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习近平要重启经济，空有口号没有对策，经济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因气球事件与美国对抗升级。王毅去慕尼黑空手而回，而春节后的报复性消费又成了水月镜花。 往年春节后是农民工回城的热潮，高铁与长途汽车人满为患，今年春节过后，农民工却纷纷“执定行李”回老家。原因是在沿海大城市找不到工作，有工开又收入太低，不堪城市生活压力，唯有选择回乡去等待机会。 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这些农民工集散地，街上竟出现成群露宿者，有瓦遮头的住在一间房四五张碌架床的恶劣环境，日复一日，手边的钱有出无进，挨不了多长时间。 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一是外资撤得多撤得快，私企也因订单枯竭而撑不下去，少数有订单的因成本上升售价下跌而面临绝境。农民工在城市开支浩繁，而乡下老小还要维持生计。 工资太低等于白做，要等工资高又望眼欲穿，每天遭遇现实打击，到最后只好认输，其中种种苦涩，只有身历其境者可以体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前后两三代农民工，总数以亿计，他们都将生命消耗在工厂的生产线上，没日没夜加班，赚取微薄的工资，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中国改革年代，无疑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改变命运的大门，可惜四十年过去，一切又打回原形，他们又回到破败的乡村。 四十年来，农民工的生活与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基本上已经城市化了，有的甚至在城市成家立业，虽然做的是低端的非技术工作，但城市的光鲜和繁华对他们产生巨大的诱惑，他们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耕作生活，已完全没有概念。 视频里看到的农民工，早已不是衣衫褴褛蓬头垢脸的苦力，他们都穿得相当体面，言行举止像一般城市青年，身边的背包旅行喼都是时兴款式，他们也早已习惯了上超市﹑叫外卖﹑逛商场﹑留连网络这种城市生活，这些早已城市化了的人，早已回不到过去。 他们已不懂得干农活了，也经不起日晒雨淋﹑脸朝地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他们回到乡下不是回归土地，只是坐吃山空，消耗手边仅有的积蓄，然后望天打卦。 大城市的工作没有了，小城镇也没有那么多职位容纳他们，工作收入低不能维持一家生计，他们回到乡下一样没有出头之日。 有人准备回乡养猪，又岂是有竞争力的营生？有私企盖了一整幢高楼来养猪，机械化流水作业，年轻人在家中圈一块地养几头猪，在成本暴涨售价低迷之下，能有什么出路？ 时代在坏下去，看不到转机，他们将很快耗尽手边积蓄，然后山穷水尽，担天望地，家中老小成了背不动的包袱，只剩对未来的绝望。 这一年半载以来，大部份的社会动乱都发生在大城市，大城市人口集中，平均知识水平高，一有风吹草动，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所以动静很大。在农村，多年都只剩老小，即使生活处境艰难，老年人贫病交加之下唯有自我了断，不太可能发生集体抗争。 但这两三代回乡农民工正值青壮年，他们在城市接受现代意识洗礼，网络信息通达，又经历过集体讨薪的磨炼，这批人数众多血气方刚的农民，一旦在乡村集结，每日面临失业困扰，看不到前景，他们向政府讨说法，要求给出路，都是可以预料的。如此一来，等于在广大乡村建造起大量火药库，一粒火星即可能引发大范围大规模的爆炸。 中共的乡镇政府正空前财困，上级自顾不暇，“自家的孩子自己抱”，基层党官在减薪遣散潮之下自身难保，更谈不上对中共政权的忠心，他们若对上躺平对下苟且，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村官怠政，农民工对现实不满，一来一去，基层政权随之动摇。 中共维稳力量集中在城市，乡村是薄弱环节，农民人多势众，村官势孤力单，上级政府鞭长莫及，乡村维稳势成空言。 时至今日，外交的恶劣处境不可逆转，内政的国进民退也不会改变，意味外贸与内需将长期枯竭，也意味外企搬迁私企倒闭将长期持续，更意味农民工谋生之路将越发渺茫。最终，乡村火药库一一引爆，中共政权的瓦解将从农村开始，那时中南海鞭长莫及，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就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时候。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气球事件中共偷鸡不著反蚀了一把米，还把所剩无几的公信力也赔进去了。美国向四十个国家通报中共劣迹；驻华大使馆网页向中国公众解释事件；美国打捞气球残骸作研究，日后一定会向全世界公布详情。 记者追问气球制造商，毛宁说不知道，既不知制造商，凭什么否定是间谍气球？拿最低限度的人格来抵押，结果是让自己站上被告席。 各国互相刺探军事情报本是家常便饭，事情暴露了，赶紧认错道歉了事。坏事发生应及时止蚀，只有蠢人才会把事情搞大，事情搞得越大，自己越被动，越下不了台，损失越大，这些都是基本常识。偏偏中共反著来，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不可信、不负责、不要脸的恶棍，世上有这么愚蠢的政府吗？ 习近平的治国方略，不是建立在对内外时势清醒把握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上，不是清醒认识敌我实力、内外形势、客观条件，而是头脑发热、任性胡搞、不计后果。这是典型的红二代习性，只当自己是天潢贵胄，胡作非为不必担责，但你在国内胡天胡地可以，去到国外，谁会买你的帐？ 在美中阿拉斯加“二加二”会谈上，布林肯说美国政府是凭实力和外国打交道，那才是高手办外交的底气。中国历来办外交的人，都明白“弱国无外交”，你有多少能耐，才能办多少事情，这是常识，不需要人家教你。 在没有与美国交恶之前，最低限度要摸摸自己的口袋，看看自己的“肌肉”，有足够实力，才去和别人较量。美中贸易战之初，一时冲动就翻台，翻了台又后悔认衰，认了衰又挨打，挨了打又要忍气吞声，忍气吞声后又不接受教训，如此循环往复，只与自己过不去。 与老大翻脸，应该和其他中小国家搞好关系，以孤立对手壮大自己，结果又是反著来。先对日本韩国动粗，把日韩都推到美国怀中去；又与澳洲印度交恶，方便美国拉拢他们；对欧盟声大夹恶，惹人反感，促进美欧联手，到最近，连东南亚这些小国家都得罪完。 派军舰入侵菲国海域，用激光射盲人家的士兵，贪图一时痛快，等到菲律宾把自己的军事基地都划给美军使用，美国人做不到的，中共帮他们都做了。日后美中交战，美军近在咫尺，调兵遣将“就手”，那究竟是谁吃大亏？ 美国惩罚中共工具太多，裴洛西之后，美国议员访台络绎于途，麦卡锡执定行装随时出发；布林肯说好访华，说不去就不去；美国与日本、荷兰合谋祭出晶片大杀器；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实行全面封锁；外传蔡英文将访问美国，并可能在国会演讲；美国有议员提案承认台湾外交地位；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名六位香港人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如此等等，几乎每天都有新花样。 反观中共这边，两手空空干瞪眼。除了讨一点口舌便宜，只剩被人扭住打耳光，所谓“死剩把口”。没有实力和人过招，你就要老老实实，不要招人嫌，不要挑衅，不要“唔知死字点写”，至少不吃眼前亏。 本以香港垂范台湾，先毁了香港再毁一国两制；本想争取和统台湾，又与美交恶统一梦破；本欲以一党独裁求存，又要东升西降叫阵民主制度；本有求于美国，又要把颠覆之手伸到人家国土里去。既无道义又无谋略，既逆潮流又不知检点，既自大狂妄又一意孤行，难怪当政十年，轻易把一盘好棋下死。 人吃了亏，便要吃一堑长一智，接受教训，深刻检讨，以防一错再错，唯有习近平是胡搞不遗馀力，吃亏吃上瘾，这也可算是世纪奇观。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办外交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此弱智。 经济垮政权也垮，本来救经济是首务。救经济要先救外交，救外交先要救美中关系。一个间谍汽球，花边新闻而已，本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习近平偏偏把小事搞大。现在覆水难收，最大镬的终是习近平自己，人蠢冇（无）药医，信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为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李强即使贵为党内二把手，对国务院高层人事的决定权可能也只局限在国务委员兼秘书长一人身上。而之所以选中了自己当年主政江苏时的副手吴政隆，无疑是因为能被他李强信任的人选里，这个吴政隆毕竟有过早年的国务院部委的秘书经历。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华社透露的二十大人事决策内幕》中重点介绍了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中共新华社即刊发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的关键内容。中共高层人事决策历来神秘无比，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如此。不过从新华社从十五年前开始每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它的一中全会闭幕次日公开发表的专题报道文章中，还是可以找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比如其中透露的在二十大筹备期间，不但是要决定所谓三委，即中委、中央候补委和中纪委成员名单，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还要决定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这里所说的“还要决定”的人选，具体是指既不“入局”，也不进中央书记处的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举例来说，虽然国务院的副总理均会被安排“入局”，但一般情况下国务委员都不会被安排“入局”。而今年三月才会在新一届“两会”上正式公布的新一任国务院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被赏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吴政隆，无疑也是二十大召开之前与几个新“入局”的副总理候选人一起被决定的。 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当天公布出来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不但以国务院总理接班人身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还被排名仅次于习近平，越过连任常委的赵乐际和王沪宁，真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前，中共执政史上这种由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只是中央委员在换届大会时超越上届政治局常委、排名在前的事例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一九七三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此前只是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的王洪文，超越九届政治局常委康生，出任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中央副主席排序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王在康前。 与如今的李强的相同之处是，当时的王洪文也是来自上海市委，与如今的李强的不同之处是当时的王洪文是被伟大领袖当成党主席接班人培养的，并不是总理继任人，所以当时的伟大领袖没好意思把他王洪文的名字也放在周恩来之前。 而如今的李强不似王洪文，却又胜似王洪文之处，当然是令外界全都惊掉下巴的，中共执政上唯一一例从地方党委书记直升国务院一把手。 自中共建政以来，李强之前的历任国务院总理依序是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除了开国总理外，其余都有过副总理经历甚或副总理再加国务院部委任职经历。周恩来之后的华国锋任副总理时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华国锋之后的赵紫阳只有五个多月的副总理过渡，再往后者莫不是经历过至少一届完整副总理的任期。 另外，无论是李鹏、朱镕基还是温家宝，在升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前，不但有过副总理的资历，再往前也还有国务院部委的任职经历。这些李强更是没有。 再者，中共执政史上的李强之前的历任总理，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的排名，并不都是老二。比如李鹏的总理职务交给朱镕基后，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党内排名依然在朱镕基之前，老二依旧是老二。而到了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他在党内的排名也是屈居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之后。 如此说来，二十大上连任政治局常委的赵乐际既然已经被内定接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那么总理接班人李强作为新任政治局常委，排名在赵乐际之后似乎才显得“顺理成章”。但是，习近平在这全部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中，就好像是在和什么人赌气一样，“朕就是要不按牌理出牌”。不但要安排一个没有半天国务院工作履历的地方党委书记直升国务院总理，而且还要让他越过连任常委当党内老二。 在此前提下，既然新任国务院总理人选可以是一天国务院任职经历都没有的，那新任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就更不需要国务院系统的工作经历了。 前述中共新华社刊发的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是一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的领导集体……。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集体……。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进退比例比较适当，保持了人员和工作的连续性，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但事实上呢，只有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换届可以被形容成“进退比例比较适当”，而对上届国务院根本就是“连锅端”，不但总理不是从副总理中产生，新任副总理，包括由新任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常务副总理中，不但没有一人是从上届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产生，而且只有一人是上届国务院的部委负责人，其余全部都没有国务院部委里哪怕是厅局一级的主管经历和经验。何谈“保持了人员和工作的连续性”？ 先说丁薛祥，此人曾经经历的地方行政职务只是上海闸北区的区长，其他全部从政履历都是党务，而且也没有担任过任何一级的地方党委一把手。进中央工作后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相当于当年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 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党内有人议论习近平如此安排自己的大内总管丁薛祥，就是为了让他五年后再成为李强的总理接班人做政治热身。拭目以待吧！ 再说张国清和刘国忠，此二人倒是在担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之前都有省级行政一把手的从政经历，但也从未有过在国务院部委任职的经历。 至于除了副总理外的“李强内阁”的国务委员人选，就更是毫无不顾及所谓“工作的连续性”了。 这里先说明一点，在国务院系统里，无论是兼任公安部长的国务委员，还是兼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国务委员，事实上都不是真正属于总理管辖。在李克强的第二个五年任期里，归他管的国务委员有两个，一个是兼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肖捷，另一个是分管工业的王勇。 五年前升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肖捷是中国人大财经专业的七八级，毕业后进入财政部，日后的从政经历就是从财政部科员一直熬到副部长、然后就是两年时间的地方副省长和三年时间的税务总局局长，三年时间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和一年多时间的财政部长。以这样的从政履历出任“国务院大管家”，至少可以用“合格”二字形容。 至于王勇在升任国务委员之前，已经有过了央企副总、中组部分管企业干部的局长、国资委副主任和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质检总局局长等职务的任职资历，在当届国务院副总理中无人分管工业的前提下被安排为分管工业的国务委员，也是理所当然。 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吴政隆及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的进京候命，等于是提前对外宣布了他们两人是在准备出任“国务院领导人”职务。 与此同时，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王勇的名字已经进入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说明他已经被内定转任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而同样在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的肖捷，已经被中央指定为湖北省的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意味着他在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会转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勇的国务委员席次会被谌贻琴取代已经毫无疑问。但今年三月两会之后才会被对外正式公布的国务院领导人分工与五年前的区别之一，就是副总理中有了一个分管工业的，少了一个分管科教文卫的。在此前提下，谌贻琴自然就会以国务委员的身份接替上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的工作分工。至于为什么是谌贻琴，毫无疑问不是因为新任总理李强对她的特别看中，而是她在现成的地方正省部级干部中的女性和少数民族双重身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相比于谌贻琴，吴政隆的“入阁”，绝对是习近平向李强“征求意见和建议”的结果。自今年初开始，被宣布免去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之后即已经进京以国务院党组成员身份与肖捷之间开展了工作交接的吴政隆的身影，已经至少两次出现在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所以如果说谌贻琴将任国务委员的可能性还是百分之九十的话，那么吴政隆出任李强内阁的国务委员兼秘书长的可能性绝对是百分之百。 说起来，对历任国务院总理来说，运转国务院机关日常事务的最重要的阁员，并非是那个名列政治局常委的常务副总理，而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国务院秘书长。 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笔者即读到过一篇始发于墙内的网贴，大意是，就李强来说，虽然贵为新任二号常委，真正能由他基本做主的人事，也还是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这个人选极其关键……。 先说赵紫阳担任总理时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时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调国务院之前是四川时任省委书记，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最信任的一个。 杜升任秘书长后，赵紫阳又调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田纪云进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熟悉工作，预备接班。1983年两会换届赵紫阳连任国务院总理，田纪云就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按照李锐先生生前的回忆，胡、赵时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安排鲜少有他们两人说了算的，田纪云是其中之一。 从一九八五年底开始，田纪云专任副总理，任命陈俊生接任国务院秘书长。 李鹏接任总理后，陈俊生的国务院秘书长只持续了半年时间即被与李鹏同为“留苏帮”的罗干取代。 关于当年赵紫阳对陈俊生的政治信任，甚至还引起过胡耀邦的误会，可以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这里只讲一个最说明问题的故事片断，那就是“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党内元老李先念曾指责过陈俊生和田纪云都是“赵紫阳的狗腿子”。 朱镕基接任总理职务的同时，任命了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接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之所以选中王忠禹，是因为六年多前的朱镕基以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身份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从吉林调进国务院的王忠禹的辅佐。 温家宝递升国务院总理的同时，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华建敏，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这个华建敏表面上看是“上海帮”，但事实上他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即在温家宝刚刚担任中办主任期间调进中办服务于温家宝整整一年。至于温家宝的第二个总理任期的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以及李克强国务院总理的第一任期的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似乎都不是温家宝和李克强本人提名的。 现如今，李强被习近平放心地委以党内老二和国务院老大，在几个副总理无疑都是习近平“统筹安排”的前提下，秘书长人选的前提肯定是得力加听话。 因为他李强本人从未有过国务院部门工作经历，所以从现成的国务院部委正部级负责人以及正部级副秘书长中挑选一个“业务”上得力的人选，很难保证他会“听话”。而从过去曾与李强搭过班子的地方党政一把手中挑选，吴政隆中选的原因首先是他们两人在江苏省的合作经历愉快。 自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之后就开始重点培养的李强于二零一六年六月由浙江省长升任江苏省委书记，三个月后吴政隆被安排在他手下任省委副书记。吴政隆在李强手下工作七个月后，被就地升任省长……。 在保证了能“听话”的前提下，与其他潜在人选相比，吴政隆的“优势”在于他从政早期是秘书出身，而且还是国务院部委的正处级秘书出身，日后更在重庆市担任过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和市委办公厅秘书长。 既然没有可能在现有的国务院正部级领导人或者现在国务院正部级副秘书长中找到自己的体己，吴政隆的早期国务院部委秘书经历对李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目前中共对台认知战如火如荼，甚嚣尘上。台湾的自由舆论环境也让不少人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中共设置的舆论圈套，结果是以讹传讹、里应外合、自己吓自己、自己蒙自己，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湾人民的未来处境，造成不利的影响。综合起来有如下三大认知误区，我想有必要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疑美论，即怀疑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和能力。随着中共以攻台恐吓来影响台湾选举之深化和加强，台湾内部的“疑美论”也铺天盖地而来。以往是论述美国不会防卫台湾，去年是指美国会掏空台湾，部分论者并扭曲台积电赴美设厂是另类弃台。现又指美国纵然军事支持台湾，也会像乌克兰，把台湾当成美中战场，牵制与消耗中共国力，由此延伸台湾不当棋子。另方面，美国现役将领陆续释放台海战争的可能时程，也让这类说法能再借力使力。其实这种疑美论从客观上来讲，是破坏美台关系的认知作战手法，是与北京谋和以避战的投降主义说法，正中北京下怀。 疑美论 投降主义正中北京下怀 首先，就像以前我曾在本专栏指出的那样，美国军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行动的战略清晰从来就存在，根本就没有什么莫须有的“战略模糊”。自一九八○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此有任何模糊，而且每当中共制造武力攻台危机之时，在位美国总统毫无例外地公开申明或展示美国武力干涉、直接介入的决心和意志。 目前中共虎视眈眈瞄准台湾，有剑拔弩张之势，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也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已经公开在四个场合，以及在与中共领袖多次会谈时，申明美国将毫不犹豫军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之举的底牌。有人说美国国务院在总统如此申明之后屡次更正总统的声明，这也完全是无稽之谈。每每在美国总统表示美国武力护台的决心之时，美国国务院总是正确回应媒体询问，声明美国总统所说与美国对中对台政策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冲突。 那么美国对中对台政策究竟是什么呢？它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一，美国承认已意识到有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的说法； 第二，美国反对任何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第三，任何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要由台海双方的人民同意。而且这三点都是中美双方在尼克森时代以来互相知会的，但中共断章取义，对这种知会做片面解释。由此而论，美国总统宣布以武力阻止中共用军事手段改变台海现状，与这种三体合一的美国国家政策，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相反，美国国务院的每次声明，都进一步确认美国总统军事干涉的决心和底线。还有一点，鼓吹疑美论的人还完全忽视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领袖，对美国军事干预中共武力犯台的决心和底线有任何怀疑。另外，鼓吹疑美论的人不了解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多么重要。台湾是中共在亚太地区侵略链的首个环节，如果美国对中共武力攻台坐视不管，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众多盟友，将对美国的战略承诺和信誉威望，产生不可估量的怀疑和失信。 美国也深知，所有在印太地区受到中共文攻武吓的国家，如日本、越南、韩国、印度、菲律宾等等，都指望美国领导对中共的武力犯台采取毅然决然的反击，因为台湾有事，这些国家也有事。 第二，台独论，即如果中共不武力侵犯台湾，台湾就会宣布独立。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认知错误，是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借口。台湾压倒性的民意从来就是维持现状，不独不统。现状是什么呢？现状就是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的一个事实上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台湾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独立自主的、获得台湾人民通过民主程序认可的中华民国总统。尽管表述方式不同，台湾主要政党都认同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台湾根本没有必要宣布独立，因为台湾早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不管中华民国后面有没有带有括弧的台湾两个字，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台独论 一步步掉入认知战陷阱 以我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所有的经历，以及我所有打过交道的美国政治外交领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台湾的政治领袖来华盛顿游说鼓吹所谓的台湾独立，因为我们有我上面提到的对台海问题解决方案的三个有机组成体。中共一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事儿找事儿。北京端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一直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一方面咬定台独只是一小撮人，但又认为绝大多数台湾人事实上都有资格当上中共定义下的台独，包括许多反台独的台湾人，以及维持台海现状派、主张中华民国独立派、不愿两岸统一者，等等等等，全都打成台独论者。可惜台湾国内也有不少人无所遮拦地附和与配合扩大台独的定义，无视绝大部分台湾人民对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的认可。这正是一步步掉入认知战陷阱：接受被中共统一才算是真正的放弃台独。然而，一旦接受这样的讲法，台湾人民也等于将原本早已具有的主权独立地位和自由民主，断送予中共。 炮灰论 因小国寡民而自暴自弃 第三，炮灰论，即美国利用台湾来制衡中国，拿台湾人当炮灰。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承诺，是为了保护台湾人民用不懈的奋斗而取得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美国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所有民主的同盟国，都十分赞佩台湾人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也充分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对台的野心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正在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种巨大恐慌。 持上述“炮灰论”的台湾人实际上是自暴自弃，没有认识到台湾自由民主制度对中共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巨大威胁，以及对没有民主自由的大陆人民的巨大感召力。 美国对台的防务承诺，除了是反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之外，更大意义上是受到保护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制度的驱使。台湾人民没有必要总觉得自己是小国寡民，是大国政治中任人摆弄的一个棋子，世界上许多小国完全能够深刻影响世界大格局。人口不到台湾的四十％、只有台湾领土三分之一大小的以色列，也同样长期遭受外交围剿、政治封锁和认知战攻击，但区区小国以色列不畏强暴、自强不息，与世界民主国家合作共进，成为中东地区民主自由的灯塔和指路明灯。 就像以色列那样，实际上台湾以及台湾的民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台湾人民应该挺起腰杆做人，不应该总觉得世界的民主国家对台湾自由民主主权的支持和承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算计。台湾人民应该有以色列和乌克兰人民所展示的那种为自己的国家献身的勇气和智慧，并相信这种勇气和决心绝对会获得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联盟的支持。 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实际上绝大部分民主国家以及像北约和欧盟这样的民主联盟，都更加强调台湾问题的核心并不仅仅是主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专制独裁与民主自由的根本冲突的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谁输谁赢，事关重大，其意义完全超出狭隘的台湾海峡。进一步说，今日的台湾已不是往日的台湾，台湾目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制里是一个举足轻重、非同寻常的重要国家。 台湾有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民之一，有第一流的商业、工业、贸易管理人才，在攸关全球经济技术关键命脉的许多领域占有龙头地位。在全世界的两百多个国家里，诚然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比中国面积小二六七倍、人口小将近七十倍、人均GDP远超中国居东亚第一的台湾，则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而且这种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总而言之，台湾根本没有必要总觉得别人要把自己当炮灰，台湾也有自己相当多的经济、技术、制度、政治、理念，甚至军事的优势和长处，而中共当然有优势，但和所有的专制独裁政权一样，中共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社会矛盾、制度劣势和其他国际国内的致命性的挑战，也是相当严峻的。炮灰论实则可以休矣。 台湾海峡的对抗和紧张局势，完全由共产党中国造成。如果中共放弃征服民主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的野心，两岸都会双赢；如果台湾屈服于中共的淫威和认知操纵，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将不复存在，民主世界与和平安全也将受到重挫。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庞皮欧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出世可能是人类近年取得的最重要技术突破。在现今的国际格局下，任何一项有着重大创新意义的技术，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作或拿来用作大国间的竞争工具。我们看到，在对ChatGPT的各种讨论中，特别是在中文世界，一个被许多人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ChatGPT不是最先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发明的？ 这个问题其实预设着提问者的答案：习近平的中国，专制统治打压思想和言论自由，窒息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力，所以AI的突破不可能最先出现在中国，中国人造不出ChatGPT。 不过这样看问题有些简单，有人也可以反问，为什么ChatGPT不是最先出现在日本或者德国，又或它为什么不是最先由Google或者苹果公司开发的？中国虽然没有第一个做出聊天机器人，但它很可能第二个或第三个做出来。 在ChatGPT问世后，中国的科技巨头坐不住了，纷纷表态要下场迎战，百度甚至宣布3月将推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一个国家的思想专制会给科学研究带来极大干扰，但这种干扰更可能体现在基础原理上，在应用技术层面，影响研发的可能主要是国家的科研体制、长官意志等。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投入对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也会带来很大影响，在专制统治恒定的条件下，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 仍举中国为例，过去40多年一直处于中共统治下，但随着经济崛起，政府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中国的技术在过去十几年有一个突飞猛进，以致现在外界有意无意拿中国的科技和美国对比。 对人工智能的开发，中国当局的思想钳制虽然会干扰产品，但主要是在AI的数据处理上，要避开很多敏感词，以及和官方立场、观点相左的信息，语言编码等纯技术问题应该影响不大。然而，由于中国也是数据大国，拥有大数据优势，开发者完全可以做到在AI的数据信息输入中规避政治等敏感信息而不因此影响它的聊天功能，尽管这会影响AI对此类数据信息的获取。换言之，思想钳制导致的某些数据信息的缺席对中国没有第一个开发出聊天机器人会有一定影响，但未必是主因。 既然中共的专制制度并不实质性影响人工智能的开发，假如中国紧随美国之后第二个推出中国版本的聊天机器人，开发者会不会在AI的数据中植入中共的专制信息，让AI储存有利中共统治的语言信息偏好，就非常值得警惕。几乎可以肯定，当AI大规模运用于社会，中共必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拿来作为控制人的手段，将专制统治推到极致。 关于这一点，有识者早就指出过，索罗斯在开放基金会的演讲中曾警告，“在专制国家和大数据丰富的信息技术垄断公司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联盟，这种联盟使新兴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经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监控系统结合起来，将导致形成一个甚至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的监控网络。”这种情况实际在中国的三年抗疫中某种程度已出现。 中国官方学报2018年发表的一篇人工智能论文，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和人类专制制度的三种对应关系，即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专制、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专制、人工智能自身对人类的专制。后者听起来虽然可怕，但即使有哪一天，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 对人类来说，眼下的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关心的，也就是，如果有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极权统治者拥有人工智能后，会用它来做什么？该论文认为，鉴于人工智能可以极大替代人类劳动力，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将改变专制统治者与大众在劳动上的互相依赖关系，让拥有技术的专制者不必在乎他们的具体感受；可以高效准确地执行统治者的命令，不会产生任何合法性、道德、意愿等的约束，从而可以极大降低社会管制成本；可以赋予统治者强大的暴力能力，特别是武器等镇压工具的智能化，使得统治者无需用一支庞大的人工队伍去操持武器，从而形成极大的对内对外的征服和控制能力，因此，作为机器属性的人工智能会被专制政权拿来作为一种绝佳的统治工具。 论文讨论的是“人类专制”，把它换成中共专制，文章说到的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专制情况就完全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在现存的专制政权中，中共是最具技术实力的，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借助人工智能，它的专制统治在经济、管制、暴力领域将进一步完善，从而第一次对被专制者具有毫无顾忌的强大能力，想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形态就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完全取决这个政权的好恶，这并非不可想象。果真到这一步，当然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专政。 目前阶段而言，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加强专制统治最有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形，一是AI的设计和编程受当局影响，要求AI开发者在数据信息的输入中偏向某种特定的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观点或立场，这样AI输出的结果就会偏向专制，从而影响信息接受者的看法。如果人们对此没有很强的识别能力，今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大量参考甚或依赖人工智能的建议，当局就在不知不觉中对民众进行了思想的洗脑。 二是当局用AI来监控大众在网络上的发言、通信记录和出行等，尤其用它来对付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这一点当然也不新鲜，当局早就在用科技手段窃听和监控它眼中的反对者，包括用大数据搜索他们的信息。然而，人工智能会更强化当局的这一监控能力。当AI的功能延申到网络搜索领域，监控者无须从海量的信息中捞取反对者的信息，人工智能会自动捞取和识别，向监控者提供它最需要的信息，从而大大节省当局的监控成本，让当局真正做到精准打击。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为什么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强调在这一领域要奋起直追，不能落后美国太远，除了它有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考量，维护和强化中共的专制统治，亦是一个本质因素。 尽管中共可以控制住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不偏离它的统治方向，但无法完全控制民众对国外人工智能的使用。在美国推出ChatGPT后，中共已感受到某种对它的威胁。 有论者开始呼吁中国警惕美国利用人工智能加剧对华认知战，认为ChatGPT可能强化美国意识形态渗透能力，针对中国发布更具迷惑性的内容，使人们更加难以识别美西方的虚假信息，并利用ChatGPT炮制各类反华信息也将更迅速、更密集，令中国应对起来更困难。 既然中共担忧ChatGPT对中国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要削弱人工智能被中共用来加强其专制统治，美国必须抓住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在人工智能的开发中，更多输入反专制的、反映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的信息。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2月16日召开会议，对2019年底以来长达3年的抗疫成果作出总结，自称中国COVID-19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水平，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很早就为习近平担心，中国严厉清零政策，和其他国家与病毒共存政策相比，如果最终的死亡率相差无几，习近平将如何自圆？如何对暗夜里在社区广场向大爷奶奶们求救一颗退烧药的上海母亲交待？如何对十数亿受困清零管制长达3年的老百姓交待？ 最终证明多虑了，数字是可以创造的。中国3年疫情的死亡总数，先是排除非因呼吸道感染死亡者，再是排除非在医院死亡者，最终的死亡人数统计只有8万馀人。 于是，根据统计，全世界因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口，美国每10万人中有337人居首；中国每10万人中只有6人，最低。台湾的此项数据是70人，也远远超过中国。 但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统计，西方国家不相信，美国纽约时报根据4种不同方式的科学家推估，中国因疫死亡人数在100万到150万中间。中国老百姓也不相信，微博上充斥著各种苦笑与酸言。 有中国网友说得好：“如果一件1年前、半年前、甚至3个月前的事件，他们可以自我粉饰到如此不要脸的程度，那么，历史教科书上那些5年前、10年前、百年前的事情，有半个字可以信吗？” 只是，从中共主政者的立场来看，数字必须被发明、奇迹必须被创造，否则党将不党。疫情初起，中共下令武汉封城，那可是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1000万人口这种事，人类历史上从无前例，不但惊坏世人，中共更因此自夸：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 什么是中国体制优势？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以及全国一条鞭式的上行下效，而或许更重要的，是习近平领导。这样的体制优势，是中共“西降东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这样的体制优势最终被证明为虚幻，中共将如何自处？习近平怎能继续干？ 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处理疫情方式，包含中国的严格清零、西方的与病毒共处，及包含台湾在内的混合方式，并没有一定的孰优孰劣评价，如何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中取舍，也没有一定的判准。但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定论，他们的清零路线是正确的，而这样的体制优势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刚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又发了一通指鹿为马的奇谈怪论。前不久在各界的压力下，他结束了所谓的清零政策，放任不管了，引起了疫情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这才没多久，忽然又说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防疫政策，创造了什么奇迹，无比地正确。这不是自己打脸吗？ 他为什么要自己打脸呢？即使撒谎也要撒得圆一些呀。这就不能用什么无能之类的理由来解释了。他不得不自己打脸的原因，是内外交困又面临两会上的险恶局面，而不得不自己打脸。为的是靠可能还存留的威慑力，压制党内反习势力推翻他的图谋。这和两千多年前的指鹿为马一样。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白纸革命之后刚刚发生的白发革命。把一向比较倾向保守，也比较相信政府的退休老人们都惹翻了，就说明所有社会阶层都倾向于反共了。至少这对习近平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谁都知道民意是威胁政府的最大力量。 国际间发生的气球事件，大家肯定都知道了。这造成了美国反共情绪的新一波高潮，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谴责案，导致拜登政府试图缓和美中关系的努力流产了。布林肯国务卿取消了访华的计划，甚至取消了在国际会议上和中国外长的会面。形势对习近平努力缓和美中关系这棵救命稻草，十分不利。 本来国内形势危机四伏，国际关系有所缓和。像当年江泽民一样堤内损失堤外补，也可以蒙混过关。怎么就失算了呢？有些朋友会认为是巧合。但我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巧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何况一连放了四个间谍气球，一个没看见还有后续，是一定要引起反弹的姿态，这就不会是巧合了。 习近平自己给自己下绊挖坑吗？他还没傻到这个水平。肯定是有人在给他挖坑。谁干的？谁需要习近平失败就是谁干的。习近平想抓住救命的稻草，人家把稻草毁掉了。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说明党内高层希望小习下台的人，已经开始撕破脸动手了。 这个情况和民意相结合，那是不死不休的姿态。怎么办？小习同志也只好撕破脸，拿出最后的力量指鹿为马。他想造成一个面对面的对抗，检验一下你们这帮更无一人是男儿，是不是有这个胆量鱼死网破。至少人家太监赵高就成功了，一屋子大臣们都说：是马，是马，不是鹿。若真这样，小习就赢了这一局。 赵高赢了不等于小习也能赢，这里边的环境大不一样。赵高当年气势正盛，群臣们也没有面临死局。说那是马不是鹿，不会有什么损失。只是个笑话而已，何必较真呢？这次不同，就像景阳冈上打虎，老虎不死就是你死。所以既然撕破脸了，大家只能抖擞精神，拼死一搏了。否则就是薄熙来的下场，能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都不大。小习可比当年的毛泽东、邓小平狠多了。 所以中国和共产党以及老百姓，要想摆脱这个烂尾能手，不穿衣服也要当皇帝的习近平，只能联手干他一场。但是高官和老百姓的目的，侧重点不同。能不能形成合力还有待观察。高官们要保命、保党、保权势，对老百姓不会给予信任。他们可能还会害怕老百姓造反夺了他们的天下。 老百姓当然早就不相信这些当官的。他们谎话连篇，自打嘴巴不脸红的一贯作风，老百姓多年来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然谨防又被官员们给忽悠利用了。所以习近平和他的帮伙们，还有很大的挑拨离间的空间。这关系到国家民族和每个官员、老百姓的切身利害。希望大家谨防共产党惯用的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手段，合作推翻习皇帝的暴政，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以后，美中关系明显恶化。在此期间，双方经历了一系列互动。美国政府先是与中国政府沟通，然后把气球击落，打捞之后，又宣布气球上携带有情报摄取装备；中共对此的态度，从承认气球进入美国领土，变成抗议美国击落气球，再反诬美国也有气球进入中国领空；美国的媒体关注点则逐渐从间谍气球本身，转移到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威胁问题。这短短的十几天内，这个间谍气球暴露出了中共处理对美关系的底牌，而其中深意值得分析。 一、间谍气球是北京《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一部分 关于间谍气球的活动，目前美国的媒体主要是就事论事，但忽略了一个重要角度，即间谍气球乃中共对美国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间谍气球事件，就比较容易理解，北京为何不惜破坏中美关系，也绝不肯承认间谍气球的使命。 目前对中国间谍气球的操作，美国媒体至多是延伸到中国可能存在“气球舰队”这样的层面。但是，为什么中共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操作间谍气球项目，那只是单纯的搜集情报需要吗？实际上，如果把去年中共宣布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纳入思考，就不难发现，中国正在部署实施针对美国和台湾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还是国会，似乎都没有对中共的如此部署，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认知。 2022年6月13日习近平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从2022年6月15日开始生效。我在去年8月26日给本台的评论文章中就此做过简要分析。那时，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此类行动对台湾的威胁这个层面；但当时我没想到，这个行动同样也针对美国，是中共对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年的这次间谍气球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把视界打开，要从中共的全球战略这一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共有计划、有步骤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美苏长达40年的冷战，留下了教训，也留下了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双方必须避免热战；否则，一旦动用核武器，就万劫不复了。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长期未把中国可能取代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战略对手这一前景纳入考量；直到川普总统任内，才开始警惕中国的潜在威胁。但美国目前基本上依然沿用美苏冷战的威慑战略，希望中国也能象前苏联那样，有所克制；而拜登最近开始对中国实行芯片领域的技术封锁，这也是美苏冷战时代用过的手法，希望籍此延缓中国军事技术的升级速度。 二、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新冷战的扩大化 然而，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好像并没认识到，中共已经从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之外，构想出一套非热战的新对抗战略，并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把冷战的范围和手法扩大化了。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动用军事力量，但不启动热战，却可能达到传统冷战所达不到的威胁效果。 在美苏冷战那种传统的冷战当中，苏联除了被动地跟随美国，不断升级战略威胁的强度、从核武库的强化到扩大外太空的军力竞争之外，也参与或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传统型地面战争，但苏联并没采取主动型的非战争常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也没有这方面的防备。然而，中共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发明”，给美国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课题，那就是，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一旦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启动“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要如何回应，又要如何防范。 中共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共有6章59条，但中国媒体没公布这份命令的具体内容。中共对这个《纲要》保密，当然是因为其中很多内容并非中共官媒宣称的所谓“救灾”、“维和”等使命，而是军队对外战略的非战争实施手段。 美国国会研究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1年的一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提到, 非战争行动指的是除全面冲突以外的军事行动，可能包括定期活动，如巡逻、军事外交和维和行动，以及危机应对行动。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其实，中共军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完全可能包括对外实施挑衅型或威胁型的军事行动，象这次的间谍气球活动就是如此。中共的所谓“非战争军事行动”，会涉及到海上和空中的准军事行动，其目标既可能指向中国的邻国，如台湾、日本，也可能指向美国本土以及美国的海外领地，如关岛、中途岛等重要的军事基地。 在台湾和日本方面，“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包括以演习和巡逻为名的领空、领海入侵，诸如对邻国的近海连续发射导弹；也可能动用军队参与的渡轮和武装民兵船的行动，先测试邻国的海岸防卫能力，然后对邻国的港口实施骚扰型封锁。 在南海，中共以“民用”为伪装，陆续在一系列水下暗礁上造人工岛，然后建成海空军基地，造成了霸占南海国际水域的事实。这正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种典型方式。 而在美国方面，中共则以空中侦察（包括间谍气球）、水面舰队逼近等方式，对美国施加压力，展示中共无惧美国的姿态。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术和战略目的 从本质上讲，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一种战争边缘政策和“蚕食”模式。它通过一步一步地挤压对方的安全空间，造成对方的困忧，为进一步的威胁创造空间和机会。 在战术上，“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达到军事上的战争手段不一定能达成的目标，例如，逼迫对方不战而降，或者为了防止军事冲突而步步退守，为中共的军队创造越来越大的威胁空间。 从战略上看，“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让中共的情报搜集和逼近演习常态化，让对方疏于防范或疲于防卫，进而达到不战而据上风的态势，为以后升级军事压力制造机会。 在台湾方面，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很可能从战术动作开始，企图达到和平占领台湾的目的。其战术动作是，用军事力量来实行港口封锁和国际航路封锁，实施经济绞杀战；同时试图借此动摇台湾的民心，设法诱导台湾的选民选出对中共投降的政党来执政。如此中共就可以实现其“和平统一”的战略目标，让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在台湾登岛，进而实现对台湾的统治。 在美国方面，2020年初中共海军的水面舰队到中途岛附件海域演习，以及最近中共的航母编队到关岛附近海域演习，就是针对美军基地采取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中共“间谍气球”部队对美国领空入侵，也是在测试美国的领空防卫能力，进而为今后利用气球投放有害物质或小型武器积累经验。 事实上，中共军队对日本和美国的威胁，与它对台湾的威胁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希望削弱美军对台湾的支援能力，从而让美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东部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能够为所欲为。中共的海上和空中威胁或骚扰，表面上不算是战争行动，所以中共有时会用“民用”目的或军队训练来包装；但是，此类军方采取的行动无不具有军事目的，都属于准军事行动。中共希望美军对中方所谓的“民用”行动充分宽容，接受中共制造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现实，理由是，中共在“化解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地区稳定”。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无非是新霸权主义的托词而已。 四、中共对美敌意的三重来源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两大幻想。其一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会对国际社会承担必要的义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前一个幻想，即中国民主化的幻想，早已破局。直到习近平连任独裁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圈才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们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经济全球化不是为民主化铺平了道路，而是为中共推行国际霸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幻想，所谓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虽然还在美国的外交语言中存在，但已被中共的各种行动破局。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就是中共故意扮演“不负责任的大国”这一角色的典型表现。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历任总统为中共打开WTO大门的时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着低姿态（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因此给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早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幼稚看法完全忽视了中共对美国的三重敌意。 首先，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出于“民主恐惧症”。为了确保红色政权，中共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恐惧，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美国。因此，不管美中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反美洗脑教育。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态度仅仅停留在“民主恐惧症”上，或许还不那么具有进攻性。但中共现在也害怕“造反、红色革命”等原始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散播，因此它的意识形态宣传转向了“爱国主义”，其核心观念是“经济赶超论”，即超越政治上的劲敌、经济上的“老师”美国。 其次，中共的“经济赶超论”也是中共对美第二重敌意的来源。中共需要用经济快速发展，来支撑中共的“红色制度优越论”。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仅靠自然的经济发展显然不够；于是中共就不择手段地地在经济上削弱美国，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来仿制产品、占领美国市场。虽然拜登政府提出，美中两国是战略竞争关系，但中共一如既往地采用它的“损你强我”国家战略。这种战略并非单纯的民间企业的个别行动，而是由政府规划、组织、资助的大规模计划和操作；更关键的是，它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具有敌意的国家行动。 中共对美国的第三重敌意，来自其“美国假想敌”军事战略。中共的这一军事战略不仅是它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它不仅千方百计地设法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和机密，用于发展军事科技，同时也以美国为假想敌来扩张军事实力。这样的军事战略不会悄悄实施，而是不断向美国展示增强的军事实力（即“亮肌肉”）。中共虽然不见得真要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却要通过军事力量的强化，不断向国民展示其“强大”，从而让认同“军事爱国主义”的民众增强对中共的向心力。 这三重敌意表明，不管美中两国在经贸层面有多密切的联系，也不管双方在外交场合会谈多少次，中共对美国的敌意都不会稍减。 五、中共对间谍气球事件为何先恭后倨？ 白宫在间谍气球事件中一直试图与北京沟通。而中共的态度却先恭后倨，起初承认是中国的飞行物，但拒绝承认是间谍工具；而间谍气球被击落之后，北京甚至毫无道理地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假称也发现了美国的气球云云。《美国之音》在2月15日的相关报道中引用CNN的分析指出，在气球争议问题上，北京当局反咬美国一口，标志着争议升级，与其最初为气球事件所作的伤害控制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观照北京的态度变化，如果把视角局限在间谍气球本身，会把这个事件的关联狭窄化。北京恼羞成怒，主要是因为间谍气球被击落后，中共的间谍手段被美国掌握吗？这个超级庞大的间谍气球之横截面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其下方的悬挂吊篮则相当于两、三辆校车的体积（12-18英尺宽）。然而，这个吊篮中的间谍设备被打捞出来以后，其中的情报价值未必关系到中共间谍活动的核心机密；也就是说，从情报技术的层面去评估，中共的损失并不见得很大。 那为什么中共间谍活动的尾巴被抓住以后，会如此恼羞成怒？笔者认为，北京的先恭后倨，不只是出于上述三重敌意而作出的常规反应，还与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遭到阻碍有关。 北京一开始希望美国放行这个间谍气球，所以态度比较低调，但绝不承认气球的功能是军事间谍活动。因为，这个间谍气球其实就是实施对美“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的算盘可能是，这个气球被发现，是早晚的事，如果美国放行，北京就为它今后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画出了一条底线，即凡属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军方不应做出反应。 等到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以后，中共恼火的不只是设备吊篮被打捞；更关键的是，这个击落行动意味着，美国会对中共策划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采取不容忍政策。只要美国坚持这样的立场，中共谋划中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就可能破局。换言之，北京好不容易琢磨出一套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对这种“蚕食”模式可能很快削弱美国极其盟友的防卫，抱有很大的期望，这次却在一个间谍气球事件中遭到破解。 这才是中国外交部不合常理地抗议不休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国军方试图与中国军方高层通电话遭拒的背景。美中关系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了，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在美国这一方，而是中共已经把它庞大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列为了对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间谍气球事件，会不会成为美国决策层深入审视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之契机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高层人事决策历来神秘无比，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如此。不过从新华社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次日公开发表的专题报道文章中，还是不经意地透露出了一些有些参考价值的内容。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张庆伟为何输给了自己的老部下马兴瑞和袁家军？》中介绍了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六大即开始连任了五届中央委员的张庆伟被从央企外放到地方是从二零一一年开始的，先是担任了五年半时间的河北省长，然后是赶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被升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成为当时中共政坛上最年轻的地方省级一把手。在黑龙江经营了四年半时间，又赶在二十大召开的前一年被平级调任湖南省委书记。这一段经历，说明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是在对他进行重点培养的。不过，张庆伟被宣布从黑龙江省委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具体时间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两个月后的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马兴瑞就被宣布接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的新疆区委书记职务，等于是提前“入局”。用当时一家中共大外宣的评论文章的话说，无论一年后才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会产生多少“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已经笃定成为其中的第一人。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中共新华社即刊发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文中按时间顺利纪录说：“从2022年年初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认真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这里所说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中是否包括张庆伟，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记述说：“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 也就是说，在围绕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酝酿工作“开始的前三个月，马兴瑞事实上即已经被宣布是”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当然人选了。 如上新华社刊发的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记述说：“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参照往届做法，中央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 “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推荐范围、年龄杠杠和结构要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由此可见，虽然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里除了习近平而外，还有张又侠和王毅是“超龄服役”，但总体上还是有所谓“年龄杠杠”的，也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这个“七上八下”的“年龄杠杠”同时也适用于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所有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在去年二十大召开时年已满六十八岁的，一律不再进中委，当然也不会在今年三月即将召开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连任或改任某项副国级的具体职务了。 这个“七上八下”在被运用到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否连任的酝酿过程中，也被形容为“七留八不留”。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被“七留”的典型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蔡奇。被“八不留”的代表人物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尤权和韩正。 当然，一九五五年及之后出生者从“年龄杠杠”角度有资格“留”并不等于必须留。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说：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谈话调研中，许多谈话对象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在此前提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符合年龄”但却未被“继续提名”连任者，共有四人，他们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暂时仍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和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以及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自治区委书记陈全国。 如上四人中，李克强和汪洋在现有职务上都没有“退居二线”的余地，所以除非他们二人在二十大上被安排连任政治局常委，并在此基础上一个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个改任国务院总理，否则就只能“一退到底”。如果安排他们两人如同当年的华国锋一样，在二十大上只连任中央委员，反而是一种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一种羞辱性的安排。 而胡春华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在二十大上连个中央委员都没有继任，那前提必须是受到了党内处分。而安排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转任表面上“同级”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好，都不是一种处分，而是所谓“工作需要”。所以他自然会被安排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 如此说来，陈全国为什么未能如他在新疆自治区委书记位置上的前任张春贤一样，虽然不能连任政治局委员，但仍然还能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改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哪怕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委实成谜。 中共二十大后，外界舆论只顾为胡春华鸣不平，是因为他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一个，比新产生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常委会里七个人的最年轻者还要年轻一岁。但与陈全国同龄的蔡奇在二十大上不但晋升一级，而且还被同时内定了接替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肯定会令陈全国敢怒不敢言。 众所周知，陈全国曾经是习近平对新疆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一线总指挥官，长期坚守所谓“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并为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绝对是功不可没。笔者曾经读到过墙内的一篇爱国贼文章居然把陈全国称之为“铁血保护新疆汉人的千古功臣”。 而相比于陈全国的“铁血治疆”，即使站在维护习近平政权的角度，他蔡奇是何德何能？担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五年里，治理北京的突出“政绩”只有一个清理低端人口，真的是乏善可陈。 而如果说五年多前的张春贤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此前的“柔性治疆”政策被习近平否定，那作为张春贤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继任者陈全国铁血治疆之后的政治下场怎么还不如张春贤呢？ 二零二一年年底，陈全国奉旨交出新疆区委书记职务后即进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这次会上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是 “今明两年正值换届，领导同志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换届纪律”；“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中央政治局成员要“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那么这“主动表示退下来”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具体指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李克强的总理职务已经连任两届，依”法“不能连任，所以他的”退下来“并不是什么”主动“而是被动。汪洋和王沪宁同庚，两人之间的全国政协主席职务的交接不能被形容成”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至于胡春华，本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者，把他排除之后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候选人，也只有张国清较他年轻一岁。所以胡春华的”出局“显然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所致。那还有谁呢？韩正？但是韩正本来就是已经不符合“年龄杠杠”的，“退下来”是现所当然，也无所谓高风亮节。就如同五年多前在十九大上“退下来”的王歧山一样。更何况他韩正在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的同时，即已经被内定成为王歧山的国家副主席接班人。已经公布出来的消息是，韩正被安排在山东缺席“当选”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退位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个成为未来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者，毫无疑问是复制了五年前的“王歧山模式”。 在中共二十届政治局产生之后至韩正被宣布“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的山东省代表之前，外界关于王岐山的国家副主席继任人选有多种猜测，但主要是集中在栗战书身上。至于很少有人猜汪洋，是因为外界大都认为汪洋和李克强一样，都是习近平欲除之而后快的“团派”代表人物 。其实是这些胡猜乱测的评论人都没有搞明白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的所谓“正国级”领导人中，也还是有级别之分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是“正国级”领导人中的“正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无论是那个相当于“副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一把手，还是中纪委书记和那个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都比前四名“正职”低半格。 在此前提下，国家副主席无论相对于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相对于国务院总理及全国政协主席，都是副职。最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中的那个常务副总理。由此说来，虽然栗战书确实曾经在习近平的所谓政治亲信中可以名列“首席”，但无论是安排他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人大委员职务之后，还是安排汪洋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政协主席职务之后改任国家副主席，都等于是降级安排，实际意义没有，侮辱性极强。 综上所述，在酝酿谁将是王岐山之后的下一届国家副主席问题时，习近平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恢复王歧山之前的那种安排，由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副主席，那么这个国家副主席就只是副国级。二是把王歧山模式固定下来。那么在退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有韩正一人可选。 众所周知，自王歧山从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退下出任了一届国家副主席之后，其表面上的地位就一直是排名老八。七个政治局常委之后，其他所有副国级领导人之前。但外界评论在近一两年里经常炒作一些王歧山在习近平那里失势的“内部消息”。不过我们前面引述的新华社《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内容证明了在党内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国家副主席王歧山的实际政治地位的特殊。文中说：“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 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习近平本人是二十四人，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委员是五人，相加起来是二十九人。再加一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正好三十人。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除了与王歧山面议或者说是密谋，也还以面谈的形式分别告之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和陈全国，要求他们“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 “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文章的内容中毫不避讳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定于一尊。文章说：“综合各方面意见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原则和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进行了认真沟通、反复酝酿。形成初步方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 至于习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提出的这个“组成方案”的依据，虽然经过了一个所谓“酝酿”和“推荐”的过程，但新华社如上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习近平的要求，即“党的领导和民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偏废，决不能简单以票取人”。 言下之意，无论是胡春华这样的“出局”者，还是蔡奇等被“继续提名”者，或者是马兴瑞等被“新提名”者，说到底都不是因为他们在党内人望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喜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杨恒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关时被从北京来的中国国安人员带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摧残，但他的内心依旧刚强。几天前他从狱中向仍然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传话：四年是漫长的时间，我来到这里受苦受难，但我没有被征服；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我对我入狱前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依然充满信心；我绝不放弃我与朋友们共享的价值观，我期待早日重获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报世人对我的关爱。 四年之前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固然是为了报复2018年澳大利亚制定实际上针对中共的反渗透法案以及抵制华为的5G基建项目，就像抓捕康明凯、思巴夫以报复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一样。但是，中共安全机关当年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至于“间谍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对杨恒均进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诸多重大事件周年纪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当局担心出现“灰犀牛”和“黑天鹅”，担心民间借机发动“颜色革命”，风声鹤唳、如临大敌，2018年下半年就启动了对异议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肃。被整肃的维权律师有余文生、隋牧青、文东海、谢燕益、李和平、王宇、张凯、刘晓原、常玮平、何伟、玉品健、刘正清、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包括秦永敏、黄琦、王怡、蒋蓉、刘飞跃、甄江华、孙林、董瑶琼、朱承志、戈觉平、吴其和、李英强、覃德富、沈梦雨、岳昕、杨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肃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公民社会的民间意见领袖几乎被安全部门“斩尽杀绝”， 以至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无法在中国大陆引发任何引人注目的呼应。 杨恒均是因为读者众多、在网络世界广有影响力而成为中共当局打击的目标。他2009年在我门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没有选择进入职场谋求生计，而是学业有成、踌躇满志地以职业写手的身份献身于思想启蒙的事业，特别是坚韧不拔地坚持在“墙内”写作以拥有更多天然读者。杨恒均有厚实的自由主义思想信仰和理论修养，但他在写作中力避书卷气。他善于用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生动诙谐的文笔指评时政，切实有效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因而也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中共当局认为杨恒均有发动革命的能量，2011年为防范“茉莉花革命”就曾经将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间杨恒均的读者群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自发组成以“羊【杨】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备了全国性影响力，中共当局2019年为防范“颜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尽管他迫于压力于2017年就已远走美国、淡出江湖。 其实，杨恒均只是一位积极议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力图克尽言责的书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传人。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于道”。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带着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一种士大夫精神，奔走呼号、激浊扬清，致力于创建和维护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像杨恒均那样优秀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带着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勇气，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落实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而尽心竭力。 四年过去了，当今时过境迁。中共当今有改善中外关系以为经济纾困、息事宁人以化解社会危机的双重压力，释放杨恒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于松开“专政的铁拳”以实现与公民社会的和解，显然是很有魅力的选项。不过，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共领导层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 （全文转自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