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18億擔保案爆雷 趙薇900萬股權再遭凍結至2029
2026 年 9 月 17 日
中共二十大主席台閉幕式上發生的那一幕，即前總書記胡錦濤遭他的繼任習近平強令架走的驚悚劇，仍然在海內外發酵。針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海內外流傳多種版本的解讀。而其中一個版本，也是企圖佔上風的版本，是把焦點鎖定胡春華，聲稱：胡錦濤質疑，是因為名單中少了胡春華。 果真如此？首先需要弄清楚，胡錦濤當日質疑的名單到底是什麼？當日是二十大閉幕日，10月22日，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而非政治局委員。而在當天的中央委員會名單中，團派人物胡春華在列，但李克強和汪洋遭除名（在習派偷換名單後）。 依照會規和常識，二十大閉幕日當天擺在胡錦濤面前的，只能是即將表決的中央委員會名單，而絕不可能是政治局委員名單（第二天才會產生）。故而，胡錦濤質疑的，絕非胡春華是否在中央委員會名單上；他質疑或要求核對的是：李克強和汪洋是否在中央委員會名單上。而習近平和習派害怕的正是這個。 胡錦濤多次要求查看或核對名單，先是要查看放在他自己面前的紅色文件夾，遭栗戰書阻止；繼而要取看習近平面前的紅色文件夾，遭習近平用手壓住；最後要從特工手上取看紅色文件夾（栗戰書遞給特工的），遭特工舉手揚開。而就在那一瞬間，文件夾散開，清晰可見是中央委員會名單。眾多中外媒體拍下了鏡頭。一眼望去，長長的名單，絕非二十幾人的政治局委員名單，而確是多達兩百多人、羅列數頁紙的中央委員會名單。 胡錦濤之所以有此質疑，很顯然，依照黨內定製，中共高層與政治老人達成共識：二十大權力重組，政治局常委會維持派系平衡，習派、團派、江派各有人馬。這也是各派在無法阻止習近平連任的情況下，所能堅持的最起碼底線。 但是，習派卻在最後關頭偷換了名單，讓李克強和汪洋的名字從中央委員會的名單上消失，公然作假、作弊、做票，膽大包天，瞞天過海，臨時提交另一份名單，交由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挑選」的約2300名黨代表「表決」，企圖矇混過關，來個神不知鬼不覺。習近平、王滬寧、栗戰書等人賭定，就算團派現場發現舞弊，也難以發作，且為時已晚，難以翻盤；因為，誰都付不起公開翻臉的代價；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因為，在公開的大會上，生米已經做成熟飯。 習派不曾料到，作為政治老人的代表、前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卻堅持要查看和核對名單。栗戰書出手阻止，王滬寧從旁驚呼（「不要把它翻開！」），仍無法阻止，眼看陰謀幾乎敗露、破產，習近平情急之下，悍然叫來特工，下令將胡錦濤強行架離會場，上演霸王硬上弓，把舞弊進行到底。當天的主席台上，只有栗戰書、王滬寧、習近平三人毫無顧忌地活躍，其他人均呆坐。這三人的連環配套演出，定是習派提前準備的緊急預案之一，只是他們不曾料到，或者不願意見到，緊急預案真的會派上用場。 二十大主席台的這一幕，以舞弊和政變載入中共黨史。如何善後？習派開始放風，散布有利於他們的訊息。最先，他們放風說：胡錦濤患有帕金森綜合症，當日病發，故而被扶出會場休息。然而，整個情節顯然對不上號。就在中外媒體的鏡頭下，胡錦濤遭特工強行抱起、強行推拉、強行快速架離，而現場並無一人出言表達關切，盡都顯出驚駭恐懼狀。 此說不靈，習派或親習派隨後又放風，聲稱：胡錦濤眼看自己的兒子胡海峰不在中央委員會的名單上，因而發怒。以此說企圖矮化胡錦濤，彷彿他是為一家之私。但這種解釋破綻太大，試想，胡海峰僅僅是一個地級市委書記，曾被習近平贊為「高風亮節」的胡錦濤怎可能指望兒子突然升為中央委員？ 於是，習派繼續放風，鎖定胡春華，讓外界誤以為，胡錦濤質疑，僅僅因為發現胡春華不在名單上。然而，時間順序和會議程序顛倒，當日，胡春華的名字就在中央委員會名單上。至於胡春華「落選」政治局，是在次日，即10月23日的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由頭天炮製的、主要由習派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所謂政治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G20期間國際社會最受人矚目的兩件事，首推國際社會期望已久的拜登習近平會面，其次則是烏俄兩國同框出現。按西方國家的態度與立場，本應該成為烏克蘭走秀之地，卻被一枚不該出現在波蘭土地上的導彈讓北約忙於調查澄清，烏俄兩國同框出現的種種預期鏡像也隨著煙消雲散。不過，一直不想成為中美衝突的附帶受害者的東盟國家總算放下心來，因為拜習會達到了中美兩國與這些國家的最低預期：恢復溝通與經貿合作，保持對話。這恰好是西方媒體極少著墨之處。 撥開花絮看成果：五個同意 看了不少關於G20的報道，發現大家關注花絮遠過於實質，被所有媒體津津樂道的是習近平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談話，還有拜登步履輕快地走向習近平——可見重實質遠遜於重面子。本文不談那些滿世界炒的會議花絮，因為有些實在對西方國家不太有利。只談兩國這場來之不易的元首峰會的成果。 一場會談兩國各自表述，是疫情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之間元首見面或者高級會議的老把戲了。這次比較沒有分歧的內容報道是中美雙方五個「雙方同意」： 兩國元首同意，雙方外交團隊保持戰略溝通，開展經常性磋商——相比前一向中國一怒之下停止氣候合作方面的協商會談，算是解凍。 同意兩國財經團隊就宏觀經濟政策、經貿等問題開展對話協調——中國要出口，美國希望恢復中國製造的正常供應鏈，以降低國內通脹。出於互利，不再別苗頭了。 同意共同努力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取得成功。雙方就開展兩國公共衛生、農業和糧食安全對話合作達成一致——這對美國比較重要，因為美國現在彰顯世界領導力主要在這些方面，氣候問題與LGBTQ價值觀成為美國外交的兩大抓手。中國不比他國，現階段要求北京配合在中國推廣LGBTQI，非常不現實，但至少必須先讓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合作。 同意用好中美聯合工作組，推動解決更多具體問題——美國政府一直希望中美之間達成風險管控，有個中美聯合工作組，至少可以成為化解危機、避免冷戰的一個工具。 同意中美人文交流十分重要，鼓勵擴大兩國各領域人員交往——考慮到中國現在因外匯管制，幾乎不放開私人國外旅遊，人文交流應該以官方為主。 雙方既合作又矛盾的幾個點 但其他方面，兩國該較勁的還會繼續較勁： 美國會繼續對中國開展高科技領域技術出口的限制；美國一時還離不開中國製造，對華逆差過大狀況不會迅速改觀；美國希望中國繼續購買美債，而中國也沒有多少餘力，不想再幫這忙。 中國還將繼續加強軍備與國防建設，維持核大國地位，美國還將繼續施加壓力說服中國加入核軍控，中國還會繼續以老辦法對應：「要麼你的數量降低到我的數量，要麼我的數量增加到你的數量，否則免談」。 以上這些都不是依靠高層接觸與聯合工作組會談能夠解決的問題，中美兩國對此心知肚明，但美國還必須要與中國談，特別是氣候議題和窮國債負問題。這比較虛的問題，不易起衝突，雙方也各種牟利空間，就算談不好，也不會陷入圖窮匕首現的尷尬狀態，中國願意周旋。 作為東道主與准東道主的東南亞諸國，近幾十年的好日子，基本建立在中美合作友好關係的基礎上，兩頭的好處都盡數沾上。中美兩國近幾年別苗頭，這些國家最擔憂的就是「兩頭大象打架，踏壞了我家草地」；如今兩國元首總算見面握手，並達成雙方「五個同意」了，於是放下一半心來。這算是G20峰會賓主盡歡，圓滿收場。弄得各國記者無Bad News可報，只好抓住花絮大做文章。 未達成共識、各自表述的將來必是衝突點 中美兩國公報各自表述的主要是台灣與人權問題，按慣例，台灣為主，人權為輔。 白宮在其對話紀要中，除了公告拜登重申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與一個中國政策沒變， 還宣布了就美中雙邊議題，拜登表達了對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權的 「關切”，並警告說美國將 “繼續與中國進行激烈的競爭”，但表示雙方有必要 “保持溝通渠道暢通”。會議商定，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將很快訪問中國。 拜登在與習近平會晤之後向記者表示，他不認為中國有很快入侵台灣的企圖。 根據外交部聲明，習近平則在會談中告訴拜登，世界之大足以讓兩國繁榮和競爭，同時警告華盛頓不要跨越台灣問題的 “紅線”。習近平向拜登說，”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事。」「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是中美關係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條紅線「。 這兩個公報合在一起看，其實就是中美將來的衝突爆發點。台灣問題是核心，新疆、西藏與香港是捎帶。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底線是：宣示一中政策不變，尊重一中一台的現實，中國不能武力統一。而中國的底線是：不管用什麼手段，中國必須統一，宣示和平統一的同時，決不放棄武統這一選項。實施手段就是目前對台灣的非軍事行動。 中美關係如煉爐 時間如炭 從拜習會談及以往雙方宣示，可總結出現階段中美兩國關係的主要脈絡：對抗是兩國的國家戰略，全方位競爭是手段，經濟合作是雙方都無法捨棄的紅利。至於未來如何走，有個時間參數。俗話說得好：時間會改變一切，尤其是美國這個世界強國對各國的關係，世界都很清楚時間的作用：總統有任期，每個總統的政治理念決定其任期內的內政外交政策重心。比如古巴與美為敵大半個世紀，奧巴馬時期就實行了解凍政策；川普任期內，美國司法部曾於2020年3月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等人提出多項指控，罪名包括毒品恐怖主義、跨國販賣可卡因等，懸賞1500萬美元全球通緝。但不久前在埃及氣候峰會上，如今的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卻主動與馬杜羅握手——這還不包括幾個月前，美國試圖購買委內瑞拉石油緩解俄烏戰爭期間的能源危機。 僅以中美關係而論，從尼克松破冰之旅開始，中美恢復邦交，美國確定的對華戰略是「接觸-合作-影響-改變」，這一戰略的有效性主要在前三條，改變做到了一半，經濟層面與中國知識界、政治反對者提對美國民主的熱愛，這一熱愛歷經近兩年美國執政黨價值理念變化仍然不改。如今，經過2019年以來的劇烈摩擦，中美關係又退回至「接觸-合作」這一層面。2019年3月中美貿易戰開始，中國實行「以拖待變」策略，在處於劣勢的狀態下與美國打成平手，不僅熬到了白宮易主，還熬到國際格局從單極成為多極。 G20會議期間的拜習會，達成了最低目標，中美恢復接觸-合作。不過，時勢已經與尼克松那時完全不同，中國方面的估計是「東升西降」，自稱「可以平視世界」了。以後中美兩國關係如何演變，就只能騎驢看唱本，邊走邊看。變化多的將是美國，這是美國國內政治及外交政策的劇烈變化所致；而中國將仍然是以不變應萬變。形象一點描繪，那就是：中美關係有如煉爐，時間有如熬煉所需要的炭材，加多加少或者不加，均由兩國相機而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期中選舉大局已定，與外界選前預期「紅潮再現」相比，共和黨選得很差，不僅沒有拿下參議院，而且在眾議院領先的幅度很小。對比總統拜登的低民調和人民對通貨膨脹等經濟狀況的普遍不滿，共和黨選成這樣，甚至可以說是輸了。為什麼聲勢浩大的「紅潮」並未出現？我認為有幾個原因： 首先，選前外界對共和黨會大勝的期待本來就太高，尤其是媒體的各種民調，驚人地一致認為紅潮到來。我沒有證據，所以不敢說這是媒體故意的，或者是民主黨操作的結果，但顯然，共和黨自身過於樂觀的情緒在客觀上，的確影會響到一些共和黨選民。他們認為已經贏定了，所以沒有必要出門投票。 其次，由於共和黨聲勢太大，且志得意滿，一些競選語言中，有些話講得太早了，例如要彈劾拜登，要進一步修正以前的自由派立法等等。這樣的提早預告驚醒了很多原本無意投票的民主黨人和主張「政治正確」的年輕人，包括中間選民在內，很多選民擔心共和黨掌控兩院之後，美國將陷入更嚴重的黨爭，國家的前景更是一片混亂。因此，民主黨的票在最後關頭被催出來了。 第三，川普因素也發揮了作用。選前，川普的態度非常明確，只要共和黨大勝，他就一定會宣布競選2024年總統。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共和黨大勝，任誰也將無法對川普形成制衡。對川普再選的擔心，也是民主黨選民，甚至共和黨部分溫和派選民投票的參考值。必須承認，川普現象歷經兩年，還是沒有完全消退，他的一舉一動，仍舊是很多選民的投票參考指標。 第四，經濟問題的確是拜登政府軟肋，但面對世界性的衰退，共和黨也並未拿出更好的應對措施；一些中間選民會認為，即使共和黨上台，也未必能夠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因此，經濟問題對民主黨選情的打擊力度，比選前的預期低了很多； 第五，毫無疑問，最高法院關於墮胎權問題的裁決也的確產生了影響，很多自由派和中間派選民，擔心過去幾十年民權運動爭取到的一些權益，會逐漸被最高法院剝奪，這樣的危機感也使得他們不願意給共和黨機會。 選舉結束，民主黨意外地得到選民的寬容，但他們面臨的挑戰依舊嚴重。共和黨拿下眾議院的多數，根據他們已經有的規劃，一定會對拜登啟動彈劾調查的事由，包括了拜登次子杭特‧拜登的生意往來、美國自阿富汗撤軍。共和黨如果要成功彈劾拜登，當然不會過關，但是對拜登來說壓力很大；尤其是杭特的問題，可以說是鐵板釘釘的事情。一旦杭特受到法律制裁，拜登顏面全無。同時，治安和民生問題是人民不滿的主要原因，雖然看來選民願意再給民主黨機會。可是真的能解決嗎？目前看不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成為眾院議長後，美國國會對中國的態度將更強硬。麥卡錫上月向福斯新聞表示：五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生活方式、經濟、工作、公司、文化、制度和我們的未來發起攻擊。帶著這樣的立場，拜登即使想緩和美中對峙，可能性也不會太大。 （全文轉自上報）
前美國副總統、川普的副手彭斯近日出版回憶錄《上帝保佑》（So Help Me God／美國公職人員宣誓就職時的用語），書籍引人矚目之處在他揭露了和川普共事的秘辛，包括川普如何在電話中對他咆哮，強烈暗示他採取行動阻止國會認證拜登勝選，還對他說：「如果『它』（憲法）給了你這個權力，你為什麼不使用它？」甚至罵他是「窩囊廢」（wimp）。此外，當彭斯建議川普接受敗選結果，再戰2024，川普則回說：「我不知道，2024年太遠了。」 起初，美國自由派媒體對彭斯這本書抱持很大期待，除了推測這可能是彭斯投入下屆共和黨總統初選的起手式，更在於他們希望和川普近距離接觸的彭斯，可以進一步揭發這位前總統的陰暗面，包括濫權、謊言和如何毀棄美國民主。但彭斯很多關鍵處似乎只點到為止，或僅著墨在他和川普理念、認知的不同，他或許佐證了川普的粗暴風格，卻迴避個人對川普的直接評價。 彭斯既要出書，內容又多所呈現川普的負面舉止，為什麼不直截了當批判？無論彭斯是不是藉由出書為自己參選總統鋪路，或者純為透過這本書，去告訴共和黨支持者「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人選」（見下方推特），這本回憶錄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恐怕是有現實層面的顧忌。 現實面問題就是，儘管期中選舉沒有出現「紅色浪潮」，川普牌受到相當程度削弱，但根據美國民調機構「Civiqs」調查，川普依舊極其特殊，無論在美國各年齡層、性別、種族、學歷，民眾對他的正面觀感都遠低於負面觀感，截至選後的11月16日，有58%的人對川普持負面評價，好感度僅33%。但若是鎖定共和黨支持者，川普的好感度竟激增到71%，雖然川普黨內支持度確實出現下滑，但比起2015年他贏得黨內初選前一刻，仍高出1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到今天為止，川普依然是共和黨支持者的「最愛」，批判川普，當然有得罪支持者的風險，有意總統初選者豈可犯此大忌。 因而，儘管期中選舉後，共和黨檢討川普的聲音增加，彼此間其實仍小心翼翼拿捏分寸，一面注意川普聲勢下滑趨勢（2021年1月6日他在共和黨人中的支持度是90％，現在是71%），一面觀望黨內有沒有其他人可以追上去。 至於以彭斯當下條件，恐怕很難和川普一爭。從彭斯近期接受媒體訪問再到出版回憶錄，言談間不能說他沒有自知之明。所以，就出現了媒體一邊報導彭斯的新書，一邊把共和黨初選鎂光燈照在另個人選身上的現象──即連任佛州州長的德桑蒂斯。 目前，美國大多數民調針對共和黨總統初選所做早期調查，比較川普、德桑蒂斯和彭斯的支持度，分別落在40%到45%左右、25%到30%左右，和10%左右。不過，如果選擇對象只有川普和德桑蒂斯，兩人差距就會明顯縮小到55%對45%（YouGov/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羅斯州和地方政府研究所），那還是期中選舉前，川普聲勢正旺，德桑蒂斯尚未在佛州大勝的10月比數，同一時間，德州共和黨委託進行的民調，德桑蒂斯甚至還以43%反超川普的32%。 期中選舉為「共和黨川普之外的可能性」推了一把，自川普正式宣布投入2024，共和黨「隱形初選」就已經展開。曾為川普副手，又是少數沒有在任內和川普鬧翻走人的彭斯，寫下名為《上帝保佑》一書，以親身經驗，不帶尖銳字眼陳述他和川普共識的經過，彷彿佛系一般，「相信共和黨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雖然自由派媒體認為彭斯終究不具足夠道德勇氣批判川普，但他應該是很清楚當下共和黨支持者的結構（包括意識形態），真想取川普而代之，恐怕無法用敵對陣營的一套（徹底否定川普）。 直到川普正式宣布競選下屆總統之前，再有保守派團體發布一系列民調，這次不僅德州，包括愛荷華州和新罕布夏州，德桑蒂斯在當地共和黨選民中的支持度都大幅超越了川普（當然有佛州勝選效應），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媒體愈行將焦點側重川普和德桑蒂斯雙人對決，只是進入真正初選比賽，這恐怕必須是黨內「反川普」全都站到同一陣線，且不至於激化川普支持者反噬才可能發生，而這依舊是有一定難度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期中選舉大致底定，民主黨保住參議院多數席次，地方政府改選後的州數加一，眾議院則以些微差距讓出了議長位置。若考慮到選前拜登的民調錶現有多差（支持度低檔徘徊在40%左右），這樣的結果確實可讓民主黨人鬆一口氣，美國人對拜登因應通膨不利，懲罰顯得相當輕微。隨後，拜登便以此為基礎，和甫以全勝之姿取得第三任期的習近平在峇里島會面，而前者的從容或許又多了一點。 站在中國立場，要超越美國世界強權地位，除了經濟、科技、軍武迎頭趕上，很大程度也必須看「民主劣勢」發揮到什麼程度。民主劣勢主要來自選舉的一體兩面，一是服從民意，一是分裂民意，美國民意愈分裂，對民主就愈不信任，對民主愈不信任，社會共識就愈難整合，共識愈難整合，自由即成混亂，亂到一個地步，便會回過頭被拿去凸顯中國「維穩」、「秩序」獨裁體制的優勢，所謂「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就這麼冒出來的。 所以對中國來說，當然要積極催化民主劣勢。如同本次美國期中選舉，網路安全公司「Mandiant」選前不斷警告，一個名為「龍橋」（Dragonbridge）的網站，屢屢透過自製消息傳播美國政治內訌和黨派之爭，並以「傷口撒鹽」操作手法，試圖擴大美國政治上的兩極化。這個網站不僅是「似是而非的資訊」、「陰謀論」、「凡事就責美國（如要美國對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負責）」的中央廚房，最終目的更在否定美式民主，懷疑投票。 不可否認，美國近來民主選舉縱使未到千瘡百孔，政客語言、行為的極端化，確實讓它滿布暗礁。但這次期中選舉卻又帶有自我修正味道。CNN選舉當天出口民調，顯示了美國人對現任和前任總統的評價凈值皆屬負數，結果選民的確在投票時，既對拜登內政（經濟）不利做出反應（讓出眾議院多數席次／議長），也沒有讓「川普效應」極大化（沒有出現「紅色浪潮」），只是對後者的強烈反對，看似又稍微抵銷了一點對前者的強烈反對。議題取向上（如墮胎權），則是讓本次期中選舉的政黨選擇，略為多過了對總統本身的信任投票。州政府選舉也僅是細微消長，大體上還是紅藍各半。 可以預見，選舉一時，黨派競爭（鬥爭）卻將持續，問題在爭到什麼程度，斗到哪個方向？以及它將如何影響舉美中關係發展，假若確實如選前預期，一旦共和黨掌握眾議院，國會將對中國採取更嚴厲態度，諸如增加對中國投資的資本流動限制，強化避免美國技術落入中國，乃至對台灣支持的再躍進。另一方面的假設是，若民主黨繼續掌握參議院，拜登的對中政策將有更多迴旋空間，例如從美中衝突的死結轉至因應氣候變遷、全球糧食、健康等合作上。如今剛好兩個結果都發生了。 但兩個結果同時發生恐怕非中國所樂見。尤其牽涉台灣議題，若眾議院真的再推進對台支持，就美國權力分立精神，縱然是在野黨推動的議案，仍有實質法理意義，北京卻無法直接歸咎是白宮發動挑釁（例如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這將削弱習近平「反對外國勢力干涉台灣」的力度。 再者，就算民主黨續掌參議院，可為中美合作製造彈性，則習近平如何在「氣勢如虹」的第三任初始就「放軟」和美國走在一起？更況今天的選舉結果，卻也等同穩固了拜登之前的台海議題論說，即他在峇里島峰會重申的：「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美國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反對中國對台灣採取脅迫性和日益侵略性的行動…」。 「中國不武力犯台」就是拜登畫下中美不撕破臉的底線，在這底線上，美中衝突容有化險為夷可能，除非中國已決定走向「俄羅斯化」，完全不理會拜登試圖將中美關係往合作方向推展（如峇里島會談所說），否則期中選舉後沒有「提前跛腳」，又明指反對中國武力犯台的拜登，將因習近平的「武力統一論」繼續和其糾纏對立下去。 習近平在黨內驚滔駭浪的派系鬥爭下連任，拜登則在兩黨期中選舉上驚險過關，剛好成為極權、民主鮮明對比。如果說，西方國家對中國式獨裁長期有所誤判，還嚴重受綏靖誤導，同樣的，從未經歷真正民主洗禮的中國，可能對民主選舉，以及長期生活在民主自由國家下的人民和政府也有嚴重錯讀，何況民主的過程，往往比他們看到的結果影響更深遠，此間「錯讀」，應該只會為中國對外關係帶來傷害。 自拜登和習近平身上，我們另外看到民主機制和極權體系的最大差異，美國總統民調跌到四成不會死人，一場期中選舉就又充飽電，中國政府得到「人民93%的支持」卻還不足夠，統治手段必須更鐵腕。人性常理判斷，集權一身的習近平恐怕會比低民調的拜登睡得更不安穩。 （※作者為《上報》主筆，原文轉自上報）
二十大解決了習近平的任期限制問題，解除這一限制，是習的第二個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標。經濟方面的準備工作有些已先期預熱，二十大開完之後立即付諸實施。但形勢變化遠比人們認識轉換要快，西方各國政界與媒體還在關心胡錦濤的安危，身在其中的中國人已經通過「毛時代供銷社回歸」深感「計劃經濟」復歸的壓力。其實，這只是「習近平經濟學」的一項政策而已——在此必須預先說明：近十年以來，西方媒體喜歡將一些大國領導人的經濟政策冠以「XXX經濟學」之名，「安倍經濟學」開創先河，此後「拜登經濟學」與「習近平經濟學」相繼問世，本文使用這個詞，只是從俗。 「習近平經濟學」是「習近平思想」的分支 中國官方不用「習近平經濟學」，好用「習近平思想」。原因說穿了很簡單：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最高檔次是「主義」，一被奉為「主義」就進了共產-社會主義的萬神殿，因此，馬克思、列寧有主義；恩格斯只能附從馬克思門下，不能自立門戶；次則為思想，毛澤東至今只有思想，只有文革時一些紅衛兵組織號稱「毛澤東」主義。習近平算馬列宗的後起之秀，不能僭越，因把握了這點分寸，至今還與毛一樣，只稱「習近平思想」，「習近平經濟學」就是習近平闡述其經濟政策的原則。 中共官宣中，解釋「習近平思想」的文字雖然沒到汗牛充棟的程度，但至少每年都在翻新。按照宣傳定律，越新的越全面，因此我挑二十大前後的說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占斌今年9月發表於人民網上的《科學把握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幾個重大問題》，該文的前面三大節全是從不同方面塗飾金粉，最後一節才是破題。以下述其大綱，引文用黑體標出。 明確提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算是對鄧小平改開以來胡趙時期尤其是趙紫陽時期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一種理論回歸。實質回歸，已經通過國企中加強黨委領導、私企與外企建立黨支部實現，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論回歸。 明確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今年以來「人民經濟」的提出，其實就是中共智囊群體根據自己對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體會，從習那幾句「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發揮而來。 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理解這點需要了解以下事實：西方國家今年因烏克蘭戰爭抵制俄氣俄油，導致自身倡導多年的綠能計劃受挫，只好將煤炭、木柴等原定為污染源的能源洗綠（Washing Green），重新啟用。因此，中國堅持綠色能源的政治目的在於爭奪話語主導權。當然還有一個經濟目的未便說出，那就是中國近15年發展綠能設備生產，風能、太陽能設備生產幾乎佔了全球市場供應的60%以上，如果不提倡綠色能源，這些行業的產能將嚴重過剩。 明確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是一篇天大的文章，接下來我將詳細闡述。 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和需要關係的理論——這一「改革理論」目前的最大結晶，應該就是供銷社體制的回歸。 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深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世界經濟的理論——這是與「大重置」勢力爭奪全球化2.0版的領導權。這裡得提一件舊事，2016年11月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全球左派深度失望之餘，美國《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都發過專題專欄文章，期望中國勇扛「全球化經濟領軍大旗」。當時中國還不敢接這面旗幟，但等到2020年上半年美國發生很多大事之後，北京終於判定世界大勢「東升西降」，於是在這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正式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習近平思想」分「道」與「術」兩個層面。中國有古話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術」。「人民經濟」「人類命運共同體」「綠色經濟」這是「道」，用來爭當「世界領袖」的理論工具。這點，習近平繼承了毛的衣缽，志在天下、寰宇。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供給側改革謂之「術」，這是習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因為「術」可以隨時調整，可以「摸著石頭過河」，「草鞋沒樣，邊打邊象」，允許試錯，比如經濟中的公有私有比例、堅持黨對經濟領導的強度大小、供銷社體制這隻「舊瓶」裝的酒之新舊比例，是新舊各半還是新四舊六或者新七舊三，均可相機調整。 中共統治時期的公私輪迴之變 習近平的成長經歷主要是文革的毛時代與文革後，中共高幹家庭出生的人有個共同特徵，對毛的極度崇拜，哪怕自己的父母與家庭被毛整得慘不可言，但對毛卻保持佩服之情，習近平自然也不例外。習正式掌權以來，只有最初兩年因為一切要服從於權爭大局，對鄧的改開路線沒有多加否定，但權力一旦穩定，立刻表現出對毛體制的愛好，在經濟方面就是對公有製為主體的執念。 早在2015年，中國政府就推出在胡溫時期就開始醞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出台。當時海外有人沒仔細讀，就稱這是瓜分國有資產的最後集結號， 政府要通過市場化推進私有化。我當時就寫了篇文章《【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指出這是誤讀，原因在於這個方案有極強的習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澤東、鄧小平兩人的治國特點，左右逢源，因此出現了許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但這個《方案》的關鍵點就是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這在文件開頭就肯定：「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方案》的亮點是混合所有制。所謂「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錢購買國企股份，成為股東。但股權配置比例是以國有資本為大頭，私企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 長話短說，與上述國企改革方案同在2015年9月發布的還有國務院《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規定在企業及其他機構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勵內部人揭露供職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從那以後，中國政府一直通過尋找私營企業的污點將其一一收歸囊中。 有趣的是，最近網上流傳騰訊、阿里、京東將被國企混改的消息，官媒奉命闢謠，央廣 網在11月3日發表的《騰訊、阿里、京東將被國企混改？一場誤讀引發市場喧囂》一文里，解釋得不清不楚，說這只是「更多國有運營商與互聯網巨頭牽手」，不是被國企混改。我讀了之後，相信這是因「混改」名聲太臭而採取的障眼法。這些信息產業關係到中共政治安全與信息安全，國有化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 簡言之，就如我多年前總結過的，中共建政之初，用暴力革命開展了一輪化私為公——搶來本錢做買賣，建立了國有、集體所有的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1978年之後，通過權力市場化開始化公為私，權勢集團及其關係人成了最大受益者；習近平執政之後，從2015年開始，中國又將經歷一輪化私為公的財富再分配過程。 這一切相繼發生於習近平第一、二任期之內，西方對此的認識整整遲到了5-7年。11月2日，BBC發表一篇《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新時代，美國要如何走下去？》，談的其實就是西方將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但我認為，決定中美（西方）關係格局的不在於中國情況如何，而在於西方自身。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最新的政治局常委會雖然依然強調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但是經過常委會背書的疫情防控二十條的出台，某種程度可以看作轉向逐步放開的信號。 全球疫情度過了整整三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疫情進入奧密克戎病毒傳播階段，已重新開放，民眾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到疫情前狀態，雖然各國為此付出了死亡人數不等的代價。中國則是全球極少數仍在嚴密防控的國家，也許除了朝鮮，真正唯一一個處於封控中的國家。儘管其死亡人數相對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說少得可憐。然而，它衍生出的各種各樣無窮的次生災害及其對民眾生活、工作造成的壓力和心理創傷，還有對經濟的破壞性影響，其總體代價遠遠超過了維持動態清零政策的總收益。可詭吊的是，哪怕多數中國人已對此忍無可忍，整個社會怨聲載道，政府依然不願放棄動態清零，直到這最新的二十條防疫措施出場。 原因當然在於習近平。他不放鬆對疫情的嚴控，其他官員一點辦法都沒有。中共這種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最高領導人對事物的認知和判斷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習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初，宣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動態清零既是他作出的決策，要修改或者廢止，只能由他，別的領導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願趟此「渾水」，因此，習如何看待動態清零的政策效應和真實的疫情危害，就顯得至關重要。 有論者指出，中國目前的防疫政策體系來自於前期成功的經驗，後續的神化和政治正確，以及決策層收到的層層過濾的信息機制，地方政府的競爭機制和缺乏細節指導的任意解釋和自行其是。我非常同意這個看法，尤其是前期成功的經驗，以及對這個經驗的神化直接和習相關。具言之，到2020年年中以德爾塔病毒為主的抗疫第一階段，由於初期對這個病毒不是很了解，缺乏相應的經驗，同時沒有有效的疫苗研發出來，中國採取嚴厲封城、流調追蹤、核酸檢驗、方艙隔離等措施，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確實取得了成效，很快疫情被控制住，經濟也得到較快恢復，成為國際抗疫的優等生。那段時間，中國向很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派遣醫療隊，輸送防疫經驗和模式。中國政府在2020年6月，還向國際社會發布抗疫白皮書，公開表示要向國際社會闡述中國的抗疫主張，提供中國方案。 換言之，習要將抗疫政治化，把它作為中西兩種制度競爭並體現他所謂的領導力的載體，以證明中國的體制至少在應對此類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候優於西方的。習在武漢疫情剛流行不久，因為瞞報和應對不力，導致他個人的聲譽和領導力嚴重受損，也正是在那時，中共內部和社會上出現了一波反習聲浪，但是，抗疫第一階段成功穩住疫情同時西方卻身陷疫情之中的強烈對比，挽救了他，不但他的權力得以穩固，民間支持度也大增，那段時期一般民眾很為中國的抗疫而自豪，嘲笑西方抄中國的作業。官方出於中美對抗的政治正確需要，在內外宣傳中過度神化中國的防疫模式。 然而，這也就讓習很難走出前期抗疫成功的經驗陷阱。在疫情轉向奧密克戎為主的第二階段，由於該病毒的傳播速度快同時重症率和致死性不高的特點，本來中國應該儘快調整防疫模式，還用對付德爾塔病毒的做法來對付奧密克戎，會顯得捉襟見肘，效果不彰。但鑒於疫苗效力問題、老年人口龐大、公共衛生資源不足以及相應的抗病毒藥物的缺乏，習也就繼續採取第一階段的清零做法。對他來講，最看重的是少死人，因為這是唯一可向國際社會誇耀的中國抗疫模式優於西方的地方。如果在抗疫第二階段像多數國家一樣選擇「躺平」，以中國人口的規模，就算萬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將有高達十幾萬的人口會死於新冠。這無疑會讓官方前期大肆宣揚的抗疫成就不攻自破，習將面臨被問責的民意壓力，而這是他輸不起的。現在中國新冠死亡人數只有五千多，且主要出現在早期。在做國際比較時，他至少可以說做到了讓中國少死人。 觀察習過去十年的施政，這是個有嚴重偏執型人格的領導人，偏執型人格的顯著特徵，是在他看來正確的做法，無論旁人怎麼覺得不可思議，他都會去堅守，不輕易改變。在清零政策上，前期抗疫的成功強化了他的這種認知，認為在當前條件下這是一個既然防控住疫情又能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不利影響的辦法。但他或許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共現行的行政機制、政績導向和動員體系一定會導致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對疫情處置的層層加碼、一刀切的過度防疫現象。中共上對下的問責制本身會使行政體系帶有很強的制度剛性，而在過去三年，最高層把防疫作為頭等政治大事，一旦防疫不力，動輒處分官員，這給地方官員傳達的政治信號就是寧可被百姓罵，也切不可因疏於防疫而被摘烏紗帽。基層政府又處防疫最前線，但是它們的資源也最薄弱，因此理性的厲害計算就是對防疫層層加碼、一刀切，即使出現一例感染，也要全員核酸，全地封控。加之今年是中共的政治年，二十大這個高壓線是碰不得的，為保大會的順利召開，在疫情防控上，沒有最嚴，只有更嚴，這已成了官員們的思維和政策慣性。 然而，奧密克戎的高傳染性讓政府實際追求零感染的政策目標是做不到的。時間因素在此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因為任何非正常的高度緊張的狀態，在短期內可能保證不出差錯，可時間一長，懈怠就不可避免。中國的動態清零進行了三年，不說官員，每個百姓也高度疲倦，從過去對這種病毒怕得要死，到現在相當多的人持無謂態度，這就是時間的作用，時間會使人放鬆戒備，可病毒不管人的心理變化，趁虛而入，防不勝防。從此角度看，這個病毒沒法防，很多國家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而放棄抵抗。 但是習認為他的動態清零能夠戰勝該病毒，防住疫情。隨著此種防疫模式的時間拉長，後果也越積越重。清零三年給中國和習本人帶來了三個嚴重後果，即維穩成本讓地方政府不堪重負，經濟衰退影響基本民生，大眾不滿使習的社會聲譽受損嚴重。 維穩成本包括兩方面，一是維持高強度的動態清零政府需要支付的各種費用；二是在清零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次生災害和後遺症，政府不得不花格外資源去解決。這兩者已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筆沉重負擔，對財力本來就不足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疫情不影響經濟，地方政府還可以從經濟增長中補充財力，可恰恰中國經濟在疫情中也一地雞毛。經濟受損，影響的不僅是政府財政，還有民眾的就業和收入。這種情況若長時間得不到改善，很可能還會引發社會動蕩。而最能夠反映社會和人心變化的，莫過於人們都想千方百計潤出去，雖然最終能夠移民的不多，但這顯示民眾對清零政策的高度不滿。處於深宮中的習也許感覺不到這股民怨，或者不在乎，可經濟毫無起色特別是地方政府維穩成本的無以為繼，他是不能不在乎的。這就是此次全國疫情反彈中國政府不是去進一步強化控制，反而出台二十條措施的原因，即維穩成本、經濟成本和社會聲譽成本已到了某個臨界點，習可以不顧後者，但他必須重視前兩者，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局部改變清零政策，實質放鬆對疫情的控制。 習在現階段不會明確宣布在某個不長的時點放棄動態清零，這不但因為疫情還很嚴峻，更在於動態清零是他過去三年最大的政治資產，雖然這一政治資產正在變成他的政治包袱，但他不想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因為明確定出一個時間點等於宣告他的防疫政策失敗。正如某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的話透露的，習大概率要的是逐步退出動態清零，謹慎控制退出速度，可不會有一個退出時間表和退出的說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共產黨政權的最高領導人為什麼死死抓住權力不放？這不只是個人野心問題，還與他們的恐懼有關。分析中共獨裁者的恐懼症，不僅可以解釋中共建立政權後歷任獨裁者發起的高層權力鬥爭，也可以判斷獨裁者的施政方向。獨裁者之所以不肯真正地退休，都繞不開他們的各種恐懼症。這些恐懼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來自政治現實中真實的害怕；而且，每種恐懼症都有相應的政治行動為證。那中共獨裁者到底有過哪些恐懼症呢？本文就來梳理一下中共歷任獨裁者的不同恐懼症。 一、紅色政權獨裁者的「清算恐懼症」 共產黨政權的獨裁者都有「清算恐懼症」。獨裁者為了奪取最高權力，或奪得最高權力之後，還想在國際紅色陣營里贏得最高地位，往往會一意孤行地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結果造成慘痛的悲劇，在社會上和黨內引發嚴重反彈。不過，在獨裁者及其制度的政治高壓下，下面的不滿最多只能是腹誹，表面上並不構成對獨裁者的直接威脅。 紅色獨裁者們活著的時候，已經被捧到雲端了，但他們其實都不完全放心追隨自己的手下，內心害怕「身後罵名滾滾來」。獨裁者明白，自己掌權之時，還能壓得住陣；死了之後，過往的劣跡就可能被翻案，讓自己聲名狼藉。 共產黨政權里第一個批判獨裁者的是蘇共。斯大林死後三年，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做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的多項嚴重錯誤。由此開創了紅色政權的清算政治，也讓後來的紅色獨裁者產生了清算恐懼症。 毛澤東是中國的「斯大林」式獨裁者，他從蘇共20大感受到的就是清算恐懼症。蘇共20大之後中共連續發表了兩篇政論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試圖阻止蘇共清算斯大林的做法擴散到其他紅色國家。中蘇隨後交惡，反斯大林的赫魯曉夫成了中共的靶子；同時，老毛也開始警惕中共高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二、毛澤東：「大躍進後果恐懼症」和「文革罪孽恐懼症」 毛澤東50年代把中共建立政權時的集體領導變成了個人獨裁，不久，為實現他經濟上超越蘇聯的國際野心，老毛推動了激進共產主義運動，即「大躍進」，因此把全體農民變成了黨的「農奴」，必須無限度地為政府提供農產品，結果餓死了3千多萬農民。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幫老毛糾正了部分錯誤政策，但也講了兩句實話。一句是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講的，「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另一句是私下對老毛講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大躍進」期間全國很多瀕臨死亡的農民不得不吃死人肉，「上書」指載入史書）。此話戳到了老毛心裡，因為「七分人禍」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毛。 當時劉少奇贏得了各級官員的信任，曾一度讓老毛被迫同意「退居二線」。而患上「大躍進後果恐懼症」的老毛，則看到了一幅可怕景象，即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正走在「赫魯曉夫」的道路上。因此老毛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為口號，發動「文革」，整垮了劉少奇，把大部分官員趕下了台，用「造反派」和軍隊幹部來代替，毀掉了支持劉少奇的中共各級官員這股勢力。 這導致中共很大一部分官員敵視「文革」，想要翻盤，這就使老毛又患上了「文革罪孽恐懼症」。他臨死前一直擔憂死後會有「腥風血雨」，意思是會有政變，翻「文革」的案，會批判自己。果然，老毛死後不到1個月，政變就發生了，華國鋒等人抓了「四人幫」。 三、鄧小平：「否定改革恐懼症」和「六四鎮壓恐懼症」 陳雲、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上台後，馬上清算了華國鋒等支持毛路線的高官，恢復了老幹部的集體領導。當時，為杜絕毛式個人獨裁，198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憲法了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表面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終身任職制似乎被終結了，其實，中共的「槍指揮黨」潛規則並未改變，鄧小平的終身掌權開始了。雖然「六四鎮壓」後，老鄧出於「六四鎮壓恐懼症」，不想背「六四屠夫」這個罵名，從軍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然把軍權抓在手裡。他下台後，通過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牢牢地控制軍隊，而江澤民這新任軍委主席只有名義上的權力，軍隊的一切事務仍聽命於楊尚昆，而楊尚昆則聽命於老鄧。 老鄧從1989年秋下台到1992年南巡之前，確實「潛水」了一段，然後就「露崢嶸」了。他在南巡期間曾召集秘密的珠海會議，策劃用喬石換掉江澤民。老鄧要撤江澤民，與老鄧的「否定改革恐懼症」有關，他怕江澤民追隨中共高層以陳云為首的反改革勢力，清算自己（關於珠海會議，請詳見筆者在澳洲廣播公司SBS網站上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際的「換人」聯想》）。後來江澤民看風轉舵，老鄧才放過了他。 然而，老鄧在晚年的最後歲月里，還是被江澤民奪到了軍權。老江仰賴曾慶紅的協助，而老曾則利用老鄧的「六四鎮壓恐懼症」。老曾通過老鄧的大兒子鄧朴方向老鄧告狀：楊尚昆有同情趙紫陽之心。結果老鄧上當，除掉了楊尚昆。老鄧的軍權就此旁落，而此時他行將就木，什麼也顧不上了。 四、習近平的「大清洗反彈恐懼症」 習近平上任後曾大動干戈，隔代奪了軍權（關於這一過程，亦請參見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際的「換人」聯想》）。他因為奪取軍權，以及用反腐敗打擊中共大批幹部，進而得以連任，並走上了個人獨裁的道路；與此同時，習近平也患上了他的三個獨裁者恐懼症之一，「大清洗反彈恐懼症」。 習近平展開全黨大清洗，其中有一個原因，中共從來一字不提，那就是貪官們往境外轉移資產的行動，構成了對經濟的衝擊。自從反腐敗開始，各級貪官就慌忙往海外轉移資產，導致中共的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的4萬億美金，掉到2016年底的3萬億美金，整整少了1萬億。如果放任貪官們繼續轉移資產，中共的外匯儲備見底，是可以預期的。 結果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就越來越狠，大清洗象滾雪球，越滾越大，最後整肅了1百多萬中共官員。而整個中共官場對習近平的敵視也越來越大，習近平的大批敵人就在中共黨內，都是黨政精英。這些精英通過改革開放發了橫財，習近平不許他們出國了，藏在海外的錢摸不到了，藏在國內的錢象「定時炸彈」，所以他們一直盼望習近平不要連任。 中共的貪官過去貪，今後仍然想貪，他們最終的目標都是移居國外。而中共獨裁者要讓政權維持下去，絕對不許他們掏空中國的財富。這是一個死結，貪官和中共政權相輔相成，但絕不會生死共依。習近平獨裁一日，官員們就一日無望；習近平一旦撒手，中共黨內的反習大清算，就會讓習近平死無葬身之地，對此習近平一清二楚。 當然，未來的黨內反習大清算，不會用打擊腐敗作理由；而習近平恰恰在另外兩個鞏固個人權力的領域裡留下了重大把柄。這就造成了習近平還有另外兩個獨裁者恐懼症，即「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和「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 五、習近平的「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和「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 習近平任上的前十年，管家是對經濟半懂不懂的李克強，習本人對現代經濟則一竅不通。這兩個人都沒看出來，他們上任時中國經濟正朝著懸崖滑去；相反，習近平以為，他可以坐享其成，把胡錦濤時代的經濟基礎當作自己「崛起」的本錢。於是，習近平在任內的第一個十年便努力讓中國經濟為「追求經濟稱霸」狂奔。 溫家寶當總理時奠定了依靠房地產來拉動經濟的基本方針，開始時似乎一切順利，高歌猛進，但其中的隱患日益暴露。待到李克強接任十年後，支撐著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泡沫最後不可避免地破滅了，帶動中國經濟不斷滑坡。那麼，中國經濟還能重獲生機嗎？很多人不相信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會撐不下去；不過，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每況愈下，已成定局。 對習近平而言，這個經濟逆轉的政治責任非常之大，沉重不堪。因為，中共內部討厭他、恨他的人，批習時用這個議題，是非常順手的「棍子」。習近平因此就有了「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 習近平的第三個獨裁者恐懼症是「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他為了顯示自己強硬的領袖地位，開始挑戰國際秩序。因此，中國海軍2020年初通過中途島海域針對美國的海軍艦隊演習，以及佔領南海國際水域、修建充作軍事基地的多個人工島，點燃了中美冷戰（參見我2020年6月29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美冷戰進入快車道》）。 從此，中美關係的蜜月結束了，兩國之間的對抗逐步升級。近年來，習近平的對外擴張部署遭到美國、日本的反制，而烏克蘭戰爭也把中共海軍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參見我今年5月19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烏克蘭戰爭開啟現代海戰新模式》）。現在看來，習近平的對外擴張面臨失敗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習近平不能承認對外擴張戰略的錯誤，但又不見得能不斷推進對外擴張的計劃。在這種局面下，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將來也必然成為習近平面臨批判的議題之一。 六、習近平的獨裁之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事實上，習近平用來鞏固個人權力的手段，同時也是導致他患上三種獨裁者恐懼症的原因；最後，這三大恐懼症推著他朝著獨裁者悲劇的泥坑走去。由此可見，習近平的獨裁之路，實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還有另一層意思，獨裁者的這三大恐懼症讓他頑強地抓住權力不放，但抓權到底的結果，卻讓這三大恐懼症的併發症狀早早到來。 習近平明年就70歲了，自非年富力強，身處獨裁之位，他會被沉重的用人行政這日復一日的事務工作壓力，折磨得無處可避。可以想見，習近平早晚會因為身體難以支撐而倦勤。這時中南海里諸公就會開始為自己的未來考慮，然後發生內部爭鬥。 而這種爭鬥有一個習近平種下的重要背景，即中共官場對習近平的不滿，不會自然化解或取得黨內和解，只是被政治高壓遏制住，這顆「定時炸彈」早晚會炸。中共當今和此後的高層，無法既維繫住這個政權，又滿足官員們運走資產、出國當寓公的美夢，因此就無法讓官場中人「揚眉吐氣」。更何況，當年中共各級官員的財富是在經濟泡沫中撈來的，來得何其容易；如今經濟蕭條當頭，想再撈到那麼多財富，無異於天方夜譚。如此來看，即便清算習某人，仍然無法讓貪官們的貪慾充分實現，這種紅色精英群體被壓抑的永久性失落，將使得習後的爭鬥格外殘酷。 另一方面，如果習近平為了證明其勇略而點燃中美戰爭，兩個核大國之間，在不動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持續的戰爭就成為戰力消耗的比拼。這樣的戰爭，一個面臨經濟下滑、又嚴重依賴外國資源和市場的中共，未必承受得起，仍然可能面臨失敗。 獨裁者雖然可以掌權到死，卻常常會在其生命的末期，發生權力逐漸掌控不住的狀況。毛澤東死前兩年如此，鄧小平死前幾年也是如此。所以，此刻談中共政變，莫如靜觀數年；等習某的獨裁走到末路時，北京官場難免如沸騰之鍋，局勢大亂。 所以，習近平的三大恐懼症，其中反映出來的，都是失敗的恐懼。他擺脫不了這樣的恐懼，這三個恐懼就是習近平政權的宿命，也是習近平的宿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上次節目播出的《陳全國的裸退與「新疆絕密文件」外泄的因果關係》一文中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和分析了定於一尊的習近平雖然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為和自己同齡的王毅以及比自己還年長兩歲張又俠開了「破八」的先例，但其他所有連任和新任的中央政治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年齡上限，還是67歲，即1955年生人。而超過67歲的，除了王毅和張又俠，包括1954年出生的韓正，以及習近平當年在清華當「工農兵學員」時的「上鋪兄弟，1953年出生的陳希都未被破例。 而到明年三月才換屆的那些「局外」副國級領導人，在二十大上是否連任中央委員，「八下」的原則似乎是嚴格堅持了。但67或者67歲以下者，誰能誰不能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那就要看習近平的個人喜好了。對外堂而皇之的說法是「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不是『鐵椅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要堅持事業為上，根據工作需要、人選條件、廉潔情況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轉、能上能下，樹立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 先說國務委員這一部分。1954年出生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風和是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九屆中央委員，如今未能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現在基本上可以認定的是二十大上新任中央軍委委員，現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兼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指揮，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會在明年三月接替魏鳳和。 1953年出生的國務委員趙克志是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如今也未能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 1957年出生的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在連任十七、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的基礎上，又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 1955年出生的國務委員王勇，在連任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的基礎上，又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 另外一個現任國務委員就是被習近平「破八」的王毅。 雖說國務院是李克強的地盤，但五年前的李克強的國務院總理第二任期開始組成的國務院班子里的國務委員部分，不可能都是李克強決定的人選，不過至少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以及主管工業產的國務院委員王勇，此前說起來都是被看成「克強的人」，如今卻在李克強一退到底的同時，都能夠繼任中央委員，證明了到明年三月換屆時，此二人即使不會被李強收編，繼任國務委員，也會被安排到全國人大擔任一屆副委員長，或者安排到全國政協擔任一屆副主席。 而全國人大系統里的現任黨內副委員長們，1950年出生的王晨，1951年出生的吉炳軒，1953年出生的張春賢，1953年出生的艾力更·依明巴海，1951年出生的白瑪赤林等五人在二十大上均未連任中央委員，純屬正常。而1957年出生的沈躍躍，1956年出生的王東明都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也屬正常。證明此二人明年三月都將會再任一屆副國級職務。其中王東明是身兼全國總工會主席，有可能是在明年三月之後繼續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身份再兼任一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而沈躍躍因為到明年三月已經是滿兩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了，所以明年三月的那個兼任全國婦聯主席的全國人大女性副委員長一定是個新人，而沈躍躍「轉崗」去處只能是全國政協或者國務院。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有點被降了四分之一格的感覺。也有很大可能被安排為下屆國務院的國務委員之一。 不過，現任全國人大的黨內副委員長中，也有一個「符合年齡」但未被「繼續提名」者，那就是最高檢察長出身的1955年出生的曹建明。 不過筆者並不認為曹建明是因為失勢於習近平，當年周永康入獄後，因為曹建明和周永康各娶了一個央視女賈曉曄和王小丫做老婆，輿論自然會把他們兩人綁在一起，但關鍵時刻還是因為習近平主動向他曹建明表示了一句「問候小丫」，替他曹建明解了大圍。 從周永康事件脫身之後，曹建明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順利連任中央委員之後，到2018年3月完全是因為連任兩屆最高檢察長屆滿後必須轉崗，這才被習近平犒賞了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如今他雖仍然符合被「繼續提名」的年齡條件，但他到明年三月為止就連任了三個整屆的副國級職務了，兩個整屆的最高檢察長，加一個滿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於是，即使是仍然「符合年齡」，處理方法也是「不進則退」。 說到曹建明的副委員長職務，就不能不提一下現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1960年出生的周強，到二十大，已經是連任五屆中央委員了。隨著李克強的出局，整個二十屆中央委員會裡，連任五屆中央委員的只有習近平和周強兩人。在二十屆中央委員會裡，和他們兩人還可以比資歷的只有一個沈躍躍，但沈躍躍是十五和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然後是連任四屆中央委員。 到明年三月，周強的最高法院院長就任滿兩個整屆了，既然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那麼明年三月就必須轉崗至全國人大或者全國政協，開始他的第三個副國級任期。至於明年三月接替周強最高法院院長職務的人選，幾乎可以肯定是從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的現任最高檢察長張軍及二十大上的新任中央委員，現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兩人之間產生。至於明年三月的新任最高檢察長，不出意外的話，應該就是應勇了。正如我們本專欄過去文章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在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的張軍，因為手下的兩個副檢察長應勇和童建明都已經被安排為二十屆中央委員，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檢察長職務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屆時的張軍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長，或者是進入全國人大接替也沒有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檢察長、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曹建明。 說完全國人大，然後是全國政協。目前在位的所有黨內副主席中，最為外界關注的當然是1955年出生的何立峰，不但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而且已經入局。另外一個也是1955年出生的蒙古族幹部巴特爾，也被安排連任了二十屆中央委員。與此同時，1951年出生的張慶黎，1953年出生的劉奇葆，1952年出生的盧展工，1954年出生的馬飈，1952年出生的夏寶龍，1954年出生的楊傳堂，1954年出生的李斌（女）均未能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實屬正常。 我們本專欄上周一播出的《習近平借二十大換屆完成了對孟建柱餘黨的清洗》一文中，介紹了在位副國級官員二十大上能否連任中委原則上還是以1955年出生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檢察張軍得以連任， 1959年出生的全國政協黨內副主席的汪永清卻被除名。這足以證明汪永清雖然「符合年齡」，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國兩會上連任政協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經為零。 換句話說，雖然正省部級幹部的退休年齡是65歲，但從明年三月開始，屆時尚還未滿64歲的汪永清就要被迫從副國級位置上直接退休了。 當時的這篇文章內容的缺失之一是沒有提及比汪永清年長4歲卻在二十大上得以繼任中央委員的巴特爾。 兩年前的2020年12月中，中共當局在國家民委網站上把黨組書記的名字從巴特爾換成了時任中紀委副書記陳小江。與此同時，該網站上把對巴特爾的介紹內容中，也拿掉了他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兼職項。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巴特爾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職務，任命陳小江為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同日，國家民委官網「委領導」欄目更新信息顯示，陳小江同時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內地的一些網站關注到了這個取代巴特爾的陳小江，是「國家民委首位漢族主任」。 公開資料顯示，自1954年以後，在陳小江履新之前，國家民委的先後7任主任都是少數民族，包括烏蘭夫（蒙古族）、楊靜仁（回族）、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李德洙（朝鮮族）、楊晶（蒙古族）、王正偉（回族）、巴特爾（蒙古族）。 在巴特爾被免去民委主任和黨組書記兼職的當年初開始，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石泰峰奉習近平上意，在整個自治區強推漢語教學，在當地引發了大規模民族抗議運動。就在中共當局終於平息了這場抗議運動之後，中央政權里的蒙古族代表巴特爾就被免去了中央民委黨組書記、主任和統戰部副部長三項兼職，自然會被評論界認為是在強推漢語教學問題上態度不鮮明。 今年6月，陳小江的國家民委主任職務被安排交給了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潘岳。我們自由亞洲電台曾以《潘岳將任民委主任 漢人繼續掌管民族事務》為題報道此事。 先後由陳小江和潘岳擔任國家民委主任的安排，已經證明了今後的國家民委一把手，即主任兼黨組書記的職務，將永遠和各少數民族自治區的黨委一把手一樣，只能由漢族幹部擔任。 至於巴特爾如今居然還能夠被安排在二十大上繼任中央委員，相信一個直接原因是前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蒙古王烏蘭夫的孫女布小林的因「病」辭職，導致明年三月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換屆時，副委員長或者副主席中的內蒙古族代表就只有巴特爾可選了。接替布小林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職務的王莉霞是所謂「漢化蒙古人」，雖然在二十大上順利成為中央委員，但明年3月即再躍升至副國級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與巴特爾一樣也是目前這屆全國政協主席中的少數民族代表，回族幹部王正偉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1957年出生的王正偉和前面介紹的沈躍躍一樣，是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十八和十九屆中央委員。 今年3月，我們自由亞洲電台曾刊登和播出《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正偉接受調查》，文中引述《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內容說：這一調查的起因是有人認為王正偉在擔任他的家鄉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期間，推動「不受限制的穆斯林文化」，並鼓勵宗教極端主義。 筆者也讀到過一則網友跟貼，說的是王正偉曾經在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經濟研究所攻讀伊斯蘭經濟制度方向的博士學位。王正偉一直致力於回族經濟、文化研究，發表學術論著和各類作品100多萬字。王正偉在國家民委主任期間，強化民族識別，大力推動清真食品管理條例出台，全國各地大建規模相對巨大的清真寺，被批在中國搞「伊斯蘭化」。 不過，無論他王正偉是否是因為涉貪或者政治原因被調查過，他當年為宣傳所謂「回漢一家親」而舉出的一個「生動例證」曾經令佔比達百分之九十九點的中共漢族幹部們很不受用。 卻原來王正偉在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期間，曾經對採訪他的記者大談了一個「回漢一家親的生動例證」。說回族本來很講究生活習慣的，但是他願意到漢族家去吃飯。什麼原因呢？就是這家漢族已經不吃豬肉，完全在這個村子按照回民的習慣生活。大家互相尊重，已經到了這個份上，就是回漢之間都能吃飯。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說明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當時他王正偉的這番話被公開報道出來後曾經在中國大陸境內的漢族共干中引起很大反感。雖然當時的習近平還是把他安排成了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的回族代表，但是跑票甚多。所以在今年二十大籌備的過程中，雖然「符合年齡」，但不被「繼續提名」也是預料之中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在「二十大」結束不久，中共黨內新一波整肅就已經開始。11月4日，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龍從辦公室被直接帶走，拘留審查。雖然中共每天都上演反腐大戲，但抓捕范一龍一事格外引人注目。這不僅是因為范一龍作為一個副部級幹部，在事先一點也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被捕，這種做法令人側目；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這是又一個王岐山系統主要人馬被整肅，因此，外界難免會有傳言：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共內部整肅的對象？ 我認為，從各種情況分析，說王岐山處於危險的境地，其地位岌岌可危，是有一定根據的。最近幾年，王岐山的好友，地產大亨任志強因為批評習近平被判18年徒刑；有王岐山大管家之稱的董宏也被判死緩；中共前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的孫子姚慶，今年也一度被拘留，而姚慶，也是王岐山的妻侄。短短几年時間，身為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好友，親信，家人，紛紛被收監入獄，按照習近平過去整肅周永康等人的從外圍和親信突破的手法看，王岐山很可能已經被確定為打擊目標。 而習近平要整肅黨內對手，拿王岐山下手也是不難想像的。首先，王岐山在中共體系內，從中央到地方擔任過各種職務，門生故舊很多，說他有自己的人馬，也就是外界說的「金融幫」並不為過，這當然是習近平最忌諱的。現在，團派，江派的勢力均已經被剷除，習近平一定會開始收拾其他派系，王岐山自然首當其衝；第二，王岐山並非血統意義上的紅二代，只是中共元老的女婿，但仍然屬於太子黨。最近紅二代中的馬小麗，陶斯亮等公開對防疫政策提出批判，看得出來紅二代對習近平的不滿還是存在的。打王岐山，也就是敲山震虎，打給紅二代看。 第三，習近平違反黨內成規連任，黨內不滿聲浪普遍存在，習近平要鞏固自己的權力，首先要做的，勢必是黨內清洗，這是他建立自己的權威的起家手段，也是他認為他能維護權威的唯一手段。即使不是王岐山，他也會找他人下手。面對各種挑戰和黨內的不滿，習的內心是很沒有安全感的。而沒有安全感的人，對於任何被外界認為能力超過他的人，都有天生的忌憚，而王岐山正是這樣的人。第四，我們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習近平第一任期中，王岐山被賦予黨內整肅的調查大權，因此想必會掌握太多的黨內貪腐的材料。習近平雖然高舉反腐大旗，但自己的家族本身並不幹凈。在這種情況下，手中掌握的材料越多，其實是越危險的事情。周永康的落馬已經是前車之鑒。王岐山也很有可能因為接觸太多秘密成為習近平的心腹之患。 當然，以上都是根據過去中共黨內整肅的經驗做出的分析，王岐山會不會被整肅，可能以什麼樣的方式被整肅，我們都並不知情。但是，從范一龍幾分鐘內就從高級幹部變成加階下囚的事件，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中共黨內新一輪的整肅已經開始。誰會是更大的目標，相信很快就會有更明確的跡象出現。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