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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7月13日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在斐济举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被邀请作视频演讲。她表示，美国之前可能没有给予太平洋岛国足够的外交注意力，现在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加强互动与合作。将分别在汤加和基里巴斯新建大使馆，同时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的渔业援助翻三番，达到每年6000万美元。并向太平洋岛国论坛派驻大使。毫无疑问美国已经认识到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忽视使中国乘虚而入，现在美国回来了。 太平洋岛国特别是南太平洋岛国传统上是澳洲与新西兰的联盟区域，这些国家因着地域的原因与经济体量太小，在不同领域依靠着这两个国家的帮助，有些国家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的托管国，甚至他们的医疗养老都被这两个国家所涵盖。但是近二十年来，中共将手伸到了这些国家，“一带一路”与这些国家签订了大量的领域广泛的合同，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此之下这些岛国逐渐与澳新疏远靠近中国，改变了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生态，军事生态，甚至政治生态。澳新两国毕竟在经济上军事上无力与中共的力量无法匹敌，眼看着自己的盟友一个一个地被中国拖下水，昔日的后花园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干着急。现在美国回来了，与澳新两国共同来维护太平洋地区的良性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 这次论坛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使中共受到沉重打击。中共自然不甘心，但中共之愚蠢是难以想象的。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两名武官竟然冒充媒体混入会场被人识破，警方将他们两人驱逐出去，场面十分尴尬，可以说颜面丢尽。同时也展现了太平洋岛国抛开中共的决心。岛国看请了中共“一带一路”的真面目，不是真正帮助岛国，而是让岛国背负沉重的债务危机而不得不出让主权，甚至改变政治生态。 受中国影响最深的所罗门群岛，已经与中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在距离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线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在此论坛上总理索加瓦雷对中共反水，他强调不会允许中国在所国建立军事基地。并利用峰会的机会与澳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说：“我们是一家人”。对此对中共自是一副酸溜溜的心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任何国家同岛国的合作都应对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能嘴上说着开放包容，背地里却拉帮结派、拼凑‘小圈子’。”不过中共知道这次太平洋岛国会议不但入门不得，连多年经营的“一带一路”也泡汤了。 太平洋岛国论坛可以说美国完胜，中共遭受滑铁卢。岛国重新成为澳新两国的家人。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美国首先降半旗致哀，除了出于盟国交谊，同时也是对安倍个人的悼念，并代表肯定他留下的外交遗产。不过，亦有《纽约客》等媒体，第一时间仍著眼安倍“鹰派民族主义”的一面，这当然无可厚非，毕竟安倍在自己国内也是有褒有贬。但自《纽约客》如此“客观”的报导中，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受访的美国学者身上，看到台湾存续世界的挑战所在。 《纽约客》第一时间报导安倍的新闻，标题是：安倍晋三如何改写日本历史（How Shinzo Abe Sought to Rewrite Japanese History）。副标是：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希望让自己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有自信──以牺牲历史责任为代价（Japan’s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wanted a more assertive place for his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at the expense of atonement and historical accountability.） 标题自然已对安倍功过做了定论，内容则主要访问专研现代日本和韩国的康乃狄克大学教授艾莉克斯·杜登（Alexis Dudden）而来。杜登过去以来对安倍多有批评，她认为安倍提振日本国际地位的鹰派观点，“已在亚洲邻国间制造了深刻的裂痕”，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的重新诠释定位，以及有意针对“禁止日本在国外发动战争”修宪。杜登对日本历史钻研甚深，或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有高度警觉；不过，这一来自历史学者的警觉性，转到中国身上，似乎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只要回溯杜登过去言论，我们确实不难发现她那些严以对安倍的“历史学标准”，并不必然也会套用在习近平身上。 所以，谈及中国积极对外拓展影响力的一带一路，杜登过去会说，一带一路并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版，它们是有机进化的，中国会改变他国，他国也可能改变中国。 提到中国借由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技术进步，进而同时有扩张领土的欲望（如南海、台湾）时，她会说美国、日本过去也曾因为跨越地缘政治的雄心，让人既敬畏又焦虑。 当然，杜登还是会批评中国可能影响学术自由，也不否认中国正是以其威权主义作为统治社会的方式，不过，提到中国已然干预他国学术自由的孔子学院，杜登会说，美国不也有“美国之音”。当有人警告孔子学院是以共产党教条为语言教授内容，她会说，一旦你学会了一种语言，你就可以阅读这语言的任何东西，并反问，究竟孩子（学中文）是会带走故事情节，还是只会记住动词形式？她也不认为那（孔子学院）一定会使某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像习近平的女儿上哈佛，不意味之后就会反华一样。 若有人批判中国帝国主义正在成形，她会说，这就像华府、东京的领导人一样，过去也常说自己没有帝国野心，武力只是为了确保稳定和秩序。提到北京对新疆和西藏的同化政策，她会说，这让她想到1930年代东京在满州所做的事情，19世纪初华府不也将自己的思想、制度强行引进菲律宾。总之，每每提到中国当下的威胁，杜登就是有办法找出美、日过去的错误以为历史对比。 此外，2018年南北韩举办高峰会，一场晚宴上主办方提供与会者一块慕斯，慕斯上有一片巧克力薄片，薄片上有南北韩地图，还附带点上了日韩争议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遭到日本抗议。杜登则说，这（抗议）看起来很无聊，就像“地图上的台湾”（应该是指被标示为中国领土），它真的会影响你作为台湾人的生活吗？更何况1895年日本学童教科书不也把台湾划为日本领土，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时，不也是做一样的事。然后，对中国不断向多个跨国企业施压，要把台湾名称冠上中国的一省，杜登会说，大多数航空公司实际上已经屈服这个需求，因为市场比某些历史概念更重要，这也是中国测试自己能力的方式之一。 总之，论即安倍，她会从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史对今日的世界发出警讯，一旦提到中国，她就认为“历史已是一个不完美的指南”，因为今天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可供对照习近平的人。意思是中国变化仍有观察空间，现在就批判习近平带起的中国帝国主义还言之过早。她曾说过，将美国和中国视为雅典和斯巴达，这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类比经不起推敲，因为当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无法藉古希腊战争作为模板。问题是，当安倍面对“当代地缘政治（东亚）的紧张局势”，还能仅以日本过去军国主义史观之吗？我们暂时还找不到杜登的答案。 这一类型美国学者或许多自诩“超然中立”，无论如何，其观点纵然不乏脱离现实，却也是美国学术自由风气的表现，只是对台湾来说，当下所面临的国际处境挑战，很多时候便是来自西方国家诸如此类“精通东亚的学者”论述发酵使然，他们经常严以对美、日，宽以对中国，因为他们所认知的中共模式可能还在书写，但这只是他们身为大国学者的专利，很多正直接和中国硬碰硬的国家和人民，则早已处在历史的关键点。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河南农村银行爆雷后，储户集体在政府机构外面示威，政府派出便衣武警镇压。 武警人数占优，擒拿功夫训练有素，加上事先布署，战术有效，很快即清场。相反的，抗议民众都是游兵散勇，缺乏组织指挥，再加上不少妇孺老人，更加不是对手。因此，现场很快就被清空，政府派人冲洗血迹，清理杂物，一切又恢复原样。 储户抗议之初，政府以红码对付，结果全国大哗，政府只好认衰，处理经手官员以平民愤。储户们因此又取得互相联络的机会，再一次集结，规模更大。 按以往惯例，武警清理现场之后，就会分而治之，该抓的抓，该赶的赶，该恐吓的恐吓，务求化整为零。这一次有点不同，政府居然推出妥协方案，公布政府将“垫付”五万元以下储户的存款，至于五万元以上者，则稍后再说。 事件既已镇压下去，拖得就拖，为何政府又突然让步？这就让人想不通，也足证今日中共内部种种莫名其妙的决策，可能都有不同寻常的背景。 政府让步，当然不是出于对储户的同情，而是担心事件重演，影响扩大，造成更多地区银行爆雷后的社会动荡，但政府急于解决河南问题，却没有顾及全局后果。 五万元对有的人是小数目，对另一些人却是大数目。政府之所以订这个标准，当然经过摸底，知道五万元以下存户为大多数，只要安抚这一大批人，大家袋袋平安后，都会解散回家。至于超过五万元的，数量不多，少数人掀不起大浪来。如此一来，河南储户事件就可以平息。 可惜政府只虑其一，未虑其他。政府出面“垫付”的规矩一开，则全国各省市相继再爆发的银行财务危机，更多储户因为有河南的先例，都会对政府“垫付”存款抱有希望，于是每逢银行爆雷，储户们必相约集结，到政府部门抗议索讨存款。政府“垫付”了河南银行欠款，又不可不垫付各省市银行欠款，如此一来，必然造成更多储户集结闹事，给政府制造更大压力。 中共国银行系统是否稳固？据政府监管部门公布，属于“风险可控”，姑且信之。但银行风险大小，是与储户对银行的信心息息相关，对自己血汗钱的安全感息息相关。储户对银行失去信心，发生挤提的风险便会升高，风险是否可控并非必然，民心一乱，风险即不可控。 上一次金融危机时，香港也有银行挤提的风险，一开始香港政府承诺每户存款由政府担保五十万，超过的就撒手不管，政策一出，民心还是不稳。因为香港人财政状况都不差，存款超过五十万的“大把”，政府保我五十万，那我其馀的家产岂非冻过水？后来香港政府改为全额担保，民心即定，银行挤提也没有发生，政府也始终无须负担。这都基于信心。 河南事件的处理方式，以政府“垫付”而平息，但河南并非孤例，全国各省市银行都在爆雷或即将爆雷。往后一有风吹草动，储户就寄望政府同样“垫付”，也必然有样学样，集结闹事，那到时，政府是否有能力再“垫付”下去？ 政府钱袋子空了，四处爆雷四处垫付，政府经得起如此淘空吗？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近日又一单大新闻震撼内外，便是全国有来自十几个省市一百多个停工楼盘的业主分别发布“强制停贷”声明。大批准业主买了“楼花”，付了首期并已供楼，本来到预定日子即可入伙，可惜地产公司挨不住了，已有大量楼盘处于停工状态，日后是否交楼，没有人知道。 准业主继续按合同供楼，而地产商到最后可能不按合同交楼，那就意味著，准业主若不“强制停贷”，他们将蒙受更大损失。地产商停产，交楼无期，而准业主要无限期供楼，这绝对不公平，因此准业主的“强制停贷”是合理的做法，至于合不合法，双方有得拗。 我希望我的理解没错，有错请大家纠正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地产商无力维持正常运作，楼盘被迫停工时，正需要准业主的供楼款来支撑，但准业主对你交楼没把握，为何要继续填这个无底洞？准业主停供，地产商陷入绝境，更多地产商破产，又必定牵连银行，也即银行也会大面积爆雷。 如此的地产“盛景”百年不遇，如此的银行困局也百年不遇，那中共是否准备好为每一个被银行侵吞存款的储户，都一一“垫付”到底呢？ 据说“垫付”的命令来自李克强，李克强是否想好垫付的后果，那就不知道了，李克强又是否想好地产商普遍破产﹑银行普遍爆雷的后果，那更没有人知道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进入七月，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局势骤变。7月6日，该国政府宣布国家破产。7月9日，民众爆发大规模抗议，尤其在首都科伦坡，数十万民众聚集，要求总统下台，并向总统府进发，军警阻挡并朝天开枪，却挡不住抗议民众的滚滚洪流。很快，人民占领总统府，总统拉贾帕克萨落跑。随后，落跑的总统和隐身的总理先后宣布辞职。国家权力临时转移到国会。这相当于，斯里兰卡人民直接把无能政府赶下了台。震动国际。 斯里兰卡剧变的背后，是中国因素，中共的“一带一路”。多年来，北京把这个印度洋岛国视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要塞，在该国投下巨资，很快让该国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 2017年，因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根据协议，斯里兰卡政府被迫把它的最大港口 – 汉班托塔港的使用权拱手交给中方，期限长达99年。此一情节，实为中共对斯里兰卡主权和领土的蓄意蚕食，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和批评。中共用同样手法，占据非洲国家吉布提的港口多拉雷港，并把该港军事化。 北京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并非只有汉班托塔港。随着对中国投资的依赖，斯里兰卡一步步落入更大陷阱：到今年7月，外汇储备耗尽，无法支付外债（主要是中国债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高达30%；燃料、食品和药品短缺；该国2200万人口中，600万人面临食物匮乏；因停电和医疗体系崩溃，当局要求全体国民居家办公。到政府宣布破产的7月上旬，当局下令，停止对普通人出售燃料，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被逼出此下策的国家；而所剩无几的燃料，仅能供列车、公交车和医疗车运作一周。 于是，人民愤怒，民情汹涌，大规模抗议爆发，并很快攻占总统府。斯里兰卡，是继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之后，因接受中共巨额投资、倒向中国而最终走向破产、沦为失败国家的又一例子。举世望去，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发展、致富，更不用说繁荣、起飞。相反，中国“一带一路”所到之处，沿线国家，从中亚到南亚，从中东到非洲，尽都落入程度不等的债务陷阱，即中国陷阱，陷入贫穷与落后的恶性循环。 这与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美国筹集巨资，援助饱经战争之苦的西欧国家，包括被美国击败的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帮助它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国家、重建家园、重振经济。于是，西欧国家很快复苏、发展、发达，其中，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发达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这正如中国的邓小平所言：“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对比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当今中共的“一带一路”，区别至少有三：其一，前者，建设项目公开透明、援助国和被援助国公司都参加公开投标，公平中标；后者，所有项目都由中国公司包揽，许多项目甚至连工人都从中国输出，几乎不给所在国机会。其二，前者循规则、守协议；后者靠行贿和腐败。其三，前者，保护他国的资源与环境；后者，掠夺他国资源，对他国生态环境肆意破坏。 关键的区别还在于，美国的出发点，主要让受援国直接获益；中共的出发点，主要让自己获益，让中方从中捞尽好处、趁机榨取他国。然而，短视的中共，收获的只是短期利益；远见的美国，收获的是长远的战略利益：帮助他国，巩固民主和盟邦；根除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火种、帮助这两国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重建、崛起、繁荣；均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 习近平的面子工程“一带一路”，被中国民众讥讽为“大撒币”，被沿线国家称为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既有损于中国人民，又不利于他国人民，为何热衷？原来，中共权贵，包括中共各级贪官，可以从中洗钱、吃回扣，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笔者早就断言：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中共贪官的洗钱路线图。 作为行贿与腐败的证明，2018年，时任斯里兰卡总统的西里塞纳公开炫耀说：习近平主席送给我一笔20亿元人民币的大礼，他说我可以用于任何我喜欢的项目。在这里，该总统没有明言的就是：这笔钱，他完全可以用于个人开销。 美国和西方忧虑中共的“一带一路”，甚至筹集资金，与中共竞争。现在看来，美国和西方可以松一口气，或许，用不着竞争，中共的“一带一路”就不战自败。而溃败正在发生，并呈加速态势。 习近平动辄声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失败，就是中国方案的失败。实际上，习近平上任十年，战无不败。雄安新区，厕所工程，新疆棉，香港“一国两制”，上海封城，战狼外交……不一而举。“一带一路”只是其中之一。败局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不幸去世，大陆一帮冇（无）脑爱国贼纷纷狂欢。这帮民族主义狂徒不知道，安倍之死将给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刺杀安倍的凶手有什么政治背景，目前尚未清楚，他可能是孤狼，也可能有日本国内政治黑幕，也可能有中俄专制势力背书。不管凶手动机如何，安倍之死都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便是世界汹涌澎湃的反共浪潮，一个中流砥柱的人物被杀害了。 世界各国政要都对安倍去世表达沉重的哀思，印度与巴西两个发展中大国，甚至举行全国哀悼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撰文表达不舍之情，甚至习近平，都要以“个人名义”表示慰问。这表示安倍晋三生前所推行的日本国策，得到全世界广泛的支持和肯定，也表示不管政治动机如何，暗杀这种恐怖行径，都为正常人深恶痛绝。 安倍的右翼路线，是世界性反共浪潮一部份，他是世界反共领袖中坚定的一员。安倍之死不是安倍个人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大陆爱国贼长期被中共洗脑，已经没有良知与廉耻，他们像是一群僵尸，在黎明之前围著一堆鬼火起舞，以为可以阻止太阳升起。 安倍之死将是中共最大的恶梦，全世界都知道，唯有这帮爱国贼不明白。 日本对中共反感的国民超过百分之七十，自安倍执政以来，日本朝野充满复兴日本军力、更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呼声，安倍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他的政治路线大得人心。现在安倍壮志未酬身先死，只会激起日本国民与政治家们对安倍路线的加持。 安倍之死，死在为他的党友助选的现场，这将为自民党的参院选情提供额外助力，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必定有可观的成果。人都有逆反心理，安倍为日本鞠躬尽瘁，支持安倍的选民会更落力，游移者会更坚定，反对者会动摇，这是正常的社会效应。自民党参院选举得胜，日后修改宪法，取消防务限制，日本将可放手发展军备，用来对付中共国。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的强硬右翼立场，亲美反共的外交路线，因为他的不幸去世，将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这使得没有安倍的未来日本政府，将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政策。日本将在围剿中共的阵线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对中共施加更多打击，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一直坚持力挺台湾的外交立场，“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安倍积极呼应美国的亚太战略，配合美国“塑造中共战略环境”，协助美国拉拢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削弱中共在亚洲的影响力。安倍之死对日本国情产生的逆反效应，将使日本更坚定维护台湾，使中共的“统一大业”更成泡影，那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本人已成为当今世界反共思潮的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倒下，不但不会削弱波澜壮阔的右翼思潮，相反的，将会使民主国家的政要和人民更团结，为维护普世价值更不遗馀力。 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围堵中俄的大势不可逆转，美国与北约已在商量乌克兰战后重建，证明对战胜俄罗斯胸有成竹，最近环太平洋军演规模空前，剑指中共不言而喻。普京即将寿终正寝，普京倒下，习近平更形单影只。安倍之死，必然加速中共崩溃，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日本高科技与经济实力都有雄厚基础，日本的原材料与产品都令中共流口水，安倍之死激起的逆反效应，将使中共更难得到这些稀罕的供应。日本企业将加速撤离，日本资金将绝迹，这都是必然会发生且无可改变的趋势。如此，中共爱国贼们又有什么好高兴的？ 安倍之死绝不会使中共得益，相反的，安倍死了，安倍反共的精神永在，世界反共潮流不会中止，中共爱国贼们为此额手称庆，只能说中共国体已病入膏肓。 历史上政治人物被刺引发的蝴蝶效应，小的引起国内政治动荡，大的引发世界大战。今日世界，处处埋伏危机，地火遍地燃烧，中共被彻底清算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群僵尸围住一堆鬼火起舞，绝不可阻止太阳升起。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然遇刺身亡，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悲痛。中国的粉红又上演一拙超出人类道德底线的狂欢，央视新闻报导之下竟有上百万条点赞。虽然中共官方对此表示哀悼与慰问，但本质上是猫哭老鼠。当外媒针对粉红的狂欢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竟然不予置评。可见民间仇日仇到失智、失德，失去人类正常感情的程度，是中共这些年洗脑教育与鼓励的结果。当然中国不仅仅只有粉红，明理懂情的中国人对粉红的狂欢深以为耻，对安倍不幸去世潸然泪下，感怀他对中国人的一片情意。 安倍是日本至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执政时期对华政策又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战后历届首相，因着对中国侵略的负罪感，都毫无原则地向中共政权示好，对中共的人权问题不闻不问的同时给中国在经济上提供大量的援助，因此有了“经济动物”之称。直到安倍执政才有了改变，在经济上继续帮助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特别是在中共军事力量向东南，南海推进并向世界扩张，他敏锐地感到中共正进行新时代的军国主义，对世界形成威胁。日本愿意与世界民主国家共同担负起防止中共对世界的军事威胁。安倍也为此被称为警示中国破坏世界秩序的吹哨人。 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之时，安倍说出了让台湾人最暖心的话，“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以表达日本防护台湾不受中共武力犯台的决心。安倍的护台并不等于敌对中国，他所防范警惕的是中共，他对中国民众也是同样的暖心，在武汉病毒肆虐中国时，大量物资援助中国，标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他还拿出自己的工资捐款，并要求自民党国会议员扣除5000日元工资捐款中国。他对自己的国家人民更是暖心得让一切政治家感到脸红，他会跪在地上倾听市民的声音，疫情期间他与行人手碰着手，用手指做成一个“心型”。安倍是政治贵族家族出身，但他能做到对民如此鞠躬尽瘁，最后在演讲中倒在街头。安倍在2020年因健康的原因辞职，体现了一个民主领导人的风范，当自己的健康不能全身心为国家服务时，就退下来让他人来担当。 由着中共对世界形成了军事威胁，安倍在他的任期，提出了日本国家正常化，修改日本宪法使日本象正常国家一样拥有发展国防军备及拥有宣战权。日本在民主化半个多世界后的今天，他不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和平保障的力量，确实是到了国家正常化的时候。安倍可以说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重要倡导者与推手。 日本在历史上是一个有着政治暗杀文化的国家，从幕府时代到明治维新都有过惊心动魄的暗杀事件，二战国家民主化后也有过几次，最近的一次是1992年3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在演讲时遭枪击身亡。安倍的遇刺反映了民主化后的日本暗杀并没有绝迹，值得日本民族整体反思。一个国家要有稳定的民主，一定要彻底消除摒弃暗杀这种文化。否则民主不会得到稳固。 安倍的去世让世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国际政治家与一位爱憎分明的亲民领导人，相信他的政治遗产国家正常化与国际社会一起担负起世界和平责任的遗产一定会被继承下去。安倍晋三已成为日本现代文明的精神之魂。安倍先生一路走好！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俄乌战争虽然还未告终，但世界已经将眼光转到中国。西方国家正盯紧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关税豁免究竟什么时候成行，中国斥资2500亿元，购买近300架空客，这对于自1991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的德国、陷入高通胀之苦的德法两国，几乎有雪中送炭之效，正处于对华战略摇摆阶段的美国，那摇摆的钟锤很快将定出中心位置。 西方对华外交：以经济为中心 如果不沉溺于中文自媒体各种稀奇古怪的政变传闻，只看世界几大金融机构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就会明白西方关注的其实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而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后，VOA发表了一篇《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美国或需改变对华战略判断》，该文记者采访了数位华府智库人士，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筑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崛起，“美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是基于过去经济数据之上的、直线性上升的推断。” 意思很明白，美国对华战略的钟摆摆锤是经济，只是过去假定中国经济处于上升状态，现在形势变了，中国经济将进入衰落通道，因此得调整对华外交战略，意即是“战略竞争关系”，还是“竞争中有合作”抑或“合作中有竞争”，何者在前这一次序很重要。 这些智库人士的考量其实与白宫意见一致。拜登政府一年多以来，其实也多次说过，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为核心。只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太复杂，弄成了如同基辛格形容的这种状态——在英国《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7月2日刊登的专访中，在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基辛格指出，拜登政府似乎试图对话，但“美国政府通常会以一份有关中国不公正行为的声明作为开场白”。“强调台湾问题会产生对抗。我不知道对话会产生什么结果，但目前，我认为我们陷入了困境。” 美国对华政策看似摇摆实则有中心 西方世界主要是美、欧、加拿大、澳大利亚，还包括日本在内。尽管从去年以来国际格局形成多极化趋势，但西方世界在关键时刻仍必须追随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比如本次G7最大看点就是6月26日的G7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画了一张雄心勃勃的基建宏图——“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GII），目标是在2027年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6000亿美元基建资金，其中美国自己承担2000亿美元，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则要筹集3000亿欧元。但专业投资分析者都注意到这6000亿并非全是政府投资，是通过撬动私人资产，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效果如何，分析者情不自禁地提到美国政府前些年一直推行的“电力非洲”倡议。 根据《2018年电力非洲年度报告》的数据，“电力非洲”中的145个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中有一半是美国公司。美国出台“电力非洲倡议”的重要意图之一是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如何解决融资和投资回报的问题是私营资本投资的关键，“电力非洲倡议”也因此实施进程缓慢，因为私营资本对于投资非洲电力持观望态度，担心倡议大规模推进竞争性购电协议本身就蕴藏着违约和债务的风险。 G7会议召开的同时，正逢美国制裁五家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军工企业。7月1日，路透社发布一条消息（英文）：《美国官方消息：中国没有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要点是：美国商务部于6月27日宣布，将五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它们涉嫌在莫斯科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时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但路透引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员的话，美国政府本周早些时候对中国某些企业采取的执法措施只是针对这些企业个体行动，而不是针对中国政府。“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有系统地逃避或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路透这条消息让人联想到自6月8日以来美国财长耶伦女士关于中国关税的声明，她在国会听证会与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免除）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借此缓解处于几十年高位的通胀。 虽然目前尚无最后的消息正式公布，但耶伦作为财长在拜登政府的金融经济议题上的作用尤为关键，也因此，免除中国关税，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钟锤摆动中心。 国际金融的两个指标显示的动向 以下两个因素可能会加重免除中国关税这一政策建议的权重。其中之一是中国250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让欧洲飞机制造商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日交易。这块石头丢下去，波音的反应来了，该公司发言人称：“令人失望的是，地缘政治差异继续限制美国飞机出口，对中国的销售历来支持数以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波音敦促拜登政府考虑改变对华政策。 另一条则与美元霸权有关。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今年5月公布全球支付系统最新数据：在国际结算体系中，欧元份额已经涨至37.79%，美元降至38.85%，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为2.15%，保持全球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的地位。排名第三、第四名的是英镑与日元，日元比人民币只高不到0.6个百分点。 一直关心美元地位的三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人员6月1日在IMF的博客上发表联名文章《美元主导与非传统储备货币的崛起》（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该文指出，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降至59%以下，延续了20年来的下降趋势。美元失去的份额，四分之一转向人民币，传统上在外汇储备组合中并不重要的较小经济体货币，如澳元和加元、瑞典克朗和韩元，则占到了从美元转向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这比例在外部人看来微小得可以不予计算，但在IMF专业研究人员看来，表明了美国作用下降的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6月30日的消息证实了IMF研究人员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据报道 ，瑞银(UBS)在2022年4月至6月期间对30家主要央行所做的年度调查显示，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中对人民币兴趣升温，已经投资或有兴趣投资人民币的央行储备管理机构的比例从去年的81%升至85%。专业人士称，这是地缘政治纷争可能削弱美元主导地位的一个迹象。 拜登政府考量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复杂，加之今年俄乌战争发生后中国不肯与西方站在一条战壕，美国民主党有中期选举压力，断然做出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外界看到拜登政府班子对外公开表达的意见很不一致的原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周五播出的《二十大上年满六十五岁的王小洪“不进则退”》一文中，分析了习近平当局提前把公安部长的位置由赵克志换成王小洪并非权力斗争，而是人事布局。在省部级中央委员“三上四不上”和副国级“七上八下”年龄限制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满六十五岁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内定晋升副国级，笃定不能连任中央委员。所以，如果王小洪只以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进入二十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那么届时的党代表们也许会质疑他六十五岁的正省部级封顶年龄。而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质疑的最简单办法，当然就是让党代表们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那么他就是待任副国级，所以“限制”他的年龄标准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再者，65岁是所有中共非副国级官员兼任的正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年龄上限。所谓正省部级领导职务，除了包括地方省委书记、省长以及省政协主席，中央各部委一把手也包括被内部明文规定为“正部长级”的中央及国务院部委的常务副职，比如中宣部和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比如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以及“两高”的第一副职。 如我们过去节目详细介绍过的沈德咏，在年满65岁前晋升副国级的梦碎之后，愤而向习近平政权递了辞呈。2018年6月离任最高法之际，沈德咏曾通过最高法全体干警的办公平台发了一份《离职告别书》，其中一句是“根据我的诚恳请求，中央决定提前一年左右的时间，免去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的各项职务”。 沈德咏是1954年3月生人，所以如果不是他“主动辞职”的话，中央组织部按规定结束他正部长级一线职务的时间应该是在他年满65岁的同时，或者稍晚。 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与王小洪同年同月出生的聂辰席日前刚刚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继任人是比他年轻五岁的徐麟。虽然聂辰席依然还是在位的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但仅仅是因为年龄原因就只能退居二线。 与之同理，王小洪如果不是赶在年满65岁的当口就被赶紧宣布为按常规应该是由国务委员兼任的公安部长职务，那么他在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和公安部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应该也是和与自己同龄的聂辰席一样，现在就被安排退居二线的。 而象王小洪这样，既然已经年满或者刚刚年过65岁的正省部级年龄上限，但已经被内定赶在当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换届之时或者之后晋升副国级者，先抢在此人年满65的当口让他把一个应该由政治局委员或者国务委员兼任的具体职位占上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前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被胡锦涛提拔的过程。 1947年7月出生的郭金龙当年曾在西藏工作过11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仅从他的这段从政经历看，就明白胡锦涛为什么一定要提拔他了。 2004年底离开西藏回到内地，郭金龙先在安徽省担任了3年左右的省委一把手，然后于2007年11月开始出任北京市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是中共国务院冶金部长出身，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同龄的刘淇。 当时曾有一篇报道郭金龙与胡锦涛关系特殊的文章为中国境内、境外的众多网媒广为转载，标题为《郭金龙曾悄悄帮胡锦涛处理了一些“家事”》。说的是2004年，郭金龙被胡锦涛安排到老家安徽省任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郭金龙当时帮胡锦涛处理了一些“家事”。 在距胡锦涛的祖籍绩溪县城约十公里的瀛洲乡大坑口村南，有一座古祠——胡氏宗祠，从1988年就开始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专家称之为“中国古祠一绝”。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唐代，绩溪出了个散骑大将军胡宓；宋代，出了个以两劾秦桧而名垂青史的监察御史胡舜陟；明代出过奕世尚书胡富、胡宗宪；清代，出了徽墨名家胡开文、红顶商人胡雪岩；近代，出了著名学者胡适；当代，出了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清末，光是胡姓祠堂绩溪全县就有30座。目前龙川胡氏宗祠仅是“尚书胡”一族的家庙，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锦涛2003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当地政府开始利用胡锦涛的名牌发展旅游业——“锦涛故里”。绩溪大坑口村恢复了文革中被改掉的老名“龙川”，胡氏宗祠成为龙川胡氏宗祠。从2004年开始，安徽省政府拨款数千万将绩溪到龙川（大坑口）的公路进行了扩建，长12公里、宽8米的黑色路面公路取代了原来只有5米宽的土石公路。当地政府又修缮了村里的两座牌坊，村中小河的两边也修上了护河石堤；小河上还新修了几座石桥和木桥，河两岸的民房也做了很大规模的翻盖；胡的祖居更是做了翻新和保护。 据悉，胡锦涛的故居是企业收购，并设置了胡氏祖宗灵位等。当时胡氏宗祠及胡锦涛的故居都要凭门票参观，需要花费108元人民币。龙川一度成了红色旅游热点，全国各地官员打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旗号，伺机公费旅游，前往参观、膜拜。2005年年初，西藏有关官员到龙川“参拜”时，向胡氏始祖胡炎及胡锦涛父亲胡增钰的灵位献了哈达。因为旅游团越来越多，当地政府在龙川组建了一个大型的旅游服务公司，还投资800多万元人民币兴建办公大楼、贵宾接待厅、宾馆、酒店等配套设施。 据“SUN时事”当时报道，当地官员打着胡锦涛名义赚钱引起高层注意，胡锦涛委派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前往处理。郭金龙到达绩溪视察时，发现当地旅行社擅自设置胡氏祖宗灵位，不时举“总书记”名头，实际情况比媒体报导更严重。因此郭金龙立下几条禁令：一、以后不准再打胡锦涛的旗号招揽生意；二、胡锦涛的故居不再对外开放，参观者要经县委批准；三、把在胡锦涛故居和胡氏宗祠内的胡家祖先灵位撤掉；四、对当地旅行社的导游人员进行再培训，规范导游用语，接待游客时，不准再提胡锦涛的名字。 正是因为胡锦涛的谨慎，事后网上有当地人谈起“锦涛故里”旅游线时，还能看出他们对此“不满”的态度。有人推荐这条旅游线时表示，因为胡锦涛不愿宣传，尽管龙川村真的不错，可惜不为人知。还有当地民众希望胡锦涛给自己家乡做些什么，现在这里的人还是比较穷。 正因为郭金龙帮胡锦涛稳妥处理了这些“家事”，给胡锦涛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其实，郭金龙真正留给胡锦涛的最好印象无疑还是他在西藏的长期工作经历，正所谓“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有多苦，当年在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位置上因身体严重不适被迫返京治病的胡锦涛心中最有体验。所以，不提拔他提拔谁？ 2012年7月，时任北京市长郭金龙年满65岁，当时的胡锦涛政权于是安排即将在十八大上退位的时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刘淇先把北京市委书记的兼职转给郭金龙，以令郭金龙不会在党代会上受到正省部级中央委员“三上四下”的年龄限制。与现在安排明年三月就会在国务委员位置上退休的赵克志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王小洪刚满65岁的当口，提前把公安部长职务交给王小洪的作法都是出于同一考量。 之后的郭金龙的故事，就是在出任了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四个月后即在中共十七大上顺利连任中央委员，紧接着便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身份工作至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当年年中，于2017年5月奉命把北京市委书记职务交给了习近平的嫡系 — 当时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蔡奇。 2012年7月，刘淇奉命把北京市委书记交给郭金龙之后至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被安排了一个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临时职务“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五年之后的2017年5月，习近平对郭金龙也是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 五年前的习近平把北京市委书记单单安排成蔡奇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自明。但具体到蔡奇的前任郭金龙，则不是因为什么“权力斗争”的原因“下台”，年龄使然！ 现如今赵克志也是一样，无论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还是二十大召开之后，把公安部长职务正式交出，对他赵克志来说都是早晚的事。 我们不妨再从一个假设的前提分析，那就是，假设赵克志在今年二十大上的年龄符合“七上八下”，而且还已经被习近平内定按照“惯例”接替郭声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而他之后的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职务也已经内定交给二十大召开之前即已经年满65岁的王小洪，那么中央组织部仍然也会赶在如今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王小洪年满65岁的当口，安排赵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长职务交给王小洪。 去年十一月，王小洪先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之后不久，时评人岳山即发表《北京二十大防反习 习家军铺满公安部》一文。说是王小洪的上位是习近平二十大安全需要，王小洪逐步接掌公安部无疑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人马布局的一部分。 按照岳山文章的说法，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要打破惯例连任，也没有设接班人，引发的党内怨恨更会成为危险因素。这其实是习近平持续强调首要任务是保政治安全的真正原因。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的安保会进一步升级，而王小洪就会成为习提高防范的重要身边人。 岳山的文章中列举出了现如今王小洪以下的所有公安部领导成员，包括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长孙新阳、副部长杜航伟、副部长兼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副部长刘钊、副部长林锐、政治部主任冯延、副部长陈思源。其中，2020年3月从江西省纪委书记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长的孙新阳，被岳山的文章说成不但与习近平是陕西富平同乡，而且与习近平的已故同父异母哥哥习正宁“关系匪浅”。 笔者在岳山文章的启发下，辗转向海南方面的知情人士查证到，这个为侦办孙立军案被习近平点名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的孙新阳，当年从陕西老家远赴海南就是投奔习正宁而去。 1964年7月出生的孙新阳，当年在家乡陕西富平县城就读时是小有名气的高材生，16岁就考上了西北地区最好的大学西安交大；在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高校任教，成为陕西机械学院的助教。三年后，他又考回母校西安交大，在管理学院经济法专业苦读3年拿到硕士学位，期间还加入了中共。硕士学位拿到了，孙新阳决心弃学从政。现任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当时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齐玉把孙新阳推荐给了已经在海南任司法厅厅长的习正宁。 在习正宁手下，孙新阳刚刚到任期间和习正宁对话时全都是陕西话，令傍边人还误以为孙新阳是习正宁的儿子。日后，孙新阳有机会把这段“故事”讲给习近平听时，可以想象习近平从此之后对孙新阳会有多深多好的印象了。 因为有习正宁的培养和向组织部门举荐，孙新阳从省法制局主任科员干起，熬到副厅局级只用了八年；日后又一路晋升，2012年4月就升任了中共海南省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书长、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三年后，又以中共海南省委常委身份兼任中共海口市委书记。 至于已经去世的习正宁留给自己弟弟习近平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孙新阳是如何转入纪委并被习近平委以重任，都是我们下篇文章所要介绍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当局对外宣布了王小洪在已经是公安部党委书记的前提下，又把公安部长的行政职务也一并接过去之后，相当比例的外界评论都还是在从所谓“人事斗争”甚至是所谓“权力争夺”的角度入手，而笔者则认为习近平决定提前把公安部长的位置由赵克志换成王小洪，并非权力斗争，而是人事布局：为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必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的高层人事安排提前进行的人事布局内容之一。 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王小洪已经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最可能接班人选了》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相对于王小洪从去年十一月底接替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的晋升前途，一九五三年出生，今年已经六十九岁的赵克志即使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与他同岁的习近平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把一个和自己一样年迈的人安排进入未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并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统中的副国级和正省部级领导人中，赵克志是最没有可能，或者说完全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晋阶中央政治局并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即使是没有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的发生，甚至还可以假设没有一个孙立军及其政治团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样都会是赵克志仕途的尽头。也就是说，二零一七年筹备召开中共十九大期间，一经决定了由时任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连任中央委员之后即接替“按部就班”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公安部长职务并等待接替郭声琨国务委员位置，就已经预示了他赵克志在五年之后，也就是在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断无可能象当时的郭声琨接替孟建柱一样接替郭声琨。 到目前为止，距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只剩三个多月的时间了，习近平对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们的谁去谁留，以及新科政治局委员的人选，还有明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上才会正式对内对外宣布的所有非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位置的继任和新任人选，诸如全国人大党内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国务院国务委员以及最高检和最高法的一把手等，无疑是都 已经心中有底。这其中的新任政治局委员中，当然就包括接替郭声琨中央政法位书记的那一位。 所以笔者比较倾向于相信如今习近平下令打破“惯例”，安排赵克志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就把公安部长职务“提前“交给王小洪，并非是基于“从赵克志手中夺回刀把子”的考量，而是为了让王小洪以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身份在未来中共二十大上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进而接替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职位。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二十大的继任或者新任中央委员中，也会产生出一个接替王小洪公安部长职务者，此公然后还要再等待到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为一届国务院国务委员。这个人可能会是习近平的另外一个政治嫡系、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也不排除会依照“惯例“，还是把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这样一个副国级职务犒赏给到二十大召开时仍还具备一定年龄优势的在位省委书记。 当然，退一步分析，如果王小洪在未来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但在随之召开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那么他继续担任他的公安部长职务，并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再接替赵克志的国务院国务委员位置，就是百分之百。 这一切，都要从中共高层换届的年龄限制潜规则“七上八下”分析起。 当年胡锦涛在感恩江泽民终于把军委主席也交到他手里时，曾把个江泽民夸得跟朵花儿似的，说他为我们党、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里的高层领导无疑是指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层。制度化之一是年龄标准即新任或者连任者的年龄限制；二是任期，五年一届，十年一代。十年一代的意思就是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党内职务都只能连任两届。 以二零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修改党章再到二零一八年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上修改宪法为标志，已经笃定了习近平必将会在今年的二十大上打破“惯例”，开始他的第三届连任。但在此前提下，从逻辑角度判断，他习近平不但不会允许自己这个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之外的其他所有党政军职务均取消任期限制，应该也不会对他自己之外的所有连任和新任党政军中央级领导人取消年龄限制，即外界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中共副国级和正国级领导人的年龄限制规则：“七上八下”。 所谓的“七上八下”，是江泽民与胡锦涛交接班阶段内形成的高层人事更替的潜规则。意思是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年，年满六十七岁者仍可继任或新任，年满六十八岁者即不再考虑。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七年筹备中共十五大高层人事时，江泽民提出的副国级以上职务的新任和连任的年龄限制是七十岁封顶，但他江泽民本人例外。所以，出生于一九二六年的江泽民本人在一九九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连任总书记时已经七十有一，同时连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同时连任政治局委员的钱其琛则都是六十九岁。而当时已经担任了一届国务院委员的陈俊生等，则因为出生于一九二七年，召开十五大时刚好年满七十岁而被排除了连任的可能。 而从七十岁封顶进一步年轻化到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出台之后，出生于一九三二年的李岚清在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召开的当年刚满七十岁，于是江泽民只有忍痛割爱，让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李岚清和时年七十四岁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同退位。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也有一些媒体人，甚或是中国问题专家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个“七上八下”，指的是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的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新任或者连任年龄限制，也就是就职当年的最高年龄限制是六十七岁，而不是任职的最高年龄限制。 换句话说，和正省部级领导人的“六十五岁”封顶的区别在于：“七上八下”规则中的“七”，也就是六十七岁，指的是新任或者连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任的起始年限。只要是在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当年是六十七岁或者以下得以连任或者被安排新任副国级或者正国级职务者，上任后即会任满五年，不存在一个在两届党代会或者两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大会期间中途“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的可能性。而所谓“六十五岁封顶“，指的是国务院部长也好，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好，最高任职年限是六十五岁。然后就是“退居二线”，即使你当时还是在位的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 在笔者过去多年发表过的相关文章里，曾经以胡锦涛时期的十六大、十七大，以及习近平开始执政的十八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事安排中的具体人选例子，证明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新任或留任设限则是“七上八下”，意即六十七岁的可以连任甚至新任，六十八岁的必须出局。有兴趣验证是否真有其事的读者和听众可以核对一下从二零零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至今，确实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被安排新任或者连任的那一年已经年满六十八岁的。 二零零二年胡锦涛在十六大上接过江泽民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退位的上届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者为时年六十八岁，出生于一九三四年的李瑞环。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长者，被胡锦涛特别介绍为“老大哥”的罗干生于一九三五年，时年六十七岁。 二零零七年召开的十七大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中最年长者为连任政治局常委的贾庆林，出生于一九四零年，时年六十七岁。而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的曾庆红因为时年六十八岁而“到点下车”，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 二零一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新任政治局委员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长者是刘延东和俞正声，都是出生于一九四五年，时年六十七岁。而与胡锦涛等一同退位的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最年轻者为出生于一九四四年的李长春，时年六十八岁。 二零一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一九四八年出生的王歧山因为年已六十有九而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新任政治局常委中年龄最长者为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栗战书，时年六十七岁。 这就是为什么说，即使赵克志不但是习近平的政治嫡系而且还是习近平认为是“劳苦功高”，年龄因素也决定了他断无可能成为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继任人，在今年二十大上必定出局。正式退休的时间当然还是会在明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之时。届时将断无可能连任国务委员。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安排王小洪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提前几个月就接替他赵克志公安部长职务，本文还要在上文分析内容的基础上，再从一个角度，那就是习近平至今并没有让王小洪在二十大上入局，进而接掌整个中央政法委的设想，只是“单纯”计划让他担任一届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职务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让王小洪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提前接替公安部长职务，应该也还是技术层面的安排，基于年龄角度的考量。 外界都知道中共政权的全国党代会是五年一届，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党代会上换届也是五年一次。而中央对省委换届的提名年龄的限制是什么呢？ 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当年拟定连任和新任中央委员名单时，都会大致遵行所谓“三上四下”之说，即当时还在正省部级领导岗位上而且并没有被内定提拔为副国级者，六十三岁的可以进入新一届中委候选人名单—-无论是新任或者连任，六十四岁的就不行了。 正是为了适应这个中央委员的“三上四下”，那么在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为省级党代会换届做准备的省委书记、省长大换班过程中，就要以六十三岁为限了。而新一届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召开的省级党代会上，时年六十三岁者仍可入选。 我们本专栏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一年之前，即2016年9月曾发表一篇标题为《省委书记六十三岁乃常态而非变态！》的分析文章，介绍了此文发表之前的两个月里接连被宣布从省委书记位置上“下岗”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一样，全都不是六十五岁“下岗”，而是六十三岁“下岗”。原因都是在他们均不是习近平准备在十九大上提升为副国级考虑人选的前提下，到2017年10月召开十九大时都已经年满六十四岁，中央委员没有可能连任，所以他们就只能被安排在六十三岁的当口上在省委书记岗位上“提前下岗”。 那么在“三上四不上”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满六十五岁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内定晋升副国级，笃定不能连任中央委员。所以如果王小洪只能以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进入二十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那么届时的党代表们也许会质疑他的六十五岁的正省部级封顶年龄。而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最简单办法，当然就是让党代表们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那么他就是待任副国级，所以“限制”他的年龄标准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