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澳洲，因為這裡讓親情補了課
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共20大即將召開。未來的政治局常委會將會如何構成？引起坊間的各種猜測和學者的嚴肅討論。這裡我談談我的看法。我的分析是基於正式的資訊與報道，不是根據來路不明的小道消息，也沒有任何「獨家之秘」。 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現在這七個是常委。習近平要連任總書記。按照「七上八下」這個不成文的規矩，72歲的栗戰書和68歲的韓正都會退下來，留下兩個位子給新人；其餘4個留任。 有人說，20大，李克強會退，汪洋會留。我認為不可能，汪和李都是1955年生人，若按「七上八下」，兩人皆可留。汪洋出生於1955年3月5日，今年20大不到68歲，但明年3月兩會就68歲了。李克強出生於1955年7月1日，明年3月的兩會也還不到68歲。因此，要麼汪不留李留，不可能汪留李不留。既然汪李都退的可能性很小，那麼很可能是汪李都留。 如果李克強留任常委，會擔任什麼職務呢？總理已經當了兩屆，按規定是不能再當了。2018年修憲只是取消了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沒有取消包括國務院總理在內的其他領導職務的兩屆任期限制。因此李克強不可能再當總理，他很可能會當人大委員長。李鵬就是做滿了兩屆總理然後轉任人大委員長，這是有先例的。李鵬轉任人大委員長後，在黨內排名仍然是第二位，排在那時的總理朱鎔基之前。如果李克強未來轉任人大委員長，估計也會和李鵬一樣，在黨內仍然排名第二。 汪洋若留在政治局常委會，接下來他可能仍然當他的政協主席。他只當了一屆政協主席，還可以再當一屆。 入常只有兩位新人。一位肯定是胡春華，我在上個月的一篇評論里研判胡春華會接替李克強當總理。不少人認為，胡春華那麼年輕，一入常就當總理未免有違黨內倫理。他們忘記了，胡春華和孫政才這兩個60後在18大進入政治局，原本是元老們安排的隔代接班人，當時的習近平想必也沒有拒絕。按照當年元老們的計劃，19大胡春華和孫政才該入常，20大該輪到胡春華接替習近平當總書記，孫政才接替李克強當總理。我在2011年寫文章分析說，18大贏家通吃，習近平的權勢會遠超江胡，因此習近平一定不會買元老的賬。果不其然。在2017年19大前夕，孫政才被扣上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在19大上，胡春華也沒能進入常委會；再接下來，習近平通過修改憲法，為自己無限期連任總書記鋪平道路。這樣，18大元老們的隔代接班人安排就被廢掉了。可是完全廢掉也不行，胡春華畢竟是當年元老們共同推舉的，這麼些年又找不出什麼錯處，又向習近平表示了效忠。因此，一個妥協的方案就是，在習近平連任總書記的前提下，讓胡春華當總理。 另一個新科常委是接替韓正當副總理，估計會是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且不說上海市委書記的含金量比重慶市委書記高，還有一點就是，李強出生於1959年，5年後就68歲了，這次不入常就沒機會了。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出生於1960年，5年後67歲，還有機會。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是搞黨務的，接替副總理的可能性本來就不大。再說，丁薛祥出生於1962年，5年後剛65歲，21大還有機會入常。 有人說，習近平可能要打破「七上八下」這個不成文的規矩；也有人說，習近平可能會把7常委改成9常委，以便塞進更多的習家軍。我以為都不會。因為習近平打破慣例三連任，在權力再分配中獨佔了最大頭，別的派系的人肯定是不滿的，所以他不能一步走得太遠，做得太過分。他需要把餘下的權力也分給別人一點。再說，「七上八下」這個規矩對習近平是有利的，他可以用這一條把前朝元老們安排給他的高級同僚不需要找理由就一批批換下去，空出位子把自己的親信安上去。 我研判，到目前為止，黨國高層商定的新班子很可能是：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胡春華-國務院總理，汪洋-政協主席，王滬寧-書記處書記，趙樂際-中紀委書記，李強-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美國章家墩2001年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毀》一書以來，有關中國經濟是否崩毀的討論當時馬上成為學術圈討論的熱門話題。2008年的中國奧運會一度使得章嘉頓的中國崩毀論黯然失色，與此同時的美國次貸危機卻給人以美國與中國時空互換的大國地位變化之感。至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學術圈內鮮有人再提中國崩毀論，代之於中國何時超過美國的討論。 2015年前後，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出現了下行的趨勢。而後，特別是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出現諸多問題，中國開始預防灰犀牛和黑天鵝。2021年，經過習近平的一系列新政，中國經濟突然災難性下行，但這些經濟上的逐漸發酵並無給全中國國民以直面的感同身受。直到2022年，動態清零在上海的封城，中國少數幾個上交財政收入大戶上海的停擺，再加上多地「爛尾樓」和銀行拒付存款事件，才將多年積累的經濟弊病雪崩式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二十多年前，中國曾經爆發過一場「後發優勢論」與「後發劣勢論」的爭論，爭論的主角是林毅夫和楊小凱。林毅夫的主要觀點是，在融入世界市場的過程中，不應該重複發達國家經歷過的漫長研發道路，可以通過快速引進，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不管是購買還是「抄襲」，「拿來為我所用」，以節約時間和成本，抄「近道」快速發展，後來居上。要做好這一切，關鍵是要有一個好的發展戰略。 楊小凱並不否定「後發」的優勢，但楊強調，如果只是一味奉行「拿來主義」，從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創新和技術研發，那就只能永遠跟在發達國家的後面跑，受人控制。所以楊主張把兩種後發理論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嘗到「後發優勢」的甜頭之後，迷戀上癮，甚至誤以為自己原本落後的體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進」起來。若是，恰恰中了「後發劣勢」的邪。所以，楊更強調，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偏重技術模仿而忽視制度模仿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就是「後發」的劣勢。 「後發優勢論」與「後發劣勢論」在美國的「發展經濟學「教科書中早有論述，林楊二人只是拿來在當時的中國做了引伸和具體化表述。作為兩種學術理論，各有千秋。但在中國當時環境下，中國政府恰恰興趣在不觸動本身原有應該改變的制度下，直接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於是，在中國教育部的批示下，中國高校不能提及「後發劣勢論」，更不能允許討論，因為高層認為，那是「海外敵對勢力」對中國四項基本原則和發展戰略的「變相攻擊」，「後發優勢論」則成為中國高校教科書的金科玉律。不但經濟系學生耳熟能詳，其它專業的學生也必須牢記在心，更獲得中國高層的賞識。在中共醉心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所謂制度優勢下，「後發優勢論」直接上升為中共可以趕超西方的彎道超車基本經濟發展戰略。 至於楊小凱提到的後發國家趕超中所必須注意的制度模仿，有些學者據此曾言，只有先進行政治改革，才能為經濟改革創造條件。蘇東解體後不同國家政治轉型的不同結果和各自國家經濟改革發展的比較，為後發國家的制度模仿提供了多樣化解釋。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孰先孰後，很難概括為一種普遍模式。但是中國的發展模式走到今天的困境，卻使我們更多地看到這種發展模式帶來的嚴重弊病以及更深領會後發國家發展的」魔咒「。 現在回過頭來看二十年多前林楊兩位爭論的實踐後果，中國一開始的向西方拿來主義，還是遵守了商業平等法則。但一旦中國人熟悉了西方的商業法則，他們並非是像西方同行一樣遵守制約雙方的商業規則，而是利用商業規則中的灰色地帶，或者是公然違背契約精神，將學習變成「抄襲」，購買變成「偷竊」，引進變成「留下買路錢」。其對商業平等精神的違背，集中表現在加入WTO10多年後不僅沒有完成當時的承諾，更可以追溯到當初時的承諾僅僅是為了得到批准的權益之計，而非對契約精神的尊重。一場互為平等的貿易行為，最終演變成世界各國紛紛對中國不平等貿易的指責，直至最終引發川普向中國開啟貿易戰。 如果對中國四十年改開路程做一最簡潔梳理，那就是對內大搞土木工程，對外廉價出口。西方各國是私有制，成本核算和資金來源限制了國家和私人資本的無限擴張投資規模。中國的國家混合資本主義在種種違規利己主義指導下，依靠引進的國外資本和本國不計後果的銀行信貸，催生了中國短短几十年的土木建築繁榮。WTO的加入，又為低價勞動力成本製造的廉價出口商品，創造了佔領世界市場份額的絕好佳機，這種結果迅速縮短了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 中國這種彎道超車的發展戰略除了在對外方面造成和西方各國的緊張關係，在對內經濟發展方面即是 過分依賴房地產。根據世界銀行今年6月對中國房地產業的分析報告，一般發達國家房地產投資比重是5%，超過10%就是畸形化。而中國從2003年的3%到2014年的14.8%，至2021年仍是12.9%。因為對地方政府來說，發展房地產就是圈地賣地，運作簡單，收入來的快,也保賺不虧。政府有收入，官員有回扣，發展商有利益，百姓有屋住，皆大歡喜。加之中央集權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專制體制，這幾十年的房地產發展可謂風生水起，買賣興隆。中國經濟增長25%來自房地產及其供應鏈的各類活動，政府財政收入30%來自房地產，居民的財富88%來自房地產。房地產的興旺，不但是中國政府片面發展房地產的畸形結果，也是這幾十年吸收中國政府超發貨幣的一個最重要的蓄水池，其直接體現就是房價飛漲，更是許多西方人士從中國城市景觀迅速改變，轉而認為中國經濟強盛並向共產中國頂禮膜拜的病因。 如今，從去年的恆大房地產債務危機到今天多地大面積爛尾樓和「集體停貸」以及多數城市房價的下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已經成為現實。接下來，人們將關注這股房地產危機是否會導致向房地產輸血的金融業。至於「動態清零」政策引起的經濟大規模停頓，重點不在於一旦「動態清零」政策結束，經濟就理所當然恢復。問題在於一個疾病纏身的經濟體的突然停頓將會引爆原先就處處埋藏的經濟地雷，從而導致經濟的全面下滑。如同一輛運行在軌道上的高速列車的突然停頓，即會使整列車箱衝撞、扭曲、出軌和翻車。社會經濟的運行如果出現這種狀況，絕非短期內可以恢復。 2017年，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和程曉農出書，中國將處於「潰而不崩」模式。「潰」是指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步同時造成了種種經濟、環境、社會、政治潰爛。「崩」是指共產黨政權至少在十年內還不會崩毀。多年前，現為台灣大學教授的前八十年代京城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曾言，中國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有盈餘，中國經濟就不會垮。上述預測都為中國經濟發展留有餘地，但中國經濟出了大問題均屬共識。 歷史敘述中談到某個歷史時期的危機，常常以某個事件的爆發作為危機的起點，因為這種突發事件有著歷史發展中導致的不同結果。實際生活中，危機爆發前就已經存在和發生著同危機爆發時相同的事，只不過遠沒有達到危機爆發後引起的全社會震動效因。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已是處在一個危機到來的過程中，至於這個危機的真正爆發是在何時和引起多大的風暴，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非一個學術命題。 1978年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四十年，不同於西方經濟發展的周期運行，從無經歷過重大下行。此波中國經濟下行，從經濟發展的周期看，也許是中國這種混合經濟周期性危機爆發的開始，過後得以恢復。但能否復原到原有的速度特別是將經濟結構優化調整，並走出經濟怪圈以保持合理的運行，調整的周期有多長，無人知曉。另一種可能是中國經濟將陷入一種不斷用新債務的投資去緩解舊債務困境的循環之中，高速度將成為昨日黃花，永無可能，走不出中國經濟的怪圈將成為新長態，這也是目前中國政府仍在採取的僅有之策。至於超越美國的野心，恐怕也只能成為一種功虧一簣的望洋興嘆。 世界發展史上，曾出現多個輝煌帝國。帝國的建成需要幾個世紀，但帝國的毀滅往往只是一瞬間事件的產生。中國改開四十年產生的經濟體量直達世界第二，也助長了國人沖頂中華帝國的夢想。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導致經濟本身內在發展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習近平在政治經濟發展戰略上的一系列誤判的加速，改開四十年積累的成果毀於一旦並非天方夜譚。在這個意義上，判斷2022年發生的一系列經濟信號，可以說中國經濟嚴重下行災難性後果的時間開始了……。
國際投行不再對中國經濟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中國央行現在不顧物價上漲而不斷降息，說明它也不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從中國傳來的經濟消息多半令人悲觀，一片愁雲籠罩在中國上空，炎夏之際，卻讓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陣陣。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正在衝擊著千家萬戶和銀行系統。銀行想把自己的危機轉嫁出去，政府想讓房市「接盤俠」托住房價，最後恐怕都是無望的幻想。這就是為什麼李克強無力救助經濟的根本原因。 一、國際投行對中國經濟前景預期不良 中國政府一直對自己的經濟前景抱持一種錯覺，誤把浮在房地產泡沫上的經濟幻景，當作國家「崛起」真實牢固的長期基礎。而這種錯覺加上對外官方宣傳，也影響到整個世界。西方國家，特別是華爾街，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一直看好。即便中國疫情迭起、房地產泡沫崩潰，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投行仍然寄希望於疫情後經濟復甦和政府拯救房地產業。但是，中國經濟情勢的發展讓他們越來越失望。 8月18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政府救市熱情不高，中國房地產危機繼續發酵》的報道。此文依然認為，中國政府對房地產危機不會袖手旁觀。其暗含的意思是，最好政府能出手拉房地產公司一把，雖然恆大之類病入膏肓的房企已不可救藥，但對財務狀況尚可的房企，政府最好還是要加以幫助。該文稱，「中國房地產行業乃至中國經濟的長期健康，取決於房地產市場的整體復甦。而目前仍然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將採取大膽舉措來實現這一目標。」 顯然，這篇報道對中國政府出力不夠，頗有不滿之意。問題是，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政府真救得了嗎？倘若越救越危，又預後如何？ 而同一天，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道，著名投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和野村證券（Nomura）再次下調中國的經濟預期，理由是，中國經濟受到需求疲弱、房地產業萎靡不振以及「清零」和限電等其他措施的衝擊。高盛把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從之前的預測值3.3%下調至3.0%；野村證券把類似的預測從以前的3.3%下修到2.8%；渣打銀行16日也把對中國今年經濟成長的預測從過去的4.1％大幅調降至3.3％。投行摩根·斯丹利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8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同樣表示，「7月經濟數據已經驗證了，下半年不會出現V型復甦。」 二、各國加息，為何中國偏偏減息？ 目前，全球的主要經濟體出於不同的原因，不約而同地面臨著巨大困難。美國因為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聯儲會只能不斷升息，三次上調政策利率，試圖打壓通貨膨脹，但至今收效不彰。歐盟由於對俄國天然氣供應的依賴，俄烏戰爭開始後能源價格暴漲，帶動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現在也需要升息來遏制通貨膨脹。日本經濟的生產率雖然高於美國、德國和法國，但消費不振，其央行的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零利率上下。 與西方國家的經濟處境不同，中國經濟的最大困難是經濟衰退。中國的央行在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不但不升息，相反卻接連採取降息措施，試圖刺激衰迷不振的經濟。繼中國央行8月15日宣布對幾項關鍵利率降息之後，8月22日，中國央行再次宣布下調兩項基準利率。這就讓中國的貨幣政策變成了鶴立雞群。 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會影響本國的經濟走勢，升息必然造成經濟成長收縮，而減息則是為了拉抬萎靡不振的經濟。央行的貨幣政策代表著貨幣管控當局對本國經濟走向的基本判斷，凡是採取加息措施的，都擔心通貨膨脹衝擊民眾的購買力，因此不惜經濟代價來打壓通貨膨脹；而採取減息措施的貨幣當局則判斷經濟走勢不妙，所以要不顧物價上漲來加熱經濟，希望經濟下滑的趨勢得以遏制。所以，加息與減息之異，實際上反映出各國經濟真實問題之所在。換言之，西方國家或為通貨膨脹所擾（如美國和歐盟），或為經濟疲軟所憂（如日本），而中國的經濟困境與眾不同，中國是為經濟衰退所苦。 三、中國經濟進入衰退通道 最近，中國傳來的經濟消息多半都是令人悲觀的。從房地產市場一片蕭條，到大批店鋪倒閉、大批工廠關門；從職場上千軍萬馬擠破頭去搶公務員編製，到地方政府財源短拙而開始降薪；連失業者過去認為是保底養活自己的就業機會，如網約車和送餐公司等，現在都在裁員。一片愁雲籠罩在中國上空，炎夏之際，卻讓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陣陣。 而這種經濟寒意也從另一個角度得到了證實。今年6月，中國的社保部門失業保險基金的支出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紀錄，一個月發放了372億元，是去年6月的3.6倍。中國的許多小企業不肯為員工購買失業保險，只有大中型企業的失業員工被解僱後可能有機會領取一段時間的失業保險金，數額有限。中國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到6月已向584萬戶企業的失業員工發放了失業保險金。這個數據表明，上半年至少有近6百萬家為員工購買失業保險的企業裁撤了許多員工。 上半年中國經濟數據公布之後，很多人寄希望於三季度的經濟能重新向好，但7月的經濟數據似乎展現出經濟繼續收縮的態勢。7月，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上升到了近20%。每5個青年人當中就有1個人無法找到工作，這種情形今年以來一直在不斷惡化。高失業率意味著民眾的購買力相對萎縮，疫情防控影響了上半年的經濟復甦，7月曾經被認為是消費大幅反彈的時候。但實際上，今年7月的全國餐飲業營收下降1.5%，而商品零銷售僅比去年同期增加3%，主要還是物價上漲造成的。 在投資方面，7月全國的投資與6月相比處於零增長狀態。由於當月工業品價格上漲4%，所以，實際上7月的投資比6月下降了4%以上。1到7月累計，房地產投資下降6.4%，把用料漲價因素考慮進去，房地產投資實際上下降了10%以上；而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與去年同期比下降了23%，商品房銷售額下降了29%。 雖然很多人以為，「清零」政策嚴重衝擊了經濟活動，但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並不是一直都處在封禁式疫情防控之中。疫情防控其實可能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疫情，中國經濟也仍然會進入衰退通道。 四、中國政府為何難以扭轉經濟頹勢？ 一國經濟俗稱是由「三駕馬車」拉動的，即投資、消費、出口。而供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產品，大部分來自製造業。政府鬆動貨幣政策，就是希望企業能增加銀行借款，恢復正常經營。但對企業來說，產品能不能賣出去，才是企業活下去的前提。既然消費需求如此萎縮，企業怎麼敢借錢擴大生產？那隻會導致庫存積壓上升，企業債務負擔變重。事實上，大批製造業中小企業倒閉，各行業的許多中型製造業企業減產，原因全都是需求萎縮。 當國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都在萎縮的時候，企業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出口訂單了。在這方面，7月似乎是個好月份，因為當月的出口增加了24%；但與此同時，從國外傳來的消息卻讓出口企業非常緊張。由於歐美市場受到通貨膨脹的衝擊，消費者為了應付生活必需品開支以及汽油、家用能源的漲價，開始壓縮非必需品購買。這就造成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工業製品的需求開始收縮，許多零售企業庫存爆滿，被迫減少新訂單。 今年以來直到7月，歐美零售企業擔心中國「清零」政策影響商品出口供應鏈，曾經大量進口中國商品，造成了7月中國的出口額大幅度上升；但接下來的幾個月，直到聖誕前的零售高峰季節，歐美零售企業不得不努力消化庫存，而且難以預測通貨膨脹對非必需品購買的衝擊何時才能緩解。所以，中國的出口企業現在發愁的是，後續訂單不足甚至消失，而不是加大馬力出口掙錢。7月，中國的進口額只有百分之幾的增加，這也說明中國的加工出口後勁不足。因為中國的工業製成品出口當中，大部分是進口零部件組裝再出口，進口零部件少，說明今後組裝出口的數量也會收縮。 五、房地產泡沫破滅衝擊千家萬戶 之所以中國的消費不斷萎縮，高失業率只是因素之一。實際上，即使家中沒有失業青年，也同樣會受到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衝擊。中國的城鎮家庭大體上可以分成有房無貸、有房有貸、無房有貸和無房欲貸這四類，而這四類家庭面對經濟萎縮所作的不同反應，最後都會構成對銀行的壓力。 無房有貸的家庭是買了期房、申請了房貸並全額付款，但房地產公司資金鏈斷裂，無力完工期房。這樣的家庭最悲慘，他們的期房不知道還有沒有希望交工，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主動停供房貸，希望藉此對房地產公司施加壓力，讓房地產公司恢復施工。雖然他們似乎有一些停供的理由，但他們與銀行之間的房貸契約依然存在，這些期房房主與房地產公司之間的契約糾紛，並不能自動免除他們與銀行的房貸契約。這方面的情況我在給自由亞洲電台寫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傷及中國經濟命門》一文已經說明過。 有房有貸的家庭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房貸負擔沉重，為了按月支付房貸本息，只能減少生活開支來供房。他們最擔心的是房產價格下跌，因為一旦房產價格縮水幅度超過自己的首付，這套房就會變成「負資產」，即房產現值甚至低於尚未償還的房貸數額，哪怕將來還清了房貸，自己至少也虧光了首付款額。結果，一些持有多套房的人，或者因為財務能力短拙，或者是害怕「負資產」損失過大，開始主動斷供房貸。於是他們斷供房貸的住房就被銀行沒收並拍賣，這就是為什麼全國的法拍屋數量暴增的原因。進入法拍程序的住房賣不出多少錢，銀行不得不承擔一定程度的損失；而房主的首付也基本上泡湯了，很難再回收。 有房有貸的家庭還有另一類，他們有能力現在就還清房貸。此時他們的盤算是，自己買了房子，隨著房價下跌，吃虧是吃定了；如今錢存在銀行里的存款利息遠遠低於房貸利息，不如提前還貸，讓銀行少從自己身上賺取利息。這樣來減少財務損失，也是一種精明的考量。但對銀行來講，房貸因為有房子作抵押，屬於銀行資產當中的優質資產，而房貸客戶大量提前還貸，等於是縮減銀行的優質資產，同時也造成銀行的壞賬比例相應上升。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銀行發通知，禁止房貸客戶提前還貸的原因。 有房無貸的家庭如果持有多套房，貌似最輕鬆，因為他們沒有還貸壓力。但是，這樣的家庭有另一套盤算。他們過去是把房子當作固定利率的債券來看待的，即房產的價值相當於債券的購買額，而房產的市場增值相當於債券的固定收益；等到需要用現金時，隨時可以把一套房子賣掉套現，穩賺不賠。因此，中國的中產家庭往往把不少現金投資到房產上，然後把房產市值和金融資產合起來算作是家庭財富。但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這套如意算盤就落空了。一方面，二手房不容易賣出去，所以手中持房未必能夠變現，家庭財富的很大一部分也因此泡沫化了；另一方面，二手房要想賣出去，只能降價求售，而越降買主就越看跌，於是手中持房的價值隨時在縮水。這些家庭原來表面上的財富現了原形，今後他們其實不那麼富有了，只剩下金融資產可以動用。這樣的家庭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家庭理財計劃，節省開支。 最後一類是無房欲貸的家庭。這部分人是銀行現在挽救金融危機的希望，也是政府公務員被迫多買房，以及銀行設計出老人房貸子孫還的原因。銀行知道房地產泡沫破裂造成的銀行壞賬與日俱增，要保住自己的分行、支行不倒，只有增加新的「優質」房貸客戶，產生每月定期打入銀行的房貸月付現金流。一些銀行由於法拍屋數量大或期房房貸客戶停供，或者企業破產、貸款難以收回，導致銀行的現金收入減少，於是就編造借口，用臨時封住存款客戶銀行卡或設定每日最高取款額的辦法，減少銀行的現金支出。這就是銀行金融危機的先兆。然而，眼看著全國數百個爛尾樓項目到處鋪開，現在誰敢輕信房地產公司的期房承諾呢？何況房價看跌，早買不如晚買，等一等就能省一大筆錢，這樣的賬，無房家庭誰不會算？總之一句話，新房購買趨謹慎，誰肯再買爛尾樓？ 銀行想把自己的危機轉嫁出去，政府想讓房市「接盤俠」托住房價，最後恐怕都是無望的幻想。這就是為什麼李克強無力救助經濟的根本原因，也是華爾街分析師們失算的地方。後者總把中國政府設想得萬能無敵，希望政府能力挽狂瀾。但這次中國經濟確實在往深淵不可避免地滑下去，神仙也救不了。何況習近平和李克強並非神仙，不過凡人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據中國官媒報道，16日李克強赴深圳召開六省經濟會議，習近平則到遼寧省錦州市考察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回顧東北解放戰爭歷史和遼瀋戰役。眾多海外媒體認為，中國領導人隱身二周後紛紛露面標誌著中共北戴河會議已經結束，二十大權力分配已經與中共老人們達成妥協。 目前中國內憂外患，說內憂主要是指經濟嚴重下行，失業率居高不下。說外患是中國正在被國際社會孤立，台海局勢劍拔弩張。按理說，在李克強南下抓經濟救火，習近平也應該有所動作，如緩和中美關係和周邊國家關係，但他卻跑到錦州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這是什麼原因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簡單說一下遼瀋戰役。 遼瀋戰役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的「三大戰役」，即遼瀋、淮海及平津戰役的首戰，歷時52天（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據中共黨史資料，遼瀋戰役後，中共軍力超過了國民黨。 為什麼遼瀋戰役會導致根本性轉折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正當中共軍隊節節敗退即將覆滅之時，美國竟然阻止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並對國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國民黨軍隊的止步使林彪絕處逢生，同時蘇聯把俘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裝備也給了林彪，使他指揮的第四野戰軍戰力大增。有分析人士指出，「蘇聯把美國通過租借法案，把支持蘇聯打希特勒的130億美元中的40億，連包裝都沒打開，直接通過西伯利亞鐵路給了共軍第四野戰軍。」當年國民政府使用的美國武器裝備僅30億美元。當美國政府再次向國民政府提供軍事援助時，解放軍已經打過長江，一切為時已晚。」 可見，錦州之戰是中共與國民黨的重大轉折點，直接導致了中國江山易色，國民黨退居台灣，共產黨統治大陸。 接著，我們再回憶一個重要歷史事件，那就是1966年毛澤東最後一次游長江的事。 1966年7月16日， 73歲高齡的毛澤東最後一次游長江。毛澤東一生喜歡游泳。從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間，從六十三歲到七十三歲，毛澤東曾十八次暢遊長江，1966年7月是最後一次。 毛澤東這次游長江有什麼意義呢？它的意義在於，這是毛澤東全面開展文革的前奏。雖然中共中央已於1966年5月發出開展「文革」通知，但主持「文革」的仍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不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真實想法。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再次在長江游泳，表面上以此方式對外展示自己身體健康，其實質是掀起文革巨浪之前的自我激勵和下最後的決心。毛澤東以「暢遊長江」為標誌，拉開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序幕，文革災難迅速升級，紅禍肆虐神州大地。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從武漢回到北京。7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劉、鄧，決定撤銷派往大學的工作組。 8月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造反有理」，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吹響了打倒劉、鄧，升級「文革」的「集結號」。 8月18日，毛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從此，紅海洋波濤洶湧，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了。 綜上，我認為毛澤東遊長江就是在全面展開文化大革命之前激勵自己，也向世人展現他的強大和堅定的意志。 以上，我們說了錦州之戰和毛澤東1966年游長江之後，現在可以回答「習近平為什麼要到錦州參觀」的問題了。我的看法是： 一是習近平的連任已經取得中共老人的集體贊同。當然他採取了威逼利誘的方法，其中一個殺手鐧就是北戴河會議前開始審理肖建華案件，對中共老人進行敲山震虎。如果老人們不識趣，反對連任，他會用他們的子女、家族與肖建華的勾結威脅他們。事實上，習近平上任後就一直在秘密收集中共權貴的貪腐材料。江澤民的兒子江錦恆、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曾慶紅的兒子曾偉都捏在習近平的手上，王小紅的刀已經磨得錚明瓦亮了。 二是中共面臨的嚴峻形勢不亞於錦州之戰。目前中國處於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圍堵之下，對習而言仍是敵強我弱，他期待在下一個任期之內打一場遼瀋戰役，反敗為勝，武統台灣成為中國統一之父，與美國分庭抗禮，稱為世界霸主。有觀眾朋友問習近平的底氣何在？我的看法是他堅信世界大勢東升西降，美國和西方衰落不可避免。美國必將重犯錦州之戰的錯誤，中共必將在絕境中再次贏得轉機。 我認為，習近平存在三個嚴重誤判： 第一個誤判：對中國經濟實力的誤判。習近平對中國經濟實力的看法過於樂觀。中國GDP總量的確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崛起主要是依靠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商機，自身科技創新能力低下。中國的人均GDP遠遠落後於日本，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 第二個誤判：對國際影響力的誤判。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鄧小平一直強調韜光養晦，特別叮囑第三代領導集體，「我們不要吹，越發展越要謙虛」，「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韜光養晦應當繼續50年，不當頭，不當老大」。但習近平認為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與美國掰手腕，成為世界霸主。 第三個誤判：對民意的誤判。習近平認為只要通過洗腦宣傳和嚴刑峻法就可以讓中國北韓化。但中國人早已今非昔比，是見過世面的人。中國人的真實想法就是安居樂業，不折騰，不搞政治運動。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慢慢來，民主化也不急於求成。但他們內心贊同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 三是二十大變天前，習近平需要激勵自己。習近平到錦州參觀與毛澤東到武漢游泳一樣，都是在大舉措之前進行自我激勵。當然毛澤東很自信，而習近平不自信，他對自己的未來忐忑不安。 什麼是習近平二十大後要舉的旗和走的路呢？我的看法是重返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對內極權朝鮮化，對外霸權。具體而言，政治上高壓，移植新疆集中營模式，對人民全面管制；經濟上對外開放，對內壯大國有經濟，壓縮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文化上清除西方文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強行嫁接；教育黨校化，全面洗腦，篡改歷史。 習近平北上錦州是希望中共列祖列宗保佑他實現中國極權主義夢想，再現反敗為勝的奇蹟。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連任是迷戀權力，而是為了保住中共的江山，讓共產黨永久執政。但這只是中共獨裁者的迷夢，註定是個即將破碎的肥皂泡。因為中國人民不願回到黑暗時代，世界也不會容忍一個法西斯帝國在21世紀崛起。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今年夏天，例行的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中共高層領導人隨即外出活動。最引人注目的是，作為第一號和第二號領導人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各走一方，南轅北轍。習近平視察東北，李克強則南巡深圳。 不僅形式上南轅北轍，而且內容上分道揚鑣。習近平到東北，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強調守護紅色江山，並暗示他念茲在茲的武攻台灣；李克強到南方，到鄧小平銅像前獻花，宣講改革開放，誓言堅定前行。 李克強的講話視頻隨即在社交媒體流傳，但令人驚愕的是，由習派把持的網管當局，竟悍然刪除李克強講話視頻，並標以「違規」、「舉報」等字樣。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違規？遭舉報？如此神操作，把高層的鬥爭與衝突、北戴河的攤牌、習李之爭，昭示於天下。 在這個環節上，習派網管當局對黨內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做了及時、生動而驚人的詮釋，那就是：黨內公開分裂！作為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思維迥異，路線對立；各走一方，各執一詞；南轅北轍，分道揚鑣。 回頭來看北戴河會議，究竟發生了什麼？可能性之一，習近平連任已定，而李克強將退出總理職、轉任他職，比如人大委員長，故而，李抓住最後的施政機會，強調改革開放，縱使回天乏力。 可能性之二，高層不同意習近平連任、而將由李克強接棒。故而李開始大膽作為。事實上，自今年四月底以來，已經顯露的端倪是：習近平退居二線而務虛，李克強主政一線而務實。這一黨內安排是否會在二十大之後繼續？有待觀察。 可能性之三，鬥爭仍陷焦著狀態，包括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習近平，緊抓筆杆子和刀把子，套用斯大林的路數為自己謀獨裁；李克強，運用集體領導制、保留堅持自己立場和說話的權力，以君子之道，還治小人之心。說自己想說的，做自己想做的，盡量對得起歷史、對得起良心。 習近平的優勢，在於他的「硬實力」：他手中掌握的權力，包括由他的親信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和特勤局長兼公安部長王小洪對其他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暗中實施的監視和監控，儘管，這種監視和監控，即便從中共自身法規而言，也屬於非法而違規。李克強的優勢，則在於他的「軟實力」：當前形勢下，相對而言，他獲得的民心和黨心：天下苦習久矣！ 至於習近平可能的出訪計劃，國際媒體報道、而國內黨媒不提，諸如出訪沙特、出席十一月在印尼舉行的20國峰會、以及出席隨後在泰國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並將與美國總統拜登面對面會談等，是否彰顯習近平連任已穩？其實也存在兩種可能性：或是他的連任之旅，或是他的告別之旅。因為，即便在十月份召開二十大，也只是黨務系統的權力重組，無論習近平在二十大上連任與否，他都將保持本屆國家主席職位直到明年三月人大開會。在此之前，習近平仍可以國家主席身份出訪。 總之，在秘密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以習近平為首的習派和以李克強為首的反習派，極可能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打得不可開交，最後鬥成平手。以至於，今年北戴河會議開完，中國政局仍走向不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以不同路、不同行的方式現身南北兩地，習去了遼寧錦州，李去了廣東深圳，這一南一北的異地出訪，這種話語不同調、殊途不同歸的景象，意謂中共黨內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路線分歧」；即使習近平順利於20大連任，未來中共政局也將走向假和諧、半穩定的狀態。 習李一人一把號，各唱各的調 習近平的錦州之行，第一站就考察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台灣稱「遼西戰役」），強調「共同富裕、皆大歡喜」，發出的是「毛派作風」，一種懷舊主義的左傾路線；李克強的深圳之行，強調穩經濟，要求「經濟大省挑大樑」，在考察鹽田港時，李克強強調「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表現的是「鄧派作風」，也就是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換言之，習李不同調、路線不齊一，反映出中共正處兩條路線的鬥爭，雖然隱而不發，但依然是一場深層鬥爭。 實際上，習李南北分頭出訪，恰巧反映了中共當前的政經危機。習近平以緬懷「遼瀋戰役」試圖提振士氣、鞏固民心，實際上又是「大話治國」的再度表演，一個只能借用歷史榮光來充當自己的頂上皇冠，正說明習近平底氣空虛、良政無多；至於李克強在喊出「黃河長江不會到流」之時，雖然本意是指中國經濟尚不至瀕臨崩潰，強調改革開放不回頭，但是在強調「穩經濟」之際，李也提醒南方六大經濟大省要確保財稅上繳中央，不可自給自足，意指不得暗藏「小金庫」，這透露出當前中共已經面臨國庫空虛、財政吃緊的窘態。 中共的「合法性危機」 北戴河會議之後，人們最為關注的是習近平權力地位的升降與浮沈，畢竟這是牽動大局、攸關命運的事件。 以西方政治學的理論來說，所謂「合法性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適足以說明威脅習近平地位的三大因素： 1、動態清零造成總體經濟的下滑。這種傷筋動骨的經濟衰退，註定中共將走向「下行經濟」的格局，短期既無法復甦，長期也不容樂觀。 2、美中衝突、台海危機、中歐失聯、北歐脫共，全球圍中，這種戰狼四處咬人、八方為敵的衝突外交，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地步。 3、一帶一路宣告失敗，債務如山、催討無門；亞投行無人投資，機能停擺，形成虛設，造成財政空虛，國際重責。 習近平的「危機合法性」 相反的，以「中國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危機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crisis）－以製造危機來鞏固權力－適足以說明習近平保住權位也有三個因素： 1、民族主義救習近平：以大外宣、造神運動塑造習近平的「神主牌」地位，也也就是粉飾太平、屏蔽矛盾，再以餵食韭菜百姓「民族主義鴉片」的方式，宣稱繼續掌權的必要性。 2、危機情勢保習近平：利用外部危機，製造黨內團結。例如不斷升高台海危機和美中衝突，宣稱危機之中不能沒有抵禦外敵的權力核心，主張只有「習總」在位才能抵制「帝國主義亡我之心」。 3、黨內分贓撐習近平：黨內高層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採取保持現狀來分贓權力的阿Q精神，大家和稀泥、卡位置，皆大歡喜。 習李關係：有沒有可能「習下李上」？ 一種看法認為李克強將取代習近平，也就「習下李上」；這雖是猜測之詞，但並非毫無可能，只是機率甚微。 另一種看法是李克強早已倒向習近平，只會乖乖聽話。李克強的深圳談話，只是一場「臨別贈言」，雖出自肺腑，也是無力回天。 在我看來，20大李克強將屆滿退下，但習近平也未必志得意滿，只會在一種「走鋼索」的情勢下繼續掌權。理由是，李克強是中共歷來最弱勢的總理，缺乏派系背景，沒有倒習的膽識和力量，只能扮演救火隊隊長的角色；其次，李克強即使掌管全國經濟大權，也救不了中共經濟。與其充當習近平的炮灰，不如急流勇退。 中共政局：假和諧與半穩定 雖然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共看起來平靜無波、一團和氣，但這種氣氛只是和稀泥、圖分贓、保權位的「假和諧」；大陸人民多數認為，與其接受習近平「共同富裕」看似華麗卻讓少數人為富不仁的主張，不如支持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看似不公卻讓多數人安穩度日的路線。換言之，習李路線之爭，依然有如一股暗流潛伏於中共黨內，造成黨內權力結構的「半穩定」。假和諧與半穩定，將是中共未來政局的隱性特徵，但滄浪清水可以濯暗流，不僅黃河長江不會倒流，文明之路也不會倒轉，正必勝邪。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北戴河會議結束，李克強、習近平分頭一南一北，一個南下深圳，一個北上遼寧。一個大講改革開放，豪言壯語只要黃河、長江不倒流，改革開放不會停止。並向改革開放舵主鄧小平像獻花。一個到基層訪貧問苦，說黨始終站在人民身邊，並考察遼瀋戰役紀念館。兩人所說所訪可謂分道揚鑣。 有人認為這是中共兩大巨頭在政治上的公開決裂，互相鬥法，也是習下李上的標誌。如果從政治表現來說確實如此，李克強要讓中國繼續按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前進，只有改革開放才會給國家帶來強盛，給人民帶來幸福。而習近平則是強調黨與群眾關係，重溫與國民黨開戰打下江山。一個富有時代氣息，一個陳腔濫調。對與中共來說無疑李克強走的是一條活路，習近平走的是一條死路。前者四十年中國的改變有目共睹，後者十年的倒退惡果已現。但是在習近平大權獨攬的今天，作為一個有職無權的總理李克強，能夠改變扭轉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嗎？ 習近平十年集權，修改憲法將成終身領袖，其權力已超過毛，不但軍隊、公安、宣傳掌握在手，還擔當了十多個領域的小組長，這是毛沒有過的。其對黨內異見的鎮壓之殘酷不下於毛，公安首長，軍隊主席，隔代接班人，不是下獄就是自殺，留下的個個唯唯若若。江朱、胡溫看著身邊的人被清洗也不敢閑話一句。李克強本是被內定的一把手，結果中途被習近平替代，抱冤含屈，作了十年的小媳婦，被稱為中共史上最無權的總理，現在又面臨著到時下課。這樣一個總理如何與大權在握的被稱一尊的習近平爭鬥。 不錯習近平雖大權在握，但沒有象毛那樣的威信，且因選擇性的反腐，官怨四起，恨者大有人在，但心頭之恨，卻無膽拍案而起，更遑論來了一個荊柯刺秦王。李克強則叫好不叫座，有哪個官員敢將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一個到點下課的無權無勢的總理身上。而李克強本人也無這樣的魄力、勇氣，在中共的歷史上成個人物與習近平叫板，振臂一呼，救黨國於懸崖之險。 習近平倒行逆施，走的是毛時代的回頭路，毛路是被歷史證明的死路，餓殍遍野，中國經濟幾近崩潰，天即以人怨。那麼李克強繼續改革開放之路是活路嗎？四十年來中共已經高速發展卻形成了一個富可敵國的權貴集團，民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卻依然一貧如洗，國家付出了環境的代價是，千瘡百孔，民族付出的代價則是道德崩塌。改革開放已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到了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也是死路一條。習李兩人看上去有著路線與方向上的分歧，實是殊途同歸都是死路一條。中國的活路就是政治改革，實行憲政與世界文明接軌。望之李克強即使有此心也不是擔當此等大任的人物。 習李都有心救黨，習走的是死亡之路，被稱為中共滅亡的「加速師」。李走的是一條不死不活延長中共壽命之路，可謂「續命師」。加速師讓中國死得快，死得痛苦。續命師讓中國死得慢，少些痛苦。中國要活，只有共產黨死，才能浴火重生。聞一多在《死水》中對中國絕望地寫道：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中國今日之絕望，比之民國更甚。習近平連任，我們看看到底打造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來，不過答案已經有了————朝鮮。
《夜話中南海》專欄本周一節目的文章《正是江澤民在否定喬石的基礎上恢復了毛時代的黨委辦案》中，介紹了江澤民在1992年月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許可權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這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此後，這個中央政法委無論從機構編製和職責許可權上一直都不斷擴張，並從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開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國級，二把手和至少兩個委員都是副國級的局面。具體的過程是，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把原來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為九人制，增加了一個中央政法委書記和一個中央精神文明委員會主任。至此，已經擔任了五年時間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從副國級升至了正國級。 這個羅干是從1993年3月開始成為副國級的，具體職務是十四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兼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這段時間裡的中央政法委書記是十四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如此說來，這段時間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副書記都是兼職。 1997年月1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羅乾的黨內職務升格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比江澤民還年長一歲多的任建新則因為年齡原因未再進入中央書記處，但他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最高法院院長職務都是繼續擔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國人大召開。 在1998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干則被宣布繼任國務委員，但不再兼任國務院秘書長。 是次「兩會」結束後的當天，羅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的黨、政雙重副國級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職務。 此後的四年多時間裡，這個中央政法委是沒有副書記設置的。當時的公安部長和最高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以及國家安全部長和國務院司法部長一樣，在政法委內都只是排名有先後的普通政法委委員。 2002年11月15日，時年67歲，被新任總書記胡錦濤說成是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裡「老大哥」的羅干，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維基百科》對羅乾的介紹內容里說，當時身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負責指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工作。 其實，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權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黨、政、軍、警察系統內所統轄的機構還不止如上所有，更還包括國務院的民政系統、當時表面掛靠國務院的宗教管理系統，以及海關、邊防，等等。 羅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專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之後，整個機構自然也水漲船高，成為和中央書記處、中紀委平起平坐的正國級機構。 從羅干於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權力和許可權惡性膨脹的十年。當時身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因為身兼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調動和指揮軍隊的權力，但在欲左右公檢法時卻因為中間隔著一個身兼政法委書記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於所謂的「黨內分工」。更過分的是，重新開始設置的政法委副書記一職也從此被「法定」為同時期的公安部長，形成了公安部長有權命令和指揮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荒唐局面。 當年，江澤民在隨著陳雲和鄧小平的先後去世，自己的權力已經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後，都沒有設計出要把毛澤東時代令公安部長權力惡性膨脹的作法發揚光大，當時只是安排已經擔任了整整十年國家安全部長的賈春旺平調為公安部長，繼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 而到他江澤民自己準備退位的同時，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錦濤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專職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從政治局委員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時，還製造出了一個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長，絕對稱得上是極其陰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權的立場上，從所謂的「長治久安」的角度來評判江澤民退休之前的這一「黨內重大體制改革」，也稱得上是極其惡劣，後患無窮。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從那以後的多數地方各級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級公安廳、局長出任，黨內身份當然是同級黨委常委。 2015年前後，在中國內地公開網站上刊登過一篇標題為《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終結 但話語權仍巨大》的署名文章總結說：公安一把手由同級黨委政法委書記兼任的現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後。2003年11月18日，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各級公安局長「進班子」。決定提出，「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和幹部任職條件，在領導班子職數範圍內，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由同級黨委常委或政府副職兼任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主要領導。」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從四川省委書記任上調職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長、黨委書記、武警部隊第一政委。「有了上層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該文引述《新京報》的報道內容：以地市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換屆時，有的地市公安局長90%都是同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在省一級，到2008年10月，全國有23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長已經高配為副省級。其中11名由省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將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報道，據青海省委組織部的一個統計，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個縣（區、市）有20名政法委書記兼任了公安局領導，或是黨委書記，或是局長。此外，還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職兼任公安局長。 四川省德陽市羅江縣檢察院監所檢察科科長龍繼輝在中國江蘇網對此發表評論，稱此現象是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政方針指引下，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確實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 但是這種模式的負面意義也開始顯現。分析普遍認為，這直接導致公檢法三家，公安一家獨大，警權擴張，被學術界認為有礙司法公正。龍繼輝稱，如果公安工作沒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護短，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可能是冤假錯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該文公開揭露說：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統期間，實行高壓維穩政策，維穩經費逐年升高，一度超過國防開支。 當時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報道說，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質疑和自己行業毫不相關的司法領域：「我們的政法委書記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長，公安局本來是檢察院的監督對象，但被監督者是監督者的領導，這個體制特別不順。」 這位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說，她曾經聽到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的同志感嘆工作很為難。「比如，領導開會決定了一個事，那這個領導包不包括政法委書記呢？如果包括，就得服從他的領導。但如果這個事情做得不對，從業務上來說，檢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對公安局做出的不當行為提出不同的意見。」吳代表指出，這種黨政關係的扭曲和錯位影響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政法委書記不能身兼公安局長」。 2010年4月，中組部下發文件，要求省級政法委書記不兼任公安廳（局）長。在此前後又配備出台了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的文件。從那以後，省及以下的政法委書記都是進入同級黨委常委會的專職，而唯一一名副書記則是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仍然還是公安的地位高於檢察院和法院。 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後，江澤民也已經不能再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醞釀過程中，雖然也是無可奈何地讓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書記升任書記，由政治局委員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時也還是邁出了對整個政法委「限權」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長兼職之後，不再令繼任公安部長進入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事後看來，周永康在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因為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政法委副書記，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權力之大，特別是在對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統的幹部任命上的直接影響力，絕對是過去從趙蒼壁到賈春旺等歷任公安部長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而正因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兼國務院國務委員和公安部長的五年經歷之後，再遞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所以他在胡錦濤執政的後五年里，已經可以憑藉手中政治實力與總書記兼軍委主席胡錦濤分庭抗禮了。 是否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當年以周永康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權力和勢力的空前膨脹，可能就沒有當時的薄熙來錯判形勢、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證明就是，當年王立軍已經被從美國駐成都領館帶回北京，薄熙來四面楚歌的時候，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九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時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周永康是唯一一個敢於繼續公開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剛剛在同月早些時候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繼任中央委員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被宣布上調北京，接替已經在十七屆一中全會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長職務。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宣布為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關網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員改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這裡需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從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長開始，再到郭聲琨，再到趙克志，他們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時間，都不是在他們僅僅是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之初，而是在他們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的次年3月，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表決通過」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後。原因應該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長的頭幾個月里，也就是被全國人大會議「表決」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前，其級別還只是正省部級，所以暫時不宜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以避免被詬病為正部級領導副國級 — 因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員的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是副國級。 但如今的習近平不但是讓王小洪趕在二十大召開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即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甚至還把個王小洪同時也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徹徹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詳細的分析內容，留待下次節目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媒體披露，一些台灣人被誘騙並販賣至柬埔寨被迫從事網路詐騙，女性遭綁架性侵，反抗者甚至被迫成為人體器官供體，直到榨乾最後的一滴血，被拋屍湄公河。 早在15年以前，我有幸在柬埔寨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實地調查，知道這只是柬埔寨、甚至整個東南亞華人圈血腥故事的冰山一角。知道這些所謂的江湖恩怨，其實都只是中國官方影響力擴張龐大敘事的一部分！台灣黑幫，馬來黑幫，都只是這個血腥敘事中的配角。 通俗地說，佔領柬埔寨，佔領東南亞，流氓是最順手且廉價的打手。 上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破產，原中共支持的東南亞紅色游擊隊也被迫摘下了意識形態標籤。比如緬共則分裂為擁兵割據的緬北華人地方軍閥，與緬甸軍政府分庭抗禮。而中國既作為緬甸軍政府最大的支持者，又是緬北華人割據背後實際的靠山，三方心照不宣，斗而不破。 就在中國官方勢力進入緬北的同時，民間勢力，亦按慣例隨著官方觸角所及之處，成為經濟擴張的先鋒，而這些地方混亂的政局和嚴重的貪腐，亦成為黑幫勢力跑路和賺錢的樂土。 這股從中國開始的官方和民間各種勢力的合體，如打開的水龍頭，從中國南部邊境，一路向南，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一路蔓延，勢不可擋。即便是一直嚴守越、柬、寮傳統勢力範圍的越南，迄今為止亦感到相當吃力。 而很多在東南亞找食的台灣黑幫，有奶便是娘，在這股紅色洪流下，亦逐漸合流，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中共勢力擴張的幫凶。 有了這個大背景，再看已是中共馬前卒台灣黑道大佬，自稱在柬埔寨英雄救美，四面威風、八面玲瓏……笑笑就可以了，別當真！。 15年前在金邊的一次採訪中，一位中國官方背景的所謂企業家，用了一個片語，叫「人海+野草戰術」。 大意是中國太多，大量的中國人偷渡到柬埔寨，並且很多是從事違法的事情，但他們無一例外的促進了當地新華人社區的形成和中國商品的外銷，並在當地生根發芽。 表現在文化上，就是越來越多的中文學校，在當地開班，這些華人社區和華人商會，基本以中領館的意見為指導原則。 至於那些深陷賭場和色情場所的國人，被綁架的肉票，被割器官的國人，他的說法是，中國人那麼多，死幾個算不了甚麼。 記得當時是在採訪後的飯局上，我感到不寒而慄。 早在15年前，無論是黑道控制的賭場、色情場所，還是華人開辦的血汗工廠，他們也遵循著一個原則，只針對中國人自己，不惹本地人和外國人。即便是血腥的刑案，即便是國人遭當地貪腐軍警與黑社會的構陷和殘酷壓榨，無論是中國大使館還是中國政府，都會裝看不見。據說是不能影響國家對外戰略大局。 隨著中方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持續擠壓，台灣官方在中國勢力範圍無力救援自己的國民，中國官方認為這可以迫使走投無路的被困台灣人向他們求助，以彰顯所謂一個中國的政治標籤，並用於對台統戰宣傳。 事實上，這個戰略一直被中共視為成功的對外影響力輸出，還美其名曰，民間交流。繼東南亞之後，非洲事實上正在被中共攻陷，南美洲、歐洲，甚至是北美、澳洲，其實都清晰地呈現出這個跡象。 獨裁者總是認為用暴力和流氓手段可以快捷地達到目的，但他們忘記了暴力和耍流氓往往最先反噬自己。 疫情爆發以來，無論是柬埔寨還是緬甸，寮國，非洲，各地獨裁者和黑社會針對華資企業的暴力事件激增。與之對應的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被困東南亞和非洲，環境急劇惡化，但總領館袖手旁觀，俗稱「等死就是愛國！」。 其次，以柬埔寨、寮國、緬甸、非洲等地為基地的海外電信詐騙，再次發揚了窩裡斗的傳統，多年來堅定地專騙中國人。巨額的資金流失，迫使習近平發動了所謂的打擊電信詐騙專項鬥爭，勒令在東南亞從事電信詐騙的人限期回國。 尷尬的是，隨著大批詐騙者因疫情而失業返鄉可能再度導致疫情失控，習近平再度緊急下令在南部邊境建立了長達數千公里的邊境鐵絲網，俗稱築牆。 這就是一個幽默的政治隱喻。 流氓政治總是會被流氓反噬。即便是在實際的好處偶爾斷流的時候，無論是洪森們，還是街頭流氓，翻臉都比翻書快。 所以，假裝有個中共乾爹的台灣黑道流氓就別裝甚麼大佬了，最不濟，你讀一下你們黑道前輩陳啟禮的懺悔——都混成流氓了，就不要假裝自己懂政治。劉少奇、林彪怎麼死的，你們算哪根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政府在台灣海峽軍演以示威懾之後，又於8月10日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現「非和平統一」的新表述。從北京現有動作來看，所謂非和平統一主要是兩種方式：一、武力統一，通過戰爭達成；二、迫統，透過圍封台灣等武力手段，逼台灣談判接受統一。兩種方法都要使用武力。台灣與國際社會只能期盼美國拜登政府能夠有效地威懾中國大陸，讓戰爭不會發生。誰都明白，台灣回歸必將步香港後塵，現在的北京態度日趨強硬，連口頭安撫都已非常吝嗇，直接出言威脅。 「思想改造」運動等著台灣人？ 在香港「二次回歸」未成功之前，中國的重點是對付香港。2018年，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徐焰有個內部講話，將香港形容為「中國最壞的地方」，並對香港人做了一番「階級分析」。如今中國當局認為香港已不足為患，開始對台灣人的「反叛」情緒十分不滿。8月8日，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在接受法國LCI電視台採訪時堅稱，「統一」後必須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因為台灣當局已經用反華教育「灌輸和陶醉」了民眾，必須從島上居民的腦海中抹去「分裂主義思想和理論」。 上網查這位盧沙野大使的簡歷，他出生於1964年，江蘇南京人，這是中國富庶繁華的大城市之一，青少年時期正逢1980年代——中共統治下最好的改革開放年代，也因此，他對毛澤東統治下形形色色的再教育（思想改造）運動，比如「文革」時期流行的辦學習班、「接受貧下中農與工人階級再教育」、「狠斗私字一閃念」之類沒經歷過，更不知道被發配至夾邊溝等類不毛之地會面臨什麼遭遇；就算知道這些名詞，也因沒有切身經歷而不知其痛。因此，他非常輕鬆地將「再教育」這種殘酷的政治洗腦運動說出來了。 基於上述理由，我希望這位盧大使好好讀讀楊顯惠采寫的《夾邊溝紀事》。1958年前後有數千名右派被發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兩三年期間，有半數人僅剩一把骨頭，埋在了農場外的荒野。當年「右派」分子還寫有不少回憶錄，都是字字血、聲聲淚。讀後切莫心存僥倖：那是別人的遭遇，我盧某人是黨的親兒女。這方面，也建議盧大使讀讀黨內鬥爭史，整個就是一部革命吞噬親兒女的故事集，太多昨天革他人之命的革命者，今天就被別人革命。不說盧大使這類中層官員，就算是歷屆中共總書記，以及政治局常委與委員，不也都是在十一次路線鬥爭與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被黨內革命了么？ 中國早在周代就知道「懷遠以德」的道理，三國中有關諸葛亮七擒孟獲，終於換來孟獲南人永不再反的承諾，就是這一道理的實踐。台灣目前既無回歸之心，北京還加之以恐嚇之語。這樣一個島國，強行收回要花費巨大的軍事開支，毀了2300萬人的生活還需繼之以巨大的維穩成本。北京當局對師毛故伎一定要慎思再三，否則只會造成災難。 以香港為例：回歸祖國經濟變得更好是空言 圍繞白皮書的宣傳，都在渲染台灣將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國台辦副主任劉軍川早就宣布：統一後，台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這話，是在2021年10月29日於湖北宜昌舉辦的第四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研討會上說的。 這方式與對香港一樣，香港的財政收入也是由香港自收自支，但中央打的主意不在這裡。先說「更好的經濟發展」是不是事實。 作為「東方明珠」的香港，回歸已經近25年，但回歸之後的經濟發展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1997年，香港GDP總額是1774億美元，中國大陸 9616 億美元，為香港的5.4倍；2021年香港 GDP為3680億美元左右，中國大陸GDP總量約17.7萬億美元，為香港GDP總量的48倍——在香港財政自收自支這點上，北京並未食言，但是也未考慮補貼香港。 不過，如果以為北京真的不從香港抽血，那就大錯特錯。今年7月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與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中國人行與香港金管局簽署人民幣/港幣常備互換協議，將雙方自2009年起建立的貨幣互換安排升級為常備互換安排，即無限期延續；互換規模由原來的5000億元人民幣/5900億港元，大幅擴大至8000億元人民幣/9400億港元（1200億美元）。 中國此舉舒緩了外匯儲備減少帶來的困境。由於港元盯住美元匯率，人民銀行換到9400億港元後，就等於拿到1200億美元外幣。根據香港金管局數據，香港2022年5月底的外匯儲備資產為4,650億美元，6月底外匯儲備資產為4473億美元，7月底為4417億美元——從數字上可以看出，北京與香港的貨幣互換協議將成為一架水泵，持續抽取香港的外匯儲備。 台灣的情況與香港類似，1980年代曾為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人均GDP遠高於大於中國。1990年，台灣GDP為1700億美元，大陸為3878 億美元，台灣相當於大陸的43.8% ；2021年，台灣GDP總量為7727.45億美元，中國大陸GDP總量約17.7萬億美元，為台灣的21.4倍。台灣人均GDP達到3.38萬美元，約是大陸人均GDP的2.6倍。 台灣的外匯儲備現為5488.54億美元，在全世界位居第4名。因此，在北京對未來台灣的經濟構想中，財政收入盡可歸台灣自收自支，但如果實行貨幣互換，外匯儲備這隻錢袋必然與大陸打通。 台灣「回歸」後的命運將步香港後塵，就算大陸一文不取，要想維持現有經濟活力也極為困難。考慮到中國今年上半年31省份財政收支差轉負，通盤看下來，除了上海及沿海幾個地區財政自給率稍高一些，中西部地區幾乎都依賴轉移支付維持，例如吉林工業基地也靠中央財政輸血。因此，大陸這種許諾不要當真。 台海戰爭的決定因素是美國護台的意志力 江胡時期與習的前十年，中國對台灣奉行的是「擠壓」策略，即盡一切可能壓縮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逼迫台灣就範；如今中共覺得條件成熟，可以「迫統」了。對台灣來說，目前最後一道安全屏障是美國承諾的保護。8月6日，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對美台共御中國入侵做了一番兵棋推演，據說高級顧問Mark Cancian說：「推演得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大多數假設情形下，美國和台灣能夠成功地對台灣進行防禦。結果是三方都嚴重受創，台灣經濟將支離破碎，美軍會受到重創，需要多年才能恢復元氣，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會受到影響。 以美軍現階段的作戰能力，當然遠強過中共。但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還有意志力。在台灣戰爭中，大陸統一的意志與台灣反統一的意志力都不是關鍵因素，美國保護台灣的意志力有多強才是決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