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18億擔保案爆雷 趙薇900萬股權再遭凍結至2029
2026 年 9 月 17 日
中共二十大主席台闭幕式上发生的那一幕，即前总书记胡锦涛遭他的继任习近平强令架走的惊悚剧，仍然在海内外发酵。针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海内外流传多种版本的解读。而其中一个版本，也是企图占上风的版本，是把焦点锁定胡春华，声称：胡锦涛质疑，是因为名单中少了胡春华。 果真如此？首先需要弄清楚，胡锦涛当日质疑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当日是二十大闭幕日，10月22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而非政治局委员。而在当天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团派人物胡春华在列，但李克强和汪洋遭除名（在习派偷换名单后）。 依照会规和常识，二十大闭幕日当天摆在胡锦涛面前的，只能是即将表决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而绝不可能是政治局委员名单（第二天才会产生）。故而，胡锦涛质疑的，绝非胡春华是否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他质疑或要求核对的是：李克强和汪洋是否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而习近平和习派害怕的正是这个。 胡锦涛多次要求查看或核对名单，先是要查看放在他自己面前的红色文件夹，遭栗战书阻止；继而要取看习近平面前的红色文件夹，遭习近平用手压住；最后要从特工手上取看红色文件夹（栗战书递给特工的），遭特工举手扬开。而就在那一瞬间，文件夹散开，清晰可见是中央委员会名单。众多中外媒体拍下了镜头。一眼望去，长长的名单，绝非二十几人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而确是多达两百多人、罗列数页纸的中央委员会名单。 胡锦涛之所以有此质疑，很显然，依照党内定制，中共高层与政治老人达成共识：二十大权力重组，政治局常委会维持派系平衡，习派、团派、江派各有人马。这也是各派在无法阻止习近平连任的情况下，所能坚持的最起码底线。 但是，习派却在最后关头偷换了名单，让李克强和汪洋的名字从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上消失，公然作假、作弊、做票，胆大包天，瞒天过海，临时提交另一份名单，交由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挑选”的约2300名党代表“表决”，企图蒙混过关，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习近平、王沪宁、栗战书等人赌定，就算团派现场发现舞弊，也难以发作，且为时已晚，难以翻盘；因为，谁都付不起公开翻脸的代价；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因为，在公开的大会上，生米已经做成熟饭。 习派不曾料到，作为政治老人的代表、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却坚持要查看和核对名单。栗战书出手阻止，王沪宁从旁惊呼（“不要把它翻开！”），仍无法阻止，眼看阴谋几乎败露、破产，习近平情急之下，悍然叫来特工，下令将胡锦涛强行架离会场，上演霸王硬上弓，把舞弊进行到底。当天的主席台上，只有栗战书、王沪宁、习近平三人毫无顾忌地活跃，其他人均呆坐。这三人的连环配套演出，定是习派提前准备的紧急预案之一，只是他们不曾料到，或者不愿意见到，紧急预案真的会派上用场。 二十大主席台的这一幕，以舞弊和政变载入中共党史。如何善后？习派开始放风，散布有利于他们的讯息。最先，他们放风说：胡锦涛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当日病发，故而被扶出会场休息。然而，整个情节显然对不上号。就在中外媒体的镜头下，胡锦涛遭特工强行抱起、强行推拉、强行快速架离，而现场并无一人出言表达关切，尽都显出惊骇恐惧状。 此说不灵，习派或亲习派随后又放风，声称：胡锦涛眼看自己的儿子胡海峰不在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上，因而发怒。以此说企图矮化胡锦涛，仿佛他是为一家之私。但这种解释破绽太大，试想，胡海峰仅仅是一个地级市委书记，曾被习近平赞为“高风亮节”的胡锦涛怎可能指望儿子突然升为中央委员？ 于是，习派继续放风，锁定胡春华，让外界误以为，胡锦涛质疑，仅仅因为发现胡春华不在名单上。然而，时间顺序和会议程序颠倒，当日，胡春华的名字就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至于胡春华“落选”政治局，是在次日，即10月23日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由头天炮制的、主要由习派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所谓政治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G20期间国际社会最受人瞩目的两件事，首推国际社会期望已久的拜登习近平会面，其次则是乌俄两国同框出现。按西方国家的态度与立场，本应该成为乌克兰走秀之地，却被一枚不该出现在波兰土地上的导弹让北约忙于调查澄清，乌俄两国同框出现的种种预期镜像也随着烟消云散。不过，一直不想成为中美冲突的附带受害者的东盟国家总算放下心来，因为拜习会达到了中美两国与这些国家的最低预期：恢复沟通与经贸合作，保持对话。这恰好是西方媒体极少着墨之处。 拨开花絮看成果：五个同意 看了不少关于G20的报道，发现大家关注花絮远过于实质，被所有媒体津津乐道的是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谈话，还有拜登步履轻快地走向习近平——可见重实质远逊于重面子。本文不谈那些满世界炒的会议花絮，因为有些实在对西方国家不太有利。只谈两国这场来之不易的元首峰会的成果。 一场会谈两国各自表述，是疫情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元首见面或者高级会议的老把戏了。这次比较没有分歧的内容报道是中美双方五个“双方同意”： 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开展经常性磋商——相比前一向中国一怒之下停止气候合作方面的协商会谈，算是解冻。 同意两国财经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中国要出口，美国希望恢复中国制造的正常供应链，以降低国内通胀。出于互利，不再别苗头了。 同意共同努力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双方就开展两国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对话合作达成一致——这对美国比较重要，因为美国现在彰显世界领导力主要在这些方面，气候问题与LGBTQ价值观成为美国外交的两大抓手。中国不比他国，现阶段要求北京配合在中国推广LGBTQI，非常不现实，但至少必须先让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同意用好中美联合工作组，推动解决更多具体问题——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中美之间达成风险管控，有个中美联合工作组，至少可以成为化解危机、避免冷战的一个工具。 同意中美人文交流十分重要，鼓励扩大两国各领域人员交往——考虑到中国现在因外汇管制，几乎不放开私人国外旅游，人文交流应该以官方为主。 双方既合作又矛盾的几个点 但其他方面，两国该较劲的还会继续较劲： 美国会继续对中国开展高科技领域技术出口的限制；美国一时还离不开中国制造，对华逆差过大状况不会迅速改观；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债，而中国也没有多少余力，不想再帮这忙。 中国还将继续加强军备与国防建设，维持核大国地位，美国还将继续施加压力说服中国加入核军控，中国还会继续以老办法对应：“要么你的数量降低到我的数量，要么我的数量增加到你的数量，否则免谈”。 以上这些都不是依靠高层接触与联合工作组会谈能够解决的问题，中美两国对此心知肚明，但美国还必须要与中国谈，特别是气候议题和穷国债负问题。这比较虚的问题，不易起冲突，双方也各种牟利空间，就算谈不好，也不会陷入图穷匕首现的尴尬状态，中国愿意周旋。 作为东道主与准东道主的东南亚诸国，近几十年的好日子，基本建立在中美合作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两头的好处都尽数沾上。中美两国近几年别苗头，这些国家最担忧的就是“两头大象打架，踏坏了我家草地”；如今两国元首总算见面握手，并达成双方“五个同意”了，于是放下一半心来。这算是G20峰会宾主尽欢，圆满收场。弄得各国记者无Bad News可报，只好抓住花絮大做文章。 未达成共识、各自表述的将来必是冲突点 中美两国公报各自表述的主要是台湾与人权问题，按惯例，台湾为主，人权为辅。 白宫在其对话纪要中，除了公告拜登重申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与一个中国政策没变， 还宣布了就美中双边议题，拜登表达了对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权的 “关切”，并警告说美国将 “继续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但表示双方有必要 “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会议商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很快访问中国。 拜登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向记者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有很快入侵台湾的企图。 根据外交部声明，习近平则在会谈中告诉拜登，世界之大足以让两国繁荣和竞争，同时警告华盛顿不要跨越台湾问题的 “红线”。习近平向拜登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事。”“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 这两个公报合在一起看，其实就是中美将来的冲突爆发点。台湾问题是核心，新疆、西藏与香港是捎带。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底线是：宣示一中政策不变，尊重一中一台的现实，中国不能武力统一。而中国的底线是：不管用什么手段，中国必须统一，宣示和平统一的同时，决不放弃武统这一选项。实施手段就是目前对台湾的非军事行动。 中美关系如炼炉 时间如炭 从拜习会谈及以往双方宣示，可总结出现阶段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要脉络：对抗是两国的国家战略，全方位竞争是手段，经济合作是双方都无法舍弃的红利。至于未来如何走，有个时间参数。俗话说得好：时间会改变一切，尤其是美国这个世界强国对各国的关系，世界都很清楚时间的作用：总统有任期，每个总统的政治理念决定其任期内的内政外交政策重心。比如古巴与美为敌大半个世纪，奥巴马时期就实行了解冻政策；川普任期内，美国司法部曾于2020年3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人提出多项指控，罪名包括毒品恐怖主义、跨国贩卖可卡因等，悬赏1500万美元全球通缉。但不久前在埃及气候峰会上，如今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却主动与马杜罗握手——这还不包括几个月前，美国试图购买委内瑞拉石油缓解俄乌战争期间的能源危机。 仅以中美关系而论，从尼克松破冰之旅开始，中美恢复邦交，美国确定的对华战略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这一战略的有效性主要在前三条，改变做到了一半，经济层面与中国知识界、政治反对者提对美国民主的热爱，这一热爱历经近两年美国执政党价值理念变化仍然不改。如今，经过2019年以来的剧烈摩擦，中美关系又退回至“接触-合作”这一层面。2019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实行“以拖待变”策略，在处于劣势的状态下与美国打成平手，不仅熬到了白宫易主，还熬到国际格局从单极成为多极。 G20会议期间的拜习会，达成了最低目标，中美恢复接触-合作。不过，时势已经与尼克松那时完全不同，中国方面的估计是“东升西降”，自称“可以平视世界”了。以后中美两国关系如何演变，就只能骑驴看唱本，边走边看。变化多的将是美国，这是美国国内政治及外交政策的剧烈变化所致；而中国将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形象一点描绘，那就是：中美关系有如炼炉，时间有如熬炼所需要的炭材，加多加少或者不加，均由两国相机而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期中选举大局已定，与外界选前预期“红潮再现”相比，共和党选得很差，不仅没有拿下参议院，而且在众议院领先的幅度很小。对比总统拜登的低民调和人民对通货膨胀等经济状况的普遍不满，共和党选成这样，甚至可以说是输了。为什么声势浩大的“红潮”并未出现？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首先，选前外界对共和党会大胜的期待本来就太高，尤其是媒体的各种民调，惊人地一致认为红潮到来。我没有证据，所以不敢说这是媒体故意的，或者是民主党操作的结果，但显然，共和党自身过于乐观的情绪在客观上，的确影会响到一些共和党选民。他们认为已经赢定了，所以没有必要出门投票。 其次，由于共和党声势太大，且志得意满，一些竞选语言中，有些话讲得太早了，例如要弹劾拜登，要进一步修正以前的自由派立法等等。这样的提早预告惊醒了很多原本无意投票的民主党人和主张“政治正确”的年轻人，包括中间选民在内，很多选民担心共和党掌控两院之后，美国将陷入更严重的党争，国家的前景更是一片混乱。因此，民主党的票在最后关头被催出来了。 第三，川普因素也发挥了作用。选前，川普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共和党大胜，他就一定会宣布竞选2024年总统。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共和党大胜，任谁也将无法对川普形成制衡。对川普再选的担心，也是民主党选民，甚至共和党部分温和派选民投票的参考值。必须承认，川普现象历经两年，还是没有完全消退，他的一举一动，仍旧是很多选民的投票参考指标。 第四，经济问题的确是拜登政府软肋，但面对世界性的衰退，共和党也并未拿出更好的应对措施；一些中间选民会认为，即使共和党上台，也未必能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因此，经济问题对民主党选情的打击力度，比选前的预期低了很多； 第五，毫无疑问，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问题的裁决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很多自由派和中间派选民，担心过去几十年民权运动争取到的一些权益，会逐渐被最高法院剥夺，这样的危机感也使得他们不愿意给共和党机会。 选举结束，民主党意外地得到选民的宽容，但他们面临的挑战依旧严重。共和党拿下众议院的多数，根据他们已经有的规划，一定会对拜登启动弹劾调查的事由，包括了拜登次子杭特‧拜登的生意往来、美国自阿富汗撤军。共和党如果要成功弹劾拜登，当然不会过关，但是对拜登来说压力很大；尤其是杭特的问题，可以说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一旦杭特受到法律制裁，拜登颜面全无。同时，治安和民生问题是人民不满的主要原因，虽然看来选民愿意再给民主党机会。可是真的能解决吗？目前看不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成为众院议长后，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将更强硬。麦卡锡上月向福斯新闻表示：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经济、工作、公司、文化、制度和我们的未来发起攻击。带著这样的立场，拜登即使想缓和美中对峙，可能性也不会太大。 （全文转自上报）
前美国副总统、川普的副手彭斯近日出版回忆录《上帝保佑》（So Help Me God／美国公职人员宣誓就职时的用语），书籍引人瞩目之处在他揭露了和川普共事的秘辛，包括川普如何在电话中对他咆哮，强烈暗示他采取行动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胜选，还对他说：“如果‘它’（宪法）给了你这个权力，你为什么不使用它？”甚至骂他是“窝囊废”（wimp）。此外，当彭斯建议川普接受败选结果，再战2024，川普则回说：“我不知道，2024年太远了。” 起初，美国自由派媒体对彭斯这本书抱持很大期待，除了推测这可能是彭斯投入下届共和党总统初选的起手式，更在于他们希望和川普近距离接触的彭斯，可以进一步揭发这位前总统的阴暗面，包括滥权、谎言和如何毁弃美国民主。但彭斯很多关键处似乎只点到为止，或仅著墨在他和川普理念、认知的不同，他或许佐证了川普的粗暴风格，却回避个人对川普的直接评价。 彭斯既要出书，内容又多所呈现川普的负面举止，为什么不直截了当批判？无论彭斯是不是借由出书为自己参选总统铺路，或者纯为透过这本书，去告诉共和党支持者“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人选”（见下方推特），这本回忆录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恐怕是有现实层面的顾忌。 现实面问题就是，尽管期中选举没有出现“红色浪潮”，川普牌受到相当程度削弱，但根据美国民调机构“Civiqs”调查，川普依旧极其特殊，无论在美国各年龄层、性别、种族、学历，民众对他的正面观感都远低于负面观感，截至选后的11月16日，有58%的人对川普持负面评价，好感度仅33%。但若是锁定共和党支持者，川普的好感度竟激增到71%，虽然川普党内支持度确实出现下滑，但比起2015年他赢得党内初选前一刻，仍高出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川普依然是共和党支持者的“最爱”，批判川普，当然有得罪支持者的风险，有意总统初选者岂可犯此大忌。 因而，尽管期中选举后，共和党检讨川普的声音增加，彼此间其实仍小心翼翼拿捏分寸，一面注意川普声势下滑趋势（2021年1月6日他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度是90％，现在是71%），一面观望党内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追上去。 至于以彭斯当下条件，恐怕很难和川普一争。从彭斯近期接受媒体访问再到出版回忆录，言谈间不能说他没有自知之明。所以，就出现了媒体一边报导彭斯的新书，一边把共和党初选镁光灯照在另个人选身上的现象──即连任佛州州长的德桑蒂斯。 目前，美国大多数民调针对共和党总统初选所做早期调查，比较川普、德桑蒂斯和彭斯的支持度，分别落在40%到45%左右、25%到30%左右，和10%左右。不过，如果选择对象只有川普和德桑蒂斯，两人差距就会明显缩小到55%对45%（YouGov/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罗斯州和地方政府研究所），那还是期中选举前，川普声势正旺，德桑蒂斯尚未在佛州大胜的10月比数，同一时间，德州共和党委托进行的民调，德桑蒂斯甚至还以43%反超川普的32%。 期中选举为“共和党川普之外的可能性”推了一把，自川普正式宣布投入2024，共和党“隐形初选”就已经展开。曾为川普副手，又是少数没有在任内和川普闹翻走人的彭斯，写下名为《上帝保佑》一书，以亲身经验，不带尖锐字眼陈述他和川普共识的经过，仿佛佛系一般，“相信共和党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自由派媒体认为彭斯终究不具足够道德勇气批判川普，但他应该是很清楚当下共和党支持者的结构（包括意识形态），真想取川普而代之，恐怕无法用敌对阵营的一套（彻底否定川普）。 直到川普正式宣布竞选下届总统之前，再有保守派团体发布一系列民调，这次不仅德州，包括爱荷华州和新罕布夏州，德桑蒂斯在当地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度都大幅超越了川普（当然有佛州胜选效应），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媒体愈行将焦点侧重川普和德桑蒂斯双人对决，只是进入真正初选比赛，这恐怕必须是党内“反川普”全都站到同一阵线，且不至于激化川普支持者反噬才可能发生，而这依旧是有一定难度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期中选举大致底定，民主党保住参议院多数席次，地方政府改选后的州数加一，众议院则以些微差距让出了议长位置。若考虑到选前拜登的民调表现有多差（支持度低档徘徊在40%左右），这样的结果确实可让民主党人松一口气，美国人对拜登因应通膨不利，惩罚显得相当轻微。随后，拜登便以此为基础，和甫以全胜之姿取得第三任期的习近平在峇里岛会面，而前者的从容或许又多了一点。 站在中国立场，要超越美国世界强权地位，除了经济、科技、军武迎头赶上，很大程度也必须看“民主劣势”发挥到什么程度。民主劣势主要来自选举的一体两面，一是服从民意，一是分裂民意，美国民意愈分裂，对民主就愈不信任，对民主愈不信任，社会共识就愈难整合，共识愈难整合，自由即成混乱，乱到一个地步，便会回过头被拿去凸显中国“维稳”、“秩序”独裁体制的优势，所谓“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这么冒出来的。 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要积极催化民主劣势。如同本次美国期中选举，网路安全公司“Mandiant”选前不断警告，一个名为“龙桥”（Dragonbridge）的网站，屡屡透过自制消息传播美国政治内讧和党派之争，并以“伤口撒盐”操作手法，试图扩大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化。这个网站不仅是“似是而非的资讯”、“阴谋论”、“凡事就责美国（如要美国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负责）”的中央厨房，最终目的更在否定美式民主，怀疑投票。 不可否认，美国近来民主选举纵使未到千疮百孔，政客语言、行为的极端化，确实让它满布暗礁。但这次期中选举却又带有自我修正味道。CNN选举当天出口民调，显示了美国人对现任和前任总统的评价净值皆属负数，结果选民的确在投票时，既对拜登内政（经济）不利做出反应（让出众议院多数席次／议长），也没有让“川普效应”极大化（没有出现“红色浪潮”），只是对后者的强烈反对，看似又稍微抵销了一点对前者的强烈反对。议题取向上（如堕胎权），则是让本次期中选举的政党选择，略为多过了对总统本身的信任投票。州政府选举也仅是细微消长，大体上还是红蓝各半。 可以预见，选举一时，党派竞争（斗争）却将持续，问题在争到什么程度，斗到哪个方向？以及它将如何影响举美中关系发展，假若确实如选前预期，一旦共和党掌握众议院，国会将对中国采取更严厉态度，诸如增加对中国投资的资本流动限制，强化避免美国技术落入中国，乃至对台湾支持的再跃进。另一方面的假设是，若民主党继续掌握参议院，拜登的对中政策将有更多回旋空间，例如从美中冲突的死结转至因应气候变迁、全球粮食、健康等合作上。如今刚好两个结果都发生了。 但两个结果同时发生恐怕非中国所乐见。尤其牵涉台湾议题，若众议院真的再推进对台支持，就美国权力分立精神，纵然是在野党推动的议案，仍有实质法理意义，北京却无法直接归咎是白宫发动挑衅（例如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这将削弱习近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台湾”的力度。 再者，就算民主党续掌参议院，可为中美合作制造弹性，则习近平如何在“气势如虹”的第三任初始就“放软”和美国走在一起？更况今天的选举结果，却也等同稳固了拜登之前的台海议题论说，即他在峇里岛峰会重申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反对中国对台湾采取胁迫性和日益侵略性的行动…”。 “中国不武力犯台”就是拜登画下中美不撕破脸的底线，在这底线上，美中冲突容有化险为夷可能，除非中国已决定走向“俄罗斯化”，完全不理会拜登试图将中美关系往合作方向推展（如峇里岛会谈所说），否则期中选举后没有“提前跛脚”，又明指反对中国武力犯台的拜登，将因习近平的“武力统一论”继续和其纠缠对立下去。 习近平在党内惊滔骇浪的派系斗争下连任，拜登则在两党期中选举上惊险过关，刚好成为极权、民主鲜明对比。如果说，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独裁长期有所误判，还严重受绥靖误导，同样的，从未经历真正民主洗礼的中国，可能对民主选举，以及长期生活在民主自由国家下的人民和政府也有严重错读，何况民主的过程，往往比他们看到的结果影响更深远，此间“错读”，应该只会为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伤害。 自拜登和习近平身上，我们另外看到民主机制和极权体系的最大差异，美国总统民调跌到四成不会死人，一场期中选举就又充饱电，中国政府得到“人民93%的支持”却还不足够，统治手段必须更铁腕。人性常理判断，集权一身的习近平恐怕会比低民调的拜登睡得更不安稳。 （※作者为《上报》主笔，原文转自上报）
二十大解决了习近平的任期限制问题，解除这一限制，是习的第二个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标。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有些已先期预热，二十大开完之后立即付诸实施。但形势变化远比人们认识转换要快，西方各国政界与媒体还在关心胡锦涛的安危，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已经通过“毛时代供销社回归”深感“计划经济”复归的压力。其实，这只是“习近平经济学”的一项政策而已——在此必须预先说明：近十年以来，西方媒体喜欢将一些大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冠以“XXX经济学”之名，“安倍经济学”开创先河，此后“拜登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学”相继问世，本文使用这个词，只是从俗。 “习近平经济学”是“习近平思想”的分支 中国官方不用“习近平经济学”，好用“习近平思想”。原因说穿了很简单：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最高档次是“主义”，一被奉为“主义”就进了共产-社会主义的万神殿，因此，马克思、列宁有主义；恩格斯只能附从马克思门下，不能自立门户；次则为思想，毛泽东至今只有思想，只有文革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号称“毛泽东”主义。习近平算马列宗的后起之秀，不能僭越，因把握了这点分寸，至今还与毛一样，只称“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经济学”就是习近平阐述其经济政策的原则。 中共官宣中，解释“习近平思想”的文字虽然没到汗牛充栋的程度，但至少每年都在翻新。按照宣传定律，越新的越全面，因此我挑二十大前后的说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占斌今年9月发表于人民网上的《科学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几个重大问题》，该文的前面三大节全是从不同方面涂饰金粉，最后一节才是破题。以下述其大纲，引文用黑体标出。 明确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算是对邓小平改开以来胡赵时期尤其是赵紫阳时期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一种理论回归。实质回归，已经通过国企中加强党委领导、私企与外企建立党支部实现，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论回归。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人民经济”的提出，其实就是中共智囊群体根据自己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会，从习那几句“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挥而来。 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解这点需要了解以下事实：西方国家今年因乌克兰战争抵制俄气俄油，导致自身倡导多年的绿能计划受挫，只好将煤炭、木柴等原定为污染源的能源洗绿（Washing Green），重新启用。因此，中国坚持绿色能源的政治目的在于争夺话语主导权。当然还有一个经济目的未便说出，那就是中国近15年发展绿能设备生产，风能、太阳能设备生产几乎占了全球市场供应的60%以上，如果不提倡绿色能源，这些行业的产能将严重过剩。 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一篇天大的文章，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 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这一“改革理论”目前的最大结晶，应该就是供销社体制的回归。 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这是与“大重置”势力争夺全球化2.0版的领导权。这里得提一件旧事，2016年11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全球左派深度失望之余，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都发过专题专栏文章，期望中国勇扛“全球化经济领军大旗”。当时中国还不敢接这面旗帜，但等到2020年上半年美国发生很多大事之后，北京终于判定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于是在这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思想”分“道”与“术”两个层面。中国有古话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术”。“人民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经济”这是“道”，用来争当“世界领袖”的理论工具。这点，习近平继承了毛的衣钵，志在天下、寰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供给侧改革谓之“术”，这是习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因为“术”可以随时调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允许试错，比如经济中的公有私有比例、坚持党对经济领导的强度大小、供销社体制这只“旧瓶”装的酒之新旧比例，是新旧各半还是新四旧六或者新七旧三，均可相机调整。 中共统治时期的公私轮回之变 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主要是文革的毛时代与文革后，中共高干家庭出生的人有个共同特征，对毛的极度崇拜，哪怕自己的父母与家庭被毛整得惨不可言，但对毛却保持佩服之情，习近平自然也不例外。习正式掌权以来，只有最初两年因为一切要服从于权争大局，对邓的改开路线没有多加否定，但权力一旦稳定，立刻表现出对毛体制的爱好，在经济方面就是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执念。 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推出在胡温时期就开始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当时海外有人没仔细读，就称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最后集结号， 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我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指出这是误读，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但这个《方案》的关键点就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在文件开头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 长话短说，与上述国企改革方案同在2015年9月发布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从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寻找私营企业的污点将其一一收归囊中。 有趣的是，最近网上流传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的消息，官媒奉命辟谣，央广 网在11月3日发表的《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一场误读引发市场喧嚣》一文里，解释得不清不楚，说这只是“更多国有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牵手”，不是被国企混改。我读了之后，相信这是因“混改”名声太臭而采取的障眼法。这些信息产业关系到中共政治安全与信息安全，国有化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简言之，就如我多年前总结过的，中共建政之初，用暴力革命开展了一轮化私为公——抢来本钱做买卖，建立了国有、集体所有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1978年之后，通过权力市场化开始化公为私，权势集团及其关系人成了最大受益者；习近平执政之后，从2015年开始，中国又将经历一轮化私为公的财富再分配过程。 这一切相继发生于习近平第一、二任期之内，西方对此的认识整整迟到了5-7年。11月2日，BBC发表一篇《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新时代，美国要如何走下去？》，谈的其实就是西方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但我认为，决定中美（西方）关系格局的不在于中国情况如何，而在于西方自身。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最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虽然依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但是经过常委会背书的疫情防控二十条的出台，某种程度可以看作转向逐步放开的信号。 全球疫情度过了整整三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疫情进入奥密克戎病毒传播阶段，已重新开放，民众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到疫情前状态，虽然各国为此付出了死亡人数不等的代价。中国则是全球极少数仍在严密防控的国家，也许除了朝鲜，真正唯一一个处于封控中的国家。尽管其死亡人数相对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少得可怜。然而，它衍生出的各种各样无穷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民众生活、工作造成的压力和心理创伤，还有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其总体代价远远超过了维持动态清零政策的总收益。可诡吊的是，哪怕多数中国人已对此忍无可忍，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政府依然不愿放弃动态清零，直到这最新的二十条防疫措施出场。 原因当然在于习近平。他不放松对疫情的严控，其他官员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共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最高领导人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习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动态清零既是他作出的决策，要修改或者废止，只能由他，别的领导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愿趟此“浑水”，因此，习如何看待动态清零的政策效应和真实的疫情危害，就显得至关重要。 有论者指出，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体系来自于前期成功的经验，后续的神化和政治正确，以及决策层收到的层层过滤的信息机制，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和缺乏细节指导的任意解释和自行其是。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尤其是前期成功的经验，以及对这个经验的神化直接和习相关。具言之，到2020年年中以德尔塔病毒为主的抗疫第一阶段，由于初期对这个病毒不是很了解，缺乏相应的经验，同时没有有效的疫苗研发出来，中国采取严厉封城、流调追踪、核酸检验、方舱隔离等措施，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确实取得了成效，很快疫情被控制住，经济也得到较快恢复，成为国际抗疫的优等生。那段时间，中国向很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派遣医疗队，输送防疫经验和模式。中国政府在2020年6月，还向国际社会发布抗疫白皮书，公开表示要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的抗疫主张，提供中国方案。 换言之，习要将抗疫政治化，把它作为中西两种制度竞争并体现他所谓的领导力的载体，以证明中国的体制至少在应对此类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优于西方的。习在武汉疫情刚流行不久，因为瞒报和应对不力，导致他个人的声誉和领导力严重受损，也正是在那时，中共内部和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反习声浪，但是，抗疫第一阶段成功稳住疫情同时西方却身陷疫情之中的强烈对比，挽救了他，不但他的权力得以稳固，民间支持度也大增，那段时期一般民众很为中国的抗疫而自豪，嘲笑西方抄中国的作业。官方出于中美对抗的政治正确需要，在内外宣传中过度神化中国的防疫模式。 然而，这也就让习很难走出前期抗疫成功的经验陷阱。在疫情转向奥密克戎为主的第二阶段，由于该病毒的传播速度快同时重症率和致死性不高的特点，本来中国应该尽快调整防疫模式，还用对付德尔塔病毒的做法来对付奥密克戎，会显得捉襟见肘，效果不彰。但鉴于疫苗效力问题、老年人口庞大、公共卫生资源不足以及相应的抗病毒药物的缺乏，习也就继续采取第一阶段的清零做法。对他来讲，最看重的是少死人，因为这是唯一可向国际社会夸耀的中国抗疫模式优于西方的地方。如果在抗疫第二阶段像多数国家一样选择“躺平”，以中国人口的规模，就算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将有高达十几万的人口会死于新冠。这无疑会让官方前期大肆宣扬的抗疫成就不攻自破，习将面临被问责的民意压力，而这是他输不起的。现在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只有五千多，且主要出现在早期。在做国际比较时，他至少可以说做到了让中国少死人。 观察习过去十年的施政，这是个有严重偏执型人格的领导人，偏执型人格的显著特征，是在他看来正确的做法，无论旁人怎么觉得不可思议，他都会去坚守，不轻易改变。在清零政策上，前期抗疫的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认为在当前条件下这是一个既然防控住疫情又能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不利影响的办法。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共现行的行政机制、政绩导向和动员体系一定会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对疫情处置的层层加码、一刀切的过度防疫现象。中共上对下的问责制本身会使行政体系带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而在过去三年，最高层把防疫作为头等政治大事，一旦防疫不力，动辄处分官员，这给地方官员传达的政治信号就是宁可被百姓骂，也切不可因疏于防疫而被摘乌纱帽。基层政府又处防疫最前线，但是它们的资源也最薄弱，因此理性的厉害计算就是对防疫层层加码、一刀切，即使出现一例感染，也要全员核酸，全地封控。加之今年是中共的政治年，二十大这个高压线是碰不得的，为保大会的顺利召开，在疫情防控上，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这已成了官员们的思维和政策惯性。 然而，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让政府实际追求零感染的政策目标是做不到的。时间因素在此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因为任何非正常的高度紧张的状态，在短期内可能保证不出差错，可时间一长，懈怠就不可避免。中国的动态清零进行了三年，不说官员，每个百姓也高度疲倦，从过去对这种病毒怕得要死，到现在相当多的人持无谓态度，这就是时间的作用，时间会使人放松戒备，可病毒不管人的心理变化，趁虚而入，防不胜防。从此角度看，这个病毒没法防，很多国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放弃抵抗。 但是习认为他的动态清零能够战胜该病毒，防住疫情。随着此种防疫模式的时间拉长，后果也越积越重。清零三年给中国和习本人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即维稳成本让地方政府不堪重负，经济衰退影响基本民生，大众不满使习的社会声誉受损严重。 维稳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维持高强度的动态清零政府需要支付的各种费用；二是在清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次生灾害和后遗症，政府不得不花格外资源去解决。这两者已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笔沉重负担，对财力本来就不足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疫情不影响经济，地方政府还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补充财力，可恰恰中国经济在疫情中也一地鸡毛。经济受损，影响的不仅是政府财政，还有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种情况若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很可能还会引发社会动荡。而最能够反映社会和人心变化的，莫过于人们都想千方百计润出去，虽然最终能够移民的不多，但这显示民众对清零政策的高度不满。处于深宫中的习也许感觉不到这股民怨，或者不在乎，可经济毫无起色特别是地方政府维稳成本的无以为继，他是不能不在乎的。这就是此次全国疫情反弹中国政府不是去进一步强化控制，反而出台二十条措施的原因，即维稳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声誉成本已到了某个临界点，习可以不顾后者，但他必须重视前两者，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局部改变清零政策，实质放松对疫情的控制。 习在现阶段不会明确宣布在某个不长的时点放弃动态清零，这不但因为疫情还很严峻，更在于动态清零是他过去三年最大的政治资产，虽然这一政治资产正在变成他的政治包袱，但他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因为明确定出一个时间点等于宣告他的防疫政策失败。正如某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的，习大概率要的是逐步退出动态清零，谨慎控制退出速度，可不会有一个退出时间表和退出的说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共产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这不只是个人野心问题，还与他们的恐惧有关。分析中共独裁者的恐惧症，不仅可以解释中共建立政权后历任独裁者发起的高层权力斗争，也可以判断独裁者的施政方向。独裁者之所以不肯真正地退休，都绕不开他们的各种恐惧症。这些恐惧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来自政治现实中真实的害怕；而且，每种恐惧症都有相应的政治行动为证。那中共独裁者到底有过哪些恐惧症呢？本文就来梳理一下中共历任独裁者的不同恐惧症。 一、红色政权独裁者的“清算恐惧症” 共产党政权的独裁者都有“清算恐惧症”。独裁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或夺得最高权力之后，还想在国际红色阵营里赢得最高地位，往往会一意孤行地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结果造成惨痛的悲剧，在社会上和党内引发严重反弹。不过，在独裁者及其制度的政治高压下，下面的不满最多只能是腹诽，表面上并不构成对独裁者的直接威胁。 红色独裁者们活着的时候，已经被捧到云端了，但他们其实都不完全放心追随自己的手下，内心害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独裁者明白，自己掌权之时，还能压得住阵；死了之后，过往的劣迹就可能被翻案，让自己声名狼藉。 共产党政权里第一个批判独裁者的是苏共。斯大林死后三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多项严重错误。由此开创了红色政权的清算政治，也让后来的红色独裁者产生了清算恐惧症。 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式独裁者，他从苏共20大感受到的就是清算恐惧症。苏共20大之后中共连续发表了两篇政论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试图阻止苏共清算斯大林的做法扩散到其他红色国家。中苏随后交恶，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成了中共的靶子；同时，老毛也开始警惕中共高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二、毛泽东：“大跃进后果恐惧症”和“文革罪孽恐惧症” 毛泽东50年代把中共建立政权时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独裁，不久，为实现他经济上超越苏联的国际野心，老毛推动了激进共产主义运动，即“大跃进”，因此把全体农民变成了党的“农奴”，必须无限度地为政府提供农产品，结果饿死了3千多万农民。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帮老毛纠正了部分错误政策，但也讲了两句实话。一句是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讲的，“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一句是私下对老毛讲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大跃进”期间全国很多濒临死亡的农民不得不吃死人肉，“上书”指载入史书）。此话戳到了老毛心里，因为“七分人祸”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毛。 当时刘少奇赢得了各级官员的信任，曾一度让老毛被迫同意“退居二线”。而患上“大跃进后果恐惧症”的老毛，则看到了一幅可怕景象，即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正走在“赫鲁晓夫”的道路上。因此老毛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口号，发动“文革”，整垮了刘少奇，把大部分官员赶下了台，用“造反派”和军队干部来代替，毁掉了支持刘少奇的中共各级官员这股势力。 这导致中共很大一部分官员敌视“文革”，想要翻盘，这就使老毛又患上了“文革罪孽恐惧症”。他临死前一直担忧死后会有“腥风血雨”，意思是会有政变，翻“文革”的案，会批判自己。果然，老毛死后不到1个月，政变就发生了，华国锋等人抓了“四人帮”。 三、邓小平：“否定改革恐惧症”和“六四镇压恐惧症” 陈云、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上台后，马上清算了华国锋等支持毛路线的高官，恢复了老干部的集体领导。当时，为杜绝毛式个人独裁，198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了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表面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制似乎被终结了，其实，中共的“枪指挥党”潜规则并未改变，邓小平的终身掌权开始了。虽然“六四镇压”后，老邓出于“六四镇压恐惧症”，不想背“六四屠夫”这个骂名，从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然把军权抓在手里。他下台后，通过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牢牢地控制军队，而江泽民这新任军委主席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军队的一切事务仍听命于杨尚昆，而杨尚昆则听命于老邓。 老邓从1989年秋下台到1992年南巡之前，确实“潜水”了一段，然后就“露峥嵘”了。他在南巡期间曾召集秘密的珠海会议，策划用乔石换掉江泽民。老邓要撤江泽民，与老邓的“否定改革恐惧症”有关，他怕江泽民追随中共高层以陈云为首的反改革势力，清算自己（关于珠海会议，请详见笔者在澳洲广播公司SBS网站上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后来江泽民看风转舵，老邓才放过了他。 然而，老邓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还是被江泽民夺到了军权。老江仰赖曾庆红的协助，而老曾则利用老邓的“六四镇压恐惧症”。老曾通过老邓的大儿子邓朴方向老邓告状：杨尚昆有同情赵紫阳之心。结果老邓上当，除掉了杨尚昆。老邓的军权就此旁落，而此时他行将就木，什么也顾不上了。 四、习近平的“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上任后曾大动干戈，隔代夺了军权（关于这一过程，亦请参见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他因为夺取军权，以及用反腐败打击中共大批干部，进而得以连任，并走上了个人独裁的道路；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患上了他的三个独裁者恐惧症之一，“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展开全党大清洗，其中有一个原因，中共从来一字不提，那就是贪官们往境外转移资产的行动，构成了对经济的冲击。自从反腐败开始，各级贪官就慌忙往海外转移资产，导致中共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4万亿美金，掉到2016年底的3万亿美金，整整少了1万亿。如果放任贪官们继续转移资产，中共的外汇储备见底，是可以预期的。 结果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越来越狠，大清洗象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整肃了1百多万中共官员。而整个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敌视也越来越大，习近平的大批敌人就在中共党内，都是党政精英。这些精英通过改革开放发了横财，习近平不许他们出国了，藏在海外的钱摸不到了，藏在国内的钱象“定时炸弹”，所以他们一直盼望习近平不要连任。 中共的贪官过去贪，今后仍然想贪，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是移居国外。而中共独裁者要让政权维持下去，绝对不许他们掏空中国的财富。这是一个死结，贪官和中共政权相辅相成，但绝不会生死共依。习近平独裁一日，官员们就一日无望；习近平一旦撒手，中共党内的反习大清算，就会让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对此习近平一清二楚。 当然，未来的党内反习大清算，不会用打击腐败作理由；而习近平恰恰在另外两个巩固个人权力的领域里留下了重大把柄。这就造成了习近平还有另外两个独裁者恐惧症，即“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五、习近平的“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习近平任上的前十年，管家是对经济半懂不懂的李克强，习本人对现代经济则一窍不通。这两个人都没看出来，他们上任时中国经济正朝着悬崖滑去；相反，习近平以为，他可以坐享其成，把胡锦涛时代的经济基础当作自己“崛起”的本钱。于是，习近平在任内的第一个十年便努力让中国经济为“追求经济称霸”狂奔。 温家宝当总理时奠定了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基本方针，开始时似乎一切顺利，高歌猛进，但其中的隐患日益暴露。待到李克强接任十年后，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最后不可避免地破灭了，带动中国经济不断滑坡。那么，中国经济还能重获生机吗？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会撑不下去；不过，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每况愈下，已成定局。 对习近平而言，这个经济逆转的政治责任非常之大，沉重不堪。因为，中共内部讨厌他、恨他的人，批习时用这个议题，是非常顺手的“棍子”。习近平因此就有了“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 习近平的第三个独裁者恐惧症是“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他为了显示自己强硬的领袖地位，开始挑战国际秩序。因此，中国海军2020年初通过中途岛海域针对美国的海军舰队演习，以及占领南海国际水域、修建充作军事基地的多个人工岛，点燃了中美冷战（参见我2020年6月2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 从此，中美关系的蜜月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对抗逐步升级。近年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部署遭到美国、日本的反制，而乌克兰战争也把中共海军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参见我今年5月1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乌克兰战争开启现代海战新模式》）。现在看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面临失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习近平不能承认对外扩张战略的错误，但又不见得能不断推进对外扩张的计划。在这种局面下，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来也必然成为习近平面临批判的议题之一。 六、习近平的独裁之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事实上，习近平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同时也是导致他患上三种独裁者恐惧症的原因；最后，这三大恐惧症推着他朝着独裁者悲剧的泥坑走去。由此可见，习近平的独裁之路，实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还有另一层意思，独裁者的这三大恐惧症让他顽强地抓住权力不放，但抓权到底的结果，却让这三大恐惧症的并发症状早早到来。 习近平明年就70岁了，自非年富力强，身处独裁之位，他会被沉重的用人行政这日复一日的事务工作压力，折磨得无处可避。可以想见，习近平早晚会因为身体难以支撑而倦勤。这时中南海里诸公就会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考虑，然后发生内部争斗。 而这种争斗有一个习近平种下的重要背景，即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不满，不会自然化解或取得党内和解，只是被政治高压遏制住，这颗“定时炸弹”早晚会炸。中共当今和此后的高层，无法既维系住这个政权，又满足官员们运走资产、出国当寓公的美梦，因此就无法让官场中人“扬眉吐气”。更何况，当年中共各级官员的财富是在经济泡沫中捞来的，来得何其容易；如今经济萧条当头，想再捞到那么多财富，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此来看，即便清算习某人，仍然无法让贪官们的贪欲充分实现，这种红色精英群体被压抑的永久性失落，将使得习后的争斗格外残酷。 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为了证明其勇略而点燃中美战争，两个核大国之间，在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持续的战争就成为战力消耗的比拼。这样的战争，一个面临经济下滑、又严重依赖外国资源和市场的中共，未必承受得起，仍然可能面临失败。 独裁者虽然可以掌权到死，却常常会在其生命的末期，发生权力逐渐掌控不住的状况。毛泽东死前两年如此，邓小平死前几年也是如此。所以，此刻谈中共政变，莫如静观数年；等习某的独裁走到末路时，北京官场难免如沸腾之锅，局势大乱。 所以，习近平的三大恐惧症，其中反映出来的，都是失败的恐惧。他摆脱不了这样的恐惧，这三个恐惧就是习近平政权的宿命，也是习近平的宿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次节目播出的《陈全国的裸退与“新疆绝密文件”外泄的因果关系》一文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和分析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虽然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为和自己同龄的王毅以及比自己还年长两岁张又侠开了“破八”的先例，但其他所有连任和新任的中央政治委员及书记处书记的年龄上限，还是67岁，即1955年生人。而超过67岁的，除了王毅和张又侠，包括1954年出生的韩正，以及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1953年出生的陈希都未被破例。 而到明年三月才换届的那些“局外”副国级领导人，在二十大上是否连任中央委员，“八下”的原则似乎是严格坚持了。但67或者67岁以下者，谁能谁不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那就要看习近平的个人喜好了。对外堂而皇之的说法是“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 先说国务委员这一部分。1954年出生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风和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如今未能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二十大上新任中央军委委员，现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会在明年三月接替魏凤和。 1953年出生的国务委员赵克志是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如今也未能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1957年出生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连任十七、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基础上，又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出生的国务委员王勇，在连任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基础上，又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另外一个现任国务委员就是被习近平“破八”的王毅。 虽说国务院是李克强的地盘，但五年前的李克强的国务院总理第二任期开始组成的国务院班子里的国务委员部分，不可能都是李克强决定的人选，不过至少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以及主管工业产的国务院委员王勇，此前说起来都是被看成“克强的人”，如今却在李克强一退到底的同时，都能够继任中央委员，证明了到明年三月换届时，此二人即使不会被李强收编，继任国务委员，也会被安排到全国人大担任一届副委员长，或者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一届副主席。 而全国人大系统里的现任党内副委员长们，1950年出生的王晨，1951年出生的吉炳轩，1953年出生的张春贤，1953年出生的艾力更·依明巴海，1951年出生的白玛赤林等五人在二十大上均未连任中央委员，纯属正常。而1957年出生的沈跃跃，1956年出生的王东明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也属正常。证明此二人明年三月都将会再任一届副国级职务。其中王东明是身兼全国总工会主席，有可能是在明年三月之后继续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再兼任一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而沈跃跃因为到明年三月已经是满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所以明年三月的那个兼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全国人大女性副委员长一定是个新人，而沈跃跃“转岗”去处只能是全国政协或者国务院。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有点被降了四分之一格的感觉。也有很大可能被安排为下届国务院的国务委员之一。 不过，现任全国人大的党内副委员长中，也有一个“符合年龄”但未被“继续提名”者，那就是最高检察长出身的1955年出生的曹建明。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曹建明是因为失势于习近平，当年周永康入狱后，因为曹建明和周永康各娶了一个央视女贾晓晔和王小丫做老婆，舆论自然会把他们两人绑在一起，但关键时刻还是因为习近平主动向他曹建明表示了一句“问候小丫”，替他曹建明解了大围。 从周永康事件脱身之后，曹建明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顺利连任中央委员之后，到2018年3月完全是因为连任两届最高检察长届满后必须转岗，这才被习近平犒赏了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今他虽仍然符合被“继续提名”的年龄条件，但他到明年三月为止就连任了三个整届的副国级职务了，两个整届的最高检察长，加一个满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于是，即使是仍然“符合年龄”，处理方法也是“不进则退”。 说到曹建明的副委员长职务，就不能不提一下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1960年出生的周强，到二十大，已经是连任五届中央委员了。随着李克强的出局，整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里，连任五届中央委员的只有习近平和周强两人。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里，和他们两人还可以比资历的只有一个沈跃跃，但沈跃跃是十五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然后是连任四届中央委员。 到明年三月，周强的最高法院院长就任满两个整届了，既然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那么明年三月就必须转岗至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开始他的第三个副国级任期。至于明年三月接替周强最高法院院长职务的人选，几乎可以肯定是从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现任最高检察长张军及二十大上的新任中央委员，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两人之间产生。至于明年三月的新任最高检察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应勇了。正如我们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在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的张军，因为手下的两个副检察长应勇和童建明都已经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委员，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检察长职务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届时的张军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长，或者是进入全国人大接替也没有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检察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曹建明。 说完全国人大，然后是全国政协。目前在位的所有党内副主席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当然是1955年出生的何立峰，不但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而且已经入局。另外一个也是1955年出生的蒙古族干部巴特尔，也被安排连任了二十届中央委员。与此同时，1951年出生的张庆黎，1953年出生的刘奇葆，1952年出生的卢展工，1954年出生的马飚，1952年出生的夏宝龙，1954年出生的杨传堂，1954年出生的李斌（女）均未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实属正常。 我们本专栏上周一播出的《习近平借二十大换届完成了对孟建柱余党的清洗》一文中，介绍了在位副国级官员二十大上能否连任中委原则上还是以1955年出生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检察张军得以连任， 1959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汪永清却被除名。这足以证明汪永清虽然“符合年龄”，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连任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经为零。 换句话说，虽然正省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从明年三月开始，届时尚还未满64岁的汪永清就要被迫从副国级位置上直接退休了。 当时的这篇文章内容的缺失之一是没有提及比汪永清年长4岁却在二十大上得以继任中央委员的巴特尔。 两年前的2020年12月中，中共当局在国家民委网站上把党组书记的名字从巴特尔换成了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小江。与此同时，该网站上把对巴特尔的介绍内容中，也拿掉了他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兼职项。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巴特尔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同日，国家民委官网“委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陈小江同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内地的一些网站关注到了这个取代巴特尔的陈小江，是“国家民委首位汉族主任”。 公开资料显示，自1954年以后，在陈小江履新之前，国家民委的先后7任主任都是少数民族，包括乌兰夫（蒙古族）、杨静仁（回族）、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李德洙（朝鲜族）、杨晶（蒙古族）、王正伟（回族）、巴特尔（蒙古族）。 在巴特尔被免去民委主任和党组书记兼职的当年初开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奉习近平上意，在整个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在当地引发了大规模民族抗议运动。就在中共当局终于平息了这场抗议运动之后，中央政权里的蒙古族代表巴特尔就被免去了中央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和统战部副部长三项兼职，自然会被评论界认为是在强推汉语教学问题上态度不鲜明。 今年6月，陈小江的国家民委主任职务被安排交给了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潘岳。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曾以《潘岳将任民委主任 汉人继续掌管民族事务》为题报道此事。 先后由陈小江和潘岳担任国家民委主任的安排，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国家民委一把手，即主任兼党组书记的职务，将永远和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一样，只能由汉族干部担任。 至于巴特尔如今居然还能够被安排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相信一个直接原因是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的因“病”辞职，导致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换届时，副委员长或者副主席中的内蒙古族代表就只有巴特尔可选了。接替布小林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职务的王莉霞是所谓“汉化蒙古人”，虽然在二十大上顺利成为中央委员，但明年3月即再跃升至副国级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与巴特尔一样也是目前这届全国政协主席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回族干部王正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57年出生的王正伟和前面介绍的沈跃跃一样，是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委员。 今年3月，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曾刊登和播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接受调查》，文中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容说：这一调查的起因是有人认为王正伟在担任他的家乡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期间，推动“不受限制的穆斯林文化”，并鼓励宗教极端主义。 笔者也读到过一则网友跟贴，说的是王正伟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攻读伊斯兰经济制度方向的博士学位。王正伟一直致力于回族经济、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著和各类作品100多万字。王正伟在国家民委主任期间，强化民族识别，大力推动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出台，全国各地大建规模相对巨大的清真寺，被批在中国搞“伊斯兰化”。 不过，无论他王正伟是否是因为涉贪或者政治原因被调查过，他当年为宣传所谓“回汉一家亲”而举出的一个“生动例证”曾经令占比达百分之九十九点的中共汉族干部们很不受用。 却原来王正伟在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大谈了一个“回汉一家亲的生动例证”。说回族本来很讲究生活习惯的，但是他愿意到汉族家去吃饭。什么原因呢？就是这家汉族已经不吃猪肉，完全在这个村子按照回民的习惯生活。大家互相尊重，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就是回汉之间都能吃饭。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当时他王正伟的这番话被公开报道出来后曾经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汉族共干中引起很大反感。虽然当时的习近平还是把他安排成了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的回族代表，但是跑票甚多。所以在今年二十大筹备的过程中，虽然“符合年龄”，但不被“继续提名”也是预料之中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在“二十大”结束不久，中共党内新一波整肃就已经开始。11月4日，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龙从办公室被直接带走，拘留审查。虽然中共每天都上演反腐大戏，但抓捕范一龙一事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范一龙作为一个副部级干部，在事先一点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被捕，这种做法令人侧目；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是又一个王岐山系统主要人马被整肃，因此，外界难免会有传言：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共内部整肃的对象？ 我认为，从各种情况分析，说王岐山处于危险的境地，其地位岌岌可危，是有一定根据的。最近几年，王岐山的好友，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被判18年徒刑；有王岐山大管家之称的董宏也被判死缓；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孙子姚庆，今年也一度被拘留，而姚庆，也是王岐山的妻侄。短短几年时间，身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好友，亲信，家人，纷纷被收监入狱，按照习近平过去整肃周永康等人的从外围和亲信突破的手法看，王岐山很可能已经被确定为打击目标。 而习近平要整肃党内对手，拿王岐山下手也是不难想象的。首先，王岐山在中共体系内，从中央到地方担任过各种职务，门生故旧很多，说他有自己的人马，也就是外界说的“金融帮”并不为过，这当然是习近平最忌讳的。现在，团派，江派的势力均已经被铲除，习近平一定会开始收拾其他派系，王岐山自然首当其冲；第二，王岐山并非血统意义上的红二代，只是中共元老的女婿，但仍然属于太子党。最近红二代中的马小丽，陶斯亮等公开对防疫政策提出批判，看得出来红二代对习近平的不满还是存在的。打王岐山，也就是敲山震虎，打给红二代看。 第三，习近平违反党内成规连任，党内不满声浪普遍存在，习近平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首先要做的，势必是党内清洗，这是他建立自己的权威的起家手段，也是他认为他能维护权威的唯一手段。即使不是王岐山，他也会找他人下手。面对各种挑战和党内的不满，习的内心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而没有安全感的人，对于任何被外界认为能力超过他的人，都有天生的忌惮，而王岐山正是这样的人。第四，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习近平第一任期中，王岐山被赋予党内整肃的调查大权，因此想必会掌握太多的党内贪腐的材料。习近平虽然高举反腐大旗，但自己的家族本身并不干净。在这种情况下，手中掌握的材料越多，其实是越危险的事情。周永康的落马已经是前车之鉴。王岐山也很有可能因为接触太多秘密成为习近平的心腹之患。 当然，以上都是根据过去中共党内整肃的经验做出的分析，王岐山会不会被整肃，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整肃，我们都并不知情。但是，从范一龙几分钟内就从高级干部变成加阶下囚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中共党内新一轮的整肃已经开始。谁会是更大的目标，相信很快就会有更明确的迹象出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