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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共20大之後，習近平正式建立了一個居高臨下、俯視其他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的個人獨裁地位。他安排的6個常委中，一半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往年部屬，剩下的也都是聽話之輩。這種「老闆」與「夥計」的關係，讓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了習近平的辦事班底或「軍機處」。從此，中國進入了一人獨斷、後果下卸的局面。 一、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選舉」走過場 10月23日中共20大之後的第一次中央委員會開會，按照習近平指定的政治局委員名單，「投票」給名單上的人。由於這場所謂的選舉是等額選舉，中央委員們奉命投票給名單上的每個人，於是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就這樣通過了。等額選舉之下，事先確定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不會「落選」，「投票」不過是走過場而已。然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再開個小會，按習近平給的新政治局常委名單，還是等額選舉，這樣，確定新政治局常委的程序也走完了。 從中央委員會選政治局委員，再到政治局委員選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名單上的人都能得到全票或絕大多數票，計票容易得很。兩場「選舉」，全程大約用了不到兩個小時。然後，中午12點左右習近平就帶著其他6個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參加了中外記者招待會。中共今後5年的中南海最高決策班底就這樣亮相了。 習近平只留用了上一屆政治局常委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意識形態總管王滬寧，他從江澤民時代一直扮演這個角色到現在，平民出身，謹小慎微，習近平準備讓他明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坐個無權無勢的冷板凳。另一人是趙樂際，原來的中紀委書記，是習近平過去幾年監管官場的得力助手，今後會讓他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 二、出局者先知 上一屆政治局常委一共7人，其中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已72歲，習近平安排他退休，算是正常處置，但習近平還處置了另外3人。總理李克強67歲，如果習近平對他比較滿意，可以讓他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但習近平卻決定讓李克強退休；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與李克強年齡相同，也安排退休；副總理韓正比李克強大1歲，是江澤民提拔的，習近平讓他也退休了。習近平直接把這4個人從20屆中央委員的預定名單上排除了，因此20大上他們就無法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就算20大的參會代表中有人把李克強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選票上，也無濟於事。 《新華網》10月24日按慣例發表了一篇介紹此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產生過程的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這篇文章披露了兩個情況。 其一，今年4月開始習近平為確定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名單，分別與19屆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共30人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這30個人當中，23名是19屆政治局委員，1名是未進入政治局的書記處書記，4名是未列名政治局的中央軍委委員，以及非政治局成員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這番談話期間，上一屆政治局委員當中那些習近平預定要排除出20屆名單的人，通過談話都已獲悉，自己馬上就要出局了。對這4個將被出局的19屆政治局常委來說，20大上自己的命運毫無懸念。 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談話中很識趣地表示，願意主動退下來，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李克強。他在任期的最後幾年裡，其實對挽救中國經濟已經束手無策，連發展「地攤經濟」和「大學畢業生下鄉」這種毫無希望的經濟政策都提出來了。由此可見，李克強對自己的處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 三、親隨入局 20屆政治局常委當中，習近平提拔了3個到他身邊辦事的親隨，即李強、蔡奇、丁薛祥。這3個新政治局常委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是習近平當地方大員或在中南海的跟班；他們當過跟班後，得到了習近平的大力提拔，但他們並沒有多少解決難題的能力。 比如，即將被習近平任命為下一任總理的李強曾經是習近平在浙江當省委書記時的秘書長，進中南海前在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最突出的「政績」就是不顧民生而執行習近平的「清零」方針。 中共培養一個總理人選，往往會讓他先從副總理職務上干起，以便熟悉煩雜的政務，歷練中積累經驗和人脈。但習近平把完全不熟悉國務院工作的李強直接就放到了總理位置上。李強從無處理國務的經驗，在國務院系統也沒有人脈，今後政務處置上會出很多問題。 習近平安排負責今後黨務工作的蔡奇，曾經是習近平任福建省長時候的屬下，習近平到浙江當省長後，蔡奇還是他的屬下。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之後，調蔡奇到北京，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再主政北京市，政績平平，無所建樹，卻因為習近平的信任而官運亨通。 習近平這次安排明年擔任副總理的丁薛祥，原來是習近平任上海市委書記時的秘書，習近平喜歡這個跟班，一路帶進中南海。現在又準備讓這個從未掌管過一個省或一個部的親信充當第一副總理。 四、黨政分工被打破 中共最主要的兩個掌事人總書記和總理，他們的辦公地點都在中南海。胡耀邦任總書記時在中南海的南區辦公，總理趙紫陽則在北區辦公。平時總書記和總理召集各自的部屬開會，也分別在南區或北區。這兩個區之間沒有隔牆，但警衛會限制外來開會者的自由穿行。雖然中午時這些去開會的人可以分別在南區或北區休息走動，但警衛會提醒他們，散步時不能越過南北兩區分界處。 胡趙時期中南海內的這種分區格局有一個含義，即黨政一把手的地位大體上平行，黨政分明，各管一攤。趙紫陽當總理時，辦公地點在北區；他改任總書記後，就搬到南區的勤政殿辦公，把北區留給了李鵬。那時，居於胡趙之上的幾個大佬當中，除了李先念還住在北區，其他人都不住中南海內，胡趙與大佬之間主要是靠文件往來傳遞信息。從胡趙時期直到胡錦濤時期，這種黨政分開的慣例，實際上意味著雙方的分工比較明確。 但是，習近平上任後，先後設立了一系列領導小組，開始干預和控制李克強的分管工作，打破了以往多年的黨政分工慣例。而20大之後，即將擔任總理的李強完全沒有胡趙時期開始的過往歷任總理的分管地位；習近平這個總書記的強勢和獨裁地位決定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成了習近平的辦差班底。 習近平大權獨攬之後，用人便隨心所欲了。這次他安排的6個常委中，3個人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昔年部屬，第4個跟班是為他服務過10年、謹慎順從的王滬寧，其他兩人也都是聽話之輩。這樣，習近平與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關係就實質上變成了「老闆」和「夥計」之間的關係。 五、「軍機處」再度成形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雖然各人有所分工，但均屬習慣於聽命習近平的人，他們只會事事請示，奉命照辦。這樣，習近平安排的政治局常委們就不再相對獨立於總書記，不會自主處理各自分管的事務。這種新的狀態很象習近平的辦事班底或「軍機處」。 軍機處是清朝雍正皇帝設立的中樞權力機構，沿用到王朝終結，其辦公場所在靠近皇帝辦公的養心殿南側隆宗門內。最重要的幾個大臣在這裡參與決策，是為皇帝的主要幕僚。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作為清朝的最高國家機關，由皇帝直接掌握，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處。 現在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模式之下，其他政治局常委與他不再是表面上的平行關係了，而是變成了「皇帝」和「軍機處」的關係。中共在老毛獨裁的年代裡就是這樣。那時總理周恩來扮演著「軍機處」領班的角色，率領一班文官，為老毛充當「軍機處」，小事才自行決定，稍大一點的事必須事事請示老毛，老毛的話一言九鼎。 其實，習近平前幾年通過各種中央的「領導小組」來分別決策各方面事務，政治局常委分別參與不同的「領導小組」，而絕大部分的各種「領導小組」的組長都是習近平兼任。這意味著，所有方面的事務，最後決策時必須由習近平獨斷。20大以後，習近平與其他常委的關係讓「軍機處」再度成形了。 六、一人獨斷、後果下卸 習近平現在可以裁斷任何事情，他的「軍機處」會事事秉承習近平的「旨意」。但這種決策模式也註定了一種結局：習近平今後的隨意決策中，所有的不利後果，都會被他的這個辦事班底在執行中放大；而決策的不良影響，則要由這些「軍機大臣」或下面的官員來承擔責任。 這種新的決策模式預示著三點。其一，習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針都會繼續堅持下去，而且不存在糾錯機制。其二，凡是過去十年中發生的重大難題，比如經濟滑落、對美關係惡化等，過去解決不了，今後也同樣無解，情形只會進一步惡化。其三，習近平安排這樣的辦事班底說明，他對個人專斷的權力把握仍然沒有足夠的信心，因此他現在要用的，是幫他維持住個人權力的班底，而不是幫他解決難題的班底。 由此判斷，習近平在今後的幾年裡，最關注的是掌控現狀、防範惡化，而不是求解難題；而他採用的手段，仍然是強硬的命令和不顧一切地蠻幹，不會有多少圓通的做法。不管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喜歡還是不喜歡，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一人獨斷、後果下卸的局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會現場，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下令特工將前任總書記胡錦濤強行架離會場。這驚悚的一幕，發生在人民大會堂、二十大的主席台上、中外媒體的鎂光燈下，給世界留下二十大的唯一印象和最大震撼。 光天化日下的這一幕，讓人細思極恐。設想，如果不是在中外媒體注視下、不是在二十大、不是在人民大會堂、不是對前任最高領導人，而是在中共高層無數的閉門會議上，針對黨內同僚或黨的其他領導人，其粗暴的手段和恐怖的場景更難以想像，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推論，習近平早就創造了這種開會模式：現場凡是出現反對他的意見，或是要求查證文件的真偽，習近平就驚怒交加，當場下令特工將反對者強行帶離會場。 受命特工可能對反對者假裝勸告，口稱「您需要冷靜一下」、「您需要休息一下」、「您需要暫時離開……」，暗中卻用力拉扯推搡挾持，不由分說，就將反對者強行架離。給反對者施以驚嚇的同時，也給在場的所有與會者製造震懾和驚懼。如今看來，就是在這種驚悚恐怖的氣氛下，習近平一次又一次地強化了他的獨裁和權位。 如此驚悚劇，人們以為，原本只有在史書記載的古代中國宮廷里、王朝的黑暗時期才曾經上演。比如，三國時董卓專權時期。初時，「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廷，略無忌憚。」稍後，董卓議事宮廷，「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會上若有人反對，「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董卓隨意廢立年幼皇帝，尚書丁管反對，「卓大怒，喝武士拿下。」「卓命牽出斬之。」 誰能想到，如此的古代宮廷驚悚劇，竟赫然驚現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難怪，世人都有感：習近平和王滬寧等人不屬於這個時代，是舊時代的幽靈在新世紀的舞台上遊盪。另一方面，也再次證實：共產中國就是另一個專制王朝，眾多專制王朝中的一個，俗稱紅朝。 需要考證的是，習近平何時創立這一開會模式？筆者判斷，時間應該是緊接在2018年3月之後不久，當時，習近平通過「隱秘、迅速而狡詐的」手段，強行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因遭到黨內外普遍反對、包括政治老人的反對，一方面，習派假意解釋「取消任期制並不意味著長期或終身任職」，只是為了與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位表述保持一致（後兩個職位沒有憲法或黨章明文規定的任期，但憑黨內規則不得超過兩屆任期）。 另一方面，習近平密謀成立特勤局（終於2019年1月正式成立），並安排親信王小洪充任特勤局局長。特勤局表面上的職責是警衛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四副兩高」（國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及外國訪中要人，然而，王小洪的行事範圍遠超這一領域，名為警衛，實為監控，監聽、監控從「四副兩高」到其他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政治老人。 應該就是從那一時期開始，習近平開創了當場架人離場的恐怖會議模式，可稱作「董卓模式」。只是，機關算盡的習近平，萬萬沒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在紅牆後的這套粗暴手段竟會意外在中外媒體下曝光。那就是，在二十大閉幕日的主席台上，前總書記胡錦濤當場質疑中央委員會名單遭偷換和造假，習近平一急之下，竟悍然下令特工將胡錦濤強行架出會場。 這極端醜陋的一幕，不僅讓二十大和習近平連任蒙上非法無效的陰影，而且讓習近平用黑暗手段集權的秘密曝光於天下。來源不當的權力，勝之不武的連任，參雜著造假、偷換和舞弊的二十大人事重組，盡在那一幕之間。年近八旬、白髮蒼蒼、性情溫和的前總書記胡錦濤，以羸弱的身軀做堅韌的抗爭，等於為習近平的連任、為二十大的結果蓋下一個大寫的章印，這個大寫的章印就是兩個大寫的字：非法！ 是可忍，孰不可忍！習近平對前任最高領導人、昔日恩主胡錦濤的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冷血無情，讓在場所有人，包括中共高層、政治老人和兩千三百多名黨代表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心寒齒冷；通過視頻和消息的傳播，也讓眾多官員、黨員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心寒齒冷。對胡錦濤的同情，就是對習近平的憎恨。 習近平粗暴而野蠻地強行連任，只會在黨內外製造更多敵人、凝聚更大的反習力量。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咬緊牙關，沉默地憤怒著，或者，憤怒地沉默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胡錦濤與習近平是一張烙餅的兩面 胡錦濤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提前離場（或被離場），引發諸多揣測。我對這一幕被很多評論人士稱為「政變」的場景基本無感。第一，胡錦濤時代早在十年前就結束了，此一場景並不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第二，胡錦濤與習近平當然存有權力之爭，中國歷史上，禪讓的太上皇與「今上」之間從來都不是和諧關係，但兩人都是鐵杆共產黨人，只有權力之爭，並無路線或觀念之爭。那些因為痛恨習近平而讚美胡錦濤的評論，與事實真相南轅北轍。 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麥迪文發表了一篇題為《胡錦濤「被離場」引發諸多猜測，新華社英文推特回應原因》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胡錦濤代表了一個與習近平截然不同的中國。他更強調集體領導，必須平衡政治局常委中的各個派系。胡錦濤的年代被視為對外開放和對新思想的包容性增加的時期。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曝光的巔峰，外商企業在中國設立，國際遊客不斷湧入，互聯網比現在更自由，境內媒體嘗試開始做像樣的新聞，中國的全球聲譽也持續改進。雖然有些人評價胡錦濤是『弱主』，但是他執政十年中國經濟經常呈二位數成長，中國也更在乎其國際聲譽。」 日本共同社駐台北記者矢板明夫在臉書專頁上評論說：「新的政治局常委會將充斥著習近平的擁護者，確保繼續朝著和胡錦濤時代的改革開放截然不同的方向前進。……共青團派這一次遭到團滅，在某種意義上講，等於是中共的政權內的改革派、國際協調派的全面潰敗。中國共產黨已經喪失了自我糾正錯誤的能力，期待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已經不可能了。」 此類評論，對習近平走向毛澤東化、史達林化的評估是正確的，但將胡錦濤時代說成是改革開放、西化、國際協調，則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胡錦濤靠在西藏屠殺藏人而上位，選拔胡錦濤的是中共二十大上如木乃伊般端坐的最年長（一百零五歲）的、信奉共產原教旨主義的元老宋平。胡錦濤比江澤民更左。胡溫統治後期，國保特務治國肆無忌憚，陳光誠遭遇慘絕人寰的迫害，零八憲章運動遭到滅頂之災，劉曉波入獄，我也被秘密綁架及酷刑折磨。我後來寫了《河蟹大帝胡錦濤》和《劉曉波打敗胡錦濤》兩本書，記載了胡錦濤時代專制暴虐的斑斑劣跡。人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 有時，反倒是生活在別處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台灣評論人「一個律師的筆記本」在題為《「憶昔錦濤全盛日」：歷史敘事的猜想》一文中寫道：「我猜想，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歷史敘事，就是把胡公錦濤形容成銳意改革的領導者，在開明專制之下放寬個人自由與經濟發展，實現了『公民社會的初步成長』，但這個邁向光明的進程，卻被繼起的習公硬生生破壞，從而斷送了天朝上國的千古良機云云。『憶昔錦濤全盛日，公民社會好形勢。和平演變現前景，民主轉型將落實。』諸如此類。」但他輕而易舉就推翻了這個「想像的敘事」：「事實上，胡公與習公的統治，屬於同一個連續進程。大方向相同，只是採用的手段隨著形勢變化而有所差異而已。前一個階段自忖實力不足，故而韜光養晦、先行蟄伏；後一個階段自恃羽翼豐滿，所以逐鹿爭霸、揮刀亮劍。然而，不論前期還是後期，對於『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神話的執念，乃至於共產黨的統治思維，均無二致。既然有了第一個階段，難免就會走到第二個階段。或者說，第一個階段本來就是在為後繼階段作準備，用來吸引獵物、累積資源。」所以，習近平不是胡錦濤的反動，而是胡錦濤的升級版。 什麼人在懷念胡錦濤和溫家寶？ 麥迪文和矢板明夫對胡錦濤有些「霧裡看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也參與到這場「胡錦濤奏鳴曲」之中，就讓人相當錯愕了。 胡溫剛上台時，人們對「胡溫新政」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尚情有可原；胡溫已下台十年，居然還有不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爭相稱頌胡溫，更有人懷念江澤民，形成所謂「膜蛤文化」，那就是一種病入膏肓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比如，有一位八九學生，坐牢多年，最後一次下獄正是胡溫時代，後來他成為基督徒，歷盡磨難，逃亡到美國，居然在推特上辱罵我批評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破壞改革派「大業」，客觀上充當了強硬派的「側翼」。還有一位因調查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而被下獄的維權人士，至今仍對胡溫「多難興邦」的宣示念念不忘，相信胡溫擁有將中國推向自由民主的「初心」，只是力不從心罷了。 若干在胡溫時代受打壓、淪落社會底層的人士，對胡溫不離不棄；更多在胡溫時代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人士，更是將江澤民、胡錦濤在位的二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一二年）視為中國的「黃金時代」，也是他們本人的「黃金時代」。確實，在那個時代，他們或是坐擁金山銀山的民營企業老闆，資本家可以入黨，「紅色資本家」地位看似穩如泰山；他們或是人面桃花、飛檐走壁的影視明星，在橫店影視基地打造漢唐盛世、射鵰英雄，一顰一笑，財源滾滾；他們或是巧舌如簧的黨校教授，巡迴全國宣揚「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名利雙收；他們或是在中南海與市場經濟兩端遊刃有餘的知識分子，靠著「文化苦旅」發大財……正如維權律師陳建剛所說：「懷念胡溫，讚美江澤民者，相當一部分是中共體制的獲益者，在江胡溫時代，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順風順水。……盛讚胡錦濤、溫家寶的人都是倖存者，刀刃沒有割到他們皮肉的時候，他們就會感覺到江胡溫是好人。」 局部的真相，往往是假象。一塊馬賽克鮮艷，絕不意味著整塊馬賽克拼圖都美輪美奐。二零零八年，奧運前夕，胡溫躊躇滿志，民主法治的高調響徹雲霄。劉曉波在被捕入獄前四個月，撰文揭露胡溫的民主乃是「畫餅民主」，是花拳繡腿。劉曉波寫道：「中共統治的常態是言行背離，現政權也不例外。胡溫執政五年來，一面頻繁地作親民秀和政治開明秀，一面從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從不放鬆對民間的民主訴求的打壓。起碼，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現政權進行政治改革的誠意，因為胡溫政權沒有任何動真格的政改舉動，甚至連不會影響到政治穩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所以，無論媒體把『政治改革』的議題炒得多麼紅火，但現實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劉曉波以他的殉道驗證了這一結論。 今天，批判習近平是常識，懷念胡錦濤卻是違背常識的無知與無恥。鄧江胡時代，中共監獄中沒有一天斷絕政治犯，沒有一天中斷強迫拆遷和圈地運動，沒有一天停止對宗教信仰者、異議者和少數族裔的打壓迫害。我自己是受難者中的一員，我也見過許多跟我一樣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如陳建剛所說：「他們在胡溫時期被迫害，被酷刑，被抄家，被株連家屬孩子，有人直接被打死，有人成了植物人。」然而，那些在胡溫時代手上捧著金飯碗、銀飯碗的人卻置身事外、冷眼旁觀——雖然共產黨仍是一黨專制，雖然共產黨在荼毒他人的兒女，但只要還能在中共體制內分潤，管他共產黨做什麼罪惡？唯有被習近平砸掉飯碗之後，他們才舉起「反習擁胡」的旗幟，就如同當年天地會的「反清復明」。千百年來，中國歷史循環往複，就連反抗的方式也一樣。獨裁者在不斷進化，反抗者的思想境界卻停滯在原始本能的階段，所以不徹底的反抗註定了只能是失敗的反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陳文清的「入局」與習近平的「警察治黨」》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習近平居然一口氣給他的二十屆中央書記處里安排進去了三個職業警察，即國家安全部長陳文清、前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劉金國和現任公安部部長王小洪。 就在這篇文章刊登和播出的當天，中共當局即對外宣布了陳文清的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任命。緊接著，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搶在周末象徵性地開會，令事實上早在二十大之前即已經內部決定的由陳一新接替國家安全部長的任命完成了「法律程序」。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回顧的本專欄去年12月13日的文章《國安部長陳文清比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更有晉陞前途》中雖然認定陳文清「入局」的可能大於陳一新，但筆者當時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前，也還發表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二十大誰上誰下讓習近平犯難》一文，文中特別分析到了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犒賞陳一新一屆「局外」副國級的可能性。 眾所周知，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無論其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具體出任的職務是什麼，均享受正國級待遇，也就是所謂的黨和國家一級領導人。而不是常委的普通政治局委員，則都享受副國級待遇，也就是所謂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至於「局外」副國級，也就是不是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包括了國務院的國務委員，最高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以及不是由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的黨內副主席。 筆者當時在這篇文章中認為如果一定要以過往在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基礎上官升一級晉陞副國級職務的例證來套用陳一新的話，那麼他陳一新未來的政治走向更可能的應該是依照王勝俊模式，出任最高法院院長或者最高檢察長。 1993年，安徽省政法委書記和公安廳長出身的王勝俊奉調中央，在任建新手下擔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五年後熬成正部長級的政法委秘書長。 此後，他在這個職務上熬了整整十年，後五年里雖然還兼任了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副主任，但仍然還是正部長級。 2008年，已經是一屆中紀委委員，三屆中央委員，在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和秘書長位置上堅持了十五年之久的王勝俊終於有了出頭天，被安排出任了一屆最高法院院長，官至副國級。 那麼現如今的陳一新，二十大前在中央政法委委員中排名在他之下的陳文清成了他的頂著上司，他本人則是在被宣布接替陳文清國安部長職務之後，政法委秘書長成了他的兼職。至於這個政法委秘書長和國家安全部長由一個人擔任的情況是否會長期持續，可能性不大。 已經有中共內部人士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即已經把未來陳一新政法委秘書長職務的最可能接班人選放在了新任副秘書長誾柏身上。 二十大召開之前的七月中旬，中國長安網「領導·機構」一欄更新顯示，誾柏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景漢朝不再擔任。 此番被去職的景漢朝已經在這個職務上坐了五年，擔任這個中央政法委秘書長職務之前是平級的最高法院副院長。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更替，1960年出生的景漢朝已經62歲，按照副省部級60歲封頂的年齡規定，已經是「超齡服役」兩年整了，不進則退。而接替他職位的誾柏是1969年生人，納西族，此前是從雲南省跨省交流到青海的，到青海之前的最高職務是正廳級的省政法委副書記省維穩辦主任，以及迪慶藏族自治州州委書記，2016年1月調任青海之初即被宣布為為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候選人和黨組書記，從此官至副省部級。 此後的誾柏先後擔任了任青海省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海西州委書記、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書記， 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部長和政法委書記，青海省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書記和省行政學院院長，青海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等職務。 2022年5月26日下午，中共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西寧召開，誾柏「當選」為省委專職副書記。 從跨省「交流」到青海之後在青海省委內被頻繁更換重要職務的情況說明，當時的誾柏是被當成就地晉陞為省長的方向培養的，但在剛剛被安排為青海省委專職副書記之後，又被認為是留在政法系統內更為合適，這才有了調升中央的機會。 說起來，如果是繼續留在青海省委專職副書記位置上的話，那麼他誾柏在二十大上會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而調升中央政法委後，雖然暫時還是副省部級待遇，但卻在二十大上被安排成了中紀委常委，二十大閉幕後，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陳一新為國安部長的同時， 任命為國家監察委員會委員。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因為中共國家監察委員會是同中紀委「合署辦公」，所以中紀委第一副書記同時也會兼任國家監察委主任，其他副書記同時也都會被宣布為國家監察委副主任，中紀委常委同時也都會被宣布為國家監察委員會委員。 10月19日，中共二十大開幕的次日，大會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是由誾柏以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身份，率領最高法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一級大法官賀榮，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一級大檢察官童建明，以及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國家移民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許甘露和司法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左力等人，向記者宣布所謂圍繞「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們在法治中國建設領域取得了五項重要的成就「。 這裡的賀榮和童建明都已經在二十大上被安排為中央委員。而誾柏同時被任命的中紀委常委待遇，說起來是相當於中央委員，但最高法和最高檢無疑是被置於中央政法絕對領導之下的。 到二十大為止，此前於2017年與景漢朝一起被任命為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的白少康暫時還在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里排名在誾柏之前。 這個白少康說起來還是李克強以及如今已經在二十大上高就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統戰部長的石泰峰的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弟，比如上二人晚兩年入學。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這個白少康選擇了同校同系同學們大都看不起的警察職業，主動要求「從哪裡來，回哪裡去「，到家鄉陝西省公安廳刑偵處當了一名普通刑警。但也因為他的北京大學法律系的亮眼學歷，所以省廳領導對他很器重，令他很快就從副主任科員、副科長、科長、副處長，省廳刑警總隊副總隊長、省廳刑警總隊政委、省公廳刑事偵查局副局長、政委等職務上一路遞升，2006年即已經升任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黨委委員。 2010年3月，白少康升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但在這個位置上只停留了一年半時間，即被安排為公安部局級崗位中最重要的一局（國內安全保衛局）局長。當時的頂頭上司是部領導中分管國保，原本就是一局局長出生身的陳智敏，以及公安部里當時號稱周永康第一親信的是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兼中央601辦公室主任李東生。 日後周永康被判無期徒刑，李東生被判15年，陳智敏也被免職，但在周永康倒台之後公安部的第一輪大清洗過程中，白少康不但全身而退，而且還被孟建柱向中組部提名為上海市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兼武警上海市總隊第一政委，不久後又依被慣例被安排為上海市副市長兼公安部局長和黨委書記。 接下來，趕在十九大上退位並交出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的孟建柱搶在十九大召開之前的2017年5月把白少康召回京城，委以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職務，同時兼任政法委機關黨委書記。 中共十九大上，孟建柱被宣布退休，白少康被安排為十九屆中紀委常委。但是在次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把時任政法委秘書長汪永清安排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同時，習近平卻沒有依照孟建柱的「遺願」行事，沒有安排把白少康遞升，而是把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調升政法委秘書長。 此後的白少康甘居「後來者」之下，一路配合過來，表面上看是相安無事，但隨著孫力軍被查，此前每個曾被孟建柱和孫力軍看好並提拔上去的幹部都成了被逐一重點審查的可疑對像，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打入「孫力軍政治團伙」。 在決定二十大人事名單過程中，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出身的劉金國出生於1955年，不但留任中紀委常委，而且還晉陞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紀委第一副書記。與白少康同齡或者還比他年長的張升民、肖培、喻紅秋和傅奎都連任了常委和副書記，新當選的中紀委委員中也有好幾個都是和他白少康同齡。比如王愛文、許羅德、侯凱。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共縣級以上的紀委幹部任命，在年齡限制上比同級黨政官員放寬三歲。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副省部級官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同為省委常委的省紀書記的最高任職年齡則是63歲。同樣道理，中央和國務院的副部長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同為部黨委委員的部紀檢組組長的退休年齡是63歲。而且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許多省紀委書記和部紀檢組長都還在年滿63歲的時間又被安排「超齡服役」一段時間，最晚有65歲才被安排退休的。 也就是說，每屆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在醞釀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中紀委委員的過程中，對副省部級的中紀委委員的年齡限制，一般也比對中央候補委員的年齡限制放寬三年。依此類推，對中紀委常委的年齡限制，則在對中央委員的年齡限制的基礎上放寬三年。這足以證明在二十大上未能連任中紀委常委的白少康，此前已經在中共政法內部傳說的正在被調查一說不是空穴來風。 總之，未能在二十大上連任的上屆中紀委常委，1962年出生，今年才滿60的白少康能夠被安排提前退休，就已經是最好下場了 。 不但是白少康，就是五年前被孟建柱安排白少康，但卻又被習近平安排陳一新頂替接替其政法委秘書長職務的汪永清也可能是下場可悲，雖然表面上還有一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但已經被習近平踢出中央委員會，未來的最好下場就是在明年三月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平安降落」，提前退休。 去年底，筆者曾經在本專欄為文《被習近平委以「閑差」的汪永清能否「鹹魚翻生」？》，文中針對外界關於汪永清與周永康和令計劃有政治牽連的傳聞分析說：僅從邏輯角度分析，這個汪永清肯定是已經被證明了與周永康和令計劃之間絕無半點「非組織關係」，不然怎麼可能會讓他在離開中央政法委的同時還官升副國級。雖然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是個「閑差」，但從任何一個正省部級崗位上晉陞到這一職務，至少從政治和生活待遇上都是上了一個台階……。 與此同時，筆者當時也在這篇文章里分析到了「當年安排汪永清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安排何立峰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幕後考量截然不同，兩人之間沒有可比性。未來二十大上，何立峰是否能夠官升一級是一回事，汪永清能否『鹹魚翻生』，回任一項政法系統的副國級實職是另一回事。但筆者相信，汪永清未來被「鹹魚翻生」的可能性比何立峰明年晉陞政治局委員，繼而在後年三月出任一屆國務院副總理的可能性要小。「 此文見光幾天後，一位自稱來自「內部」的人士給筆者留言說：汪永清不是周永康的人，但卻是孟建柱的人。調查孫立軍就肯定會調查他。別說」翻生「了 ，能「平安降落」就「皇恩浩蕩」了。 果不其然，在副國級官員二十大上能否連任中委是以1955年出生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檢察張軍得以連任，1957出生的在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沈躍躍得以連任，1959年出生的全國政協黨內副主席的汪泳清卻被除名。這足以證明汪永清雖然「符合年齡」，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國兩會上連任政協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經為零。 自此，習近平利用二十大換屆的機會把抓不到重大把柄的孟建柱曾經安排在中央政法委內的餘黨也都清洗出去了。 至於在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的張軍，因為手下的兩個副檢察長應勇和童建明都已經被安排為二十屆中央委員，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檢察長職務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屆時的張軍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長，或者是進入全國人大接替也沒有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檢察長、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曹建明。在此前提下，明年三月新產生的最高法院院長能否會是陳一新呢？這將是我們下篇文章所要介紹和分析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下李上」的網路政治評書講了將近一年，西方媒體都加入傳播行列，但中共二十大的結局表明，習近平贏了。各種評論痛詬：習近平不僅贏了第三個任期，還為鄧小平開創的「集體領導」送終；並「團滅」了紅二代與團派。但論政需要從事實出發，就以集體領導、團滅紅二代與團派的時間來說，並非發生在二十大，而是自從習近平十八大之後當政以來，步步為營地推進，十九大就已經基本完成。 消解「集體領導」的第一步：通過小組重組黨內事權 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軍委全是習家軍，習近平曾任方面大員的福建、浙江的班底就是習家軍主將。評論多斥曰：習近平破壞了「集體領導」。 其實，習近平上任之後，就沒存在過「集體領導」。但在交接班前後一段時期，中國政界、媒體無從揣測聖意，因此有了一些投石問路者。2012年10月12日，中國網發表胡鞍鋼《中國「集體總統制」更民主高效》，強調鄧小平時代提出的「集體領導」制度的最重要特徵就是「集體」二字：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是「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它的實際運行體現在五大機制：集體交班、接班機制；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集體學習機制；集體調研機制；集體決策機制。11月胡鞍鋼作為十八大代表出席全國黨代會，外界據此揣摩這說法可能受到青睞，媒體炒作一直延續到2013年11月。 但習近平顯然未採納胡鞍鋼的建議，從上任之後就忙於成立各種小組，重組內部事權。到2014年3月15日為止，他先後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小組、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等各種小組組長，甚至還兼任了一個外界沒太注意的「釣魚島應變小組」 組長。 2013年5月，搜狐網搜集舊文，編了一輯《「小組」如何治大國？》。該輯介紹，「小組」是中共黨政系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級別不同的小組，擁有的權力也不同，國家領導人親任組長的小組權力最大。該文並不避諱這些小組的「神秘性」：機構設置在官方資料中鮮有詳細記載，公開報道更少之又少。這些小組既不掛牌子，在黨的組織機構名錄也找不到它們。眾多「小組」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也不單獨確定人員編製。很多領導小組雖為常設，但並不需要日常辦公，多數只在出現了需要應對的重大問題時，以組長牽頭組織聯席會議、多部門聯動的方式完成決策。該文用「尋常無蹤跡，大事現真身」十個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組政治，倒也傳神。 這事當時國內外都予以關注，不明白堂堂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國國家主席之尊的習近平為何要屈尊當一個又一個小組長？其實，熟悉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喜歡搞運動，每逢運動，必先成立小組，實現權力運作一杆子插到底。 2014年3月19日，我寫了篇《「小組」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樹」？》，述其末末，指出各種名目的領導小組不但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推進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內部事權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黨史上最著名的小組就是長征時期的三個「三人團」， 依次為「最高三人團」、「中央隊三人團」和遵義會議後的「新三人團」。毛澤東成為後兩個「三人團」的重要成員，為其掌握中共最高權力鋪平了道路。此後，毛為了便宜行事，經常成立各種政治小組，重組內部事權。「延安整風」是小組政治的巔峰時期，從1941年7月開始，陸續成立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幹部審查委員會，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等，服務於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他賦予這個小組的使命是奪權鬧革命。只是其時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組長。 習近平時期的小組政治有其特點：從小組成立的密度來看，堪比延安整風時期；從其親任組長之多來看，遠超歷屆中共最高領導；從小組活動的方式來看，從過去的神秘隱身走向公開。通過這些小組，習近平完全打破了以往「集體領導」的權力格局，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 BTW，外界視為「國師」的胡鞍鋼就因關鍵時刻會錯聖意，此後不管再怎麼讚美中共的偉大成就，但就是進不了黨庫的高級智囊群。 第二步：革除舊制，將並肩稱制的「集體領導」變為「軍機處」 2017年10月27日，在中共十九大新一屆政治局召開的首次會議上，審議了《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其中一條最重要的規定是今後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當然包括政治局常委）「要堅持每年向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職」。此前，中共只要求國務院等五大國家機關黨組（不是個人）向政治局常委會報告工作。當時，自由亞洲電台與美國之音都報導了這條消息。 這條變化的意義在於：總書記而非政治局常委成了黨中央的唯一最高代表，政治局常委不再是地位與總書記接近的集體領導，而是需要向總書記每年定期彙報工作的下級僚屬，作用有如清朝皇帝的軍機處。 這對確定習近平在黨內至高無上地位是關鍵的第二步。以後，每年政治局委員們向總書記述職的消息，都會見之於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報端。 團滅團派，始於十九大之前 「團滅」團派，被認為是二十大的習近平三大政治動作之一。10月24日 ，《華爾街日報 》中文版發表一篇署名為Chun Han Wong的文章《中國自由派旗手胡春華落選政治局委員會》，悼曰：「中國四位現任副總理之一、曾被認為有望接替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春華在周日落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標誌著一顆曾經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黯然落幕。」 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人數從來就無定製，比如，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委員20人，十五屆為22人，十六屆為24人，十七屆、十八屆與十九屆均為25人。這種人數設置，全看時勢政治需要。根據人數減少來判斷臨時更改名單，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內部運作方式的外行話。更重要的是，中共黨內早就沒有自由派，胡錦濤從2005年開始明確反對西方在中國的顏色革命，吳邦國更是提出「五不搞」，「黨內自由派」這名號早就專指李銳、李慎之及《炎黃春秋》雜誌的一群主要作者、號稱「兩頭真」（指參加革命的青年時期真誠信仰共產社會主義，退休後真誠反省中共革命的錯誤）的黨內退休老人。胡春華與他們從無往來，不知道何時成了這個派的旗手？他掌旗的中國自由派究竟由哪些人組成？ 更重要的是，胡春華的仕途蹉跌不始自二十大。如果這位作者願意查一下西方媒體，就會發現團派失勢始於2016年。 BBC中文網曾在2016年9月30日發表一篇習近平打壓團派勢力的綜述《英媒：習近平為十九大布局打壓團派勢力》，其中提到團派是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政治堡壘，伴隨著胡錦濤的崛起而形成的非正式派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中曾有共青團中央書記處任職經歷者，有李克強、李源潮、劉延東、劉奇葆和胡春華。但在習近平時期，他重用自己任職省份的浙江幫官員（加上一點福建幫），打壓團派，幾年之間，共青團中央年度預算已經被削減一半。 BBC引述路透社三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說，其時政治局七常委中，除了63歲的習近平和61歲的李克強在2017年的十九大不到退休年齡外，另外的5人都非常有可能退休，習近平會在十九大期間試圖阻止團派主宰由7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根據是，其時中國官媒撰文批評共青團中央「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中國官場與駐華外交界普遍認為，習近平主導了這些批評——這一信息後來被證實為真，因為胡春華等團派勢力在中共高層政治中地位自此式微。因此，《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將胡春華失勢的時間往後推了整整6年整。 二十大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前總書記胡錦濤在會場上被帶走。猜測頗多，最流行的就是這個版本：習近平給了胡一份完全不同的名單，他在會場上提疑問而被帶走。 除了有幾位唇語專家解讀那段視頻並標出原話，否則不會有真相。但我想指出的是，兩份名單之事不可能發生。因為這次會議最大的主題是解決習近平的連任問題，這種大會的籌備與各種溝通往往長達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以二十大人事安排為例，據新華社10月24日消息，這一工作開始於7個月前。2022年3月24日，習近平以總書記身份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進行專門研究，討論通過了《關於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醞釀工作談話調研安排方案》，談話調研和人選醞釀工作在習近平直接領導下進行。從2022年4月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安排時間，分別與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談話，充分聽取意見，前後談了30人，主題就是研究提出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人選全部定好之好，新華社9月19日發文昭告中國朝野：「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規定》，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 胡錦濤是個謹小慎微之人，在其當政時期，沒允許兒子女兒從政，其子進入政府系列是2013年習近平當政之後。此時他自然更不會要求破格提拔兒子進中央委員會，因為從無地市級官員進入央委之先例；十八大後期開始，習對團派打壓，例如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為培養官員與哈佛大學合作的省部級幹部培訓班就此結束。凡此種種，胡錦濤都保持沉默，未曾干預，如今退任十年，突然想在中央委員會的人事安排上表達不同意見，完全不合他的性格及其官場閱歷。 本文不評價習長期執政下的是非得失，只秉持一點：論政先從事實出發，習近平當政剛滿十年，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網上資料俱在，不需要在圖書館翻查舊報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20大開完了，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完成了黨內的程序認證，事先確定的中央委員名單也通過了。被從這個名單上剔除的人，包括原來的政治局委員或常委，比如李克強等，都屬於預定出局的人，而非投票結果。事實上，所謂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投票，不會改變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運，因為無論是預選還是正式投票，都只能就列入此名單的人投票。那誰來挑選名單上的人？又由誰來確定最後付諸投票的名單？本文從習近平安排的中央委員挑選和過篩，來分析20屆中央委員的組成過程。 一、漫長的中央委員候選人選擇過程 中共20大挑選中央委員的過程，差不多兩年前就開始了。2020年底，習近平就開始謀劃20大中央委員的挑選。3個月後，習近平分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成立20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組長是習近平。習近平給每個省或部確定了中央委員候選人的名額。 中組部為20大中央委員所做的幹部考察從去年7月開始，先後分3批派出45個考察組，對31個省區市、124個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作專門的人事考察；中央軍委也派出8個考察組，對25個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幹部作考察。中組部派人考察未來的中央委員，也就是考察未來各省各部主要官員的仕途。 中央組織部的考察過程十分謹慎，規定考察人員「不單獨出行、不私下會客」，「出門不漏一句話、房間不留一片紙」，以防地方大員打探人事消息。中組部的考察人員基本上是先約談考察地的中層幹部，作個別談話，以便間接地了解他們所要考察的省委書記和省長；最後才與被考察對象見面，和本人談一次話。當地的省長、省委書記直到被約談了，才知道中組部的考察組來了，這時考察也就基本上結束了。 從程序上講，這種做法歷來如此，習近平當年也經過多次這樣的程序，一步一步地爬到現在的位置。有媒體認為，習近平挑選20大中央委員都是「習家軍」，其實習近平不見得熟悉全國的省部級大員，不可能把每個人都發展成既熟悉又信任的「習家軍」。那他這次挑選20屆中央委員有哪些特點？了解這些特點，有助於判斷習近平的省部級班底按什麼標準來挑選。 二、政治忠誠優先 習近平按照自己的標準，規定了20屆中央委員必須具備的要件是，對習近平的高度忠誠。習近平專門對中組部強調，「進不進中央委員，不能對號入座、依慣例，首先政治上要達標」。此話的意思是，過去江胡時代挑選中央委員，往往看現任地方大員的官位，誰是省委書記、省長，誰就當下屆中央委員；而習近平則提出，現任大員若政治上不夠忠誠，不可以繼續當中央委員。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挑選中央委員時，會讓地方幹部對本省大員的官場口碑投一次票，這種做法在中共官場上被稱為「海選」。而習近平否決了所謂的「海選」，只許中組部考察人員私下訪談。在這樣的訪談中，中組部考察人員會費勁心機地讓地方幹部講一些真心話。有時，如果地方幹部不敢講真話，那考察人員會看他的表情來判斷隱情，進而繼續追問。 比如，20大前中組部在某省考察當地大員時，問一個被約談的地方幹部該省某大員是否「有擔當」。在習近平時代，「有擔當」一詞的含義是，地方幹部要敢於為執行習近平的指令而不計後果，哪怕招來民怨。而這被約談的地方幹部對這個問題一言不答，表情猶豫；於是考察人員就逼他說了真實情況。由此可見，在習近平的眼中，地方大員的仕途首先取決於敢為習某衝鋒在前，不計後果，這就是如今中國官場上「政治忠誠」的衡量標準。 三、查考舊賬、私產 這次中央委員候選人考察，習近平還要求中組部考察人員必須調查被考察的人是否曾被民間或下級幹部寫信告狀。中組部考察人員寫出每個被考察對象的考察報告後，必須要求當地紀檢部門負責人簽字。 地方大員若有某些問題，被當地紀檢部門掌握後，往往既不處理，也不上報，而只是存檔。按照習近平挑選20大中央委員的規定程序，地方大員被考察時，紀檢部門要麼拿出這些存檔的舉報材料，要麼簽字保證不存在這樣的舉報材料，這是讓當地的同級紀檢部門承擔連坐責任。 每個省推薦給中南海的中央委員參考名單，還要送給中央紀檢委研判。在胡錦濤時代，中央紀委收到地方大員的舉報材料往往封存，不予查處，那時的紀委只是個「擺設」。而習近平現在卻要求中央紀委對20大選中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查檢舉報檔案，翻一下是否有舊賬。 習近平對新一屆中央委員的挑選還有個與江胡時代不同的做法，即查私產。考察人員除奉命審計地方大員的金融資產外，還要查他們的房產；也查大員的配偶、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是否經商等等。因此可以講，現在被挑選的中央委員相對江胡時代可能比較乾淨一些，但不太貪的官員更在乎仕途，他們為了執行習近平的指令會不擇手段。 四、中南海審批候選人 中共組織部的考察人員回到北京後，將整理好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報政治局審批，最終由習近平決定名單。習近平批准這個名單之前，先後召開了6次政治局常委會，專門聽取中央委員考察情況的彙報。這些考察結果只給中南海高層看，並不讓20大投票選中央委員候選人的參會代表了解。 20大10月16日開會，而政治局常委會9月7日才確定這次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供20大與會代表預選時用。中央委員選舉分兩輪，第一輪預選是差額選舉，第二輪正式選舉是等額選舉。習近平交給20大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是222人，而預定的中央委員人數是205人，預選差額17人，差額比例為8.3%。 對20大各省、各部的代表來說，他們對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選人可能並不熟悉，所以，那些在預選中被差額選舉淘汰的人很可能是本省代表中有人不滿意他，結果票數少了，被淘汰掉。至於最後進入正式選舉名單上的205人，因為是等額選舉，名單上的人與會代表基本上都會打勾，所以一定都當選。 五、預定被出局之人，能在投票中翻盤嗎？ 外界對差額選舉中被末尾淘汰的人往往並不關心，事實上，只要官媒不報，大家也無從知道誰在預選中被差額淘汰了。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名單公布後，這兩個名單中，有不少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出局。圍繞著這些出局之人，各國媒體發表了不少評論。但沒有一家國際媒體談到過，這些人的出局真的是意外嗎？ 其實，這次的中央委員名單中被剔除的那些原政治局委員或常委，都是投票前就事先確定的。其中，除了年齡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一些尚未到齡的原政治局常委，比如李克強，早已被預定出局。那麼投票時，20大與會代表中，李克強的支持者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員的預選或正式選舉中，在選票上加上李克強的名字，然後投給他一票呢？ 當然不能排除個別與會代表這樣做的可能性，但這樣的選票也可能被大會秘書處當作廢票處理。即便與會代表自己在選票上加上名單外的名字投上一票，而負責運作黨代會秘書處的中央辦公廳也不予過問，將這樣的選票視為有效票，那是否就會改變習近平事先預定的中央委員會組成，把事先被習近平逐出中央委員名單的人又拉回來呢？ 顯然，若以為靠在候選人名單上個人加個名字就能產生讓李克強重新當選的投票結果，那就太不了解中共對黨代會投票過程的掌控了（參見筆者10月20日刊登在本網站的文章，《中共黨代會的管控模式》）。事實上，所謂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投票過程，不會改變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運。無論預選還是正式投票，只有已被高層列入名單的人才可能在投票中「當選」；而那些已被剔除之人，即使他們也在會場中投票，卻只能乖乖地看著別人「當選」、自己出局。 這就是中共高層獨裁的所謂「黨內民主」：投票是虛，操控是實；事先決定名單，嚴格控制投票過程，確保名單如數通過，於是便產生了中共特色的「選舉」結果。 六、中央委員里紅二代、官二代成為歷史 20大產生的中央委員205人當中，主體是省部級和軍隊戰區級以上的高官，也有少數地市級和軍隊軍級官員，以及金融企業、國有重要企業、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的幹部，還有個別工人、農民代表和解放軍模範人物。他們的平均年齡57歲，99%具有大學以上學歷。 如果從家庭出身來看，這次的中央委員已基本上沒有紅二代或官二代，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委員名單上叼陪末座的潘岳。其父是原解放軍鐵道兵司令部副參謀長兼總工程師，抗戰時參軍；潘岳的前妻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女兒劉超英。 潘岳2008年任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時，提倡綠色GDP，在知識界頗得人心，但因此和溫家寶時期的GDP挂帥抵觸，坐了冷板凳；2020年才升到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主管少數民族事務，這仍然是統戰部內部的「冷板凳」。因為統戰部現在最熱門的部門是對台策反和對歐美收買技術間諜，這些部門既有錢又有勢，卻非潘岳所能染指。 過去國際媒體上經常講老幹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接班，老幹部子弟即習近平這樣的紅二代，高官子弟指父親不是中共老幹部，但曾擔任中南海高官。現在，除高高在上的習近平是紅二代之外，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基本上不再有這樣的家庭背景了。 七、團派、官二代仕途受阻 由於習近平不再重用紅二代或官二代，2014年到2015年也發起過批判團派幹部的宣傳，所以紅二代、官二代、團派幹部接班這種政治現象，在中共政權里可以說已經終結。今後再講紅二代、官二代或團派，就是在講歷史了。 20大召開時，「團派」出身的胡春華還不滿60歲，胡錦濤卸任時便安排他進入政治局、擔任副總理。當了10年副總理的胡春華，在國務院的工作經驗已經不少，因此一度被海外看好為下任總理的人選。但顯然習近平不想提拔他，就把他排除在20屆政治局委員名單之外。因此，按「團派」接班的思路來猜測胡春華是中共政治明星的外媒，大跌眼鏡。胡春華無法繼續「入局」，其仕途就此斷折，明年春天人代會之後只能降職求存。這是「團派」折戟的一個典型案例。 紅二代出局，是因為他們的年齡已到了退休年齡；而官二代出局，顯然有能力不足的因素。目前中共大佬的兒子還在官場上的主要有兩個官二代，一個是胡錦濤兒子胡海峰，另一個是李鵬的兒子李小鵬。胡海峰本來經商，涉入腐敗，被胡錦濤要求退出商界。胡錦濤卸任後，習近平作為對胡錦濤的感謝，安排胡海峰在浙江從政。但胡海峰只做到地級市書記，這次是20大代表，沒資格進入中央委員候選名單。 李小鵬從他父親控制的國有電力系統起家，後來從國企轉而從政，當到山西省常務副省長。習近平上任那年，李小鵬當上中央候補委員，得票數名列最末；初上台的習近平要給李鵬面子，讓李小鵬升到山西省省長，李小鵬因此又進入中央委員行列。後來習近平攬權成功，李小鵬的仕途就碰壁了，無法從地方大員往上升，只好轉到交通運輸部當部長。習近平顯然沒打算重用提拔李小鵬，所以20大把李小鵬排除在中央委員候選名單之外。 20大的這一屆中央委員，雖然未必人人都夠得上「習家軍」，但都是按照習某「衝鋒隊」的標準挑選出來的。習近平靠這樣一批中共精英，除了能「指那打那」，還能破解中共當前面臨的經濟難題嗎？習近平不懂經濟，也沒有長遠眼光，而經濟難題靠蠻幹，只會越忙越糟。李克強多年來無法化解的經濟難題，習近平同樣無法解決，這才是中共最頭痛的問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以一場轟動世界的醜劇收場：前總書記胡錦濤因發現習派在中央委員名單上調包，現場提出異議，竟遭習近平下令特工將他當場架離。靠著公開作弊和另類政變，習近平極不光彩地贏得「連任」，習家軍塞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在新的中共高層中，作為中共黨內的一個重要政治派別，團派，集體出局，一個不留。現任總理李克強和現任政協主席汪洋被強制提前退休；就連六零後人物、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胡春華都遭排擠出局。僅僅因為，他們都是團派人物，出自共青團。 團派，全稱共青團派，是中共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胡錦濤開創和繼承的黨內重要政治派系。縱觀團派人物，其基本特徵是：改革派、開明派、溫和派，且大多擁有高學歷或名牌大學學歷。除了這次遭准政變出局的李克強、汪洋、胡春華等，早先還有做過國家副主席的李源潮、曾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令計劃（被打入秦城大牢）等。 團派出局，習派當道，標誌中共改革開放的終結。這是習近平、王滬寧等人處心積慮的心結和謀劃。先是在理論上構建，淡化改革開放而強化鬥爭哲學；同時在路線上轉向，重推帶有文革色彩的極左路線；最後在組織上完成 — 將主張和代表改革開放的團派人物排除中央，趕盡殺絕。至此，習王極左勢力徹底完成了瓦解改革開放、重啟階級鬥爭的復辟。從此之後，無論極左勢力打不打或怎樣打改革開放的旗幟，其實質，都是對改革開放的徹底顛覆。 團派出局，標誌著中共政治文明進程的夭折。如果說，毛澤東那一代人是以山大王、土匪手段打下江山，恣意妄為，展示野蠻和血腥的極致，那麼，到了鄧小平時代（靈魂代表人物是胡耀邦和趙紫陽），推行改革開放，就是中共向政治文明進程過渡的開始，當時，各方論述：經由改革開放，中共努力「從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 儘管，六四屠城是鄧小平的敗筆、民族的劫難，但中共政治文明的進程在短暫重挫之後，又緩慢前行，到胡錦濤的團派執政時代，再現曙光。胡錦濤的文膽甚至發表了《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試水文章；溫家寶在他第二個總理任期內，疾呼政治改革；同期，也出現《走向共和》那樣的電視連續劇，正面弘揚憲政精神。 孰料，習近平上台之後，竟重新推行極左路線，忽然間大開歷史倒車，否定改革開放，而有意肯定毛澤東時代和文革遺產。習近平在極左理論大師王滬寧的加持下，不僅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全方位倒行逆施，而且否定改革開放僅有的政改成果：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讓個人崇拜死灰復燃，最終達成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的復辟。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距離這一目標只差一步之遙或最後一步，在二十大的主席台上，竟然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胡錦濤突然發現名單有詐，習近平悍然下令將他逐出。於是，讓全世界見證，習近平如何「贏得連任」：公開舞弊，當場政變。權鬥勝利？不僅勝之不武，而且醜陋至極。 團派悉數出局。至此，中共重歸山大王和土匪面目。只是，新的代號是戰狼。中共政治文明進程夭折。 團派團滅，這是一出歷史性的悲劇。中共團派，猶如歷史上的漢朝。胡耀邦所建的早期團派，猶如劉邦建立的西漢；胡錦濤所中興的中期團派，猶如劉秀建立的東漢；而由李克強和汪洋等人繼承的後期團派，猶如劉備和諸葛亮等人在西南建立的蜀漢。漢朝的三段先後亡於王莽、曹丕和司馬昭。後者均以篡位的惡名著稱。 從中共政治文明進程的夭折角度而言，習家軍贏了，共產黨輸了。習家軍贏家通吃，吃干抹凈，達到權力貪婪和瘋狂的極致；而對共產黨而言，一黨專政，一派獨大，一人獨裁，黨內失去牽制、失去平衡，危險之至。在這裡，自以為得計的習近平，犯下最起碼的政治大忌：不留餘地，不計後果。習近平雖精通權術，但他不懂政治。或遲或早，共產黨會敗亡在他手上。 習家軍彈冠相慶，以為終於建立起習王朝。然而，既然是王朝，就必然符合王朝興衰成敗的邏輯：王朝興起，王朝鼎盛，王朝腐敗，王朝沒落，王朝崩潰。鑒於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已是民主國家，紛紛摒棄腐朽、落後和野蠻的王朝專制。應該說，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如果有專制王朝的復辟，其滅亡的周期都在縮短、加速，絕不可能像歷史上的那些王朝一樣，苟延到一百年、兩百年、甚至三百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塵埃落定之後，外界發現，現任國家安全部部長陳文清成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委員之一。自由亞洲為此播發和刊登了《國安部長首次入中央政治局 意味深遠》一文，文中引述據美國網路媒體Axios的報道，說是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歷克斯·喬斯克（Alex Joske）認為，這也是中國國安部部長首次進入中共最高決策機構，讓關鍵的國安官員進入最高領導層，揭示出黨代會對國安問題的重視。 Axios的報道預測，中國將把更多的資源向安全領域傾斜，與安全相關的行動將有所擴大，並且陳文清將可能掌管中央政法委。 其實早在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前一年，自由亞洲電台《夜話中南海》專欄就已經準確預測到了陳文清在二十大上的「入局」前途。 當時，針對中共大外宣多維網對習近平的浙系親信、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二十大上晉陞中央政法委書記的預測分析，筆者於去年12月13日在《夜話中南海》專欄發表了《國安部長陳文清比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更有晉陞前途》一文。文中分析說：「現如今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在明年（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而以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身份在二十大上直接跳升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懷疑。不是因為他不被習近平所信賴，而是因為被習近平政治上高度信賴，有資格、有可能成為政法委書記的待定入選者太多。「比選」的結果是，比陳一新更有政治優勢者，檯面上已經有好幾個。我們不妨先從年齡優勢角度對比。如果習近平當局一定要從「六十後」中挑選一個現成有政法工作經驗和履歷的，1960年出生的現任國家安全部長陳文清相比於陳一新的政治優勢是，已經連任過兩屆中紀委委員和現任十九屆中央委員。」 果不其然，如今的陳文清在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同時，也被提名為本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不過，本屆中央書記處的人員構成與上屆有所不同，有兩人都只是中央書記處書記而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至於陳文清將在既是政治局委員又是書記處書記的基礎上，是高就習近平的「大內總管」兼任中辦主任，還是為習近平掌管「刀把子」，接掌中央政法委 ，將會在本專欄日後的文章中詳加介紹和分析。 在二十屆中央書記處里，除了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的「第一書記」，另外6名書記中居然有3個職業警察，除了便衣警察頭子陳文新，還有制服警察頭子王小洪和前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劉金國。「警察治國」也就罷了，難道他習近平竟還要施行「警察治黨」不成？ 在此之前，歷屆中央書記處的書記群里，如果有，也只有一個警察頭子。而且當時無論是在中央書記處，還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國務委員里的這些個「警察頭子」們，還都不是職業警察出身。各位看官和聽眾不妨回顧一下，無論是周永康、孟建柱，還是郭聲琨、趙克志，哪個不是「半路出家」？全部都是此前從未穿過半天警服，從省委書記位置上調任了公安部長，直接掛銜總警監。而現如今的二十屆中央書記里的三名「警察書記」，個個都是警齡幾十年，而且全部都是從基層派出所的普通警員或者基層公安局負責人一步步爬升上來的。 雖說都是基層警察出身，陳文清卻是二十屆中央書記處中的這三個「警察書記」中，唯一一個具備正經大學本科學歷者。另外兩個，一個是所謂「黨校本科」，另一個是所謂「黨校函授」。 1960年1月出生的陳文清，高中畢業後不知是「城市待業青年」還是在家鄉務農，反正是20歲那年才憑高考過關，進入了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大三時加入中共。4年本科畢業後，陳文清回老家四川仁壽縣從警的希望未獲實現，組織上將他分配到四川省樂山市彭山縣公安局，縣公安局又將他下放到謝家鎮的派出所任普通警員；但委屈了一年多時間，就被提拔為金口河區公安分局副局長，級別相當於國家機關的副科級。 從1986底開始，陳文清的仕途進入快車道，一路從四川省樂山市五通橋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局長，至四川省樂山市公安局副局長；1992年，即升任副廳局級的四川省樂山市公安局局長。大學本科畢業8年即晉陞至副廳局級，當時的陳文清是他大學本科同學裡被提升速度最快的一個。 1997年1月，陳文清被任命為四川省國家安全廳副廳長、黨組副書記，半年後即晉陞為局黨組書記，成為正廳局級；1998年1月，被晉陞為四川省國家安全廳廳長兼黨組書記；同年9月，又被安排兼任了省政府副秘書長。2002年4月，時年42歲的陳文清晉陞副省部級，成為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到此為止，陳文清已經積累了長達18年時間的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資歷。 2006年8月，陳文清被中組部安排進入「幹部跨省交流」名單，出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紀委書記。2007年10月，習近平和李克強同時從十六屆中央委員躍升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時的陳文清則是以省紀委書記身份成為十七屆中紀委委員。 習近平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之後，陳文清被提拔為福建省委的專職副書記，這也是習近平此前在福建省擔任過的職務。 2012年11月，陳文清在中共十八大前夜，被宣布「增選」為第十七屆中紀委常委、副書記，並被明確為正部長級；在同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又被安排「當選」為第十八屆中紀委委員、常委、副書記；2014年4月，他又被安排兼任了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院長。 查看陳文清的簡歷，他從2012年的1月開始，兼任了福建陸軍預備役高射炮兵師第一政治委員。這也是習近平當年在福建擔任省委專職副書記以及省長期間，兼任過的職務。十七大後，陳文清調任中央紀委。其福建省委副書記職務被同時免除之後，因為繼任沒有被及時安排，所以他陳文清雖然人已經在中紀委工作，但其福建陸軍預備役高射炮兵師第一政治委員的兼職一直持續到2014年4月，才轉交給了剛剛被宣布從廈門市委書記位置上提升為省委副書記的于偉國。 在中央紀委工作期間，陳文清主要分管幹部人事工作；十八大後，他還擔任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副組長，推動中央紀委內設機構改革、派駐機構改革全覆蓋等方面工作。可見他當時的頂頭上司，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王歧山對他的信任程度。 2015年4月，陳文清不再擔任中央紀委副書記、常委、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院長職務，轉任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 我們本專欄過去曾刊登和播出過討論中共國務院部分部委實行「雙首長制」的目的和動因的系列文章，當時沒有談到國務院部委里的國安部。其實，該部也曾經施行過一段時間的「雙首長制」。 這個國安部短暫的、一年半時間的「雙首長制」始於2015年4月，陳文清被內部宣布接掌國安部黨委書記；止於2016年11月7日，中共官媒奉命對外宣布陳文清任國家安全部長，耿惠昌同志不再擔任。 2015年4月，陳文清被安排不再擔任中紀委副書記、常委的消息是對外公開發布的，但改任國安部黨委書記的消息一直都沒有被中共官媒正式對外披露。當時能夠從中共官網上找到的相關信息，只是中紀委官網「歷史沿革」欄目中稱，「2015年4月，中央批准陳文清同志不再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常委。」 接下來，中國大陸境內的媒體首次披露陳文清已經是國安部黨委書記這一信息的「新聞源」是河北日報報業集團《燕趙都市報》主辦、主管的「燕趙都市網」的一則報道，說是2015年9月22日下午，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陳文清一行蒞臨西柏坡參觀。西柏坡紀念館黨委書記陳宗良、館長王紅熱情接待。陳宗良首先在五大書記銅像前向陳文清書記介紹了紀念館的概況；之後，陳文清一行在貴賓室觀看了《新中國從這裡走來》歷史記錄片、參觀了陳列展覽館、西柏坡國家安全教育館，瞻仰了中共中央舊址。 於是，眾多中國境內的網站上都轉載這一消息證實，「陳文清已經履新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職務」。 而當時的陳文清之所以是在自己奉命接掌國安部黨委書記五個月之後才外出公開活動，是因為他臨危受命，被習近平和王歧山派到國安部「清理隊伍」的首階段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把時任國安部副部長馬建的罪行坐實的工作已經大功告成。 說起來，1956年出生的馬建是陳文清當年西南政法學院的校友，早陳文清三年畢業，畢業後即進入國家安全部系統，先後擔任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局長、部長助理等職；曾領導國安部第十局（對外保防偵察局），負責監控駐外機構人員及留學生，偵查「境外反動組織」活動。 關於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犯案經過及日後的下場，外界早已有詳細的報道。按照維基百科的說法，當局指控馬建於1999至2014年擔任多項公職期間，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便利，與潛逃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合謀，為他人提供幫助，非法收受1.09億餘元人民幣的財物；以威脅等手段多次強迫他人轉讓公司股份等，並在非法獲取內幕信息後，指使親屬透過買賣證券股票，獲利共約4929萬元人民幣。 而當時之所以安排同時被習近平和王歧山都高度信任的陳文清進駐國安部，說到底是因為對時任國安部長耿惠昌的高度不信任。 這個耿惠昌雖然是「搞理論」出身，但其從事「國際關係」的研究與教學的全部經歷都是在國安部的下屬機構和院校進行的，直至出任國安部副部長、部長，與馬建一樣，全部從政履歷都是在國安部之內。也就是說，到馬建罪行被揭露為止，此二人在國安部已經共事三十多年。也就是說，中共國安部的歷史有多長，耿惠昌和馬建之間的同事關係就有多少年，相互之間即使沒有過共同犯罪，耿惠昌也難脫包庇之嫌。 2016年11月，耿惠昌65生日的前一天，他被宣布「不再擔任國家安全部長」。此前已經以國安部黨委書記身份事實上主持國安部工作的陳文清，被正式對外宣布為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 2017年10月，陳文清順利進入中央委員序列。 需要特別提醒的是，在被正式宣布國安部部長一年半之後，陳文清又被安排了另外一項更為重要的職務：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意味從那以後，便直接陪侍當今聖上習近平。 2018年5月5日刊登於長安網的一則消息說：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部長陳文清6日在政法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專題研討班上作輔導報告……。顯然在以此突顯陳文清不僅僅是個國安部長。 關於習近平親任主席的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要程度，這裡無需專門介紹。需要指出的就是，這個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其辦公室主任即是由中辦主任兼任，而該辦公室的前常務副主任，十八大上連個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蔡奇已經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跳升政治局委員，五年後的今天，又出人預料地升任政治局常委，準備接替王滬寧的「副總書記」位置。由此即可折射出習近平對陳文清的重視和信任程度。再過五年的二十一大上，陳文清很可能會接班蔡奇。 需要補充的是，陳文清的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的兼任，是到二十大召開前的今年7月份為止。而他在這個職務上的繼任，從該辦公室普通副主任晉陞常務副主任的外交部部長助理出身的劉海星，如今已經被安排為二十屆中央委員。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熟悉中國經濟的李克強與汪洋二人均不在此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名單中，在政治上，習近平集大權於一身是確定的，在經濟上，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也再次被強調。從中國政治體制與經濟政策逐漸遠離鄧小平、毛澤東或溫家寶等過去中共領導人的態勢，中國經濟只會往自給自足的方向走，這也表示，從2018年美中貿易衝突至今，中國與世界民主國家脫鉤的趨勢已無法改變。 中國與美國、歐盟等民主國家的衝突日增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對於中國的科技管制也從過去百分之二十五的「微量原則」(De Minimis Rules)到近期所採取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在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管制上，直接禁止世界各地的企業把使用美國技術、機器或軟體的產品賣到中國，包含擁有美國技術的外國人也會受到直接限制，因此，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最近管制措施是相當嚴格的。從微量原則的部分允許到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直接禁止，儘管美國對於中國的科技管制愈來愈嚴格，許多人對於中國科技或經濟是否因此而受到極大的傷害仍有不同的看法。 勞動生產力是影響國家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 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能否持續成長的重要因素，在勞動生產力能否持續提高，一國勞動生產力的高低，則是受到該國擁有的天然資源、有形資本、人力資本與技術知識的影響。就有形資本而言，中國目前對於中國國內所採取的清零措施，以及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管制，將會降低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誘因，進而使得中國的資本累積速度減緩，影響勞動生產力。 就人力資本而言，自鄧小平以來，中國持續改革開放的結果，包含台灣在內的大量外國資金進入中國投資並僱用大量中國勞工，除了增加中國的勞動就業與薪資外，最重要的是，中國勞工藉由邊做邊學使得人力資本可以直接累積。此外，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成長，可以接受教育的中國人口也逐漸增加，到外國留學的人口也愈來愈多，中國人力資本也更快速累積。 就技術知識而言，對外開放或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預期可以吸收最先進的技術知識，對於人口紅利或環境紅利已逐步耗盡的中國而言，下一階段的經濟成長不再是倚賴既有的天然資源或人口紅利，而是發展更先進的技術來提高勞動生產力，進而帶動經濟的持續成長。技術知識與人力資本必須要可以相互搭配，才可以提高一個國家的生產力，例如，中國武漢弘芯在2019年雖引進ASML的EUV（極紫外）光刻機，但最後仍抵押給武漢農村商業銀行並倒閉，亦即，只有好的技術知識，若無足夠的人力資本，一個產業或國家的生產力仍無法提升。同理，半導體產業在台灣可以成功發展並不表示在其他國家可以複製成功。 中國科技可以自立自強？ 由上述討論可知，儘管習近平在此次中共二十大會議中再次強調提高科技與供應鏈自給自足能力的重要性，但是，當美國在人才與技術對於中國採取更嚴格的管制時，中國的人力資本以及技術知識的累積會停滯不前，將是可以預期的事。在美國管制下，即使中國開放也無助於事。雖然看好中國在科技可以自立自強仍有不少擁護者，但是，若考慮中國管制數位平台市場後的共同富裕政策，則人民的財產權將不再受到保護，人民努力的誘因也會消失，除非習近平有能力可以對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配置，否則，期待中國科技可以自立自強可能太過樂觀。若科技如此，則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衰退已可以預見，這或許是中國無限期延後公布經濟數據的原因。 （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