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澳洲，因为这里让亲情补了课
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直到今天都未销声匿迹，持续对纽约许多手机用户形成骚扰，它受到纽约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严正看待的时间点可回溯到2016年，当时立案通报的受骗金额是340万美金，隔年又增加到450万，2018年到2019年再创高峰，加计三年超过350起的投诉案，损失竟累计达到4000万美金。被骗的对象同时包括中国留学生、教师等高知识分子，这也是引起美方注目的原因之一。 这一诈骗方式，主要由诈骗集团制作中文语音，拨打给设籍纽约的手机用户，内容大致分成几类，一是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为名，通知对方在不明包裹里发现了他的护照、社会保险卡或信用卡，要求其提供个资核对，目标上钩后，再一步步以“协助中国官方执法”等说词，诱导他到银行汇款“花钱了事”；另一方式是在正牌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上网公布反诈骗公告后，诈骗集团再改为乔扮成中国的快递公司，通知对方领取包裹，后续布局同样是导向花钱消灾；版本之一还有伪装成中国信用卡公司，通知被害者卡费逾期未缴，除非立刻汇钱（通常会提供中国或香港帐号），否则可能被美国驱逐出境再被引渡回中国服刑。总之，相较著重“利诱”的诈骗，针对中国移民的诈骗则多了“威胁”手段。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之名行骗的成功率显然不低，所以尽管中国总领馆多次公告提醒民众不要上当，目前诈骗集团仍是三种身分交替使用。 纽约诈骗手法日新月异，纽约州司法部门曾深入研究问题核心，发现被诈骗的外来移民尤其很容易相信同背景、文化、语言者所说的话，“同族裔群体”虽然能提供移民者生活上许多有用的经验，减少异地文化冲击造成的不安，但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同族裔群体间的信任感，这也是为什么诈骗总是自己人骗自己人的原因。 不过，美国警方和FBI另外发现，中国移民受诈骗的案例之所以远高于其他族裔，其因素可能又更加复杂，不然也不会从2016年到今天，“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这一陈不变的诈骗手法还能不断奏效。 例如2018年《纽约客》其中一期的报导就提到，在采访了中国移民受害人后，发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不只是利用了中国移民出于“族裔关系”的信任感，还抓准了中国移民长期处于政治不确定性下的困惑，也就是诈骗集团针对中国移民的行骗技巧，尤其渗杂了政治气氛的设局。亦即当年起，正是习近平启动全面反腐行动的开始，所谓以“猎狐”、“天网”缉捕中国海外金融犯罪官员的消息经常上报，这让中国海外移民相信，中国政府的手确实有可能伸进美国。 加上来自中国政府长期在人民心中营造出的监控压力，已让即使自认在纽约当地奉公守法的海外移民，也不免担心到了美国仍可能被盯上，如果接到电话那段时间刚好有资金汇兑往来中国和美国，就更有理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当地媒体多次在报导中提醒民众，避免被骗的最好方法，就是接起电话，听到另一端传来语音录音就直接挂断，但这个提醒在中国移民身上效果并不好，因为“谁敢挂掉自称代表中国总领馆的电话”？就像《纽约客》报导所说的，这一诈骗情境，不仅融入了当前的政治气候，还适时利用了中国人对通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焦虑感。 于是，语言上的信任、异地法令的陌生，加上对中国政府潜在的畏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便得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像多数电话诈骗，美国警方对“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一直以来只能做到警示防范，因为诈骗方多隐身纽约之外的国家，很难揪出真正幕后黑手。虽然诈骗电话并非只针对中国移民拨打，而是地毯式随机布线，但其实也就是针对“听得懂中文的人”而已，只是听得懂中文是一回事，若对中国政府心存布畏，通常就更容易上当受骗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不断向国际社会释放信息，他将在中共二十大获得连任。我相信，拜登总统是对这个消息感到高兴的很多国家领导人之一，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支持习近平的独裁野心和理念，而是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中国乱局不可避免，那么，这个乱局晚一点发生比很快发生要好。对拜登而言，这个逻辑最明白不过，因为他支持的乌克兰反侵略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如果能先解决普京的问题，当然对美国全力应对中国挑战更有利。 事实上，佩洛西执意访台这场风波，让我们看到，拜登与习近平早已有一个重要的默契甚至是约定，那就是拜登不给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添麻烦，习近平也不在俄乌战争和台海军事对峙问题上给拜登添麻烦。习近平之所以对佩洛西访台大怒，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拜登没有兑现承诺。但是，佩洛西执意访台事实上帮了拜登的大忙，而不是帮了习近平连任的忙。我的这个判断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佩洛西决定访台，逼著习近平非与拜登对话不可，而两人的直接对话，对拜登、对美国有巨大的情报价值，因为中共高层的政治透明度实在是太低，拜登每次与习近平对话，都能获得许多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信息和判断。 第二，佩洛西给了拜登和美国军方测试中国军方真实态度和实力一次极为宝贵的机会，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确认这样的重要判断，习近平不可能在近期动武，中国军方更可能是习近平的大麻烦，因此，美国有一个时间窗口，先解决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防卫问题。 第三，正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内部形势进一步暴露出习近平的两个致命弱点，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正在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崩盘，另一个就是，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和整个中国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不满。 第四，中共高层围绕二十大的权斗，特别是北戴河会议前后恰在此时进行，释放出平时不可能获得的更多信息，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高层虽然反习人数众多，但无意借二十大拿下习近平。这里当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无意”还是“无力”拿下习近平。我相信两个因素都有。我认为“无意”借二十大拿下习近平，最重要的原因和拜登一样，就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因此，即使能够拿下习近平，也很可能控制不住局面，从而带来巨大风险。除了经济急剧恶化这个重大因素，中共高层的反习势力，不可能看不到拜登与习近平之间的交易。维持这个交易可以减少一个风险，那就是习近平孤注一掷，与普京勾结，背水一战。 那么，习近平连任不换肩，对世界大局，美国大局和中国大局的未来发展，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判断，但我相信，对所有当权派来讲，不论此时他们对习近平的个人态度如何，多数人从自己利益出发，都会和拜登总统一样，乐见习近平的连任能稳住中国的局势，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暴风雨将不可避免。 我个人的观感是，习近平在这种形势下连任，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他虽然达到了连任的目的，恐怕也高兴不起来。对那些希望世界好也希望中国好的人来说，习近平不换肩，给了大家喘一口气的机会，毕竟2022的世界，变得太大也太快，谁都没有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月12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上海石油化工股份等五家大型国有企业相继发布公告，称将美国存托股从纽交所退市。 中国石油表示，公司已于美东时间8月12日通知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将根据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等相关规定，申请自愿将其美国存托股份从纽交所退市。中国石油预计8月29日或前后向SEC递交退市申请，存托股在纽交所的最后交易日期为9月8日或前后。 上述五家企业的退市解释较为一致，主要是因这些公司在美国的存托股占公司H股及总股数比重很小，交易量与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较低，以及公司维持美国存托股在纽交所上市和该等存托股及对应H股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遵守证券交易法规定的定期报告及其他相关义务所涉的较大行政负担和成本。 中国证监会对这五家企业退市做出回应称：“上市和退市都属于资本市场常态。根据相关企业公告信息，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以来严格遵守美国资本市场规则和监管要求，作出退市选择是出于自身商业考虑。这些企业都在多地上市，在美上市的证券占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计划不影响企业继续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央企仅剩8家，相信其余的三家公司不久也都会从纽约所退出。 中国五家央企集中退出纽交所显然是中国政府做出了决定，它表明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目前正值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五家央企退市决定又透露出中国政局怎样的变化呢？ 第一，美国证券监管迫使中概股退市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之前，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以国有企业为主。1992年10月，华晨汽车登陆纽交所，开启了中企美股上市的先河，这也是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1993年，上海石化在纽交所、港交所和上交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海、纽约三地上市的公司。此后，有上海二纺机、上海轮胎橡胶、深房集团 、马鞍山钢铁、华能国际等多家国企赴美上市，2003年上市的中国人寿是最后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大型国企。进入2000年，中概股开始以互联网企业为主；2010年至今，中概股上市的主角是各类民营企业。 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有261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总市值约为1.3万亿美元。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提出的议案在参议院一致通过。根据这项法律，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必须能够检查在美国市场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情况。包括亲自前往公司所在地检查所有工作底稿，并对相关公司的会计师进行监管。如果中国企业连续三年无法提供审计记录给美方检查，这些中资企业将推出美国证券交易所。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提出与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普遍账务造假有关。例如中国咖啡连锁店公司瑞幸咖啡。2019年5月，瑞幸咖啡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就筹集了5.61亿美元。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之初股价就飙升了50％。2020年4月2日，该公司财务造假丑闻被披露。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瑞幸董事会宣布已对其首席运营官可能伪造了3.1亿美元销售额进行内部调查。2020年5月15日，瑞幸咖啡接到纳斯达克的除牌通知。 美国监管机构一直要求获得在纽约上市中国企业的全部审计工作底稿，实质上就是审计财务报表期间汇总在一起的文件，但是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拒绝提供。 2021年初，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曾宣布，根据川普总统于2020年11月签署的一项针对中概股的法案，对中国移动ˎ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启动摘牌程序。上述三家中资企业已被停止交易，并将于2021年1月11日开市前完成退市。 蹊跷的是，纽交所于1月4日晚宣布，基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引”，不再推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下市摘牌程序。消息传出之后，三家中国公司的港股分别大幅反弹7%到8.5%。 但以上纽交所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已于2020年12月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中概股如无法遵守美国审计标准将难以继续在美国上市。在此前提下，中企撤出美股、回香港或中国上市将难以避免。 第二，中国乏力的经济反制 中国国企面临美国证券监管和中国政府国家安全监管的双重压力。中国认为，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涉嫌美国监管方跨境执法，掌握中资企业商业核心秘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一直对美国的监管要求持抵触态度。 今年初，英国《金融时报》曾透露，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机构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进行接触，中国政府有意做出妥协，以避免中概股全面退市，准备出台分类制度，目的在于确保中国公司能够遵守美国规定，让美国监管机构检查这些中国上市企业的审计文件。 今年4月初，中国证监会表示，拟修订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规定，明确企业信息安全责任，减少不必要涉密敏感信息进入工作底稿，并为开展包括联合检查在内的跨境监管合作提供便利。 路透社分析指出，这一修订释放出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积极信号，悬于中概股头顶的浓重阴霾似有云开雾散的迹象。 但佩洛西访问台湾显然激怒了中国领导层，决定不再妥协，如其让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将中国国企踢出纽交所，不如主动集体退场。所以，央企巨头的集体谢幕应该也是中国政府反制美国的有限措施之一，尽管软弱乏力。 第三，习近平已摆脱政治老人的控制 据悉，中共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五大央企从纽交所退市应该是中共政治老人与习近平政权博弈的结果。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 一是，与美国关系不再妥协。如果政治老人能够控制习近平，应该会缓和中美关系，为不断升级的中美对抗降温。但五大央企所为，显然表明中共已经放弃了妥协策略。 二是，中国将会继续对外开放，但不再以美国为中心。由于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不仅涉及到募集资金，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公司服从国际贸易规则和法律规范。五大央企集体推出纽交所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已经发生重大转变，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已经终结，习近平以政治安全为中心，内循环，国企为主体，民企为辅助的经济体制呼之欲出。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明白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但显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 三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应无悬念。北戴河会议是二十大前中共权力分配最重要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但显然中共政治老人已无力撼动习近平的权力。 综上所述，中国五大央企集体退出纽交所既是面对美国证券监管的无奈之举，也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软弱反制，同时也透露出中国政治变局信息。随着北戴河会议的结束，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已告一段落，习近平大概率将进入第三个任期，中国从后极权向极权回归将会全面展开，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即将到来。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正是江泽民重新让公安凌驾于检察院、法院之上》，介绍了毛泽东时代权大无边的公安部长的政治地位曾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弱化。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长只有三年时间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届国务委员，其他几位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他们在位期间，无论是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早已被明确为副国级待遇。所以说，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赵苍壁之后直到贾春旺的历任公安部长，至少从组织级别上均无凌驾高检和高法之上的资格。是从江泽民时代重用周永康开始，公安系又被重新凌驾于检察院和法院以及所有司法机关之上。 更有甚者，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虽说有大将军衔，但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党内最高职务只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行政最高职务也只是公安部长本身；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之初也是一样。而江泽民对周永康的安排，则是让他一开始就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三重副国级身份兼任公安部长。五年之后，周永康晋升正国级，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接替他公安部长职务的孟建柱，同样也是被安排为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 所以说，从让公安部长权大无比，凌驾于高检、高法以及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所有司法机关之上的角度，先不要说如今的习近平，此前的江泽民就已经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具体到重新强调“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上，始作俑者更是江泽民。而且中央政法委也是在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被从组织架构和权限范围上恶性膨胀。 二十多年前，笔者就已经在《乔石传》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在1988年5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已经宣布了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其职能只是“指导和协调”政法方面工作。“通知”中强调了“一般不开政法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赵紫阳当年一再强调的“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份通知正是在当时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的主持下起草的。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发出指示说：“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当时的邓小平还要求“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正是在落实邓小平如上指示的过程中，于198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内定接替陈丕显中央政法委书记兼职的乔石，又于1986年4月被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主管“刑部”的副总理。对照中国过去封建皇朝的吏制，乔石的这个副总理大概相当于“刑部尚书”一职。不过，在政府内有了副总理的名份，他这位党内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通盘掌管中国大陆所有司法部门单位。从法理上倒是说得通了，因为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等单位，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务院系统的。 接着，在胡耀邦、胡启立等人的支持下，由乔石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于1996年7月10日正式下发。 该通知中揭露：由于有的党员和干部不学法、不懂法，不重视法制，这就很容易产生“以言代法”的现象。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他们当中有的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损害法律尊严，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决议；有的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横加干涉，强制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者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调离秉公办事的司法干部；有的无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任意决定拘留和搜查公民，或者强令公安、司法机关去干一些非法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事，甚至把政法干警作为他们搞强迫命令和以权谋私的工具，等等。 所以，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机关应该认真听取和严肃对待党委的意见，但是，这种党内讨论绝不意味着党委可以代替司法机关的职能，直接审批案件。对案件的具体处理，必须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决定。对于司法机关依法做出的裁判、决定，任何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无权改变……。 在如上通知内容的基础上，当年，也就是1986年12月，赵紫阳亲自领导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例会，就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提出具体设置，认为：中央委员会中做政法工作的搞个小组，研究问题，有必要。省、市、县级，不必要。机构设置上即是保持作为议事协调机制的中央政法委，取消作为其办事机构的中央政法委机关。为将此机构调整信息以可见的符号方式标示出来，选择的方式与历来的政治惯例一致，即变更名称，将“实”的“委员会”改为“虚”的“小组”。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和十三大接受此方案，正式提出：在政法体制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中央政法委仍保留，但可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执行。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关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 十三大闭幕后，198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并由中央书记处制定《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对此进行实施。1988年5月，正式撤销了纳入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序列的中央政法委机关。原中央政法委承担的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更名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继续存在。不设办事机构，列入公安部编制。作为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连续性的直观体现，原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继续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此前的成员构成也基本沿革未变。 不过，此方案颁布后，在当时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撤销政法委机关的也只有9个。然后，“六四”镇压事件就把中国政治形势彻底改变了。 应该承认，如上回顾的这段“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运作过程，针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党委领导一元化”和“党委书记一言堂”现象，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六四”事件发生导致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后，中共中央即于1990年3月宣布，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在当时的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政法委员会恢复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主要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干预各部门的业务，使各级政府切实负起对所属的公安、安全、司法部门业务工作的领导责任，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1992年中共召开十四大之前，当时被邓小平内定接替万里人大委员长职务的乔石，曾和万里一起被邓小平找到家里谈话。邓小平告诉他们两人说，人大委员长进常委本来是十三大筹备时就在打算，只是因为党内争议太多，所以万里被委屈了。从十四大开始，人大委员长必须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要形成制度，形成（制度）了以后就不要变了。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 眼见此时的邓小平如此“识法”，万里和乔石都很受鼓舞，趁机提出了《监督法》的出台迟迟得不到党内共识的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党内对搞不搞《监督法》这样的东西有不同意见，主要是担心会因此动摇党的领导。以后委员长是政治局常委了，副委员长和常委们也是党内人士占多数，所以事实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用《监督法》监督一府两院，有什么好担心的？ 既然有了邓小平的首肯，为什么直到乔石的人大委员长职务被李鹏夺走，《监督法》仍然未能出台并最终在李鹏任内流产，一直是谜。直到乔石去世，也未能将谜底对外透露。 不过，自乔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向江泽民和李鹏转达了邓小平“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一“最高指示”之后，江泽民倒是同意了将1986年由乔石主持出台的那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重新向县团级以上党组织印发，要求遵照执行。 但是，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还是职责权限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本专栏的上期节目播讲的文章《中央政法委的前世今生》中已经介绍过在中共体制内所谓的“公、检、法”之序列排名，充分说明了公安从来是凌驾于检察机关和法院之上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法只有“治”，所以历任公安部长都是位高权重，从罗瑞卿到谢富治再到华国锋……。 首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他于中共政权建立后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长，一度还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和公安学院院长，继而又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大将军衔。1959年以后，罗氏被毛泽东封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其公安部长职务移交给了在军内已经官拜上将的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时任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兼政委谢富治。 1965年1月开始，谢富治开始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3月开始陆续被毛泽东安排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以及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公安部长，并以公安部长身份于同年8月7日在公安部全体干部大会上作讲话，全面否定中共建政之后的公检法的工作，指各地的公检法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发出“砸烂公检法”的呼吁。1969年4月开始，谢富治更是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等职。 在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1966年9月，一个名为李震的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奉命调进京辅佐谢富治，被任命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谢富治死后，很多人都怀疑谢富治是被暗杀，事实上谢富治确实是死于胃癌。周恩来亲自为谢富治所致悼词中还特别介绍说：“富治同志两年前因患胃癌，割治后，经医护人员尽力调治，家属积极配合特别是富治同志自己坚持与疾病作顽强斗争，但终因癌肿广泛转移，久治不愈，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十三时三十七分心脏停止跳动。终年六十三岁。” 多年后说起周恩来的这份悼词时，一位中共党史专家感慨说：那样一个极度畸形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病去世后，还会公开病因。现如今无论是退休元老还是在位领导人病逝后，居然连导致死亡的病因都不敢公开。就只一句“因病医治无效”。 按照当时的一位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的说法，1970年谢富治被诊断出胃癌。同年6月前后第一次住院，被周恩来亲嘱“先把公安部的工作移交李震同志”。 1971年初，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被撤职。在请示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宣布将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谢富治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此后的谢富治虽然未再从李震手中接回公安部的主理工作，但李震事实上是在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后才被正式宣布为公安部长的。 1972年3月29日举行了谢富治追悼大会，天安门和新华门都降半旗致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当日头版通栏刊登的《首都隆重举行追悼谢富治同志大会》中说：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的花圈和中共中央献的花圈，参加追悼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江青、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周恩来同志致悼词，说“谢富治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悲痛”。 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谢富治和康生进行审查的决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审查结束后，中共中央把谢富治的罪行向社会进行了披露，并撤销周恩来所做的悼词，同时还开除了谢富治的党籍，并下令将其骨灰盒移出八宝山。 1981年，中共当局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名确认谢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经逝世，免除了刑事责任。 请注意，这个谢富治也是迄今为止的历任中共公安部长中唯一的一个重大犯罪分子—-反革命集团主犯。参与给谢富治定罪的主要人员之一就是日后担任了两年多时间公安部长的刘复之。详见后文。 谢富治死后，他的公安部长接班人李震于1973年10月21日突然“自杀”。这里把“自杀”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李震之死至今是谜。 李震死后，新任公安部长是由毛泽东钦点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从1976年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继续兼任公安部长，直到1977年3月，才把公安部长一职交给了赵苍壁。 这个赵苍璧是中共政权的“老公安”出身，从当年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科长开始，历任陇东专区保安处处长、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副处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处长和北平市公安局三处处长等职。 中共建政后赵苍璧先后在北京、南京、重庆等地的公安部门工作。1955年4月，出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次年，进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并兼任四川省副省长；1959年9月，升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赵苍璧受迫害，被关押；至1972年，才恢复工作，旋即出任四川省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也就是说，到此为止的赵苍壁，虽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但也还只是一个副省部级干部。好在他当时的上司，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及时向华国锋力保，说他赵苍壁是接掌公安系统的最合适人选，才让他有了晋升机会。 1977年3月，赵苍壁被正式宣布接替华国锋出任公安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组书记。1983年1月起，又兼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是中共武警部队仅有的由非现役人员担任的政委。自赵离任后，武警部队增设“第一政委”，专门由非现役的公安部部长兼任，而武警政委则由现役将领担任。 赵苍壁在位公安部长期间，其党内最高职务只是普通中央委员。但1982年10月才被安排进入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次年6月就被邓小平下令直接办理了离休手续，原因就是当时的邓小平急于把公安部长职务转交给公安部“文革”前的老副部长之一刘复之。 这个刘复之出生于1917年，其实只比被他以“干部年轻化”为由接班的赵苍壁年轻一岁，但他的背景是中共盘踞陕北延安时期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的秘书。从邓小平身边离开后即在邓小平的部队里担任过锄奸队长之类的职务，令邓小平一直都感觉十分可靠。 前面提到的文革中期的谢富治的公安部长继任人李震死后，周恩来开始时坚决认为是“他杀“的，并把刘复之，以及刘复之和李震的秘书等人认定为谋杀李震的重要嫌疑人。刘复之本人和他的秘书为此被周恩来下令关押了两年多时间。 日后又把李震死因认定为“自杀“后，刘复之还是被继续关押了一段时间才被放回公安部，但并未复职，而是继续接受审查和批判。2013年8月刘复之去世之后，中共当局给予他高度评价，同时把他文革中被周恩来亲自下令关押的那经历说成是“刘复之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虽被关押，但毫不妥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革结束后，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刘复之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和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任文化部党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第一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1982年4月，刘复之被任命为司法部党组书记，同年5月兼任司法部部长。1983年2月兼任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担任公安部长的时段是1983年4月至1985年9月。期间于1984年10月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这是中共执政史上首次由公安部部长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但一年后随着刘复之的公安部长职务被阮崇武取代，本人成为中央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直到江泽民时代的周永康为止，期间包括阮崇武在内的好几任公安部长都未再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刘复之在担任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期间，都只还是正部长级待遇。但就是因为邓小平的力主，本来在1985年10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经由十二届中央委员退居二线成为中央顾问委员，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也只是继任中顾委委员的刘复之，居然在1988年3月过71岁生日的当天，又因为邓小平的钦点而升任副国级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党组书记，政治生命得以再延续5年。 迄今为止，中共政权已经有过13任最高检察长，刘复之是唯一一个在位期间不是中央委员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整个邓小平时代都没有令公安部长的权力和地位再度恶性膨胀。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长只有三年时间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届国务委员，其他几位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他们在位期间，无论是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早已被明确为副国级待遇。所以说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赵苍壁之后直到贾春旺的历任公安部长，至少从组织级别上均无凌驾高检和高法之上的资格。 而接替贾春旺的周永康则在内部被决定为公安部长继任人选的同时被安排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次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其权位等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罗瑞卿和谢富治。所以说，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公安凌驾于检察院、法院及所有司法机关之上的始作俑者，正是江泽民。更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不顾陆委会的劝阻执意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在中共包围台湾的军演，发表对台白皮书之下，访问中国是不识时务之举，问题很严重。 作为国民党的副主席，作为曾经的国防部与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作为前陆委会主任的夏立言此时访中，对中共来说无疑是对台统战成功的象征，使得本来因美众院院长佩洛西访台踏破中共底线，发动报复性军演没有让台湾地动山摇，反而让台湾军民同仇敌忾，而灰得土脸的中共有了一点颜面。让人错误地认为军演让台湾害怕了，国民党举着白旗到中国磕头求饶，响应“一国两制”来了。虽然夏立言并没有说会与中共官员会面，主要的是看望台商，台生，台眷进行餐叙，坐谈。但这样的说辞完全掩盖不了为中共背书的实质。 前段时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访美国，信誓旦旦地说国民党从来就是“亲美反共”的，说国民党亲共是民进党栽脏。那么当佩洛西议长访台，中共军演，正值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你派副主席到中国干什么去了，难道是去表达中华民国的主权不容侵犯，佩洛西访台表达了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谁可以访问，谁不可访问不是你共产党说了算，而是台湾说了算。相信借一百个胆子夏立言也不敢说。这次访问只能是对中共的输诚，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奸贼行为，国民党难道要做打台湾的带路党不成。夏立言访中为台湾社会所不耻。娘要嫁人，天要下雨，夏立言决意卖国求荣也没有办法。 年底是台湾“七合一”选举，本来国民党在市县的选举中民调已经相当不堪，夏立言访问中国，必将使国民党仅有的一点支持率也将丢失殆尽。为此国民党青壮派议员连署反对夏立言访问中国。希望他聆听基层的声音，“放过国民党，不要折磨国民党”。理性的国民党人知道如果夏立言执意访问中国，国民党这次选举将被他彻底玩完。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表示，既然夏立言执意到中国，那么希望他在公开场合说明立场“不要总是想用武力来威胁台湾，台湾不吃这一套，中华民国是台湾所有人的共同信仰，台湾所有人会努力的来捍卫这个信仰、中国当局应该努力的去照顾好自己14亿人的生活，共谋两岸的和平、台湾会秉持中华民国价值的理念下，决定自己的未来。” 国民党被称为蓝营，实际上今天的国民党已经是红营了，成了中共的花瓶党。这顶红帽子不是民进党给他戴上去的，是他自己执意戴在自己的头上的。国民党如果真的如主席朱立伦所说是“亲美反共”，那么夏立言违反了国民党的不接受“一国两制”，“亲美反共”政策，应该将他开除出党，以此为国民党挽回一点信誉。当然在国民党内亲共卖台之贼不是一个夏立言，多着去了。国民党要重拾民意，要将这些台奸统统开除出党。台湾的危局不在于中共的武力，而是在于吴三桂式的人物。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江西交通官二代周劼炫富坑爹馀音犹在，抖音上又出了一个名叫张师嘉的疑似红四代衙内高调炫富。 比如14岁就买兰博基尼，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北京101中学为了他加入乐队甚至专门为其签订了五方协议等等，最唬人的就是他称邓小平公子邓朴方叫爷爷，还有照片为证。这显然比晒吃晒喝晒领导请抽烟的周劼衙内，不知高了多少个层级。 更好玩的是，张师嘉坑爷爷的做派，即便是在被网友疯转之际，依然在网上被挂了近一天。雷厉风行的网信办，一度罕见的保持沉默，直到舆论持续发酵，网信办才祭起剪刀手，全网查删。 街头中南海观察师们称，这可能是北戴河习邓权斗的衍生物，借此敲打邓家等等。我离中南海太远，俗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此说法不予置评。 习近平掌权后，一脚踢开邓的韬光养晦战略，高擎毛氏的斗争大旗，邓家确实有失势的趋势，但我也坚信一个常识，瘦死的邓家比骆驼大。这不，红四代张衙内就说过，“勤劳可以致富，但致富不一定非要勤劳。” 他只是说了一个他身边的常识。 张衙内是红四代，我也是红三代。按照党国逻辑，他应该叫我叔。 我的两个爷爷辈跟他祖祖邓小平一样，从长征死里逃生，再到延安。区别是，他祖祖有马，有勤务员，还有高干特有的星期五生活日（一周一次的好吃好喝加女红军），而我的爷爷们只有脚和饿肚皮，外加妻离子散。到延安后，我爷爷们就是负责在延安保卫他祖祖那个级别的人。 再后来，我的爷爷们就消失了，尸骨无存，他祖祖后来就进了北京城，虽然挨过毛氏的整，但总算是封妻荫子。而我祖祖则几十年如一日坐在大山深处的家门口盼两个儿子归来，死不瞑目。门口挂著一块“光荣烈属”的牌匾，但自己的大儿子，却饿死了。 如老邓六四镇压后说的那句话，江山是几千万共产党人拿命换来的。是的，他们的江山，我爷爷们的命！俗称炮灰。而我不想当炮灰，所以润（run）到了海外。 但网民们要是兴奋这次终于逮著了一条大鱼，那也真是天真得可笑。 张师嘉的傲慢，其实只是党国豪门子弟的常态。从红色帝国诞生的那一天起，承接的都是历史上帝王将相的衣钵。从林彪之子林立果“选妃”，北京四中高干子弟打死校长卞仲耘，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人，和几百年前贵胄子弟肆意草菅人命并无两样。 张师嘉被深度人肉、甚至是被挂在网路上示众近20个小时，仅仅是因为他们家那条直通中南海的电话线已经没了，即便是网信办的跑腿，也不再把他们当一棵每一秒都必须仰视的大葱。如牛群遇到狮群时，老残病弱的那一只，总会成为弃子。 这只是党国通用的社会达尔文生存逻辑，不信你挂一下习近平的女儿试试？我可以肯定，你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已被肉身删除。 所以，吃瓜就好了，别当真。 如果只是把张师嘉定义为败家孙子，是不公平的。至少，在张衙内的炫富贴文中，我还看到了一丝高高在上的忧伤和顾影自伤的真诚。从不缺女朋友的他说，“你们羡慕豪车内的我，我却羡慕你们电动车上纯真的爱情……”。 说得跟真的似的，让我这种有过电动车爱情的过来人都感动了。 但是，张师嘉先生，我想提醒你，在当今的祖国，特别是在高房价的上海、北京，绝大多数在电动车上的男人们，已经不太可能有爱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政法队伍号称是其“刀把子”，由中央政法委执掌。过去周永康身兼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号称第二权力中央，权倾一时。在习近平上台后，政法委由孟建柱和郭声琨两名江派背景官员先后把持，结果其下边被习近平挖出孙力军等“野心膨胀”者，非同小可。在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打破帮规制约谋连任，成为党内最大一桩事。而习的亲信王小洪动静出现多处异常，或埋藏政法委不寻常内战。 王小洪在政法委排名异常 被视为习近平铁杆心腹，从福建开始就是习的安全护卫的王小洪，去年11月顶掉赵克志的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今年6月24日再接任公安部长，同一天，已经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这打破了此前三任公安部长至少隔两个月才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规矩。 目前中央政法委领导成员的排名有些蹊跷：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政治局委员，副国级），下边是前所未有同时并列的两名副书记，赵克志（国务委员，副国级）在前，王小洪（正部级）紧跟其后。 下边是7名政法委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副国级）、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副国级），然后是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国安部长陈文清、司法部长唐一军、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 最怪异的地方就是王小洪的排名，他是正部级官员，却因为是副书记而力压周强和张军两名副国级大员，特别是周强是“老中央”，连续当了四届中央委员，却屈居王小洪之下。 王小洪被视为习近平铁杆心腹，从福建开始就是习的安全护卫。（图片撷取自Youtube／明镜新闻台） 王小洪拒不参加郭声琨主持的政法委例会？ 7月29日，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的讲话。官方报导显示，赵克志、周强和张军均出席会议，但新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缺席。 按说，除非外访或有病，王小洪不应该缺席，但两点都不是。唯一原因是王小洪主观上不想参加。如果是这样，王小洪此举不但是不将上级领导郭声琨放在眼中，也是看不起被他顶掉的赵克志，以及被他压在下边的两名副国级高官周强和张军。 王小洪这么牛，有习做靠山是一方面，王小洪认为自己够硬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一直掌控的公安部特勤局，用枪权更大。特勤局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中共中央副国级和部级的领导人，不如说是习近平让王小洪用武力控制了这些高官。 王小洪与赵克志职位交错有心机 作为胡锦涛时代重用的老臣赵克志，在王小洪上位路上可谓丢盔弃甲，十分狼狈。 在接连丢了公安党委书记和部长后，赵克志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一职虽然还挂著，因为多了一个王小洪，他就是被悬著，还剩下国务委员。 至于赵克志还有一个重要的港澳小组副组长头衔似乎也没了。 在王小洪6月24日正式获任公安部长次日，两家香港亲北京港媒提前“免去”赵克志的港澳小组副组长职务，加给王小洪。 香港《明报》6月25日发文标题是：“习旧部王小洪任公安部长接替赵克志兼任港澳小组副组长”，《星岛日报》同天的发文标题是《王小洪任公安部长兼港澳事务副组长》。后者更直接说，“香港2015年修例风波之后，公安部长同时担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大外宣媒体敢这样报，很可能已是事实。王小洪“七一”秘密随同习近平到访香港，或间接证实这一点。 不过，赵克志另一些比较闲杂的职务，王小洪却未按惯例接过来。比如中共国务院安委会7月11日开会，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赵克志出席。也就是说，王小洪作为公安部长却不参与国务院安委会。另外，历来由公安部长担任的兼职——禁毒委员会主任，王小洪也没要，还是由赵克志担任。 王小洪不兼这些职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赵克志到明年3月两会才退休，王小洪本来就是提前抢班夺去警权，如果再将赵的所有职务拿过来，吃相也太难看；另外赵克志如果没事可干，䁁在官场几个月也实在太难堪；再者，王小洪可能根本看不起这些职位，他还想谋夺政法委书记大位，所以并不想兼安委会副主任这类闲职。 政法委书记权位争夺混战 1954年生的郭声琨，到中共二十大将退位。有关郭的接替人选，目前已被猜测多个。 其一就是在政法委排名在赵克志之后的王小洪（排在王小洪之前的赵克志生于1953年，加上又是失势者，可以排除）。已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王小洪有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明年3月两会上再兼国务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达到孟建柱和郭声琨的仕途终点位置。 其二，曾传出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但周强本身因为卷入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的干预司法丑闻，勉强由习近平保住，如今又已被压在王小洪下边，况且也不是习的人，上位可能性不大。 其三是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笔者之前讲过，习近平亲信在中共党内成形的两个权力集团，分别是福建帮和浙江帮，习家军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 福建帮中，目前风头正盛的是新任公安部长王小洪。浙江帮中、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于2018年3月被习近平安插在中央政法委，形同政法委的监军角色，架空江派的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政法委的日常运作都是陈一新操盘，特别是在政法系大搞整风。 7月27日，陈一新在党刊《学习时报》发文大谈“政治建设”，称最重要的要求是“坚决听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并要求官员“政治上忠诚核心”“行动上捍卫核心”，等等。陈一新可能正发力谋在中共二十大上位，与王小洪抢夺刀把子掌控权。到底谁胜谁负，可能不止是谁更能表忠心的问题，而且会在内斗中出现“王陈争功”。 “刀把子”老人在内斗中被抓住要害 陈一新是中共政法系的整风操盘者，就在7月27日的党刊发文中，他还声称“政治建设最急迫的问题：彻底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 而王小洪则是公安部成立的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项领导小组组长。 这两个角色的操作可能令两名老领导——郭声琨和赵克志，胆颤心惊。 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高新日前在文章中爆料说，孙力军事件发生之后，去年2月4日，中央第一巡视组组长许传智向公安部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时，指责以赵克志为首的公安部党委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馀毒影响不到位。而赵克志也当场认怂，多次强调要推动深挖彻查，但许传智仍然继续指责，逼得赵克志不得不主动向中央递交了提前交班的书面请求。 据传当年孙力军能够从上海调进公安部，背后是时任上海市长韩正和孟建柱合力所为，孙力军曾是韩正的英文秘书。这帮人皆是江派人物。 郭声琨也参与了对孙力军进行接力提拔。孙力军是在赵克志上任公安部部长几个月后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这项人事其实应是在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手上控制。 如此一来，习近平在政法系的“两把刀”——王小洪和陈一新，分别都控制了等待下台的郭声琨和赵克志的平安著陆的要害，也就是孙力军问题。 不但如此，还有一个很早就传要落马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在被控制中。至于要不要真的拿下，就是习与他们的帮派在二十大前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问题。 其实，无论是过去的周永康，还是后来拿下的孙力军、傅政华等大帮政法老虎，就包括王小洪这一帮新上来占位的，许多都属于红朝酷吏，是迫害人权的狠角色。目前他们的狗咬狗，只是一幅中共末日败相图中的局部而已。 （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美国众议院长裴洛西率团访台后，引发中共一连串强烈反制行动，从军事、外交、经济、政治等层面对台湾实施制裁，其影响范围相较于过往，强度更深且更广，对于美、中、台三方关系更加复杂。特别在军事上，共军不仅连续三日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七大区域的军事演习，形成封锁压迫之态势，也首度打破台湾海峡中线的游戏规则与挑战“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 的外援军事干涉能力，以及接二连三的认知作战网路攻击行动。之后更声明将持续实施常态海空域实战化联合演训，对外恫吓警告意味相当浓厚，并企图改变目前两岸和平的现况，也让台海冲突氛围不断升级。一旦开启战端所带来影响效益，将远超越俄乌冲突，正验证了经济学人日前所提到全世界目前最危险地方，就是台湾，显然成为大国竞争的场域。 然而，此次军演除看见共军对台湾进行一系列“准战争边缘的文攻武吓”之外，不妨反思中共今年十月正值举行二十大之际，攸关习近平是否能够打破惯例延任掌权，仅就因为单纯访台事件，而如此大动作对外部展示军力肌肉，以下就本次观察军演之政治意涵进行研析: 不满内部疫情、经济衰退与斗争声浪不断 转移枪口一致向外策略 从历史的视野检视，中共近期内部动荡的讯息层出不穷。首先，中共去年建党百年贺礼消失了，回顾习近平曾在百年党庆发表演说宣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脱贫”及“抗疫成功”政绩都失控。今年三月上海各地区疫情大爆发，实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并展开一连串严厉封控的措施，防止疫情扩散，但却让内部经济急遽下滑与各地人民上街抗议此起彼落；就在此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紧急召开“十万人全国性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企图挽救内部经济衰退发生。 此外，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中共染疫人数与死亡人数仍不断增加上升之中，已由全面清零成为失灵之状态，其内部海南三亚、西藏等各地疫情再度爆发；同时，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指出目前在山东、河南一代接二连三发现新型“琅琊”立百病毒感染事件，死亡率远高于目前新冠病毒，而影响层面仍有待后续观察。 其次，近日中共河南省发生金融风暴，存户上街抗议，房贷风暴扩大91座城市，导致市场失衡问题再次浮现，目前已成为内部不定时炸弹之一，将可能引爆另一个政治危机。最后，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后，不断进行对内部铲除异己与打击贪腐行动，相对而言亦树立许多“反习阵营”的不满与权力争夺。 值得一提的，习近平以引为傲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政绩，却因这次俄乌冲突与全球经济衰退之影响，导致许多穷国陷入债务危机。另外，依据上海复旦大学统计研究，目前约有四千多亿欠款恐将成为呆帐，也可能引发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经济稻草。简言之，在这一场军演之中，不难发现中共为了掩饰内部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政治斗争态势，导致习近平连任将面临重大挑战与困境，以党指挥枪，掌握解放军与国家机构，全力动员政治与军演之大内外宣传，利用台海议题，迫使国内枪口一致向外策略，以化解内部不满压力，奠定国家领导者地位。 打造勇于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彰显习氏强国战略成果 从军事战略角度审视，中共这次大动作军演，虽然演习区域定调为台海周边地区与扩大在渤海、黄海等地训练，展示军事打击力量精准性。但其主要政治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次实战化东风导弹系列与战机及船舰多项科目的演练，已突破第一岛链能力与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传递对外来势力介入台湾问题、钓鱼台争端、南海争议之警告讯息，凸显出对美国、台湾、日本当局的不满，并排除外部势力干预有关中共所谓的“发展利益”，形塑挑战美国在国际霸权地位，并彰显习近平所打造军事强国政绩的总验收。 另外，根据美国兰德公司在2020年7月所发布《中共大战略-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报告指出，其中共核心目标将在2050年打造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富裕、科技先进、军事强国。当然，中共未来在30年之中，可能出现四种情形：巨大成功、崛起、停滞或崩溃。再者，这四种情形可能产生的美中关系包括：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或方向分歧，尤其文中特别强调美国必须谨慎面对中共崛起。诚然，未来美国在国际霸权地位也将逐渐退位，而2049年正是中共建政100周年，亦是第二个百年，中共将取而代之美国在国际所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然而，后续发展是否如研究报告所言，或者是中美双方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大国之间的角力发展。 紧抓民族与爱国意识 营造以习核心团结氛围 从国家战略方向检视，中共之前所颁布的最新《国防法》与习近平在百年党庆重大演说之中，早已埋下对于外部势力的极度不满的伏笔。除了宣告国人之外，更要宣示给全世界听，特别针对外势力措辞强硬，更说明:“强国必须强军”；“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由此，可发现中共对外部势力态度大幅改变，其国家战略模式也已经转向强硬，由往“积极防御”转向“先发主动”的战狼战略。因此，这次军事演习可发现广度与力度超越过去规模，以及配合运用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营造中共时代已经来临，洗刷过往百年以来积弱情形，不再受到外部势力打压与欺负。 同时，中共军事改革之后，进行一系列所颁布或修订新的《宪法、国防法、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海警法、兵役法、陆地国界法、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等法条之中，更说明了中共为了发展利益，军事战略将采取“以法后兵”与“师出有名”策略，展开对外部发动局部冲突，且不惜发动战，以获得最大国家利益。此外，这次军演后，随即中共国台办及国务院共同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再次强调不放弃使用武力犯台，特别针对打击外部势力干涉与分裂分子。换言之，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之前，不论对内或对外势必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并将民族主义气势拉至战争边缘，以巩固其政权的延续性。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面对中共本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共机、共舰穿越海峡中线与突破第一岛链，都是前所未有之情形，而未来国际局势变化则会更加险峻。我国除了思考应如何承受第一击后，依然能够继续反击，并落实战力防护、降低战力战损、维持最大打击力之外。同时，应让国人了解中共军事演习后的政治目的与操作手法，进而提升防微杜渐的敏感度，知敌制敌，巩固我民心士气与团结向心，以确保台湾民主价值与国防安全。 ※作者为国防大学共教中心老师 （全文转自上报）
我观察了很多关于佩洛西议长访台的评论，发现其中的几个关节点没有被注意，特此指出以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佩洛西议长四月份就准备访问台湾，因病推迟了行程。可很多媒体误认为议长女士害怕中共。等到八月访台的消息透露出来，拜登总统说可能时机不好。这下子习近平的战狼们像打了鸡血，认为美国就是怕中共，佩洛西议长肯定不敢访台。他们以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在北戴河会议中给习近平同志加分，而没有考虑到拜登总统的犹豫，很可能是个陷阱。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制，总统不能命令议会，用老百姓习惯的话说就是：总统管不着议长。 小习同志这一次的误判，造成了中共把宣传搞到了极限：话说得太满，无法回头。佩洛西不动声色地来到了台湾，会见了总统和各界人士包括芯片行业的领袖。下不来台的小习同志恼羞成怒，又是导弹，又是军舰、飞机的，动静比1996年那次还热闹。什么结果呢？台湾没被吓住，老百姓日子照常，只是加强了练兵，提高了准备反抗武统的行动。 大陆人民的反应就奇葩了。沉默的大多数就不说了，一向支持习近平的爱国粉红们可就不满了，如丧考妣，就像挨了当头一棒，对解放军的软弱痛不欲生。小习被他的战狼们忽悠得五迷三道，手足无措。他们又犯了一个错误，又一次误判了形势，断绝了和美国刚刚恢复的沟通交流。这让中美关系再一次跌入谷底，让亲共的媒体专家学者政客们，不得不又一次乖乖地闭嘴，让中共内部的绝望情绪再一次上升。 有一些评论说，佩洛西访台增加了台湾的风险。什么海峡中线呀，导弹飞越呀，军演常态化呀，等等。但是台湾人民却淡然处之，歌舞升平没什么反应。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海外媒体大多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平时也不关注台湾事务，在那儿大惊小怪。中共对台湾武力威胁是今天才有的吗？台海的紧张形势是昨天才开始的吗？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务多了不愁。台湾人民的反应才是正常反应。 出乎习近平同志的预料之外的还有，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因为这次中共的愤怒反应，清醒了不少。更多美国政治家和人民认识到，中共的武力犯台，不仅是嘴上说说而已，必须认真对待。类似于二战时期的租借法案，有可能因为习近平同志的推动而顺利通过。台湾人民在歌舞升平之下，也增强了保卫自己的意识，很多年轻人参加了业余的军事训练，这为全面反抗解放军犯台，增加了有生力量。欧洲各国也迅速表明了态度：如果解放军武力犯台，必将全力支持台湾反抗侵略。这些对于中共，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习近平对于这个大大不利的形势会做什么反应呢？一种理智的反应是缩回去，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和战狼外交，恢复对美国韬光养晦的欺骗政策，那也许能挽回内外交困的形势，稍稍恢复国际国内的平静和经济复苏。但这样他如何向北戴河会议上的元老们交代？如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下台可能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把他送回陕西去进行再教育。 如果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放手一搏，进而加大台海危机，或者仅仅是媒体观察家们说的那样，把台海危机常态化，继续和全世界对抗，那共产党的日子就算是过到头了。我们希望他采取哪一种做法呢？用战狼外交官的套话来说，就是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