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道歉难平众怒 前主席呼吁取消纳税人资助
2026 年 8 月 10 日
2022年中期选举将至，多家评论认为，共和党人拥有许多有利要素：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统，令正常社会成员抓狂的民主党社会基础，以及无法甩锅给他人的41年以来最高通胀。因此，共和党这边信心满满，预期最好的战绩将包括赢回众议院甚至参议院，并且能够保住其在州议会和州长职位上的多数席位。共和党的信心并非毫无凭据。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在6月中旬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2022年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迎来压倒性胜利的一年。” 盖洛普：中期选举三项常规指标均低迷 盖洛普在这份报告中调查了对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有指示作用的三项指标：现任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国会的民意支持率和民众对现状的满意程度。 盖洛普报告显示，目前民众对拜登的满意程度为约41%。与历任美国总统在中期选举前的支持率相比，目前拜登41%的支持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川普在2018年大选时的支持率相同，当时共和党失去了40个众议院席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2年的支持率为42%，也曾令共和党失去26个席位。 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国会的民众支持率为18%，是自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报告表示，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国会的支持率为21%，民主党失去了63个席位；2018年川普在任时国会的支持率为21%，共和党失去了40个席位。 同时，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美国民众对国内现状的满意度为16%，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报告称，根据已经公布的多州初选结果，民主党很有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大冲击”，并重蹈1994年和2010年中期选举的覆辙，当时民主党在选后失去了大量国会席位和国会控制权。 不独盖洛普的民调结论如此，538网站通过分析各种各样的民调结果和使用自己的民调评分系统来评估拜登的支持率，截至美东时间6月24日，拜登的支持率为39.2%，不支持拜登的比例为55.3%。 共和党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躺赢？我的看法是：有2020年选举经验在，不可太过乐观。 2000头骡子：2020大选舞弊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2日开始，在全美250多家影院公映一部纪录片《2000头骡子》（2000 Mules），该影片聚焦2020年大选中摇摆州涉嫌选民欺诈和填塞选票的犯罪行为，由保守派活动家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制作。“骡子”一名的由来，乃因共和党党徽是红色的像，民主党是蓝色的驴子，“骡子”则被用来称呼2020年大选中受雇的中介。影片借助手机信号追踪、数字地理围栏（geofencing），以及缺席选票投票箱的监控录像，显示出成千上万“骡子”受雇非法收集和投递了数十万张缺席选票，使得大选结果发生改变。 《2000头骡子》记录了保守派选举情报组织True the Vote的研究，该组织收集了乔治亚、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得克萨斯等六州有组织的选票贩运的证据。以乔治亚州为例，True the Vote声称，在凌晨12点到5点之间，有242位“骡子”前往投票箱5662次，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内将数十万张非法获得的选票塞到投票箱里。骡子们的雇用者，是一些寄生于民主党旗下的NGO，长年收受民主党的拨款、为民主党干脏活儿维生。其中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和亚利桑那这三州显示的非法选票比拜登的获胜优势还多。以上这是基于True the Vote定义骡子的高标准（至少10次访问了投票箱）。如果将门槛降低到计算访问次数至少5次的人，估计受影响的选票将增加一倍以上。 影片还批评包括美联社、Politifact在内的事实核查机构具有误导性或存在缺陷。 2020年选举，与以往选举不一样，不只是政党轮替，而是关系到美国人是否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特别关心这场大选，因此，有关选举舞弊的一切信息，我基本都看了，2021年亚历桑那州对该州选票的法务审计及其他相关调查报告，我也看了。因此这部《2000 Mule》中的内容，我完全不吃惊，知道这只是再现了冰山一角。 问题在于：现在掌握了行政、国会、司法检察系统的民主党根本不打算放弃2020年使用的选举机器，共和党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制止这种情况。民主党也未打算放弃这种做法，甚至将这一手法用到自家党内初选上来。2022年6月6日，乔治亚州曝出重磅丑闻：在民主党中期选举中，争夺第二区地方官选举的有三个候选人，最后一名叫米歇尔Michelle Long Spears，投票机显示她在自己的选区得票数为0。而她和丈夫二人都投了自己的票，得票数至少应该为2。 米歇尔要求手工点票，手工点票的结果是多得了数千票，从而使她的得票数在三个候选人中从第三跃居第一。 这种投票机，正是2020大选所使用的多米尼投票机。 多米尼机器有问题，但就是不能换 尽管多家民调都表明拜登与民主党今年的选情不妙，但我清楚地知道，只要多米尼机器继续投入使用，民主党未必落败。 多米尼选举机器在选举安全方面的缺陷并非秘密。2020年大选之前，不仅美国选举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早就知道，大选之后宣传Dominion系统是安全的几家主流媒体其实在大选前也曾报道过。 我在《2020大选：高科技资本深度参与的数据政变》（2020年12月）一文中将我在推特上介绍过的事实集中说明：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术评估，建议和案例研究，支持负责规范，评估和选择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共部门IT经理的行业协会）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两篇文章，连标题都极为相似，一篇是《选举安全行为准则：是否太少太迟》；《选举机器安全：是否太少太迟？》，作者是德里克·B·约翰逊（Derek B. Johnson）。这两篇时隔一年的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国选举委员会在关于选举机器安全性的听证会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机器安全标准仅涵盖投票系统的技术方面，未涉及可能对选举产生影响的网络安全。各州与会者指出，联邦选举委员会颁发了《自愿投票系统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没有时间在2020年选举之前针对新标准测试其系统。密歇根大学教授兼选举安全专家亚历克斯·霍尔德曼（Alex Haldeman）在会上指出，更新后的标准“范围相对较弱”，不包括有关选举后审核和安全选举系统其他整体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机供应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规，以作为联邦资助的条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选举委员会再次就选举机器的安全性开会，一些专家警告说，Dominion机器不利于有效的选民核实和选举后的审核程序。对公司的软件和硬件供应链也存在担忧，因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投票系统供应商从中国采购零件和组件。但各州官员表示，在大选之前来不及改正了。 结合美国选举委员会2019年、2020年两次关于机器安全性能听证的结果，结论是：早就发现Dominion的安全有问题，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选民身份与不能事后审计这两点；中国提供部件也是事实。但美国多数州还是无视选举安全专家的警告采用了（据说不少州购买Dominion系统拿了回扣，对乔治亚州长与州务卿就有过这类指控）。 《纽约时报》、CNN在前几年都曾报道过美国选举机器系统出错的问题。远的不说，彭博社2020年1月3日就发表过一篇《美国不会放弃易被入侵的无线投票机器》，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统为重点，指出Dominion系统两个大问题：一是即使短暂连接到互联网，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过系统传播恶意软件；二是地方政府将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访问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系统操作，导致安全隐患。事实上，2020年大选之夜拜登曲线就出现在密西根州。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后门，只要看民主党为此做的法律准备就知道了。 今年是否有可能换掉这种已经被事实证明偷票的投票机？只要看看极度左倾的左派NGO布伦南中心的态度就知道了。2022年3月1日，布伦南中心和验证投票的联合分析“发现”：近年来，对机器投票结果建模分析，发现其中一些“翻转”投票，是因为老化硬件相关的校准错误，触摸屏错误地记录了选民的选择。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病毒视频和机器“窃取选票”的阴谋论。但结论是：更换老化的投票设备将花费数亿美元，各州没有钱做这事。 美国民主一线命脉正悬在现在的多米尼投票机上，但美国朝野的关注点似乎不在这件事上。美国总统拜登此时正忙于在全国推广青少年变性，支持美国女性反对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堕胎权判例的判决，他会特批几亿美元帮助各州更换投票机吗？各州会采用手工点票这种可靠但笨拙的点票方式吗？ （原文链接）
习近平集团最近收紧了对干部亲属经商的新限制。作出这个姿态，是想证明他的共产党顺应民意，坚决反腐败。其实包藏的祸心，被分析家们总结为如下几种。 第一当然还是借反腐败打击政敌。正如老百姓总结出的那样，现在是无官不贪，不贪也当不了官。打谁的腐败，不打谁的腐败，就有了选择的空间。多年来中共的反腐败就是清洗政敌的模式。所以越反越腐败，越反越独裁。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仅仅有利于独裁专制。 第二就是迷惑老百姓，减轻舆论的压力，或者说骗取愚昧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中永远有相对愚昧的部分。由于信息垄断，愚昧的部分被扩大了。披着羊皮的狼可利用的空间也就扩大了，这就是王岐山、习近平玩弄反腐败，刁买人心的空间。看看那些傻乎乎地拥护习近平的愚昧人群，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被反腐败迷惑的老百姓。 第三就是威慑所有内部反对的声音，谁不听话就谁腐败。所有当官的屁股都不干净，想抓谁就可以抓谁。于是就造成了独裁专制的必备条件，更无一人是男儿，大家都是乖乖孩儿。在这方面，王岐山是看得最透的人，所以常委只当刀把子常委，不争排名次。可惜城府不够，策略失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让城府很深的习近平捡了洋落。 经过十几年的选择性反腐败，官员们也都看清楚形势了。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人的这一套策略渊远流长。官员们的对策就是：无官不贪是必然躲不过去的坎儿，那就不躲；躲了的就当不了官。但是刀把子还是要躲避，不躲避就不知道哪天要吃牢饭。怎么办？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古人的智慧确实高明。自己一身清，比清官还清。以老婆孩子的名义贪，以经商办企业的名义贪，不就暗度了陈仓了吗？这就必然混淆了正当经商和贪污腐败的界限，成为对官员亲属的不公平待遇。只要你是官员的亲戚朋友，你就在舆论面前丧失了正当经商的平等权利。对别人的不公平，反过来制造了对你自己的不公平。 这种腐败是个新问题吗？不是。自从两千多年前，中国确立了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制度以来，腐败政治就作为伴随物寄生在体制内。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就是腐败伴随社会生长，最终导致灭亡的规律。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个人，无论好人坏人，都在制度造成的大环境中改变着自己。正如大家在历史和戏剧中看到的那样，适应制度的腐败占大多数，清官只是不合时宜的极少数。 习近平既然要坚持专制独裁不动摇，那就只能坚持腐败不动摇。那他为什么又要掀起新的一波反腐败，而且要反到亲戚朋友圈子里呢？一来是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已经深化到官员自身以外的亲戚朋友圈。二来是在关键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必须要降伏那些不听话的暗藏的反对派，保证他违规连任。所以他就顺应形势，把打击的范围，违法地扩大到官员们的亲戚朋友。让那些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反对派，无处躲藏。 老百姓多数很喜欢打击腐败，吃不着肉闻闻味儿也能过瘾。所以老百姓和舆论，很容易被阴谋家们所利用。但是很少人知道，腐败不是一种个人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专制加市场制度就是制造腐败的温床，而且极端排斥清廉。无官不贪是制度的必然。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和官场。因为贪婪是人的本性，必须有合理的制度来约束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对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作出一定的限制。文件要求领导干部每年填报家人经商情况，违反者将被免职。反腐是中共的老生常谈，反腐也越反越腐，这些年揪出来的脏款数量一次一次刷新，大都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提升的官员，中共反腐对于民间来说已是一个笑话。 这次反腐于以住不同的是要求填报，填报上交这是相当厉害的刹手锏，习近平通过上交的表格，就牢牢地把领导干部的生死握在手中。中共领导干部有哪一个没有子女与商有关系的，虽然并不一定是自己直接经商，大量的是通过白手套，但究竟起来白手套也是一样的。谁能真过得去就看对习的态度。这次习近平反腐政治上更加明确，是为了二十大的连任开路。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的“清零”与俄罗斯的政策受到党内阻击，使本来可谓已经稳当的连任出现了危机。党内的矛盾浮出台面，特别是李克强召开全国10万干部大会，不提清零抓生产尤其凸出了问题。李克强窝囊了近十年的总理，在他行将离任之际突然强硬起来，当仁不让地以总理的责职，不买习近平“坚持清零”的账，恢复生产成为强势总理。虽然有着离任前为自己争得名声而一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反习的势力在支持，没有这个势力即使李克强有心也无力。反习的势力一直都是存在的，最近中央发文不许老干部妄议中央，这些老干部应该就是反习势力的后台。但在严密的监视下这股力量很难集结。现在反习势力抓住“清零”与“俄侵乌”两件大事的时机，迅速地集结形成力量，通过李克强恢复生产的名义向习近平施压，让习近平措手不及。 当习近平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不及粉碎反习势力的集结了，那么如何粉碎这个势力呢？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反腐”。反腐是习近平驾轻就熟，屡试不爽清除政治对手的方式。当年习上台稳住地位，最后成为一尊靠的就是反腐，前任的党内大佬，除胡温、江朱以外几乎全部进了秦城，没有进去的人除跪地输诚，保性命以外无路可走。习近平反腐成就了他的地位，也同样成了孤家寡人，除出几个亲信侫臣以外都成了他潜在的政敌，他们熬等了十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不失时机迅速出手形成了队伍，当然这个队伍相当脆弱，难以成为实体与习公开叫板。 习近平祭起了反腐之旗，对反习势力是生死之战，一当站队就没有了退路，虽然他们并不公开站队，但只要不与习一致就是没有敬畏之心，这也是罪不可容，他们不是现在当作贪污份子关进秦城，就是习连任后当作反党分子受处，他们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当然，对习来说同样是生死之战，如果说习近平执政伊始反腐是为了扬马立威，虽血雨腥风，但毕竟是为了立威。而这一次反腐不是立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将反习势力打下去使自己连任的问题，如果不连任，以他清洗党内政敌的残忍与数量之多是很难善终的。因此，这一次反腐必然更加血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不胜则亡的斗争。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月13日，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签发《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宣称自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巧合的是，6月15日是习近平生日。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他通电话，表达生日祝贺。两人同为69岁。 外界立即联想到台海局势。习近平此举，似乎是在党内斗争不利的情况下，要对外生事，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用外争来遮掩内斗。那就是，习近平故意向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示威，作势要对台湾动武，或在台海滋事。 就在同一天，中共还有两个动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突然宣称：“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这等于北京首次宣称，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暗示中共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其他国家不得干预。 同日，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飞到瑞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闭门会谈四个半小时，也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共的台海立场，要求美方接受。但沙利文表达美方的一贯立场，并正告北京：不得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在这里，习近平等人暗示，可以效法普京的做法，抄俄罗斯的作业。普京把入侵乌克兰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不说战争，也不承认入侵，进而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宣传，混淆视听。在习近平看来，中共若不能全面攻打台湾，或至少可能采取封锁台湾海峡的动作，到时，就依此《纲要》，谎称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图谋在国内外宣传中，鱼目混珠。 作为回应，同一天，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发表演讲，他指明：（射程达两千公里的）台湾云峰飞弹（导弹），可以打到北京。并暗示已经量产。他奉劝中共：不要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侵台前须三思。游锡堃这番话，又激起中共党媒和党棍如胡锡进等跳脚大骂，趁机升高威胁的调门。 汪文斌提到国际海洋法，本身构成矛盾和反讽。因为，中共虽然签字承认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但中共却用实际行动予以违反和破坏。比如，该法规定，任何国家都有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但中共从来不承认、也不尊重南海周边国家的经济专属区，硬是通过所谓“硬实力”扩张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家门口，宣称那是中国的领海。另外，2016年，国际仲裁法院裁决，在南海争端中，中共全面败诉，其所谓主权主张完全不合法。但北京无视该法院裁决，拒不执行，甚至拒不承认。 再者，中共宣称台海没有国际水域，并劝告美国等国军舰不要穿越台湾海峡，那么，中共如何解释它自己的行为？– 其军舰和舰队经常穿越日本诸岛之间的宫古海峡、甚至还连同俄罗斯舰队一道，联手穿越日本的津轻海峡。双重标准与自相矛盾，处处可见，北京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习近平心下很清楚，他要在台海生事，不仅会引发与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他并无胜算。于是，更可能，针对台海，习近平只是虚张声势，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毕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失败和陷入泥潭，已经让习近平胆寒，在入侵台湾的议题上开始犹豫。此时此刻，党内更多人、更有理由反对他冒险的攻台计划。 习近平一贯对台湾心存野心、在台海高调行事，动辄指使手下人对美国设置“红线”，发声警告、威胁；但每当美国军舰穿越台海，习近平却不敢兑现他的警告和威胁，不免难堪，在党内招议。此事无疑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习近平图谋连任，视为他今年最大的政治。派遣杨洁篪与沙利文闭门会谈，更可能谈到：希望美方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不要派遣军舰穿越台海，让他在党内有个交代。于是，回头来看，习近平突然签发的那份所谓《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极可能，另有目的。且听下文分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在海外，关于中国高层政治未来演变的讨论中，政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了不少。许多人希望习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个猜测就是，会不会发生政变。但是，往往这样的猜测都“刹车”在政变这两个字上，因为究竟中共内部怎样才会发生政变，似乎是个谜。本文就来梳理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的政变。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实有先例；而影响政变成败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就是谁掌管枪。 一、习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变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层权力冲突发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时习近平还未上任。当时，对武警部队有指挥权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动用武警，似有政变企图，但阴谋被内部人举报；胡锦涛调动38军包围了中央政法委的几处办公地点。据中国的媒体事后介绍，当时给38军下达的任务是，“粉碎阴谋分子军事政变”。事后周永康被逮捕下狱，引发了一波周派人马的大抓捕。 武警部队并非是只持有轻武器的警察，而是准军事部队。1995年5月3日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了国发（1995）5号文件，宣布《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武警总部接受公安部的领导和指挥，总队及其以下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 这样，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就变成了以公安部门为第一指挥者，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的组织编制、干部管理、训练等；武警部队的日常任务、规模和编制定额、指挥、经费物资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门决定。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将陆军的14个乙种步兵师划归武警部队序列，编为武警内卫部队机动师，直属武警总部指挥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这个层级，直接指挥武警部队的便是周永康，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调动武警部队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场未遂政变，其之所以发生，是中共的部分军队出现了双重指挥权。这也是习近平上任后改变军队体制、重新抓住军权的原因。习近平随后清洗了军队的主要将领，改变了中共长期以来由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双头体制，取消了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个军委内设总部，把军委各总部的二级部编成16个分管部门，各自直属“军委联合指挥部”。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也撤销了“武警部队”这相对独立的军种。 历史上，中共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军委主席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只通过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这两个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握军队；习近平则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日常运转的职位，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成功政变 中共建政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变，就是抓捕“四人帮”。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为会议上不占多数；但抓了党内高层里对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变成功了。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2010年在《领导文萃》第5期发表的《胡耀邦与华国锋》一文披露，华国锋曾同胡耀邦有两次长谈，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这场政变的起因。华国锋说，“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只有把他们抓起来。” 范硕的《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则写道：当时对军队尚有控制力的叶剑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陈云那里通报意图。陈云反复考虑后，直接与叶剑英面谈，陈云认为，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10届3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而叶永烈的《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让与会人员举手投票，从而实现政治上打倒“四人帮”的目的，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是主张武力解决的，当陈云得知叶剑英的坚定态度后，便明确表示赞同，并且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显然，当时能代表军方意见的叶剑英，是这场政变幕后的主要决策者，而掌控中央警卫大权的汪东兴，则是政变的重要执行者。为什么陈云这个当时中共高层里资格最深的元老，却不能直接参与政变的组织和指挥？道理很简单，他是文官，指挥不了军队。 叶剑英下了决心，华国锋就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政变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够实际掌控军队的军方主要人物，其实是这场政变的关键；反过来，如果叶剑英反对政变，那华国锋和汪东兴就不敢动，否则就面临与军队对抗的危险。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没有军方实际控制者的默许，最高领导人若单纯动用中央警卫局的权力来实施政变，就可能面临内战。 三、首长警卫抓首长 中共高官身边都有警卫，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卫这一关是饶不过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为高层人员提供的警卫制度，恰恰就隐伏着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国家级、副国级高官被随时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是唯一组织过成功的秘密政变的，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愿，继承了中共的最高权力，然后马上就发动了抓捕毛派高层骨干（“四人帮”）的政变。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华国锋去世前，曾谈到过中共高层警卫制度在政变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华国锋的长沙市委秘书长蒋新祺又一次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与蒋谈到30年前抓“四人帮”的经过时，介绍了中共的高层警卫制度：“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这段话曝露了那场政变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长的警卫们并不是无条件听从他们奉命保护的首长所下达的指令；相反，警卫们必须无条件地优先执行他们的上级领导中央警卫局的命令。如果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原来要保护的首长，那警卫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这个首长。 其次，高官警卫们除了奉命保护自己负责的首长之外，也每天要向警卫局报告这首长的行踪；换句话讲，这样的报告制度同时也就是，通过贴身警卫，随时对那些受到保护的高官实行监控，那些高官其实并没有行动自由。 再次，高官们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或京西宾馆这些高层开会的场所，他们的随身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高官们在会场里的命运，其实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们掌握的。所以，如果在这些会场里发动政变，是可能抓捕高层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挥中央警卫局的最高领导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让警卫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中共高层警卫制度的这三个特点说明，中共高层人员的人身安全，其实随时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这些特点迄今未变。 四、“管枪的”和“管纸的”，谁都能政变？ 中共高层如果发生政变，必然是用枪来说话的，根本不会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们事先投票，来决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层的某个人或几个人。如果有抓捕行动，从来是先秘密抓捕，事后开个会，形式上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举手赞成。开会时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员挺身而出反对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 因此，谈到中共高层的政变，就必须搞清楚，谁能够抓谁。这答案既清楚又简单，当然是“管枪的”抓“管纸的”，而不是“管纸的”抓“管枪的”。所谓“管枪的”，就是军权在手的高层成员；所谓“管纸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层成员，他们的权力只不过是在文件上签个同意之类，他手头不但没有枪，而且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他背后。 “管枪的”是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党魁同时有效地掌控了军权，又控制了中央警卫局的指挥权，他就是唯一的“管枪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枪的”高层成员，他们就只有“管纸的”资格，也只有被政变的可能。 中共高层成员中，除了掌握军权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的个人行动、保健和通信联络，随时都处在被监控状态。政治局常委之间的电话被监听，手机不许用，出门有警卫秘书贴身监视。所以，最高领导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层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谁想充当习近平的政敌，习近平一清二楚，随时可以应付。对习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而言，这就是“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自己的背后”。若以为这些高层人员可以互相联系、拜访或者随意通内部电话，那都是瞎猜。 五、习近平四换中央警卫局长 正因为掌控警卫局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会把前任留下的警卫局长换掉。习近平则换得更勤，七年里换了四次，但似乎与防止政变无关。 习近平上任时，中央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长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通过警卫局使用习近平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先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后调走曹清，让他改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接下来，习近平让曹清的副手、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少军接任局长。过了几年，2020年11月，习近平调驻福建漳州的陆军第31集团军91师政委陈登铝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到了2021年7月，再调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撤掉了王少军的职务。但今年1月初，王少军又被习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担任警卫局局长。 习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细地反复安排警卫局长的人选，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 其一，习近平对原来从副局长升上来的警卫局长王少军，总是有点不放心，想换从野战军调过来的军官。野战军的军官一下子调到御林军这个中枢位置，其本人从来不敢想过，所以会感恩戴德，对习近平就言听计从。 其二，虽然这样的野战军军官事先也反复考评过，但他们习惯在基层部队指挥，头脑比较简单，一旦到了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任务非常复杂的中枢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野战军军官会很不适应。 其三，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位一向是从内部拔擢，那样的人对警卫业务比较熟悉；同时，对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挥灵便。然而，调野战军军官来担任警卫局长，警卫局的中层干部会不服气，因此也会暗中掣肘，让新局长指挥不灵。所以，习近平最后还是只好把撤了职的老局长重新找回来，不过，经过这一番撤任和复任，王少军多少会乖巧一些了。 随着最近中共高层的北戴河度假期开始，中共政变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那里。其实，北戴河的警卫制度与北京一样，如何去指望李克强策划和实施政变呢？ 东亚国家当中，倒是有一个政变中刺杀成功、但事后政变失败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韩国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安井洞的特务机关里举办的私宴场合，开枪打死了威权总统朴正熙，死者即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刺杀后，因军方不配合金载圭策划的政变，他被判了绞刑。韩国有一部政治历史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开头三集就是这场政变成而又败的经过。这可以算是了解政变的一个参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10日凌晨，唐山几个流氓混混在一个烧烤店当众猥亵年轻女孩子遭拒后，恼羞成怒将女孩拖出店外拳脚相加、围殴暴打的视频传遍网络，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此视频传播速度和民众对事件的关注度极高，在中共的网管猝不及防之下，相关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散开来，登上了热搜头条。 这样的事情在中共自问自答“中国为什么这么安全”中，超越了审查与管控成为热点，热得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中共暴政不愿看到的，无论是中共中央高官，还是地方基层小吏。如今，人民用中共当年自问自答的题目来质问中共：“中国为什么这么安全？连吃个夜宵都会被流氓猥亵，惨遭当众殴打。”你中共当年准备好的答案肯定用不上了，何不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新答案？！ 到目前为止，事情发生已经十天有余，仍有很多人将此类事情归结于“黑社会猖獗”，此言差矣，谬也。在共产党垄断一切权力与资源的沦陷区，什么事情的发生会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没有关系？!好事情都是共产党“领导有方”，坏事情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得好”，而变成“黑社会猖獗”了？这符合逻辑吗？ 试问，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此这般的领导，黑社会是怎么猖獗起来的？中共赖以生存的爪牙之一 — 公安部门，本身就是专制暴政权力的延伸。没有他们与黑社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甚至直接权力寻租、公然交易，那些流氓混混怎能成为危害一方的恶霸、欺压百姓的地头蛇？！沦陷区内，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哪个不是流氓黑社会的保护伞？！靠着向黑社会、各种会所、妓院……收保护费，为公安局、派出所个人创收。那些打算开办会所或者舞厅的人，事先要与分管该地区的公安商量好了给他们多少干股、怎样分成……，达成协议后才开始装修开业。这些会所会为提供保护的干股股东 — 公安局长或者队长们准备好专门的房间，供其随时享用。 早在二十年前，山东临沂市西城区派出所一个所长的位置，要向市公安局行贿几百万才能拿到，当时还是刘杰当局长。如今，据说交易早已是天价了。不过无论价格怎样暴涨，这样的买卖总是稳赚不赔。记得九十年代，百姓有句顺口溜：“公检法，国地税，三陪女，黑社会”。其中，“三陪女”被归为“新四害”实在是太冤了。 实际上，在中共沦陷区根本没有唐山与佛山之分，也没有杭州与天水之别，只有恶事是否在阴差阳错之下被爆了出来，成为人民关注的热点之分。 反观历史，每当这类恶事发生时，中共总是站在邪恶一边，把当事人严密控制起来，使得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同时删帖封号掩盖真相，通过“喉舌”放出所谓“正在调查处理”的假信息欺骗人民；实际做的却是不断地销毁证据，打压敢于仗义执言者。多年前，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如此，北京的雷洋被“嫖娼”案如此，徐州八孩“铁链女”案如此，正在发生的唐山群殴女子案也不会例外。 此时，与其指望黑社会的保护伞 — 中共公安去打击黑社会，还不如让狼帮你看好羊。因为，狼看羊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而且远没有让黑社会的保护伞打击黑社会那么具有欺骗性。让善良人对邪恶抱有希望的危害性有多大，对有常识的人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有位网友说得好：“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中共沦陷区一切不公与邪恶的根源在于制度，共产专制制度不除，类似于唐山流氓打人事件、徐州“铁链女”事件，以及类似雷洋、曹顺利等人的恶性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些事情就别想得到解决，而只会不断地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生活于中共沦陷区的不同人的身上。 若不从长计议结束共产暴政，不仅是今天中共沦陷区居民，连同其子孙后代也难以幸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实行个人专权，而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会反复发生。中共和苏共的历史证明，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其关键原因是共产党的政治经济需要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发生变化。中国再也不具备回到集体领导模式的政治经济环境，而集体领导与个人专权一样，其实都是对国人和党内的专制统治。 一、外媒议论习近平连任问题 过去这一年来，习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连任，是一个各国媒体经常讨论的话题。6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习近平禁止在共产党内部发牢骚（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这个话题，还被不少英文媒体提及。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习近平对党内批评他的人加强管控，这不代表习近平将面临反习派的反击与政变，但反习派的阻挠可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反习派在中共的体制内是否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其关键在于，反习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现在中共内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内部讨厌习近平的人确实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党内会议上把习近平推下台呢？这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内部监管制度。共产党的统治之所以被称为专制制度，它不仅对民众是专制的，它对党内也是专制的。 专制制度下，中共什么时候是数着投票票数来确定重大人事的呢？从来没有过。中共只允许有监控的投票，中共的党代会、人代会都是如此；同时，中共根本不容许公开、透明的党职或公职竞选。在候选人由高层指定，党代会或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与会代表言行又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如果某高层成员在会议上站出来举手一呼，一帮人跟着喊，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就会被夺走吗？那是在编故事。在共产党掌权的中国，这从来就不是史实，也不是现实。 《经济学人》的上述文章还认为，习近平对抗党内的反对声音，等同于拔掉党内抒发异议的安全阀，这些没有管道倾泻的异议压力不会消失，将威胁着习近平的下一任期。这种看法似乎觉得，中共内部不同立场的派系可以让不同观点得到表达，有利于中共的统治。这种看法是错误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产党制度上去了，共产党的党内监控一向是它的传统，而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从最高领导，更是中共一贯的党纪。 二、谁是习近平的党内对立面？ 究竟中共内部的反习派是些什么人，他们和习近平之间的争斗到底为了什么？ 当下，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而单纯出于理念上反对习近平个人集权的人数并不多，这是习近平上任后打击腐败造成的。涉及腐败、喜欢腐败的干部，占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各级干部的大多数，这些人都讨厌习近平。他们很难串联横向地搞地下组织活动，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里发牢骚而已。他们不敢公开活动，是因为各人都有腐败案底，私下发牢骚是担心遭到整肃；而不敢公开活动去反对习近平，还是因为害怕整肃。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中共内部的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厉。他不但在管控现职干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干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个文件，即《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对党忠诚、听党指挥。这个文件显然是在约束中共离退休干部的言行。 实际上，绝大多数反对习近平的中共干部都敌视民主制度，他们只是在利益问题上和习近平对立而已。喜欢腐败的干部虽然讨厌习近平，但心里很明白，共产党的统治才是他们发财的制度保障。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一直如此，他们讨厌习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捞到的利益，不是讨厌共产党制度。 三、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时代和集体领导时代之异同 针对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有一种怀念集体领导时代的说法。是不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就比个人专权好一些呢？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对比一下。 首先，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模式并不是没有最高领导人，集体领导当中的最高领导人仍然拥有对其他高层人员生杀予夺的权力；只是在集体领导时代，最高领导人使用这种权力比较少一点而已。江泽民打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胡锦涛打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长陈良宇，就是最高领导人处罚不顺从的高层人员的典型案例。而从社会镇压的角度来看，集体领导之下，对民众的大规模镇压同样会发生，“六四”屠杀便是中共元老们“集体领导”的结果。 其次，集体领导模式和个人专权模式与民主都毫无关系。集体领导模式是中共高层集体对全社会和党内的各层级实行专制；其领袖的个人专权则是他一个人对全党和全社会专制。这两种模式都是专制，并没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对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这两种模式的差别，感受最深的是官场中人。在集体领导下，官员们可以各自跟随不同的上级，而这些上级最后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里去，一旦下级需要保护时，可以求助于自己一直以来巴结逢迎的“靠山”；但在个人专权状态下，官员们的绝大多数都无法直接和最高领导人建立关系，只能听命于高层，个人的回旋余地很小，犯错倒霉时就没有保护伞了。 最后，个人专权模式和集体领导模式各自服务于共产党领导人不同时期的掌权目标，而这样的目标最终会体现在经济方面。从民众的角度去体会，大体上可以说，在集体领导的时代，共产党的政策会让民众感觉生活上舒适一些，比如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和中国的胡赵时代、江胡时代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在集体领导模式之下，90年代后期朱镕基曾迫使几千万国企员工下岗，逼他们艰难度日，但这段岁月已经被年轻一代忘却了。而在个人专权时代，比如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民众的生活往往会比较艰困。 那么，是不是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模式可以随时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必须理解这两种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习近平的个人专权是偶然现象吗？ 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会反复发生？我分析中共和苏共的历史之后发现，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只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在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我给这种规律起了个名称，即“钟摆现象”。意思是，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又个人集权。 这个“钟摆现象”证明，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在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之间摆动，从一端摆向另一端。这种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既然是有规律的政治现象，它就不是反常现象，是可以预判的。这种规律的重点不是习近平的个人专权如何不好；重点在于，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发生改变，这个“钟摆”为什么会在某个时候“摆动”。 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和朝鲜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这是高层权力格局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便成为常态，再通过推动个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第三阶段，独裁者死后，又重回集体领导；第四阶段，由于集体领导阶段造成的政治经济困境，最高领导人再度重新建立个人专权。 “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这种“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 五、共产党统治需要的阶段性变化 苏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现同样的“钟摆”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政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了相似的政治经济需要。 苏共和中共从当政之初的集体领导向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政治高压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集权。而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挠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受阻，就改变了苏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实行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急于改变苏共的政治经济现状，是因为苏联过去几十年盘剥民众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被勃列日涅夫时代“花钱买稳定”用光了，处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状态下的戈尔巴乔夫没办法再继续“花钱买稳定”。 习近平上任前，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爆发，上台后他为了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这是当时的情势，但习近平后来的作为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江胡时代对贪官的“放贪买平安”方针，掏空了中国经济。因此，习近平对官场的管控便越收越紧，在这点上，贪官们和习近平永远是对立的。 六、中国可能重回江胡时代吗？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断流动、更新，如同万物流变、无物常驻一般。事实上，希望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重新回到江胡时代或胡赵时代，仿如刻舟求剑。 习近平的统治和赵紫阳时代、胡锦涛时代其实不可比，因为各自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赵紫阳时代中共的腐败才初步出现一些苗头，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胡锦涛时代则经济发展的空间被差不多用尽了，同时，中共的全面腐败让各级官员积累了巨额财产；这些数以万亿计的贪官资产开始向国外转移，以求安全。 而习近平上任后，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打击腐败，范围越来越大，各级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对国外转移资产，并且办理家族成员的国外身份，以便必要时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贪官们向国外转移资产已累积上万亿美金，动摇了中共的外汇储备，也让习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统治的内在危险性，于是他又进一步堵死官员们出逃之门。这个过程和他的个人专权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隐，否则，没有人能够真的去成功地发动政变。虽然习近平在党内、党外都有大量政敌，但这种局面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会倒在政敌手里。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政敌有没有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习近平不断强化政治高压，就是试图消灭潜在政敌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分析。 当然，习近平如果身体不行了，中国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盘。共产党政权的个人专权领导人一旦撒手，通常会发生接班人危机，那个时刻将是权力斗争交火的触发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而党国的大政方针也经常因此发生改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小动作不断。军机绕台已经不太受关注了，每天绕来绕去的，有点儿像狼来了的故事，人们渐渐地就麻木了。继续浪费汽油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可能也不算浪费，就是把在内地上空的训练挪到了台湾海峡。反正也要浪费汽油，那就增加点儿真实现场感觉吧。比那种导演设计好造假的演习，效果略微好那么一点儿。 最近离中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越来越近了。又据媒体观察，小习书记的违规连任越来越悬了。怎么办？这是个列宁同志提出的问题，难倒了小习同志。习书记的谋士们不都是傻瓜，很可能已经给他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或者发动政变扫除一切反动派，这个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或者发动一场战争，这个名正言顺。这种找死的节奏正是咱们习书记所需要的，他就偷着乐吧。 大家对浪费汽油已经麻木了。那就上点儿新鲜菜，宣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一旦打起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阻止外国舰船增援。用几颗乌克兰那种近程反舰导弹就地正法，外国军舰可能不得不忌惮。美国海军专家早就有这种议论，战时不能靠近共军导弹覆盖区，否则航母也危险。 国际水域的说法是否合法呢？按照英美法系的原则，大家都承认的案例就是合法。英国和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英国的二百海里管辖水域已经立下了惯例，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就是国际法，不需要什么国际法庭来判决。可见共产党的瞎参谋烂干事们，不都是吃干饭的，也有几个比媒体大记者们懂行。 同时习总的橡皮图章通过了什么“非战争行动”的法律。这听着有些绕口，意思还是挺明白的。这就是说不在国际水域，也不和外国打仗，就不算战争，而是类似普京的那种什么特别行动。那么内战就不算战争，可以合法特别行动，外人不得干涉。比普京还要名正言顺。 最近习近平和普京通电话，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还包括军事合作关系。这又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共的准备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得很充分，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可以逐渐明朗化，正在拉拢盟友。帮助俄罗斯什么？不就是让它拖住美国和欧洲，长期打下去，减轻武统台湾的风险吗。美国的亲中派政客们不是喊了很久：无论如何也不能两面作战。 形势越来越说明台湾危险了。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台湾政府怎么察的呢？加快了购买武器的步伐，不再说什么立法院没通过预算，等等。 台湾的一部分老百姓，已经不相信这个政府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安全，开始到靶场练习各种军事技术。好准备共军打过来，实行自卫游击战。这种学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倒还有几分胜算。至少可以等到美日等国慢慢讨论好，再增援台湾人民。到那时虽然难免像乌克兰一样，但至少不会亡国。比受共产党统治好得多。 我希望更多台湾人民，把网上骂中国人的劲头用到练习巷战技术上。让共军淹没在千百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倒是让共军不敢犯台的有效威慑。什么芯片盾牌之类的废话，也太幼儿园了吧。你以为共军是小孩子，还是你们的精英名嘴是小孩子？
唐山暴打女子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派警察在小食店站岗，保障食客安全，这可列入四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唐山若有一万家大小食店，每个店派十名警察，每天要动用十万警力，不知这样的行动可支撑多久。 另一进展是，唐山案派廊坊公安去实行异地侦办，证明唐山警黑勾结的现象高层也心知肚明。处理警黑勾结，本应清除公安内部毒瘤，才能平暴安良，才是长久之计。异地办案只是斩脚趾避沙虫，证明上级公安机关对基层公安正在失去控制。 唐山事件的现场录影，意外在网上流传，没有被网信办屏蔽，令事件发酵，点燃民意之火，这是很蹊跷的事情。现在录像已流传到英美日本等西方国家，令西方朝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网信办打的什么主意，倒是值得观察下去。 邓小平早就说过，黑社会也有好人，因为共产党擅长利用黑社会，去干他们不愿或不宜干的罪恶勾当。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警方就曾利用元朗黑势力，暴打无辜路人，以此恫吓抗争市民，宣泄官方的仇恨。 多年来各地政府拆迁民房，暴力城管，很多时候都利用黑社会打手，暴力迫害、恐吓镇压民间抗争。当其时，官方与黑社会就是一家人，黑社会得到物质利益，官方得到政绩，互相暗通款曲，各取所需。 官方与黑社会的暗黑关系，一直是政权运作的手段，无形中“养熟”了黑恶势力。黑社会作恶官方包庇，官方需要时黑社会卖力，只把人民大众当作敌人。长时间的互相利用，使官方和黑社会维持一种默契，就是无事各自揾食，有事互相掩护。一个城市官黑共存，警黑为奸，人民便没有安全感。 最近有一个短片，拍到某恶男到食店轻薄女子，结果该女子到外面叫来另一伙恶汉，把作恶者砍伤，作恶者还满肚子委屈，说自己有做错，不过大家可以讲道理，不必动刀子。能讲道理者，怎么会欺负女子？既然敢欺负人，就要承担后果，后果就是活该被别人砍伤。 女子叫来的是什么人？她或许依附黑社会，叫来的是黑兄弟，或许她叫来一伙同乡，同乡抱团互相保护，或许她叫来的是在其他食店打工的同业工友。在一个没有法治，也没有道德的国度，穷人要保护自己，唯一办法就是抱团。 底层民众势单力薄，在一个野蛮的国度求生，永远处在被压迫被欺侮的弱势地位，通常只有默默把苦处吞下去，如此委屈﹑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看似永不到头。但不平遭遇没完没了地发生，终有一天他们会觉悟，只有和更多弱势者抱团，互相保护，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去反击黑恶势力的为非作歹。 早些年新疆人在各大沿海城市谋生，也曾屡受欺负，后来新疆人团结起来，一人有事众人相帮。新疆人善用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斩杀黑恶势力绝不手软，新疆人就安全了。 中共国官黑勾结，警黑为奸，随著社会经济下沉，失业大军排山倒海，官家与黑社会更穷凶极恶，小百姓被奴役更成为常态。面对险恶处境，底层民众唯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互相抱团取暖，一呼百应，集众人之合力，对抗黑恶势力，那样身在乱世，才有起码的立足之地。 中共正面临解体危机，政府囊中空了，没有钱维稳，基层管治日渐松弛，社会治安日渐恶化。官方不作为，黑社会更有恃无恐，老百姓更痛苦。可以预料，民间会滋生出各种有形无形的组织，同乡会﹑行业会﹑地下组织会成为基层民众的保护伞，对抗官黑勾结的上层架构。 在乡村地区，宗族势力会崛起，地方乡绅也会提供保护给普通村民，在中共基层党官的势力之外，会生长出传统农业社会的另类地方势力，实现变相自治，那时，中共的统治便从最底层开始瓦解。 清代哲学家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说，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是一家一姓的朝廷之覆灭，亡天下是道德沦丧，人心败坏，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一个漫长的乱世，官家与百姓﹑富人与穷人无一幸免，正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