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悉尼機場險釀撞機！兩客機僅差數米
2026 年 8 月 9 日
楊紫瓊憑《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的精彩演出，獲金球獎音樂及喜劇類電影最佳女主角，全球鼓掌，而香港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楊潤雄也不遑多讓，憑著「他媽的多重標準」和厚過長城的麵皮，上了大馬、台灣等地新聞，成了全球華人笑話。 楊潤雄不但第一時間衝出來祝賀楊紫瓊獲獎，更說「對於香港演員在國際影壇繼續大放異彩，他感到非常鼓舞」。但楊紫瓊是馬來西亞人，與法國丈夫居於日內瓦，近年拍的多是好萊塢片，從前受訪皆表明「我來自馬來西亞」，怎麼變成「香港演員」呢？「搶人才」不要緊，但身為香港高官，盡在嘴巴上討便宜，毫不尊重人家的國民身分認同，未免丟盡香港的臉。 有人說，楊紫瓊在香港拍電影走紅，叫「香港演員」也不為過。按此邏輯，郭富城也是「台灣藝人」了──他是先在台灣拍機車廣告走紅，然後才迴流香港的。還有納米比亞人歷蘇，當年也在香港拍了幾部賣座片，紅遍亞洲，應該也是「香港演員」吧。認同楊潤雄沒所謂，但請保持標準一致。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楊潤雄怎麼不把楊紫瓊正名為「中國香港演員」？近日港協暨奧委會向轄下體育總會發信，要求7月前在名稱上冠以「中國香港」四字，不然則取消資助、離開奧委會及不能參加國際賽事。據報導，目前港協暨奧委會轄下共有83個本地體育總會，只有17個的名字冠以「中國香港」。 以我觀察，港府對「香港」和「中國香港」的界線，向來抓得很緊：運動員獲國際獎項的，例必稱「中國香港」；出口外國的商品，則誓死跟中國劃清界線。如美國自2020年11月起，要求香港出口美國的產品，來源地須標示「中國」而不能標示「香港」，便遭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丘應樺強烈抗議。丘局長講得很白，「『香港製造』代表優質」，言下之意，「中國製造」代表什麼？ 現在楊紫瓊不是出口外國的商品，而是獲國際殊榮的演員，既然連「香港演員在國際影壇繼續大放異彩」也說得出口，進一步添上「中國」兩字，似乎也很順理成章——但且慢，讓楊紫瓊成名的香港，不是「中國香港」，而是英殖香港。懂了，難怪楊潤雄不敢提「中國」兩字。 世上真正有價值的成就，都來自探索未知的可能性。從前的英殖香港，可以讓很多人成名，因為當時電影業沒什麼紅線，有無限可能，就像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那個天馬行空的多元世界，只有你想不出，沒有你不敢拍。儘管楊紫瓊不是「香港演員」，但我認為她有一番話，很值得今天的香港人細味： 「我樂意去探索新的領域，去開闊眼界，去冒險，去尋找新的體驗。我不喜歡總是被困在某一處，我總想去看世界。想變得更好，唯一的辦法就是走出去。而同時非常重要的是，你得接受自己，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想成為什麼。」 （本文轉自作者臉書）
「人礦」一詞最近在中國的網路空間興起並形成「熱搜」，雖然很快就被中共的網路警察刪除，但依然引起多人的議論和回應。作為一種「況喻」，這是對當前中國庶民生存狀態的真實比喻和描寫。 「人礦」與晏陽初的「腦礦」概念 在「語系」的來源上，「人礦」一詞是和「腦礦」(智力或潛能)一詞並用的。「腦礦」最早出現在1920年代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晏陽初對「海外華工」的觀察與研究。1918年，晏陽初於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立即遠赴一戰後期的法國戰場，為當時在該地從事苦力工作的華工服務。晏陽初發覺，這些被稱為「苦力」的華工，遭受到「人如礦物」的待遇，但他們既勇敢又勤勉、既善良又聰明。他們之所以命賤如紙，只是因為缺乏教育，缺乏對「腦礦」的開發。返國之後，晏陽初決定終生致力於平民教育，致力於開發這些「人礦」的「腦礦」，此即「人礦」一詞的由來。 「人礦」與「腦礦」，在晏陽初一生的志業中，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但在今日中國，「人礦」一詞卻被還原其原初的悲慘意義，並用來形容當前中國人的生存境遇。「人礦」一詞於今的意思是，人像似地底的煤礦、石礦一樣，被挖掘、提煉，然後像煤渣一樣被丟棄，沒有生命、沒有尊嚴、沒有靈魂。只是一種任黨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材料或「無機之物」，一種「非人性」或「不準自由思想」的存在物。有人甚至認為，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人只是替黨國創造GDP而存在，只是中共的廉價勞力與剝削工具。在今日中國，「人礦」有時候用來具體指涉「低端人口、「農民工」或「鼠族」，是中國一個「抑鬱社會」(melancholic society)的具體寫照。 「人礦」的近似詞：物化、異化與對象化 「人礦」一詞反映的是當前中國人民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與「韭菜」的含意很接近，但韭菜至少「春風吹又生」，「人礦」卻是「用完即丟」，曝之於荒野之上。「人礦」也與另一些哲學名詞－「物化」(reification)、「異化」(alienation)、「對象化」(objectification)很接近，與黑格爾(G. W. F. Hegel)《精神現象學》中缺乏自我意識的「卑賤意識」也很接近，也就是把人當作勞動剝削的「物」、「物件」、「物在」，可以任由他人控制、分解、操弄、改變、轉型、交換、消費、生產…的無機之物。 在魯迅的文學作品中，有一個原型人物叫「阿Q」，許多人以「精神勝利法」來形容阿Q的人格特徵。實際上，阿Q深層的意義在於一種「自我卑賤化」。如果結合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個體心理學來看，其實更是一種「自卑情結」和「自我陌生化」，也就是失去自我認識與權利覺醒的能力，甘於被操縱、被愚弄。目前存在於中共網路空間里的「粉紅」，就是這種阿Q人物的現代翻版。我把這些粉紅稱為「網路人礦」、「鸚鵡學舌」或「虛擬蠕蟲」。 中國的「人口卑賤論」──人以多為賤？ 自中共建政以來就不斷宣揚階級鬥爭論、唯意志論、無神論等等，讓多數的中國人缺乏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中國是世界上棄嬰、收養、兒童失蹤、婦女拐騙、器官買賣最多的國家，換言之，生命可以任意丟棄或買賣。例如中國在疫情擴散並爆發大量死亡之時，甚至產生中國人「自我作賤」的論調，宣稱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死了幾百萬人甚至千萬人，在人口比例上還是少數的！為了跟美國比誰死得比較多，連這種「人口卑賤論」－人以多為賤－都說得出口！這就是一種對生命價值的低賤化，一種道德缺位和情感匱乏的表現。在文明國家，一條命就是一條命，人的價值絕不是用數量或比例來衡量，因為「生命無價」！ 中國只有「人民」，沒有「公民」 實際上，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只有「人民」，沒有「公民」。在西方世界，公民是一個「憲法主體」，每個公民都是享有法律保護、自由思想與人格尊嚴的「獨立主體」。「人民」則是從思想到行動都必須忠於共產黨的空洞的、沒有靈魂的群體，即使數量龐大，也是承受政治壓力下的「缺位者」。至於在人民之外的，就叫做「份子」，例如反革命份子、反黨份子、敵對份子等等，乃至於知識份子都以「臭老九」來對待。另一方面，自中共建政以來，就不斷在人民內部製造階級敵人，例如「地富反壞右」的「劣等分類」。這種階級敵人就像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牲人」(Homo Sacer)，一種處於「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沒有尊嚴與地位，一種「殺之無罪」的低等人。 在「動態清零」政策失敗之後，中共提出了所謂「防疫新10條」。實際上，這是一種通過「應陽盡陽、應染盡染」的冒死策略，達到「全員染疫」而取得「群體免疫」的效果，也就是儘快讓全中國人感染病毒以達到「快速過鋒」的目標。這種以大量死亡換取集體免疫的做法，不是什麼「防疫新方針」，而是「催命新方針」。這又是一種「人口卑賤論」的表現，也就是「視百姓如糞土，視萬民如芻狗」的暴政心態。 「人礦」──對「生命暴政」的無聲抗議 解除「人礦」的宿命與枷鎖，在於「醒覺」(awakening)，在於從卑賤意識向高貴意識的辯證轉化。然而，在中共的「腦控體制」之下，在「粉紅群體」的自我卑賤化之下，距離這種自我醒覺的目標還很遙遠。 從「人礦」一詞受到感應和議論，一個錐心刺骨的況喻和描寫，反映了當前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寒蟬/躺平/犬儒主義」的「抑鬱社會」。一方面，不要講話、不要表達、不要訴苦、不要抱怨，如果一定要講話，也只是「講假話」，因為假話是安全的，說真話是危險的，因為「舌頭會給你添麻煩」！至於所謂「犬儒主義」(cynicism)，我稱之為一種「政治極簡主義」；這裡所說的「極簡」，不是簡單或簡易，而是寒蟬化、靜默化與荒原化，一種對「生命暴政」的無聲抗議，一種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嘲笑，一種「反諷的人生觀」。一句話，一個看不到希望的社會。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日前，偶然讀到一則新聞（下單中國監獄生產血汗手套 Milwaukee Tool等美商恐遭訴訟 – 新聞 – Rti 中央廣播電台），讓我立刻想起《求救信》（Letter from Masanjia）這部紀錄片。 2008年初，北京奧運在即，中國開始嚴厲打擊異議人士，於是，未經過正當法律程序，法輪功學員孫毅被安上「擾亂社會秩序」罪名，判處勞教2年半，被關在中國瀋陽市「馬三家勞教所」（Masanjia Labor Camp）。他與其他犯人在惡劣的環境下超時工作，製造萬聖節裝飾品。從印著英文的包裝箱，孫毅猜想，那些裝飾品應是賣到西方國家，於是決定揭露勞教所嚴重剝削囚犯的實情。 千辛萬苦，孫毅得到了紙和筆，小心翼翼把它們藏好，在夜深人靜時，側身躺在床上，戒慎小心地，用英文夾雜一點中文，慢慢寫下一字一句： 「先生： 如果你偶然買了這個商品，請把這封信轉寄給國際人權組織，好幾千人在這裡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迫害，我們會永遠感激在心。 這個產品是在中國瀋陽馬三家勞教所第二部門八大隊所生產。 在這裡工作的人，每天必須工作15個小時，周六，周日不能休息，也沒有任何放假。不服從者，會遭受酷刑、毆打和言語暴力。幾乎不付工資（10元／1個月）。 在這裡工作的人，平均受罰1至3年，都未經法院判決（非法懲罰）。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法輪功學員，他們是完全無辜的人，只是因為他們對中共有不同的信仰。他們往往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懲罰。」 孫毅在包裝裝飾品的過程中，偷偷地把信放進去，一共約送出了二十封信。 2012年，住在美國俄勒岡州、在非營利組織「善意企業」（Goodwill）之汽車捐贈部門擔任經理的茱莉．齊斯（Julie Keith）拆開在儲藏室放了兩年的萬聖節裝飾品，意外看見孫毅沒有署名的信。震驚萬分的她，透過臉書，也嘗試聯絡「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再與「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波特蘭辦公室聯絡，最後找了《奧勒岡人》（The Oregonian）。聖誕節前夕，這家成立於1850年的報紙，以頭條新聞報導了求救信的故事（Halloween decorations carry haunting message of forced labor – oregonlive.com），旋即，CBS、ABC、NBC、FOX NEWS、CNN等美國媒體都想採訪茱莉．齊斯（CHINA: MAN’S CRY FOR HELP REACHES U.S.THRU LETTER – YouTube）。 終於，孫毅的求救信被世界看見，而且，網路翻牆的中國人也因此知道了這件事。2013年，中國雜誌《Lens視覺》4月號調查報導了「走出『馬三家』」，雜誌立刻被暫時停刊，不過，許多中國人持續抗議。最後，因國內外壓力，中國共產黨政府只好採取行動──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勞動教養制度是在1957年、毛澤東主政的時代為關押政治犯所建立的，在孫毅的求救信引起國際關注的2012年，媒體報導的勞教所數量約在300至350間，而被關押的人數則有5萬至16萬間的不同說法。《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的報導（China to Abolish Harsh Labor Camps (businessinsider.com)）還提到，每年約處死4000人。不過，有兩件肯定的事實：不必經過審判就能將人關押（約3至4年），並以酷刑逼供或處罰。 孫毅就被五馬分屍般地持續掛著一兩個禮拜（稱大掛），每次痛昏過去，就被放下來，監獄管理人員按摩松骨後，看他醒過來，呼吸也恢復正常，就再弔掛起來。後來，獄方發現此法竟然無法讓孫毅屈服，改成把他24小時吊直掛著，只要打瞌睡，膝蓋一彎，手腕就被劇烈拉扯，痛苦逾恆，而因為無法休息，最後搞到神志不清，又笑又哭，小腿和腳都變得非常粗大，如象腿一般。孫毅被這樣弔掛了一年多。 監獄管理人員其實也是囚犯，即利用囚犯管理囚犯；當初看守孫毅的人在《求救信》里表示，如果孫毅好過，他就會不好過，可是孫毅不是對國家社會有害的人，只是有自己的想法和信仰。說著說著，他激動留下眼淚地說，他和孫毅並不認識，不是朋友，但任何有良心的人，若看到他這樣被折磨，都會非常心酸，也沒辦法看下去，孫毅的遭遇，只有在日本軍人折磨中國人的電影里才看得到，但現在，中國人折磨中國人，真真切切地發生了。 這個「中國人折磨中國人」至今仍存在；2013年中國共產黨政府對世界宣稱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是面對國內外的輿論批判的不得不，事實上，一些國際媒體也不相信，認為中國只是廢掉這些勞教所（地點），轉移到別的地方繼續實行勞教制度。 2010年代，「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記者法蘭克．蘭菲特（Frank Langfitt）在中國待了一段時間，寫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平民百姓的故事，也追蹤報導了中國黑牢與勞教所；不論是學校、精神病院，甚至汽車旅館、酒店，都可以改成黑牢（For Complainers, A Stint In China’s ‘Black Jails’ : NPR），而勞教所蓋得就像一般民宅，2014年法蘭克．蘭菲特就開車到了上海市郊的兩處勞教所去看看，兩排路樹、路燈、漂亮的連棟別墅，美得就像高級住宅區（China Ends One Notorious Form Of Detention, But Keeps Others : Parallels : NPR）。 2013年，當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布廢除勞教所，稱釋放16萬人，有人在獲釋的那天，官方派車說要送他回家，卻被送到別的教育中心，繼續囚禁洗腦了半年；也有，犯人的家人與官方人員上演搶獲釋犯人的爭奪戰。所以，勞動教養制度並沒有廢除，而是藏在不同名稱的機構下和可以掩人耳目的建築物里。 2022年4月，被中國關押的李明哲被釋放回台，他於記者會就談到自己被關在「赤山監獄」，但其實是強制勞動的奴隸工廠，每天工作11-12小時，過年四天外，從來沒有休息日，連教育日有時都會被監獄要求加班，這與10多年前孫毅在「馬三家勞教所」生產萬聖節裝飾品的情況有什麼不同？只是李明哲做的是不同的東西，如：美國知名品牌Milwaukee Tool的手套。 致力於推動中國弱勢群體平權、廢除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的中國沙富能 NGO 機構創始人程淵，現在也被關押在「赤山監獄」。根據其妻子施明磊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投訴的信（程淵妻子施明磊就赤山監獄的強迫勞動問題致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女士的公開信（中英文） – 公民權利網 (cncivilrights.com)），「赤山監獄」犯人還製作鞋底和電子產品，而且，勞動環境充滿有害化學氣體和塵粉，讓犯人患上永久的職業病，這也和孫毅在「馬三家勞教所」生產萬聖節裝飾品時的工作環境是一樣地糟糕。 是的，勞動教育制度根本從來沒有廢除，而在2013年路透社報導（China to abolish labor camps, major victory for Xi | Reuters），中國政府盛讚，即將廢除勞動教育制度是討厭此制度的習近平（剛上任中央總書記）的重大勝利，更是可笑的謊言！ 然而，一些歐美企業是那麼天真無知，真以為中國是進步了、現代化了的崛起國家，才會相信自家的產品不是來自勞教所；2012年茱莉．齊斯拿著孫毅的求救信四處求助時，「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 」的波特蘭辦公室，聯絡了販賣萬聖節裝飾品的連鎖百貨公司「凱瑪」（Kmart），「凱瑪」公開發表聲明，表示他們與這些中國勞教所並沒有合作契約，因為這是違法的。但，結果是什麼？ 2022年11月，程淵的妻子施明磊在Change.org發起連署（Petition · Milwaukee Tool: STOP Using Chines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
當年習近平的上位，除了同樣紅色家庭背景的曾慶紅的力挺，還有「團派」出身的王兆國及其他當時已經身屆高位的福建「老領導」們的加持。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曾經的中南海里的「青紅幫」》中已經介紹過了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共中央領導層里的「團派」和「太子黨」曾經被戲稱為「青紅幫」，即胡錦濤為代表的「青幫」和曾慶紅為首的「紅幫」。而當時的李源潮和劉延東則即是「青幫」成員，又是「紅幫」分子。 說此二人是「紅幫」分子，是因為他們都是紅色家庭出身。說他們是「青幫」分子，是因為他們在胡錦濤主政團中央時，即已經在當時的那屆團中央書記處里成為胡錦濤的左右臂膀。準確說地，當年胡錦濤還是團中央二把手，王兆國為團中央一把手時，劉延東和李源潮即已經都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了。而時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李克強被增補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之時，就是王兆國把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交給胡錦濤之日。 二零零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十二屆團中央的第二任第一書記胡錦濤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十二屆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十三屆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新任政治局常委；十二屆團中央的第一任第一書記王兆國連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二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源潮和劉延東新任政治局委員。 與此同時，同為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或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的還有地方省級團委書記和副書記出身的劉雲山、汪洋、王樂泉以及團中央部門負責人出身的令計劃。足見「青幫」在當時那屆中共領導集體中的人馬之多。而「紅幫」背景的習近平在此屆中央領導集體中已經位居胡錦濤黨總書記接班人席位的中選背景，除了我們本專欄過去幾篇文章陸續介紹和分析的曾慶紅和江澤民的關鍵作用，更有他習近平在福建省任職時的幾位「老領導」的竭力推舉，其中之一就是王兆國。 關於當年王兆國進、出中央書記的經歷有很多傳說，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所謂「恩將仇報胡耀邦，陳雲逼鄧小平放棄王兆國」的說法，故事的大致內容是：王兆國是鄧小平在1980年發現的人才。當時，鄧去湖北二汽視察，時任二汽黨委書記的黃振亞給鄧彙報時說，車廂分廠的王兆國在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堅決不批鄧，引起鄧小平的興趣。於是召見王兆國，過後，並向中央推薦王。胡耀邦去湖北視察時，也專門召見王兆國，並安排他到中央黨校受訓。從此，王兆國開始官運亨通。1982年，任團中央一把手時，胡錦濤只是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是他的副手。1984年，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溫家寶是副主任，也是王的副手。 王兆國任職中辦主任時的表現受到胡耀邦、喬石等人的讚許。1985年，44歲時，王兆國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從此，王被認為是未來中共總書記的理想人選。可是，此後不久，王在胡耀邦問題上的表現，使他的個性暴露無遺。在仕途上，也就開始一路下滑。 1987年，胡耀邦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一幫元老對胡發難。在此之際，王兆國乘人之危，揭發胡耀邦的許多所謂「問題」，並將胡上綱上線狠批一通。這件事，讓胡耀邦目瞪口呆，他怎麼也不會相信，這是自己一手提拔並耳提面命，且寄予厚望的「接班人」。據說，胡耀邦最不能原諒的人有兩個。一是主持元老生活會逼他下台的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薄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反黨集團」成員，是胡耀邦親自為他平反，並安排工作。 胡耀邦不能原諒的另一個人就是王兆國。王兆國批胡既無政治道德，又無政治智慧，就連逼胡下台的元老們對他也是輕蔑有加。陳雲看到王兆國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批胡發言後，「搖了搖頭」，提筆批示：「小平同志暨中央常委：此人不適合高層政治生活，建議到基層鍛煉。」經歷了「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對於那些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心中定是別有一番滋味。跟著批示道：「同意陳雲同志意見，找一個好一些的（地方）讓他去」…… 這個故事的前半段大體上符合事實，後半段則錯得離譜。事實上的胡耀邦被黨內攻擊的場合是所謂的黨內生活會而不是什麼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的召開時間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而此會議召開前七個多月，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五月的王兆國已經被迫把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交全給了溫家寶，這個交接班時間不是什麼秘密，有案可查。所以，就連時任中辦主任溫家寶都沒有資格出席和發言的那個批胡的黨內生活會，已經失勢的王兆國豈不是更沒有資格？ 事實真相是，當時的中共黨內元老在逼退胡耀邦之前即有了所謂的「清君側」，王兆國就是「清君側」的第一受害人。第二受害人是郝建秀。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大籌備「人事七人小組」負責人薄一波傳王兆國談話，說是傳達小平和陳雲同志的意見，安排他下基層，到福建省接任省長，十三大上不會繼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自此，等於是正式宣布王兆國被從副國級降為正省級。 而當時安排王兆國不去別的地方而是去福建，則是因為當時的陳雲一心要把時任福建省長鬍平趕在十三大召開之前調離，因為陳雲派往福建接替項南福建省委書記的陳光毅向陳雲哭訴了胡平不配合他的工作。而正是被陳光毅接替了福建省委書記職務的項南，趕在自己下台的前一年，接受了習近平到福建發展。 項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親項與年早年跟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在西北兩度共事。中共建政後習仲勛讚譽項家「滿門忠烈」。項與年去世後，習仲勛為其寫了長篇墓志銘。所以當年的項南調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去廈門任職，也是人之常情。後來習近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自己到福建是「來嘗試對改革、對開放的實踐」。 一九八五年六月習近平被任命為廈門市副市長，九個月後項南被迫離開福建。 習近平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的手下，時任福州市長洪永世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後接受《學習時報》採訪說：1985年6月，我第一次見到他，那是習書記從正定調到福建去廈門報到的前一個晚上。我記得是在福州的老溫泉賓館，當時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同志請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書記和市長陪同，所以我才有機會在他來福建工作的第一時間和他見面。 我們原來並不認識，當時我43歲，算是比較年輕的幹部，而他那個時候更年輕，才32歲。那頓飯吃得很簡單，當時項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湯」，我們都很自覺。項南同志介紹了近平同志來廈門工作的情況，讓我們以後多聯繫。 一個省委第一書記為外省調來的廈門市副市長設宴接風，足見當時的習近平是多麼的特殊。 給習近平擺了接風宴之後，項南即令秘書通知廈門市委，並特彆強調了習近平到廈門的當天正好是他的32歲生日。時任廈門市委書記兼市長鄒爾均安排時任廈門市副市長兼市紀委書記李秀記負責接待。李秀記只帶了一個隨從，這個隨從就是當時剛剛被提拔為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如今已經高就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何立峰。 1985年6月15日，也就是習近平32歲生日的那一天，習近平被李秀記和何立峰接待到廈門賓館。李秀記日後回憶說，他當時讓何立峰安排晚飯時，特別要求廚房加了炒麵線替代「壽麵」，「也算是按照廈門的習俗，給近平同志過了一個生日」。 我們在本專欄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了項南向到廈門視察的鄧小平提出在廈門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習近平到任後，隨即主持自由港的調研工作。 關於習近平在福建的首位老領導項南當年是如何被以陳云為首的黨內保守派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政治打擊的故事，詳見筆者二零一七年五月在本專欄接連發表的《打擊改革派重臣陳雲不擇手段》、《時任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在位時竟如此腐敗》、《當年已經印行的特區貨幣緣何胎死腹中？》和《項南成功勸諫鄧小平擴大特區全面開放沿海令陳雲恨之入骨》等四篇文章。在此不再引述。 當年打擊項南的同時，考慮到當時的省委副書記兼省長鬍平在對外開放上和項南一樣大膽「冒進」，,剛剛調任福建省委副書記職務不久的賈慶林又是項南點的將，所以當時的陳雲與項南之前的福建省委第一書記，時任中組部顧問廖志高等人堅持不同意從時任福建省委班子中就地為項南選擇替身。之所以將時任甘肅省長陳光毅調去，一是因為陳雲愛將、在擔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期間便對陳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為陳光毅和項南一樣，原籍是福建。 而筆者在過去相關文章中沒有介紹過的是，這位項南說起來也是「團派」出身。從中共建政之初項南即在共青團系統工作，先後擔任過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胡耀邦領導的下團中央宣傳部長和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反右鬥爭中被迫去職，據說是時任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做了批示才被保留了黨籍。 1992年，當時已經離開福建寧德地委書記崗位的習近平將在閩東工作兩年的講話、文章結集出版，書名叫《擺脫貧困》。他特地請項南為這本書作序，而此時的項南已因「晉江假藥案「被陳雲指示給以黨內警告處分，黯然離開福建省委數年，回北京創辦中國扶貧基金會，並擔任會長。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開過之後，黨內曾有傳說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本來是江澤民欽點的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就是因為陳雲和宋平安排頂替項南福建省委書記職務的陳光毅向中央密報習近平「喪失政治原則「讓習近平失去了這次機會。所謂的」喪失政治原則「，指的就是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讓老領導項南為自己的書作序。當時習近平這本書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現後，令陳光毅大為惱火。當時的福建省委內部人士也都知道陳光毅對習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進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書記職務被項南的老部下賈慶林接替後，習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立刻明朗起來。 就是因為接替項南省委書記職務的陳光毅對習近平不感冒，所以習近平日後也沒有把他說成是令自己受益匪淺的「老領導」。而排在項南之後，被習近平稱之為在福建的「老領導」的另一位「團派」出身者，即是王兆國。 當年習近平在中共政壇內被進一步重用之前，在福建省的最後一個職務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十四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登基之後，網上曾有一篇《歷任福建省長你能說出幾個？他們背後的故事更驚人！》的文章介紹說：福建第一任省長葉飛「文革」結束後，連續出任了兩屆（第六和第七）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當時的習仲勛同僚。 其實，嚴格來說，葉飛只是中共建政之後的福建省第二任省府一把手。只不過葉飛之前的中共首屆福建省府一把手不叫省長，叫省政府主席。那位中共政權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張鼎丞擔任福建省主席時間不長就調中央工作，先任中組常務副部長，1953年開始出任最高檢察長，官至副國級，1975年被安排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直至退休。 而自葉飛往後，福建省的第六任省長（革命委員會主任）韓先楚，從1983年6月開始出任全國人大副委長，但未任滿一屆便去世了。 而福建省的第十任省長王兆國剛上任時，頭上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頭銜還沒有被來得及拿掉，日後回到北京被恢復了副國級待遇，先是出任了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然後是兩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兩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王兆國之後的歷任福建省長和省委書記中又有多少先後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會本專欄下篇文章中一一介紹。本文要強調的是正是這個「團派」出身的王兆國，在福建省任職時即在省委內部竭力推薦習近平擔當重任，而日後又以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在「比選」黨的主要領導人接班人培養對像時，沒有把自己的一票投給和自己一樣是團中央第一書記出身的李克強，而是投給了「青幫」人選習近平。由此說來，習近平在他政治發跡的最關鍵一步，除了得益於「太子黨」里的大哥大曾慶紅， 也還從所謂的「團派」中獲得了支持力量。更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新年前後，聽到不少有關2023年的預測。說什麼的都有，但是樂觀派明顯不多。特別是私下裡聊天，幾乎是程度不等的悲觀派。因為私下裡說話顧忌比較少，真話就比較多。中國人、美國人都一樣。 綜合一下大家的預測，天下大亂的說法最多。一個主要原因是經濟下滑，而且沒有復甦的樣子。習近平一幫人折騰還不夠，爭權奪利，互相拆台，什麼招數都用上，經濟看樣子不樂觀。工人失業，農民叫苦，窮人更窮，富人返貧。這將是發生在多數人身上的故事。 多數中國人民越來越窮，是個什麼局面呢？古人總結的規律就是窮則思變。變有兩大類，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多的就是變法，按照中國文化傳統比較有效的就是造反。而且民間文化藝術樹立的就是造反的英雄，不大表現說不清、道不明的所謂改革。所以老百姓腦袋裡的窮則思變，大概率就是造反。 造反了，當然就天下大亂。宮廷政變、軍事政變直接拿下四人幫，這種華國鋒模式動蕩最小。但是論者們說到此，往往撫掌嘆息道：更無一人是男兒的中共，不像造反起家的第一代了，誰有膽量敢造反呢？就看二十大上綁架胡錦濤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就是豬狗看見同夥被害，也要掙蹦掙蹦，叫喚叫喚。正是鴉雀無聲，更無一人是男兒，所以習近平才這麼囂張跋扈。 我有一次打野豬，一槍沒打死。那野豬嘴裡噴著血就朝我衝過來了。即使更無一人是男兒，也還不是全都豬狗不如吧。陳勝、吳廣，黃巢、李闖就不說了，什麼李淵、李密之類的應該也不在少數。被壓迫得狠了，窮則思變，親戚朋友都不例外，何況最底層的老百姓。 有精英論證過，農民造反沒有成功的，朱元璋是特例。但是官吏和皇親國戚造反，一般都是在陳勝、吳廣之後，看準了形勢再下手。饑荒和苛政是官逼民反的基本形勢。現在清零的苛政沒有了，爆發的疫情不比苛政差到哪兒去。經濟下滑相當於饑荒，那接近半數掙扎在生存線上的中國老百姓，還能忍耐多久？ 下層人民造反，天下大亂，軍閥混戰對社會的破壞最大。古今中外的案例不勝枚舉。因為獨裁政權之下，沒有大家都認可的領袖，領袖一般只能在混戰中產生。秦朝末年，隋朝末年和明朝末年等等幾乎無一例外。所以大亂一段時間，把社會財產和資源消耗得差不多了，甚至人口都是十剩二三，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十活著，人們才能消停下來。 這都現代社會了，能不能不要這麼慘呢？現代的變革，多數都採用和平演變的模式。台灣模式，蘇聯模式等等，可以避免古代模式的慘烈。但是在共產黨多年洗腦宣傳教育之下，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否決了和平演變的模式。什麼蘇聯教授吃不起黑麵包呀，台灣人仇恨大陸人，而且不當中國人啦之類的說法，阻礙了很多人的思考和選擇。這都是阻礙和平演變的社會心理因素。 最重要的是：和平演變要在最高領導層裡邊開始。在社會壓力和國際壓力之下，他們明智地審時度勢，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必要性，著手啟動和平演變。整個社會才能平穩地跟上來，最終完成演變的過程。這期間並不是風平浪靜，也有慘烈的鬥爭和流血的犧牲。但和天下大亂比較，可以算是和平。 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中更無一人是男兒，他們的最高層是習近平的團伙。想當皇帝的人不會考慮和平演變，只能是背道而馳。習近平他十幾年來幹什麼壞什麼，整個一個爛尾領袖。能走到什麼地步，大家見仁見智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對中國在西藏殘暴的殖民統治熟視無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高級工程師余馳攜家人成功潤到美國。出行時，他兩度遇險：先是在駕車駛出封控小區時，在繞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攔下，警察告知，沒有防疫特別通行證不得出城，經過他的百般解釋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機場安檢時，正好遇到四川發生六點八級地震，安檢機器險些傾倒，航班差點被取消。他們從成都飛到香港，再飛首爾，最後順利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 余馳比我年長兩歲，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慶大學，他還記得六四的時候，在中學當老師的父親夜不成寐、長吁短嘆、痛罵鄧小平。他很小就充滿叛逆精神，小學時在課間操場上大喊「打倒毛澤東」，嚇壞了班主任。但真正讓他深刻認識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參與西藏黨政軍機關及重要企業供暖系統的設計施工。從二零零四年開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飛機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駕車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跡遍布西藏數十個城市和鄉鎮，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國民眾全然不知的真實的西藏。 余馳曾經為當時的西藏自治區主席、後來升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白瑪赤林以及西藏軍區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駐軍高級將領的住宅設計、安裝新式供暖系統。他親身觀察到各級官僚的專橫任性、頤指氣使，極少聽取專業人士意見，自以為是，胡亂指揮，浪費大量勞力和金錢。他們極度腐敗，普通公家單位使用的設備，標準被降低，施工質量也很差，以此中飽私囊；而他們自己家中的設備，卻全都選用進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級官員，不僅在拉薩擁有堂皇的官邸，還在林芝等地擁有度假別墅，同樣極盡奢華。在高級官員家中施工時，他看到其家中堆滿名畫古董——他特別提到一個具有西藏特色的細節：很多高高官和將軍家中儲藏室擺滿一麻袋一麻袋的蟲草，蟲草這種只產於西藏的珍貴藥材，市麵價格超過十萬元一斤，一麻袋蟲草少說也價值數百萬元。白瑪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聲稱，自治區內沒有任何居民、僧人與尼姑自焚，卻又譴責「達賴集團煽動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為」。很多高級官員從西藏離任時，人們送給他們的是「十億某某」的稱號。 余馳利用工作餘暇走訪了很多寺廟和普通藏族人家。他發現，儘管北京聲稱每年都給西藏大筆援建資金，但這些錢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漢族官商據為己有，藏人得到的實惠很少。他去過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根本達不到脫貧的標準。許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財產就是放牧的氂牛，這些氂牛隻能讓他們得到基本的溫飽。從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區，大量青壯年藏族人實際上都是處於失業狀態，賴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對中共經濟上的竭澤而漁和充滿種族歧視的殖民統治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尊崇達賴喇嘛，盼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著達賴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瑪赤林這樣的高級官員，他從未聽過任何藏人說達賴喇嘛的壞話。有一次，他來到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地帶，當地藏人指著不遠處的雪山告知，那邊有幾條小路，可通往尼泊爾，再進入印度，然後到達蘭薩拉，他們的很多親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聖地。看來，中共半個多世紀以來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文宣並未收到什麼效果。 藏人的厄運已然拷貝到所有中國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鎮壓了藏人的抗議活動，當時正在西藏的余馳親眼目睹了鎮壓的慘狀，他沒有趕上六四屠殺，但作為攝影愛好者，這次悄悄用鏡頭拍攝了大量中共軍警鎮壓和抓捕和平示威民眾的場景。基於安全原因，他不敢公開表達對藏人的支持和對中共的反對，卻用這種方式記錄下即將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寫的歷史真相。 從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陳全國主政西藏之後，採取鐵腕政策治藏，在拉薩市內，每幾百米就設立一個警察崗亭，裡面安排武警、警察、協警及社區工作人員，嚴密監控周邊動靜。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廟門口，都設置武裝檢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圍欄，甚至在旁邊建立軍營。布達拉宮前的廣場，原來提供給從各地前來朝聖的信徒頂禮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塊區域給朝聖者使用，警察仔細盤查朝聖者的身份證件並予以訓斥羞辱。就連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設防，必須出示身份證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遠地區的小寺廟也設置了所謂的工作組，凌駕於寺廟原有的管理系統之上，僧侶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剝奪，連人身自由也受到嚴格限制。 余馳也親眼目睹陳全國出行的大陣仗，多輛警車開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驅趕道路上的普通車輛和行人，這種場景在中國其他省份也很難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張揚。陳全國正是靠著殘酷和殺伐，得到習近平的賞識，從西藏調任新疆，將在西藏的高壓政策變本加厲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過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古拉格的鎮壓系統，囚禁數百萬維吾爾人。 余馳結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後，回到成都的家中，卻發現極權主義的陰影已然籠罩在中國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參加成都的家庭教會，卻發現秋雨聖約教會等家庭教會遭到打壓與掃蕩，成都基督徒的命運跟西藏佛教徒的命運並無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他身為高級工程師和樓宇公司副總經理，是唯一非共產黨員的高管，曾對永無休止、裝腔作勢的黨組會議公開表達意見——黨的會議不應佔用正常的辦公時間和辦公地點，更不應當強迫非黨員參加。由此，他受到上級的斥責和打壓。 余馳不願意成為一個失去不服從能力的「組織人」。用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的話來說，納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個「組織人」的代表，是一個異化的官僚，對他來說，男女老少僅僅是一串數字，人們可以從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服從的事實。在與納粹德國愈來愈相像的中國，余馳身邊的人們都對西藏和新疆正在發生的種族迫害和種族滅絕視而不見。 然而，大部分中國人沒有想到，陳全國模式或者說習近平模式，很快從西藏複製到新疆，再從西藏、新疆複製到全中國，包括被中國重新劣質殖民的香港。在香港，連出版一本兒童繪本都會被捕入獄。而在習近平以防疫為名開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終於意識到，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的厄運，也會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所說：「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 為了將自己拍攝的關於西藏鎮壓的真相帶到自由世界發表、傳播，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和暴力，也為了自己與家人能過上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生活，五十齣頭的余馳決定放棄在中國看似成功的職業和事業，全家逃離中國，與極權政府決裂。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一旦做出這個決定，他立刻變得無比輕鬆。他說，在美國做一個空調修理師或卡車司機，比在中國做一個帶著面具的高級工程師和公司總經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經潤出中國或正要潤出中國的優秀人才中的一員。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如弗洛姆所說：「人類究竟是否有未來，文明究竟是否會終結，端賴我們是否能秉持懷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從的能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引述陳獨秀的一句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十六個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共和習近平權力模式的真實寫照。 對於中共二十大之後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認為，中共正面臨其建政以來最複雜、最多變的時代，台灣面對的，或許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而是一個即將快要撐不下去的中國、一個「後中共時代」的中國。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國生活過，深知共產暴政之邪惡，比起大多數溫和內斂的日本媒體人來，他向來不加掩飾地譴責中國的種種黑暗面，對此，我引以為同道。但我不能認同他對中國極度樂觀的看法。 矢板明夫認為中共快要撐不下去的第一個論據是：俄烏戰爭是中美兩大陣營的代理戰爭，而代表中國出場的俄羅斯，已經顯露出敗相。這個看法並不符合事實。首先，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並非中國唆使，普京開戰，並不需要獲得習近平批准，習近平只是樂見其成。 其次，俄羅斯確實顯露敗相，但俄羅斯的敗相併非中國的敗相，相反是中國火中取栗的契機。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及烏克蘭背後的西方）兩敗俱傷，習近平坐山觀虎鬥，白白撿了個大便宜。 《紐約時報》發表了資深駐華記者儲百亮撰寫的題為《中國眼中烏克蘭戰爭的贏家：中國》的文章，該文指出：「烏克蘭戰爭遠未結束，但一種共識正在中國的政策圈子裡形成：有一個國家將在這場動蕩中脫穎而出成為勝者，那就是中國。……隨著俄羅斯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尋求支持，俄國將中國作為自己外交和經濟生命線以及地緣政治重要戰略支撐的依賴程度將越來越大。」《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努爾·哈伊里撰寫的題為《烏克蘭戰爭是否將俄羅斯變成中國附庸國？》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開始逐漸轉變為強大中國的從屬國，最近爆發的俄烏戰爭及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日益孤立，加劇了這一趨勢，使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中國。…… 不難想像，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控制著俄羅斯一半的貿易交易，並成為通信、運輸和能源生產等重要領域的最大技術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在俄羅斯擁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並且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這種影響力。……中國將是這種轉變的最大受益者，它將盡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宮維持一個促進其利益的友好政權，通過購買廉價的俄羅斯自然資源，擴大中國技術市場，推廣中國技術標準，並將人民幣兌換成歐亞大陸北部事實上的區域貨幣。隨著其影響力的增長，北京將能夠從俄羅斯獲得一項重要的讓步，而這在一年前無法想像，即獲得最先進的俄羅斯武器和設計，並享有進入俄羅斯北極地區的特權，並考慮中國在中亞的利益。」所以，習近平不是俄烏戰爭的受損者，而是獲益者。 矢板明夫還認為，中國內部近期有諸多矛盾浮上檯面，「二十大胡錦濤被架出場，說明中共黨內的矛盾已經表面化；習近平出訪時當面訓斥加拿大總理，說明中國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矛盾表面化；全國到處出現的『白紙革命』，也說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這三個論據都不能說明中共的統治已出現重大危機。第一，胡錦濤在江澤民的葬禮上公開亮相，說明黨內鬥爭並未到徹底決裂的地步；第二，習近平訓斥加拿大總理，而世界各國領導人仍爭先恐後與之會面，說明西方對華綏靖政策被未被徹底埋葬；第三，白紙抗議不是革命，影響面相當有限，解封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黨和政府在過去三年里「無微不至地呵護民眾」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劉賓雁的錯誤了 無獨有偶，香港資深出版人、原天地圖書總編輯顏純鉤先後發表《我的樂觀：中共沒那麼強大，中國人沒那麼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國在十年內必有大變》兩篇文章，提出中國即將發生大變的三個理由：一是習近平上台十年，把內政外交搞得一塌糊塗，把中共的家底幾乎耗光；二是習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對人民的管控無所不用其極；三是白紙運動壓迫下，中共不得不對人民作出讓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趨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壓迫，人性要求實現個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戰勝黨性。他還說，「今後主要看經濟狀況……經濟惡化中共力竭，大陸人沒有活路，那時真正的改變就會到來」。 顏純鉤是一位有正義感、良知和風骨的知識人，他在天地圖書任職時，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與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後遷居加拿大，沒有保持沉默，屢屢就香港和中國議題發出擲地有聲的言論。但是，或許因為他很早就離開中國，對中國事務的評論往往顯得隔膜，在事實上有相當的落差，在論述和分析上過於樂觀而無法讓人信服。比如，他認為白紙抗議「全中國都有人響應了」，這顯然高估了白紙抗議的力道。據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彭載舟及白紙抗議，一位生活在中國國內、關心時事的臉友評論說：「牆外白紙的討論和傳播非常熱烈，但牆內一片肅殺，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白紙抗議，他們也不明白一夜之間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紙封殺得如死牢一般。」 顏純鉤對中國未來的樂觀，是因為他對人性的樂觀，而這種對人性的樂觀是靠不住的——他忽視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識」，人性並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如果一個人只知服從而不知不服從，這是一個奴隸；如果一個人只知不服從而不知服從，這是一個暴民。」中國人長期在奴隸與暴民之間晃蕩，從未養成公民人格。 顏純鉤還認為，中國的經濟惡化必然導致變革到來，這也不符合當代中國的歷史——從大饑荒到文革，經濟比現在糟糕多了，連鄧小平都承認，國民經濟已然崩潰，但中共的統治仍穩如磐石。箇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說，中國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發生後不久，流亡美國的作家劉賓雁曾預言中共不出兩年就會倒台。但後來中國的發展與他的預言大相徑庭，他對此深切反省說：「我們，不是我一個人，相當多的人，在六四以後對中國形勢的估計都犯了一些錯誤，我們沒有料到江澤民會穩穩噹噹地執政十三年。當時我們以為天安門運動的勢頭還會繼續，想不到九二年鄧小平改變了戰略，用經濟利益來誘使中國人忘掉政治。這十三年來，也就是因為大家在經濟上得到了一些好處，這個國家在經濟上確實有了很快速的增長，大家對現狀也就接受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合作，中國人和共產黨合作了。九二年以後，我們對形勢仍然估計不足，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把江澤民的社會基礎估計過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當年的劉賓雁同樣的錯誤了。 我贊同經濟學者何清漣在《中國：潰而不崩》中的論述：中共政權在十至二十年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也許我們一輩子都要面對這樣一個潰而不崩的中國，一輩子都要與這個惡魔抗爭。 顏純鉤批評說，「悲觀導致消極的態度，無心做事，放棄抗爭」。其實，悲觀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如魯迅所說「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當年，生活在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異議分子對未來非常悲觀，他們認為自己無法看到自由的降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確實沒有看到自由的降臨），但他們仍然不放棄抗爭。對此，劉曉波曾說過，我們的抗爭如同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石頭最終抵達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在推它。這種在徹底的絕望中生髮出來的抗爭勇氣，比盲目的樂觀更能持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年江澤民和曾慶紅看好習近平的原因除了他的紅色出身，還有他勝出李克強的政壇履歷：穿過軍裝，下過基層。 我們本專欄上期節目播出的《沒有江、曾的推舉就沒有習近平的上位》一文中介紹和分析了為什麼說如果把以江、曾為代表的所謂「上海幫」與習近平放在對立面分析，就沒有辦法解釋當年的習近平為何能夠取代原本為胡錦濤看好的李克強而成功上位。 說起來江澤民對習近平有了較深印象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九四年，當時的江澤民到福建視察，時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被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向江澤民特別介紹，江澤民一邊和習近平握手一邊側身對賈慶林說：「他是習仲勛同志的好兒子，幹部子女的好榜樣」。 一九九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當時的預先準備好的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又被臨時加進從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不幸被差額掉的鄧朴方等幾位，向黨代表提供的全部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推薦名單共一百五十四人，但並沒有向各代表團說明要差額掉多少名。各代表團預先投票過後，計票的結果是，習近平得票在整個中央候補委員建議候選人名單中倒數第四，鄧朴方得票倒數第五。鄧朴方實際得票只比習近平高兩票。 接下來，以江澤民為首，胡錦濤具體主持日常運作的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其實也就是當時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屆黨的中央政治局的全體人馬緊急協商，有人提出為了照顧小平同志的家屬，應該差額到鄧朴方以下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鄧朴方在內的都留下，差額掉四個就行了。但江澤民認為當時已經擔任了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各方面的表現都十分優異，如果他落選中央候補委員，整個福建省委就會一個中央候補委員都沒有，既然這屆中央候補委員差額到朴方同志以下，差額比例已經不足百分之五，那麼還是應該把習近平同志也留下來為好。胡錦濤立刻附和了江澤民的動議。與是，參加會議的全體主席團常務委員眼見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相同，舉手通過了「十五大主席團常務委會關於本屆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差額人數的決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參選者中差額掉習近平之下的三名得票最少者。然後就把這份習近平名列最後的候選人名單交由大會進行正式選舉，而這個正式選舉其實是等額選舉，得票過半數即可當選。在正式選舉過程中得票不過半數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中央候補委員在預選過程中每個人的得票數，與正式選舉中的得票數基本一致，這就是習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中名列最後一名的內幕經過。當時公開的一百五十一名「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之前，特別說明了按得票多少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筆畫為序，自然就令名單上的最後一名習近平顯得十分刺眼。 但是，在「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是得票數最少的一個並沒有影響當時的江澤民以及他的「大內總管」曾慶紅對習近平的進一步培養。 在當時的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曾慶紅一步跨入中央核心領導層，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之後雖然暫時還只是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但當時並沒有安排一個書記處書記那怕是普通中央委員出任中組部長。而是由全國政協常委張全景超齡留任，圈內立刻明白這是要讓曾慶紅把中央黨務系統最重要的兩大塊，中辦和中組的大權全都攬到一個人手上。習近平被看好為江澤民的隔代接班人，也就是胡錦濤的接班人，都是在曾慶紅完全把持了中央組織大權之後的事情。 於是，習近平先是於一九九九年被就地安排為福建省代省長、省長，繼而又趕在十六大召開前的一個月被宣布平調至浙江省任省長，等待接替已經被內定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就是這樣的一番預先鋪墊，，保證了他習近平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順利通過了十六屆中央委員的預選和正式選舉。 眾所周知，正是從江澤民向胡錦濤移交了黨總書記職位的中共十六大開始，曾慶紅就在胡錦濤身邊事實上扮演著「副總書記」角色。 九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習近平的「伯樂」是江澤民還是曾慶紅？》一文，文中介紹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陳雲力主推薦李銳出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青干局局長之後,當面交給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培養、選拔「幹部子弟」陸續進入「接班梯隊」。習近平就是那段時間裡決心到基層去為進入「幹部第三梯隊」積累政治資本。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後,推出了一個烈士後代李鵬;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倒台時,又推出了一個烈士遺孤江澤民,從此形成了外界所說的「江、李體制」。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到他二零零四年十月把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也讓給胡錦濤，實際在位長達十五年，而胡錦濤全面接班之後實際在位時間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領導權即又交回到「紅色後代」手裡。可見,陳雲早在胡耀邦在位時即說過的「還是自己的子弟(在政治上)可靠一些」，對中共最高層組織運作的影響力一直都是決定性的。難怪李銳先生二十多年前即說過陳雲對中共組織工作的影響力事實上比鄧小平更大。 更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把胡錦濤的在位說成是十年也好，八年也好，他在位的兩個時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這第一時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這第二時段，分別是由兩個「太子黨」成員「輔佐」，前一個是曾慶紅，後一個是習近平。 自習近平上台之後將兩個前任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後，中共內部即把胡錦濤八年間的軍委主席權位事實上是被兩個軍委副主席「駕空」的說法對外公開，但無論是中共內部還是外部世界在回顧胡錦濤事實上從來沒有把軍權抓在自己手裡的同時，都忽略了胡錦濤在位時的黨權也從未「獨攬」，尤其是黨內組織大權，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給曾慶紅行使，後五年則是由曾慶紅的接班人習近平接掌。而當時這曾、習之間的「副總書記」職務的交接班，決定權如果說是在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手中，不如說是在當時的曾慶紅和仍在幕後干政的江澤民手中更準確。 很多人都應該還記得，當年的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宣布「立案調查，並免去其在上海市一切職務，停止其在中央擔任的職務」的具體時間，是二零零六年九月。當時 ，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陳良宇前去北京參加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籌備會議，當陳良宇抵達北京後，即被中紀委宣布「雙規」。緊接著，中共政權即對外宣布了時任上海市長韓正出任上海市委代理書記的消息。 但是六個月之後，即二零零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突然對外宣布調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出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同志不再代理上海市委書記」的消息。如此變動的內幕就是江澤民和曾慶紅為了趕在十七大召開之前，為習近平提供一個政治熱身的難得機會，為他在黨內「比選」的過程中勝過李克強創造條件。 而當時在內部討論的過程中之所以令胡錦濤也承認習近平比李克強更有「優勢」，關鍵在於江澤民和曾慶紅列舉出了習近平政壇履歷的兩點「過人」之處。 縱觀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接班史就不難看出，從華國鋒開始，此後的胡耀邦雖然是團中央第一書記出身，但他在文革前也還是被下放到地方省委鍛煉過，至於再往後的趙紫陽，江澤民，再就是胡錦濤，都是地方省級黨委的一把手出身，胡錦濤甚至還有過團中央，貴州省和西藏自治區的三個黨中央的下級或地方省級一把手的履歷。 如果說基層政壇的長時間歷煉和省級一把手是成為黨中央主要領導人接班對象的必要政治履歷的話，那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央軍委常務會議主持人耿飈的政治秘書的任職經歷，則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將所有中央主要領導人接班人培養對象候選人比了下去的最重要因素。當年曾慶紅和江澤民都向胡錦濤強調過的習近平的重要「優勢」之一，就是習近平具備了李克強所不具備的最難得的政壇履歷：不僅僅是穿過軍裝，而且還是當年軍委常務工作主持人的秘書。 而李克強的「劣勢」之二，，就是沒有像習近平一樣，當過「七品芝麻官」。 李克強當然不是從地方基層一步步提拔起來的，大學畢業第二年便成了團中央副職領導幹部。他從團中央副職至團中央一把手的履歷與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完全一樣，離開團中央後也被胡錦濤等人苦心克隆成為胡錦濤第二，安排到不同省份擔任行政一把手和黨的一把手進行政治熱身。換句話說，當年無論是胡錦濤的本意，還是胡錦濤手下具體操作人員揣測當時總書記內心本意之後的苦心設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中共十七大之前那幾年對李克強的工作安排實在是有克隆胡錦濤之嫌，難怪當時的李克強面對外界稱呼他小胡錦濤時從來都是抱以會意的微笑． 當年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和李克強雙雙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後，有內地網站上的公開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分析說，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人在考慮習近平和李克強誰正誰負的時候，一定是考慮了他們的學歷和業務專長。習近平是馬列主義和思想政治教育博士，李克強是經濟學博士，所以習近平被安排為總書記接班人，李克強被安排了總理接班人。 筆者不排除當年的江澤民、曾慶紅和胡錦濤三人一同討論所謂第五代接班梯隊主要人選時，也考慮到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不同的「專業優勢」，但所謂的馬列「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之間的「專業」區別，肯定不是最終令習近平力克李克強的決定性因素。 記得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在外界輿論大都已經相信習近平和李克強均會成為第五接班梯隊的主要人選的前提下，雖然習近平已經被安排在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上對黨內黨外單彰顯他的「更為重要」，但仍然有內地網友堅信因為胡錦濤是在任總書記，所以總書記接班人選肯定應該是李克強而不是習近平。有網友調侃說：李克強的名字起得好，「克強」的意思就是習近平再「強」也會被李克強「克」掉。 十七屆一中全會開過之後，眼見習近平的名字已經被放在了李克強之前，也許還是同一位網友又大發感慨說：李克強最終「敗」就「敗」在他的名字上了。「克強」兩個字太顯張揚…… 事實讓，相比於比自己年長兩歲的習近平，李克強當年被中共高層看在眼裡的所謂「比選優勢」首先是擔任正省部級職務的時間較習近平長了七年，李克強正式接替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時習近平還只是地市級幹部。其次是李克強進中委的時間比習近平早了一屆。如果不是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落選中委後只好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李克強擔任中央委員的資歷應該比習近平早了整整十年。 但是，李克強的這一「長項」被當時的曾慶紅換了一個角度分析，恰恰又變成了他與習近平之間相比的「短項」，那就是當年「一步登天」，大學畢業即成為縣團級幹部，次年即成為副部級幹部的李克強在副省部級和正省部級的任職資歷較習近平長許多，恰恰證明他李克強不具備習近平的省級以下的，特別是縣一級的基層領導工作經驗。 早在習近平在十七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準備在十八大上接替總書記職務之前即有在中共官媒宣傳說，查閱習近平的早期從政經歷和文章，不難發現他對縣委書記這一崗位的珍視，有一種濃烈的「縣委書記」情結。 習近平接班之後，立刻要求中央黨校要定期開設縣委書記研修班。二零一五年一月，習近平就專程去中央黨校與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的兩百餘名學員座談，聲稱「縣委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級政權所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党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官媒評論說：這與習近平擔任過縣委書記的經歷有著直接關係，但更與他對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中縣委書記重要地位與作用的戰略意識緊密聯繫。由此可見，作為中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頂層「設計師」，總書記對縣級政治發揮的政策傳遞、區域功能、治理績效高度重視。 二零一五年一月中旬，中共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還特別刊登了一篇標題為《習近平的「縣委書記」情結：「芝麻官」關係國家興衰安危》的文章，說是郡縣治則天下治……。明擺著是在彰顯習近平相比李克強的政治優勢。 筆者在二零零三年三月看到中共官媒特別渲染曾慶紅與習近平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國家副主席交接班「擁抱儀式」之後即從內地記者朋友處得到消息說：十七大之前江澤民、曾慶紅和胡錦濤在「比選」習近平和李克強時，曾慶紅一強調習近平的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特別是縣級和地市級領導工作經驗，胡錦濤立馬啞口無言，因為這也同樣是胡錦濤的軟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對於防疫問題的處理，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當局的國家治理能力已經大幅度下降。面對疫情，中共要不然就是蠻橫無理地靠暴力強行封控，結果造成人民生活的巨大損失；要不然就是毫不負責地「躺平」式解封，在基本的醫療救助體系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在醫療結構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讓人民自生自滅，導致比疫情還嚴重的人道災難。面對天災，如此作為，反映出中共處理危機的能力低下。這其實本來已經是既存的現實，只是在2022年的防疫中徹底暴露出來了； 第二件事，就是習近平已經成為全民公敵。當2012年習近平剛剛接掌政權的時候，還有不少人出於對他的父親習仲勛的敬重而對他充滿期待，希望他可以在政治上進行改革；但從戰狼外交到國進民退，從強行連任到「動態清零」，習近平一路走到今天，其施政能力和獨裁本質已經引發全國人民的不滿，白紙革命喊出「習近平下台」，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這樣的不滿，不僅瀰漫在中共內部，而且已經是全民共識，大家只是嘴上不說而已，但從內心對習近平還充滿尊敬和期待的，應當已經寥寥無幾。這樣一個孤家寡人，還要繼續統治中國至少五年，後果不堪設想。 第三件事就是11月26日爆發的白紙革命。這場抗爭運動表面上爭取的是改變防疫政策，但背後的重大意義在於，這代表著人民抗爭的時代開始了，新的國家與社會的對抗開始了。「六四」之後中共通過各種手段與人民達成了隱形契約，只要中共能發展經濟，人民就服從中共的統治。但上海封城，鐵鏈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系列的惡性發展，已經打破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默契，當勇敢的抗爭著喊出「共產黨下台」的那一刻起，中國就進入了新時代。這將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它或許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時代，但也可能是一個帶給人民希望的時代。 第四件事，就是中產階級作為一個階層，集體性地與統治集團決裂。目前為止，他們採取的，還是用腳投票的方式，大批的有產階級紛紛移民海外，從新加坡到泰國，從美國到歐洲，中國移民人數的大量增長，反映出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未來的預期和絕望。長期以來，中國的中產階級仰賴中共專政體制的政治環境，通過利益交換等方式可以安穩發財，但現在，隨著經濟無可挽回的下滑，國家反過來要剝奪中產階級的財富，進行所謂的「共同富裕」，其實就是對財富的掠奪。這迫使中產階級覺醒。對於那些無法「潤」出中國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將與來約認識到，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不僅他們的財富積累無法繼續進行，就連已經創造的財富都沒有安全性可言。中產階級的覺醒，必將成為未來五到十年中國變化的重要動力之一。 短短的2022年，發生了太多的事情，這些事情縱使表面上已經成為過去，但它們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對中國人的集體認知，對中共未來的統治基礎，都將產生衝擊性的影響，我們會在未來五到十年中看到這些影響對現實的改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放棄動態清零後，全國陷入空前混亂，北京人家中有人去世，排隊火化要等七天，更沒有冷庫收留大體。正常情況下，人死後三天身體開始腐敗，親人咫尺故去，不能入土為安，那不是人間，那是地獄。 趙立堅說，生活在中國你就偷著樂吧，現在為何沒有記者去問問他？ 各大城市都成死城，社會全面停擺，春運期間疫情還將擴散到全國城鄉，醫療系統不堪擠兌之外，地產、外貿與消費三套馬車趨於癱瘓，那麼中共國的出路又在哪裡？ 民怨沸騰之際，習近平突然發現，經濟垮，金融垮，醫療保險與退休金都不可支付，基層政府無法運作，那時不必外部勢力動員，中國人都會造反。九千萬黨員只是虛浮的群體，無實利即無凝聚力，到時樹倒猢猻散，中南海便是習近平的煤山。 近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重唱以經濟為中心的高調。縱觀新政策十條，儘是空話套話，較特別的是又在向民企示好了。「要從制度上和法律上，把對國企與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 時至今日，還有人相信中共會善待民企嗎？善待民企就與國進民退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就顯示對民企的全面封殺搞錯了，早前阿里巴巴、教培行業、滴滴出行等公司的厄運又如何解釋？入一股做董事，在私企內部建黨組織，這些野蠻政府行為，要不要全面糾偏？ 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違背中共二十大再三強調的鬥爭哲學，違背實行農村供銷社與城市居委會全面管控居民生活的長期戰略，不符合全面回歸計劃經濟的長遠規劃。 經過習近平這十來年的欺凌，私營企業家早已明白自己的終極命運，李嘉誠早走早著，馬雲與潘石屹也僥倖脫身，更多不知名的富豪，已經在新加坡日本與歐美國家平安落地，他們還會被中共一番花言巧語再誆回大陸去自投羅網？ 再次一級的小富豪和一般小生意人，吃盡清零的苦果，早已精疲力盡，幸運的凈身出戶，不幸的背了一身債，更不知如何安頓家小，他們還有什麼心情和能力重回市場？ 經濟是一個大系統，不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那麼簡單。經濟活力來源於社會生活的安全感，來源於普通人夢想成真的激勵機制，來源於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當整個社會的利益鏈條只向中共一黨之私傾斜時，多數人選擇躺平，完全符合正常人性。 滿目無可奈何花落去，卻無似曾相識燕歸來。 中共每逢環境好，就要講理想，講理想的目的，便是更瘋狂地搜刮民脂民膏，但一到環境惡劣，中共又開始講現實了，講現實他又可以講到推心置腹涕泗交流，然後環境一變好，他又一闊臉就變，又露出青面獠牙。這一套都演得滾瓜爛熟，中國人也看得倒胃口了，現在又粉墨登場，可惜已經「倒嗓子」了。 前有清零解封后的百丈懸崖，後有經濟惡化的遍地追兵，中共突然發覺自己站在絕境前，無計可施之下，又想祭出韜光養晦的老招數，對內向私企讓步，對外向美國示好，假惺惺扮可憐，只想再躲過一劫。 但習近平有兩個死結解不開，一是對內走社會主義道路，二是對外反美。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圍剿私營經濟，要反美，一定得不到西方的合作與善待，那麼經濟的活水何來？沒有活水，在龜裂的泥土上能長出什麼好東西來？ 這一次，中國人大概不會再上當了，美國人也不會再上當了。因為習近平二十大上全面控權，習近平在位一日，沒有人相信他會醒悟，即使暫時讓步，也只是花招而已，因此中共唯一的生機，就是把習近平趕下台。 正常的政府，把國事搞到如此不堪地步，習近平應該鞠躬下台，但習在位壞事做盡，得罪政敵太多，他一下台即無死所，所以他絕對不會主動辭職。 生死存亡之際，黨內本應有政敵策劃搞一場宮廷政變，把習近平趕下台，但中共高層已爛透，很難形成反習集團，沒有人肯冒殺身之禍，因此今日中共國是一個自由落體之勢，不斷加速墜落，完成崩潰的過程。 海外不少媒體都在討論中共崩潰的結局，討論後中共時代的中國，這不是偶然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大家都看到這個結局，這個結局就一定會來到。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