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杨紫琼凭《妈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的精彩演出，获金球奖音乐及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全球鼓掌，而香港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雄也不遑多让，凭着“他妈的多重标准”和厚过长城的面皮，上了大马、台湾等地新闻，成了全球华人笑话。 杨润雄不但第一时间冲出来祝贺杨紫琼获奖，更说“对于香港演员在国际影坛继续大放异彩，他感到非常鼓舞”。但杨紫琼是马来西亚人，与法国丈夫居于日内瓦，近年拍的多是好莱坞片，从前受访皆表明“我来自马来西亚”，怎么变成“香港演员”呢？“抢人才”不要紧，但身为香港高官，尽在嘴巴上讨便宜，毫不尊重人家的国民身分认同，未免丢尽香港的脸。 有人说，杨紫琼在香港拍电影走红，叫“香港演员”也不为过。按此逻辑，郭富城也是“台湾艺人”了──他是先在台湾拍机车广告走红，然后才回流香港的。还有纳米比亚人历苏，当年也在香港拍了几部卖座片，红遍亚洲，应该也是“香港演员”吧。认同杨润雄没所谓，但请保持标准一致。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杨润雄怎么不把杨紫琼正名为“中国香港演员”？近日港协暨奥委会向辖下体育总会发信，要求7月前在名称上冠以“中国香港”四字，不然则取消资助、离开奥委会及不能参加国际赛事。据报导，目前港协暨奥委会辖下共有83个本地体育总会，只有17个的名字冠以“中国香港”。 以我观察，港府对“香港”和“中国香港”的界线，向来抓得很紧：运动员获国际奖项的，例必称“中国香港”；出口外国的商品，则誓死跟中国划清界线。如美国自2020年11月起，要求香港出口美国的产品，来源地须标示“中国”而不能标示“香港”，便遭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丘应桦强烈抗议。丘局长讲得很白，“‘香港制造’代表优质”，言下之意，“中国制造”代表什么？ 现在杨紫琼不是出口外国的商品，而是获国际殊荣的演员，既然连“香港演员在国际影坛继续大放异彩”也说得出口，进一步添上“中国”两字，似乎也很顺理成章——但且慢，让杨紫琼成名的香港，不是“中国香港”，而是英殖香港。懂了，难怪杨润雄不敢提“中国”两字。 世上真正有价值的成就，都来自探索未知的可能性。从前的英殖香港，可以让很多人成名，因为当时电影业没什么红线，有无限可能，就像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那个天马行空的多元世界，只有你想不出，没有你不敢拍。尽管杨紫琼不是“香港演员”，但我认为她有一番话，很值得今天的香港人细味： “我乐意去探索新的领域，去开阔眼界，去冒险，去寻找新的体验。我不喜欢总是被困在某一处，我总想去看世界。想变得更好，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而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你得接受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成为什么。” （本文转自作者脸书）
“人矿”一词最近在中国的网路空间兴起并形成“热搜”，虽然很快就被中共的网路警察删除，但依然引起多人的议论和回应。作为一种“况喻”，这是对当前中国庶民生存状态的真实比喻和描写。 “人矿”与晏阳初的“脑矿”概念 在“语系”的来源上，“人矿”一词是和“脑矿”(智力或潜能)一词并用的。“脑矿”最早出现在1920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对“海外华工”的观察与研究。1918年，晏阳初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立即远赴一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当时在该地从事苦力工作的华工服务。晏阳初发觉，这些被称为“苦力”的华工，遭受到“人如矿物”的待遇，但他们既勇敢又勤勉、既善良又聪明。他们之所以命贱如纸，只是因为缺乏教育，缺乏对“脑矿”的开发。返国之后，晏阳初决定终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致力于开发这些“人矿”的“脑矿”，此即“人矿”一词的由来。 “人矿”与“脑矿”，在晏阳初一生的志业中，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但在今日中国，“人矿”一词却被还原其原初的悲惨意义，并用来形容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人矿”一词于今的意思是，人像似地底的煤矿、石矿一样，被挖掘、提炼，然后像煤渣一样被丢弃，没有生命、没有尊严、没有灵魂。只是一种任党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或“无机之物”，一种“非人性”或“不准自由思想”的存在物。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人只是替党国创造GDP而存在，只是中共的廉价劳力与剥削工具。在今日中国，“人矿”有时候用来具体指涉“低端人口、“农民工”或“鼠族”，是中国一个“抑郁社会”(melancholic society)的具体写照。 “人矿”的近似词：物化、异化与对象化 “人矿”一词反映的是当前中国人民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与“韭菜”的含意很接近，但韭菜至少“春风吹又生”，“人矿”却是“用完即丢”，曝之于荒野之上。“人矿”也与另一些哲学名词－“物化”(reification)、“异化”(alienation)、“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很接近，与黑格尔(G. W. F. Hegel)《精神现象学》中缺乏自我意识的“卑贱意识”也很接近，也就是把人当作劳动剥削的“物”、“物件”、“物在”，可以任由他人控制、分解、操弄、改变、转型、交换、消费、生产…的无机之物。 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原型人物叫“阿Q”，许多人以“精神胜利法”来形容阿Q的人格特征。实际上，阿Q深层的意义在于一种“自我卑贱化”。如果结合心理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个体心理学来看，其实更是一种“自卑情结”和“自我陌生化”，也就是失去自我认识与权利觉醒的能力，甘于被操纵、被愚弄。目前存在于中共网路空间里的“粉红”，就是这种阿Q人物的现代翻版。我把这些粉红称为“网路人矿”、“鹦鹉学舌”或“虚拟蠕虫”。 中国的“人口卑贱论”──人以多为贱？ 自中共建政以来就不断宣扬阶级斗争论、唯意志论、无神论等等，让多数的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中国是世界上弃婴、收养、儿童失踪、妇女拐骗、器官买卖最多的国家，换言之，生命可以任意丢弃或买卖。例如中国在疫情扩散并爆发大量死亡之时，甚至产生中国人“自我作贱”的论调，宣称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死了几百万人甚至千万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少数的！为了跟美国比谁死得比较多，连这种“人口卑贱论”－人以多为贱－都说得出口！这就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低贱化，一种道德缺位和情感匮乏的表现。在文明国家，一条命就是一条命，人的价值绝不是用数量或比例来衡量，因为“生命无价”！ 中国只有“人民”，没有“公民” 实际上，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只有“人民”，没有“公民”。在西方世界，公民是一个“宪法主体”，每个公民都是享有法律保护、自由思想与人格尊严的“独立主体”。“人民”则是从思想到行动都必须忠于共产党的空洞的、没有灵魂的群体，即使数量庞大，也是承受政治压力下的“缺位者”。至于在人民之外的，就叫做“份子”，例如反革命份子、反党份子、敌对份子等等，乃至于知识份子都以“臭老九”来对待。另一方面，自中共建政以来，就不断在人民内部制造阶级敌人，例如“地富反坏右”的“劣等分类”。这种阶级敌人就像义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牲人”(Homo Sacer)，一种处于“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没有尊严与地位，一种“杀之无罪”的低等人。 在“动态清零”政策失败之后，中共提出了所谓“防疫新10条”。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应阳尽阳、应染尽染”的冒死策略，达到“全员染疫”而取得“群体免疫”的效果，也就是尽快让全中国人感染病毒以达到“快速过锋”的目标。这种以大量死亡换取集体免疫的做法，不是什么“防疫新方针”，而是“催命新方针”。这又是一种“人口卑贱论”的表现，也就是“视百姓如粪土，视万民如刍狗”的暴政心态。 “人矿”──对“生命暴政”的无声抗议 解除“人矿”的宿命与枷锁，在于“醒觉”(awakening)，在于从卑贱意识向高贵意识的辩证转化。然而，在中共的“脑控体制”之下，在“粉红群体”的自我卑贱化之下，距离这种自我醒觉的目标还很遥远。 从“人矿”一词受到感应和议论，一个锥心刺骨的况喻和描写，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寒蝉/躺平/犬儒主义”的“抑郁社会”。一方面，不要讲话、不要表达、不要诉苦、不要抱怨，如果一定要讲话，也只是“讲假话”，因为假话是安全的，说真话是危险的，因为“舌头会给你添麻烦”！至于所谓“犬儒主义”(cynicism)，我称之为一种“政治极简主义”；这里所说的“极简”，不是简单或简易，而是寒蝉化、静默化与荒原化，一种对“生命暴政”的无声抗议，一种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嘲笑，一种“反讽的人生观”。一句话，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社会。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日前，偶然读到一则新闻（下单中国监狱生产血汗手套 Milwaukee Tool等美商恐遭诉讼 – 新闻 – Rti 中央广播电台），让我立刻想起《求救信》（Letter from Masanjia）这部纪录片。 2008年初，北京奥运在即，中国开始严厉打击异议人士，于是，未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法轮功学员孙毅被安上“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判处劳教2年半，被关在中国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Masanjia Labor Camp）。他与其他犯人在恶劣的环境下超时工作，制造万圣节装饰品。从印著英文的包装箱，孙毅猜想，那些装饰品应是卖到西方国家，于是决定揭露劳教所严重剥削囚犯的实情。 千辛万苦，孙毅得到了纸和笔，小心翼翼把它们藏好，在夜深人静时，侧身躺在床上，戒慎小心地，用英文夹杂一点中文，慢慢写下一字一句： “先生： 如果你偶然买了这个商品，请把这封信转寄给国际人权组织，好几千人在这里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迫害，我们会永远感激在心。 这个产品是在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第二部门八大队所生产。 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必须工作15个小时，周六，周日不能休息，也没有任何放假。不服从者，会遭受酷刑、殴打和言语暴力。几乎不付工资（10元／1个月）。 在这里工作的人，平均受罚1至3年，都未经法院判决（非法惩罚）。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完全无辜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对中共有不同的信仰。他们往往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惩罚。” 孙毅在包装装饰品的过程中，偷偷地把信放进去，一共约送出了二十封信。 2012年，住在美国俄勒冈州、在非营利组织“善意企业”（Goodwill）之汽车捐赠部门担任经理的茱莉．齐斯（Julie Keith）拆开在储藏室放了两年的万圣节装饰品，意外看见孙毅没有署名的信。震惊万分的她，透过脸书，也尝试联络“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再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波特兰办公室联络，最后找了《奥勒冈人》（The Oregonian）。圣诞节前夕，这家成立于1850年的报纸，以头条新闻报导了求救信的故事（Halloween decorations carry haunting message of forced labor – oregonlive.com），旋即，CBS、ABC、NBC、FOX NEWS、CNN等美国媒体都想采访茱莉．齐斯（CHINA: MAN’S CRY FOR HELP REACHES U.S.THRU LETTER – YouTube）。 终于，孙毅的求救信被世界看见，而且，网路翻墙的中国人也因此知道了这件事。2013年，中国杂志《Lens视觉》4月号调查报导了“走出‘马三家’”，杂志立刻被暂时停刊，不过，许多中国人持续抗议。最后，因国内外压力，中国共产党政府只好采取行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1957年、毛泽东主政的时代为关押政治犯所建立的，在孙毅的求救信引起国际关注的2012年，媒体报导的劳教所数量约在300至350间，而被关押的人数则有5万至16万间的不同说法。《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报导（China to Abolish Harsh Labor Camps (businessinsider.com)）还提到，每年约处死4000人。不过，有两件肯定的事实：不必经过审判就能将人关押（约3至4年），并以酷刑逼供或处罚。 孙毅就被五马分尸般地持续挂著一两个礼拜（称大挂），每次痛昏过去，就被放下来，监狱管理人员按摩松骨后，看他醒过来，呼吸也恢复正常，就再吊挂起来。后来，狱方发现此法竟然无法让孙毅屈服，改成把他24小时吊直挂著，只要打瞌睡，膝盖一弯，手腕就被剧烈拉扯，痛苦逾恒，而因为无法休息，最后搞到神志不清，又笑又哭，小腿和脚都变得非常粗大，如象腿一般。孙毅被这样吊挂了一年多。 监狱管理人员其实也是囚犯，即利用囚犯管理囚犯；当初看守孙毅的人在《求救信》里表示，如果孙毅好过，他就会不好过，可是孙毅不是对国家社会有害的人，只是有自己的想法和信仰。说著说著，他激动留下眼泪地说，他和孙毅并不认识，不是朋友，但任何有良心的人，若看到他这样被折磨，都会非常心酸，也没办法看下去，孙毅的遭遇，只有在日本军人折磨中国人的电影里才看得到，但现在，中国人折磨中国人，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这个“中国人折磨中国人”至今仍存在；2013年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世界宣称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面对国内外的舆论批判的不得不，事实上，一些国际媒体也不相信，认为中国只是废掉这些劳教所（地点），转移到别的地方继续实行劳教制度。 2010年代，“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记者法兰克．兰菲特（Frank Langfitt）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平民百姓的故事，也追踪报导了中国黑牢与劳教所；不论是学校、精神病院，甚至汽车旅馆、酒店，都可以改成黑牢（For Complainers, A Stint In China’s ‘Black Jails’ : NPR），而劳教所盖得就像一般民宅，2014年法兰克．兰菲特就开车到了上海市郊的两处劳教所去看看，两排路树、路灯、漂亮的连栋别墅，美得就像高级住宅区（China Ends One Notorious Form Of Detention, But Keeps Others : Parallels : NPR）。 2013年，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废除劳教所，称释放16万人，有人在获释的那天，官方派车说要送他回家，却被送到别的教育中心，继续囚禁洗脑了半年；也有，犯人的家人与官方人员上演抢获释犯人的争夺战。所以，劳动教养制度并没有废除，而是藏在不同名称的机构下和可以掩人耳目的建筑物里。 2022年4月，被中国关押的李明哲被释放回台，他于记者会就谈到自己被关在“赤山监狱”，但其实是强制劳动的奴隶工厂，每天工作11-12小时，过年四天外，从来没有休息日，连教育日有时都会被监狱要求加班，这与10多年前孙毅在“马三家劳教所”生产万圣节装饰品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只是李明哲做的是不同的东西，如：美国知名品牌Milwaukee Tool的手套。 致力于推动中国弱势群体平权、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中国沙富能 NGO 机构创始人程渊，现在也被关押在“赤山监狱”。根据其妻子施明磊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投诉的信（程渊妻子施明磊就赤山监狱的强迫劳动问题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的公开信（中英文） – 公民权利网 (cncivilrights.com)），“赤山监狱”犯人还制作鞋底和电子产品，而且，劳动环境充满有害化学气体和尘粉，让犯人患上永久的职业病，这也和孙毅在“马三家劳教所”生产万圣节装饰品时的工作环境是一样地糟糕。 是的，劳动教育制度根本从来没有废除，而在2013年路透社报导（China to abolish labor camps, major victory for Xi | Reuters），中国政府盛赞，即将废除劳动教育制度是讨厌此制度的习近平（刚上任中央总书记）的重大胜利，更是可笑的谎言！ 然而，一些欧美企业是那么天真无知，真以为中国是进步了、现代化了的崛起国家，才会相信自家的产品不是来自劳教所；2012年茱莉．齐斯拿著孙毅的求救信四处求助时，“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的波特兰办公室，联络了贩卖万圣节装饰品的连锁百货公司“凯玛”（Kmart），“凯玛”公开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与这些中国劳教所并没有合作契约，因为这是违法的。但，结果是什么？ 2022年11月，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在Change.org发起连署（Petition · Milwaukee Tool: STOP Using Chines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
当年习近平的上位，除了同样红色家庭背景的曾庆红的力挺，还有“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及其他当时已经身届高位的福建“老领导”们的加持。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的中南海里的“青红帮”》中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中央领导层里的“团派”和“太子党”曾经被戏称为“青红帮”，即胡锦涛为代表的“青帮”和曾庆红为首的“红帮”。而当时的李源潮和刘延东则即是“青帮”成员，又是“红帮”分子。 说此二人是“红帮”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是红色家庭出身。说他们是“青帮”分子，是因为他们在胡锦涛主政团中央时，即已经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成为胡锦涛的左右臂膀。准确说地，当年胡锦涛还是团中央二把手，王兆国为团中央一把手时，刘延东和李源潮即已经都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了。而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李克强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之时，就是王兆国把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之日。 二零零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十二届团中央的第二任第一书记胡锦涛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二届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三届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新任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团中央的第一任第一书记王兆国连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和刘延东新任政治局委员。 与此同时，同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的还有地方省级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出身的刘云山、汪洋、王乐泉以及团中央部门负责人出身的令计划。足见“青帮”在当时那届中共领导集体中的人马之多。而“红帮”背景的习近平在此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已经位居胡锦涛党总书记接班人席位的中选背景，除了我们本专栏过去几篇文章陆续介绍和分析的曾庆红和江泽民的关键作用，更有他习近平在福建省任职时的几位“老领导”的竭力推举，其中之一就是王兆国。 关于当年王兆国进、出中央书记的经历有很多传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恩将仇报胡耀邦，陈云逼邓小平放弃王兆国”的说法，故事的大致内容是：王兆国是邓小平在1980年发现的人才。当时，邓去湖北二汽视察，时任二汽党委书记的黄振亚给邓汇报时说，车厢分厂的王兆国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坚决不批邓，引起邓小平的兴趣。于是召见王兆国，过后，并向中央推荐王。胡耀邦去湖北视察时，也专门召见王兆国，并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受训。从此，王兆国开始官运亨通。1982年，任团中央一把手时，胡锦涛只是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是他的副手。1984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温家宝是副主任，也是王的副手。 王兆国任职中办主任时的表现受到胡耀邦、乔石等人的赞许。1985年，44岁时，王兆国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从此，王被认为是未来中共总书记的理想人选。可是，此后不久，王在胡耀邦问题上的表现，使他的个性暴露无遗。在仕途上，也就开始一路下滑。 1987年，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一帮元老对胡发难。在此之际，王兆国乘人之危，揭发胡耀邦的许多所谓“问题”，并将胡上纲上线狠批一通。这件事，让胡耀邦目瞪口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自己一手提拔并耳提面命，且寄予厚望的“接班人”。据说，胡耀邦最不能原谅的人有两个。一是主持元老生活会逼他下台的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薄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反党集团”成员，是胡耀邦亲自为他平反，并安排工作。 胡耀邦不能原谅的另一个人就是王兆国。王兆国批胡既无政治道德，又无政治智慧，就连逼胡下台的元老们对他也是轻蔑有加。陈云看到王兆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批胡发言后，“摇了摇头”，提笔批示：“小平同志暨中央常委：此人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建议到基层锻炼。”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对于那些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心中定是别有一番滋味。跟着批示道：“同意陈云同志意见，找一个好一些的（地方）让他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大体上符合事实，后半段则错得离谱。事实上的胡耀邦被党内攻击的场合是所谓的党内生活会而不是什么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而此会议召开前七个多月，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五月的王兆国已经被迫把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交全给了温家宝，这个交接班时间不是什么秘密，有案可查。所以，就连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都没有资格出席和发言的那个批胡的党内生活会，已经失势的王兆国岂不是更没有资格？ 事实真相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元老在逼退胡耀邦之前即有了所谓的“清君侧”，王兆国就是“清君侧”的第一受害人。第二受害人是郝建秀。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大筹备“人事七人小组”负责人薄一波传王兆国谈话，说是传达小平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安排他下基层，到福建省接任省长，十三大上不会继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自此，等于是正式宣布王兆国被从副国级降为正省级。 而当时安排王兆国不去别的地方而是去福建，则是因为当时的陈云一心要把时任福建省长胡平赶在十三大召开之前调离，因为陈云派往福建接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光毅向陈云哭诉了胡平不配合他的工作。而正是被陈光毅接替了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项南，赶在自己下台的前一年，接受了习近平到福建发展。 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早年跟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中共建政后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一九八五年六月习近平被任命为厦门市副市长，九个月后项南被迫离开福建。 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的手下，时任福州市长洪永世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受《学习时报》采访说：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 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外省调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设宴接风，足见当时的习近平是多么的特殊。 给习近平摆了接风宴之后，项南即令秘书通知厦门市委，并特别强调了习近平到厦门的当天正好是他的32岁生日。时任厦门市委书记兼市长邹尔均安排时任厦门市副市长兼市纪委书记李秀记负责接待。李秀记只带了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就是当时刚刚被提拔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如今已经高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何立峰。 1985年6月15日，也就是习近平32岁生日的那一天，习近平被李秀记和何立峰接待到厦门宾馆。李秀记日后回忆说，他当时让何立峰安排晚饭时，特别要求厨房加了炒面线替代“寿面”，“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 关于习近平在福建的首位老领导项南当年是如何被以陈云为首的党内保守派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打击的故事，详见笔者二零一七年五月在本专栏接连发表的《打击改革派重臣陈云不择手段》、《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当年已经印行的特区货币缘何胎死腹中？》和《项南成功劝谏邓小平扩大特区全面开放沿海令陈云恨之入骨》等四篇文章。在此不再引述。 当年打击项南的同时，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在对外开放上和项南一样大胆“冒进”，,刚刚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所以当时的陈云与项南之前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组部顾问廖志高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福建省委班子中就地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和项南一样，原籍是福建。 而笔者在过去相关文章中没有介绍过的是，这位项南说起来也是“团派”出身。从中共建政之初项南即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胡耀邦领导的下团中央宣传部长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反右斗争中被迫去职，据说是时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批示才被保留了党籍。 1992年，当时已经离开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近平将在闽东工作两年的讲话、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摆脱贫困》。他特地请项南为这本书作序，而此时的项南已因“晋江假药案“被陈云指示给以党内警告处分，黯然离开福建省委数年，回北京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党内曾有传说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因为陈云和宋平安排顶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向中央密报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让习近平失去了这次机会。所谓的”丧失政治原则“，指的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让老领导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当时习近平这本书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现后，令陈光毅大为恼火。当时的福建省委内部人士也都知道陈光毅对习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书记职务被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后，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立刻明朗起来。 就是因为接替项南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对习近平不感冒，所以习近平日后也没有把他说成是令自己受益匪浅的“老领导”。而排在项南之后，被习近平称之为在福建的“老领导”的另一位“团派”出身者，即是王兆国。 当年习近平在中共政坛内被进一步重用之前，在福建省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十四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登基之后，网上曾有一篇《历任福建省长你能说出几个？他们背后的故事更惊人！》的文章介绍说：福建第一任省长叶飞“文革”结束后，连续出任了两届（第六和第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当时的习仲勋同僚。 其实，严格来说，叶飞只是中共建政之后的福建省第二任省府一把手。只不过叶飞之前的中共首届福建省府一把手不叫省长，叫省政府主席。那位中共政权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张鼎丞担任福建省主席时间不长就调中央工作，先任中组常务副部长，1953年开始出任最高检察长，官至副国级，1975年被安排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至退休。 而自叶飞往后，福建省的第六任省长（革命委员会主任）韩先楚，从1983年6月开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长，但未任满一届便去世了。 而福建省的第十任省长王兆国刚上任时，头上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头衔还没有被来得及拿掉，日后回到北京被恢复了副国级待遇，先是出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然后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兆国之后的历任福建省长和省委书记中又有多少先后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会本专栏下篇文章中一一介绍。本文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个“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在福建省任职时即在省委内部竭力推荐习近平担当重任，而日后又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在“比选”党的主要领导人接班人培养对像时，没有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和自己一样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的李克强，而是投给了“青帮”人选习近平。由此说来，习近平在他政治发迹的最关键一步，除了得益于“太子党”里的大哥大曾庆红， 也还从所谓的“团派”中获得了支持力量。更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年前后，听到不少有关2023年的预测。说什么的都有，但是乐观派明显不多。特别是私下里聊天，几乎是程度不等的悲观派。因为私下里说话顾忌比较少，真话就比较多。中国人、美国人都一样。 综合一下大家的预测，天下大乱的说法最多。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下滑，而且没有复苏的样子。习近平一帮人折腾还不够，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什么招数都用上，经济看样子不乐观。工人失业，农民叫苦，穷人更穷，富人返贫。这将是发生在多数人身上的故事。 多数中国人民越来越穷，是个什么局面呢？古人总结的规律就是穷则思变。变有两大类，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就是变法，按照中国文化传统比较有效的就是造反。而且民间文化艺术树立的就是造反的英雄，不大表现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改革。所以老百姓脑袋里的穷则思变，大概率就是造反。 造反了，当然就天下大乱。宫廷政变、军事政变直接拿下四人帮，这种华国锋模式动荡最小。但是论者们说到此，往往抚掌叹息道：更无一人是男儿的中共，不像造反起家的第一代了，谁有胆量敢造反呢？就看二十大上绑架胡锦涛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就是猪狗看见同伙被害，也要挣蹦挣蹦，叫唤叫唤。正是鸦雀无声，更无一人是男儿，所以习近平才这么嚣张跋扈。 我有一次打野猪，一枪没打死。那野猪嘴里喷着血就朝我冲过来了。即使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不是全都猪狗不如吧。陈胜、吴广，黄巢、李闯就不说了，什么李渊、李密之类的应该也不在少数。被压迫得狠了，穷则思变，亲戚朋友都不例外，何况最底层的老百姓。 有精英论证过，农民造反没有成功的，朱元璋是特例。但是官吏和皇亲国戚造反，一般都是在陈胜、吴广之后，看准了形势再下手。饥荒和苛政是官逼民反的基本形势。现在清零的苛政没有了，爆发的疫情不比苛政差到哪儿去。经济下滑相当于饥荒，那接近半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国老百姓，还能忍耐多久？ 下层人民造反，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对社会的破坏最大。古今中外的案例不胜枚举。因为独裁政权之下，没有大家都认可的领袖，领袖一般只能在混战中产生。秦朝末年，隋朝末年和明朝末年等等几乎无一例外。所以大乱一段时间，把社会财产和资源消耗得差不多了，甚至人口都是十剩二三，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十活着，人们才能消停下来。 这都现代社会了，能不能不要这么惨呢？现代的变革，多数都采用和平演变的模式。台湾模式，苏联模式等等，可以避免古代模式的惨烈。但是在共产党多年洗脑宣传教育之下，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否决了和平演变的模式。什么苏联教授吃不起黑面包呀，台湾人仇恨大陆人，而且不当中国人啦之类的说法，阻碍了很多人的思考和选择。这都是阻碍和平演变的社会心理因素。 最重要的是：和平演变要在最高领导层里边开始。在社会压力和国际压力之下，他们明智地审时度势，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必要性，着手启动和平演变。整个社会才能平稳地跟上来，最终完成演变的过程。这期间并不是风平浪静，也有惨烈的斗争和流血的牺牲。但和天下大乱比较，可以算是和平。 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中更无一人是男儿，他们的最高层是习近平的团伙。想当皇帝的人不会考虑和平演变，只能是背道而驰。习近平他十几年来干什么坏什么，整个一个烂尾领袖。能走到什么地步，大家见仁见智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中国在西藏残暴的殖民统治熟视无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余驰携家人成功润到美国。出行时，他两度遇险：先是在驾车驶出封控小区时，在绕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拦下，警察告知，没有防疫特别通行证不得出城，经过他的百般解释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机场安检时，正好遇到四川发生六点八级地震，安检机器险些倾倒，航班差点被取消。他们从成都飞到香港，再飞首尔，最后顺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余驰比我年长两岁，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庆大学，他还记得六四的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父亲夜不成寐、长吁短叹、痛骂邓小平。他很小就充满叛逆精神，小学时在课间操场上大喊“打倒毛泽东”，吓坏了班主任。但真正让他深刻认识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参与西藏党政军机关及重要企业供暖系统的设计施工。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飞机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驾车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迹遍布西藏数十个城市和乡镇，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国民众全然不知的真实的西藏。 余驰曾经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后来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白玛赤林以及西藏军区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驻军高级将领的住宅设计、安装新式供暖系统。他亲身观察到各级官僚的专横任性、颐指气使，极少听取专业人士意见，自以为是，胡乱指挥，浪费大量劳力和金钱。他们极度腐败，普通公家单位使用的设备，标准被降低，施工质量也很差，以此中饱私囊；而他们自己家中的设备，却全都选用进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级官员，不仅在拉萨拥有堂皇的官邸，还在林芝等地拥有度假别墅，同样极尽奢华。在高级官员家中施工时，他看到其家中堆满名画古董——他特别提到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细节：很多高高官和将军家中储藏室摆满一麻袋一麻袋的虫草，虫草这种只产于西藏的珍贵药材，市面价格超过十万元一斤，一麻袋虫草少说也价值数百万元。白玛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声称，自治区内没有任何居民、僧人与尼姑自焚，却又谴责“达赖集团煽动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为”。很多高级官员从西藏离任时，人们送给他们的是“十亿某某”的称号。 余驰利用工作余暇走访了很多寺庙和普通藏族人家。他发现，尽管北京声称每年都给西藏大笔援建资金，但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汉族官商据为己有，藏人得到的实惠很少。他去过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根本达不到脱贫的标准。许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财产就是放牧的牦牛，这些牦牛只能让他们得到基本的温饱。从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区，大量青壮年藏族人实际上都是处于失业状态，赖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对中共经济上的竭泽而渔和充满种族歧视的殖民统治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尊崇达赖喇嘛，盼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着达赖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玛赤林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从未听过任何藏人说达赖喇嘛的坏话。有一次，他来到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地带，当地藏人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告知，那边有几条小路，可通往尼泊尔，再进入印度，然后到达兰萨拉，他们的很多亲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圣地。看来，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文宣并未收到什么效果。 藏人的厄运已然拷贝到所有中国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镇压了藏人的抗议活动，当时正在西藏的余驰亲眼目睹了镇压的惨状，他没有赶上六四屠杀，但作为摄影爱好者，这次悄悄用镜头拍摄了大量中共军警镇压和抓捕和平示威民众的场景。基于安全原因，他不敢公开表达对藏人的支持和对中共的反对，却用这种方式记录下即将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写的历史真相。 从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陈全国主政西藏之后，采取铁腕政策治藏，在拉萨市内，每几百米就设立一个警察岗亭，里面安排武警、警察、协警及社区工作人员，严密监控周边动静。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庙门口，都设置武装检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围栏，甚至在旁边建立军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原来提供给从各地前来朝圣的信徒顶礼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块区域给朝圣者使用，警察仔细盘查朝圣者的身份证件并予以训斥羞辱。就连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设防，必须出示身份证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远地区的小寺庙也设置了所谓的工作组，凌驾于寺庙原有的管理系统之上，僧侣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剥夺，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 余驰也亲眼目睹陈全国出行的大阵仗，多辆警车开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驱赶道路上的普通车辆和行人，这种场景在中国其他省份也很难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张扬。陈全国正是靠着残酷和杀伐，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从西藏调任新疆，将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变本加厉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过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的镇压系统，囚禁数百万维吾尔人。 余驰结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后，回到成都的家中，却发现极权主义的阴影已然笼罩在中国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参加成都的家庭教会，却发现秋雨圣约教会等家庭教会遭到打压与扫荡，成都基督徒的命运跟西藏佛教徒的命运并无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他身为高级工程师和楼宇公司副总经理，是唯一非共产党员的高管，曾对永无休止、装腔作势的党组会议公开表达意见——党的会议不应占用正常的办公时间和办公地点，更不应当强迫非党员参加。由此，他受到上级的斥责和打压。 余驰不愿意成为一个失去不服从能力的“组织人”。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话来说，纳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个“组织人”的代表，是一个异化的官僚，对他来说，男女老少仅仅是一串数字，人们可以从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服从的事实。在与纳粹德国愈来愈相像的中国，余驰身边的人们都对西藏和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视而不见。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没有想到，陈全国模式或者说习近平模式，很快从西藏复制到新疆，再从西藏、新疆复制到全中国，包括被中国重新劣质殖民的香港。在香港，连出版一本儿童绘本都会被捕入狱。而在习近平以防疫为名开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终于意识到，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的厄运，也会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整片大陆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总是社会全体的一部分。当丧钟为他人响起，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 为了将自己拍摄的关于西藏镇压的真相带到自由世界发表、传播，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和暴力，也为了自己与家人能过上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生活，五十出头的余驰决定放弃在中国看似成功的职业和事业，全家逃离中国，与极权政府决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一旦做出这个决定，他立刻变得无比轻松。他说，在美国做一个空调修理师或卡车司机，比在中国做一个带着面具的高级工程师和公司总经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经润出中国或正要润出中国的优秀人才中的一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弗洛姆所说：“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快要撑不下去了吗？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陈独秀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十六个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习近平权力模式的真实写照。 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后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认为，中共正面临其建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台湾面对的，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一个即将快要撑不下去的中国、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国生活过，深知共产暴政之邪恶，比起大多数温和内敛的日本媒体人来，他向来不加掩饰地谴责中国的种种黑暗面，对此，我引以为同道。但我不能认同他对中国极度乐观的看法。 矢板明夫认为中共快要撑不下去的第一个论据是：俄乌战争是中美两大阵营的代理战争，而代表中国出场的俄罗斯，已经显露出败相。这个看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并非中国唆使，普京开战，并不需要获得习近平批准，习近平只是乐见其成。 其次，俄罗斯确实显露败相，但俄罗斯的败相并非中国的败相，相反是中国火中取栗的契机。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乌克兰背后的西方）两败俱伤，习近平坐山观虎斗，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纽约时报》发表了资深驻华记者储百亮撰写的题为《中国眼中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中国》的文章，该文指出：“乌克兰战争远未结束，但一种共识正在中国的政策圈子里形成：有一个国家将在这场动荡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那就是中国。……随着俄罗斯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寻求支持，俄国将中国作为自己外交和经济生命线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战略支撑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努尔·哈伊里撰写的题为《乌克兰战争是否将俄罗斯变成中国附庸国？》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开始逐渐转变为强大中国的从属国，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及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孤立，加剧了这一趋势，使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国。…… 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控制着俄罗斯一半的贸易交易，并成为通信、运输和能源生产等重要领域的最大技术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在俄罗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并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影响力。……中国将是这种转变的最大受益者，它将尽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宫维持一个促进其利益的友好政权，通过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自然资源，扩大中国技术市场，推广中国技术标准，并将人民币兑换成欧亚大陆北部事实上的区域货币。随着其影响力的增长，北京将能够从俄罗斯获得一项重要的让步，而这在一年前无法想像，即获得最先进的俄罗斯武器和设计，并享有进入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特权，并考虑中国在中亚的利益。”所以，习近平不是俄乌战争的受损者，而是获益者。 矢板明夫还认为，中国内部近期有诸多矛盾浮上台面，“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场，说明中共党内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习近平出访时当面训斥加拿大总理，说明中国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矛盾表面化；全国到处出现的‘白纸革命’，也说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这三个论据都不能说明中共的统治已出现重大危机。第一，胡锦涛在江泽民的葬礼上公开亮相，说明党内斗争并未到彻底决裂的地步；第二，习近平训斥加拿大总理，而世界各国领导人仍争先恐后与之会面，说明西方对华绥靖政策被未被彻底埋葬；第三，白纸抗议不是革命，影响面相当有限，解封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党和政府在过去三年里“无微不至地呵护民众”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刘宾雁的错误了 无独有偶，香港资深出版人、原天地图书总编辑颜纯钩先后发表《我的乐观：中共没那么强大，中国人没那么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国在十年内必有大变》两篇文章，提出中国即将发生大变的三个理由：一是习近平上台十年，把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共的家底几乎耗光；二是习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对人民的管控无所不用其极；三是白纸运动压迫下，中共不得不对人民作出让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趋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压迫，人性要求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战胜党性。他还说，“今后主要看经济状况……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活路，那时真正的改变就会到来”。 颜纯钩是一位有正义感、良知和风骨的知识人，他在天地图书任职时，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与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后迁居加拿大，没有保持沉默，屡屡就香港和中国议题发出掷地有声的言论。但是，或许因为他很早就离开中国，对中国事务的评论往往显得隔膜，在事实上有相当的落差，在论述和分析上过于乐观而无法让人信服。比如，他认为白纸抗议“全中国都有人响应了”，这显然高估了白纸抗议的力道。据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彭载舟及白纸抗议，一位生活在中国国内、关心时事的脸友评论说：“墙外白纸的讨论和传播非常热烈，但墙内一片肃杀，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白纸抗议，他们也不明白一夜之间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纸封杀得如死牢一般。” 颜纯钩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是因为他对人性的乐观，而这种对人性的乐观是靠不住的——他忽视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识”，人性并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如果一个人只知服从而不知不服从，这是一个奴隶；如果一个人只知不服从而不知服从，这是一个暴民。”中国人长期在奴隶与暴民之间晃荡，从未养成公民人格。 颜纯钩还认为，中国的经济恶化必然导致变革到来，这也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历史——从大饥荒到文革，经济比现在糟糕多了，连邓小平都承认，国民经济已然崩溃，但中共的统治仍稳如磐石。个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说，中国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发生后不久，流亡美国的作家刘宾雁曾预言中共不出两年就会倒台。但后来中国的发展与他的预言大相径庭，他对此深切反省说：“我们，不是我一个人，相当多的人，在六四以后对中国形势的估计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没有料到江泽民会稳稳当当地执政十三年。当时我们以为天安门运动的势头还会继续，想不到九二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这十三年来，也就是因为大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确实有了很快速的增长，大家对现状也就接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合作，中国人和共产党合作了。九二年以后，我们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把江泽民的社会基础估计过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当年的刘宾雁同样的错误了。 我赞同经济学者何清涟在《中国：溃而不崩》中的论述：中共政权在十至二十年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却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这个过程是中共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扩散负面影响力的过程。也许我们一辈子都要面对这样一个溃而不崩的中国，一辈子都要与这个恶魔抗争。 颜纯钩批评说，“悲观导致消极的态度，无心做事，放弃抗争”。其实，悲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如鲁迅所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当年，生活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异议分子对未来非常悲观，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看到自由的降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没有看到自由的降临），但他们仍然不放弃抗争。对此，刘晓波曾说过，我们的抗争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石头最终抵达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推它。这种在彻底的绝望中生发出来的抗争勇气，比盲目的乐观更能持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看好习近平的原因除了他的红色出身，还有他胜出李克强的政坛履历：穿过军装，下过基层。 我们本专栏上期节目播出的《没有江、曾的推举就没有习近平的上位》一文中介绍和分析了为什么说如果把以江、曾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帮”与习近平放在对立面分析，就没有办法解释当年的习近平为何能够取代原本为胡锦涛看好的李克强而成功上位。 说起来江泽民对习近平有了较深印象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九四年，当时的江泽民到福建视察，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向江泽民特别介绍，江泽民一边和习近平握手一边侧身对贾庆林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好儿子，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的预先准备好的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又被临时加进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不幸被差额掉的邓朴方等几位，向党代表提供的全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共一百五十四人，但并没有向各代表团说明要差额掉多少名。各代表团预先投票过后，计票的结果是，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中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 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认为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异，如果他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整个福建省委就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既然这届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朴方同志以下，差额比例已经不足百分之五，那么还是应该把习近平同志也留下来为好。胡锦涛立刻附和了江泽民的动议。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参选者中差额掉习近平之下的三名得票最少者。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 但是，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 在当时的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曾庆红一步跨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虽然暂时还只是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但当时并没有安排一个书记处书记那怕是普通中央委员出任中组部长。而是由全国政协常委张全景超龄留任，圈内立刻明白这是要让曾庆红把中央党务系统最重要的两大块，中办和中组的大权全都揽到一个人手上。习近平被看好为江泽民的隔代接班人，也就是胡锦涛的接班人，都是在曾庆红完全把持了中央组织大权之后的事情。 于是，习近平先是于一九九九年被就地安排为福建省代省长、省长，继而又赶在十六大召开前的一个月被宣布平调至浙江省任省长，等待接替已经被内定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就是这样的一番预先铺垫，，保证了他习近平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顺利通过了十六届中央委员的预选和正式选举。 众所周知，正是从江泽民向胡锦涛移交了党总书记职位的中共十六大开始，曾庆红就在胡锦涛身边事实上扮演着“副总书记”角色。 九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习近平的“伯乐”是江泽民还是曾庆红？》一文，文中介绍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陈云力主推荐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之后,当面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选拔“干部子弟”陆续进入“接班梯队”。习近平就是那段时间里决心到基层去为进入“干部第三梯队”积累政治资本。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后,推出了一个烈士后代李鹏;一九八九年赵紫阳倒台时,又推出了一个烈士遗孤江泽民,从此形成了外界所说的“江、李体制”。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到他二零零四年十月把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也让给胡锦涛，实际在位长达十五年，而胡锦涛全面接班之后实际在位时间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领导权即又交回到“红色后代”手里。可见,陈云早在胡耀邦在位时即说过的“还是自己的子弟(在政治上)可靠一些”，对中共最高层组织运作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决定性的。难怪李锐先生二十多年前即说过陈云对中共组织工作的影响力事实上比邓小平更大。 更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把胡锦涛的在位说成是十年也好，八年也好，他在位的两个时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这第一时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这第二时段，分别是由两个“太子党”成员“辅佐”，前一个是曾庆红，后一个是习近平。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将两个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后，中共内部即把胡锦涛八年间的军委主席权位事实上是被两个军委副主席“驾空”的说法对外公开，但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外部世界在回顾胡锦涛事实上从来没有把军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都忽略了胡锦涛在位时的党权也从未“独揽”，尤其是党内组织大权，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给曾庆红行使，后五年则是由曾庆红的接班人习近平接掌。而当时这曾、习之间的“副总书记”职务的交接班，决定权如果说是在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手中，不如说是在当时的曾庆红和仍在幕后干政的江泽民手中更准确。 很多人都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宣布“立案调查，并免去其在上海市一切职务，停止其在中央担任的职务”的具体时间，是二零零六年九月。当时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陈良宇前去北京参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筹备会议，当陈良宇抵达北京后，即被中纪委宣布“双规”。紧接着，中共政权即对外宣布了时任上海市长韩正出任上海市委代理书记的消息。 但是六个月之后，即二零零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调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不再代理上海市委书记”的消息。如此变动的内幕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赶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为习近平提供一个政治热身的难得机会，为他在党内“比选”的过程中胜过李克强创造条件。 而当时在内部讨论的过程中之所以令胡锦涛也承认习近平比李克强更有“优势”，关键在于江泽民和曾庆红列举出了习近平政坛履历的两点“过人”之处。 纵观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接班史就不难看出，从华国锋开始，此后的胡耀邦虽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但他在文革前也还是被下放到地方省委锻炼过，至于再往后的赵紫阳，江泽民，再就是胡锦涛，都是地方省级党委的一把手出身，胡锦涛甚至还有过团中央，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三个党中央的下级或地方省级一把手的履历。 如果说基层政坛的长时间历炼和省级一把手是成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接班对象的必要政治履历的话，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主持人耿飚的政治秘书的任职经历，则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将所有中央主要领导人接班人培养对象候选人比了下去的最重要因素。当年曾庆红和江泽民都向胡锦涛强调过的习近平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习近平具备了李克强所不具备的最难得的政坛履历：不仅仅是穿过军装，而且还是当年军委常务工作主持人的秘书。 而李克强的“劣势”之二，，就是没有像习近平一样，当过“七品芝麻官”。 李克强当然不是从地方基层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大学毕业第二年便成了团中央副职领导干部。他从团中央副职至团中央一把手的履历与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完全一样，离开团中央后也被胡锦涛等人苦心克隆成为胡锦涛第二，安排到不同省份担任行政一把手和党的一把手进行政治热身。换句话说，当年无论是胡锦涛的本意，还是胡锦涛手下具体操作人员揣测当时总书记内心本意之后的苦心设计，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中共十七大之前那几年对李克强的工作安排实在是有克隆胡锦涛之嫌，难怪当时的李克强面对外界称呼他小胡锦涛时从来都是抱以会意的微笑． 当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双双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有内地网站上的公开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分析说，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在考虑习近平和李克强谁正谁负的时候，一定是考虑了他们的学历和业务专长。习近平是马列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所以习近平被安排为总书记接班人，李克强被安排了总理接班人。 笔者不排除当年的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三人一同讨论所谓第五代接班梯队主要人选时，也考虑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不同的“专业优势”，但所谓的马列“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之间的“专业”区别，肯定不是最终令习近平力克李克强的决定性因素。 记得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在外界舆论大都已经相信习近平和李克强均会成为第五接班梯队的主要人选的前提下，虽然习近平已经被安排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对党内党外单彰显他的“更为重要”，但仍然有内地网友坚信因为胡锦涛是在任总书记，所以总书记接班人选肯定应该是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有网友调侃说：李克强的名字起得好，“克强”的意思就是习近平再“强”也会被李克强“克”掉。 十七届一中全会开过之后，眼见习近平的名字已经被放在了李克强之前，也许还是同一位网友又大发感慨说：李克强最终“败”就“败”在他的名字上了。“克强”两个字太显张扬…… 事实让，相比于比自己年长两岁的习近平，李克强当年被中共高层看在眼里的所谓“比选优势”首先是担任正省部级职务的时间较习近平长了七年，李克强正式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时习近平还只是地市级干部。其次是李克强进中委的时间比习近平早了一届。如果不是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落选中委后只好转任全国人大常委，李克强担任中央委员的资历应该比习近平早了整整十年。 但是，李克强的这一“长项”被当时的曾庆红换了一个角度分析，恰恰又变成了他与习近平之间相比的“短项”，那就是当年“一步登天”，大学毕业即成为县团级干部，次年即成为副部级干部的李克强在副省部级和正省部级的任职资历较习近平长许多，恰恰证明他李克强不具备习近平的省级以下的，特别是县一级的基层领导工作经验。 早在习近平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准备在十八大上接替总书记职务之前即有在中共官媒宣传说，查阅习近平的早期从政经历和文章，不难发现他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珍视，有一种浓烈的“县委书记”情结。 习近平接班之后，立刻要求中央党校要定期开设县委书记研修班。二零一五年一月，习近平就专程去中央党校与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两百余名学员座谈，声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官媒评论说：这与习近平担任过县委书记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但更与他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委书记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战略意识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师”，总书记对县级政治发挥的政策传递、区域功能、治理绩效高度重视。 二零一五年一月中旬，中共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还特别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习近平的“县委书记”情结：“芝麻官”关系国家兴衰安危》的文章，说是郡县治则天下治……。明摆着是在彰显习近平相比李克强的政治优势。 笔者在二零零三年三月看到中共官媒特别渲染曾庆红与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国家副主席交接班“拥抱仪式”之后即从内地记者朋友处得到消息说：十七大之前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在“比选”习近平和李克强时，曾庆红一强调习近平的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特别是县级和地市级领导工作经验，胡锦涛立马哑口无言，因为这也同样是胡锦涛的软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对于防疫问题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的国家治理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面对疫情，中共要不然就是蛮横无理地靠暴力强行封控，结果造成人民生活的巨大损失；要不然就是毫不负责地“躺平”式解封，在基本的医疗救助体系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在医疗结构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人民自生自灭，导致比疫情还严重的人道灾难。面对天灾，如此作为，反映出中共处理危机的能力低下。这其实本来已经是既存的现实，只是在2022年的防疫中彻底暴露出来了； 第二件事，就是习近平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当2012年习近平刚刚接掌政权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出于对他的父亲习仲勋的敬重而对他充满期待，希望他可以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但从战狼外交到国进民退，从强行连任到“动态清零”，习近平一路走到今天，其施政能力和独裁本质已经引发全国人民的不满，白纸革命喊出“习近平下台”，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这样的不满，不仅弥漫在中共内部，而且已经是全民共识，大家只是嘴上不说而已，但从内心对习近平还充满尊敬和期待的，应当已经寥寥无几。这样一个孤家寡人，还要继续统治中国至少五年，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件事就是11月26日爆发的白纸革命。这场抗争运动表面上争取的是改变防疫政策，但背后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代表着人民抗争的时代开始了，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对抗开始了。“六四”之后中共通过各种手段与人民达成了隐形契约，只要中共能发展经济，人民就服从中共的统治。但上海封城，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系列的恶性发展，已经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默契，当勇敢的抗争着喊出“共产党下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就进入了新时代。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或许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但也可能是一个带给人民希望的时代。 第四件事，就是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层，集体性地与统治集团决裂。目前为止，他们采取的，还是用脚投票的方式，大批的有产阶级纷纷移民海外，从新加坡到泰国，从美国到欧洲，中国移民人数的大量增长，反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未来的预期和绝望。长期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仰赖中共专政体制的政治环境，通过利益交换等方式可以安稳发财，但现在，随着经济无可挽回的下滑，国家反过来要剥夺中产阶级的财富，进行所谓的“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对财富的掠夺。这迫使中产阶级觉醒。对于那些无法“润”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将与来约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不仅他们的财富积累无法继续进行，就连已经创造的财富都没有安全性可言。中产阶级的觉醒，必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短短的2022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事情纵使表面上已经成为过去，但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人的集体认知，对中共未来的统治基础，都将产生冲击性的影响，我们会在未来五到十年中看到这些影响对现实的改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放弃动态清零后，全国陷入空前混乱，北京人家中有人去世，排队火化要等七天，更没有冷库收留大体。正常情况下，人死后三天身体开始腐败，亲人咫尺故去，不能入土为安，那不是人间，那是地狱。 赵立坚说，生活在中国你就偷著乐吧，现在为何没有记者去问问他？ 各大城市都成死城，社会全面停摆，春运期间疫情还将扩散到全国城乡，医疗系统不堪挤兑之外，地产、外贸与消费三套马车趋于瘫痪，那么中共国的出路又在哪里？ 民怨沸腾之际，习近平突然发现，经济垮，金融垮，医疗保险与退休金都不可支付，基层政府无法运作，那时不必外部势力动员，中国人都会造反。九千万党员只是虚浮的群体，无实利即无凝聚力，到时树倒猢狲散，中南海便是习近平的煤山。 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重唱以经济为中心的高调。纵观新政策十条，尽是空话套话，较特别的是又在向民企示好了。“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把对国企与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时至今日，还有人相信中共会善待民企吗？善待民企就与国进民退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就显示对民企的全面封杀搞错了，早前阿里巴巴、教培行业、滴滴出行等公司的厄运又如何解释？入一股做董事，在私企内部建党组织，这些野蛮政府行为，要不要全面纠偏？ 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违背中共二十大再三强调的斗争哲学，违背实行农村供销社与城市居委会全面管控居民生活的长期战略，不符合全面回归计划经济的长远规划。 经过习近平这十来年的欺凌，私营企业家早已明白自己的终极命运，李嘉诚早走早著，马云与潘石屹也侥幸脱身，更多不知名的富豪，已经在新加坡日本与欧美国家平安落地，他们还会被中共一番花言巧语再诓回大陆去自投罗网？ 再次一级的小富豪和一般小生意人，吃尽清零的苦果，早已精疲力尽，幸运的净身出户，不幸的背了一身债，更不知如何安顿家小，他们还有什么心情和能力重回市场？ 经济是一个大系统，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简单。经济活力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安全感，来源于普通人梦想成真的激励机制，来源于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当整个社会的利益链条只向中共一党之私倾斜时，多数人选择躺平，完全符合正常人性。 满目无可奈何花落去，却无似曾相识燕归来。 中共每逢环境好，就要讲理想，讲理想的目的，便是更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但一到环境恶劣，中共又开始讲现实了，讲现实他又可以讲到推心置腹涕泗交流，然后环境一变好，他又一阔脸就变，又露出青面獠牙。这一套都演得滚瓜烂熟，中国人也看得倒胃口了，现在又粉墨登场，可惜已经“倒嗓子”了。 前有清零解封后的百丈悬崖，后有经济恶化的遍地追兵，中共突然发觉自己站在绝境前，无计可施之下，又想祭出韬光养晦的老招数，对内向私企让步，对外向美国示好，假惺惺扮可怜，只想再躲过一劫。 但习近平有两个死结解不开，一是对内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对外反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围剿私营经济，要反美，一定得不到西方的合作与善待，那么经济的活水何来？没有活水，在龟裂的泥土上能长出什么好东西来？ 这一次，中国人大概不会再上当了，美国人也不会再上当了。因为习近平二十大上全面控权，习近平在位一日，没有人相信他会醒悟，即使暂时让步，也只是花招而已，因此中共唯一的生机，就是把习近平赶下台。 正常的政府，把国事搞到如此不堪地步，习近平应该鞠躬下台，但习在位坏事做尽，得罪政敌太多，他一下台即无死所，所以他绝对不会主动辞职。 生死存亡之际，党内本应有政敌策划搞一场宫廷政变，把习近平赶下台，但中共高层已烂透，很难形成反习集团，没有人肯冒杀身之祸，因此今日中共国是一个自由落体之势，不断加速坠落，完成崩溃的过程。 海外不少媒体都在讨论中共崩溃的结局，讨论后中共时代的中国，这不是偶然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大家都看到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就一定会来到。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