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祭奠文革六十周年
2026 年 6 月 26 日
2006年元月，还没当上总统，刚接国民党主席未久的马英九在一场国民党青年团成立的大会里，勉励在场的年轻人说：“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胡锦涛出身中国共产党青年团，被称为是“共青团派”，又简称“团派”，胡锦涛正是共产党“团派”的代表性人物。彼时，马英九用胡锦涛来勉励国民党的青年，颇有向共产党看齐的味道，其对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敬佩孺慕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马英九这番话在台湾政坛立刻引发争议，其中之一是出身马英九团队的作家龙应台。龙应台为此在当时的《中国时报》写下一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文中批评马英九这番话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于今重读龙应台这篇文章，依旧直指核心、掷地有声。兹摘取若干片段于下： “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物件，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无论是当年以胡锦涛当“青年模范”的马英九，或是要求胡锦涛“以文明说服我”的龙应台，他们当然都想不到，在16年后，早已老病缠身，身形佝偻的胡锦涛，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公开架离中共20大会场。 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当年由中共元老邓小平指定隔代接班，相较于他的前一任领导人江泽民、后一任领导人习近平，胡锦涛的企图心较小，作风也显得弱势；但也有学者认为胡锦涛谨守分际，作法更为制度化也较能预测，他主政的10年其实中国对外关系最为平顺、经济向上发展的黄金10年。 胡锦涛到底做了什么事惹怒了习近平，让习非得在这个全世界焦点所在的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权力，羞辱这位前国家主席兼总书记，外界不得而知。但这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倒是提醒台湾人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当年马英九把胡锦涛当成“青年楷模”，但马英九未曾有机会与胡正式打交道，反而曾与习近平有一场破天荒的“马习会”。马英九后来在自己口述的《八年执政回忆录》里提到与习近平短暂会面后的印象，说习是个“认真、细心、雄才大略的人⋯⋯我感觉到习近平的‘真诚’。”“习近平上任后，中共一再强调不会输出，也不会强迫他国接受中共的制度，让我内心感到‘震动’。”于今看胡锦涛被强行架离这一幕，不知马英九是否还觉得习近平“真诚”，内心是不是觉得“震动”？会不会为自己的政治判断与识人不明捏把冷汗。 第二、如果共产党习近平对于曾经提拔过他的前国家领导人都敢这样公开羞辱，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如果连年迈的前国家领导人都深陷枷锁、命运未卜，这样的政权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子民？台湾人有什么理由去相信它的虚妄善意与承诺？ 第三、龙应台当年为了共青团旗下刊物遭到停刊，用力地写出3千5百字长文，要求胡锦涛“用文明来说服我”。事实上，不但胡锦涛的“文明”始终未向台湾叩关，如今面对权力更加集中、手段更为凶残的习近平，以及万马齐喑、再无异见的中国社会，难道能让它“以武力来压制我”？龙应台先前所谓“鼓吹战争者都是罪人”的说法，从来不该是对著台湾人说的。 身为国家前领导人，胡锦涛哪里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就如同习近平应该也想不到10年后的他会如何？政治继承始终是独裁国家领导人的死穴，只是他们向来以人民为刍狗，拿台湾当人质。若看不清楚这专属于共产党的权本主义，却期望它以文明待我，那实在显得天真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由着他折腾去吧”已经是中共党内对习近平所作所为的“共识”，政治局常委会人选和人数都只会是依照习近平的个人好恶。明知习近平的疯狂会在二十大之后变本加厉、唯我独尊，趁党内换届之机主动要求“躺平”是李克强和汪洋从其个人角度的最不坏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笔者读到过的二十九篇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大竞猜”文章中，除了有把与习近平同岁，出生于1953年的王毅列为年龄上的可以“破例”者，也又出现了把同样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昔日的“上铺兄弟“陈希列为新任政治局常委人选的说法，并认为他会接替赵乐际。 假如此预测成真，那么陈希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可能分工还有另一个，那就是接替王沪宁现在的位置。而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里也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五年前的习近平其实已经在国家副主席这个具体位置上搞了个“七下九上”，那么如今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除了习近平本人，是否还会有另外一个甚至两个“破八”者？比如对国务院总理是否也会搞一个“七下八上”，即67岁的李克强下，68岁的韩正上？值得关注！ 即使除了习近平本人再无第二个“破八”者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抢位，笔者过去几篇文章中反复提请读者和听众们注意的类比五年前的李源潮式的 “七下”，也就是当时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共官方媒体相关报道中的所谓“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被继续提名” 的现象，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的产生过程中，应该也会再现。 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开过之后，新华社奉命播发的相关报道中透露说：在“推荐”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成员过程中，“参照往届做法，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中央还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这其中的年龄上的“明确要求”，已经由日后王歧山的因为已经69岁而未被“继续提名”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以及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长者是时年67岁的栗战书，证明了还是所谓的“七上八下”。 但是，当时的新华社的如上报道中也特别强调了“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能下”。 在此前提下，当时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仍然符合“继续提名”，也就是符合连任年龄标准的李源潮、张春贤还有刘奇葆三个政治局委员里，一个告老还乡，两个“转岗”为不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另外还有一个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晶，则是因为“犯了错误”直接被宣布降为正部长级。 如此说来，就是这个“七上八下”，或者说“七留八不留”的年龄规则，在五年前被具体落实时与以往，也就是十七大和十六大时的“齐步走“政策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体现在符合留任年龄标准的也不能个个都留。 现如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中符合所谓“七上”之年龄标准，也就是1955年和之后出生，今年67岁或者之下者是丁薛祥、王沪宁、李希、李强、李克强、李鸿忠、汪洋、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黄坤明、蔡奇。一共13人。 几乎可以肯定这13人不会全部被提名，仍然会出现“符合年龄标准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的情况。他们中间除4名常委而外的丁薛祥、李希、 李强、 李鸿忠、 陈全国、 陈敏尔、 胡春华、 黄坤明和蔡奇9人，全都升任政治局常委是不可能的。那么其中无缘升任政治局常委者，不会被“继续提名”连任一届政治局委员的，首先应该是已经卸任新疆自治区委书记10个月时间了的陈全国。 如果简单按年龄顺序淘汰的话，那么最可能成为新任政治局常委者，依序应该是丁薛祥、胡春华、陈敏尔、李强，然后才是同龄的黄坤明、李希和李鸿忠，最后是蔡奇。 当然，正如笔者上篇文章所说，也不排除从现任正省部级领导人中越级提拔个把政治局常委的可能。 而如上13人中的4名常委，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和赵乐际在二十大上全留的可能或许全不留的可能一样大。 先说李克强。关于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能否给已经两届总理职务任满的李克强再犒赏一届政治局常委兼全国人大委员长职务的可能性讨论，始见于笔者4年多前，即2018年年中在本专栏发表的《习主席欲与毛主席比肩！李总理愿向周总理学习？》和《李克强将陪跑习近平连任第四届政治局常委？》两篇文章。文中分析说如果一定要拿习近平类比毛泽东，李克强类比周恩来的话，习近平无疑是要求李克强象周恩来一样，首先是“没有野心”，其次是对所谓党的事业，说到底是对他习近平“无私，无我”，给其他政治局成员树立“一种楷模，一种道德的形象”。 文中引述一位北京记者朋友当时的的话说：即使习近平和李克强有过矛盾也都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如今的李克强自从在向习近平的“述职” 会上，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向习近平无比谦恭地表示了“ 我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后，已经取得了习近平的充分信任。 据此，笔者在四年多前的如上分析文章里认为如果习近平对原本曾被认为是胡锦涛接班人的李克强如此“大度”，安排他在二十大上为自己“陪跑“，十分有助于维护他习近平的形象和党内威信，彰显他习近平的“任人唯德”，何乐而不为？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在党内党外所遭之诟病，他本人内心不可能不清楚。二十大上安排李克强作政治陪衬，让他在政治局常委会里再为自己“陪跑”一届，应该是有利于他习近平在党内昭示他本人取消任期限制、长期执政的做法并非基于其本人“恋栈”，而是为了保障整个政权“长治久安”的需要…… 不过，如上只是笔者本人四年多前的分析和猜测。笔者现在的看法是，未来二十大上，即使有好几位与李克强同龄甚至年龄稍长于他李克强的现任政治局委员因为所谓“事业需要”而继续留任甚或升职，李克强本人“高风亮节”，主动向习近平“申退”的可能性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到二十大召开时，李克强已经是连续任满了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若再安排连任第四届政治局常委的话，党内只有一个先例那就是胡锦涛。胡锦涛是连任了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了胡锦涛，还有一个连任过三届政治局常委的李鹏。他是十三、十四和十五届政治局常委，期间是在连任了两届总理职务后，转任了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当时的江泽民和李瑞环都是在十三大和十四大之间，中途被从政治局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的。所以相比于李鹏，此二人只是连任过两届半政治局常委。 如此说来，假设是习近平表示出了让他李克强续留政治局常委，为他习近平“陪跑”第四届的意愿，还有一个李克强敢不敢留，和愿不愿留的问题。 确实，当年的李鹏在任满两个整届的总理职务之后，又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把政治寿命续延了五年。而如今外界对于李克强也将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猜测，也都是因为有前面李鹏作先例。殊不知当年的李鹏之所以在把总理职务交给与自己同龄的朱镕基的同时还能在连任政治局常委的前提下转岗至全国人大，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如果当时，也就是邓小平去世的当年就在十五大上安排李鹏退休的话，会被党内党外误认为是“六四”平反的征兆。而现如今的李克强如果在二十大上被安排退休的话，只会被党内党外看成是习近平在排斥异己，而岂不正是彰显对习近平“两个维护”的需要？ 截止目前，“预测”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的文章层出不穷，关于李克强“裸退”的说法也终于出现。其实去年年底笔者就已经在本专栏的《韩正接总理 习近平最放心》一 文中分析过：话分两头说，既然在十九大上即已经把李源潮等好几个年龄上符合留任或者升任之标准的赶出了中央政治局，所以未来二十大上，同样也有可能让李克强告老还乡；同时把与他年龄相同甚至比他年龄稍长者留任，或者从政治局委员位置上升任政治局常委。 外界关于二十届政治局常委的猜测名单已经出现了N个版本，笔者比较倾向于相信的是兼任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的三个常委，即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均不再连任。其中栗战书单纯是因为年龄，而李克强和汪洋都已经连任了三届中央领导人了（汪洋是十七届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而与李克强和汪洋同龄的王沪宁同样因为也已经是连任了三届中央领导人了（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所以即使习近平挽留，自己也应该识相一点—-用官方宣传的说法是“高风亮节”。至于只担任过两届中央领导人的韩正是否会被习近平安排“破八”，端看习近平对胡春华是否已经戒心全无。 如上除韩正之外的4人中，如果有人会被习近平考虑接替王歧山国家副主席职务的话，唯有王沪宁。道理再简单不过，无论是栗战书还是李克强，也还有汪洋，此三人目前担任的行政职务都是正职，相互之间如果有行政职务转任，比如国务院总理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都属“平调”，而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改任国家副主席，都不是政治犒赏而是贬低。所以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除习近平本人，其他6名常委全退。不过即使有此前提，他习近平若想把十九届政治局委员里的“符合年龄“者全部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话，二十届政治局常委会还是需要扩编。虽然不是”主流“声音，但近日外界媒体中也还是有了政治局常委会将”重新设为九人制“的推测。 其实，已经在中共党内彻底实现了“唯我独尊“、”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即使是果真恢复了党主席制，不要说基于政治犒赏的需要把政治局常委会扩编，甚至把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都搞成偶数制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君不见，包括退休元老在内的整个共产党的内部对习近平的态度都已经达成了”由着他折腾去吧“的共识了。在此前提下，笔者相信无论是李克强 还是汪洋，他们两人的名字如果继续出现在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也并非所谓”反习派“的胜利成果，而只应该是被看成遭受到了习近平的政治裹挟，被迫“陪跑”。而他们两人若是被宣布退休的话，则可以被认为是如他们自己所愿。此二人应该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唯二的内心清醒者。按照习近平眼下的这个折腾法，李克强也好，汪洋也好，都应该明白了激流勇退是福不是祸。 在王沪宁为习近平主持起草的二十大政治报告里，涉台部分里的“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一句，是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没有的内容。但是因为是语出自此前不久出笼的中共对台”白皮书“，所以并未被外界特别解读。但是，笔者却由此联想到了习近平最好的朋友普京的末日疯狂。 9月21日，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实施“部分动员令”，他还强调，“当我国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我们一定会尽一切可能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这不是虚张声势。”外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莫斯科又一次发出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 那么，习近平的“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北京发出的核威胁“呢？ 事实上，所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但包括了”留岛不留人“，炸毁台积电，同样也包括了对美国开战乃至核威慑。如今的习近平能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与美国和整个西方较劲，证明他二十大上完成连任之后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台，都会变本加厉的疯狂的概率越来越大。对此无力阻止的李克强也好，汪洋也好，只要是不愿陪同习近平共为历史罪人，趁二十大换届之机主动”躺平“是对其个人最不坏的选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在台上念出由中共意识形态大佬王沪宁等人操刀的报告。许多人都在透过其党话，寻找政策走向或者是权力斗争的信息，但可能忽略了习用了许多好听的话来掩盖了一个秘密。其实也不完全算是秘密，只是事实。 二十大报告的障眼法 在二十大的口头报告中，习近平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语，诸如：“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党团结带领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这些话不算是习自己的话，而是中共历来承传下来的党话。至于那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算是习时代始创。 但问题是，中共真的为人民吗？习的整个报告堆砌假大空的词藻，罗列众多所谓“功绩”总结和“新时代使命任务”，都是障眼法而已。 我只想问：中共五年一届的全国党代会，包括地方的党代会，开支有多大？来源何处？有向人民公布过吗？ 中共从来不敢公开党务部门的财务预算和结算。在2016年3月11日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中共首次被迫承认党的经费来自全民。人大发言人在回应陆媒提问有关党务部门预算何时能公开时，称“这个问题有点难”，并承认中央预算包括党务部门预算。当局虽然承认党花的也是老百姓的钱，但有关财务公开事宜不了了之。 也就是说，中共二十大这样一个筹备近一年，逾两千代表参加，规模庞大的党的会议，或称“黑帮大会”，天量经费开支摆明是由全体国民承担的。只是外界和中国民间许多人对此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中共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这一不人道防疫方式致社会气氛肃杀、百业凋敝。2022上半年，中国财政赤字5.5万亿，各地财政全部告急，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开始要降薪，企业工资发不出，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在民生艰困之际，全民巨量供给的中共二十大登场，能带给中国人民什么？ 中共的“吸血”路 为让外界和中国的民众更明白中共的这个“秘密”，我们有必要回顾中共的“吸血”路。 以马克思为祖师爷的中共，起家时靠其“俄爹”控制的共产国际输血。2016年4月，大陆共识网发表题为“革命经费从何而来”的文章介绍，1931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称：“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共识网后来已被官方关闭。 靠著境外势力的扶持，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与中华民国对立。中共一开始就是卖国政党。 后来共产国际不给钱，中共不得不自己筹款，大部分钱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身上。其中红军头目方志敏“筹款”手段够狠，他在江西老家带头抓捕并处死了地主——亲叔叔方雨田。 当时毛泽东兄弟还“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苏区境外赚取经费，被毒害的是中国人。 国共合作后，中共在经费上一度靠国民政府。皖南事变后，中共被国民党中央“断粮”，只好通过党产公司“以钱生钱”，上海赫赫有名的广大华行就是党产公司之一。当时中共就学会了一边收集情报，一边赚钱。《革命经费从何而来》一文介绍说：“这些党产公司就是党的提款机，要多少给多少，不打收条不记账”。 有了这个“传统”，延至今日，中共的企业开到海外，同样是边收集情报、边赚钱，就不奇怪了。 中共1949年建政后，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共公开它的党产，但全国上下土地都是国有，实质就是党有，国有资产就是党有资产。中共党国一体，全国上下，党、政、军、人大、政协系统巨量官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历年退休的官员，庞大的开支全部压在老百姓身上。 不少人形容，共产党如同吸血鬼一样附在人民身上，《九评共产党》一书则称之为中共邪灵附体社会的特征。而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所说，“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印证了这一点。 “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 中共害怕被人揭露其附体生存模式，所以无论对于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批评或质疑，以及试图将它与中国人民分开的呼吁，都要强烈反应、打击。 2016年2月，知名地产商任志强批评中共政府应花党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2016年3月27日也发微博表示，共青团不该由纳税人供养。共青团是中共党的下属组织。正因为触及党的秘密，这两名中共党员随后被在网路封杀禁言。任志强2020年更因言获罪，被重判18年。 原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曾批评中共公款养党，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说“如果情况不改变，社会终究会崩溃。”他于2018年被校方开除，去年更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抓捕。 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始明确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引发中共强烈反应。中共外长王毅称美国“污蔑了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执政党”，习近平更在一个会议上亲自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中国人民答不答应不知道，海外华人网友说的明白：“中共指的血肉相连是指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众说周知，肿瘤和人体也是血肉相连的关系。” 蓬佩奥今年9月开始推出系列视频揭露中共，第一期的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他说，中共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并且致力于一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意识形态。“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保持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中共其实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敌的。 这话说的没错。中共果然受不了，中领馆气急了，发信施压蓬佩奥，结果当然无效。 中共光附体人民“吸血”还不够，近年还在全国疯狂“割韭菜”，公开搜夺民间财富。比如以反垄断和共同富裕为口号，变相抢劫民营企业家；随著经济下行，许多地方执法部门靠对民众实施天价罚款搞创收。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还炫耀掌权能力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共为什么能在建政后大搞历次运动，直至今天还可以强推动态清零？它为什么经历逾七十年恶政，还能附在人民身上、骑在人民身上？说到底，一是因为中共太邪恶，二是因为人民觉醒者太少。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共“不信邪、不怕鬼”。因为中共本身就是邪恶，是比鬼还凶的邪灵红魔。但只要中国人民神性觉醒，就能摆脱中共控制。在世界正义力量加持下，中国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同心合力，必能驱除红魔，恢复大中华！ （全文转自上报）
从本月7日，美国商务部所属的产业与安全局（BI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发布针对中国（主要是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制裁命令，至今已接近2周，受到冲击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各家公司，在确认制裁细节与调整应对措施之馀，更重要的是预判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而为自己寻求一条趋吉避凶之路。 从制裁命令繁琐的文字中（那些都只是战术作为）是无法推敲出美、中对峙的深层脉络，我们还必须拆解美国压制中国的大战略，确认美国的国家意图为何？从上而下辨识清楚之后，才能够明白美国为何总是掐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脖子？甚至可以推测出美国下一步是否、何时、何处还将再剑利挥。 直言之，建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眼见中国在这个世纪的快速崛起，倍感威胁，去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7.7兆美元，是美国23兆的77%！而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才仅是美国的12.6%。为了维持自己冷战后国际首强的支配国（Dominant Nation）地位，美国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压制被视为挑战者的中国。 是的，这是一场大国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之争。如果中国成功“完成”民族伟大复兴，支配国的宝座就换人坐了；若是美国“证明”东升西降只是一时的梦想，中国也只能被迫低头臣服。判定的标准在于两强的综合国力差距，而裁判呢？正是美、中两强自己，即他们之间的相互感知（Perception）。当美国不再感到威胁（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让美国安全感爆表到有如孤独求败）；或是当中国已无挑战之志（如同上世纪末的日不落大英国协），自觉已无力追赶原为殖民地的美国，就算分出胜负了。 但是，要可能多久呢？ 本月12号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拜登政府评估美国现在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未来十年的走向，取决于美国与中俄大国之间的竞争胜败与否，以及应对气候变迁等跨国威胁的机会。这暗示十年即可见分晓？ 大打一场热战也许可以，若是有如目前的“科技冷战”，很可能不止。二战在1945年结束，东西对峙的冷战随即揭幕，直到1991年12月的耶诞节苏联才走进历史，为时大约45年。 “十倍速时代”，这回节奏会加快吗？也许会，但也可能拖更久。无论如何，从这个层次，确认了美、中两强争霸的性质，之后，再来观察美国的种种制裁措施，就豁然开朗了。 为何挑选半导体产业？因为美国能从上游控制设计IC所必须的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以及制造晶片所必须的各种设备甚至材料，以此号令天下半导体群雄，莫敢不从。世界从上世纪进入资讯时代、网路兴起后，缺乏晶片的大国，必然无法发展网路加值产业、资料中心与云服务、通讯与未来车等等产业，“经济国力”只能落入中等强国之林；缺乏晶片的大国，也无法发展第五代隐形战机、无人机、无人水下潜航器、太空卫星等等高精尖武器，“军武国力”绝不足以支撑跻身首强之列。若是军、经两衰，还敢自认大国吗？ 简而言之，在压制（或至少）拖慢中国崛起速度的大战略下，美国选择了科技战做为主战役，又选择了半导体做为主战场，再撰择了晶片做为主要武器；低一阶的战略目标是迫使中国“国内造不出＋境外买不到”晶片。10月7日的制裁命令，只不过是这个次阶战略目标的战术作为罢了。 如果有效，下一步就不急著推出，但是中国肯定不会束手就擒，20大之后，人事底定，新的各级领导班子，也会殚精竭虑，思索反制之道，包括重新排兵布阵，乃至开辟新战场。总之，大国权力之争，绝不至歹戏拖棚，也不容跳跃闪躲，一旦开锣，只能拼至胜负底定才可落幕。 若是效果不足，或是边际效用递减，美国就会再度出招。剑挥何处呢？取决于未来能让中国“国内造得出＋境外买得到”的漏洞何在？半导体的产业专家们，只要细细比对中国在IC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各个环结，何处显露出突破之势，即知是可能再遭重击之点。 套句流行的话，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二十大正在举行，关于二十大的人事安排，许多媒体都在搞竞猜。关于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去留，有各种说法。对于这些竞猜，我毫无兴趣。但是，对于王沪宁这个人，我倒是想说一说。 王沪宁被称为中共的“三朝国师”，先后“辅佐”了三任中共党魁——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王沪宁担任中共最高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8年，是中共首席智囊人物，说他是中共的“三朝国师”，也不算错。 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次年成为中共国家主席。 从2012年11月至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前，习上任的头五年，因心怀“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之一念，得上天相助，做成两件大事： 第一，通过反腐打虎，打掉440个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干部。另据大陆媒体报道推算，习查办的将军有160多个。 习打掉的“老虎”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当政时打掉的“老虎”的总和还要多。习查办的将军超过了中共建军以来内战、外战、文革中倒下的将军的总和还要多。 第二，进行了军队改革，将原来的中央军委四总部改为十五个职能部门；将原来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将原来的四大军种改为六大军种等。 这样整体性的军改，难度很大。这是邓、江、胡当政时都没有做到的。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前，习达到了他有生以来声望的最顶点，手里握著一手好牌。 但是，自从王沪宁在中共十九大上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后，在王沪宁的“辅佐”下，习一直在走下坡路。 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夕，习已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习的声望一落千丈，海内外骂习、反习、倒习、要求习下台、政变、兵变传闻接连不断。 为什么？ 除了习自身的原因外，中共首席智囊、中共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起了极坏的作用。 “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是从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那里一脉相承传下来的理念，“炎黄子孙”都信这个。 “不信神，不敬神，对神明无敬畏之心，什么丧天害理的事都敢干”，这是从中共、苏共、俄共（布尔什维克）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那里一脉相承传下来的理念，“马列子孙”都信这个。 2017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一结束，习便带领6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到上海，在中共一大旧址，举著拳头宣誓，为宣扬无神论的马克思鼓吹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很可能是新任中共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给习出的主意。 2018年4月23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克思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传统的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信神。与神彻底决裂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法无天，没有道德和法律底线，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 学《共产党宣言》，很可能是中共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出的主意。 2018年5月4日，中共举办高规格大会，纪念马克思冥诞200周年。习发表长篇讲话称，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这个讲话稿肯定是王沪宁组织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人写的。 王沪宁不断向习的头脑中灌马列主义迷魂汤，是习抛弃“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的理念，向宣扬“无神论”的马列主义原教旨回归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中共信奉的马列主义原教旨来自哪里？来自俄国。毛泽东曾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开始有意识地向国外传播马列主义。从那时起，“国外敌对势力”——俄共（布）就开始对中国的渗透，派出专人，提供金钱，做出“不要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等虚假承诺，操控建立中国共产党，将原产于德国、俄国的马列主义，引进到中国。从此，开始了马列主义祸害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马列主义祸害中国的第一步，是不择手段颠覆中国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 马列主义祸害中国的第二步，是在中共建政后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毁中国，毁中国人民，毁中华民族。 1951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4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4年至1955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打了一个“高、饶反党联盟”。客观事实是：高岗、饶漱石不存在反党问题，也没有结成联盟。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5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5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打了一个“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7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反右派运动”；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8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批判军队教条主义运动；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9-1960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结果是两个极端：一是敞开肚皮生孩子，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二是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导致至少4.5亿胎儿被杀。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9年-1961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62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株连6万多人；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62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打了一场中印边界战争；中共军队夺回了失去的领土；但是，毛又下令中共军队单方面撤军，导致收回的领土大部分丧失。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中国作家金辉在《西藏墨脱的诱惑》一书中这样评价中印战争：“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 1963年至1964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主持撰写了“九评苏联共产党”。事后，邓小平说：“（中苏）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其实，九评苏共是十年文革中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的重要来源。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66-1976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共自己称之为“十年浩劫”。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1958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毛发动大跃进运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大饥荒。实践证明：毛是错的。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耗时近20年的写成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据杨继绳考证，全国饿死 3600 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 1945 年 8 月 9 日（美国）投向（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 450 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 450 枚原子弹……相当于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 150 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1000多万）……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000-5000万）。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 3600 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毛当政27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导致8000多万中国人死亡。 不相信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传下的“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的理念，而相信马列主义宣扬的无神论，人心没有约束，天不怕，地不怕，死多少老百姓都无所谓，这是至今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仍然饱受巨大苦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王沪宁不断给习灌输马列主义迷魂汤，促习回归马列主义原教旨，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绝路一条，对习也是绝路一条。 习走这条路仅走了五年，就已经走到悬崖边上。 王沪宁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王沪宁是中共最黑恶势力的总代表——江泽民、曾庆红提拔重用的。 1995年，江泽民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曾庆红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直接把王沪宁从上海复旦大学调入中南海，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从此，王沪宁成为江、曾的头号大笔杆子。 从1995年至2007年，王沪宁直接为江、曾服务12年。从2007年至2012年，江、曾成为中共“深层政府”的两大头目，中共内政外交的大事仍由江、曾说了算。王沪宁实际仍在为江、曾服务。 这两个时期相加，王沪宁为江、曾服务长达17年。在此期间，江、曾干的大坏事，王沪宁这个中共的“头号智囊人物”都有份。 为什么说江、曾是中共最黑恶势力的总代表？ 别有大坏事都不说，单说一件事，习头五年反腐打虎，查办440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干部，其中大多数都是江、曾提拔重用的。从习打虎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江、曾是中共党政军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 但是，在中共十九大后，随著王沪宁不断向习灌马列主义迷魂汤，习全面向马列原教旨回归，向毛时代回归，一步错，步步错，一直错到今天，以至于江泽民、曾庆红至今仍逍遥法外。 保住江、曾，让习成为千夫所指、万民痛恨、全球共愤之人，这可能是江、曾安插王沪宁在习身边为习“导航”最重要的原因之所在。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马列主义害死人。不彻底抛弃马列主义，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永无出头之日。 而习也将陷入没完没了的骂习、反习、倒习、要求习下台、政变、兵变的阴云中，时刻担心有人要习一家老小的性命。 2021年12月16日，美国著名媒体人休伊特（Hugh Hewitt）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七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并据此认为，王沪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因此可以说，王沪宁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奸臣。
习近平在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文件，它标志着大家的猜测或者说谣言成真。习近平确实走在恢复皇权统治的道路上，这也是加速共产党灭亡的道路。 当年邓小平放弃马列主义，恢复到市场经济的所谓中国模式，使用了一个掩饰性的模糊词组，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有许多共产主义老顽固还在位，所以他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以便迷惑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力量，救中国的经济以便救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邓小平的两头骗最终获得了成功，市场经济和美国的资助造成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和许多天真的西方学者的看法相反。邓小平经济上的成功没有带来政治体制的变化，反而是加强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个成功不是西方学术所熟悉的阶段论模式，是西方学者搞不清楚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两千多年来的，以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社会的模式，而不是西方学术所熟悉的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的模式。 中国学者们从五四时代以来，都是以洋人的学术为学术，所以就直接武断地说中国两千多年是封建社会。这样才好和西方学术接轨，特别是要和马列主义接轨。甚至还有更傻的学者说，中国两千多年来是奴隶制社会，而且还说不清什么时候变成了封建社会。于是共产党专门花钱研究，中国什么时候从奴隶制转型成为封建制，叫做什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简直荒唐至极。这也是五四时代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之一。连自己的祖宗都说不清，还骂别人数典忘祖。 现在习近平终于要恢复祖制了。这也不能全怪习主席，因为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自相矛盾难以持续。到了习近平时代大家越来越倾向于改变，否则难以持续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总得找到个出路吧。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把政治体制改革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民主法治，这是正确的选择。但前提是放弃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否则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各种弊病，仍然会制造严重的腐败和乱政，仍然还是无法持续发展。 但是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放弃一党专政和集中在手中的大权。那么就剩下了另一种选择，恢复曾经成功施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制。要说习近平和毛泽东很相似，都没有儿子接班，不像朝鲜的金家王朝可以实际上恢复皇权制。他们只能恢复到一代人的皇权。但他为什么还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呢？这就是刚才说到的历史的必然。 这个历史的必然不是只有一种结果，而是有至少两种选择。所谓的集体领导已经不能很好地驾驭专制的市场经济，两种不相适应的体质糅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市场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破坏，政治自然倾向于极端的腐败。这两者都是国家崩溃的基本条件。摆脱这两条基本条件，就必须选择前进还是倒退。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清朝中学为体，西学为辅的最新表述。说明共产党领导层和习近平本人，一致选择了倒退到传统的皇权体制。 有评论认为，专制也许更适合中国社会。异议群体也有人说：朝鲜的金家王朝不也很稳定吗？可是多数中国精英和民众早在一百年前就认识到，民主加市场经济，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西方人不懂中国社会，可以谅解。中国人不懂中国社会，还要妄加评论，就是对自己和别人都不负责的错误行为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这种一党独裁不单单针对民众，同样也针对党代会的全体代表。党代会的要义是要求全体参会代表“圆满开好这次大会”，而对整个会议过程以及参会代表的管控，则是保障会议完全按“剧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从党代会代表挑选、参会代表团管控、会场管控、宾馆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几个方面，介绍中共党代会的特点。 一、党代会代表的挑选 中共20大如期召开。对中共官场来讲，5年一次的党代会就是一场“活报剧”，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剧本”早就写好了，虽然事先看过“剧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层的少数几个人，但官场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剧本”内容。 党代会召开前，照例会公布来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门的参会代表名单，20大的参会代表一共2,296人。这些人并非从基层中共党员中选举产生，各省市的基层党员都不知道，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么程序挑出来的。 中共党代会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即“选举单位”。以20大为例，省市一级一共算成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个省、区、市算一个“选举单位”；中共中央直属的各部门算一个“选举单位”，国务院系统各部门是单独的“选举单位”，中央直属企业算作又一个“选举单位”；香港、澳门各算一个“选举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是一个“选举单位”。总共有38个“选举单位”。 中共中央组织部把参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到各“选举单位”，每个省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代表名额平均约60人上下。然后，党代会的代表就由各“选举单位”自己挑选。每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当然的代表，其他参会代表则由省委组织部从下属各市县选一些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在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各行业选择一些基层干部；最后挑几个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作为点缀。 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构成为例，1,936个代表中，76%是各级党政军干部，19%是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部门的干部，剩下的5%是劳动模范和解放军战斗英雄。为了达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组织部会在给每个省的代表名额中“戴帽下达”，指定某类代表要包括几个女性、几个少数民族干部。所谓党代会参会者的“广泛代表性”，就是这样事先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构成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 二、参会代表团的分片管控 为什么中共党代会要设立“选举单位”？因为，对党代会的会议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这些“选举单位”分片包干，责任自负。每个省市的参会代表，会前临时组成一个参会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地是本省的省委书记，而他在会议期间的责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团；如果会期之内发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参会代表发表了“不当言论”，或者投票时不守“规矩”，团长要承担失职的连坐责任。 不过，各代表团团长并不十分担心本团代表会出“幺蛾子”，因为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来的“听话”之辈。而能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地方官员，自然都很开心，那意味着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赏识，仕途看好。所以，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人，会议期间都格外听话，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讲话行事总想讨好本省长官，不会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党代会的代表，其实完全不代表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而是上级的传声筒；谁指定他作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央的党代会，他就按谁的意图讲话行事。各省市代表团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台联会”代表团。“台联会”的全称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1981年中共开始允许台湾老兵赴中国探亲以后成立的。台联会平时联络有台湾籍贯背景的中国人，配合各地的“台办”，与去大陆的台湾人认乡亲、攀关系。这次20大开会，由全国台联会长挑选了9个各省市的台联会长，组成一个“台湾”代表团，冒充台湾的中共党员。 20大“台湾”代表团的10个人当中，除了团长是全国台联会长外，其余9人分别是京、沪、琼、闽、粤、豫、吉、桂以及苏州的台联会长。这些人里，只有一个来自台湾，她的名字是卢丽安，生在高雄，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然后去复旦大学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现已被中华民国政府依法注销国籍。“台湾”代表团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湾的中国人。 三、党代会的会场管控 中共党代会的整个会期中，除了开场、听取大会报告、投票和闭幕这几次全体大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每个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宾馆闭门开小会。 对全体大会的会场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团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许代表们在会场上任意选择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于管控。每个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书记的前后左右，视线所及，一览无余。 其次，大会有严格的会场纪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场的全体大会，大家都必须乖乖地坐听高层做报告，不许起立挥手，不许插话表达个人意见，不许自行走到主席台前。这个纪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决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听训。 会场管控也包括一律采行集体行动，杜绝个人的行动自由。每个代表团奉命住在指定的宾馆，从宾馆到大会会场，必须集体乘坐专门安排的大巴，不许个人自行前往。大会开完之后，每个代表团仍旧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宾馆，开车前要清点人数，不得遗漏。进出会场也要按序行走，不许利用休息时间或进出场的时间乱窜。 每个省代表团的小会，分成全团集中开的大会，和分小组的小会。此类活动，虽然可以在会议室里随便就坐，但也有会场纪律。省团的会议，表面上是自由发言，但团长会指定几个人先重点发言，起到“带风向”的作用。然后，按照“规矩”，每个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发言表态，表明他如何正确理解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省团的小会绝对不允许议论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问题，这些代表们也不敢批评习近平的政策。所以，与会代表们是大会没声音，小会没胆讲。 为方便高层掌握各省团小会的会场动态，各省团每天要将当天讨论的内容整理成简报，报送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连夜摘要汇总，编辑成次日的大会简报，再印发到各代表团。次日各团团长最关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发言有没有被上面选中，刊登在大会简报上。在团长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话刊登上了大会简报，就是对他领导有方的表扬。 四、党代会的宾馆管控 党代会各省代表团的住地宾馆同样有严格的管控。首先，开会期间，代表们不得擅自请假，必须到会，因此并没有行动自由。其次，所住宾馆早已清空旅客，门口戒备森严，禁止闲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记者采访。所以，外国记者不可能私下采访参会者；而中国的记者都知道，这种会议不许采访。会议期间，代表们不许到其他省的驻地互相拜访，私下沟通资讯，这是为了防范各地代表互相串联。 除了少数省团领导之外，参会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对党代会的代表还实施秘密监控，主要是针对与会代表在省团小会会场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会派人到每个省团驻团，与该省的代表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派去的人名义上是“大会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各省团与大会秘书处沟通。实际上，这些中办驻团人员的任务是，密报与会代表的会外言行，他们拥有出入宾馆内每个会场的特权，当地省团领导不得过问。 对省团领导而言，这些“大会工作人员”其实是上面派来的密探，可以自行报告本团成员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团领导在内。因此，各省领导对这些“工作人员”表面上十分客气，内心却敬而远之。有时候，他们发现团里的某代表向这些“工作人员”反映本省存在的问题时，虽然这属于下级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团长们都会紧张起来，用眼色暗示报告者闭嘴，但又不敢做得过于露骨。 这些工作人员驻团之前，都会领到一份该团代表名册，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贯、年龄、来自何处，以及他的职务。大会秘书处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在会期的头两天里，通过这些资料，暗中认出每个代表，记在心里。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员”听到某代表在饭桌上或洗手间里讲了一两句“出格”的话，这就是指定他们密报的内容；于是“工作人员”要马上识别出讲话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话记在心里。 每天夜间大会秘书处都会搜集派往各团“工作人员”的当日密报，这样的密报不得让省团团长知道，更不能让省领导过目。大会秘书处把各代表团的密报连夜整理编印后，作为大会简报的一种特殊类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办公桌上，方便高层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加强会场和宾馆管控。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就完成了党代会和人代会的会议管控制度化，这样的管控比苏联还严格。所以，指望与会代表在会场上各行其是，发动反习“政变”，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五、党代会的投票管控 中共党代会正式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一向实行等额选举，没有选举竞争。等额选举的实质是，当选名单印好后，投票人要么全部打勾，要么少勾一个，但少数人少打几个勾，完全不影响当选名单上的人全部通过。这种选举其实就是假选举。了解了中共党代会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永远笃定当选。 但是，从中共13大开始到现在，投票管控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从此中共的媒体开始宣传党代会有差额选举了。这个变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后，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期间，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个改革，即中央委员的选举采行两轮制，第一轮是预选，用差额选举，候选人比预定当选人数多一些；第二轮才是正式选举，仍然采用中共传统的等额选举。 由于这个改变写进了13大通过的党章，此后，虽然赵紫阳因“六四”被软禁，但中共高层不便再度修改党章、取消这一条，那就有碍国际观瞻了。结果，这个预选时的差额选举就保留下来了。16大中央委员预选时，候选人比当选人数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计20大可能是多10%。 这个预选中的差额选举有什么用？13大时还真发挥了一点作用。当时，胡耀邦已下台，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让意识形态党棍邓力群当总书记。由于邓力群为此私下串联，被举报给邓小平，结果邓小平决定让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并且马上宣布公开了这样决定。紧接着，13大预选中央委员时，邓力群遭到很多党代会代表的抵制，最后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数几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历史上，象邓力群这种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人，在中央委员预选中落马，也仅此一回；而邓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与参会代表风闻他当不上总书记有关。 此后，中共历届党代会虽然保留了差额预选，却再也未淘汰过地位比较高的候选人。 至于中央委员预选之后的第二轮正式投票，由于仍是等额选举，所以，凡是经高层确定列进中央委员正式候选名单的人，都能笃定当选。 从中央委员选举这个层级再往上，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选总书记，始终都是等额选举；名单上印谁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顺序，大家就知道，谁是事先确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即党代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时，选票由每个省市代表团分别收取。每个省团一共几十张选票，哪个代表没选高层预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来。 再往高层的选举，选票更少，就越发没人敢擅自乱填了。于是，中共高层人事的安排，永远是最高领导人怎样安排，投票结果绝对符合领导意图，保证不出错。 考察了中共党代会的各方面管控之后，确实可以说，这样的大会无非是一场高层严密操控的“活报剧”。这就是中共标榜的所谓“党内民主”的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召开，第一场大戏就是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做的政治报告。对于这份报告，外界普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说是陈词滥调，空话套话连篇，完全是一篇枯燥无味的党八股。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全文内容，其中还是透露出了一些未来习近平的可能的政治思路。我认为，这个报告里有三个关键词是值得外界注意的。 第一个关键词是“斗争”二字，据网络上有人进行的统计，这个词一共提了17次。例如讲到“四个务必” 的时候，习近平说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提到未来五到十年的中心任务的时候，习近平用很重的口气说要全党全国“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并说，为此要“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问题是：到底会有什么惊涛骇浪发生，因此需要如此强调“斗争”？是党内斗争还是中美之间的斗争？习近平没有明说。但不管是什么，对“斗争”的强调跟他口口声声说的“和平崛起”，显然是自相矛盾，背道而驰的。对于斗争的强调，再一次暴露了这个喝“文革”狼奶长大，充满红卫兵精神的红二代的政治性格，但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据说“安全”这个词在他的报告中提到更多，大概有80多次之多，这也颇为耐人寻味。 在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中，绝大多数都是旧概念，但是有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他的报告中的第二个关键词。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将要试图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建立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共同富裕，大概会是未来中共的宣传重点和所谓“习近平思想”的主要特点。我认为这反映出了习近平的野心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是他在报告中提出的，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型态”。现在的习近平，已经不仅要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指明方向，在未来他还要试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这当然是对毛泽东要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的野心的模仿，但也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心中已经出现了因为无知而产生的狂妄。这样的狂妄发展下去，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一种威胁。 报告中第三个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是“人民”。除了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之外，在这次的政治报告中，习近平又提出了新的说法，叫做“守住江山，就是守住人民的心”。这当然是一句空话，我相信习近平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这里的一个“守”字，我认为实际上表达的，不是“守护”的意思，而是控制和箝制的意思。把人民两字反复利用。这是2012年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就主打的主旋律，现在十年过去了，恐怕还将是所谓“习近平思想”的主轴之一，真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戏。但这还是勾勒出未来的习近平统治，将主打民粹主义，就是以改善民生为内容的旨在讨好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政策，而共同富裕就是这样的政策的体现。这样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劫富济贫的打土豪分田地。我相信中国的有钱人听了这份报告，会有更多人加紧向国外“润”的步伐。 总体来讲，过去十年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在政治上的倒退，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经济上的倒退，凸显为国进民退，打土豪分田地再现。而在未来，开展新的政治斗争，与文明主流分庭抗礼，以及民粹主义，将是可以预期的未来的习近平统治的主轴。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七中全会刚刚闭幕，二十大即将粉墨登场，习近平即将进入终身连任，成为事实上的帝王。记得，他曾在2012年上台后赴深圳，人们本以为他要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谁知他在闭门会议上感叹苏共崩溃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今天习近平即将终结改革开放，中国将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黑暗时代。时代在呼唤真男儿。 说曹操曹操到，真男儿出现了，宛如平地惊雷。 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海淀区北三环的四通桥上一侧的桥体上，有人挂出两个白底红字的巨大的横幅。一条横幅上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另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并有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横幅字句。 有网传照片显示，他头戴黄色防护帽、身穿橘红色运动服。在最新流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桥面有杂物被燃烧，冒出滚滚黑烟。后他被公安人员带上警车。 从网络流传的照片上看到，桥下有不少北京市民围观，时经高架桥的司机看到条幅后慢下车来，形成了交通堵塞。 北京三环海淀区四通桥方圆3公里范围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多所大学，是北京大专院校集中的地区。 北京四通桥出现反习、反封控横额后，墙内网络全面封刹相关消息，有网民因在微信群转发该消息，只数分钟后就被”永久封号”。一些用户只能够隐晦地表达他们对抗议者的支持。一名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写道，“今天北京有一个勇敢的人”，并竖起几个大拇指和玫瑰支持。但是这个帖子很快就不见了。 居住在美国的民运人士王丹周四在推特上转发横幅内容并推文说，“向拉横幅反抗的勇士致敬！”王丹强调“谁说中国无勇士”。这位不知名的中国人的勇气，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是当代新的“坦克人”。王丹认为，习近平将连任，使得无数中国人感到绝望，绝望之下才会有反抗。这不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大家不要小看这位勇士的义举，有的时候，示范效应是巨大的。习近平倒行逆施，必将激起更多的政治风潮。 维权律师王宇发推文说，“谁说华夏无男儿？真的勇士！” 作家高瑜认为，这个事件对20大不会有任何冲击，但是对社会层面冲击会很大。她还指出， “33年之后，他是北京又一个王维林。”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指出，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共当局搞的清零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民生几乎走到尽头。本来忍耐力很强很强的中国人也到了忍不下去的限度，必然会有勇士站出来抗争。蔡霞表示：“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一些在封城当中一些外地的城市，外地的一些人员他们在小区里、在城镇上进行反抗，但这次是发生在北京的，对全中国所有人都会产生影响，对中共高层就习他们，震动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CNN评论说，这类公开向中国最高层表示抗议的行为在中国极为罕见，特别是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前。当局为了确保安全和稳定，把北京变成了一个碉堡，严防死守。路透社报道说：在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中，极少提到“习近平”，人们尽量使用委婉语、隐晦的措辞和图像，来逃避审查。 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对他倒行逆施的抗议一直都存在，只是没有形成集体效应。 2018年，青年女子董瑶琼在上海一座大厦前向带有习近平画像的宣传画泼墨，表达不满，她随即被当局人员带走，下落不明。 2022年1月在深圳罗湖有位男子在街上举着“打到习近平，保卫改革开放”的字牌，要求习近平下台。 一、四通桥勇士何许人也？ 经网友搜索，在科学界社交网站上找到一个名为彭载舟的账户，上面写有“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字样，与四通桥的横幅字句一致。 10月16日，署名彭载舟的推友给蔡霞发私信说：蔡老师，我们正在全国组织总罢课，希望您也组织一下，多多转发，谢谢！全国罢课总动员、全国罢工总动员、全国汽车鸣笛抗议总动员、全国军人起义总动员。要让独裁者习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中华大地有男儿。有网友查证，这位网名彭载舟的抗议者本名为彭立发，黑龙江泰来县人，做电磁学研究的。他有妻子和孩子。 从他选择拉横幅的位置和带安全帽的打扮，以及使用重复播放的喇叭，显然他对这次活动进行精心策划，应该居住在北京。通过他发给蔡霞的私信可见，他并非一人，应该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二、破局意义非凡 习近平执政十年纯属折腾的十年，中国政治经济全面倒退，内外交困。中国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居然可以倒转历史的车轮，重新返回黑暗时代，令人匪夷所思。难道中国人真的已经丧失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气和信心？难道中国人只能认命当奴才？ 在当今中国，我们不缺少智者，但缺少勇者，缺少敢于站出来，斥责黑暗，呼唤光明的勇者。有人说，中共很强大，站出来抗争是以卵击石；中国人不觉悟，自私懦弱。但我想问，如果中共真的很强大，为什么害怕自由的言论？为什么开二十大会如临大敌？中国人再自私懦弱，难到还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国人吗？ 彭立发的抗议尽管是个人采取行动，但他的标语反映了中国人的心声，具有重要的破局意义。这是一个克服恐惧的行动，当一个人站了出来，就会有第二个，甚至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愤怒。至暗时刻需要有勇敢的人站出来。站出来表达不满看似普通，就像一个小火星，但它会蔓延成火焰。 1989年12月的罗马利亚很平静，寒冬下的阳光依然沐浴灿烂。尽管罗马尼亚早已经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不满情绪在不断攀升。 这天的上午，齐奥塞斯库和夫人伊丽娜出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阳台上，10万人的掌声、欢呼声像潮水一般向他们涌来，齐奥塞斯库感到很满足。他开始了激情盎然的演讲，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将演讲带入高潮。突然，广场一个角落一个人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一道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紧接着，广场的人群都跟着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单个的声音汇集成奔腾的洪流。于是，罗马尼亚变天了。 北京作家辛可在《如何判断一个王朝将要挂》一文中写道，一个王朝到了临界点，虽看上去依然很美很性感，但已经阴阳两衰、千疮百孔，仅靠廉价的春药和鸦片苟延残喘，完蛋不过是时间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彻底觉悟了，会自发起来抗争，事实上大部分人永远都是看客，最多就是跟着起哄而已。历史的经验是，如果大部分人对一个王朝表示不满甚至绝望，其中一部分人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只要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任何一个王朝必将在劫难逃。 我们为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壮举感动，中国人不是没有男儿。尽管他的抗议只是一个个体行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再坚固的堤坝也抵不住一个个微小的管涌，一次次连续的冲击。 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面对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该勇敢站出来，改变中国了。真正让习近平颤抖的狠角色–人民，该出场了！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二十大正在召开，此刻对习的连任已经没有疑问，接下来的竞猜题是习将续任五年、十年还是终身国家主席。这个局面其实早就定了，2013年开始的10年，习近平通过反腐治官，社会管控治民这两手抓的策略逐步奠定“定于一尊”的权力基础；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2018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扫清了障碍。与其他威权国家（利比亚除外）不同，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因此，习近平是否连任、连任五年还是十年甚至无限期，都取决于中共党内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反习势力。 不满声音一直有，但无法成为有组织力量 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并不容易，一是时势远逊于胡温接班时，二是经历了党内严酷的内部斗争 。2012年11月份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他应当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国家主席，但在3月14日举行的投票中，当日投票人数为2956人，习近平获得的赞成票为2952票，1票反对，三票弃权。 在稍后人大代表选举中国中央军委主席时，结果同样。 这个选举结果让国内外议论纷纷。媒体竟猜可能投反对票的代表是哪几人。猜想名单上有李源潮，令计划，甚至认为习近平自己投反对票以示“民主”。 在习近平执政的前10年中，最有争论的是2018年修宪。所谓“修宪”，就是要在中国宪法中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此议从2017年开始浮出水面，遭遇海内外强烈质疑与反对。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3月11日以2958票赞成、２票反对、３票弃权、１张无效票，通过国内外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海内外将此次修宪形容为“政治的大倒退”。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几乎无人去猜测那些反对、弃权票究竟是何人所为。 遴选全会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 习近平身兼中共政权党政军的三个重要职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外加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负责人，这个政权的权力部门几乎尽在其掌握中。有了这几个要害职位，只要习近平不大权旁落，不象某国领导人那样失智，我相信由于权力得失以及反腐，中共党内不满者甚多，但能够形成对习大位之威胁的不多。 习近平对此也警惕性甚高，一发现苗头，立即掐死，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开查处者中已包含有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数十名正部级、数百名副部级。以至于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敢在中共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的活动。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敢出面这样做，以习近平控制能力，立刻会知道，后果很严重。 中共是一党专政，形式上总书记由全体党代表选出。因此，遴选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的政治忠诚度。中共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2021年11月启动，到今年7月全部完成。全国38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一是认真组织推荐提名，二是严格组织考察，三是逐级遴选择优。其中遴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听党的话。这样经过中共党组织严密考察、逐级筛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全会党代表，基本不可能失控，在全会上突然发难，换掉自己的主人。更何况整个会议期间的监控措施非常严密。 长期执政，真正的问题是独裁政权（独裁者）无法避免长期执政引发民众的政治疲劳症。 两位被政治疲劳症击垮的政治强人 二战以后，除了君主制国家的君主仍然是终身制之外，政府首脑基本是任期制，长期执政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本文仅以21世纪前十年还非常辉煌的中东四强人当中政治形象最好的穆巴拉克与本·阿里为例，这两位的精明、政治手腕不逊于习近平，后者的开明远胜中共江胡习三任。 一位是神坛上的“现代法老”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曾是第4次中东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空中英雄，声誉卓著，被视为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传人——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后，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被刺杀，这位尼罗河三角洲农家子弟出身的政治家毫无争议地成了埃及总统，开创了“穆巴拉克时代”。他在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更让埃及民众服气的是，在中东这个政治风浪迭起之区域，在其30年执政生涯中，穆巴拉克迭遭刺杀，九死一生，这些惊险故事增加了其传奇魅力。每次暗杀之后则是他对政治的更稳固掌控，终成为北非国家的区域性领袖。200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埃及举行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的总统大选，穆巴拉克以超过80%的支持率赢得大选。自认为获得民意拥戴的穆巴拉克在任期接近终结时，仍然未打定主意是让儿子接班还是自己亲手培养的二号人物接班之时，发生了阿拉伯之春，宝座倾覆。 另一位更冤的是开明专制者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本·阿里自1987年11月发动政变推翻老总统布尔吉巴，直至2011年1月茉莉花革命时期一直担任突尼斯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是该国自1956年从法国殖民地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本·阿里当政期间实行开明专制，在其领导下，突尼斯一度十分成功。本·阿里是位务实的领导者，苏联解体后，他抛弃了此前一直实行的苏式政体，更不盲目照搬西方体制，而是循序渐进的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策略，逐步推进政治多元化。正是本·阿里的政策得当，突尼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始终保持每年5%的增长率，成为令人羡慕的发达国家。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例如，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他允许多党制，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活动提供资助，从而创造了“突尼斯奇迹”。与埃及、利比亚等国不同，突尼斯在革命前已经形成了中产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发育程度较高。拥有这份看起来相当不错的成绩单的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拉伯之春”浪潮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这两位政治强人2011年初面临的国内局势，远比如今的中国要稳定，引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高通胀率与失业率的2022年，回望2011年引发中东北非四国的茉莉花革命，就会发现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非发生革命的充分条件，二者最多只是诱因。这些国家至今也未恢复至革命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但民众甚少后悔，原因在于这两位强人当政都太久了，让国内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疲劳症，普遍希望换个人带来改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2022年喧嚣了大半年的“习下李上”，其实就是不少中国人对习近平执政患上“政治疲劳症”的表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