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武林里商鋪空置率超五成 民眾嘆都在吃老本
2026 年 6 月 26 日
抗击大瘟疫，中美制度对决，不仅在药物和疫苗开发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决出高低。经济方面。美国经由疫苗开发、药物研制，以及温和的、劝告式而非强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国社会从容与病毒共存，优先保障民生，很快复工复产，社会快速恢复常态，经济获得恢复性发展的强劲动力。 中国实行极端清零、极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极端措施，企图清零病毒，其结果却是破坏经济、毁灭民生，制造海量次生灾害、人道悲剧，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几乎把经济、民生和人命清零。 当美国抗疫把中国抗疫远远甩在后面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据称这还是1976年以来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及前些年的热门话题，所谓“中国超越美国”。这证明，单论经济发展，民主的美国仍然击败了专制的中国。 而在抗疫过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权的美国，处处与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的中共，形成鲜明对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离而生活困顿，美国政府不断向人民发放现金，予以补助和救助；但在号称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政府从未给人民发过一分钱。对新冠患者，美国提供免费检测、免费药物、免费疫苗，而这一切，都由政府买单；反观中国，动辄收费，甚至逼迫人民高价卖药。 施打疫苗，美国的顺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势的老人群体，然后才轮到中年人，最后才轮到青少年和儿童。中国的顺序却是，先施打18岁至59岁的中青年阶层，然后才是老人。显示，美国的出发点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中共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和势利眼—它们要优先保住青壮劳动力，而不惜牺牲老人，甚至默认、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减轻政府负担，包括退休金、养老金、各类老年福利等。对应的还有，当权者以疫谋独，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杀或终结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两国的决策机制，不仅显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决定了抗疫结果。中国方面，权力就是一切，权力高于医学、高于科学，权力更高于人民利益、民间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领导人亲口所说：中国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不要算经济账和民生账，而要算政治账。经由某人拍脑袋式的决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十多亿人民的命运操之于一人之手。 而在美国，权力受到监督和制衡，医学和科学高于政治，更高于权力，任何领导人，不可能做出悖离医学和科学的决策，只能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并接受监督和批评，具有随时修改的修复能力。换言之，在美国，权力服从医学、服从科学、更服从民意，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号的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一场权力与科学的对决，而科学打败了权力。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差异，也是制度的竞争。中国盲从权力，而美国尊崇科学。其实，抵抗这场大瘟疫，美国本无意与中共展开制度竞争，只是依据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为；但有意与美国展开制度竞争的中共，恰恰就败在制度差异之下。如此的制度之争，胜败分明，足以让世人深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前全世界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再度严重爆发的疫情。这个话题迷雾重重，笔者试图探索此次疫情的一些真相。文章标题中的”动态清零”，大家早就听熟了，这是中国政府的防疫方针，目标是社会上不再有阳性感染者；而文章标题中的”反向清零”，是政府结束”动态清零”的结果，但”反向清零”的主导者是病毒，结果是核酸检测阴性的未感染者正被病毒”清零”。所以，从”动态清零”到”反向清零”，就是最近一个月来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这波疫情的大致走向。 一、结束“清零”导致疫情爆发？ 结束“清零”导致疫情爆发，是最近不少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说法，中国国内民间也有不少这样的看法。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过去一个月里国际媒体关于中国内政新闻的报道中，按照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可以看到三个新闻热点：白纸抗议活动、中共宣布终止“清零”、疫情大规模重新爆发。按照新闻热点的时间线，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印象，即中共结束“清零”政策，导致疫情再度爆发，但实际情形正好相反。 由于中共严厉管制国内媒体和社交媒体，所以国际媒体的中国新闻报道往往有滞后性，这样的滞后性可能误导各国读者；而新闻报道如果漏掉了重要的时间点线索，也会误导读者。 中国的白纸抗议运动11月26日爆发；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15日引用中国国内的非官方消息来源报道，11月27日北京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感染；12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终止“清零”政策。从这三个重要事件的时间点来看，白纸抗议活动与疫情再度爆发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白纸抗议活动的规模小，只在若干城市的几个地点发生；而北京的疫情在该市16个区里陆续爆发，显然与白纸抗议活动无关。 疫情的大爆发也不是中共结束“清零”政策的结果，因为疫情重新爆发在前，中共结束“清零”政策在后；从新疫情在北京爆发，到中共宣布结束“清零”政策，中间相隔11天。如果以为是结束“清零”政策导致新疫情爆发，就因果倒置了。 事实上，疫情突然在北京爆发才几天，到12月1日的时候，据《北京人》（后面我会介绍这个网上杂志）的调查，北京市民被感染的比率已经达到9%。北京市的人口两千多万，将近十分之一的人11月底就已经阳性了；若按照“清零”政策的规定，北京市必须先把这两百万阳性以及后续还会感染的更多市民集中隔离，实现“清零”。这能做到吗？绝无可能。 所以，可以讲，中南海是面对病毒扩散的沉重压力，防无可防，最后彻底弃守，于是就宣布结束“清零”政策。因此，是病毒肆虐在先，当局被迫放弃“清零”在后；正因为疫情突然大规模爆发，导致当局吹嘘三年的“清零”政策破功，这才迫使12月7日中南海下令废除这个再也无法执行下去的“清零”了。 二、北京疫情与武汉疫情：三个共同点 在依靠手机获取新闻的时代，大家对旧闻很容易淡忘。但如果把这次的北京疫情与三年前的武汉疫情对比，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共同点，值得我们警惕。 这三个共同点之一是，疫情初期，当局对疫情来源和动态高度保密。2019年的武汉疫情是12月1日出现病例；此后1个多月里当地并无防范，全中国亦无戒备，主要原因是中共对疫情保密。保密的范围包括导致疫情的病毒来源、疫情的危险性，以及避免感染的必要个人防范措施。当时武汉人对汹汹来袭的病毒全无防备；这次北京疫情爆发后，当局依然如法炮制。 其二，医疗卫生系统事先全无准备，只能匆忙应对大批涌向医院的感染者，无论是口罩，还是医用设备，或者是药物，都没有应急储备。因此，武汉疫情和北京疫情一样，都出现了医务人员疲于奔命，病人叫苦连天，很多感染后引起并发症的患者失去了生命。 其三，对疫情的人为异地传播毫无防范。3年前武汉疫情爆发后，据“民航资源中国网”当时公布的数据，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3周中从武汉直接飞往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旅客达11.5万人；还有80万人搭乘国内航班离开武汉，其中很多人到其它机场转搭国际航班出国。显然，当时武汉大批人口紧急出国、逃避疫情，但也把病毒传播到了其他国家。而这次北京疫情进入高峰、正蔓延到西南和华东数省市之时，结束“清零”5天之后的12月12日，国内航班总数与结束“清零”前的11月28日相比，增加了158%，达到7,290个。国内旅客通过快速交通工具离开疫区，又一次加快了疫情的全国传播。 三、北京疫情真相：《北京人》网站的调查报告 当中国政府封锁北京疫情真相时，唯一从中国传出来的相关疫情调查报告来自一个在京外国人的网站。法国《世界报》12月17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引用了在北京办的一个英文网上杂志《北京人(Beijinger)》12月15日发布的消息。 《北京人》杂志12月14日对微信群上的一个用英文交流的8千人群组做了一次调查，有3,007个在北京的人回应，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调查很简单，包括三个基本问题：是否感染、感染的时间、症状的程度。 调查显示，9%的人12月1日之前感染疫情，58%的人是12月1日到12月14日这段时间内感染的；只有33%的人尚未被感染。在确诊的人当中，30%有轻微症状，52%的人有中度症状，14%的人有严重或非常严重的症状。 因此法国《世界报》的报道指出，2,200万北京人中，没染疫的人是少数；一个人如果还没被感染，就算幸运者了。该报还引用武汉一位医生的话说，“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专家们已经将他们的灵魂卖给了国家宣传”。 从这次调查来看，北京疫情中，感染率高达三分之二；感染者当中，14%的人症状严重；从疫情爆发仅仅两个星期就全面扩散了，这一波新疫情的感染率是前一段时间感染率的6.6倍。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北京在这一波新疫情爆发之前，一直有轻度疫情在传播；但11月27日以后到现在，新的疫情正用比以往疫情快6倍的速度在扩散。这暗示了一点，导致北京新疫情的病毒，有可能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病毒，不见得只是以往病毒的变株。而这种病毒正在全国快速扩散。 四、从中国新疫情看政府的无能 中国的新疫情自11月27日爆发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疫情正在迅速覆盖中国各地。在各地疫情的最新动态逐渐曝光之前，我们从北京疫情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五个问题。 第一，中共对北京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这种危机，竟然迟钝到惊人的程度。 中共虽然是中央集权、个人独裁的制度，但面临危机时，资讯从基层传到中南海，居然非常慢。疫情就在中南海红墙外面爆发，传递资讯到中南海里面，不过是几步之远。既然中共高层无法了解状况，那很可能是北京市的各级干部非常犹豫，不知道到底是要对上面实话实话，还是隐瞒真相。 第二，疫情的再度大规模爆发，让中共陷入严重的政治困境。中共一向强调，“清零”政策让中国有效地防止了疫情扩大，是世界各国中防疫最有效的国家。但北京疫情的突然爆发，狠狠地打了中南海的脸；新疫情证明，“清零”政策根本没用，中央政府所在地就率先成为疫情爆发的新集中地。中共面临解释“清零”政策彻底失败这个大难题，与形成新的防疫政策混在一起，让中南海手足无措。 第三，中国结束“清零”方针，其实主要是被局势所逼。这次中共决定结束“清零”政策，有平息白纸抗议活动所代表的民众对“清零”方针不满的考虑；但更大的背景是，“清零”政策已彻底失败，新疫情的严重局势所逼之下，多半北京市人口都感染了，“清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 第四，中共不得已让“清零”政策作废了，但新的防疫办法又难产，这就是此时此刻中国面临的窘境，疫情大扩散，中央不作为。中共高层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它找不到办法。 第五，中南海束手无策之际，全中国半瘫痪，听任疫情蔓延扩散。这就是集权政权的最大弱点之一，一旦高层不作为，那全国面对一种紧急事态时会全都瘫痪。这次新疫情的快速大范围蔓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五、北京疫情走遍全国？ 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有一个“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它用中国各省和香港的数据预测，中国这一波新的病毒爆发，到明年春天达到顶峰，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也就是将近5亿人，将会被感染。 过去三年在全球肆虐的这波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名为COVID-19，它是2019年起自中国武汉，来源很可能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次的北京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再度象三年前那样，封锁疫情的真实状况，让世界各国无所适从。 现在，只有开放西方国家的专家到中国直接采样调查，才会有助于对比，究竟引致北京疫情的病毒是不是奥密克戎的变异。但是，中共当局不可能对外开放中国境内的病毒采用和病毒的国际对比研究。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北京疫情爆发后，疫情的传播率是过去一年的将近七倍，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共当局之所以要封锁病毒真相，是担心外界发现新病毒再度在中国流传。这一波北京疫情的元凶，会不会以后被发现是COVID-22？现在谁也不知道。 很明显的是，奥密克戎病毒的衍生毒株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但没有哪个国家的任何一种衍生毒株，有北京疫情这样强的感染率。因此，北京疫情的发生，其原因很可能并不单纯。而更危险的是，北京疫情正在演变成中国新疫情，世界各国会不会再度受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庆红曾对江泽民有过救命之恩》中已经介绍了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邓小平特别找他和李鹏等人谈话,强调党内核心领导层的团结问题。谈话间,邓小平还特别举例子说自己当年从四川奉调中央时,连个秘书都不带,以此说明党内不能搞帮派。江泽民嘴上喏喏连声,仍然没有改变将曾庆红带进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传出他“不带红木带红人”的非议。也正是因为对这种非议的顾虑,加之初进中南海时连李鹏都对他颇不服气,江泽民先是不敢让曾庆红在中办系统“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笔者曾经在《中国民主党通讯》上读到过一篇标题为《曾庆红整肃杨家将内幕》的文章，说是江泽民、曾庆红真正的蜜月开始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江泽民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江泽民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不仅他的夫人王冶坪为他的北上流泪，他自己也似乎预感到重蹈前两任总书记覆辙的风险。因此，当江泽民赴任之时，他向杨尚昆、李鹏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曾庆红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李鹏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什么江泽民不敢只身一人进京？为什么江泽民偏偏要曾庆红与他共行？为什么江泽民不带更获他信任的黄菊进京？最关键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赵紫阳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场令江泽民胆怯，他设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相比胡赵，江在党内的资历更浅。稍有出错，可能导致比胡、赵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国家大权仍然由这些老人掌握。更何况杨尚昆、薄一波仍然参与着中共中央最高事务的决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江泽民深感要处理好、协调好这些老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 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可谓无功受禄。主导六四事件决策的“头号功臣”李鹏没有获得晋升，内心积怨在所难免。如何处理好与气势逼人、内心不服的李鹏的关系，令江泽民的确无所适从。还有，乔石、姚依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资格老，权力根基深，人脉资源广泛，同样难以对付。 这就迫使江泽民尽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来应对难题，处理危机。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两生疏，没有人能协商，更没有人能帮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导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当江泽民获悉自己被钦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曾庆红。曾庆红从来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江交谈，并且敢于当面纠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这使江对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庆红政治手腕高超，同时还想倚重曾庆红家庭的政治资源和曾庆红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关系。 曾庆红的政治手腕得益于他父亲的熏陶。曾山任内政部长时，曾专门花时间苦读大量的明朝、清朝档案，从中体味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并不喜欢读书的曾庆红对明清的宫廷秘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据说曾庆红最感兴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时局，化解矛盾，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应用了。与其说，当年的江泽民选择曾庆红是基于一种信任，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曾庆红的政治韬略为其所用。同样的，与其说曾庆红辅佐江泽民是一种无私的忠诚，不如说曾庆红只是利用江泽民赋予的一次机会去实践他的政治梦想。曾庆红清楚，如果他能够成就江泽民的大业，日后必有大成。曾庆红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中国最高权力舞台之路。事实证明，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合作真可谓天作之合。没有曾庆红，江泽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稳定的统治期。 进入中南海之后,江泽民将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阅读中外历史书籍和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在研读和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开国元勋的治国、治党的经验和教训时，江泽民发现“文革”后期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诱，背叛了他在共产党内最大的恩人周恩来，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来手下长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来的教训，江泽民绝不能让关键时刻为他立了大功的曾庆红产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这种齐心协心共保红色江山的“党性”和“知恩图报”的“人性”在江泽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庆红终于得以平步青云，熬成中国当代的“铁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闭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庆红的名字不但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之列，甚至连候补委员都没有排上。所以,当时一度传出曾庆红已经失势的消息。认为虽说曾庆红是当年江泽民自上海带进中南海的“跟班红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权贵者从来都是仕宦前景与政治风险并存。 谁知当时的江泽民安排自己班底时，完全不按共产党此前的“惯例”出牌。十四大谢幕两个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曾庆红接替温家宝中办主任职务,一时间令随时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评论界如坠烟云雾里，搞不明白江泽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而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事实上曾庆红接替中办主任职务的计划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经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没有将他安排进十四届中委，则是江泽民的“计高一筹”。江泽民考虑到了党内对他带曾庆红进京一事早有微词，同时又由曾庆红的高干家庭背景联想到了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选，陈云长子陈元十四大代表落选的原因，担心如果将曾庆红安排成中委候选人，一旦在无记名投票中被差额下来，再任命他接替中办主任岂不是不尊重大部分党代表的意愿。而等到十四大过后，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员的曾庆红任命为中办主任，将原主任温家宝委以农业“重任”，此举反而会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选举结果一出来，果然证明江泽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内定出任政治局委员的萧秧、内定出任书记处书记的俞正声及内定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全部落选；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人序列后，萧秧、俞正声免强当选，李克强则名落孙山。后来,中共高层只好下令将李克强安排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笔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泽民的追悼会上，1989年6月与江泽民一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有出席。就是这个李瑞环在私下里评论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把江泽民和乔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而无论我们今天对江泽民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智商仍持怀疑，也必须承认他在自己底气最不足的关键时候，选对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组织工作大权时，曾庆红“不拘一格降一才”，笼络了以王沪宁为代表的一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得力表现，就已令江泽民刮目相看。而更为江泽民所依重的是，曾庆红通过自己本身的红色背景与党内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联络，使他进京后身边自然聚拢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书，特别是军内的元老子女和秘书。所以,无须江泽民把话挑明，曾庆红进京帮办后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帮助江泽民营建起自己的组织班底。 众所周知，因为杨家兄弟的原因，江泽民进京后长期没有抓到军权,但却还是及时通过改组武警部队,把这支“看家”部队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后，外界只是看到江泽民把自己在上海的亲信巴忠炎提升为武警部队司令，却没有注意到同时提升的一个副司令和一个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当时，叶剑英元帅的公子，当年被称之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的叶选宁虽然在恢复军衔制的第一时间即已经获授少将军衔，但职务只是解放军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曾庆红跟江泽民进京之后，其中办副主任的职务任命还没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叶选宁那里拜了码头。此后，叶选宁很快便成了正部长。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之前,武警总部的参谋长王文理是从北京卫戍区平调过来的，此人过去长期担任叶剑英秘书，与叶家关系极深。“六四”后，江泽民把武警部队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为叶选宁让曾庆红给总书记捎话，时任武警参谋长王文理不但没撤，反而被江泽民一纸命令，提升为第一副司令员。此举不但成功地笼络了对杨家将反感的叶家势力，同时也给众多元老的秘书、子女们很大的安慰。 同时,在曾庆红的鼓动下，当时的江泽民又把原武警总部后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宝，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办公室秘书。 纯从逻辑上推理，就不难相信，那些长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人，在维护和巩固共产党政权方面表现出的责任心，不会亚于元老们的后代。而深知这一点的曾庆红为江泽民出了这个重用元老秘书的办法，确实令江泽民大开其窍。 而当时的曾庆红助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手另一重要运作，就是拉笼当时的中南海镖头杨德中效忠江泽民。 刚进中办时,曾庆红还排名在中办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之后。杨氏从华国锋及汪东兴倒台之后，即以“中南海总镖头”的身份，除全盘负责中央警卫工作之外，还按照中共惯例，亲自负责“一号首长”的警卫任务。虽然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为总书记)开始，中共最高决策权一直是以邓、陈两位政治元老“垂帘听政”的方式，颇似晚清的东、西太后掌控光绪。但表面上还必须称总书记为党内一把手。所以,整个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里，杨德中先是亲自负责胡耀邦，后来又亲自负责赵紫阳的警卫工作。而当时直接负责邓、陈二人警卫工作的，则是杨德中的部下，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牟信智。 正像当年毛泽东尸骨未寒,毛的第一宠臣汪东兴便亲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邓、陈两元老决定废黜胡耀邦时，首先是通知了杨德中作好“应变”准备;而决定罢免赵紫阳时，杨德中在赵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长的警卫变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这段活教材，令江泽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刚刚听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不但没有半点夫贵妻荣的喜悦，反而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成为“一号首长”后杨德中立刻担负起了对他的保卫工作。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此后的杨德中不会由江泽民的警卫变成他的看守，也是曾庆红首当其冲的任务之一。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泽民 总书记当得比赵紫阳还窝囊》刊登和播出后，一位署名”马年生”的文学城网友跟帖说 ：“江当年奉命入京，没有军方背景的他确实需要邓的威信控制军方。邓当时需要杨尚昆这个国家主席支持。江则通过自己带到北京的曾庆红逐步摆平了军方和红二代，才有实力让邓小平请杨家兄弟归隐。江有曾的协助，还是有福气的。” 其实，当年曾庆红之于江泽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还是后话。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庆红，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只会终止在上海市委书记那一阶上。 话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于1926年的江泽民本是与出生于1938年的曾庆红同时被安排进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队”人选。当时的曾庆红还是深受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器重的。 当时比江泽民先进上海市委的曾庆红心里非常明白，象江泽民这样即有红色家庭背景,又有个从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共学生地下党资历者,再加上其曾经留学苏联的红色专家头衔,这一切都决定了曾庆红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还要有一个“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后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泽民从北京调进上海市委出任曾庆红上司,并不存在一个曾庆红不服气的问题。但两人之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客客气气到配合默契的阶段,而促成两人彻底结为朋党,则是那场八九学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开明者之一。中共党内著名马列理论家、“六四”后被开除党籍、流落美国的苏绍智先生认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风以及支持改革、关心群众的形象常为人民大众所称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谓“党的生活会”胁迫辞职,一直是以后人们对中共不满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发人们的悲痛和怀念。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更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人们自发地追悼胡耀邦,并发展成为重评胡耀邦、批评（当时的）现领导,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众游行示威。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大学生“闹事”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的话,那么当时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事件则对那场“动乱”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正如苏绍智先生日后的回忆和总结中所说:而在悼念胡耀邦过程中,上海方面的“导报事件”,直接加深了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推动了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参加游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参与者在事后的反思中多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学潮转为“全民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当年四月十九日,导报驻京办事处和新观察杂志社在文化部联合举行追悼胡耀邦的讨论会。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参加。会上的发言,都是怀念和颂扬胡耀邦的,除严家其和戴晴的讲话外,都比较温和,没有批评现政权之处。严家其大致讲了党对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犹如“四人帮”之对待周恩来。戴睛则讲了从陈独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时任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载这一讨论会的所有发言,并抢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会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该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报于当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汇报后,两人预感事情严重,立刻报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泽民。然后，曾庆红和陈至立连夜约见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悼胡座谈会”的文章清样,阅后即命令钦本立将两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而在此之前,曾庆红一直对钦本立表示特别的尊重,在公众场合见面,从来是以“钦老”尊呼。 被要求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于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而钦本立当面同意“服从组织”,同时却表示该期《导报》已经有一部分散发出去。于是曾庆红动员江泽民出面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宣布撤消他的职务后,随派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为顾问的整顿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陈至立亲自到场宣布整顿该报的市委常委会议决定。 消息传出,群情大哗。上海首先出现支持导报的游行示威,北京各报纷纷写信向上海市委抗议,严家其、许良英发起签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题为“保卫新闻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闻记者走上街头,支持上海方面的导报，并呼吁新闻自由。自此,大学生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抗议活动全面开始。 据导报当时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这件事说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一度要利用《导报》，后来却又“卸磨杀驴”。 当时的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导报“不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曾氏和陈至立“政治警觉性高”。如果当时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兴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幅样子。所以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后，惊恐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总书记职位后,一度表现得比李鹏还要僵化,张口阶级斗争、闭口反和平演变。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驳斥的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其实正是江泽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泽民并不是像他当了总书记以后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这段时间里那样僵化。 当年赵紫阳下决心在城市和企业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时,江泽民在上海曾经率先考虑过股份制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省级领导中应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了。据一位思想较为开明的中共经济理论家吴敬涟回忆,江泽民当年在上海曾几次向他讨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赵紫阳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导报事件”恶果严重,当时的江泽民既明显表现出沉不住气的样子。当赵紫阳怒气冲冲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负责”时,江泽民涨红着脸连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会下,他找到李瑞环,希望听听天津处理学运问题的经验办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环当然不会把自己那套“祸水引向北京”的妙计告诉他。 当时参加完赵紫阳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这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一旦“站错队”就会抱恨终生的关键时刻,正是曾庆红凭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阶级斗争意识熏染,及时嗅出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势必会对学运下毒手的血腥气。曾庆红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北京的大学生们愿意给赵紫阳一个大面子,赵紫阳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也绝不会善甘罢休。他们会采取与赵紫阳针锋相对的策略,继续激怒广场上的大学生,让他们继续闹，闹到政府不采取强硬手段便没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党外“杀一儆百”,在党内搬倒赵紫阳的目的。 于是,正是在曾庆红的及时提醒下,当时江泽民才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站稳了立场”。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组织声讨赵紫阳时狠狠报复了一下,特别要求李鹏在总结赵紫阳“罪行”的报告中加进他曾经指责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会议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太让他江泽民现丑,特别是在也已经在“六四”镇压和赵紫阳下台之后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李瑞环面前。 由此说来,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给外界留下的最后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出现。一句“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和无奈，令现场聆听的绝食大学生和无数电视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当时就在赵紫阳离开广场之后几分钟，他在广场上全部活动的现场录相已经送进中南海勤正殿(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点)。已经奉命从上海进京，静候总书记黄袍加身的江泽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但从赵紫阳的现场讲话中分析出了他“暴露党内矛盾”的罪证，同时更注意到了随侍赵紫阳身边者并不是贴身卫士或一般级别的秘书,而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温家宝右手紧紧搀扶着赵紫阳，左手帮他扶正手提式麦克风，一付虔诚护主的神态都被摄相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汇报给赵紫阳的继任。也许正是这则电视画面的提示，令江泽民深感自己进驻中南海后，身边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温家宝”。 一个月后，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决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一份任命书正式下发：曾庆红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所谓“不要‘红木’要‘红人’”说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离开上海时未带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具。但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具，但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红人”。 当然，江泽民提协曾庆红进京帮办，一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一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一步的好感。当时一位海外政治评论家认为:江泽民进京后将曾庆红视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为江泽民在与“老同志”联络感情方面,起到“太子党”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江泽民也考虑到了进一步提拔曾庆红本来就是一种向“老同志”们“表忠心”的模范举动。 陈云在世时,长期控制着中共组织系统,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经他过亲自目的的所谓“第三梯队名单”一般都是省、部级正职。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刚刚上台,即向陈云汇报准备安排曾庆红“加强”中办力量。陈云只接了一句话:“他是曾山的儿子。” 就凭这一句话,江泽民立刻明白陈云是在称赞他的选择。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暖冬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等人就向陈云特别介绍了曾庆红。陈国栋并借此回顾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跟随曾山进中央一同在陈云领导人主管财经工作时的历史,捧得陈云两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随着赵紫阳的下台,无论是陈云还是江泽民,都不愿意赵紫阳的阴影继续留在中办,安排曾庆红进去自然最为可靠。后面发生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的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当然这是说大话，吹牛逼，谁又能做到呢，除非超人。不过不换肩放到习的统治上到极具象征性意义，他是一个认死理，不认错，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但时下的形势不换肩也得换了，因为他扛不动了，不得不换肩来持续他的统治。 首先我们看到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只是抓了一些主要的活跃人物，也没有让他们电视认罪等惩罚行动。与于此同时在极快的不到一周时间取消了“清零”政策，改为与病毒共存。另一方面在香港，反送中主要人物的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本来要送中受审，现在也暂时押后审判。支联会的邹幸彤上诉成功，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撤销了之前法院以“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对她作出的有罪判决，同时也取消了她的刑期。以及反修运动被抓的6000多名被捕者，已提出不被起诉，以修复社会平和。到底是什么让习近平不顾打脸，放下一尊作出改变呢？ 世界卫生组织（12月14日）表示，早在中国政府决定放弃严格的 “新冠清零” 政策之前，中国的COVID-19感染就已经爆炸式增长。并反驳了关于政策的突然逆转导致病例激增的说法。可见习近平是在清零政策全面失败，疫情爆炸式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清零改与病毒共存的，因为不管如何隐瞒疫情，再坚持清零已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再则中国的经济也不允许清零坚持下去了。因此，尤其坚持清零不如借“白纸革命”，借坡下驴，把疫情爆发的原因归结于“白纸革命”反对清零，将白纸革命作为疫情爆发的替罪羊，这样的论调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传论，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那么为何在处理香港反抗人士问题上又突然变得有弹性了起来，是良心发现吗“当然不是，应该有内外两个因素，一是“白纸革命”给中共政权带来巨大的冲击，这场几乎是毫无前兆迅速开展的革命，使中共失了方寸。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之下，又有大数据全面性的监视，一场革命平地一声雷爆发了出来，中共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中共害怕如果港中联手来一场革命如何是好。实际上“白纸革命”港中已经开始联手了。另一方面，美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在人权问题上中共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毕竟现在中国求美的多，美求中国的少。虽然中共死鸭子最硬，但在内外交困之下，除出让步别发它法。对于中共来说在人权问题上今天宽一点，明天可以紧一点，反正是自己手上的事。因此，放宽对反抗港人的处理是最好的权宜之计。 最近中共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显然也遭到“白纸革命”的影响，习近平也开始换肩了。会议不再提“共同富裕”“反垄断”，而是鼓励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扩大，以及保障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不过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被习打得一片哀鸿，要想扭转型形势，让民营企业家重新相信中央政策，十分困难。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不是躺平，就是润了。 独裁者看似冥顽不化，但一当危及政权还是会改变的，所有的独裁者都是机会主义者，毛是这样，习也同样。但不要相信改是真的，一当形势好转，会变本加厉。习近平换肩说明形势比人强。习虽然换了肩，但心有不甘，人民日报大赞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防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看起来象是讽刺，不过更象是高级黑。习的换肩证明政策全面性的失败，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样的一个祸国殃民的领导，在台上还能有多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这次疫情防控的放开程度，超出预期，很多人把“功劳”算在“白纸运动”上。该运动的一个直接诉求是放弃清零，放开管控。习近平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会谈中，也承认年轻人因为在三年疫情中的挫败感而走向街头抗议，实际等于承认清零抗疫失败。鉴于习时代对社会的严密管控，“白纸运动”毫无预兆的突然大规模爆发，对习的心理冲击会相当强烈，这可能直接促成了当局放弃清零政策，以回应民意。 不过，来自经济的压力或许是一个更深层更关键的因素。不妨假设，如果中国经济表现得不错，像印度或者越南那样保持强健增长，习对抗议运动的诉求还会退让吗？估计很难。 一个多月前，我曾预判，倘若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表现尚可，很可能明年两会后才会放开疫情控制；而如果不见好转，最早在二十大后，最晚在明年一月才有可能放开。我之如此判断，是因为如果经济形势好，那么在习看来，他这套清零做法是对的，能够做到防疫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就像在德尔塔病毒阶段他做的那样。在抗疫第一阶段，中国采取的封控措施既控制住了疫情，同时经济又快速恢复，被认为是国际抗疫的所谓“优等生”，正是这个认知让他迟迟不愿放弃清零，至少是原因之一。可如果经济形势恶化，说明他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注定要舍弃一头。而就对社会的影响和他个人权力的稳定性来说，保经济显然比保清零重要得多。 对习来说，不幸的是，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得会非常糟。一季度因为上年同期的经济增速实在太低，有较高增长；二季度由于上海封城，经济几乎停止增长；三季度有所好转，恢复增长态势，尽管增速仍然很低。当局把希望寄托在四季度上，假如疫情没有反复和各地的随意加码封控，四季度出现四个百分点的增速是可能的，全年虽然达不到当局制定的5%的增长目标，但应该能实现3.5%的增速。 然而，四季度经济形势比当局预想的要坏得多。按照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等五位经济学者在新11条公布前写给当局要求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一文披露的数据，10月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全面下滑，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有韧性但也增长放缓，跌幅较大的是地产、出口和消费。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5%，比上月下降3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金额同比-23.7%，比上月下降9.5个百分点；出口（以美元计）同比-0.3%，比上月下降6个百分点。解决就业主力的小微企业尤为困难。10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7.9%，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而受经济不景气和企业裁员影响，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11月的情形更差，大、中、小型企业经理人指数PMI分别为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1.0、0.8和2.6个百分点。可见，再不放开封控，四季度经济增速会比三季度大幅下降，并影响明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银行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也透露，今年前八月，地方广义财政预算缺口达10.2万亿元，远高于中央广义财政预算缺口的6万亿元，较上年同期扩大 65%。分省看，除山西、河南财政收支缺口分别缩窄15.9%、0.3%，其他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其中，浙江、北京、广东三大经济强地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幅度最大，分别达 1619.2%、293.9%和 102.7%，上海财政盈余则较上年同期减少79.2%。报告把地方财政预算缺口扩大归咎于疫情冲击超预期，以及土地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后者其实也受前者的影响。财政收入端持续承压，支出则不断扩大，仅卫生健康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前八月保持在8%左右，高于历史同期。报告也指出财政压力过大的三个后果，一是违约风险上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债券余额占收入的比例接近财政部划定的120%的警戒线；二是制约基建投资增长，削弱政府促进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能力；三是公共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阻碍。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才不会在乎经济的好坏，保权才是他最看重的。如果说，在习权力尚不十分稳固，而经济下行速度又不是很大，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行使造成太大影响下，他优先关注的是自身权力，就像疫情前一样；那么，现在他三连任了，并且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习氏内阁”，权力意志在高层得到毫无阻碍地贯彻，可经济却一塌糊涂，不但影响到他要将中国力量推向全球的扩张计划，而且已经影响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很可能对他的政权带来较大冲击，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把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 有人也许还会质疑，中国经济真坏到这个地步了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姚洋等官方学者不会在此时呼吁当局放开清零，并建议将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5%以上，以向各级官员重新发出政治信号：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习想做有为“君主”，二十大提出了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为人类探索出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有多少虚的成分，但有一点实打实，即民众普遍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没有这一点，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扯淡。 所以经济是一个硬指标。而现在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财政危机。其他的不论，按照前述中国银行的报告估算，若常态化核酸检测覆盖9亿城镇人口，则全年将带来0.7万亿左右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格外的负担。中国县乡一级政府财政早就破产，拿不出钱来支持核酸检测。这也就是山东等地为什么要靠发债建方舱医院。但债务迟早是要返的，如果到了中央政府都要大量借债度日，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很高。而如果清零再持续半年，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出现。 经济是根本，这话对任何政府都适用，对中共尤其重要。自毛之后丧失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后，中共事实上把政权的合法性放在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强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虽然在习上台前的30年在某些阶段会有偏差，但总体保持了这个趋势。习的前五年曾经一度也想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改革的总规划，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并亲任中央深改组主任一职，但反腐和集权打击了官员的积极性，让他的改革计划泡汤。在后五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对抗，以及确保二十大三连任的顺利，习的重心转向保权和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期间发起了对资本史无前例的打压。尤其是疫情三年，各级政府忙着控制疫情，虽然习提出要经济发展和防疫兼顾，但事实上做不到这点，强行清零封控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彻底熄火。 但习过去十年对中共的改造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对权力意志过于迷信，以为有自己的领导，加上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和动员能力，只要想好了目标，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曲折，可最后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他的反腐、对资本的打压以及中美贸易战，都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在疫情发生后，他也认为凭着他的强大权力意志，可以控制疫情，驯服社会，驯服经济。但他这回失算，经济的理性、经济的逻辑和经济的力量比他个人的权力意志强大得多，原因很简单，经济服从的是最赤裸裸的利益计算，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从来没有人——哪怕号称伟大领袖——和经济规律对抗不一败涂地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是一个关于国家公信力永久丧失的政治学理论，起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Gaius Cornelius Tacitus），意指一个国家或统治者丧失了诚信与名誉，无论如何发言或处事，人们都会给予否定的评价。换言之，塔西陀陷阱就是指国家与领导人的信任危机。 中共向来奉行“无道德尺度”的外交，以各种利益诱惑为包装的掠夺外交。例如拉拢和支援军事独裁政府，协助其镇压国内异议人士，以债务欺压弱小国家，逼迫其以稀缺资源与战略要地作为偿债。这种耍赖、利诱加胁迫的外交恶习，已被国际社会所揭露和看穿。实际上，长期以来北京试图输出“北京模式”，以及习近平不知所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以专制取代民主，以中共教条取代普世价值，如此“司马昭之心”已经恶名昭彰、无人听信。自2012年以来，中国“全球掠夺”的战略野心已经充分暴露，并使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八方树敌的地步。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国际孤立－塔西陀陷阱。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虚假性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时宣称：“我们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全球治理系统的改革”，随后，“一带一路”开始启动。 推动全球治理系统的改革，好大的口气！实际上，这种以融资和贷款为手段，表面上援助各国从事基础建设，从而掠夺与垄断他国经济资产的“一带一路”，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种征服世界的“新殖民主义”，一场国际经济诈骗。中国因此被形容为“吊灯里的巨蟒”。 法国汉学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道，中国一直想摧毁美国，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新霸权”，一个足以平衡和削弱美国及其盟友权力的霸权。实际上，习近平就是以“四处撒币”的方式，收买各国成为中国的附庸，掠夺各国的稀缺资源与战略要地，制造无数的“债务陷阱”，试图建立一个向中国俯首称臣的“新丝绸帝国”。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习近平如何辩称“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不以实现任何政治议程为目的”，无论习近平如何泡制糖衣，宣称“一带一路”必将创造合作双赢。实际上，人们已经识破这种“习式语录”，不仅无人相信，甚至斥之为诡辩话术。连带地，所有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国际社会无不给予“中国阴谋”的论断！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如今已是各国民众普遍的共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6月发布一项19国民众对中国看法的民调报告。结果显示，平均68%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79%民众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严重，72%民众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感到忧心。在一些国家中，对中国的负评甚至维持或接近历史新高，日、澳、瑞典、美、韩的比率均超过8成，分别为87%、86%、83%、82%与80%。 对中国形象的负评其来有自，而且越积越深，有如铁板钉钉。2022年1月，一个被视为“中国永远的耻辱”的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这是成千上万“妇女拐卖”事件中被披露的一桩。这一惨无人道的事件，不禁令世人质疑，中共治下的中国难道是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良心荡然无存，人性乌黑如墨？无论中共如何淡化、辩解、封锁，都已无法解除世人对中共的道德控诉。 2007年由中国导演李扬拍摄的电影《盲山》，揭露了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人口拐卖问题。这部电影除了批判中共“一胎政策”的恶性结果，还揭露政府包庇、官黑合伙的“拐卖黑洞”，被视为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指标。另外，中国是世界上“失踪儿童”最多的国家，截至2020年，有超过100万的儿童或青少年，莫名的消失无踪，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大外宣”已成“大欺骗” 过去几年，中国的“大外宣”确实赢得不少收益，骗取了许多国家的信任。然而，近年来，中国持续以国内的意识形态逻辑，进行一种适得其反的“逆宣传”，也就是采取与西方主流价值或公众判断相反的论述，对西方群众进行“硬灌输”，例如，中共外交部发布美国才是“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假消息，一场《大翻译运动》揭穿了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虚假立场，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厉言恐吓，统一之后要对台湾人民“再教育”，这些言论等于自己破坏官方话语的可信度。又如TikTok社交平台对世界的“红色渗透”，被美国国会议员斥之为“数位芬太尼”（digital Fentanyl），等同于“资讯毒品”；另一方面，中共限于自身八股式、僵硬化的宣传格式，对中国自身的事物进行“反事实”的美化叙事，对国际批评中共之言论过度敏感与激进反击，早已使西方群众产生厌恶与排斥。 中共虽然大力推动“大外宣”，以强硬和傲慢的态度强力灌输所谓“中国故事”；但实际上，最重要的阅听对象还是国内长期被洗脑的群众；这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意识形态教化策略，借此巩固和强化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控制。这种虚假的大外宣，例如假借宣扬儒学和华语教学之名，暗中输出共党教条的“孔子学院”，已被西方国家视为文化侵略和“长臂洗脑”，进而揭发中共的文化面具与虚伪宣传，大外宣逆转成了“大欺骗”。 中国的“长臂管辖”─海外警察局 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2年9月发布一份《110海外：中国跨国警务失控》（110 Overseas: Chinese Transna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的报告，揭露中国在全球至少30个国家设置超过54个“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以处理护照换新服务为名义，实则是为了监管海外中国公民，追捕海外异议人士，胁迫他们返国受审。截至12月，“保护卫士”进一步揭露，已在全球发现100多个未经申报，俗称“海外警察局”的组织。换言之，中共经常指控美国所谓“长臂管辖”、“干涉内政”，实际上，最善于此道者正是中共本身。 然而中共当局严词辩解，声称这些设施是“行政中心”，旨在帮助中国侨民完成更新驾照等任务，并提供因为新冠疫情而中断的其他服务。中共甚至反咬西方炒作紧张情势，抹黑中国。实际上，所谓“侨民服务”皆可由大使馆、领事馆、侨社等等提供协助，无须中共警察跨海支援。换言之，中共的辩解，一样无人听信，被人斥之为无稽之谈。因为中共长期骚扰、迫害异议份子的恶行，天下皆知，人们普遍认为中共的辩解正是对其自身恶行的确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在12月6日对中共的辩解提出反驳，指称中国官员将手伸至海外，在世界各地骚扰、监控、威胁人民，包括逼迫在美国批评北京当局的人士闭嘴噤声。 中国已陷入“塔西陀陷阱”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在其所著《塔西陀历史》一书中说道：“皇帝一旦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无论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此即“塔西陀陷阱”一语的由来。换言之，国家诚信与国家形象至关重要，一个政府和领导人一旦失信，无论对错，都将受到怀疑与憎恶。难以想像，古罗马的历史错误与当代中国的危机，竟是如此不约而同、殊途同归。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在白纸运动和经济停滞的压力下，习近平不得不采取放开的政策。于是中国各地政府和宣传机构，都开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面放开。这一下子疫情突然爆发，情况非常恐怖。总之就是从让人无法忍受的清零灾难，一下子跳到了同样让人无法忍受的疫情大爆发。中共官方酸溜溜地说这叫作什么群体免疫，其实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让你们一次死个够。 什么叫群体免疫？这是在古代没有预防办法的情况下，等到大多数人都感染了瘟疫，死人死得差不多了，没死的人也有了抗体之后，就群体免疫了。而人类发明疫苗，就是为了在不死人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免疫。在有疫苗的时代还说什么群体免疫，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残酷无情。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有了疫苗可以防止大流行，为什么居然从清零走到了突然放开呢？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清零政策让一众官商结合的科技官僚们发了大财。在国产疫苗无效的情况下，不进口更有效的西方疫苗，是维持疫情赚大钱的条件。所谓的清零，就是习近平相信群众运动的那一套，可以抵消病毒的传播力。人定胜天嘛。那些赚了大钱的科学家们把小习忽悠得五迷三道。 在白纸运动和一些大商人的提点下，小习终于发现自己受骗了。一怒之下又不敢得罪大商人，于是就怒气冲冲地对着老百姓发怒；你们要放开我就给你们放开，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没有任何提前的措施突然放开，疫情必然会爆发。这下他和那帮清零派们可以得意洋洋地指责别人了，以此证明奴役人民的清零政策无比正确。 结束清零政策就必然会导致爆发吗？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在疫苗普及、疫情逐渐下降的情况下，逐渐解除防疫措施，在防疫和人民的生活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是他们放开防疫也保护了经济的成功经验。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经济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自由的生存环境是人类以至于哺乳动物所追求的，但也不是唯一不可或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需要之间保持平衡，然后进步增长，才是正确的目标。 共产党的专制不是正常的规律。他们的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让人民勉强活着的前提下，第一必保的项目是统治集团的权力稳固。共产党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之后，再加了一个项目，就是要保障官僚们和资产阶级能够充分剥削老百姓。这次疫情三年，老百姓穷了，中国穷了，大资产阶级却扩大了阵营，而且更富有了。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所谓的习式防疫的真正目的。政权的性质是一小撮人的专制，结果必然和民主政治有云泥之别。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凭什么要关心你们穷人呢？ 大家会问有什么措施可以挽回局面呢？我觉得第一就是改变小习报复泄愤的态度，认真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 第二就是采取缓慢放开的措施，不要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把局势搞得越来越糟。你那个地方搞糟了，不但对老百姓是灾难，对你们的官场前途也会是灾难。甩锅的时候你们就准备当替罪羊吧。 第三就是国产疫苗效果差也不被人民所信任，那就进口效果最好的外国疫苗与药物。在获得老百姓信任的前提下，加大防疫的效果，然后逐步放开隔离措施。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立即结束野蛮的封控。让人民像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为了党的目标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灾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严格说来，中共政权的所谓“江泽民时代”是从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时间（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泽民与“太上皇”邓小平之间因为还隔着一个“摄政王”杨尚昆，总书记的日子过得比他的前任赵紫阳还要委屈、窝囊。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刊登和播出的上篇文章《中共十四大前江泽民不堪回首的“儿皇帝“经历》中回顾了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掌声中从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座位上走到过去赵紫阳坐的地方,张嘴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必要的谦虚之外,对自己当时的心理压力之大,似乎并不想掩饰。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对挽救政权颓势实在没有多大信心。而没有多大信心的原因之一又是“太上皇”邓小平当时对他并没有多少信心，故在自己与这个“儿皇帝”之间安插了一个“摄政王”杨尚昆。 说起来，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几乎全部是“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时期也从来没有获授过军衔的杨尚昆本来只是被邓小平启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正式开始于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当时产生的那届中央军委委员会人选为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杨尚昆。虽然杨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后一名,但他却又是常务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 5年之后,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上产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仍然是邓小平任主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赵紫阳之后的杨尚昆仍然是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十三大开过之后,杨尚昆的胞弟杨白冰被任命为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一来,本来就对杨尚昆主持军委工作多有不服的军内老将简直就是怨气冲天。据传张爱萍(前国防部长)当时曾经议论说:杨尚昆既无军功,更不懂军队现代化,让他当军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军委工作不能服众。现在又把杨白冰抬出来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我看杨尚昆是想让共产党的军队姓杨。 自此,“杨家将”的说法开始向外流传。邓小平则在一次党内高层会议上主动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杨白冰主持总政工作的。邓小平还表示:对此,尚昆同志是有顾虑的。是我鼓励他不要怕嫌话太多,“内举不避亲”嘛。 当时,邓小平的这番话曾被写进中央文件并向下传达。可见,当年中央军委内“杨家将”的形成,并非杨尚昆本人的过错。此其一。其二,当时以张爱萍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军头,之所以对杨家兄弟满肚子的不服气,除了看不起他们兄弟二人均为“政委”出身,没有领兵打仗的经验,更因为这些老军头当时个个不服老,对邓小平的干部年轻化政策心有不满。牢骚不敢发到邓小平处,只能拿杨尚昆出气。可见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杨尚昆一直是在带邓小平受过。 至于“六四”镇压问题,其实在八九“动乱”之初,杨尚昆不但非常维护赵紫阳,而且也十分赞同赵紫阳对学潮的软处理主张。但此后杨尚昆与赵紫阳表现的最大不同,就是杨尚昆在号准邓小平的政治脉膊后,立刻便全力维护邓小平的“太上皇”形象。虽然“六四”镇压的整个决策过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谜,但仅仅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权威信息(比如《许家屯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或者将1989年4至6月间中共官方报道中关于杨尚昆及李鹏的言行作一对比,就应该相信当时的杨尚昆在是否采取镇压决策的问题上,还是相对背动的。 回顾1987年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当时新产生出的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赵紫阳本人在内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来的李鹏、乔石、姚依林加上新“当选”的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数制，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代“太上皇”摄政的杨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杨尚昆一直都是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出席者。 从江泽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对外报道中的领导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显看出邓小平的这一用意。赵紫阳实际上已经下台至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杨尚昆与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机会,杨尚昆的名字从来都是排在最前面,虽然他在党内的职务仅仅是个政治局委员。而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泽民第一、杨尚昆第二,接下来才是李鹏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89年10月1日,党内众元老与党政军在位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举国欢庆”的那则新华社统一报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顺序依次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杨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鹏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还排在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士分析说,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看到,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鉴于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直到十四大召开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当然出席者,相信江泽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曾经就杨尚昆这一特殊地位有过一纸内部决议,就象十三届一中全会就邓小平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有一纸不对外公开的决议一样。 正因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当天,由新华社统一发稿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照片中,除了“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人的单人照片,还特别配发一张集体合影。集体合影由七人组成,杨尚昆居中，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六个“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杨尚昆两边,照片说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同志合影”。用在党报上发表领导人集体合影的形式对外表现照片中每个人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又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发明创造。自此,便开始了中共党史上杨尚昆代“太上皇”摄政的一段特殊时期。 江泽民刚刚上台时，接替还的只是赵紫阳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3个月后的1989年9月下旬，邓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见政治局常委们时,着重讨论了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谈到退的方式问题时,邓小平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同杨尚昆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可见,如此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当时都是先找杨尚昆商量好计策之后,才再向江泽民等政治局常委们交待的。 1989年10月,邓小平又同杨尚昆交待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好像还不至于马上去向马克思报道,但我不起带头作用不行。所以以后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现在比过去的担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带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毕,邓府管家王瑞林才传旨将等候在外院的江泽民召进会客室。当邓小平向江泽民表示要他接任军委主席时,江泽民当即诚惶诚恐,再三表示推辞。邓小平说:要你干你就干,推辞的话不要再说。歉虚的话说两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体最好,他现在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能为你把好这个关的。 由以上回顾内容可见，当时的江泽民虽然已经被邓小平捧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但实际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还不及在他之前的赵紫阳。“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虽然是用党内“共识”的方式,讨论决定重大原则问题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时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这样的内容写进了内部决议,并由此决定了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时时处处都要听命于邓小平的政治差遣,随时都要看着“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当时杨尚昆的权力,仅仅限制在他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身份代邓小平主持军队工作的层面，并没有在邓小平和赵紫阳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间扮演他日后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之间的那种“摄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决议后,江泽民在兼任军委主席的就职演说中,除了把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他江泽民在正式出任总书记职务的四中全会上表示过的一番谦虚再次复述一遍,再三强调“没有思想准备”,“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之外,更强调自己因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军事”。除此而外,还特别谦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担任军委副主席,杨白冰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 五中全会开过10天后,江泽民的这番讲话被新华社发稿,以头版通栏形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官方报刊上。当时,无论是对杨尚昆不怀恶感,还是对杨家将反感已久的党内各派,都对江泽民同意把自己的这番“谦虚”表白公之与众,感觉十分不可理解。特别是把杨白冰也抬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觉他江泽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连中共内部人士都把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权”的这一戏剧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摄政王‘托孤’”。 回想六四镇压之前由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虽然同后来的江泽民上台之初一样,随时都要受到分别来自邓小平和陈云两方面的左右制衡,但当时他赵紫阳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邓小平主动提醒他要过问一下军队工作时,他从来都是装傻充楞。 六四镇压之前笔者曾到一位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秘书家里坐客，该秘书透露说，挂名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从来没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露面。 而到了江泽民登基之后,虽说很快就以党总书记名义兼挂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虚名,但因为此时的杨家兄弟在军中的实权甚至超越了赵紫阳时期(赵紫阳时期杨白冰的职务仅仅是总政主任),连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都时时有插不进手的感觉,更何况他一再自谦地表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的江泽民。 更不如赵紫阳的是,杨尚昆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时期除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为其国家主席的头衔进行一些纯仪礼性的外事应酬,对党、政系统的工作从来不干涉—-从当时的党内规矩角度,他也无权干涉。而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后,杨尚昆已经是在手握军权的同时,还要随时代太上皇干涉党务、政务。总而言之,江泽民初入中南海的那两、三年时间里,“儿皇帝”的日子还不如当年的赵紫阳过得相对简单、舒心。 当年海外开始所谓“邓后中国”大讨论中,也有人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江泽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义为“江泽民时代的开始”。事实上连江泽民本人或许都不敢如此自诩。而要把华国锋倒台之后的中共党史详细划分的话,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义为邓小平实际主政时期;把赵紫阳出任总书记至“六四”事件这一段定义为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把“六四”镇压之后至中共十四大召开之日,定义为杨尚昆代邓小平摄政时期……,应该说最符合实际。 综上所述，从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他江泽民便开始了这种“太上皇”邓小平托孤,“摄政王”杨尚昆弄权的苦日子,忍气吞声三年多时间,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局面才彻底改观。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项中爆出的最大“冷门”并不是胡锦涛的入选,而是杨家兄弟的权位一夜之间便从波峰跌落至谷底。而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下决心牺牲杨家兄弟,当然是江泽民和李鹏告御状的结果。而江、李御状内容中最能够戳到邓小平痛处的一条,则是杨尚昆暗中对赵紫阳网开一面。 当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缺乏信心的邓小平,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后,党内会有人在“六四”问题上对他进行政治鞭尸,所以在江、李拿出杨尚昆与赵紫阳之间“政治界线不清”的证据之后,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权里当年的“倒杨”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虽说从字面上对杨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质上绝对是这么回事。而曾经不被江泽民所包容的乔石、田纪云、万里,包括李瑞环在十四大人事换届后的政治出路,无疑是邓小平的“高鸟尽,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泽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恶浪声中随波逐流,他邓小平即使还能作出“九二南巡”举动,其“北伐”效果也会大大打一笔折扣。“九二南巡”之后,上述人等显然是高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觉悟,认为大家长这次是要决心恢复“六四”镇压之前的党内、国内政治生态。万万没想到“倒杨”之后江泽民、李鹏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权位,而且还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夺走了乔石手中的政法、党纪乃至组织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主控权;借口两届副总理期满,依“法”令田纪云离开国务院;借口党的统战工作重要,给李瑞环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换走了他手中的舆论宣传领导权;万里更是被逼告老还乡。十四大之后,虽然乔石和李瑞环的政治局常委、田纪云的政治局委员都被保留,但因为新被分配的实际职务都是“二线”性质,与江泽民、李鹏抗衡的政治本钱皆被大大削弱。 总之,仍由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结果,并不是仅仅牺牲了“杨家将”。十四大之后的常委内部分工,政法、党纪乃至舆论宣传都归并到总书记一人手中,决定了江泽民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要想继续对他行使有效的权力制约,难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泽民才开始成了中共政权党和军队的有名有实的最高领导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这是文革期间写大字报必须有的起手式，以毛语录来点题。现在中国防疫政策，从开始的清零到最近大转弯的松绑，都是毛伟大的预见，真的要了人命，可惜还没有要到党命。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似乎保住确诊者的命，至少中共没有公布死亡数字，所以称为习近平的英明政策。至于因为严格清零带来的次生灾害，害到其他疾病患者无法获救而死亡，或者长期被关因忧郁而轻生，倒是时有所闻。然而因为没有算在防疫的死亡帐上，所以清零的成绩“很大很大很大”，那些次生灾害“很小很小很小”（这些也是文革期间肯定毛伟大革命路线的用词）。因此习伟大的路线突然转弯，让人摸不着头脑。一般认为，因为民众受不了爆发白纸革命，习伟大只能让步。然而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会在群众压力面前让步，不是批判斗争就是流血杀戮，这是中共党史证明过的。因此也有法国媒体认为前一阵习近平到印度尼西亚巴利与泰国曼谷出席国际会议时被感染，因为症状轻微很快痊愈，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再大张旗鼓清零而突然政策转弯。 原先为了宣传清零的必要性，把武汉肺炎描述得十分可怕，对流感化也不予承认，怀疑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如果不清零，中国将有几百、几千万人染疫死亡，从而强迫广大民众接受牢狱式的封控生活，房门甚至从外面钉死，完全违背消防政策。然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谁敢反对，就要谁的命。可是官逼民反，中共20大前有北京四通桥彭立发的造反，20大后新疆乌鲁木齐小区大楼大火，出了许多人命，遂在全国各地爆发白纸运动表达民众“尽在不言中”的抗议。这种“不在白纸中爆发，就在白纸中灭亡”的抗议形式，大概的确使习近平心虚，加上中国经济断崖式的下坠，大批人返贫，失业人口大增，中共藉发展经济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动摇，也没钱去收买其他国家来撑中国的霸主地位，才是迫使习近平政策转弯的真正原因。 然而政策转弯没有向民众好好解释，也没有逐渐适应的过渡期而突然180度大转弯，导致又有一些原先被愚的民众难以转弯，照样不敢出门，甚至不许子女上学。为此，中共媒体除了大肆宣传“新冠无害论”，还故意缩小确诊者数字。明明周围确诊人数大增，媒体却说大减，愈发引发民众的疑惑，到底政府在玩什么把戏？连习近平的御用文人，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很不以为然。结果清零时是“自己吓自己”，现在则是“自己骗自己”。党领导一切，就是这样领导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逐步理解。”（这是林副主席语录，也是文革常用句。） 其实根本问题就是中共治国，都是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例如不论是个人卫生，还是集体卫生，都应该是常态式，但是1950年代开始就叫做“爱国卫生运动”。这次防疫，清零也搞群众运动，一刀切；一封锁就全部被封，一解封就全部放出来，完全不顾各地的不同条件。国外解封，是施打疫苗到达一定比例的程度，而且逐步解封，哪里是“一哄而起，一呼而散”？10条、20条相继而出，是政治局常委与国务院高高在上制定的，是奉习近平一念之间决定的。有没有计算解封后会有多少人染疫？有没有足够的药品与医疗设施？这些都心里没底。新领导人只知道顺习近平之意，旧领导人已经准备打包走人，却被榨取剩余价值，双方怎么可能合作讨论订好防疫政策？尤其解封这么大事，如何应对大批没有打过疫苗的民众，应对只打缺乏有效防疫力的中国疫苗的情况？ 中共靠打家劫舍取得政权，靠改革开放的外资发展经济，现在习近平以锁国应付疫情，怎能应付？就是当年的改革开放，由于迷信党的领导，所以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一放就是贪污、造假样样都来，一收就是一潭死水，经济滑坡。如今还是那个德性：清零一收，把大家关死，现在一放抢药抢医，天下大乱。然而不会乱到中央领导人的健保，所以个个长命百岁，老百姓许多可是无辜冤死，或排长队施打疫苗，排长队核酸检测，现在排长队买药看病，没死也是半死。看来全球的感冒药又要被中国抢光了，不是真不够，而是有人囤积，再有人倒卖。很快就会有假药出笼，而且是官商勾结，害死民众。 现在的混乱局面如何收拾，没人知道，连天子脚下的北京市也乱成一团，当然中南海除外。骗人骗到自己也不相信，于是以无法统计为名，每天确诊人数已经不公布了。以中共监控民众的无孔不入程度，会无法统计？只是无法掩饰自己的无能与乱象而已。紧接着是春运的到来，人口大流动与病毒大传染成正比，习近平与天时地利人和打对台，未来情况令人担忧。然而中共控制媒体与网络，一切都可以是“莺歌燕舞”。 习近平与中共不会下罪己诏，“伟光正”如何罪己？所有乱象、病人、死人，当然都是外国敌对势力的阴谋造成的。就如最近广东在抓白纸运动的参与者，公安的问话是“给你多少钱举白纸”？中国与印度边界已经发生武装冲突。利用爱国主义转移视线是中共的老套，只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明白。 （全文转自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