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澳洲，因為這裡讓親情補了課
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直到今天都未銷聲匿跡，持續對紐約許多手機用戶形成騷擾，它受到紐約警方和聯邦調查局嚴正看待的時間點可回溯到2016年，當時立案通報的受騙金額是340萬美金，隔年又增加到450萬，2018年到2019年再創高峰，加計三年超過350起的投訴案，損失竟累計達到4000萬美金。被騙的對象同時包括中國留學生、教師等高知識分子，這也是引起美方注目的原因之一。 這一詐騙方式，主要由詐騙集團製作中文語音，撥打給設籍紐約的手機用戶，內容大致分成幾類，一是以「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為名，通知對方在不明包裹里發現了他的護照、社會保險卡或信用卡，要求其提供個資核對，目標上鉤後，再一步步以「協助中國官方執法」等說詞，誘導他到銀行匯款「花錢了事」；另一方式是在正牌的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上網公布反詐騙公告後，詐騙集團再改為喬扮成中國的快遞公司，通知對方領取包裹，後續布局同樣是導向花錢消災；版本之一還有偽裝成中國信用卡公司，通知被害者卡費逾期未繳，除非立刻匯錢（通常會提供中國或香港帳號），否則可能被美國驅逐出境再被引渡回中國服刑。總之，相較著重「利誘」的詐騙，針對中國移民的詐騙則多了「威脅」手段。以「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之名行騙的成功率顯然不低，所以儘管中國總領館多次公告提醒民眾不要上當，目前詐騙集團仍是三種身分交替使用。 紐約詐騙手法日新月異，紐約州司法部門曾深入研究問題核心，發現被詐騙的外來移民尤其很容易相信同背景、文化、語言者所說的話，「同族裔群體」雖然能提供移民者生活上許多有用的經驗，減少異地文化衝擊造成的不安，但詐騙集團最擅長的就是利用同族裔群體間的信任感，這也是為什麼詐騙總是自己人騙自己人的原因。 不過，美國警方和FBI另外發現，中國移民受詐騙的案例之所以遠高於其他族裔，其因素可能又更加複雜，不然也不會從2016年到今天，「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這一陳不變的詐騙手法還能不斷奏效。 例如2018年《紐約客》其中一期的報導就提到，在採訪了中國移民受害人後，發現「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不只是利用了中國移民出於「族裔關係」的信任感，還抓准了中國移民長期處於政治不確定性下的困惑，也就是詐騙集團針對中國移民的行騙技巧，尤其滲雜了政治氣氛的設局。亦即當年起，正是習近平啟動全面反腐行動的開始，所謂以「獵狐」、「天網」緝捕中國海外金融犯罪官員的消息經常上報，這讓中國海外移民相信，中國政府的手確實有可能伸進美國。 加上來自中國政府長期在人民心中營造出的監控壓力，已讓即使自認在紐約當地奉公守法的海外移民，也不免擔心到了美國仍可能被盯上，如果接到電話那段時間剛好有資金匯兌往來中國和美國，就更有理由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什麼問題。雖然當地媒體多次在報導中提醒民眾，避免被騙的最好方法，就是接起電話，聽到另一端傳來語音錄音就直接掛斷，但這個提醒在中國移民身上效果並不好，因為「誰敢掛掉自稱代表中國總領館的電話」？就像《紐約客》報導所說的，這一詐騙情境，不僅融入了當前的政治氣候，還適時利用了中國人對通訊安全和個人隱私的焦慮感。 於是，語言上的信任、異地法令的陌生，加上對中國政府潛在的畏懼，「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便得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就像多數電話詐騙，美國警方對「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一直以來只能做到警示防範，因為詐騙方多隱身紐約之外的國家，很難揪出真正幕後黑手。雖然詐騙電話並非只針對中國移民撥打，而是地毯式隨機布線，但其實也就是針對「聽得懂中文的人」而已，只是聽得懂中文是一回事，若對中國政府心存布畏，通常就更容易上當受騙了。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不斷向國際社會釋放信息，他將在中共二十大獲得連任。我相信，拜登總統是對這個消息感到高興的很多國家領導人之一，這倒不是因為他們都支持習近平的獨裁野心和理念，而是因為他們都明白這樣一個邏輯：如果中國亂局不可避免，那麼，這個亂局晚一點發生比很快發生要好。對拜登而言，這個邏輯最明白不過，因為他支持的烏克蘭反侵略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如果能先解決普京的問題，當然對美國全力應對中國挑戰更有利。 事實上，佩洛西執意訪台這場風波，讓我們看到，拜登與習近平早已有一個重要的默契甚至是約定，那就是拜登不給習近平二十大連任添麻煩，習近平也不在俄烏戰爭和台海軍事對峙問題上給拜登添麻煩。習近平之所以對佩洛西訪台大怒，原因之一，就是他認為拜登沒有兌現承諾。但是，佩洛西執意訪台事實上幫了拜登的大忙，而不是幫了習近平連任的忙。我的這個判斷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佩洛西決定訪台，逼著習近平非與拜登對話不可，而兩人的直接對話，對拜登、對美國有巨大的情報價值，因為中共高層的政治透明度實在是太低，拜登每次與習近平對話，都能獲得許多其他渠道無法獲得的信息和判斷。 第二，佩洛西給了拜登和美國軍方測試中國軍方真實態度和實力一次極為寶貴的機會，這有助於他們進一步確認這樣的重要判斷，習近平不可能在近期動武，中國軍方更可能是習近平的大麻煩，因此，美國有一個時間窗口，先解決烏克蘭和整個歐洲的防衛問題。 第三，正好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內部形勢進一步暴露出習近平的兩個致命弱點，一個就是中國經濟正在以自由落體的速度崩盤，另一個就是，習近平在中共內部和整個中國社會，面臨越來越大的不滿。 第四，中共高層圍繞二十大的權斗，特別是北戴河會議前後恰在此時進行，釋放出平時不可能獲得的更多信息，最重要也是最明顯的就是，中共高層雖然反習人數眾多，但無意借二十大拿下習近平。這裡當然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究竟是「無意」還是「無力」拿下習近平。我相信兩個因素都有。我認為「無意」借二十大拿下習近平，最重要的原因和拜登一樣，就是不確定因素太大，因此，即使能夠拿下習近平，也很可能控制不住局面，從而帶來巨大風險。除了經濟急劇惡化這個重大因素，中共高層的反習勢力，不可能看不到拜登與習近平之間的交易。維持這個交易可以減少一個風險，那就是習近平孤注一擲，與普京勾結，背水一戰。 那麼，習近平連任不換肩，對世界大局，美國大局和中國大局的未來發展，究竟是利大還是弊大呢？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判斷，但我相信，對所有當權派來講，不論此時他們對習近平的個人態度如何，多數人從自己利益出發，都會和拜登總統一樣，樂見習近平的連任能穩住中國的局勢，儘管所有人都知道，暴風雨將不可避免。 我個人的觀感是，習近平在這種形勢下連任，是他本人也沒有想到的，他雖然達到了連任的目的，恐怕也高興不起來。對那些希望世界好也希望中國好的人來說，習近平不換肩，給了大家喘一口氣的機會，畢竟2022的世界，變得太大也太快，誰都沒有準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8月12日，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人壽、中國鋁業、上海石油化工股份等五家大型國有企業相繼發布公告，稱將美國存托股從紐交所退市。 中國石油表示，公司已於美東時間8月12日通知紐約證券交易所，公司將根據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申請自願將其美國存托股份從紐交所退市。中國石油預計8月29日或前後向SEC遞交退市申請，存托股在紐交所的最後交易日期為9月8日或前後。 上述五家企業的退市解釋較為一致，主要是因這些公司在美國的存托股占公司H股及總股數比重很小，交易量與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較低，以及公司維持美國存托股在紐交所上市和該等存托股及對應H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並遵守證券交易法規定的定期報告及其他相關義務所涉的較大行政負擔和成本。 中國證監會對這五家企業退市做出回應稱：「上市和退市都屬於資本市場常態。根據相關企業公告信息，這些企業在美國上市以來嚴格遵守美國資本市場規則和監管要求，作出退市選擇是出於自身商業考慮。這些企業都在多地上市，在美上市的證券佔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響企業繼續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目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央企僅剩8家，相信其餘的三家公司不久也都會從紐約所退出。 中國五家央企集中退出紐交所顯然是中國政府做出了決定，它表明中美關係繼續惡化。目前正值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五家央企退市決定又透露出中國政局怎樣的變化呢？ 第一，美國證券監管迫使中概股退市 公開資料顯示，1999年之前，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以國有企業為主。1992年10月，華晨汽車登陸紐交所，開啟了中企美股上市的先河，這也是第一家中國國有企業概念股；1993年，上海石化在紐交所、港交所和上交所上市，成為第一家在香港、上海、紐約三地上市的公司。此後，有上海二紡機、上海輪胎橡膠、深房集團 、馬鞍山鋼鐵、華能國際等多家國企赴美上市，2003年上市的中國人壽是最後一家在美國上市的大型國企。進入2000年，中概股開始以互聯網企業為主；2010年至今，中概股上市的主角是各類民營企業。 根據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的數據，截至今年3月，有261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總市值約為1.3萬億美元。 2020年5月20日，美國參院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這項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肯尼迪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范霍倫提出的議案在參議院一致通過。根據這項法律，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必須能夠檢查在美國市場上市的外國公司的審計情況。包括親自前往公司所在地檢查所有工作底稿，並對相關公司的會計師進行監管。如果中國企業連續三年無法提供審計記錄給美方檢查，這些中資企業將推出美國證券交易所。 《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的提出與中國在美上市公司普遍賬務造假有關。例如中國咖啡連鎖店公司瑞幸咖啡。2019年5月，瑞幸咖啡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IPO）就籌集了5.61億美元。在納斯達克掛牌交易之初股價就飆升了50％。2020年4月2日，該公司財務造假醜聞被披露。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瑞幸董事會宣布已對其首席運營官可能偽造了3.1億美元銷售額進行內部調查。2020年5月15日，瑞幸咖啡接到納斯達克的除牌通知。 美國監管機構一直要求獲得在紐約上市中國企業的全部審計工作底稿，實質上就是審計財務報表期間匯總在一起的文件，但是中國當局以國家安全擔憂為由拒絕提供。 2021年初，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曾宣布，根據川普總統於2020年11月簽署的一項針對中概股的法案，對中國移動ˎ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啟動摘牌程序。上述三家中資企業已被停止交易，並將於2021年1月11日開市前完成退市。 蹊蹺的是，紐交所於1月4日晚宣布，基於「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指引」，不再推動對中國電信、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的下市摘牌程序。消息傳出之後，三家中國公司的港股分別大幅反彈7%到8.5%。 但以上紐交所的變化並不能改變已於2020年12月生效的「外國公司問責法」，中概股如無法遵守美國審計標準將難以繼續在美國上市。在此前提下，中企撤出美股、回香港或中國上市將難以避免。 第二，中國乏力的經濟反制 中國國企面臨美國證券監管和中國政府國家安全監管的雙重壓力。中國認為，美國《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涉嫌美國監管方跨境執法，掌握中資企業商業核心秘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一直對美國的監管要求持抵觸態度。 今年初，英國《金融時報》曾透露，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機構中國監管機構一直在進行接觸，中國政府有意做出妥協，以避免中概股全面退市，準備出台分類制度，目的在於確保中國公司能夠遵守美國規定，讓美國監管機構檢查這些中國上市企業的審計文件。 今年4月初，中國證監會表示，擬修訂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規定，明確企業信息安全責任，減少不必要涉密敏感信息進入工作底稿，並為開展包括聯合檢查在內的跨境監管合作提供便利。 路透社分析指出，這一修訂釋放出中美審計監管合作的積極信號，懸於中概股頭頂的濃重陰霾似有雲開霧散的跡象。 但佩洛西訪問台灣顯然激怒了中國領導層，決定不再妥協，如其讓美國證券監管部門將中國國企踢出紐交所，不如主動集體退場。所以，央企巨頭的集體謝幕應該也是中國政府反制美國的有限措施之一，儘管軟弱乏力。 第三，習近平已擺脫政治老人的控制 據悉，中共北戴河會議剛剛結束，五大央企從紐交所退市應該是中共政治老人與習近平政權博弈的結果。我們似乎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 一是，與美國關係不再妥協。如果政治老人能夠控制習近平，應該會緩和中美關係，為不斷升級的中美對抗降溫。但五大央企所為，顯然表明中共已經放棄了妥協策略。 二是，中國將會繼續對外開放，但不再以美國為中心。由於中概股在美國上市不僅涉及到募集資金，而且也標誌著中國公司服從國際貿易規則和法律規範。五大央企集體推出紐交所意味著中國經濟政策已經發生重大轉變，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已經終結，習近平以政治安全為中心，內循環，國企為主體，民企為輔助的經濟體制呼之欲出。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明白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意義，但顯然他們已經無能為力。 三是，習近平二十大連任應無懸念。北戴河會議是二十大前中共權力分配最重要的一次非正式會議，但顯然中共政治老人已無力撼動習近平的權力。 綜上所述，中國五大央企集體退出紐交所既是面對美國證券監管的無奈之舉，也是中國對美國經濟的軟弱反制，同時也透露出中國政治變局信息。隨著北戴河會議的結束，中共二十大權力爭奪已告一段落，習近平大概率將進入第三個任期，中國從後極權向極權回歸將會全面展開，一個更加黑暗的時代即將到來。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正是江澤民重新讓公安凌駕於檢察院、法院之上》，介紹了毛澤東時代權大無邊的公安部長的政治地位曾經在鄧小平時代被弱化。從第四任公安部長趙蒼璧、第五任劉復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駟駒到第九任賈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長只有三年時間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屆國務委員，其他幾位在位期間都是正部長級待遇。而他們在位期間，無論是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早已被明確為副國級待遇。所以說，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趙蒼壁之後直到賈春旺的歷任公安部長，至少從組織級別上均無凌駕高檢和高法之上的資格。是從江澤民時代重用周永康開始，公安系又被重新凌駕於檢察院和法院以及所有司法機關之上。 更有甚者，毛澤東時代的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雖說有大將軍銜，但在擔任公安部長期間的黨內最高職務只是第八屆中央委員，行政最高職務也只是公安部長本身；謝富治接任公安部長之初也是一樣。而江澤民對周永康的安排，則是讓他一開始就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三重副國級身份兼任公安部長。五年之後，周永康晉陞正國級，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接替他公安部長職務的孟建柱，同樣也是被安排為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 所以說，從讓公安部長權大無比，凌駕於高檢、高法以及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所有司法機關之上的角度，先不要說如今的習近平，此前的江澤民就已經比毛澤東走得更遠。 具體到重新強調「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上，始作俑者更是江澤民。而且中央政法委也是在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被從組織架構和許可權範圍上惡性膨脹。 二十多年前，筆者就已經在《喬石傳》一書中詳細介紹了在1988年5月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的通知》中，已經宣布了撤銷中央政法委員會，新成立的「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其職能只是「指導和協調」政法方面工作。「通知」中強調了「一般不開政法會議，不發文件」，體現了趙紫陽當年一再強調的「依法辦事、黨政分開」的精神。這份通知正是在當時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的主持下起草的。 在此之前，鄧小平已經於1980年發出指示說：「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當時的鄧小平還要求「要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於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 正是在落實鄧小平如上指示的過程中，於1985年10月召開的中共黨的全國會議和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內定接替陳丕顯中央政法委書記兼職的喬石，又於1986年4月被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主管「刑部」的副總理。對照中國過去封建皇朝的吏制，喬石的這個副總理大概相當於「刑部尚書」一職。不過，在政府內有了副總理的名份，他這位黨內的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通盤掌管中國大陸所有司法部門單位。從法理上倒是說得通了，因為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等單位，名義上都是屬於國務院系統的。 接著，在胡耀邦、胡啟立等人的支持下，由喬石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必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於1996年7月10日正式下發。 該通知中揭露：由於有的黨員和幹部不學法、不懂法，不重視法制，這就很容易產生「以言代法」的現象。有的黨組織和黨員、幹部,特別是有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他們當中有的習慣於個人說了算，損害法律尊嚴，不尊重國家權力機關的決定和決議；有的對司法機關的正常工作橫加干涉，強制司法機關按照他們的意圖辦事，強行更改或者拒不執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調離秉公辦事的司法幹部；有的無視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任意決定拘留和搜查公民，或者強令公安、司法機關去干一些非法侵害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事，甚至把政法幹警作為他們搞強迫命令和以權謀私的工具，等等。 所以，通知要求：要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職能，提高司法機關的權威。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保證司法機關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特別是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堅持支持司法機關堅持原則，秉公執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機關應該認真聽取和嚴肅對待黨委的意見，但是，這種黨內討論絕不意味著黨委可以代替司法機關的職能，直接審批案件。對案件的具體處理，必須分別由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決定。對於司法機關依法做出的裁判、決定，任何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都無權改變……。 在如上通知內容的基礎上，當年，也就是1986年12月，趙紫陽親自領導的中央政改辦舉行例會，就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提出具體設置，認為：中央委員會中做政法工作的搞個小組，研究問題，有必要。省、市、縣級，不必要。機構設置上即是保持作為議事協調機制的中央政法委，取消作為其辦事機構的中央政法委機關。為將此機構調整信息以可見的符號方式標示出來，選擇的方式與歷來的政治慣例一致，即變更名稱，將「實」的「委員會」改為「虛」的「小組」。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和十三大接受此方案，正式提出：在政法體制上實行黨政分開。「黨委辦事機構要少而精，與政府機構重疊對口的部門應當撤銷，它們現在管理的行政事務應轉由政府有關部門管理。」中央政法委仍保留，但可改稱中央政法協調小組，職能是研究大政方針，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政府及相應部門的負責人可參加有關小組的工作，議定事項由政府按法定程序執行。法院、檢察院應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要嚴格履行法定的辦案程序，不宜再用黨委領導下的公、檢、法聯合辦案的形式。加強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黨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可考慮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領導機關轉變為調研和協調機構，地（市）委和縣（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銷。 十三大閉幕後，198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同意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黨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報告》，並由中央書記處制定《黨中央直屬機構改革實施方案》對此進行實施。1988年5月，正式撤銷了納入中共中央工作機構序列的中央政法委機關。原中央政法委承擔的議事協調這一制度成分，更名為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繼續存在。不設辦事機構，列入公安部編製。作為議事協調這一制度成分連續性的直觀體現，原中央政法委書記喬石繼續擔任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組長，此前的成員構成也基本沿革未變。 不過，此方案頒布後，在當時的30個省、市、自治區中，撤銷政法委機關的也只有9個。然後，「六四」鎮壓事件就把中國政治形勢徹底改變了。 應該承認，如上回顧的這段「削弱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的運作過程，針對毛澤東時代的「無法無天」、「黨委領導一元化」和「黨委書記一言堂」現象，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是「六四」事件發生導致趙紫陽下台、江澤民上台後，中共中央即於1990年3月宣布，恢復設立中央政法委員會。不過在當時的相關文件中，也重申了「政法委員會恢復後，仍然要貫徹黨政職能分開的原則，主要對政法工作進行宏觀指導和協調，當好黨委的參謀和助手，其辦事機構主要做調查研究工作，不要過於具體干預各部門的業務，使各級政府切實負起對所屬的公安、安全、司法部門業務工作的領導責任，以保證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充分發揮政法各部門的職能作用」。 1992年中共召開十四大之前，當時被鄧小平內定接替萬里人大委員長職務的喬石，曾和萬里一起被鄧小平找到家裡談話。鄧小平告訴他們兩人說，人大委員長進常委本來是十三大籌備時就在打算，只是因為黨內爭議太多，所以萬里被委屈了。從十四大開始，人大委員長必須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要形成制度，形成（制度）了以後就不要變了。還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 眼見此時的鄧小平如此「識法」，萬里和喬石都很受鼓舞，趁機提出了《監督法》的出台遲遲得不到黨內共識的問題。 鄧小平的回答是，黨內對搞不搞《監督法》這樣的東西有不同意見，主要是擔心會因此動搖黨的領導。以後委員長是政治局常委了，副委員長和常委們也是黨內人士占多數，所以事實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領導用《監督法》監督一府兩院，有什麼好擔心的？ 既然有了鄧小平的首肯，為什麼直到喬石的人大委員長職務被李鵬奪走，《監督法》仍然未能出台並最終在李鵬任內流產，一直是謎。直到喬石去世，也未能將謎底對外透露。 不過，自喬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向江澤民和李鵬轉達了鄧小平「還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這一「最高指示」之後，江澤民倒是同意了將1986年由喬石主持出台的那份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必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重新向縣團級以上黨組織印發，要求遵照執行。 但是，江澤民在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許可權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此後，這個中央政法委無論從機構編製還是職責許可權一直都不斷擴張，並從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開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國級，二把手和至少兩個委員都是副國級的局面。後續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本專欄的上期節目播講的文章《中央政法委的前世今生》中已經介紹過在中共體制內所謂的「公、檢、法」之序列排名，充分說明了公安從來是凌駕於檢察機關和法院之上的。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因為沒有法只有「治」，所以歷任公安部長都是位高權重，從羅瑞卿到謝富治再到華國鋒……。 首任公安部長是羅瑞卿，他於中共政權建立後即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兼公安部長，一度還同時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和公安學院院長，繼而又於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軍大將軍銜。1959年以後，羅氏被毛澤東封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其公安部長職務移交給了在軍內已經官拜上將的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時任武裝警察部隊（1962年改為公安部隊）司令兼政委謝富治。 1965年1月開始，謝富治開始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於8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1967年3月開始陸續被毛澤東安排為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以及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同時繼續兼任公安部長，並以公安部長身份於同年8月7日在公安部全體幹部大會上作講話，全面否定中共建政之後的公檢法的工作，指各地的公檢法機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並發出「砸爛公檢法」的呼籲。1969年4月開始，謝富治更是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公安部長等職。 在謝富治擔任公安部長期間的1966年9月，一個名為李震的時任瀋陽軍區副政委奉命調進京輔佐謝富治，被任命為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謝富治死後，很多人都懷疑謝富治是被暗殺，事實上謝富治確實是死於胃癌。周恩來親自為謝富治所致悼詞中還特別介紹說：「富治同志兩年前因患胃癌，割治後，經醫護人員儘力調治，家屬積極配合特別是富治同志自己堅持與疾病作頑強鬥爭，但終因癌腫廣泛轉移，久治不愈，於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十三時三十七分心臟停止跳動。終年六十三歲。」 多年後說起周恩來的這份悼詞時，一位中共黨史專家感慨說：那樣一個極度畸形時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因病去世後，還會公開病因。現如今無論是退休元老還是在位領導人病逝後，居然連導致死亡的病因都不敢公開。就只一句「因病醫治無效」。 按照當時的一位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的說法，1970年謝富治被診斷出胃癌。同年6月前後第一次住院，被周恩來親囑「先把公安部的工作移交李震同志」。 1971年初，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和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被撤職。在請示毛澤東之後，周恩來宣布將還在醫院接受治療的謝富治任命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此後的謝富治雖然未再從李震手中接回公安部的主理工作，但李震事實上是在1972年3月謝富治病逝後才被正式宣布為公安部長的。 1972年3月29日舉行了謝富治追悼大會，天安門和新華門都降半旗致哀，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當日頭版通欄刊登的《首都隆重舉行追悼謝富治同志大會》中說：會場里擺著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獻的花圈和中共中央獻的花圈，參加追悼大會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政治局委員朱德、江青、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中央軍委副主席徐向前、聶榮臻……。 周恩來同志致悼詞，說「謝富治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全國人民都感到深切悲痛」。 文革結束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對謝富治和康生進行審查的決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審查結束後，中共中央把謝富治的罪行向社會進行了披露，並撤銷周恩來所做的悼詞，同時還開除了謝富治的黨籍，並下令將其骨灰盒移出八寶山。 1981年，中共當局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名確認謝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經逝世，免除了刑事責任。 請注意，這個謝富治也是迄今為止的歷任中共公安部長中唯一的一個重大犯罪分子—-反革命集團主犯。參與給謝富治定罪的主要人員之一就是日後擔任了兩年多時間公安部長的劉復之。詳見後文。 謝富治死後，他的公安部長接班人李震於1973年10月21日突然「自殺」。這裡把「自殺」二字打上引號，是因為李震之死至今是謎。 李震死後，新任公安部長是由毛澤東欽點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從1976年毛澤東死後，華國鋒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身份繼續兼任公安部長，直到1977年3月，才把公安部長一職交給了趙蒼壁。 這個趙蒼璧是中共政權的「老公安」出身，從當年陝甘寧邊區保衛處科長開始，歷任隴東專區保安處處長、陝甘寧邊區保衛處副處長、中共中央社會部處長和北平市公安局三處處長等職。 中共建政後趙蒼璧先後在北京、南京、重慶等地的公安部門工作。1955年4月，出任四川省公安廳廳長；次年，進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併兼任四川省副省長；1959年9月，升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副省長。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趙蒼璧受迫害，被關押；至1972年，才恢復工作，旋即出任四川省革委會政治部副主任；兩年後，升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 也就是說，到此為止的趙蒼壁，雖然是1932年「參加革命」的老資格，但也還只是一個副省部級幹部。好在他當時的上司，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及時向華國鋒力保，說他趙蒼壁是接掌公安系統的最合適人選，才讓他有了晉陞機會。 1977年3月，趙蒼壁被正式宣布接替華國鋒出任公安部部長、黨的核心小組組長、黨組書記。1983年1月起，又兼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政治委員，是中共武警部隊僅有的由非現役人員擔任的政委。自趙離任後，武警部隊增設「第一政委」，專門由非現役的公安部部長兼任，而武警政委則由現役將領擔任。 趙蒼壁在位公安部長期間，其黨內最高職務只是普通中央委員。但1982年10月才被安排進入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次年6月就被鄧小平下令直接辦理了離休手續，原因就是當時的鄧小平急於把公安部長職務轉交給公安部「文革」前的老副部長之一劉復之。 這個劉復之出生於1917年，其實只比被他以「幹部年輕化」為由接班的趙蒼壁年輕一歲，但他的背景是中共盤踞陝北延安時期曾經擔任過鄧小平的秘書。從鄧小平身邊離開後即在鄧小平的部隊里擔任過鋤奸隊長之類的職務，令鄧小平一直都感覺十分可靠。 前面提到的文革中期的謝富治的公安部長繼任人李震死後，周恩來開始時堅決認為是「他殺「的，並把劉復之，以及劉復之和李震的秘書等人認定為謀殺李震的重要嫌疑人。劉復之本人和他的秘書為此被周恩來下令關押了兩年多時間。 日後又把李震死因認定為「自殺「後，劉復之還是被繼續關押了一段時間才被放回公安部，但並未復職，而是繼續接受審查和批判。2013年8月劉復之去世之後，中共當局給予他高度評價，同時把他文革中被周恩來親自下令關押的那經歷說成是「劉復之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雖被關押，但毫不妥協，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文革結束後，隨著鄧小平的復出，劉復之先後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常務副部長和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兼任文化部黨組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第一副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秘書長。 1982年4月，劉復之被任命為司法部黨組書記，同年5月兼任司法部部長。1983年2月兼任了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擔任公安部長的時段是1983年4月至1985年9月。期間於1984年10月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這是中共執政史上首次由公安部部長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但一年後隨著劉復之的公安部長職務被阮崇武取代，本人成為中央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直到江澤民時代的周永康為止，期間包括阮崇武在內的好幾任公安部長都未再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劉復之在擔任公安部長和中央政法委常務副書記期間，都只還是正部長級待遇。但就是因為鄧小平的力主，本來在1985年10月舉行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即已經由十二屆中央委員退居二線成為中央顧問委員，在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也只是繼任中顧委委員的劉復之，居然在1988年3月過71歲生日的當天，又因為鄧小平的欽點而升任副國級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和黨組書記，政治生命得以再延續5年。 迄今為止，中共政權已經有過13任最高檢察長，劉復之是唯一一個在位期間不是中央委員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時代結束後，整個鄧小平時代都沒有令公安部長的權力和地位再度惡性膨脹。從第四任公安部長趙蒼璧、第五任劉復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駟駒到第九任賈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長只有三年時間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屆國務委員，其他幾位在位期間都是正部長級待遇。而他們在位期間，無論是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早已被明確為副國級待遇。所以說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趙蒼壁之後直到賈春旺的歷任公安部長，至少從組織級別上均無凌駕高檢和高法之上的資格。 而接替賈春旺的周永康則在內部被決定為公安部長繼任人選的同時被安排為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中央政法委副書記，次年三月又被安排為國務院國務委員，其權位等同於毛澤東時代的羅瑞卿和謝富治。所以說，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公安凌駕於檢察院、法院及所有司法機關之上的始作俑者，正是江澤民。更詳細的分析內容，留待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不顧陸委會的勸阻執意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在中共包圍台灣的軍演，發表對台白皮書之下，訪問中國是不識時務之舉，問題很嚴重。 作為國民黨的副主席，作為曾經的國防部與外交部的高級官員，作為前陸委會主任的夏立言此時訪中，對中共來說無疑是對台統戰成功的象徵，使得本來因美眾院院長佩洛西訪台踏破中共底線，發動報復性軍演沒有讓台灣地動山搖，反而讓台灣軍民同仇敵愾，而灰得土臉的中共有了一點顏面。讓人錯誤地認為軍演讓台灣害怕了，國民黨舉著白旗到中國磕頭求饒，響應「一國兩制」來了。雖然夏立言並沒有說會與中共官員會面，主要的是看望台商，台生，台眷進行餐敘，坐談。但這樣的說辭完全掩蓋不了為中共背書的實質。 前段時間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到訪美國，信誓旦旦地說國民黨從來就是「親美反共」的，說國民黨親共是民進黨栽臟。那麼當佩洛西議長訪台，中共軍演，正值中美關係緊張之際，你派副主席到中國幹什麼去了，難道是去表達中華民國的主權不容侵犯，佩洛西訪台表達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誰可以訪問，誰不可訪問不是你共產黨說了算，而是台灣說了算。相信借一百個膽子夏立言也不敢說。這次訪問只能是對中共的輸誠，是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奸賊行為，國民黨難道要做打台灣的帶路黨不成。夏立言訪中為台灣社會所不恥。娘要嫁人，天要下雨，夏立言決意賣國求榮也沒有辦法。 年底是台灣「七合一」選舉，本來國民黨在市縣的選舉中民調已經相當不堪，夏立言訪問中國，必將使國民黨僅有的一點支持率也將丟失殆盡。為此國民黨青壯派議員連署反對夏立言訪問中國。希望他聆聽基層的聲音，「放過國民黨，不要折磨國民黨」。理性的國民黨人知道如果夏立言執意訪問中國，國民黨這次選舉將被他徹底玩完。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政表示，既然夏立言執意到中國，那麼希望他在公開場合說明立場「不要總是想用武力來威脅台灣，台灣不吃這一套，中華民國是台灣所有人的共同信仰，台灣所有人會努力的來捍衛這個信仰、中國當局應該努力的去照顧好自己14億人的生活，共謀兩岸的和平、台灣會秉持中華民國價值的理念下，決定自己的未來。」 國民黨被稱為藍營，實際上今天的國民黨已經是紅營了，成了中共的花瓶黨。這頂紅帽子不是民進黨給他戴上去的，是他自己執意戴在自己的頭上的。國民黨如果真的如主席朱立倫所說是「親美反共」，那麼夏立言違反了國民黨的不接受「一國兩制」，「親美反共」政策，應該將他開除出黨，以此為國民黨挽回一點信譽。當然在國民黨內親共賣台之賊不是一個夏立言，多著去了。國民黨要重拾民意，要將這些台奸統統開除出黨。台灣的危局不在於中共的武力，而是在於吳三桂式的人物。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江西交通官二代周劼炫富坑爹餘音猶在，抖音上又出了一個名叫張師嘉的疑似紅四代衙內高調炫富。 比如14歲就買蘭博基尼，沒有追不到的女孩，北京101中學為了他加入樂隊甚至專門為其簽訂了五方協議等等，最唬人的就是他稱鄧小平公子鄧朴方叫爺爺，還有照片為證。這顯然比曬吃曬喝曬領導請抽煙的周劼衙內，不知高了多少個層級。 更好玩的是，張師嘉坑爺爺的做派，即便是在被網友瘋轉之際，依然在網上被掛了近一天。雷厲風行的網信辦，一度罕見的保持沉默，直到輿論持續發酵，網信辦才祭起剪刀手，全網查刪。 街頭中南海觀察師們稱，這可能是北戴河習鄧權斗的衍生物，藉此敲打鄧家等等。我離中南海太遠，俗稱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此說法不予置評。 習近平掌權後，一腳踢開鄧的韜光養晦戰略，高擎毛氏的鬥爭大旗，鄧家確實有失勢的趨勢，但我也堅信一個常識，瘦死的鄧家比駱駝大。這不，紅四代張衙內就說過，「勤勞可以致富，但致富不一定非要勤勞。」 他只是說了一個他身邊的常識。 張衙內是紅四代，我也是紅三代。按照黨國邏輯，他應該叫我叔。 我的兩個爺爺輩跟他祖祖鄧小平一樣，從長征死裡逃生，再到延安。區別是，他祖祖有馬，有勤務員，還有高幹特有的星期五生活日（一周一次的好吃好喝加女紅軍），而我的爺爺們只有腳和餓肚皮，外加妻離子散。到延安後，我爺爺們就是負責在延安保衛他祖祖那個級別的人。 再後來，我的爺爺們就消失了，屍骨無存，他祖祖後來就進了北京城，雖然挨過毛氏的整，但總算是封妻蔭子。而我祖祖則幾十年如一日坐在大山深處的家門口盼兩個兒子歸來，死不瞑目。門口掛著一塊「光榮烈屬」的牌匾，但自己的大兒子，卻餓死了。 如老鄧六四鎮壓後說的那句話，江山是幾千萬共產黨人拿命換來的。是的，他們的江山，我爺爺們的命！俗稱炮灰。而我不想當炮灰，所以潤（run）到了海外。 但網民們要是興奮這次終於逮著了一條大魚，那也真是天真得可笑。 張師嘉的傲慢，其實只是黨國豪門子弟的常態。從紅色帝國誕生的那一天起，承接的都是歷史上帝王將相的衣缽。從林彪之子林立果「選妃」，北京四中高幹子弟打死校長卞仲耘，到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殺人，和幾百年前貴胄子弟肆意草菅人命並無兩樣。 張師嘉被深度人肉、甚至是被掛在網路上示眾近20個小時，僅僅是因為他們家那條直通中南海的電話線已經沒了，即便是網信辦的跑腿，也不再把他們當一棵每一秒都必須仰視的大蔥。如牛群遇到獅群時，老殘病弱的那一隻，總會成為棄子。 這只是黨國通用的社會達爾文生存邏輯，不信你掛一下習近平的女兒試試？我可以肯定，你不是在監獄裡，就是已被肉身刪除。 所以，吃瓜就好了，別當真。 如果只是把張師嘉定義為敗家孫子，是不公平的。至少，在張衙內的炫富貼文中，我還看到了一絲高高在上的憂傷和顧影自傷的真誠。從不缺女朋友的他說，「你們羨慕豪車內的我，我卻羨慕你們電動車上純真的愛情……」。 說得跟真的似的，讓我這種有過電動車愛情的過來人都感動了。 但是，張師嘉先生，我想提醒你，在當今的祖國，特別是在高房價的上海、北京，絕大多數在電動車上的男人們，已經不太可能有愛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政法隊伍號稱是其「刀把子」，由中央政法委執掌。過去周永康身兼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號稱第二權力中央，權傾一時。在習近平上台後，政法委由孟建柱和郭聲琨兩名江派背景官員先後把持，結果其下邊被習近平挖出孫力軍等「野心膨脹」者，非同小可。在即將舉行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打破幫規制約謀連任，成為黨內最大一樁事。而習的親信王小洪動靜出現多處異常，或埋藏政法委不尋常內戰。 王小洪在政法委排名異常 被視為習近平鐵杆心腹，從福建開始就是習的安全護衛的王小洪，去年11月頂掉趙克志的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今年6月24日再接任公安部長，同一天，已經擔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這打破了此前三任公安部長至少隔兩個月才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規矩。 目前中央政法委領導成員的排名有些蹊蹺： 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政治局委員，副國級），下邊是前所未有同時並列的兩名副書記，趙克志（國務委員，副國級）在前，王小洪（正部級）緊跟其後。 下邊是7名政法委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副國級）、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副國級），然後是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國安部長陳文清、司法部長唐一軍、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武警部隊司令員王春寧。 最怪異的地方就是王小洪的排名，他是正部級官員，卻因為是副書記而力壓周強和張軍兩名副國級大員，特別是周強是「老中央」，連續當了四屆中央委員，卻屈居王小洪之下。 王小洪被視為習近平鐵杆心腹，從福建開始就是習的安全護衛。（圖片擷取自Youtube／明鏡新聞台） 王小洪拒不參加郭聲琨主持的政法委例會？ 7月29日，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法委員會全體會議，傳達學習習的講話。官方報導顯示，趙克志、周強和張軍均出席會議，但新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部長王小洪缺席。 按說，除非外訪或有病，王小洪不應該缺席，但兩點都不是。唯一原因是王小洪主觀上不想參加。如果是這樣，王小洪此舉不但是不將上級領導郭聲琨放在眼中，也是看不起被他頂掉的趙克志，以及被他壓在下邊的兩名副國級高官周強和張軍。 王小洪這麼牛，有習做靠山是一方面，王小洪認為自己夠硬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一直掌控的公安部特勤局，用槍權更大。特勤局的主要任務，與其說是保護中共中央副國級和部級的領導人，不如說是習近平讓王小洪用武力控制了這些高官。 王小洪與趙克志職位交錯有心機 作為胡錦濤時代重用的老臣趙克志，在王小洪上位路上可謂丟盔棄甲，十分狼狽。 在接連丟了公安黨委書記和部長後，趙克志的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一職雖然還掛著，因為多了一個王小洪，他就是被懸著，還剩下國務委員。 至於趙克志還有一個重要的港澳小組副組長頭銜似乎也沒了。 在王小洪6月24日正式獲任公安部長次日，兩家香港親北京港媒提前「免去」趙克志的港澳小組副組長職務，加給王小洪。 香港《明報》6月25日發文標題是：「習舊部王小洪任公安部長接替趙克志兼任港澳小組副組長」，《星島日報》同天的發文標題是《王小洪任公安部長兼港澳事務副組長》。後者更直接說，「香港2015年修例風波之後，公安部長同時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大外宣媒體敢這樣報，很可能已是事實。王小洪「七一」秘密隨同習近平到訪香港，或間接證實這一點。 不過，趙克志另一些比較閑雜的職務，王小洪卻未按慣例接過來。比如中共國務院安委會7月11日開會，國務院安委會副主任趙克志出席。也就是說，王小洪作為公安部長卻不參與國務院安委會。另外，歷來由公安部長擔任的兼職——禁毒委員會主任，王小洪也沒要，還是由趙克志擔任。 王小洪不兼這些職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趙克志到明年3月兩會才退休，王小洪本來就是提前搶班奪去警權，如果再將趙的所有職務拿過來，吃相也太難看；另外趙克志如果沒事可干，䁁在官場幾個月也實在太難堪；再者，王小洪可能根本看不起這些職位，他還想謀奪政法委書記大位，所以並不想兼安委會副主任這類閑職。 政法委書記權位爭奪混戰 1954年生的郭聲琨，到中共二十大將退位。有關郭的接替人選，目前已被猜測多個。 其一就是在政法委排名在趙克志之後的王小洪（排在王小洪之前的趙克志生於1953年，加上又是失勢者，可以排除）。已是十九屆中央委員的王小洪有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到明年3月兩會上再兼國務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達到孟建柱和郭聲琨的仕途終點位置。 其二，曾傳出是最高法院院長周強，但周強本身因為捲入陝西千億礦權案卷宗丟失的干預司法醜聞，勉強由習近平保住，如今又已被壓在王小洪下邊，況且也不是習的人，上位可能性不大。 其三是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筆者之前講過，習近平親信在中共黨內成形的兩個權力集團，分別是福建幫和浙江幫，習家軍現在也不是鐵板一塊。 福建幫中，目前風頭正盛的是新任公安部長王小洪。浙江幫中、現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於2018年3月被習近平安插在中央政法委，形同政法委的監軍角色，架空江派的政法委書記郭聲琨，政法委的日常運作都是陳一新操盤，特別是在政法系大搞整風。 7月27日，陳一新在黨刊《學習時報》發文大談「政治建設」，稱最重要的要求是「堅決聽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指揮」，並要求官員「政治上忠誠核心」「行動上捍衛核心」，等等。陳一新可能正發力謀在中共二十大上位，與王小洪搶奪刀把子掌控權。到底誰勝誰負，可能不止是誰更能表忠心的問題，而且會在內鬥中出現「王陳爭功」。 「刀把子」老人在內鬥中被抓住要害 陳一新是中共政法系的整風操盤者，就在7月27日的黨刊發文中，他還聲稱「政治建設最急迫的問題：徹底肅清孫力軍政治團伙流毒影響」。 而王小洪則是公安部成立的肅清孫力軍政治團伙流毒影響專項領導小組組長。 這兩個角色的操作可能令兩名老領導——郭聲琨和趙克志，膽顫心驚。 自由亞洲特約評論員高新日前在文章中爆料說，孫力軍事件發生之後，去年2月4日，中央第一巡視組組長許傳智向公安部黨委反饋巡視情況時，指責以趙克志為首的公安部黨委肅清周永康、孟宏偉、孫力軍等餘毒影響不到位。而趙克志也當場認慫，多次強調要推動深挖徹查，但許傳智仍然繼續指責，逼得趙克志不得不主動向中央遞交了提前交班的書面請求。 據傳當年孫力軍能夠從上海調進公安部，背後是時任上海市長韓正和孟建柱合力所為，孫力軍曾是韓正的英文秘書。這幫人皆是江派人物。 郭聲琨也參與了對孫力軍進行接力提拔。孫力軍是在趙克志上任公安部部長几個月後升任公安部副部長的，這項人事其實應是在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手上控制。 如此一來，習近平在政法系的「兩把刀」——王小洪和陳一新，分別都控制了等待下台的郭聲琨和趙克志的平安著陸的要害，也就是孫力軍問題。 不但如此，還有一個很早就傳要落馬的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也在被控制中。至於要不要真的拿下，就是習與他們的幫派在二十大前討價還價的政治交易問題。 其實，無論是過去的周永康，還是後來拿下的孫力軍、傅政華等大幫政法老虎，就包括王小洪這一幫新上來佔位的，許多都屬於紅朝酷吏，是迫害人權的狠角色。目前他們的狗咬狗，只是一幅中共末日敗相圖中的局部而已。 （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美國眾議院長裴洛西率團訪台後，引發中共一連串強烈反制行動，從軍事、外交、經濟、政治等層面對台灣實施制裁，其影響範圍相較於過往，強度更深且更廣，對於美、中、台三方關係更加複雜。特別在軍事上，共軍不僅連續三日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七大區域的軍事演習，形成封鎖壓迫之態勢，也首度打破台灣海峽中線的遊戲規則與挑戰「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 的外援軍事干涉能力，以及接二連三的認知作戰網路攻擊行動。之後更聲明將持續實施常態海空域實戰化聯合演訓，對外恫嚇警告意味相當濃厚，並企圖改變目前兩岸和平的現況，也讓台海衝突氛圍不斷升級。一旦開啟戰端所帶來影響效益，將遠超越俄烏衝突，正驗證了經濟學人日前所提到全世界目前最危險地方，就是台灣，顯然成為大國競爭的場域。 然而，此次軍演除看見共軍對台灣進行一系列「准戰爭邊緣的文攻武嚇」之外，不妨反思中共今年十月正值舉行二十大之際，攸關習近平是否能夠打破慣例延任掌權，僅就因為單純訪台事件，而如此大動作對外部展示軍力肌肉，以下就本次觀察軍演之政治意涵進行研析: 不滿內部疫情、經濟衰退與鬥爭聲浪不斷 轉移槍口一致向外策略 從歷史的視野檢視，中共近期內部動蕩的訊息層出不窮。首先，中共去年建黨百年賀禮消失了，回顧習近平曾在百年黨慶發表演說宣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全面脫貧」及「抗疫成功」政績都失控。今年三月上海各地區疫情大爆發，實施堅持「動態清零政策」，並展開一連串嚴厲封控的措施，防止疫情擴散，但卻讓內部經濟急遽下滑與各地人民上街抗議此起彼落；就在此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緊急召開「十萬人全國性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企圖挽救內部經濟衰退發生。 此外，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中共染疫人數與死亡人數仍不斷增加上升之中，已由全面清零成為失靈之狀態，其內部海南三亞、西藏等各地疫情再度爆發；同時，根據《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指出目前在山東、河南一代接二連三發現新型「琅琊」立百病毒感染事件，死亡率遠高於目前新冠病毒，而影響層面仍有待後續觀察。 其次，近日中共河南省發生金融風暴，存戶上街抗議，房貸風暴擴大91座城市，導致市場失衡問題再次浮現，目前已成為內部不定時炸彈之一，將可能引爆另一個政治危機。最後，習近平自2012年上任後，不斷進行對內部剷除異己與打擊貪腐行動，相對而言亦樹立許多「反習陣營」的不滿與權力爭奪。 值得一提的，習近平以引為傲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政績，卻因這次俄烏衝突與全球經濟衰退之影響，導致許多窮國陷入債務危機。另外，依據上海復旦大學統計研究，目前約有四千多億欠款恐將成為呆帳，也可能引發壓倒駱駝最後一根經濟稻草。簡言之，在這一場軍演之中，不難發現中共為了掩飾內部新冠疫情、經濟衰退與政治鬥爭態勢，導致習近平連任將面臨重大挑戰與困境，以黨指揮槍，掌握解放軍與國家機構，全力動員政治與軍演之大內外宣傳，利用台海議題，迫使國內槍口一致向外策略，以化解內部不滿壓力，奠定國家領導者地位。 打造勇於挑戰美國霸權地位 彰顯習氏強國戰略成果 從軍事戰略角度審視，中共這次大動作軍演，雖然演習區域定調為台海周邊地區與擴大在渤海、黃海等地訓練，展示軍事打擊力量精準性。但其主要政治目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次實戰化東風導彈系列與戰機及船艦多項科目的演練，已突破第一島鏈能力與日本專屬經濟海域，傳遞對外來勢力介入台灣問題、釣魚台爭端、南海爭議之警告訊息，凸顯出對美國、台灣、日本當局的不滿，並排除外部勢力干預有關中共所謂的「發展利益」，形塑挑戰美國在國際霸權地位，並彰顯習近平所打造軍事強國政績的總驗收。 另外，根據美國蘭德公司在2020年7月所發布《中共大戰略-趨勢、軌跡和長期競爭》報告指出，其中共核心目標將在2050年打造一個社會穩定、經濟富裕、科技先進、軍事強國。當然，中共未來在30年之中，可能出現四種情形：巨大成功、崛起、停滯或崩潰。再者，這四種情形可能產生的美中關係包括：合作夥伴、競爭對手或方向分歧，尤其文中特彆強調美國必須謹慎面對中共崛起。誠然，未來美國在國際霸權地位也將逐漸退位，而2049年正是中共建政100周年，亦是第二個百年，中共將取而代之美國在國際所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然而，後續發展是否如研究報告所言，或者是中美雙方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值得我們密切注意大國之間的角力發展。 緊抓民族與愛國意識 營造以習核心團結氛圍 從國家戰略方向檢視，中共之前所頒布的最新《國防法》與習近平在百年黨慶重大演說之中，早已埋下對於外部勢力的極度不滿的伏筆。除了宣告國人之外，更要宣示給全世界聽，特別針對外勢力措辭強硬，更說明:「強國必須強軍」；「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由此，可發現中共對外部勢力態度大幅改變，其國家戰略模式也已經轉向強硬，由往「積極防禦」轉向「先發主動」的戰狼戰略。因此，這次軍事演習可發現廣度與力度超越過去規模，以及配合運用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營造中共時代已經來臨，洗刷過往百年以來積弱情形，不再受到外部勢力打壓與欺負。 同時，中共軍事改革之後，進行一系列所頒布或修訂新的《憲法、國防法、解放軍聯合作戰綱要、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海警法、兵役法、陸地國界法、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等法條之中，更說明了中共為了發展利益，軍事戰略將採取「以法後兵」與「師出有名」策略，展開對外部發動局部衝突，且不惜發動戰，以獲得最大國家利益。此外，這次軍演後，隨即中共國台辦及國務院共同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再次強調不放棄使用武力犯台，特別針對打擊外部勢力干涉與分裂分子。換言之，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之前，不論對內或對外勢必將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並將民族主義氣勢拉至戰爭邊緣，以鞏固其政權的延續性。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面對中共本次大規模軍事演習，共機、共艦穿越海峽中線與突破第一島鏈，都是前所未有之情形，而未來國際局勢變化則會更加險峻。我國除了思考應如何承受第一擊後，依然能夠繼續反擊，並落實戰力防護、降低戰力戰損、維持最大打擊力之外。同時，應讓國人了解中共軍事演習後的政治目的與操作手法，進而提升防微杜漸的敏感度，知敵制敵，鞏固我民心士氣與團結向心，以確保台灣民主價值與國防安全。 ※作者為國防大學共教中心老師 （全文轉自上報）
我觀察了很多關於佩洛西議長訪台的評論，發現其中的幾個關節點沒有被注意，特此指出以供大家參考。 首先是佩洛西議長四月份就準備訪問台灣，因病推遲了行程。可很多媒體誤認為議長女士害怕中共。等到八月訪台的消息透露出來，拜登總統說可能時機不好。這下子習近平的戰狼們像打了雞血，認為美國就是怕中共，佩洛西議長肯定不敢訪台。他們以為這是個好機會，可以在北戴河會議中給習近平同志加分，而沒有考慮到拜登總統的猶豫，很可能是個陷阱。因為美國是三權分立的民主制，總統不能命令議會，用老百姓習慣的話說就是：總統管不著議長。 小習同志這一次的誤判，造成了中共把宣傳搞到了極限：話說得太滿，無法回頭。佩洛西不動聲色地來到了台灣，會見了總統和各界人士包括晶元行業的領袖。下不來台的小習同志惱羞成怒，又是導彈，又是軍艦、飛機的，動靜比1996年那次還熱鬧。什麼結果呢？台灣沒被嚇住，老百姓日子照常，只是加強了練兵，提高了準備反抗武統的行動。 大陸人民的反應就奇葩了。沉默的大多數就不說了，一向支持習近平的愛國粉紅們可就不滿了，如喪考妣，就像挨了當頭一棒，對解放軍的軟弱痛不欲生。小習被他的戰狼們忽悠得五迷三道，手足無措。他們又犯了一個錯誤，又一次誤判了形勢，斷絕了和美國剛剛恢復的溝通交流。這讓中美關係再一次跌入谷底，讓親共的媒體專家學者政客們，不得不又一次乖乖地閉嘴，讓中共內部的絕望情緒再一次上升。 有一些評論說，佩洛西訪台增加了台灣的風險。什麼海峽中線呀，導彈飛越呀，軍演常態化呀，等等。但是台灣人民卻淡然處之，歌舞昇平沒什麼反應。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海外媒體大多是站著說話不腰痛，平時也不關注台灣事務，在那兒大驚小怪。中共對台灣武力威脅是今天才有的嗎？台海的緊張形勢是昨天才開始的嗎？俗話說：虱子多了不咬，債務多了不愁。台灣人民的反應才是正常反應。 出乎習近平同志的預料之外的還有，美中關係和美台關係因為這次中共的憤怒反應，清醒了不少。更多美國政治家和人民認識到，中共的武力犯台，不僅是嘴上說說而已，必須認真對待。類似於二戰時期的租借法案，有可能因為習近平同志的推動而順利通過。台灣人民在歌舞昇平之下，也增強了保衛自己的意識，很多年輕人參加了業餘的軍事訓練，這為全面反抗解放軍犯台，增加了有生力量。歐洲各國也迅速表明了態度：如果解放軍武力犯台，必將全力支持台灣反抗侵略。這些對於中共，都不是什麼好消息。 習近平對於這個大大不利的形勢會做什麼反應呢？一種理智的反應是縮回去，停止一切對抗行動和戰狼外交，恢復對美國韜光養晦的欺騙政策，那也許能挽回內外交困的形勢，稍稍恢復國際國內的平靜和經濟復甦。但這樣他如何向北戴河會議上的元老們交代？如何向全黨全國人民交代？下台可能是順理成章的結果，把他送回陝西去進行再教育。 如果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放手一搏，進而加大台海危機，或者僅僅是媒體觀察家們說的那樣，把台海危機常態化，繼續和全世界對抗，那共產黨的日子就算是過到頭了。我們希望他採取哪一種做法呢？用戰狼外交官的套話來說，就是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