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8月青年失業率18.9%創新高 學者指真實現狀被掩蓋
2026 年 9 月 18 日
進入七月，南亞國家斯里蘭卡局勢驟變。7月6日，該國政府宣布國家破產。7月9日，民眾爆發大規模抗議，尤其在首都科倫坡，數十萬民眾聚集，要求總統下台，並向總統府進發，軍警阻擋並朝天開槍，卻擋不住抗議民眾的滾滾洪流。很快，人民佔領總統府，總統拉賈帕克薩落跑。隨後，落跑的總統和隱身的總理先後宣布辭職。國家權力臨時轉移到國會。這相當於，斯里蘭卡人民直接把無能政府趕下了台。震動國際。 斯里蘭卡劇變的背後，是中國因素，中共的「一帶一路」。多年來，北京把這個印度洋島國視為「一帶一路」的橋頭堡、要塞，在該國投下巨資，很快讓該國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 2017年，因無法按期償還貸款，根據協議，斯里蘭卡政府被迫把它的最大港口 – 漢班托塔港的使用權拱手交給中方，期限長達99年。此一情節，實為中共對斯里蘭卡主權和領土的蓄意蠶食，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和批評。中共用同樣手法，佔據非洲國家吉布地的港口多拉雷港，並把該港軍事化。 北京對斯里蘭卡的投資，並非只有漢班托塔港。隨著對中國投資的依賴，斯里蘭卡一步步落入更大陷阱：到今年7月，外匯儲備耗盡，無法支付外債（主要是中國債務）；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高達30%；燃料、食品和藥品短缺；該國2200萬人口中，600萬人面臨食物匱乏；因停電和醫療體系崩潰，當局要求全體國民居家辦公。到政府宣布破產的7月上旬，當局下令，停止對普通人出售燃料，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唯一被逼出此下策的國家；而所剩無幾的燃料，僅能供列車、公交車和醫療車運作一周。 於是，人民憤怒，民情洶湧，大規模抗議爆發，並很快攻佔總統府。斯里蘭卡，是繼辛巴威、委內瑞拉等國之後，因接受中共巨額投資、倒向中國而最終走向破產、淪為失敗國家的又一例子。舉世望去，竟沒有一個國家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而發展、致富，更不用說繁榮、起飛。相反，中國「一帶一路」所到之處，沿線國家，從中亞到南亞，從中東到非洲，盡都落入程度不等的債務陷阱，即中國陷阱，陷入貧窮與落後的惡性循環。 這與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形成鮮明對照。當時，美國籌集巨資，援助飽經戰爭之苦的西歐國家，包括被美國擊敗的德國，以及亞洲的日本，幫助它們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國家、重建家園、重振經濟。於是，西歐國家很快復甦、發展、發達，其中，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發達經濟體，僅次於美國。這正如中國的鄧小平所言：「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對比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和當今中共的「一帶一路」，區別至少有三：其一，前者，建設項目公開透明、援助國和被援助國公司都參加公開投標，公平中標；後者，所有項目都由中國公司包攬，許多項目甚至連工人都從中國輸出，幾乎不給所在國機會。其二，前者循規則、守協議；後者靠行賄和腐敗。其三，前者，保護他國的資源與環境；後者，掠奪他國資源，對他國生態環境肆意破壞。 關鍵的區別還在於，美國的出發點，主要讓受援國直接獲益；中共的出發點，主要讓自己獲益，讓中方從中撈盡好處、趁機榨取他國。然而，短視的中共，收穫的只是短期利益；遠見的美國，收穫的是長遠的戰略利益：幫助他國，鞏固民主和盟邦；根除德國和日本的戰爭火種、幫助這兩國在民主與和平的基礎上重建、崛起、繁榮；均有利於美國的長遠利益。 習近平的面子工程「一帶一路」，被中國民眾譏諷為「大撒幣」，被沿線國家稱為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既有損於中國人民，又不利於他國人民，為何熱衷？原來，中共權貴，包括中共各級貪官，可以從中洗錢、吃回扣，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筆者早就斷言：所謂「一帶一路」，就是中共貪官的洗錢路線圖。 作為行賄與腐敗的證明，2018年，時任斯里蘭卡總統的西里塞納公開炫耀說：習近平主席送給我一筆20億元人民幣的大禮，他說我可以用於任何我喜歡的項目。在這裡，該總統沒有明言的就是：這筆錢，他完全可以用於個人開銷。 美國和西方憂慮中共的「一帶一路」，甚至籌集資金，與中共競爭。現在看來，美國和西方可以鬆一口氣，或許，用不著競爭，中共的「一帶一路」就不戰自敗。而潰敗正在發生，並呈加速態勢。 習近平動輒聲稱：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辛巴威、委內瑞拉和斯里蘭卡等國的失敗，就是中國方案的失敗。實際上，習近平上任十年，戰無不敗。雄安新區，廁所工程，新疆棉，香港「一國兩制」，上海封城，戰狼外交……不一而舉。「一帶一路」只是其中之一。敗局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不幸去世，大陸一幫冇（無）腦愛國賊紛紛狂歡。這幫民族主義狂徒不知道，安倍之死將給中共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他們高興得太早了。 刺殺安倍的兇手有什麼政治背景，目前尚未清楚，他可能是孤狼，也可能有日本國內政治黑幕，也可能有中俄專制勢力背書。不管兇手動機如何，安倍之死都向全世界傳達一個信息，便是世界洶湧澎湃的反共浪潮，一個中流砥柱的人物被殺害了。 世界各國政要都對安倍去世表達沉重的哀思，印度與巴西兩個發展中大國，甚至舉行全國哀悼日，台灣總統蔡英文也撰文表達不舍之情，甚至習近平，都要以「個人名義」表示慰問。這表示安倍晉三生前所推行的日本國策，得到全世界廣泛的支持和肯定，也表示不管政治動機如何，暗殺這種恐怖行徑，都為正常人深惡痛絕。 安倍的右翼路線，是世界性反共浪潮一部份，他是世界反共領袖中堅定的一員。安倍之死不是安倍個人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大陸愛國賊長期被中共洗腦，已經沒有良知與廉恥，他們像是一群殭屍，在黎明之前圍著一堆鬼火起舞，以為可以阻止太陽升起。 安倍之死將是中共最大的惡夢，全世界都知道，唯有這幫愛國賊不明白。 日本對中共反感的國民超過百分之七十，自安倍執政以來，日本朝野充滿復興日本軍力、更廣泛參與國際事務的呼聲，安倍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舉足輕重，他的政治路線大得人心。現在安倍壯志未酬身先死，只會激起日本國民與政治家們對安倍路線的加持。 安倍之死，死在為他的黨友助選的現場，這將為自民黨的參院選情提供額外助力，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必定有可觀的成果。人都有逆反心理，安倍為日本鞠躬盡瘁，支持安倍的選民會更落力，游移者會更堅定，反對者會動搖，這是正常的社會效應。自民党參院選舉得勝，日後修改憲法，取消防務限制，日本將可放手發展軍備，用來對付中共國。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的強硬右翼立場，親美反共的外交路線，因為他的不幸去世，將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認同，這使得沒有安倍的未來日本政府，將對中共採取更強硬政策。日本將在圍剿中共的陣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對中共施加更多打擊，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一直堅持力挺台灣的外交立場，「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安倍積極呼應美國的亞太戰略，配合美國「塑造中共戰略環境」，協助美國拉攏印度和東南亞各國，削弱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安倍之死對日本國情產生的逆反效應，將使日本更堅定維護台灣，使中共的「統一大業」更成泡影，那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本人已成為當今世界反共思潮的一個象徵，這個象徵倒下，不但不會削弱波瀾壯闊的右翼思潮，相反的，將會使民主國家的政要和人民更團結，為維護普世價值更不遺餘力。 當今世界，民主國家圍堵中俄的大勢不可逆轉，美國與北約已在商量烏克蘭戰後重建，證明對戰勝俄羅斯胸有成竹，最近環太平洋軍演規模空前，劍指中共不言而喻。普京即將壽終正寢，普京倒下，習近平更形單影隻。安倍之死，必然加速中共崩潰，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日本高科技與經濟實力都有雄厚基礎，日本的原材料與產品都令中共流口水，安倍之死激起的逆反效應，將使中共更難得到這些稀罕的供應。日本企業將加速撤離，日本資金將絕跡，這都是必然會發生且無可改變的趨勢。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之死絕不會使中共得益，相反的，安倍死了，安倍反共的精神永在，世界反共潮流不會中止，中共愛國賊們為此額手稱慶，只能說中共國體已病入膏肓。 歷史上政治人物被刺引發的蝴蝶效應，小的引起國內政治動蕩，大的引發世界大戰。今日世界，處處埋伏危機，地火遍地燃燒，中共被徹底清算的日子越來越近了。一群殭屍圍住一堆鬼火起舞，絕不可阻止太陽升起。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突然遇刺身亡，令國際社會感到震驚和悲痛。中國的粉紅又上演一拙超出人類道德底線的狂歡，央視新聞報導之下竟有上百萬條點贊。雖然中共官方對此表示哀悼與慰問，但本質上是貓哭老鼠。當外媒針對粉紅的狂歡提問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竟然不予置評。可見民間仇日仇到失智、失德，失去人類正常感情的程度，是中共這些年洗腦教育與鼓勵的結果。當然中國不僅僅只有粉紅，明理懂情的中國人對粉紅的狂歡深以為恥，對安倍不幸去世潸然淚下，感懷他對中國人的一片情意。 安倍是日本至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執政時期對華政策又了根本性的改變，日本戰後歷屆首相，因著對中國侵略的負罪感，都毫無原則地向中共政權示好，對中共的人權問題不聞不問的同時給中國在經濟上提供大量的援助，因此有了「經濟動物」之稱。直到安倍執政才有了改變，在經濟上繼續幫助中國的同時，也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提出批評，特別是在中共軍事力量向東南，南海推進並向世界擴張，他敏銳地感到中共正進行新時代的軍國主義，對世界形成威脅。日本願意與世界民主國家共同擔負起防止中共對世界的軍事威脅。安倍也為此被稱為警示中國破壞世界秩序的吹哨人。 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之時，安倍說出了讓台灣人最暖心的話，「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以表達日本防護台灣不受中共武力犯台的決心。安倍的護台並不等於敵對中國，他所防範警惕的是中共，他對中國民眾也是同樣的暖心，在武漢病毒肆虐中國時，大量物資援助中國，標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他還拿出自己的工資捐款，並要求自民黨國會議員扣除5000日元工資捐款中國。他對自己的國家人民更是暖心得讓一切政治家感到臉紅，他會跪在地上傾聽市民的聲音，疫情期間他與行人手碰著手，用手指做成一個「心型」。安倍是政治貴族家族出身，但他能做到對民如此鞠躬盡瘁，最後在演講中倒在街頭。安倍在2020年因健康的原因辭職，體現了一個民主領導人的風範，當自己的健康不能全身心為國家服務時，就退下來讓他人來擔當。 由著中共對世界形成了軍事威脅，安倍在他的任期，提出了日本國家正常化，修改日本憲法使日本象正常國家一樣擁有發展國防軍備及擁有宣戰權。日本在民主化半個多世界後的今天，他不再是世界的威脅而是世界和平保障的力量，確實是到了國家正常化的時候。安倍可以說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重要倡導者與推手。 日本在歷史上是一個有著政治暗殺文化的國家，從幕府時代到明治維新都有過驚心動魄的暗殺事件，二戰國家民主化後也有過幾次，最近的一次是1992年3月，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在演講時遭槍擊身亡。安倍的遇刺反映了民主化後的日本暗殺並沒有絕跡，值得日本民族整體反思。一個國家要有穩定的民主，一定要徹底消除摒棄暗殺這種文化。否則民主不會得到穩固。 安倍的去世讓世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國際政治家與一位愛憎分明的親民領導人，相信他的政治遺產國家正常化與國際社會一起擔負起世界和平責任的遺產一定會被繼承下去。安倍晉三已成為日本現代文明的精神之魂。安倍先生一路走好！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俄烏戰爭雖然還未告終，但世界已經將眼光轉到中國。西方國家正盯緊美國拜登政府對中國的關稅豁免究竟什麼時候成行，中國斥資2500億元，購買近300架空客，這對於自1991年來第一次出現貿易逆差的德國、陷入高通脹之苦的德法兩國，幾乎有雪中送炭之效，正處於對華戰略搖擺階段的美國，那搖擺的鐘錘很快將定出中心位置。 西方對華外交：以經濟為中心 如果不沉溺於中文自媒體各種稀奇古怪的政變傳聞，只看世界幾大金融機構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就會明白西方關注的其實主要是中國的經濟基本面，而非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價值觀。6月8日世界銀行發布《中國經濟簡報》，預計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放緩後，VOA發表了一篇《中國經濟急劇放緩，美國或需改變對華戰略判斷》，該文記者採訪了數位華府智庫人士，其中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無論是國際地緣政治格局、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築在一個基本判斷之上，即中國經濟將會持續崛起，「美國政府的中國戰略似乎是基於過去經濟數據之上的、直線性上升的推斷。」 意思很明白，美國對華戰略的鐘擺擺錘是經濟，只是過去假定中國經濟處於上升狀態，現在形勢變了，中國經濟將進入衰落通道，因此得調整對華外交戰略，意即是「戰略競爭關係」，還是「競爭中有合作」抑或「合作中有競爭」，何者在前這一次序很重要。 這些智庫人士的考量其實與白宮意見一致。拜登政府一年多以來，其實也多次說過，對華外交不以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為核心。只是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太複雜，弄成了如同基辛格形容的這種狀態——在英國《旁觀者》雜誌（The Spectator）7月2日刊登的專訪中，在評價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時，基辛格指出，拜登政府似乎試圖對話，但「美國政府通常會以一份有關中國不公正行為的聲明作為開場白」。「強調台灣問題會產生對抗。我不知道對話會產生什麼結果，但目前，我認為我們陷入了困境。」 美國對華政策看似搖擺實則有中心 西方世界主要是美、歐、加拿大、澳大利亞，還包括日本在內。儘管從去年以來國際格局形成多極化趨勢，但西方世界在關鍵時刻仍必須追隨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比如本次G7最大看點就是6月26日的G7峰會上， 美國總統拜登畫了一張雄心勃勃的基建宏圖——「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PGII），目標是在2027年前為發展中國家提供6000億美元基建資金，其中美國自己承擔2000億美元，歐盟的「全球門戶」計劃則要籌集3000億歐元。但專業投資分析者都注意到這6000億並非全是政府投資，是通過撬動私人資產，推動「一帶一路」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效果如何，分析者情不自禁地提到美國政府前些年一直推行的「電力非洲」倡議。 根據《2018年電力非洲年度報告》的數據，「電力非洲」中的145個私營部門合作夥伴中有一半是美國公司。美國出台「電力非洲倡議」的重要意圖之一是遏制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但如何解決融資和投資回報的問題是私營資本投資的關鍵，「電力非洲倡議」也因此實施進程緩慢，因為私營資本對於投資非洲電力持觀望態度，擔心倡議大規模推進競爭性購電協議本身就蘊藏著違約和債務的風險。 G7會議召開的同時，正逢美國制裁五家援助俄羅斯的中國軍工企業。7月1日，路透社發布一條消息（英文）：《美國官方消息：中國沒有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提供物質支持》，要點是：美國商務部於6月27日宣布，將五家中國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它們涉嫌在莫斯科在烏克蘭發動戰爭時支持俄羅斯的軍事和國防工業基地。但路透引用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員的話，美國政府本周早些時候對中國某些企業採取的執法措施只是針對這些企業個體行動，而不是針對中國政府。「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有系統地逃避或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路透這條消息讓人聯想到自6月8日以來美國財長耶倫女士關於中國關稅的聲明，她在國會聽證會與媒體採訪時都明確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慮調整（免除）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關稅，藉此緩解處於幾十年高位的通脹。 雖然目前尚無最後的消息正式公布，但耶倫作為財長在拜登政府的金融經濟議題上的作用尤為關鍵，也因此，免除中國關稅，與中國保持經濟合作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鐘錘擺動中心。 國際金融的兩個指標顯示的動向 以下兩個因素可能會加重免除中國關稅這一政策建議的權重。其中之一是中國2500億美元的採購大單，讓歐洲飛機製造商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單日交易。這塊石頭丟下去，波音的反應來了，該公司發言人稱：「令人失望的是，地緣政治差異繼續限制美國飛機出口，對中國的銷售歷來支持數以萬計的美國工作崗位」，波音敦促拜登政府考慮改變對華政策。 另一條則與美元霸權有關。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今年5月公布全球支付系統最新數據：在國際結算體系中，歐元份額已經漲至37.79%，美元降至38.85%，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佔比為2.15%，保持全球支付第五大活躍貨幣的地位。排名第三、第四名的是英鎊與日元，日元比人民幣只高不到0.6個百分點。 一直關心美元地位的三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人員6月1日在IMF的博客上發表聯名文章《美元主導與非傳統儲備貨幣的崛起》（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該文指出，根據IMF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數據，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佔的份額降至59%以下，延續了20年來的下降趨勢。美元失去的份額，四分之一轉向人民幣，傳統上在外匯儲備組合中並不重要的較小經濟體貨幣，如澳元和加元、瑞典克朗和韓元，則佔到了從美元轉向外匯儲備的四分之三。這比例在外部人看來微小得可以不予計算，但在IMF專業研究人員看來，表明了美國作用下降的趨勢。 英國《金融時報》6月30日的消息證實了IMF研究人員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據報道 ，瑞銀(UBS)在2022年4月至6月期間對30家主要央行所做的年度調查顯示，各國央行在外匯儲備多元化進程中對人民幣興趣升溫，已經投資或有興趣投資人民幣的央行儲備管理機構的比例從去年的81%升至85%。專業人士稱，這是地緣政治紛爭可能削弱美元主導地位的一個跡象。 拜登政府考量中美關係的因素很複雜，加之今年俄烏戰爭發生後中國不肯與西方站在一條戰壕，美國民主黨有中期選舉壓力，斷然做出決定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外界看到拜登政府班子對外公開表達的意見很不一致的原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上周五播出的《二十大上年滿六十五歲的王小洪「不進則退」》一文中，分析了習近平當局提前把公安部長的位置由趙克志換成王小洪並非權力鬥爭，而是人事布局。在省部級中央委員「三上四不上」和副國級「七上八下」年齡限制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滿六十五歲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內定晉陞副國級，篤定不能連任中央委員。所以，如果王小洪只以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進入二十屆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的話，那麼屆時的黨代表們也許會質疑他六十五歲的正省部級封頂年齡。而避免這種可能出現的質疑的最簡單辦法，當然就是讓黨代表們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那麼他就是待任副國級，所以「限制」他的年齡標準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再者，65歲是所有中共非副國級官員兼任的正省部級領導職務的年齡上限。所謂正省部級領導職務，除了包括地方省委書記、省長以及省政協主席，中央各部委一把手也包括被內部明文規定為「正部長級」的中央及國務院部委的常務副職，比如中宣部和中組部的常務副部長，也比如公安部的常務副部長以及「兩高」的第一副職。 如我們過去節目詳細介紹過的沈德詠，在年滿65歲前晉陞副國級的夢碎之後，憤而向習近平政權遞了辭呈。2018年6月離任最高法之際，沈德詠曾通過最高法全體幹警的辦公平台發了一份《離職告別書》，其中一句是「根據我的誠懇請求，中央決定提前一年左右的時間，免去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擔任的各項職務」。 沈德詠是1954年3月生人，所以如果不是他「主動辭職」的話，中央組織部按規定結束他正部長級一線職務的時間應該是在他年滿65歲的同時，或者稍晚。 再舉一個最近的例子，與王小洪同年同月出生的聶辰席日前剛剛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及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局長和黨組書記的職務，繼任人是比他年輕五歲的徐麟。雖然聶辰席依然還是在位的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但僅僅是因為年齡原因就只能退居二線。 與之同理，王小洪如果不是趕在年滿65歲的當口就被趕緊宣布為按常規應該是由國務委員兼任的公安部長職務，那麼他在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和公安部黨委書記的崗位上應該也是和與自己同齡的聶辰席一樣，現在就被安排退居二線的。 而象王小洪這樣，既然已經年滿或者剛剛年過65歲的正省部級年齡上限，但已經被內定趕在當年即將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換屆之時或者之後晉陞副國級者，先搶在此人年滿65的當口讓他把一個應該由政治局委員或者國務委員兼任的具體職位占上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前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被胡錦濤提拔的過程。 1947年7月出生的郭金龍當年曾在西藏工作過11年時間，先後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和自治區黨委書記。僅從他的這段從政經歷看，就明白鬍錦濤為什麼一定要提拔他了。 2004年底離開西藏回到內地，郭金龍先在安徽省擔任了3年左右的省委一把手，然後於2007年11月開始出任北京市長。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是中共國務院冶金部長出身，與胡錦濤和溫家寶同齡的劉淇。 當時曾有一篇報道郭金龍與胡錦濤關係特殊的文章為中國境內、境外的眾多網媒廣為轉載，標題為《郭金龍曾悄悄幫胡錦濤處理了一些「家事」》。說的是2004年，郭金龍被胡錦濤安排到老家安徽省任省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郭金龍當時幫胡錦濤處理了一些「家事」。 在距胡錦濤的祖籍績溪縣城約十公里的瀛洲鄉大坑口村南，有一座古祠——胡氏宗祠，從1988年就開始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有專家稱之為「中國古祠一絕」。據有關資料顯示，在唐代，績溪出了個散騎大將軍胡宓；宋代，出了個以兩劾秦檜而名垂青史的監察御史胡舜陟；明代出過奕世尚書胡富、胡宗憲；清代，出了徽墨名家胡開文、紅頂商人胡雪岩；近代，出了著名學者胡適；當代，出了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清末，光是胡姓祠堂績溪全縣就有30座。目前龍川胡氏宗祠僅是「尚書胡」一族的家廟，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錦濤2003年擔任中共總書記後，當地政府開始利用胡錦濤的名牌發展旅遊業——「錦濤故里」。績溪大坑口村恢復了文革中被改掉的老名「龍川」，胡氏宗祠成為龍川胡氏宗祠。從2004年開始，安徽省政府撥款數千萬將績溪到龍川（大坑口）的公路進行了擴建，長12公里、寬8米的黑色路面公路取代了原來只有5米寬的土石公路。當地政府又修繕了村裡的兩座牌坊，村中小河的兩邊也修上了護河石堤；小河上還新修了幾座石橋和木橋，河兩岸的民房也做了很大規模的翻蓋；胡的祖居更是做了翻新和保護。 據悉，胡錦濤的故居是企業收購，並設置了胡氏祖宗靈位等。當時胡氏宗祠及胡錦濤的故居都要憑門票參觀，需要花費108元人民幣。龍川一度成了紅色旅遊熱點，全國各地官員打著「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旗號，伺機公費旅遊，前往參觀、膜拜。2005年年初，西藏有關官員到龍川「參拜」時，向胡氏始祖胡炎及胡錦濤父親胡增鈺的靈位獻了哈達。因為旅遊團越來越多，當地政府在龍川組建了一個大型的旅遊服務公司，還投資800多萬元人民幣興建辦公大樓、貴賓接待廳、賓館、酒店等配套設施。 據「SUN時事」當時報道，當地官員打著胡錦濤名義賺錢引起高層注意，胡錦濤委派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前往處理。郭金龍到達績溪視察時，發現當地旅行社擅自設置胡氏祖宗靈位，不時舉「總書記」名頭，實際情況比媒體報導更嚴重。因此郭金龍立下幾條禁令：一、以後不準再打胡錦濤的旗號招攬生意；二、胡錦濤的故居不再對外開放，參觀者要經縣委批准；三、把在胡錦濤故居和胡氏宗祠內的胡家祖先靈位撤掉；四、對當地旅行社的導遊人員進行再培訓，規範導遊用語，接待遊客時，不準再提胡錦濤的名字。 正是因為胡錦濤的謹慎，事後網上有當地人談起「錦濤故里」旅遊線時，還能看出他們對此「不滿」的態度。有人推薦這條旅遊線時表示，因為胡錦濤不願宣傳，儘管龍川村真的不錯，可惜不為人知。還有當地民眾希望胡錦濤給自己家鄉做些什麼，現在這裡的人還是比較窮。 正因為郭金龍幫胡錦濤穩妥處理了這些「家事」，給胡錦濤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其實，郭金龍真正留給胡錦濤的最好印象無疑還是他在西藏的長期工作經歷，正所謂「沒有功勞還有苦勞」。有多苦，當年在西藏自治區委書記位置上因身體嚴重不適被迫返京治病的胡錦濤心中最有體驗。所以，不提拔他提拔誰？ 2012年7月，時任北京市長郭金龍年滿65歲，當時的胡錦濤政權於是安排即將在十八大上退位的時任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劉淇先把北京市委書記的兼職轉給郭金龍，以令郭金龍不會在黨代會上受到正省部級中央委員「三上四下」的年齡限制。與現在安排明年三月就會在國務委員位置上退休的趙克志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王小洪剛滿65歲的當口，提前把公安部長職務交給王小洪的作法都是出於同一考量。 之後的郭金龍的故事，就是在出任了北京市委書記職務四個月後即在中共十七大上順利連任中央委員，緊接著便在十七屆一中全會上順利「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從此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身份工作至中共十九大召開的當年年中，於2017年5月奉命把北京市委書記職務交給了習近平的嫡系 — 當時連個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蔡奇。 2012年7月，劉淇奉命把北京市委書記交給郭金龍之後至十七大召開之前的三個多月時間裡，被安排了一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臨時職務「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五年之後的2017年5月，習近平對郭金龍也是採取了同樣的處理方式。 五年前的習近平把北京市委書記單單安排成蔡奇的目的是什麼，不言自明。但具體到蔡奇的前任郭金龍，則不是因為什麼「權力鬥爭」的原因「下台」，年齡使然！ 現如今趙克志也是一樣，無論是在二十大召開之前，還是二十大召開之後，把公安部長職務正式交出，對他趙克志來說都是早晚的事。 我們不妨再從一個假設的前提分析，那就是，假設趙克志在今年二十大上的年齡符合「七上八下」，而且還已經被習近平內定按照「慣例」接替郭聲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而他之後的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職務也已經內定交給二十大召開之前即已經年滿65歲的王小洪，那麼中央組織部仍然也會趕在如今的二十大召開之前、王小洪年滿65歲的當口，安排趙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長職務交給王小洪。 去年十一月，王小洪先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之後不久，時評人岳山即發表《北京二十大防反習 習家軍鋪滿公安部》一文。說是王小洪的上位是習近平二十大安全需要，王小洪逐步接掌公安部無疑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人馬布局的一部分。 按照岳山文章的說法，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要打破慣例連任，也沒有設接班人，引發的黨內怨恨更會成為危險因素。這其實是習近平持續強調首要任務是保政治安全的真正原因。中共二十大前，習近平的安保會進一步升級，而王小洪就會成為習提高防範的重要身邊人。 岳山的文章中列舉出了現如今王小洪以下的所有公安部領導成員，包括中紀委駐公安部紀檢組長孫新陽、副部長杜航偉、副部長兼國家移民管理局局長許甘露、副部長劉釗、副部長林銳、政治部主任馮延、副部長陳思源。其中，2020年3月從江西省紀委書記調任中紀委駐公安部紀檢組長的孫新陽，被岳山的文章說成不但與習近平是陝西富平同鄉，而且與習近平的已故同父異母哥哥習正寧「關係匪淺」。 筆者在岳山文章的啟發下，輾轉向海南方面的知情人士查證到，這個為偵辦孫立軍案被習近平點名調任中紀委駐公安部紀檢組組長的孫新陽，當年從陝西老家遠赴海南就是投奔習正寧而去。 1964年7月出生的孫新陽，當年在家鄉陝西富平縣城就讀時是小有名氣的高材生，16歲就考上了西北地區最好的大學西安交大；在機械工程系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高校任教，成為陝西機械學院的助教。三年後，他又考回母校西安交大，在管理學院經濟法專業苦讀3年拿到碩士學位，期間還加入了中共。碩士學位拿到了，孫新陽決心棄學從政。現任中共外交部黨委書記，當時在陝西省委組織部工作的齊玉把孫新陽推薦給了已經在海南任司法廳廳長的習正寧。 在習正寧手下，孫新陽剛剛到任期間和習正寧對話時全都是陝西話，令傍邊人還誤以為孫新陽是習正寧的兒子。日後，孫新陽有機會把這段「故事」講給習近平聽時，可以想像習近平從此之後對孫新陽會有多深多好的印象了。 因為有習正寧的培養和向組織部門舉薦，孫新陽從省法制局主任科員干起，熬到副廳局級只用了八年；日後又一路晉陞，2012年4月就升任了中共海南省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書長、省直屬機關工委書記；三年後，又以中共海南省委常委身份兼任中共海口市委書記。 至於已經去世的習正寧留給自己弟弟習近平的最重要政治遺產之一孫新陽是如何轉入紀委並被習近平委以重任，都是我們下篇文章所要介紹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當局對外宣布了王小洪在已經是公安部黨委書記的前提下，又把公安部長的行政職務也一併接過去之後，相當比例的外界評論都還是在從所謂「人事鬥爭」甚至是所謂「權力爭奪」的角度入手，而筆者則認為習近平決定提前把公安部長的位置由趙克志換成王小洪，並非權力鬥爭，而是人事布局：為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必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的高層人事安排提前進行的人事布局內容之一。 正如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王小洪已經是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最可能接班人選了》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相對於王小洪從去年十一月底接替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的晉陞前途，一九五三年出生，今年已經六十九歲的趙克志即使是習近平的鐵杆親信，也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與他同歲的習近平無論如何也不會考慮把一個和自己一樣年邁的人安排進入未來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並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統中的副國級和正省部級領導人中，趙克志是最沒有可能，或者說完全沒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晉階中央政治局並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即使是沒有唐山燒烤痁打人事件的發生，甚至還可以假設沒有一個孫立軍及其政治團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樣都會是趙克志仕途的盡頭。也就是說，二零一七年籌備召開中共十九大期間，一經決定了由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在連任中央委員之後即接替「按部就班」晉陞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的公安部長職務並等待接替郭聲琨國務委員位置，就已經預示了他趙克志在五年之後，也就是在今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斷無可能象當時的郭聲琨接替孟建柱一樣接替郭聲琨。 到目前為止，距中共二十大的召開只剩三個多月的時間了，習近平對十九屆中央政治局成員們的誰去誰留，以及新科政治局委員的人選，還有明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上才會正式對內對外宣布的所有非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位置的繼任和新任人選，諸如全國人大黨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黨內副主席、國務院國務委員以及最高檢和最高法的一把手等，無疑是都 已經心中有底。這其中的新任政治局委員中，當然就包括接替郭聲琨中央政法位書記的那一位。 所以筆者比較傾向於相信如今習近平下令打破「慣例」，安排趙克志趕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就把公安部長職務「提前「交給王小洪，並非是基於「從趙克志手中奪回刀把子」的考量，而是為了讓王小洪以公安部長和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身份在未來中共二十大上順利進入中央政治局進而接替中央政法委書記的職位。 如果這一分析成立的話，那麼二十大的繼任或者新任中央委員中，也會產生出一個接替王小洪公安部長職務者，此公然後還要再等待到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被安排為一屆國務院國務委員。這個人可能會是習近平的另外一個政治嫡系、現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也不排除會依照「慣例「，還是把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這樣一個副國級職務犒賞給到二十大召開時仍還具備一定年齡優勢的在位省委書記。 當然，退一步分析，如果王小洪在未來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但在隨之召開的二十屆一中全會上未能進入中央政治局，那麼他繼續擔任他的公安部長職務，並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再接替趙克志的國務院國務委員位置，就是百分之百。 這一切，都要從中共高層換屆的年齡限制潛規則「七上八下」分析起。 當年胡錦濤在感恩江澤民終於把軍委主席也交到他手裡時，曾把個江澤民誇得跟朵花兒似的，說他為我們黨、國家、軍隊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這裡的高層領導無疑是指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特別是政治局常委會這一層。制度化之一是年齡標準即新任或者連任者的年齡限制；二是任期，五年一屆，十年一代。十年一代的意思就是包括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所有黨內職務都只能連任兩屆。 以二零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修改黨章再到二零一八年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上修改憲法為標誌，已經篤定了習近平必將會在今年的二十大上打破「慣例」，開始他的第三屆連任。但在此前提下，從邏輯角度判斷，他習近平不但不會允許自己這個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之外的其他所有黨政軍職務均取消任期限制，應該也不會對他自己之外的所有連任和新任黨政軍中央級領導人取消年齡限制，即外界幾乎人人都知道的中共副國級和正國級領導人的年齡限制規則：「七上八下」。 所謂的「七上八下」，是江澤民與胡錦濤交接班階段內形成的高層人事更替的潛規則。意思是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當年，年滿六十七歲者仍可繼任或新任，年滿六十八歲者即不再考慮。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七年籌備中共十五大高層人事時，江澤民提出的副國級以上職務的新任和連任的年齡限制是七十歲封頂，但他江澤民本人例外。所以，出生於一九二六年的江澤民本人在一九九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連任總書記時已經七十有一，同時連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鵬和朱鎔基，以及同時連任政治局委員的錢其琛則都是六十九歲。而當時已經擔任了一屆國務院委員的陳俊生等，則因為出生於一九二七年，召開十五大時剛好年滿七十歲而被排除了連任的可能。 而從七十歲封頂進一步年輕化到了「七上八下」的潛規則 出台之後，出生於一九三二年的李嵐清在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召開的當年剛滿七十歲，於是江澤民只有忍痛割愛，讓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李嵐清和時年七十四歲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一同退位。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也有一些媒體人，甚或是中國問題專家還是沒有搞清楚這個「七上八下」，指的是全國黨代會召開的當年的副國級以上領導人的新任或者連任年齡限制，也就是就職當年的最高年齡限制是六十七歲，而不是任職的最高年齡限制。 換句話說，和正省部級領導人的「六十五歲」封頂的區別在於：「七上八下」規則中的「七」，也就是六十七歲，指的是新任或者連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上任的起始年限。只要是在全國黨代會召開的當年是六十七歲或者以下得以連任或者被安排新任副國級或者正國級職務者，上任後即會任滿五年，不存在一個在兩屆黨代會或者兩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大會期間中途「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的可能性。而所謂「六十五歲封頂「，指的是國務院部長也好，省委書記和省長也好，最高任職年限是六十五歲。然後就是「退居二線」，即使你當時還是在位的中央委員或者中央候補委員。 在筆者過去多年發表過的相關文章里，曾經以胡錦濤時期的十六大、十七大，以及習近平開始執政的十八大上的政治局委員一級的人事安排中的具體人選例子，證明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的新任或留任設限則是「七上八下」，意即六十七歲的可以連任甚至新任，六十八歲的必須出局。有興趣驗證是否真有其事的讀者和聽眾可以核對一下從二零零二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至今，確實沒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在被安排新任或者連任的那一年已經年滿六十八歲的。 二零零二年胡錦濤在十六大上接過江澤民總書記職務的同時，退位的上屆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者為時年六十八歲，出生於一九三四年的李瑞環。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長者，被胡錦濤特別介紹為「老大哥」的羅干生於一九三五年，時年六十七歲。 二零零七年召開的十七大上產生的新一屆中央政治局中最年長者為連任政治局常委的賈慶林，出生於一九四零年，時年六十七歲。而出生於一九三九年的曾慶紅因為時年六十八歲而「到點下車」，未能連任政治局常委。 二零一二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新任政治局委員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長者是劉延東和俞正聲，都是出生於一九四五年，時年六十七歲。而與胡錦濤等一同退位的十六屆政治局常委中的最年輕者為出生於一九四四年的李長春，時年六十八歲。 二零一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一九四八年出生的王歧山因為年已六十有九而未能連任政治局常委。新任政治局常委中年齡最長者為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栗戰書，時年六十七歲。 這就是為什麼說，即使趙克志不但是習近平的政治嫡系而且還是習近平認為是「勞苦功高」，年齡因素也決定了他斷無可能成為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繼任人，在今年二十大上必定出局。正式退休的時間當然還是會在明年三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召開之時。屆時將斷無可能連任國務委員。 至於為什麼一定要安排王小洪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提前幾個月就接替他趙克志公安部長職務，本文還要在上文分析內容的基礎上，再從一個角度，那就是習近平至今並沒有讓王小洪在二十大上入局，進而接掌整個中央政法委的設想，只是「單純」計劃讓他擔任一屆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職務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讓王小洪趕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提前接替公安部長職務，應該也還是技術層面的安排，基於年齡角度的考量。 外界都知道中共政權的全國黨代會是五年一屆，地方各級黨委在同級黨代會上換屆也是五年一次。而中央對省委換屆的提名年齡的限制是什麼呢？ 每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當年擬定連任和新任中央委員名單時，都會大致遵行所謂「三上四下」之說，即當時還在正省部級領導崗位上而且並沒有被內定提拔為副國級者，六十三歲的可以進入新一屆中委候選人名單—-無論是新任或者連任，六十四歲的就不行了。 正是為了適應這個中央委員的「三上四下」，那麼在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為省級黨代會換屆做準備的省委書記、省長大換班過程中，就要以六十三歲為限了。而新一屆黨代會召開的當年召開的省級黨代會上，時年六十三歲者仍可入選。 我們本專欄在中共十九大召開的一年之前，即2016年9月曾發表一篇標題為《省委書記六十三歲乃常態而非變態！》的分析文章，介紹了此文發表之前的兩個月里接連被宣布從省委書記位置上「下崗」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強衛、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和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一樣，全都不是六十五歲「下崗」，而是六十三歲「下崗」。原因都是在他們均不是習近平準備在十九大上提升為副國級考慮人選的前提下，到2017年10月召開十九大時都已經年滿六十四歲，中央委員沒有可能連任，所以他們就只能被安排在六十三歲的當口上在省委書記崗位上「提前下崗」。 那麼在「三上四不上」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滿六十五歲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內定晉陞副國級，篤定不能連任中央委員。所以如果王小洪只能以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進入二十屆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的話，那麼屆時的黨代表們也許會質疑他的六十五歲的正省部級封頂年齡。而避免這種可能出現的最簡單辦法，當然就是讓黨代表們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那麼他就是待任副國級，所以「限制」他的年齡標準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權力是只怪獸，民主國家想方設法把它關在籠子里，但在中國卻反其道而行，習近平花了十年時間將其極大化，十九大修憲取消任期制，打破七上八下隔代接班規律是其濫觴，即將到來的二十大則將完工驗收，由於權力行使充滿著任意性，結果就是製造出最具中國特色的惡意螺旋。 惡意螺旋堪稱光怪陸離，有些令人噴飯，有些則令人毛骨悚然。先看輕鬆的，河北唐山發生暴力犯罪，因性質惡劣在網上激起民憤，結果觸動了敏感的維穩神經，於是展開全網封鎖，公安一度作態鼓勵舉報，有發展為引蛇出洞陽謀的可能。 於是乎有女鄉民被道歉的視頻瞬間爆紅，她的道歉聲明字字衝擊體制，刻畫出中共治理下的荒謬景象，被定性為「惡意道歉」而遭封殺，這裡只小引一段，她說：「對不起，我錯了，我不應該發布不實言論的視頻，簡直忘了端誰的飯碗了，我不應該忘了蛇鼠一窩，我其實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今後我將團結在以官方為中心的周圍，高舉美好生活的大旗…」，於是唐山四女的命運，又像鐵煉女一樣被社會所遺忘。 惡意螺旋還有更奇葩的，河南村鎮銀行發生近400億人民幣存款掏空事件，存戶討債維權遭到集體紅碼禁足，官方迄今不理不睬，極可能釀成為銀行擠兌金融風暴，與此同時，官方為了刺激房市覓財源，想出拆遷發房票的老把戲，允許以小麥大蒜折抵頭期款，千方百計誘使農民進城買房生娃，官方動員遊說以評績效，老百姓萬一被查出有大額存款不買房，就會被判定具有惡意而受整治懲罰，建國七十三年前夕，人民彷佛一夜之間又回到改革開放前，那個集中分配，以物易物，憑票度日的計畫經濟時代。 為了加強與西方反華勢力的鬥爭，習近平只能抓緊權與錢，一手槍杆子，一手刀把子，集權大概不成問題，但抓錢存在非常現實的困難，極端清零政策逼得政府財源枯竭現了形，若干省會城市已經公開宣布放棄普篩，公然與核心唱反調，有些省市則成立「減薪辦」，拿公務員開刀，這可是動搖統治基礎的殺招，李克強雖急，也拿不出什麼錦囊妙計，中央沒錢，地方只好另想賤招，東北最大的邊境城市丹東，過去靠轉移支付度日，現在靠罰款支撐財政缺口，國務院三令五申禁止亂攤派，仍然阻止不了地方政府向下割韭菜。 這一切的亂源，都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治理模式，官方宣稱這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誰不服，一概定性為惡意破壞團結，必須從嚴處理，如何處理呢？習近平有最高指示，他常把依法治國掛在嘴邊，但他的法具有高度的任意性，人民往往因認識不足而跟不上，中國卶因此陷入無所適從的惡意螺旋中，只能等待著下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全文轉自上報）
各位聽眾朋友 ： 本周，我來到洛杉磯，與當地流亡的香港年輕人進行了兩場座談，不僅表達我對港人爭取民主運動的支持，也想藉機針對他們將要面對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經驗，供他們參考。以下是我對他們的建議的部分內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在香港本土幾乎已經不再有任何從事民主運動的空間，因此，越來越多的香港年輕的反抗者，通過各種方式離開了香港，來到了到海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結合中國海外政治流亡群體和海外民運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我有一些或許「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給他們參考。 首先，歷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條非常艱苦的路，這不僅是會面臨生活的挑戰，更主要的還在於，要如何維持運動的動能，始終不放棄理想，在一個漫長的時段內還能始終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就此而言，具備宗教信仰的流亡團體，例如藏人，例如法輪功群體，都能很好地克服這個挑戰。但這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內心的支撐，而不僅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會被現實困境打倒，令人轉為犬儒主義，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關，遠遠大於理念的力量；另一個是宗教團體，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如尊者達賴喇嘛，如法輪功的李洪志。這樣的領袖不需要選舉，且因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有這樣的領袖存在，流亡群體就會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體不僅沒有這樣天然的領袖人物，反而往往會因為政治領袖的競逐而產生矛盾。不僅中國海外民運，其他各國的政治流亡團體都有這樣的問題。說到底，政治本身就會存在權力鬥爭的問題，這其實是正常的。但也因為如此，政治流亡群體的長期團結，其實是很難做到的，這將是香港流亡團體很快就會面臨的問題，應當現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機制，爭取能夠妥善處理維持政治凝聚力的問題。否則，一旦流亡群體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擊，流亡群體的公信力就會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體已經有心理準備，只要中共不倒，離開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難了。在這方面，切不可有過分樂觀的看法。中國海外民運在1989年的時候，很多人判斷很快就可以回國，但現在三十二年了，我們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就要做好長期流亡的策略上的準備，這也包括兩個部分： 第一， 目前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普遍同情，對於流亡的香港人給予高度關注，這當然令人鼓舞。但從過去的經驗上看，西方國家對抗中共，更在意的還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發生的事情，對於流亡群體，一開始當然會給予最大的熱情，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樣的熱情是會逐漸降低的。坦率地講，流亡群體不要對於所在國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樣的支持會持續，但會停留在道義層次上，實際的支持會逐漸減少。這當然不是抱怨，因為局勢隨時在變化，新的熱點不斷出現，哪個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長期地聚焦在單一議題上，何況，西方國家的政治也是瞬息萬變。因此，我會建議香港流亡團體必須做好準備，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長期生存和奮鬥，而近二三十年來早就已經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區，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體去爭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還是港人會最關心。所謂「國際線」，其實是有時效效應的，不可作為長期的依靠。 第二， 作為流亡的政治群體，維持海外的反對運動，其難度之一就在於財務問題。時間久了之後，人畢竟還是要先解決生存問題。如果目前的幾個主要的流亡群體不能長期支付工作人員的薪水，甚至是解決領導群體自己的個人生存問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到底能夠打多久，是令人擔心的。我的經驗和建議是：在流亡的初始階段，籌款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應當趁目前政治捐款還有一定空間的機會，把籌到的款項用合適的方式進行作長遠的規劃，例如可以買下房產，不僅作為流亡群體的基地，房產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會是一時的，未來的路還很長，沒有資金的支持，這條路是很難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個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輕世代要從政治理念出發，建立廣泛的聯盟網路，而不要用人群來進行劃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我在海外二十幾年的經驗來看，儘管不同的流亡群體針對的矛頭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獨裁專制；但不同流亡群體之間，往往會存在相互排斥現象。 以香港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輕世代，尤其是香港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對於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區分十分在意。在他們看來，香港就是香港，中國就是中國，各管各的事情，沒有必要攪和在一起。在這裡，「我們」和「你們」的心理區隔現象，的確是存在的。當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這樣的心態，我認為也是不利於長期的流亡抗爭事業的。因為，今天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占絕大多數，其中當然很多人頭腦中依舊有中共宣傳的遺毒，抱持大一統思想，但不可否認，也有很多的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對於中共是不滿的—否則他們也不會移民出來，因此對於台灣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動是很想積極支持的，他們是龐大的潛在的支持力量和群眾觀基礎。如果把獨立訴求演繹成對作為整體的中國人的排斥，最後圈子只能越來越小，同溫層只能越來越薄。 在這方面，我認為流亡藏人群體在處理與漢族人之間的關係上，堪稱典範。尊者達賴喇嘛一向主張爭取漢人對於藏人訴求的支持，海外中國流亡群體與藏人流亡群體的聯絡非常多，互動非常熱絡，藏人流亡政府還設置了專門與海外漢人聯絡的專屬機構和負責人，每年都邀請漢人代表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去參觀訪問，交換意見。我認為這裡彰顯了達賴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夠在幾十年的漫長時間中始終保持政治能量，與這樣的政治智慧是分不開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鑒一下尊者達賴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後，我接觸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輕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較沮喪，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裡，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時才能結束。對於他們，我想說的是： 流亡有被動的，也可以有主動的。作為主動選擇的流亡，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一種自我完善。當你面臨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時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生命是寶貴的，不應當輕易放棄；當你如此熱愛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國讓你感到心理上無法呼吸的時候，流亡，其實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種延續。就此而言，流亡或許會帶來種種的不便，流亡當然也要為之付出代價，但是，因為流亡其實已經成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來，這些代價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為一種狀態，其實取決於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麼位置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在北戴河會議上，反習勢力會利於這個可能是最後的時間視窗，阻滯習連任，北戴河會上演「刀光劍影」的權力鬥爭。 根據外媒的報導，當局已禁止馬斯克的特斯拉6月下旬到8月這段時間在北戴河一帶出入，總理李克強最近也在河北考察，北戴河會議有可能比往年提前。一般來說，當局要在7月下旬到8月10日左右進入北戴河休假模式。考慮今年的特殊情況，如果一部分官員提前進駐北戴河，也不意外。不過，習李等領導人早早去北戴河度假，則可能性很低。外界看到，習前些天在主持金磚國家首腦視頻峰會，7月5日又要訪港，習不去，其他政治局常委也不會去，管黨建或宣傳的常委除外，因為按慣例他要提早一步接見在北戴河休假的勞模和科技人員代表。 中共官員的北戴河度假是一個歷史傳統，至於北戴河會議則是一個相沿成習的說法，在中共的正式制度規範中，沒有北戴河會議，那就是在職官員和退休元老們利於休假這個閑暇時光，寒暄聊天，交流看法。如果有一些共識性的意見，可能會在以後的會議上拿來討論，形成政策或決議。在北戴河正兒八經開會討論和研究問題應該不會，因為這就不叫休假而是辦公了。到北戴河來，就是要員們覺得在北京的中南海里呆的太煩悶太壓抑，要出去透透氣，與大自然親近，放鬆放鬆心情。不過，在胡時期，為體現所謂親民本色，曾一度廢除北戴河休假，因為每次休假都勞師動眾，恨不得把整個中南海都搬來。習上台後又恢復了北戴河休假制度，大概官員們對廢除休假有看法吧。 倒習只能靠中共黨內尤其是高層的力量 儘管來北戴河以休假為主，但不排除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常委們和退休元老就當時一些重要的問題召開非正式的小範圍的會議。所謂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是黨或國家的大政方針，亦有可能是某個人事議題，比如對某位重要官員涉及腐敗，要不要處理，如何處理等。中共二十大還有四個月就要舉行。習應該不會單純來北戴河享受日光浴的，其他常委和退休元老也不是，二十大報告的起草和主題，中共的發展方向，目前的時局和國際環境，人事安排等，估計在北戴河期間還是要在這些寡頭們之間關起門來議議的。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不同派系在北戴河會發生權力鬥爭，反習者要聯手圍攻他？理論和邏輯上講，由於北戴河會議——如果有的話——的象徵性，它確實是反習勢力阻止習在二十大連任的最後時間視窗，故他們會把握好這個時機干擾他的議程，甚至同習攤牌。我說的反習勢力不僅指那些有明確標籤的中共和習近平的政治反對派，也包括不贊成或反對習近平政策和做法的黨內外、海內外人士。 在反習者之間，對習能否連任有兩種不同看法，一是認為他在二十大連任的機會渺茫，理由是今年以來的疫情特別是上海的封城搞得天怒人怨，加上經濟蕭條，民心幾乎完全逆習而動，換習聲音在黨內響起，希望李克強取代習，這讓他們倍感鼓舞，倒習信心大增，認為習要在二十大連任已無完全把握。此乃「習下李上」說法近期廣泛流傳的原因所在。對這部分反習者來說，現在不是談論習能不能連任的問題，而是如何激發李的鬥志，讓李為更多黨內官員接受的問題。二是認為儘管輿論環境對習不利，但他連任的概率依然很高。在這部分反習者看來，就算不能阻止習連任，也要為他製造障礙，包括釋放各種謠言，也許還能出現一些變局，比如，激化習李兩人矛盾，造成中共內部分裂，也將能削弱習的極權統治。如果不在這個關口趕快行動起來，任何事都不做，乖乖等著習在二十大上台，以後就更沒能力和機會反他了。 不過，不管人們如何評估習連任的可能性，當下要倒習，還只能靠中共黨內尤其高層的力量，社會的力量暫時是指望不上。很多人就把希望寄托在高層出現反習領軍人物和激烈的黨內權力鬥爭上。客觀而言，習近10年的折騰，他做的種種事情，確實為他製造了許多黨內對手和敵人。在這些人看來，習既損害他們的利益，也把中國帶向危途。因此，如果說民間特別是底層對習還有一些盲從，他們從一開始就不信任習，現在更不信任他。 習近平的權威遠不如毛，也不如鄧 現如今很少有人懷疑習的權力是毛之後的中共領導人中最大的，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超過毛，但是要論權威，則遠不如毛，也不如鄧。權威和權力是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東西。簡單地講，專制政權下的領袖權威，是以權力作基礎的，沒有權力，就沒有權威，但權威還有一些其他來源，比如能力資歷聲望關係等，它更多是基於對某種品質和能力的認同，而權力建立在一種制度剛性的基礎上。例如，鄧九二南巡時已完全是一介平民，但他依然能夠在中國掀起巨浪並迫使江澤民接受他的改革主張，原因在於鄧有巨大權威。習現在是有權力沒有權威，他的權威要靠權力去維護。從這個角度看，黨內高層要倒習，就必須出現能夠同他分庭抗禮的力量或者在黨內和社會擁有權威的人物。 李克強會是這樣一個人物嗎？顯然不是。雖然如今反對派把他抬出來，但是他的權力被習死死地壓著。經濟形勢的不好使李的處境有所改善，讓他的媒體曝光率增加，但這種輿論影響力並沒有轉化成應有的權威。好比中共歷史上三年大饑荒毛不得已退居二線劉少奇走向前台，但權力依然掌握在毛手裡一樣。李在這方面還不如劉，劉當時得到黨內包括周鄧的支持，也得到民眾的擁護，當年毛劉的畫像在官方和民間是並舉的。這當然是因為今天的形勢比當年還是要好得多，對習的權力衝擊不像當年對毛的衝擊大；也是因為李10年總理任期基本是一個小媳婦的角色，沒有什麼特別的政績讓大家記住。而劉不同，劉的白區領導經歷以及他在神話毛的過程中所做的理論貢獻，讓他形成了在中共黨內僅次於毛的歷史地位，得到很多要員的佩服和支持。李尤其在這一點上遠不如劉。現在反對派高舉李，只是因為他是國務院總理，本來主管經濟且有相對開明的色彩，雖然在目前的特殊時期也會讓李得到一部分或者多數黨內官員的暗中支援，然而這種支持的力度是有限的，根本不足以動搖習的權力基礎。此外，從李的個性看，他是一個溫文爾雅之人，缺少非常時期應有的果敢和決斷，不敢同習有正面交鋒，這一點他也不如劉。後者敢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不敬，李不敢，他或許過多地從維護黨的利益和前途考慮，以為同習公開衝突對黨不利，又或習拿這個帽子嚇他，他就不敢。 王岐山給人的印象倒是敢做敢為，但王反腐得罪了太多人，在這一點上，習王是一體的；另一方面，王現在沒有黨內職務，他的國家副主席是虛的；何況，他的屁股也不幹凈，很多人巴不得他被習開刀呢，所以他更沒有力量同習叫板。 中共內部的不滿只在暗處 黨內高層過去是被習壓著，對他敢怒不敢言，現在情況其實也好不了多少，大家的不滿只是在暗處，或者通過社會發泄出來，公開還是要像李王一樣稱在習核心的領導下，以示臣服。有人根據習在近日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有關反腐敗的講話將反腐提到重大政治鬥爭的高度，就臆測二十大前黨內有一番殘酷的權力鬥爭，會有某個政治局委員落馬，並且會反映在北戴河會議上，但與其把習的這個講話看作他接下來要將某個政治局委員拿來祭旗，不如看作他是對黨內不滿力量的「蠢蠢欲動」進行警告更恰當。從目前情形看，黨內沒有像樣的力量在反對他，筆杆子依然控制在他手上，官媒天天在替他造神；刀把子依然控制在他手上，最近他的親信王小洪正式被任命公安部部長，並且被安排為政法委副書記，差不多整個政法系統由王掌控了。此皆顯示，重要人事任命依然由習主導。地方黨代會和領導幹部照舊在頌揚習的英明領導，更不用說軍隊牢牢掌握在他手上。 北戴河也許會有對中共未來政策和二十大人事的討論和協調，也許會有不同派系的討價還價，但都不會超出習允許的範圍。如果他有雅量，可能還會允許他的同僚對前一階段的抗疫和經濟狀況進行批評和檢討，消消氣，發泄發泄不快，但他絕不會讓這種批評和檢討變成對他個人的攻擊，特別是反對派希望的路線鬥爭。現任官僚不敢這樣做，退休元老同樣不會。江已經96歲了，胡也80歲，江還能不能來北戴河都成問題，難以想像，在他們這把年紀下，在他們身邊形成有效的反對力量，何況官員們被嚴禁串門。 因此，除非我們把政策和人事安排本來具有的正常分歧看成權力鬥爭，否則不要指望有什麼對習特別不利的事情從北戴河傳出。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