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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18 日
俄乌战争以来，由于北京不肯明确站到西方阵营一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大受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限于嘴炮，实际上经贸来往反而比以前更密切。这有西方媒体的报道为证，德国最新公布的进出口数据都显示了这一事实。 脱钩是政治表态 经济依赖是现实需要 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德国就开始检讨自身与中国的关系。有关让德国经济减小对中国市场依赖性的讨论不断，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备受各种批评指责，例如大众汽车——2021年，大众汽车营销额的44%来自中国市场。但事与愿违， 8月19日，路透社援引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德国面临着政治压力，要求其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德国经济在2022年上半年还是变得更加依赖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逆差均达到了新的高度：2022年上半年，中国在德国进口商品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3.4%上升至12.4%；在这六个月期间，德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价值同比激增45.7%。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跃升至近410亿欧元，这一差距到年底将会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显著放缓，并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中国市场开始出现更多的本地生产化趋势。这份研究还指出，今年1月至6月，德国在中国的投资达到了约100亿欧元，远远超过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62亿欧元。 IW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是经济学家尤尔根·马特斯（Jürgen Matthes），他得出结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要比中国经济对德国的依赖要大得多。”因此指出，由于中国在俄乌战争上支持俄罗斯并对台湾施压，德国必须减少与中国的经济来往，但事实表明，德国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必须避免在中国的业务出现“大到不能倒”的局面。 另一家德国智库近期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如果欧盟和德国与中国在贸易方面“脱钩”，德国将遭受相当于英国脱欧时（的德国）6倍的损失。 对德国眼下的困境做出判断，德国对华政策政治与经济成皮肉分离状态：无论是这份研究报告，还是近来德国总理的表态，均呼吁德国企业减少或不要过于对中国依赖——这是“皮”。但德国经济依赖中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却在进一步加深——这是“肉”。 新德国崛起需要旧商业模式结束 德国成为欧洲的经济支柱，在欧盟当中享有话事权，全依靠1990年代全球化以来的经济快速成长。企业界与经济学界都承认：由于全球化的关系，德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巨大的中国市场、让自己一直居于世界GDP前四之列（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德国曾位居第二），从未掉出这个名次。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经济形成两大特点：1、德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2，它也使德国经济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其中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性尤为严重。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20%的煤炭、35%的石油和50%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正因为具有第一大优势，德国能够率先实行不计成本的绿色能源计划。 今年2月下旬俄乌战争发生，美国、欧盟联手对俄罗斯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全方位经济制裁，使德国的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发生动摇：首先，由于能源价格飚升，德国迎来史上最高通胀。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德国通胀率已连续5个月超过7%，5月最高达7.9%，创1973年12月以来历史新高。其次，从默克尔上台伊始，逐年投入1万亿欧元的绿色能源计划濒临破产。不仅原来列入非绿能的天然气、核电全部漂绿（Green Washing），还要开启空气污染祸首的煤矿用来燃煤发电。 7月8日，德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之一Uniper集团正式向政府提出国家援助申请。自俄乌战争以来，Uniper集团表示为填补能源缺口每天都在损失3000万欧元，预计今年亏损高达110亿欧元。7月上旬，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绿党）不得不宣布，提升天然气紧缺警戒级别，启动德国天然气紧缺应急方案第二级“警报”，把天然气定义为“稀缺商品”，并宣布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包括限制使用天然气发电，转而更多地利用煤炭发电。 也因此，德国用煤激增。据福布斯8月23日的报道《俄罗斯制裁扰乱欧洲市场和能源安全》（Europe’s Markets And Energy Security Disrupted By Russia Sanctions）所引资料，德国禁买俄煤之后，转而向南非与世界第四大产煤国美国购买。“欧盟现在正在从南非购买煤炭。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对欧洲的煤炭出口在 5 月份增长了 140% 以上……。美国煤炭出口联盟表示，到 10 月，美煤运输量将需要比现在高得多。”…2022年，大部分欧洲国家将支付相当于GDP 13%的能源费用。 文章引述多位专家的话：欧洲正变成西方国家中的第三世界。 德国企业界的纠结：离不开中国市场 看德国的纠结，德国之声应该算个窗口。在《德语媒体：德国离不开中国市场吗？》（2022年3月11日）这篇文章中，重心是“由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一边倒的表现，德国经济界普遍担心，一旦中欧关系急剧恶化，失去了俄罗斯市场的德国企业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失去中国市场。”该文援引《法兰克福汇报》一篇题为《中国风险》指出：”表面看来，德国经济确实对中国市场有极高的依赖性。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连续第六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总额高达2450亿欧元，比上一年递增了15%。尤其是手机、游戏以及服装类产品的进口量急剧攀升，已经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德中两国的国民经济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和主要向德国输出天然气和原油的俄罗斯不同，德中经济的密切联络主要体现在企业层面的合作上。” 5个 月之后，德国仍然陷在对中国市场需要的纠结当中。8月25日，德国之声又发表《分析：俄罗斯侵乌战争与德国的“时代转折”》，前半部分是谈俄乌战争以来，德国政界下定决定增加军费、切断俄罗斯能源、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催生一个“新德国”。但结果是还必须冒政治正确之大讳，继续使用俄罗斯天然气，无法离开中国市场：“过去数十年的商业模式可简述如下：使用来自俄罗斯的大量廉价能源，将中国的初级产品变成高质产品——并主要出口到中国；中国是最重要贸易伙伴；整个经济部门都依赖中国市场；其它领域的供应链也依赖中国供应商。这样的模式如今开始动摇。” 全球化三十年形成的经济模式，不是想改就能立竿见影收效。仅以中国市场而言，不仅德国、澳大利亚，就连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过去西方世界是政治、经济分开考量，俄乌战争发生后，终于发现分开考量也会有问题，平常还可以无视那些深藏的矛盾，一旦有事，自身就会因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而精神撕裂。
前天是知名中国作家、剧作家老舍的祭日。距离他文革中投湖陨命56年了，朋友圈里寥落的几句哀悼，很快又湮没于铺天盖地的晒吃晒喝的图片和短视频中，无迹可寻。 虽然这时候，嘉陵江几近断流，洞庭湖晒干了，山火席卷重庆，1000多万重庆人顶著40多度的高温测核酸，却不敢对酷热下对断电限电说半个不字，但他们会骑车摩托车去表演灭火，美其名曰：“血性的重庆崽儿，雄起！” 其实我很为他们担心。我知道，3年前攀枝花27名去扑灭山火的消防官兵尸骨未寒冷，他们的亲人就成了维稳对象。至于第二年死于攀枝花又一场大火的几十名民间志愿者，更没掀起一丝涟漪。 这就是中国社会真实的断面，血腥而冰冷。 30多年前我记住了老舍，是因为他的《龙须沟》是中学课本的标配，但文章中那赤裸裸的宣传歌颂，让我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直到后来看见了《茶馆》中那些从底层百姓之口说出的台词，比如，“大清国要完，我爱国，可国爱我么？”等等，振聋发聩。再后来，我看见他写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宣传北京郊县陈各庄农民科学养猪，对他的那点好感，就又崩了。 从创作《龙须沟》到《茶馆》，再到《养猪》，前后只有16年。期间可见他努力匍匐在地，用文字努力“养猪”以屈就党的美学标准，但最终还是没能换来生机。也许，相比于被打死和被迫跳楼，投湖，也许是一种更少痛苦的方式。 最近，知识份子圈掀起《茶馆》台词热，大约相当于指桑骂槐。一万多个汉字，你有剪刀手，我有春秋贴；你有敏感词，我有谐音梗。如此而已。 其实指桑骂槐这种文人的把戏，老舍在茶馆里也没少玩。比如借宋恩子那句：“我们就是大清，大清就是我们。大清啊 ，没有办错事儿的时候……”以及“现在想起来，大清国不见得好，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反映的何尝不是知识份子的恐惧与挣扎？ 恐惧是有原因的！投共后，即便是有著“人民艺术家”的马甲，但经历，并亲自参与了反胡风，批胡适、批批判俞平伯的血雨腥风中，老舍清晰地看见了自己可怕的命运。 所以，在他的祭日那天重读《茶馆》后，我原谅了他歌颂“陈各庄的猪”。 但如果我们只是将他的悲剧视为个例，那真的属于“常识欠费”。 在他死去56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大清国其实没完，无论是想发国难财的唐铁嘴还是大清打手宋恩子，以及铁拳下的芸芸众生，一个不落，都在！ 就连茶馆一角中“莫谈国事”的标语，都一字不变，只是现在不能公开说了，只能私信。因为连贴到墙上都可能被寻衅滋事。 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读书的，至少，不会读老舍的书。因为跟满屏的搞笑段子相比，他的文字太费脑。但随著近年来现实生活中被暴击的几率剧增，《茶馆》中的很多台词，也就成了段子，还顺带用谐音梗破了敏感词的功。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出现满屏的“大清药丸”。 短短7个月，从上海到海南、从东北到西南，西北，一直到青藏高原，百业凋敝，民生多艰，但哀声难以“出圈”。 而党的态度亦如《茶馆》中大清爪牙宋恩子的信心满满：咱没有办错事的时候！ 不怕你不信，只怕你不服！ 但可以确定的是，党国的这个自信让成千上万“莫谈国事”、只顾埋头觅食的精英岁静人士如梦初醒，慌不择路地找船票跑路。甚至连靠在网上骂美国的爱国流量大V翟山鹰，也赶紧带著收割底层小粉红的红利，润（Run，跑）到了美国。 他们心里都不想临死前还要去歌颂“陈各庄的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即将召开。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会将会如何构成？引起坊间的各种猜测和学者的严肃讨论。这里我谈谈我的看法。我的分析是基于正式的资讯与报道，不是根据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也没有任何“独家之秘”。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现在这七个是常委。习近平要连任总书记。按照“七上八下”这个不成文的规矩，72岁的栗战书和68岁的韩正都会退下来，留下两个位子给新人；其余4个留任。 有人说，20大，李克强会退，汪洋会留。我认为不可能，汪和李都是1955年生人，若按“七上八下”，两人皆可留。汪洋出生于1955年3月5日，今年20大不到68岁，但明年3月两会就68岁了。李克强出生于1955年7月1日，明年3月的两会也还不到68岁。因此，要么汪不留李留，不可能汪留李不留。既然汪李都退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很可能是汪李都留。 如果李克强留任常委，会担任什么职务呢？总理已经当了两届，按规定是不能再当了。2018年修宪只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没有取消包括国务院总理在内的其他领导职务的两届任期限制。因此李克强不可能再当总理，他很可能会当人大委员长。李鹏就是做满了两届总理然后转任人大委员长，这是有先例的。李鹏转任人大委员长后，在党内排名仍然是第二位，排在那时的总理朱镕基之前。如果李克强未来转任人大委员长，估计也会和李鹏一样，在党内仍然排名第二。 汪洋若留在政治局常委会，接下来他可能仍然当他的政协主席。他只当了一届政协主席，还可以再当一届。 入常只有两位新人。一位肯定是胡春华，我在上个月的一篇评论里研判胡春华会接替李克强当总理。不少人认为，胡春华那么年轻，一入常就当总理未免有违党内伦理。他们忘记了，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个60后在18大进入政治局，原本是元老们安排的隔代接班人，当时的习近平想必也没有拒绝。按照当年元老们的计划，19大胡春华和孙政才该入常，20大该轮到胡春华接替习近平当总书记，孙政才接替李克强当总理。我在2011年写文章分析说，18大赢家通吃，习近平的权势会远超江胡，因此习近平一定不会买元老的账。果不其然。在2017年19大前夕，孙政才被扣上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在19大上，胡春华也没能进入常委会；再接下来，习近平通过修改宪法，为自己无限期连任总书记铺平道路。这样，18大元老们的隔代接班人安排就被废掉了。可是完全废掉也不行，胡春华毕竟是当年元老们共同推举的，这么些年又找不出什么错处，又向习近平表示了效忠。因此，一个妥协的方案就是，在习近平连任总书记的前提下，让胡春华当总理。 另一个新科常委是接替韩正当副总理，估计会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且不说上海市委书记的含金量比重庆市委书记高，还有一点就是，李强出生于1959年，5年后就68岁了，这次不入常就没机会了。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出生于1960年，5年后67岁，还有机会。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是搞党务的，接替副总理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再说，丁薛祥出生于1962年，5年后刚65岁，21大还有机会入常。 有人说，习近平可能要打破“七上八下”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也有人说，习近平可能会把7常委改成9常委，以便塞进更多的习家军。我以为都不会。因为习近平打破惯例三连任，在权力再分配中独占了最大头，别的派系的人肯定是不满的，所以他不能一步走得太远，做得太过分。他需要把余下的权力也分给别人一点。再说，“七上八下”这个规矩对习近平是有利的，他可以用这一条把前朝元老们安排给他的高级同僚不需要找理由就一批批换下去，空出位子把自己的亲信安上去。 我研判，到目前为止，党国高层商定的新班子很可能是：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胡春华-国务院总理，汪洋-政协主席，王沪宁-书记处书记，赵乐际-中纪委书记，李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美国章家墩2001年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毁》一书以来，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崩毁的讨论当时马上成为学术圈讨论的热门话题。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一度使得章嘉顿的中国崩毁论黯然失色，与此同时的美国次贷危机却给人以美国与中国时空互换的大国地位变化之感。至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学术圈内鲜有人再提中国崩毁论，代之于中国何时超过美国的讨论。 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出现了下行的趋势。而后，特别是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出现诸多问题，中国开始预防灰犀牛和黑天鹅。2021年，经过习近平的一系列新政，中国经济突然灾难性下行，但这些经济上的逐渐发酵并无给全中国国民以直面的感同身受。直到2022年，动态清零在上海的封城，中国少数几个上交财政收入大户上海的停摆，再加上多地“烂尾楼”和银行拒付存款事件，才将多年积累的经济弊病雪崩式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十多年前，中国曾经爆发过一场“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的争论，争论的主角是林毅夫和杨小凯。林毅夫的主要观点是，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漫长研发道路，可以通过快速引进，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管是购买还是“抄袭”，“拿来为我所用”，以节约时间和成本，抄“近道”快速发展，后来居上。要做好这一切，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 杨小凯并不否定“后发”的优势，但杨强调，如果只是一味奉行“拿来主义”，从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研发，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跑，受人控制。所以杨主张把两种后发理论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尝到“后发优势”的甜头之后，迷恋上瘾，甚至误以为自己原本落后的体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进”起来。若是，恰恰中了“后发劣势”的邪。所以，杨更强调，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偏重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就是“后发”的劣势。 “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在美国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早有论述，林杨二人只是拿来在当时的中国做了引伸和具体化表述。作为两种学术理论，各有千秋。但在中国当时环境下，中国政府恰恰兴趣在不触动本身原有应该改变的制度下，直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在中国教育部的批示下，中国高校不能提及“后发劣势论”，更不能允许讨论，因为高层认为，那是“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战略的“变相攻击”，“后发优势论”则成为中国高校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不但经济系学生耳熟能详，其它专业的学生也必须牢记在心，更获得中国高层的赏识。在中共醉心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下，“后发优势论”直接上升为中共可以赶超西方的弯道超车基本经济发展战略。 至于杨小凯提到的后发国家赶超中所必须注意的制度模仿，有些学者据此曾言，只有先进行政治改革，才能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苏东解体后不同国家政治转型的不同结果和各自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比较，为后发国家的制度模仿提供了多样化解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孰先孰后，很难概括为一种普遍模式。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的困境，却使我们更多地看到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严重弊病以及更深领会后发国家发展的”魔咒“。 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年多前林杨两位争论的实践后果，中国一开始的向西方拿来主义，还是遵守了商业平等法则。但一旦中国人熟悉了西方的商业法则，他们并非是像西方同行一样遵守制约双方的商业规则，而是利用商业规则中的灰色地带，或者是公然违背契约精神，将学习变成“抄袭”，购买变成“偷窃”，引进变成“留下买路钱”。其对商业平等精神的违背，集中表现在加入WTO10多年后不仅没有完成当时的承诺，更可以追溯到当初时的承诺仅仅是为了得到批准的权益之计，而非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一场互为平等的贸易行为，最终演变成世界各国纷纷对中国不平等贸易的指责，直至最终引发川普向中国开启贸易战。 如果对中国四十年改开路程做一最简洁梳理，那就是对内大搞土木工程，对外廉价出口。西方各国是私有制，成本核算和资金来源限制了国家和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投资规模。中国的国家混合资本主义在种种违规利己主义指导下，依靠引进的国外资本和本国不计后果的银行信贷，催生了中国短短几十年的土木建筑繁荣。WTO的加入，又为低价劳动力成本制造的廉价出口商品，创造了占领世界市场份额的绝好佳机，这种结果迅速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这种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除了在对外方面造成和西方各国的紧张关系，在对内经济发展方面即是 过分依赖房地产。根据世界银行今年6月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分析报告，一般发达国家房地产投资比重是5%，超过10%就是畸形化。而中国从2003年的3%到2014年的14.8%，至2021年仍是12.9%。因为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房地产就是圈地卖地，运作简单，收入来的快,也保赚不亏。政府有收入，官员有回扣，发展商有利益，百姓有屋住，皆大欢喜。加之中央集权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专制体制，这几十年的房地产发展可谓风生水起，买卖兴隆。中国经济增长25%来自房地产及其供应链的各类活动，政府财政收入30%来自房地产，居民的财富88%来自房地产。房地产的兴旺，不但是中国政府片面发展房地产的畸形结果，也是这几十年吸收中国政府超发货币的一个最重要的蓄水池，其直接体现就是房价飞涨，更是许多西方人士从中国城市景观迅速改变，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强盛并向共产中国顶礼膜拜的病因。 如今，从去年的恒大房地产债务危机到今天多地大面积烂尾楼和“集体停贷”以及多数城市房价的下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已经成为现实。接下来，人们将关注这股房地产危机是否会导致向房地产输血的金融业。至于“动态清零”政策引起的经济大规模停顿，重点不在于一旦“动态清零”政策结束，经济就理所当然恢复。问题在于一个疾病缠身的经济体的突然停顿将会引爆原先就处处埋藏的经济地雷，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下滑。如同一辆运行在轨道上的高速列车的突然停顿，即会使整列车箱冲撞、扭曲、出轨和翻车。社会经济的运行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绝非短期内可以恢复。 2017年，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和程晓农出书，中国将处于“溃而不崩”模式。“溃”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同时造成了种种经济、环境、社会、政治溃烂。“崩”是指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十年内还不会崩毁。多年前，现为台湾大学教授的前八十年代京城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曾言，中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有盈余，中国经济就不会垮。上述预测都为中国经济发展留有余地，但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均属共识。 历史叙述中谈到某个历史时期的危机，常常以某个事件的爆发作为危机的起点，因为这种突发事件有着历史发展中导致的不同结果。实际生活中，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存在和发生着同危机爆发时相同的事，只不过远没有达到危机爆发后引起的全社会震动效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已是处在一个危机到来的过程中，至于这个危机的真正爆发是在何时和引起多大的风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非一个学术命题。 1978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四十年，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运行，从无经历过重大下行。此波中国经济下行，从经济发展的周期看，也许是中国这种混合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开始，过后得以恢复。但能否复原到原有的速度特别是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并走出经济怪圈以保持合理的运行，调整的周期有多长，无人知晓。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经济将陷入一种不断用新债务的投资去缓解旧债务困境的循环之中，高速度将成为昨日黄花，永无可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怪圈将成为新长态，这也是目前中国政府仍在采取的仅有之策。至于超越美国的野心，恐怕也只能成为一种功亏一篑的望洋兴叹。 世界发展史上，曾出现多个辉煌帝国。帝国的建成需要几个世纪，但帝国的毁灭往往只是一瞬间事件的产生。中国改开四十年产生的经济体量直达世界第二，也助长了国人冲顶中华帝国的梦想。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经济本身内在发展矛盾的激化，再加上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系列误判的加速，改开四十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并非天方夜谭。在这个意义上，判断2022年发生的一系列经济信号，可以说中国经济严重下行灾难性后果的时间开始了……。
国际投行不再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持乐观态度。中国央行现在不顾物价上涨而不断降息，说明它也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从中国传来的经济消息多半令人悲观，一片愁云笼罩在中国上空，炎夏之际，却让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阵阵。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正在冲击着千家万户和银行系统。银行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出去，政府想让房市“接盘侠”托住房价，最后恐怕都是无望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无力救助经济的根本原因。 一、国际投行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期不良 中国政府一直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抱持一种错觉，误把浮在房地产泡沫上的经济幻景，当作国家“崛起”真实牢固的长期基础。而这种错觉加上对外官方宣传，也影响到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特别是华尔街，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一直看好。即便中国疫情迭起、房地产泡沫崩溃，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投行仍然寄希望于疫情后经济复苏和政府拯救房地产业。但是，中国经济情势的发展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8月1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救市热情不高，中国房地产危机继续发酵》的报道。此文依然认为，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危机不会袖手旁观。其暗含的意思是，最好政府能出手拉房地产公司一把，虽然恒大之类病入膏肓的房企已不可救药，但对财务状况尚可的房企，政府最好还是要加以帮助。该文称，“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复苏。而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将采取大胆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 显然，这篇报道对中国政府出力不够，颇有不满之意。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政府真救得了吗？倘若越救越危，又预后如何？ 而同一天，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报道，著名投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和野村证券（Nomura）再次下调中国的经济预期，理由是，中国经济受到需求疲弱、房地产业萎靡不振以及“清零”和限电等其他措施的冲击。高盛把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从之前的预测值3.3%下调至3.0%；野村证券把类似的预测从以前的3.3%下修到2.8%；渣打银行16日也把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从过去的4.1％大幅调降至3.3％。投行摩根·斯丹利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8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同样表示，“7月经济数据已经验证了，下半年不会出现V型复苏。” 二、各国加息，为何中国偏偏减息？ 目前，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出于不同的原因，不约而同地面临着巨大困难。美国因为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联储会只能不断升息，三次上调政策利率，试图打压通货膨胀，但至今收效不彰。欧盟由于对俄国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俄乌战争开始后能源价格暴涨，带动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也需要升息来遏制通货膨胀。日本经济的生产率虽然高于美国、德国和法国，但消费不振，其央行的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零利率上下。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处境不同，中国经济的最大困难是经济衰退。中国的央行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不但不升息，相反却接连采取降息措施，试图刺激衰迷不振的经济。继中国央行8月15日宣布对几项关键利率降息之后，8月22日，中国央行再次宣布下调两项基准利率。这就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鹤立鸡群。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的经济走势，升息必然造成经济成长收缩，而减息则是为了拉抬萎靡不振的经济。央行的货币政策代表着货币管控当局对本国经济走向的基本判断，凡是采取加息措施的，都担心通货膨胀冲击民众的购买力，因此不惜经济代价来打压通货膨胀；而采取减息措施的货币当局则判断经济走势不妙，所以要不顾物价上涨来加热经济，希望经济下滑的趋势得以遏制。所以，加息与减息之异，实际上反映出各国经济真实问题之所在。换言之，西方国家或为通货膨胀所扰（如美国和欧盟），或为经济疲软所忧（如日本），而中国的经济困境与众不同，中国是为经济衰退所苦。 三、中国经济进入衰退通道 最近，中国传来的经济消息多半都是令人悲观的。从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到大批店铺倒闭、大批工厂关门；从职场上千军万马挤破头去抢公务员编制，到地方政府财源短拙而开始降薪；连失业者过去认为是保底养活自己的就业机会，如网约车和送餐公司等，现在都在裁员。一片愁云笼罩在中国上空，炎夏之际，却让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阵阵。 而这种经济寒意也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证实。今年6月，中国的社保部门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一个月发放了372亿元，是去年6月的3.6倍。中国的许多小企业不肯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只有大中型企业的失业员工被解雇后可能有机会领取一段时间的失业保险金，数额有限。中国人力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6月已向584万户企业的失业员工发放了失业保险金。这个数据表明，上半年至少有近6百万家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的企业裁撤了许多员工。 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很多人寄希望于三季度的经济能重新向好，但7月的经济数据似乎展现出经济继续收缩的态势。7月，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上升到了近20%。每5个青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无法找到工作，这种情形今年以来一直在不断恶化。高失业率意味着民众的购买力相对萎缩，疫情防控影响了上半年的经济复苏，7月曾经被认为是消费大幅反弹的时候。但实际上，今年7月的全国餐饮业营收下降1.5%，而商品零销售仅比去年同期增加3%，主要还是物价上涨造成的。 在投资方面，7月全国的投资与6月相比处于零增长状态。由于当月工业品价格上涨4%，所以，实际上7月的投资比6月下降了4%以上。1到7月累计，房地产投资下降6.4%，把用料涨价因素考虑进去，房地产投资实际上下降了10%以上；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了23%，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9%。 虽然很多人以为，“清零”政策严重冲击了经济活动，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一直都处在封禁式疫情防控之中。疫情防控其实可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疫情，中国经济也仍然会进入衰退通道。 四、中国政府为何难以扭转经济颓势？ 一国经济俗称是由“三驾马车”拉动的，即投资、消费、出口。而供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来自制造业。政府松动货币政策，就是希望企业能增加银行借款，恢复正常经营。但对企业来说，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才是企业活下去的前提。既然消费需求如此萎缩，企业怎么敢借钱扩大生产？那只会导致库存积压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变重。事实上，大批制造业中小企业倒闭，各行业的许多中型制造业企业减产，原因全都是需求萎缩。 当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在萎缩的时候，企业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出口订单了。在这方面，7月似乎是个好月份，因为当月的出口增加了24%；但与此同时，从国外传来的消息却让出口企业非常紧张。由于欧美市场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消费者为了应付生活必需品开支以及汽油、家用能源的涨价，开始压缩非必需品购买。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工业制品的需求开始收缩，许多零售企业库存爆满，被迫减少新订单。 今年以来直到7月，欧美零售企业担心中国“清零”政策影响商品出口供应链，曾经大量进口中国商品，造成了7月中国的出口额大幅度上升；但接下来的几个月，直到圣诞前的零售高峰季节，欧美零售企业不得不努力消化库存，而且难以预测通货膨胀对非必需品购买的冲击何时才能缓解。所以，中国的出口企业现在发愁的是，后续订单不足甚至消失，而不是加大马力出口挣钱。7月，中国的进口额只有百分之几的增加，这也说明中国的加工出口后劲不足。因为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当中，大部分是进口零部件组装再出口，进口零部件少，说明今后组装出口的数量也会收缩。 五、房地产泡沫破灭冲击千家万户 之所以中国的消费不断萎缩，高失业率只是因素之一。实际上，即使家中没有失业青年，也同样会受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冲击。中国的城镇家庭大体上可以分成有房无贷、有房有贷、无房有贷和无房欲贷这四类，而这四类家庭面对经济萎缩所作的不同反应，最后都会构成对银行的压力。 无房有贷的家庭是买了期房、申请了房贷并全额付款，但房地产公司资金链断裂，无力完工期房。这样的家庭最悲惨，他们的期房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交工，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主动停供房贷，希望借此对房地产公司施加压力，让房地产公司恢复施工。虽然他们似乎有一些停供的理由，但他们与银行之间的房贷契约依然存在，这些期房房主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契约纠纷，并不能自动免除他们与银行的房贷契约。这方面的情况我在给自由亚洲电台写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伤及中国经济命门》一文已经说明过。 有房有贷的家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房贷负担沉重，为了按月支付房贷本息，只能减少生活开支来供房。他们最担心的是房产价格下跌，因为一旦房产价格缩水幅度超过自己的首付，这套房就会变成“负资产”，即房产现值甚至低于尚未偿还的房贷数额，哪怕将来还清了房贷，自己至少也亏光了首付款额。结果，一些持有多套房的人，或者因为财务能力短拙，或者是害怕“负资产”损失过大，开始主动断供房贷。于是他们断供房贷的住房就被银行没收并拍卖，这就是为什么全国的法拍屋数量暴增的原因。进入法拍程序的住房卖不出多少钱，银行不得不承担一定程度的损失；而房主的首付也基本上泡汤了，很难再回收。 有房有贷的家庭还有另一类，他们有能力现在就还清房贷。此时他们的盘算是，自己买了房子，随着房价下跌，吃亏是吃定了；如今钱存在银行里的存款利息远远低于房贷利息，不如提前还贷，让银行少从自己身上赚取利息。这样来减少财务损失，也是一种精明的考量。但对银行来讲，房贷因为有房子作抵押，属于银行资产当中的优质资产，而房贷客户大量提前还贷，等于是缩减银行的优质资产，同时也造成银行的坏账比例相应上升。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银行发通知，禁止房贷客户提前还贷的原因。 有房无贷的家庭如果持有多套房，貌似最轻松，因为他们没有还贷压力。但是，这样的家庭有另一套盘算。他们过去是把房子当作固定利率的债券来看待的，即房产的价值相当于债券的购买额，而房产的市场增值相当于债券的固定收益；等到需要用现金时，随时可以把一套房子卖掉套现，稳赚不赔。因此，中国的中产家庭往往把不少现金投资到房产上，然后把房产市值和金融资产合起来算作是家庭财富。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这套如意算盘就落空了。一方面，二手房不容易卖出去，所以手中持房未必能够变现，家庭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也因此泡沫化了；另一方面，二手房要想卖出去，只能降价求售，而越降买主就越看跌，于是手中持房的价值随时在缩水。这些家庭原来表面上的财富现了原形，今后他们其实不那么富有了，只剩下金融资产可以动用。这样的家庭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家庭理财计划，节省开支。 最后一类是无房欲贷的家庭。这部分人是银行现在挽救金融危机的希望，也是政府公务员被迫多买房，以及银行设计出老人房贷子孙还的原因。银行知道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的银行坏账与日俱增，要保住自己的分行、支行不倒，只有增加新的“优质”房贷客户，产生每月定期打入银行的房贷月付现金流。一些银行由于法拍屋数量大或期房房贷客户停供，或者企业破产、贷款难以收回，导致银行的现金收入减少，于是就编造借口，用临时封住存款客户银行卡或设定每日最高取款额的办法，减少银行的现金支出。这就是银行金融危机的先兆。然而，眼看着全国数百个烂尾楼项目到处铺开，现在谁敢轻信房地产公司的期房承诺呢？何况房价看跌，早买不如晚买，等一等就能省一大笔钱，这样的账，无房家庭谁不会算？总之一句话，新房购买趋谨慎，谁肯再买烂尾楼？ 银行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出去，政府想让房市“接盘侠”托住房价，最后恐怕都是无望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无力救助经济的根本原因，也是华尔街分析师们失算的地方。后者总把中国政府设想得万能无敌，希望政府能力挽狂澜。但这次中国经济确实在往深渊不可避免地滑下去，神仙也救不了。何况习近平和李克强并非神仙，不过凡人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据中国官媒报道，16日李克强赴深圳召开六省经济会议，习近平则到辽宁省锦州市考察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众多海外媒体认为，中国领导人隐身二周后纷纷露面标志着中共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二十大权力分配已经与中共老人们达成妥协。 目前中国内忧外患，说内忧主要是指经济严重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说外患是中国正在被国际社会孤立，台海局势剑拔弩张。按理说，在李克强南下抓经济救火，习近平也应该有所动作，如缓和中美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但他却跑到锦州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是什么原因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简单说一下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即辽沈、淮海及平津战役的首战，历时52天（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据中共党史资料，辽沈战役后，中共军力超过了国民党。 为什么辽沈战役会导致根本性转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正当中共军队节节败退即将覆灭之时，美国竟然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国民党军队的止步使林彪绝处逢生，同时苏联把俘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也给了林彪，使他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战力大增。有分析人士指出，“苏联把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把支持苏联打希特勒的130亿美元中的40亿，连包装都没打开，直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给了共军第四野战军。”当年国民政府使用的美国武器装备仅30亿美元。当美国政府再次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时，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一切为时已晚。” 可见，锦州之战是中共与国民党的重大转折点，直接导致了中国江山易色，国民党退居台湾，共产党统治大陆。 接着，我们再回忆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1966年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的事。 1966年7月16日， 73岁高龄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从六十三岁到七十三岁，毛泽东曾十八次畅游长江，1966年7月是最后一次。 毛泽东这次游长江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在于，这是毛泽东全面开展文革的前奏。虽然中共中央已于1966年5月发出开展“文革”通知，但主持“文革”的仍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真实想法。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再次在长江游泳，表面上以此方式对外展示自己身体健康，其实质是掀起文革巨浪之前的自我激励和下最后的决心。毛泽东以“畅游长江”为标志，拉开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序幕，文革灾难迅速升级，红祸肆虐神州大地。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7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刘、邓，决定撤销派往大学的工作组。 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有理”，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吹响了打倒刘、邓，升级“文革”的“集结号”。 8月18日，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从此，红海洋波涛汹涌，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综上，我认为毛泽东游长江就是在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之前激励自己，也向世人展现他的强大和坚定的意志。 以上，我们说了锦州之战和毛泽东1966年游长江之后，现在可以回答“习近平为什么要到锦州参观”的问题了。我的看法是： 一是习近平的连任已经取得中共老人的集体赞同。当然他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方法，其中一个杀手锏就是北戴河会议前开始审理肖建华案件，对中共老人进行敲山震虎。如果老人们不识趣，反对连任，他会用他们的子女、家族与肖建华的勾结威胁他们。事实上，习近平上任后就一直在秘密收集中共权贵的贪腐材料。江泽民的儿子江锦恒、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曾庆红的儿子曾伟都捏在习近平的手上，王小红的刀已经磨得铮明瓦亮了。 二是中共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亚于锦州之战。目前中国处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围堵之下，对习而言仍是敌强我弱，他期待在下一个任期之内打一场辽沈战役，反败为胜，武统台湾成为中国统一之父，与美国分庭抗礼，称为世界霸主。有观众朋友问习近平的底气何在？我的看法是他坚信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美国和西方衰落不可避免。美国必将重犯锦州之战的错误，中共必将在绝境中再次赢得转机。 我认为，习近平存在三个严重误判： 第一个误判：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实力的看法过于乐观。中国GDP总量的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崛起主要是依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低下。中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日本，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误判：对国际影响力的误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一直强调韬光养晦，特别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但习近平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与美国掰手腕，成为世界霸主。 第三个误判：对民意的误判。习近平认为只要通过洗脑宣传和严刑峻法就可以让中国北韩化。但中国人早已今非昔比，是见过世面的人。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是安居乐业，不折腾，不搞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慢慢来，民主化也不急于求成。但他们内心赞同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 三是二十大变天前，习近平需要激励自己。习近平到锦州参观与毛泽东到武汉游泳一样，都是在大举措之前进行自我激励。当然毛泽东很自信，而习近平不自信，他对自己的未来忐忑不安。 什么是习近平二十大后要举的旗和走的路呢？我的看法是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对内极权朝鲜化，对外霸权。具体而言，政治上高压，移植新疆集中营模式，对人民全面管制；经济上对外开放，对内壮大国有经济，压缩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文化上清除西方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行嫁接；教育党校化，全面洗脑，篡改历史。 习近平北上锦州是希望中共列祖列宗保佑他实现中国极权主义梦想，再现反败为胜的奇迹。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连任是迷恋权力，而是为了保住中共的江山，让共产党永久执政。但这只是中共独裁者的迷梦，注定是个即将破碎的肥皂泡。因为中国人民不愿回到黑暗时代，世界也不会容忍一个法西斯帝国在21世纪崛起。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今年夏天，例行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中共高层领导人随即外出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第一号和第二号领导人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各走一方，南辕北辙。习近平视察东北，李克强则南巡深圳。 不仅形式上南辕北辙，而且内容上分道扬镳。习近平到东北，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强调守护红色江山，并暗示他念兹在兹的武攻台湾；李克强到南方，到邓小平铜像前献花，宣讲改革开放，誓言坚定前行。 李克强的讲话视频随即在社交媒体流传，但令人惊愕的是，由习派把持的网管当局，竟悍然删除李克强讲话视频，并标以“违规”、“举报”等字样。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违规？遭举报？如此神操作，把高层的斗争与冲突、北戴河的摊牌、习李之争，昭示于天下。 在这个环节上，习派网管当局对党内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做了及时、生动而惊人的诠释，那就是：党内公开分裂！作为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思维迥异，路线对立；各走一方，各执一词；南辕北辙，分道扬镳。 回头来看北戴河会议，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性之一，习近平连任已定，而李克强将退出总理职、转任他职，比如人大委员长，故而，李抓住最后的施政机会，强调改革开放，纵使回天乏力。 可能性之二，高层不同意习近平连任、而将由李克强接棒。故而李开始大胆作为。事实上，自今年四月底以来，已经显露的端倪是：习近平退居二线而务虚，李克强主政一线而务实。这一党内安排是否会在二十大之后继续？有待观察。 可能性之三，斗争仍陷焦着状态，包括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习近平，紧抓笔杆子和刀把子，套用斯大林的路数为自己谋独裁；李克强，运用集体领导制、保留坚持自己立场和说话的权力，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心。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尽量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 习近平的优势，在于他的“硬实力”：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包括由他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和特勤局长兼公安部长王小洪对其他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暗中实施的监视和监控，尽管，这种监视和监控，即便从中共自身法规而言，也属于非法而违规。李克强的优势，则在于他的“软实力”：当前形势下，相对而言，他获得的民心和党心：天下苦习久矣！ 至于习近平可能的出访计划，国际媒体报道、而国内党媒不提，诸如出访沙特、出席十一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峰会、以及出席随后在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将与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会谈等，是否彰显习近平连任已稳？其实也存在两种可能性：或是他的连任之旅，或是他的告别之旅。因为，即便在十月份召开二十大，也只是党务系统的权力重组，无论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与否，他都将保持本届国家主席职位直到明年三月人大开会。在此之前，习近平仍可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 总之，在秘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和以李克强为首的反习派，极可能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斗成平手。以至于，今年北戴河会议开完，中国政局仍走向不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以不同路、不同行的方式现身南北两地，习去了辽宁锦州，李去了广东深圳，这一南一北的异地出访，这种话语不同调、殊途不同归的景象，意谓中共党内已经出现“南辕北辙的路线分歧”；即使习近平顺利于20大连任，未来中共政局也将走向假和谐、半稳定的状态。 习李一人一把号，各唱各的调 习近平的锦州之行，第一站就考察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台湾称“辽西战役”），强调“共同富裕、皆大欢喜”，发出的是“毛派作风”，一种怀旧主义的左倾路线；李克强的深圳之行，强调稳经济，要求“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考察盐田港时，李克强强调“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表现的是“邓派作风”，也就是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换言之，习李不同调、路线不齐一，反映出中共正处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隐而不发，但依然是一场深层斗争。 实际上，习李南北分头出访，恰巧反映了中共当前的政经危机。习近平以缅怀“辽沈战役”试图提振士气、巩固民心，实际上又是“大话治国”的再度表演，一个只能借用历史荣光来充当自己的顶上皇冠，正说明习近平底气空虚、良政无多；至于李克强在喊出“黄河长江不会到流”之时，虽然本意是指中国经济尚不至濒临崩溃，强调改革开放不回头，但是在强调“稳经济”之际，李也提醒南方六大经济大省要确保财税上缴中央，不可自给自足，意指不得暗藏“小金库”，这透露出当前中共已经面临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的窘态。 中共的“合法性危机” 北戴河会议之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升降与浮沈，毕竟这是牵动大局、攸关命运的事件。 以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说，所谓“合法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适足以说明威胁习近平地位的三大因素： 1、动态清零造成总体经济的下滑。这种伤筋动骨的经济衰退，注定中共将走向“下行经济”的格局，短期既无法复苏，长期也不容乐观。 2、美中冲突、台海危机、中欧失联、北欧脱共，全球围中，这种战狼四处咬人、八方为敌的冲突外交，使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3、一带一路宣告失败，债务如山、催讨无门；亚投行无人投资，机能停摆，形成虚设，造成财政空虚，国际重责。 习近平的“危机合法性” 相反的，以“中国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危机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crisis）－以制造危机来巩固权力－适足以说明习近平保住权位也有三个因素： 1、民族主义救习近平：以大外宣、造神运动塑造习近平的“神主牌”地位，也也就是粉饰太平、屏蔽矛盾，再以喂食韭菜百姓“民族主义鸦片”的方式，宣称继续掌权的必要性。 2、危机情势保习近平：利用外部危机，制造党内团结。例如不断升高台海危机和美中冲突，宣称危机之中不能没有抵御外敌的权力核心，主张只有“习总”在位才能抵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 3、党内分赃撑习近平：党内高层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采取保持现状来分赃权力的阿Q精神，大家和稀泥、卡位置，皆大欢喜。 习李关系：有没有可能“习下李上”？ 一种看法认为李克强将取代习近平，也就“习下李上”；这虽是猜测之词，但并非毫无可能，只是机率甚微。 另一种看法是李克强早已倒向习近平，只会乖乖听话。李克强的深圳谈话，只是一场“临别赠言”，虽出自肺腑，也是无力回天。 在我看来，20大李克强将届满退下，但习近平也未必志得意满，只会在一种“走钢索”的情势下继续掌权。理由是，李克强是中共历来最弱势的总理，缺乏派系背景，没有倒习的胆识和力量，只能扮演救火队队长的角色；其次，李克强即使掌管全国经济大权，也救不了中共经济。与其充当习近平的炮灰，不如急流勇退。 中共政局：假和谐与半稳定 虽然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看起来平静无波、一团和气，但这种气氛只是和稀泥、图分赃、保权位的“假和谐”；大陆人民多数认为，与其接受习近平“共同富裕”看似华丽却让少数人为富不仁的主张，不如支持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看似不公却让多数人安稳度日的路线。换言之，习李路线之争，依然有如一股暗流潜伏于中共党内，造成党内权力结构的“半稳定”。假和谐与半稳定，将是中共未来政局的隐性特征，但沧浪清水可以濯暗流，不仅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文明之路也不会倒转，正必胜邪。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北戴河会议结束，李克强、习近平分头一南一北，一个南下深圳，一个北上辽宁。一个大讲改革开放，豪言壮语只要黄河、长江不倒流，改革开放不会停止。并向改革开放舵主邓小平像献花。一个到基层访贫问苦，说党始终站在人民身边，并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两人所说所访可谓分道扬镳。 有人认为这是中共两大巨头在政治上的公开决裂，互相斗法，也是习下李上的标志。如果从政治表现来说确实如此，李克强要让中国继续按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前进，只有改革开放才会给国家带来强盛，给人民带来幸福。而习近平则是强调党与群众关系，重温与国民党开战打下江山。一个富有时代气息，一个陈腔滥调。对与中共来说无疑李克强走的是一条活路，习近平走的是一条死路。前者四十年中国的改变有目共睹，后者十年的倒退恶果已现。但是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的今天，作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总理李克强，能够改变扭转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吗？ 习近平十年集权，修改宪法将成终身领袖，其权力已超过毛，不但军队、公安、宣传掌握在手，还担当了十多个领域的小组长，这是毛没有过的。其对党内异见的镇压之残酷不下于毛，公安首长，军队主席，隔代接班人，不是下狱就是自杀，留下的个个唯唯若若。江朱、胡温看着身边的人被清洗也不敢闲话一句。李克强本是被内定的一把手，结果中途被习近平替代，抱冤含屈，作了十年的小媳妇，被称为中共史上最无权的总理，现在又面临着到时下课。这样一个总理如何与大权在握的被称一尊的习近平争斗。 不错习近平虽大权在握，但没有象毛那样的威信，且因选择性的反腐，官怨四起，恨者大有人在，但心头之恨，却无胆拍案而起，更遑论来了一个荆柯刺秦王。李克强则叫好不叫座，有哪个官员敢将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一个到点下课的无权无势的总理身上。而李克强本人也无这样的魄力、勇气，在中共的历史上成个人物与习近平叫板，振臂一呼，救党国于悬崖之险。 习近平倒行逆施，走的是毛时代的回头路，毛路是被历史证明的死路，饿殍遍野，中国经济几近崩溃，天即以人怨。那么李克强继续改革开放之路是活路吗？四十年来中共已经高速发展却形成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依然一贫如洗，国家付出了环境的代价是，千疮百孔，民族付出的代价则是道德崩塌。改革开放已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到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也是死路一条。习李两人看上去有着路线与方向上的分歧，实是殊途同归都是死路一条。中国的活路就是政治改革，实行宪政与世界文明接轨。望之李克强即使有此心也不是担当此等大任的人物。 习李都有心救党，习走的是死亡之路，被称为中共灭亡的“加速师”。李走的是一条不死不活延长中共寿命之路，可谓“续命师”。加速师让中国死得快，死得痛苦。续命师让中国死得慢，少些痛苦。中国要活，只有共产党死，才能浴火重生。闻一多在《死水》中对中国绝望地写道：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中国今日之绝望，比之民国更甚。习近平连任，我们看看到底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来，不过答案已经有了————朝鲜。
《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节目的文章《正是江泽民在否定乔石的基础上恢复了毛时代的党委办案》中，介绍了江泽民在1992年月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这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和职责权限上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具体的过程是，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把原来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为九人制，增加了一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一个中央精神文明委员会主任。至此，已经担任了五年时间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从副国级升至了正国级。 这个罗干是从1993年3月开始成为副国级的，具体职务是十四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这段时间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如此说来，这段时间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是兼职。 1997年月1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罗干的党内职务升格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比江泽民还年长一岁多的任建新则因为年龄原因未再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最高法院院长职务都是继续担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国人大召开。 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干则被宣布继任国务委员，但不再兼任国务院秘书长。 是次“两会”结束后的当天，罗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的党、政双重副国级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职务。 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这个中央政法委是没有副书记设置的。当时的公安部长和最高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国家安全部长和国务院司法部长一样，在政法委内都只是排名有先后的普通政法委委员。 2002年11月15日，时年67岁，被新任总书记胡锦涛说成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老大哥”的罗干，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维基百科》对罗干的介绍内容里说，当时身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负责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工作。 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权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党、政、军、警察系统内所统辖的机构还不止如上所有，更还包括国务院的民政系统、当时表面挂靠国务院的宗教管理系统，以及海关、边防，等等。 罗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专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整个机构自然也水涨船高，成为和中央书记处、中纪委平起平坐的正国级机构。 从罗干于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权力和权限恶性膨胀的十年。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因为身兼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但在欲左右公检法时却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身兼政法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于所谓的“党内分工”。更过分的是，重新开始设置的政法委副书记一职也从此被“法定”为同时期的公安部长，形成了公安部长有权命令和指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荒唐局面。 当年，江泽民在随着陈云和邓小平的先后去世，自己的权力已经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后，都没有设计出要把毛泽东时代令公安部长权力恶性膨胀的作法发扬光大，当时只是安排已经担任了整整十年国家安全部长的贾春旺平调为公安部长，继续享受正省部级待遇。 而到他江泽民自己准备退位的同时，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锦涛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专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从政治局委员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还制造出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长，绝对称得上是极其阴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权的立场上，从所谓的“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评判江泽民退休之前的这一“党内重大体制改革”，也称得上是极其恶劣，后患无穷。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从那以后的多数地方各级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级公安厅、局长出任，党内身份当然是同级党委常委。 2015年前后，在中国内地公开网站上刊登过一篇标题为《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终结 但话语权仍巨大》的署名文章总结说：公安一把手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的现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后。2003年11月18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公安局长“进班子”。决定提出，“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从四川省委书记任上调职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第一政委。“有了上层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该文引述《新京报》的报道内容：以地市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换届时，有的地市公安局长90%都是同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在省一级，到2008年10月，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已经高配为副省级。其中11名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将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报道，据青海省委组织部的一个统计，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个县（区、市）有20名政法委书记兼任了公安局领导，或是党委书记，或是局长。此外，还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龙继辉在中国江苏网对此发表评论，称此现象是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但是这种模式的负面意义也开始显现。分析普遍认为，这直接导致公检法三家，公安一家独大，警权扩张，被学术界认为有碍司法公正。龙继辉称，如果公安工作没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护短，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可能是冤假错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该文公开揭露说：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期间，实行高压维稳政策，维稳经费逐年升高，一度超过国防开支。 当时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质疑和自己行业毫不相关的司法领域：“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长，公安局本来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但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这个体制特别不顺。” 这位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说，她曾经听到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同志感叹工作很为难。“比如，领导开会决定了一个事，那这个领导包不包括政法委书记呢？如果包括，就得服从他的领导。但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从业务上来说，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对公安局做出的不当行为提出不同的意见。”吴代表指出，这种党政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影响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法委书记不能身兼公安局长”。 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局）长。在此前后又配备出台了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文件。从那以后，省及以下的政法委书记都是进入同级党委常委会的专职，而唯一一名副书记则是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仍然还是公安的地位高于检察院和法院。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后，江泽民也已经不能再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酝酿过程中，虽然也是无可奈何地让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书记升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时也还是迈出了对整个政法委“限权”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长兼职之后，不再令继任公安部长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事后看来，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因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政法委副书记，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权力之大，特别是在对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统的干部任命上的直接影响力，绝对是过去从赵苍壁到贾春旺等历任公安部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兼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的五年经历之后，再递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所以他在胡锦涛执政的后五年里，已经可以凭借手中政治实力与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胡锦涛分庭抗礼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当年以周永康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势力的空前膨胀，可能就没有当时的薄熙来错判形势、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王立军已经被从美国驻成都领馆带回北京，薄熙来四面楚歌的时候，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九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周永康是唯一一个敢于继续公开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刚刚在同月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继任中央委员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被宣布上调北京，接替已经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长职务。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宣布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关网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员改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从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长开始，再到郭声琨，再到赵克志，他们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时间，都不是在他们仅仅是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之初，而是在他们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的次年3月，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表决通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后。原因应该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长的头几个月里，也就是被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前，其级别还只是正省部级，所以暂时不宜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以避免被诟病为正部级领导副国级 — 因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员的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是副国级。 但如今的习近平不但是让王小洪赶在二十大召开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即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甚至还把个王小洪同时也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彻彻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下次节目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