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缺近两年后 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到任
2026 年 8 月 10 日
中国唐山发生九名黑社会成员调戏妇女并群殴至重伤的恶行社会治安事件，在中国社群媒体掀起巨大的舆论浪潮，在舆论压力下，公安当局迅速逮捕嫌犯，想必会以重判安抚民心。恶行社会治安事件在中国所在多有，这一起事件从民间到官方引起的关注，与之前的类似案件相比，大得超乎想像。难怪有外界猜测，是否中共当局放任舆情汹涌，以试图稀释最近上海防疫和经济下滑引发的社会焦虑。 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需要注意：第一，这次事件的性质极为恶劣，肇事者之肆无忌惮令人咋舌。而铁链女事件之后，中国女性地位本来就正在引起讨论，这次受害者全部是女性，自然更加引发外界愤怒。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女性弱小”，“好男不和女斗”等传统观念的情况下，九名大汉围殴四名弱女子，就更加引发社会舆论的愤怒。而中国黑社会势力鱼肉乡里，一直是地方社会治安面对的严重挑战，这一次的事件，进一步显示出黑社会在中国的嚣张，这令很多人震惊，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 第二，舆情汹涌，也不排除与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导致的集体情绪有关。从上海的粗暴防疫措施令全民目瞪口呆，到传出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产生政策分歧，从百业萧条的经济状况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中国社会的集体情绪明显有大面地的郁闷和不满的成分存在，唐山事件的发生，等于为这种压抑下的集体情绪找到了一个发泄管道，各种不满集结成了对于社会治安问题的抨击。一起社会治安事件引发的全国关注，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躁动不安的现状。 我们必须看到，这次唐山恶行社会治安事件，突出了中国发展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地方治理问题。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打人的这些黑社会中有成员过去就有犯罪纪录，但能全身而退；他们犯案后驾驶车牌特殊的名车，在严格的恶地方防疫规定毫不困难地拿走出行证，在在表明这些人，与地方政府，尤其是警方，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背后，是有地方政府内部的人撑腰的。只是这次事件闹得太太，惊动了北京的高层，地方政府恐怕已经无力继续袒护了。 警匪一家，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中严重的弊端。长期以来，在拆迁，摊贩管理，甚至是在这次防疫行动中，地方政府利用黑社会的势力推行政策，这是普遍存在的不公开现象。唐山事件，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已经溃败到什么程度。在案发当天，中国其实同时发生了另外三起社会治安案件，包括：北京95后杀90后上司案； 上海金山路边砍妻案； 江苏省昆山95后女教师通奸13岁学生案。这更说明，不仅执政党和政府腐败滥权，整个中国社会也在加速溃败中。社会戾气严重，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越来越严重，这都是溃败的象征。 在中国，不仅财产没有安全，人身也没有安全，其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体制问题。尤其亟待解决的统治集团的两大问题：专制，腐败。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治安问题还是会有，但人民至少会有信心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黑社会，但政府才是最大的黑社会。上行下效，政府越流氓，地方的黑恶势力就越猖獗。不解决老大，解决不了小弟的问题。不限制政府的公权力，人民的一切权益都得不到保障。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王沪宁宛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学家罗森堡 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机用户陆续接到电信公司短信通知：国际及台港澳电话及短信功能将自动设置为关闭，用户若需要接收国际电话及短信，必须向电信公司申请并登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三大电信公司都已证实此事，正式的红头文件也在网上流传，包括浙江、河南、江西、辽宁、贵州等省的电信公司都已陆续公告。 三大电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击境外诈骗电话”。这个小小的理由与三大国有电信公司的大动作相比，显然不成比例。为了预防一种犯罪活动而封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联系，就如同发现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将在水中洗澡的婴孩一起倒掉一样。境外电话诈骗固然猖獗，但境内的电话诈骗更为层出不穷、千变万化，难道下一步为了根除境内诈骗电话，就要彻底取消电话、手机和网络吗？ 据海外媒体披露，此一看似技术面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下达的政治命令。王沪宁是复旦大学如假包换的博士及政治学教授，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显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会危机极权统治的根基，所以才会悍然下达这个带有强烈的闭关锁国信号的命令。 中国正在实施严厉的清零封控政策，并且企图将这一政策作为打造动物农庄的实验，以及战争动员的预演。就连温顺如绵羊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对于这种文革式和纳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发不满，北大、北师大、复旦、天津大学已出现多次学生聚众抗议，甚至有学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义，打倒习近平”的口号。中共当局更加担心西方国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传入中国境内，引起民众的更大反弹。所以，逐步断绝中国与国外的通话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确保中共江山不变色的唯一选择。 在中共现任七常委中，王沪宁是最低调、最少新闻报道、最不苟言笑的一个。这不是因为他谦虚，而是因为他更喜欢躲藏在幕后操作。作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党魁的心腹智囊，王沪宁经历三朝而不倒，在中共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王沪宁大概永远都不会写日记，不会给后世留下他的真实面目和思想的记录。所以，读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纳粹党“大祭司”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日记，就如同一面照出王沪宁真面目的镜子。罗森堡是纳粹元首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他的理论“杰作”《二十世纪的神话》卖了超过一百万册，跟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一样，被当成纳粹意识形态经典。他的“恶魔日记”在消失半个多世纪后，经过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重新被发现、整理并发表。这本日记记录了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罗森堡与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国高层的复杂斗争等隐秘内幕，被研究者视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变及第三帝国兴亡史的重要史料。“无论你需要多少钱，我都给。罗森堡，属于你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希特勒曾经对他忠贞的副手说。“我没必要用长篇大论的文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飘飘然的罗森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恶行变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杀维吾尔人等遭到中国殖民统治的少数族裔。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对德国人洗脑；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将中国人封闭起来再洗脑，他们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复辙 电信公司切断中国与外界的通信并非孤立的个案。五月十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党组会议指出：“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还称，“境内人员仍需继续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确保个人健康安全，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战略成果”。 从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传出消息，中国暂停办理护照，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入境签证安排。过去一年，中国护照的签发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华人也无法续签新本；有人回国等候大半年，也没能更新护照，无法再出境。很多网友反映，他们在美国有工作，但是护照更新时却没有获准。 现在的政策是“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很多人也将其理解为“暂时”，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紧。更有专业人士表示，暂停发出非紧急出入境证件与疫情有一定关系，但非主要原因。该措施是要集中资源力量，应对对美国的贸易和金融战，为配合实现内循环和与美国脱钩做准备。 与之相对应，从五月下旬起，英国、加拿大、丹麦、意大利、新西兰等国先后宣布关闭在北京的签证中心，所有预约都被取消。有网友哀叹，原本以为二零二零年最难，没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难，更没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国比前两年还要难。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闭关锁国的覆辙。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帝国对远洋航行和海外贸易失去了兴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宝船航行的做法，当时海外对大明的瓷器、茶叶有着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宽销售渠道，多赚点银子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为首的一些儒家教条主义者却悍然烧毁郑和的航海日志、造船图纸等资料。刘大夏振振有词地宣称：“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当时的兵部尚书附和说：“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刘大夏后来果然当上了兵部尚书。而刘大夏并非庸碌之辈，他曾毛遂自荐治理黄河水灾，黄河两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为河神，每年都要进行祭拜。 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和詹姆斯·罗宾森在《自由的窄廊》一书中指出，明朝是中国命运逆转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朝廷设法严密规范和控制社会，国家的专制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机会和诱因”。与此同时，西方却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位学者认为，共产党中国打造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据专制路线安排的经济体系中，确保强而有力的创新。中国已经达成快速的经济成长，但其成功是出于解决狭隘领域的特定问题，出于因应政府的要求。然而，“攸关未来成长的广泛领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续创新，不但取决于解决现有的问题，也取决于梦想出新问题，这样就需要自主性和实验。你可以提供巨量资源，可以命令个人努力工作，却不能命令众人生出创意。创意是持续创新的要素，极度依赖大量的个人实验、然后用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规，经历失败，而且偶尔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一切？” 所以，两位学者的结论是：中国像所有专制式成长的前例一样，在这项任务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国再次闭关锁国，证明中国从来没有走进自由的窄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时代》杂志读者大多已能接受它每年公布的百大人物并不是在说谁好、谁坏，而是“谁的影响力足以塑造（不同领域）过去的一年”，这次《时代》百大人物普京、泽连斯基同时上榜，则被认为是最极端的对比。其中普京是缺席四年后第7度入选，且全拜他入侵乌克兰之赐。另外，习近平已是第13次登上《时代》百大，为《时代》有此专题以来之冠。 普京曾在2004、2008、2014年入选百大，2015年再入选，他的评量指数总积分（通常反映全球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及女神卡卡，是唯一挤入排名评分前五名的政治领袖。虽然当时有人因为普京会在度假时赤裸上身秀出肌肉，而觉得他比西方国家那班中规中矩的领导人们“有趣”，但在这些公关照的背后，其实也让人察觉到潜伏其下的湍流，尤其前一年普京才并吞了克里米亚。 当年《时代》的外交专栏作家布雷默就写道：“普京入榜（2015年），完全是出于他成功展现了对抗西方国家的能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这样，一边影响著全球政治和经济，一边同时对内强化高压统治，而偏偏此时的俄罗斯又正陷入经济衰退，到处都有人反对他，他的声望却也因此水涨船高，这种复杂的现象，很难判断他会继续处在高位多久，又打算做什么。” 到了2017年普京又上榜那年，是由戈巴契夫所写的介绍文，他的文字更进一步透露了普京何以让人不安。戈巴契夫说：“因为俄罗斯的政治体系缺陷，某些权威统治措施一开始或是合理的，但俄罗斯要走向正常化，就必须有真正的政党竞争、多党政治，和得以进行政权轮替的公平选举，这才是普京应该做的。”当然，戈巴契夫会这么介绍普京，就因为实际情况是普京在位愈久，俄罗斯就离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民主化愈远。 那次入选《时代》百大，适值普京和西方国家关系明显恶化，随后的四年，《时代》百大再不见普京踪影，直到2022年他下令入侵乌克兰，才逼使全世界不得不再回头注意他。这次是由被普京关在监狱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撰写普京介绍文，他说：“普京再次提醒我们，以‘操纵选举’开始的道路总是通向独裁，独裁则总是导致战争…多年来，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对普丁，一直是虚伪地谈论‘务实的做法’以及和俄罗斯往来贸易的好处…结果，他们让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受益，然后帮助普京国内的控制力变得更强…眼前（西方国家）为这场战争付出的成本，早已远高过当初以为可以从俄罗斯那里得到的能源利益，而和普京签署石油、天然气合约时，大家都还曾开香槟庆祝呢。” 纳瓦尔尼比起戈巴契夫说得更直白，即：“如果有人整肃独立媒体，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暗杀，并坚持他的帝国幻想，那么他就是一个能够在21世纪欧洲中心制造血腥屠杀的疯子。谁都不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拥抱他。”“眼下，普京正在为所有人上一堂课，就是教大家如何瞬间抹煞掉一个国家历经20多年才取得的经济成果。” 摊开《时代》百大人物，虽然过去以来不少评论对《时代》把普京、女神卡卡相提并论，把曼德拉、金正日放在同一期封面，觉得很可笑，但环绕在普丁身上的评语，就算不是一种预言，这么多年下来，应该也能当作某种程度的警示，况且他还真的就这样为人类世界一步步带来灾难。 回头再看另一个独裁指标习近平，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瓦瑟斯特伦在今年度习近平入选评语上写著：“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对中国和这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中国带动自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个人崇拜。”要评估习近平在2022年的特殊影响，最值得强调而他没做，但可能做的四件事就是：“重新考虑被世卫批评为‘不可持续的’的（病毒）清零战略；在新疆这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地方扭转政策方向；与好战的普京拉开距离；当然，还有指定一个继任者。”只是，可能吗？ 关于习近平的“评语介绍”不和普京如出一辙，都提到了一个独裁者当下最该做，却又最不可能做的事。那么，习近平会不会也如普京一样，终究一意孤行发动任何可能的战争，再于某年《时代》百大登峰造极？看著普京的治国路径，在习近平身上岂止似曾相似，眼前有多少人打从内心祈祷明年《时代》百大人物中可以不再有这两个人，因为明年这两人若继续留在名单内，无疑代表这世界仍不得安宁。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网路流传一个非常醒脑的段子：说是有人被掐脖子快断气了，专家于是紧急会诊，有人主张电击除颤，有人主张插管，还有人声称可以跳大神，就是没有人提醒：该放手了。 这非常形象了中国人当前的处境，李克强焦虑的召开十万人的经济工作大会，为经济形势下行大声示警，并且为中央财政告急划了红线，除了特大灾害预备金，国务院已无力负担地方财政缺口的拨补，地方缺钱，各省市领导自己想办法，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人民口袋掏钱。 造成地方财政吃紧的原因，很大程度来自于中央严控疫情管制，打乱了生产秩序，民间企业大量裁员，民生消费严重内卷，百业萧条，唯独病态的核酸经济一枝独秀，这导致了财政收入锐减，2020年赤字已突破6兆人民币，今年更不乐观，李克强不想留下难看的毕业考，当然会奋力一搏。 怎么搏呢？5月25日，国务院主管的医保局突然宣布，医保基金不再为核酸检测费用买单，并且大动作查办多家弄虚作假的第三方检测公司，于是各种多管混检、阴阳一锅炒的乱象便一一曝了光，说穿了，对权力寻租者们而言，核酸检测的目的不在防疫，而是一盘大生意。 随著上海逐渐放宽管制，中共卫健委又下令，全国需普设常态筛检站，步行十五分钟设一站，千万人口城市动辄上万个，这个新兴的毒瘤式核酸经济，商机究竟有多庞大呢？专家估计，如果覆盖人口达30%，一年大约要开支1.45兆人民币，这相当于2022年中共公开的国防开支1.47兆元。而如果覆盖率推升到全人口的70%，每48小时筛一次，高盛研究估计，全年耗资将达到2.5兆人民币，如何不教人垂涎？ 中国的医保基金存量约3.6兆人民币，如何禁得起这样折腾？周而复始的检测并不能消灭病毒，但对基础医疗需求的排挤异常惊人，制造出大量的次生人道灾难，但政治野心家和唯利是图的商人看不到这个，中共国师锺南山家族就是最大的获利者，他掌控的“金域医学”27个月来收入240亿人民币，其中的70亿来自检测，其挂名董事长财富100亿元，列名胡润富豪榜第669名。在钱权共生的中国，几个主管医政的中阶官僚落马，绝对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对“习下李上”满怀不切实际的期待，但熟悉中共体制的人不会如此天真，李克强如果不是和习近平唱双簧，则最近几次不搭调，也只是在为甩锅找借口，最终还是由老百姓自费检测，再割一轮韭菜而已。 全民普筛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场政治运动，与科学争论无关，是习近平英雄主义的象征，能进不能退。李克强如果真心为这个疯狂的政策踩刹车，就应告诉那个人该松手了，但他却只敢拿商人下手，导致检测业界一阵恐慌，姑不论其准确率如何，过剩的产能必须找到出口，台湾有些鼓吹快筛稀缺的人，是不是也有些心动了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最令人发指的事件，是河北唐山五个流氓在食店内欺负女孩子，把她们打成重伤。事后网民起底，有嫌犯照片上衣服袖口有公安标志，又有消息称，主犯本就是强奸杀人犯，又身兼运输公司老板和居委会主任多重身份。 他们都是当今世道上有权有势的那一种人，无视法纪，无恶不作。这不是性别歧视的问题，就算当时邻桌不是女孩子，是中学男生或长者，这些流氓也一样会去制造事端。他们欺负人本就是无差别的恶作剧，贪图一时痛快而己。 最新消息是，有嫌犯好得戚地（很得意）自拍视频，说事情已经搞掂（定）了，双方协议六十万摆平事件，是否如此，且看事件后续发展。 中国社会正处在无远勿届深不见底的道德沦丧之中。官场有官场腐败，民间有民间腐败，官场腐败在先，民间有样学样，上下都以讲钱讲势、媚上欺下为时髦。保守良知被视为无能，遵纪守法被视为戆居（愚钝），而野蛮与暴力凌驾道义的现象，已经普遍到成为生活常态。 有农村老大爷被城管捣毁小摊，水果散落一地，旁观者不帮老人，反倒去抢拾满地水果。高速公路上货车翻侧，货物散了一地，路人也争相抢夺，不问自取。 上海封城期间，排长队检测核酸，有女人因插队争吵，两个女人互揪头发，在地上翻滚，气急败坏，衣衫不整。两个女人都穿著时髦，看上去都是中产家庭，为一点小事互殴，完全不顾规矩，不顾礼仪，更不顾体面。 深圳两国企高管老婆，为争车位口出狂言，夸耀家中五十辆宾利，似乎有钱者就有理。两个有钱人互相扭打满地翻滚。道理讲不通就讲权势，权势讲不通就讲拳头，拳头讲不通就讲刀子。如今在大陆，割喉成了流行杀人手段，淘宝上贩卖护喉神器，证明有市场需求。 近日，所谓的御用经济学家陈文玲，公然声称中共应该武统台湾，把本来“属于中国人”的台积电抢到手，这是高层次的道德沦丧另一种表现。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抢你的东西天公地道，问题不在于该不该抢，问题只在于如何抢而已。 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如此论证经济问题，这便是共产党革命的原教旨主义。中共打地主分田地，搜刮城市资本家的私产，都以革命之名，行打家劫舍之实。在他们心目中，没有道德规范，没有人伦传统，只有私欲和满足私欲的强盗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不管江山如何倾圮，底层社会总能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足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清末朝廷崩解，两宫被逼迁，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当时各省都由军阀统治，民间仍保持相当的稳定。因为民间有儒家意识形态打底，上中下各阶层，都讲基本的道德与伦理，社会底层不至于瓦解。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北京市民出门穿戴整洁，见到熟人互相打躬作揖，礼貌周周，言笑晏晏，所谓乱世，只是上层乱而已，基层并没有乱。在城市有市民社会，在农村有乡绅作中流砥柱，社会伦理尚在，人人守住为人的底线，虽处乱世，实际上世道并不乱。 今日最大问题是民风败坏，不只是官场腐败，而是社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在这四十年间，把社会主义之恶、资本主义之恶，以至封建主义之恶，集古今中外众恶之大成，在中国社会泛滥成灾。 民间的道德沦丧，比官场的道德沦丧更可怕，官场烂透了，民间不烂，乱世一来，民间有主心骨，很快可以自动疗愈，再建一个正气的官场，虽然不容易，但还有得救。现在官场烂透了，民间也烂，乱世一来，各自求生，互相伤害没有底线，那就好大镬（严重性）。 乱世求生之道，在百姓只有组织起来互相保护，在有钱有势的人，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保护家小。底层百姓一旦聚众起事，针对的目标必然是有钱有势者，到那时，谁有武力谁就称王，而民间失去道德护持，生死祸福，也只有靠暴力了。 一个巨大无匹的乱世横在我们面前，这一个乱世，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造成前所未有的黄祸。到最坏的时候，中国难民全世界乱走，大陆南北东西动乱不休，那就不知要造成多长久的人间苦难了。 中国大乱，中央政府瓦解，民间自生自灭，香港很难独善其身，所以我劝大家，都要对未来的乱世有充份的思想准备，不要抱侥幸心理，以免悔之莫及。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期文章《薄熙来的“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习近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介绍了不久前才被中纪委高调对外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是截止目前落马的唯一一个一级大法官。而且，其在任的十九届中央委员的职务至今仍然还未被宣布解除。 中共大法官制度的最高一层，又分为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首席”自不待言，肯定是只有一个，谁是最高法院的正院长，谁自然就是“首席大法官”。而“大法官”又被细分为一级大法官和二级大法官。正常情况下，整个中共国的法院系统里，在位的一级大法官只有两个。也就是说，一级大法官的头衔只赐给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那个常务副院长和同时也挂名最高法院副院长的那个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至于二级大法官的头衔，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值钱了。因为除了最高法院的常务副院长和最高军事法院院长，不但最高法院的其他一大票副院长和纪检组长什么的都是二级大法官，与他们的行政级别一样的副省部级省和直辖市、自治区的高级法院的正院长也都是二级大法官。也就是说，省一级的高法院长和最高法的副院长其实是平级。如此计算下来，陆续退位或者高升的不算，历年、历届在位的二级大法官至少也会有四十多个。比如我们本专栏上期和前一期节目中都详细介绍过的，在习近平手下居然咸鱼翻生的薄熙来的女副官张轩，就曾经是中共政坛上最年轻的女性二级大法官。 正常情况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副省副级官员的一线岗位的最高任职年龄是60岁，满60岁时要么直接退休（较少），要么退居二线进入同级人大或者政协将政治生命苟延3至5年。而省级高法的一把手们，也就是二级大法官们的一线任职年龄一般都可以延长到63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介绍说：按照惯例，副省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省级公检法一把手的退休年龄一般是63岁，与纪检系统副部级领导的退休年龄一致。 举例来说，副省长岗位上一般不会出现一个年过60岁的老者，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的岗位上也是如此。但表面上与副省长和省委组织部长同级别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以及省高院（高法或高检）院长位置上，却常有60至63岁者在“坚守岗位”。 截止目前，中共政坛上在不断的“打虎”运动中陆续中箭落马的二级大法官至少已经有十几个。最近的一个就是上个月，也就是沈德咏落马之后被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内蒙古高级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胡毅峰。 这个胡毅峰是个汉姓蒙古人，本是中共政坛上无数的纯“党务工作者”之一。从一个普通工人“转干”后，其政坛经历都是基层组织部干事…..，盟委副书记、书记之类；2003年从盟委书记位置上调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在此职务上等待数年，即升任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11年1月，被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此公出生于1954年，和沈德咏同庚，因年龄原因已于2018年被安排退休，时年64岁。当时之所以还在63岁基础上又超龄服役了一年时间，足以证明在此之前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尚未把他列入黑名单。 众所周知，自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中共十八大开始，反腐“打虎”的重中之重是从严惩处所谓“十八大之后不收手”，也就是当时还把习近平的“令箭”当成“鸡毛”的那批人。而从十九大开始，陆续就有一些曾经在一线职务上严重犯案，但日后已经离开犯罪岗位退居二线，或者已经“平安降落”的副省部以上级别的“大老虎”们，在古稀之年仍被翻出了“陈年老帐”。特别是胡毅峰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更是有所谓“倒查30年”之说。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胡毅峰当年的顶头上司、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邢云从十九大召开后的第二年就被“倒查”了整整25年，结果累计出了2.49亿元人民币的总受贿金额；于2019年12月3日，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同时宣布，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邢云受贿违法所得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邢云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而这个邢云之所以如此“服判”，是因为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写明了邢云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邢云多次为多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依法应从严惩处。鉴于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检举揭发他人犯罪问题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正是采纳了同级检察院的这一认定，这才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邢云的高达4.49亿元人民币的受贿款只有两个来源，即“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务调整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换取。至于如上检察院起诉书中所提及的“邢云多次为多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依法应从严惩处”，其中应该也包括了胡毅峰。 按照中纪委人士的说法，“大老虎”们的认定“重大立功表现”的前提，是被他揭发出来的人也是同级别或者比他的级别更高。所以邢云为保住自己的脑袋交代出来的犯罪同伙，至少有一个应该是副省部级（以上）的。这个胡毅峰当年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此前没有半天法制工作经历的自治区盟委书记突然调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的副书记（正厅局级），与当时的邢云并无直接关系。 2003年，胡毅峰调任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时，邢云的时任职务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包头市委书记。3年后，邢云从包头市委书记转任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成了胡毅峰的顶头上司。日后如果不是邢云向中央政法委及最高法院的一再推荐，和他邢云一样是“法盲”的胡毅峰绝无可能成为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内蒙高院一把手，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其实，把一个又一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陆续关进监狱，并不是始自习近平登基并开始其“打虎”运动之后。早在习近平于中共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他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主掌政法的时候，就先后祭出了好几个省级高法一把手甚至是最高法的副职开铡。 中共官媒当年的一篇标题为《枕边风吹翻大法官》的报道文章中介绍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是中国首批32名“二级大法官”之一，也是知名的“儒雅法官”，曾编著过《股民权利书》、《廉政手册》等书。他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的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议案，引起了全国强烈关注。执法20多年来，他处事谨慎内敛，在仕途上趟过了许多险滩恶水，最后却在爱情与亲情的私欲围剿中迷航翻船，并在双规期间自杀未遂。 2004年6月7日，吴振汉被省纪委“双规”。妻子李芝在高墙铁窗内每天痛哭流涕，她在交代材料和审讯笔录中写道：“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家。我从贤内助到贪内助，都是私欲膨胀和心魔作怪。我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品行正直的好干部，如果不是我吹枕边风，他一定会功德圆满隐退。烧一辈子香临老吃碗狗肉，我愧对党的培养、愧对亲人、愧对作为一个妻子应有的妇德。” 当时的另外一篇标题为《高院院长竞相落马》的官媒报道文章总结说，作为湖南政法系统被“双规”的最重量级人物，吴振汉已经是步辽宁高院院长田凤歧、广东高院院长麦崇楷后尘，成为落马的第三名省院院长。 2002年9月，自由亚洲网站曾刊登《原辽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歧受贿被法办》一文。次年5月，此官被认定收受贿赂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而被判无期徒刑。同年，伙同其子共同受贿金额上了千万的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麦崇楷却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有消息说，此人几年前即已经出狱，并秘密移民香港了。 当时的一篇标题为《他是“广东法院第一贪”，55岁副省级，生活糜烂，受贿百万判15年》的官网报道文章中说：麦崇楷2002年3月落马，是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首个被查的最高级法官。 之所以说是“广东省首个”，也许是因为在他之后，至少还有一个被重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是来自广东。不过出身广东法院系统，犯案地点也是在广东的黄松有在广东法院系统的最高职务不过是湛江中院院长；而他被捕时的职务，已经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这个黄松有也是在周永康时代落马的二级大法官之一，2008年10月被宣布“双规“并撤消最高法院副院长职务；2010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当时的辩护律师之一龙宗智，是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时任校长。 周永康本人也倒台之后，因此而牢牢坐稳了总书记宝座的习近平继续完成着周永康的未竞事业，时不时抓出一个二级大法官示众。最著名的，当然是时任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 当时的一篇标题为《二级大法官落马会产生何种震荡？》的官媒报道文章说：十八大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只老虎落马。再劲爆的都见识过了，奚晓明只是一名二级大法官，又有什么特别之处？首先，他是十八大以来司法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反腐风暴虽然早就波及了几乎所有领域，但法院和检察院却如同风暴眼一般，保持着异样的宁静。奚晓明的出场打破了这片宁静，很难料想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蝴蝶效应。其次，奚晓明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大法官。据法律界人士表示，他的学术造诣和专业素养很高，商事业务的审判功底深厚。正因如此，最高法宣布成立民法典编篡工作研究小组时，奚晓明担任了组长。别把组长不当干部，民法典在共和国立法史上何等重要？他能够出任这个组长，足以显示出法律界对他的信任。 2015年7月1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消息指奚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奚晓明的妻子，同在最高法担任庭长的吴建伟及他们的儿子奚众也被带走调查。办案部门在其儿子家中抄出三亿现金。 2017年2月16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奚晓明犯受贿罪，直接或间接接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奚晓明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会上诉，以此换取“组织上”对其妻、子的从轻发落。 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5月中旬开始，随着俄乌战争话题日渐淡出，中国话题又开始回归西方媒体关注热点范围内。这次最先回来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税话题，以及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是否“给中国送礼物”的问题。 主张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一直存在 中美关系中，主导一方无疑是美国，中国更多的是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美国方面是时松时紧，就是我说的“阴天版”（战略对手或潜在敌人）与“晴天版”（合作伙伴）来回交替；而中方则抱定宗旨：不主动出击，于中方有利的美国外交政策就欢迎，不利的就反对。也因此，在中美关系中，我更多关注美方的变化。 美方对中国的态度一直留有余地，这点即使在俄乌战争期间也是如此。3月份是西方舆论一致谴责中国不与美欧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关系紧张时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习通话前公开表示，“如果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支持俄罗斯的侵略，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但在通话后美国主动降低声调，先是声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给俄罗斯军事援助，继而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3月25日CNBC采访节目表示，因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制裁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 因拜登团队多数成员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离开政府，在核心智库从事国家安全、亚洲战略等领域的研究，经常联名发表文章，因此拜登内阁成员的对华政策主张，中国智库人士曾做过深度研究。在拜登就职典礼第二天（2021年1月21日），中国智库人士联名发表了《拜登及新内阁对华思想全景图：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何方》，其基本判断是：拜登核心内阁成员对华态度基本一致，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不冷战、不脱钩。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区别，比如国务卿布林肯主张对华采取预防性外交政策与威慑，但不赞成中美脱钩，认为两国存在合作空间。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和拉特纳经常联名发表文章，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美接触的时代已过，要以更冷静的头脑，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 如果从预见性判断来看，中方对拜登政府班子的对华外交的思想主张研究较透彻。也因此，这一年半以来，无论美方对华外交波澜迭起，北京甚少变化，最激烈之时不过是让战狼出阵，但原则上从未有过大的改变。 关税豁免：中国在等待美国自撤藩篱 6月7日，美国财长耶伦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作证，主要提出两点：一是要争取将高达8%的通胀率降下来（刚公布5月份的通胀率是8.6%，1981年以来最高）。耶伦称，为了应对通胀威胁，美联储正设法抑制需求。她说，拜登政府在国会的几个优先事项可能有助于缓解通胀，其中包括降低处方药价格、激励清洁能源生产以及支持半导体制造业（上三类产品都与中国制造有关联）。因此，她主张全面免除中国关税。二、她表达美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能源道路：“从中期来看，关键是我们变得更加依赖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风和太阳。” 耶伦这番说话当然不是即兴发挥，总统拜登想免除中国关税并非近日的想法，已经公开表达过多次。在40年来最高点通货膨胀逼迫下，美国政府寄望于调降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以摆脱危机，但财政部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琪立场分歧：耶伦早在3月就多次表示，部分关税并不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也让消费者受损，削减中国商品关税对降低美国通胀具理想效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结果称，降低中国关税可将通货膨胀率降低1.3个百分点，这让耶伦的说法有了理论支持。但戴琪却公开质疑耶伦的结论是“介于虚构或有趣学术活动之间的东西”，她呼吁从战略角度看待关税，认为有必要将处理中国关税视为对华整体贸易战略的一环，并采取更具战略性作法，过早行动会让美国失去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鉴于对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白宫不可能长期处于战略摇摆状态，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北京今年的大事是二十大，对中美关系改善也不太着急。中国日前发布的2022年4月贸易统计（美元计价）显示，出口额为73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增幅为2020年6月以来的低点。进口额与3月一样，和2021年3月基本持平。北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清零对国际供应链中断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干脆坐等美国政府在免除关税问题上统一思想后自撤藩篱。 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东南亚”是最大供货商 在耶伦于参议院作证时谈美国发展风能、太阳能的前一天（6月6日），白宫正式声明：美国将对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采购的太阳能组件给予24个月的关税豁免。白宫表示，美国允许在公共土地上部署更多清洁能源项目，并向城市和农村地区推广；将通过高薪工作支持太阳能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为盟国建立有弹性的清洁能源制造供应链；另外还在波多黎各投资推进数十个太阳能项目。在当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此发问“这不是给中国的礼物吗？”白宫发言人对此断然否认。 那么，记者难道是无的放矢？当然不是。自从西方国家主张发展绿能之后，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是一个关键问题。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最新估计，要实现《巴黎协定》中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从现在起到2050年得花费131万亿美元。这高于全球2021年85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也比之前预计的98万亿美元高得多。尽管中国自身将实现零碳排放的日期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比如在COP26大会上，中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中国早从西方发展绿能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近1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绿能设备产业。2020年，在全球前十大风电整机制造商中，中国企业占有其中七个席次。2021年的统计显示，中国制造的“光伏面板”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而且按市场份额排名前三的太阳能电池板品牌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天合光能、SunPower、中国英利）。 正因中国在风电设备及太阳能光伏面板方面的巨大生产能力，且具备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将太阳能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近年来，美国安装的太阳能组件绝大多从东南亚进口，2020年来自东南亚的组件约占进口组件的3/4。 基于以上事实，美国结束对华战略摇摆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戴琪女士称耶伦女士的建议是“介于虚构或有趣学术活动之间的东西”半对半错：世界绿能产业设备中国占大头这是事实，免除关税能降低美国通胀确实是愿望（虚构）。谈到学术活动更是有趣，对恶性通胀和经济史有专门研究的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5日在彭博社发表题为《掸掉“缓和政策”的历史灰尘，和中国开展接触》（Dust Off That Dirty Word Detente and Engage With China）一文，中心观点就是美国需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耶伦从政前是学者（当然偏左），弗格森此文她肯定关注且有共鸣。
六四屠城33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不允许有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坚持了30年的香港维园烛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继续为自由而战的华人，仍然举办规模不等的集会、游行及烛光晚会，缅怀六四英烈、继续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 人类的历史，由人类选择构成。33年前，觉醒的部分中国人，与其他共产主义党国觉醒的人群一样，选择与共产暴政抗争，选择与共产暴政强加给他们的命运抗争，纷纷通过语言文字和街头运动表达他们对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向往和诉求。 觉醒人群的这种勇毅行动，对掌权的极权主义者们带来挑战，也给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当年中共党国的极权主义者们本可以与苏联东欧的同类一样，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心民意，改邪归正而转变为拥抱普世价值的正常人，放弃专政特权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当时中共体制之内确实也有一大批有识之士朝着这个方向突飞猛进，包括党国上层的赵紫阳、鲍彤、李锐、李昌、朱厚泽、胡绩伟、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邓小平、陈云等人为首的中共顽固派却选择与人民为敌，与历史潮流为敌，继续充当为非作歹的恶魔。他们调动全国十分之一的野战部队，用坦克和机枪野蛮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继而全面清洗体制内外参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运动的志士仁人，将波澜壮阔的89民运扼杀与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当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于无知和贪婪，做出了与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选择。他们对中共政权进行的口头谴责和三心两意的制裁，实际上只坚持了两三年。在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战的结束，以便全面推进唯利是图、毫无原则的经济全球化，无视共产暴政在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老挝等5国的继续存在，无视共产暴政和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世界观和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根本冲突继续存在。这些根本冲突，正是冷战的本质特征，因而冷战实际上从未结束，只是民主世界无意正面迎战而已。 20世纪70年代开启去极权化、80年代已步入后极权主义轨道的中国党国，在血腥镇压89民运之后，意外地获得新的机会，得以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肌体上吸血维生，正像恶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疯狂生长的宿主。中共党国不仅得到了巨大的贸易机会和市场，而且得到了滚滚而来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后极权主义党国，中共在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开放了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部分空间，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中共对政权的全面垄断、坚持党的政治控制和极权专政机制，从而使中共党国成为可以不计人文和环境成本发展经济、最大限度攫取利润的全球投资洼地。 共产党国和资本主义杂交，生成了中共党国资本主义这一怪物。这一杂交而成的制度因为更贪更狠、更黑更恶，以人权、环境和人间基本道德为代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为国际资本提供高额利润。中共党国正是凭借野蛮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找回了”自信”，甚至于无耻至极地到处炫耀血腥的、以专制暴政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模式”，不断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对立面，觉醒的中国人仍然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的中国而战。而且，这支反对中共暴政的队伍，因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壮大。这些新冤民来自各个阶层，人数有两三亿之众，包括被党国以不同方式侵权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轮功信众、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被严厉打压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被强制拆迁户、被无理开除的职工、被欺压的农民和农民工、被愚弄的退伍军人、被欺骗的金融难民、被迫害的维权律师及各类维权人士，等等。在经济增长中改善了经济状况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还有很多人因为权利意识和宪政观念的生长而与中共党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即便是在中共上层，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个体自主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派，与那些仍旧集主子与奴才与一身、人格严重分裂、视党权高于人权的极权派，也已经同床异梦、各自东西。在自由民主诉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像东欧原共产国家那样从后极权国家转型到民主国家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六四屠城33年之后，中国历史又到了新的拐点。中共政权所炫耀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百病缠身、难以为继。几十年竭泽而渔的野蛮掠夺，带来的是综合性衰败， 具体表征是资源枯竭、环境崩溃、贫富悬殊、债务危机、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资本利润率下降、大规模破产、大规模失业、投资边际效益在诸多行业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亚通过针对中共统战的《外国影响透明方案》，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对手，标志着民主世界终于从 “合作共赢”的迷梦中觉醒，决心放弃绥靖政策而正面反击中共党国的挑战。2021年12月”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政府主办全球民主峰会，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应邀参加，也标志着抗拒专制暴政的国际民主同盟初具雏形。 毋庸讳言，民主世界的这种新选择步履维艰。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任之时，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对峙的新国际格局中，必须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必须对中国人民和中共政权做出明确区分，必须下定决心改变中共政权。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俄乌战争的档口没有访问乌克兰而是造访韩国与日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俄乌战争的档口仍然将中国而不是俄国视为最大威胁，足以表明美国执政当局对中共党国这个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认知。但是，他们一再表示美国无意打冷战、无意改变中共政权，又表明他们仍然缺乏像彭佩奥等人那样的决战意志与切实可行的因应之道。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习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政领导职务两届任期的惯例和明文规定，确立他的第三届任期，甚至于恢复党魁终身制，天怒人怨。这无疑是中国朝野上下联手倒习、改变中国的契机。 中共建政73年，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坏事做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行韬晦之计为中共续命；胡耀邦、赵紫阳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的转型之道，被邓小平、陈云联手扼杀；此后靠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和胡锦涛的”不折腾”苟延残喘。在胡温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以”维权运动”的方式重现中华大地，而且借助互联网形成大象无形的协调系统和动员机制，与中共的”维稳”体制俨然对峙，此消彼长而逼近转型门槛。胡温的继任者如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朝野互动跨越转型之坎，只是举手之劳。中国国运是如此不济，继任者居然是无知、无能、无耻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不惜一切代价延续党国江山和专制暴政的新魔鬼。 习近平登台以来，一直倒行逆施、摧残中国公民社会和健康力量，使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极权社会倒退。但是，习近平无法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我一再强调，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终究心劳日拙、内外交困，无法将中共党国传给红三代，无法改变中共党国二世而亡的命运。习近平登基以来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极权主义者在穷途末路的垂死挣扎。 在中共政权崩溃、剧变到来之时，整个社会将急剧分化组合，以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和普世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或”苏东波”之后的原共产国家一样。届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贤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荡和内外互动中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和社会重建，也开辟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
中共二十大政治大戏预料今秋上演，重中之重就是习近平的连任问题。最近海外网上议论较多的是习近平是否能成功连任，其中反习声音较高。除了看起来有些八卦的元老逼宫、习体面下台、李克强上位之类炒作，近日研究中共文件发现，一个来自中共黑帮帮规系列的埋伏，似确能成为习“完全连任”的障碍。 中共帮规埋伏总书记限“两任期” 二十大有好戏看？ 6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发推贴图说：“我刚刚上网查了资料。《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于2006年起颁布实施，没有做过修订，这个规定至今有效。因为篇幅受限，我未能全文转推。有兴趣者可以自行上网搜索。” 笔者查了一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下简称“暂行规定”）由新华社于2006年8月6日“受权发布”。但在《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中，显示有关规定于2006年6月10日施行。这个文件目前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政府网均能查到，至迟在2018年仍获地方网站转引，官方并未有废止的通报。 “暂行规定”第一条说明出台规定目的是“为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和任期管理工作”。制订依据包括中共宪法和中共党章等。 第二条说明“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等等。也就是说适用于中共中央层级，包括中共总书记。 第六条说明，“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也就是说，按此规定，中共总书记一职，并非像一般人认为的，没有连任限制，而只能任两届。 第七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第二条所列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根据干部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对其工作予以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同一层次任职15年，就是说中央的正职领导（正国级）的不同岗位，担任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还可以担任一届（五年）的正国级的其他职位。 再查下中共最大的帮规——党章。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24日）修订的最新党章中，第三十八条写著：“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在1980年代邓小平实际掌权时敲定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被写进中共党章。后来的修订就一直没有动这一条。 中共党章没有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相关职务可以连任多少届，但至少是不保护终身制的，只是力度较弱，弹性大。但并未废止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说明中共总书记只能担任两届，这一点显得分外扎眼。 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江苏民进网（民进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共治下的所谓民主党派之一），2017年11月6日，发表一个民进淮安直属二支部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任期修改的建议”，声称：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届满也就是69岁，建议将“暂行规定”第六条修改为“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除外”。 一个“民主党派”公然关心中共总书记的得失，拍马屁太响，实在让“民主”二字蒙羞。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从这个建议可见，体制内的习粉，早已注意到总书记只能担任两届这个问题，并提出异议，但这个建议最后有没有得到回复不清楚。 由此也可以想像，围绕习近平连任的实质障碍，早在中共十九大后就一直在党内或体制内议论，一直拖到现在，到中共二十大，或有好戏看。 谋连任成跛脚行动 “三位一体”模式破功？ 再来看看被视为习近平为第三任期甚至终身掌权铺路的修宪，即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当中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连任限制，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中共历来党大于法，宪法在中共的帮规面前显然还是处于弱势，且宪法管的是国家主席任期，无法处理中共党内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修宪还压不住中共帮规对他连任总书记的阻碍。 但中共还有个所谓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职务“三位一体”的说法。 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2018年2月26日曾发表社论，为当时即将修宪破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吹风，称中共“最近20几年形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文章说，修宪举动不代表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而是为了确保国家领导人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我们来分析下，这个“三位一体”当中，国家主席任期已修宪破限，中央军委主席是本来没有任期限制，但中共总书记，按前述“暂行规定”帮规，其实是有限制的，只能任十年。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习近平死力谋求的连任，可能是跛脚行动，最后无法达成官方吹捧的“三位一体”模式。 交出总书记 习或“双位一体”掌实权 看来习的智囊也不可能不清楚，总书记任期是有两届之限的。故此有关中共二十大权力的内斗，可能是另一种局面，斗争的结果，决定著中共领导格局，可能是另一模式：交出总书记，但习照样掌控局面。 首先，习近平要保证军权，只要还是军委主席，他就握紧枪杆子。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近年采取柔性治军，在军中给足福利、淡化反腐，目的就是押宝军队保二十大“连任”。党内反习派要夺权，如果无法在军中夺权，或另建武装搞政变，根本翻不了天。 第二是保证担任已破除连任限制的国家主席，也就是他还是国家元首，以保证对内对外的权威，这已经透过修宪解决，有人反对也乏力。 第三是中共总书记这一职，习重点要将其变得可有可无。中共总书记最初设计时仅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职务，一旦习近平届时连任总书记遇阻，可能会争取将其还原成虚职。即便总书记仍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只是找一个像胡耀邦、赵紫阳一样的人物，不听话的话也随时会被掌控实权的太上皇搞掉。 如此一来，所谓李克强上位之说，也并非完全笑话，因为按前述“暂行规定”的第七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可以累计达到15年，才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李克强按规定仍然可以担任总书记或人大委员长之类正国级职位。 但是强势的习近平只会让历来弱势的李克强继续当背锅侠（背黑锅），事关中共的内政外交早已一团糟，特别是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或者不是李克强，而是更年轻的李强、陈敏尔、胡春华之流来当总书记，也一律只有背锅的份。 早前不断有人说习近平可能会重新设立、担任1982年废掉的中共中央党主席职务，以取代总书记职务。但笔者认为习派可能想这样做，但动作太大，且未必能成功。下月底的北戴河会议就会争吵出结果，如果习需要妥协，最大的妥协，很可能就是不设党主席，交出经过虚化的总书记，习以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双位一体”握实权。 军国双位一体 习攻台野心膨胀 如果前边分析变成事实，因为习不止是中央军委主席，还是台面上的国家主席。在军权的支撑下，其连任的国家主席，会从历来的虚职，变成实权职务。在军、国“双位一体”掌权模式之下，习近平实权超越邓小平，远非所谓的垂帘听政。 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正是行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的权力。不排除习近平进攻台湾的野心，会进一步蠢蠢欲动，其打著民族复兴幌子的共产极权军国主义全球扩张计画，在中共二十大后，会正式摆上日程。 但习近平如果这样做，将同时面临两种危机。一方面是中共内部暂时妥协的反习势力会抓住机会，直接威胁习本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普世价值之光护台，在联军合力和各国制裁之下，中共无视天理人心的战争妄行，也会将其政权送进坟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过去30余年里——正如普林斯顿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在他新近出版的力作《误读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一书中所作的有力论证：以美国为首的经合组织为与中国接触而竭尽全力。人们期待着：如果中国被允许加入自由国际秩序和世界贸易组织，就将在经济上繁荣、在政治上走向开放。 中国的确繁荣了，但并没有开放。接触并未奏效。习近平现在主导的中国，公开敌视自由贸易和自由政治治理的核心原则。它甚至推翻了邓小平推行的温和政治改革；它甚至压制改革开放时期的试探性法治实验；它公然谋求霸权，其野心在整个（亚太）地区都不受欢迎。我们远非孤立无援。 范亚伦总结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联合起来，遏制习的狂妄自大和他所领导政权的反自由主义。我们不能 “沉浸在唯我主义和自我怀疑中”，他说。 在即将离任的联邦政府领导下，以及上周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有初步迹象表明这种改变正在发生。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无疑问的是，这个国家的一些人仍然抱有奇怪的想法，认为是我们造成了与北京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把头缩回来。 5月26日，15名澳大利亚学者在总理内阁部前主管约翰•梅纳杜(John Menadue)设立的政策讨论网站Pearls and Irritations上发表了一封写给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的公开信。信中委婉表示，政府换届“为近期澳中糟糕的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熔断重来的机会”。 所有的签名者都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封信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新闻机构，新华社上以英文发表。 看起来，这些学者比即将卸任的联邦政府的部长们有着更好的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过去两年里，这些部长甚至连北京打来的电话都接不到，更不用说在新华社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了。 他们“承认新政府很可能会避免前任那种过于激进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少一些公开攻击可能会更奏效：国际性的接触应该取代战争语言。” 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北京的言辞吗？难道他们认为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对其邻国的行为都仅仅是 “接触”？他们是哪根筋搭错了？ 这封公开信的最后一段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和未来的全球大国，其发展必然是颠覆性的。我们需要的是双向沟通，而不是‘传声筒外交’，这样才能尽可能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特别是，一项既考虑外交和经济利益、又考虑大国战略关切的中国政策，可以很好地、更持久地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在意识到未来巨大困难的同时，我们敦促（政府）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做出调整。” 谁会对这样的措辞有异议呢？这就如同赞美母爱和苹果派那样正确。 让我们明确一点：我们和整个经合组织，在过去三到四十年里的每时每刻，都在寻求做到这些学者现在敦促我们做的事情。 过去十年间，人们观念的巨大转变并非由于斯科特•莫里森或彼得•达顿的一些盲目的过激言论，而是出于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全然客观的原因。这些有着温和关切的好心学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同澳大利亚一样，美国、韩国、瑞典、西班牙、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德国、荷兰、英国以及最近的新西兰对中国的信任和尊重全都在习近平治下急剧下降。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或承担风险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现实是，广义上的西方（包括亚洲的民主国家）在中国的开放上做了赌注，它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要颠覆自由秩序，它对香港的所作所为就证明了这点。现在是时候对付它、掀开它的伪装了。正如范亚伦所说，中国共产党 “只想避免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公开对抗；更准确地说，它只想阻止美国及其伙伴以意识形态为由与之进行强有力的、明确的接触”。 但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而且是长期要做的。传声筒外交？随你怎么说。学者同志：游戏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必须赢。当然，这需要我们集中所有的灵敏、韧性、耐心和战略技巧。有迹象表明，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都明白这一点。 保罗•蒙克 (Paul Monk)曾在199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中国事务主管。他著有《寂静地带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国》（From the Silent Zone: Rethinking China）(2005)、《西方概论》（The West in a Nutshell）(2009)、《独裁者与危险观念》（Dictators and Dangerous Ideas）(2018)等著作。 （看传媒/宋紫昭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