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與中國,誰是好國好民,誰是壞國壞民?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在推特曬出圖片,聲稱中國無意變成另一個美國,並列出十點原因,每一則內容都附上關於美國的負面報道的新聞圖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不是在微信或抖音上發布,而是選擇在推特上發表,既然她如此厭惡美國,為何用美國的社交媒體?這種做法難道表明她本人崇洋媚外,就跟她口口聲聲反美的同時,卻在美國購置豪華房產並送孩子到美國讀書一樣?當然,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她所做的是大外宣,而非「大內宣」,中國牆內民眾都是韭菜或人礦,連被洗腦的資格都沒有,中共的重心已轉移到在國際上與美國和西方打宣傳戰了。 華春瑩的原因一:中國從來不對少數民族進行屠殺、掠奪和種族滅絕,從來不允許發生「我無法呼吸」事件。 實際上,中國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殖民暴政,早已被多國列為種族屠殺和種族滅絕。中國將上百萬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營」,聲稱是職業培訓,但被關押者有大學校長和教授,難道他們需要職業培訓嗎?維族女性米日古麗·圖爾蓀和三個孩子被關進集中營,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並且被迫絕育,一個孩子悲慘死去。只因為她丈夫是埃及人,經過埃及政府的外交努力,她才被釋放,並在美國國會公開親身經歷,向全世界昭告中共的法西斯暴政。 華春瑩的原因二:中國從不允許百分之一的人口擁有相當於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財富的總和。 事實上,早在二零一四年,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員謝宇與研究生周翔就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名為《今日中國的收入不平衡》的論文,根據多家中國大學所得的調查數據,研究者計算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平等的國際指標),二零一二年中國家庭收入基尼係數已達零點五五, 美國為零點四五。謝宇指出:「在今日中國,收入不平衡程度已位居全球高位,特別是與那些高標準生活國家相比。」二零二零年,二十四歲的貴州貧困大學生吳花燕因營養不良引發多項疾病,搶救無效去世,這個悲慘事件給了習近平炫耀的脫貧大業一記響亮耳光。 華春瑩的原因三:中國從來不允許其人民死於大規模槍擊事件,更不用說讓孩子們在校園裡被槍殺了。 華春瑩不能理解美國憲法所保障的公民的擁槍權,這是夏蟲不足以語冰。在嚴格控槍的中國,校園中的孩子沒有死於槍殺,卻死於刀殺。僅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二日,短短五十天之內在中國就發生了六起幼稚園或學校兇殺事件,二十二個孩子被殺死,十六個受重傷。學者何包鋼指出,中國一系列妄殺幼童事件顯示了比美國的校園槍擊案更嚴重的社會危機。正是中國今天的高控制度和方法成為不穩定之源,讓社會最底層、最邊緣人物失去說話的場所。中國現存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缺乏民間機制來調解各種社會問題。 華春瑩的原因四:中國不允許毒品問題困擾國家並每年導致十萬以上的人死亡。 其實,一方面,中國的毒品問題日益嚴重。中國公安部禁毒局局長劉躍進估計,中國吸毒人員的實際人數約為一千三百萬,一半人涉嫌吸食冰毒。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故意縱容中國生產的芬太尼流入西方國家。美國助理國務卿克爾斯滕·麥迪遜曾表示,二零一七年,美國七萬兩千萬例藥物過量死亡中有超過四成涉及芬太尼。美國緝毒局發言人凱瑟琳·帕夫指出,根據美國郵政系統的攔截,當地人提供的信息以及追蹤這些藥品的網路足跡,這些芬太尼大量來自中國。歐洲藥物監測機構的報告也稱:「大多數進入歐洲的新芬太尼來自中國的公司。」 美國與中國,誰得道多助,誰失道寡助? 華春瑩的原因五:中國從不侵略別國,不搞殖民擴張。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來,與南韓、印度、蘇聯、越南等鄰國都發生過戰爭,在鄰國眼中,中國就是一個蠻橫殘暴的霸權。比如,越南堅稱擁有南沙和西沙群島主權,不會容忍中國的侵略行為。越南在對中國嚴加防備的同時,歡迎美國將美利堅秩序帶到東亞,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阮志詠曾公開表示:「如果美國能為本區域能帶來和平、穩定,以及確保國家主權得到尊重,我們歡迎美國的舉動。」誰是侵略者,誰是和平締造者,不由自己說了算,而由周邊相對而言的小國和弱國說了算。 華春瑩的原因六:中國從不干涉別國內政,從不在國外尋找和扶植代理人。 柬埔寨人不會同意這個說法。正是在中共扶持下,波布的紅色高棉才成功奪權,實施階級屠殺,殺害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波布在訪問北京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對毛說:「我從小就讀了許多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那些有關人民戰爭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領導了我們整個黨。」 華春瑩的原因七:中國從來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騙、謊言和偷竊」上,因為中國把這些視為恥辱,而不是驕傲。 但是,就連曾是中國的老大哥的蘇聯,也被中國的厚黑學和孫子兵法玩弄於股掌之上。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挑動核戰爭、不惜中國人死一半的狂言感到震驚,認為毛是個瘋子。勃列日涅夫對美國總統尼克森說,中國人的特點是「野蠻、不忠誠、虛偽」。他們「背信棄義、心懷叵測」,「不誠實」,「特別狡猾、兩面三刀」。 華春瑩的原因八:中國從不稱霸世界,不剝奪任何國家(地區)的發展權。相反,中國謀求共同發展和繁榮。 然而,中國近年來在非洲的蠶食鯨吞,已激起非洲各國的憤怒聲討。中國在非洲國家採取「安哥拉模式」,以提供巨資協助基建,換取當地資源。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教授艾登認為,這種以基建換資源的模式,使中國被視為「殖民者」,中國只重視從非洲獲取資源,及為中國企業創造國際市場,這種「設計」等同將部份非洲國家視為「附庸國」。尚比亞大學政治學講師比巴拉批評說,雖然中非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但中國沒有提供太多技術轉移,有些國家又盲目生搬硬套中國發展模式,會令非洲愈益依賴中國,不利於非洲的可持續發展。 華春瑩的原因九:中國從來不會為了勝利而不擇手段地削弱或消滅對手。相反,中國專註於提升並超越自己。 這個說法又是自欺欺人。中國一直無孔不入地竊取西方先進技術,然後通過山寨方式大量生產,這才實現「彎道超車」。比如F-35的設計被盜,使中國空軍能夠開發出外觀相似、具有中國特徵的隱形戰鬥機。中國頂級駭客團隊從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的計算機中竊取兩千兩百萬美國人的安全保密文件,再加上從安塞姆健康保險公司竊取的醫療文件,以及從萬豪酒店竊取的旅行記錄,估計已經幫助中國制定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和基礎設施的詳細藍圖。 華春瑩的原因十:中國從不向流浪氣球發射導彈,而是投資建設更好的鐵路,讓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這是典型的戈培爾話術,掩耳盜鈴還不夠,還要賊喊捉賊。中國放出間諜氣球侵入他國領空,還不允許他國出於保衛國家安全而將其擊落,難道被侵入國只能坐以待斃?曾在奧巴馬和川普執政期間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麥可·羅傑斯上將表示:「此事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的關注程度。當它成為對我們國家的物理侵入,感覺就不一樣了。」 華春瑩看似譴責美國,卻更像是揭中國的短,這種「高級黑」,騙不了別人,只能討好習近平一個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3月5日,中國五年一度的人大換屆後的人代會即將召開。這次會議的看點何在?可能還有人想起十年前溫家寶交卸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的一番發言,但那是胡錦濤時代尾聲的表演,此戲謝幕不可再。今年李克強交卸時,應該除了應景報告、黯然退場之外,不會有吸引眼球的講話了。今年人代會的真正看點是財政難題,而財政困境的關鍵是地方財政之全面苦度,這代表著中國進入經濟困難的起始點。 一、中國:財政困境看地方 為什麼在中國,財政困境看地方?因為,所有的困難首先集中在地方財政這個層級。地方財政進入全面困境之後,即使中央財政勉強自保,全國各地都會因為地方財政全面困難而爆發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 要了解中國的財政制度,就必須了解中國的中央、地方這兩級財政「收收放放」的複雜關係之演變史。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實行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其財務核心就是,全國財政由中央政府一把抓,地方政府用錢,必須得到中央政府主管部門的批准。 經濟改革開始以後,中央政府不得不把財源更多地用到民生上,這便造成了軍費困難,為此不得不實行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裁軍;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靠國家計劃委員會統管全國經濟發展的僵化做法,也不得不重新調整,要給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更多自主權,其中當然就包括給地方政府一些財權。這就是中央-地方財政關係中首次的財政放權階段。 但這種財政分權的辦法,造成了八十年代地方財政權力增加、而中央財政財權萎縮的局面。於是朱鎔基1994年開始,把全國財政收入集中了到中央財政。1994年以前,全國財政收入當中,中央財政佔三成,地方財政拿七成;而1994年開始,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全國財政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地方財政只剩三到四成。所以,中央-地方的財政關係,再度進入了中央財政的集權階段。 朱鎔基集中財權的做法,關鍵在實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分稅制,即占稅收大頭的稅種歸中央財政,而地方政府能掌握使用的都是小稅種。這種情況下,沿海的經濟大省經濟實力強,它們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加快土地開發等辦法,補充自己的地方財力;但大部分省份的經濟實力弱,財政入不敷出,只能仰賴中央財政每年給予補助,即中央財政對大部分省例行的財政撥款。 1994年以後,中國各省的地方財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即地方稅收、中央財政撥款和賣地收入。在地方財政當中,地方的稅收和中央財政撥款屬於「一般公共預算」,其開支受中央政府的監督;而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則被中央政府歸入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 當時朱鎔基把與土地相關的收入全都留給了地方財政,因為他不懂,與城市土地開發相關的財政收入,會因為城市化和房地產開發而不斷增加。中共的憲法規定,「國家可以……對土地實行徵購、徵用或者收歸國有」,地方政府只要宣布,哪塊土地需要徵用,就可以把這裡的居民遷走、舊房拆毀,然後這塊土地就可以高價賣給房地產公司,收入落入地方財政的腰包。這就是地方政府後來大力推進土地和房地產開發的由來。 隨著地方政府熱衷於賣地籌錢,房地產便成了支撐地方經濟和地方財政的支柱。於是,中國各省的地方財政全部轉向依靠賣地的土地財政階段。這是本世紀初中國經濟最繁榮時期的十幾年的狀態,在財政方面,這個階段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各撈各的錢,彼此相安無事。 二、總理喊話:「誰家的孩子誰抱」 如今,這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相安無事的局面,終於結束了;而地方政府集體為錢和中央政府的爭鬥已經拉開了序幕。為什麼會是這樣一種結局呢?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靠房地產拉動經濟,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產泡沫大到不能不破的時候,地方財政的困境就必然發生。 溫家寶在任時裝傻,假裝不懂這一點。李克強在位十年,一開始也不懂,後來他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危險:那就是,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落袋花光了,但各地開發土地的幾十兆巨額債務,卻留給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財政就算把軍警全都裁光,政治局全體不領薪水補貼、自己開私家車、秘書的「活」全都自己干、自己燒飯泡茶,中央政府的所有機關也數年「不吃不喝」,也仍然還不上這筆巨債。這就是目前李克強卸任前遇到的痛苦局面。 去年5月25日下午3點,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全國各省、市、縣的官員都通過視頻參加了會議。這個講話的錄音稿馬上就在網上和微信上傳開了。會上李克強講了一段話:「最近已經有幾個省給國務院打報告,提出來要借錢。我這裡明確的跟大家說……我這裡也給大家報個底賬,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災害,還有一筆總理預備費,其他的錢就靠你們地方」。 李克強的意思很清楚,地方政府沒錢了,想找中央財政要,但中央也沒錢,你們各地自己想辦法。而總理上述喊話的意圖,被中國財政部長劉昆今年1月9日解讀得明明白白。他針對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強調說,「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將進一步打破(中央)政府兜底的預期」。 共產黨國家是集權制度,它本身必然會造成地方政府的「大鍋飯」觀念,自家的「孩子(債務)」想讓中央財政來「養」。何況,朱鎔基集中財權之後,實行對多數省市的中央財政撥款補助體制,這種體制又鼓勵和養成了地方財政的「大鍋飯」思維。這才有了李克強的如此喊話。 那麼,到底地方政府的債務是如何形成的?地方財政的債務主要是兩部分,全都與土地開發有關。要把一塊土地賣給房地產公司來開發住宅,地方政府至少必須先付錢做幾件事。其一,補償被拆遷的居民;其二,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安裝水電、安排地鐵或公交。這都要在短期內投入大量資金。此錢何來?一個辦法是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券;另一個辦法是,地方政府設立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即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用地方政府手裡的土地,向地方銀行獲得抵押貸款或發行債券。 這兩種支出花出去以後,不管能不能通過賣地收回成本,這些錢都是借來的,債務到期了,無論是銀行的抵押貸款,還是發行債券,到期了都必須還債。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後,房地產公司多數都岌岌可危,不敢再買地了,也沒錢買地了;這樣,地方政府就沒錢還債了。 三、地方財政的帳外金庫枯竭 上面提到,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被中央政府歸類為「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也就是說,在財政監管的層面,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政府的帳外金庫。如今,賬外金庫開始枯竭了。本來,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與國債一樣,以地方政府的稅收作為還本付息的擔保;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量太大,靠稅收不夠還債,只能用賣地收入作為債券償還的資金來源。而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公司名義上是企業,不能用地方政府的稅收來擔保,但實際上卻是由地方政府用地方財政局的財政存款作擔保的,最後也靠用賣地收入來還債。 其實,即便是在中國經濟尚且繁榮的時候,地方政府的債務也可能出現無法償還到期債務的困難。中共的財政部知道,這種局面完全可能發生,是整個財政系統的潛在危機。但是,為了掩蓋中國的財政金融危機,中國財政部採取了一種欺詐性做法,假裝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不算是地方政府的債務,而是模糊地稱其為隱性債務問題,拖著想混下去。 然而,現在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急劇萎縮,於是,地方財政的帳外金庫開始枯竭。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到期債券這種顯性債務,還是地方融資平台到期的所謂隱性銀行債務,就都難以償還了。 僅就中共公開承認並每兩個月公布一次的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即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數量來看,2022年底全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高達35兆(350,618億元),其中四成債券6年內到期,必須償還,剩下的債券到期償還的時間稍多4年。中共償還到期債券的辦法,邏輯上有三個,一是動用地方財政收入償還本息,二是動用賣地收入還債,三是借新債還舊債。從2022年中國各地方政府還債的實際做法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據中國財政部今年1月30日公布的《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債務餘額情況》介紹,2022年全國地方政府還債數額是27,758億,其中由地方財政從正規預算和賣地收入中拿錢償還的只佔14%,其餘86%的債務都靠借新債還舊債;2022年地方政府一共發行債券47,566億元,其中的一半都用來償還到期債務。由此可見,地方財政儘管多年來拚命賣地,但仍然財源枯竭,只能指望不斷借新債,用推遲還債來逃避眼下的償債困境。而目前賣地收入驟降,經濟蕭條之下,地方財政收入不斷萎縮,這就預示著,今後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償還債務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借新債上了。 四、2023年:中國各級財政進入苦境 地方政府的債務到底有多大?這關係到地方財政的苦境到底有多長?如果說,地方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券大體上還算透明公開的話,那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務基本上就是一個黑箱了。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是指,在法定政府債務限額之外,地方政府通過各自的融資平台公司(也被稱為城投),直接或者承諾以財政資金償還以及違法提供擔保等方式舉借的債務。 2020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隱性債務」總額是53兆,基本上是借新債還舊債,還債能力非常低。把地方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券餘額35兆,加上融資平台的債務53兆,合計就高達88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22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高達110兆。這110兆債務,大體上相當於中國121兆GDP的91%;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相當於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稅收、賣地收入和中央財政補助)的260%;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還清債務了。 一個國家的財政債務和GDP的比率,在國際上被稱為財政風險警戒線,通常公認的警戒線是60%;也就是說,中國的政府總負債率已經比財政風險警戒線高出30多個百分點了。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國債,是地方債務。為什麼強調地方債務比率高,會很危險呢?因為,國債還可以向國際投行發行債券來融資,地方政府的債務沒有國際信用,基本上不能從國外融資。所以,中國的這種以地方債務為主的巨額債務,只能在國內拖下去,變成債多不還、「破罐子破摔」了,這種局面現在正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國的經濟不只是面臨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的總體困境,過去20年來,中共一直依靠做大財政和金融泡沫,才得以維持到今天。一旦這個財政和金融泡沫破滅,中國將面臨一場全面而極其嚴重的經濟災難。 五、銀行充當財政的錢袋 地方政府沒錢還債,要靠借新債來還舊債。那麼,地方政府一直以來都是向誰借錢的?它們主要是向銀行、證券公司、投資基金借錢。銀行、證券公司、投資基金的錢,都是民眾的儲蓄。目前全國銀行的資金中,2022年底住戶存款一共是120兆;對比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110兆,中國各級財政的110兆債務佔住戶存款的91%。這意味著,各級財政因為欠下了巨額債務,其實已經把民眾的儲蓄大部分拿空了;而且,地方政府無力還債,只能借新債還舊債,也就是把欠條不斷換新,用今年的欠條替換五年前的欠條,債主永遠只看到「白條」,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錢還回來了。 地方政府一直在玩「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就是把民眾的銀行存款偷偷地通過中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搬到財政金庫里去用;存款搬家以後,地方政府在銀行里留下的只是一張永不兌現的欠條,只不過欠條不斷以舊換新而已。 在中國,政府可以從銀行里拿走民眾的儲蓄,因為所有銀行都受政府控制。中國的銀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小部分城市和村鎮銀行也是股份制的,但銀行在政府面前都要下跪。因為中國的銀行分兩類,一類是全國性大銀行,中央政府是主要股東;另一類是地方銀行,地方政府或地方勢力是主要股東。至於持有零散銀行股份的個人股東,對銀行的運作完全不能過問。 所以,銀行必須聽政府的命令,不敢違背政府的意願。這就是共產黨治下金融制度的特點,銀行是政府的「錢袋」。地方財政要用錢,只需要給本地的地方銀行打個招呼,發一份公文,讓本地的官辦融資平台公司走一下程序,就把銀行里民眾的存款拿去用了。這種「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能不能永遠玩下去?關鍵在於,會不會早晚把銀行的銀根抽空,導致銀行對存戶的日常兌付發生困難。這種情況去年下半年已經陸續在中國許多銀行發生了。 很顯然,地方政府玩「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早晚一天要出大問題。中共的財政危機現在是靠從銀行里拿走民眾存款來應付財政開支,這只是把財政危機轉化成銀行的金融危機而已。等到財政危機逼得銀行無以為繼,金融危機因而爆發,整個局面就沒辦法收拾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周年前夕,中國外交部先後發布了《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和《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以下簡稱「概念文件」和「立場文件」)兩份重磅外交文件。說它們「重磅」,是因為中國外交當局如此「鄭重其事」地幾乎在同一時間就國際秩序和安全問題以及涉及他國的國際熱點事件發布兩個文件,宣示立場和態度,還是第一次,尤其考慮這個時間點選擇的微妙,顯然北京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對此醞釀準備了有段時日。 2022年4月,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首提全球安全倡議,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上,還提了全球發展倡議。此後外交當局凡涉國際和平與發展問題,必端此兩倡議,把它們作為中國外交新的「聖經」。外長秦剛日前在中國外交部藍廳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 兩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則和主張幾乎相同,不過,鑒於烏克蘭危機是當下關注的重大國際事件,「立場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國際反響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學者認為這個文件「真正是從客觀中立的角度,對化解烏克蘭危機提出了一個理性、均衡、沒有私利的方案」。 北京在俄烏間試圖製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 兼顧平衡,不在俄烏之間拉偏架,看起來的確是北京要在「立場文件」中表達的一個意圖。雖然北京之前始終強調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對俄烏衝突保持中立、勸和促談,但國際社會特別是美歐認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它發布這個文件,是要「以正視聽」,以文件形式闡述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主張,對俄烏雙方的訴求,既有呼應,又有告誡。比如第一條尊重各國主權,實際含有安撫烏克蘭,批評俄羅斯之意,第八條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也是在勸誡莫斯科不要動用核武;第七條維護核電站安全,則由於目前扎波羅熱的核電廠處於俄羅斯軍隊的實際控制下,是在勸告基輔不要攻擊它。 北京在俄烏間試圖給世人製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對待西方特別是美國,可是毫不客氣,全力開火。「立場文件」儘管未提美名字,卻處處針對美國,整個十二條用中國網民的話說,是要顯示美國乃破壞烏克蘭和平的「大壞蛋」。比如第一條有暗批美國不尊重世界各國主權的含義,第二條摒棄冷戰思維,更是批美抱著冷戰思維和心態不放,三、四兩條停火止戰啟動和談,意思是,美國才是烏克蘭和平的最大障礙,第十條停止單邊制裁,第十一條確保產業鏈供應穩定,也都明確指向美國。 北京所以要在闡述中國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十二點主張中夾帶私貨,猛批美國,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學者的話,是因為美國想把中國拉到這場危機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國的立場,試圖將發生在歐洲的這場衝突所強化了的聯盟架構,快速移植到亞太地區,針對中國展開一系列「戰略絞殺」。例如,美國務卿布林肯、中情局長伯恩斯等日前不斷宣稱,中國正考慮向俄羅斯提供包括武器彈藥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則要在這份「立場文件」中戳穿美國一連串假面具,讓國際社會看清誰才是烏克蘭危機的「拱火者」。 暗批美國,反守為攻,爭奪全球安全秩序主導權 從這個角度說,北京選在俄烏戰爭一周年時機,發布這份文件,不但是對美歐過去指責中國的一種「正本清源」,即向國際社會準確地傳遞中國對這場危機的基本立場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為攻,它對美國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圖:國際社會要想化解烏克蘭危機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觀念和行動藍圖,而中國通過「立場文件」指出烏克蘭危機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來出路,傳遞「俄烏衝突不能繼續惡化下去」的信號,不像美國,準備將俄烏衝突推到一個更危險境地,中國才是國際安全的負責任者,而美國是它常常指責別人的那個破壞者。 換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烏戰爭一周年的機會,提出一個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的方案,為此準備加大勸和促談的介入力度;而且它試圖號召全球反美和疑美的國家,帶領它們構建一個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當下的全球安全困境。這就是「概念文件」出籠的動因。該文件列出20項重點合作方向,雖然強調要發揮聯合國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機制,如上合組織、金磚合作、亞信、「中國+中亞五國」、東亞合作相關機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論壇、中東安全論壇、北京香山論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論壇(連雲港)等,都是試圖削弱美國和西方的領導力,因為這些合作平台和機制是中國能夠主導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聯繫的,美國主導的平台和機制在這份文件中一個都未列出。北京這樣做的用心非常明顯,打出維護世界和平旗號,爭取反美疑美國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內部對中國立場和行動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國在全球和平與安全議題上的影響力和主導作用,爭奪國際話語權。 北京拋出這兩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發布的《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可以明顯看出,在和美國及西方的外交競技中,它不甘處於守勢,轉而採取進取的外交攻勢。這很可能將是中國下一階段的外交常態。而外交攻勢要達效果,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眼下的烏克蘭危機。前面提到,在「立場文件」中,北京系統重申了對俄烏衝突的中立立場,但實則偏向俄羅斯,除了有習近平個人作為獨裁者的好惡,對普京專制政權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國的地緣政治困境決定的。在北京看來,美國在打敗俄羅斯後,接下來就要回頭帶著眾盟友收拾中國,所以在戰略上中國不得不站在俄羅斯一邊。 北京也樂見俄羅斯的國力被削弱 儘管如此,北京也並非不樂見俄羅斯在戰爭中被削弱。去年俄烏戰爭爆發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對俄的真實態度,一方面希望俄羅斯的實力在這場戰爭中被削弱後變成中國的一個小老弟,以後中俄關係由中方主導,俄方只是跟別,改變過去長期俄主中從的局面;另一方面通過俄烏戰爭,拖住美國,讓美國無法分心圍堵中國或者延緩、減弱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北京這個真實的立場至今未變。 不過,也要指出,北京雖然希望俄羅斯的國力在戰爭中被削弱,但不願看到它被拖垮,否則中國就要獨自面對美西方的壓力。故北京除了因為擔憂西方的制裁不會直接援俄武器外,會在經濟和貿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場合全力助俄,同後者堅定地站在一起,以讓俄能夠支撐起一場長期作戰。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帶有此番使命。可以說,北京認為,這場戰爭打的越久對中國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陰陽兩面,它讓國際社會看到的只是它在兩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談的立場即陽的一面,陰的一面被隱藏在動聽的外交話語背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神功護體的少林高僧為何不敵中國病毒?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中國網上傳出少林武僧院武學導師延庄法師感染中國病毒、以五十九歲的壯年病逝的消息。就在兩天前,延庄法師還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打拳照,因此有人懷疑是否為康復期間劇烈運動導致死亡。 從其生前照片上看,留著長髯的釋延庄意圖把自己塑造成一副仙風道骨形象,其社交媒體的最後一則留言是:「寶劍、快意,一縷殺氣。酒杯,悲涼,一聲嘆息。知己,豪放,一往情深……」這明顯是在模仿古龍武俠小說的文字風格。而他帶領幾個學徒練拳的照片下有幾句說明文字,透露已感覺到呼吸不暢,想通過練習「龜息大法」,「通經活絡,只為能夠在殘喘里,還可向生而行,緩口粗氣……」 公開資料顯示,生於河南上蔡縣的釋延庄俗名趙世毅,自幼受到家庭武術氛圍熏陶,加上一九八二年李連杰電影「少林寺」風靡,他於一九八三年到少林寺出家,走練武之路。之後,他學到外界稱為「達摩內功」的禪功柔拳,號稱達到「百病不生」境界,長期擔任少林寺武僧總教頭,儼然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林至尊。 沒有想到,如此一位絕頂武林高手,輕易就被病毒擊倒。延庄的同門師弟延嘉在個人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說:「再也聽不到師兄的聲音了,你去西方極樂世界,我們還在這個塵世間度人。」有虔誠的信教徒留言詢問:「老爺子也是因為某流行性病毒走的嗎?」延嘉僅回復二字「自然」。這兩個充滿歧義,可理解為「自然死亡」,也可理解為「自然如此,何必再問」。 對於釋延庄離世原因,少林寺官方沒有作出任何說明——如果承認這位武術大師是感染中國病毒而死,對少林的聲望不啻為一個沉重打擊。首先,這一事實證明,所謂「百病不生」的「達摩內功」,不過是繪聲繪色的小說家言,世間沒有這種保命符,少林武術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 其次,被外界傳得神乎其神的少林內功,不見得能強身健體、延年益壽,中國男性的平均年齡已在八十歲上下,大名鼎鼎的少林第一武僧卻只活了五十九歲,這簡直就是莫大的諷刺。可見少林武術甚至比不上西方普通的健身運動。 第三,即便少林內功能抵抗《本草綱目》上記載的傳統的「百病」,卻無法抵抗「百病」之外的新病——中國病毒,可見中國病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故意播放的某種人工合成的病毒。 其實,少林武術,乃至整個中國功夫,都是虛無縹緲的「中國夢」的象徵。一九八零年代初,經過文革的「破四舊」,少林寺僅剩一片斷壁殘垣。中國人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醒過來,傷痕纍纍,尊嚴掃地,精神空虛,看不到路在何方。突然間,電影《少林寺》橫空出世,舉國上下如醉如痴,幾乎成為革命夢斷的中國人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以及此後四十多年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之先聲。 然而,以少林武術振興民族精神,本身就是緣木求魚。少林寺尊達摩為祖師,且不說達摩是否真的是其祖師爺,就達摩本人而言,乃是來自印度或波斯的外國人,跟近代到中國傳福音的基督教傳教士是一樣的。所以,少林功夫,其實是印度功夫或波斯功夫的皮毛。這個被刻意忽略的事實,會讓中國的愛國者們痛不欲生。 少林武功號稱中國武術之正統,但遇到在搏擊界的後起之秀徐曉冬的挑戰時,少林寺無人敢出面應戰。後來表示願意與之一戰的,是曾任少林第一護法、後來自立門戶的釋延覺。有趣的是,釋延覺表示自己少一根手指,是四級殘廢,而且已五十歲,強調種種客觀不利因素。然後,提出一個苛刻的條件:若是打七十五公斤級的正規散打比賽,他願意與徐曉冬一決雌雄。眾所周知,徐曉冬的體重在九十公斤左右,讓他降十五公斤體重,是強人所難。 一間寺廟的敗壞與一個國家的敗壞 近年來,在方丈釋永信的領導下,少林寺從一間僧多粥少的苦寒寺廟,成為一家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釋永信本人也從出家人和修行人搖身一變為全球商業帝國的「CEO」。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傑安迪寫過一篇題為《財、色、權力:少林CEO面前的魔障》的報道。該報道指出,中國媒體上出現了一系列針對釋永信的的指控:矇騙大眾,玩弄女性,有多名情人,並私下與其中二人育有子女。釋永信追逐女性、金錢和奢華生活,與他身為中國佛教界重要人物而長期標榜的為人正派、生活簡樸的說法格格不入。這宗醜聞突顯了公眾對於眼下中國社會的冷嘲熱諷:貪婪與低俗的物慾碾過道德,位高權重人群尤為如此。 習近平掀起以反腐為名的政治清洗,黨政軍各界皆有大佬落馬,又牽連出他們背後更多的民營企業家和文藝娛樂界人士。偏偏屢屢被舉報、早已聲名狼藉的釋永信巋然不動、閑庭信步。釋永信跟習近平一樣「自信」,絕非偶然:他不僅是一名商業和尚,更是一名政治和尚,積極配合習近平「一帶一路」政策,少林寺這塊金字招牌成為「中國優秀文化」輸出西方的典範,跟「孔子學院」聯袂登台,一文一武,大紅大綠,流光溢彩。過去數十年,台灣新興佛教系統如慈濟、星雲等,影響力早已溢出台灣,遍及世界,還返回中國,吸引不少信徒和金錢奉獻。逃離被中共武力侵佔和殖民的圖博故土的達賴喇嘛,也讓藏傳佛教成為在西方頗受歡迎的東方宗教。為了與之競爭,中共當局積極鼓勵和支持少林寺到海外攻城掠地,發揚國威。 此前,釋永信計畫在澳大利亞東南部修建一處投資三億美元的豪華少林功夫度假村和高爾夫球場,引發很大爭議。中國官媒新華社出面為之保駕護航,高調報道釋永信對此事的回應:「文化走出去是件很體面的事。……中國人可以引進迪士尼,為什麼國外就不能引進少林寺?」將少林寺與迪士尼相提並論,引喻失義、不倫不類,卻很有點習近平躊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胸襟氣魄。若是習近平讀到這篇報道、看到釋永信的這番言論,一定會對之惺惺相惜。既然大方向對了,跟對人了,釋永信的生活「小節」問題就可忽略不計。於是,在習近平的中國,釋永信就成了一尊打不倒的金身羅漢。 釋永信不是國師勝過國師,少林寺不是皇家寺廟卻又宛如中共黨魁的家廟。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曾將宗教貶斥為麻醉人靈魂的鴉片,但習近平毫不諱言鴉片也可拿來為其所用。傑安迪在報道中評論說:「儘管中國官方信奉無神論,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開始認可少林寺的全球推廣,欣賞它產生商業收入的能力。而且,從近些年不斷有官員前往少林寺參觀的情況看,他們中很多人也明顯相信少林武僧神奇的護佑能力,這一名聲早在七世紀就傳開了。就像故事裡講的,曾有十三個少林棍僧在戰亂之中救了唐王李世民。」那麼,今天的少林寺能夠護佑焦頭爛額的習近平走過內憂外患的驚濤駭浪嗎? 少林寺不是一方凈土,而是敗德的中國的縮影,如同《紅樓夢》中的那個典故:柳湘蓮路遇賈璉說媒,準備娶尤三姐為妻,但後來向寶玉打聽尤三姐品行,寶玉回「你既深知,何必問我?」湘蓮遂感嘆說:「你們這東府裡邊,除了這兩個石獅子是乾淨的,恐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幹凈了。」今天的中國處處是烏煙瘴氣、污泥濁水,少林寺不是一方凈土,也心安理得地藏污納垢、坑蒙拐騙。過去數十年,少林武術靠小說和影視的渲染,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佛教第一寺廟。在一切向錢看和向權看的時代,少林武術也就成了發大財、攬大權的法寶。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令整個西方世界最緊張的消息,就是布林肯國務卿所說的:中國將會以武器援助俄羅斯。輔助的消息就更多了,最扎眼的就是習近平將要訪問莫斯科,和普京總統再續前緣,談兩國特殊的友好關係。具體談得怎麼樣,咱們現在無法預測。 俄烏戰爭開始後的一年內,習近平忙著鞏固自己的後院,沒工夫招惹美國。再加上俄羅斯在戰場上也沒盡全力,談不上失敗還是勝利,那就讓子彈再飛一會兒吧。現在相對地俄羅斯加大了動員的力度,西方國家在援助烏克蘭方面減弱了力度。戰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連波蘭都在考慮烏克蘭戰敗後如何瓜分領土。這時候可能習近平覺得到了該出手摘桃子的時候了。 摘桃子的企圖肯定不會成功。因為美國不會讓俄羅斯得到全勝,也不會讓烏克蘭全勝。否則升級到核戰爭或者世界大戰,不是歐洲和美國所希望的。所以美國必須控制戰爭的節奏。最終就是個平局,這個應該可以預料到。歐洲人希望儘早看到平局的結果,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就是這個原因。 習近平說他去莫斯科是想促成談判,你信嗎?人家如果真的談成了,不符合普京吞併烏克蘭的計劃,將影響到普京在國內的威望。普京會願意嗎?我估計他會追究中共背信棄義沒有援助俄羅斯。中共將成為背鍋俠,充當出賣盟友的角色。普京才能向他的國民有個交代。 習近平的班子還沒有弱智到看不清這些。所以他不可能去勸和,只能是商談幫助俄羅斯的安排。過去中共不敢公開援助俄羅斯的原因,不是狼不吃肉了,而是擔心黨內的反對。高官顯宦們的財產、小蜜們都藏在西方,如果惹來了制裁,大家損失慘重,會減少對習近平的支持。 但現在如果普京垮了,中國共產黨將獨自面對西方陣營。這個大利害超過了個人的小利害,援助俄羅斯有利於保衛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所以援助俄羅斯,在現在這個局面下,是習近平的最佳選擇。 援助俄羅斯還有什麼更大的利益呢?這就是普京總統說過的:支持習近平統一台灣。中國的援助進入到烏克蘭戰場,美國就必須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以此取得平衡。抽走美國本身的武器彈藥,就減少了干涉台海危機的可能。小習武裝統一祖國的牛皮,就算吹成了,地位也就穩固了。至少習近平和他的參謀們會這樣想。 對美國來說,在中共軍事援助俄羅斯的情況下,如果美國和歐洲不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烏克蘭就會失敗或者投降,或者發生政變後割地求和。美國和西方試圖維護的國際秩序也將動搖,世界重返冷戰時代。如果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升高。如果小習得手了,中華民國失敗甚至消失了,後果同樣嚴重。 而美國如果加大對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壓力,讓習近平集團處於內部危機的狀態,台海戰爭的可能性將會下降以至於消失。在政治壓力上,中國民眾的民主自由傾向和對美國的好感,是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大因素。 如果共產黨對美國輿論和民意的操縱,足以達到維持對話綏靖政策,則天平會傾向習近平的一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場慕尼克安全會議,西方國家短短几天內經歷了從春到冬的心情四季變換。中國最高級別外交官員王毅出席該會期間,受邀先後訪問匈牙利、義大利、法國,會後再赴俄羅斯。在馬克龍會見王毅之際,法國媒體興高采烈地宣稱「與中國重新建立聯繫的時機已經到來」,華府政界與美媒則均盼布林肯在慕安會期間與王毅建立「走廊(場邊)外交」,達成某種程度上的緩和。但等到王毅在會上指名痛斥美國在氣球事件中「歇斯底里」,「美國連巧取都沒有隻剩豪奪」,美方只能先在口舌上爭鋒,勉強達成的「場邊外交」自是無果而終。 真正的問題是:中國自俄烏戰爭以來的外交姿態轉守為攻,美國與中國終於在這場戰爭的國際舞台上正面相對了。 慕安會前後美歐對華仍是老套路 這次慕安會上,參加的國家150餘個,其實主角就美中兩國,歐洲大國算主要配角。會前美歐方面做足了輿論工作,首先由近年熱心推動「大重置」的索羅斯針對中俄發出預言 「俄羅斯帝國或將瓦解,而中國面臨政權更替或革命 」 再點名批評印度總理莫迪,表示印度「是個民主國家,但總理莫迪並不是民主人士」,印度外長尖銳回應,稱索羅斯的說法「主觀並且危險」,是印度選民決定國家如何運作,「我們是經歷過殖民主義的國家,我們知道外部干預的危險」。 對索羅斯的預言,中方沒有回應。在中方看來,從去年年初到年中,索羅斯曾先後兩度預言,如「四大因素威脅習近平連任」, 「習近平在清零等問題犯錯 或影響連任」 都落空,再回想一下1998年索羅斯製造東南亞金融危機,但衝擊香港卻未成功的那段歷史,北京認為不需要再回應。 其餘的三板斧套路從俄烏戰爭以來一直在玩:拜登攜5億美元訪問華沙後,稱烏克蘭永不會讓俄羅斯獲得勝利。(Ukraine will never be a victory for Russia. Never”),聯合國秘書長宣布將從聯合國會費中拿出39億美元援助烏克蘭。美歐再度聯手警告中方對俄軍事援助後果很嚴重。對此,《紐約時報》發表《美國警告中國不要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 ,稱這是阻止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的手段之一,這樣可以增加全球公眾對中國支持俄羅斯的任何潛在行動的監督。並稱這是重施去年3月之前華盛頓利用情報挫敗俄羅斯戰爭的戰略策略的一部分。 行文至此,必須補充一點:公布情報阻止中國軍事援俄,確實是「美烏共用資訊戰」的一部分,但最後變成了拜登政府的一道自問自答題:先公開稱中國有意向軍事援俄,過段時期想與中國政要會晤時又稱「沒有證據表明中國軍事援俄」,如是三四番之後,中國不再就此回應,比如這次慕安會後,西方輿論警告中俄不得結盟有如黑雲密雨,但王毅訪俄完全不受影響。在普京會見王毅後公布的四大內容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這句:「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正在按計劃發展」。也就是說,過去一年多以來美歐全力指責的俄中結盟,完全不受影響。只是不知這「計畫」形成於何時,內容也只能靠猜測。 除此之外,中國在俄烏戰爭問題上還有兩大新動作。 中國接連拋出兩份和平建議書 王毅在慕安會後赴俄羅斯訪問的同時,中國一點時間都不耽誤地推出兩大和平建議書:一是向基輔發出中國和平解決衝突的建議書,烏克蘭外長德米特里·庫萊拉表示收到,正擬研究並得出結論。具體內容外界不知,估計白宮五角大樓也正在研究準備指導意見。 中國還將在2月24日提交一份交由聯合國決議的草案——結束俄烏戰爭的中國和平方案。細節外界尚不知,據王毅稱其中包括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保障民用核設施安全,反對使用生化武器。另據彭博社透露,中方的和平建議書預計包括呼籲停火和暫停向烏克蘭交付武器的內容,以對抗烏克蘭支持者要求俄羅斯撤軍並結束敵對行動的另一份草案。在俄烏戰爭將滿一周年之際,聯合國將召開大會,就一項決議草案進行表決,烏克蘭和支持烏克蘭的國家希望爭取聯大近3/4與會國投下贊成票,以加深俄羅斯在外交上的孤立。 彭博社分析,儘管中國的計畫似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在過去的調解都已失敗的情況下,美國盟友擔心該提議可能會引起全球南方國家(指拉美、東南亞、非洲等國家與地區)的共鳴,並可能吸引它們在聯合國的投票。 美國和歐洲以外的許多國家拒絕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並呼籲談判和可能的停火。二是有助於將習近平樹立為全球政治家正面形象,同時也將結果塑造成有利於北京的結果。 這兩方面擔心都並非杞人憂天。 西方國家錯估全球局勢 在俄烏衝突一周年之際,印度前外交秘書希夫尚卡爾·梅農(Shiv Shankar Menon)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撰文,評述發展中國家在俄烏衝突中為何不願意選邊站。其觀點如下: 1、西方分析人士錯估發展中國家對烏克蘭戰爭的反應。西方分析人士把烏克蘭戰爭看作是地緣政治的轉捩點。他們認為,在這場民主與專制的生死之戰中,世界各國天然會站在西方一邊。但北美和歐洲之外的國家對此看法與歐美並不一致,在俄烏戰爭開始時,許多發展中國家既不支持西方,也不支持俄羅斯。面對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許多國家儘管實際遵守了制裁,但它們並不願意正式宣布。隨著戰事的發展,其中一些國家已開始謀求在俄羅斯與西方間保持平衡。 2、對許多國家而言,烏克蘭戰爭關乎歐洲的未來而非世界的未來。儘管西方評論將烏克蘭戰爭說成人類命運的轉捩點,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剛從疫情浩劫中恢復過來,正面臨著債務危機、世界經濟放緩等重大挑戰,這些遠比烏克蘭戰爭重要。 3、現在與冷戰時期的一大區別是,當今世界沒有兩極秩序。儘管有很多獨裁和民主相對抗的說法,但中美經濟相互依存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意味著,世界沒有明確被分割成兩部分,進而使傳統的兩極平衡出現。在當今世界,大國競爭已不再是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競爭,而是多個參與者之間的競爭。 應該說,這位印度外交家對形勢的判斷比較接近現實。 美國忽視了本國前輩的告誡 已經過世的冷戰之父喬治·肯南及如今健在的幾位外交專家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雷根總統特別助理)都多次警告:尼克森擔任總統期間的妙招是令北京轉變為平衡蘇聯的地緣政治力量,無論如何不能讓中國與俄羅斯結盟。但世界左派的傳統是踢開權威鬧革命,美國左派更是牛氣衝天,在他們看來,這些「過氣人物」的警告自是不放心上,左派當家的白宮如今更是以咄咄逼人的姿態與這兩個大國對峙,應驗了那句古老的言語: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今年的慕尼克安全會議報告總結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表明民主國家必須保護自己免受專制修正主義的侵害,幾乎每一章都單獨提到中國。中國顯然也意識到,再繼續保持去年那種「中立」,不會減輕美國對中國的壓力與日漸升高的敵意,於是開始轉守為攻,面臨美歐指責疑似軍事援烏並警告之時,由辯解轉為要求北約等國停止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而且時機選在南方國家對烏克蘭戰爭感到疲累之時,將了美國與北約一軍。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要重啟經濟,空有口號沒有對策,經濟還在水深火熱之中,又因氣球事件與美國對抗升級。王毅去慕尼黑空手而回,而春節後的報復性消費又成了水月鏡花。 往年春節後是農民工回城的熱潮,高鐵與長途汽車人滿為患,今年春節過後,農民工卻紛紛「執定行李」回老家。原因是在沿海大城市找不到工作,有工開又收入太低,不堪城市生活壓力,唯有選擇回鄉去等待機會。 在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這些農民工集散地,街上竟出現成群露宿者,有瓦遮頭的住在一間房四五張碌架床的惡劣環境,日復一日,手邊的錢有出無進,挨不了多長時間。 農民工找不到工作,一是外資撤得多撤得快,私企也因訂單枯竭而撐不下去,少數有訂單的因成本上升售價下跌而面臨絕境。農民工在城市開支浩繁,而鄉下老小還要維持生計。 工資太低等於白做,要等工資高又望眼欲穿,每天遭遇現實打擊,到最後只好認輸,其中種種苦澀,只有身歷其境者可以體會。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前後兩三代農民工,總數以億計,他們都將生命消耗在工廠的生產線上,沒日沒夜加班,賺取微薄的工資,改善個人和家庭的生活。中國改革年代,無疑為他們打開了一扇改變命運的大門,可惜四十年過去,一切又打回原形,他們又回到破敗的鄉村。 四十年來,農民工的生活與觀念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基本上已經城市化了,有的甚至在城市成家立業,雖然做的是低端的非技術工作,但城市的光鮮和繁華對他們產生巨大的誘惑,他們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耕作生活,已完全沒有概念。 視頻里看到的農民工,早已不是衣衫襤褸蓬頭垢臉的苦力,他們都穿得相當體面,言行舉止像一般城市青年,身邊的背包旅行喼都是時興款式,他們也早已習慣了上超市﹑叫外賣﹑逛商場﹑留連網路這種城市生活,這些早已城市化了的人,早已回不到過去。 他們已不懂得干農活了,也經不起日晒雨淋﹑臉朝地背朝天的辛苦勞作,他們回到鄉下不是回歸土地,只是坐吃山空,消耗手邊僅有的積蓄,然後望天打卦。 大城市的工作沒有了,小城鎮也沒有那麼多職位容納他們,工作收入低不能維持一家生計,他們回到鄉下一樣沒有出頭之日。 有人準備回鄉養豬,又豈是有競爭力的營生?有私企蓋了一整幢高樓來養豬,機械化流水作業,年輕人在家中圈一塊地養幾頭豬,在成本暴漲售價低迷之下,能有什麼出路? 時代在壞下去,看不到轉機,他們將很快耗盡手邊積蓄,然後山窮水盡,擔天望地,家中老小成了背不動的包袱,只剩對未來的絕望。 這一年半載以來,大部份的社會動亂都發生在大城市,大城市人口集中,平均知識水平高,一有風吹草動,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所以動靜很大。在農村,多年都只剩老小,即使生活處境艱難,老年人貧病交加之下唯有自我了斷,不太可能發生集體抗爭。 但這兩三代回鄉農民工正值青壯年,他們在城市接受現代意識洗禮,網路信息通達,又經歷過集體討薪的磨鍊,這批人數眾多血氣方剛的農民,一旦在鄉村集結,每日面臨失業困擾,看不到前景,他們向政府討說法,要求給出路,都是可以預料的。如此一來,等於在廣大鄉村建造起大量火藥庫,一粒火星即可能引發大範圍大規模的爆炸。 中共的鄉鎮政府正空前財困,上級自顧不暇,「自家的孩子自己抱」,基層黨官在減薪遣散潮之下自身難保,更談不上對中共政權的忠心,他們若對上躺平對下苟且,也是大概率會發生的事。村官怠政,農民工對現實不滿,一來一去,基層政權隨之動搖。 中共維穩力量集中在城市,鄉村是薄弱環節,農民人多勢眾,村官勢孤力單,上級政府鞭長莫及,鄉村維穩勢成空言。 時至今日,外交的惡劣處境不可逆轉,內政的國進民退也不會改變,意味外貿與內需將長期枯竭,也意味外企搬遷私企倒閉將長期持續,更意味農民工謀生之路將越發渺茫。最終,鄉村火藥庫一一引爆,中共政權的瓦解將從農村開始,那時中南海鞭長莫及,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就是中國人改變命運的時候。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氣球事件中共偷雞不著反蝕了一把米,還把所剩無幾的公信力也賠進去了。美國向四十個國家通報中共劣跡;駐華大使館網頁向中國公眾解釋事件;美國打撈氣球殘骸作研究,日後一定會向全世界公布詳情。 記者追問氣球製造商,毛寧說不知道,既不知製造商,憑什麼否定是間諜氣球?拿最低限度的人格來抵押,結果是讓自己站上被告席。 各國互相刺探軍事情報本是家常便飯,事情暴露了,趕緊認錯道歉了事。壞事發生應及時止蝕,只有蠢人才會把事情搞大,事情搞得越大,自己越被動,越下不了台,損失越大,這些都是基本常識。偏偏中共反著來,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不可信、不負責、不要臉的惡棍,世上有這麼愚蠢的政府嗎? 習近平的治國方略,不是建立在對內外時勢清醒把握的基礎上,是建立在主觀臆想的基礎上,不是清醒認識敵我實力、內外形勢、客觀條件,而是頭腦發熱、任性胡搞、不計後果。這是典型的紅二代習性,只當自己是天潢貴胄,胡作非為不必擔責,但你在國內胡天胡地可以,去到國外,誰會買你的帳? 在美中阿拉斯加「二加二」會談上,布林肯說美國政府是憑實力和外國打交道,那才是高手辦外交的底氣。中國曆來辦外交的人,都明白「弱國無外交」,你有多少能耐,才能辦多少事情,這是常識,不需要人家教你。 在沒有與美國交惡之前,最低限度要摸摸自己的口袋,看看自己的「肌肉」,有足夠實力,才去和別人較量。美中貿易戰之初,一時衝動就翻台,翻了台又後悔認衰,認了衰又挨打,挨了打又要忍氣吞聲,忍氣吞聲後又不接受教訓,如此循環往複,只與自己過不去。 與老大翻臉,應該和其他中小國家搞好關係,以孤立對手壯大自己,結果又是反著來。先對日本韓國動粗,把日韓都推到美國懷中去;又與澳洲印度交惡,方便美國拉攏他們;對歐盟聲大夾惡,惹人反感,促進美歐聯手,到最近,連東南亞這些小國家都得罪完。 派軍艦入侵菲國海域,用激光射盲人家的士兵,貪圖一時痛快,等到菲律賓把自己的軍事基地都劃給美軍使用,美國人做不到的,中共幫他們都做了。日後美中交戰,美軍近在咫尺,調兵遣將「就手」,那究竟是誰吃大虧? 美國懲罰中共工具太多,裴洛西之後,美國議員訪台絡繹於途,麥卡錫執定行裝隨時出發;布林肯說好訪華,說不去就不去;美國與日本、荷蘭合謀祭出晶片大殺器;美國在人工智慧、量子技術等高科技領域實行全面封鎖;外傳蔡英文將訪問美國,並可能在國會演講;美國有議員提案承認台灣外交地位;美國跨黨派議員提名六位香港人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如此等等,幾乎每天都有新花樣。 反觀中共這邊,兩手空空乾瞪眼。除了討一點口舌便宜,只剩被人扭住打耳光,所謂「死剩把口」。沒有實力和人過招,你就要老老實實,不要招人嫌,不要挑釁,不要「唔知死字點寫」,至少不吃眼前虧。 本以香港垂範台灣,先毀了香港再毀一國兩制;本想爭取和統台灣,又與美交惡統一夢破;本欲以一黨獨裁求存,又要東升西降叫陣民主制度;本有求於美國,又要把顛覆之手伸到人家國土裡去。既無道義又無謀略,既逆潮流又不知檢點,既自大狂妄又一意孤行,難怪當政十年,輕易把一盤好棋下死。 人吃了虧,便要吃一塹長一智,接受教訓,深刻檢討,以防一錯再錯,唯有習近平是胡搞不遺餘力,吃虧吃上癮,這也可算是世紀奇觀。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辦外交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此弱智。 經濟垮政權也垮,本來救經濟是首務。救經濟要先救外交,救外交先要救美中關係。一個間諜汽球,花邊新聞而已,本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習近平偏偏把小事搞大。現在覆水難收,最大鑊的終是習近平自己,人蠢冇(無)葯醫,信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為習近平的定於一尊,李強即使貴為黨內二把手,對國務院高層人事的決定權可能也只局限在國務委員兼秘書長一人身上。而之所以選中了自己當年主政江蘇時的副手吳政隆,無疑是因為能被他李強信任的人選里,這個吳政隆畢竟有過早年的國務院部委的秘書經歷。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新華社透露的二十大人事決策內幕》中重點介紹了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的次日,中共新華社即刊髮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的關鍵內容。中共高層人事決策歷來神秘無比,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如此。不過從新華社從十五年前開始每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及它的一中全會閉幕次日公開發表的專題報道文章中,還是可以找出一些有參考價值的東西。比如其中透露的在二十大籌備期間,不但是要決定所謂三委,即中委、中央候補委和中紀委成員名單,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組成人選,還要決定國務院領導成員人選,中央軍委組成人選,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等。這裡所說的「還要決定」的人選,具體是指既不「入局」,也不進中央書記處的國務院國務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以及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舉例來說,雖然國務院的副總理均會被安排「入局」,但一般情況下國務委員都不會被安排「入局」。而今年三月才會在新一屆「兩會」上正式公布的新一任國務院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被賞給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吳政隆,無疑也是二十大召開之前與幾個新「入局」的副總理候選人一起被決定的。 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當天公布出來的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不但以國務院總理接班人身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而且還被排名僅次於習近平,越過連任常委的趙樂際和王滬寧,真真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此前,中共執政史上這種由上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甚至只是中央委員在換屆大會時超越上屆政治局常委、排名在前的事例只發生過一次,那就是一九七三年召開的中共十大上,此前只是第九屆中共中央委員的王洪文,超越九屆政治局常委康生,出任第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屆中央副主席排序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王在康前。 與如今的李強的相同之處是,當時的王洪文也是來自上海市委,與如今的李強的不同之處是當時的王洪文是被偉大領袖當成黨主席接班人培養的,並不是總理繼任人,所以當時的偉大領袖沒好意思把他王洪文的名字也放在周恩來之前。 而如今的李強不似王洪文,卻又勝似王洪文之處,當然是令外界全都驚掉下巴的,中共執政上唯一一例從地方黨委書記直升國務院一把手。 自中共建政以來,李強之前的歷任國務院總理依序是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除了開國總理外,其餘都有過副總理經歷甚或副總理再加國務院部委任職經歷。周恩來之後的華國鋒任副總理時間只有一年零三個月,華國鋒之後的趙紫陽只有五個多月的副總理過渡,再往後者莫不是經歷過至少一屆完整副總理的任期。 另外,無論是李鵬、朱鎔基還是溫家寶,在升任國務院總理職務之前,不但有過副總理的資歷,再往前也還有國務院部委的任職經歷。這些李強更是沒有。 再者,中共執政史上的李強之前的歷任總理,在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的排名,並不都是老二。比如李鵬的總理職務交給朱鎔基後,改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李鵬黨內排名依然在朱鎔基之前,老二依舊是老二。而到了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他在黨內的排名也是屈居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之後。 如此說來,二十大上連任政治局常委的趙樂際既然已經被內定接任全國人大委員長,那麼總理接班人李強作為新任政治局常委,排名在趙樂際之後似乎才顯得「順理成章」。但是,習近平在這全部二十大的高層人事安排中,就好像是在和什麼人賭氣一樣,「朕就是要不按牌理出牌」。不但要安排一個沒有半天國務院工作履歷的地方黨委書記直升國務院總理,而且還要讓他越過連任常委當黨內老二。 在此前提下,既然新任國務院總理人選可以是一天國務院任職經歷都沒有的,那新任國務院副總理人選就更不需要國務院系統的工作經歷了。 前述中共新華社刊發的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是一個素質優良、結構合理,適應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需要的領導集體……。這是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領導集體……。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進退比例比較適當,保持了人員和工作的連續性,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領導幹部進入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充分反映了我們黨的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 但事實上呢,只有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換屆可以被形容成「進退比例比較適當」,而對上屆國務院根本就是「連鍋端」,不但總理不是從副總理中產生,新任副總理,包括由新任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常務副總理中,不但沒有一人是從上屆副總理或者國務委員產生,而且只有一人是上屆國務院的部委負責人,其餘全部都沒有國務院部委里哪怕是廳局一級的主管經歷和經驗。何談「保持了人員和工作的連續性」? 先說丁薛祥,此人曾經經歷的地方行政職務只是上海閘北區的區長,其他全部從政履歷都是黨務,而且也沒有擔任過任何一級的地方黨委一把手。進中央工作後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相當於當年慈禧太后身邊的李蓮英。 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共黨內有人議論習近平如此安排自己的大內總管丁薛祥,就是為了讓他五年後再成為李強的總理接班人做政治熱身。拭目以待吧! 再說張國清和劉國忠,此二人倒是在擔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之前都有省級行政一把手的從政經歷,但也從未有過在國務院部委任職的經歷。 至於除了副總理外的「李強內閣」的國務委員人選,就更是毫無不顧及所謂「工作的連續性」了。 這裡先說明一點,在國務院系統里,無論是兼任公安部長的國務委員,還是兼任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國務委員,事實上都不是真正屬於總理管轄。在李克強的第二個五年任期里,歸他管的國務委員有兩個,一個是兼任國務院秘書長的肖捷,另一個是分管工業的王勇。 五年前升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肖捷是中國人大財經專業的七八級,畢業後進入財政部,日後的從政經歷就是從財政部科員一直熬到副部長、然後就是兩年時間的地方副省長和三年時間的稅務總局局長,三年時間的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和一年多時間的財政部長。以這樣的從政履歷出任「國務院大管家」,至少可以用「合格」二字形容。 至於王勇在升任國務委員之前,已經有過了央企副總、中組部分管企業幹部的局長、國資委副主任和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和質檢總局局長等職務的任職資歷,在當屆國務院副總理中無人分管工業的前提下被安排為分管工業的國務委員,也是理所當然。 在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吳政隆及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諶貽琴的進京候命,等於是提前對外宣布了他們兩人是在準備出任「國務院領導人」職務。 與此同時,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的王勇的名字已經進入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說明他已經被內定轉任下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而同樣在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的肖捷,已經被中央指定為湖北省的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意味著他在今年三月份的「兩會」上會轉任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王勇的國務委員席次會被諶貽琴取代已經毫無疑問。但今年三月兩會之後才會被對外正式公布的國務院領導人分工與五年前的區別之一,就是副總理中有了一個分管工業的,少了一個分管科教文衛的。在此前提下,諶貽琴自然就會以國務委員的身份接替上屆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的工作分工。至於為什麼是諶貽琴,毫無疑問不是因為新任總理李強對她的特別看中,而是她在現成的地方正省部級幹部中的女性和少數民族雙重身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而相比於諶貽琴,吳政隆的「入閣」,絕對是習近平向李強「徵求意見和建議」的結果。自今年初開始,被宣布免去江蘇省委書記職務之後即已經進京以國務院黨組成員身份與肖捷之間開展了工作交接的吳政隆的身影,已經至少兩次出現在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會議上。所以如果說諶貽琴將任國務委員的可能性還是百分之九十的話,那麼吳政隆出任李強內閣的國務委員兼秘書長的可能性絕對是百分之百。 說起來,對歷任國務院總理來說,運轉國務院機關日常事務的最重要的閣員,並非是那個名列政治局常委的常務副總理,而是以國務委員身份兼任的國務院秘書長。 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筆者即讀到過一篇始發於牆內的網貼,大意是,就李強來說,雖然貴為新任二號常委,真正能由他基本做主的人事,也還是國務院秘書長的人選。這個人選極其關鍵……。 先說趙紫陽擔任總理時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秘書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杜星垣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調國務院之前是四川時任省委書記,是當時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最信任的一個。 杜升任秘書長後,趙紫陽又調時任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田紀雲進京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熟悉工作,預備接班。1983年兩會換屆趙紫陽連任國務院總理,田紀雲就出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 按照李銳先生生前的回憶,胡、趙時期,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的人事安排鮮少有他們兩人說了算的,田紀雲是其中之一。 從一九八五年底開始,田紀雲專任副總理,任命陳俊生接任國務院秘書長。 李鵬接任總理後,陳俊生的國務院秘書長只持續了半年時間即被與李鵬同為「留蘇幫」的羅干取代。 關於當年趙紫陽對陳俊生的政治信任,甚至還引起過胡耀邦的誤會,可以講出一個很長的故事。這裡只講一個最說明問題的故事片斷,那就是「六四」事件發生之後,黨內元老李先念曾指責過陳俊生和田紀雲都是「趙紫陽的狗腿子」。 朱鎔基接任總理職務的同時,任命了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王忠禹接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之所以選中王忠禹,是因為六年多前的朱鎔基以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和上海市委書記身份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後,很大程度上得力於當時從吉林調進國務院的王忠禹的輔佐。 溫家寶遞升國務院總理的同時,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華建敏,出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這個華建敏表面上看是「上海幫」,但事實上他在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即在溫家寶剛剛擔任中辦主任期間調進中辦服務於溫家寶整整一年。至於溫家寶的第二個總理任期的國務院秘書長馬凱,以及李克強國務院總理的第一任期的國務院秘書長楊晶,似乎都不是溫家寶和李克強本人提名的。 現如今,李強被習近平放心地委以黨內老二和國務院老大,在幾個副總理無疑都是習近平「統籌安排」的前提下,秘書長人選的前提肯定是得力加聽話。 因為他李強本人從未有過國務院部門工作經歷,所以從現成的國務院部委正部級負責人以及正部級副秘書長中挑選一個「業務」上得力的人選,很難保證他會「聽話」。而從過去曾與李強搭過班子的地方黨政一把手中挑選,吳政隆中選的原因首先是他們兩人在江蘇省的合作經歷愉快。 自習近平到中央工作之後就開始重點培養的李強於二零一六年六月由浙江省長升任江蘇省委書記,三個月後吳政隆被安排在他手下任省委副書記。吳政隆在李強手下工作七個月後,被就地升任省長……。 在保證了能「聽話」的前提下,與其他潛在人選相比,吳政隆的「優勢」在於他從政早期是秘書出身,而且還是國務院部委的正處級秘書出身,日後更在重慶市擔任過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和市委辦公廳秘書長。 既然沒有可能在現有的國務院正部級領導人或者現在國務院正部級副秘書長中找到自己的體己,吳政隆的早期國務院部委秘書經歷對李強來說就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目前中共對台認知戰如火如荼,甚囂塵上。台灣的自由輿論環境也讓不少人有意或無意地陷入中共設置的輿論圈套,結果是以訛傳訛、裡應外合、自己嚇自己、自己蒙自己,對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灣人民的未來處境,造成不利的影響。綜合起來有如下三大認知誤區,我想有必要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疑美論,即懷疑美國保衛台灣的決心和能力。隨著中共以攻台恐嚇來影響台灣選舉之深化和加強,台灣內部的「疑美論」也鋪天蓋地而來。以往是論述美國不會防衛台灣,去年是指美國會掏空台灣,部分論者並扭曲台積電赴美設廠是另類棄台。現又指美國縱然軍事支持台灣,也會像烏克蘭,把台灣當成美中戰場,牽制與消耗中共國力,由此延伸台灣不當棋子。另方面,美國現役將領陸續釋放台海戰爭的可能時程,也讓這類說法能再借力使力。其實這種疑美論從客觀上來講,是破壞美台關係的認知作戰手法,是與北京謀和以避戰的投降主義說法,正中北京下懷。 疑美論 投降主義正中北京下懷 首先,就像以前我曾在本專欄指出的那樣,美國軍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行動的戰略清晰從來就存在,根本就沒有什麼莫須有的「戰略模糊」。自一九八○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止以來,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對此有任何模糊,而且每當中共製造武力攻台危機之時,在位美國總統毫無例外地公開申明或展示美國武力干涉、直接介入的決心和意志。 目前中共虎視眈眈瞄準台灣,有劍拔弩張之勢,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也一如既往,毫不猶豫地已經公開在四個場合,以及在與中共領袖多次會談時,申明美國將毫不猶豫軍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之舉的底牌。有人說美國國務院在總統如此申明之後屢次更正總統的聲明,這也完全是無稽之談。每每在美國總統表示美國武力護台的決心之時,美國國務院總是正確回應媒體詢問,聲明美國總統所說與美國對中對台政策完全一致,沒有任何衝突。 那麼美國對中對台政策究竟是什麼呢?它包括三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一,美國承認已意識到有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的說法; 第二,美國反對任何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第三,任何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都必須要由台海雙方的人民同意。而且這三點都是中美雙方在尼克森時代以來互相知會的,但中共斷章取義,對這種知會做片面解釋。由此而論,美國總統宣布以武力阻止中共用軍事手段改變台海現狀,與這種三體合一的美國國家政策,沒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相反,美國國務院的每次聲明,都進一步確認美國總統軍事干涉的決心和底線。還有一點,鼓吹疑美論的人還完全忽視一個根本的事實,那就是沒有任何一位中共領袖,對美國軍事干預中共武力犯台的決心和底線有任何懷疑。另外,鼓吹疑美論的人不了解為什麼民主自由的台灣,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多麼重要。台灣是中共在亞太地區侵略鏈的首個環節,如果美國對中共武力攻台坐視不管,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眾多盟友,將對美國的戰略承諾和信譽威望,產生不可估量的懷疑和失信。 美國也深知,所有在印太地區受到中共文攻武嚇的國家,如日本、越南、韓國、印度、菲律賓等等,都指望美國領導對中共的武力犯台採取毅然決然的反擊,因為台灣有事,這些國家也有事。 第二,台獨論,即如果中共不武力侵犯台灣,台灣就會宣布獨立。這也是一個嚴重的認知錯誤,是中共長期以來的宣傳借口。台灣壓倒性的民意從來就是維持現狀,不獨不統。現狀是什麼呢?現狀就是從來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之下的一個事實上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台灣人民選舉出來的政治領袖,不管是國民黨的還是民進黨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獨立自主的、獲得台灣人民通過民主程序認可的中華民國總統。儘管表述方式不同,台灣主要政黨都認同這樣一個理念,也就是台灣根本沒有必要宣布獨立,因為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不管中華民國後面有沒有帶有括弧的台灣兩個字,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台獨論 一步步掉入認知戰陷阱 以我在美國政府工作的所有的經歷,以及我所有打過交道的美國政治外交領袖,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一個台灣的政治領袖來華盛頓遊說鼓吹所謂的台灣獨立,因為我們有我上面提到的對台海問題解決方案的三個有機組成體。中共一貫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沒事兒找事兒。北京端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直前後矛盾,邏輯混亂,一方面咬定台獨只是一小撮人,但又認為絕大多數台灣人事實上都有資格當上中共定義下的台獨,包括許多反台獨的台灣人,以及維持台海現狀派、主張中華民國獨立派、不願兩岸統一者,等等等等,全都打成台獨論者。可惜台灣國內也有不少人無所遮攔地附和與配合擴大台獨的定義,無視絕大部分台灣人民對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的認可。這正是一步步掉入認知戰陷阱:接受被中共統一才算是真正的放棄台獨。然而,一旦接受這樣的講法,台灣人民也等於將原本早已具有的主權獨立地位和自由民主,斷送予中共。 炮灰論 因小國寡民而自暴自棄 第三,炮灰論,即美國利用台灣來制衡中國,拿台灣人當炮灰。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美國對台灣防務的承諾,是為了保護台灣人民用不懈的奮鬥而取得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美國以及美國在全世界的所有民主的同盟國,都十分讚佩台灣人民幾十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也充分認識到中國之所以對台的野心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台灣正在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種巨大恐慌。 持上述「炮灰論」的台灣人實際上是自暴自棄,沒有認識到台灣自由民主制度對中共專制獨裁的共產主義制度的巨大威脅,以及對沒有民主自由的大陸人民的巨大感召力。 美國對台的防務承諾,除了是反對中共在亞太地區的侵略擴張之外,更大意義上是受到保護普世價值和民主自由制度的驅使。台灣人民沒有必要總覺得自己是小國寡民,是大國政治中任人擺弄的一個棋子,世界上許多小國完全能夠深刻影響世界大格局。人口不到台灣的四十%、只有台灣領土三分之一大小的以色列,也同樣長期遭受外交圍剿、政治封鎖和認知戰攻擊,但區區小國以色列不畏強暴、自強不息,與世界民主國家合作共進,成為中東地區民主自由的燈塔和指路明燈。 就像以色列那樣,實際上台灣以及台灣的民主對世界體系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台灣人民應該挺起腰桿做人,不應該總覺得世界的民主國家對台灣自由民主主權的支持和承諾,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和算計。台灣人民應該有以色列和烏克蘭人民所展示的那種為自己的國家獻身的勇氣和智慧,並相信這種勇氣和決心絕對會獲得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聯盟的支持。 因為在台灣問題上,實際上絕大部分民主國家以及像北約和歐盟這樣的民主聯盟,都更加強調台灣問題的核心並不僅僅是主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專制獨裁與民主自由的根本衝突的問題,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誰輸誰贏,事關重大,其意義完全超出狹隘的台灣海峽。進一步說,今日的台灣已不是往日的台灣,台灣目前在世界自由貿易體制里是一個舉足輕重、非同尋常的重要國家。 台灣有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國民之一,有第一流的商業、工業、貿易管理人才,在攸關全球經濟技術關鍵命脈的許多領域佔有龍頭地位。在全世界的兩百多個國家裡,誠然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但比中國面積小二六七倍、人口小將近七十倍、人均GDP遠超中國居東亞第一的台灣,則是美國的第八大貿易夥伴,而且這種貿易關係也在不斷加強。總而言之,台灣根本沒有必要總覺得別人要把自己當炮灰,台灣也有自己相當多的經濟、技術、制度、政治、理念,甚至軍事的優勢和長處,而中共當然有優勢,但和所有的專制獨裁政權一樣,中共所面臨的經濟困境、社會矛盾、制度劣勢和其他國際國內的致命性的挑戰,也是相當嚴峻的。炮灰論實則可以休矣。 台灣海峽的對抗和緊張局勢,完全由共產黨中國造成。如果中共放棄征服民主自由獨立的中華民國的野心,兩岸都會雙贏;如果台灣屈服於中共的淫威和認知操縱,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和主權將不復存在,民主世界與和平安全也將受到重挫。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全文轉自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