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鸣：机场的行李车
2026 年 9 月 17 日
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担任议长的众议院迅速设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骂声充斥了中国的网路平台，比如“麦卡锡为对华鹰派提供了平台”、“‘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复活”、“‘弱主’麦卡锡切勿掉入自我编织的反华陷阱”，形形色色的标题不一而足，颇有“不信春风骂不回”之气势。其实，中国方面与其痛骂麦卡锡等鹰派，还不如研究一下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演变史中，堪称中美友好甚至接近“准蜜月”的那段时光（1972-2016年）缘何而来，缘何而逝，以便面对长期的“阴天”版。 阻击中国 麦卡锡只是顺势而为 麦卡锡这位共和党议长因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而被中国批判嘲骂，不过，北京千万别以为中美关系能够“一骂引得春风还”，因为麦卡锡那张“阻击中国”的清单，上列各项事务并非麦卡锡首创，而是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形成的对华政策趋势。 比如麦卡锡称，“我听两边同事说，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威胁很严重。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是川普当政时期尤其是2019年以来美国朝野逾半人士的共识。 麦卡锡向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们说：“你想结束我们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委员会将对此进行调查。”“你想阻止对智慧财产权的盗窃并将供应链带回美国？这个委员会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结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阻止中国在美的智慧财产权盗窃活动，是2019年3月川普开打中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中国“千人计画”内的美国教授损兵折将，最后导致华人教授痛感美国外部环境的不友好，只好惜别美国回到科研环境远不如美国的中国。 其馀那些令中国愤怒的麦卡锡行动，诸如“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限制中国在美国的外宣活动和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在川普四年当中的后两年全都出台了，一律打包装入“注册为外国代理机构”这个筐中。限制中国在美购买农田这事，麦卡锡议长并非“罪魁”，2022年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份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购买农地。 麦卡锡将上述问题列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项目，打包给“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统一管理，是合乎美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始于川普时期，究其因是全球化陷入困局之后，美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重新定位的一种外交调整。北京要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与国家利益考量？如果中国有，美国当然也应该有。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维持友好是借哪个群体之力，这个群体在美国政界是否有延续性。 美国对华外交关键人物 北京按友敌划分 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阴天版”与“晴天版”交替出现，阴天版的标志是一位元美国政治人物被宣传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晴天版会出现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成为标志性人物。 司徒雷登——国共内战时期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1948年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一度收入小学教科书，尤其是那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小学生们过目不忘。 杜勒斯——第52任美国国务卿（1953年－1959年），被公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阐释者。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颜色”，“美国通过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 基辛格——第56任美国国务卿。中国人都知道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季辛吉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而秘访中国。基辛格的对华政策被概括为：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影响美国对华外交40馀年，也因此获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 蓬佩奥——第70任美国国务卿。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还从未对任何一位白宫官员进行如此无礼谩骂。 基辛格时代的对华外交：因一代中国通成势 基辛格一生访华近百次，2021年逾93岁高龄还曾访问中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北京刻骨铭心，赠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不过，1970年代以来中美国关系并非季辛吉一人之功，那是一代“中国通”共同努力推进的结果。这一点，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的‘中国通’们既是引导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引路者，也是中美两国决策圈相互沟通、增信释疑的桥梁。中美建交之后长达40年的友好合作，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们的付出与努力密不可分”。 美国第一代中国专家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稍晚于他们第二代中国专家如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都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代中国通不仅参与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还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深谙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美国“不战而胜”、“历史终结”所带来的那种骄傲，美国引领全球化和资讯化浪潮所带来的那种自信，使他们对改造并引领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成为负责任大国有充分的自信。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部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这些美国中国通当中的重要成员，著有《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2022年12月，他接受英文大纪元《思想领袖》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时，谈到当初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如何秘密帮助中国崛起：“我们在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有2300人，这一基本结构一直在继续——大使馆内有50个联邦机构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的对应机构科技部之间一度拥有60多项协议，便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迅速分享自己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同时资助中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大学。该团队负责（向中国）提供情报、武器、先进技术、贸易，帮助创建机构。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局，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疾控中心……” 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帮助中国崛起的热情于此可见，但白邦瑞并未谈到这热情从何而来。实事求是地说，直到世纪之交，中国还未脱贫，专业人士来美交流访问，都需要美国出资邀请，因此，在中国崛起这前，这些美国中国通们的热情主要与信仰相关。他们大都是“婴儿潮”一代，其“中国情缘”有信仰因素。1968年，推动巴黎红五月的青年、美国反越战青年、日本赤军当时信仰的精神导师与领袖号称“三M”：马克思（Marx）、玛律库塞（Marcuse）、Mao（毛泽东），示威者高举的各种领袖画像当中有毛的画像。很多“1968年人”因为崇拜毛而向往中国并学习中文，认为中国文革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亲近感移情到毛后的中国，才会在促成中美友好时、帮助中国崛起时不遗馀力。 如今时代变了，这代中国专家不少被称为“拥抱熊猫派”，在川普时期对华外交的调整过程中，已相继淡出美国外交界，因此，中国对美外交失去了一只非常重要的友军。在此情况下，北京必须立足现实，学会在没有友军说明沟通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对美外交，仅靠骂声无法重构“中美友好”。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原出处。※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选举制度”确实为民主治理做出了基本贡献，但在政争趋向极端，选民意识形态走向两极化，很容易会出现“选一个会赢，但我并不那么喜欢的人当总统”心理，这或许不完全符合民主真义，却又是难以忽视的现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因拜登和川普再又强化了这样的情境。 共和党方面，尽管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被多次点名挑战川普，比对不同民调，他也的确有和川普一较高下的条件，但德桑蒂斯刚高票连任佛州州长，声势位居高端者，通常会更小心翼翼布局下一步，因此迟未表态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选民同样也在观望他是不是真有超越川普的爆发力。 于此同时，诸如前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近来相继出版了个人回忆录，虽都被指是有意问鼎总统，可两人和川普的支持度仍有段距离，就算他们政治形象都比川普好，也不若川普执政期间争议缠身，甚至到今天还在为国会大厦暴动、海湖山庄档案事件纠缠不清，但回归选举现实，个人形象争议较小的蓬佩奥和彭斯，反而一直处于媒体边陲位置，不像是可以和民主党一拼的人。亲近川普的媒体屡屡主打“川普是最可能赢回白宫的共和党人”，对共和党选民来说，欣不欣赏川普是一回事，但不能说没有“西瓜效应”。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民主党。去年美国期中选举前夕，《纽约时报》和“Siena College Institute”发布了民调，发现只有26%的民主党支持者赞成拜登连任，超过六成民主党人希望2024提名其他人。原因当然和拜登年岁太高有关（竞选连任时已达82岁），期中选举过后，拜登民调暂时止跌，不过个人支持度也仅在45%上下，反映了除了年纪，他的施政也没有获得多数肯定。 于是，媒体便开始寻找可能的替代方案。首先是拜登副手哈里斯，去年9月，政治分析机构“Morning Consult”曾公布统计，在不与拜登竞争下，哈里斯是民主党2024潜在竞争者民调最高的一人（28%）。但她当下民调表现却比拜登还差，如果出马竞选，只靠个人基本盘将相当危险。 另外，在女性总统话题上，讨论度最高的就是民主党纽约州议员科尔特斯（AOC），若她2024参选，2025就职时，将刚好达到总统最低年龄35岁门槛。不过，选民对她的顾忌并非她太年轻，而是她在自己深蓝选区之外，从未受到检验，有政治观察家预言，AOC极左色彩也许能在纽约州大获全胜，但她可能在大选时输掉其他40个州。 其他被点名的民主党老将则有希拉里。过去以来，不乏政治盟友鼓励她是时候摆脱隐形模式，为2024暖身，希拉里则早于去年中，就透过《金融时报》强调自己不会参选，因为“挑战拜登非常具有破坏性”（指对民主党选情）；至于另名老将桑德斯虽然透露自己不排除再次竞选总统，但如果说拜登太老是不利连任因素，那比拜登年纪还大一岁的桑德斯就更没有讨论意义了。 另外，56岁的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可能竞选总统的新闻，也在新年过后登场，但他的问题和共和党的德桑蒂斯一样，就是全国知名度不够亮眼，尤其就像洛杉矶时报一则专栏提到的，纽森的形象太普通，也太一帆风顺，缺乏竞争美国总统必然具备“曾经克服高强度逆境的故事”。而40出头的美国交通部部长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虽然有很好的学经历，媒体缘颇佳，被视为民主党极具潜力的明日之星，但从一个中等城市市长（他曾任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晋升交通部长，然后选总统，却不是美国总统养成的典型管道，况且他在没有拜登参与初选下，个人支持度仅10%。 接著，在媒体一路从副总统、政坛老将、资深议员、地方首长到年轻新秀点名后，终究回到最核心的现实面，也就是在所有公布的民调中，以川普为假想敌，今天选举，拜登仍是最有可能击败川普的一人。于是，民主党支持者看待2024，在还没有走出川普阴影的今天，关键就愈不会是“我想选谁当总统”，而是我只想“选一个能打败川普的人”。 “选一个会赢，但我并不那么喜欢的人当总统”，如此心态不是现在才有，过去或是战略、战术妥协，但如今彼此背后皆有愈来愈输不得的压力恐惧，就民主政治而言，一个国家借由选举以形塑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性，只能说正在明显大幅削弱中。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和美国有关台海战争的应对谋划，双方已进入到了兵棋推演阶段。虽然各自军方的兵棋推演是保密的，但非军方的兵棋推演本身说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确实已经离现实越来越近了。那么，这场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中共能得手吗？美国最近的一场非军方兵棋推演给出了重要结论，即中共必败。而结合中国海军近年来披露的一些军舰训练方面的资讯，或许还可以判断，中国海军如果近年内发动侵台战争，其结果可能比美国智库的研判结果还惨。 一、应对中共的台海威胁 法国国家情报机构的网媒“情报在线”（Intelligence Online）最近报道，习近平对台企图愈加明显，去年12月指派曾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熟稔台海宣传议题的高翔，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从而与中宣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以沙盘推演各种意外状况，“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后国际祭出大规模制裁、企图让中国深陷经济孤立时所带来的后果”。 美国国防部对中共的战略企图抱有清醒的认识。去年12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出席在加州举办的第9届里根国防论坛时发表长篇讲话说，美国的“《国防战略》对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有着清醒的认识，这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起。近几十年来，它的军队已经开始了一个飞速的现代化计划。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并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其地区和国际秩序、以满足其威权偏好的国家。所以让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他还表示，“这始于美国具有战斗力的威慑力。我们将保持并加强我们的作战优势，使中国永远无法得出侵略符合其最佳利益的结论。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我们的预算，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正在对研发和锻造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我们正在对美军进行现代化、训练和装备，以应对印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国防部终于在注意力和资源方面，向亚洲进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转变。” 二、美国智库对解放军攻台的兵棋推演报告 美国的非官方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今年1月9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下一场战争的首战：中国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 通常，兵棋推演的目的是检验双方各自的弱点，找出适当的应战策略。因此，对假想的战况会尽可能考虑到发生事先未能预料的意外后果；这也就是对敌情做出充分估计。这次兵棋推演中总共仿真了24种战况，其中的绝大多数战况都对防守方采用悲观假设，即假定共军舰队的作战实力与美军相当，而美军又反应不力。 据上述报告披露，兵棋推演的结论是，如果共军2026年入侵台湾，将会出现共军完败、美军“惨胜”的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台湾/日本击败了中国的常规两栖入侵，维持了台湾自治。然而，这种防御付出了高昂代价，美国及其盟国损失了数十艘船只、数百架飞机和数万名军人。台湾的经济遭受重创……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中国也损失惨重”。 华府的这家智库在研究报告中特地说明，它对中共海军的实力评估，是按照中方“展示的战力（demonstrated capabilities）”为基础。所谓“展示的战力”，也就是中国媒体宣传的海军战舰的单艘吨位、火力装备以及军舰数量。在这样的前提下，这次兵棋推演得出了上述结论。 三、中共的“三无”战舰能上阵？ 然而，根据中共媒体披露的海军一线战舰的若干资讯，笔者发现，中共海军的真实实力不只与美军实力相差太多，而且与一支海军正常作战所需要的实力也相差甚远。 中国海军攻台，主要靠海军把大量水陆两用坦克等重装备和大量兵力运到台湾的海岸，实施有效的登陆作战。这样的跨海运输，主要依靠数万吨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来完成。那目前中国海军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即准航母海南舰的训练状况如何？按照中共媒体的介绍，这艘主力战舰处于“三无”（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状态。 所谓的“三无”，按照重要性来讲，第一重要的是“无专业人员”，军舰的设备越复杂，越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舰员来操作；其次的难题是“无资料”，就是新建的军舰使用了很多新装备，但舰员只有设备制造厂提供的基本使用手册，却没有适合作战使用的操作条令和规则，没办法正常训练新兵来操作军舰，因为此类军舰是第一次使用，根本没有老兵；第三个难题是所谓的“无经验”，在前两个难题掣肘训练的状况下，舰上官兵全都没有操作此类大型复杂军舰的必要经验。 这个“三无”的说法，是海南舰2019年9月下水时，时任舰长闾勇军讲的。按照常识，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舰长，用上三年时间，从零开始来训练所有舰员，已经是非常紧迫了。于是，这个舰长先阅读堆起来有几米高的各种使用手册，再从零开始，编写舰上各部门的操作条令，再一个一个部门地训练新兵；然后，再从训练中发现的问题里摸索修改作战条令。 在此过程中，还出现水兵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舰上设备，因此主动要求被调离岗位的情形。这说明，即便是从头开始训练所有舰员，仍然可能因舰员能力不足，而无法完成必要的训练和基本操作。 四、海军作战与陆军有何不同？ 海军与陆军有两大不同。其一是，单兵功能以及作战模式不一样。陆军虽然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战斗，但士兵射击的动作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的枪发生故障，或者射击精度太差，不致于影响到战场态势。而海军则完全不是这样，军舰上一个岗位一个人，每个人的任务不同，而每个岗位都很重要。如果有舰员的训练不合格，军舰可能就开不动，或者舰上的火力就不能正常发挥；而更危险的是，军舰上任何一个部门的操作失误，都会成为整艘军舰的灾难。 其二，陆军是在固定战位上射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相对比较容易；而海军则永远是360度全方位地应对三维空间的移动目标。军舰在作战中，要同时应付空中、水面和水下随时可能的袭击，为此，舰只必须始终保持高速机动（转向），而对方舰只也是如此；这样，军舰在快速移动中打击对方的快速移动目标，对射击瞄准、双方舰位相对变化的计算，难度非常高。 所以，军舰上的各部门，比如航海、轮机、火炮操作、导弹操作、通讯、电子指挥中心、抢险等各个部门，各自职能完全不同，专业分工非常细，技能要求非常高。许多关键部门的水兵必须非常熟悉自己的职责，并且经过不同战斗状况下应对难题的训练；否则，军舰开出军港后，就无法履行舰队下达的演习和作战任务。 由此可见，军舰的运转，要靠全体舰员作为一个完整的集体来支撑；军舰上的任何部门运作不力，都会影响到整艘军舰的功能。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于美国阿拉斯加州西面的阿留申群岛海战中，那智号重型巡洋舰因中弹起火，轮机部门有舰员操作时拉错一个电闸，造成军舰火炮系统断电，全部舰炮因此失去了瞄准能力，军舰瞬间就变成了战场上只能挨打的靶子。更悲惨的情形是，在联合舰队的马里亚纳海战中，旗舰大风号装甲航母被潜艇的鱼雷击中，本不致命，但抢险部门的军官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舰体内蒸发中的燃油挥发气体密度过高，发生舰体大爆炸，于是全舰快速沉没。 五、“山东号”航母面临训练难题？ 对海军来说，官兵训练不足，是整艘军舰、乃至整个舰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国家的海军舰员，对有能力、经验丰富的舰长，都非常敬重，因为那是作战胜利和军舰安全的保障；反过来，能力不足、经常犯错的舰长，就很难取得舰上官兵的信任，而舰长的训练不足，更是全舰官兵的灾难，在战时尤其如此。 前面提到的海南舰舰长闾勇军刚开始训练本舰的舰员，才1年多时间，仅仅摸出了一点门道，就在2021年4月被调去担任中共第二艘航母山东号副舰长。这个调令说明，中国海军的航母，也同样确少合格的舰长、副舰长级别的高级指挥官。 山东号航母的舰长来奕军原来是东海舰队护卫舰大队长，不懂航母作战。此人虽然可能接受过担任航母舰长的培训，但对航母官兵的训练可能不在行，因此就调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长去担任中共第一艘作战航母的副舰长。显然，中共不但缺乏有经验的舰员，也缺少有经验的舰长。然而，闾勇军只有训练舰员的经验，同样也不懂航母作战。因此，航母山东号的正副舰长都是作战外行；而航母的各级官兵也同样对航母作战一无所知。 最近中国官媒又披露了一个舰长不合格的问题，即海军的护卫舰也出现了“装备等人才”这样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舰长的训练难以完成；而舰长之所以训练不足，又是由于护卫舰舰员的训练程度太低，结果一些舰长没办法指挥自己的军舰完成正常的出海训练任务。为了让护卫舰舰长们有机会得到指挥能力的初步训练和体验，只好采用“借舰训舰长”的办法；让那些自己的军舰不能有效执行任务的舰长，跟随别的可以执行任务的军舰出海，轮番得到指挥方面的基本训练，好让这些菜鸟舰长不致于太无知无能。 以上状况说明，中共海军的实力，不能用军舰数量来衡量，也不能单纯用军舰吨位的大小来判断，更不能用远洋海军国家那种成熟海军的水准来衡量。因为，中共海军仍然是一只“菜鸟”，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变成合格的“老鸟”。“菜鸟”如果上阵犯台，那大家可以想见，有时候可能中共军舰不是被击沉的，而是发生故障、无力排除而退出作战。更何况，在激烈的海战中，要求舰长每一秒钟都要在复杂的战况中做出正确及时的决定，那些从来不懂真实海战的舰长和官兵们，又如何避免覆灭的命运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12月7日，中共由三年极端封控突然转为全面放开。结果，大瘟疫汹涌而来，席卷全国。中国，只有中国，呈现种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堪称诡异。 其一，大部分人口快速感染，成为阳性。按照中国御用专家们的说法，全国感染率或高达90%，即10亿人感染。整个中国，只用了三周时间，就赶上了其他国家三年才达到或达不到的感染率。创下另一项中国速度。 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封控期间，人们动辄大排长龙测核酸，人挨人，人挤人，却甚少阳性；而解封之初，大多数人足不出户，并未与外人接触，却迅速阳性。这等现象，不只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就连人烟稀少的农村、甚至荒无人烟的太行山上，就不能幸免，那里的人们也一夜阳性。人们不禁要问：病毒从何而来？空气和水怎么啦？谁在撒播病毒吗？是隐形的魔鬼还是隐藏的人为？ 其二，大量人口死亡，尤其大量老年人死亡。同时让世人见识，高喊了三年生命至上、健康至上的习当局，竟在医院、医护、医疗方面毫无准备，从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的三年大灾难，一跃而入放开后的另一场大灾难：医院爆满，太平间爆满，火葬场爆满，墓地爆满。曾经为测核酸大排长龙的中国人，转瞬间又到殡仪馆大排长龙。大多数遗体得不到像样的成殓，甚至得不到及时的火化和安放，落入生前没有尊严、死后也没有尊严的可悲境地。当代中国，号称盛世中国，如下成语居然尽都排上用场，而且恰如其分：尸横遍野，尸积如山，死无葬身之地。 关于死亡数字，当局一度坚持只有四十多人；在民意和国际社会压力下，当局改口说出59938人，指一个月内的死亡人数。但就是这个数字，中外都无人采信。其实，即便是这个接近6万的数字，至少也需要乘以10或者100。根据香港感染者0.7%的死亡率推算，医疗条件远逊于香港的中国内地，即便套用0.7%这个比例，10亿感染者中，至少有700万人死亡。如果以1%的死亡率计，则有上千万人死亡。 其三，就在中国人大量感染、大量死亡的时候，美国、德国、台湾等伸出援手，表达愿意提供从药物到疫苗的全面援助，但尽遭中国政府拒绝，甚至傲慢地回答“中国有制度优势”。中方与美国辉瑞公司谈判进口辉瑞特效药，谈判迅速破裂；中方谎称辉瑞药价格太高，但辉瑞公司披露的真相却是：中方出价太低，低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甚至低于萨尔瓦多。但世人尽知，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唯一宣布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富裕国家，竟然舍不得花钱、或花不起钱进口救命药！ 如果把所有这些诡异加在一起，潜台词是什么？习当局宁愿坐视大量人口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拒绝援助，仿如责怪美欧等国多管闲事；谈判破裂，等于故意拖延时间，坐等大量人口消亡。套用小粉红或老粉红的说法：某某某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联想到中国已是一个高龄化国家，老年人越来越多，曾经有“未富先老”的说法。莫非，有人要借病毒之手，大量消减老年人口？从而缓解中国的高龄化、让整体人口趋向年轻？更关键的是，老年人大量死亡，还省了国家（政府）的巨大负担：一举抹去呈天文数字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莫非，这就是有人要下的一盘很大的棋？ 果如此，则无异于一场人口灭绝。老年人，是中国人口的一部分。故意坐视老年人消亡，就是有意灭绝这部分人口。然而，正如极端清零酿成中国社会的次生灾难一样，蓄意坐视老年人口大量死亡，也必然酿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场次生灾难。 如今的中国老年人，即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从改革开放中走过来，不少人有存款或有房产。而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沦入低收入、失业、躺平。一类情形是：父辈的退休金、养老金成了得以依靠的家庭来源，部分年轻人成为“啃老族”。眼下，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量离世，等于让很多家庭失去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余荫庇护。当“啃老族”失去经济靠山，必埋下贫困和动乱的种子。 另一类情形：中国人流传“家中有个老、胜似一个宝”的说法，意即，老人可以帮忙照看孙辈，让年轻夫妇专心工作、挣钱而无后顾之忧。但随着大量老年人口的提前消亡，部分年轻夫妇失去老人照看孙辈的指望，必加速年轻一代不婚、不孕、不生孩子的躺平模式。 如此下去，就是继续中国人口递减、高龄化加剧的恶性循环。当局的算盘或事与愿违。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人口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议论纷纷。最近的统计说明，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也就是停止增长，开始下降了。西方和中国的企业界关心的是廉价劳动力会不会继续维持。这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也就是赚钱的机会没有了，必须转移世界工厂了。 对中国的工薪阶层来说，有两种可能性。工人减少了，有利于提高工资，摆脱廉价劳动力的困境。另一种结果是，企业外迁，减少了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的竞争将继续维持低薪工作，工薪阶层的状况没什么改变。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共建国之后人口随着政策变化带来的结果，从而可以稍微预测将来工薪阶层的前途。 建国初期和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中共学习苏联鼓励生育，人口迅速增长。期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饿死几千万人，人口数量有一个挫折。但刘少奇的恢复期和文革初期，人口政策不变，仍然继续高速增长。这为二十年后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廉价劳动力，打下了基础。 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过穷日子似乎无法为伟大的共产党圆谎。于是，以聪明的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一帮官僚们，就想出了一个甩锅的对象：说是人口太多国家养不起，要开始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既然是一项政策，就要养一帮官吏。这个专业官吏的利益群体，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规模。这逐渐演化为一胎化和暴力堕胎，形成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导致了三十多年后人口增长下降，老龄化提早到来。以至于现在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危机提前到来。 人口问题还有另一个分支，就是劳动人口和家庭结构。中国共产党为了降低劳动力价格，实行低工资、双职工政策。开始是为了增加政府积累，压抑工资增长。改革开放后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有利条件，所以继续维持下来。这完全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造成现在养儿难的现实问题。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人口的增长。 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将会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将无法维持现有的经济结构。在技术进步缓慢，资金和企业外迁的形势下，失业问题也会增加。国内市场会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会和人口下降持平，或者达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 因为上述的原因，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第一重要的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产生和维持都和一党专政有关，它的存在也是维护一党专政的基础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回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庭结构。把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重新结合为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没有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人口增长。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更加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家庭和亲属网络的依靠，人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这就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存在的基础。 综上所述，解决人口问题，就会触及到专制政府的存在的基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工薪阶层将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承担主要的后果。马屁文人们将会描绘出新的美好前景来忽悠老百姓。请大家警惕，防止继续被中共欺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时运高，又给我看到屈颖妍（香港激进亲共人士）一篇“潮文”，她指“黄丝手足”（泛指香港抗中人士）移居英国，仍搞年宵市集，卖中式传统美食、港式小吃、贺年装饰、挥春、利是封等等，于是大发议论： “一群弃国者、叛国者，以身为中国人为耻，口口声声‘我不是中国人’，但到头来，一个农历年，已令他们在自己的基因面前跪低，不认不认还须认，如果不是中国人，贴什么挥春？过什么兔年？” 凭常识也知道，庆祝农历新年的决不止中国人，光是亚洲，就有台湾人、越南人、韩国人、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等。当然，我们不会期望一条长期散播假资讯、近乎文盲的中共文棍会讲常识，但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的，就是“中国人”身份问题。 坦白说，从前我也习惯自称中国人，因为我素来喜欢中国语言文学（但不代表我喜欢所有中国文化），但近年考虑到一个问题，就决定不再随便以“中国人”自居了，必要时，也只会用“华人”两字。什么问题呢？我担心自称中国人，有人会误以为我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本栏读者应该留意到，我行文时写“中国”，时写“中国”，这绝非笔误，而是刻意为之。“中国”两字源远流长，历来有多重含义，包括指中原地区、中国人、京师、朝廷，也是“神州”、“中土”的同义词。尽管大清国人偶尔也用“中国”称其国家，但“中国”作为官方国号，是近百年才有的事。要证据吗？可看看大清皇帝写给美国总统的信。 例如光绪皇帝在1896年3月2日致函美国总统卡夫兰（Grover Cleveland），开首写： 大清国 大皇帝问 大美国 大伯理玺天德好 “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的音译。在此信的满文版，“大清国”是“Daicing Gurun”——这才是官方国号。前人用“中国”两字，如上所说，具多重含义，实际意思视文理而定。以我观察，民国前“中国”用法，大致等同“中土”、“神州”，表示区域，而非国号。 可知从前你自称“中国人”，不过表示你是在中国这片土地出生、居住的人，或比较宽松地代表“华人”、“唐人”。所以，明末遗民和同时代的大清国人，理论上均可自称“中国人”（尽管他们一般不这样讲），跟他们是否支持某个政权无关——假如大清国尚未灭亡，香港“黄丝手足”即使反对大清政权，相信也不介意自认是“中国人”的。 然而上世纪一个黄俄政权占领中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以马、列为师的黄俄党，在中国立国后，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水摸鱼简称“中国”，并声称世上凡自认中国人的，必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这样的“逻辑”等于说，你爸爸若叫陈大明，那么只要我改名陈大明，你就得叫我爸爸。荒谬吗？但这样荒谬的大话，却有人讲足七十多年，还骗了很多笨蛋。 更不幸的，是英文“Chinese people”跟“中国人”同样含混，一时表示华裔人士，一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黄俄政权觑准这种日常语言的含糊性，巧加利用，以便统战，结果“中国人”和“Chinese”的意思都被严重扭曲了，成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用语。 明乎此，就知道我写“中国”是逼不得已——为了区分传统意义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只好把后者写成“中国”，而前者意义既受“污染”，则尽可能避而不用。一言以蔽之，“中国”和“中国”之别，就是“Hong Kong”和“Xianggang”之别。若要在本质上正名，今日“中国”的真正名字，该为“黄俄移民共和国”才对。 （全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面对中国的疫情灾难，本栏上篇文章提出了“负治理”这个说法，指出其中的机理在于：政府在疫情中的作为不仅不是帮助民众，反而是变本加厉为难民众、作践民众。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始自2022年12月以来的疫情政策大转弯、大撒把，而是中国现行权力制度的一贯逻辑和基本特点。现在这篇文章，想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并希望能够透视“负治理”的根本病灶何在。 在中国生活的人，不论贫富，相信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但凡和政府打交道，一定会障碍重重，乃至受到羞辱种种，至于最后能不能把应办的事情办成，恐怕很难有人敢说有把握。一介百姓，要进政府机关的大门，已经难于上青天。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而是几十年一贯制——这话我敢说，因为1985年我在中共党报上写过文章，专门批评党政机关对民众来说“门难进”的现象。现在只是更难进了而已。 更难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后来三十多年里中共发展出了所谓“维稳体制”；这个体制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把民众看作威胁、看作敌人、看作“不稳定因素”、看作控制的对象。但是，那么多年里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装饰、遮掩、模糊、甚至美化了这种宗旨和体制。当你能从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时，你不仅看不到“负治理”的存在，你更可能认为中国的治理很棒。不是吗？一个基建项目，比如修条路，西方国家常常十年八年搞不定相关的拆迁事项，中国政府一个星期内可以砸掉几十个村庄，半年以后高速路就在这些村子原来民宅的地基上修通了。人们自豪于这种发展速度和这种行政效率，不愿意去看那几十个村庄的上万村民被强制拆迁的遭遇。 就全国来说，那就决不止是几十个村庄、上万名民众遭遇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没关系，中国政府搞得定这种事情，不怕你不满，不怕你反抗。但凡政府想干的事情，不管民众多么不满意，政府总归干得成——这被一些人名之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据说是中国发展的秘诀。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控制能力。所谓“控制”，在这里，就是剥夺你的自由与权利。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以控制的手段实行治理；通俗地说，就是用为你好的名义来监禁你。 以社会治安为例。毛的时代，社会治安不差，原因是每个人都被那一整套体制严密地控制着。出门要中共党组织开具介绍信，包括出门讨饭也是如此；没有政府发的粮票，你有钱也买不到饭吃；机关集体宿舍楼里有客人来访，在楼门口受到盘查不说，看门大爷事后还会向治安保卫部门汇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社会治安作为公共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控制来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改变了很多，但是，毛的时代真的走远了吗？当新冠疫情来临，“封城”、“清零”举措登场时，用以实现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所谓“治理”功能的手段，毫无疑问，还是控制：强力控制，全方位控制，不惜代价的控制！ 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民众！控制病毒的传播，那叫公共治理；剥夺民众的权利，那叫政治控制。中共当局的能力，即在于以控制作治理。 控制不是不能部分达成治理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只会以控制作治理，那必定产生一个悖论：随着它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它的治理能力必定不断下降，最终走向“负治理”。套句网上名言“专业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专业”到这里，那就是：如果搞控制很专业，做事情必定很扯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呢？要害在于权利，或者说在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什么是权力？权力等于控制能力；权力很大很大，大到无所制约，那必定产生对于权利的践踏与剥夺。一个政府以践踏和剥夺公民权利为主旨，当然，对民众来说，有这个政府还不如没有这个政府——这就是所谓“负治理”。 以三年多来的中国疫情政策看，从武汉肇始，到上海封城，从“动态清零”，到“应阳尽阳”，不管看起来思路有什么变化，政府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践踏，这个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动态清零”、严防死守下，不准病人去医院，逼迫人们住方舱，这都是以政府的强大“控制能力”来剥夺你本来的权利。“应阳尽阳”、疫情海啸中，去了医院你也排不上队——一个据称“崛起”、“盛世”中的国家，公共卫生资源如此不堪，如此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原因何在？那也正是“中国模式”累年漠视民众权利的结果。前几年，不经严格科学检验即强力地大规模推广国产“新冠”疫苗，是无视民众知情、问政的权利，也是践踏民众在攸关自己生命问题上的自主抉择的权利。现在，不发布相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发布信息，也是当局无视民众的知情权；至于拒绝引进国外三年来已经验证有效的相关疫苗，任凭亿万民众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中自生自灭，更同样是践踏民众的生命权利。 写到这里，应该可以对“负治理”得出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负治理”，就是以剥夺民众权利为基础、为导向、为手段、为目的的所谓“治理”。所谓“负治理”，就是公共权力成为引发、制造和加重公共危机和民众灾难的根源。也可以再套一次那句网上名言：事关权力很专业，事关权利很扯淡——这就势必产生“负治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真话是中国当下最稀缺的东西，尤其对习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龙椅上，是听不到周边臣子的真心话的，所以，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当习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时，要求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我不认为他是在作秀。不过，如果只要领导干部创造条件让基层干部群众敢讲真话，他显然没意识到，关键还不是领导干部听不到群众的真话，而首先是高级干部无人敢对他讲真话、讲实话、讲心理话。 要让群众和官员敢讲真话，下级直言不讳对上级谏言，其实也很简单，习带头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败像古代帝王一样下“罪己诏”，自然群众和基层官员乃至高级干部会踊跃向各级领导以及他本人讲真话和心理话，提意见和建议。 说到“罪己诏”，现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却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为在施政中出现的重大错误或者天灾向上天和百姓作的书面检讨。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还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错，或出现大的灾害，导致国家处于某种危险状态，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检讨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谅。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想蒙混过关，上天在看着，百姓在看着，是赖不掉的。这构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种政治或责任伦理，即统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坏事推诿责任，会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丧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传》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从传说中的夏禹和商汤，一直到民国袁世凯，据考证总共下过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诏”，几乎每个朝代都下过，有的皇帝下过几次。这已成为一种机制。帝王之所以对自己的错误要下“罪己诏”，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本质的原因在于，天下是他家的，无论治乱好坏，首要的、第一责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统治这个国家。天下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是他治理有方，被后人赞誉为明君，写入历史，流芳百世；天下衰败，百姓流离失所，是他治理无方，被后人骂为昏君，也写入历史，遗臭万年。对于帝王来说，尤其那些有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愿成为后者，有没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个别。在这样一种伦理责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灾人祸，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下“罪己诏”惩过。 当然，皇帝下“罪己诏”，到后来也流于形式，要表演给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一样，真心悔过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于压力，下“罪己诏”的行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责任伦理是真实存在的。此乃有人负责的政治伦理和无人负责的政治伦理的根本差别。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习会下“罪己诏”吗？所有的人都会说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政治伦理。 中共号称人民政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习在民主生活会上再次宣称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它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这个根本利益是有讲究的，现实中的根本利益由谁来定义，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别的政党可以代表它，这些其实都经不起追索。也许中共会说，它和民主体制一样，亦是人民授权的。70多年前中共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决定了它有资格统治中国，所谓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这个逻辑，由于授权方式的不同，它的统治也是有问题的。 民主体制通过定期选举，政党轮换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赶下台，把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选上台，虽然这一过程有一些毛病，但大体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中共通过战争的残酷方式打败国民党，姑且算是赢得当时的民意，从人民那儿得到授权同意建立政权，但问题出在这之后，人民不可能无限期地授权你统治下去，总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统治，新一代人不愿意你统治，可不管人民同意与否，现在中共就赖在宝座上不走，还用武力威胁让人民闭嘴，装出一副同意的样子，事实上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皇帝。只不过过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这个皇帝姓党，家天下变成党天下。然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还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前面讲了，帝王要最终为王朝的命运负责，做错了事要下“罪己诏”，党皇帝和党天下实际是没有一个最终负责人。因为后者是个集合概念，名义上它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即党主席或总书记，可实际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有时是个没有党职的其他人，因此出了问题就不能要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经常也会大权旁落，最高权力会被外戚宦官篡夺，但外戚宦官夺得的是朝廷的治权，在国家的正统叙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终负责人，所以他要为王朝衰败负最终之责。党天下不同，即使没有名义最高领导人和实际最高领导人不一的问题，由于它实行所谓集体领导制，做出决策行使权力的是党中央，真要追责时，最高领导人很容易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而如果要揽权，又很容易以此为由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从而造成权责的严重脱节，即大权独揽，无人负责的局面。 中共的党皇帝和党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质区别就在这儿，它没有为自己的施政错误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也即它严重缺乏责任伦理。这导致尽管有社会甚至党内压力，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来不会公开就自己的施政向民众认错道歉，最多是在内部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做个自我批评。 毛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连党的二把手刘少奇都看不下去，认为将来要上史书的。但毛不以为然，虽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迫于党内压力作了自我批评，但也是尽量淡化责任。毛并未对他在大饥荒中的决策错误向全国人民认错。毛和他的那一代“战友”虽然信奉马列和阶级斗争学说，但也接受了完整的旧学教育，是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人物，多少还保留了传统儒家的一点政治责任伦理，所以在邓小平当政下官方对文革和反右等错误，在党的决议和教科书中还能记上一笔，批评毛。然而，等到社会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执政，对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来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错误，避重就轻，或者干脆把它视为禁区，也不许民间讨论。习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这种情形更严重，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中共的错误统统不提，七十年历史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 三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损害和民众权利的践踏以及对国家伤害的整体后果，可能仅次于三年大饥荒。这是在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恶政。可在官方的叙述中，虽然已经不见了抗疫的伟大胜利，但还是在粉饰太平，仿佛人间惨状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官方强调的依然是习的英明领导，是对他绝对权力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在七千人大会上，诸侯还敢对毛表示某种不满，毛对他们的离心离德，尚且能够自我批评，然而习对自己铸下的大错，采取的是不理不睬，横竖不承认，品格比毛还下之，党内大员连稍有不满都不敢表达。 中共如今差不多从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习统治下的中共和习自己，完全没有过去王朝和帝王的责任伦理意识。可见，历史不总是在进步，中共政权实际不如中世纪的王朝政治。人们需要看清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拜登惹上一个不小的麻烦，就是在他担任奥巴马副手时，在他达拉威尔家中的车库、邻房与他的智库中分别被发现私藏了几分未解密的文件。这过程也算是无心插柳，主要是去年11月2日时拜登的几位私人律师，在整理拜登位于宾州大学的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与全球事务中心”（Penn Biden Center for Diplomacy and Global Engagement）的文件时，瞄到了几分看似重要的文件。因此这些律师花了八天的时间通知国家档案局归档。国家档案局接到文件后，发现这些都是未解密文件，整件事情非同小可，才决定上报司法部。 另一方面，川普也有同样的问题，同样涉嫌私藏任内未解密的文件。而且文件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Mar-a-Lago）被联邦调查局搜出，整件事情从去年十二月开始越滚越大。而且川普遭受司法部的调查还不只这一桩，另外包括川普是否在2021年1月6日指使川粉火攻国会？不管拜登或者川普，现在对上的都是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或DOJ）的主官，检察总长（Attorney General）贾兰德（Merrick Garland）。贾兰德现在是美国政坛核心人物，分别任命了特别检察官（special council）史密斯（Jack Smith）调查川普，也任命了另一位特别检察官许尔（Robert Hur）调查拜登的密件门。 所有左派的人都在看，最后贾兰德会不会起诉川普这个前总统？目前司法部针对川普的调查方向，涉及四大面向：妨碍公务（obstruct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密谋诈骗美国（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密谋做出错误陈述（conspiracy to make a false statement）与煽动叛国罪（inciting, assisting or aiding or comforting an insurrection）。即使前三者让川普被起诉甚至定罪，川普还是可以顺利的选2024年总统，而且选上还能就职。只有最四条如果被定罪，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14条，国会所订定的法律（例如House Bill 1405）的确可以禁止川普再选美国总统，甚至当选也无效。 美国司法部在做什么？ 1789年的法官法（The Judiciary Act）创制了这个“检察总长”这个职务，且逐渐演变为司法部的主官。司法部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执法部门，有点类似台湾的法务部。美国司法部是全世界最大的司法部门，下辖11万5千名员工。而美国除了司法部之后，由于三权分立的设计，一个与行政、立法（联邦国会）平行的机构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常常会宣判联邦行政或者联邦国会的作为违宪，而此时司法部就担任为行政部门辩护的角色。又检察总长在法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意即应总统要求给予其法律建议。这个位置由总统提名，并由参议院同意，一旦通过任期为四年。而现任总长贾兰德从2021年3月11日上任至今。贾兰德总长是一个低调但对于外界议论总能处之泰然的一个人，根据他亲友的描述，他个性谨慎，但当结果成熟时决断力很强。意识形态上来说是温和自由派，但绝不教条主义；私底下关心政治但绝不是政治偏执的那种。贾兰德在2016年时曾被欧巴马总统提名为大法官，但参院最后没有支持通过。 拜登、川普即将交手第二轮 目前美国政坛就像一出万神剧，要角不仅从白宫椭圆办公室出来，涉及到前任总统，然后司法部也参与其中，甚至国会山庄的参众议员都在暴风圈中。远一点的还有可能取代川普参选2024年的共和党新秀、现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在国会参众议院的部份，由于在2022年的期中选举中，川系人马并没有想像中选得好，参院仍是民主党多数，而众议院共和党仅高出民主党十席，这样的结果导致麦卡锡在自己人也不挺的情况之下，竟然没有在第一轮就获得过半支持当选，这是百年来头一遭。而尽管川普打电话给麦卡锡打气，也公开呼吁共和党员不要再杯葛，应该尽速支持麦。但有廿位的川系共和党众议员完全不买单，他们认为麦卡锡不够右，尽管他们还是把川普当成精神领袖，但是他们有自己要极小联邦政府的理念要坚持，包括在社会福利、军事－如军援乌克兰甚至军援台湾-等议题上。后来在麦卡锡不断承诺要缩小自己职权的让步下，麦卡锡在第十五轮的投票才勉强过关。 另一个观察点，是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与参院少数党主席、同时也是台裔政治人物赵小兰的夫婿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尽管两人都是共和党，但目前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两人相处其实没问题，但对于川普的看法大不相同，麦卡锡现在需要靠拢川普来延续其议长生涯，但麦康纳则是两年都没提到川普了，可以说从2020年末左右对于川普不承认大选结果开始，就与川普渐行渐远，甚至公然劝川普要接受败选事实。 现在拜登惹上密件门，这些极右派的参众议员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一定对拜登是穷追猛打。不过纵使司法部门除了调查川普也同时调查拜登，但毕竟拜登是现任总统，具有刑事豁免权，因此对于两位总统的调查对于川普稍微比较不利。其实美国的联邦政治人物，不过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甚至是司法部门，由于影响力强大，手中常常握有关于全世界各政府的机密文件，因此联邦政府对于官员在卸任后应该缴回哪一些文件都有很严谨的规范，但也常常发生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留下这些文件的事件。 2016年那一次的大选，希拉里败给川普，其中一个对她杀伤力很大的指控，就是机密信件未存放在公务信箱中，反而是出现在希拉里的私人信箱中。对于这个称之为“电邮门”的事件，希拉里并没有坦白，甚至给予外界一种在说谎的感觉。现在拜登也透过发言人对外说这些在他家发现的未解密文件也是无心为之的，随著拜登与川普都宣布要竞选2024年大选，拜登的密件门至少会吵到大选结束后。 （※作者为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