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出境新規上路 移民仲介不敢接單 赴美日遇阻
2026 年 9 月 17 日
美國共和黨議員麥卡錫擔任議長的眾議院迅速設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罵聲充斥了中國的網路平台，比如「麥卡錫為對華鷹派提供了平台」、「『麥卡錫主義』正在美復活」、「『弱主』麥卡錫切勿掉入自我編織的反華陷阱」，形形色色的標題不一而足，頗有「不信春風罵不回」之氣勢。其實，中國方面與其痛罵麥卡錫等鷹派，還不如研究一下自1948年以來中美關係演變史中，堪稱中美友好甚至接近「准蜜月」的那段時光（1972-2016年）緣何而來，緣何而逝，以便面對長期的「陰天」版。 阻擊中國 麥卡錫只是順勢而為 麥卡錫這位共和黨議長因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而被中國批判嘲罵，不過，北京千萬別以為中美關係能夠「一罵引得春風還」，因為麥卡錫那張「阻擊中國」的清單，上列各項事務並非麥卡錫首創，而是川普入主白宮之後形成的對華政策趨勢。 比如麥卡錫稱，「我聽兩邊同事說，共產主義中國構成的威脅很嚴重。我完全同意。這是一個超越政黨的問題。成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是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途徑」——共產主義中國的威脅，是川普當政時期尤其是2019年以來美國朝野逾半人士的共識。 麥卡錫向共和與民主兩黨議員們說：「你想結束我們對中國的依賴？這個委員會將對此進行調查。」「你想阻止對智慧財產權的盜竊並將供應鏈帶回美國？這個委員會將努力實現這一目標。」結束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尤其是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阻止中國在美的智慧財產權盜竊活動，是2019年3月川普開打中美貿易戰的主要目標。中國「千人計畫」內的美國教授損兵折將，最後導致華人教授痛感美國外部環境的不友好，只好惜別美國回到科研環境遠不如美國的中國。 其餘那些令中國憤怒的麥卡錫行動，諸如「保護美國國家安全」、「限制中國在美國的外宣活動和在華盛頓的遊說活動」，在川普四年當中的後兩年全都出台了，一律打包裝入「註冊為外國代理機構」這個筐中。限制中國在美購買農田這事，麥卡錫議長並非「罪魁」，2022年5月26日，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發布《中國在美國的農業利益：通過海外投資加強糧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這份報告就是要限制中國在美國「找糧食」——購買農地。 麥卡錫將上述問題列入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項目，打包給「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統一管理，是合乎美國利益的考慮。美國對中美關係的重新定位，始於川普時期，究其因是全球化陷入困局之後，美國對自身在國際社會重新定位的一種外交調整。北京要考慮的其實是這個問題：美國是否應該有自己的戰略利益與國家利益考量？如果中國有，美國當然也應該有。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真應該好好考慮一下中美建交以來中美關係維持友好是借哪個群體之力，這個群體在美國政界是否有延續性。 美國對華外交關鍵人物 北京按友敵劃分 自1948年以來，中美關係「陰天版」與「晴天版」交替出現，陰天版的標誌是一位元美國政治人物被宣傳成中國人民的敵人，晴天版會出現一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成為標誌性人物。 司徒雷登——國共內戰時期美國駐華大使。毛澤東1948年發表的那篇《別了，司徒雷登》一度收入小學教科書，尤其是那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小學生們過目不忘。 杜勒斯——第52任美國國務卿（1953年－1959年），被公認為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闡釋者。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都知道「美帝國主義妄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改變中國顏色」，「美國通過和平演變與社會主義爭奪下一代」。 基辛格——第56任美國國務卿。中國人都知道1971年7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助理的季辛吉為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鋪路而秘訪中國。基辛格的對華政策被概括為：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影響美國對華外交40餘年，也因此獲贈「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桂冠。 蓬佩奧——第70任美國國務卿。自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中國還從未對任何一位白宮官員進行如此無禮謾罵。 基辛格時代的對華外交：因一代中國通成勢 基辛格一生訪華近百次，2021年逾93歲高齡還曾訪問中國，對中國的深情厚誼，北京刻骨銘心，贈予「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桂冠。不過，1970年代以來中美國關係並非季辛吉一人之功，那是一代「中國通」共同努力推進的結果。這一點，中國方面很清楚：「美國的『中國通』們既是引導美國民眾認識中國、理解中國的引路者，也是中美兩國決策圈相互溝通、增信釋疑的橋樑。中美建交之後長達40年的友好合作，與美國老一代『中國通』們的付出與努力密不可分」。 美國第一代中國專家費正清、鮑大可、施樂伯等大都在中國長期生活過，與中國有著特殊的情緣。稍晚於他們第二代中國專家如基辛格、奧克森伯格、何漢理、李侃如、蘭普頓等人都是在參與美國對華決策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這代中國通不僅參與推動了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轉換過程，還親眼目睹了中國從文革時代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轉換歷程，深諳接觸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贏的重要意義，美國「不戰而勝」、「歷史終結」所帶來的那種驕傲，美國引領全球化和資訊化浪潮所帶來的那種自信，使他們對改造並引領中國加入國際社會並成為負責任大國有充分的自信。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部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這些美國中國通當中的重要成員，著有《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一書。2022年12月，他接受英文大紀元《思想領袖》記者Jan Jekielek採訪時，談到當初美國對華外交團隊如何秘密幫助中國崛起：「我們在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館，有2300人，這一基本結構一直在繼續——大使館內有50個聯邦機構與中國合作。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與中國的對應機構科技部之間一度擁有60多項協議，便於國家科學基金會迅速分享自己任何新的科學發現，同時資助中國各地的科學家和大學。該團隊負責（向中國）提供情報、武器、先進技術、貿易，幫助創建機構。我們創建了中國的環境保護局，我們創建了中國的疾控中心……」 美國對華外交團隊幫助中國崛起的熱情於此可見，但白邦瑞並未談到這熱情從何而來。實事求是地說，直到世紀之交，中國還未脫貧，專業人士來美交流訪問，都需要美國出資邀請，因此，在中國崛起這前，這些美國中國通們的熱情主要與信仰相關。他們大都是「嬰兒潮」一代，其「中國情緣」有信仰因素。1968年，推動巴黎紅五月的青年、美國反越戰青年、日本赤軍當時信仰的精神導師與領袖號稱「三M」：馬克思（Marx）、瑪律庫塞（Marcuse）、Mao（毛澤東），示威者高舉的各種領袖畫像當中有毛的畫像。很多「1968年人」因為崇拜毛而嚮往中國並學習中文，認為中國文革是偉大的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是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這種因信仰而產生的親近感移情到毛後的中國，才會在促成中美友好時、幫助中國崛起時不遺餘力。 如今時代變了，這代中國專家不少被稱為「擁抱熊貓派」，在川普時期對華外交的調整過程中，已相繼淡出美國外交界，因此，中國對美外交失去了一隻非常重要的友軍。在此情況下，北京必須立足現實，學會在沒有友軍說明溝通的情況下，如何展開對美外交，僅靠罵聲無法重構「中美友好」。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選舉制度」確實為民主治理做出了基本貢獻，但在政爭趨向極端，選民意識形態走向兩極化，很容易會出現「選一個會贏，但我並不那麼喜歡的人當總統」心理，這或許不完全符合民主真義，卻又是難以忽視的現象。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因拜登和川普再又強化了這樣的情境。 共和黨方面，儘管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被多次點名挑戰川普，比對不同民調，他也的確有和川普一較高下的條件，但德桑蒂斯剛高票連任佛州州長，聲勢位居高端者，通常會更小心翼翼布局下一步，因此遲未表態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選民同樣也在觀望他是不是真有超越川普的爆發力。 於此同時，諸如前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近來相繼出版了個人回憶錄，雖都被指是有意問鼎總統，可兩人和川普的支持度仍有段距離，就算他們政治形象都比川普好，也不若川普執政期間爭議纏身，甚至到今天還在為國會大廈暴動、海湖山莊檔案事件糾纏不清，但回歸選舉現實，個人形象爭議較小的蓬佩奧和彭斯，反而一直處於媒體邊陲位置，不像是可以和民主黨一拼的人。親近川普的媒體屢屢主打「川普是最可能贏回白宮的共和黨人」，對共和黨選民來說，欣不欣賞川普是一回事，但不能說沒有「西瓜效應」。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民主黨。去年美國期中選舉前夕，《紐約時報》和「Siena College Institute」發布了民調，發現只有26%的民主黨支持者贊成拜登連任，超過六成民主黨人希望2024提名其他人。原因當然和拜登年歲太高有關（競選連任時已達82歲），期中選舉過後，拜登民調暫時止跌，不過個人支持度也僅在45%上下，反映了除了年紀，他的施政也沒有獲得多數肯定。 於是，媒體便開始尋找可能的替代方案。首先是拜登副手哈里斯，去年9月，政治分析機構「Morning Consult」曾公布統計，在不與拜登競爭下，哈里斯是民主黨2024潛在競爭者民調最高的一人（28%）。但她當下民調錶現卻比拜登還差，如果出馬競選，只靠個人基本盤將相當危險。 另外，在女性總統話題上，討論度最高的就是民主黨紐約州議員科爾特斯（AOC），若她2024參選，2025就職時，將剛好達到總統最低年齡35歲門檻。不過，選民對她的顧忌並非她太年輕，而是她在自己深藍選區之外，從未受到檢驗，有政治觀察家預言，AOC極左色彩也許能在紐約州大獲全勝，但她可能在大選時輸掉其他40個州。 其他被點名的民主黨老將則有希拉里。過去以來，不乏政治盟友鼓勵她是時候擺脫隱形模式，為2024暖身，希拉里則早於去年中，就透過《金融時報》強調自己不會參選，因為「挑戰拜登非常具有破壞性」（指對民主黨選情）；至於另名老將桑德斯雖然透露自己不排除再次競選總統，但如果說拜登太老是不利連任因素，那比拜登年紀還大一歲的桑德斯就更沒有討論意義了。 另外，56歲的民主黨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可能競選總統的新聞，也在新年過後登場，但他的問題和共和黨的德桑蒂斯一樣，就是全國知名度不夠亮眼，尤其就像洛杉磯時報一則專欄提到的，紐森的形象太普通，也太一帆風順，缺乏競爭美國總統必然具備「曾經克服高強度逆境的故事」。而40出頭的美國交通部部長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雖然有很好的學經歷，媒體緣頗佳，被視為民主黨極具潛力的明日之星，但從一個中等城市市長（他曾任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晉陞交通部長，然後選總統，卻不是美國總統養成的典型管道，況且他在沒有拜登參與初選下，個人支持度僅10%。 接著，在媒體一路從副總統、政壇老將、資深議員、地方首長到年輕新秀點名後，終究回到最核心的現實面，也就是在所有公布的民調中，以川普為假想敵，今天選舉，拜登仍是最有可能擊敗川普的一人。於是，民主黨支持者看待2024，在還沒有走出川普陰影的今天，關鍵就愈不會是「我想選誰當總統」，而是我只想「選一個能打敗川普的人」。 「選一個會贏，但我並不那麼喜歡的人當總統」，如此心態不是現在才有，過去或是戰略、戰術妥協，但如今彼此背後皆有愈來愈輸不得的壓力恐懼，就民主政治而言，一個國家藉由選舉以形塑政治共同體的穩定性，只能說正在明顯大幅削弱中。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和美國有關台海戰爭的應對謀劃，雙方已進入到了兵棋推演階段。雖然各自軍方的兵棋推演是保密的，但非軍方的兵棋推演本身說明，中共對台灣的威脅，確實已經離現實越來越近了。那麼，這場軍事衝突一旦發生，中共能得手嗎？美國最近的一場非軍方兵棋推演給出了重要結論，即中共必敗。而結合中國海軍近年來披露的一些軍艦訓練方面的資訊，或許還可以判斷，中國海軍如果近年內發動侵台戰爭，其結果可能比美國智庫的研判結果還慘。 一、應對中共的台海威脅 法國國家情報機構的網媒「情報在線」（Intelligence Online）最近報道，習近平對台企圖愈加明顯，去年12月指派曾擔任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熟稔台海宣傳議題的高翔，出任中國社科院院長，從而與中宣部在台灣議題上合作，以沙盤推演各種意外狀況，「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後國際祭出大規模製裁、企圖讓中國深陷經濟孤立時所帶來的後果」。 美國國防部對中共的戰略企圖抱有清醒的認識。去年12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出席在加州舉辦的第9屆里根國防論壇時發表長篇講話說，美國的「《國防戰略》對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有著清醒的認識，這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說起。近幾十年來，它的軍隊已經開始了一個飛速的現代化計劃。中國是唯一一個有意願並且越來越有能力重塑其地區和國際秩序、以滿足其威權偏好的國家。所以讓我清楚地表明：我們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 他還表示，「這始於美國具有戰鬥力的威懾力。我們將保持並加強我們的作戰優勢，使中國永遠無法得出侵略符合其最佳利益的結論。我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調整我們的預算，以應對中國的挑戰。我們正在對研發和鍛造更強大的軍事力量，進行國防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投資。我們正在對美軍進行現代化、訓練和裝備，以應對印太地區的突發事件。國防部終於在注意力和資源方面，向亞洲進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轉變。」 二、美國智庫對解放軍攻台的兵棋推演報告 美國的非官方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今年1月9日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下一場戰爭的首戰：中國入侵台灣的兵棋推演）」。 通常，兵棋推演的目的是檢驗雙方各自的弱點，找出適當的應戰策略。因此，對假想的戰況會儘可能考慮到發生事先未能預料的意外後果；這也就是對敵情做出充分估計。這次兵棋推演中總共模擬了24種戰況，其中的絕大多數戰況都對防守方採用悲觀假設，即假定共軍艦隊的作戰實力與美軍相當，而美軍又反應不力。 據上述報告披露，兵棋推演的結論是，如果共軍2026年入侵台灣，將會出現共軍完敗、美軍「慘勝」的結局；「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台灣/日本擊敗了中國的常規兩棲入侵，維持了台灣自治。然而，這種防禦付出了高昂代價，美國及其盟國損失了數十艘船隻、數百架飛機和數萬名軍人。台灣的經濟遭受重創……損害了美國的全球地位。中國也損失慘重」。 華府的這家智庫在研究報告中特地說明，它對中共海軍的實力評估，是按照中方「展示的戰力（demonstrated capabilities）」為基礎。所謂「展示的戰力」，也就是中國媒體宣傳的海軍戰艦的單艘噸位、火力裝備以及軍艦數量。在這樣的前提下，這次兵棋推演得出了上述結論。 三、中共的「三無」戰艦能上陣？ 然而，根據中共媒體披露的海軍一線戰艦的若干資訊，筆者發現，中共海軍的真實實力不只與美軍實力相差太多，而且與一支海軍正常作戰所需要的實力也相差甚遠。 中國海軍攻台，主要靠海軍把大量水陸兩用坦克等重裝備和大量兵力運到台灣的海岸，實施有效的登陸作戰。這樣的跨海運輸，主要依靠數萬噸的大型兩棲攻擊艦來完成。那目前中國海軍的第一艘兩棲攻擊艦、即准航母海南艦的訓練狀況如何？按照中共媒體的介紹，這艘主力戰艦處於「三無」（無經驗、無資料、無專業人員）狀態。 所謂的「三無」，按照重要性來講，第一重要的是「無專業人員」，軍艦的設備越複雜，越需要受過專業訓練的各類艦員來操作；其次的難題是「無資料」，就是新建的軍艦使用了很多新裝備，但艦員只有設備製造廠提供的基本使用手冊，卻沒有適合作戰使用的操作條令和規則，沒辦法正常訓練新兵來操作軍艦，因為此類軍艦是第一次使用，根本沒有老兵；第三個難題是所謂的「無經驗」，在前兩個難題掣肘訓練的狀況下，艦上官兵全都沒有操作此類大型複雜軍艦的必要經驗。 這個「三無」的說法，是海南艦2019年9月下水時，時任艦長閭勇軍講的。按照常識，一個處於這種狀態下的艦長，用上三年時間，從零開始來訓練所有艦員，已經是非常緊迫了。於是，這個艦長先閱讀堆起來有幾米高的各種使用手冊，再從零開始，編寫艦上各部門的操作條令，再一個一個部門地訓練新兵；然後，再從訓練中發現的問題里摸索修改作戰條令。 在此過程中，還出現水兵缺乏學習能力、無法掌握艦上設備，因此主動要求被調離崗位的情形。這說明，即便是從頭開始訓練所有艦員，仍然可能因艦員能力不足，而無法完成必要的訓練和基本操作。 四、海軍作戰與陸軍有何不同？ 海軍與陸軍有兩大不同。其一是，單兵功能以及作戰模式不一樣。陸軍雖然以班、排、連為單位組織戰鬥，但士兵射擊的動作是一樣的；有一個人的槍發生故障，或者射擊精度太差，不致於影響到戰場態勢。而海軍則完全不是這樣，軍艦上一個崗位一個人，每個人的任務不同，而每個崗位都很重要。如果有艦員的訓練不合格，軍艦可能就開不動，或者艦上的火力就不能正常發揮；而更危險的是，軍艦上任何一個部門的操作失誤，都會成為整艘軍艦的災難。 其二，陸軍是在固定戰位上射擊固定或移動目標，相對比較容易；而海軍則永遠是360度全方位地應對三維空間的移動目標。軍艦在作戰中，要同時應付空中、水面和水下隨時可能的襲擊，為此，艦隻必須始終保持高速機動（轉向），而對方艦隻也是如此；這樣，軍艦在快速移動中打擊對方的快速移動目標，對射擊瞄準、雙方艦位相對變化的計算，難度非常高。 所以，軍艦上的各部門，比如航海、輪機、火炮操作、導彈操作、通訊、電子指揮中心、搶險等各個部門，各自職能完全不同，專業分工非常細，技能要求非常高。許多關鍵部門的水兵必須非常熟悉自己的職責，並且經過不同戰鬥狀況下應對難題的訓練；否則，軍艦開出軍港後，就無法履行艦隊下達的演習和作戰任務。 由此可見，軍艦的運轉，要靠全體艦員作為一個完整的集體來支撐；軍艦上的任何部門運作不力，都會影響到整艘軍艦的功能。日本聯合艦隊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於美國阿拉斯加州西面的阿留申群島海戰中，那智號重型巡洋艦因中彈起火，輪機部門有艦員操作時拉錯一個電閘，造成軍艦火炮系統斷電，全部艦炮因此失去了瞄準能力，軍艦瞬間就變成了戰場上只能挨打的靶子。更悲慘的情形是，在聯合艦隊的馬里亞納海戰中，旗艦大風號裝甲航母被潛艇的魚雷擊中，本不致命，但搶險部門的軍官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導致艦體內蒸發中的燃油揮發氣體密度過高，發生艦體大爆炸，於是全艦快速沉沒。 五、「山東號」航母面臨訓練難題？ 對海軍來說，官兵訓練不足，是整艘軍艦、乃至整個艦隊生死存亡的問題。任何國家的海軍艦員，對有能力、經驗豐富的艦長，都非常敬重，因為那是作戰勝利和軍艦安全的保障；反過來，能力不足、經常犯錯的艦長，就很難取得艦上官兵的信任，而艦長的訓練不足，更是全艦官兵的災難，在戰時尤其如此。 前面提到的海南艦艦長閭勇軍剛開始訓練本艦的艦員，才1年多時間，僅僅摸出了一點門道，就在2021年4月被調去擔任中共第二艘航母山東號副艦長。這個調令說明，中國海軍的航母，也同樣確少合格的艦長、副艦長級別的高級指揮官。 山東號航母的艦長來奕軍原來是東海艦隊護衛艦大隊長，不懂航母作戰。此人雖然可能接受過擔任航母艦長的培訓，但對航母官兵的訓練可能不在行，因此就調兩棲攻擊艦海南艦長去擔任中共第一艘作戰航母的副艦長。顯然，中共不但缺乏有經驗的艦員，也缺少有經驗的艦長。然而，閭勇軍只有訓練艦員的經驗，同樣也不懂航母作戰。因此，航母山東號的正副艦長都是作戰外行；而航母的各級官兵也同樣對航母作戰一無所知。 最近中國官媒又披露了一個艦長不合格的問題，即海軍的護衛艦也出現了「裝備等人才」這樣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艦長的訓練難以完成；而艦長之所以訓練不足，又是由於護衛艦艦員的訓練程度太低，結果一些艦長沒辦法指揮自己的軍艦完成正常的出海訓練任務。為了讓護衛艦艦長們有機會得到指揮能力的初步訓練和體驗，只好採用「借艦訓艦長」的辦法；讓那些自己的軍艦不能有效執行任務的艦長，跟隨別的可以執行任務的軍艦出海，輪番得到指揮方面的基本訓練，好讓這些菜鳥艦長不致於太無知無能。 以上狀況說明，中共海軍的實力，不能用軍艦數量來衡量，也不能單純用軍艦噸位的大小來判斷，更不能用遠洋海軍國家那種成熟海軍的水準來衡量。因為，中共海軍仍然是一隻「菜鳥」，而且短時間內也不會變成合格的「老鳥」。「菜鳥」如果上陣犯台，那大家可以想見，有時候可能中共軍艦不是被擊沉的，而是發生故障、無力排除而退出作戰。更何況，在激烈的海戰中，要求艦長每一秒鐘都要在複雜的戰況中做出正確及時的決定，那些從來不懂真實海戰的艦長和官兵們，又如何避免覆滅的命運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12月7日，中共由三年極端封控突然轉為全面放開。結果，大瘟疫洶湧而來，席捲全國。中國，只有中國，呈現種種讓人無法理解的現象，堪稱詭異。 其一，大部分人口快速感染，成為陽性。按照中國御用專家們的說法，全國感染率或高達90%，即10億人感染。整個中國，只用了三周時間，就趕上了其他國家三年才達到或達不到的感染率。創下另一項中國速度。 而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封控期間，人們動輒大排長龍測核酸，人挨人，人擠人，卻甚少陽性；而解封之初，大多數人足不出戶，並未與外人接觸，卻迅速陽性。這等現象，不只出現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就連人煙稀少的農村、甚至荒無人煙的太行山上，就不能倖免，那裡的人們也一夜陽性。人們不禁要問：病毒從何而來？空氣和水怎麼啦？誰在撒播病毒嗎？是隱形的魔鬼還是隱藏的人為？ 其二，大量人口死亡，尤其大量老年人死亡。同時讓世人見識，高喊了三年生命至上、健康至上的習當局，竟在醫院、醫護、醫療方面毫無準備，從極端清零、極端封控的三年大災難，一躍而入放開後的另一場大災難：醫院爆滿，太平間爆滿，火葬場爆滿，墓地爆滿。曾經為測核酸大排長龍的中國人，轉瞬間又到殯儀館大排長龍。大多數遺體得不到像樣的成殮，甚至得不到及時的火化和安放，落入生前沒有尊嚴、死後也沒有尊嚴的可悲境地。當代中國，號稱盛世中國，如下成語居然盡都排上用場，而且恰如其分：屍橫遍野，屍積如山，死無葬身之地。 關於死亡數字，當局一度堅持只有四十多人；在民意和國際社會壓力下，當局改口說出59938人，指一個月內的死亡人數。但就是這個數字，中外都無人採信。其實，即便是這個接近6萬的數字，至少也需要乘以10或者100。根據香港感染者0.7%的死亡率推算，醫療條件遠遜於香港的中國內地，即便套用0.7%這個比例，10億感染者中，至少有700萬人死亡。如果以1%的死亡率計，則有上千萬人死亡。 其三，就在中國人大量感染、大量死亡的時候，美國、德國、台灣等伸出援手，表達願意提供從藥物到疫苗的全面援助，但盡遭中國政府拒絕，甚至傲慢地回答「中國有制度優勢」。中方與美國輝瑞公司談判進口輝瑞特效藥，談判迅速破裂；中方謊稱輝瑞葯價格太高，但輝瑞公司披露的真相卻是：中方出價太低，低於所有中低收入國家，甚至低於薩爾瓦多。但世人盡知，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是唯一宣布已經實現「全面脫貧、全面小康」的富裕國家，竟然捨不得花錢、或花不起錢進口救命葯！ 如果把所有這些詭異加在一起，潛台詞是什麼？習當局寧願坐視大量人口得不到及時救治而死亡。拒絕援助，仿如責怪美歐等國多管閑事；談判破裂，等於故意拖延時間，坐等大量人口消亡。套用小粉紅或老粉紅的說法：某某某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聯想到中國已是一個高齡化國家，老年人越來越多，曾經有「未富先老」的說法。莫非，有人要借病毒之手，大量消減老年人口？從而緩解中國的高齡化、讓整體人口趨向年輕？更關鍵的是，老年人大量死亡，還省了國家（政府）的巨大負擔：一舉抹去呈天文數字的退休金和養老金。莫非，這就是有人要下的一盤很大的棋？ 果如此，則無異於一場人口滅絕。老年人，是中國人口的一部分。故意坐視老年人消亡，就是有意滅絕這部分人口。然而，正如極端清零釀成中國社會的次生災難一樣，蓄意坐視老年人口大量死亡，也必然釀成中國社會的另一場次生災難。 如今的中國老年人，即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從改革開放中走過來，不少人有存款或有房產。而這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淪入低收入、失業、躺平。一類情形是：父輩的退休金、養老金成了得以依靠的家庭來源，部分年輕人成為「啃老族」。眼下，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大量離世，等於讓很多家庭失去退休金和養老金的餘蔭庇護。當「啃老族」失去經濟靠山，必埋下貧困和動亂的種子。 另一類情形：中國人流傳「家中有個老、勝似一個寶」的說法，意即，老人可以幫忙照看孫輩，讓年輕夫婦專心工作、掙錢而無後顧之憂。但隨著大量老年人口的提前消亡，部分年輕夫婦失去老人照看孫輩的指望，必加速年輕一代不婚、不孕、不生孩子的躺平模式。 如此下去，就是繼續中國人口遞減、高齡化加劇的惡性循環。當局的算盤或事與願違。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人口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議論紛紛。最近的統計說明，中國的人口開始負增長，也就是停止增長，開始下降了。西方和中國的企業界關心的是廉價勞動力會不會繼續維持。這對經濟造成巨大影響，也就是賺錢的機會沒有了，必須轉移世界工廠了。 對中國的工薪階層來說，有兩種可能性。工人減少了，有利於提高工資，擺脫廉價勞動力的困境。另一種結果是，企業外遷，減少了工作機會，工作機會的競爭將繼續維持低薪工作，工薪階層的狀況沒什麼改變。那麼，我們來看看中共建國之後人口隨著政策變化帶來的結果，從而可以稍微預測將來工薪階層的前途。 建國初期和文革的二十多年裡，中共學習蘇聯鼓勵生育，人口迅速增長。期間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致餓死幾千萬人，人口數量有一個挫折。但劉少奇的恢復期和文革初期，人口政策不變，仍然繼續高速增長。這為二十年後所謂改革開放時期的廉價勞動力，打下了基礎。 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經濟增長落後於人口增長，過窮日子似乎無法為偉大的共產黨圓謊。於是，以聰明的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一幫官僚們，就想出了一個甩鍋的對象：說是人口太多國家養不起，要開始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既然是一項政策，就要養一幫官吏。這個專業官吏的利益群體，就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利益和規模。這逐漸演化為一胎化和暴力墮胎，形成中國特色的人口政策，導致了三十多年後人口增長下降，老齡化提早到來。以至於現在的人口負增長，人口危機提前到來。 人口問題還有另一個分支，就是勞動人口和家庭結構。中國共產黨為了降低勞動力價格，實行低工資、雙職工政策。開始是為了增加政府積累，壓抑工資增長。改革開放後成為吸引外國資本的有利條件，所以繼續維持下來。這完全破壞了傳統的家庭結構，造成現在養兒難的現實問題。也從另一個方面限制了人口的增長。 目前的狀況繼續下去，中國人口的負增長將會加速。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將無法維持現有的經濟結構。在技術進步緩慢，資金和企業外遷的形勢下，失業問題也會增加。國內市場會逐漸萎縮，經濟增長將會和人口下降持平，或者達到一個低水平的平衡。 因為上述的原因，人口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人口問題，而是一個綜合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第一重要的也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產生和維持都和一黨專政有關，它的存在也是維護一黨專政的基礎之一。 第二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回復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和家庭結構。把碎片化的個人主義社會結構，重新結合為家庭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沒有家庭為基礎的社會，就不會有正常的人口增長。碎片化的個人主義社會結構，更加有利於專制政府的存在。因為失去了家庭和親屬網路的依靠，人們遭遇困難的時候，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這就是強大的專制政府存在的基礎。 綜上所述，解決人口問題，就會觸及到專制政府的存在的基礎。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沒有改變的前提下，工薪階層將為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政策承擔主要的後果。馬屁文人們將會描繪出新的美好前景來忽悠老百姓。請大家警惕，防止繼續被中共欺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時運高，又給我看到屈穎妍（香港激進親共人士）一篇「潮文」，她指「黃絲手足」（泛指香港抗中人士）移居英國，仍搞年宵市集，賣中式傳統美食、港式小吃、賀年裝飾、揮春、利是封等等，於是大發議論： 「一群棄國者、叛國者，以身為中國人為恥，口口聲聲『我不是中國人』，但到頭來，一個農曆年，已令他們在自己的基因面前跪低，不認不認還須認，如果不是中國人，貼什麼揮春？過什麼兔年？」 憑常識也知道，慶祝農曆新年的決不止中國人，光是亞洲，就有台灣人、越南人、韓國人、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等。當然，我們不會期望一條長期散播假資訊、近乎文盲的中共文棍會講常識，但有一點我覺得還是值得探討的，就是「中國人」身份問題。 坦白說，從前我也習慣自稱中國人，因為我素來喜歡中國語言文學（但不代表我喜歡所有中國文化），但近年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決定不再隨便以「中國人」自居了，必要時，也只會用「華人」兩字。什麼問題呢？我擔心自稱中國人，有人會誤以為我自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本欄讀者應該留意到，我行文時寫「中國」，時寫「中國」，這絕非筆誤，而是刻意為之。「中國」兩字源遠流長，歷來有多重含義，包括指中原地區、中國人、京師、朝廷，也是「神州」、「中土」的同義詞。儘管大清國人偶爾也用「中國」稱其國家，但「中國」作為官方國號，是近百年才有的事。要證據嗎？可看看大清皇帝寫給美國總統的信。 例如光緒皇帝在1896年3月2日致函美國總統卡夫蘭（Grover Cleveland），開首寫： 大清國 大皇帝問 大美國 大伯理璽天德好 「伯理璽天德」即President的音譯。在此信的滿文版，「大清國」是「Daicing Gurun」——這才是官方國號。前人用「中國」兩字，如上所說，具多重含義，實際意思視文理而定。以我觀察，民國前「中國」用法，大致等同「中土」、「神州」，表示區域，而非國號。 可知從前你自稱「中國人」，不過表示你是在中國這片土地出生、居住的人，或比較寬鬆地代表「華人」、「唐人」。所以，明末遺民和同時代的大清國人，理論上均可自稱「中國人」（儘管他們一般不這樣講），跟他們是否支持某個政權無關——假如大清國尚未滅亡，香港「黃絲手足」即使反對大清政權，相信也不介意自認是「中國人」的。 然而上世紀一個黃俄政權佔領中國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以馬、列為師的黃俄黨，在中國立國後，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水摸魚簡稱「中國」，並聲稱世上凡自認中國人的，必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祖國。這樣的「邏輯」等於說，你爸爸若叫陳大明，那麼只要我改名陳大明，你就得叫我爸爸。荒謬嗎？但這樣荒謬的大話，卻有人講足七十多年，還騙了很多笨蛋。 更不幸的，是英文「Chinese people」跟「中國人」同樣含混，一時表示華裔人士，一時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黃俄政權覷准這種日常語言的含糊性，巧加利用，以便統戰，結果「中國人」和「Chinese」的意思都被嚴重扭曲了，成為別有用心的政治宣傳用語。 明乎此，就知道我寫「中國」是逼不得已——為了區分傳統意義的「中國」和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只好把後者寫成「中國」，而前者意義既受「污染」，則儘可能避而不用。一言以蔽之，「中國」和「中國」之別，就是「Hong Kong」和「Xianggang」之別。若要在本質上正名，今日「中國」的真正名字，該為「黃俄移民共和國」才對。 （全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面對中國的疫情災難，本欄上篇文章提出了「負治理」這個說法，指出其中的機理在於：政府在疫情中的作為不僅不是幫助民眾，反而是變本加厲為難民眾、作踐民眾。實際上，這種現象，並非始自2022年12月以來的疫情政策大轉彎、大撒把，而是中國現行權力制度的一貫邏輯和基本特點。現在這篇文章，想進一步說清楚這一點，並希望能夠透視「負治理」的根本病灶何在。 在中國生活的人，不論貧富，相信都有這樣的生活體驗：但凡和政府打交道，一定會障礙重重，乃至受到羞辱種種，至於最後能不能把應辦的事情辦成，恐怕很難有人敢說有把握。一介百姓，要進政府機關的大門，已經難於上青天。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兒，而是幾十年一貫制——這話我敢說，因為1985年我在中共黨報上寫過文章，專門批評黨政機關對民眾來說「門難進」的現象。現在只是更難進了而已。 更難進的原因之一，在於後來三十多年裡中共發展出了所謂「維穩體制」；這個體制的宗旨，就是從根本上把民眾看作威脅、看作敵人、看作「不穩定因素」、看作控制的對象。但是，那麼多年裡的中國高速經濟發展，裝飾、遮掩、模糊、甚至美化了這種宗旨和體制。當你能從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時，你不僅看不到「負治理」的存在，你更可能認為中國的治理很棒。不是嗎？一個基建項目，比如修條路，西方國家常常十年八年搞不定相關的拆遷事項，中國政府一個星期內可以砸掉幾十個村莊，半年以後高速路就在這些村子原來民宅的地基上修通了。人們自豪於這種發展速度和這種行政效率，不願意去看那幾十個村莊的上萬村民被強制拆遷的遭遇。 就全國來說，那就決不止是幾十個村莊、上萬名民眾遭遇這樣的事情了。但是，沒關係，中國政府搞得定這種事情，不怕你不滿，不怕你反抗。但凡政府想乾的事情，不管民眾多麼不滿意，政府總歸幹得成——這被一些人名之為「強大的國家能力」，據說是中國發展的秘訣。 那麼，中國政府為什麼有這個能力呢？很簡單，因為它有強大的控制能力。所謂「控制」，在這裡，就是剝奪你的自由與權利。事實上，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特點，就在於以控制的手段實行治理；通俗地說，就是用為你好的名義來監禁你。 以社會治安為例。毛的時代，社會治安不差，原因是每個人都被那一整套體制嚴密地控制著。出門要中共黨組織開具介紹信，包括出門討飯也是如此；沒有政府發的糧票，你有錢也買不到飯吃；機關集體宿舍樓里有客人來訪，在樓門口受到盤查不說，看門大爺事後還會向治安保衛部門彙報。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社會治安作為公共治理的基本要務，是這樣通過全方位的控制來實現的。 今天的中國改變了很多，但是，毛的時代真的走遠了嗎？當新冠疫情來臨，「封城」、「清零」舉措登場時，用以實現在公共衛生問題上的所謂「治理」功能的手段，毫無疑問，還是控制：強力控制，全方位控制，不惜代價的控制！ 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民眾！控制病毒的傳播，那叫公共治理；剝奪民眾的權利，那叫政治控制。中共當局的能力，即在於以控制作治理。 控制不是不能部分達成治理的目標，但是，如果一個政府只會以控制作治理，那必定產生一個悖論：隨著它的控制能力的不斷增強，它的治理能力必定不斷下降，最終走向「負治理」。套句網上名言「專業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專業」到這裡，那就是：如果搞控制很專業，做事情必定很扯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悖論呢？要害在於權利，或者說在於權利和權力的關係。什麼是權力？權力等於控制能力；權力很大很大，大到無所制約，那必定產生對於權利的踐踏與剝奪。一個政府以踐踏和剝奪公民權利為主旨，當然，對民眾來說，有這個政府還不如沒有這個政府——這就是所謂「負治理」。 以三年多來的中國疫情政策看，從武漢肇始，到上海封城，從「動態清零」，到「應陽盡陽」，不管看起來思路有什麼變化，政府權力對於民眾權利的踐踏，這個邏輯是一以貫之的。「動態清零」、嚴防死守下，不準病人去醫院，逼迫人們住方艙，這都是以政府的強大「控制能力」來剝奪你本來的權利。「應陽盡陽」、疫情海嘯中，去了醫院你也排不上隊——一個據稱「崛起」、「盛世」中的國家，公共衛生資源如此不堪，如此遠遠不能滿足民眾的要求，原因何在？那也正是「中國模式」累年漠視民眾權利的結果。前幾年，不經嚴格科學檢驗即強力地大規模推廣國產「新冠」疫苗，是無視民眾知情、問政的權利，也是踐踏民眾在攸關自己生命問題上的自主抉擇的權利。現在，不發布相關信息，或者不如實發布信息，也是當局無視民眾的知情權；至於拒絕引進國外三年來已經驗證有效的相關疫苗，任憑億萬民眾在缺醫少葯的境況中自生自滅，更同樣是踐踏民眾的生命權利。 寫到這裡，應該可以對「負治理」得出進一步的認識了。所謂「負治理」，就是以剝奪民眾權利為基礎、為導向、為手段、為目的的所謂「治理」。所謂「負治理」，就是公共權力成為引發、製造和加重公共危機和民眾災難的根源。也可以再套一次那句網上名言：事關權力很專業，事關權利很扯淡——這就勢必產生「負治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真話是中國當下最稀缺的東西，尤其對習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龍椅上，是聽不到周邊臣子的真心話的，所以，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當習談到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時，要求營造環境、創造條件，鼓勵基層幹部群眾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裡話，我不認為他是在作秀。不過，如果只要領導幹部創造條件讓基層幹部群眾敢講真話，他顯然沒意識到，關鍵還不是領導幹部聽不到群眾的真話，而首先是高級幹部無人敢對他講真話、講實話、講心理話。 要讓群眾和官員敢講真話，下級直言不諱對上級諫言，其實也很簡單，習帶頭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敗像古代帝王一樣下「罪己詔」，自然群眾和基層官員乃至高級幹部會踴躍向各級領導以及他本人講真話和心理話，提意見和建議。 說到「罪己詔」，現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卻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為在施政中出現的重大錯誤或者天災向上天和百姓作的書面檢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認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還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錯，或出現大的災害，導致國家處於某種危險狀態，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檢討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諒。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想矇混過關，上天在看著，百姓在看著，是賴不掉的。這構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種政治或責任倫理，即統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壞事推諉責任，會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喪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傳》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三千多年，從傳說中的夏禹和商湯，一直到民國袁世凱，據考證總共下過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詔」，幾乎每個朝代都下過，有的皇帝下過幾次。這已成為一種機制。帝王之所以對自己的錯誤要下「罪己詔」，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為自己博得一個好名聲，本質的原因在於，天下是他家的，無論治亂好壞，首要的、第一責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統治這個國家。天下興旺，百姓安居樂業，是他治理有方，被後人讚譽為明君，寫入歷史，流芳百世；天下衰敗，百姓流離失所，是他治理無方，被後人罵為昏君，也寫入歷史，遺臭萬年。對於帝王來說，尤其那些有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願成為後者，有沒有「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個別。在這樣一種倫理責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災人禍，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責任，下「罪己詔」懲過。 當然，皇帝下「罪己詔」，到後來也流於形式，要表演給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輪台罪己詔》的漢武帝一樣，真心悔過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於壓力，下「罪己詔」的行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責任倫理是真實存在的。此乃有人負責的政治倫理和無人負責的政治倫理的根本差別。 現在回到前面的問題，習會下「罪己詔」嗎？所有的人都會說不會，因為中共領導人沒有這樣的政治倫理。 中共號稱人民政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習在民主生活會上再次宣稱黨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它始終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這個根本利益是有講究的，現實中的根本利益由誰來定義，為什麼是中共而不是別的政黨可以代表它，這些其實都經不起追索。也許中共會說，它和民主體制一樣，亦是人民授權的。70多年前中共帶領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決定了它有資格統治中國，所謂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這個邏輯，由於授權方式的不同，它的統治也是有問題的。 民主體制通過定期選舉，政黨輪換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歡的政黨和政治人物趕下台，把喜歡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選上台，雖然這一過程有一些毛病，但大體反映了真實的民意；中共通過戰爭的殘酷方式打敗國民黨，姑且算是贏得當時的民意，從人民那兒得到授權同意建立政權，但問題出在這之後，人民不可能無限期地授權你統治下去，總會有改變主意的時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統治，新一代人不願意你統治，可不管人民同意與否，現在中共就賴在寶座上不走，還用武力威脅讓人民閉嘴，裝出一副同意的樣子，事實上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皇帝。只不過過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這個皇帝姓黨，家天下變成黨天下。然而正是在這點上，中共還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前面講了，帝王要最終為王朝的命運負責，做錯了事要下「罪己詔」，黨皇帝和黨天下實際是沒有一個最終負責人。因為後者是個集合概念，名義上它有一個最高領導人，即黨主席或總書記，可實際上黨的最高領導人有時是個沒有黨職的其他人，因此出了問題就不能要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負責。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經常也會大權旁落，最高權力會被外戚宦官篡奪，但外戚宦官奪得的是朝廷的治權，在國家的正統敘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終負責人，所以他要為王朝衰敗負最終之責。黨天下不同，即使沒有名義最高領導人和實際最高領導人不一的問題，由於它實行所謂集體領導制，做出決策行使權力的是黨中央，真要追責時，最高領導人很容易以此為借口逃避責任，而如果要攬權，又很容易以此為由將權力集中在個人手上，從而造成權責的嚴重脫節，即大權獨攬，無人負責的局面。 中共的黨皇帝和黨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質區別就在這兒，它沒有為自己的施政錯誤的最終責任承擔者，也即它嚴重缺乏責任倫理。這導致儘管有社會甚至黨內壓力，黨的最高領導人從來不會公開就自己的施政向民眾認錯道歉，最多是在內部會議上輕描淡寫地做個自我批評。 毛三年大饑荒造成餓殍遍野、人相食的慘狀，連黨的二把手劉少奇都看不下去，認為將來要上史書的。但毛不以為然，雖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迫於黨內壓力作了自我批評，但也是盡量淡化責任。毛並未對他在大饑荒中的決策錯誤向全國人民認錯。毛和他的那一代「戰友」雖然信奉馬列和階級鬥爭學說，但也接受了完整的舊學教育，是舊時代走向新時代的過渡人物，多少還保留了傳統儒家的一點政治責任倫理，所以在鄧小平當政下官方對文革和反右等錯誤，在黨的決議和教科書中還能記上一筆，批評毛。然而，等到社會主義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執政，對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來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錯誤，避重就輕，或者乾脆把它視為禁區，也不許民間討論。習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這種情形更嚴重，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對中共的錯誤統統不提，七十年歷史就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歷史。 三年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損害和民眾權利的踐踏以及對國家傷害的整體後果，可能僅次於三年大饑荒。這是在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動態清零政策帶來的惡政。可在官方的敘述中，雖然已經不見了抗疫的偉大勝利，但還是在粉飾太平，彷彿人間慘狀從來沒有發生過。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官方強調的依然是習的英明領導，是對他絕對權力的「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在七千人大會上，諸侯還敢對毛表示某種不滿，毛對他們的離心離德，尚且能夠自我批評，然而習對自己鑄下的大錯，採取的是不理不睬，橫豎不承認，品格比毛還下之，黨內大員連稍有不滿都不敢表達。 中共如今差不多從黨天下變成習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習統治下的中共和習自己，完全沒有過去王朝和帝王的責任倫理意識。可見，歷史不總是在進步，中共政權實際不如中世紀的王朝政治。人們需要看清這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拜登惹上一個不小的麻煩，就是在他擔任奧巴馬副手時，在他達拉威爾家中的車庫、鄰房與他的智庫中分別被發現私藏了幾分未解密的文件。這過程也算是無心插柳，主要是去年11月2日時拜登的幾位私人律師，在整理拜登位於賓州大學的智庫「賓夕法尼亞大學拜登外交與全球事務中心」（Penn Biden Center for Diplomacy and Global Engagement）的文件時，瞄到了幾分看似重要的文件。因此這些律師花了八天的時間通知國家檔案局歸檔。國家檔案局接到文件後，發現這些都是未解密文件，整件事情非同小可，才決定上報司法部。 另一方面，川普也有同樣的問題，同樣涉嫌私藏任內未解密的文件。而且文件是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Mar-a-Lago）被聯邦調查局搜出，整件事情從去年十二月開始越滾越大。而且川普遭受司法部的調查還不只這一樁，另外包括川普是否在2021年1月6日指使川粉火攻國會？不管拜登或者川普，現在對上的都是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或DOJ）的主官，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賈蘭德（Merrick Garland）。賈蘭德現在是美國政壇核心人物，分別任命了特別檢察官（special council）史密斯（Jack Smith）調查川普，也任命了另一位特別檢察官許爾（Robert Hur）調查拜登的密件門。 所有左派的人都在看，最後賈蘭德會不會起訴川普這個前總統？目前司法部針對川普的調查方向，涉及四大面向：妨礙公務（obstruct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密謀詐騙美國（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密謀做出錯誤陳述（conspiracy to make a false statement）與煽動叛國罪（inciting, assisting or aiding or comforting an insurrection）。即使前三者讓川普被起訴甚至定罪，川普還是可以順利的選2024年總統，而且選上還能就職。只有最四條如果被定罪，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國會所訂定的法律（例如House Bill 1405）的確可以禁止川普再選美國總統，甚至當選也無效。 美國司法部在做什麼？ 1789年的法官法（The Judiciary Act）創製了這個「檢察總長」這個職務，且逐漸演變為司法部的主官。司法部是聯邦政府的主要執法部門，有點類似台灣的法務部。美國司法部是全世界最大的司法部門，下轄11萬5千名員工。而美國除了司法部之後，由於三權分立的設計，一個與行政、立法（聯邦國會）平行的機構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常常會宣判聯邦行政或者聯邦國會的作為違憲，而此時司法部就擔任為行政部門辯護的角色。又檢察總長在法律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意即應總統要求給予其法律建議。這個位置由總統提名，並由參議院同意，一旦通過任期為四年。而現任總長賈蘭德從2021年3月11日上任至今。賈蘭德總長是一個低調但對於外界議論總能處之泰然的一個人，根據他親友的描述，他個性謹慎，但當結果成熟時決斷力很強。意識形態上來說是溫和自由派，但絕不教條主義；私底下關心政治但絕不是政治偏執的那種。賈蘭德在2016年時曾被歐巴馬總統提名為大法官，但參院最後沒有支持通過。 拜登、川普即將交手第二輪 目前美國政壇就像一出萬神劇，要角不僅從白宮橢圓辦公室出來，涉及到前任總統，然後司法部也參與其中，甚至國會山莊的參眾議員都在暴風圈中。遠一點的還有可能取代川普參選2024年的共和黨新秀、現任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在國會參眾議院的部份，由於在2022年的期中選舉中，川系人馬並沒有想像中選得好，參院仍是民主黨多數，而眾議院共和黨僅高出民主黨十席，這樣的結果導致麥卡錫在自己人也不挺的情況之下，竟然沒有在第一輪就獲得過半支持當選，這是百年來頭一遭。而儘管川普打電話給麥卡錫打氣，也公開呼籲共和黨員不要再杯葛，應該儘速支持麥。但有廿位的川系共和黨眾議員完全不買單，他們認為麥卡錫不夠右，儘管他們還是把川普當成精神領袖，但是他們有自己要極小聯邦政府的理念要堅持，包括在社會福利、軍事－如軍援烏克蘭甚至軍援台灣-等議題上。後來在麥卡錫不斷承諾要縮小自己職權的讓步下，麥卡錫在第十五輪的投票才勉強過關。 另一個觀察點，是新任眾院議長麥卡錫，與參院少數黨主席、同時也是台裔政治人物趙小蘭的夫婿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儘管兩人都是共和黨，但目前處於一個很微妙的關係。兩人相處其實沒問題，但對於川普的看法大不相同，麥卡錫現在需要靠攏川普來延續其議長生涯，但麥康納則是兩年都沒提到川普了，可以說從2020年末左右對於川普不承認大選結果開始，就與川普漸行漸遠，甚至公然勸川普要接受敗選事實。 現在拜登惹上密件門，這些極右派的參眾議員當然不會放棄這個機會，一定對拜登是窮追猛打。不過縱使司法部門除了調查川普也同時調查拜登，但畢竟拜登是現任總統，具有刑事豁免權，因此對於兩位總統的調查對於川普稍微比較不利。其實美國的聯邦政治人物，不過在行政部門、立法部門甚至是司法部門，由於影響力強大，手中常常握有關於全世界各政府的機密文件，因此聯邦政府對於官員在卸任後應該繳回哪一些文件都有很嚴謹的規範，但也常常發生政治人物有意無意留下這些文件的事件。 2016年那一次的大選，希拉里敗給川普，其中一個對她殺傷力很大的指控，就是機密信件未存放在公務信箱中，反而是出現在希拉里的私人信箱中。對於這個稱之為「電郵門」的事件，希拉里並沒有坦白，甚至給予外界一種在說謊的感覺。現在拜登也透過發言人對外說這些在他家發現的未解密文件也是無心為之的，隨著拜登與川普都宣布要競選2024年大選，拜登的密件門至少會吵到大選結束後。 （※作者為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