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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近日最令人髮指的事件，是河北唐山五個流氓在食店內欺負女孩子，把她們打成重傷。事後網民起底，有嫌犯照片上衣服袖口有公安標誌，又有消息稱，主犯本就是強姦殺人犯，又身兼運輸公司老闆和居委會主任多重身份。 他們都是當今世道上有權有勢的那一種人，無視法紀，無惡不作。這不是性別歧視的問題，就算當時鄰桌不是女孩子，是中學男生或長者，這些流氓也一樣會去製造事端。他們欺負人本就是無差別的惡作劇，貪圖一時痛快而己。 最新消息是，有嫌犯好得戚地（很得意）自拍視頻，說事情已經搞掂（定）了，雙方協議六十萬擺平事件，是否如此，且看事件後續發展。 中國社會正處在無遠勿屆深不見底的道德淪喪之中。官場有官場腐敗，民間有民間腐敗，官場腐敗在先，民間有樣學樣，上下都以講錢講勢、媚上欺下為時髦。保守良知被視為無能，遵紀守法被視為戇居（愚鈍），而野蠻與暴力凌駕道義的現象，已經普遍到成為生活常態。 有農村老大爺被城管搗毀小攤，水果散落一地，旁觀者不幫老人，反倒去搶拾滿地水果。高速公路上貨車翻側，貨物散了一地，路人也爭相搶奪，不問自取。 上海封城期間，排長隊檢測核酸，有女人因插隊爭吵，兩個女人互揪頭髮，在地上翻滾，氣急敗壞，衣衫不整。兩個女人都穿著時髦，看上去都是中產家庭，為一點小事互毆，完全不顧規矩，不顧禮儀，更不顧體面。 深圳兩國企高管老婆，為爭車位口出狂言，誇耀家中五十輛賓利，似乎有錢者就有理。兩個有錢人互相扭打滿地翻滾。道理講不通就講權勢，權勢講不通就講拳頭，拳頭講不通就講刀子。如今在大陸，割喉成了流行殺人手段，淘寶上販賣護喉神器，證明有市場需求。 近日，所謂的御用經濟學家陳文玲，公然聲稱中共應該武統台灣，把本來「屬於中國人」的台積電搶到手，這是高層次的道德淪喪另一種表現。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搶你的東西天公地道，問題不在於該不該搶，問題只在於如何搶而已。 一個經濟學家，可以如此論證經濟問題，這便是共產黨革命的原教旨主義。中共打地主分田地，搜刮城市資本家的私產，都以革命之名，行打家劫舍之實。在他們心目中，沒有道德規範，沒有人倫傳統，只有私慾和滿足私慾的強盜邏輯。 中國傳統社會，不管江山如何傾圮，底層社會總能保持相當穩定的狀態，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足以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清末朝廷崩解，兩宮被逼遷，中央政權名存實亡，當時各省都由軍閥統治，民間仍保持相當的穩定。因為民間有儒家意識形態打底，上中下各階層，都講基本的道德與倫理，社會底層不至於瓦解。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北京市民出門穿戴整潔，見到熟人互相打躬作揖，禮貌周周，言笑晏晏，所謂亂世，只是上層亂而已，基層並沒有亂。在城市有市民社會，在農村有鄉紳作中流砥柱，社會倫理尚在，人人守住為人的底線，雖處亂世，實際上世道並不亂。 今日最大問題是民風敗壞，不只是官場腐敗，而是社會從上到下，從裡到外，都在這四十年間，把社會主義之惡、資本主義之惡，以至封建主義之惡，集古今中外眾惡之大成，在中國社會泛濫成災。 民間的道德淪喪，比官場的道德淪喪更可怕，官場爛透了，民間不爛，亂世一來，民間有主心骨，很快可以自動療愈，再建一個正氣的官場，雖然不容易，但還有得救。現在官場爛透了，民間也爛，亂世一來，各自求生，互相傷害沒有底線，那就好大鑊（嚴重性）。 亂世求生之道，在百姓只有組織起來互相保護，在有錢有勢的人，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裝才能保護家小。底層百姓一旦聚眾起事，針對的目標必然是有錢有勢者，到那時，誰有武力誰就稱王，而民間失去道德護持，生死禍福，也只有靠暴力了。 一個巨大無匹的亂世橫在我們面前，這一個亂世，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造成前所未有的黃禍。到最壞的時候，中國難民全世界亂走，大陸南北東西動亂不休，那就不知要造成多長久的人間苦難了。 中國大亂，中央政府瓦解，民間自生自滅，香港很難獨善其身，所以我勸大家，都要對未來的亂世有充份的思想準備，不要抱僥倖心理，以免悔之莫及。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期文章《薄熙來的「紅色文化」已經成為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介紹了不久前才被中紀委高調對外宣布「接受審查調查」的前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沈德詠，是截止目前落馬的唯一一個一級大法官。而且，其在任的十九屆中央委員的職務至今仍然還未被宣布解除。 中共大法官制度的最高一層，又分為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首席」自不待言，肯定是只有一個，誰是最高法院的正院長，誰自然就是「首席大法官」。而「大法官」又被細分為一級大法官和二級大法官。正常情況下，整個中共國的法院系統里，在位的一級大法官只有兩個。也就是說，一級大法官的頭銜只賜給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那個常務副院長和同時也掛名最高法院副院長的那個最高軍事法院院長。 至於二級大法官的頭銜，相對來說就沒那麼值錢了。因為除了最高法院的常務副院長和最高軍事法院院長，不但最高法院的其他一大票副院長和紀檢組長什麼的都是二級大法官，與他們的行政級別一樣的副省部級省和直轄市、自治區的高級法院的正院長也都是二級大法官。也就是說，省一級的高法院長和最高法的副院長其實是平級。如此計算下來，陸續退位或者高升的不算，歷年、歷屆在位的二級大法官至少也會有四十多個。比如我們本專欄上期和前一期節目中都詳細介紹過的，在習近平手下居然鹹魚翻生的薄熙來的女副官張軒，就曾經是中共政壇上最年輕的女性二級大法官。 正常情況下，各省、市、自治區的副省副級官員的一線崗位的最高任職年齡是60歲，滿60歲時要麼直接退休（較少），要麼退居二線進入同級人大或者政協將政治生命苟延3至5年。而省級高法的一把手們，也就是二級大法官們的一線任職年齡一般都可以延長到63歲。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曾介紹說：按照慣例，副省部級官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省級公檢法一把手的退休年齡一般是63歲，與紀檢系統副部級領導的退休年齡一致。 舉例來說，副省長崗位上一般不會出現一個年過60歲的老者，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長的崗位上也是如此。但表面上與副省長和省委組織部長同級別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書記，以及省高院（高法或高檢）院長位置上，卻常有60至63歲者在「堅守崗位」。 截止目前，中共政壇上在不斷的「打虎」運動中陸續中箭落馬的二級大法官至少已經有十幾個。最近的一個就是上個月，也就是沈德詠落馬之後被中央紀委和國家監委宣布「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內蒙古高級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中央黨校「大學學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胡毅峰。 這個胡毅峰是個漢姓蒙古人，本是中共政壇上無數的純「黨務工作者」之一。從一個普通工人「轉干」後，其政壇經歷都是基層組織部幹事…..，盟委副書記、書記之類；2003年從盟委書記位置上調任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副書記；在此職務上等待數年，即升任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2011年1月，被評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 此公出生於1954年，和沈德詠同庚，因年齡原因已於2018年被安排退休，時年64歲。當時之所以還在63歲基礎上又超齡服役了一年時間，足以證明在此之前的中紀委和國家監委尚未把他列入黑名單。 眾所周知，自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中共十八大開始，反腐「打虎」的重中之重是從嚴懲處所謂「十八大之後不收手」，也就是當時還把習近平的「令箭」當成「雞毛」的那批人。而從十九大開始，陸續就有一些曾經在一線職務上嚴重犯案，但日後已經離開犯罪崗位退居二線，或者已經「平安降落」的副省部以上級別的「大老虎」們，在古稀之年仍被翻出了「陳年老帳」。特別是胡毅峰所在的內蒙古自治區範圍內，更是有所謂「倒查30年」之說。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胡毅峰當年的頂頭上司、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書記邢雲從十九大召開後的第二年就被「倒查」了整整25年，結果累計出了2.49億元人民幣的總受賄金額；於2019年12月3日，被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院同時宣布，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對邢雲受賄違法所得及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邢雲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而這個邢雲之所以如此「服判」，是因為檢察院的起訴書中寫明了邢雲的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邢雲多次為多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依法應從嚴懲處。鑒於其到案後能夠如實供述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絕大部分犯罪事實；檢舉揭發他人犯罪問題經查證屬實，具有重大立功表現；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的減輕、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從輕處罰……。法院正是採納了同級檢察院的這一認定，這才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邢雲的高達4.49億元人民幣的受賄款只有兩個來源，即「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工程承攬、職務調整晉陞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換取。至於如上檢察院起訴書中所提及的「邢雲多次為多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依法應從嚴懲處」，其中應該也包括了胡毅峰。 按照中紀委人士的說法，「大老虎」們的認定「重大立功表現」的前提，是被他揭發出來的人也是同級別或者比他的級別更高。所以邢云為保住自己的腦袋交代出來的犯罪同夥，至少有一個應該是副省部級（以上）的。這個胡毅峰當年之所以能夠從一個此前沒有半天法制工作經歷的自治區盟委書記突然調任自治區黨委政法委的副書記（正廳局級），與當時的邢雲並無直接關係。 2003年，胡毅峰調任自治區政法委副書記時，邢雲的時任職務是自治區黨委常委兼包頭市委書記。3年後，邢雲從包頭市委書記轉任自治區政法委書記，成了胡毅峰的頂頭上司。日後如果不是邢雲向中央政法委及最高法院的一再推薦，和他邢雲一樣是「法盲」的胡毅峰絕無可能成為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內蒙高院一把手，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 其實，把一個又一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陸續關進監獄，並不是始自習近平登基並開始其「打虎」運動之後。早在習近平於中共十七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與他同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主掌政法的時候，就先後祭出了好幾個省級高法一把手甚至是最高法的副職開鍘。 中共官媒當年的一篇標題為《枕邊風吹翻大法官》的報道文章中介紹說：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吳振漢是中國首批32名「二級大法官」之一，也是知名的「儒雅法官」，曾編著過《股民權利書》、《廉政手冊》等書。他在全國人大會上提出的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複核權的議案，引起了全國強烈關注。執法20多年來，他處事謹慎內斂，在仕途上趟過了許多險灘惡水，最後卻在愛情與親情的私慾圍剿中迷航翻船，並在雙規期間自殺未遂。 2004年6月7日，吳振漢被省紀委「雙規」。妻子李芝在高牆鐵窗內每天痛哭流涕，她在交代材料和審訊筆錄中寫道：「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這個家。我從賢內助到貪內助，都是私慾膨脹和心魔作怪。我的丈夫原本是一個品行正直的好乾部，如果不是我吹枕邊風，他一定會功德圓滿隱退。燒一輩子香臨老吃碗狗肉，我愧對黨的培養、愧對親人、愧對作為一個妻子應有的婦德。」 當時的另外一篇標題為《高院院長競相落馬》的官媒報道文章總結說，作為湖南政法系統被「雙規」的最重量級人物，吳振漢已經是步遼寧高院院長田鳳歧、廣東高院院長麥崇楷後塵，成為落馬的第三名省院院長。 2002年9月，自由亞洲網站曾刊登《原遼寧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歧受賄被法辦》一文。次年5月，此官被認定收受賄賂金額高達500多萬元而被判無期徒刑。同年，夥同其子共同受賄金額上了千萬的廣東省委政法委副書記，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委員麥崇楷卻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有消息說，此人幾年前即已經出獄，並秘密移民香港了。 當時的一篇標題為《他是「廣東法院第一貪」，55歲副省級，生活糜爛，受賄百萬判15年》的官網報道文章中說：麥崇楷2002年3月落馬，是新中國成立後廣東省首個被查的最高級法官。 之所以說是「廣東省首個」，也許是因為在他之後，至少還有一個被重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是來自廣東。不過出身廣東法院系統，犯案地點也是在廣東的黃松有在廣東法院系統的最高職務不過是湛江中院院長；而他被捕時的職務，已經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這個黃松有也是在周永康時代落馬的二級大法官之一，2008年10月被宣布「雙規「並撤消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2010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其當時的辯護律師之一龍宗智，是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學的時任校長。 周永康本人也倒台之後，因此而牢牢坐穩了總書記寶座的習近平繼續完成著周永康的未競事業，時不時抓出一個二級大法官示眾。最著名的，當然是時任最高法副院長奚曉明。 當時的一篇標題為《二級大法官落馬會產生何種震蕩？》的官媒報道文章說：十八大以來，已經有一百多隻老虎落馬。再勁爆的都見識過了，奚曉明只是一名二級大法官，又有什麼特別之處？首先，他是十八大以來司法系統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反腐風暴雖然早就波及了幾乎所有領域，但法院和檢察院卻如同風暴眼一般，保持著異樣的寧靜。奚曉明的出場打破了這片寧靜，很難料想接下來會有怎樣的蝴蝶效應。其次，奚曉明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大法官。據法律界人士表示，他的學術造詣和專業素養很高，商事業務的審判功底深厚。正因如此，最高法宣布成立民法典編篡工作研究小組時，奚曉明擔任了組長。別把組長不當幹部，民法典在共和國立法史上何等重要？他能夠出任這個組長，足以顯示出法律界對他的信任。 2015年7月1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消息指奚曉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奚曉明的妻子，同在最高法擔任庭長的吳建偉及他們的兒子奚眾也被帶走調查。辦案部門在其兒子家中抄出三億現金。 2017年2月16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奚曉明犯受賄罪，直接或間接接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14596934億元，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奚曉明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會上訴，以此換取「組織上」對其妻、子的從輕發落。 後續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5月中旬開始，隨著俄烏戰爭話題日漸淡出，中國話題又開始回歸西方媒體關注熱點範圍內。這次最先回來的是中美經貿關係中的關稅話題，以及美國發展風能、太陽能是否「給中國送禮物」的問題。 主張中美關係緩和的跡象一直存在 中美關係中，主導一方無疑是美國，中國更多的是以不變應萬變。因此，美國方面是時松時緊，就是我說的「陰天版」（戰略對手或潛在敵人）與「晴天版」（合作夥伴）來回交替；而中方則抱定宗旨：不主動出擊，於中方有利的美國外交政策就歡迎，不利的就反對。也因此，在中美關係中，我更多關注美方的變化。 美方對中國的態度一直留有餘地，這點即使在俄烏戰爭期間也是如此。3月份是西方輿論一致譴責中國不與美歐站在一條戰線上的關係緊張時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拜習通話前公開表示，「如果中國採取任何行動支持俄羅斯的侵略，中國將為此付出代價。」但在通話後美國主動降低聲調，先是聲明沒有證據表明中國給俄羅斯軍事援助，繼而由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3月25日CNBC採訪節目表示，因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而制裁中國「在這個時候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適的」。 因拜登團隊多數成員在奧巴馬任期結束後離開政府，在核心智庫從事國家安全、亞洲戰略等領域的研究，經常聯名發表文章，因此拜登內閣成員的對華政策主張，中國智庫人士曾做過深度研究。在拜登就職典禮第二天（2021年1月21日），中國智庫人士聯名發表了《拜登及新內閣對華思想全景圖：中美經貿關係走向何方》，其基本判斷是：拜登核心內閣成員對華態度基本一致，強調自由、規則與競爭，不冷戰、不脫鉤。但在具體做法上有區別，比如國務卿布林肯主張對華採取預防性外交政策與威懾，但不贊成中美脫鉤，認為兩國存在合作空間。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與印太協調員坎貝爾和拉特納經常聯名發表文章，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中美接觸的時代已過，要以更冷靜的頭腦，在一系列的問題上使用更強硬的手段」。 如果從預見性判斷來看，中方對拜登政府班子的對華外交的思想主張研究較透徹。也因此，這一年半以來，無論美方對華外交波瀾迭起，北京甚少變化，最激烈之時不過是讓戰狼出陣，但原則上從未有過大的改變。 關稅豁免：中國在等待美國自撤藩籬 6月7日，美國財長耶倫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作證，主要提出兩點：一是要爭取將高達8%的通脹率降下來（剛公布5月份的通脹率是8.6%，1981年以來最高）。耶倫稱，為了應對通脹威脅，美聯儲正設法抑制需求。她說，拜登政府在國會的幾個優先事項可能有助於緩解通脹，其中包括降低處方葯價格、激勵清潔能源生產以及支持半導體製造業（上三類產品都與中國製造有關聯）。因此，她主張全面免除中國關稅。二、她表達美國要堅定不移地走綠色能源道路：「從中期來看，關鍵是我們變得更加依賴不受地緣政治影響的風和太陽。」 耶倫這番說話當然不是即興發揮，總統拜登想免除中國關稅並非近日的想法，已經公開表達過多次。在40年來最高點通貨膨脹逼迫下，美國政府寄望於調降中國進口商品關稅以擺脫危機，但財政部長耶倫和貿易代表戴琪立場分歧：耶倫早在3月就多次表示，部分關稅並不符合美國經濟利益，也讓消費者受損，削減中國商品關稅對降低美國通脹具理想效果。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結果稱，降低中國關稅可將通貨膨脹率降低1.3個百分點，這讓耶倫的說法有了理論支持。但戴琪卻公開質疑耶倫的結論是「介於虛構或有趣學術活動之間的東西」，她呼籲從戰略角度看待關稅，認為有必要將處理中國關稅視為對華整體貿易戰略的一環，並採取更具戰略性作法，過早行動會讓美國失去與中國談判的籌碼。 鑒於對華關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白宮不可能長期處於戰略搖擺狀態，估計很快就會有結果。北京今年的大事是二十大，對中美關係改善也不太著急。中國日前發布的2022年4月貿易統計（美元計價）顯示，出口額為736億美元，同比增長3.9％，增幅為2020年6月以來的低點。進口額與3月一樣，和2021年3月基本持平。北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指責中國清零對國際供應鏈中斷負有不可推卸之責， 乾脆坐等美國政府在免除關稅問題上統一思想後自撤藩籬。 美國發展風能太陽能，「東南亞」是最大供貨商 在耶倫於參議院作證時談美國發展風能、太陽能的前一天（6月6日），白宮正式聲明：美國將對從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採購的太陽能組件給予24個月的關稅豁免。白宮表示，美國允許在公共土地上部署更多清潔能源項目，並向城市和農村地區推廣；將通過高薪工作支持太陽能勞動力市場的多元化；為盟國建立有彈性的清潔能源製造供應鏈；另外還在波多黎各投資推進數十個太陽能項目。在當天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就此發問「這不是給中國的禮物嗎？」白宮發言人對此斷然否認。 那麼，記者難道是無的放矢？當然不是。自從西方國家主張發展綠能之後，在全球氣候談判中，到底需要多少資金是一個關鍵問題。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的最新估計，要實現《巴黎協定》中將氣溫升幅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的目標，從現在起到2050年得花費131萬億美元。這高於全球2021年85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也比之前預計的98萬億美元高得多。儘管中國自身將實現零碳排放的日期推遲到遙遠的未來，比如在COP26大會上，中國承諾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但中國早從西方發展綠能當中看到了巨大商機，近15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發展綠能設備產業。2020年，在全球前十大風電整機製造商中，中國企業佔有其中七個席次。2021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製造的「光伏面板」約佔全球市場份額的70%，而且按市場份額排名前三的太陽能電池板品牌都是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天合光能、SunPower、中國英利）。 正因中國在風電設備及太陽能光伏面板方面的巨大生產能力，且具備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將太陽能產業轉移到東南亞」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近年來，美國安裝的太陽能組件絕大多從東南亞進口，2020年來自東南亞的組件約佔進口組件的3/4。 基於以上事實，美國結束對華戰略搖擺期只是時間早晚問題。戴琪女士稱耶倫女士的建議是「介於虛構或有趣學術活動之間的東西」半對半錯：世界綠能產業設備中國佔大頭這是事實，免除關稅能降低美國通脹確實是願望（虛構）。談到學術活動更是有趣，對惡性通脹和經濟史有專門研究的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5日在彭博社發表題為《撣掉「緩和政策」的歷史灰塵，和中國開展接觸》（Dust Off That Dirty Word Detente and Engage With China）一文，中心觀點就是美國需要緩和與中國的關係。耶倫從政前是學者（當然偏左），弗格森此文她肯定關注且有共鳴。
六四屠城33周年紀念日，中國大陸不允許有任何公開的紀念活動，堅持了30年的香港維園燭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繼續為自由而戰的華人，仍然舉辦規模不等的集會、遊行及燭光晚會，緬懷六四英烈、繼續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 人類的歷史，由人類選擇構成。33年前，覺醒的部分中國人，與其他共產主義黨國覺醒的人群一樣，選擇與共產暴政抗爭，選擇與共產暴政強加給他們的命運抗爭，紛紛通過語言文字和街頭運動表達他們對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嚮往和訴求。 覺醒人群的這種勇毅行動，對掌權的極權主義者們帶來挑戰，也給他們提供選擇的機會。當年中共黨國的極權主義者們本可以與蘇聯東歐的同類一樣，順應歷史潮流，順應人心民意，改邪歸正而轉變為擁抱普世價值的正常人，放棄專政特權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當時中共體制之內確實也有一大批有識之士朝著這個方向突飛猛進，包括黨國上層的趙紫陽、鮑彤、李銳、李昌、朱厚澤、胡績偉、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鄧小平、陳雲等人為首的中共頑固派卻選擇與人民為敵，與歷史潮流為敵，繼續充當為非作歹的惡魔。他們調動全國十分之一的野戰部隊，用坦克和機槍野蠻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民眾，繼而全面清洗體制內外參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運動的志士仁人，將波瀾壯闊的89民運扼殺與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當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於無知和貪婪，做出了與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選擇。他們對中共政權進行的口頭譴責和三心兩意的制裁，實際上只堅持了兩三年。在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他們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戰的結束，以便全面推進唯利是圖、毫無原則的經濟全球化，無視共產暴政在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寮國等5國的繼續存在，無視共產暴政和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世界觀和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根本衝突繼續存在。這些根本衝突，正是冷戰的本質特徵，因而冷戰實際上從未結束，只是民主世界無意正面迎戰而已。 20世紀70年代開啟去極權化、80年代已步入後極權主義軌道的中國黨國，在血腥鎮壓89民運之後，意外地獲得新的機會，得以寄生於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吸血維生，正像惡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瘋狂生長的宿主。中共黨國不僅得到了巨大的貿易機會和市場，而且得到了滾滾而來的資金和技術。作為後極權主義黨國，中共在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開放了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的部分空間，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中共對政權的全面壟斷、堅持黨的政治控制和極權專政機制，從而使中共黨國成為可以不計人文和環境成本發展經濟、最大限度攫取利潤的全球投資窪地。 共產黨國和資本主義雜交，生成了中共黨國資本主義這一怪物。這一雜交而成的制度因為更貪更狠、更黑更惡，以人權、環境和人間基本道德為代價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也為國際資本提供高額利潤。中共黨國正是憑藉野蠻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找回了」自信」，甚至於無恥至極地到處炫耀血腥的、以專制暴政為基礎的」中國經濟模式」，不斷挑戰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對立面，覺醒的中國人仍然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的中國而戰。而且，這支反對中共暴政的隊伍，因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壯大。這些新冤民來自各個階層，人數有兩三億之眾，包括被黨國以不同方式侵權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輪功信眾、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嚴厲打壓的藏人和維吾爾人、被強制拆遷戶、被無理開除的職工、被欺壓的農民和農民工、被愚弄的退伍軍人、被欺騙的金融難民、被迫害的維權律師及各類維權人士，等等。在經濟增長中改善了經濟狀況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還有很多人因為權利意識和憲政觀念的生長而與中共黨國離心離德、漸行漸遠。即便是在中共上層，在不同程度上認同個體自主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派，與那些仍舊集主子與奴才與一身、人格嚴重分裂、視黨權高於人權的極權派，也已經同床異夢、各自東西。在自由民主訴求的推動下，中國社會像東歐原共產國家那樣從後極權國家轉型到民主國家的大趨勢並未改變。 六四屠城33年之後，中國歷史又到了新的拐點。中共政權所炫耀的」中國經濟模式」，已經百病纏身、難以為繼。幾十年竭澤而漁的野蠻掠奪，帶來的是綜合性衰敗， 具體表徵是資源枯竭、環境崩潰、貧富懸殊、債務危機、金融泡沫、房地產泡沫、資本利潤率下降、大規模破產、大規模失業、投資邊際效益在諸多行業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亞通過針對中共統戰的《外國影響透明方案》，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對手，標誌著民主世界終於從 「合作共贏」的迷夢中覺醒，決心放棄綏靖政策而正面反擊中共黨國的挑戰。2021年12月」國際人權日」前後，美國政府主辦全球民主峰會，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應邀參加，也標誌著抗拒專制暴政的國際民主同盟初具雛形。 毋庸諱言，民主世界的這種新選擇步履維艱。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任之時，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對峙的新國際格局中，必須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做出明確抉擇，必須對中國人民和中共政權做出明確區分，必須下定決心改變中共政權。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俄烏戰爭的檔口沒有訪問烏克蘭而是造訪韓國與日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在俄烏戰爭的檔口仍然將中國而不是俄國視為最大威脅，足以表明美國執政當局對中共黨國這個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認知。但是，他們一再表示美國無意打冷戰、無意改變中共政權，又表明他們仍然缺乏像彭佩奧等人那樣的決戰意志與切實可行的因應之道。 關鍵還是在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習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黨政領導職務兩屆任期的慣例和明文規定，確立他的第三屆任期，甚至於恢復黨魁終身制，天怒人怨。這無疑是中國朝野上下聯手倒習、改變中國的契機。 中共建政73年，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壞事做絕；鄧小平是中興之主，行韜晦之計為中共續命；胡耀邦、趙紫陽在有意無意之間要將中國推上憲政民主的轉型之道，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扼殺；此後靠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和胡錦濤的」不折騰」苟延殘喘。在胡溫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以」維權運動」的方式重現中華大地，而且藉助互聯網形成大象無形的協調系統和動員機制，與中共的」維穩」體制儼然對峙，此消彼長而逼近轉型門檻。胡溫的繼任者如能審時度勢、順水推舟，朝野互動跨越轉型之坎，只是舉手之勞。中國國運是如此不濟，繼任者居然是無知、無能、無恥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不惜一切代價延續黨國江山和專制暴政的新魔鬼。 習近平登台以來，一直倒行逆施、摧殘中國公民社會和健康力量，使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極權社會倒退。但是，習近平無法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我一再強調，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終究心勞日拙、內外交困，無法將中共黨國傳給紅三代，無法改變中共黨國二世而亡的命運。習近平登基以來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極權主義者在窮途末路的垂死掙扎。 在中共政權崩潰、劇變到來之時，整個社會將急劇分化組合，以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和普世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組織體系將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或」蘇東波」之後的原共產國家一樣。屆時將會有成千上萬的賢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蕩和內外互動中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和社會重建，也開闢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紀元。
中共二十大政治大戲預料今秋上演，重中之重就是習近平的連任問題。最近海外網上議論較多的是習近平是否能成功連任，其中反習聲音較高。除了看起來有些八卦的元老逼宮、習體面下台、李克強上位之類炒作，近日研究中共文件發現，一個來自中共黑幫幫規系列的埋伏，似確能成為習「完全連任」的障礙。 中共幫規埋伏總書記限「兩任期」 二十大有好戲看？ 6月1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發推貼圖說：「我剛剛上網查了資料。《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於2006年起頒布實施，沒有做過修訂，這個規定至今有效。因為篇幅受限，我未能全文轉推。有興趣者可以自行上網搜索。」 筆者查了一下，《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下簡稱「暫行規定」）由新華社於2006年8月6日「受權發布」。但在《中央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彙編》中，顯示有關規定於2006年6月10日施行。這個文件目前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國政府網均能查到，至遲在2018年仍獲地方網站轉引，官方並未有廢止的通報。 「暫行規定」第一條說明出台規定目的是「為了規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和任期管理工作」。制訂依據包括中共憲法和中共黨章等。 第二條說明「本規定適用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正職領導成員」，等等。也就是說適用於中共中央層級，包括中共總書記。 第六條說明，「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也就是說，按此規定，中共總書記一職，並非像一般人認為的，沒有連任限制，而只能任兩屆。 第七條，「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累計達到15年的，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第二條所列範圍內的同一層次領導職務。根據幹部個人情況和工作需要對其工作予以適當安排。」 這裡所說的同一層次任職15年，就是說中央的正職領導（正國級）的不同崗位，擔任兩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還可以擔任一屆（五年）的正國級的其他職位。 再查下中共最大的幫規——黨章。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24日）修訂的最新黨章中，第三十八條寫著：「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繼續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離休。」 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是在1980年代鄧小平實際掌權時敲定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被寫進中共黨章。後來的修訂就一直沒有動這一條。 中共黨章沒有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相關職務可以連任多少屆，但至少是不保護終身制的，只是力度較弱，彈性大。但並未廢止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明確說明中共總書記只能擔任兩屆，這一點顯得分外扎眼。 筆者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江蘇民進網（民進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共治下的所謂民主黨派之一），2017年11月6日，發表一個民進淮安直屬二支部的「關於《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任期修改的建議」，聲稱：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屆滿也就是69歲，建議將「暫行規定」第六條修改為「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除外」。 一個「民主黨派」公然關心中共總書記的得失，拍馬屁太響，實在讓「民主」二字蒙羞。當然，這是題外話了。從這個建議可見，體制內的習粉，早已注意到總書記只能擔任兩屆這個問題，並提出異議，但這個建議最後有沒有得到回復不清楚。 由此也可以想像，圍繞習近平連任的實質障礙，早在中共十九大後就一直在黨內或體制內議論，一直拖到現在，到中共二十大，或有好戲看。 謀連任成跛腳行動 「三位一體」模式破功？ 再來看看被視為習近平為第三任期甚至終身掌權鋪路的修憲，即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當中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連任限制，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中共歷來黨大於法，憲法在中共的幫規面前顯然還是處於弱勢，且憲法管的是國家主席任期，無法處理中共黨內問題，也就是說習近平修憲還壓不住中共幫規對他連任總書記的阻礙。 但中共還有個所謂黨政軍最高領導人職務「三位一體」的說法。 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時報》2018年2月26日曾發表社論，為當時即將修憲破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吹風，稱中共「最近20幾年形成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它被實踐證明健全、有效。」文章說，修憲舉動不代表恢復國家主席終身制，而是為了確保國家領導人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 我們來分析下，這個「三位一體」當中，國家主席任期已修憲破限，中央軍委主席是本來沒有任期限制，但中共總書記，按前述「暫行規定」幫規，其實是有限制的，只能任十年。 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習近平死力謀求的連任，可能是跛腳行動，最後無法達成官方吹捧的「三位一體」模式。 交出總書記 習或「雙位一體」掌實權 看來習的智囊也不可能不清楚，總書記任期是有兩屆之限的。故此有關中共二十大權力的內鬥，可能是另一種局面，鬥爭的結果，決定著中共領導格局，可能是另一模式：交出總書記，但習照樣掌控局面。 首先，習近平要保證軍權，只要還是軍委主席，他就握緊槍杆子。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近年採取柔性治軍，在軍中給足福利、淡化反腐，目的就是押寶軍隊保二十大「連任」。黨內反習派要奪權，如果無法在軍中奪權，或另建武裝搞政變，根本翻不了天。 第二是保證擔任已破除連任限制的國家主席，也就是他還是國家元首，以保證對內對外的權威，這已經透過修憲解決，有人反對也乏力。 第三是中共總書記這一職，習重點要將其變得可有可無。中共總書記最初設計時僅負責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職務，一旦習近平屆時連任總書記遇阻，可能會爭取將其還原成虛職。即便總書記仍作為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也只是找一個像胡耀邦、趙紫陽一樣的人物，不聽話的話也隨時會被掌控實權的太上皇搞掉。 如此一來，所謂李克強上位之說，也並非完全笑話，因為按前述「暫行規定」的第七條，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可以累計達到15年，才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李克強按規定仍然可以擔任總書記或人大委員長之類正國級職位。 但是強勢的習近平只會讓歷來弱勢的李克強繼續當背鍋俠（背黑鍋），事關中共的內政外交早已一團糟，特別是面對千瘡百孔的經濟。或者不是李克強，而是更年輕的李強、陳敏爾、胡春華之流來當總書記，也一律只有背鍋的份。 早前不斷有人說習近平可能會重新設立、擔任1982年廢掉的中共中央黨主席職務，以取代總書記職務。但筆者認為習派可能想這樣做，但動作太大，且未必能成功。下月底的北戴河會議就會爭吵出結果，如果習需要妥協，最大的妥協，很可能就是不設黨主席，交出經過虛化的總書記，習以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雙位一體」握實權。 軍國雙位一體 習攻台野心膨脹 如果前邊分析變成事實，因為習不止是中央軍委主席，還是檯面上的國家主席。在軍權的支撐下，其連任的國家主席，會從歷來的虛職，變成實權職務。在軍、國「雙位一體」掌權模式之下，習近平實權超越鄧小平，遠非所謂的垂簾聽政。 國家主席這個職務正是行使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的權力。不排除習近平進攻台灣的野心，會進一步蠢蠢欲動，其打著民族復興幌子的共產極權軍國主義全球擴張計畫，在中共二十大後，會正式擺上日程。 但習近平如果這樣做，將同時面臨兩種危機。一方面是中共內部暫時妥協的反習勢力會抓住機會，直接威脅習本人；另一方面是因為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普世價值之光護台，在聯軍合力和各國制裁之下，中共無視天理人心的戰爭妄行，也會將其政權送進墳場。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過去30餘年裡——正如普林斯頓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在他新近出版的力作《誤讀中國》(Getting China Wrong)一書中所作的有力論證：以美國為首的經合組織為與中國接觸而竭盡全力。人們期待著：如果中國被允許加入自由國際秩序和世界貿易組織，就將在經濟上繁榮、在政治上走向開放。 中國的確繁榮了，但並沒有開放。接觸並未奏效。習近平現在主導的中國，公開敵視自由貿易和自由政治治理的核心原則。它甚至推翻了鄧小平推行的溫和政治改革；它甚至壓制改革開放時期的試探性法治實驗；它公然謀求霸權，其野心在整個（亞太）地區都不受歡迎。我們遠非孤立無援。 范亞倫總結說，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並聯合起來，遏制習的狂妄自大和他所領導政權的反自由主義。我們不能 “沉浸在唯我主義和自我懷疑中”，他說。 在即將離任的聯邦政府領導下，以及上周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上，有初步跡象表明這種改變正在發生。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無疑問的是，這個國家的一些人仍然抱有奇怪的想法，認為是我們造成了與北京的關係問題，我們應該把頭縮回來。 5月26日，15名澳大利亞學者在總理內閣部前主管約翰•梅納杜(John Menadue)設立的政策討論網站Pearls and Irritations上發表了一封寫給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和新任外交部長黃英賢的公開信。信中委婉表示，政府換屆「為近期澳中糟糕的外交關係提供了一個熔斷重來的機會」。 所有的簽名者都與中國有著這樣那樣的關係。這封信同時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新聞機構，新華社上以英文發表。 看起來，這些學者比即將卸任的聯邦政府的部長們有著更好的與北京溝通的渠道。過去兩年里，這些部長甚至連北京打來的電話都接不到，更不用說在新華社上發表一封公開信了。 他們「承認新政府很可能會避免前任那種過於激進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少一些公開攻擊可能會更奏效：國際性的接觸應該取代戰爭語言。」 難道他們沒有注意到北京的言辭嗎？難道他們認為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對其鄰國的行為都僅僅是 “接觸”？他們是哪根筋搭錯了？ 這封公開信的最後一段聽起來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大國和未來的全球大國，其發展必然是顛覆性的。我們需要的是雙向溝通，而不是『傳聲筒外交』，這樣才能儘可能有效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特別是，一項既考慮外交和經濟利益、又考慮大國戰略關切的中國政策，可以很好地、更持久地確保澳大利亞的國家和經濟安全。在意識到未來巨大困難的同時，我們敦促（政府）在對待中國的方式上做出調整。」 誰會對這樣的措辭有異議呢？這就如同讚美母愛和蘋果派那樣正確。 讓我們明確一點：我們和整個經合組織，在過去三到四十年里的每時每刻，都在尋求做到這些學者現在敦促我們做的事情。 過去十年間，人們觀念的巨大轉變並非由於斯科特•莫里森或彼得•達頓的一些盲目的過激言論，而是出於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全然客觀的原因。這些有著溫和關切的好心學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同澳大利亞一樣，美國、韓國、瑞典、西班牙、法國、加拿大、義大利、日本、德國、荷蘭、英國以及最近的紐西蘭對中國的信任和尊重全都在習近賓士下急劇下降。認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或承擔風險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現實是，廣義上的西方（包括亞洲的民主國家）在中國的開放上做了賭注，它們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是要顛覆自由秩序，它對香港的所作所為就證明了這點。現在是時候對付它、掀開它的偽裝了。正如范亞倫所說，中國共產黨 「只想避免與西方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公開對抗；更準確地說，它只想阻止美國及其夥伴以意識形態為由與之進行強有力的、明確的接觸」。 但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做的，而且是長期要做的。傳聲筒外交？隨你怎麼說。學者同志：遊戲已經開始了，而我們必須贏。當然，這需要我們集中所有的靈敏、韌性、耐心和戰略技巧。有跡象表明，阿爾巴尼斯和黃英賢都明白這一點。 保羅•蒙克 (Paul Monk)曾在1990年代中期擔任美國國防情報局的中國事務主管。他著有《寂靜地帶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國》（From the Silent Zone: Rethinking China）(2005)、《西方概論》（The West in a Nutshell）(2009)、《獨裁者與危險觀念》（Dictators and Dangerous Ideas）(2018)等著作。 （看傳媒/宋紫昭翻譯）
六四33周年，馬英九照例發出一篇紀念文，除了再次批評台灣處於「不自由的民主」外，也用了一整段的篇幅盛讚鼓勵習近平，馬英九表示： 「去年10月，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時談到了民主，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我認為這是有助於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如能真誠面對、平反六四這個歷史創傷，不但在國際上能有非常正面的形象，兩岸也不會越走越遠。」 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前總統，選在六四這一天嘉許期勉習近平，這內容實在太令人震驚，就連許多曾經支持「馬英九路線」的人恐怕都難以接受。雖然還是有人指稱：馬英九沒有肯定中國民主，馬只是引用習近平的話，希望習能夠「真誠面對」民主的挑戰，其實是一種「祈使句」云云⋯⋯ 即使試圖以如此寬容的角度解讀馬英九今年的六四發言，同樣充滿謬誤： 一、中國共產黨的確也講「民主」，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規定，這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是結合了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這其中，中國共產黨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產黨以專制的方法來對待敵對勢力，是用以維持所謂的「人民民主政權」。 在這樣的語境里，如果你屬於「人民」，那麼這裡就是民主國家；如果你不屬於「人民」，那麼這裡就是專政國家。至於誰是人民的敵人、專政的對象？當然全由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來解釋；但既然一切要「聽黨話、跟黨走」，又何來「人民當家作主」。 二、習近平去年10月的人大工作會議里提到「民主」，他當時說法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原則，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有效保證國家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 所以，必須以「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斯主義」為前提，才有馬英九所提的「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此民主根本非彼民主，習近平所謂「國家權力屬於人民」，毫無疑問只是共產黨專政下的民主。 三、無視數百年的西方民主思潮經驗，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去年12月發表了《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忝不知恥地把習近平在人大工作會的談話加以引申，宣稱中國是「全過程民主」，還褒揚這是一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 在這篇數萬字的白皮書里，不斷強調「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其實是用以對抗美國同時舉行的「民主峰會」，阻擋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民主價值的圍堵」。馬英九選用這段話的同時，也就代表他已經站在西方民主人權價值的對立面。 身為中華民國的前總統，如果對中國共產黨這套指鹿為馬、虛妄錯置的「假民主，真獨裁」手法毫無警惕，那就是愚蠢；如果對這一切瞭然於胸，卻援引這種不知所云的「民主」概念，干為共產黨對抗西方民主人權價值的馬前卒，那就是惡劣。所以，馬英九是愚蠢？或是惡劣？甚或是兩者皆具？就由讀者自己判斷了。 六四33周年前夕，中國駐港公署向多個駐港外國領事館提醒，不要就「六四」事件表態。當天的香港銅鑼灣與維園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宣稱若有人來到現場悼念，可能觸犯非法集會罪。港人即使只在社群媒體發文提醒「勿忘六四」，都可能依煽動國家政權罪遭訴。東方明珠被摧殘至此，但這位曾屢屢以呼籲中共「面對六四傷痛」沽名釣譽的台灣前總統，卻宣稱習近平正走在「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期許這荒誕不經的「中國式的民主」，這不但在褻瀆33年前六四的死難者，更是在受壓迫的香港人、維吾爾族人的傷口上灑鹽。 馬英九這番話代表他當年選舉對台灣人的承諾全是一場騙局，曾經兩度選出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是台灣民主的不幸。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二十四年前，我已斷定李克強庸碌無能。 最近，「習下李上」的傳言甚囂塵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雞血一樣興奮，彷彿一旦李克強取代習近平，中國的天就亮了。 然而，當李克強還是封疆大吏時，我就已斷定，他連當一個縣官的能力都不具備。李克強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併當上總理，並非像當年主政四川的趙紫陽那樣有經濟改革的政績、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的呼聲，恰恰相反，在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淪為「優敗劣勝」，平庸成為入常的門票。 一九九八年，年僅四十三歲的李克強成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如果說西安是中國的廢都，河南便是中國的「廢省」，文明最古老，現實最慘烈，僅愛滋病的泛濫就觸目驚心——二○○五年河南省愛滋病死亡人數高達全國的五成五！李克強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遏制這一人禍，繼續打壓醫學界和媒體，隱瞞愛滋病災情。被譽為中國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潔醫生因揭露河南愛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嚴酷打壓。河南地方當局歪曲真相，聲稱愛滋病泛濫是因為賣淫嫖娼，高耀潔卻指出：「現代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窮人瀕臨死亡邊緣，事實上，絕大多數愛滋病患者是通過賣血或輸血感染了愛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蹤、竊聽和訴訟等手法打擊這位說真話的老人，甚至還株連九族：高耀潔的女兒郭炎光，因為母親的「防愛」事業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關係也受到嚴重影響。李克強在任期間，河南接連發生焦作、洛陽大火，燒死三百餘人；兩次煤礦大爆炸，遇難一百八十人。李克強的管治能力受到廣泛質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騰之下，李克強調離河南，出任遼寧省委書記。在其任上，作為東北工業大省的遼寧經濟急劇衰敗。二○○七年，李克強入常前幾個月，遼寧省鐵嶺清河特殊鋼廠廠房內二十七噸一千五百攝氏度的鋼水瞬間傾翻，當場造成三十二人喪生、六人重傷，成為一九四九以來中國鋼廠最重大的生產事故。極為恐怖和慘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卻的鋼里，凝固成一塊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鐵餅子，已無法辨認出完整的屍體，只能勉強發現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帶、手機套等。事故發生後，廠區全面戒嚴，對外封鎖消息，不準死難者家屬接受媒體訪問。事後，李克強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而直升為常委。我當時就撰文抨擊李克強及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李克強與習近平一樣，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獲得破格提升。這充分表明，共產極權體制早已喪失了生機和活力。 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在《論獨裁》一文中早已發現這一秘密。他寫道：「政黨政綱的單調沉悶及其領導人那種乏味而無甚可觀的外表吸引了群眾，他們把它視為他們自己的反映。在人口過剩的時代，惡（以及善）變得與其對象一樣地平庸。要變成獨裁者，最好是變得沉悶。而他們人沉悶，生活也沉悶。他們唯一的獎賞是在往上爬時獲得的：看著對手被超過、推開、降級。」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瑪魅力的官僚：「這些乏味、灰沉、無特徵的面孔仍有某種使人難以釋懷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跟誰都一樣，這使他們給人一種幾乎是地下的感覺；他們像草葉一樣彼此雷同。那視覺上的沉贅為『人民政府』的原則提供了某種額外的深度：由誰也不是的人的統治。不過，由誰也不是的人統治是一種遠遠更為無所不知的獨裁，因為誰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個人。」 今天，難道因為習近平「更壞」，就要擁抱「次壞」的李克強，將其視為撥亂反正的大救星嗎？ 有多少中國人，都自詡為「中南海的聽床師」？ 在絕望與黑暗中的中國人，剩下的最後一種娛樂或最後一種身份就是「中南海的聽床師」。他們將解讀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或央視《新聞聯播》發展成一種高級闡釋學。他們每天目不轉睛地盯著此類官方喉舌，仔細研究習近平的名字出現了幾次、李克強的名字又出現了幾次，乃至播音員提及兩人名字的語氣有何差異。 因為沒有選票，沒有投票選舉各級官員的基本權利，中國人才用這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對政治的熱衷。更讓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聽床師」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黨校的蔡霞和鄧聿文等人，似乎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就宛如「大內密探」，雖然連文章都寫不通順，卻儼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機的風水先生，預言某一天習近平垮台、李克強上位，中國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們就能打點行李，凱旋迴國，成為李克強身邊的哼哈二將、左右護法了。 其實，他們不是出身南書房，而是來自敬事房，他們也要回歸敬事房。在大清帝國時代，敬事房主要負責皇帝與皇后、妃子的房事監管、記錄。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總管太監都會記下年月日，以備日後嬪妃懷孕時核對驗證。每天晚餐之後，總管太監奉上一個大銀盤，裡面有幾十快綠牌子，每個牌子上寫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這天皇帝沒有性慾，便會說一句「退下」，然後自己休息。如果皇帝來了興緻，想找哪個妃子，就會把寫有這個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轉過來。總管出來後把牌子交給馱妃太監。被選中的妃子香湯沐浴後，全身赤裸，由馱妃太監背起送到龍床上。 負責把妃子背到龍床上的太監，叫馱妃太監。妃子必須全身赤裸，不是為了刺激皇帝的性慾，而是為了確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脫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兇器了。在明朝就有過宮女刺殺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宮女為樂，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六名宮女趁其熟睡之時，用麻繩試圖將其勒斃。宮女們在慌亂之際將麻繩打成死結，使繩圈無法收緊，結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斃命。此時，方皇后趕到，將宮女們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寧嬪也被逮捕。後來，「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仍銼屍梟示，並收斬其族屬十人，給付功臣家為奴二十人，財產籍入」。 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清朝就發明了這項奇葩制度——太監不僅負責將赤裸的嬪妃背到龍床上，還要負責在室外「聽床」，時間一到，就要在外面大聲喊「皇上保重龍體」。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別溫柔鄉，讓太監進來將玉體橫陳的妃子駝走。太監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鑒。 今天，很多身體已經來到自由世界的中國異議人士，雖已被中共開除黨籍，卻仍以忠貞不二的「保龍一族」自居。他們不去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不去思考偉大的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對中國的民間疾苦不聞不問，對中國民間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顧，偏偏只關心皇帝的房事，只關心龍椅的歸宿，只關心七個小矮人中哪一個會坐上龍椅並宣布大赦天下。布羅茨基早已洞悉此種權力運作和權力想像的虛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明白到這些人之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獨裁者，明白導致這種不確定和混亂的原因無非是供大於求而已，明白我們不是在與某個人的獨裁打交道而是在與一個政黨的獨裁打交道，這個政黨已經使獨裁者的產量達到與工業同步的水準。」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熱衷於「誰將成為誰」的無聊遊戲，不再將「中南海聽床師」或「駝妃太監」當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國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期文章《薄熙來當年重慶「打黑」的總後台其實是習近平》經轉載後，網友「菲斯普的里爾克」發表評論說：「薄是壞並不蠢，習是又壞又蠢」；網友「彼采荇兮」則跟帖感慨：「又壞又蠢的，把壞而不蠢的搞下去了，看來不是物競天擇啊。逆向淘汰也沒這麼個淘汰法的」；網友「中國夢姑」的跟帖是，「總後台可能談不上，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比較大可能是，思維一致。」 關於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的話題，筆者2013年曾在本專欄的《習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來的故事》一文中有所介紹。說的是薄熙來受審之前，筆者即已經收到過一個關於薄熙來、谷開來和王立軍之間「友情互動」的「段子」：說的是王立軍被中紀委和國安部收押之後交待了大量薄熙來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當面阿臾習近平，卻又在背後詆毀和貶低習近平。具體內容是，薄谷開來曾親口告訴他王立軍，說薄熙來問谷開來：「習阿斗要君臨重慶了，你是不是也要見一見？」王立軍說，薄谷開來當時叮囑薄熙來「一定要多給立軍安排一些在習近平面前的表現機會」。 在中共政權已經以薄熙來「重慶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展開了全國範圍內的「狠狠打擊網路謠言」的嚴峻形勢下，如上段子是不是「謠言」實難斷定。但薄熙來打小就看不上習近平的說法，絕對是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網路」是何種東東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里，就傳到筆者耳朵里的故事。當時是因為筆者的一本《中共太子黨》招致讀者反饋無數，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內的人士親口向筆者講述，習近平小時候是隨著薄熙成和薄熙寧稱薄熙來為「二哥」的。 習近平與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寧同庚，薄熙來和薄熙成分別年長他四歲和兩歲。自幼喜歡踢足球的習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慣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寧，而對當時身材也比他習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來只有仰視的份兒。幼時的敬畏決定了日後的習近平一旦被薄熙來「輔佐」，肯定就真的成為「阿斗」了。 至於習近平與薄熙來「思維一致」的話題，筆者在本專欄上月的一篇文章《薄熙來當年的重慶舉措全是為習近平搞的政治試點》，以及過去幾年來陸續發表的《習近平和薄熙來搶奪「紅色文化」專利權》、《薄熙來本應是習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習近平發動「掃黑除惡」等於是在要求全黨全國向薄熙來看齊，向王立軍學習》等多篇文章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過了為什麼說當年「民眾在網路直率地批評重慶當局踐踏人權，讓紅色文化沉渣泛起」，不但根本不是薄熙來和王立軍最後「崩盤」的原因，而且在薄熙來和王立軍雙雙入獄之後，習近平恰恰是在整個中國施行了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紅色文化」已經從薄熙來時代的沉渣泛起演進至「紅」遍整個中國，「紅色文化」事實上已經成為習近平「新時代」的主旋律，是習近平「百年復興」和「中國夢」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之一。 2007年，習近平成為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後，習近平曾在中央書記處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等多個場合推崇過薄熙來在重慶的一段指示內容，大意是「新聞媒體必須堅持紅色主旋律，絕不能怕被說『左』，有意迴避紅色文化」。 薄熙來倒台之後，中共高層曾有內部指示要求大力宣傳習近平的「紅色基因」論，特別解釋「紅色文化」、「紅色精神」都是紅色基因的組成內容。從2004年開始，習近平隨時都不忘強調「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後，習近平的浙系親信黃坤明全面接掌中宣部。此公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曾特別提到，不能因為薄熙來在重慶時大力提倡過「紅色文化」、「紅色傳承」、「紅色基因」，就在這類宣傳上有所顧忌……。 「紅色基因」和「紅色傳承」這兩個詞其實說到底，還是薄熙來從我們習總書記那裡傳承過去的。 為了證明「紅色文化」以及「紅色基因」、「紅色傳承」之類的陳詞濫調「不是薄熙來的發明」，這個黃坤明特別跑了一趟福建，在當地的「紅色教育基地」大講了一番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精神的重要論述，是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核心內容，是習近平早在福建省擔任領導職務時即已經大力提倡的。 接下來，黃坤明的中宣部又組織文章，專門論述所謂「紅色文化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創造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核心的先進文化」。說是習近平從十八大以後多次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論述了紅色文化若干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揭示了紅色文化的形成根源和主要內容，建構起系統而完整的「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 中共官媒的相關宣傳文章中，把這個「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列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說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主要內容十分豐富，意義深刻，主要包括: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核心；弘揚紅色精神，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實踐品質；傳承紅色文化，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最高追求。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定位準確、拓展有力，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建設思想，還豐富和弘揚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系……。」 難怪有人諷刺說，將來薄熙來一旦恢復自由之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習近平就誰是「紅色文化」的始作俑者打專利官司。 今年3月，仍然還是在位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前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突然被宣布「因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後，即有傳聞說，這個沈德詠就是因為曾經替薄熙來鳴不平的「酒後失言」，從而失去了本有可能的晉陞副國級的機會。而如今，退居二線已經好幾年時間了卻又突然被整肅，與他當初的「酒後失言」是否有關，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里會有分析。這裡先分析這個沈德詠當初是怎麼在薄熙來的女副官動員之下，到重慶力挺「唱紅打黑」的。 話說當年薄熙來在重慶主導唱紅打黑期間，曾對中央官媒記者說過：「（唱紅打黑運動）已為重慶廣大市民所接受，參與面高達97.3%、滿意度達96.5%。邦國、慶林、長春、近平、國強、永康等中央領導同志來渝時，都給予充分肯定。 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9個，薄熙來點出了6個，剩下的3個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國務院總理接班人李克強。 除了如上6個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副國級的相關領導人中，到重慶挺薄立場最為鮮明的是主管中宣部的劉雲山和主管公安部的孟建柱。 據筆者所知，當時的薄熙來還給了自己的女副官張軒一個非常具體的任務，就是讓她利用自己在法院系統的人脈，到北京去說服最高法院的主要負責人到重慶為打黑站台。 張軒領命之後具體是怎麼運作的我們不得而知，反正結果是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始終沒有去過重慶，但時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則欣然前往，被薄熙來當面大大感激了一番。而且他去重慶的時間，比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時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和公安部長孟建柱都要早。 據重慶當地官媒報道：2009年8月15日，市委書記薄熙來會見了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沈德詠說，在熙來書記領導下，重慶開展「唱紅打黑」，建設「五個重慶」，實施「民生10條」、「共富12條」，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每一項重大舉措，都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惠，促進了全市經濟社會科學、健康、協調發展，令人十分欽佩。尤其是「打黑除惡」鬥爭，影響大，效果好，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徵，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真心擁護。在「打黑除惡」案件刑事審判中，重慶司法部門把握好了政治方向，堅持法制精神，依法打擊，不枉不縱，不偏不倚，寬嚴相濟，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對重慶的「打黑除惡」，最高院責無旁貸，堅決支持！我們要全力以赴做好司法審判工作，為推動重慶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薄熙來則說，這些年，重慶將「打黑除惡」與反腐敗相結合，打掉了一批「保護傘」，有效地凈化了社會環境。在此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支持，全市人民真心擁護，大大堅定了政法幹警們「敢與惡鬼爭高下」的信心。 其實，當時的沈德詠與薄熙來之間的這段對話，簡單理解就是你重慶方面以「打黑除惡「為名，想殺哪個，想殺多少，我最高法不折不扣，及時核准就是了。 當時的沈德詠從重慶回到北京後，即要求手下人著手整理「重慶打黑的先進經驗和事迹」，報送周永康和習近平等人。客觀上，進到了促使周永康和習近平親臨重慶，「眼見為實「的推動作用。 也正是沈德詠的力主甚至是親自主筆，重慶司法機關的「打黑唱紅」居然還被寫入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0年)》。 在這份4萬多字的《年度報告》中，多次提及重慶。說是最高法院一年來「積极參与『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依法嚴懲黑惡勢力犯罪。全年新收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673件，審結622件，判處罪犯3989人，同比分別上升27.22%、21.01%和23.61%，其中1802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重刑率達45.12%。重慶等地一批為非作歹、欺壓殘害群眾的黑惡勢力首犯及充當保護傘的官員被依法嚴懲，表明了國家打黑除惡的決心，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 作為重慶「打黑」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文強案也被這份報告重點提及。此外，當時的重慶法院系統近十項措施也被寫入這份最高法的《年度報告》，這一數字遙遙領先於其他法院，如開展「唱讀講傳」和「三進三同三個一」活動等。 沈德詠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的，時年64歲。在此之前的2018年3月，他已經被安排出任了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的主任。今年3月21日，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發表沈德詠「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的公告後，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當月底就「審議通過了關於免去沈德詠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草案）」。 但是，到目前為止，他沈德詠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職務在身，那就是第十九屆中央委員。 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他是截止目前唯一落馬的一個一級大法官。中共的大法官制度分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而一級大法官的頭銜，只給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常務副院長和最高軍事法院院長。 按照中紀委權威人士的說法，凡是在正省部級崗位上退位的老幹部，只要是被中紀委公開宣布了「接受審查調查「，那麼其罪狀肯定是已經嚴重到了足以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的地步；而且在移交司法之後，十之八九都會領刑無期，甚至死緩。而未來等待沈德詠的下場會是什麼，我們會在本專欄的下篇文章詳細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