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紅為《抓特務》催票翻車 博主嘆中國電影業「比房地產慘」
2026 年 6 月 26 日
抗擊大瘟疫，中美製度對決，不僅在藥物和疫苗開發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決出高低。經濟方面。美國經由疫苗開發、藥物研製，以及溫和的、勸告式而非強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國社會從容與病毒共存，優先保障民生，很快復工復產，社會快速恢復常態，經濟獲得恢復性發展的強勁動力。 中國實行極端清零、極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極端措施，企圖清零病毒，其結果卻是破壞經濟、毀滅民生，製造海量次生災害、人道悲劇，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幾乎把經濟、民生和人命清零。 當美國抗疫把中國抗疫遠遠甩在後面之後，美國經濟增長率超過中國，據稱這還是1976年以來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經很少有人再談及前些年的熱門話題，所謂「中國超越美國」。這證明，單論經濟發展，民主的美國仍然擊敗了專制的中國。 而在抗疫過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權的美國，處處與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的中共，形成鮮明對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離而生活困頓，美國政府不斷向人民發放現金，予以補助和救助；但在號稱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政府從未給人民發過一分錢。對新冠患者，美國提供免費檢測、免費藥物、免費疫苗，而這一切，都由政府買單；反觀中國，動輒收費，甚至逼迫人民高價賣葯。 施打疫苗，美國的順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勢的老人群體，然後才輪到中年人，最後才輪到青少年和兒童。中國的順序卻是，先施打18歲至59歲的中青年階層，然後才是老人。顯示，美國的出發點是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中共的出發點是功利主義和勢利眼—它們要優先保住青壯勞動力，而不惜犧牲老人，甚至默認、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減輕政府負擔，包括退休金、養老金、各類老年福利等。對應的還有，當權者以疫謀獨，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殺或終結政治老人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兩國的決策機制，不僅顯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決定了抗疫結果。中國方面，權力就是一切，權力高於醫學、高於科學，權力更高於人民利益、民間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領導人親口所說：中國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不要算經濟賬和民生賬，而要算政治賬。經由某人拍腦袋式的決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十多億人民的命運操之於一人之手。 而在美國，權力受到監督和制衡，醫學和科學高於政治，更高於權力，任何領導人，不可能做出悖離醫學和科學的決策，只能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並接受監督和批評，具有隨時修改的修復能力。換言之，在美國，權力服從醫學、服從科學、更服從民意，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號的以人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一場權力與科學的對決，而科學打敗了權力。當然，歸根到底，還是制度的差異，也是制度的競爭。中國盲從權力，而美國尊崇科學。其實，抵抗這場大瘟疫，美國本無意與中共展開制度競爭，只是依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為；但有意與美國展開制度競爭的中共，恰恰就敗在制度差異之下。如此的制度之爭，勝敗分明，足以讓世人深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前全世界媒體開始關注中國再度嚴重爆發的疫情。這個話題迷霧重重，筆者試圖探索此次疫情的一些真相。文章標題中的”動態清零”，大家早就聽熟了，這是中國政府的防疫方針，目標是社會上不再有陽性感染者；而文章標題中的”反向清零”，是政府結束”動態清零”的結果，但”反向清零”的主導者是病毒，結果是核酸檢測陰性的未感染者正被病毒”清零”。所以，從”動態清零”到”反向清零”，就是最近一個月來以及今後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國這波疫情的大致走向。 一、結束「清零」導致疫情爆發？ 結束「清零」導致疫情爆發，是最近不少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的說法，中國國內民間也有不少這樣的看法。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把因果關係顛倒了。 過去一個月里國際媒體關於中國內政新聞的報道中，按照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可以看到三個新聞熱點：白紙抗議活動、中共宣布終止「清零」、疫情大規模重新爆發。按照新聞熱點的時間線，很容易讓人得出一個印象，即中共結束「清零」政策，導致疫情再度爆發，但實際情形正好相反。 由於中共嚴厲管制國內媒體和社交媒體，所以國際媒體的中國新聞報道往往有滯後性，這樣的滯後性可能誤導各國讀者；而新聞報道如果漏掉了重要的時間點線索，也會誤導讀者。 中國的白紙抗議運動11月26日爆發；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2月15日引用中國國內的非官方消息來源報道，11月27日北京就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群體感染；12月7日中國政府宣布終止「清零」政策。從這三個重要事件的時間點來看，白紙抗議活動與疫情再度爆發幾乎同時發生，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沒有因果關係。因為白紙抗議活動的規模小，只在若干城市的幾個地點發生；而北京的疫情在該市16個區里陸續爆發，顯然與白紙抗議活動無關。 疫情的大爆發也不是中共結束「清零」政策的結果，因為疫情重新爆發在前，中共結束「清零」政策在後；從新疫情在北京爆發，到中共宣布結束「清零」政策，中間相隔11天。如果以為是結束「清零」政策導致新疫情爆發，就因果倒置了。 事實上，疫情突然在北京爆發才幾天，到12月1日的時候，據《北京人》（後面我會介紹這個網上雜誌）的調查，北京市民被感染的比率已經達到9%。北京市的人口兩千多萬，將近十分之一的人11月底就已經陽性了；若按照「清零」政策的規定，北京市必須先把這兩百萬陽性以及後續還會感染的更多市民集中隔離，實現「清零」。這能做到嗎？絕無可能。 所以，可以講，中南海是面對病毒擴散的沉重壓力，防無可防，最後徹底棄守，於是就宣布結束「清零」政策。因此，是病毒肆虐在先，當局被迫放棄「清零」在後；正因為疫情突然大規模爆發，導致當局吹噓三年的「清零」政策破功，這才迫使12月7日中南海下令廢除這個再也無法執行下去的「清零」了。 二、北京疫情與武漢疫情：三個共同點 在依靠手機獲取新聞的時代，大家對舊聞很容易淡忘。但如果把這次的北京疫情與三年前的武漢疫情對比，至少可以看到三個共同點，值得我們警惕。 這三個共同點之一是，疫情初期，當局對疫情來源和動態高度保密。2019年的武漢疫情是12月1日出現病例；此後1個多月里當地並無防範，全中國亦無戒備，主要原因是中共對疫情保密。保密的範圍包括導致疫情的病毒來源、疫情的危險性，以及避免感染的必要個人防範措施。當時武漢人對洶洶來襲的病毒全無防備；這次北京疫情爆發後，當局依然如法炮製。 其二，醫療衛生系統事先全無準備，只能匆忙應對大批湧向醫院的感染者，無論是口罩，還是醫用設備，或者是藥物，都沒有應急儲備。因此，武漢疫情和北京疫情一樣，都出現了醫務人員疲於奔命，病人叫苦連天，很多感染後引起併發症的患者失去了生命。 其三，對疫情的人為異地傳播毫無防範。3年前武漢疫情爆發後，據「民航資源中國網」當時公布的數據，從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3周中從武漢直接飛往其它國家或地區的旅客達11.5萬人；還有80萬人搭乘國內航班離開武漢，其中很多人到其它機場轉搭國際航班出國。顯然，當時武漢大批人口緊急出國、逃避疫情，但也把病毒傳播到了其他國家。而這次北京疫情進入高峰、正蔓延到西南和華東數省市之時，結束「清零」5天之後的12月12日，國內航班總數與結束「清零」前的11月28日相比，增加了158%，達到7,290個。國內旅客通過快速交通工具離開疫區，又一次加快了疫情的全國傳播。 三、北京疫情真相：《北京人》網站的調查報告 當中國政府封鎖北京疫情真相時，唯一從中國傳出來的相關疫情調查報告來自一個在京外國人的網站。法國《世界報》12月17日刊登了一篇關於中國疫情的報道，引用了在北京辦的一個英文網上雜誌《北京人(Beijinger)》12月15日發布的消息。 《北京人》雜誌12月14日對微信群上的一個用英文交流的8千人群組做了一次調查，有3,007個在北京的人回應，其中大多數是外國人。調查很簡單，包括三個基本問題：是否感染、感染的時間、癥狀的程度。 調查顯示，9%的人12月1日之前感染疫情，58%的人是12月1日到12月14日這段時間內感染的；只有33%的人尚未被感染。在確診的人當中，30%有輕微癥狀，52%的人有中度癥狀，14%的人有嚴重或非常嚴重的癥狀。 因此法國《世界報》的報道指出，2,200萬北京人中，沒染疫的人是少數；一個人如果還沒被感染，就算幸運者了。該報還引用武漢一位醫生的話說，「人們不知道該相信誰，專家們已經將他們的靈魂賣給了國家宣傳」。 從這次調查來看，北京疫情中，感染率高達三分之二；感染者當中，14%的人癥狀嚴重；從疫情爆發僅僅兩個星期就全面擴散了，這一波新疫情的感染率是前一段時間感染率的6.6倍。 在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北京在這一波新疫情爆發之前，一直有輕度疫情在傳播；但11月27日以後到現在，新的疫情正用比以往疫情快6倍的速度在擴散。這暗示了一點，導致北京新疫情的病毒，有可能明顯不同於以往的病毒，不見得只是以往病毒的變株。而這種病毒正在全國快速擴散。 四、從中國新疫情看政府的無能 中國的新疫情自11月27日爆發到現在，已經快一個月了，疫情正在迅速覆蓋中國各地。在各地疫情的最新動態逐漸曝光之前，我們從北京疫情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出五個問題。 第一，中共對北京疫情的大規模爆發這種危機，竟然遲鈍到驚人的程度。 中共雖然是中央集權、個人獨裁的制度，但面臨危機時，資訊從基層傳到中南海，居然非常慢。疫情就在中南海紅牆外面爆發，傳遞資訊到中南海裡面，不過是幾步之遠。既然中共高層無法了解狀況，那很可能是北京市的各級幹部非常猶豫，不知道到底是要對上面實話實話，還是隱瞞真相。 第二，疫情的再度大規模爆發，讓中共陷入嚴重的政治困境。中共一向強調，「清零」政策讓中國有效地防止了疫情擴大，是世界各國中防疫最有效的國家。但北京疫情的突然爆發，狠狠地打了中南海的臉；新疫情證明，「清零」政策根本沒用，中央政府所在地就率先成為疫情爆發的新集中地。中共面臨解釋「清零」政策徹底失敗這個大難題，與形成新的防疫政策混在一起，讓中南海手足無措。 第三，中國結束「清零」方針，其實主要是被局勢所逼。這次中共決定結束「清零」政策，有平息白紙抗議活動所代表的民眾對「清零」方針不滿的考慮；但更大的背景是，「清零」政策已徹底失敗，新疫情的嚴重局勢所逼之下，多半北京市人口都感染了，「清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 第四，中共不得已讓「清零」政策作廢了，但新的防疫辦法又難產，這就是此時此刻中國面臨的窘境，疫情大擴散，中央不作為。中共高層之所以不作為，是因為它找不到辦法。 第五，中南海束手無策之際，全中國半癱瘓，聽任疫情蔓延擴散。這就是集權政權的最大弱點之一，一旦高層不作為，那全國面對一種緊急事態時會全都癱瘓。這次新疫情的快速大範圍蔓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五、北京疫情走遍全國？ 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一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它用中國各省和香港的數據預測，中國這一波新的病毒爆發，到明年春天達到頂峰，大約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也就是將近5億人，將會被感染。 過去三年在全球肆虐的這波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定名為COVID-19，它是2019年起自中國武漢，來源很可能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這次的北京疫情爆發之後，中共再度象三年前那樣，封鎖疫情的真實狀況，讓世界各國無所適從。 現在，只有開放西方國家的專家到中國直接採樣調查，才會有助於對比，究竟引致北京疫情的病毒是不是奧密克戎的變異。但是，中共當局不可能對外開放中國境內的病毒採用和病毒的國際對比研究。 前面已經提到，由於北京疫情爆發後，疫情的傳播率是過去一年的將近七倍，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共當局之所以要封鎖病毒真相，是擔心外界發現新病毒再度在中國流傳。這一波北京疫情的元兇，會不會以後被發現是COVID-22？現在誰也不知道。 很明顯的是，奧密克戎病毒的衍生毒株在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但沒有哪個國家的任何一種衍生毒株，有北京疫情這樣強的感染率。因此，北京疫情的發生，其原因很可能並不單純。而更危險的是，北京疫情正在演變成中國新疫情，世界各國會不會再度受害，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曾慶紅曾對江澤民有過救命之恩》中已經介紹了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鄧小平特別找他和李鵬等人談話,強調黨內核心領導層的團結問題。談話間,鄧小平還特別舉例子說自己當年從四川奉調中央時,連個秘書都不帶,以此說明黨內不能搞幫派。江澤民嘴上喏喏連聲,仍然沒有改變將曾慶紅帶進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傳出他「不帶紅木帶紅人」的非議。也正是因為對這種非議的顧慮,加之初進中南海時連李鵬都對他頗不服氣,江澤民先是不敢讓曾慶紅在中辦系統「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筆者曾經在《中國民主黨通訊》上讀到過一篇標題為《曾慶紅整肅楊家將內幕》的文章，說是江澤民、曾慶紅真正的蜜月開始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當江澤民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江澤民除了誠惶誠恐，更多的是一種前途莫測的感覺，不僅他的夫人王冶坪為他的北上流淚，他自己也似乎預感到重蹈前兩任總書記覆轍的風險。因此，當江澤民赴任之時，他向楊尚昆、李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帶曾慶紅進北京，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尚昆、李鵬答應了他的要求。為什麼江澤民不敢隻身一人進京？為什麼江澤民偏偏要曾慶紅與他共行？為什麼江澤民不帶更獲他信任的黃菊進京？最關鍵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趙紫陽前兩任總書記的下場令江澤民膽怯，他設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況他一點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況。相比胡趙，江在黨內的資歷更淺。稍有出錯，可能導致比胡、趙更為悲慘的結局。 二，從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國家大權仍然由這些老人掌握。更何況楊尚昆、薄一波仍然參與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務的決策，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江澤民深感要處理好、協調好這些老人的關係非常不容易。 三，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可謂無功受祿。主導六四事件決策的「頭號功臣」李鵬沒有獲得晉陞，內心積怨在所難免。如何處理好與氣勢逼人、內心不服的李鵬的關係，令江澤民的確無所適從。還有，喬石、姚依林這兩位政治局常委資格老，權力根基深，人脈資源廣泛，同樣難以對付。 這就迫使江澤民儘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夠利用的一切資源，來應對難題，處理危機。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兩生疏，沒有人能協商，更沒有人能幫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導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當江澤民獲悉自己被欽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他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曾慶紅。曾慶紅從來以完全平等的姿態與江交談，並且敢於當面糾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這使江對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慶紅政治手腕高超，同時還想倚重曾慶紅家庭的政治資源和曾慶紅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廣泛的人脈關係。 曾慶紅的政治手腕得益於他父親的熏陶。曾山任內政部長時，曾專門花時間苦讀大量的明朝、清朝檔案，從中體味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並不喜歡讀書的曾慶紅對明清的宮廷秘諱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閱讀了大量的明清檔案，據說曾慶紅最感興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權力鬥爭中保護自己、打擊異己，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把握時局，化解矛盾，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在鞏固權力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所有這些，都在曾慶紅後來的政治實踐中應用了。與其說，當年的江澤民選擇曾慶紅是基於一種信任，不如說是為了利用曾慶紅的政治韜略為其所用。同樣的，與其說曾慶紅輔佐江澤民是一種無私的忠誠，不如說曾慶紅只是利用江澤民賦予的一次機會去實踐他的政治夢想。曾慶紅清楚，如果他能夠成就江澤民的大業，日後必有大成。曾慶紅終於找到了那條通向中國最高權力舞台之路。事實證明，曾慶紅與江澤民的合作真可謂天作之合。沒有曾慶紅，江澤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穩定的統治期。 進入中南海之後,江澤民將大部分業餘時間用來閱讀中外歷史書籍和共產黨的歷史文獻。在研讀和分析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開國元勛的治國、治黨的經驗和教訓時，江澤民發現「文革」後期的外交部長喬冠華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誘，背叛了他在共產黨內最大的恩人周恩來，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來手下長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來的教訓，江澤民絕不能讓關鍵時刻為他立了大功的曾慶紅產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這種齊心協心共保紅色江山的「黨性」和「知恩圖報」的「人性」在江澤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慶紅終於得以平步青雲，熬成中國當代的「鐵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閉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慶紅的名字不但沒有進入中央委員之列，甚至連候補委員都沒有排上。所以,當時一度傳出曾慶紅已經失勢的消息。認為雖說曾慶紅是當年江澤民自上海帶進中南海的「跟班紅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權貴者從來都是仕宦前景與政治風險並存。 誰知當時的江澤民安排自己班底時，完全不按共產黨此前的「慣例」出牌。十四大謝幕兩個月,中共中央突然對外宣布曾慶紅接替溫家寶中辦主任職務,一時間令隨時關注中共高層人事變動的政治評論界如墜煙雲霧裡，搞不明白江澤民葫蘆里到底賣的是什麼葯。而據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事實上曾慶紅接替中辦主任職務的計劃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經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沒有將他安排進十四屆中委，則是江澤民的「計高一籌」。江澤民考慮到了黨內對他帶曾慶紅進京一事早有微詞，同時又由曾慶紅的高幹家庭背景聯想到了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選，陳雲長子陳元十四大代表落選的原因，擔心如果將曾慶紅安排成中委候選人，一旦在無記名投票中被差額下來，再任命他接替中辦主任豈不是不尊重大部分黨代表的意願。而等到十四大過後，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員的曾慶紅任命為中辦主任，將原主任溫家寶委以農業「重任」，此舉反而會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選舉結果一出來，果然證明江澤民的擔心並不是多餘，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內定出任政治局委員的蕭秧、內定出任書記處書記的俞正聲及內定接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全部落選；安排進候補委員候選人序列後，蕭秧、俞正聲免強當選，李克強則名落孫山。後來,中共高層只好下令將李克強安排為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 筆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澤民的追悼會上，1989年6月與江澤民一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時任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有出席。就是這個李瑞環在私下裡評論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時，把江澤民和喬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們到底是「大智若愚」還是「大愚若智」。而無論我們今天對江澤民是否具有相當的政治智商仍持懷疑，也必須承認他在自己底氣最不足的關鍵時候，選對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組織工作大權時，曾慶紅「不拘一格降一才」，籠絡了以王滬寧為代表的一批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得力表現，就已令江澤民刮目相看。而更為江澤民所依重的是，曾慶紅通過自己本身的紅色背景與黨內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聯絡，使他進京後身邊自然聚攏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書，特別是軍內的元老子女和秘書。所以,無須江澤民把話挑明，曾慶紅進京幫辦後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幫助江澤民營建起自己的組織班底。 眾所周知，因為楊家兄弟的原因，江澤民進京後長期沒有抓到軍權,但卻還是及時通過改組武警部隊,把這支「看家」部隊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後，外界只是看到江澤民把自己在上海的親信巴忠炎提升為武警部隊司令，卻沒有注意到同時提升的一個副司令和一個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當時，葉劍英元帥的公子，當年被稱之為「太子黨」的精神領袖的葉選寧雖然在恢復軍銜制的第一時間即已經獲授少將軍銜，但職務只是解放軍總政聯絡部的副部長。曾慶紅跟江澤民進京之後，其中辦副主任的職務任命還沒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葉選寧那裡拜了碼頭。此後，葉選寧很快便成了正部長。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之前,武警總部的參謀長王文理是從北京衛戍區平調過來的，此人過去長期擔任葉劍英秘書，與葉家關係極深。「六四」後，江澤民把武警部隊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為葉選寧讓曾慶紅給總書記捎話，時任武警參謀長王文理不但沒撤，反而被江澤民一紙命令，提升為第一副司令員。此舉不但成功地籠絡了對楊家將反感的葉家勢力，同時也給眾多元老的秘書、子女們很大的安慰。 同時,在曾慶紅的鼓動下，當時的江澤民又把原武警總部後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寶，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辦公室秘書。 純從邏輯上推理，就不難相信，那些長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邊擔任秘書工作的人，在維護和鞏固共產黨政權方面表現出的責任心，不會亞於元老們的後代。而深知這一點的曾慶紅為江澤民出了這個重用元老秘書的辦法，確實令江澤民大開其竅。 而當時的曾慶紅助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手另一重要運作，就是拉籠當時的中南海鏢頭楊德中效忠江澤民。 剛進中辦時,曾慶紅還排名在中辦第一副主任楊德中之後。楊氏從華國鋒及汪東興倒台之後，即以「中南海總鏢頭」的身份，除全盤負責中央警衛工作之外，還按照中共慣例，親自負責「一號首長」的警衛任務。雖然從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後改為總書記)開始，中共最高決策權一直是以鄧、陳兩位政治元老「垂簾聽政」的方式，頗似晚清的東、西太后掌控光緒。但表面上還必須稱總書記為黨內一把手。所以,整個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里，楊德中先是親自負責胡耀邦，後來又親自負責趙紫陽的警衛工作。而當時直接負責鄧、陳二人警衛工作的，則是楊德中的部下，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牟信智。 正像當年毛澤東屍骨未寒,毛的第一寵臣汪東興便親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鄧、陳兩元老決定廢黜胡耀邦時，首先是通知了楊德中作好「應變」準備;而決定罷免趙紫陽時，楊德中在趙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長的警衛變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的這段活教材，令江澤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剛剛聽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後，不但沒有半點夫貴妻榮的喜悅，反而有大禍即將臨頭之感。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成為「一號首長」後楊德中立刻擔負起了對他的保衛工作。如何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保證此後的楊德中不會由江澤民的警衛變成他的看守，也是曾慶紅首當其衝的任務之一。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澤民 總書記當得比趙紫陽還窩囊》刊登和播出後，一位署名」馬年生」的文學城網友跟帖說 ：「江當年奉命入京，沒有軍方背景的他確實需要鄧的威信控制軍方。鄧當時需要楊尚昆這個國家主席支持。江則通過自己帶到北京的曾慶紅逐步擺平了軍方和紅二代，才有實力讓鄧小平請楊家兄弟歸隱。江有曾的協助，還是有福氣的。」 其實，當年曾慶紅之於江澤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還是後話。再往前追溯的話，可以說如果沒有曾慶紅，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只會終止在上海市委書記那一階上。 話說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於1926年的江澤民本是與出生於1938年的曾慶紅同時被安排進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隊」人選。當時的曾慶紅還是深受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器重的。 當時比江澤民先進上海市委的曾慶紅心裡非常明白，象江澤民這樣即有紅色家庭背景,又有個從四十年代末參加中共學生地下黨資歷者,再加上其曾經留學蘇聯的紅色專家頭銜,這一切都決定了曾慶紅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還要有一個「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後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澤民從北京調進上海市委出任曾慶紅上司,並不存在一個曾慶紅不服氣的問題。但兩人之間還是經過了一個從客客氣氣到配合默契的階段,而促成兩人徹底結為朋黨,則是那場八九學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最開明者之一。中共黨內著名馬列理論家、「六四」後被開除黨籍、流落美國的蘇紹智先生認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風以及支持改革、關心群眾的形象常為人民大眾所稱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謂「黨的生活會」脅迫辭職,一直是以後人們對中共不滿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發人們的悲痛和懷念。中共領導層對他的不公正評價更引起人們的不滿。於是人們自發地追悼胡耀邦,並發展成為重評胡耀邦、批評（當時的）現領導,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眾遊行示威。 如果說一九八九年的大學生「鬧事」是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索的話,那麼當時上海市委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事件則對那場「動亂」客觀上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正如蘇紹智先生日後的回憶和總結中所說:而在悼念胡耀邦過程中,上海方面的「導報事件」,直接加深了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推動了更多的知識界人士參加遊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參與者在事後的反思中多認為:「導報事件」是八九學潮轉為「全民抗議運動」的導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當年四月十九日,導報駐京辦事處和新觀察雜誌社在文化部聯合舉行追悼胡耀邦的討論會。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參加。會上的發言,都是懷念和頌揚胡耀邦的,除嚴家其和戴晴的講話外,都比較溫和,沒有批評現政權之處。嚴家其大致講了黨對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猶如「四人幫」之對待周恩來。戴睛則講了從陳獨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時任導報總編輯欽本立決定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載這一討論會的所有發言,並搶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會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該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首先向境外記者透露，有一份港報於當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來，恰好被當時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看到。向時任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彙報後,兩人預感事情嚴重,立刻報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澤民。然後，曾慶紅和陳至立連夜約見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要求調閱導報「悼胡座談會」的文章清樣,閱後即命令欽本立將兩萬五千字的座談會紀要刪節刊出。而在此之前,曾慶紅一直對欽本立表示特別的尊重,在公眾場合見面,從來是以「欽老」尊呼。 被要求刪節的內容包括：牽涉到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等內容，等於是抽去了整個座談會的全部精髓，而欽本立當面同意「服從組織」,同時卻表示該期《導報》已經有一部分散發出去。於是曾慶紅動員江澤民出面親自召見欽本立，嚴厲指責他違反黨紀，宣布撤消他的職務後,隨派遣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為組長、時任《文匯報》總編輯馬達為顧問的整頓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陳至立親自到場宣布整頓該報的市委常委會議決定。 消息傳出,群情大嘩。上海首先出現支持導報的遊行示威,北京各報紛紛寫信向上海市委抗議,嚴家其、許良英發起簽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題為「保衛新聞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聞記者走上街頭,支持上海方面的導報，並呼籲新聞自由。自此,大學生之外的社會各界人士抗議活動全面開始。 據導報當時的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先生回憶:一九八八年，曾慶紅還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內召集《解放日報》、《文匯報》、《世界經濟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況。會上他對《導報》的人說：「你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離體改委最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 這件事說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導報》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說明曾慶紅甚至江澤民一度要利用《導報》，後來卻又「卸磨殺驢」。 當時的曾慶紅在事先能發現導報「不與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時查禁，獲得江澤民的讚賞。在市委幹部會上，江澤民特別表揚曾氏和陳至立「政治警覺性高」。如果當時曾、陳兩人漏查了導報，那麼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興許就不會是今天這幅樣子。所以江澤民在獲知自己將高升總書記之後，驚恐之餘,首先就想到了曾慶紅。 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總書記職位後,一度表現得比李鵬還要僵化,張口階級鬥爭、閉口反和平演變。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講話」中駁斥的改革「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其實正是江澤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實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澤民並不是像他當了總書記以後直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段時間裡那樣僵化。 當年趙紫陽下決心在城市和企業改革問題上有所突破時,江澤民在上海曾經率先考慮過股份制的問題,這在當時的省級領導中應該說是具有「超前意識」了。據一位思想較為開明的中共經濟理論家吳敬漣回憶,江澤民當年在上海曾幾次向他討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趙紫陽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導報事件」惡果嚴重,當時的江澤民既明顯表現出沉不住氣的樣子。當趙紫陽怒氣沖沖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負責」時,江澤民漲紅著臉連句辯解的話都沒有。會下,他找到李瑞環,希望聽聽天津處理學運問題的經驗辦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環當然不會把自己那套「禍水引向北京」的妙計告訴他。 當時參加完趙紫陽的政治局會議後回到上海,江澤民一度曾經動過給欽本立「賠個不是」的念頭,因為此時他一度對形勢判斷走樣,誤認為趙紫陽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學潮進而提升其總書記的權威。特別是趙紫陽八九年五月初在亞銀會議上的講話發表後,江澤民更感到自己處理導報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這政治形勢變化莫測,一旦「站錯隊」就會抱恨終生的關鍵時刻,正是曾慶紅憑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開始接受的階級鬥爭意識熏染,及時嗅出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勢必會對學運下毒手的血腥氣。曾慶紅此時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即使北京的大學生們願意給趙紫陽一個大面子,趙紫陽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也絕不會善甘罷休。他們會採取與趙紫陽針鋒相對的策略,繼續激怒廣場上的大學生,讓他們繼續鬧，鬧到政府不採取強硬手段便沒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在黨外「殺一儆百」,在黨內搬倒趙紫陽的目的。 於是,正是在曾慶紅的及時提醒下,當時江澤民才鼓足勇氣、硬著頭皮「站穩了立場」。 「六四」鎮壓之後,江澤民進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組織聲討趙紫陽時狠狠報復了一下,特別要求李鵬在總結趙紫陽「罪行」的報告中加進他曾經指責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會議內容。因為這件事情太讓他江澤民現丑,特別是在也已經在「六四」鎮壓和趙紫陽下台之後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李瑞環面前。 由此說來,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給外界留下的最後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時許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出現。一句「我們老了，無所謂了」。充滿了無限的傷感和無奈，令現場聆聽的絕食大學生和無數電視觀眾至今記憶猶新，唏噓不已。 當時就在趙紫陽離開廣場之後幾分鐘，他在廣場上全部活動的現場錄相已經送進中南海勤正殿(現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地點)。已經奉命從上海進京，靜候總書記黃袍加身的江澤民畢竟不是等閑之輩,不但從趙紫陽的現場講話中分析出了他「暴露黨內矛盾」的罪證，同時更注意到了隨侍趙紫陽身邊者並不是貼身衛士或一般級別的秘書,而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 當時，溫家寶右手緊緊攙扶著趙紫陽，左手幫他扶正手提式麥克風，一付虔誠護主的神態都被攝相機忠實地記錄下來並彙報給趙紫陽的繼任。也許正是這則電視畫面的提示，令江澤民深感自己進駐中南海後，身邊也必須有一個新的「溫家寶」。 一個月後，江澤民榮升總書記的「決議」被正式昭告天下，接著，由江澤民和李鵬兩人簽字的一份任命書正式下發：曾慶紅同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是,江澤民不要「紅木」要「紅人」的傳說在上海灘不脛而走。 所謂「不要『紅木』要『紅人』」說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進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員，離開上海時未帶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場者為他購置了全套高級紅木傢具。但貨物正準備啟運時，卻被繼任者江澤民通知火車站扣發。所以此次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後，自然不會選擇紅木傢具，但卻在自己身邊安排了一個「紅人」。 當然，江澤民提協曾慶紅進京幫辦，一是不忘曾慶紅的關鍵一功；二是考慮到了曾慶紅在陳雲、姚依林等強硬派政治老人那裡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慶紅進京不但不會有結黨營私之嫌，反而會因此獲得陳雲等人進一步的好感。當時一位海外政治評論家認為:江澤民進京後將曾慶紅視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為江澤民在與「老同志」聯絡感情方面,起到「太子黨」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幹部無法替代的作用。同時,江澤民也考慮到了進一步提拔曾慶紅本來就是一種向「老同志」們「表忠心」的模範舉動。 陳雲在世時,長期控制著中共組織系統,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經他過親自目的的所謂「第三梯隊名單」一般都是省、部級正職。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剛剛上台,即向陳雲彙報準備安排曾慶紅「加強」中辦力量。陳雲只接了一句話:「他是曾山的兒子。」 就憑這一句話,江澤民立刻明白陳雲是在稱讚他的選擇。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陳雲到上海暖冬時,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等人就向陳雲特別介紹了曾慶紅。陳國棟並藉此回顧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跟隨曾山進中央一同在陳雲領導人主管財經工作時的歷史,捧得陳雲兩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隨著趙紫陽的下台,無論是陳雲還是江澤民,都不願意趙紫陽的陰影繼續留在中辦,安排曾慶紅進去自然最為可靠。後面發生的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的二百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的故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當然這是說大話，吹牛逼，誰又能做到呢，除非超人。不過不換肩放到習的統治上到極具象徵性意義，他是一個認死理，不認錯，一條道走到黑的人，但時下的形勢不換肩也得換了，因為他扛不動了，不得不換肩來持續他的統治。 首先我們看到席捲全國的「白紙運動」，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抓捕，只是抓了一些主要的活躍人物，也沒有讓他們電視認罪等懲罰行動。與於此同時在極快的不到一周時間取消了「清零」政策，改為與病毒共存。另一方面在香港，反送中主要人物的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本來要送中受審，現在也暫時押後審判。支聯會的鄒幸彤上訴成功，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撤銷了之前法院以「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對她作出的有罪判決，同時也取消了她的刑期。以及反修運動被抓的6000多名被捕者，已提出不被起訴，以修復社會平和。到底是什麼讓習近平不顧打臉，放下一尊作出改變呢？ 世界衛生組織（12月14日）表示，早在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嚴格的 「新冠清零」 政策之前，中國的COVID-19感染就已經爆炸式增長。並反駁了關於政策的突然逆轉導致病例激增的說法。可見習近平是在清零政策全面失敗，疫情爆炸式增長的情況下不得不取消清零改與病毒共存的，因為不管如何隱瞞疫情，再堅持清零已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再則中國的經濟也不允許清零堅持下去了。因此，尤其堅持清零不如借「白紙革命」，借坡下驢，把疫情爆發的原因歸結於「白紙革命」反對清零，將白紙革命作為疫情爆發的替罪羊，這樣的論調已經在社交媒體上傳論，可見其用心之險惡。 那麼為何在處理香港反抗人士問題上又突然變得有彈性了起來，是良心發現嗎「當然不是，應該有內外兩個因素，一是「白紙革命」給中共政權帶來巨大的衝擊，這場幾乎是毫無前兆迅速開展的革命，使中共失了方寸。在如此嚴密的控制之下，又有大數據全面性的監視，一場革命平地一聲雷爆發了出來，中共的恐懼是可想而知的。中共害怕如果港中聯手來一場革命如何是好。實際上「白紙革命」港中已經開始聯手了。另一方面，美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訪華，在人權問題上中共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畢竟現在中國求美的多，美求中國的少。雖然中共死鴨子最硬，但在內外交困之下，除出讓步別發它法。對於中共來說在人權問題上今天寬一點，明天可以緊一點，反正是自己手上的事。因此，放寬對反抗港人的處理是最好的權宜之計。 最近中共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顯然也遭到「白紙革命」的影響，習近平也開始換肩了。會議不再提「共同富裕」「反壟斷」，而是鼓勵支持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擴大，以及保障民營企業家的權益。不過十年來中國民營經濟被習打得一片哀鴻，要想扭轉型形勢，讓民營企業家重新相信中央政策，十分困難。大多數民營企業家不是躺平，就是潤了。 獨裁者看似冥頑不化，但一當危及政權還是會改變的，所有的獨裁者都是機會主義者，毛是這樣，習也同樣。但不要相信改是真的，一當形勢好轉，會變本加厲。習近平換肩說明形勢比人強。習雖然換了肩，但心有不甘，人民日報大讚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防疫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看起來象是諷刺，不過更象是高級黑。習的換肩證明政策全面性的失敗，給國家與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這樣的一個禍國殃民的領導，在台上還能有多久。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中國這次疫情防控的放開程度，超出預期，很多人把「功勞」算在「白紙運動」上。該運動的一個直接訴求是放棄清零，放開管控。習近平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會談中，也承認年輕人因為在三年疫情中的挫敗感而走向街頭抗議，實際等於承認清零抗疫失敗。鑒於習時代對社會的嚴密管控，「白紙運動」毫無預兆的突然大規模爆發，對習的心理衝擊會相當強烈，這可能直接促成了當局放棄清零政策，以回應民意。 不過，來自經濟的壓力或許是一個更深層更關鍵的因素。不妨假設，如果中國經濟表現得不錯，像印度或者越南那樣保持強健增長，習對抗議運動的訴求還會退讓嗎？估計很難。 一個多月前，我曾預判，倘若中國經濟在第四季度表現尚可，很可能明年兩會後才會放開疫情控制；而如果不見好轉，最早在二十大後，最晚在明年一月才有可能放開。我之如此判斷，是因為如果經濟形勢好，那麼在習看來，他這套清零做法是對的，能夠做到防疫和經濟發展兩不誤，就像在德爾塔病毒階段他做的那樣。在抗疫第一階段，中國採取的封控措施既控制住了疫情，同時經濟又快速恢復，被認為是國際抗疫的所謂「優等生」，正是這個認知讓他遲遲不願放棄清零，至少是原因之一。可如果經濟形勢惡化，說明他魚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想法是無法實現的，註定要捨棄一頭。而就對社會的影響和他個人權力的穩定性來說，保經濟顯然比保清零重要得多。 對習來說，不幸的是，今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表現得會非常糟。一季度因為上年同期的經濟增速實在太低，有較高增長；二季度由於上海封城，經濟幾乎停止增長；三季度有所好轉，恢復增長態勢，儘管增速仍然很低。當局把希望寄托在四季度上，假如疫情沒有反覆和各地的隨意加碼封控，四季度出現四個百分點的增速是可能的，全年雖然達不到當局制定的5%的增長目標，但應該能實現3.5%的增速。 然而，四季度經濟形勢比當局預想的要壞得多。按照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等五位經濟學者在新11條公布前寫給當局要求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一文披露的數據，10月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全面下滑，基建和製造業投資雖有韌性但也增長放緩，跌幅較大的是地產、出口和消費。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0.5%，比上月下降3個百分點；房地產銷售金額同比-23.7%，比上月下降9.5個百分點；出口（以美元計）同比-0.3%，比上月下降6個百分點。解決就業主力的小微企業尤為困難。10月，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高達17.9%，實際情況可能更嚴峻。而受經濟不景氣和企業裁員影響，大學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11月的情形更差，大、中、小型企業經理人指數PMI分別為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1.0、0.8和2.6個百分點。可見，再不放開封控，四季度經濟增速會比三季度大幅下降，並影響明年的經濟發展。 中國銀行的一份內部研究報告也透露，今年前八月，地方廣義財政預算缺口達10.2萬億元，遠高於中央廣義財政預算缺口的6萬億元，較上年同期擴大 65%。分省看，除山西、河南財政收支缺口分別縮窄15.9%、0.3%，其他地方財政收支缺口均出現一定程度的擴大。其中，浙江、北京、廣東三大經濟強地財政收支缺口擴大幅度最大，分別達 1619.2%、293.9%和 102.7%，上海財政盈餘則較上年同期減少79.2%。報告把地方財政預算缺口擴大歸咎於疫情衝擊超預期，以及土地市場低迷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行。後者其實也受前者的影響。財政收入端持續承壓，支出則不斷擴大，僅衛生健康支出佔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前八月保持在8%左右，高於歷史同期。報告也指出財政壓力過大的三個後果，一是違約風險上升，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債券餘額占收入的比例接近財政部劃定的120%的警戒線；二是制約基建投資增長，削弱政府促進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能力；三是公共部門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阻礙。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習近平才不會在乎經濟的好壞，保權才是他最看重的。如果說，在習權力尚不十分穩固，而經濟下行速度又不是很大，沒有對政府能力的行使造成太大影響下，他優先關注的是自身權力，就像疫情前一樣；那麼，現在他三連任了，並且組成了一個清一色的「習氏內閣」，權力意志在高層得到毫無阻礙地貫徹，可經濟卻一塌糊塗，不但影響到他要將中國力量推向全球的擴張計劃，而且已經影響基本民生和社會穩定，很可能對他的政權帶來較大衝擊，這種時候，他怎麼可能不把經濟作為政府工作的重心？ 有人也許還會質疑，中國經濟真壞到這個地步了嗎？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否則姚洋等官方學者不會在此時呼籲當局放開清零，並建議將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5%以上，以向各級官員重新發出政治信號：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習想做有為「君主」，二十大提出了所謂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要為人類探索出另一條現代化道路，不管這條道路有多少虛的成分，但有一點實打實，即民眾普遍過上現代化的生活，沒有這一點，中國式現代化就是扯淡。 所以經濟是一個硬指標。而現在經濟衰退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財政危機。其他的不論，按照前述中國銀行的報告估算，若常態化核酸檢測覆蓋9億城鎮人口，則全年將帶來0.7萬億左右財政支出，對地方政府而言，這是一筆格外的負擔。中國縣鄉一級政府財政早就破產，拿不出錢來支持核酸檢測。這也就是山東等地為什麼要靠發債建方艙醫院。但債務遲早是要返的，如果到了中央政府都要大量借債度日，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概率就很高。而如果清零再持續半年，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出現。 經濟是根本，這話對任何政府都適用，對中共尤其重要。自毛之後喪失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後，中共事實上把政權的合法性放在經濟增長及由此帶來的國家強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雖然在習上台前的30年在某些階段會有偏差，但總體保持了這個趨勢。習的前五年曾經一度也想在經濟上有所作為，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中國改革的總規劃，要實施供給側改革，並親任中央深改組主任一職，但反腐和集權打擊了官員的積極性，讓他的改革計劃泡湯。在後五年，由於中美關係的惡化和對抗，以及確保二十大三連任的順利，習的重心轉向保權和應對國際社會的壓力，期間發起了對資本史無前例的打壓。尤其是疫情三年，各級政府忙著控制疫情，雖然習提出要經濟發展和防疫兼顧，但事實上做不到這點，強行清零封控的代價就是經濟的徹底熄火。 但習過去十年對中共的改造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對權力意志過於迷信，以為有自己的領導，加上中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和動員能力，只要想好了目標，雖然可能會有一些曲折，可最後沒有什麼不能做到的。他的反腐、對資本的打壓以及中美貿易戰，都強化了他的這種認知。在疫情發生後，他也認為憑著他的強大權力意志，可以控制疫情，馴服社會，馴服經濟。但他這回失算，經濟的理性、經濟的邏輯和經濟的力量比他個人的權力意志強大得多，原因很簡單，經濟服從的是最赤裸裸的利益計算，是最基本的市場規則，從來沒有人——哪怕號稱偉大領袖——和經濟規律對抗不一敗塗地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是一個關於國家公信力永久喪失的政治學理論，起源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Gaius Cornelius Tacitus），意指一個國家或統治者喪失了誠信與名譽，無論如何發言或處事，人們都會給予否定的評價。換言之，塔西陀陷阱就是指國家與領導人的信任危機。 中共向來奉行「無道德尺度」的外交，以各種利益誘惑為包裝的掠奪外交。例如拉攏和支援軍事獨裁政府，協助其鎮壓國內異議人士，以債務欺壓弱小國家，逼迫其以稀缺資源與戰略要地作為償債。這種耍賴、利誘加脅迫的外交惡習，已被國際社會所揭露和看穿。實際上，長期以來北京試圖輸出「北京模式」，以及習近平不知所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試圖以專製取代民主，以中共教條取代普世價值，如此「司馬昭之心」已經惡名昭彰、無人聽信。自2012年以來，中國「全球掠奪」的戰略野心已經充分暴露，並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八方樹敵的地步。未來，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厲的國際孤立－塔西陀陷阱。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虛假性 2013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時宣稱：「我們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推動全球治理系統的改革」，隨後，「一帶一路」開始啟動。 推動全球治理系統的改革，好大的口氣！實際上，這種以融資和貸款為手段，表面上援助各國從事基礎建設，從而掠奪與壟斷他國經濟資產的「一帶一路」，已被國際社會認定為一種征服世界的「新殖民主義」，一場國際經濟詐騙。中國因此被形容為「吊燈里的巨蟒」。 法國漢學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說道，中國一直想摧毀美國，所以需要建立一個「新霸權」，一個足以平衡和削弱美國及其盟友權力的霸權。實際上，習近平就是以「四處撒幣」的方式，收買各國成為中國的附庸，掠奪各國的稀缺資源與戰略要地，製造無數的「債務陷阱」，試圖建立一個向中國俯首稱臣的「新絲綢帝國」。 事實勝於雄辯。無論習近平如何辯稱「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合作的平台，不以實現任何政治議程為目的」，無論習近平如何泡製糖衣，宣稱「一帶一路」必將創造合作雙贏。實際上，人們已經識破這種「習式語錄」，不僅無人相信，甚至斥之為詭辯話術。連帶地，所有中國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國際社會無不給予「中國陰謀」的論斷！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如今已是各國民眾普遍的共識。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6月發布一項19國民眾對中國看法的民調報告。結果顯示，平均68%民眾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79%民眾認為中國的人權問題嚴重，72%民眾對中國的軍事擴張感到憂心。在一些國家中，對中國的負評甚至維持或接近歷史新高，日、澳、瑞典、美、韓的比率均超過8成，分別為87%、86%、83%、82%與80%。 對中國形象的負評其來有自，而且越積越深，有如鐵板釘釘。2022年1月，一個被視為「中國永遠的恥辱」的徐州「鐵鏈女事件」爆發，這是成千上萬「婦女拐賣」事件中被披露的一樁。這一慘無人道的事件，不禁令世人質疑，中共治下的中國難道是一個「道德真空」的社會？良心蕩然無存，人性烏黑如墨？無論中共如何淡化、辯解、封鎖，都已無法解除世人對中共的道德控訴。 2007年由中國導演李揚拍攝的電影《盲山》，揭露了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的人口拐賣問題。這部電影除了批判中共「一胎政策」的惡性結果，還揭露政府包庇、官黑合夥的「拐賣黑洞」，被視為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指標。另外，中國是世界上「失蹤兒童」最多的國家，截至2020年，有超過100萬的兒童或青少年，莫名的消失無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大外宣」已成「大欺騙」 過去幾年，中國的「大外宣」確實贏得不少收益，騙取了許多國家的信任。然而，近年來，中國持續以國內的意識形態邏輯，進行一種適得其反的「逆宣傳」，也就是採取與西方主流價值或公眾判斷相反的論述，對西方群眾進行「硬灌輸」，例如，中共外交部發布美國才是「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假消息，一場《大翻譯運動》揭穿了中共在俄烏戰爭中的虛假立場，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厲言恐嚇，統一之後要對台灣人民「再教育」，這些言論等於自己破壞官方話語的可信度。又如TikTok社交平台對世界的「紅色滲透」，被美國國會議員斥之為「數位芬太尼」（digital Fentanyl），等同於「資訊毒品」；另一方面，中共限於自身八股式、僵硬化的宣傳格式，對中國自身的事物進行「反事實」的美化敘事，對國際批評中共之言論過度敏感與激進反擊，早已使西方群眾產生厭惡與排斥。 中共雖然大力推動「大外宣」，以強硬和傲慢的態度強力灌輸所謂「中國故事」；但實際上，最重要的閱聽對象還是國內長期被洗腦的群眾；這是一種「出口轉內銷」的意識形態教化策略，藉此鞏固和強化對中國人民的思想控制。這種虛假的大外宣，例如假借宣揚儒學和華語教學之名，暗中輸出共黨教條的「孔子學院」，已被西方國家視為文化侵略和「長臂洗腦」，進而揭發中共的文化面具與虛偽宣傳，大外宣逆轉成了「大欺騙」。 中國的「長臂管轄」─海外警察局 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非政府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2年9月發布一份《110海外：中國跨國警務失控》（110 Overseas: Chinese Transna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的報告，揭露中國在全球至少30個國家設置超過54個「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以處理護照換新服務為名義，實則是為了監管海外中國公民，追捕海外異議人士，脅迫他們返國受審。截至12月，「保護衛士」進一步揭露，已在全球發現100多個未經申報，俗稱「海外警察局」的組織。換言之，中共經常指控美國所謂「長臂管轄」、「干涉內政」，實際上，最善於此道者正是中共本身。 然而中共當局嚴詞辯解，聲稱這些設施是「行政中心」，旨在幫助中國僑民完成更新駕照等任務，並提供因為新冠疫情而中斷的其他服務。中共甚至反咬西方炒作緊張情勢，抹黑中國。實際上，所謂「僑民服務」皆可由大使館、領事館、僑社等等提供協助，無須中共警察跨海支援。換言之，中共的辯解，一樣無人聽信，被人斥之為無稽之談。因為中共長期騷擾、迫害異議份子的惡行，天下皆知，人們普遍認為中共的辯解正是對其自身惡行的確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在12月6日對中共的辯解提出反駁，指稱中國官員將手伸至海外，在世界各地騷擾、監控、威脅人民，包括逼迫在美國批評北京當局的人士閉嘴噤聲。 中國已陷入「塔西陀陷阱」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在其所著《塔西陀歷史》一書中說道：「皇帝一旦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無論做了什麼好事或壞事，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此即「塔西陀陷阱」一語的由來。換言之，國家誠信與國家形象至關重要，一個政府和領導人一旦失信，無論對錯，都將受到懷疑與憎惡。難以想像，古羅馬的歷史錯誤與當代中國的危機，竟是如此不約而同、殊途同歸。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在白紙運動和經濟停滯的壓力下，習近平不得不採取放開的政策。於是中國各地政府和宣傳機構，都開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全面放開。這一下子疫情突然爆發，情況非常恐怖。總之就是從讓人無法忍受的清零災難，一下子跳到了同樣讓人無法忍受的疫情大爆發。中共官方酸溜溜地說這叫作什麼群體免疫，其實就是對人民不負責任，讓你們一次死個夠。 什麼叫群體免疫？這是在古代沒有預防辦法的情況下，等到大多數人都感染了瘟疫，死人死得差不多了，沒死的人也有了抗體之後，就群體免疫了。而人類發明疫苗，就是為了在不死人的情況下也能獲得免疫。在有疫苗的時代還說什麼群體免疫，要麼是無知，要麼就是殘酷無情。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有了疫苗可以防止大流行，為什麼居然從清零走到了突然放開呢？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清零政策讓一眾官商結合的科技官僚們發了大財。在國產疫苗無效的情況下，不進口更有效的西方疫苗，是維持疫情賺大錢的條件。所謂的清零，就是習近平相信群眾運動的那一套，可以抵消病毒的傳播力。人定勝天嘛。那些賺了大錢的科學家們把小習忽悠得五迷三道。 在白紙運動和一些大商人的提點下，小習終於發現自己受騙了。一怒之下又不敢得罪大商人，於是就怒氣沖沖地對著老百姓發怒；你們要放開我就給你們放開，給你們點顏色看看。沒有任何提前的措施突然放開，疫情必然會爆發。這下他和那幫清零派們可以得意洋洋地指責別人了，以此證明奴役人民的清零政策無比正確。 結束清零政策就必然會導致爆發嗎？從大多數國家的情況來看並非如此。在疫苗普及、疫情逐漸下降的情況下，逐漸解除防疫措施，在防疫和人民的生活之間謹慎地保持平衡，是他們放開防疫也保護了經濟的成功經驗。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經濟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自由的生存環境是人類以至於哺乳動物所追求的，但也不是唯一不可或缺。在人類生活的所有需要之間保持平衡，然後進步增長，才是正確的目標。 共產黨的專制不是正常的規律。他們的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在讓人民勉強活著的前提下，第一必保的項目是統治集團的權力穩固。共產黨轉化為官僚資產階級政黨之後，再加了一個項目，就是要保障官僚們和資產階級能夠充分剝削老百姓。這次疫情三年，老百姓窮了，中國窮了，大資產階級卻擴大了陣營，而且更富有了。這個結果充分證明了所謂的習式防疫的真正目的。政權的性質是一小撮人的專制，結果必然和民主政治有雲泥之別。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憑什麼要關心你們窮人呢？ 大家會問有什麼措施可以挽回局面呢？我覺得第一就是改變小習報復泄憤的態度，認真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 第二就是採取緩慢放開的措施，不要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把局勢搞得越來越糟。你那個地方搞糟了，不但對老百姓是災難，對你們的官場前途也會是災難。甩鍋的時候你們就準備當替罪羊吧。 第三就是國產疫苗效果差也不被人民所信任，那就進口效果最好的外國疫苗與藥物。在獲得老百姓信任的前提下，加大防疫的效果，然後逐步放開隔離措施。 所有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立即結束野蠻的封控。讓人民像人一樣生活，而不是為了黨的目標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災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嚴格說來，中共政權的所謂「江澤民時代」是從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後才正式開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時間（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澤民與「太上皇」鄧小平之間因為還隔著一個「攝政王」楊尚昆，總書記的日子過得比他的前任趙紫陽還要委屈、窩囊。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刊登和播出的上篇文章《中共十四大前江澤民不堪回首的「兒皇帝「經歷》中回顧了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掌聲中從自己政治局委員的座位上走到過去趙紫陽坐的地方,張嘴冒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必要的謙虛之外,對自己當時的心理壓力之大,似乎並不想掩飾。與其說是「沒有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對挽救政權頹勢實在沒有多大信心。而沒有多大信心的原因之一又是「太上皇」鄧小平當時對他並沒有多少信心，故在自己與這個「兒皇帝」之間安插了一個「攝政王」楊尚昆。 說起來，戰爭時期的軍旅經歷幾乎全部是「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時期也從來沒有獲授過軍銜的楊尚昆本來只是被鄧小平啟用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正式開始於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當時產生的那屆中央軍委委員會人選為主席鄧小平、副主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楊尚昆。雖然楊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後一名,但他卻又是常務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秘書長。 5年之後,1987年11月召開的十三大上產生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仍然是鄧小平任主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趙紫陽之後的楊尚昆仍然是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十三大開過之後,楊尚昆的胞弟楊白冰被任命為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這一來,本來就對楊尚昆主持軍委工作多有不服的軍內老將簡直就是怨氣衝天。據傳張愛萍(前國防部長)當時曾經議論說:楊尚昆既無軍功,更不懂軍隊現代化,讓他當軍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軍委工作不能服眾。現在又把楊白冰抬出來主持軍隊政治工作,我看楊尚昆是想讓共產黨的軍隊姓楊。 自此,「楊家將」的說法開始向外流傳。鄧小平則在一次黨內高層會議上主動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楊白冰主持總政工作的。鄧小平還表示:對此,尚昆同志是有顧慮的。是我鼓勵他不要怕嫌話太多,「內舉不避親」嘛。 當時,鄧小平的這番話曾被寫進中央文件並向下傳達。可見,當年中央軍委內「楊家將」的形成,並非楊尚昆本人的過錯。此其一。其二,當時以張愛萍為代表的一大批老軍頭,之所以對楊家兄弟滿肚子的不服氣,除了看不起他們兄弟二人均為「政委」出身,沒有領兵打仗的經驗,更因為這些老軍頭當時個個不服老,對鄧小平的幹部年輕化政策心有不滿。牢騷不敢發到鄧小平處,只能拿楊尚昆出氣。可見在整個鄧小平時代里,楊尚昆一直是在帶鄧小平受過。 至於「六四」鎮壓問題,其實在八九「動亂」之初,楊尚昆不但非常維護趙紫陽,而且也十分贊同趙紫陽對學潮的軟處理主張。但此後楊尚昆與趙紫陽表現的最大不同,就是楊尚昆在號准鄧小平的政治脈膊後,立刻便全力維護鄧小平的「太上皇」形象。雖然「六四」鎮壓的整個決策過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謎,但僅僅從已經披露出來的權威信息(比如《許家屯回憶錄》中的相關內容),或者將1989年4至6月間中共官方報道中關於楊尚昆及李鵬的言行作一對比,就應該相信當時的楊尚昆在是否採取鎮壓決策的問題上,還是相對背動的。 回顧1987年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當時新產生出的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趙紫陽本人在內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來的李鵬、喬石、姚依林加上新「當選」的江澤民、李瑞環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數制，就是因為還有一個代「太上皇」攝政的楊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開，楊尚昆一直都是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出席者。 從江澤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對外報道中的領導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顯看出鄧小平的這一用意。趙紫陽實際上已經下台至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只要有楊尚昆與李鵬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機會,楊尚昆的名字從來都是排在最前面,雖然他在黨內的職務僅僅是個政治局委員。而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央領導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澤民第一、楊尚昆第二,接下來才是李鵬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1989年10月1日,黨內眾元老與黨政軍在位領導人共同登上天安門城樓「舉國歡慶」的那則新華社統一報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順序依次是:江澤民、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陳雲……。楊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鵬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還排在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職於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人士分析說,雖然他本人並沒有看到,但根據他自己的經驗,鑒於楊尚昆在「六四」鎮壓之後一直到十四大召開一直是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當然出席者,相信江澤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曾經就楊尚昆這一特殊地位有過一紙內部決議,就象十三屆一中全會就鄧小平在黨內的特殊地位有一紙不對外公開的決議一樣。 正因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閉幕當天,由新華社統一發稿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照片中,除了「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個人的單人照片,還特別配發一張集體合影。集體合影由七人組成,楊尚昆居中，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六個「調整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楊尚昆兩邊,照片說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同志合影」。用在黨報上發表領導人集體合影的形式對外表現照片中每個人在黨內的實際地位,又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大發明創造。自此,便開始了中共黨史上楊尚昆代「太上皇」攝政的一段特殊時期。 江澤民剛剛上台時，接替還的只是趙紫陽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3個月後的1989年9月下旬，鄧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見政治局常委們時,著重討論了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問題。談到退的方式問題時,鄧小平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同楊尚昆同志談過,越簡單越好」。可見,如此最重要的問題,鄧小平當時都是先找楊尚昆商量好計策之後,才再向江澤民等政治局常委們交待的。 1989年10月,鄧小平又同楊尚昆交待說:我現在的身體情況好像還不至於馬上去向馬克思報道,但我不起帶頭作用不行。所以以後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現在比過去的擔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帶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畢,鄧府管家王瑞林才傳旨將等候在外院的江澤民召進會客室。當鄧小平向江澤民表示要他接任軍委主席時,江澤民當即誠惶誠恐,再三表示推辭。鄧小平說:要你干你就干,推辭的話不要再說。歉虛的話說兩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說。你不要擔心,我們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體最好,他現在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是能為你把好這個關的。 由以上回顧內容可見，當時的江澤民雖然已經被鄧小平捧為「第三代領導核心」,但實際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力還不及在他之前的趙紫陽。「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雖然是用黨內「共識」的方式,討論決定重大原則問題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時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這樣的內容寫進了內部決議,並由此決定了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時時處處都要聽命於鄧小平的政治差遣,隨時都要看著「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當時楊尚昆的權力,僅僅限制在他以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身份代鄧小平主持軍隊工作的層面，並沒有在鄧小平和趙紫陽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間扮演他日後在鄧小平和江澤民之間的那種「攝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的決議後,江澤民在兼任軍委主席的就職演說中,除了把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他江澤民在正式出任總書記職務的四中全會上表示過的一番謙虛再次複述一遍,再三強調「沒有思想準備」,「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從心」之外,更強調自己因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學習軍事」。除此而外,還特別謙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擔任軍委副主席,楊白冰同志擔任軍委秘書長,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條件」。 五中全會開過10天後,江澤民的這番講話被新華社發稿,以頭版通欄形式刊登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各大官方報刊上。當時,無論是對楊尚昆不懷惡感,還是對楊家將反感已久的黨內各派,都對江澤民同意把自己的這番「謙虛」表白公之與眾,感覺十分不可理解。特別是把楊白冰也抬舉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覺他江澤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連中共內部人士都把鄧小平向江澤民「交權」的這一戲劇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攝政王『託孤』」。 回想六四鎮壓之前由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雖然同後來的江澤民上台之初一樣,隨時都要受到分別來自鄧小平和陳雲兩方面的左右制衡,但當時他趙紫陽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鄧小平主動提醒他要過問一下軍隊工作時,他從來都是裝傻充楞。 六四鎮壓之前筆者曾到一位時任中央軍委委員的秘書家裡坐客，該秘書透露說，掛名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從來沒在一次軍委會議上露面。 而到了江澤民登基之後,雖說很快就以黨總書記名義兼掛了一個中央軍委主席的虛名,但因為此時的楊家兄弟在軍中的實權甚至超越了趙紫陽時期(趙紫陽時期楊白冰的職務僅僅是總政主任),連軍委副主席劉華清都時時有插不進手的感覺,更何況他一再自謙地表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的江澤民。 更不如趙紫陽的是,楊尚昆在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時期除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為其國家主席的頭銜進行一些純儀禮性的外事應酬,對黨、政系統的工作從來不干涉—-從當時的黨內規矩角度,他也無權干涉。而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後,楊尚昆已經是在手握軍權的同時,還要隨時代太上皇干涉黨務、政務。總而言之,江澤民初入中南海的那兩、三年時間裡,「兒皇帝」的日子還不如當年的趙紫陽過得相對簡單、舒心。 當年海外開始所謂「鄧後中國」大討論中,也有人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把江澤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義為「江澤民時代的開始」。事實上連江澤民本人或許都不敢如此自詡。而要把華國鋒倒台之後的中共黨史詳細劃分的話,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義為鄧小平實際主政時期;把趙紫陽出任總書記至「六四」事件這一段定義為鄧小平垂簾聽政時期;把「六四」鎮壓之後至中共十四大召開之日,定義為楊尚昆代鄧小平攝政時期……,應該說最符合實際。 綜上所述，從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他江澤民便開始了這種「太上皇」鄧小平託孤,「攝政王」楊尚昆弄權的苦日子,忍氣吞聲三年多時間,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開,局面才徹底改觀。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項中爆出的最大「冷門」並不是胡錦濤的入選,而是楊家兄弟的權位一夜之間便從波峰跌落至谷底。而當時的鄧小平之所以下決心犧牲楊家兄弟,當然是江澤民和李鵬告御狀的結果。而江、李御狀內容中最能夠戳到鄧小平痛處的一條,則是楊尚昆暗中對趙紫陽網開一面。 當時,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缺乏信心的鄧小平,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後,黨內會有人在「六四」問題上對他進行政治鞭屍,所以在江、李拿出楊尚昆與趙紫陽之間「政治界線不清」的證據之後,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權里當年的「倒楊」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雖說從字面上對楊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質上絕對是這麼回事。而曾經不被江澤民所包容的喬石、田紀雲、萬里,包括李瑞環在十四大人事換屆後的政治出路,無疑是鄧小平的「高鳥盡,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澤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惡浪聲中隨波逐流,他鄧小平即使還能作出「九二南巡」舉動,其「北伐」效果也會大大打一筆折扣。「九二南巡」之後,上述人等顯然是高估了鄧小平的政治覺悟,認為大家長這次是要決心恢復「六四」鎮壓之前的黨內、國內政治生態。萬萬沒想到「倒楊」之後江澤民、李鵬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權位,而且還進一步變被動為主動,奪走了喬石手中的政法、黨紀乃至組織大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的主控權;借口兩屆副總理期滿,依「法」令田紀雲離開國務院;借口黨的統戰工作重要,給李瑞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換走了他手中的輿論宣傳領導權;萬里更是被逼告老還鄉。十四大之後,雖然喬石和李瑞環的政治局常委、田紀雲的政治局委員都被保留,但因為新被分配的實際職務都是「二線」性質,與江澤民、李鵬抗衡的政治本錢皆被大大削弱。 總之,仍由鄧小平親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層人事安排的結果,並不是僅僅犧牲了「楊家將」。十四大之後的常委內部分工,政法、黨紀乃至輿論宣傳都歸併到總書記一人手中,決定了江澤民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要想繼續對他行使有效的權力制約,難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澤民才開始成了中共政權黨和軍隊的有名有實的最高領導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這是文革期間寫大字報必須有的起手式，以毛語錄來點題。現在中國防疫政策，從開始的清零到最近大轉彎的鬆綁，都是毛偉大的預見，真的要了人命，可惜還沒有要到黨命。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似乎保住確診者的命，至少中共沒有公布死亡數字，所以稱為習近平的英明政策。至於因為嚴格清零帶來的次生災害，害到其他疾病患者無法獲救而死亡，或者長期被關因憂鬱而輕生，倒是時有所聞。然而因為沒有算在防疫的死亡帳上，所以清零的成績「很大很大很大」，那些次生災害「很小很小很小」（這些也是文革期間肯定毛偉大革命路線的用詞）。因此習偉大的路線突然轉彎，讓人摸不著頭腦。一般認為，因為民眾受不了爆發白紙革命，習偉大只能讓步。然而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共會在群眾壓力面前讓步，不是批判鬥爭就是流血殺戮，這是中共黨史證明過的。因此也有法國媒體認為前一陣習近平到印度尼西亞巴利與泰國曼谷出席國際會議時被感染，因為癥狀輕微很快痊癒，因此覺得沒有必要再大張旗鼓清零而突然政策轉彎。 原先為了宣傳清零的必要性，把武漢肺炎描述得十分可怕，對流感化也不予承認，懷疑是帝國主義的陰謀。如果不清零，中國將有幾百、幾千萬人染疫死亡，從而強迫廣大民眾接受牢獄式的封控生活，房門甚至從外面釘死，完全違背消防政策。然而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誰敢反對，就要誰的命。可是官逼民反，中共20大前有北京四通橋彭立發的造反，20大後新疆烏魯木齊小區大樓大火，出了許多人命，遂在全國各地爆發白紙運動表達民眾「盡在不言中」的抗議。這種「不在白紙中爆發，就在白紙中滅亡」的抗議形式，大概的確使習近平心虛，加上中國經濟斷崖式的下墜，大批人返貧，失業人口大增，中共藉發展經濟取得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動搖，也沒錢去收買其他國家來撐中國的霸主地位，才是迫使習近平政策轉彎的真正原因。 然而政策轉彎沒有向民眾好好解釋，也沒有逐漸適應的過渡期而突然180度大轉彎，導致又有一些原先被愚的民眾難以轉彎，照樣不敢出門，甚至不許子女上學。為此，中共媒體除了大肆宣傳「新冠無害論」，還故意縮小確診者數字。明明周圍確診人數大增，媒體卻說大減，愈發引發民眾的疑惑，到底政府在玩什麼把戲？連習近平的御用文人，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很不以為然。結果清零時是「自己嚇自己」，現在則是「自己騙自己」。黨領導一切，就是這樣領導的：「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逐步理解。」（這是林副主席語錄，也是文革常用句。） 其實根本問題就是中共治國，都是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例如不論是個人衛生，還是集體衛生，都應該是常態式，但是1950年代開始就叫做「愛國衛生運動」。這次防疫，清零也搞群眾運動，一刀切；一封鎖就全部被封，一解封就全部放出來，完全不顧各地的不同條件。國外解封，是施打疫苗到達一定比例的程度，而且逐步解封，哪裡是「一哄而起，一呼而散」？10條、20條相繼而出，是政治局常委與國務院高高在上制定的，是奉習近平一念之間決定的。有沒有計算解封后會有多少人染疫？有沒有足夠的藥品與醫療設施？這些都心裡沒底。新領導人只知道順習近平之意，舊領導人已經準備打包走人，卻被榨取剩餘價值，雙方怎麼可能合作討論訂好防疫政策？尤其解封這麼大事，如何應對大批沒有打過疫苗的民眾，應對只打缺乏有效防疫力的中國疫苗的情況？ 中共靠打家劫舍取得政權，靠改革開放的外資發展經濟，現在習近平以鎖國應付疫情，怎能應付？就是當年的改革開放，由於迷信黨的領導，所以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一放就是貪污、造假樣樣都來，一收就是一潭死水，經濟滑坡。如今還是那個德性：清零一收，把大家關死，現在一放搶葯搶醫，天下大亂。然而不會亂到中央領導人的健保，所以個個長命百歲，老百姓許多可是無辜冤死，或排長隊施打疫苗，排長隊核酸檢測，現在排長隊買葯看病，沒死也是半死。看來全球的感冒藥又要被中國搶光了，不是真不夠，而是有人囤積，再有人倒賣。很快就會有假藥出籠，而且是官商勾結，害死民眾。 現在的混亂局面如何收拾，沒人知道，連天子腳下的北京市也亂成一團，當然中南海除外。騙人騙到自己也不相信，於是以無法統計為名，每天確診人數已經不公布了。以中共監控民眾的無孔不入程度，會無法統計？只是無法掩飾自己的無能與亂象而已。緊接著是春運的到來，人口大流動與病毒大傳染成正比，習近平與天時地利人和打對台，未來情況令人擔憂。然而中共控制媒體與網路，一切都可以是「鶯歌燕舞」。 習近平與中共不會下罪己詔，「偉光正」如何罪己？所有亂象、病人、死人，當然都是外國敵對勢力的陰謀造成的。就如最近廣東在抓白紙運動的參與者，公安的問話是「給你多少錢舉白紙」？中國與印度邊界已經發生武裝衝突。利用愛國主義轉移視線是中共的老套，只是現在的年輕人不一定明白。 （全文轉自光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