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美女如雲
2026 年 8 月 8 日
習近平要重啟經濟，空有口號沒有對策，經濟還在水深火熱之中，又因氣球事件與美國對抗升級。王毅去慕尼黑空手而回，而春節後的報復性消費又成了水月鏡花。 往年春節後是農民工回城的熱潮，高鐵與長途汽車人滿為患，今年春節過後，農民工卻紛紛「執定行李」回老家。原因是在沿海大城市找不到工作，有工開又收入太低，不堪城市生活壓力，唯有選擇回鄉去等待機會。 在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這些農民工集散地，街上竟出現成群露宿者，有瓦遮頭的住在一間房四五張碌架床的惡劣環境，日復一日，手邊的錢有出無進，挨不了多長時間。 農民工找不到工作，一是外資撤得多撤得快，私企也因訂單枯竭而撐不下去，少數有訂單的因成本上升售價下跌而面臨絕境。農民工在城市開支浩繁，而鄉下老小還要維持生計。 工資太低等於白做，要等工資高又望眼欲穿，每天遭遇現實打擊，到最後只好認輸，其中種種苦澀，只有身歷其境者可以體會。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前後兩三代農民工，總數以億計，他們都將生命消耗在工廠的生產線上，沒日沒夜加班，賺取微薄的工資，改善個人和家庭的生活。中國改革年代，無疑為他們打開了一扇改變命運的大門，可惜四十年過去，一切又打回原形，他們又回到破敗的鄉村。 四十年來，農民工的生活與觀念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基本上已經城市化了，有的甚至在城市成家立業，雖然做的是低端的非技術工作，但城市的光鮮和繁華對他們產生巨大的誘惑，他們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耕作生活，已完全沒有概念。 視頻里看到的農民工，早已不是衣衫襤褸蓬頭垢臉的苦力，他們都穿得相當體面，言行舉止像一般城市青年，身邊的背包旅行喼都是時興款式，他們也早已習慣了上超市﹑叫外賣﹑逛商場﹑留連網路這種城市生活，這些早已城市化了的人，早已回不到過去。 他們已不懂得干農活了，也經不起日晒雨淋﹑臉朝地背朝天的辛苦勞作，他們回到鄉下不是回歸土地，只是坐吃山空，消耗手邊僅有的積蓄，然後望天打卦。 大城市的工作沒有了，小城鎮也沒有那麼多職位容納他們，工作收入低不能維持一家生計，他們回到鄉下一樣沒有出頭之日。 有人準備回鄉養豬，又豈是有競爭力的營生？有私企蓋了一整幢高樓來養豬，機械化流水作業，年輕人在家中圈一塊地養幾頭豬，在成本暴漲售價低迷之下，能有什麼出路？ 時代在壞下去，看不到轉機，他們將很快耗盡手邊積蓄，然後山窮水盡，擔天望地，家中老小成了背不動的包袱，只剩對未來的絕望。 這一年半載以來，大部份的社會動亂都發生在大城市，大城市人口集中，平均知識水平高，一有風吹草動，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所以動靜很大。在農村，多年都只剩老小，即使生活處境艱難，老年人貧病交加之下唯有自我了斷，不太可能發生集體抗爭。 但這兩三代回鄉農民工正值青壯年，他們在城市接受現代意識洗禮，網路信息通達，又經歷過集體討薪的磨鍊，這批人數眾多血氣方剛的農民，一旦在鄉村集結，每日面臨失業困擾，看不到前景，他們向政府討說法，要求給出路，都是可以預料的。如此一來，等於在廣大鄉村建造起大量火藥庫，一粒火星即可能引發大範圍大規模的爆炸。 中共的鄉鎮政府正空前財困，上級自顧不暇，「自家的孩子自己抱」，基層黨官在減薪遣散潮之下自身難保，更談不上對中共政權的忠心，他們若對上躺平對下苟且，也是大概率會發生的事。村官怠政，農民工對現實不滿，一來一去，基層政權隨之動搖。 中共維穩力量集中在城市，鄉村是薄弱環節，農民人多勢眾，村官勢孤力單，上級政府鞭長莫及，鄉村維穩勢成空言。 時至今日，外交的惡劣處境不可逆轉，內政的國進民退也不會改變，意味外貿與內需將長期枯竭，也意味外企搬遷私企倒閉將長期持續，更意味農民工謀生之路將越發渺茫。最終，鄉村火藥庫一一引爆，中共政權的瓦解將從農村開始，那時中南海鞭長莫及，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就是中國人改變命運的時候。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氣球事件中共偷雞不著反蝕了一把米，還把所剩無幾的公信力也賠進去了。美國向四十個國家通報中共劣跡；駐華大使館網頁向中國公眾解釋事件；美國打撈氣球殘骸作研究，日後一定會向全世界公布詳情。 記者追問氣球製造商，毛寧說不知道，既不知製造商，憑什麼否定是間諜氣球？拿最低限度的人格來抵押，結果是讓自己站上被告席。 各國互相刺探軍事情報本是家常便飯，事情暴露了，趕緊認錯道歉了事。壞事發生應及時止蝕，只有蠢人才會把事情搞大，事情搞得越大，自己越被動，越下不了台，損失越大，這些都是基本常識。偏偏中共反著來，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不可信、不負責、不要臉的惡棍，世上有這麼愚蠢的政府嗎？ 習近平的治國方略，不是建立在對內外時勢清醒把握的基礎上，是建立在主觀臆想的基礎上，不是清醒認識敵我實力、內外形勢、客觀條件，而是頭腦發熱、任性胡搞、不計後果。這是典型的紅二代習性，只當自己是天潢貴胄，胡作非為不必擔責，但你在國內胡天胡地可以，去到國外，誰會買你的帳？ 在美中阿拉斯加「二加二」會談上，布林肯說美國政府是憑實力和外國打交道，那才是高手辦外交的底氣。中國曆來辦外交的人，都明白「弱國無外交」，你有多少能耐，才能辦多少事情，這是常識，不需要人家教你。 在沒有與美國交惡之前，最低限度要摸摸自己的口袋，看看自己的「肌肉」，有足夠實力，才去和別人較量。美中貿易戰之初，一時衝動就翻台，翻了台又後悔認衰，認了衰又挨打，挨了打又要忍氣吞聲，忍氣吞聲後又不接受教訓，如此循環往複，只與自己過不去。 與老大翻臉，應該和其他中小國家搞好關係，以孤立對手壯大自己，結果又是反著來。先對日本韓國動粗，把日韓都推到美國懷中去；又與澳洲印度交惡，方便美國拉攏他們；對歐盟聲大夾惡，惹人反感，促進美歐聯手，到最近，連東南亞這些小國家都得罪完。 派軍艦入侵菲國海域，用激光射盲人家的士兵，貪圖一時痛快，等到菲律賓把自己的軍事基地都劃給美軍使用，美國人做不到的，中共幫他們都做了。日後美中交戰，美軍近在咫尺，調兵遣將「就手」，那究竟是誰吃大虧？ 美國懲罰中共工具太多，裴洛西之後，美國議員訪台絡繹於途，麥卡錫執定行裝隨時出發；布林肯說好訪華，說不去就不去；美國與日本、荷蘭合謀祭出晶片大殺器；美國在人工智慧、量子技術等高科技領域實行全面封鎖；外傳蔡英文將訪問美國，並可能在國會演講；美國有議員提案承認台灣外交地位；美國跨黨派議員提名六位香港人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如此等等，幾乎每天都有新花樣。 反觀中共這邊，兩手空空乾瞪眼。除了討一點口舌便宜，只剩被人扭住打耳光，所謂「死剩把口」。沒有實力和人過招，你就要老老實實，不要招人嫌，不要挑釁，不要「唔知死字點寫」，至少不吃眼前虧。 本以香港垂範台灣，先毀了香港再毀一國兩制；本想爭取和統台灣，又與美交惡統一夢破；本欲以一黨獨裁求存，又要東升西降叫陣民主制度；本有求於美國，又要把顛覆之手伸到人家國土裡去。既無道義又無謀略，既逆潮流又不知檢點，既自大狂妄又一意孤行，難怪當政十年，輕易把一盤好棋下死。 人吃了虧，便要吃一塹長一智，接受教訓，深刻檢討，以防一錯再錯，唯有習近平是胡搞不遺餘力，吃虧吃上癮，這也可算是世紀奇觀。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辦外交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此弱智。 經濟垮政權也垮，本來救經濟是首務。救經濟要先救外交，救外交先要救美中關係。一個間諜汽球，花邊新聞而已，本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習近平偏偏把小事搞大。現在覆水難收，最大鑊的終是習近平自己，人蠢冇（無）葯醫，信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為習近平的定於一尊，李強即使貴為黨內二把手，對國務院高層人事的決定權可能也只局限在國務委員兼秘書長一人身上。而之所以選中了自己當年主政江蘇時的副手吳政隆，無疑是因為能被他李強信任的人選里，這個吳政隆畢竟有過早年的國務院部委的秘書經歷。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新華社透露的二十大人事決策內幕》中重點介紹了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的次日，中共新華社即刊髮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的關鍵內容。中共高層人事決策歷來神秘無比，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如此。不過從新華社從十五年前開始每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及它的一中全會閉幕次日公開發表的專題報道文章中，還是可以找出一些有參考價值的東西。比如其中透露的在二十大籌備期間，不但是要決定所謂三委，即中委、中央候補委和中紀委成員名單，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組成人選，還要決定國務院領導成員人選，中央軍委組成人選，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等。這裡所說的「還要決定」的人選，具體是指既不「入局」，也不進中央書記處的國務院國務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以及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舉例來說，雖然國務院的副總理均會被安排「入局」，但一般情況下國務委員都不會被安排「入局」。而今年三月才會在新一屆「兩會」上正式公布的新一任國務院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被賞給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吳政隆，無疑也是二十大召開之前與幾個新「入局」的副總理候選人一起被決定的。 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當天公布出來的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不但以國務院總理接班人身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而且還被排名僅次於習近平，越過連任常委的趙樂際和王滬寧，真真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此前，中共執政史上這種由上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甚至只是中央委員在換屆大會時超越上屆政治局常委、排名在前的事例只發生過一次，那就是一九七三年召開的中共十大上，此前只是第九屆中共中央委員的王洪文，超越九屆政治局常委康生，出任第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屆中央副主席排序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王在康前。 與如今的李強的相同之處是，當時的王洪文也是來自上海市委，與如今的李強的不同之處是當時的王洪文是被偉大領袖當成黨主席接班人培養的，並不是總理繼任人，所以當時的偉大領袖沒好意思把他王洪文的名字也放在周恩來之前。 而如今的李強不似王洪文，卻又勝似王洪文之處，當然是令外界全都驚掉下巴的，中共執政上唯一一例從地方黨委書記直升國務院一把手。 自中共建政以來，李強之前的歷任國務院總理依序是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除了開國總理外，其餘都有過副總理經歷甚或副總理再加國務院部委任職經歷。周恩來之後的華國鋒任副總理時間只有一年零三個月，華國鋒之後的趙紫陽只有五個多月的副總理過渡，再往後者莫不是經歷過至少一屆完整副總理的任期。 另外，無論是李鵬、朱鎔基還是溫家寶，在升任國務院總理職務之前，不但有過副總理的資歷，再往前也還有國務院部委的任職經歷。這些李強更是沒有。 再者，中共執政史上的李強之前的歷任總理，在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的排名，並不都是老二。比如李鵬的總理職務交給朱鎔基後，改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李鵬黨內排名依然在朱鎔基之前，老二依舊是老二。而到了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他在黨內的排名也是屈居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之後。 如此說來，二十大上連任政治局常委的趙樂際既然已經被內定接任全國人大委員長，那麼總理接班人李強作為新任政治局常委，排名在趙樂際之後似乎才顯得「順理成章」。但是，習近平在這全部二十大的高層人事安排中，就好像是在和什麼人賭氣一樣，「朕就是要不按牌理出牌」。不但要安排一個沒有半天國務院工作履歷的地方黨委書記直升國務院總理，而且還要讓他越過連任常委當黨內老二。 在此前提下，既然新任國務院總理人選可以是一天國務院任職經歷都沒有的，那新任國務院副總理人選就更不需要國務院系統的工作經歷了。 前述中共新華社刊發的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是一個素質優良、結構合理，適應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需要的領導集體……。這是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領導集體……。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進退比例比較適當，保持了人員和工作的連續性，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領導幹部進入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充分反映了我們黨的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 但事實上呢，只有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換屆可以被形容成「進退比例比較適當」，而對上屆國務院根本就是「連鍋端」，不但總理不是從副總理中產生，新任副總理，包括由新任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常務副總理中，不但沒有一人是從上屆副總理或者國務委員產生，而且只有一人是上屆國務院的部委負責人，其餘全部都沒有國務院部委里哪怕是廳局一級的主管經歷和經驗。何談「保持了人員和工作的連續性」？ 先說丁薛祥，此人曾經經歷的地方行政職務只是上海閘北區的區長，其他全部從政履歷都是黨務，而且也沒有擔任過任何一級的地方黨委一把手。進中央工作後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相當於當年慈禧太后身邊的李蓮英。 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共黨內有人議論習近平如此安排自己的大內總管丁薛祥，就是為了讓他五年後再成為李強的總理接班人做政治熱身。拭目以待吧！ 再說張國清和劉國忠，此二人倒是在擔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之前都有省級行政一把手的從政經歷，但也從未有過在國務院部委任職的經歷。 至於除了副總理外的「李強內閣」的國務委員人選，就更是毫無不顧及所謂「工作的連續性」了。 這裡先說明一點，在國務院系統里，無論是兼任公安部長的國務委員，還是兼任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國務委員，事實上都不是真正屬於總理管轄。在李克強的第二個五年任期里，歸他管的國務委員有兩個，一個是兼任國務院秘書長的肖捷，另一個是分管工業的王勇。 五年前升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肖捷是中國人大財經專業的七八級，畢業後進入財政部，日後的從政經歷就是從財政部科員一直熬到副部長、然後就是兩年時間的地方副省長和三年時間的稅務總局局長，三年時間的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和一年多時間的財政部長。以這樣的從政履歷出任「國務院大管家」，至少可以用「合格」二字形容。 至於王勇在升任國務委員之前，已經有過了央企副總、中組部分管企業幹部的局長、國資委副主任和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和質檢總局局長等職務的任職資歷，在當屆國務院副總理中無人分管工業的前提下被安排為分管工業的國務委員，也是理所當然。 在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吳政隆及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諶貽琴的進京候命，等於是提前對外宣布了他們兩人是在準備出任「國務院領導人」職務。 與此同時，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的王勇的名字已經進入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說明他已經被內定轉任下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而同樣在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的肖捷，已經被中央指定為湖北省的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意味著他在今年三月份的「兩會」上會轉任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王勇的國務委員席次會被諶貽琴取代已經毫無疑問。但今年三月兩會之後才會被對外正式公布的國務院領導人分工與五年前的區別之一，就是副總理中有了一個分管工業的，少了一個分管科教文衛的。在此前提下，諶貽琴自然就會以國務委員的身份接替上屆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的工作分工。至於為什麼是諶貽琴，毫無疑問不是因為新任總理李強對她的特別看中，而是她在現成的地方正省部級幹部中的女性和少數民族雙重身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而相比於諶貽琴，吳政隆的「入閣」，絕對是習近平向李強「徵求意見和建議」的結果。自今年初開始，被宣布免去江蘇省委書記職務之後即已經進京以國務院黨組成員身份與肖捷之間開展了工作交接的吳政隆的身影，已經至少兩次出現在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會議上。所以如果說諶貽琴將任國務委員的可能性還是百分之九十的話，那麼吳政隆出任李強內閣的國務委員兼秘書長的可能性絕對是百分之百。 說起來，對歷任國務院總理來說，運轉國務院機關日常事務的最重要的閣員，並非是那個名列政治局常委的常務副總理，而是以國務委員身份兼任的國務院秘書長。 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筆者即讀到過一篇始發於牆內的網貼，大意是，就李強來說，雖然貴為新任二號常委，真正能由他基本做主的人事，也還是國務院秘書長的人選。這個人選極其關鍵……。 先說趙紫陽擔任總理時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秘書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杜星垣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調國務院之前是四川時任省委書記，是當時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最信任的一個。 杜升任秘書長後，趙紫陽又調時任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田紀雲進京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熟悉工作，預備接班。1983年兩會換屆趙紫陽連任國務院總理，田紀雲就出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 按照李銳先生生前的回憶，胡、趙時期，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的人事安排鮮少有他們兩人說了算的，田紀雲是其中之一。 從一九八五年底開始，田紀雲專任副總理，任命陳俊生接任國務院秘書長。 李鵬接任總理後，陳俊生的國務院秘書長只持續了半年時間即被與李鵬同為「留蘇幫」的羅干取代。 關於當年趙紫陽對陳俊生的政治信任，甚至還引起過胡耀邦的誤會，可以講出一個很長的故事。這裡只講一個最說明問題的故事片斷，那就是「六四」事件發生之後，黨內元老李先念曾指責過陳俊生和田紀雲都是「趙紫陽的狗腿子」。 朱鎔基接任總理職務的同時，任命了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王忠禹接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之所以選中王忠禹，是因為六年多前的朱鎔基以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和上海市委書記身份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後，很大程度上得力於當時從吉林調進國務院的王忠禹的輔佐。 溫家寶遞升國務院總理的同時，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華建敏，出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這個華建敏表面上看是「上海幫」，但事實上他在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即在溫家寶剛剛擔任中辦主任期間調進中辦服務於溫家寶整整一年。至於溫家寶的第二個總理任期的國務院秘書長馬凱，以及李克強國務院總理的第一任期的國務院秘書長楊晶，似乎都不是溫家寶和李克強本人提名的。 現如今，李強被習近平放心地委以黨內老二和國務院老大，在幾個副總理無疑都是習近平「統籌安排」的前提下，秘書長人選的前提肯定是得力加聽話。 因為他李強本人從未有過國務院部門工作經歷，所以從現成的國務院部委正部級負責人以及正部級副秘書長中挑選一個「業務」上得力的人選，很難保證他會「聽話」。而從過去曾與李強搭過班子的地方黨政一把手中挑選，吳政隆中選的原因首先是他們兩人在江蘇省的合作經歷愉快。 自習近平到中央工作之後就開始重點培養的李強於二零一六年六月由浙江省長升任江蘇省委書記，三個月後吳政隆被安排在他手下任省委副書記。吳政隆在李強手下工作七個月後，被就地升任省長……。 在保證了能「聽話」的前提下，與其他潛在人選相比，吳政隆的「優勢」在於他從政早期是秘書出身，而且還是國務院部委的正處級秘書出身，日後更在重慶市擔任過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和市委辦公廳秘書長。 既然沒有可能在現有的國務院正部級領導人或者現在國務院正部級副秘書長中找到自己的體己，吳政隆的早期國務院部委秘書經歷對李強來說就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目前中共對台認知戰如火如荼，甚囂塵上。台灣的自由輿論環境也讓不少人有意或無意地陷入中共設置的輿論圈套，結果是以訛傳訛、裡應外合、自己嚇自己、自己蒙自己，對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灣人民的未來處境，造成不利的影響。綜合起來有如下三大認知誤區，我想有必要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疑美論，即懷疑美國保衛台灣的決心和能力。隨著中共以攻台恐嚇來影響台灣選舉之深化和加強，台灣內部的「疑美論」也鋪天蓋地而來。以往是論述美國不會防衛台灣，去年是指美國會掏空台灣，部分論者並扭曲台積電赴美設廠是另類棄台。現又指美國縱然軍事支持台灣，也會像烏克蘭，把台灣當成美中戰場，牽制與消耗中共國力，由此延伸台灣不當棋子。另方面，美國現役將領陸續釋放台海戰爭的可能時程，也讓這類說法能再借力使力。其實這種疑美論從客觀上來講，是破壞美台關係的認知作戰手法，是與北京謀和以避戰的投降主義說法，正中北京下懷。 疑美論 投降主義正中北京下懷 首先，就像以前我曾在本專欄指出的那樣，美國軍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行動的戰略清晰從來就存在，根本就沒有什麼莫須有的「戰略模糊」。自一九八○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止以來，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對此有任何模糊，而且每當中共製造武力攻台危機之時，在位美國總統毫無例外地公開申明或展示美國武力干涉、直接介入的決心和意志。 目前中共虎視眈眈瞄準台灣，有劍拔弩張之勢，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也一如既往，毫不猶豫地已經公開在四個場合，以及在與中共領袖多次會談時，申明美國將毫不猶豫軍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之舉的底牌。有人說美國國務院在總統如此申明之後屢次更正總統的聲明，這也完全是無稽之談。每每在美國總統表示美國武力護台的決心之時，美國國務院總是正確回應媒體詢問，聲明美國總統所說與美國對中對台政策完全一致，沒有任何衝突。 那麼美國對中對台政策究竟是什麼呢？它包括三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一，美國承認已意識到有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的說法； 第二，美國反對任何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第三，任何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都必須要由台海雙方的人民同意。而且這三點都是中美雙方在尼克森時代以來互相知會的，但中共斷章取義，對這種知會做片面解釋。由此而論，美國總統宣布以武力阻止中共用軍事手段改變台海現狀，與這種三體合一的美國國家政策，沒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相反，美國國務院的每次聲明，都進一步確認美國總統軍事干涉的決心和底線。還有一點，鼓吹疑美論的人還完全忽視一個根本的事實，那就是沒有任何一位中共領袖，對美國軍事干預中共武力犯台的決心和底線有任何懷疑。另外，鼓吹疑美論的人不了解為什麼民主自由的台灣，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多麼重要。台灣是中共在亞太地區侵略鏈的首個環節，如果美國對中共武力攻台坐視不管，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眾多盟友，將對美國的戰略承諾和信譽威望，產生不可估量的懷疑和失信。 美國也深知，所有在印太地區受到中共文攻武嚇的國家，如日本、越南、韓國、印度、菲律賓等等，都指望美國領導對中共的武力犯台採取毅然決然的反擊，因為台灣有事，這些國家也有事。 第二，台獨論，即如果中共不武力侵犯台灣，台灣就會宣布獨立。這也是一個嚴重的認知錯誤，是中共長期以來的宣傳借口。台灣壓倒性的民意從來就是維持現狀，不獨不統。現狀是什麼呢？現狀就是從來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之下的一個事實上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台灣人民選舉出來的政治領袖，不管是國民黨的還是民進黨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獨立自主的、獲得台灣人民通過民主程序認可的中華民國總統。儘管表述方式不同，台灣主要政黨都認同這樣一個理念，也就是台灣根本沒有必要宣布獨立，因為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不管中華民國後面有沒有帶有括弧的台灣兩個字，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台獨論 一步步掉入認知戰陷阱 以我在美國政府工作的所有的經歷，以及我所有打過交道的美國政治外交領袖，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一個台灣的政治領袖來華盛頓遊說鼓吹所謂的台灣獨立，因為我們有我上面提到的對台海問題解決方案的三個有機組成體。中共一貫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沒事兒找事兒。北京端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直前後矛盾，邏輯混亂，一方面咬定台獨只是一小撮人，但又認為絕大多數台灣人事實上都有資格當上中共定義下的台獨，包括許多反台獨的台灣人，以及維持台海現狀派、主張中華民國獨立派、不願兩岸統一者，等等等等，全都打成台獨論者。可惜台灣國內也有不少人無所遮攔地附和與配合擴大台獨的定義，無視絕大部分台灣人民對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的認可。這正是一步步掉入認知戰陷阱：接受被中共統一才算是真正的放棄台獨。然而，一旦接受這樣的講法，台灣人民也等於將原本早已具有的主權獨立地位和自由民主，斷送予中共。 炮灰論 因小國寡民而自暴自棄 第三，炮灰論，即美國利用台灣來制衡中國，拿台灣人當炮灰。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美國對台灣防務的承諾，是為了保護台灣人民用不懈的奮鬥而取得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美國以及美國在全世界的所有民主的同盟國，都十分讚佩台灣人民幾十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也充分認識到中國之所以對台的野心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台灣正在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種巨大恐慌。 持上述「炮灰論」的台灣人實際上是自暴自棄，沒有認識到台灣自由民主制度對中共專制獨裁的共產主義制度的巨大威脅，以及對沒有民主自由的大陸人民的巨大感召力。 美國對台的防務承諾，除了是反對中共在亞太地區的侵略擴張之外，更大意義上是受到保護普世價值和民主自由制度的驅使。台灣人民沒有必要總覺得自己是小國寡民，是大國政治中任人擺弄的一個棋子，世界上許多小國完全能夠深刻影響世界大格局。人口不到台灣的四十％、只有台灣領土三分之一大小的以色列，也同樣長期遭受外交圍剿、政治封鎖和認知戰攻擊，但區區小國以色列不畏強暴、自強不息，與世界民主國家合作共進，成為中東地區民主自由的燈塔和指路明燈。 就像以色列那樣，實際上台灣以及台灣的民主對世界體系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台灣人民應該挺起腰桿做人，不應該總覺得世界的民主國家對台灣自由民主主權的支持和承諾，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和算計。台灣人民應該有以色列和烏克蘭人民所展示的那種為自己的國家獻身的勇氣和智慧，並相信這種勇氣和決心絕對會獲得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聯盟的支持。 因為在台灣問題上，實際上絕大部分民主國家以及像北約和歐盟這樣的民主聯盟，都更加強調台灣問題的核心並不僅僅是主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專制獨裁與民主自由的根本衝突的問題，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誰輸誰贏，事關重大，其意義完全超出狹隘的台灣海峽。進一步說，今日的台灣已不是往日的台灣，台灣目前在世界自由貿易體制里是一個舉足輕重、非同尋常的重要國家。 台灣有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國民之一，有第一流的商業、工業、貿易管理人才，在攸關全球經濟技術關鍵命脈的許多領域佔有龍頭地位。在全世界的兩百多個國家裡，誠然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但比中國面積小二六七倍、人口小將近七十倍、人均GDP遠超中國居東亞第一的台灣，則是美國的第八大貿易夥伴，而且這種貿易關係也在不斷加強。總而言之，台灣根本沒有必要總覺得別人要把自己當炮灰，台灣也有自己相當多的經濟、技術、制度、政治、理念，甚至軍事的優勢和長處，而中共當然有優勢，但和所有的專制獨裁政權一樣，中共所面臨的經濟困境、社會矛盾、制度劣勢和其他國際國內的致命性的挑戰，也是相當嚴峻的。炮灰論實則可以休矣。 台灣海峽的對抗和緊張局勢，完全由共產黨中國造成。如果中共放棄征服民主自由獨立的中華民國的野心，兩岸都會雙贏；如果台灣屈服於中共的淫威和認知操縱，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和主權將不復存在，民主世界與和平安全也將受到重挫。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全文轉自自由時報）
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出世可能是人類近年取得的最重要技術突破。在現今的國際格局下，任何一項有著重大創新意義的技術，都不可避免地會被視作或拿來用作大國間的競爭工具。我們看到，在對ChatGPT的各種討論中，特別是在中文世界，一個被許多人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ChatGPT不是最先在中國而是在美國發明的？ 這個問題其實預設著提問者的答案：習近平的中國，專制統治打壓思想和言論自由，窒息了科研人員的創新力，所以AI的突破不可能最先出現在中國，中國人造不出ChatGPT。 不過這樣看問題有些簡單，有人也可以反問，為什麼ChatGPT不是最先出現在日本或者德國，又或它為什麼不是最先由Google或者蘋果公司開發的？中國雖然沒有第一個做出聊天機器人，但它很可能第二個或第三個做出來。 在ChatGPT問世後，中國的科技巨頭坐不住了，紛紛表態要下場迎戰，百度甚至宣布3月將推出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一個國家的思想專制會給科學研究帶來極大幹擾，但這種干擾更可能體現在基礎原理上，在應用技術層面，影響研發的可能主要是國家的科研體制、長官意志等。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經濟發展水平和科研投入對一個國家的科技進步也會帶來很大影響，在專制統治恆定的條件下，甚至會起決定性作用。 仍舉中國為例，過去40多年一直處於中共統治下，但隨著經濟崛起，政府和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中國的技術在過去十幾年有一個突飛猛進，以致現在外界有意無意拿中國的科技和美國對比。 對人工智慧的開發，中國當局的思想鉗制雖然會干擾產品，但主要是在AI的數據處理上，要避開很多敏感詞，以及和官方立場、觀點相左的信息，語言編碼等純技術問題應該影響不大。然而，由於中國也是數據大國，擁有大數據優勢，開發者完全可以做到在AI的數據信息輸入中規避政治等敏感信息而不因此影響它的聊天功能，儘管這會影響AI對此類數據信息的獲取。換言之，思想鉗制導致的某些數據信息的缺席對中國沒有第一個開發出聊天機器人會有一定影響，但未必是主因。 既然中共的專制制度並不實質性影響人工智慧的開發，假如中國緊隨美國之後第二個推出中國版本的聊天機器人，開發者會不會在AI的數據中植入中共的專制信息，讓AI儲存有利中共統治的語言信息偏好，就非常值得警惕。幾乎可以肯定，當AI大規模運用於社會，中共必將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拿來作為控制人的手段，將專制統治推到極致。 關於這一點，有識者早就指出過，索羅斯在開放基金會的演講中曾警告，「在專制國家和大數據豐富的信息技術壟斷公司之間，正在形成一種聯盟，這種聯盟使新興的企業監控系統與已經發展的國家資助的監控系統結合起來，將導致形成一個甚至連喬治·奧威爾都無法想像的極權主義的監控網路。」這種情況實際在中國的三年抗疫中某種程度已出現。 中國官方學報2018年發表的一篇人工智慧論文，也討論了這個問題。文章分析了人工智慧和人類專制制度的三種對應關係，即人工智慧輔助下的人類專制、人類過度依賴人工智慧的專制、人工智慧自身對人類的專制。後者聽起來雖然可怕，但即使有哪一天，也是相當遙遠的事情。 對人類來說，眼下的問題才是真正需要關心的，也就是，如果有一個像希特勒這樣的極權統治者擁有人工智慧後，會用它來做什麼？該論文認為，鑒於人工智慧可以極大替代人類勞動力，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將改變專制統治者與大眾在勞動上的互相依賴關係，讓擁有技術的專制者不必在乎他們的具體感受；可以高效準確地執行統治者的命令，不會產生任何合法性、道德、意願等的約束，從而可以極大降低社會管製成本；可以賦予統治者強大的暴力能力，特別是武器等鎮壓工具的智能化，使得統治者無需用一支龐大的人工隊伍去操持武器，從而形成極大的對內對外的征服和控制能力，因此，作為機器屬性的人工智慧會被專制政權拿來作為一種絕佳的統治工具。 論文討論的是「人類專制」，把它換成中共專制，文章說到的人工智慧輔助下的專制情況就完全可以用來描述中國。在現存的專制政權中，中共是最具技術實力的，尤其是在習近平的統治下，藉助人工智慧，它的專制統治在經濟、管制、暴力領域將進一步完善，從而第一次對被專制者具有毫無顧忌的強大能力，想採取什麼樣的統治形態就採取什麼樣的形態，完全取決這個政權的好惡，這並非不可想像。果真到這一步，當然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專政。 目前階段而言，中共利用人工智慧加強專制統治最有可能出現的兩種情形，一是AI的設計和編程受當局影響，要求AI開發者在數據信息的輸入中偏向某種特定的有利於維護中共統治的觀點或立場，這樣AI輸出的結果就會偏向專制，從而影響信息接受者的看法。如果人們對此沒有很強的識別能力，今後在工作和生活中大量參考甚或依賴人工智慧的建議，當局就在不知不覺中對民眾進行了思想的洗腦。 二是當局用AI來監控大眾在網路上的發言、通信記錄和出行等，尤其用它來對付異議人士和政治反對派。這一點當然也不新鮮，當局早就在用科技手段竊聽和監控它眼中的反對者，包括用大數據搜索他們的信息。然而，人工智慧會更強化當局的這一監控能力。當AI的功能延申到網路搜索領域，監控者無須從海量的信息中撈取反對者的信息，人工智慧會自動撈取和識別，向監控者提供它最需要的信息，從而大大節省當局的監控成本，讓當局真正做到精準打擊。 現在，我們知道中國當局為什麼非常重視人工智慧的開發，強調在這一領域要奮起直追，不能落後美國太遠，除了它有經濟、科技和軍事的考量，維護和強化中共的專制統治，亦是一個本質因素。 儘管中共可以控制住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不偏離它的統治方向，但無法完全控制民眾對國外人工智慧的使用。在美國推出ChatGPT後，中共已感受到某種對它的威脅。 有論者開始呼籲中國警惕美國利用人工智慧加劇對華認知戰，認為ChatGPT可能強化美國意識形態滲透能力，針對中國發布更具迷惑性的內容，使人們更加難以識別美西方的虛假信息，並利用ChatGPT炮製各類反華信息也將更迅速、更密集，令中國應對起來更困難。 既然中共擔憂ChatGPT對中國民眾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要削弱人工智慧被中共用來加強其專制統治，美國必須抓住在該領域的領先優勢，在人工智慧的開發中，更多輸入反專制的、反映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的信息。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政治局常委會2月16日召開會議，對2019年底以來長達3年的抗疫成果作出總結，自稱中國COVID-19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水平，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很早就為習近平擔心，中國嚴厲清零政策，和其他國家與病毒共存政策相比，如果最終的死亡率相差無幾，習近平將如何自圓？如何對暗夜裡在社區廣場向大爺奶奶們求救一顆退燒藥的上海母親交待？如何對十數億受困清零管制長達3年的老百姓交待？ 最終證明多慮了，數字是可以創造的。中國3年疫情的死亡總數，先是排除非因呼吸道感染死亡者，再是排除非在醫院死亡者，最終的死亡人數統計只有8萬餘人。 於是，根據統計，全世界因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口，美國每10萬人中有337人居首；中國每10萬人中只有6人，最低。台灣的此項數據是70人，也遠遠超過中國。 但中國公布的死亡人數統計，西方國家不相信，美國紐約時報根據4種不同方式的科學家推估，中國因疫死亡人數在100萬到150萬中間。中國老百姓也不相信，微博上充斥著各種苦笑與酸言。 有中國網友說得好：「如果一件1年前、半年前、甚至3個月前的事件，他們可以自我粉飾到如此不要臉的程度，那麼，歷史教科書上那些5年前、10年前、百年前的事情，有半個字可以信嗎？」 只是，從中共主政者的立場來看，數字必須被發明、奇蹟必須被創造，否則黨將不黨。疫情初起，中共下令武漢封城，那可是個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封鎖1000萬人口這種事，人類歷史上從無前例，不但驚壞世人，中共更因此自誇：這是中國的體制優勢。 什麼是中國體制優勢？就是共產黨領導、一黨領導的國家體制，以及全國一條鞭式的上行下效，而或許更重要的，是習近平領導。這樣的體制優勢，是中共「西降東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基礎。因此，如果這樣的體制優勢最終被證明為虛幻，中共將如何自處？習近平怎能繼續干？ 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對處理疫情方式，包含中國的嚴格清零、西方的與病毒共處，及包含台灣在內的混合方式，並沒有一定的孰優孰劣評價，如何在經濟發展與人民生命中取捨，也沒有一定的判准。但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定論，他們的清零路線是正確的，而這樣的體制優勢是其他國家沒有的。
剛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又發了一通指鹿為馬的奇談怪論。前不久在各界的壓力下，他結束了所謂的清零政策，放任不管了，引起了疫情在中國的快速發展。這才沒多久，忽然又說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防疫政策，創造了什麼奇蹟，無比地正確。這不是自己打臉嗎？ 他為什麼要自己打臉呢？即使撒謊也要撒得圓一些呀。這就不能用什麼無能之類的理由來解釋了。他不得不自己打臉的原因，是內外交困又面臨兩會上的險惡局面，而不得不自己打臉。為的是靠可能還存留的威懾力，壓制黨內反習勢力推翻他的圖謀。這和兩千多年前的指鹿為馬一樣。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白紙革命之後剛剛發生的白髮革命。把一向比較傾向保守，也比較相信政府的退休老人們都惹翻了，就說明所有社會階層都傾向於反共了。至少這對習近平構成了直接的威脅。誰都知道民意是威脅政府的最大力量。 國際間發生的氣球事件，大家肯定都知道了。這造成了美國反共情緒的新一波高潮，參眾兩院一致通過了譴責案，導致拜登政府試圖緩和美中關係的努力流產了。布林肯國務卿取消了訪華的計劃，甚至取消了在國際會議上和中國外長的會面。形勢對習近平努力緩和美中關係這棵救命稻草，十分不利。 本來國內形勢危機四伏，國際關係有所緩和。像當年江澤民一樣堤內損失堤外補，也可以矇混過關。怎麼就失算了呢？有些朋友會認為是巧合。但我認為這麼大的事情巧合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何況一連放了四個間諜氣球，一個沒看見還有後續，是一定要引起反彈的姿態，這就不會是巧合了。 習近平自己給自己下絆挖坑嗎？他還沒傻到這個水平。肯定是有人在給他挖坑。誰幹的？誰需要習近平失敗就是誰幹的。習近平想抓住救命的稻草，人家把稻草毀掉了。這是巧合嗎？當然不是。說明黨內高層希望小習下台的人，已經開始撕破臉動手了。 這個情況和民意相結合，那是不死不休的姿態。怎麼辦？小習同志也只好撕破臉，拿出最後的力量指鹿為馬。他想造成一個面對面的對抗，檢驗一下你們這幫更無一人是男兒，是不是有這個膽量魚死網破。至少人家太監趙高就成功了，一屋子大臣們都說：是馬，是馬，不是鹿。若真這樣，小習就贏了這一局。 趙高贏了不等於小習也能贏，這裡邊的環境大不一樣。趙高當年氣勢正盛，群臣們也沒有面臨死局。說那是馬不是鹿，不會有什麼損失。只是個笑話而已，何必較真呢？這次不同，就像景陽岡上打虎，老虎不死就是你死。所以既然撕破臉了，大家只能抖擻精神，拚死一搏了。否則就是薄熙來的下場，能活著走出監獄的可能都不大。小習可比當年的毛澤東、鄧小平狠多了。 所以中國和共產黨以及老百姓，要想擺脫這個爛尾能手，不穿衣服也要當皇帝的習近平，只能聯手干他一場。但是高官和老百姓的目的，側重點不同。能不能形成合力還有待觀察。高官們要保命、保黨、保權勢，對老百姓不會給予信任。他們可能還會害怕老百姓造反奪了他們的天下。 老百姓當然早就不相信這些當官的。他們謊話連篇，自打嘴巴不臉紅的一貫作風，老百姓多年來早就看在眼裡，記在心上，自然謹防又被官員們給忽悠利用了。所以習近平和他的幫伙們，還有很大的挑撥離間的空間。這關係到國家民族和每個官員、老百姓的切身利害。希望大家謹防共產黨慣用的挑撥離間、各個擊破的手段，合作推翻習皇帝的暴政，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發生以後，美中關係明顯惡化。在此期間，雙方經歷了一系列互動。美國政府先是與中國政府溝通，然後把氣球擊落，打撈之後，又宣布氣球上攜帶有情報攝取裝備；中共對此的態度，從承認氣球進入美國領土，變成抗議美國擊落氣球，再反誣美國也有氣球進入中國領空；美國的媒體關注點則逐漸從間諜氣球本身，轉移到中國對美國的惡意威脅問題。這短短的十幾天內，這個間諜氣球暴露出了中共處理對美關係的底牌，而其中深意值得分析。 一、間諜氣球是北京《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一部分 關於間諜氣球的活動，目前美國的媒體主要是就事論事，但忽略了一個重要角度，即間諜氣球乃中共對美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間諜氣球事件，就比較容易理解，北京為何不惜破壞中美關係，也絕不肯承認間諜氣球的使命。 目前對中國間諜氣球的操作，美國媒體至多是延伸到中國可能存在「氣球艦隊」這樣的層面。但是，為什麼中共會如此明目張胆地操作間諜氣球項目，那只是單純的搜集情報需要嗎？實際上，如果把去年中共宣布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納入思考，就不難發現，中國正在部署實施針對美國和台灣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到目前為止，無論是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還是國會，似乎都沒有對中共的如此部署，有比較系統的分析和認知。 2022年6月13日習近平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從2022年6月15日開始生效。我在去年8月26日給本台的評論文章中就此做過簡要分析。那時，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此類行動對台灣的威脅這個層面；但當時我沒想到，這個行動同樣也針對美國，是中共對美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年的這次間諜氣球事件，讓我們不得不把視界打開，要從中共的全球戰略這一角度，重新來認識中共有計劃、有步驟的「非戰爭軍事行動」。 美蘇長達40年的冷戰，留下了教訓，也留下了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雙方必須避免熱戰；否則，一旦動用核武器，就萬劫不復了。美蘇冷戰結束之後，美國長期未把中國可能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新的戰略對手這一前景納入考量；直到川普總統任內，才開始警惕中國的潛在威脅。但美國目前基本上依然沿用美蘇冷戰的威懾戰略，希望中國也能象前蘇聯那樣，有所克制；而拜登最近開始對中國實行晶元領域的技術封鎖，這也是美蘇冷戰時代用過的手法，希望籍此延緩中國軍事技術的升級速度。 二、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是新冷戰的擴大化 然而，美國的行政和立法機構好像並沒認識到，中共已經從美蘇冷戰的經驗教訓之外，構想出一套非熱戰的新對抗戰略，並且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實施了；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實際上是把冷戰的範圍和手法擴大化了。這種「非戰爭軍事行動」動用軍事力量，但不啟動熱戰，卻可能達到傳統冷戰所達不到的威脅效果。 在美蘇冷戰那種傳統的冷戰當中，蘇聯除了被動地跟隨美國，不斷升級戰略威脅的強度、從核武庫的強化到擴大外太空的軍力競爭之外，也參與或發動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傳統型地面戰爭，但蘇聯並沒採取主動型的非戰爭常規軍事行動。因此，美國也沒有這方面的防備。然而，中共關於「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發明」，給美國提出了新的國際關係課題，那就是，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一旦針對美國及其盟國啟動「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要如何回應，又要如何防範。 中共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共有6章59條，但中國媒體沒公布這份命令的具體內容。中共對這個《綱要》保密，當然是因為其中很多內容並非中共官媒宣稱的所謂「救災」、「維和」等使命，而是軍隊對外戰略的非戰爭實施手段。 美國國會研究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1年的一份關於中國軍力的報告提到, 非戰爭行動指的是除全面衝突以外的軍事行動，可能包括定期活動，如巡邏、軍事外交和維和行動，以及危機應對行動。這是一種狹義的理解。 其實，中共軍隊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完全可能包括對外實施挑釁型或威脅型的軍事行動，象這次的間諜氣球活動就是如此。中共的所謂「非戰爭軍事行動」，會涉及到海上和空中的准軍事行動，其目標既可能指向中國的鄰國，如台灣、日本，也可能指向美國本土以及美國的海外領地，如關島、中途島等重要的軍事基地。 在台灣和日本方面，「非戰爭軍事行動」可能包括以演習和巡邏為名的領空、領海入侵，諸如對鄰國的近海連續發射導彈；也可能動用軍隊參與的渡輪和武裝民兵船的行動，先測試鄰國的海岸防衛能力，然後對鄰國的港口實施騷擾型封鎖。 在南海，中共以「民用」為偽裝，陸續在一系列水下暗礁上造人工島，然後建成海空軍基地，造成了霸佔南海國際水域的事實。這正是「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種典型方式。 而在美國方面，中共則以空中偵察（包括間諜氣球）、水面艦隊逼近等方式，對美國施加壓力，展示中共無懼美國的姿態。 三、「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戰術和戰略目的 從本質上講，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是一種戰爭邊緣政策和「蠶食」模式。它通過一步一步地擠壓對方的安全空間，造成對方的困憂，為進一步的威脅創造空間和機會。 在戰術上，「非戰爭軍事行動」試圖達到軍事上的戰爭手段不一定能達成的目標，例如，逼迫對方不戰而降，或者為了防止軍事衝突而步步退守，為中共的軍隊創造越來越大的威脅空間。 從戰略上看，「非戰爭軍事行動」可以讓中共的情報搜集和逼近演習常態化，讓對方疏於防範或疲於防衛，進而達到不戰而據上風的態勢，為以後升級軍事壓力製造機會。 在台灣方面，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很可能從戰術動作開始，企圖達到和平佔領台灣的目的。其戰術動作是，用軍事力量來實行港口封鎖和國際航路封鎖，實施經濟絞殺戰；同時試圖藉此動搖台灣的民心，設法誘導台灣的選民選出對中共投降的政黨來執政。如此中共就可以實現其「和平統一」的戰略目標，讓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便在台灣登島，進而實現對台灣的統治。 在美國方面，2020年初中共海軍的水面艦隊到中途島附件海域演習，以及最近中共的航母編隊到關島附近海域演習，就是針對美軍基地採取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部分。而中共「間諜氣球」部隊對美國領空入侵，也是在測試美國的領空防衛能力，進而為今後利用氣球投放有害物質或小型武器積累經驗。 事實上，中共軍隊對日本和美國的威脅，與它對台灣的威脅是密切相關的。北京希望削弱美軍對台灣的支援能力，從而讓美軍在台灣海峽和台灣東部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中能夠為所欲為。中共的海上和空中威脅或騷擾，表面上不算是戰爭行動，所以中共有時會用「民用」目的或軍隊訓練來包裝；但是，此類軍方採取的行動無不具有軍事目的，都屬於准軍事行動。中共希望美軍對中方所謂的「民用」行動充分寬容，接受中共製造這種「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現實，理由是，中共在「化解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地區穩定」。然而，在國際社會看來，這無非是新霸權主義的託詞而已。 四、中共對美敵意的三重來源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有兩大幻想。其一是，加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其二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會對國際社會承擔必要的義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前一個幻想，即中國民主化的幻想，早已破局。直到習近平連任獨裁之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圈才終於不得不承認，他們做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判斷。經濟全球化不是為民主化鋪平了道路，而是為中共推行國際霸權奠定了基礎。 第二個幻想，所謂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雖然還在美國的外交語言中存在，但已被中共的各種行動破局。這次的間諜氣球事件，就是中共故意扮演「不負責任的大國」這一角色的典型表現。 從柯林頓到小布希的歷任總統為中共打開WTO大門的時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著低姿態（即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因此給不少美國政治人物和中國問題專家一種印象，似乎中共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早晚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這種幼稚看法完全忽視了中共對美國的三重敵意。 首先，中共對美國的敵意出於「民主恐懼症」。為了確保紅色政權，中共對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充滿了恐懼，害怕國民嚮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榮的美國。因此，不管美中兩國的經濟、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從未停止過政治上的反美洗腦教育。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態度僅僅停留在「民主恐懼症」上，或許還不那麼具有進攻性。但中共現在也害怕「造反、紅色革命」等原始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散播，因此它的意識形態宣傳轉向了「愛國主義」，其核心觀念是「經濟趕超論」，即超越政治上的勁敵、經濟上的「老師」美國。 其次，中共的「經濟趕超論」也是中共對美第二重敵意的來源。中共需要用經濟快速發展，來支撐中共的「紅色制度優越論」。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僅靠自然的經濟發展顯然不夠；於是中共就不擇手段地地在經濟上削弱美國，盜竊美國的技術機密來仿製產品、佔領美國市場。雖然拜登政府提出，美中兩國是戰略競爭關係，但中共一如既往地採用它的「損你強我」國家戰略。這種戰略並非單純的民間企業的個別行動，而是由政府規劃、組織、資助的大規模計劃和操作；更關鍵的是，它不是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具有敵意的國家行動。 中共對美國的第三重敵意，來自其「美國假想敵」軍事戰略。中共的這一軍事戰略不僅是它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重要支柱。長期以來，它不僅千方百計地設法竊取美國的軍事技術和機密，用於發展軍事科技，同時也以美國為假想敵來擴張軍事實力。這樣的軍事戰略不會悄悄實施，而是不斷向美國展示增強的軍事實力（即「亮肌肉」）。中共雖然不見得真要與美國直接軍事對抗，卻要通過軍事力量的強化，不斷向國民展示其「強大」，從而讓認同「軍事愛國主義」的民眾增強對中共的向心力。 這三重敵意表明，不管美中兩國在經貿層面有多密切的聯繫，也不管雙方在外交場合會談多少次，中共對美國的敵意都不會稍減。 五、中共對間諜氣球事件為何先恭後倨？ 白宮在間諜氣球事件中一直試圖與北京溝通。而中共的態度卻先恭後倨，起初承認是中國的飛行物，但拒絕承認是間諜工具；而間諜氣球被擊落之後，北京甚至毫無道理地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假稱也發現了美國的氣球云云。《美國之音》在2月15日的相關報道中引用CNN的分析指出，在氣球爭議問題上，北京當局反咬美國一口，標誌著爭議升級，與其最初為氣球事件所作的傷害控制努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然而，觀照北京的態度變化，如果把視角局限在間諜氣球本身，會把這個事件的關聯狹窄化。北京惱羞成怒，主要是因為間諜氣球被擊落後，中共的間諜手段被美國掌握嗎？這個超級龐大的間諜氣球之橫截面足有一個足球場大，其下方的懸掛吊籃則相當於兩、三輛校車的體積（12-18英尺寬）。然而，這個吊籃中的間諜設備被打撈出來以後，其中的情報價值未必關係到中共間諜活動的核心機密；也就是說，從情報技術的層面去評估，中共的損失並不見得很大。 那為什麼中共間諜活動的尾巴被抓住以後，會如此惱羞成怒？筆者認為，北京的先恭後倨，不只是出於上述三重敵意而作出的常規反應，還與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遭到阻礙有關。 北京一開始希望美國放行這個間諜氣球，所以態度比較低調，但絕不承認氣球的功能是軍事間諜活動。因為，這個間諜氣球其實就是實施對美「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北京的算盤可能是，這個氣球被發現，是早晚的事，如果美國放行，北京就為它今後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畫出了一條底線，即凡屬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軍方不應做出反應。 等到間諜氣球被美國擊落以後，中共惱火的不只是設備吊籃被打撈；更關鍵的是，這個擊落行動意味著，美國會對中共策劃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採取不容忍政策。只要美國堅持這樣的立場，中共謀劃中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就可能破局。換言之，北京好不容易琢磨出一套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對這種「蠶食」模式可能很快削弱美國極其盟友的防衛，抱有很大的期望，這次卻在一個間諜氣球事件中遭到破解。 這才是中國外交部不合常理地抗議不休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國軍方試圖與中國軍方高層通電話遭拒的背景。美中關係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了，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在美國這一方，而是中共已經把它龐大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列為了對美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間諜氣球事件，會不會成為美國決策層深入審視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之契機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高層人事決策歷來神秘無比，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如此。不過從新華社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次日公開發表的專題報道文章中，還是不經意地透露出了一些有些參考價值的內容。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張慶偉為何輸給了自己的老部下馬興瑞和袁家軍？》中介紹了從二零零二年十月召開的十六大即開始連任了五屆中央委員的張慶偉被從央企外放到地方是從二零一一年開始的，先是擔任了五年半時間的河北省長，然後是趕在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被升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成為當時中共政壇上最年輕的地方省級一把手。在黑龍江經營了四年半時間，又趕在二十大召開的前一年被平級調任湖南省委書記。這一段經歷，說明當時的中共高層還是在對他進行重點培養的。不過，張慶偉被宣布從黑龍江省委書記調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具體時間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兩個月後的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馬興瑞就被宣布接替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全國的新疆區委書記職務，等於是提前「入局」。用當時一家中共大外宣的評論文章的話說，無論一年後才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會產生多少「新任」政治局委員，馬興瑞已經篤定成為其中的第一人。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的次日，中共新華社即刊髮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文中按時間順利紀錄說：「從2022年年初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如何醞釀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問題，認真聽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見。大家一致贊成……採取談話調研的方式，就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組成人選，國務院領導成員人選，中央軍委組成人選，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等，在一定範圍內面對面聽取推薦意見和建議。」 這裡所說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中是否包括張慶偉，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之一。 如上新華社文章中還記述說：「2022年3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進行專門研究，討論通過了《關於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醞釀工作談話調研安排方案》。談話調研和人選醞釀工作在習近平總書記直接領導下進行……」 也就是說，在圍繞中共二十大上產生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醞釀工作「開始的前三個月，馬興瑞事實上即已經被宣布是」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中的當然人選了。 如上新華社刊發的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還記述說：「根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和中央領導機構建設的實際，參照往屆做法，中央對推薦人選的範圍、年齡和結構提出明確要求。」 「談話調研中，大家一致認為……推薦範圍、年齡杠杠和結構要求科學合理、符合實際，充分體現了黨中央的深謀遠慮、遠見卓識。」 由此可見，雖然二十屆中央政治局裡除了習近平而外，還有張又俠和王毅是「超齡服役」，但總體上還是有所謂「年齡杠杠」的，也就是所謂的「七上八下」。這個「七上八下」的「年齡杠杠」同時也適用於不是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領導人，所有不是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領導人在去年二十大召開時年已滿六十八歲的，一律不再進中委，當然也不會在今年三月即將召開的新一屆兩會上被安排連任或改任某項副國級的具體職務了。 這個「七上八下」在被運用到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否連任的醞釀過程中，也被形容為「七留八不留」。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被「七留」的典型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蔡奇。被「八不留」的代表人物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尤權和韓正。 當然，一九五五年及之後出生者從「年齡杠杠」角度有資格「留」並不等於必須留。 如上新華社文章中還說： 「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不是『鐵椅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要堅持事業為上，根據工作需要、人選條件、廉潔情況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轉、能上能下，樹立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談話調研中，許多談話對象都表達了這樣的意見。 在此前提下，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符合年齡」但卻未被「繼續提名」連任者，共有四人，他們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暫時仍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和目前暫時還在位的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目前暫時還在位的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以及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前新疆自治區委書記陳全國。 如上四人中，李克強和汪洋在現有職務上都沒有「退居二線」的餘地，所以除非他們二人在二十大上被安排連任政治局常委，並在此基礎上一個改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一個改任國務院總理，否則就只能「一退到底」。如果安排他們兩人如同當年的華國鋒一樣，在二十大上只連任中央委員，反而是一種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的一種羞辱性的安排。 而胡春華則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在二十大上連個中央委員都沒有繼任，那前提必須是受到了黨內處分。而安排他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上轉任表面上「同級」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也好，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好，都不是一種處分，而是所謂「工作需要」。所以他自然會被安排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 如此說來，陳全國為什麼未能如他在新疆自治區委書記位置上的前任張春賢一樣，雖然不能連任政治局委員，但仍然還能在連任中央委員的前提下改任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哪怕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委實成謎。 中共二十大後，外界輿論只顧為胡春華鳴不平，是因為他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最年輕的一個，比新產生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常委會裡七個人的最年輕者還要年輕一歲。但與陳全國同齡的蔡奇在二十大上不但晉陞一級，而且還被同時內定了接替王滬寧的「副總書記」位置。肯定會令陳全國敢怒不敢言。 眾所周知，陳全國曾經是習近平對新疆採取種族滅絕政策的一線總指揮官，長期堅守所謂「對敵鬥爭」的最前沿。並為此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站在習近平的角度，絕對是功不可沒。筆者曾經讀到過牆內的一篇愛國賊文章居然把陳全國稱之為「鐵血保護新疆漢人的千古功臣」。 而相比於陳全國的「鐵血治疆」，即使站在維護習近平政權的角度，他蔡奇是何德何能？擔任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五年里，治理北京的突出「政績」只有一個清理低端人口，真的是乏善可陳。 而如果說五年多前的張春賢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此前的「柔性治疆」政策被習近平否定，那作為張春賢新疆自治區委書記的繼任者陳全國鐵血治疆之後的政治下場怎麼還不如張春賢呢？ 二零二一年年底，陳全國奉旨交出新疆區委書記職務後即進京參加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在這次會上重點強調的內容之一是 「今明兩年正值換屆，領導同志要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換屆紀律」；「正確看待組織、正確看待自己，服從大局、服從組織、服從安排」；中央政治局成員要「看淡個人得失、看開功名利祿」。 如上新華社的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還說：「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醞釀人選和徵求意見時，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以對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高度負責的精神，主動表示退下來，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 那麼這「主動表示退下來」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具體指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李克強的總理職務已經連任兩屆，依」法「不能連任，所以他的」退下來「並不是什麼」主動「而是被動。汪洋和王滬寧同庚，兩人之間的全國政協主席職務的交接不能被形容成」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至於胡春華，本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最年輕者，把他排除之後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的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候選人，也只有張國清較他年輕一歲。所以胡春華的」出局「顯然也不是「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所致。那還有誰呢？韓正？但是韓正本來就是已經不符合「年齡杠杠」的，「退下來」是現所當然，也無所謂高風亮節。就如同五年多前在十九大上「退下來」的王歧山一樣。更何況他韓正在從政治局常委「退下來」的同時，即已經被內定成為王歧山的國家副主席接班人。已經公布出來的消息是，韓正被安排在山東缺席「當選」了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是退位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個成為未來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者，毫無疑問是複製了五年前的「王歧山模式」。 在中共二十屆政治局產生之後至韓正被宣布「當選」十四屆全國人大的山東省代表之前，外界關於王岐山的國家副主席繼任人選有多種猜測，但主要是集中在栗戰書身上。至於很少有人猜汪洋，是因為外界大都認為汪洋和李克強一樣，都是習近平欲除之而後快的「團派」代表人物 。其實是這些胡猜亂測的評論人都沒有搞明白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的所謂「正國級」領導人中，也還是有級別之分的。七個政治局常委中，只有總書記兼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和全國政協主席是「正國級」領導人中的「正職」，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無論是那個相當於「副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一把手，還是中紀委書記和那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都比前四名「正職」低半格。 在此前提下，國家副主席無論相對於全國人大委員長，還是相對於國務院總理及全國政協主席，都是副職。最多相當於政治局常委中的那個常務副總理。由此說來，雖然栗戰書確實曾經在習近平的所謂政治親信中可以名列「首席」，但無論是安排他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國人大委員職務之後，還是安排汪洋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國政協主席職務之後改任國家副主席，都等於是降級安排，實際意義沒有，侮辱性極強。 綜上所述，在醞釀誰將是王岐山之後的下一屆國家副主席問題時，習近平面臨的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恢復王歧山之前的那種安排，由一個政治局委員兼任國家副主席，那麼這個國家副主席就只是副國級。二是把王歧山模式固定下來。那麼在退位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有韓正一人可選。 眾所周知，自王歧山從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中退下出任了一屆國家副主席之後，其表面上的地位就一直是排名老八。七個政治局常委之後，其他所有副國級領導人之前。但外界評論在近一兩年里經常炒作一些王歧山在習近平那裡失勢的「內部消息」。不過我們前面引述的新華社《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一文里有這樣一段內容證明了在黨內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國家副主席王歧山的實際政治地位的特殊。文中說：「從2022年4月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專門安排時間，分別與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談話，充分聽取意見，前後談了30人。」 我們不妨計算一下。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除習近平本人是二十四人，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委員是五人，相加起來是二十九人。再加一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正好三十人。也就是說，當時的習近平除了與王歧山面議或者說是密謀，也還以面談的形式分別告之李克強、汪洋、胡春華和陳全國，要求他們「正確看待組織、正確看待自己，服從大局、服從組織、服從安排」； 「看淡個人得失、看開功名利祿」……。 如上新華社文章的內容中毫不避諱習近平對「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定於一尊。文章說：「綜合各方面意見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就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原則和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進行了認真溝通、反覆醞釀。形成初步方案後，習近平總書記又再次聽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意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方案。」 至於習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提出的這個「組成方案」的依據，雖然經過了一個所謂「醞釀」和「推薦」的過程，但新華社如上文章中也特彆強調了習近平的要求，即「黨的領導和民主是統一的，不是對立的，兩者不能偏廢，決不能簡單以票取人」。 言下之意，無論是胡春華這樣的「出局」者，還是蔡奇等被「繼續提名」者，或者是馬興瑞等被「新提名」者，說到底都不是因為他們在黨內人望的高低，而是取決於習近平的個人喜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楊恆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廣州白雲機場入關時被從北京來的中國國安人員帶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對他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摧殘，但他的內心依舊剛強。幾天前他從獄中向仍然關心他的朋友和讀者傳話：四年是漫長的時間，我來到這裡受苦受難，但我沒有被征服；我是無辜的受害者，我對我入獄前所從事的正義事業依然充滿信心；我絕不放棄我與朋友們共享的價值觀，我期待早日重獲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報世人對我的關愛。 四年之前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固然是為了報復2018年澳大利亞制定實際上針對中共的反滲透法案以及抵制華為的5G基建項目，就像抓捕康明凱、思巴夫以報復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押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一樣。但是，中共安全機關當年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防範「顏色革命」。至於「間諜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對楊恆均進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諸多重大事件周年紀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當局擔心出現「灰犀牛」和「黑天鵝」，擔心民間藉機發動「顏色革命」，風聲鶴唳、如臨大敵，2018年下半年就啟動了對異議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肅。被整肅的維權律師有餘文生、隋牧青、文東海、謝燕益、李和平、王宇、張凱、劉曉原、常瑋平、何偉、玉品健、劉正清、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異議人士和民間維權人士包括秦永敏、黃琦、王怡、蔣蓉、劉飛躍、甄江華、孫林、董瑤瓊、朱承志、戈覺平、吳其和、李英強、覃德富、沈夢雨、岳昕、楊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肅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公民社會的民間意見領袖幾乎被安全部門「斬盡殺絕」， 以至於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無法在中國大陸引發任何引人注目的呼應。 楊恆均是因為讀者眾多、在網路世界廣有影響力而成為中共當局打擊的目標。他2009年在我門下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沒有選擇進入職場謀求生計，而是學業有成、躊躇滿志地以職業寫手的身份獻身於思想啟蒙的事業，特別是堅韌不拔地堅持在「牆內」寫作以擁有更多天然讀者。楊恆均有厚實的自由主義思想信仰和理論修養，但他在寫作中力避書卷氣。他善於用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生動詼諧的文筆指評時政，切實有效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因而也成為中共當局的眼中釘。中共當局認為楊恆均有發動革命的能量，2011年為防範「茉莉花革命」就曾經將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間楊恆均的讀者群在全國50多個大、中城市自發組成以「羊【楊】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備了全國性影響力，中共當局2019年為防範「顏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儘管他迫於壓力於2017年就已遠走美國、淡出江湖。 其實，楊恆均只是一位積極議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力圖克盡言責的書生。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傳人。在古代中國，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於道」。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帶著孟子所說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那麼一種士大夫精神，奔走呼號、激濁揚清，致力於創建和維護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當今中國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於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像楊恆均那樣優秀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帶著「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帶著為真理和正義獻身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為實現中國的憲政轉型、落實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而盡心竭力。 四年過去了，當今時過境遷。中共當今有改善中外關係以為經濟紓困、息事寧人以化解社會危機的雙重壓力，釋放楊恆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於鬆開「專政的鐵拳」以實現與公民社會的和解，顯然是很有魅力的選項。不過，人們有理由懷疑，中共領導層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選擇的能力。 （全文轉自光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