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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一个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个人独裁地位。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一半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往年部属，剩下的也都是听话之辈。这种“老板”与“伙计”的关系，让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了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一、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选举”走过场 10月23日中共20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按照习近平指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投票”给名单上的人。由于这场所谓的选举是等额选举，中央委员们奉命投票给名单上的每个人，于是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就这样通过了。等额选举之下，事先确定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不会“落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而已。然后，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再开个小会，按习近平给的新政治局常委名单，还是等额选举，这样，确定新政治局常委的程序也走完了。 从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名单上的人都能得到全票或绝大多数票，计票容易得很。两场“选举”，全程大约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然后，中午12点左右习近平就带着其他6个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共今后5年的中南海最高决策班底就这样亮相了。 习近平只留用了上一届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他从江泽民时代一直扮演这个角色到现在，平民出身，谨小慎微，习近平准备让他明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坐个无权无势的冷板凳。另一人是赵乐际，原来的中纪委书记，是习近平过去几年监管官场的得力助手，今后会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二、出局者先知 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一共7人，其中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72岁，习近平安排他退休，算是正常处置，但习近平还处置了另外3人。总理李克强67岁，如果习近平对他比较满意，可以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习近平却决定让李克强退休；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与李克强年龄相同，也安排退休；副总理韩正比李克强大1岁，是江泽民提拔的，习近平让他也退休了。习近平直接把这4个人从20届中央委员的预定名单上排除了，因此20大上他们就无法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就算20大的参会代表中有人把李克强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选票上，也无济于事。 《新华网》10月24日按惯例发表了一篇介绍此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这篇文章披露了两个情况。 其一，今年4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与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共30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这30个人当中，23名是19届政治局委员，1名是未进入政治局的书记处书记，4名是未列名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委员，以及非政治局成员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番谈话期间，上一届政治局委员当中那些习近平预定要排除出20届名单的人，通过谈话都已获悉，自己马上就要出局了。对这4个将被出局的19届政治局常委来说，20大上自己的命运毫无悬念。 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很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退下来，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李克强。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其实对挽救中国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连发展“地摊经济”和“大学毕业生下乡”这种毫无希望的经济政策都提出来了。由此可见，李克强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 三、亲随入局 20届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提拔了3个到他身边办事的亲随，即李强、蔡奇、丁薛祥。这3个新政治局常委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习近平当地方大员或在中南海的跟班；他们当过跟班后，得到了习近平的大力提拔，但他们并没有多少解决难题的能力。 比如，即将被习近平任命为下一任总理的李强曾经是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的秘书长，进中南海前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最突出的“政绩”就是不顾民生而执行习近平的“清零”方针。 中共培养一个总理人选，往往会让他先从副总理职务上干起，以便熟悉烦杂的政务，历练中积累经验和人脉。但习近平把完全不熟悉国务院工作的李强直接就放到了总理位置上。李强从无处理国务的经验，在国务院系统也没有人脉，今后政务处置上会出很多问题。 习近平安排负责今后党务工作的蔡奇，曾经是习近平任福建省长时候的属下，习近平到浙江当省长后，蔡奇还是他的属下。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调蔡奇到北京，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再主政北京市，政绩平平，无所建树，却因为习近平的信任而官运亨通。 习近平这次安排明年担任副总理的丁薛祥，原来是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秘书，习近平喜欢这个跟班，一路带进中南海。现在又准备让这个从未掌管过一个省或一个部的亲信充当第一副总理。 四、党政分工被打破 中共最主要的两个掌事人总书记和总理，他们的办公地点都在中南海。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在中南海的南区办公，总理赵紫阳则在北区办公。平时总书记和总理召集各自的部属开会，也分别在南区或北区。这两个区之间没有隔墙，但警卫会限制外来开会者的自由穿行。虽然中午时这些去开会的人可以分别在南区或北区休息走动，但警卫会提醒他们，散步时不能越过南北两区分界处。 胡赵时期中南海内的这种分区格局有一个含义，即党政一把手的地位大体上平行，党政分明，各管一摊。赵紫阳当总理时，办公地点在北区；他改任总书记后，就搬到南区的勤政殿办公，把北区留给了李鹏。那时，居于胡赵之上的几个大佬当中，除了李先念还住在北区，其他人都不住中南海内，胡赵与大佬之间主要是靠文件往来传递信息。从胡赵时期直到胡锦涛时期，这种党政分开的惯例，实际上意味着双方的分工比较明确。 但是，习近平上任后，先后设立了一系列领导小组，开始干预和控制李克强的分管工作，打破了以往多年的党政分工惯例。而20大之后，即将担任总理的李强完全没有胡赵时期开始的过往历任总理的分管地位；习近平这个总书记的强势和独裁地位决定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成了习近平的办差班底。 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用人便随心所欲了。这次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3个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昔年部属，第4个跟班是为他服务过10年、谨慎顺从的王沪宁，其他两人也都是听话之辈。这样，习近平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关系就实质上变成了“老板”和“伙计”之间的关系。 五、“军机处”再度成形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虽然各人有所分工，但均属习惯于听命习近平的人，他们只会事事请示，奉命照办。这样，习近平安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就不再相对独立于总书记，不会自主处理各自分管的事务。这种新的状态很象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朝雍正皇帝设立的中枢权力机构，沿用到王朝终结，其办公场所在靠近皇帝办公的养心殿南侧隆宗门内。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在这里参与决策，是为皇帝的主要幕僚。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作为清朝的最高国家机关，由皇帝直接掌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 现在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模式之下，其他政治局常委与他不再是表面上的平行关系了，而是变成了“皇帝”和“军机处”的关系。中共在老毛独裁的年代里就是这样。那时总理周恩来扮演着“军机处”领班的角色，率领一班文官，为老毛充当“军机处”，小事才自行决定，稍大一点的事必须事事请示老毛，老毛的话一言九鼎。 其实，习近平前几年通过各种中央的“领导小组”来分别决策各方面事务，政治局常委分别参与不同的“领导小组”，而绝大部分的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兼任。这意味着，所有方面的事务，最后决策时必须由习近平独断。20大以后，习近平与其他常委的关系让“军机处”再度成形了。 六、一人独断、后果下卸 习近平现在可以裁断任何事情，他的“军机处”会事事秉承习近平的“旨意”。但这种决策模式也注定了一种结局：习近平今后的随意决策中，所有的不利后果，都会被他的这个办事班底在执行中放大；而决策的不良影响，则要由这些“军机大臣”或下面的官员来承担责任。 这种新的决策模式预示着三点。其一，习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针都会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不存在纠错机制。其二，凡是过去十年中发生的重大难题，比如经济滑落、对美关系恶化等，过去解决不了，今后也同样无解，情形只会进一步恶化。其三，习近平安排这样的办事班底说明，他对个人专断的权力把握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他现在要用的，是帮他维持住个人权力的班底，而不是帮他解决难题的班底。 由此判断，习近平在今后的几年里，最关注的是掌控现状、防范恶化，而不是求解难题；而他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强硬的命令和不顾一切地蛮干，不会有多少圆通的做法。不管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喜欢还是不喜欢，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会现场，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下令特工将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强行架离会场。这惊悚的一幕，发生在人民大会堂、二十大的主席台上、中外媒体的镁光灯下，给世界留下二十大的唯一印象和最大震撼。 光天化日下的这一幕，让人细思极恐。设想，如果不是在中外媒体注视下、不是在二十大、不是在人民大会堂、不是对前任最高领导人，而是在中共高层无数的闭门会议上，针对党内同僚或党的其他领导人，其粗暴的手段和恐怖的场景更难以想象，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推论，习近平早就创造了这种开会模式：现场凡是出现反对他的意见，或是要求查证文件的真伪，习近平就惊怒交加，当场下令特工将反对者强行带离会场。 受命特工可能对反对者假装劝告，口称“您需要冷静一下”、“您需要休息一下”、“您需要暂时离开……”，暗中却用力拉扯推搡挟持，不由分说，就将反对者强行架离。给反对者施以惊吓的同时，也给在场的所有与会者制造震慑和惊惧。如今看来，就是在这种惊悚恐怖的气氛下，习近平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他的独裁和权位。 如此惊悚剧，人们以为，原本只有在史书记载的古代中国宫廷里、王朝的黑暗时期才曾经上演。比如，三国时董卓专权时期。初时，“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横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宫廷，略无忌惮。”稍后，董卓议事宫廷，“会集公卿，令吕布将甲士千余，侍卫左右。”会上若有人反对，“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否？”董卓随意废立年幼皇帝，尚书丁管反对，“卓大怒，喝武士拿下。”“卓命牵出斩之。” 谁能想到，如此的古代宫廷惊悚剧，竟赫然惊现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难怪，世人都有感：习近平和王沪宁等人不属于这个时代，是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的舞台上游荡。另一方面，也再次证实：共产中国就是另一个专制王朝，众多专制王朝中的一个，俗称红朝。 需要考证的是，习近平何时创立这一开会模式？笔者判断，时间应该是紧接在2018年3月之后不久，当时，习近平通过“隐秘、迅速而狡诈的”手段，强行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因遭到党内外普遍反对、包括政治老人的反对，一方面，习派假意解释“取消任期制并不意味着长期或终身任职”，只是为了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表述保持一致（后两个职位没有宪法或党章明文规定的任期，但凭党内规则不得超过两届任期）。 另一方面，习近平密谋成立特勤局（终于2019年1月正式成立），并安排亲信王小洪充任特勤局局长。特勤局表面上的职责是警卫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四副两高”（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外国访中要人，然而，王小洪的行事范围远超这一领域，名为警卫，实为监控，监听、监控从“四副两高”到其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政治老人。 应该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习近平开创了当场架人离场的恐怖会议模式，可称作“董卓模式”。只是，机关算尽的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在红墙后的这套粗暴手段竟会意外在中外媒体下曝光。那就是，在二十大闭幕日的主席台上，前总书记胡锦涛当场质疑中央委员会名单遭偷换和造假，习近平一急之下，竟悍然下令特工将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 这极端丑陋的一幕，不仅让二十大和习近平连任蒙上非法无效的阴影，而且让习近平用黑暗手段集权的秘密曝光于天下。来源不当的权力，胜之不武的连任，参杂着造假、偷换和舞弊的二十大人事重组，尽在那一幕之间。年近八旬、白发苍苍、性情温和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以羸弱的身躯做坚韧的抗争，等于为习近平的连任、为二十大的结果盖下一个大写的章印，这个大写的章印就是两个大写的字：非法！ 是可忍，孰不可忍！习近平对前任最高领导人、昔日恩主胡锦涛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冷血无情，让在场所有人，包括中共高层、政治老人和两千三百多名党代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寒齿冷；通过视频和消息的传播，也让众多官员、党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寒齿冷。对胡锦涛的同情，就是对习近平的憎恨。 习近平粗暴而野蛮地强行连任，只会在党内外制造更多敌人、凝聚更大的反习力量。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咬紧牙关，沉默地愤怒着，或者，愤怒地沉默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胡锦涛与习近平是一张烙饼的两面 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提前离场（或被离场），引发诸多揣测。我对这一幕被很多评论人士称为“政变”的场景基本无感。第一，胡锦涛时代早在十年前就结束了，此一场景并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第二，胡锦涛与习近平当然存有权力之争，中国历史上，禅让的太上皇与“今上”之间从来都不是和谐关系，但两人都是铁杆共产党人，只有权力之争，并无路线或观念之争。那些因为痛恨习近平而赞美胡锦涛的评论，与事实真相南辕北辙。 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麦迪文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锦涛“被离场”引发诸多猜测，新华社英文推特回应原因》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胡锦涛代表了一个与习近平截然不同的中国。他更强调集体领导，必须平衡政治局常委中的各个派系。胡锦涛的年代被视为对外开放和对新思想的包容性增加的时期。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曝光的巅峰，外商企业在中国设立，国际游客不断涌入，互联网比现在更自由，境内媒体尝试开始做像样的新闻，中国的全球声誉也持续改进。虽然有些人评价胡锦涛是‘弱主’，但是他执政十年中国经济经常呈二位数成长，中国也更在乎其国际声誉。” 日本共同社驻台北记者矢板明夫在脸书专页上评论说：“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将充斥着习近平的拥护者，确保继续朝着和胡锦涛时代的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共青团派这一次遭到团灭，在某种意义上讲，等于是中共的政权内的改革派、国际协调派的全面溃败。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期待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已经不可能了。” 此类评论，对习近平走向毛泽东化、史达林化的评估是正确的，但将胡锦涛时代说成是改革开放、西化、国际协调，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胡锦涛靠在西藏屠杀藏人而上位，选拔胡锦涛的是中共二十大上如木乃伊般端坐的最年长（一百零五岁）的、信奉共产原教旨主义的元老宋平。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左。胡温统治后期，国保特务治国肆无忌惮，陈光诚遭遇惨绝人寰的迫害，零八宪章运动遭到灭顶之灾，刘晓波入狱，我也被秘密绑架及酷刑折磨。我后来写了《河蟹大帝胡锦涛》和《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两本书，记载了胡锦涛时代专制暴虐的斑斑劣迹。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有时，反倒是生活在别处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台湾评论人“一个律师的笔记本”在题为《“忆昔锦涛全盛日”：历史叙事的猜想》一文中写道：“我猜想，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历史叙事，就是把胡公锦涛形容成锐意改革的领导者，在开明专制之下放宽个人自由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公民社会的初步成长’，但这个迈向光明的进程，却被继起的习公硬生生破坏，从而断送了天朝上国的千古良机云云。‘忆昔锦涛全盛日，公民社会好形势。和平演变现前景，民主转型将落实。’诸如此类。”但他轻而易举就推翻了这个“想像的叙事”：“事实上，胡公与习公的统治，属于同一个连续进程。大方向相同，只是采用的手段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差异而已。前一个阶段自忖实力不足，故而韬光养晦、先行蛰伏；后一个阶段自恃羽翼丰满，所以逐鹿争霸、挥刀亮剑。然而，不论前期还是后期，对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神话的执念，乃至于共产党的统治思维，均无二致。既然有了第一个阶段，难免就会走到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第一个阶段本来就是在为后继阶段作准备，用来吸引猎物、累积资源。”所以，习近平不是胡锦涛的反动，而是胡锦涛的升级版。 什么人在怀念胡锦涛和温家宝？ 麦迪文和矢板明夫对胡锦涛有些“雾里看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也参与到这场“胡锦涛奏鸣曲”之中，就让人相当错愕了。 胡温刚上台时，人们对“胡温新政”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尚情有可原；胡温已下台十年，居然还有不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争相称颂胡温，更有人怀念江泽民，形成所谓“膜蛤文化”，那就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比如，有一位八九学生，坐牢多年，最后一次下狱正是胡温时代，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历尽磨难，逃亡到美国，居然在推特上辱骂我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破坏改革派“大业”，客观上充当了强硬派的“侧翼”。还有一位因调查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而被下狱的维权人士，至今仍对胡温“多难兴邦”的宣示念念不忘，相信胡温拥有将中国推向自由民主的“初心”，只是力不从心罢了。 若干在胡温时代受打压、沦落社会底层的人士，对胡温不离不弃；更多在胡温时代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人士，更是将江泽民、胡锦涛在位的二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一二年）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们本人的“黄金时代”。确实，在那个时代，他们或是坐拥金山银山的民营企业老板，资本家可以入党，“红色资本家”地位看似稳如泰山；他们或是人面桃花、飞檐走壁的影视明星，在横店影视基地打造汉唐盛世、射雕英雄，一颦一笑，财源滚滚；他们或是巧舌如簧的党校教授，巡回全国宣扬“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名利双收；他们或是在中南海与市场经济两端游刃有余的知识分子，靠着“文化苦旅”发大财……正如维权律师陈建刚所说：“怀念胡温，赞美江泽民者，相当一部分是中共体制的获益者，在江胡温时代，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顺风顺水。……盛赞胡锦涛、温家宝的人都是幸存者，刀刃没有割到他们皮肉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到江胡温是好人。” 局部的真相，往往是假象。一块马赛克鲜艳，绝不意味着整块马赛克拼图都美轮美奂。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胡温踌躇满志，民主法治的高调响彻云霄。刘晓波在被捕入狱前四个月，撰文揭露胡温的民主乃是“画饼民主”，是花拳绣腿。刘晓波写道：“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因为胡温政权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所以，无论媒体把‘政治改革’的议题炒得多么红火，但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刘晓波以他的殉道验证了这一结论。 今天，批判习近平是常识，怀念胡锦涛却是违背常识的无知与无耻。邓江胡时代，中共监狱中没有一天断绝政治犯，没有一天中断强迫拆迁和圈地运动，没有一天停止对宗教信仰者、异议者和少数族裔的打压迫害。我自己是受难者中的一员，我也见过许多跟我一样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如陈建刚所说：“他们在胡温时期被迫害，被酷刑，被抄家，被株连家属孩子，有人直接被打死，有人成了植物人。”然而，那些在胡温时代手上捧着金饭碗、银饭碗的人却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虽然共产党仍是一党专制，虽然共产党在荼毒他人的儿女，但只要还能在中共体制内分润，管他共产党做什么罪恶？唯有被习近平砸掉饭碗之后，他们才举起“反习拥胡”的旗帜，就如同当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千百年来，中国历史循环往复，就连反抗的方式也一样。独裁者在不断进化，反抗者的思想境界却停滞在原始本能的阶段，所以不彻底的反抗注定了只能是失败的反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陈文清的“入局”与习近平的“警察治党”》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习近平居然一口气给他的二十届中央书记处里安排进去了三个职业警察，即国家安全部长陈文清、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金国和现任公安部部长王小洪。 就在这篇文章刊登和播出的当天，中共当局即对外宣布了陈文清的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任命。紧接着，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抢在周末象征性地开会，令事实上早在二十大之前即已经内部决定的由陈一新接替国家安全部长的任命完成了“法律程序”。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回顾的本专栏去年12月13日的文章《国安部长陈文清比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更有晋升前途》中虽然认定陈文清“入局”的可能大于陈一新，但笔者当时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也还发表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二十大谁上谁下让习近平犯难》一文，文中特别分析到了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犒赏陈一新一届“局外”副国级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无论其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具体出任的职务是什么，均享受正国级待遇，也就是所谓的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而不是常委的普通政治局委员，则都享受副国级待遇，也就是所谓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至于“局外”副国级，也就是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包括了国务院的国务委员，最高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不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的党内副主席。 笔者当时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如果一定要以过往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基础上官升一级晋升副国级职务的例证来套用陈一新的话，那么他陈一新未来的政治走向更可能的应该是依照王胜俊模式，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或者最高检察长。 1993年，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长出身的王胜俊奉调中央，在任建新手下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五年后熬成正部长级的政法委秘书长。 此后，他在这个职务上熬了整整十年，后五年里虽然还兼任了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但仍然还是正部长级。 2008年，已经是一届中纪委委员，三届中央委员，在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秘书长位置上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的王胜俊终于有了出头天，被安排出任了一届最高法院院长，官至副国级。 那么现如今的陈一新，二十大前在中央政法委委员中排名在他之下的陈文清成了他的顶着上司，他本人则是在被宣布接替陈文清国安部长职务之后，政法委秘书长成了他的兼职。至于这个政法委秘书长和国家安全部长由一个人担任的情况是否会长期持续，可能性不大。 已经有中共内部人士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即已经把未来陈一新政法委秘书长职务的最可能接班人选放在了新任副秘书长訚柏身上。 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七月中旬，中国长安网“领导·机构”一栏更新显示，訚柏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不再担任。 此番被去职的景汉朝已经在这个职务上坐了五年，担任这个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职务之前是平级的最高法院副院长。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更替，1960年出生的景汉朝已经62岁，按照副省部级60岁封顶的年龄规定，已经是“超龄服役”两年整了，不进则退。而接替他职位的訚柏是1969年生人，纳西族，此前是从云南省跨省交流到青海的，到青海之前的最高职务是正厅级的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维稳办主任，以及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2016年1月调任青海之初即被宣布为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和党组书记，从此官至副省部级。 此后的訚柏先后担任了任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海西州委书记、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 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青海省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行政学院院长，青海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等职务。 2022年5月26日下午，中共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訚柏“当选”为省委专职副书记。 从跨省“交流”到青海之后在青海省委内被频繁更换重要职务的情况说明，当时的訚柏是被当成就地晋升为省长的方向培养的，但在刚刚被安排为青海省委专职副书记之后，又被认为是留在政法系统内更为合适，这才有了调升中央的机会。 说起来，如果是继续留在青海省委专职副书记位置上的话，那么他訚柏在二十大上会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而调升中央政法委后，虽然暂时还是副省部级待遇，但却在二十大上被安排成了中纪委常委，二十大闭幕后，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陈一新为国安部长的同时， 任命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中共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同中纪委“合署办公”，所以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同时也会兼任国家监察委主任，其他副书记同时也都会被宣布为国家监察委副主任，中纪委常委同时也都会被宣布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 10月19日，中共二十大开幕的次日，大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是由訚柏以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身份，率领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一级大法官贺荣，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一级大检察官童建明，以及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甘露和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左力等人，向记者宣布所谓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在法治中国建设领域取得了五项重要的成就“。 这里的贺荣和童建明都已经在二十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而訚柏同时被任命的中纪委常委待遇，说起来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但最高法和最高检无疑是被置于中央政法绝对领导之下的。 到二十大为止，此前于2017年与景汉朝一起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的白少康暂时还在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里排名在訚柏之前。 这个白少康说起来还是李克强以及如今已经在二十大上高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长的石泰峰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弟，比如上二人晚两年入学。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这个白少康选择了同校同系同学们大都看不起的警察职业，主动要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到家乡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处当了一名普通刑警。但也因为他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亮眼学历，所以省厅领导对他很器重，令他很快就从副主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省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省厅刑警总队政委、省公厅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政委等职务上一路递升，2006年即已经升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2010年3月，白少康升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但在这个位置上只停留了一年半时间，即被安排为公安部局级岗位中最重要的一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当时的顶头上司是部领导中分管国保，原本就是一局局长出生身的陈智敏，以及公安部里当时号称周永康第一亲信的是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兼中央601办公室主任李东生。 日后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李东生被判15年，陈智敏也被免职，但在周永康倒台之后公安部的第一轮大清洗过程中，白少康不但全身而退，而且还被孟建柱向中组部提名为上海市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兼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不久后又依被惯例被安排为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部局长和党委书记。 接下来，赶在十九大上退位并交出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的孟建柱抢在十九大召开之前的2017年5月把白少康召回京城，委以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职务，同时兼任政法委机关党委书记。 中共十九大上，孟建柱被宣布退休，白少康被安排为十九届中纪委常委。但是在次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把时任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同时，习近平却没有依照孟建柱的“遗愿”行事，没有安排把白少康递升，而是把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调升政法委秘书长。 此后的白少康甘居“后来者”之下，一路配合过来，表面上看是相安无事，但随着孙力军被查，此前每个曾被孟建柱和孙力军看好并提拔上去的干部都成了被逐一重点审查的可疑对像，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打入“孙力军政治团伙”。 在决定二十大人事名单过程中，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出身的刘金国出生于1955年，不但留任中纪委常委，而且还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与白少康同龄或者还比他年长的张升民、肖培、喻红秋和傅奎都连任了常委和副书记，新当选的中纪委委员中也有好几个都是和他白少康同龄。比如王爱文、许罗德、侯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县级以上的纪委干部任命，在年龄限制上比同级党政官员放宽三岁。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副省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同为省委常委的省纪书记的最高任职年龄则是63岁。同样道理，中央和国务院的副部长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同为部党委委员的部纪检组组长的退休年龄是63岁。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省纪委书记和部纪检组长都还在年满63岁的时间又被安排“超龄服役”一段时间，最晚有65岁才被安排退休的。 也就是说，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在酝酿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的过程中，对副省部级的中纪委委员的年龄限制，一般也比对中央候补委员的年龄限制放宽三年。依此类推，对中纪委常委的年龄限制，则在对中央委员的年龄限制的基础上放宽三年。这足以证明在二十大上未能连任中纪委常委的白少康，此前已经在中共政法内部传说的正在被调查一说不是空穴来风。 总之，未能在二十大上连任的上届中纪委常委，1962年出生，今年才满60的白少康能够被安排提前退休，就已经是最好下场了 。 不但是白少康，就是五年前被孟建柱安排白少康，但却又被习近平安排陈一新顶替接替其政法委秘书长职务的汪永清也可能是下场可悲，虽然表面上还有一项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已经被习近平踢出中央委员会，未来的最好下场就是在明年三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平安降落”，提前退休。 去年底，笔者曾经在本专栏为文《被习近平委以“闲差”的汪永清能否“咸鱼翻生”？》，文中针对外界关于汪永清与周永康和令计划有政治牵连的传闻分析说：仅从逻辑角度分析，这个汪永清肯定是已经被证明了与周永康和令计划之间绝无半点“非组织关系”，不然怎么可能会让他在离开中央政法委的同时还官升副国级。虽然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是个“闲差”，但从任何一个正省部级岗位上晋升到这一职务，至少从政治和生活待遇上都是上了一个台阶……。 与此同时，笔者当时也在这篇文章里分析到了“当年安排汪永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安排何立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幕后考量截然不同，两人之间没有可比性。未来二十大上，何立峰是否能够官升一级是一回事，汪永清能否‘咸鱼翻生’，回任一项政法系统的副国级实职是另一回事。但笔者相信，汪永清未来被“咸鱼翻生”的可能性比何立峰明年晋升政治局委员，继而在后年三月出任一届国务院副总理的可能性要小。“ 此文见光几天后，一位自称来自“内部”的人士给笔者留言说：汪永清不是周永康的人，但却是孟建柱的人。调查孙立军就肯定会调查他。别说”翻生“了 ，能“平安降落”就“皇恩浩荡”了。 果不其然，在副国级官员二十大上能否连任中委是以1955年出生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检察张军得以连任，1957出生的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得以连任，1959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汪泳清却被除名。这足以证明汪永清虽然“符合年龄”，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连任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经为零。 自此，习近平利用二十大换届的机会把抓不到重大把柄的孟建柱曾经安排在中央政法委内的余党也都清洗出去了。 至于在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的张军，因为手下的两个副检察长应勇和童建明都已经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委员，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检察长职务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届时的张军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长，或者是进入全国人大接替也没有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检察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曹建明。在此前提下，明年三月新产生的最高法院院长能否会是陈一新呢？这将是我们下篇文章所要介绍和分析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下李上”的网络政治评书讲了将近一年，西方媒体都加入传播行列，但中共二十大的结局表明，习近平赢了。各种评论痛诟：习近平不仅赢了第三个任期，还为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送终；并“团灭”了红二代与团派。但论政需要从事实出发，就以集体领导、团灭红二代与团派的时间来说，并非发生在二十大，而是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之后当政以来，步步为营地推进，十九大就已经基本完成。 消解“集体领导”的第一步：通过小组重组党内事权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全是习家军，习近平曾任方面大员的福建、浙江的班底就是习家军主将。评论多斥曰：习近平破坏了“集体领导”。 其实，习近平上任之后，就没存在过“集体领导”。但在交接班前后一段时期，中国政界、媒体无从揣测圣意，因此有了一些投石问路者。2012年10月12日，中国网发表胡鞍钢《中国“集体总统制”更民主高效》，强调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它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11月胡鞍钢作为十八大代表出席全国党代会，外界据此揣摩这说法可能受到青睐，媒体炒作一直延续到2013年11月。 但习近平显然未采纳胡鞍钢的建议，从上任之后就忙于成立各种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到2014年3月15日为止，他先后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各种小组组长，甚至还兼任了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这事当时国内外都予以关注，不明白堂堂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之尊的习近平为何要屈尊当一个又一个小组长？其实，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喜欢搞运动，每逢运动，必先成立小组，实现权力运作一杆子插到底。 2014年3月19日，我写了篇《“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述其末末，指出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通过这些小组，习近平完全打破了以往“集体领导”的权力格局，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 BTW，外界视为“国师”的胡鞍钢就因关键时刻会错圣意，此后不管再怎么赞美中共的伟大成就，但就是进不了党库的高级智囊群。 第二步：革除旧制，将并肩称制的“集体领导”变为“军机处” 2017年10月27日，在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是今后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当然包括政治局常委）“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此前，中共只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党组（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当时，自由亚洲电台与美国之音都报导了这条消息。 这条变化的意义在于：总书记而非政治局常委成了党中央的唯一最高代表，政治局常委不再是地位与总书记接近的集体领导，而是需要向总书记每年定期汇报工作的下级僚属，作用有如清朝皇帝的军机处。 这对确定习近平在党内至高无上地位是关键的第二步。以后，每年政治局委员们向总书记述职的消息，都会见之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端。 团灭团派，始于十九大之前 “团灭”团派，被认为是二十大的习近平三大政治动作之一。10月24日 ，《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发表一篇署名为Chun Han Wong的文章《中国自由派旗手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委员会》，悼曰：“中国四位现任副总理之一、曾被认为有望接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春华在周日落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标志着一颗曾经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黯然落幕。” 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数从来就无定制，比如，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人，十五届为22人，十六届为24人，十七届、十八届与十九届均为25人。这种人数设置，全看时势政治需要。根据人数减少来判断临时更改名单，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内部运作方式的外行话。更重要的是，中共党内早就没有自由派，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明确反对西方在中国的颜色革命，吴邦国更是提出“五不搞”，“党内自由派”这名号早就专指李锐、李慎之及《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群主要作者、号称“两头真”（指参加革命的青年时期真诚信仰共产社会主义，退休后真诚反省中共革命的错误）的党内退休老人。胡春华与他们从无往来，不知道何时成了这个派的旗手？他掌旗的中国自由派究竟由哪些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胡春华的仕途蹉跌不始自二十大。如果这位作者愿意查一下西方媒体，就会发现团派失势始于2016年。 BBC中文网曾在2016年9月30日发表一篇习近平打压团派势力的综述《英媒：习近平为十九大布局打压团派势力》，其中提到团派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堡垒，伴随著胡锦涛的崛起而形成的非正式派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曾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职经历者，有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刘奇葆和胡春华。但在习近平时期，他重用自己任职省份的浙江帮官员（加上一点福建帮），打压团派，几年之间，共青团中央年度预算已经被削减一半。 BBC引述路透社三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其时政治局七常委中，除了63岁的习近平和61岁的李克强在2017年的十九大不到退休年龄外，另外的5人都非常有可能退休，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试图阻止团派主宰由7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根据是，其时中国官媒撰文批评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中国官场与驻华外交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了这些批评——这一信息后来被证实为真，因为胡春华等团派势力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地位自此式微。因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胡春华失势的时间往后推了整整6年整。 二十大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会场上被带走。猜测颇多，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版本：习近平给了胡一份完全不同的名单，他在会场上提疑问而被带走。 除了有几位唇语专家解读那段视频并标出原话，否则不会有真相。但我想指出的是，两份名单之事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次会议最大的主题是解决习近平的连任问题，这种大会的筹备与各种沟通往往长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二十大人事安排为例，据新华社10月24日消息，这一工作开始于7个月前。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进行。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主题就是研究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人选全部定好之好，新华社9月19日发文昭告中国朝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胡锦涛是个谨小慎微之人，在其当政时期，没允许儿子女儿从政，其子进入政府系列是2013年习近平当政之后。此时他自然更不会要求破格提拔儿子进中央委员会，因为从无地市级官员进入央委之先例；十八大后期开始，习对团派打压，例如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就此结束。凡此种种，胡锦涛都保持沉默，未曾干预，如今退任十年，突然想在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表达不同意见，完全不合他的性格及其官场阅历。 本文不评价习长期执政下的是非得失，只秉持一点：论政先从事实出发，习近平当政刚满十年，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网上资料俱在，不需要在图书馆翻查旧报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开完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完成了党内的程序认证，事先确定的中央委员名单也通过了。被从这个名单上剔除的人，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比如李克强等，都属于预定出局的人，而非投票结果。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因为无论是预选还是正式投票，都只能就列入此名单的人投票。那谁来挑选名单上的人？又由谁来确定最后付诸投票的名单？本文从习近平安排的中央委员挑选和过筛，来分析20届中央委员的组成过程。 一、漫长的中央委员候选人选择过程 中共20大挑选中央委员的过程，差不多两年前就开始了。2020年底，习近平就开始谋划20大中央委员的挑选。3个月后，习近平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成立20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组长是习近平。习近平给每个省或部确定了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额。 中组部为20大中央委员所做的干部考察从去年7月开始，先后分3批派出45个考察组，对31个省区市、12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作专门的人事考察；中央军委也派出8个考察组，对25个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干部作考察。中组部派人考察未来的中央委员，也就是考察未来各省各部主要官员的仕途。 中央组织部的考察过程十分谨慎，规定考察人员“不单独出行、不私下会客”，“出门不漏一句话、房间不留一片纸”，以防地方大员打探人事消息。中组部的考察人员基本上是先约谈考察地的中层干部，作个别谈话，以便间接地了解他们所要考察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最后才与被考察对象见面，和本人谈一次话。当地的省长、省委书记直到被约谈了，才知道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这时考察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从程序上讲，这种做法历来如此，习近平当年也经过多次这样的程序，一步一步地爬到现在的位置。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其实习近平不见得熟悉全国的省部级大员，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发展成既熟悉又信任的“习家军”。那他这次挑选20届中央委员有哪些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判断习近平的省部级班底按什么标准来挑选。 二、政治忠诚优先 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标准，规定了20届中央委员必须具备的要件是，对习近平的高度忠诚。习近平专门对中组部强调，“进不进中央委员，不能对号入座、依惯例，首先政治上要达标”。此话的意思是，过去江胡时代挑选中央委员，往往看现任地方大员的官位，谁是省委书记、省长，谁就当下届中央委员；而习近平则提出，现任大员若政治上不够忠诚，不可以继续当中央委员。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挑选中央委员时，会让地方干部对本省大员的官场口碑投一次票，这种做法在中共官场上被称为“海选”。而习近平否决了所谓的“海选”，只许中组部考察人员私下访谈。在这样的访谈中，中组部考察人员会费劲心机地让地方干部讲一些真心话。有时，如果地方干部不敢讲真话，那考察人员会看他的表情来判断隐情，进而继续追问。 比如，20大前中组部在某省考察当地大员时，问一个被约谈的地方干部该省某大员是否“有担当”。在习近平时代，“有担当”一词的含义是，地方干部要敢于为执行习近平的指令而不计后果，哪怕招来民怨。而这被约谈的地方干部对这个问题一言不答，表情犹豫；于是考察人员就逼他说了真实情况。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的眼中，地方大员的仕途首先取决于敢为习某冲锋在前，不计后果，这就是如今中国官场上“政治忠诚”的衡量标准。 三、查考旧账、私产 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考察，习近平还要求中组部考察人员必须调查被考察的人是否曾被民间或下级干部写信告状。中组部考察人员写出每个被考察对象的考察报告后，必须要求当地纪检部门负责人签字。 地方大员若有某些问题，被当地纪检部门掌握后，往往既不处理，也不上报，而只是存档。按照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的规定程序，地方大员被考察时，纪检部门要么拿出这些存档的举报材料，要么签字保证不存在这样的举报材料，这是让当地的同级纪检部门承担连坐责任。 每个省推荐给中南海的中央委员参考名单，还要送给中央纪检委研判。在胡锦涛时代，中央纪委收到地方大员的举报材料往往封存，不予查处，那时的纪委只是个“摆设”。而习近平现在却要求中央纪委对20大选中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查检举报档案，翻一下是否有旧账。 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委员的挑选还有个与江胡时代不同的做法，即查私产。考察人员除奉命审计地方大员的金融资产外，还要查他们的房产；也查大员的配偶、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是否经商等等。因此可以讲，现在被挑选的中央委员相对江胡时代可能比较干净一些，但不太贪的官员更在乎仕途，他们为了执行习近平的指令会不择手段。 四、中南海审批候选人 中共组织部的考察人员回到北京后，将整理好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报政治局审批，最终由习近平决定名单。习近平批准这个名单之前，先后召开了6次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中央委员考察情况的汇报。这些考察结果只给中南海高层看，并不让20大投票选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参会代表了解。 20大10月16日开会，而政治局常委会9月7日才确定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供20大与会代表预选时用。中央委员选举分两轮，第一轮预选是差额选举，第二轮正式选举是等额选举。习近平交给20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是222人，而预定的中央委员人数是205人，预选差额17人，差额比例为8.3%。 对20大各省、各部的代表来说，他们对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选人可能并不熟悉，所以，那些在预选中被差额选举淘汰的人很可能是本省代表中有人不满意他，结果票数少了，被淘汰掉。至于最后进入正式选举名单上的205人，因为是等额选举，名单上的人与会代表基本上都会打勾，所以一定都当选。 五、预定被出局之人，能在投票中翻盘吗？ 外界对差额选举中被末尾淘汰的人往往并不关心，事实上，只要官媒不报，大家也无从知道谁在预选中被差额淘汰了。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名单公布后，这两个名单中，有不少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出局。围绕着这些出局之人，各国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但没有一家国际媒体谈到过，这些人的出局真的是意外吗？ 其实，这次的中央委员名单中被剔除的那些原政治局委员或常委，都是投票前就事先确定的。其中，除了年龄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一些尚未到龄的原政治局常委，比如李克强，早已被预定出局。那么投票时，20大与会代表中，李克强的支持者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员的预选或正式选举中，在选票上加上李克强的名字，然后投给他一票呢？ 当然不能排除个别与会代表这样做的可能性，但这样的选票也可能被大会秘书处当作废票处理。即便与会代表自己在选票上加上名单外的名字投上一票，而负责运作党代会秘书处的中央办公厅也不予过问，将这样的选票视为有效票，那是否就会改变习近平事先预定的中央委员会组成，把事先被习近平逐出中央委员名单的人又拉回来呢？ 显然，若以为靠在候选人名单上个人加个名字就能产生让李克强重新当选的投票结果，那就太不了解中共对党代会投票过程的掌控了（参见笔者10月20日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中共党代会的管控模式》）。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过程，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无论预选还是正式投票，只有已被高层列入名单的人才可能在投票中“当选”；而那些已被剔除之人，即使他们也在会场中投票，却只能乖乖地看着别人“当选”、自己出局。 这就是中共高层独裁的所谓“党内民主”：投票是虚，操控是实；事先决定名单，严格控制投票过程，确保名单如数通过，于是便产生了中共特色的“选举”结果。 六、中央委员里红二代、官二代成为历史 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205人当中，主体是省部级和军队战区级以上的高官，也有少数地市级和军队军级官员，以及金融企业、国有重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干部，还有个别工人、农民代表和解放军模范人物。他们的平均年龄57岁，99%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如果从家庭出身来看，这次的中央委员已基本上没有红二代或官二代，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委员名单上叼陪末座的潘岳。其父是原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抗战时参军；潘岳的前妻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 潘岳2008年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时，提倡绿色GDP，在知识界颇得人心，但因此和温家宝时期的GDP挂帅抵触，坐了冷板凳；2020年才升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主管少数民族事务，这仍然是统战部内部的“冷板凳”。因为统战部现在最热门的部门是对台策反和对欧美收买技术间谍，这些部门既有钱又有势，却非潘岳所能染指。 过去国际媒体上经常讲老干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接班，老干部子弟即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高官子弟指父亲不是中共老干部，但曾担任中南海高官。现在，除高高在上的习近平是红二代之外，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基本上不再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了。 七、团派、官二代仕途受阻 由于习近平不再重用红二代或官二代，2014年到2015年也发起过批判团派干部的宣传，所以红二代、官二代、团派干部接班这种政治现象，在中共政权里可以说已经终结。今后再讲红二代、官二代或团派，就是在讲历史了。 20大召开时，“团派”出身的胡春华还不满60岁，胡锦涛卸任时便安排他进入政治局、担任副总理。当了10年副总理的胡春华，在国务院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少，因此一度被海外看好为下任总理的人选。但显然习近平不想提拔他，就把他排除在20届政治局委员名单之外。因此，按“团派”接班的思路来猜测胡春华是中共政治明星的外媒，大跌眼镜。胡春华无法继续“入局”，其仕途就此断折，明年春天人代会之后只能降职求存。这是“团派”折戟的一个典型案例。 红二代出局，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已到了退休年龄；而官二代出局，显然有能力不足的因素。目前中共大佬的儿子还在官场上的主要有两个官二代，一个是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另一个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胡海峰本来经商，涉入腐败，被胡锦涛要求退出商界。胡锦涛卸任后，习近平作为对胡锦涛的感谢，安排胡海峰在浙江从政。但胡海峰只做到地级市书记，这次是20大代表，没资格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李小鹏从他父亲控制的国有电力系统起家，后来从国企转而从政，当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习近平上任那年，李小鹏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得票数名列最末；初上台的习近平要给李鹏面子，让李小鹏升到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因此又进入中央委员行列。后来习近平揽权成功，李小鹏的仕途就碰壁了，无法从地方大员往上升，只好转到交通运输部当部长。习近平显然没打算重用提拔李小鹏，所以20大把李小鹏排除在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之外。 20大的这一届中央委员，虽然未必人人都够得上“习家军”，但都是按照习某“冲锋队”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习近平靠这样一批中共精英，除了能“指那打那”，还能破解中共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吗？习近平不懂经济，也没有长远眼光，而经济难题靠蛮干，只会越忙越糟。李克强多年来无法化解的经济难题，习近平同样无法解决，这才是中共最头痛的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以一场轰动世界的丑剧收场：前总书记胡锦涛因发现习派在中央委员名单上调包，现场提出异议，竟遭习近平下令特工将他当场架离。靠着公开作弊和另类政变，习近平极不光彩地赢得“连任”，习家军塞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在新的中共高层中，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团派，集体出局，一个不留。现任总理李克强和现任政协主席汪洋被强制提前退休；就连六零后人物、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胡春华都遭排挤出局。仅仅因为，他们都是团派人物，出自共青团。 团派，全称共青团派，是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胡锦涛开创和继承的党内重要政治派系。纵观团派人物，其基本特征是：改革派、开明派、温和派，且大多拥有高学历或名牌大学学历。除了这次遭准政变出局的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早先还有做过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被打入秦城大牢）等。 团派出局，习派当道，标志中共改革开放的终结。这是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处心积虑的心结和谋划。先是在理论上构建，淡化改革开放而强化斗争哲学；同时在路线上转向，重推带有文革色彩的极左路线；最后在组织上完成 — 将主张和代表改革开放的团派人物排除中央，赶尽杀绝。至此，习王极左势力彻底完成了瓦解改革开放、重启阶级斗争的复辟。从此之后，无论极左势力打不打或怎样打改革开放的旗帜，其实质，都是对改革开放的彻底颠覆。 团派出局，标志着中共政治文明进程的夭折。如果说，毛泽东那一代人是以山大王、土匪手段打下江山，恣意妄为，展示野蛮和血腥的极致，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灵魂代表人物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推行改革开放，就是中共向政治文明进程过渡的开始，当时，各方论述：经由改革开放，中共努力“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 尽管，六四屠城是邓小平的败笔、民族的劫难，但中共政治文明的进程在短暂重挫之后，又缓慢前行，到胡锦涛的团派执政时代，再现曙光。胡锦涛的文胆甚至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试水文章；温家宝在他第二个总理任期内，疾呼政治改革；同期，也出现《走向共和》那样的电视连续剧，正面弘扬宪政精神。 孰料，习近平上台之后，竟重新推行极左路线，忽然间大开历史倒车，否定改革开放，而有意肯定毛泽东时代和文革遗产。习近平在极左理论大师王沪宁的加持下，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全方位倒行逆施，而且否定改革开放仅有的政改成果：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让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最终达成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的复辟。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距离这一目标只差一步之遥或最后一步，在二十大的主席台上，竟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胡锦涛突然发现名单有诈，习近平悍然下令将他逐出。于是，让全世界见证，习近平如何“赢得连任”：公开舞弊，当场政变。权斗胜利？不仅胜之不武，而且丑陋至极。 团派悉数出局。至此，中共重归山大王和土匪面目。只是，新的代号是战狼。中共政治文明进程夭折。 团派团灭，这是一出历史性的悲剧。中共团派，犹如历史上的汉朝。胡耀邦所建的早期团派，犹如刘邦建立的西汉；胡锦涛所中兴的中期团派，犹如刘秀建立的东汉；而由李克强和汪洋等人继承的后期团派，犹如刘备和诸葛亮等人在西南建立的蜀汉。汉朝的三段先后亡于王莽、曹丕和司马昭。后者均以篡位的恶名著称。 从中共政治文明进程的夭折角度而言，习家军赢了，共产党输了。习家军赢家通吃，吃干抹净，达到权力贪婪和疯狂的极致；而对共产党而言，一党专政，一派独大，一人独裁，党内失去牵制、失去平衡，危险之至。在这里，自以为得计的习近平，犯下最起码的政治大忌：不留余地，不计后果。习近平虽精通权术，但他不懂政治。或迟或早，共产党会败亡在他手上。 习家军弹冠相庆，以为终于建立起习王朝。然而，既然是王朝，就必然符合王朝兴衰成败的逻辑：王朝兴起，王朝鼎盛，王朝腐败，王朝没落，王朝崩溃。鉴于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是民主国家，纷纷摒弃腐朽、落后和野蛮的王朝专制。应该说，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如果有专制王朝的复辟，其灭亡的周期都在缩短、加速，绝不可能像历史上的那些王朝一样，苟延到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尘埃落定之后，外界发现，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委员之一。自由亚洲为此播发和刊登了《国安部长首次入中央政治局 意味深远》一文，文中引述据美国网络媒体Axios的报道，说是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乔斯克（Alex Joske）认为，这也是中国国安部部长首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让关键的国安官员进入最高领导层，揭示出党代会对国安问题的重视。 Axios的报道预测，中国将把更多的资源向安全领域倾斜，与安全相关的行动将有所扩大，并且陈文清将可能掌管中央政法委。 其实早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一年，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就已经准确预测到了陈文清在二十大上的“入局”前途。 当时，针对中共大外宣多维网对习近平的浙系亲信、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二十大上晋升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预测分析，笔者于去年12月13日在《夜话中南海》专栏发表了《国安部长陈文清比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更有晋升前途》一文。文中分析说：“现如今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明年（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而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在二十大上直接跳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怀疑。不是因为他不被习近平所信赖，而是因为被习近平政治上高度信赖，有资格、有可能成为政法委书记的待定入选者太多。“比选”的结果是，比陈一新更有政治优势者，台面上已经有好几个。我们不妨先从年龄优势角度对比。如果习近平当局一定要从“六十后”中挑选一个现成有政法工作经验和履历的，1960年出生的现任国家安全部长陈文清相比于陈一新的政治优势是，已经连任过两届中纪委委员和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 果不其然，如今的陈文清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同时，也被提名为本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不过，本届中央书记处的人员构成与上届有所不同，有两人都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陈文清将在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的基础上，是高就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兼任中办主任，还是为习近平掌管“刀把子”，接掌中央政法委 ，将会在本专栏日后的文章中详加介绍和分析。 在二十届中央书记处里，除了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的“第一书记”，另外6名书记中居然有3个职业警察，除了便衣警察头子陈文新，还有制服警察头子王小洪和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金国。“警察治国”也就罢了，难道他习近平竟还要施行“警察治党”不成？ 在此之前，历届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群里，如果有，也只有一个警察头子。而且当时无论是在中央书记处，还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国务委员里的这些个“警察头子”们，还都不是职业警察出身。各位看官和听众不妨回顾一下，无论是周永康、孟建柱，还是郭声琨、赵克志，哪个不是“半路出家”？全部都是此前从未穿过半天警服，从省委书记位置上调任了公安部长，直接挂衔总警监。而现如今的二十届中央书记里的三名“警察书记”，个个都是警龄几十年，而且全部都是从基层派出所的普通警员或者基层公安局负责人一步步爬升上来的。 虽说都是基层警察出身，陈文清却是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中的这三个“警察书记”中，唯一一个具备正经大学本科学历者。另外两个，一个是所谓“党校本科”，另一个是所谓“党校函授”。 1960年1月出生的陈文清，高中毕业后不知是“城市待业青年”还是在家乡务农，反正是20岁那年才凭高考过关，进入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大三时加入中共。4年本科毕业后，陈文清回老家四川仁寿县从警的希望未获实现，组织上将他分配到四川省乐山市彭山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又将他下放到谢家镇的派出所任普通警员；但委屈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提拔为金口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级别相当于国家机关的副科级。 从1986底开始，陈文清的仕途进入快车道，一路从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局长，至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1992年，即升任副厅局级的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局长。大学本科毕业8年即晋升至副厅局级，当时的陈文清是他大学本科同学里被提升速度最快的一个。 1997年1月，陈文清被任命为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半年后即晋升为局党组书记，成为正厅局级；1998年1月，被晋升为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同年9月，又被安排兼任了省政府副秘书长。2002年4月，时年42岁的陈文清晋升副省部级，成为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到此为止，陈文清已经积累了长达18年时间的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资历。 2006年8月，陈文清被中组部安排进入“干部跨省交流”名单，出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纪委书记。2007年10月，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从十六届中央委员跃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的陈文清则是以省纪委书记身份成为十七届中纪委委员。 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之后，陈文清被提拔为福建省委的专职副书记，这也是习近平此前在福建省担任过的职务。 2012年11月，陈文清在中共十八大前夜，被宣布“增选”为第十七届中纪委常委、副书记，并被明确为正部长级；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又被安排“当选”为第十八届中纪委委员、常委、副书记；2014年4月，他又被安排兼任了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 查看陈文清的简历，他从2012年的1月开始，兼任了福建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第一政治委员。这也是习近平当年在福建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以及省长期间，兼任过的职务。十七大后，陈文清调任中央纪委。其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被同时免除之后，因为继任没有被及时安排，所以他陈文清虽然人已经在中纪委工作，但其福建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第一政治委员的兼职一直持续到2014年4月，才转交给了刚刚被宣布从厦门市委书记位置上提升为省委副书记的于伟国。 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陈文清主要分管干部人事工作；十八大后，他还担任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副组长，推动中央纪委内设机构改革、派驻机构改革全覆盖等方面工作。可见他当时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对他的信任程度。 2015年4月，陈文清不再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 我们本专栏过去曾刊登和播出过讨论中共国务院部分部委实行“双首长制”的目的和动因的系列文章，当时没有谈到国务院部委里的国安部。其实，该部也曾经施行过一段时间的“双首长制”。 这个国安部短暂的、一年半时间的“双首长制”始于2015年4月，陈文清被内部宣布接掌国安部党委书记；止于2016年11月7日，中共官媒奉命对外宣布陈文清任国家安全部长，耿惠昌同志不再担任。 2015年4月，陈文清被安排不再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常委的消息是对外公开发布的，但改任国安部党委书记的消息一直都没有被中共官媒正式对外披露。当时能够从中共官网上找到的相关信息，只是中纪委官网“历史沿革”栏目中称，“2015年4月，中央批准陈文清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常委。” 接下来，中国大陆境内的媒体首次披露陈文清已经是国安部党委书记这一信息的“新闻源”是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燕赵都市报》主办、主管的“燕赵都市网”的一则报道，说是2015年9月22日下午，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陈文清一行莅临西柏坡参观。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陈宗良、馆长王红热情接待。陈宗良首先在五大书记铜像前向陈文清书记介绍了纪念馆的概况；之后，陈文清一行在贵宾室观看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历史记录片、参观了陈列展览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瞻仰了中共中央旧址。 于是，众多中国境内的网站上都转载这一消息证实，“陈文清已经履新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职务”。 而当时的陈文清之所以是在自己奉命接掌国安部党委书记五个月之后才外出公开活动，是因为他临危受命，被习近平和王歧山派到国安部“清理队伍”的首阶段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把时任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罪行坐实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 说起来，1956年出生的马建是陈文清当年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友，早陈文清三年毕业，毕业后即进入国家安全部系统，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部长助理等职；曾领导国安部第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负责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反动组织”活动。 关于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犯案经过及日后的下场，外界早已有详细的报道。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当局指控马建于1999至2014年担任多项公职期间，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与潜逃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合谋，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1.09亿余元人民币的财物；以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迫他人转让公司股份等，并在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后，指使亲属透过买卖证券股票，获利共约4929万元人民币。 而当时之所以安排同时被习近平和王歧山都高度信任的陈文清进驻国安部，说到底是因为对时任国安部长耿惠昌的高度不信任。 这个耿惠昌虽然是“搞理论”出身，但其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与教学的全部经历都是在国安部的下属机构和院校进行的，直至出任国安部副部长、部长，与马建一样，全部从政履历都是在国安部之内。也就是说，到马建罪行被揭露为止，此二人在国安部已经共事三十多年。也就是说，中共国安部的历史有多长，耿惠昌和马建之间的同事关系就有多少年，相互之间即使没有过共同犯罪，耿惠昌也难脱包庇之嫌。 2016年11月，耿惠昌65生日的前一天，他被宣布“不再担任国家安全部长”。此前已经以国安部党委书记身份事实上主持国安部工作的陈文清，被正式对外宣布为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2017年10月，陈文清顺利进入中央委员序列。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被正式宣布国安部部长一年半之后，陈文清又被安排了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务：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意味从那以后，便直接陪侍当今圣上习近平。 2018年5月5日刊登于长安网的一则消息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文清6日在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上作辅导报告……。显然在以此突显陈文清不仅仅是个国安部长。 关于习近平亲任主席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程度，这里无需专门介绍。需要指出的就是，这个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其办公室主任即是由中办主任兼任，而该办公室的前常务副主任，十八大上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蔡奇已经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跳升政治局委员，五年后的今天，又出人预料地升任政治局常委，准备接替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由此即可折射出习近平对陈文清的重视和信任程度。再过五年的二十一大上，陈文清很可能会接班蔡奇。 需要补充的是，陈文清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兼任，是到二十大召开前的今年7月份为止。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继任，从该办公室普通副主任晋升常务副主任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出身的刘海星，如今已经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委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熟悉中国经济的李克强与汪洋二人均不在此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在政治上，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是确定的，在经济上，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也再次被强调。从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逐渐远离邓小平、毛泽东或温家宝等过去中共领导人的态势，中国经济只会往自给自足的方向走，这也表示，从2018年美中贸易冲突至今，中国与世界民主国家脱钩的趋势已无法改变。 中国与美国、欧盟等民主国家的冲突日增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管制也从过去百分之二十五的“微量原则”(De Minimis Rules)到近期所采取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管制上，直接禁止世界各地的企业把使用美国技术、机器或软体的产品卖到中国，包含拥有美国技术的外国人也会受到直接限制，因此，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最近管制措施是相当严格的。从微量原则的部分允许到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直接禁止，尽管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管制愈来愈严格，许多人对于中国科技或经济是否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仍有不同的看法。 劳动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经济持续成长的关键 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能否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在劳动生产力能否持续提高，一国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则是受到该国拥有的天然资源、有形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知识的影响。就有形资本而言，中国目前对于中国国内所采取的清零措施，以及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管制，将会降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诱因，进而使得中国的资本累积速度减缓，影响劳动生产力。 就人力资本而言，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结果，包含台湾在内的大量外国资金进入中国投资并雇用大量中国劳工，除了增加中国的劳动就业与薪资外，最重要的是，中国劳工借由边做边学使得人力资本可以直接累积。此外，随著中国经济逐渐成长，可以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口也逐渐增加，到外国留学的人口也愈来愈多，中国人力资本也更快速累积。 就技术知识而言，对外开放或吸引外人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预期可以吸收最先进的技术知识，对于人口红利或环境红利已逐步耗尽的中国而言，下一阶段的经济成长不再是倚赖既有的天然资源或人口红利，而是发展更先进的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带动经济的持续成长。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必须要可以相互搭配，才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例如，中国武汉弘芯在2019年虽引进ASML的EUV（极紫外）光刻机，但最后仍抵押给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并倒闭，亦即，只有好的技术知识，若无足够的人力资本，一个产业或国家的生产力仍无法提升。同理，半导体产业在台湾可以成功发展并不表示在其他国家可以复制成功。 中国科技可以自立自强？ 由上述讨论可知，尽管习近平在此次中共二十大会议中再次强调提高科技与供应链自给自足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当美国在人才与技术对于中国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时，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知识的累积会停滞不前，将是可以预期的事。在美国管制下，即使中国开放也无助于事。虽然看好中国在科技可以自立自强仍有不少拥护者，但是，若考虑中国管制数位平台市场后的共同富裕政策，则人民的财产权将不再受到保护，人民努力的诱因也会消失，除非习近平有能力可以对资源做最有效率的配置，否则，期待中国科技可以自立自强可能太过乐观。若科技如此，则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衰退已可以预见，这或许是中国无限期延后公布经济数据的原因。 （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