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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7月13日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在斐濟舉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被邀請作視頻演講。她表示，美國之前可能沒有給予太平洋島國足夠的外交注意力，現在美國將與太平洋島國加強互動與合作。將分別在湯加和吉里巴斯新建大使館，同時將向太平洋島國提供的漁業援助翻三番，達到每年6000萬美元。並向太平洋島國論壇派駐大使。毫無疑問美國已經認識到對太平洋島國外交的忽視使中國乘虛而入，現在美國回來了。 太平洋島國特別是南太平洋島國傳統上是澳洲與紐西蘭的聯盟區域，這些國家因著地域的原因與經濟體量太小，在不同領域依靠著這兩個國家的幫助，有些國家實際上是這兩個國家的托管國，甚至他們的醫療養老都被這兩個國家所涵蓋。但是近二十年來，中共將手伸到了這些國家，「一帶一路」與這些國家簽訂了大量的領域廣泛的合同，投入大量的資金，在此之下這些島國逐漸與澳新疏遠靠近中國，改變了太平洋區域的政治生態，軍事生態，甚至政治生態。澳新兩國畢竟在經濟上軍事上無力與中共的力量無法匹敵，眼看著自己的盟友一個一個地被中國拖下水，昔日的後花園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而干著急。現在美國回來了，與澳新兩國共同來維護太平洋地區的良性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穩定。 這次論壇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使中共受到沉重打擊。中共自然不甘心，但中共之愚蠢是難以想像的。中國駐斐濟大使館兩名武官竟然冒充媒體混入會場被人識破，警方將他們兩人驅逐出去，場面十分尷尬，可以說顏面丟盡。同時也展現了太平洋島國拋開中共的決心。島國看請了中共「一帶一路」的真面目，不是真正幫助島國，而是讓島國背負沉重的債務危機而不得不出讓主權，甚至改變政治生態。 受中國影響最深的索羅門群島，已經與中國簽署一項安全協議，在距離澳大利亞東北海岸線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一個海軍基地。在此論壇上總理索加瓦雷對中共反水，他強調不會允許中國在所國建立軍事基地。並利用峰會的機會與澳新兩國總理舉行會談說：「我們是一家人」。對此對中共自是一副酸溜溜的心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任何國家同島國的合作都應對秉持開放包容原則，不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的利益，不能嘴上說著開放包容，背地裡卻拉幫結派、拼湊『小圈子』。」不過中共知道這次太平洋島國會議不但入門不得，連多年經營的「一帶一路」也泡湯了。 太平洋島國論壇可以說美國完勝，中共遭受滑鐵盧。島國重新成為澳新兩國的家人。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美國首先降半旗致哀，除了出於盟國交誼，同時也是對安倍個人的悼念，並代表肯定他留下的外交遺產。不過，亦有《紐約客》等媒體，第一時間仍著眼安倍「鷹派民族主義」的一面，這當然無可厚非，畢竟安倍在自己國內也是有褒有貶。但自《紐約客》如此「客觀」的報導中，我們或許也可以從受訪的美國學者身上，看到台灣存續世界的挑戰所在。 《紐約客》第一時間報導安倍的新聞，標題是：安倍晉三如何改寫日本歷史（How Shinzo Abe Sought to Rewrite Japanese History）。副標是：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希望讓自己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更有自信──以犧牲歷史責任為代價（Japan』s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wanted a more assertive place for his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at the expense of atonement and historical accountability.） 標題自然已對安倍功過做了定論，內容則主要訪問專研現代日本和韓國的康乃狄克大學教授艾莉克斯·杜登（Alexis Dudden）而來。杜登過去以來對安倍多有批評，她認為安倍提振日本國際地位的鷹派觀點，「已在亞洲鄰國間製造了深刻的裂痕」，包括參拜靖國神社、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的重新詮釋定位，以及有意針對「禁止日本在國外發動戰爭」修憲。杜登對日本歷史鑽研甚深，或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有高度警覺；不過，這一來自歷史學者的警覺性，轉到中國身上，似乎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因為只要回溯杜登過去言論，我們確實不難發現她那些嚴以對安倍的「歷史學標準」，並不必然也會套用在習近平身上。 所以，談及中國積極對外拓展影響力的一帶一路，杜登過去會說，一帶一路並不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現代版，它們是有機進化的，中國會改變他國，他國也可能改變中國。 提到中國藉由經濟快速發展、工業技術進步，進而同時有擴張領土的慾望（如南海、台灣）時，她會說美國、日本過去也曾因為跨越地緣政治的雄心，讓人既敬畏又焦慮。 當然，杜登還是會批評中國可能影響學術自由，也不否認中國正是以其威權主義作為統治社會的方式，不過，提到中國已然干預他國學術自由的孔子學院，杜登會說，美國不也有「美國之音」。當有人警告孔子學院是以共產黨教條為語言教授內容，她會說，一旦你學會了一種語言，你就可以閱讀這語言的任何東西，並反問，究竟孩子（學中文）是會帶走故事情節，還是只會記住動詞形式？她也不認為那（孔子學院）一定會使某人成為共產主義者，就像習近平的女兒上哈佛，不意味之後就會反華一樣。 若有人批判中國帝國主義正在成形，她會說，這就像華府、東京的領導人一樣，過去也常說自己沒有帝國野心，武力只是為了確保穩定和秩序。提到北京對新疆和西藏的同化政策，她會說，這讓她想到1930年代東京在滿州所做的事情，19世紀初華府不也將自己的思想、制度強行引進菲律賓。總之，每每提到中國當下的威脅，杜登就是有辦法找出美、日過去的錯誤以為歷史對比。 此外，2018年南北韓舉辦高峰會，一場晚宴上主辦方提供與會者一塊慕斯，慕斯上有一片巧克力薄片，薄片上有南北韓地圖，還附帶點上了日韓爭議島嶼「獨島」（日本稱竹島），遭到日本抗議。杜登則說，這（抗議）看起來很無聊，就像「地圖上的台灣」（應該是指被標示為中國領土），它真的會影響你作為台灣人的生活嗎？更何況1895年日本學童教科書不也把台灣劃為日本領土，1910年日本并吞朝鮮時，不也是做一樣的事。然後，對中國不斷向多個跨國企業施壓，要把台灣名稱冠上中國的一省，杜登會說，大多數航空公司實際上已經屈服這個需求，因為市場比某些歷史概念更重要，這也是中國測試自己能力的方式之一。 總之，論即安倍，她會從過去的日本軍國主義史對今日的世界發出警訊，一旦提到中國，她就認為「歷史已是一個不完美的指南」，因為今天的中國在某些方面完全沒有先例可循，中國歷史上也沒有任何可供對照習近平的人。意思是中國變化仍有觀察空間，現在就批判習近平帶起的中國帝國主義還言之過早。她曾說過，將美國和中國視為雅典和斯巴達，這種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類比經不起推敲，因為當代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已無法藉古希臘戰爭作為模板。問題是，當安倍面對「當代地緣政治（東亞）的緊張局勢」，還能僅以日本過去軍國主義史觀之嗎？我們暫時還找不到杜登的答案。 這一類型美國學者或許多自詡「超然中立」，無論如何，其觀點縱然不乏脫離現實，卻也是美國學術自由風氣的表現，只是對台灣來說，當下所面臨的國際處境挑戰，很多時候便是來自西方國家諸如此類「精通東亞的學者」論述發酵使然，他們經常嚴以對美、日，寬以對中國，因為他們所認知的中共模式可能還在書寫，但這只是他們身為大國學者的專利，很多正直接和中國硬碰硬的國家和人民，則早已處在歷史的關鍵點。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河南農村銀行爆雷後，儲戶集體在政府機構外面示威，政府派出便衣武警鎮壓。 武警人數佔優，擒拿功夫訓練有素，加上事先布署，戰術有效，很快即清場。相反的，抗議民眾都是游兵散勇，缺乏組織指揮，再加上不少婦孺老人，更加不是對手。因此，現場很快就被清空，政府派人沖洗血跡，清理雜物，一切又恢復原樣。 儲戶抗議之初，政府以紅碼對付，結果全國大嘩，政府只好認衰，處理經手官員以平民憤。儲戶們因此又取得互相聯絡的機會，再一次集結，規模更大。 按以往慣例，武警清理現場之後，就會分而治之，該抓的抓，該趕的趕，該恐嚇的恐嚇，務求化整為零。這一次有點不同，政府居然推出妥協方案，公布政府將「墊付」五萬元以下儲戶的存款，至於五萬元以上者，則稍後再說。 事件既已鎮壓下去，拖得就拖，為何政府又突然讓步？這就讓人想不通，也足證今日中共內部種種莫名其妙的決策，可能都有不同尋常的背景。 政府讓步，當然不是出於對儲戶的同情，而是擔心事件重演，影響擴大，造成更多地區銀行爆雷後的社會動蕩，但政府急於解決河南問題，卻沒有顧及全局後果。 五萬元對有的人是小數目，對另一些人卻是大數目。政府之所以訂這個標準，當然經過摸底，知道五萬元以下存戶為大多數，只要安撫這一大批人，大家袋袋平安後，都會解散回家。至於超過五萬元的，數量不多，少數人掀不起大浪來。如此一來，河南儲戶事件就可以平息。 可惜政府只慮其一，未慮其他。政府出面「墊付」的規矩一開，則全國各省市相繼再爆發的銀行財務危機，更多儲戶因為有河南的先例，都會對政府「墊付」存款抱有希望，於是每逢銀行爆雷，儲戶們必相約集結，到政府部門抗議索討存款。政府「墊付」了河南銀行欠款，又不可不墊付各省市銀行欠款，如此一來，必然造成更多儲戶集結鬧事，給政府製造更大壓力。 中共國銀行系統是否穩固？據政府監管部門公布，屬於「風險可控」，姑且信之。但銀行風險大小，是與儲戶對銀行的信心息息相關，對自己血汗錢的安全感息息相關。儲戶對銀行失去信心，發生擠提的風險便會升高，風險是否可控並非必然，民心一亂，風險即不可控。 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香港也有銀行擠提的風險，一開始香港政府承諾每戶存款由政府擔保五十萬，超過的就撒手不管，政策一出，民心還是不穩。因為香港人財政狀況都不差，存款超過五十萬的「大把」，政府保我五十萬，那我其餘的家產豈非凍過水？後來香港政府改為全額擔保，民心即定，銀行擠提也沒有發生，政府也始終無須負擔。這都基於信心。 河南事件的處理方式，以政府「墊付」而平息，但河南並非孤例，全國各省市銀行都在爆雷或即將爆雷。往後一有風吹草動，儲戶就寄望政府同樣「墊付」，也必然有樣學樣，集結鬧事，那到時，政府是否有能力再「墊付」下去？ 政府錢袋子空了，四處爆雷四處墊付，政府經得起如此淘空嗎？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近日又一單大新聞震撼內外，便是全國有來自十幾個省市一百多個停工樓盤的業主分別發布「強制停貸」聲明。大批准業主買了「樓花」，付了首期並已供樓，本來到預定日子即可入伙，可惜地產公司挨不住了，已有大量樓盤處於停工狀態，日後是否交樓，沒有人知道。 准業主繼續按合同供樓，而地產商到最後可能不按合同交樓，那就意味著，准業主若不「強制停貸」，他們將蒙受更大損失。地產商停產，交樓無期，而准業主要無限期供樓，這絕對不公平，因此准業主的「強制停貸」是合理的做法，至於合不合法，雙方有得拗。 我希望我的理解沒錯，有錯請大家糾正我。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地產商無力維持正常運作，樓盤被迫停工時，正需要准業主的供樓款來支撐，但准業主對你交樓沒把握，為何要繼續填這個無底洞？准業主停供，地產商陷入絕境，更多地產商破產，又必定牽連銀行，也即銀行也會大面積爆雷。 如此的地產「盛景」百年不遇，如此的銀行困局也百年不遇，那中共是否準備好為每一個被銀行侵吞存款的儲戶，都一一「墊付」到底呢？ 據說「墊付」的命令來自李克強，李克強是否想好墊付的後果，那就不知道了，李克強又是否想好地產商普遍破產﹑銀行普遍爆雷的後果，那更沒有人知道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進入七月，南亞國家斯里蘭卡局勢驟變。7月6日，該國政府宣布國家破產。7月9日，民眾爆發大規模抗議，尤其在首都科倫坡，數十萬民眾聚集，要求總統下台，並向總統府進發，軍警阻擋並朝天開槍，卻擋不住抗議民眾的滾滾洪流。很快，人民佔領總統府，總統拉賈帕克薩落跑。隨後，落跑的總統和隱身的總理先後宣布辭職。國家權力臨時轉移到國會。這相當於，斯里蘭卡人民直接把無能政府趕下了台。震動國際。 斯里蘭卡劇變的背後，是中國因素，中共的「一帶一路」。多年來，北京把這個印度洋島國視為「一帶一路」的橋頭堡、要塞，在該國投下巨資，很快讓該國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 2017年，因無法按期償還貸款，根據協議，斯里蘭卡政府被迫把它的最大港口 – 漢班托塔港的使用權拱手交給中方，期限長達99年。此一情節，實為中共對斯里蘭卡主權和領土的蓄意蠶食，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和批評。中共用同樣手法，佔據非洲國家吉布地的港口多拉雷港，並把該港軍事化。 北京對斯里蘭卡的投資，並非只有漢班托塔港。隨著對中國投資的依賴，斯里蘭卡一步步落入更大陷阱：到今年7月，外匯儲備耗盡，無法支付外債（主要是中國債務）；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高達30%；燃料、食品和藥品短缺；該國2200萬人口中，600萬人面臨食物匱乏；因停電和醫療體系崩潰，當局要求全體國民居家辦公。到政府宣布破產的7月上旬，當局下令，停止對普通人出售燃料，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唯一被逼出此下策的國家；而所剩無幾的燃料，僅能供列車、公交車和醫療車運作一周。 於是，人民憤怒，民情洶湧，大規模抗議爆發，並很快攻佔總統府。斯里蘭卡，是繼辛巴威、委內瑞拉等國之後，因接受中共巨額投資、倒向中國而最終走向破產、淪為失敗國家的又一例子。舉世望去，竟沒有一個國家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而發展、致富，更不用說繁榮、起飛。相反，中國「一帶一路」所到之處，沿線國家，從中亞到南亞，從中東到非洲，盡都落入程度不等的債務陷阱，即中國陷阱，陷入貧窮與落後的惡性循環。 這與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形成鮮明對照。當時，美國籌集巨資，援助飽經戰爭之苦的西歐國家，包括被美國擊敗的德國，以及亞洲的日本，幫助它們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國家、重建家園、重振經濟。於是，西歐國家很快復甦、發展、發達，其中，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發達經濟體，僅次於美國。這正如中國的鄧小平所言：「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對比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和當今中共的「一帶一路」，區別至少有三：其一，前者，建設項目公開透明、援助國和被援助國公司都參加公開投標，公平中標；後者，所有項目都由中國公司包攬，許多項目甚至連工人都從中國輸出，幾乎不給所在國機會。其二，前者循規則、守協議；後者靠行賄和腐敗。其三，前者，保護他國的資源與環境；後者，掠奪他國資源，對他國生態環境肆意破壞。 關鍵的區別還在於，美國的出發點，主要讓受援國直接獲益；中共的出發點，主要讓自己獲益，讓中方從中撈盡好處、趁機榨取他國。然而，短視的中共，收穫的只是短期利益；遠見的美國，收穫的是長遠的戰略利益：幫助他國，鞏固民主和盟邦；根除德國和日本的戰爭火種、幫助這兩國在民主與和平的基礎上重建、崛起、繁榮；均有利於美國的長遠利益。 習近平的面子工程「一帶一路」，被中國民眾譏諷為「大撒幣」，被沿線國家稱為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既有損於中國人民，又不利於他國人民，為何熱衷？原來，中共權貴，包括中共各級貪官，可以從中洗錢、吃回扣，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筆者早就斷言：所謂「一帶一路」，就是中共貪官的洗錢路線圖。 作為行賄與腐敗的證明，2018年，時任斯里蘭卡總統的西里塞納公開炫耀說：習近平主席送給我一筆20億元人民幣的大禮，他說我可以用於任何我喜歡的項目。在這裡，該總統沒有明言的就是：這筆錢，他完全可以用於個人開銷。 美國和西方憂慮中共的「一帶一路」，甚至籌集資金，與中共競爭。現在看來，美國和西方可以鬆一口氣，或許，用不著競爭，中共的「一帶一路」就不戰自敗。而潰敗正在發生，並呈加速態勢。 習近平動輒聲稱：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辛巴威、委內瑞拉和斯里蘭卡等國的失敗，就是中國方案的失敗。實際上，習近平上任十年，戰無不敗。雄安新區，廁所工程，新疆棉，香港「一國兩制」，上海封城，戰狼外交……不一而舉。「一帶一路」只是其中之一。敗局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不幸去世，大陸一幫冇（無）腦愛國賊紛紛狂歡。這幫民族主義狂徒不知道，安倍之死將給中共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他們高興得太早了。 刺殺安倍的兇手有什麼政治背景，目前尚未清楚，他可能是孤狼，也可能有日本國內政治黑幕，也可能有中俄專制勢力背書。不管兇手動機如何，安倍之死都向全世界傳達一個信息，便是世界洶湧澎湃的反共浪潮，一個中流砥柱的人物被殺害了。 世界各國政要都對安倍去世表達沉重的哀思，印度與巴西兩個發展中大國，甚至舉行全國哀悼日，台灣總統蔡英文也撰文表達不舍之情，甚至習近平，都要以「個人名義」表示慰問。這表示安倍晉三生前所推行的日本國策，得到全世界廣泛的支持和肯定，也表示不管政治動機如何，暗殺這種恐怖行徑，都為正常人深惡痛絕。 安倍的右翼路線，是世界性反共浪潮一部份，他是世界反共領袖中堅定的一員。安倍之死不是安倍個人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大陸愛國賊長期被中共洗腦，已經沒有良知與廉恥，他們像是一群殭屍，在黎明之前圍著一堆鬼火起舞，以為可以阻止太陽升起。 安倍之死將是中共最大的惡夢，全世界都知道，唯有這幫愛國賊不明白。 日本對中共反感的國民超過百分之七十，自安倍執政以來，日本朝野充滿復興日本軍力、更廣泛參與國際事務的呼聲，安倍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舉足輕重，他的政治路線大得人心。現在安倍壯志未酬身先死，只會激起日本國民與政治家們對安倍路線的加持。 安倍之死，死在為他的黨友助選的現場，這將為自民黨的參院選情提供額外助力，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必定有可觀的成果。人都有逆反心理，安倍為日本鞠躬盡瘁，支持安倍的選民會更落力，游移者會更堅定，反對者會動搖，這是正常的社會效應。自民党參院選舉得勝，日後修改憲法，取消防務限制，日本將可放手發展軍備，用來對付中共國。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的強硬右翼立場，親美反共的外交路線，因為他的不幸去世，將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認同，這使得沒有安倍的未來日本政府，將對中共採取更強硬政策。日本將在圍剿中共的陣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對中共施加更多打擊，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一直堅持力挺台灣的外交立場，「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安倍積極呼應美國的亞太戰略，配合美國「塑造中共戰略環境」，協助美國拉攏印度和東南亞各國，削弱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安倍之死對日本國情產生的逆反效應，將使日本更堅定維護台灣，使中共的「統一大業」更成泡影，那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本人已成為當今世界反共思潮的一個象徵，這個象徵倒下，不但不會削弱波瀾壯闊的右翼思潮，相反的，將會使民主國家的政要和人民更團結，為維護普世價值更不遺餘力。 當今世界，民主國家圍堵中俄的大勢不可逆轉，美國與北約已在商量烏克蘭戰後重建，證明對戰勝俄羅斯胸有成竹，最近環太平洋軍演規模空前，劍指中共不言而喻。普京即將壽終正寢，普京倒下，習近平更形單影隻。安倍之死，必然加速中共崩潰，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日本高科技與經濟實力都有雄厚基礎，日本的原材料與產品都令中共流口水，安倍之死激起的逆反效應，將使中共更難得到這些稀罕的供應。日本企業將加速撤離，日本資金將絕跡，這都是必然會發生且無可改變的趨勢。如此，中共愛國賊們又有什麼好高興的？ 安倍之死絕不會使中共得益，相反的，安倍死了，安倍反共的精神永在，世界反共潮流不會中止，中共愛國賊們為此額手稱慶，只能說中共國體已病入膏肓。 歷史上政治人物被刺引發的蝴蝶效應，小的引起國內政治動蕩，大的引發世界大戰。今日世界，處處埋伏危機，地火遍地燃燒，中共被徹底清算的日子越來越近了。一群殭屍圍住一堆鬼火起舞，絕不可阻止太陽升起。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突然遇刺身亡，令國際社會感到震驚和悲痛。中國的粉紅又上演一拙超出人類道德底線的狂歡，央視新聞報導之下竟有上百萬條點贊。雖然中共官方對此表示哀悼與慰問，但本質上是貓哭老鼠。當外媒針對粉紅的狂歡提問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竟然不予置評。可見民間仇日仇到失智、失德，失去人類正常感情的程度，是中共這些年洗腦教育與鼓勵的結果。當然中國不僅僅只有粉紅，明理懂情的中國人對粉紅的狂歡深以為恥，對安倍不幸去世潸然淚下，感懷他對中國人的一片情意。 安倍是日本至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執政時期對華政策又了根本性的改變，日本戰後歷屆首相，因著對中國侵略的負罪感，都毫無原則地向中共政權示好，對中共的人權問題不聞不問的同時給中國在經濟上提供大量的援助，因此有了「經濟動物」之稱。直到安倍執政才有了改變，在經濟上繼續幫助中國的同時，也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提出批評，特別是在中共軍事力量向東南，南海推進並向世界擴張，他敏銳地感到中共正進行新時代的軍國主義，對世界形成威脅。日本願意與世界民主國家共同擔負起防止中共對世界的軍事威脅。安倍也為此被稱為警示中國破壞世界秩序的吹哨人。 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之時，安倍說出了讓台灣人最暖心的話，「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以表達日本防護台灣不受中共武力犯台的決心。安倍的護台並不等於敵對中國，他所防範警惕的是中共，他對中國民眾也是同樣的暖心，在武漢病毒肆虐中國時，大量物資援助中國，標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他還拿出自己的工資捐款，並要求自民黨國會議員扣除5000日元工資捐款中國。他對自己的國家人民更是暖心得讓一切政治家感到臉紅，他會跪在地上傾聽市民的聲音，疫情期間他與行人手碰著手，用手指做成一個「心型」。安倍是政治貴族家族出身，但他能做到對民如此鞠躬盡瘁，最後在演講中倒在街頭。安倍在2020年因健康的原因辭職，體現了一個民主領導人的風範，當自己的健康不能全身心為國家服務時，就退下來讓他人來擔當。 由著中共對世界形成了軍事威脅，安倍在他的任期，提出了日本國家正常化，修改日本憲法使日本象正常國家一樣擁有發展國防軍備及擁有宣戰權。日本在民主化半個多世界後的今天，他不再是世界的威脅而是世界和平保障的力量，確實是到了國家正常化的時候。安倍可以說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重要倡導者與推手。 日本在歷史上是一個有著政治暗殺文化的國家，從幕府時代到明治維新都有過驚心動魄的暗殺事件，二戰國家民主化後也有過幾次，最近的一次是1992年3月，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在演講時遭槍擊身亡。安倍的遇刺反映了民主化後的日本暗殺並沒有絕跡，值得日本民族整體反思。一個國家要有穩定的民主，一定要徹底消除摒棄暗殺這種文化。否則民主不會得到穩固。 安倍的去世讓世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國際政治家與一位愛憎分明的親民領導人，相信他的政治遺產國家正常化與國際社會一起擔負起世界和平責任的遺產一定會被繼承下去。安倍晉三已成為日本現代文明的精神之魂。安倍先生一路走好！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俄烏戰爭雖然還未告終，但世界已經將眼光轉到中國。西方國家正盯緊美國拜登政府對中國的關稅豁免究竟什麼時候成行，中國斥資2500億元，購買近300架空客，這對於自1991年來第一次出現貿易逆差的德國、陷入高通脹之苦的德法兩國，幾乎有雪中送炭之效，正處於對華戰略搖擺階段的美國，那搖擺的鐘錘很快將定出中心位置。 西方對華外交：以經濟為中心 如果不沉溺於中文自媒體各種稀奇古怪的政變傳聞，只看世界幾大金融機構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就會明白西方關注的其實主要是中國的經濟基本面，而非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價值觀。6月8日世界銀行發布《中國經濟簡報》，預計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放緩後，VOA發表了一篇《中國經濟急劇放緩，美國或需改變對華戰略判斷》，該文記者採訪了數位華府智庫人士，其中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無論是國際地緣政治格局、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築在一個基本判斷之上，即中國經濟將會持續崛起，「美國政府的中國戰略似乎是基於過去經濟數據之上的、直線性上升的推斷。」 意思很明白，美國對華戰略的鐘擺擺錘是經濟，只是過去假定中國經濟處於上升狀態，現在形勢變了，中國經濟將進入衰落通道，因此得調整對華外交戰略，意即是「戰略競爭關係」，還是「競爭中有合作」抑或「合作中有競爭」，何者在前這一次序很重要。 這些智庫人士的考量其實與白宮意見一致。拜登政府一年多以來，其實也多次說過，對華外交不以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為核心。只是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太複雜，弄成了如同基辛格形容的這種狀態——在英國《旁觀者》雜誌（The Spectator）7月2日刊登的專訪中，在評價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時，基辛格指出，拜登政府似乎試圖對話，但「美國政府通常會以一份有關中國不公正行為的聲明作為開場白」。「強調台灣問題會產生對抗。我不知道對話會產生什麼結果，但目前，我認為我們陷入了困境。」 美國對華政策看似搖擺實則有中心 西方世界主要是美、歐、加拿大、澳大利亞，還包括日本在內。儘管從去年以來國際格局形成多極化趨勢，但西方世界在關鍵時刻仍必須追隨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比如本次G7最大看點就是6月26日的G7峰會上， 美國總統拜登畫了一張雄心勃勃的基建宏圖——「全球基礎設施夥伴關係」（PGII），目標是在2027年前為發展中國家提供6000億美元基建資金，其中美國自己承擔2000億美元，歐盟的「全球門戶」計劃則要籌集3000億歐元。但專業投資分析者都注意到這6000億並非全是政府投資，是通過撬動私人資產，推動「一帶一路」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效果如何，分析者情不自禁地提到美國政府前些年一直推行的「電力非洲」倡議。 根據《2018年電力非洲年度報告》的數據，「電力非洲」中的145個私營部門合作夥伴中有一半是美國公司。美國出台「電力非洲倡議」的重要意圖之一是遏制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但如何解決融資和投資回報的問題是私營資本投資的關鍵，「電力非洲倡議」也因此實施進程緩慢，因為私營資本對於投資非洲電力持觀望態度，擔心倡議大規模推進競爭性購電協議本身就蘊藏著違約和債務的風險。 G7會議召開的同時，正逢美國制裁五家援助俄羅斯的中國軍工企業。7月1日，路透社發布一條消息（英文）：《美國官方消息：中國沒有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提供物質支持》，要點是：美國商務部於6月27日宣布，將五家中國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它們涉嫌在莫斯科在烏克蘭發動戰爭時支持俄羅斯的軍事和國防工業基地。但路透引用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員的話，美國政府本周早些時候對中國某些企業採取的執法措施只是針對這些企業個體行動，而不是針對中國政府。「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有系統地逃避或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路透這條消息讓人聯想到自6月8日以來美國財長耶倫女士關於中國關稅的聲明，她在國會聽證會與媒體採訪時都明確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慮調整（免除）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關稅，藉此緩解處於幾十年高位的通脹。 雖然目前尚無最後的消息正式公布，但耶倫作為財長在拜登政府的金融經濟議題上的作用尤為關鍵，也因此，免除中國關稅，與中國保持經濟合作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鐘錘擺動中心。 國際金融的兩個指標顯示的動向 以下兩個因素可能會加重免除中國關稅這一政策建議的權重。其中之一是中國2500億美元的採購大單，讓歐洲飛機製造商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單日交易。這塊石頭丟下去，波音的反應來了，該公司發言人稱：「令人失望的是，地緣政治差異繼續限制美國飛機出口，對中國的銷售歷來支持數以萬計的美國工作崗位」，波音敦促拜登政府考慮改變對華政策。 另一條則與美元霸權有關。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今年5月公布全球支付系統最新數據：在國際結算體系中，歐元份額已經漲至37.79%，美元降至38.85%，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佔比為2.15%，保持全球支付第五大活躍貨幣的地位。排名第三、第四名的是英鎊與日元，日元比人民幣只高不到0.6個百分點。 一直關心美元地位的三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人員6月1日在IMF的博客上發表聯名文章《美元主導與非傳統儲備貨幣的崛起》（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該文指出，根據IMF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數據，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佔的份額降至59%以下，延續了20年來的下降趨勢。美元失去的份額，四分之一轉向人民幣，傳統上在外匯儲備組合中並不重要的較小經濟體貨幣，如澳元和加元、瑞典克朗和韓元，則佔到了從美元轉向外匯儲備的四分之三。這比例在外部人看來微小得可以不予計算，但在IMF專業研究人員看來，表明了美國作用下降的趨勢。 英國《金融時報》6月30日的消息證實了IMF研究人員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據報道 ，瑞銀(UBS)在2022年4月至6月期間對30家主要央行所做的年度調查顯示，各國央行在外匯儲備多元化進程中對人民幣興趣升溫，已經投資或有興趣投資人民幣的央行儲備管理機構的比例從去年的81%升至85%。專業人士稱，這是地緣政治紛爭可能削弱美元主導地位的一個跡象。 拜登政府考量中美關係的因素很複雜，加之今年俄烏戰爭發生後中國不肯與西方站在一條戰壕，美國民主黨有中期選舉壓力，斷然做出決定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外界看到拜登政府班子對外公開表達的意見很不一致的原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上周五播出的《二十大上年滿六十五歲的王小洪「不進則退」》一文中，分析了習近平當局提前把公安部長的位置由趙克志換成王小洪並非權力鬥爭，而是人事布局。在省部級中央委員「三上四不上」和副國級「七上八下」年齡限制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滿六十五歲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內定晉陞副國級，篤定不能連任中央委員。所以，如果王小洪只以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進入二十屆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的話，那麼屆時的黨代表們也許會質疑他六十五歲的正省部級封頂年齡。而避免這種可能出現的質疑的最簡單辦法，當然就是讓黨代表們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那麼他就是待任副國級，所以「限制」他的年齡標準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再者，65歲是所有中共非副國級官員兼任的正省部級領導職務的年齡上限。所謂正省部級領導職務，除了包括地方省委書記、省長以及省政協主席，中央各部委一把手也包括被內部明文規定為「正部長級」的中央及國務院部委的常務副職，比如中宣部和中組部的常務副部長，也比如公安部的常務副部長以及「兩高」的第一副職。 如我們過去節目詳細介紹過的沈德詠，在年滿65歲前晉陞副國級的夢碎之後，憤而向習近平政權遞了辭呈。2018年6月離任最高法之際，沈德詠曾通過最高法全體幹警的辦公平台發了一份《離職告別書》，其中一句是「根據我的誠懇請求，中央決定提前一年左右的時間，免去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擔任的各項職務」。 沈德詠是1954年3月生人，所以如果不是他「主動辭職」的話，中央組織部按規定結束他正部長級一線職務的時間應該是在他年滿65歲的同時，或者稍晚。 再舉一個最近的例子，與王小洪同年同月出生的聶辰席日前剛剛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及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局長和黨組書記的職務，繼任人是比他年輕五歲的徐麟。雖然聶辰席依然還是在位的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但僅僅是因為年齡原因就只能退居二線。 與之同理，王小洪如果不是趕在年滿65歲的當口就被趕緊宣布為按常規應該是由國務委員兼任的公安部長職務，那麼他在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和公安部黨委書記的崗位上應該也是和與自己同齡的聶辰席一樣，現在就被安排退居二線的。 而象王小洪這樣，既然已經年滿或者剛剛年過65歲的正省部級年齡上限，但已經被內定趕在當年即將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換屆之時或者之後晉陞副國級者，先搶在此人年滿65的當口讓他把一個應該由政治局委員或者國務委員兼任的具體職位占上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前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被胡錦濤提拔的過程。 1947年7月出生的郭金龍當年曾在西藏工作過11年時間，先後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和自治區黨委書記。僅從他的這段從政經歷看，就明白鬍錦濤為什麼一定要提拔他了。 2004年底離開西藏回到內地，郭金龍先在安徽省擔任了3年左右的省委一把手，然後於2007年11月開始出任北京市長。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是中共國務院冶金部長出身，與胡錦濤和溫家寶同齡的劉淇。 當時曾有一篇報道郭金龍與胡錦濤關係特殊的文章為中國境內、境外的眾多網媒廣為轉載，標題為《郭金龍曾悄悄幫胡錦濤處理了一些「家事」》。說的是2004年，郭金龍被胡錦濤安排到老家安徽省任省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郭金龍當時幫胡錦濤處理了一些「家事」。 在距胡錦濤的祖籍績溪縣城約十公里的瀛洲鄉大坑口村南，有一座古祠——胡氏宗祠，從1988年就開始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有專家稱之為「中國古祠一絕」。據有關資料顯示，在唐代，績溪出了個散騎大將軍胡宓；宋代，出了個以兩劾秦檜而名垂青史的監察御史胡舜陟；明代出過奕世尚書胡富、胡宗憲；清代，出了徽墨名家胡開文、紅頂商人胡雪岩；近代，出了著名學者胡適；當代，出了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清末，光是胡姓祠堂績溪全縣就有30座。目前龍川胡氏宗祠僅是「尚書胡」一族的家廟，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錦濤2003年擔任中共總書記後，當地政府開始利用胡錦濤的名牌發展旅遊業——「錦濤故里」。績溪大坑口村恢復了文革中被改掉的老名「龍川」，胡氏宗祠成為龍川胡氏宗祠。從2004年開始，安徽省政府撥款數千萬將績溪到龍川（大坑口）的公路進行了擴建，長12公里、寬8米的黑色路面公路取代了原來只有5米寬的土石公路。當地政府又修繕了村裡的兩座牌坊，村中小河的兩邊也修上了護河石堤；小河上還新修了幾座石橋和木橋，河兩岸的民房也做了很大規模的翻蓋；胡的祖居更是做了翻新和保護。 據悉，胡錦濤的故居是企業收購，並設置了胡氏祖宗靈位等。當時胡氏宗祠及胡錦濤的故居都要憑門票參觀，需要花費108元人民幣。龍川一度成了紅色旅遊熱點，全國各地官員打著「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旗號，伺機公費旅遊，前往參觀、膜拜。2005年年初，西藏有關官員到龍川「參拜」時，向胡氏始祖胡炎及胡錦濤父親胡增鈺的靈位獻了哈達。因為旅遊團越來越多，當地政府在龍川組建了一個大型的旅遊服務公司，還投資800多萬元人民幣興建辦公大樓、貴賓接待廳、賓館、酒店等配套設施。 據「SUN時事」當時報道，當地官員打著胡錦濤名義賺錢引起高層注意，胡錦濤委派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前往處理。郭金龍到達績溪視察時，發現當地旅行社擅自設置胡氏祖宗靈位，不時舉「總書記」名頭，實際情況比媒體報導更嚴重。因此郭金龍立下幾條禁令：一、以後不準再打胡錦濤的旗號招攬生意；二、胡錦濤的故居不再對外開放，參觀者要經縣委批准；三、把在胡錦濤故居和胡氏宗祠內的胡家祖先靈位撤掉；四、對當地旅行社的導遊人員進行再培訓，規範導遊用語，接待遊客時，不準再提胡錦濤的名字。 正是因為胡錦濤的謹慎，事後網上有當地人談起「錦濤故里」旅遊線時，還能看出他們對此「不滿」的態度。有人推薦這條旅遊線時表示，因為胡錦濤不願宣傳，儘管龍川村真的不錯，可惜不為人知。還有當地民眾希望胡錦濤給自己家鄉做些什麼，現在這裡的人還是比較窮。 正因為郭金龍幫胡錦濤穩妥處理了這些「家事」，給胡錦濤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其實，郭金龍真正留給胡錦濤的最好印象無疑還是他在西藏的長期工作經歷，正所謂「沒有功勞還有苦勞」。有多苦，當年在西藏自治區委書記位置上因身體嚴重不適被迫返京治病的胡錦濤心中最有體驗。所以，不提拔他提拔誰？ 2012年7月，時任北京市長郭金龍年滿65歲，當時的胡錦濤政權於是安排即將在十八大上退位的時任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劉淇先把北京市委書記的兼職轉給郭金龍，以令郭金龍不會在黨代會上受到正省部級中央委員「三上四下」的年齡限制。與現在安排明年三月就會在國務委員位置上退休的趙克志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王小洪剛滿65歲的當口，提前把公安部長職務交給王小洪的作法都是出於同一考量。 之後的郭金龍的故事，就是在出任了北京市委書記職務四個月後即在中共十七大上順利連任中央委員，緊接著便在十七屆一中全會上順利「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從此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身份工作至中共十九大召開的當年年中，於2017年5月奉命把北京市委書記職務交給了習近平的嫡系 — 當時連個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蔡奇。 2012年7月，劉淇奉命把北京市委書記交給郭金龍之後至十七大召開之前的三個多月時間裡，被安排了一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臨時職務「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五年之後的2017年5月，習近平對郭金龍也是採取了同樣的處理方式。 五年前的習近平把北京市委書記單單安排成蔡奇的目的是什麼，不言自明。但具體到蔡奇的前任郭金龍，則不是因為什麼「權力鬥爭」的原因「下台」，年齡使然！ 現如今趙克志也是一樣，無論是在二十大召開之前，還是二十大召開之後，把公安部長職務正式交出，對他趙克志來說都是早晚的事。 我們不妨再從一個假設的前提分析，那就是，假設趙克志在今年二十大上的年齡符合「七上八下」，而且還已經被習近平內定按照「慣例」接替郭聲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而他之後的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職務也已經內定交給二十大召開之前即已經年滿65歲的王小洪，那麼中央組織部仍然也會趕在如今的二十大召開之前、王小洪年滿65歲的當口，安排趙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長職務交給王小洪。 去年十一月，王小洪先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之後不久，時評人岳山即發表《北京二十大防反習 習家軍鋪滿公安部》一文。說是王小洪的上位是習近平二十大安全需要，王小洪逐步接掌公安部無疑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人馬布局的一部分。 按照岳山文章的說法，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要打破慣例連任，也沒有設接班人，引發的黨內怨恨更會成為危險因素。這其實是習近平持續強調首要任務是保政治安全的真正原因。中共二十大前，習近平的安保會進一步升級，而王小洪就會成為習提高防範的重要身邊人。 岳山的文章中列舉出了現如今王小洪以下的所有公安部領導成員，包括中紀委駐公安部紀檢組長孫新陽、副部長杜航偉、副部長兼國家移民管理局局長許甘露、副部長劉釗、副部長林銳、政治部主任馮延、副部長陳思源。其中，2020年3月從江西省紀委書記調任中紀委駐公安部紀檢組長的孫新陽，被岳山的文章說成不但與習近平是陝西富平同鄉，而且與習近平的已故同父異母哥哥習正寧「關係匪淺」。 筆者在岳山文章的啟發下，輾轉向海南方面的知情人士查證到，這個為偵辦孫立軍案被習近平點名調任中紀委駐公安部紀檢組組長的孫新陽，當年從陝西老家遠赴海南就是投奔習正寧而去。 1964年7月出生的孫新陽，當年在家鄉陝西富平縣城就讀時是小有名氣的高材生，16歲就考上了西北地區最好的大學西安交大；在機械工程系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高校任教，成為陝西機械學院的助教。三年後，他又考回母校西安交大，在管理學院經濟法專業苦讀3年拿到碩士學位，期間還加入了中共。碩士學位拿到了，孫新陽決心棄學從政。現任中共外交部黨委書記，當時在陝西省委組織部工作的齊玉把孫新陽推薦給了已經在海南任司法廳廳長的習正寧。 在習正寧手下，孫新陽剛剛到任期間和習正寧對話時全都是陝西話，令傍邊人還誤以為孫新陽是習正寧的兒子。日後，孫新陽有機會把這段「故事」講給習近平聽時，可以想像習近平從此之後對孫新陽會有多深多好的印象了。 因為有習正寧的培養和向組織部門舉薦，孫新陽從省法制局主任科員干起，熬到副廳局級只用了八年；日後又一路晉陞，2012年4月就升任了中共海南省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書長、省直屬機關工委書記；三年後，又以中共海南省委常委身份兼任中共海口市委書記。 至於已經去世的習正寧留給自己弟弟習近平的最重要政治遺產之一孫新陽是如何轉入紀委並被習近平委以重任，都是我們下篇文章所要介紹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當局對外宣布了王小洪在已經是公安部黨委書記的前提下，又把公安部長的行政職務也一併接過去之後，相當比例的外界評論都還是在從所謂「人事鬥爭」甚至是所謂「權力爭奪」的角度入手，而筆者則認為習近平決定提前把公安部長的位置由趙克志換成王小洪，並非權力鬥爭，而是人事布局：為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必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的高層人事安排提前進行的人事布局內容之一。 正如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王小洪已經是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最可能接班人選了》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相對於王小洪從去年十一月底接替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的晉陞前途，一九五三年出生，今年已經六十九歲的趙克志即使是習近平的鐵杆親信，也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與他同歲的習近平無論如何也不會考慮把一個和自己一樣年邁的人安排進入未來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並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統中的副國級和正省部級領導人中，趙克志是最沒有可能，或者說完全沒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晉階中央政治局並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即使是沒有唐山燒烤痁打人事件的發生，甚至還可以假設沒有一個孫立軍及其政治團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樣都會是趙克志仕途的盡頭。也就是說，二零一七年籌備召開中共十九大期間，一經決定了由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在連任中央委員之後即接替「按部就班」晉陞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的公安部長職務並等待接替郭聲琨國務委員位置，就已經預示了他趙克志在五年之後，也就是在今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斷無可能象當時的郭聲琨接替孟建柱一樣接替郭聲琨。 到目前為止，距中共二十大的召開只剩三個多月的時間了，習近平對十九屆中央政治局成員們的誰去誰留，以及新科政治局委員的人選，還有明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上才會正式對內對外宣布的所有非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位置的繼任和新任人選，諸如全國人大黨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黨內副主席、國務院國務委員以及最高檢和最高法的一把手等，無疑是都 已經心中有底。這其中的新任政治局委員中，當然就包括接替郭聲琨中央政法位書記的那一位。 所以筆者比較傾向於相信如今習近平下令打破「慣例」，安排趙克志趕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就把公安部長職務「提前「交給王小洪，並非是基於「從趙克志手中奪回刀把子」的考量，而是為了讓王小洪以公安部長和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身份在未來中共二十大上順利進入中央政治局進而接替中央政法委書記的職位。 如果這一分析成立的話，那麼二十大的繼任或者新任中央委員中，也會產生出一個接替王小洪公安部長職務者，此公然後還要再等待到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被安排為一屆國務院國務委員。這個人可能會是習近平的另外一個政治嫡系、現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也不排除會依照「慣例「，還是把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這樣一個副國級職務犒賞給到二十大召開時仍還具備一定年齡優勢的在位省委書記。 當然，退一步分析，如果王小洪在未來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但在隨之召開的二十屆一中全會上未能進入中央政治局，那麼他繼續擔任他的公安部長職務，並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再接替趙克志的國務院國務委員位置，就是百分之百。 這一切，都要從中共高層換屆的年齡限制潛規則「七上八下」分析起。 當年胡錦濤在感恩江澤民終於把軍委主席也交到他手裡時，曾把個江澤民誇得跟朵花兒似的，說他為我們黨、國家、軍隊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這裡的高層領導無疑是指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特別是政治局常委會這一層。制度化之一是年齡標準即新任或者連任者的年齡限制；二是任期，五年一屆，十年一代。十年一代的意思就是包括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所有黨內職務都只能連任兩屆。 以二零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修改黨章再到二零一八年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上修改憲法為標誌，已經篤定了習近平必將會在今年的二十大上打破「慣例」，開始他的第三屆連任。但在此前提下，從邏輯角度判斷，他習近平不但不會允許自己這個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之外的其他所有黨政軍職務均取消任期限制，應該也不會對他自己之外的所有連任和新任黨政軍中央級領導人取消年齡限制，即外界幾乎人人都知道的中共副國級和正國級領導人的年齡限制規則：「七上八下」。 所謂的「七上八下」，是江澤民與胡錦濤交接班階段內形成的高層人事更替的潛規則。意思是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當年，年滿六十七歲者仍可繼任或新任，年滿六十八歲者即不再考慮。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七年籌備中共十五大高層人事時，江澤民提出的副國級以上職務的新任和連任的年齡限制是七十歲封頂，但他江澤民本人例外。所以，出生於一九二六年的江澤民本人在一九九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連任總書記時已經七十有一，同時連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鵬和朱鎔基，以及同時連任政治局委員的錢其琛則都是六十九歲。而當時已經擔任了一屆國務院委員的陳俊生等，則因為出生於一九二七年，召開十五大時剛好年滿七十歲而被排除了連任的可能。 而從七十歲封頂進一步年輕化到了「七上八下」的潛規則 出台之後，出生於一九三二年的李嵐清在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召開的當年剛滿七十歲，於是江澤民只有忍痛割愛，讓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李嵐清和時年七十四歲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一同退位。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也有一些媒體人，甚或是中國問題專家還是沒有搞清楚這個「七上八下」，指的是全國黨代會召開的當年的副國級以上領導人的新任或者連任年齡限制，也就是就職當年的最高年齡限制是六十七歲，而不是任職的最高年齡限制。 換句話說，和正省部級領導人的「六十五歲」封頂的區別在於：「七上八下」規則中的「七」，也就是六十七歲，指的是新任或者連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上任的起始年限。只要是在全國黨代會召開的當年是六十七歲或者以下得以連任或者被安排新任副國級或者正國級職務者，上任後即會任滿五年，不存在一個在兩屆黨代會或者兩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大會期間中途「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的可能性。而所謂「六十五歲封頂「，指的是國務院部長也好，省委書記和省長也好，最高任職年限是六十五歲。然後就是「退居二線」，即使你當時還是在位的中央委員或者中央候補委員。 在筆者過去多年發表過的相關文章里，曾經以胡錦濤時期的十六大、十七大，以及習近平開始執政的十八大上的政治局委員一級的人事安排中的具體人選例子，證明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的新任或留任設限則是「七上八下」，意即六十七歲的可以連任甚至新任，六十八歲的必須出局。有興趣驗證是否真有其事的讀者和聽眾可以核對一下從二零零二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至今，確實沒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在被安排新任或者連任的那一年已經年滿六十八歲的。 二零零二年胡錦濤在十六大上接過江澤民總書記職務的同時，退位的上屆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者為時年六十八歲，出生於一九三四年的李瑞環。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長者，被胡錦濤特別介紹為「老大哥」的羅干生於一九三五年，時年六十七歲。 二零零七年召開的十七大上產生的新一屆中央政治局中最年長者為連任政治局常委的賈慶林，出生於一九四零年，時年六十七歲。而出生於一九三九年的曾慶紅因為時年六十八歲而「到點下車」，未能連任政治局常委。 二零一二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新任政治局委員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長者是劉延東和俞正聲，都是出生於一九四五年，時年六十七歲。而與胡錦濤等一同退位的十六屆政治局常委中的最年輕者為出生於一九四四年的李長春，時年六十八歲。 二零一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一九四八年出生的王歧山因為年已六十有九而未能連任政治局常委。新任政治局常委中年齡最長者為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栗戰書，時年六十七歲。 這就是為什麼說，即使趙克志不但是習近平的政治嫡系而且還是習近平認為是「勞苦功高」，年齡因素也決定了他斷無可能成為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繼任人，在今年二十大上必定出局。正式退休的時間當然還是會在明年三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召開之時。屆時將斷無可能連任國務委員。 至於為什麼一定要安排王小洪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提前幾個月就接替他趙克志公安部長職務，本文還要在上文分析內容的基礎上，再從一個角度，那就是習近平至今並沒有讓王小洪在二十大上入局，進而接掌整個中央政法委的設想，只是「單純」計劃讓他擔任一屆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職務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讓王小洪趕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提前接替公安部長職務，應該也還是技術層面的安排，基於年齡角度的考量。 外界都知道中共政權的全國黨代會是五年一屆，地方各級黨委在同級黨代會上換屆也是五年一次。而中央對省委換屆的提名年齡的限制是什麼呢？ 每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當年擬定連任和新任中央委員名單時，都會大致遵行所謂「三上四下」之說，即當時還在正省部級領導崗位上而且並沒有被內定提拔為副國級者，六十三歲的可以進入新一屆中委候選人名單—-無論是新任或者連任，六十四歲的就不行了。 正是為了適應這個中央委員的「三上四下」，那麼在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為省級黨代會換屆做準備的省委書記、省長大換班過程中，就要以六十三歲為限了。而新一屆黨代會召開的當年召開的省級黨代會上，時年六十三歲者仍可入選。 我們本專欄在中共十九大召開的一年之前，即2016年9月曾發表一篇標題為《省委書記六十三歲乃常態而非變態！》的分析文章，介紹了此文發表之前的兩個月里接連被宣布從省委書記位置上「下崗」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強衛、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和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一樣，全都不是六十五歲「下崗」，而是六十三歲「下崗」。原因都是在他們均不是習近平準備在十九大上提升為副國級考慮人選的前提下，到2017年10月召開十九大時都已經年滿六十四歲，中央委員沒有可能連任，所以他們就只能被安排在六十三歲的當口上在省委書記崗位上「提前下崗」。 那麼在「三上四不上」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滿六十五歲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內定晉陞副國級，篤定不能連任中央委員。所以如果王小洪只能以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進入二十屆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的話，那麼屆時的黨代表們也許會質疑他的六十五歲的正省部級封頂年齡。而避免這種可能出現的最簡單辦法，當然就是讓黨代表們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那麼他就是待任副國級，所以「限制」他的年齡標準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