，必要时再拿出来。”后来终于揭晓，李鹏要国务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鲍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员泄漏了中央开会决定戒严的军事机密，而铁的事实是：13人证明鲍彤没有半个字涉及戒严，只是说自己将受审查，请大家严守纪律保持冷静。可笑的是：李鹏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经预先掌握了鲍彤将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军事秘密罪的“证据”，“鲍彤是坏人”也从此成为邓小平的口头禅。—— 不过这些东西，上不了历史的殿堂，只能当作中共的笑料。 言归正传。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 ，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 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呢？是纪念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为了老百姓不受剥削压迫而牺牲了生命，和受伤致残的英雄们。那是一种精神，反抗暴政，敢于以命相拼的牺牲精神；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而牺牲的利他主义的精神，一种高尚的精神；不是某些功利主义者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不能当饭吃。奴隶即使再富裕，过的也不是人的生活。自由和尊严，是哺乳动物都知道的权利。精致的利己主义，最终只会堕落成为自甘形秽的奴隶哲学。 不一定要有那么深奥的理论，只是平常生活中的耳闻目睹，已经让大家都明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祸国殃民的黑帮。虽然洗脑很严重，封锁很严密；虽然在共产党的暴力威胁下，人们不敢说真话；但是包括讽刺年轻人的那些人他们自己，私下里都表达了对共产党暴政的深刻厌恶。大多数老中青的各阶层人民，都对共产党有负面的观察。反抗的情绪正在酝酿，甚至超过了一九八九年。 有些人或许是糊涂，或许是利益集团成员，或许是孤陋寡闻，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大屠杀了，只会吃喝玩乐。当年的大多数家庭，都有人或者有亲戚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他们的后代可能如此孤陋寡闻吗？不可能。只是由于共产党的严厉惩罚，他们不敢随便说真话。从小就被教育对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老百姓在苛政猛于虎的时代，必须遵奉的自保哲学。 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外国记者，在电话里问人家这么敏感的话题，人家敢说真话吗？共产党的监控、告密和无孔不入的特务卧底活动，使人们随时随地都要防范包括朋友在内的人。否则就会像知名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一样，随时可能被朋友出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两千多年前的周朝，有一个残暴的天子，创造了奖励告密和密探的行业。吓得国人不敢随便说话，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只能用目光打招呼，害怕随便不小心的一句话就把你送进了监狱。看来共产党不仅学习苏联的法西斯主义，也继承了老祖宗的国家恐怖主义。 远了不说，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揭开了官商结合的人口贩卖，引起了社会上不寻常的反抗呼声。各级共产党组织手足无措，左支右绌。武汉肺炎病毒清零政策，搞得上海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反抗的锣鼓敲遍大街小巷。大白野蛮的不法行为，远远超过了文革红卫兵、造反派的水平，和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不相上下。经济下滑，战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贸易关系逐渐收紧，等等。 这些都造成老百姓不满情绪的上升，不断的反抗已经越演越烈。社会正积聚着，酝酿着更大的反抗运动。我们在海外要做好配合宣传的工作，要有回国与人民共同反抗的准备。待到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就是建立民主自由社会制度的一天。不要相信那些悲观论者。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只会治理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人民可以从此得解放，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当一个富足的奴隶更幸福。 （原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5日全国各级政府十万官员参加的电话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5·25讲话），从内容上来看，谈的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类难题，只要没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环境不能改善，中国经济将进入严重衰退。但国外（尤其是中文圈）现在一切都围绕权力斗争，离开权斗无法解析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所以硬是将这场谈话附会成高层习李两派势力斗争白热化，极端的说法更是将此附会比喻成刘少奇当年的七千人大会讲话，还将参加的十万官员说成是拥李且暗反习。 先看李克强讲话涉及什么。这个谈话比较散，内容有交叉，但三大层面的危机讲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头痛的是财政危机： 第一点，“当前经济平稳运行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旦运行滑出合理区间，要想再拉回来，不付出巨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是很难做到的”。这段谈到他“下去调研，很多中小微企业各级工贸干部说他们已经到了最困难的地步，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实就是停业、破产企业多，报告说“企业注销数量也增长了23.1%”。企业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孵化器，近1/4的企业关门，其余经营困难，意味着政府税源枯竭，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财政收入”。列举的数字并非国家机密，5·25讲话说得琐碎，其实就是5月17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 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长5.9%。 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长幅度更大，这情况意味着政府财政压力山大。因此，“要确保今年的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支出不能出问题”——这句话才是重点。今年俄乌战争的发生，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世界同属一个没有战争的地球村的美好梦想，例如德国就很不情愿地表示要重整军备。对于时刻想与美国一争雄长的中国来说，军费与国防开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国的义务教育开支虽然连续9年“不低于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主要欧美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比在11%左右，其中美国高达15.8%，日本仅8.2%，分别为高低两端。4%也就是普通发展中国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连这个比例的义务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证，只能说这个政府严重失职。 用那么多话来掰扯中央财政困难，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强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别指望党爹央妈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决。 第二点，采取有力措施，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指企业，情况在第一点中已经谈过，这段主要谈失业问题： “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已经达到6.1%，特别是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高达6.7%”，在16岁到24岁青年中，大学生失业者占18.2%，这是“再叠加到我们今年大学毕业生是历史最高1,000万人以上带来的后果”。这里谈的是城市，农村不在内，因为讲话中说到“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那块地还是能养的”，农村失业不在全国失业率统计范围内。 这也不是新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中国当局现在除了掩盖失业真相之外，别无他法。掩盖手法我多年前讲过，一是使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18年始改为“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官方失业数据。这个数据根本不可靠，因为所谓“城镇登记（调查）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也不会出现在政府登记失业的名册上。 二是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政府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农村青年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5·25讲话中谈到的1000万大学生问题，详情如下：2021年1,020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所、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仍然会是如此分流。为什么大学毕业后不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市场主体不稳），很少聘用新员工。 海外自媒体当中，不少属于每天都在强调中共高层权斗、国际社会四面楚歌，前者属于中南海听壁脚式发挥，后者则夸大表述。但却不少听众，闻危则喜。他们当中不少就是对中共严重不满的失业青年，其前辈就是当年抗战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 于中国而言，能源与恢复并寻找新的产业链的重要性无需多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国家安全新领域：美国农地与中国粮食需求分析》，这里简单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谈到中国经济危机，第三条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个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就这份报告涉及的六大关切话题而言，偷窃农业知识产权与购买农地早就引起美国关注：因偷窃玉米等种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龙等；因购买农地被视为有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一重工关闭项目；后有2021年，被称为“新疆首富”的孙广信在美国德州购买土地兴建风电场的投资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国联邦众议员纽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该修正案已被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纳入2022财年拨款法案，正待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这一切就是美国向中国表示“别碰我们的粮食”。 尽管中国宣布2021年粮食总产量1.37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但是，作为油类与饲料来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国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因此才有了5·25讲话的第三条。 最后，回到李克强5·25讲话这个主题上来。李克强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讲话？我认为是职司所在。与前任总理温家宝不同，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并不强势，与温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传说中有南北院之争，李也公开说过“相忍为国”。目前经济困难是明面上的事情，做为总理，藏着掖着不是事。但以李拥有的政治资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认为他宁可选择届满退休，也不会去冒险与习政治对抗。那么，中共是否有权力斗争？当然有，不满习近平的人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还有民间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监控能力，这些人在国内是无法形成组织性力量的，反习力量存在于海外各自媒体包括中文媒体的报道中。既然力量存在，总得找个代表人物，于是理论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成了海外反习势力选中的代表人物。反习的真实带头大哥当然会有，不过不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似乎有些不寻常，因为各种政治耳语与传闻未曾间断，不论这些讯息的真伪，至少直接反应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些实际与现象，如今离二十大只剩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习近平与党内势力的政治博弈已经提前上演。 北戴河会议实情的状况外界无从得知，因为随著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领导者的政治需要，他在中共政治运作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多数中国研究专家同意，所谓“北戴河办公”虽不若毛泽东文革前的建制性质，或不具备改革开放后赵紫阳、江泽民时期的“异地决策”意义，但是在每年的中央委员会议以及两会中间，北戴河会议仍扮演政治排版定调、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执行状况的功能。 如果遇到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年，因为牵动权力布局与人事安排，中共党内各派系针对中央委员、政治委员甚至常委名单进行第一轮的交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在北戴河会前，各派势力地盘争夺战正在展开，5月28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空降天津市，代理于死在任上的市长廖国勋。而外界一再怀疑，廖国勋是“被自杀”。由于两人被归类不同派系，有观察家直称是江派夺下习派地盘。 廖曾经在贵州担任省常委，先后与栗战书、赵克志两位省委书记共事，在浙江任省常委与组织部长时，顶头上司就是夏宝龙，因此早期被视为“之江新军”的嫡系人马。另一方面，张工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但在习派大将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掌权后，被调至中国总工会副主席这个不重要的冷衙门坐板凳，直到2020年才任国家监管局长掌实权。原因很简单，张工背后就是江泽民系统。 在今年4月27日，廖国勋被官方宣布“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但各种死亡细节、时间及病因等则资讯都欠缺，因此引发各界疑虑，由于日前才传出检监调查他与医疗检测的利益输送关系，以致网上传言他是“畏罪自杀”或“被自杀”。 此外，根据港媒报导，北京的港澳事务高层官员的人事将陆续变动，包括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一职应该是第一波的异动。 讽刺的是，张晓明经历了从“正职变副职”，然后再从“副职变闲职”的过程。多数观察家认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职位是可有可无的“闲职”也是一个容易被“弹出去”的位子；但也有人认为将他挪出位子，除了要放夏宝龙人马进来，也可能意味他将更上一层楼。 因为张在香港问题的立场非常强硬，根本就是标准的“拥习路线”。最著名的就是 2014年9月11日，他在回答北京是否允许泛民主派人士担任香港行政长官时，他竟然表示：“让你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文明和包容。”张晓明在香港问题上累积的政治资本，是否成为他在二十大更上层楼，犹待观察。 另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上海解封。在6月1日零时民众可以自由外出，基本的大众交通运行也都在即日起开始运作，同时原本以浦东浦西为界对切、黄浦江两岸的陆桥隧道也都恢复畅通。不过虽然基本解封，但仍有许多场所未开放，如博物馆、电影院和健身房，同时因为物流短暂时间还没全面恢复，也还有许多餐厅无法立即正常营业。 外界好奇，在李克强近日频繁出手，尤其是近日其所召开的十万干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引发外界各种想像。上海等解封究竟意味习近平在压力下寻求妥协，或是仿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套路，在未来北戴河会议上大致会有解答。 （※作者为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 五月十一日，上海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白色防护服的“白卫军”，要拉一名青年男子去方舱隔离，遭到拒绝，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市民回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摘录了部分中国网民转瞬即逝的评论： “‘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平静自然的，但正因为说得平静自然，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 “上联：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下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过去常听人说，中国人是最爱生小孩的，就算是计划生育也挡不住，拼了命罚着款也要生孩子。如今一句‘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却激发了全网的共鸣。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不如你们自己加速来得直接。” “这句话，无意间随口说出的对白，可能是包括过去几年、甚至是未来很多年里，最能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史诗级对白。” “民是最后一代，奈何以三代惧之？” “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打击教培、限制游戏，想尽办法要让人生孩子。这些尚未见成效，一轮轮残酷的封城就将一切打回原形。‘我们将是最后一代’的呼声惊心动魄，也引起了许多共鸣。‘如果孩子生出来只是被他们奴役，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必须忍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位朋友写道，‘那我们一起绝育吧’。” “你的统治到我结束，你给的苦难到我为止。” “‘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也是我的宣言。您自个儿万寿无疆去吧。” “不把小孩带到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想起曾经看到过，哪咤自刎是一种精神弑父。‘我们这是最后一代’也是一种同样的报复，无法开口的人用肉身作筹码向权力刺出一把剑。……命如蝼蚁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这样最后的反抗，如同纵身跃入一片大海般义无反顾。” 其实，古代的中国人更有血性，他们忍无可忍时会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书·汤誓》载：“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孔传：“众下相率为怠情，不与上和合，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丧，我与汝俱亡！’欲杀身以丧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夏朝时，夏桀以天上的太阳自居，认为自己惠泽天下。百姓诅咒说：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明末清初，张岱在《石匮书后集·流寇死战诸臣列传·总论》中引用此典故：“城市村落，搜括无遗。遂使江东父老有时日曷丧之悲。”明朝灭亡，不是因为明朝军队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或满人的八旗军打败，而是暴政自取灭亡、自我解体。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有勇气像罗马尼亚人那样推翻齐奥塞斯库，也没有勇气像利比亚人那样推翻卡扎菲。所以，中国的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费在台上不可一世、耀武扬威、残民以逞。中国人没有能力杀死独裁者，就只能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或不让卵子与精子相遇。这种办法，能结束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帝国吗？ 今生不做中国人，做冰岛人？ 前两年，中国年轻人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和“躺平”。如今，躺平终于发展到最高境界：断子绝孙。有年轻女子将“我们是最后一代”写在白衣上招摇过市，“断子绝孙”不再是他人的诅咒，而是一种自我标榜。人的觉醒很不容易，迟到的觉醒亦不再是觉醒。醒来迟了，已然发现身在地狱。 这就是岁月静好的代价。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勇士污染毛泽东像时，就写下“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标语。如果中共政权比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更早垮台，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就不必断子绝孙了。但是，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三勇士的行为和思想，就连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都满足于公车上书，一群学运领袖居然通过投票表决，将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邓小平还未出兵镇压，他们就先跪下了。这场运动，刚刚开始就失败了，甚至邓小平不必杀人就能完胜，只是邓小平的本性既怯懦又凶残，他非杀人不可。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今生不做中国人》的书，是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的升级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它的国人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丝风声，居然个个义愤填膺，就连我的初中班主任都愤怒地在微信圈上辱骂我，说我数典忘祖，说我众叛亲离，哀叹怎么教育出这么一个坏学生来。其实，她的儿子早已是美国公民，还当过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她的三个孙子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中国人最擅长这种义和团式的爱国，似乎个个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但枪声响起之际，人人都抱头鼠窜。 谁也没有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那些刚刚觉得被《今生不做中国》的书名冒犯的中国人，如今全都迷上了“润学”，争先恐后地实践“今生不做中国人”——所谓“润学”源自英文“run”（逃跑）之谐音，意即研究逃离中国、移民他国的方法与消息。小说家张爱玲被誉为“润学天后”、“润学女神”，被很多上海市民像妈祖一样拜——希望张爱玲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他们逃出地狱般的中国。 当冰岛驻华大使馆发布一则宣传该国取消入境限制、欢迎外国游客前往观光的微博之后，一下子如潮水般涌入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表达他们浓浓的“思乡”之情——“什么时候接我回家？”、“我不会停止爱国，我永远爱我的国家，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仰，哪怕国家真的不要我，我被打落到国际上流浪，我也是冰岛人”、“乡愁是一张小小的机票，送我回冰岛”、“我素未谋面的故乡冰岛” 。看来，连冰岛这个冰天雪地的遥远国度都成为中国人梦想中的祖国，他们不都是倡议“今生不做中国人”的我的徒子徒孙吗？ 走不掉的人，还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但这个恶毒的诅咒和循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总算找到了代价最小的消灭中国人的方式，既然不能让中国没有共产党，干脆让世界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世界一定更美好。署名谢健健的网友写下一首名为《致我不再出生的孩子》的诗：“孩子，爸爸决定不要你了/你还没有出生，就已被遗弃/这是我的错，也是环境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错/爸爸太软弱，当了半辈子良民/年年岁岁，被生活抽打成了陀螺/疲倦地盘旋在原地，眼看着/远方那个叫梦想的雪人融化/你要是个男孩，我怕你被世界阉割/在房价、工作、权力的阴影下驯化/你要是个女孩，我怕你被逼良为娼/怕你被一条毒蛇般的铁链，捆住了一生/国是他们二代的国/家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家/爸爸没有能力让你成为二代/爸爸想作最后一代人。”就诗歌技巧或艺术而言，诗不是好诗，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梦想幻灭的整个过程。短短十年间，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成了烟花的灰烬，白茫茫的大地上，只剩下刺鼻的硝烟味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 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 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让我们先记下几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成为最受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黜，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4月16日 ，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紫阳答：允许！耀邦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悼念，怎么能禁止学生悼念？当时，全体常委在场，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赵紫阳说：我明天去朝鲜。学生的事，我的意见是三条：1，丧事已结束，应该劝学生回校；2，不可动用军警，除非出现打砸抢；3，对学生的诉求，要认真研究，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全体常委都说，同意；邓也说，同意，这三句话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协商对话，——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亲历的，真实性我负责。 下面的事，如果《李鹏“六四”日记》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4月23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中把自己一分为二，描写成两个人。 请先看下午。他到火车站送赵，问赵还有什么交代；赵答，没有别的，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李鹏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乔石，共同起草文件发出。这是下午的李鹏。 再看晚上。李鹏日记里是这样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杨一起去，杨同意。 当天晚上杨李到底去找了邓没有，谈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赵前脚走，邓杨李三人就必须赶紧碰头商议？李鹏日记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两人当天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去。《邓小平年谱》既没有邓在当天夜里约过杨李的记载，更没有邓接见杨李的内容。年谱只说，直到4月25日上午，邓小平才见李鹏杨尚昆，听汇报。这完全可以理解：邓的年谱本来就是中共文件，必须为党为邓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们只能回到李鹏日记，仔细看看李鹏经过4月23日晚上，具体想了和干了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鹏在4月23日晚间直接地或间接地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夜之间李鹏完全彻底的转变必有原因。李鹏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紧时间发出文件传达赵紫阳的三点意见的李鹏。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都同意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根据日记所述的理由，是李鹏心中忧虑，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异乎寻常，无比细心，关照温家宝，不可让鲍彤知道这次汇报；尽管他完全清楚：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是鲍向常委集体必须担负的责任。 四天后，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释，4月24日晚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但我有理由怀疑，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昆对李鹏的叮嘱。 根据李鹏日记，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动打电话要李杨二人于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发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力的定性——“北京学生在动乱！”接着，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宏大社论，透过全国一切媒体，以大革命的声势横扫全国。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以上种种反证：赵紫阳离京的当天晚上，邓李杨三人绝对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气，只是因为内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鹏“六四”日记》和《邓小平年谱》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夜晚的实质性内容。 党媒异口同声恭维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可是，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 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著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作者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各位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六四镇压的幸存者；各位当年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声援学生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为此不能回国只能留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各位没有忘记“八九六四”，仍然期待中国民主化的朋友们： 一九八九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了，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三十三年过去了，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 在这里，我更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历史记忆。我要呼吁：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被墨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 几个月前，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共同向外界提出了倡议：在美国的纽约，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我认为，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历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历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 我要对当年的参与者，对八九一代的朋友说：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在当年为争取一个美好的中国倾城一战，希望你们如今虽然步入中年但仍然拥有理想。让“六四纪念馆”的建立成为我们延续理想的具体方式； 我要对当年的支持者，尤其是当年海外的留学生说：谢谢你们曾经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传达声援的力量；我希望“六四纪念馆”能够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如同当年一样； 我要对所有支持中国民主的朋友说：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把中国引入邪路，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中国只会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我们也要看到，仅仅坐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因此，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重新光大八九精神，积极对抗共产专制政权；警惕中共政权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挑战，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协助建立这座纪念馆，本身就是抵抗的一部分。 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欢迎大家点击“六四纪念馆筹备网”（jinian64.org ），欢迎大家关注筹建进度，更期待大家踊跃捐款，让纪念馆早日建立起来。 最后，作为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并代表一些八九同学，在这里面宣誓：不管我们面临多少困难，我们会继续坚持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理想。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放弃，当年那些死难者的亡灵，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也期待并恳请，今年六月四日这一天，请你用你的方式为纪念馆的建立出一份力。 谢谢大家！ 王丹 2022.5.31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期，在中共党内，作为一、二把手的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路线斗争公开化，从防疫、经济、到外交等各领域，双方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习李二人、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党内不同势力之间，分歧和矛盾日显，从路线斗争到权力斗争，都日趋激烈，已然成为公开的秘密。 首要的一条，习近平强调不惜一切代价搞“动态清零”，李克强主张以超常手段挽救经济。李克强召集的十万人大会（5月25日），成为一个摊牌的信号。会上，李克强列举中国经济的种种危机，亮出拯救手段，而对所谓病毒清零，则只字不提；但会后，由习家军把持的党媒党报，低调或压缩报道这次大会和李克强讲话，并在社交媒体上跟踪删除李克强讲话全文，显示习派对李克强讲话的恐惧。 此时此刻，有关习近平连任受阻、习下李上的消息，风传海内外。然而，习近平和习家军不甘心失败，或是顾面子，仍时不时在他们暂时掌控的宣传口搞小动作，发出似是而非的信息；而网上的少数挺习者，因不谙中共政治结构，仍相信习近平大权在握、盲目认定他连任已是铁板钉钉。 习家军通过他们操控的党媒，发表文章，以历史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和王明斗争为例，反对“另立中央”，等于承认遭李克强和反习派逼宫。然而，盘点中共党史，除了对张国焘和王明两役，毛泽东获取最高权力，过程漫长，乃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由边沿向中心夺权。实质是下级向上级夺权、地方向中央夺权。 且不说毛泽东割据江西，只是一支地方武装，当时的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先后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即便1935年的遵义会议，也没有确立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而是重新确立了周恩来的最高领导权，只是让毛泽东参与军事上的谋划。所谓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是在到了延安时期，才逐渐确立，至中共七大正式成型（1945年）。 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由边沿向中心的权力斗争，也完全符合邓小平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模式。彼时，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职，而邓小平仅为副主席、副总理，但经过党内运作、逐渐争取到高层多数人支持，邓小平硬是以下级身份，夺取了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权力（1981年）。 如何解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夺权过程？中共党史有一个说法，曰：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早期，中共定义，他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甚至周恩来等领导人作斗争，用讲究战略战术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对于邓小平，中共定义，他与华国锋为首的保守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用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例来看今日中共，没有谁是铁打不动的最高领导人，只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较量。由路线斗争的胜负而决出权力斗争的胜负。况且，今天的习近平，犯下天条：违背时代且违反党章，大搞个人崇拜，复辟个人独裁，妄图跨越两届任期，满足长期执政、乃至终身执政的权欲野心，引起党内外普遍不满、海内外普遍反感。而习近平在威信和实权两方面都远不及毛邓，堪称胆大妄为、肆意僭越和不知敬畏。 习近平以极左路线、极端独裁和极端封城手段，先后砸毁香港、砸毁上海，搞垮中国经济，搞乱中国社会。此时此刻，中共内部，惊鸿一片，路线之争必然浮出水面。 按照党内定性，李克强坚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国际合作，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习近平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外交上搞闭关锁国、政治上图谋复辟毛时代或文革旧制，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由此可见，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形成对任期制的共识，即便从中共的历史逻辑出发，李克强与习近平斗争，甚至取而代之，习下李上，都据有其党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