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缺近兩年後 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到任
2026 年 8 月 10 日
2022年中期選舉將至，多家評論認為，共和黨人擁有許多有利要素：一位不受歡迎的總統，令正常社會成員抓狂的民主黨社會基礎，以及無法甩鍋給他人的41年以來最高通脹。因此，共和黨這邊信心滿滿，預期最好的戰績將包括贏回眾議院甚至參議院，並且能夠保住其在州議會和州長職位上的多數席位。共和黨的信心並非毫無憑據。著名調查機構蓋洛普在6月中旬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稱，「2022年很有可能是共和黨迎來壓倒性勝利的一年。」 蓋洛普：中期選舉三項常規指標均低迷 蓋洛普在這份報告中調查了對美國中期選舉結果有指示作用的三項指標：現任總統的民意支持率、國會的民意支持率和民眾對現狀的滿意程度。 蓋洛普報告顯示，目前民眾對拜登的滿意程度為約41%。與歷任美國總統在中期選舉前的支持率相比，目前拜登41%的支持率處於較低的水平，與川普在2018年大選時的支持率相同，當時共和黨失去了40個眾議院席位，美國前總統里根在1982年的支持率為42%，也曾令共和黨失去26個席位。 報告顯示，目前美國國會的民眾支持率為18%，是自1974年以來的最低點。報告表示，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內，國會的支持率為21%，民主黨失去了63個席位；2018年川普在任時國會的支持率為21%，共和黨失去了40個席位。 同時，這份報告還顯示，目前美國民眾對國內現狀的滿意度為16%，這是自2010年以來的最低點。 報告稱，根據已經公布的多州初選結果，民主黨很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遭受「重大衝擊」，並重蹈1994年和2010年中期選舉的覆轍，當時民主黨在選後失去了大量國會席位和國會控制權。 不獨蓋洛普的民調結論如此，538網站通過分析各種各樣的民調結果和使用自己的民調評分系統來評估拜登的支持率，截至美東時間6月24日，拜登的支持率為39.2%，不支持拜登的比例為55.3%。 共和黨是否就可以高枕無憂地躺贏？我的看法是：有2020年選舉經驗在，不可太過樂觀。 2000頭騾子：2020大選舞弊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2日開始，在全美250多家影院公映一部紀錄片《2000頭騾子》（2000 Mules），該影片聚焦2020年大選中搖擺州涉嫌選民欺詐和填塞選票的犯罪行為，由保守派活動家迪內什·德索薩（Dinesh D』Souza）製作。「騾子」一名的由來，乃因共和黨黨徽是紅色的像，民主黨是藍色的驢子，「騾子」則被用來稱呼2020年大選中受雇的中介。影片藉助手機信號追蹤、數字地理圍欄（geofencing），以及缺席選票投票箱的監控錄像，顯示出成千上萬「騾子」受雇非法收集和投遞了數十萬張缺席選票，使得大選結果發生改變。 《2000頭騾子》記錄了保守派選舉情報組織True the Vote的研究，該組織收集了喬治亞、亞利桑那、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得克薩斯等六州有組織的選票販運的證據。以喬治亞州為例，True the Vote聲稱，在凌晨12點到5點之間，有242位「騾子」前往投票箱5662次，可能在幾周的時間內將數十萬張非法獲得的選票塞到投票箱里。騾子們的僱用者，是一些寄生於民主黨旗下的NGO，長年收受民主黨的撥款、為民主黨干臟活兒維生。其中賓夕法尼亞、喬治亞和亞利桑那這三州顯示的非法選票比拜登的獲勝優勢還多。以上這是基於True the Vote定義騾子的高標準（至少10次訪問了投票箱）。如果將門檻降低到計算訪問次數至少5次的人，估計受影響的選票將增加一倍以上。 影片還批評包括美聯社、Politifact在內的事實核查機構具有誤導性或存在缺陷。 2020年選舉，與以往選舉不一樣，不只是政黨輪替，而是關係到美國人是否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特別關心這場大選，因此，有關選舉舞弊的一切信息，我基本都看了，2021年亞歷桑那州對該州選票的法務審計及其他相關調查報告，我也看了。因此這部《2000 Mule》中的內容，我完全不吃驚，知道這只是再現了冰山一角。 問題在於：現在掌握了行政、國會、司法檢察系統的民主黨根本不打算放棄2020年使用的選舉機器，共和黨似乎也沒什麼辦法制止這種情況。民主黨也未打算放棄這種做法，甚至將這一手法用到自家黨內初選上來。2022年6月6日，喬治亞州曝出重磅醜聞：在民主黨中期選舉中，爭奪第二區地方官選舉的有三個候選人，最後一名叫米歇爾Michelle Long Spears，投票機顯示她在自己的選區得票數為0。而她和丈夫二人都投了自己的票，得票數至少應該為2。 米歇爾要求手工點票，手工點票的結果是多得了數千票，從而使她的得票數在三個候選人中從第三躍居第一。 這種投票機，正是2020大選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機。 多米尼機器有問題，但就是不能換 儘管多家民調都表明拜登與民主黨今年的選情不妙，但我清楚地知道，只要多米尼機器繼續投入使用，民主黨未必落敗。 多米尼選舉機器在選舉安全方面的缺陷並非秘密。2020年大選之前，不僅美國選舉委員會及相關專家早就知道，大選之後宣傳Dominion系統是安全的幾家主流媒體其實在大選前也曾報道過。 我在《2020大選：高科技資本深度參與的數據政變》（2020年12月）一文中將我在推特上介紹過的事實集中說明：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術評估，建議和案例研究，支持負責規範，評估和選擇技術解決方案的公共部門IT經理的行業協會）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兩篇文章，連標題都極為相似，一篇是《選舉安全行為準則：是否太少太遲》；《選舉機器安全：是否太少太遲？》，作者是德里克·B·約翰遜（Derek B. Johnson）。這兩篇時隔一年的文章講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國選舉委員會在關於選舉機器安全性的聽證會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機器安全標準僅涵蓋投票系統的技術方面，未涉及可能對選舉產生影響的網路安全。各州與會者指出，聯邦選舉委員會頒發了《自願投票系統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沒有時間在2020年選舉之前針對新標準測試其系統。密歇根大學教授兼選舉安全專家亞歷克斯·霍爾德曼（Alex Haldeman）在會上指出，更新後的標準「範圍相對較弱」，不包括有關選舉後審核和安全選舉系統其他整體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機供應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規，以作為聯邦資助的條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選舉委員會再次就選舉機器的安全性開會，一些專家警告說，Dominion機器不利於有效的選民核實和選舉後的審核程序。對公司的軟體和硬體供應鏈也存在擔憂，因為至少有一個主要的投票系統供應商從中國採購零件和組件。但各州官員表示，在大選之前來不及改正了。 結合美國選舉委員會2019年、2020年兩次關於機器安全性能聽證的結果，結論是：早就發現Dominion的安全有問題，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選民身份與不能事後審計這兩點；中國提供部件也是事實。但美國多數州還是無視選舉安全專家的警告採用了（據說不少州購買Dominion系統拿了回扣，對喬治亞州長與州務卿就有過這類指控）。 《紐約時報》、CNN在前幾年都曾報道過美國選舉機器系統出錯的問題。遠的不說，彭博社2020年1月3日就發表過一篇《美國不會放棄易被入侵的無線投票機器》，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統為重點，指出Dominion系統兩個大問題：一是即使短暫連接到互聯網，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過系統傳播惡意軟體；二是地方政府將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訪問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系統操作，導致安全隱患。事實上，2020年大選之夜拜登曲線就出現在密西根州。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後門，只要看民主黨為此做的法律準備就知道了。 今年是否有可能換掉這種已經被事實證明偷票的投票機？只要看看極度左傾的左派NGO布倫南中心的態度就知道了。2022年3月1日，布倫南中心和驗證投票的聯合分析「發現」：近年來，對機器投票結果建模分析，發現其中一些「翻轉」投票，是因為老化硬體相關的校準錯誤，觸摸屏錯誤地記錄了選民的選擇。這反過來又導致了病毒視頻和機器「竊取選票」的陰謀論。但結論是：更換老化的投票設備將花費數億美元，各州沒有錢做這事。 美國民主一線命脈正懸在現在的多米尼投票機上，但美國朝野的關注點似乎不在這件事上。美國總統拜登此時正忙於在全國推廣青少年變性，支持美國女性反對最高法院推翻保護墮胎權判例的判決，他會特批幾億美元幫助各州更換投票機嗎？各州會採用手工點票這種可靠但笨拙的點票方式嗎？ （原文鏈接）
習近平集團最近收緊了對幹部親屬經商的新限制。作出這個姿態，是想證明他的共產黨順應民意，堅決反腐敗。其實包藏的禍心，被分析家們總結為如下幾種。 第一當然還是借反腐敗打擊政敵。正如老百姓總結出的那樣，現在是無官不貪，不貪也當不了官。打誰的腐敗，不打誰的腐敗，就有了選擇的空間。多年來中共的反腐敗就是清洗政敵的模式。所以越反越腐敗，越反越獨裁。對老百姓沒有任何好處，僅僅有利於獨裁專制。 第二就是迷惑老百姓，減輕輿論的壓力，或者說騙取愚昧老百姓的擁護。老百姓中永遠有相對愚昧的部分。由於信息壟斷，愚昧的部分被擴大了。披著羊皮的狼可利用的空間也就擴大了，這就是王岐山、習近平玩弄反腐敗，刁買人心的空間。看看那些傻乎乎地擁護習近平的愚昧人群，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反腐敗迷惑的老百姓。 第三就是威懾所有內部反對的聲音，誰不聽話就誰腐敗。所有當官的屁股都不幹凈，想抓誰就可以抓誰。於是就造成了獨裁專制的必備條件，更無一人是男兒，大家都是乖乖孩兒。在這方面，王岐山是看得最透的人，所以常委只當刀把子常委，不爭排名次。可惜城府不夠，策略失誤，為他人做了嫁衣裳，讓城府很深的習近平撿了洋落。 經過十幾年的選擇性反腐敗，官員們也都看清楚形勢了。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國人的這一套策略淵遠流長。官員們的對策就是：無官不貪是必然躲不過去的坎兒，那就不躲；躲了的就當不了官。但是刀把子還是要躲避，不躲避就不知道哪天要吃牢飯。怎麼辦？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古人的智慧確實高明。自己一身清，比清官還清。以老婆孩子的名義貪，以經商辦企業的名義貪，不就暗度了陳倉了嗎？這就必然混淆了正當經商和貪污腐敗的界限，成為對官員親屬的不公平待遇。只要你是官員的親戚朋友，你就在輿論面前喪失了正當經商的平等權利。對別人的不公平，反過來製造了對你自己的不公平。 這種腐敗是個新問題嗎？不是。自從兩千多年前，中國確立了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制度以來，腐敗政治就作為伴隨物寄生在體制內。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周期律，就是腐敗伴隨社會生長，最終導致滅亡的規律。問題在制度而不在個人，無論好人壞人，都在制度造成的大環境中改變著自己。正如大家在歷史和戲劇中看到的那樣，適應制度的腐敗佔大多數，清官只是不合時宜的極少數。 習近平既然要堅持專制獨裁不動搖，那就只能堅持腐敗不動搖。那他為什麼又要掀起新的一波反腐敗，而且要反到親戚朋友圈子裡呢？一來是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腐敗已經深化到官員自身以外的親戚朋友圈。二來是在關鍵的中共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必須要降伏那些不聽話的暗藏的反對派，保證他違規連任。所以他就順應形勢，把打擊的範圍，違法地擴大到官員們的親戚朋友。讓那些更無一人是男兒的反對派，無處躲藏。 老百姓多數很喜歡打擊腐敗，吃不著肉聞聞味兒也能過癮。所以老百姓和輿論，很容易被陰謀家們所利用。但是很少人知道，腐敗不是一種個人道德品質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專制加市場制度就是製造腐敗的溫床，而且極端排斥清廉。無官不貪是制度的必然。不改變制度，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和官場。因為貪婪是人的本性，必須有合理的制度來約束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文件，對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作出一定的限制。文件要求領導幹部每年填報家人經商情況，違反者將被免職。反腐是中共的老生常談，反腐也越反越腐，這些年揪出來的臟款數量一次一次刷新，大都是習近平執政以來提升的官員，中共反腐對於民間來說已是一個笑話。 這次反腐於以住不同的是要求填報，填報上交這是相當厲害的剎手鐧，習近平通過上交的表格，就牢牢地把領導幹部的生死握在手中。中共領導幹部有哪一個沒有子女與商有關係的，雖然並不一定是自己直接經商，大量的是通過白手套，但究竟起來白手套也是一樣的。誰能真過得去就看對習的態度。這次習近平反腐政治上更加明確，是為了二十大的連任開路。 最近一段時間習近平的「清零」與俄羅斯的政策受到黨內阻擊，使本來可謂已經穩當的連任出現了危機。黨內的矛盾浮出檯面，特別是李克強召開全國10萬幹部大會，不提清零抓生產尤其凸出了問題。李克強窩囊了近十年的總理，在他行將離任之際突然強硬起來，當仁不讓地以總理的責職，不買習近平「堅持清零」的賬，恢復生產成為強勢總理。雖然有著離任前為自己爭得名聲而一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反習的勢力在支持，沒有這個勢力即使李克強有心也無力。反習的勢力一直都是存在的，最近中央發文不許老幹部妄議中央，這些老幹部應該就是反習勢力的後台。但在嚴密的監視下這股力量很難集結。現在反習勢力抓住「清零」與「俄侵烏」兩件大事的時機，迅速地集結形成力量，通過李克強恢復生產的名義向習近平施壓，讓習近平措手不及。 當習近平意識到的時候已經不及粉碎反習勢力的集結了，那麼如何粉碎這個勢力呢？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反腐」。反腐是習近平駕輕就熟，屢試不爽清除政治對手的方式。當年習上台穩住地位，最後成為一尊靠的就是反腐，前任的黨內大佬，除胡溫、江朱以外幾乎全部進了秦城，沒有進去的人除跪地輸誠，保性命以外無路可走。習近平反腐成就了他的地位，也同樣成了孤家寡人，除出幾個親信侫臣以外都成了他潛在的政敵，他們熬等了十年現在機會終於來了，他們不失時機迅速出手形成了隊伍，當然這個隊伍相當脆弱，難以成為實體與習公開叫板。 習近平祭起了反腐之旗，對反習勢力是生死之戰，一當站隊就沒有了退路，雖然他們並不公開站隊，但只要不與習一致就是沒有敬畏之心，這也是罪不可容，他們不是現在當作貪污份子關進秦城，就是習連任後當作反黨分子受處，他們只有置於死地而後生。當然，對習來說同樣是生死之戰，如果說習近平執政伊始反腐是為了揚馬立威，雖血雨腥風，但畢竟是為了立威。而這一次反腐不是立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將反習勢力打下去使自己連任的問題，如果不連任，以他清洗黨內政敵的殘忍與數量之多是很難善終的。因此，這一次反腐必然更加血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不勝則亡的鬥爭。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本月13日，習近平以軍委主席的名義，簽發《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宣稱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巧合的是，6月15日是習近平生日。當天，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他通電話，表達生日祝賀。兩人同為69歲。 外界立即聯想到台海局勢。習近平此舉，似乎是在黨內鬥爭不利的情況下，要對外生事，轉移國內矛盾和視線。用外爭來遮掩內鬥。那就是，習近平故意向台灣、美國和國際社會示威，作勢要對台灣動武，或在台海滋事。 就在同一天，中共還有兩個動作。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突然宣稱：「中國對台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國際海洋法上根本沒有『國際水域』一說。」這等於北京首次宣稱，台灣海峽是中國內海，暗示中共可以採取任何行動，而其他國家不得干預。 同日，政治局委員楊潔篪飛到瑞士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閉門會談四個半小時，也喋喋不休地強調中共的台海立場，要求美方接受。但沙利文表達美方的一貫立場，並正告北京：不得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 在這裡，習近平等人暗示，可以效法普京的做法，抄俄羅斯的作業。普京把入侵烏克蘭定義為「特別軍事行動」，不說戰爭，也不承認入侵，進而在國內外進行政治宣傳，混淆視聽。在習近平看來，中共若不能全面攻打台灣，或至少可能採取封鎖台灣海峽的動作，到時，就依此《綱要》，謊稱為「非戰爭軍事行動」，圖謀在國內外宣傳中，魚目混珠。 作為回應，同一天，台灣立法院長游錫堃發表演講，他指明：（射程達兩千公里的）台灣雲峰飛彈（導彈），可以打到北京。並暗示已經量產。他奉勸中共：不要傷敵八百、自損一千，侵台前須三思。游錫堃這番話，又激起中共黨媒和黨棍如胡錫進等跳腳大罵，趁機升高威脅的調門。 汪文斌提到國際海洋法，本身構成矛盾和反諷。因為，中共雖然簽字承認了《國際海洋法公約》，但中共卻用實際行動予以違反和破壞。比如，該法規定，任何國家都有二百海里經濟專屬區，但中共從來不承認、也不尊重南海周邊國家的經濟專屬區，硬是通過所謂「硬實力」擴張到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家門口，宣稱那是中國的領海。另外，2016年，國際仲裁法院裁決，在南海爭端中，中共全面敗訴，其所謂主權主張完全不合法。但北京無視該法院裁決，拒不執行，甚至拒不承認。 再者，中共宣稱台海沒有國際水域，並勸告美國等國軍艦不要穿越台灣海峽，那麼，中共如何解釋它自己的行為？– 其軍艦和艦隊經常穿越日本諸島之間的宮古海峽、甚至還連同俄羅斯艦隊一道，聯手穿越日本的津輕海峽。雙重標準與自相矛盾，處處可見，北京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其實，習近平心下很清楚，他要在台海生事，不僅會引發與美國、日本和周邊國家的軍事衝突，甚至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此他並無勝算。於是，更可能，針對台海，習近平只是虛張聲勢，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畢竟，普京入侵烏克蘭的失敗和陷入泥潭，已經讓習近平膽寒，在入侵台灣的議題上開始猶豫。此時此刻，黨內更多人、更有理由反對他冒險的攻台計劃。 習近平一貫對台灣心存野心、在台海高調行事，動輒指使手下人對美國設置「紅線」，發聲警告、威脅；但每當美國軍艦穿越台海，習近平卻不敢兌現他的警告和威脅，不免難堪，在黨內招議。此事無疑成為他的一塊心病。 習近平圖謀連任，視為他今年最大的政治。派遣楊潔篪與沙利文閉門會談，更可能談到：希望美方給習近平一個面子，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不要派遣軍艦穿越台海，讓他在黨內有個交代。於是，回頭來看，習近平突然簽發的那份所謂《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極可能，另有目的。且聽下文分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在海外，關於中國高層政治未來演變的討論中，政變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增加了不少。許多人希望習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個猜測就是，會不會發生政變。但是，往往這樣的猜測都「剎車」在政變這兩個字上，因為究竟中共內部怎樣才會發生政變，似乎是個謎。本文就來梳理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的政變。中共內部發生政變，實有先例；而影響政變成敗的因素其實很簡單，就是誰掌管槍。 一、習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變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層權力衝突發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時習近平還未上任。當時，對武警部隊有指揮權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動用武警，似有政變企圖，但陰謀被內部人舉報；胡錦濤調動38軍包圍了中央政法委的幾處辦公地點。據中國的媒體事後介紹，當時給38軍下達的任務是，「粉碎陰謀分子軍事政變」。事後周永康被逮捕下獄，引發了一波周派人馬的大抓捕。 武警部隊並非是只持有輕武器的警察，而是准軍事部隊。1995年5月3日中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下發了國發（1995）5號文件，宣布《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管理體制的決定》，規定「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製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武警總部接受公安部的領導和指揮，總隊及其以下武警部隊接受同級公安部門的領導」。 這樣，武警部隊的指揮權就變成了以公安部門為第一指揮者，中央軍委只負責武警的組織編製、幹部管理、訓練等；武警部隊的日常任務、規模和編製定額、指揮、經費物資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門決定。1996年10月中央軍委先後將陸軍的14個乙種步兵師劃歸武警部隊序列，編為武警內衛部隊機動師，直屬武警總部指揮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這個層級，直接指揮武警部隊的便是周永康，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調動武警部隊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場未遂政變，其之所以發生，是中共的部分軍隊出現了雙重指揮權。這也是習近平上任後改變軍隊體制、重新抓住軍權的原因。習近平隨後清洗了軍隊的主要將領，改變了中共長期以來由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掌握軍隊核心權力的雙頭體制，取消了原來的總參、總政、總後和總裝四個軍委內設總部，把軍委各總部的二級部編成16個分管部門，各自直屬「軍委聯合指揮部」。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也撤銷了「武警部隊」這相對獨立的軍種。 歷史上，中共的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管控是虛的，軍委主席不負責軍隊日常運轉的維持，只通過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這兩個人的個人效忠來掌握軍隊；習近平則把軍委主席變成實際掌控軍隊日常運轉的職位，通過「軍委聯合指揮部辦公室」，直接把軍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 二、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的成功政變 中共建政後，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變，就是抓捕「四人幫」。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為會議上不佔多數；但抓了黨內高層里對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變成功了。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2010年在《領導文萃》第5期發表的《胡耀邦與華國鋒》一文披露，華國鋒曾同胡耀邦有兩次長談，1977年12月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這場政變的起因。華國鋒說，「採用什麼辦法，開全會，不行，輿論工具掌握在他們手上……只有把他們抓起來。」 范碩的《王震眼中的葉劍英》一文則寫道：當時對軍隊尚有控制力的葉劍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陳雲那裡通報意圖。陳雲反覆考慮後，直接與葉劍英面談，陳雲認為，可供選擇的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召開中共10屆3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 而葉永烈的《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補充了一個重要細節：陳雲在家裡反覆研究了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算來算去，覺得通過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讓與會人員舉手投票，從而實現政治上打倒「四人幫」的目的，並沒有完全的把握。葉劍英是主張武力解決的，當陳雲得知葉劍英的堅定態度後，便明確表示贊同，並且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顯然，當時能代表軍方意見的葉劍英，是這場政變幕後的主要決策者，而掌控中央警衛大權的汪東興，則是政變的重要執行者。為什麼陳雲這個當時中共高層里資格最深的元老，卻不能直接參与政變的組織和指揮？道理很簡單，他是文官，指揮不了軍隊。 葉劍英下了決心，華國鋒就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政變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夠實際掌控軍隊的軍方主要人物，其實是這場政變的關鍵；反過來，如果葉劍英反對政變，那華國鋒和汪東興就不敢動，否則就面臨與軍隊對抗的危險。這種情況說明，如果沒有軍方實際控制者的默許，最高領導人若單純動用中央警衛局的權力來實施政變，就可能面臨內戰。 三、首長警衛抓首長 中共高官身邊都有警衛，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衛這一關是饒不過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為高層人員提供的警衛制度，恰恰就隱伏著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國家級、副國級高官被隨時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是唯一組織過成功的秘密政變的，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的意願，繼承了中共的最高權力，然後馬上就發動了抓捕毛派高層骨幹（「四人幫」）的政變。為什麼如此輕而易舉？華國鋒去世前，曾談到過中共高層警衛制度在政變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華國鋒的長沙市委秘書長蔣新祺又一次到華國鋒家裡，華國鋒與蔣談到30年前抓「四人幫」的經過時，介紹了中共的高層警衛制度：「我們的警衛制度是統一領導，警衛員只負責首長安全，其餘都要聽警衛局的。當首長的指示與警衛局指示相矛盾時，必須無條件執行警衛局的命令。首長外出，警衛員要每天向警衛局報告首長的安全及行蹤。開會時，警衛員把首長護送到會議地點，第一件事就是向駐會警衛交槍，存放起來，首長開完會再來領槍」。這段話曝露了那場政變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長的警衛們並不是無條件聽從他們奉命保護的首長所下達的指令；相反，警衛們必須無條件地優先執行他們的上級領導中央警衛局的命令。如果警衛局下令抓捕他們原來要保護的首長，那警衛們的槍就會毫不猶豫地對準這個首長。 其次，高官警衛們除了奉命保護自己負責的首長之外，也每天要向警衛局報告這首長的行蹤；換句話講，這樣的報告制度同時也就是，通過貼身警衛，隨時對那些受到保護的高官實行監控，那些高官其實並沒有行動自由。 再次，高官們離開住所或辦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或京西賓館這些高層開會的場所，他們的隨身警衛必須在會議地點交出手槍，留在警衛休息室待命。而高官們在會場里的命運，其實是由中央警衛局的會場警衛們掌握的。所以，如果在這些會場里發動政變，是可能抓捕高層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揮中央警衛局的最高領導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讓警衛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中共高層警衛制度的這三個特點說明，中共高層人員的人身安全，其實隨時都掌握在最高領導人的手心裡。這些特點迄今未變。 四、「管槍的」和「管紙的」，誰都能政變？ 中共高層如果發生政變，必然是用槍來說話的，根本不會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們事先投票，來決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層的某個人或幾個人。如果有抓捕行動，從來是先秘密抓捕，事後開個會，形式上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舉手贊成。開會時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員挺身而出反對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個被抓的。 因此，談到中共高層的政變，就必須搞清楚，誰能夠抓誰。這答案既清楚又簡單，當然是「管槍的」抓「管紙的」，而不是「管紙的」抓「管槍的」。所謂「管槍的」，就是軍權在手的高層成員；所謂「管紙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層成員，他們的權力只不過是在文件上籤個同意之類，他手頭不但沒有槍，而且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他背後。 「管槍的」是掌握軍權的人，如果黨魁同時有效地掌控了軍權，又控制了中央警衛局的指揮權，他就是唯一的「管槍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槍的」高層成員，他們就只有「管紙的」資格，也只有被政變的可能。 中共高層成員中，除了掌握軍權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其他人的個人行動、保健和通信聯絡，隨時都處在被監控狀態。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電話被監聽，手機不許用，出門有警衛秘書貼身監視。所以，最高領導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層人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誰想充當習近平的政敵，習近平一清二楚，隨時可以應付。對習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而言，這就是「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自己的背後」。若以為這些高層人員可以互相聯繫、拜訪或者隨意通內部電話，那都是瞎猜。 五、習近平四換中央警衛局長 正因為掌控警衛局對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領導模式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專權，每換一個最高領導人，就會把前任留下的警衛局長換掉。習近平則換得更勤，七年里換了四次，但似乎與防止政變無關。 習近平上任時，中央中央辦公廳警衛局長是胡錦濤時代提拔起來的曹清，習近平一直等到上任兩年後才找到一個機會，通過警衛局使用習近平專機從非洲走私象牙這件事，先透消息給《紐約時報》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後調走曹清，讓他改任北京軍區副司令。 接下來，習近平讓曹清的副手、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王少軍接任局長。過了幾年，2020年11月，習近平調駐福建漳州的陸軍第31集團軍91師政委陳登鋁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到了2021年7月，再調北部戰區陸軍副參謀長周洪許接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撤掉了王少軍的職務。但今年1月初，王少軍又被習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擔任警衛局局長。 習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細地反覆安排警衛局長的人選，可能有這樣一些因素。 其一，習近平對原來從副局長升上來的警衛局長王少軍，總是有點不放心，想換從野戰軍調過來的軍官。野戰軍的軍官一下子調到御林軍這個中樞位置，其本人從來不敢想過，所以會感恩戴德，對習近平就言聽計從。 其二，雖然這樣的野戰軍軍官事先也反覆考評過，但他們習慣在基層部隊指揮，頭腦比較簡單，一旦到了中央警衛局局長這個任務非常複雜的中樞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些野戰軍軍官會很不適應。 其三，中央警衛局局長的職位一向是從內部拔擢，那樣的人對警衛業務比較熟悉；同時，對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揮靈便。然而，調野戰軍軍官來擔任警衛局長，警衛局的中層幹部會不服氣，因此也會暗中掣肘，讓新局長指揮不靈。所以，習近平最後還是只好把撤了職的老局長重新找回來，不過，經過這一番撤任和復任，王少軍多少會乖巧一些了。 隨著最近中共高層的北戴河度假期開始，中共政變論的焦點又轉移到了那裡。其實，北戴河的警衛制度與北京一樣，如何去指望李克強策劃和實施政變呢？ 東亞國家當中，倒是有一個政變中刺殺成功、但事後政變失敗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韓國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在安井洞的特務機關里舉辦的私宴場合，開槍打死了威權總統朴正熙，死者即後來的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刺殺後，因軍方不配合金載圭策劃的政變，他被判了絞刑。韓國有一部政治歷史電視劇《第五共和國》，開頭三集就是這場政變成而又敗的經過。這可以算是了解政變的一個參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10日凌晨，唐山幾個流氓混混在一個燒烤店當眾猥褻年輕女孩子遭拒後，惱羞成怒將女孩拖出店外拳腳相加、圍毆暴打的視頻傳遍網路，成為網民關注的焦點。此視頻傳播速度和民眾對事件的關注度極高，在中共的網管猝不及防之下，相關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擴散開來，登上了熱搜頭條。 這樣的事情在中共自問自答「中國為什麼這麼安全」中，超越了審查與管控成為熱點，熱得一發不可收拾。這當然是中共暴政不願看到的，無論是中共中央高官，還是地方基層小吏。如今，人民用中共當年自問自答的題目來質問中共：「中國為什麼這麼安全？連吃個夜宵都會被流氓猥褻，慘遭當眾毆打。」你中共當年準備好的答案肯定用不上了，何不給人民一個清楚的新答案？！ 到目前為止，事情發生已經十天有餘，仍有很多人將此類事情歸結於「黑社會猖獗」，此言差矣，謬也。在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與資源的淪陷區，什麼事情的發生會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沒有關係？!好事情都是共產黨「領導有方」，壞事情就不是「共產黨領導得好」，而變成「黑社會猖獗」了？這符合邏輯嗎？ 試問，沒有中國共產黨如此這般的領導，黑社會是怎麼猖獗起來的？中共賴以生存的爪牙之一 — 公安部門，本身就是專制暴政權力的延伸。沒有他們與黑社會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甚至直接權力尋租、公然交易，那些流氓混混怎能成為危害一方的惡霸、欺壓百姓的地頭蛇？！淪陷區內，全國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哪個不是流氓黑社會的保護傘？！靠著向黑社會、各種會所、妓院……收保護費，為公安局、派出所個人創收。那些打算開辦會所或者舞廳的人，事先要與分管該地區的公安商量好了給他們多少乾股、怎樣分成……，達成協議後才開始裝修開業。這些會所會為提供保護的乾股股東 — 公安局長或者隊長們準備好專門的房間，供其隨時享用。 早在二十年前，山東臨沂市西城區派出所一個所長的位置，要向市公安局行賄幾百萬才能拿到，當時還是劉傑當局長。如今，據說交易早已是天價了。不過無論價格怎樣暴漲，這樣的買賣總是穩賺不賠。記得九十年代，百姓有句順口溜：「公檢法，國地稅，三陪女，黑社會」。其中，「三陪女」被歸為「新四害」實在是太冤了。 實際上，在中共淪陷區根本沒有唐山與佛山之分，也沒有杭州與天水之別，只有惡事是否在陰差陽錯之下被爆了出來，成為人民關注的熱點之分。 反觀歷史，每當這類惡事發生時，中共總是站在邪惡一邊，把當事人嚴密控制起來，使得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同時刪帖封號掩蓋真相，通過「喉舌」放出所謂「正在調查處理」的假信息欺騙人民；實際做的卻是不斷地銷毀證據，打壓敢於仗義執言者。多年前，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如此，北京的雷洋被「嫖娼」案如此，徐州八孩「鐵鏈女」案如此，正在發生的唐山群毆女子案也不會例外。 此時，與其指望黑社會的保護傘 — 中共公安去打擊黑社會，還不如讓狼幫你看好羊。因為，狼看羊誰都知道意味著什麼，而且遠沒有讓黑社會的保護傘打擊黑社會那麼具有欺騙性。讓善良人對邪惡抱有希望的危害性有多大，對有常識的人來說，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總之，有位網友說得好：「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中共淪陷區一切不公與邪惡的根源在於制度，共產專制制度不除，類似於唐山流氓打人事件、徐州「鐵鏈女」事件，以及類似雷洋、曹順利等人的惡性事件還會不斷發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這些事情就別想得到解決，而只會不斷地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生活於中共淪陷區的不同人的身上。 若不從長計議結束共產暴政，不僅是今天中共淪陷區居民，連同其子孫後代也難以倖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實行個人專權，而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會反覆發生。中共和蘇共的歷史證明，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其關鍵原因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需要在不同歷史階段會發生變化。中國再也不具備回到集體領導模式的政治經濟環境，而集體領導與個人專權一樣，其實都是對國人和黨內的專制統治。 一、外媒議論習近平連任問題 過去這一年來，習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內部反習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連任，是一個各國媒體經常討論的話題。6月2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習近平禁止在共產黨內部發牢騷（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這個話題，還被不少英文媒體提及。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習近平對黨內批評他的人加強管控，這不代表習近平將面臨反習派的反擊與政變，但反習派的阻撓可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反習派在中共的體制內是否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其關鍵在於，反習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這個問題，就無法理解現在中共內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內部討厭習近平的人確實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黨內會議上把習近平推下台呢？這涉及到中共高層的內部監管制度。共產黨的統治之所以被稱為專制制度，它不僅對民眾是專制的，它對黨內也是專制的。 專制制度下，中共什麼時候是數著投票票數來確定重大人事的呢？從來沒有過。中共只允許有監控的投票，中共的黨代會、人代會都是如此；同時，中共根本不容許公開、透明的黨職或公職競選。在候選人由高層指定，黨代會或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與會代表言行又受到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如果某高層成員在會議上站出來舉手一呼，一幫人跟著喊，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就會被奪走嗎？那是在編故事。在共產黨掌權的中國，這從來就不是史實，也不是現實。 《經濟學人》的上述文章還認為，習近平對抗黨內的反對聲音，等同於拔掉黨內抒發異議的安全閥，這些沒有管道傾瀉的異議壓力不會消失，將威脅著習近平的下一任期。這種看法似乎覺得，中共內部不同立場的派系可以讓不同觀點得到表達，有利於中共的統治。這種看法是錯誤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產黨制度上去了，共產黨的黨內監控一向是它的傳統，而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聽從最高領導，更是中共一貫的黨紀。 二、誰是習近平的黨內對立面？ 究竟中共內部的反習派是些什麼人，他們和習近平之間的爭鬥到底為了什麼？ 當下，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而單純出於理念上反對習近平個人集權的人數並不多，這是習近平上任後打擊腐敗造成的。涉及腐敗、喜歡腐敗的幹部，占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各級幹部的大多數，這些人都討厭習近平。他們很難串聯橫向地搞地下組織活動，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裡發牢騷而已。他們不敢公開活動，是因為各人都有腐敗案底，私下發牢騷是擔心遭到整肅；而不敢公開活動去反對習近平，還是因為害怕整肅。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對中共內部的言論管控越來越嚴厲。他不但在管控現職幹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幹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個文件，即《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對黨忠誠、聽黨指揮。這個文件顯然是在約束中共離退休幹部的言行。 實際上，絕大多數反對習近平的中共幹部都敵視民主制度，他們只是在利益問題上和習近平對立而已。喜歡腐敗的幹部雖然討厭習近平，但心裡很明白，共產黨的統治才是他們發財的制度保障。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就一直如此，他們討厭習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撈到的利益，不是討厭共產黨制度。 三、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時代和集體領導時代之異同 針對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中國國內和國外都有一種懷念集體領導時代的說法。是不是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就比個人專權好一些呢？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對比一下。 首先，共產黨的集體領導模式並不是沒有最高領導人，集體領導當中的最高領導人仍然擁有對其他高層人員生殺予奪的權力；只是在集體領導時代，最高領導人使用這種權力比較少一點而已。江澤民打擊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胡錦濤打擊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長陳良宇，就是最高領導人處罰不順從的高層人員的典型案例。而從社會鎮壓的角度來看，集體領導之下，對民眾的大規模鎮壓同樣會發生，「六四」屠殺便是中共元老們「集體領導」的結果。 其次，集體領導模式和個人專權模式與民主都毫無關係。集體領導模式是中共高層集體對全社會和黨內的各層級實行專制；其領袖的個人專權則是他一個人對全黨和全社會專制。這兩種模式都是專制，並沒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對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這兩種模式的差別，感受最深的是官場中人。在集體領導下，官員們可以各自跟隨不同的上級，而這些上級最後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裡去，一旦下級需要保護時，可以求助於自己一直以來巴結逢迎的「靠山」；但在個人專權狀態下，官員們的絕大多數都無法直接和最高領導人建立關係，只能聽命於高層，個人的迴旋餘地很小，犯錯倒霉時就沒有保護傘了。 最後，個人專權模式和集體領導模式各自服務於共產黨領導人不同時期的掌權目標，而這樣的目標最終會體現在經濟方面。從民眾的角度去體會，大體上可以說，在集體領導的時代，共產黨的政策會讓民眾感覺生活上舒適一些，比如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和中國的胡趙時代、江胡時代就是這樣。儘管如此，在集體領導模式之下，90年代後期朱鎔基曾迫使幾千萬國企員工下崗，逼他們艱難度日，但這段歲月已經被年輕一代忘卻了。而在個人專權時代，比如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民眾的生活往往會比較艱困。 那麼，是不是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模式可以隨時轉換成集體領導模式呢？要回答這個疑問，就必須理解這兩種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習近平的個人專權是偶然現象嗎？ 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會反覆發生？我分析中共和蘇共的歷史之後發現，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只有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在蘇聯和中國都是如此。我給這種規律起了個名稱，即「鐘擺現象」。意思是，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體領導，然後個人集權；再集體領導，最後又個人集權。 這個「鐘擺現象」證明，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在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之間擺動，從一端擺向另一端。這種擺動並不是隨意的，它有明顯的規律；既然是有規律的政治現象，它就不是反常現象，是可以預判的。這種規律的重點不是習近平的個人專權如何不好；重點在於，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發生改變，這個「鐘擺」為什麼會在某個時候「擺動」。 共產黨建立政權初期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和朝鮮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這是高層權力格局的第一階段；到了第二階段，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便成為常態，再通過推動個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第三階段，獨裁者死後，又重回集體領導；第四階段，由於集體領導階段造成的政治經濟困境，最高領導人再度重新建立個人專權。 「鐘擺」「擺動」時，當然會發生權力鬥爭。但更大程度上，這種「擺動」與共產黨的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 五、共產黨統治需要的階段性變化 蘇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現同樣的「鐘擺」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兩個政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出現了相似的政治經濟需要。 蘇共和中共從當政之初的集體領導向個人獨裁轉變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民眾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了。這是政治高壓最大、經濟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 從個人獨裁到集體領導轉變，則是因為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死後出現權力真空，為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再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效忠。這種局面一段時期內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 集體領導是否再向個人集權轉變，其觸因是，「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控的經濟資源。「高成本統治模式」快要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時，可能會倒逼集權。而集體領導模式之下，通常會有部分高層人員抵制改革，胡趙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是如此；集體領導模式也必然阻撓反腐敗。這兩種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權的利益集團反對不利於自己的變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因為推動政治、經濟改革受阻，就改變了蘇共的集體領導模式，實行了總統制，集大權於一身。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急於改變蘇共的政治經濟現狀，是因為蘇聯過去幾十年盤剝民眾積累起來的經濟資源，被勃列日涅夫時代「花錢買穩定」用光了，處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狀態下的戈爾巴喬夫沒辦法再繼續「花錢買穩定」。 習近平上任前，高層權力鬥爭已經爆發，上台後他為了應付權力鬥爭而開始集權，又因為反腐敗受阻，最後走上了恢復個人集權的道路。這是當時的情勢，但習近平後來的作為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江胡時代對貪官的「放貪買平安」方針，掏空了中國經濟。因此，習近平對官場的管控便越收越緊，在這點上，貪官們和習近平永遠是對立的。 六、中國可能重回江胡時代嗎？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斷流動、更新，如同萬物流變、無物常駐一般。事實上，希望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重新回到江胡時代或胡趙時代，仿如刻舟求劍。 習近平的統治和趙紫陽時代、胡錦濤時代其實不可比，因為各自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趙紫陽時代中共的腐敗才初步出現一些苗頭，經濟還有發展的空間。胡錦濤時代則經濟發展的空間被差不多用盡了，同時，中共的全面腐敗讓各級官員積累了巨額財產；這些數以萬億計的貪官資產開始向國外轉移，以求安全。 而習近平上任後，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打擊腐敗，範圍越來越大，各級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對國外轉移資產，並且辦理家族成員的國外身份，以便必要時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貪官們向國外轉移資產已累積上萬億美金，動搖了中共的外匯儲備，也讓習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統治的內在危險性，於是他又進一步堵死官員們出逃之門。這個過程和他的個人專權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隱，否則，沒有人能夠真的去成功地發動政變。雖然習近平在黨內、黨外都有大量政敵，但這種局面並不等於習近平就一定會倒在政敵手裡。關鍵在於，習近平的政敵有沒有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習近平不斷強化政治高壓，就是試圖消滅潛在政敵的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分析。 當然，習近平如果身體不行了，中國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盤。共產黨政權的個人專權領導人一旦撒手，通常會發生接班人危機，那個時刻將是權力鬥爭交火的觸發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致命弱點。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不僅如此，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往往還遭到昔日下屬的批判，而黨國的大政方針也經常因此發生改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最近小動作不斷。軍機繞台已經不太受關注了，每天繞來繞去的，有點兒像狼來了的故事，人們漸漸地就麻木了。繼續浪費汽油的性價比越來越低。可能也不算浪費，就是把在內地上空的訓練挪到了台灣海峽。反正也要浪費汽油，那就增加點兒真實現場感覺吧。比那種導演設計好造假的演習，效果略微好那麼一點兒。 最近離中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越來越近了。又據媒體觀察，小習書記的違規連任越來越懸了。怎麼辦？這是個列寧同志提出的問題，難倒了小習同志。習書記的謀士們不都是傻瓜，很可能已經給他找到了解決難題的辦法：或者發動政變掃除一切反動派，這個有些名不正，言不順；或者發動一場戰爭，這個名正言順。這種找死的節奏正是咱們習書記所需要的，他就偷著樂吧。 大家對浪費汽油已經麻木了。那就上點兒新鮮菜，宣布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一旦打起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阻止外國艦船增援。用幾顆烏克蘭那種近程反艦導彈就地正法，外國軍艦可能不得不忌憚。美國海軍專家早就有這種議論，戰時不能靠近共軍導彈覆蓋區，否則航母也危險。 國際水域的說法是否合法呢？按照英美法系的原則，大家都承認的案例就是合法。英國和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戰爭，英國的二百海里管轄水域已經立下了慣例，並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這就是國際法，不需要什麼國際法庭來判決。可見共產黨的瞎參謀爛幹事們，不都是吃乾飯的，也有幾個比媒體大記者們懂行。 同時習總的橡皮圖章通過了什麼「非戰爭行動」的法律。這聽著有些繞口，意思還是挺明白的。這就是說不在國際水域，也不和外國打仗，就不算戰爭，而是類似普京的那種什麼特別行動。那麼內戰就不算戰爭，可以合法特別行動，外人不得干涉。比普京還要名正言順。 最近習近平和普京通電話，說互相支持，互相幫助，還包括軍事合作關係。這又是一個信號。說明中共的準備工作已經有條不紊地進行得很充分，至少他們自己這麼認為：可以逐漸明朗化，正在拉攏盟友。幫助俄羅斯什麼？不就是讓它拖住美國和歐洲，長期打下去，減輕武統台灣的風險嗎。美國的親中派政客們不是喊了很久：無論如何也不能兩面作戰。 形勢越來越說明台灣危險了。孫子兵法說：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台灣政府怎麼察的呢？加快了購買武器的步伐，不再說什麼立法院沒通過預算，等等。 台灣的一部分老百姓，已經不相信這個政府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安全，開始到靶場練習各種軍事技術。好準備共軍打過來，實行自衛游擊戰。這種學習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倒還有幾分勝算。至少可以等到美日等國慢慢討論好，再增援台灣人民。到那時雖然難免像烏克蘭一樣，但至少不會亡國。比受共產黨統治好得多。 我希望更多台灣人民，把網上罵中國人的勁頭用到練習巷戰技術上。讓共軍淹沒在千百萬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這倒是讓共軍不敢犯台的有效威懾。什麼晶元盾牌之類的廢話，也太幼兒園了吧。你以為共軍是小孩子，還是你們的精英名嘴是小孩子？
唐山暴打女子事件發生後，公安機關派警察在小食店站崗，保障食客安全，這可列入四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唐山若有一萬家大小食店，每個店派十名警察，每天要動用十萬警力，不知這樣的行動可支撐多久。 另一進展是，唐山案派廊坊公安去實行異地偵辦，證明唐山警黑勾結的現象高層也心知肚明。處理警黑勾結，本應清除公安內部毒瘤，才能平暴安良，才是長久之計。異地辦案只是斬腳趾避沙蟲，證明上級公安機關對基層公安正在失去控制。 唐山事件的現場錄影，意外在網上流傳，沒有被網信辦屏蔽，令事件發酵，點燃民意之火，這是很蹊蹺的事情。現在錄像已流傳到英美日本等西方國家，令西方朝野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現狀，網信辦打的什麼主意，倒是值得觀察下去。 鄧小平早就說過，黑社會也有好人，因為共產黨擅長利用黑社會，去干他們不願或不宜乾的罪惡勾當。香港反送中運動中，警方就曾利用元朗黑勢力，暴打無辜路人，以此恫嚇抗爭市民，宣洩官方的仇恨。 多年來各地政府拆遷民房，暴力城管，很多時候都利用黑社會打手，暴力迫害、恐嚇鎮壓民間抗爭。當其時，官方與黑社會就是一家人，黑社會得到物質利益，官方得到政績，互相暗通款曲，各取所需。 官方與黑社會的暗黑關係，一直是政權運作的手段，無形中「養熟」了黑惡勢力。黑社會作惡官方包庇，官方需要時黑社會賣力，只把人民大眾當作敵人。長時間的互相利用，使官方和黑社會維持一種默契，就是無事各自搵食，有事互相掩護。一個城市官黑共存，警黑為奸，人民便沒有安全感。 最近有一個短片，拍到某惡男到食店輕薄女子，結果該女子到外面叫來另一夥惡漢，把作惡者砍傷，作惡者還滿肚子委屈，說自己有做錯，不過大家可以講道理，不必動刀子。能講道理者，怎麼會欺負女子？既然敢欺負人，就要承擔後果，後果就是活該被別人砍傷。 女子叫來的是什麼人？她或許依附黑社會，叫來的是黑兄弟，或許她叫來一夥同鄉，同鄉抱團互相保護，或許她叫來的是在其他食店打工的同業工友。在一個沒有法治，也沒有道德的國度，窮人要保護自己，唯一辦法就是抱團。 底層民眾勢單力薄，在一個野蠻的國度求生，永遠處在被壓迫被欺侮的弱勢地位，通常只有默默把苦處吞下去，如此委屈﹑擔驚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看似永不到頭。但不平遭遇沒完沒了地發生，終有一天他們會覺悟，只有和更多弱勢者抱團，互相保護，才能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去反擊黑惡勢力的為非作歹。 早些年新疆人在各大沿海城市謀生，也曾屢受欺負，後來新疆人團結起來，一人有事眾人相幫。新疆人善用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斬殺黑惡勢力絕不手軟，新疆人就安全了。 中共國官黑勾結，警黑為奸，隨著社會經濟下沉，失業大軍排山倒海，官家與黑社會更窮凶極惡，小百姓被奴役更成為常態。面對險惡處境，底層民眾唯有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互相抱團取暖，一呼百應，集眾人之合力，對抗黑惡勢力，那樣身在亂世，才有起碼的立足之地。 中共正面臨解體危機，政府囊中空了，沒有錢維穩，基層管治日漸鬆弛，社會治安日漸惡化。官方不作為，黑社會更有恃無恐，老百姓更痛苦。可以預料，民間會滋生出各種有形無形的組織，同鄉會﹑行業會﹑地下組織會成為基層民眾的保護傘，對抗官黑勾結的上層架構。 在鄉村地區，宗族勢力會崛起，地方鄉紳也會提供保護給普通村民，在中共基層黨官的勢力之外，會生長出傳統農業社會的另類地方勢力，實現變相自治，那時，中共的統治便從最底層開始瓦解。 清代哲學家顧炎武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說，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亡國是一家一姓的朝廷之覆滅，亡天下是道德淪喪，人心敗壞，國將不國，民將不民。一個漫長的亂世，官家與百姓﹑富人與窮人無一倖免，正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