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美女如雲
2026 年 8 月 8 日
網上流行一道看似很簡單的選擇題：葉問一九五零年來到香港為了——A.逃避日本侵華；B.逃避中國共產黨。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給出B這個正確答案。 葉問因為躲避共產黨來香港 但是，因扮演葉問而鹹魚翻身、儼然是葉問「轉世靈童」的甄子丹的答案，一定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樣。他不會選擇B，只會毫不猶豫地選擇A。在甄子丹出演的葉問系列中，十有八九都是葉問大師痛打日本鬼子的情節，這才是這個系列電影近二十年來在香港和中國本土大紅大紫的秘訣——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再無吸引力之際，反日（反西方）的漢民族主義和大中華中心主義，成為中共「大內宣」的核心意識形態。於是，葉問系列應運而生，利用民眾廉價的愛國心，賺到金山銀山。甄子丹也從一名三線的落寞武打演員青雲直上，成為炙手可熱的「國際巨星」，更成為香港演藝界屈指可數的「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他有沒有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外人不敢妄言，但作為與習近平握過手的「民族英雄」，他一定會將共產黨殘民以逞的罪惡統統推到日本人身上，儘管日本人早已離開中國。 甄子丹的身份認同曾幾度轉變：早年他父母帶他從廣州移居香港，然後又移民美國。青少年時代，父母送這個青春逆反的孩子到北京學習武術。之後，甄子丹又到香港發展演藝事業。再後來，他為了在中國發大財，「毅然」放棄美國國籍，這才成了成龍的接班人，有了與吳京不分上下的「戰狼」之名，乃至得到習近平的接見。網上流傳的那張照片，甄子丹雙手握住習近平的一隻手，受寵若驚、低眉順眼，哪裡有半點江湖豪俠的仙風道骨？習近平的另外一隻手，伸出一根手指，指著甄子丹，好像在問他：「你這個大英雄，能跟我一樣，挑兩百斤擔子，走幾十里山路不換肩嗎？」 喬峰在兩個祖國之間拔劍四顧心茫然 甄子丹的身份轉化，倒是跟他最近扮演的金庸小說人物喬峰很相似——喬峰本是契丹人，被漢人收養長大，為了保衛宋國，而與契丹對抗。但當其契丹身份曝光後，宋國的愛國者們個個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喬峰在兩個祖國之間拔劍四顧心茫然，發出「我是誰」這個大哉問。甄子丹有過身為美國人的履歷，在小粉紅心目中形同叛國，雖浪子回頭，反向「潤」回中國，但那段「黑歷史」卻無法被徹底洗掉。於是，他不惜拉來整個香港為之墊背，用一種激烈的方式來換取一張如丹書鐵券般的投名狀：二月底，他接受英文媒體訪問，稱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暴動」，而不是抗議，更稱對自己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中國的高速公路、建築與生活方式帶來的便利性是不少國家無法相比的」，更點名《BBC》、《CNN》都不曾報導中國的這些優勢。隨後，他又說不想要「政治化」，「很多人可能不喜歡我說的話，但我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說的」。 甄子丹這樣說，是求惡得惡、得償所願，亦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他既不是葉問，更不是喬峰，他只是向早年扮演過的一個角色——徐克《新龍門客棧》中的東廠曹公公——光榮回歸。就連徐克都「一直低到塵埃里去」（卻無法像張愛玲所說的那樣「從塵埃里開出花來」，而只能拍出《長津湖》那樣的垃圾電影），正當盛年的甄子丹豈能拒絕「欲練神功，揮刀自宮」的誘惑呢？我看的第一部甄子丹出演的電影就是《新龍門客棧》，對電影中陰狠毒辣的曹公公印象深刻，甄子丹真將曹公公演活了。而此後他扮演的若干正人君子，我都覺得矯揉造作，如紙糊傀儡般不堪入目。多年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監本色」，正如《紅樓夢》所云「假作真（甄）時真（甄）亦假」。 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監本色」 甄子丹的這番言論掀起軒然大波。到中國發財是個人選擇，但「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君王唱讚歌」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線。曾因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控暴動但最終脫罪的湯偉雄，發起呼籲奧斯卡主辦方「取消邀請支持打壓人權的甄子丹擔任奧斯卡頒獎嘉賓」的聯署活動，短短几天內，有數萬港人和其他族群人士簽名，可見甄子丹觸犯了眾怒。這才是民心所向。不過，甄子丹不會知恥，更不會道歉，他反倒會以此作為鞏固其政協委員身份的證據——既然那麼多香港「皇民」和帝國主義者反對我，正說明我是「忠黨愛國」的大英雄。 聖經中說：「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乾。」如今，甄子丹如日中天，自可信口雌黃、逢君之惡，但他不要忘了「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的道理，納粹的國寶級演員海因里希·格奧爾格就是他的前車之鑒。 法國作家布希薩在《希特勒的賓客簙》一書中，考察了在希特勒生日宴會的登記簿上簽名的貴賓的名字及幕後故事。在這本精美名冊上簽名的，大多數是各國外交官，也有少部分是德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經常將名字簽署在最上方，字體最大、最有力，「下筆的力道讓墨水四溢，幾乎穿透昂貴的高磅厚紙，透至背面」的，正是當時在德國最家喻戶曉的演員格奧爾格。他身材魁梧，臉孔寬大，肩膀厚實，奔放的笑聲充滿「感染力」。一九三三年，三十九歲的格奧爾格在戈培爾策劃的電影《希特勒青年團的魁克斯》中擔綱演出，大獲成功。此後，他參演德國歷史上預算最高的電影《猶太人蘇斯》，該片擁有兩千萬人次的票房，就連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都有超過一百萬觀眾自己買票觀賞這部納粹宣傳片。黨衛隊負責人希姆萊簽署命令，要求所有成員和集中營警衛都必須觀看這部電影。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這部電影大獲成功，真是天才之作，是一部實現我們所有期待的反猶太電影。我太高興了。」格奧爾格被任命為柏林席勒劇院總監，在演藝界擁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如同甄子丹被習近平親自接見，格奧爾格也多次被希特勒親自接見。起初，他們以之為榮，殊不知，此類新聞照片很快成為他們恥辱的標誌。 甄子丹是漢娜·鄂蘭「惡之平庸」的典型代表 納粹政權崩潰之後，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內務委員會的特工將格奧爾格從家中帶走，當時他故作鎮靜地對妻子說：「他們很快就會送我回來了。」在審訊中，他不承認自己有罪，他說自己「從不涉足政治」——跟甄子丹的表態一模一樣。他說自己不是納粹，他並不痛恨猶太人，或者說，他並沒有比其他德國人更討厭猶太人。「對我而言，德國和希特勒是一體的，是同一件事。當時我以為為希特勒而戰，就是為德國而戰。……要是我真的犯了罪，當時我也不知道這麼做有罪。」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一切都會好轉的。我沒有做任何壞事，我只是盲目地愛我的國家。我得為此付出代價，但懲罰終有結束的一天。」 格奧爾格被送往柏林郊區的一所監獄。為了避免自己垮掉，他在獄中開辦了小劇場，訓練囚犯們演出。他的演出贏得數百名囚犯的掌聲，他似乎又回到輝煌的舞台上，他恍然覺得希特勒和戈培爾就坐在下面觀看他的精彩演出。 然而，蘇聯人對這些囚犯毫無仁慈之心。囚犯們食物粗糲，只能喝被污染的髒水。一向養尊處優、錦衣玉食的格奧爾格度日如年。半年後，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已掉了四十一公斤，但我終將撐到出獄的那一天。」出獄的那一天永遠沒有到來。蘇聯內務委員會將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打造成「第七號特別營」，格奧爾格被移送到那裡。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格奧爾格正式被宣布死亡，終年五十二歲，他因急性闌尾炎動手術，在手術中死去。 甄子丹、格奧爾格與艾希曼一樣，都是漢娜·鄂蘭所說的「惡之平庸」的典型代表。鄂蘭觀察到，艾希曼的語言能力低落，甚至已經算是輕微的失語症，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認：「我只會說官話。」官話成為他的語言，因為沒有這套陳詞濫調，他真的一句話都不會說了。他不是刻意撒謊，而是無法從他人的角度思考，被一道堅不可摧的牆包圍，將語言與他人的存在隔離在外，因此，也無法感知現實。 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審判」。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的「兩會」－（全國）政協與人大，實際上只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花瓶和走場機構，因為「政協」既不協商，人大也不代表人民。要看中國未來的走向，不只是看「兩會」，而是看習近平想什麼？要做什麼？也就是習近平的野心與圖謀。換言之，從20大「二中全會」到正在召開的「兩會」，就是在實現習近平的「兩個圖謀」，一是建立「超級版的獨裁體制」，二是建立平戰合一的「戰爭體制」。 一，「中國黨衛軍」的建立 正在召開的人大預計將審議20屆「二中全會」提出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這項方案決定將原屬國務院系統的公安、國安系統(其業務包括移民、戶籍、交通、民政、反恐、反間諜等等)，收歸於黨中央新設的「中央內務委員會」。實際上，這項議案，不僅不是以「任務授權、職能分工」為方法的現代化的機構改革，也不是以「裁汰冗員、精簡組織、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而是要建立一個「超級版獨裁體制」。一方面「以機構改革之名行權力集中之實」，以利於對內進行滴水不漏的社會控制，一方面則是「以權力集中之實行戰爭體制的部署」，以利於對外作戰的準備與動員。所以，中共所謂「機構改革」，不是在「改革機構」，而是要建立「中國黨衛軍」，執行「中國KGB」的任務，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平戰合一」的備戰動員體制。 實際上，習近平的野心與圖謀還不只是這項機構改革。自20大提出「完善國防動員體制」之後，目前各省市紛紛掛牌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例如「北京市國防動員辦公室」、「上海市國防動員辦公室」等等。宣稱是要「加強國防動員和後備力量建設」。實際上，這些辦公室都是「地方軍管單位」，負責基層募兵和民防動員，將民用資產轉化為軍事能力，是一種戰爭體制的基礎建設和超前部署。 這個「國防動員辦公室」，實際上非常重要。一般人看待戰爭的可能性往往以「軍事演習」來看，但實際上「後勤動員」才是準備發動戰爭的指標。以武統台灣為例，不只是中央軍委和中央「國家全國動員委員會」要進行「軍隊動員」，還要包括「地方人力與資源的動員」，包括「運輸工具的動員」(漁船、商船、航空器)、「民用資產的動員」(例如網路資源、民用雷達、民用場地、民用無人機)、「預備役和民兵部隊的動員」，可能還需要「媒體動員」、「金融動員」、「糧食動員」、「醫療傷損動員」等等。換言之，從中央到地方的「總動員」，就是為了打仗。 其次，全國人大常委會2月24日閃電通過「軍隊戰時實施國家刑事訴訟法」，這項法案賦予軍隊在戰爭時期，可以代替法院啟動刑事訴訟活動，可以「變身」成為司法機關，執行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辯護、代理、強制、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等規定。這就是「軍權凌駕法權」，「軍區指揮官」取代「司法檢察官」，也就是平時以「軍事維穩」代替「社會維穩」，戰時則用來對敵國人民進行軍事壓制。 戰爭體制的準備：軍事預算有增無減 依據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2023年中共軍費預算編列達到人民幣1兆5537億元(約新台幣6.86兆元)，年增7.2%，是近4年來增幅最高的水平，大約佔GDP比重1.7%到1.8%之間。 然而，這個數字是「預算編列」上的數字而不是「實際支出」的數字，中共整體「國防預算」項目包括了國防費，國防科研費、民兵事業費與國防基建費，上述費用有的由地方預算支出，有的隱藏在國務院所屬的能源、機械電子、航空航天、教育等部會的預算中。換言之，中共的軍事預算向來採取「隱藏式分散編列」，實際的國防預算支出應是編列數字的3倍至5倍。 「高軍事預算」，目的何在？ 對於中共軍事預算，全國人大發言人王超指出，軍事預算是為了應對「複雜安全挑戰」的需要。試問，什麼叫「複雜安全挑戰」？實際上，中國沒有來自外國的安全挑戰，如果把中國的周邊國家「順時針」數一圈，從韓國、日本、台灣、紐澳、菲律賓、越南到印度，有哪個國家對中國產生軍事威脅？只有中國不斷對周邊國家進行軍事威脅。 王超又說，「中國國防預算的增長是合理的、比較適度的」、是「低於世界軍費水平」，這是睜眼說瞎話！中共怎不提「世界排名」呢？怎不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軍事預算大國？怎不說中國是世界陸軍第一大國，並且準備將現有的350顆核彈頭增加到1500顆呢？怎不說中共正在進行「核擴軍」與「核競賽」呢？ 「中共」已經不存在，變成了「習共」 所有這些戰時體制的建立，只有一個目的：對外作戰，而且是多國作戰。換言之，兩會之後，中共將建立一種新的「舉國體制」，就是「舉國戰爭體制」。所謂「舉國戰爭體制」就是「習近平體制」。從此以後，「中共」已經不存在，變成了「習共」，「中國」不再是「中國」，而是「維尼國」，作為有別於資本主義制度之生活方式的「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習近平主義」。什麼叫「習近平主義」，就是「一顆腦袋決定14億顆腦袋」！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滿周年。普京自以為是的速決戰變成持久戰、拉鋸戰、泥潭戰。如今，西方最關切的就是，中共是否援助俄羅斯？當然，外界知道，中共已經在援助俄羅斯。但美國和西方的真正關切卻是：中共是否會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如果那樣，戰爭的格局可能發生重大改變，甚至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北京的心思，卻頗為複雜。說到北京的心思，就是中南海的心思，準確而言，就是習近平個人的心思。這種複雜心思，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相信俄羅斯能夠速戰速決，而烏克蘭會迅速被吞併。第二階段，不希望俄羅斯失敗，更不希望普京失敗。第三階段，開始對俄羅斯戰敗有所思想準備，不再一廂情願地幻想勝利。 對應第一個階段，習近平想當然的邏輯是：俄羅斯是排名第二的軍事大國，攻佔和并吞不具軍事實力的烏克蘭，應該不費吹灰之力。而習近平的指望是：若俄羅斯拿下烏克蘭，就為中共拿下台灣創造了先例、鋪平了道路。驗證習近平的這種判斷，單從一件事就可見證：戰爭之初，北京完全沒有通知旅居烏克蘭的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和留學生撤離。以為他們只需要揮舞五星紅旗、原地靜候俄羅斯大兵的入城式，不僅平安無事，而且可與俄國共享光榮。而在普京打響侵略戰爭前，習近平更許諾中俄合作上不封頂，默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對應第二個階段。見識烏克蘭堅強抵抗、俄羅斯陷入戰爭泥潭之後，習近平心下肯定大吃一驚。隨著戰事的拉長，習近平開始感覺事態不妙。於是，有了「底線思維」：不希望俄羅斯失敗，更不希望普京失敗。北京的邏輯是：俄羅斯的失敗或預示共產中國的失敗，更要命的是，普京的失敗則預示習近平的失敗，兩人都有意追求長期執政和終身執政，視權力如命根子。反映到習政權的行為，就是，暗中援助俄羅斯，甚至思謀更大規模地援助，即致命武器的援助。美國及時公布情報以阻止。美國情報顯示：習近平打算大規模增援俄國，包括提供無人機和大量彈藥。 對應第三個階段。中共自然資源部忽然修改地圖。在該部發布的新版俄羅斯地圖上，有八個地區的俄羅斯地名的中文譯名下，忽然以括弧形式標註中方舊稱。包括海參崴、海蘭泡、庫頁島、伯力等。此時，習近平們的思路是：一旦俄羅斯戰敗，極可能面臨解體，各國考慮本國利益，極可能（在地緣政治上或地理上）「瓜分」俄國，比如，日本就可乘勢奪回它當年遭蘇聯強佔的北方四島。 而此時，作為大國，習近平們或認為，中共不應該袖手旁觀，以哪種形式參與瓜分呢？中南海終於想起來：大清國被俄羅斯奪走最多土地。於是，北京立即幹了這麼一件事：由自然資源部發布新版俄羅斯地圖，到時候，或可兌現「老祖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少」的習語錄。 於是，極可能地，一個離奇的念頭開始佔據習近平的頭腦，希望烏克蘭戰爭拖得越久越好。持久戰對中共有利。可能拖垮俄羅斯，但他更盼望拖垮美國（儘管毫無可能），最後，只剩中國是世界唯一超強，成為世界的主宰。這條思路，仿如當年的毛澤東，急盼國軍與日軍決戰、消耗，進而為共軍下山摘桃子贏得機會，如何達到這一目標？既不停止向俄羅斯提供援助和相當的武器，但也不大規模提供致命武器。對俄羅斯假裝盟友，對西方假裝中立，對其他國家則假裝老好人，假裝扮演調停者角色。讓俄烏戰爭拖下去，習近平還可勒索美國緩和美中關係，因為，俄羅斯成了他手上的一張牌。 在習近平複雜心思的另一面，也不能忽視他性格中的頑固、僥倖和極端意識形態基因，那就是，不顧黨內和國內反對，對俄羅斯單方面下賭注，就像當年的毛澤東（一邊倒地倒向蘇聯，走上瘋狂的反美之路，以至於在朝鮮半島與美軍正面廝殺），一邊倒地倒向俄羅斯和普京，不惜與美國攤牌、決鬥。而歷經二十大成功奪權之後的習近平，已經取得如毛澤東那樣的權勢，大權在握，權勢熏天，可以單獨拍板與任何一國、包括與美國開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李克強在與國務院各部的幹部告別演講的視頻流傳網路。他的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相當震撼。是什麼讓李克強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來呢？他這個人是什麼人，是習近平嗎？中國有句俗話叫做「頭頂三尺有神靈」，來警示人們做事，不可太壞太惡，否則要受到神的詛咒、懲罰。 李克強是中共歷史上最弱的一位總理，他的總理權利被習近平以各類小組組長的名義所代替，總理一職幾乎被架空。就是疫情暴發臨危受命的抗疫小組組長，不久也被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所架空。十年來李克強可以說無所作為了十年，窩囊了十年，隱忍了十年，臨別之時終於爆出，「人在做，天在看」。 李克強本是安排為總書記的，結果臨陣被江、曾托出的習近平所替代。當然以李克強從政以來的表現，即使成為一把手，也好不到哪裡去，最多就是江、胡的樣子，不可能讓中國走向文明政治。作為出道比習早得多的總理，他本是有資格可以與習近平抗衡的，但他沒這樣的勇氣，以其私利與膽小讓習近平的淫威得寸進尺，終成現在這個樣子。我們雖然不能說他與習近平同流合污，但中國弄到今天這個地步，是他向獨裁者讓步分不開的。其明哲保身我們僅從胡錦濤在二十大上被習近平拉出去，而不敢為他一言，可見其冷血。胡畢竟是有恩於李克強的，他曾是胡推出的接班人。二十大前有人炒作「習下李上」，看看李這樣一個窩囊相，怎麼可能，他不讓習拖出去，有個善終已屬萬幸。 李克強作為總理沒有作為，黯然離開政壇，那麼下一屆總理他的同姓李強能比他強嗎？當然不可能。李強不過是一個地方小官，靠習近平提拔出來的跟班，知識面與眼見都超不出一個縣級幹部。雖然他是習的親信，但習同樣不會給他比李克強更多的權力，只會少不會多。時下國務院機構改革，已知將公安、國安最重要最有權力的系統直屬黨中央可見一斑。總理一職在李克強手裡是「喪權辱國」，到了李強手裡是「有名無實」，實際上李強這個總理不過是一個給習近平辦理政務沒有決策權的負責人，是徒有虛名的總理。 我們常常把習近平比作朱元璋，明朝是一個不設宰相的政權。宰相一職被朱元璋所廢，皇帝集大權於一身，由皇帝直接統率六部。習近平雖然沒有廢除總理一職，但剝奪了總理的權力，比毛還厲害。毛澤東雖然一言九鼎，但實際政務還是讓周恩來去處理。江、胡兩屆處在改革之中，主張黨政分開，總理的職位得到加強，江放手朱，胡放手溫。到了習手裡則是強調黨政合一。最終走到李克強的喪權辱國，李強的有職無權。 時下有人炒作李強反對習近平的清零，主導放開。把李強打造成一個有主見，敢於與習近平力爭這樣一個人物。這個炒作與「習下李上」同出一轍。看看李強主政上海，清零期間把作為中國文明的天花板的上海搞得個鬼樣，就可見李強怎麼可能反對清零，要求放開呢。李強除出對習忠誠，一無是處，也無尺寸之功，這樣的炒作無非是要抬高李強而已。而抬高李強的目的不是貶習，而是抬高習近平。把習近平塑造成一個聽得進規勸，進諫的人。因此這個炒作很可能就是出自習近平本人。習治國搞經濟是個蠢貨，玩政治權術恐怕連毛都要佩服。 習近平學習朱元璋，廢宰相，大權獨攬，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大家都知道他的去處是煤山，吊在那棵歪脖子樹上。這也許是李克強的「人在做，天在看」吧。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幾十年前剛建國的時候，還有點像是真的。很快就不是真的了。現在不但中國人說那都是橡皮圖章，國際社會也一致了解那是個橡皮圖章。那麼橡皮圖章開會有什麼可以入眼的東西，值得我們去關注呢？還是有的，因為在扣橡皮圖章之前就私下裡攢好的東西，還是要到會議中來扣這個橡皮圖章，向外界公布一下。我們大家才能藉此機會知道，陰謀是怎樣煉成的。 事先就被香港媒體曝光，但也可能是中共借媒體放風，說是機構有重大改革。這次的改革不是簡政放權，而是進一步集中權力。新成立的一個內政部，把分管在公安，司法等多個機構的執法權，收歸到習近平身邊。這樣就方便所謂的統一指揮，大權獨攬。至少他習近平認為這是中共的優勢。 中共的司法不公和腐敗已經非常嚴重了。你就是看電影電視也能知道這個不公和腐敗的原因。主要就是官官相護，缺乏監督。因為沒有了監督和制約，所以大家可以放膽地腐敗，放膽地不公。無法無天已經創造了古今中外的最高水平。老百姓上訪已經不僅上訪到北京，而且都訪到了美國。可是對中共的無法無天也是隔靴搔癢，無能為力。 為什麼呢?主要原因很清楚，就是官官相護沒有監督，權力都集中在一幫人的手裡，必然會腐敗和不公。這是古今中外都清楚的原因。習近平想進一步集中權力，結果只能是腐敗和司法不公進一步深化，老百姓的苦難進一步加深。而且政權也進一步因為不得人心而走向瓦解。那麼習近平為什麼還要自挖牆角，自廢武功呢？從習近平的角度看，他是不想放棄一黨專政。從各級附和他的貪官污吏看，是覺得監督和制約礙手礙腳。進一步集中權力，他們搞腐敗和欺壓老百姓就更方便了。 習近平和貪官污吏們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嗎？歷史告訴我們，至少在中國，不可能達到目的。那隻能是惡性循環，越來越糟糕，直至滅亡。古代的盛世，都是對官僚階層限制最多的時候，老百姓因此能過上幾天稍微好一點兒的日子。官僚階層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少，和政權失去民意支持同步發展，結果就是政權的崩潰。統治者們也死無葬身之地。 那為什幺小習還是要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呢？前一陣親自擔任了軍隊的總指揮，現在又要親自掌握刀把子，集中情治單位的權力。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已經不能得心應手依靠官僚機構運作政府。換句話說就是官僚機構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地步。所以才要「親自」云云。 剛結束的清零政策，就說明了小習這個著名的爛尾大師，確實無法控制局面了。十年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團糟，還不願意放手，還要繼續當無冕的皇帝。於是只好像古代的暴君一樣，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事必躬親。面對一大幫不聽話的官僚，面對人民的離心離德，一個人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就能改變一切嗎？開玩笑。只能是和古代暴君一樣，越來越糟糕。反而是一個人的愚蠢足夠搞亂天下，讓所有人都陷入災難之中。 人民代表大會畢竟在理論上是有權力改變這一切的。只不過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形成了屈從於暴君的習慣，實際上變成了橡皮圖章。如果人們像當年的蘇聯和台灣那樣，發揮代表大會的法律作用，立法改變一人獨裁的局面，就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真正走向共和。不過中共早已經更無一人是男兒，大家不抱太大的希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杜琪峰：支持電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導演杜琪峰被記者問及電影的重要性、歷久不衰的原因時，回答說：「我覺得電影永遠站在前線，每當極權擴張、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電影通常都是首當其衝，在好多地方都是這樣，一定想先中斷你的文化。」他接著鼓起勇氣說出「我覺得香港……」，但又立馬用英文說出「No Sorry」，最後幾乎哽咽著說：「全球所有爭取自由的國家與人民一定要支持電影，因為電影是為你而發聲的。」 獨裁者要摧毀一個國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毀它的自由，而摧毀它的自由，必摧毀它的電影、文學、音樂等文化。杜琪峰的這番話，讓人想起倪匡在小說《追龍》中的一段預言：「東方的一個大城市會徹底毀滅，那是『氣數』，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我是看香港電影長大的，香港電影是我的文學和審美的啟蒙。所以，我特別能對杜琪峰的這番話有共鳴。 杜琪峰欲語還休，真情流露，香港人過去幾年的一切磨難、羞辱和奴役，盡在不言中。他知道說這番話會有怎樣的後果，還是義無反顧地說出來，儘管中間略加掩飾，卻更有「欲蓋彌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論被中國網民抨擊，微博帳號內容被清空，網頁僅顯示「該帳號因被投訴違反《微博社區公約》的相關規定，現已無法查看」。中國有媒體報道，杜琪峰「發布了一些不正當言論，導致賬號被封」，「杜琪峰的個人賬號已經被炸了，與此同時，和杜琪峰有關的九部電影恐受其牽連」。總之，一句話帶來的損失以數億計。 杜琪峰在現實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攝的電影《黑社會：以和為貴》。古天樂扮演的吉米在中國賄賂一幫大小貪官污吏，經營盜版色情光碟生意，賺錢如印鈔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殺殺，不願競選社團「和聯勝」的「話事人」。但廣東省公安廳石副廳長看中了他，逼他選「話事人」。石副廳長說，「黑社會也有愛國」，這句話不是空穴來風，是當年公安部長陶駟駒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石副廳長又說，我們不是不相信選舉，只是擔心選出一個喜歡搗亂的人，不利於社會穩定，你永遠做龍頭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發大財。吉米聽得頭皮發麻。原來，心狠手辣、殺人之後絞成肉泥喂狗吃的香港黑社會大佬，在共產黨這個更大的黑社會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愛國、你聽話，中共才會允許你到中國做生意，這不僅是香港黑社會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縱，憤怒地向石副廳長飽以老拳。當年電影節開幕首映時，觀眾席中大部份是行內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評人指出：「這一拳，代表了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壓抑，另一條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陸市場，沒法上映便算了，那塊肥豬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灣歌手陳升的話來說就是：「是我把中國市場封殺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灣市場做出來，我不缺錢，你們就拿我沒轍了，台灣內需就夠了！為了要進軍中國而寫道歉書，這樣我還能呼吸嗎？我為什麼看你們的臉色？」 自由與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時年三十九歲的律師派崔克·亨利在維吉尼亞里士滿的聖約翰教堂發表了一場激動人心的演講。他指出，這是「這個國家所面臨的最可怕時刻」，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問題」：「難道生命如此珍貴，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鎖鏈和奴役作為代價換取嗎？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別人會選擇哪條道路；至於我，不自由，毋寧死！」 張藝謀的痞子美學，是「人礦」們吃上癮的精神地溝油 然而，大部分中國人信奉的人生哲學是「好死不如賴活」，即便淪為韭菜和人礦。他們痛罵說出真相的杜琪峰——在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說出真話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體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圍看到真相卻不敢說出來的大人們。他們覺得孩子的真話襯托出自己的偽善與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對孩子拳腳交加，將其打殺。這就是今天中國民眾對杜琪峰千夫所指的原因。他們一邊罵杜琪峰，一邊津津有味、身臨其境地觀看張藝謀執導的《滿江紅》。短短數日，《滿江紅》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一百三十億人民幣票房的高峰。 有人說，張藝謀的電影美學是法西斯美學，但若拿張藝謀與希特勒御用女導演萊尼·里芬斯坦爾相比，就知道張藝謀的作品連法西斯美學都算不上。學者趙越勝說過：「納粹以數量與體積之龐大來造就自己活動的舞台，恰是要利用這種能夠強暴感官的外在的壯麗輝煌，來造成臣民因內心恐懼而生的『崇高感』，讓他們在無法以自己的經驗把握眼前場面時，產生依賴與順從。從政治學的角度看，這種崇高是一種謊言，因它不擴展和豐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種壓迫、操縱的形式。以人造『崇高』來實現操縱，這是一切專制社會和暴君最擅長的手段。」在張藝謀的作品中，連「崇高」或「偽崇高」的特質都找不到，只有一種來自西北或東北的痞子美學，一種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濃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幾年前，作家王朔說張藝謀拍電影是搞裝修。張藝謀不懂藝術和美，卻懂得大眾心理學，知道什麼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與內容：一個人敲鼓太乏味，那就來一萬人；一朵菊花太單調，那就來一萬盆；觀眾喜歡看晚會電影，就拍晚會電影；觀眾喜歡土豪金，謀就拍土豪金；現在，觀眾喜歡罵奸臣，就拍罵奸臣電影。在這一點上，張藝謀深得希特勒和毛澤東真傳，他不會像魯迅那樣對民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永遠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 《滿江紅》的票房不都是偷來的，也不是中共宣傳部強迫民眾買票觀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實的，顯示經歷了習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後，大部分中國民眾，特別是有錢買昂貴的電影票的城市中產階級，並未真正覺醒。《滿江紅》成為一種中國民眾被迫接受無能者治國、抒發怨氣的合理化管道，故產生不少極端化的社會亂象：有觀眾在電影結束後慷慨激昂地背誦偽托岳飛所作的《滿江紅》，恨不得立即「壯志飢餐胡虜肉」（此刻的「胡虜」，可以是美國人、日本人，或台灣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電影之後，跑到一個景區，拿起鐵板狂砸秦檜跪像，並高喊「還我河山」。 奧地利學者賴希在《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中指出：「作為一個政治運動，法西斯主義不同於其他反動黨派的地方在於，它是由人民群眾產生和擁護的。」他發現，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權威，同時又喜歡造反。所有法西斯主義獨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動社會背景，這決不是偶然的。因此，廣泛而徹底地研究被壓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對於理解法西斯主義所依靠的力量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當中國人擠在電影院中觀看《滿江紅》時，民主自由遙不可及。《滿江紅》的走紅，為今天中國社會的法西斯本質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這大概就是這部電影唯一的價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全國兩會正舉行，候任總理李強即將走馬上任，展開他未來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時，路透社一篇有關「中國新二號人物如何加速習近平清零政策的結束」報道，是否會在所謂新「習李關係」上投下某種變數，引人聯想。 根據路透的報道，在去年11月中下旬疫情擴散習近平對清零搖擺不定的當口，李強頂住習要求重新放慢開放步伐的壓力，主導了疫情的突然放開，放棄了習的標誌性的動態清零。路透的報道是否要把李塑造成一個有主見，並不完全聽命於習的人物，不得而知，但從該報道引發的輿論反響看，似乎認為李是個敢抗命的角色。 對於李強在中國結束清零所起的作用，我早在1月10日的「聿文視界」專欄文就作出了預判——「中國放開疫情很可能由李強主導」，並詳析了原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那篇拙作。簡言之，站在李的角度，他是有動機早點引爆解封這顆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騰出更多時間處理經濟問題。中國人講究搶頭彩，今年是新政府的開局之年，未來五年順利與否，與今年有很大關係。如果今年經濟形勢一團糟，人們不會怪罪是因為習還在堅持清零不放鬆，而會把責任算在李頭上，指責以他為首的治理團隊治國無能。本來人們把李的上位，說成是他和習的特殊關係，開局之年即把經濟搞砸，只會印證他無能的固有看法。李對此百口莫辯，只能默默替習背黑鍋。而早放棄清零，比在兩會後再放棄，顯然有利經濟恢復，從而會有利他的政治行情。 習其實也有動機快點結束清零。當局去年11月初調整清零政策，意味著習原本想在20大之後，以一種穩步緩慢的方式結束清零。但疫情的反覆和擴散讓他猶疑不定。習做事既有武斷一面，也瞻前顧後，既要又要，猶猶豫豫。但不管怎樣，倘若今年的惡劣局面不能改觀，人們的日子過得還是緊巴巴，對李強為首的新政府的攻擊，當然也可以看作對他的攻擊，因為人們會說，正是他用人不當，選了這樣一個無能的治理班子。所以習肯定不願此種情況出現。但是他又不能親口宣布放棄清零，畢竟這是他過去三年的政治遺產，這個時候就需有人給他找台階，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過去所起作用，維護他的權威的前提下，要他放棄清零、放開疫情防控，李強就充當了這個角色。 李強的政治頭腦和政治眼光 由此看來，李還是有些政治頭腦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專欄文提到，李雖因忠誠得習賞識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把國務院交給他，而不是圈定其他親信，可能也不單單是他忠誠緣故。因為論結識習的時間之早，福建幫的多數都在李之前；論現在的君臣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王小洪等才是習真正的股肱之臣。但論職責之重，當然任何部門都比不上國務院。所以在習的親信隊伍中，李強必有過人之處被習相中，而把二把手的職位委任給他。那麼這個過人之處是李的經濟管理才能，還是在對習表忠的同時能夠排憂解難？或許未來五年會慢慢表現出。 不妨假設，候任總理不是李而是習的其他親信，他們是否敢頂住習的壓力力主放開？即便他們也知道晚放開對經濟恢復不利。我想一個可能恰恰相反的情形是，在看到或揣摩到習有繼續清零的想法後，為表現出所謂的忠誠而去護主，因為習在這種時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來支持他的。中共過去的歷史不乏其例，當領袖因政策失誤而陷於孤立、處在某種不利處境中，甚至連親信都不發聲表態，此時投機者會表現出力挺領袖的樣子，之後都會得到領袖的巨大回報，被擢升擔任要職。這樣一比較，李強似乎還有些節操，比李鴻忠之類強多了，沒有在習的壓力下唯唯諾諾。原本他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雖然不敢「抗命」，但也不主動攬事，畢竟到今年三月前，他只是「候任」，相對來說處於一種有利的旁觀者地位，如果真因習固執己見堅持清零壞了大局，要究責也到不了他，政治上就很安全。至於繼續清零對他接任總理後恢復經濟會很不利，屆時再說，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安渡過這段候任期。這應該是多數處於李這種「候任」身份的領導人通常會有的選擇。 但是李選擇了某種程度的「不聽話」，似乎同他這種在眾人眼裡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領袖的個人關係上位的領導人該有的形象不相稱。人們一般認為，領袖提拔親信擔任要職，是需要一個聽話的人執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也總是要表現出一副時刻維護領袖權威，賣力做事，不敢違背領袖意志，不能有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的應聲蟲樣子。尤其對習而言，他是個強勢領導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聰明之人，樣樣精通，事事正確，容不得別人有半點質疑和不同意見的，他做出的決策要不折不扣得到執行，就是錯也要錯到底，豈然半途而廢。何況在他的認知中，清零，保護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就沒錯。這種情況下，李敢對他說「不」，很自然地會讓人認為，習李關係或許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親密無間」，習莫不會懷疑起李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把他捧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選錯了？ 習對李強看走了眼？ 我之所以用某種程度的「不聽話」，而不說李「抗命」，是因為路透的報道在引述內部人的信息時沒有細節，很難讓人相信李是真正頂住了習的壓力，還只是報道者或爆料者一廂情願的解讀。因為按照獨裁者的邏輯和專制政權的事實，在大權獨攬的習面前——儘管他因清零而聲譽受損，其手下官僚也不敢給他提不同意見，即使斗膽提不同意見，也會採取一種委婉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觸怒他；否則，以李中堂和他平輩的資歷，應該經常唱反調才是。但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如此。李強既仰賴習才有今天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對於一個有「抱負」的候任總理來說，位子都還沒坐上，豈敢因擔憂疫情影響自己做總理時的經濟發展，就抗命不遵？這不符合邏輯，可能也不符合真實的情形。 換言之，李即使出於對疫情的憂慮，他認為基於他和習的那種關係，可以對習提某種意見，也應該極小心謹慎，用一種他認為的恰當方式，向習陳述當下狀況和繼續維持清零會對習本人帶來的某種後果，被習聽進去了，接受了他結束清零的意見。我甚至猜想，李敢於提意見，很可能是習授意他這麼做的，原因在於，習要補償李因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讓他短期內能夠快速積累起做總理的應有威信。 現在看來，上海封城的決策大概率來自習，但不管怎樣，李作為上海主政者當然負有不可推卸之責，民眾把氣撒在他身上沒錯。但李不能把這點說破，將責任推到習身上，他是代習受過。由於有了這個包袱，李竟然還能成為中共二號人物，是很難讓人尤其上海民眾和黨內高層，包括習的其他親信認可和接受的。習也清楚這一點，儘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不能快速建立起某種威信，接下來他的總理工作會很難做，所以，習要在李將要上任前給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補償李的「代己受過」，於是暗示或授意李在結束清零的問題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見。雖然這樣會讓習的形象受損，但習亦明白，經濟和民眾無法再承受清零壓力，遲早要放開防控，晚放開會造成更大麻煩。這一步必須走，自己的名聲無論如何都會受損，還不如給李強接手總理創造一個好的環境，樹立他一個敢負責的好形象，能夠讓他比較快地服眾，也在眾人眼裡證明選他做總理是對的。 可以說，無論哪種情形，最不可能出現的是李敢對習「抗命」。專制體制下老大和老二的關係處理起來確實微妙。李強在兩會正式進入總理角色後，習因其是親信對他會比對李克強更放心，然而權力的本性會讓兩人免不了產生芥蒂，李將會發現，習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時的習書記了，他伺候的是一個權謀多端的獨裁者。這是否意味著習選錯了李，時間會告訴他答案。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2023年，「拼經濟」成了中國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同時面對兩個難題，一是自身的結構性難題，二是外部環境的不確定。儘管要到「兩會」召開後，新一屆政府才登場施政，但各種跡象表明，在未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之前，中央政府終於與地方政府達成一致：重歸以房地產帶動經濟發展的老路。 全國同念「房地產，芝麻開門」 2023年以來，全國31個省（區、直轄市）均已召開兩會，相繼發布地方政府工作報告，部分地區穩經濟「一號文件」也已落地，釋放的重磅信號非常明確：支持住房消費，激活樓市。 這當然不只是地方政府的想法。自2023年以來，現任副總理劉鶴兩次強調房地產行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正苦於土地財政萎縮政府開支困難的地方政府心領神會，在「新的經濟增長點」縹緲難期之時，自然而然就轉到駕輕就熟的房地產開發上來了。 我從1993年代初開始關注中國的圈地運動，對中國這些年的房地產起落自然稔熟於心。中國房地產泡沫遲早破裂，政府調控只是想讓其軟著陸。中國經濟結構錯過了2009年那次最好的調整時機，自那之後，中國各地形成的土地財政，無不依賴本地的房地產畸型發展。如今，中國的房地產經濟已經將政府、銀行、房地產擁有者捆綁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無法瘦身。任何時候擠壓房地產泡沫，中國政府與民間都需要付出極大代價，這代價大小，全看泡沫破裂之時，中國政府的強管制能力如何。 房地產「大而不能倒」的原因 自2003年開始，中國政府將房地產業確定為支柱產業，房地產作為經濟引擎的重要性體現在中國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但房價一路上升，導致房地產業高度泡沫化，這種泡沫化程度有兩個衡量指標： 一是房地產業佔GDP比重過高。按照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截至2021年末，中國房地產投資佔GDP比重為13%，而經合組織國家為5%；如果考慮供應鏈投入品，則房地產行業約佔中國GDP的30%。 二是中國房地產槓桿率偏高。按國際清算銀行（BIS）的統計，2020年9月末，錄入報告共有43個國家與地區，上述43國的居民槓桿率平均值為67.4%，其中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為78%，新興經濟體平均值為50.6%。中國的居民槓桿率為61.1%，低於發達經濟體平均值、高於新興經濟體平均值。如果按中國央行72.5%的數據，那就高於所有報告國平均值、但仍低於發達經濟體平均值。更關鍵的是，以2020年9月末的居民槓桿率和2015年末相比，上述43個國家和地區中，居民槓桿率上升最多的是中國，上升了22.2個百分點，高於香港的18%、韓國的17.1%、挪威與法國的11.2%。 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在中國不僅是一個經濟隱患，更成了一個社會隱患。中國房地產過去20多年來的畸型發展，將政府、銀行、房地產擁有者綁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與房地產相關的貸款占銀行信貸的比重接近40%；房地產業相關收入佔地方綜合財力的50%，房地產占城鎮居民資產的60%至70%。 中央政府考慮重振房地產業的幾大出發點 2021年以來，中國政府確實想借著房地產下行之勢擠泡沫，完成結構性轉型，但結果不如意，在2022年中期全國房地產均價跌破萬元大關，降幅據說在30%左右；2022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0%，這對中國經濟產生全局性影響： 一，房地產衰退，導致國內製造業衰落。房地產是過去20多年的龍頭產業，上下游企業至少有50多個，這些行業隨著房地產的衰落而衰落，導致國內不少人失業。 二、經濟形勢的不樂觀，嚴重影響投資及消費預期。據瑞銀估算，2020年至2022年期間，中國居民新增儲蓄或累計達到4萬億元。國內有人估算，2020年後居民新增儲蓄率約為5.2%，2020年至2022年的新增儲蓄體量預計共計3.98萬億元。 三、為了保地方政府正常運作。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劇減，地方隱形債務劇增（後面將談到時），不僅支付公共開支困難，就連地方最不願意做的公務員減薪也實施了。自從2022年初開始，不斷爆出一些體制內人員工資調整的消息。而且都是降低，不論是公務員還是事業編製。最少的大約降低15%，多的甚至超過30%。 無論從增加就業還是從保證地方財政收入來看，中央政府都希望迅速提振經濟，但在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之時，只能又回到發展房地產這條老路上來。 三個攔路虎：誰來購買房地產 每個省的穩經濟1號文件都表明宗旨：「房子是用來住而不是炒的」（習近平指示），但這樣一來，就有一個問題無法迴避：誰是今後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購買主體？ 1，中國城鎮住房從供給短缺到總體平衡，套戶比已達1.09。 據任澤平《中國住房存量報告2021》所列數據，1978-2020年中國城鎮住宅存量從不到14億平增至313.2億平方米，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從8.1平方米增至34.7平方米，城鎮住房套數從約3100萬套增至3.63億套，套戶比從0.8增至1.09。與住建部公布的2019年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39.8平方米相比，約小5平方米左右。一般而言，套戶比小於1，表明一國住房供給總體不足；套戶比等於1，表明一國住房總體基本供求平衡；考慮到休閑度假需求、因人口流動帶來的人宅分離等情況，成熟市場的套戶比一般在1.1左右。從國際看，當前美國、日本分別為1.15、1.16，德國為1.02，英國為1.03，中國城鎮住房套戶比接近1.1，表明住房供給總體平衡。 也就是說，除了炒房需要，用於自住的住宅需求基本飽和。 2、中國人的購買力接近極限。據中國央行2022年公布的數據，截止2020年底，中國居民負債金額達到200多萬億元，人均負債高達14.3萬元。考慮到國家統計局今年1月剛公布的人均收入，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房產購買潛力有限。 償債能力取決於穩定的收入，近三年，中國中小企業破產劇增，新增失業人口據說高達7000萬。這大大影響了中國居民的償債能力。數據顯示，最近幾年，由於無法還貸，中國的法拍房數量一直呈增加的趨勢，2017年全國法拍房數量僅5000套，2019年便增至50萬套，2020年達127萬套，2021年高達160多萬套，2022年已超過300多萬套。有人預計，如果按照這個數據增長，明年法拍房數量突破500萬套都是有可能的。 3、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太高，是個大問題。 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得益於房地產稅收，但地方政府債務過高是極大的隱患。據程曉農測算，2022年底，地方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券餘額35萬億，加上融資平台的債務53萬億，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22萬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高達110萬億，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相當於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稅收、賣地收入和中央財政補助）的260%。 這種情況註定地方政府已經無法清償債務。 上述三點將註定如此結局：地方政府出售土地、發展房地產經濟的熱情依舊非常高；企業開發房地產的熱情也還有，例如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最近公布，擬在地方政府土地拍賣中購買住宅用地，但城鎮居民的購房能力卻跟不上。中國經濟的結構性難題——過分倚重房地產仍將存在。最多半年之後，中國政府將發現，房地產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時代恐怕已經成為歷史，地方政府為了稅收而重振房地產，對中國經濟來說，只是飲鴆止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