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8月青年失業率18.9%創新高 學者指真實現狀被掩蓋
2026 年 9 月 18 日
英国《金融时报》于6月23日发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个认识误区》，列出的七大错误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观点但非错误，有的是虚设，还有的是张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回避了西方左派联盟已经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级为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一事实。本文将对沃尔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错误条陈缕析，指出大重置为人类设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祸害。 第一个错误是只盯着贸易——言下之意，在推广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推广政治全球化，否则就是“错误”。沃尔夫的错误在于他以为美国与西方永远正确。 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后，就推出以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为内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对此由衷表示欢迎，即使是推动以这些为内容的“颜色革命”，在专制国家也受到普遍欢迎，因为那时的美国是山巅之国，除了强大无比的硬实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软实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约瑟夫·奈尔首创）。所谓软实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言，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并追随的能力”。 如今30年过去，在2011年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颜色革命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终于将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整套经验用之于本国，成功进行了一场自我“颜色革命”：以肤色划分权利等级的身份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诉求（红色），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向世界展示了一场活生生的“去民主化”过程，完全符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其颠峰之作《民主》一书中列举的去民主化四个标志：1、自由公正的选举恶化，出现大选被操纵的现象；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的能力；3、法治对政府司法和官僚约束被削弱，司法独立受到威胁；4、政府制造或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威胁，以制造一种“危机感”。 这样一个经过左派颜色革命后的美国，向外推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化，而是他们迷恋的“进步主义”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举自然不会受到欢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一向志在统一全球价值观，我很怀疑高度左倾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将LGBTQI文化推广到全球，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 沃尔夫认为：“反全球主义者第二个错误是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种看法，我在媒体上几乎没见过。如果有人这样说，那肯定是错误的极端看法。普遍的说法是中、印等国尤其几乎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这两国的27亿人口受益匪浅，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暴增的国度。中国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巨富阶层，亿万富翁的数量与美国在伯仲之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能够环游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赐。 沃尔夫接着指证：“反全球化主义者被认定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这种开放的必然后果。”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有贸易，还有投资，发达国家产业外迁，也没有人将其局限于贸易。约八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做过认真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该研究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项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给出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第四个错误是，推测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可能会以较小代价保护经济体免受近年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沃尔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看法，那就是他对俄乌战争之后资源供应国与资源需求国的易位缺少感觉。目前欧盟国家因天然气供应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只能开始“漂绿”了，所谓漂绿（Greenwashing），就是欧盟国家不断调整标准，将原来被摒弃在清洁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气、煤炭、木柴（更名为木屑）回收到清洁能源单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为物品短缺、通胀上升，免除中国关税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沃尔夫虚设的“错误” 第五个错误是，认为贸易是一种可选的额外经济活动——本人没见过这种论点。他举例说贸易对美国无足轻重，就与美国的现状完全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但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例如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国外供给的各种产品，免除中国产品关税就是为了增加日常消费品供给。 第六个错误是假定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去全球化的时代——沃尔夫忘记了一点，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认为全球化已不足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时，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声称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了大重置最佳机会，各国政府可趁机用疫苗健康证等重置社会。 这等于宣告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大重置粉墨登场。沃尔夫在“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甚至可能并未步入末路。但在设定新的航向时，我们需要避免七大错误”这段话中指出的所谓“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宣示的大重置目标。因此，他认为快速去全球化是错误，并另找其他的错误制造者，是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错误是认为世贸组织是多余的——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在犯的“错误”。2018年，WTO上诉机构拉美籍大法官赫尔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将结束任期告别WTO，他在临别感言中称，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这个机构不应该窒息而死”。近几年，由于对WTO机制不满意，催生了不少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韩澳与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老对头伊朗与阿根廷正在申请加入BRICS，金砖五国很快将变成七国。以上这些算是顺应潮流，因为WTO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克林顿为推进全球化将关税总同盟改组而成的机构。如今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变多极世界，外加新的不结盟运动，多极世界自然需要多极的贸易关系。 经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至今已历30余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但谁都知道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能自外于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势力却趁人类遭遇大疫情这一灾难时期，将Great Reset视为全球化的升级版，试图建立一个New World Order，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强行捏在一起，企图用绿色能源计划，无中生有地变出一个“碳排放权配额”，让资源需求国向资源大国索要金钱，理所当然遭到强烈抵制；法、加、美等国政府试图通过疫苗护照重置各国公民权利，更是引起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与抗议。大重置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拜登政府如今异想天开，要将民主党钟爱的LGBTQI文化当作普世价值推广至全世界，让变性人全球开花，只能说是一场祸害全球的乌托邦试验。
二十大将近，中共官场又现献忠潮，一些地方领导开始先后向习近平表忠心，最有代表性的是严格执行：清零“政策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他说“最有力的行动是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最生动的体现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给予的谆谆教导。” 以上讲话是他在上海党代会上的发言，尤其说他是对上海市委干部讲话，不如说是在向远在北京的习近平表忠。天子脚下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自然不甘落后，他说：“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有他的定向引航就有无穷的信心，无往而不胜。习近平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与北京相邻的天津市委书记“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再有惊语，“高举旗帜，紧跟核心，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夙夜在公，踔厉奋发”。这三位封疆大员对习近平献忠之语，已经到了挖空心思，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当然献忠的干部大有人才，除以上三位以外还有广东的李希，广西的刘宁，重庆的陈敏尔，河南的陈阳生，更多的人正准备着他们的献忠言词。他们在向习近平比忠的同时，也在比丑，比媚，比下流，比无耻。他们的献忠言词，比之当年文革向毛表忠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遭到党内的不满，反习在党内是有人无派，他们在暗中进行，并不亮明身份，习近平只有通过让高层官员的献忠、效忠宣誓来逼迫他们站队表态来分辨。先由几个亲信率先，然后让其他官员跟随，这是相当厉害的手段，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不得跟随，如果不跟随就清楚了立场，就可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清除。当然中共的官员都是口蜜腹剑的小人，谄媚最厉害的往往有可能是日后反叛最厉害的。苏联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是自己再生的父亲，结果反斯大林的是他。林彪吹捧毛泽东，称毛是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最后反叛的是他。因此，向习表忠并不等于真忠。 习近平二十大如果不翻车连任，个人崇拜就会推到顶峰极致，今天我们在朝鲜看到对金正恩种种疯狂的崇拜就会在中国出现。到了那个时候习近平就不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成了神，这个时候，国家的灾难就会推向不可逆转的深渊，只有当他象凡人那些死亡之时，才会从神坛跌落下来，灾难才会结束。但中国的不幸在于毛的神话破灭后又开始重新造神。中国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却喜欢在凡人中造神，世代帝皇总是把自已称之为有天象神谕的天选之子，共产党虽然号称自己是现代政党，但对领袖的造神之疯狂却是历代帝王所不及。 共产党的基本教义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胡平在评论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一段文字，也许是对中共造神的最好解说：“共产党这种组织需要有红太阳，但是天无二日，也只有一个红太阳”。当毛太阳殒落后习太阳就升起来了。虽然毛死后中共有过破除迷信，禁止个人崇拜运动，但还是挡不住新的太阳升起。在中国大地上要消除对领袖的崇拜，只有消除一党独裁，实行民主宪政。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自从去年王小洪被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称谓改为公安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并同时接替了赵克志的党内职务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无论中共党内党外，没有人不相信王小洪是公安部长的唯一接班人选。也没有人不相信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赵克志坐满了一届的分管公安和国家安全及相关事务的国务委员职务会落实到王小洪身上。 但是，如今王小洪在距离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还有至少四个月时间的时候即被宣布“提前”上位公安部长，如此“打破惯例”的不寻常安排，自然会令外界把关注焦点放在了赵克志的政治安危上面。而在此之前的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发生之后即已经出现的网络媒体上的诸如《唐山打人案为什么被热炒 赵克志后院起火了》、《唐山打人案背后有巨大政治阴谋 为拉公安部长下马》、《赵克志后院起火 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层内斗》等分析文章的内容，更被认为是“准确的分析和预测”。 比如本月13日开始在网络上被广为转载的《唐山打人案背后有巨大政治阴谋 为拉公安部长下马？》一文中分析说：唐山打人案本来在中国稀松平常，这种事情在每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要解决的办法就是严控互联网，媒体不发声，这样全中国自然就是一片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景象了。但这次事情出现后，各大媒体发声，各种关于唐山警匪一家的帖子也在网上畅通无阻，连妇联也罕见为妇女发声了。且由中共公安部介入，交由异地办案。有分析指，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层内斗，从河北发迹的公安部长赵克志后院起火，而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洪很可能借机“倒赵”。王小洪任公安部党委书记后，已经掌握实权。而接近69岁的赵克志，恐怕很难平安退休，除了受唐山黑社会案影响，他的问题关键可能出在孙力军案上。 知名时评人岳山刊于本月13日的分析文章《唐山打人案异常爆炒 涉中共高层内斗？》认为：在中共二十大前，这次河北唐山闹得这么大，一个早已存在的黑社会问题，突然被作为大案处理，宣传爆炒，如同网友说法，太不寻常。 中共现任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今年4月才上任……,唐山打人案如果要找“领导责任”，到底还会波及谁？需要注意的是，现任公安部长赵克志，上任前一站就在河北。 岳山的如上文章还分析说：赵克志本来是胡锦涛的旧臣，原任贵州省委书记，在习近平上台后，赵克志进京的中转站和跳板，就是河北，他于2015年7月至2017年10月担河北省委书记，之后进京掌公安部，再升为副国级。也就是说，河北是赵克志在习时代发迹的政治后院，这里有他的大批旧部。包括唐山市公安局现任局长赵晋进，在赵克志掌河北时，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反恐怖工作总队总队长、廊坊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况且，赵克志掌管公安多年，所谓的全国扫黑领导小组，赵克志是排名第一的副组长，如今被爆出重重黑幕，也属任内涉扫黑不力，这把火对赵克志已双重烘烤。自2020年以来，习近平布局在公安系统“整风”，然后先后打下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虎，指他们野心极度膨胀，并且私自藏枪，是安全隐患。去年由王小洪升任公安部党委书记，实控公安部，并且大举清洗孙力军政治团伙余党，也可能触及赵克志，毕竟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也是赵任内的事，并且有可能他对孙力军的“阴谋”知情不报…… 本月16日，网络上的另外一篇标题为《唐山的后面是北京》的分析文章说：唐山打人事件曝光后的种种诡异现象，透出的就是打人案只是个引子，意图下大棋之人的真正目标是唐山的黑势力和背后的官员。不过，现在双方角力仍在继续……。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如要连任，政法系统的刀把子很重要。目前，公安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小洪，最有可能进入政治局，成为中共政法委的书记。王小洪是习近平从福建带出来的老人，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王小洪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现在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赵克志。 文章中引述中国内地网易6月12日刊登一篇题为“河北省副省长、原唐山市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文章内容：唐山“烧烤店黑恶势力事件”，绝非偶然。因为有人要借助这件黑恶势力案件，深挖唐山乃至河北的官场，目标恐怕也是对准了现在中央任职的河北省前高官。 如上分析文章刊登数天之后，中共当局即对外宣布了赵克志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任命王小洪为公安部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于是”唐山风暴‘刮走‘公安部长赵克志“及诸如此类的说法跃然网上。 但在笔者看来，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本人把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归咎到河北省委书记的前任身上，委实有些牵强。这里注解一下：赵克志本人是在2017年10月底被宣布接替郭声琨的公安部长及部党委书记职务，并与同时被宣布免去他只担任了两年零3个月的河北省委书记职务。 而在此之前的赵克志是从自己的家乡山东起家，一步步晋升至山东省副省长之后的仕途轨迹为：担任山东省副省长5年零1个月；担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4年7个月；担任贵州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时间共计5年。 如此说来，担任公安部长之前的河北省书记的职务对赵克志来说不过是个晋升中央副国级职务的过度，河北省真得算不上是他赵克志的“政治后院”。此其一。 其二，相对于王小洪从去年11月底接替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的晋升前途，1953年出生，今年已经69岁的赵克志即使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与他同岁的习近平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把一个和自己一样年迈的人安排进入未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并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产生的所有中央政治局的新任委员，最年长的只有68岁，年已或者年过69岁还能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事情，从中共政权进入了江泽民时代之后开始，再就从未发生过。而自己早已经决心连任第三届甚至更多的习近平，从常理上讲只会对自己下面的所有，至少是绝大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限制更加坚持而不是相反。所以，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统中的副国级和正省部级领导人中，赵克志是最没有可能，或者说完全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晋阶中央政治局并接掌中央政法委的。那么所谓王小洪为谋政法委书记前途而打击赵克志或者说“倒赵“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分析到此，笔者想要说明的结论是，即使是没有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的发生，甚至还可以假设没有一个孙立军及其政治团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样都会是赵克志仕途的尽头。 而如今习近平下令打破“惯例”，安排赵克志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至今还有4个月时间就把公安部长职务“提前“交给王小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之所以说是“提前“，是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赵克志接替郭声琨，还是郭声琨接替孟建柱 ，还是孟建柱接替周永康，新一任公安部长都是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任命的。与此同时的党内任命是把刚刚卸任公安部长的那一位宣布为新一届的中央政法委书记。 也就是说，在赵克志接替公安部长之前，卸任公安部长者晋升为政法委书记已成“惯例“，而这个”惯例“将被打破，事实上是在2017年10月底赵克志接任公安部长的同时即已经被事实上宣告了。 在此之前，无论是周永康与孟建柱之间，还是孟建柱与郭声琨之间，都拉开了一定的年龄差距，也就是说，当初在考虑公安部长接班人选时，即已经把五年之后接班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年龄因素作为一个必要考量。但是，在为郭声琨安排公安部长接班人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安排了比郭声琨还年长一岁的赵克志接替郭声琨的公安部长职务，就证明了无论是当时的习近平还是赵克志本人，都非常明白他赵克志没有可能在任满五年公安部长之后晋升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法委书记。 当年总部设在北京，现在已经被迫停刊的大外宣《多维网》去年7月初曾发表文章，《中共二十大后的“刀把子”握在谁手》。该文章中分析二十大后中央政法委书记人选，除了提及习近平的三名亲信之外，还特别点名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按照多维这篇分析文章的说法，中央政法委虽然经过中共二十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职权大为缩水，尤其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降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充任，武警部队被整体划转指挥隶属关系。但是，作为“公检法”三家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业务指导上级，其作为“刀把子”的重要属性并未完全改变。 笔者在这里提醒一句，武装警察被习近平明确为中央军委直接统辖是不假，不过武装警察部队的司令员始终都是中央政法委的当然委员。这是由武警部队的“内卫”性质所决定的。 多维当时这篇分析文章的作者认为，2022年中共二十大，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将年满69岁，按照“七上八下”年龄规律，将难以像前任孟建柱、郭声琨一样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因此，中共二十大将新选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接任者。 文章推举出了多个人选，出场次序是王小洪、应勇、周强、陈一新。除了周强外，其他3人都是习近平公认的亲信。 文章表示，如果郭声琨、赵克志“裸退”（不是“如果”，是肯定），北京能否在现公安系统内寻找接棒人呢？上升极快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正部长级）曾一度被看好，但其最大的劣势是仅熟悉公安系统事务，没有地方执政经验。历史上，公安系统内部选拔（除中共建国后的几位军方领导人外）中央政法委书记没有先例。 当时，笔者也曾在本专栏发表《谁会与应勇竞争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一文，分析说无论是郭生琨还是赵克志，在未来二十大上“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几乎可以肯定。所以，届时空出的政法系统的副国级岗位至少有两个。 笔者当时认为应勇在未来二十大上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可能性较大，也是基于他本人的长期政法工作经历加之“地方执政经验“。毕竟过去几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从周永康到孟建柱再到郭声琨，都是地方省委一把手出身。 但是，随着应勇被出乎预料地安排在湖北省委书记位置上提前退居二线，前面列举的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竞争“者少了一个。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在现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中挑选一个中意者直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笔者认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安排王小洪的可能性更大。简单说来，如今安排反正也是快要退休的赵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长的行政职务也一并让给王小洪，同时也还安排把他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目的就是让王小洪在未来二十大上以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身份晋升为主管中央政法委的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更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中期选举将至，多家评论认为，共和党人拥有许多有利要素：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统，令正常社会成员抓狂的民主党社会基础，以及无法甩锅给他人的41年以来最高通胀。因此，共和党这边信心满满，预期最好的战绩将包括赢回众议院甚至参议院，并且能够保住其在州议会和州长职位上的多数席位。共和党的信心并非毫无凭据。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在6月中旬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2022年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迎来压倒性胜利的一年。” 盖洛普：中期选举三项常规指标均低迷 盖洛普在这份报告中调查了对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有指示作用的三项指标：现任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国会的民意支持率和民众对现状的满意程度。 盖洛普报告显示，目前民众对拜登的满意程度为约41%。与历任美国总统在中期选举前的支持率相比，目前拜登41%的支持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川普在2018年大选时的支持率相同，当时共和党失去了40个众议院席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2年的支持率为42%，也曾令共和党失去26个席位。 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国会的民众支持率为18%，是自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报告表示，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国会的支持率为21%，民主党失去了63个席位；2018年川普在任时国会的支持率为21%，共和党失去了40个席位。 同时，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美国民众对国内现状的满意度为16%，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报告称，根据已经公布的多州初选结果，民主党很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大冲击”，并重蹈1994年和2010年中期选举的覆辙，当时民主党在选后失去了大量国会席位和国会控制权。 不独盖洛普的民调结论如此，538网站通过分析各种各样的民调结果和使用自己的民调评分系统来评估拜登的支持率，截至美东时间6月24日，拜登的支持率为39.2%，不支持拜登的比例为55.3%。 共和党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躺赢？我的看法是：有2020年选举经验在，不可太过乐观。 2000头骡子：2020大选舞弊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2日开始，在全美250多家影院公映一部纪录片《2000头骡子》（2000 Mules），该影片聚焦2020年大选中摇摆州涉嫌选民欺诈和填塞选票的犯罪行为，由保守派活动家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制作。“骡子”一名的由来，乃因共和党党徽是红色的像，民主党是蓝色的驴子，“骡子”则被用来称呼2020年大选中受雇的中介。影片借助手机信号追踪、数字地理围栏（geofencing），以及缺席选票投票箱的监控录像，显示出成千上万“骡子”受雇非法收集和投递了数十万张缺席选票，使得大选结果发生改变。 《2000头骡子》记录了保守派选举情报组织True the Vote的研究，该组织收集了乔治亚、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得克萨斯等六州有组织的选票贩运的证据。以乔治亚州为例，True the Vote声称，在凌晨12点到5点之间，有242位“骡子”前往投票箱5662次，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内将数十万张非法获得的选票塞到投票箱里。骡子们的雇用者，是一些寄生于民主党旗下的NGO，长年收受民主党的拨款、为民主党干脏活儿维生。其中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和亚利桑那这三州显示的非法选票比拜登的获胜优势还多。以上这是基于True the Vote定义骡子的高标准（至少10次访问了投票箱）。如果将门槛降低到计算访问次数至少5次的人，估计受影响的选票将增加一倍以上。 影片还批评包括美联社、Politifact在内的事实核查机构具有误导性或存在缺陷。 2020年选举，与以往选举不一样，不只是政党轮替，而是关系到美国人是否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特别关心这场大选，因此，有关选举舞弊的一切信息，我基本都看了，2021年亚历桑那州对该州选票的法务审计及其他相关调查报告，我也看了。因此这部《2000 Mule》中的内容，我完全不吃惊，知道这只是再现了冰山一角。 问题在于：现在掌握了行政、国会、司法检察系统的民主党根本不打算放弃2020年使用的选举机器，共和党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制止这种情况。民主党也未打算放弃这种做法，甚至将这一手法用到自家党内初选上来。2022年6月6日，乔治亚州曝出重磅丑闻：在民主党中期选举中，争夺第二区地方官选举的有三个候选人，最后一名叫米歇尔Michelle Long Spears，投票机显示她在自己的选区得票数为0。而她和丈夫二人都投了自己的票，得票数至少应该为2。 米歇尔要求手工点票，手工点票的结果是多得了数千票，从而使她的得票数在三个候选人中从第三跃居第一。 这种投票机，正是2020大选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机。 多米尼机器有问题，但就是不能换 尽管多家民调都表明拜登与民主党今年的选情不妙，但我清楚地知道，只要多米尼机器继续投入使用，民主党未必落败。 多米尼选举机器在选举安全方面的缺陷并非秘密。2020年大选之前，不仅美国选举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早就知道，大选之后宣传Dominion系统是安全的几家主流媒体其实在大选前也曾报道过。 我在《2020大选：高科技资本深度参与的数据政变》（2020年12月）一文中将我在推特上介绍过的事实集中说明：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术评估，建议和案例研究，支持负责规范，评估和选择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共部门IT经理的行业协会）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两篇文章，连标题都极为相似，一篇是《选举安全行为准则：是否太少太迟》；《选举机器安全：是否太少太迟？》，作者是德里克·B·约翰逊（Derek B. Johnson）。这两篇时隔一年的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国选举委员会在关于选举机器安全性的听证会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机器安全标准仅涵盖投票系统的技术方面，未涉及可能对选举产生影响的网络安全。各州与会者指出，联邦选举委员会颁发了《自愿投票系统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没有时间在2020年选举之前针对新标准测试其系统。密歇根大学教授兼选举安全专家亚历克斯·霍尔德曼（Alex Haldeman）在会上指出，更新后的标准“范围相对较弱”，不包括有关选举后审核和安全选举系统其他整体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机供应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规，以作为联邦资助的条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选举委员会再次就选举机器的安全性开会，一些专家警告说，Dominion机器不利于有效的选民核实和选举后的审核程序。对公司的软件和硬件供应链也存在担忧，因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投票系统供应商从中国采购零件和组件。但各州官员表示，在大选之前来不及改正了。 结合美国选举委员会2019年、2020年两次关于机器安全性能听证的结果，结论是：早就发现Dominion的安全有问题，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选民身份与不能事后审计这两点；中国提供部件也是事实。但美国多数州还是无视选举安全专家的警告采用了（据说不少州购买Dominion系统拿了回扣，对乔治亚州长与州务卿就有过这类指控）。 《纽约时报》、CNN在前几年都曾报道过美国选举机器系统出错的问题。远的不说，彭博社2020年1月3日就发表过一篇《美国不会放弃易被入侵的无线投票机器》，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统为重点，指出Dominion系统两个大问题：一是即使短暂连接到互联网，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过系统传播恶意软件；二是地方政府将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访问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系统操作，导致安全隐患。事实上，2020年大选之夜拜登曲线就出现在密西根州。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后门，只要看民主党为此做的法律准备就知道了。 今年是否有可能换掉这种已经被事实证明偷票的投票机？只要看看极度左倾的左派NGO布伦南中心的态度就知道了。2022年3月1日，布伦南中心和验证投票的联合分析“发现”：近年来，对机器投票结果建模分析，发现其中一些“翻转”投票，是因为老化硬件相关的校准错误，触摸屏错误地记录了选民的选择。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病毒视频和机器“窃取选票”的阴谋论。但结论是：更换老化的投票设备将花费数亿美元，各州没有钱做这事。 美国民主一线命脉正悬在现在的多米尼投票机上，但美国朝野的关注点似乎不在这件事上。美国总统拜登此时正忙于在全国推广青少年变性，支持美国女性反对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堕胎权判例的判决，他会特批几亿美元帮助各州更换投票机吗？各州会采用手工点票这种可靠但笨拙的点票方式吗？ （原文链接）
习近平集团最近收紧了对干部亲属经商的新限制。作出这个姿态，是想证明他的共产党顺应民意，坚决反腐败。其实包藏的祸心，被分析家们总结为如下几种。 第一当然还是借反腐败打击政敌。正如老百姓总结出的那样，现在是无官不贪，不贪也当不了官。打谁的腐败，不打谁的腐败，就有了选择的空间。多年来中共的反腐败就是清洗政敌的模式。所以越反越腐败，越反越独裁。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仅仅有利于独裁专制。 第二就是迷惑老百姓，减轻舆论的压力，或者说骗取愚昧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中永远有相对愚昧的部分。由于信息垄断，愚昧的部分被扩大了。披着羊皮的狼可利用的空间也就扩大了，这就是王岐山、习近平玩弄反腐败，刁买人心的空间。看看那些傻乎乎地拥护习近平的愚昧人群，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反腐败迷惑的老百姓。 第三就是威慑所有内部反对的声音，谁不听话就谁腐败。所有当官的屁股都不干净，想抓谁就可以抓谁。于是就造成了独裁专制的必备条件，更无一人是男儿，大家都是乖乖孩儿。在这方面，王岐山是看得最透的人，所以常委只当刀把子常委，不争排名次。可惜城府不够，策略失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让城府很深的习近平捡了洋落。 经过十几年的选择性反腐败，官员们也都看清楚形势了。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人的这一套策略渊远流长。官员们的对策就是：无官不贪是必然躲不过去的坎儿，那就不躲；躲了的就当不了官。但是刀把子还是要躲避，不躲避就不知道哪天要吃牢饭。怎么办？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古人的智慧确实高明。自己一身清，比清官还清。以老婆孩子的名义贪，以经商办企业的名义贪，不就暗度了陈仓了吗？这就必然混淆了正当经商和贪污腐败的界限，成为对官员亲属的不公平待遇。只要你是官员的亲戚朋友，你就在舆论面前丧失了正当经商的平等权利。对别人的不公平，反过来制造了对你自己的不公平。 这种腐败是个新问题吗？不是。自从两千多年前，中国确立了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制度以来，腐败政治就作为伴随物寄生在体制内。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就是腐败伴随社会生长，最终导致灭亡的规律。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个人，无论好人坏人，都在制度造成的大环境中改变着自己。正如大家在历史和戏剧中看到的那样，适应制度的腐败占大多数，清官只是不合时宜的极少数。 习近平既然要坚持专制独裁不动摇，那就只能坚持腐败不动摇。那他为什么又要掀起新的一波反腐败，而且要反到亲戚朋友圈子里呢？一来是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已经深化到官员自身以外的亲戚朋友圈。二来是在关键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必须要降伏那些不听话的暗藏的反对派，保证他违规连任。所以他就顺应形势，把打击的范围，违法地扩大到官员们的亲戚朋友。让那些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反对派，无处躲藏。 老百姓多数很喜欢打击腐败，吃不着肉闻闻味儿也能过瘾。所以老百姓和舆论，很容易被阴谋家们所利用。但是很少人知道，腐败不是一种个人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专制加市场制度就是制造腐败的温床，而且极端排斥清廉。无官不贪是制度的必然。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和官场。因为贪婪是人的本性，必须有合理的制度来约束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对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作出一定的限制。文件要求领导干部每年填报家人经商情况，违反者将被免职。反腐是中共的老生常谈，反腐也越反越腐，这些年揪出来的脏款数量一次一次刷新，大都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提升的官员，中共反腐对于民间来说已是一个笑话。 这次反腐于以住不同的是要求填报，填报上交这是相当厉害的刹手锏，习近平通过上交的表格，就牢牢地把领导干部的生死握在手中。中共领导干部有哪一个没有子女与商有关系的，虽然并不一定是自己直接经商，大量的是通过白手套，但究竟起来白手套也是一样的。谁能真过得去就看对习的态度。这次习近平反腐政治上更加明确，是为了二十大的连任开路。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的“清零”与俄罗斯的政策受到党内阻击，使本来可谓已经稳当的连任出现了危机。党内的矛盾浮出台面，特别是李克强召开全国10万干部大会，不提清零抓生产尤其凸出了问题。李克强窝囊了近十年的总理，在他行将离任之际突然强硬起来，当仁不让地以总理的责职，不买习近平“坚持清零”的账，恢复生产成为强势总理。虽然有着离任前为自己争得名声而一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反习的势力在支持，没有这个势力即使李克强有心也无力。反习的势力一直都是存在的，最近中央发文不许老干部妄议中央，这些老干部应该就是反习势力的后台。但在严密的监视下这股力量很难集结。现在反习势力抓住“清零”与“俄侵乌”两件大事的时机，迅速地集结形成力量，通过李克强恢复生产的名义向习近平施压，让习近平措手不及。 当习近平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不及粉碎反习势力的集结了，那么如何粉碎这个势力呢？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反腐”。反腐是习近平驾轻就熟，屡试不爽清除政治对手的方式。当年习上台稳住地位，最后成为一尊靠的就是反腐，前任的党内大佬，除胡温、江朱以外几乎全部进了秦城，没有进去的人除跪地输诚，保性命以外无路可走。习近平反腐成就了他的地位，也同样成了孤家寡人，除出几个亲信侫臣以外都成了他潜在的政敌，他们熬等了十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不失时机迅速出手形成了队伍，当然这个队伍相当脆弱，难以成为实体与习公开叫板。 习近平祭起了反腐之旗，对反习势力是生死之战，一当站队就没有了退路，虽然他们并不公开站队，但只要不与习一致就是没有敬畏之心，这也是罪不可容，他们不是现在当作贪污份子关进秦城，就是习连任后当作反党分子受处，他们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当然，对习来说同样是生死之战，如果说习近平执政伊始反腐是为了扬马立威，虽血雨腥风，但毕竟是为了立威。而这一次反腐不是立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将反习势力打下去使自己连任的问题，如果不连任，以他清洗党内政敌的残忍与数量之多是很难善终的。因此，这一次反腐必然更加血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不胜则亡的斗争。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月13日，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签发《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宣称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巧合的是，6月15日是习近平生日。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他通电话，表达生日祝贺。两人同为69岁。 外界立即联想到台海局势。习近平此举，似乎是在党内斗争不利的情况下，要对外生事，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用外争来遮掩内斗。那就是，习近平故意向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示威，作势要对台湾动武，或在台海滋事。 就在同一天，中共还有两个动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突然宣称：“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这等于北京首次宣称，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暗示中共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其他国家不得干预。 同日，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飞到瑞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闭门会谈四个半小时，也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共的台海立场，要求美方接受。但沙利文表达美方的一贯立场，并正告北京：不得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在这里，习近平等人暗示，可以效法普京的做法，抄俄罗斯的作业。普京把入侵乌克兰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不说战争，也不承认入侵，进而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宣传，混淆视听。在习近平看来，中共若不能全面攻打台湾，或至少可能采取封锁台湾海峡的动作，到时，就依此《纲要》，谎称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图谋在国内外宣传中，鱼目混珠。 作为回应，同一天，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发表演讲，他指明：（射程达两千公里的）台湾云峰飞弹（导弹），可以打到北京。并暗示已经量产。他奉劝中共：不要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侵台前须三思。游锡堃这番话，又激起中共党媒和党棍如胡锡进等跳脚大骂，趁机升高威胁的调门。 汪文斌提到国际海洋法，本身构成矛盾和反讽。因为，中共虽然签字承认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但中共却用实际行动予以违反和破坏。比如，该法规定，任何国家都有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但中共从来不承认、也不尊重南海周边国家的经济专属区，硬是通过所谓“硬实力”扩张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家门口，宣称那是中国的领海。另外，2016年，国际仲裁法院裁决，在南海争端中，中共全面败诉，其所谓主权主张完全不合法。但北京无视该法院裁决，拒不执行，甚至拒不承认。 再者，中共宣称台海没有国际水域，并劝告美国等国军舰不要穿越台湾海峡，那么，中共如何解释它自己的行为？– 其军舰和舰队经常穿越日本诸岛之间的宫古海峡、甚至还连同俄罗斯舰队一道，联手穿越日本的津轻海峡。双重标准与自相矛盾，处处可见，北京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习近平心下很清楚，他要在台海生事，不仅会引发与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他并无胜算。于是，更可能，针对台海，习近平只是虚张声势，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毕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失败和陷入泥潭，已经让习近平胆寒，在入侵台湾的议题上开始犹豫。此时此刻，党内更多人、更有理由反对他冒险的攻台计划。 习近平一贯对台湾心存野心、在台海高调行事，动辄指使手下人对美国设置“红线”，发声警告、威胁；但每当美国军舰穿越台海，习近平却不敢兑现他的警告和威胁，不免难堪，在党内招议。此事无疑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习近平图谋连任，视为他今年最大的政治。派遣杨洁篪与沙利文闭门会谈，更可能谈到：希望美方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不要派遣军舰穿越台海，让他在党内有个交代。于是，回头来看，习近平突然签发的那份所谓《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极可能，另有目的。且听下文分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在海外，关于中国高层政治未来演变的讨论中，政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了不少。许多人希望习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个猜测就是，会不会发生政变。但是，往往这样的猜测都“刹车”在政变这两个字上，因为究竟中共内部怎样才会发生政变，似乎是个谜。本文就来梳理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的政变。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实有先例；而影响政变成败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就是谁掌管枪。 一、习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变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层权力冲突发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时习近平还未上任。当时，对武警部队有指挥权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动用武警，似有政变企图，但阴谋被内部人举报；胡锦涛调动38军包围了中央政法委的几处办公地点。据中国的媒体事后介绍，当时给38军下达的任务是，“粉碎阴谋分子军事政变”。事后周永康被逮捕下狱，引发了一波周派人马的大抓捕。 武警部队并非是只持有轻武器的警察，而是准军事部队。1995年5月3日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了国发（1995）5号文件，宣布《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武警总部接受公安部的领导和指挥，总队及其以下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 这样，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就变成了以公安部门为第一指挥者，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的组织编制、干部管理、训练等；武警部队的日常任务、规模和编制定额、指挥、经费物资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门决定。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将陆军的14个乙种步兵师划归武警部队序列，编为武警内卫部队机动师，直属武警总部指挥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这个层级，直接指挥武警部队的便是周永康，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调动武警部队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场未遂政变，其之所以发生，是中共的部分军队出现了双重指挥权。这也是习近平上任后改变军队体制、重新抓住军权的原因。习近平随后清洗了军队的主要将领，改变了中共长期以来由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双头体制，取消了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个军委内设总部，把军委各总部的二级部编成16个分管部门，各自直属“军委联合指挥部”。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也撤销了“武警部队”这相对独立的军种。 历史上，中共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军委主席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只通过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这两个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握军队；习近平则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日常运转的职位，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成功政变 中共建政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变，就是抓捕“四人帮”。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为会议上不占多数；但抓了党内高层里对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变成功了。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2010年在《领导文萃》第5期发表的《胡耀邦与华国锋》一文披露，华国锋曾同胡耀邦有两次长谈，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这场政变的起因。华国锋说，“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只有把他们抓起来。” 范硕的《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则写道：当时对军队尚有控制力的叶剑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陈云那里通报意图。陈云反复考虑后，直接与叶剑英面谈，陈云认为，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10届3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而叶永烈的《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让与会人员举手投票，从而实现政治上打倒“四人帮”的目的，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是主张武力解决的，当陈云得知叶剑英的坚定态度后，便明确表示赞同，并且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显然，当时能代表军方意见的叶剑英，是这场政变幕后的主要决策者，而掌控中央警卫大权的汪东兴，则是政变的重要执行者。为什么陈云这个当时中共高层里资格最深的元老，却不能直接参与政变的组织和指挥？道理很简单，他是文官，指挥不了军队。 叶剑英下了决心，华国锋就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政变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够实际掌控军队的军方主要人物，其实是这场政变的关键；反过来，如果叶剑英反对政变，那华国锋和汪东兴就不敢动，否则就面临与军队对抗的危险。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没有军方实际控制者的默许，最高领导人若单纯动用中央警卫局的权力来实施政变，就可能面临内战。 三、首长警卫抓首长 中共高官身边都有警卫，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卫这一关是饶不过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为高层人员提供的警卫制度，恰恰就隐伏着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国家级、副国级高官被随时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是唯一组织过成功的秘密政变的，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愿，继承了中共的最高权力，然后马上就发动了抓捕毛派高层骨干（“四人帮”）的政变。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华国锋去世前，曾谈到过中共高层警卫制度在政变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华国锋的长沙市委秘书长蒋新祺又一次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与蒋谈到30年前抓“四人帮”的经过时，介绍了中共的高层警卫制度：“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这段话曝露了那场政变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长的警卫们并不是无条件听从他们奉命保护的首长所下达的指令；相反，警卫们必须无条件地优先执行他们的上级领导中央警卫局的命令。如果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原来要保护的首长，那警卫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这个首长。 其次，高官警卫们除了奉命保护自己负责的首长之外，也每天要向警卫局报告这首长的行踪；换句话讲，这样的报告制度同时也就是，通过贴身警卫，随时对那些受到保护的高官实行监控，那些高官其实并没有行动自由。 再次，高官们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或京西宾馆这些高层开会的场所，他们的随身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高官们在会场里的命运，其实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们掌握的。所以，如果在这些会场里发动政变，是可能抓捕高层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挥中央警卫局的最高领导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让警卫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中共高层警卫制度的这三个特点说明，中共高层人员的人身安全，其实随时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这些特点迄今未变。 四、“管枪的”和“管纸的”，谁都能政变？ 中共高层如果发生政变，必然是用枪来说话的，根本不会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们事先投票，来决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层的某个人或几个人。如果有抓捕行动，从来是先秘密抓捕，事后开个会，形式上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举手赞成。开会时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员挺身而出反对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 因此，谈到中共高层的政变，就必须搞清楚，谁能够抓谁。这答案既清楚又简单，当然是“管枪的”抓“管纸的”，而不是“管纸的”抓“管枪的”。所谓“管枪的”，就是军权在手的高层成员；所谓“管纸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层成员，他们的权力只不过是在文件上签个同意之类，他手头不但没有枪，而且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他背后。 “管枪的”是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党魁同时有效地掌控了军权，又控制了中央警卫局的指挥权，他就是唯一的“管枪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枪的”高层成员，他们就只有“管纸的”资格，也只有被政变的可能。 中共高层成员中，除了掌握军权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的个人行动、保健和通信联络，随时都处在被监控状态。政治局常委之间的电话被监听，手机不许用，出门有警卫秘书贴身监视。所以，最高领导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层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谁想充当习近平的政敌，习近平一清二楚，随时可以应付。对习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而言，这就是“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自己的背后”。若以为这些高层人员可以互相联系、拜访或者随意通内部电话，那都是瞎猜。 五、习近平四换中央警卫局长 正因为掌控警卫局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会把前任留下的警卫局长换掉。习近平则换得更勤，七年里换了四次，但似乎与防止政变无关。 习近平上任时，中央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长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通过警卫局使用习近平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先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后调走曹清，让他改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接下来，习近平让曹清的副手、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少军接任局长。过了几年，2020年11月，习近平调驻福建漳州的陆军第31集团军91师政委陈登铝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到了2021年7月，再调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撤掉了王少军的职务。但今年1月初，王少军又被习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担任警卫局局长。 习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细地反复安排警卫局长的人选，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 其一，习近平对原来从副局长升上来的警卫局长王少军，总是有点不放心，想换从野战军调过来的军官。野战军的军官一下子调到御林军这个中枢位置，其本人从来不敢想过，所以会感恩戴德，对习近平就言听计从。 其二，虽然这样的野战军军官事先也反复考评过，但他们习惯在基层部队指挥，头脑比较简单，一旦到了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任务非常复杂的中枢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野战军军官会很不适应。 其三，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位一向是从内部拔擢，那样的人对警卫业务比较熟悉；同时，对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挥灵便。然而，调野战军军官来担任警卫局长，警卫局的中层干部会不服气，因此也会暗中掣肘，让新局长指挥不灵。所以，习近平最后还是只好把撤了职的老局长重新找回来，不过，经过这一番撤任和复任，王少军多少会乖巧一些了。 随着最近中共高层的北戴河度假期开始，中共政变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那里。其实，北戴河的警卫制度与北京一样，如何去指望李克强策划和实施政变呢？ 东亚国家当中，倒是有一个政变中刺杀成功、但事后政变失败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韩国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安井洞的特务机关里举办的私宴场合，开枪打死了威权总统朴正熙，死者即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刺杀后，因军方不配合金载圭策划的政变，他被判了绞刑。韩国有一部政治历史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开头三集就是这场政变成而又败的经过。这可以算是了解政变的一个参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10日凌晨，唐山几个流氓混混在一个烧烤店当众猥亵年轻女孩子遭拒后，恼羞成怒将女孩拖出店外拳脚相加、围殴暴打的视频传遍网络，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此视频传播速度和民众对事件的关注度极高，在中共的网管猝不及防之下，相关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散开来，登上了热搜头条。 这样的事情在中共自问自答“中国为什么这么安全”中，超越了审查与管控成为热点，热得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中共暴政不愿看到的，无论是中共中央高官，还是地方基层小吏。如今，人民用中共当年自问自答的题目来质问中共：“中国为什么这么安全？连吃个夜宵都会被流氓猥亵，惨遭当众殴打。”你中共当年准备好的答案肯定用不上了，何不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新答案？！ 到目前为止，事情发生已经十天有余，仍有很多人将此类事情归结于“黑社会猖獗”，此言差矣，谬也。在共产党垄断一切权力与资源的沦陷区，什么事情的发生会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没有关系？!好事情都是共产党“领导有方”，坏事情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得好”，而变成“黑社会猖獗”了？这符合逻辑吗？ 试问，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此这般的领导，黑社会是怎么猖獗起来的？中共赖以生存的爪牙之一 — 公安部门，本身就是专制暴政权力的延伸。没有他们与黑社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甚至直接权力寻租、公然交易，那些流氓混混怎能成为危害一方的恶霸、欺压百姓的地头蛇？！沦陷区内，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哪个不是流氓黑社会的保护伞？！靠着向黑社会、各种会所、妓院……收保护费，为公安局、派出所个人创收。那些打算开办会所或者舞厅的人，事先要与分管该地区的公安商量好了给他们多少干股、怎样分成……，达成协议后才开始装修开业。这些会所会为提供保护的干股股东 — 公安局长或者队长们准备好专门的房间，供其随时享用。 早在二十年前，山东临沂市西城区派出所一个所长的位置，要向市公安局行贿几百万才能拿到，当时还是刘杰当局长。如今，据说交易早已是天价了。不过无论价格怎样暴涨，这样的买卖总是稳赚不赔。记得九十年代，百姓有句顺口溜：“公检法，国地税，三陪女，黑社会”。其中，“三陪女”被归为“新四害”实在是太冤了。 实际上，在中共沦陷区根本没有唐山与佛山之分，也没有杭州与天水之别，只有恶事是否在阴差阳错之下被爆了出来，成为人民关注的热点之分。 反观历史，每当这类恶事发生时，中共总是站在邪恶一边，把当事人严密控制起来，使得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同时删帖封号掩盖真相，通过“喉舌”放出所谓“正在调查处理”的假信息欺骗人民；实际做的却是不断地销毁证据，打压敢于仗义执言者。多年前，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如此，北京的雷洋被“嫖娼”案如此，徐州八孩“铁链女”案如此，正在发生的唐山群殴女子案也不会例外。 此时，与其指望黑社会的保护伞 — 中共公安去打击黑社会，还不如让狼帮你看好羊。因为，狼看羊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而且远没有让黑社会的保护伞打击黑社会那么具有欺骗性。让善良人对邪恶抱有希望的危害性有多大，对有常识的人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有位网友说得好：“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中共沦陷区一切不公与邪恶的根源在于制度，共产专制制度不除，类似于唐山流氓打人事件、徐州“铁链女”事件，以及类似雷洋、曹顺利等人的恶性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些事情就别想得到解决，而只会不断地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生活于中共沦陷区的不同人的身上。 若不从长计议结束共产暴政，不仅是今天中共沦陷区居民，连同其子孙后代也难以幸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