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森林 悉尼Woollahra 议会拟阻新住宅建设
2026 年 6 月 26 日
美国与中国，谁是好国好民，谁是坏国坏民？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晒出图片，声称中国无意变成另一个美国，并列出十点原因，每一则内容都附上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的新闻图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不是在微信或抖音上发布，而是选择在推特上发表，既然她如此厌恶美国，为何用美国的社交媒体？这种做法难道表明她本人崇洋媚外，就跟她口口声声反美的同时，却在美国购置豪华房产并送孩子到美国读书一样？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她所做的是大外宣，而非“大内宣”，中国墙内民众都是韭菜或人矿，连被洗脑的资格都没有，中共的重心已转移到在国际上与美国和西方打宣传战了。 华春莹的原因一：中国从来不对少数民族进行屠杀、掠夺和种族灭绝，从来不允许发生“我无法呼吸”事件。 实际上，中国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殖民暴政，早已被多国列为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中国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声称是职业培训，但被关押者有大学校长和教授，难道他们需要职业培训吗？维族女性米日古丽·图尔荪和三个孩子被关进集中营，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并且被迫绝育，一个孩子悲惨死去。只因为她丈夫是埃及人，经过埃及政府的外交努力，她才被释放，并在美国国会公开亲身经历，向全世界昭告中共的法西斯暴政。 华春莹的原因二：中国从不允许百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财富的总和。 事实上，早在二零一四年，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谢宇与研究生周翔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名为《今日中国的收入不平衡》的论文，根据多家中国大学所得的调查数据，研究者计算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平等的国际指标)，二零一二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已达零点五五， 美国为零点四五。谢宇指出：“在今日中国，收入不平衡程度已位居全球高位，特别是与那些高标准生活国家相比。”二零二零年，二十四岁的贵州贫困大学生吴花燕因营养不良引发多项疾病，抢救无效去世，这个悲惨事件给了习近平炫耀的脱贫大业一记响亮耳光。 华春莹的原因三：中国从来不允许其人民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更不用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被枪杀了。 华春莹不能理解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拥枪权，这是夏虫不足以语冰。在严格控枪的中国，校园中的孩子没有死于枪杀，却死于刀杀。仅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二日，短短五十天之内在中国就发生了六起幼稚园或学校凶杀事件，二十二个孩子被杀死，十六个受重伤。学者何包钢指出，中国一系列妄杀幼童事件显示了比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更严重的社会危机。正是中国今天的高控制度和方法成为不稳定之源，让社会最底层、最边缘人物失去说话的场所。中国现存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缺乏民间机制来调解各种社会问题。 华春莹的原因四：中国不允许毒品问题困扰国家并每年导致十万以上的人死亡。 其实，一方面，中国的毒品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估计，中国吸毒人员的实际人数约为一千三百万，一半人涉嫌吸食冰毒。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故意纵容中国生产的芬太尼流入西方国家。美国助理国务卿克尔斯滕·麦迪逊曾表示，二零一七年，美国七万两千万例药物过量死亡中有超过四成涉及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发言人凯瑟琳·帕夫指出，根据美国邮政系统的拦截，当地人提供的信息以及追踪这些药品的网路足迹，这些芬太尼大量来自中国。欧洲药物监测机构的报告也称：“大多数进入欧洲的新芬太尼来自中国的公司。” 美国与中国，谁得道多助，谁失道寡助？ 华春莹的原因五：中国从不侵略别国，不搞殖民扩张。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与南韩、印度、苏联、越南等邻国都发生过战争，在邻国眼中，中国就是一个蛮横残暴的霸权。比如，越南坚称拥有南沙和西沙群岛主权，不会容忍中国的侵略行为。越南在对中国严加防备的同时，欢迎美国将美利坚秩序带到东亚，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曾公开表示：“如果美国能为本区域能带来和平、稳定，以及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我们欢迎美国的举动。”谁是侵略者，谁是和平缔造者，不由自己说了算，而由周边相对而言的小国和弱国说了算。 华春莹的原因六：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从不在国外寻找和扶植代理人。 柬埔寨人不会同意这个说法。正是在中共扶持下，波布的红色高棉才成功夺权，实施阶级屠杀，杀害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波布在访问北京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毛说：“我从小就读了许多毛主席的着作，尤其是那些有关人民战争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领导了我们整个党。” 华春莹的原因七：中国从来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骗、谎言和偷窃”上，因为中国把这些视为耻辱，而不是骄傲。 但是，就连曾是中国的老大哥的苏联，也被中国的厚黑学和孙子兵法玩弄于股掌之上。赫鲁雪夫对毛泽东挑动核战争、不惜中国人死一半的狂言感到震惊，认为毛是个疯子。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总统尼克森说，中国人的特点是“野蛮、不忠诚、虚伪”。他们“背信弃义、心怀叵测”，“不诚实”，“特别狡猾、两面三刀”。 华春莹的原因八：中国从不称霸世界，不剥夺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权。相反，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 然而，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蚕食鲸吞，已激起非洲各国的愤怒声讨。中国在非洲国家采取“安哥拉模式”，以提供巨资协助基建，换取当地资源。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艾登认为，这种以基建换资源的模式，使中国被视为“殖民者”，中国只重视从非洲获取资源，及为中国企业创造国际市场，这种“设计”等同将部份非洲国家视为“附庸国”。赞比亚大学政治学讲师比巴拉批评说，虽然中非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中国没有提供太多技术转移，有些国家又盲目生搬硬套中国发展模式，会令非洲愈益依赖中国，不利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华春莹的原因九：中国从来不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地削弱或消灭对手。相反，中国专注于提升并超越自己。 这个说法又是自欺欺人。中国一直无孔不入地窃取西方先进技术，然后通过山寨方式大量生产，这才实现“弯道超车”。比如F-35的设计被盗，使中国空军能够开发出外观相似、具有中国特征的隐形战斗机。中国顶级骇客团队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计算机中窃取两千两百万美国人的安全保密文件，再加上从安塞姆健康保险公司窃取的医疗文件，以及从万豪酒店窃取的旅行记录，估计已经帮助中国制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的详细蓝图。 华春莹的原因十：中国从不向流浪气球发射导弹，而是投资建设更好的铁路，让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这是典型的戈培尔话术，掩耳盗铃还不够，还要贼喊捉贼。中国放出间谍气球侵入他国领空，还不允许他国出于保卫国家安全而将其击落，难道被侵入国只能坐以待毙？曾在奥巴马和川普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麦可·罗杰斯上将表示：“此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关注程度。当它成为对我们国家的物理侵入，感觉就不一样了。” 华春莹看似谴责美国，却更像是揭中国的短，这种“高级黑”，骗不了别人，只能讨好习近平一个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3月5日，中国五年一度的人大换届后的人代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看点何在？可能还有人想起十年前温家宝交卸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发言，但那是胡锦涛时代尾声的表演，此戏谢幕不可再。今年李克强交卸时，应该除了应景报告、黯然退场之外，不会有吸引眼球的讲话了。今年人代会的真正看点是财政难题，而财政困境的关键是地方财政之全面苦度，这代表着中国进入经济困难的起始点。 一、中国：财政困境看地方 为什么在中国，财政困境看地方？因为，所有的困难首先集中在地方财政这个层级。地方财政进入全面困境之后，即使中央财政勉强自保，全国各地都会因为地方财政全面困难而爆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要了解中国的财政制度，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中央、地方这两级财政“收收放放”的复杂关系之演变史。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其财务核心就是，全国财政由中央政府一把抓，地方政府用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经济改革开始以后，中央政府不得不把财源更多地用到民生上，这便造成了军费困难，为此不得不实行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裁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发展的僵化做法，也不得不重新调整，要给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其中当然就包括给地方政府一些财权。这就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中首次的财政放权阶段。 但这种财政分权的办法，造成了八十年代地方财政权力增加、而中央财政财权萎缩的局面。于是朱镕基1994年开始，把全国财政收入集中了到中央财政。1994年以前，全国财政收入当中，中央财政占三成，地方财政拿七成；而199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地方财政只剩三到四成。所以，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再度进入了中央财政的集权阶段。 朱镕基集中财权的做法，关键在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税制，即占税收大头的税种归中央财政，而地方政府能掌握使用的都是小税种。这种情况下，沿海的经济大省经济实力强，它们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加快土地开发等办法，补充自己的地方财力；但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实力弱，财政入不敷出，只能仰赖中央财政每年给予补助，即中央财政对大部分省例行的财政拨款。 1994年以后，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地方税收、中央财政拨款和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当中，地方的税收和中央财政拨款属于“一般公共预算”，其开支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而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则被中央政府归入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 当时朱镕基把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全都留给了地方财政，因为他不懂，与城市土地开发相关的财政收入，会因为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而不断增加。中共的宪法规定，“国家可以……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地方政府只要宣布，哪块土地需要征用，就可以把这里的居民迁走、旧房拆毁，然后这块土地就可以高价卖给房地产公司，收入落入地方财政的腰包。这就是地方政府后来大力推进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的由来。 随着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筹钱，房地产便成了支撑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的支柱。于是，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全部转向依靠卖地的土地财政阶段。这是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最繁荣时期的十几年的状态，在财政方面，这个阶段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捞各的钱，彼此相安无事。 二、总理喊话：“谁家的孩子谁抱” 如今，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安无事的局面，终于结束了；而地方政府集体为钱和中央政府的争斗已经拉开了序幕。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结局呢？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靠房地产拉动经济，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大到不能不破的时候，地方财政的困境就必然发生。 温家宝在任时装傻，假装不懂这一点。李克强在位十年，一开始也不懂，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危险：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落袋花光了，但各地开发土地的几十兆巨额债务，却留给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财政就算把军警全都裁光，政治局全体不领薪水补贴、自己开私家车、秘书的“活”全都自己干、自己烧饭泡茶，中央政府的所有机关也数年“不吃不喝”，也仍然还不上这笔巨债。这就是目前李克强卸任前遇到的痛苦局面。 去年5月25日下午3点，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各省、市、县的官员都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这个讲话的录音稿马上就在网上和微信上传开了。会上李克强讲了一段话：“最近已经有几个省给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来要借钱。我这里明确的跟大家说……我这里也给大家报个底账，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灾害，还有一笔总理预备费，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 李克强的意思很清楚，地方政府没钱了，想找中央财政要，但中央也没钱，你们各地自己想办法。而总理上述喊话的意图，被中国财政部长刘昆今年1月9日解读得明明白白。他针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强调说，“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将进一步打破（中央）政府兜底的预期”。 共产党国家是集权制度，它本身必然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大锅饭”观念，自家的“孩子（债务）”想让中央财政来“养”。何况，朱镕基集中财权之后，实行对多数省市的中央财政拨款补助体制，这种体制又鼓励和养成了地方财政的“大锅饭”思维。这才有了李克强的如此喊话。 那么，到底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地方财政的债务主要是两部分，全都与土地开发有关。要把一块土地卖给房地产公司来开发住宅，地方政府至少必须先付钱做几件事。其一，补偿被拆迁的居民；其二，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安装水电、安排地铁或公交。这都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此钱何来？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券；另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设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即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地方政府手里的土地，向地方银行获得抵押贷款或发行债券。 这两种支出花出去以后，不管能不能通过卖地收回成本，这些钱都是借来的，债务到期了，无论是银行的抵押贷款，还是发行债券，到期了都必须还债。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公司多数都岌岌可危，不敢再买地了，也没钱买地了；这样，地方政府就没钱还债了。 三、地方财政的帐外金库枯竭 上面提到，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被中央政府归类为“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也就是说，在财政监管的层面，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政府的帐外金库。如今，账外金库开始枯竭了。本来，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与国债一样，以地方政府的税收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量太大，靠税收不够还债，只能用卖地收入作为债券偿还的资金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名义上是企业，不能用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担保，但实际上却是由地方政府用地方财政局的财政存款作担保的，最后也靠用卖地收入来还债。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经济尚且繁荣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可能出现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中共的财政部知道，这种局面完全可能发生，是整个财政系统的潜在危机。但是，为了掩盖中国的财政金融危机，中国财政部采取了一种欺诈性做法，假装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不算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而是模糊地称其为隐性债务问题，拖着想混下去。 然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急剧萎缩，于是，地方财政的帐外金库开始枯竭。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到期债券这种显性债务，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到期的所谓隐性银行债务，就都难以偿还了。 仅就中共公开承认并每两个月公布一次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即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数量来看，2022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35兆（350,618亿元），其中四成债券6年内到期，必须偿还，剩下的债券到期偿还的时间稍多4年。中共偿还到期债券的办法，逻辑上有三个，一是动用地方财政收入偿还本息，二是动用卖地收入还债，三是借新债还旧债。从2022年中国各地方政府还债的实际做法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究竟如何。 据中国财政部今年1月30日公布的《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介绍，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还债数额是27,758亿，其中由地方财政从正规预算和卖地收入中拿钱偿还的只占14%，其余86%的债务都靠借新债还旧债；2022年地方政府一共发行债券47,566亿元，其中的一半都用来偿还到期债务。由此可见，地方财政尽管多年来拼命卖地，但仍然财源枯竭，只能指望不断借新债，用推迟还债来逃避眼下的偿债困境。而目前卖地收入骤降，经济萧条之下，地方财政收入不断萎缩，这就预示着，今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偿还债务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借新债上了。 四、2023年：中国各级财政进入苦境 地方政府的债务到底有多大？这关系到地方财政的苦境到底有多长？如果说，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大体上还算透明公开的话，那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黑箱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是指，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地方政府通过各自的融资平台公司（也被称为城投），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2020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总额是53兆，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还债能力非常低。把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兆，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兆，合计就高达88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兆。这110兆债务，大体上相当于中国121兆GDP的91%；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卖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26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了。 一个国家的财政债务和GDP的比率，在国际上被称为财政风险警戒线，通常公认的警戒线是60%；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总负债率已经比财政风险警戒线高出30多个百分点了。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国债，是地方债务。为什么强调地方债务比率高，会很危险呢？因为，国债还可以向国际投行发行债券来融资，地方政府的债务没有国际信用，基本上不能从国外融资。所以，中国的这种以地方债务为主的巨额债务，只能在国内拖下去，变成债多不还、“破罐子破摔”了，这种局面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中国的经济不只是面临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总体困境，过去20年来，中共一直依靠做大财政和金融泡沫，才得以维持到今天。一旦这个财政和金融泡沫破灭，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而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 五、银行充当财政的钱袋 地方政府没钱还债，要靠借新债来还旧债。那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向谁借钱的？它们主要是向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借钱。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的钱，都是民众的储蓄。目前全国银行的资金中，2022年底住户存款一共是120兆；对比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110兆，中国各级财政的110兆债务占住户存款的91%。这意味着，各级财政因为欠下了巨额债务，其实已经把民众的储蓄大部分拿空了；而且，地方政府无力还债，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也就是把欠条不断换新，用今年的欠条替换五年前的欠条，债主永远只看到“白条”，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钱还回来了。 地方政府一直在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就是把民众的银行存款偷偷地通过中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搬到财政金库里去用；存款搬家以后，地方政府在银行里留下的只是一张永不兑现的欠条，只不过欠条不断以旧换新而已。 在中国，政府可以从银行里拿走民众的储蓄，因为所有银行都受政府控制。中国的银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小部分城市和村镇银行也是股份制的，但银行在政府面前都要下跪。因为中国的银行分两类，一类是全国性大银行，中央政府是主要股东；另一类是地方银行，地方政府或地方势力是主要股东。至于持有零散银行股份的个人股东，对银行的运作完全不能过问。 所以，银行必须听政府的命令，不敢违背政府的意愿。这就是共产党治下金融制度的特点，银行是政府的“钱袋”。地方财政要用钱，只需要给本地的地方银行打个招呼，发一份公文，让本地的官办融资平台公司走一下程序，就把银行里民众的存款拿去用了。这种“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能不能永远玩下去？关键在于，会不会早晚把银行的银根抽空，导致银行对存户的日常兑付发生困难。这种情况去年下半年已经陆续在中国许多银行发生了。 很显然，地方政府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早晚一天要出大问题。中共的财政危机现在是靠从银行里拿走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这只是把财政危机转化成银行的金融危机而已。等到财政危机逼得银行无以为继，金融危机因而爆发，整个局面就没办法收拾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先后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和“立场文件”）两份重磅外交文件。说它们“重磅”，是因为中国外交当局如此“郑重其事”地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国际秩序和安全问题以及涉及他国的国际热点事件发布两个文件，宣示立场和态度，还是第一次，尤其考虑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微妙，显然北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此酝酿准备了有段时日。 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提全球安全倡议，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还提了全球发展倡议。此后外交当局凡涉国际和平与发展问题，必端此两倡议，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新的“圣经”。外长秦刚日前在中国外交部蓝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 两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则和主张几乎相同，不过，鉴于乌克兰危机是当下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立场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国际反响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学者认为这个文件“真正是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对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一个理性、均衡、没有私利的方案”。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制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 兼顾平衡，不在俄乌之间拉偏架，看起来的确是北京要在“立场文件”中表达的一个意图。虽然北京之前始终强调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认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它发布这个文件，是要“以正视听”，以文件形式阐述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对俄乌双方的诉求，既有呼应，又有告诫。比如第一条尊重各国主权，实际含有安抚乌克兰，批评俄罗斯之意，第八条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也是在劝诫莫斯科不要动用核武；第七条维护核电站安全，则由于目前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处于俄罗斯军队的实际控制下，是在劝告基辅不要攻击它。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给世人制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对待西方特别是美国，可是毫不客气，全力开火。“立场文件”尽管未提美名字，却处处针对美国，整个十二条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是要显示美国乃破坏乌克兰和平的“大坏蛋”。比如第一条有暗批美国不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的含义，第二条摒弃冷战思维，更是批美抱着冷战思维和心态不放，三、四两条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意思是，美国才是乌克兰和平的最大障碍，第十条停止单边制裁，第十一条确保产业链供应稳定，也都明确指向美国。 北京所以要在阐述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点主张中夹带私货，猛批美国，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学者的话，是因为美国想把中国拉到这场危机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国的立场，试图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冲突所强化了的联盟架构，快速移植到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绞杀”。例如，美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长伯恩斯等日前不断宣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则要在这份“立场文件”中戳穿美国一连串假面具，让国际社会看清谁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拱火者”。 暗批美国，反守为攻，争夺全球安全秩序主导权 从这个角度说，北京选在俄乌战争一周年时机，发布这份文件，不但是对美欧过去指责中国的一种“正本清源”，即向国际社会准确地传递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为攻，它对美国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图：国际社会要想化解乌克兰危机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观念和行动蓝图，而中国通过“立场文件”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来出路，传递“俄乌冲突不能继续恶化下去”的信号，不像美国，准备将俄乌冲突推到一个更危险境地，中国才是国际安全的负责任者，而美国是它常常指责别人的那个破坏者。 换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机会，提出一个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为此准备加大劝和促谈的介入力度；而且它试图号召全球反美和疑美的国家，带领它们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当下的全球安全困境。这就是“概念文件”出笼的动因。该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虽然强调要发挥联合国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如上合组织、金砖合作、亚信、“中国+中亚五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都是试图削弱美国和西方的领导力，因为这些合作平台和机制是中国能够主导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主导的平台和机制在这份文件中一个都未列出。北京这样做的用心非常明显，打出维护世界和平旗号，争取反美疑美国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内部对中国立场和行动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国在全球和平与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争夺国际话语权。 北京抛出这两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发布的《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在和美国及西方的外交竞技中，它不甘处于守势，转而采取进取的外交攻势。这很可能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外交常态。而外交攻势要达效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眼下的乌克兰危机。前面提到，在“立场文件”中，北京系统重申了对俄乌冲突的中立立场，但实则偏向俄罗斯，除了有习近平个人作为独裁者的好恶，对普京专制政权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决定的。在北京看来，美国在打败俄罗斯后，接下来就要回头带着众盟友收拾中国，所以在战略上中国不得不站在俄罗斯一边。 北京也乐见俄罗斯的国力被削弱 尽管如此，北京也并非不乐见俄罗斯在战争中被削弱。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对俄的真实态度，一方面希望俄罗斯的实力在这场战争中被削弱后变成中国的一个小老弟，以后中俄关系由中方主导，俄方只是跟别，改变过去长期俄主中从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俄乌战争，拖住美国，让美国无法分心围堵中国或者延缓、减弱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北京这个真实的立场至今未变。 不过，也要指出，北京虽然希望俄罗斯的国力在战争中被削弱，但不愿看到它被拖垮，否则中国就要独自面对美西方的压力。故北京除了因为担忧西方的制裁不会直接援俄武器外，会在经济和贸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场合全力助俄，同后者坚定地站在一起，以让俄能够支撑起一场长期作战。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带有此番使命。可以说，北京认为，这场战争打的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阴阳两面，它让国际社会看到的只是它在两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谈的立场即阳的一面，阴的一面被隐藏在动听的外交话语背后。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神功护体的少林高僧为何不敌中国病毒？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中国网上传出少林武僧院武学导师延庄法师感染中国病毒、以五十九岁的壮年病逝的消息。就在两天前，延庄法师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打拳照，因此有人怀疑是否为康复期间剧烈运动导致死亡。 从其生前照片上看，留著长髯的释延庄意图把自己塑造成一副仙风道骨形象，其社交媒体的最后一则留言是：“宝剑、快意，一缕杀气。酒杯，悲凉，一声叹息。知己，豪放，一往情深……”这明显是在模仿古龙武侠小说的文字风格。而他带领几个学徒练拳的照片下有几句说明文字，透露已感觉到呼吸不畅，想通过练习“龟息大法”，“通经活络，只为能够在残喘里，还可向生而行，缓口粗气……” 公开资料显示，生于河南上蔡县的释延庄俗名赵世毅，自幼受到家庭武术氛围熏陶，加上一九八二年李连杰电影“少林寺”风靡，他于一九八三年到少林寺出家，走练武之路。之后，他学到外界称为“达摩内功”的禅功柔拳，号称达到“百病不生”境界，长期担任少林寺武僧总教头，俨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至尊。 没有想到，如此一位绝顶武林高手，轻易就被病毒击倒。延庄的同门师弟延嘉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说：“再也听不到师兄的声音了，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在这个尘世间度人。”有虔诚的信教徒留言询问：“老爷子也是因为某流行性病毒走的吗？”延嘉仅回复二字“自然”。这两个充满歧义，可理解为“自然死亡”，也可理解为“自然如此，何必再问”。 对于释延庄离世原因，少林寺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如果承认这位武术大师是感染中国病毒而死，对少林的声望不啻为一个沉重打击。首先，这一事实证明，所谓“百病不生”的“达摩内功”，不过是绘声绘色的小说家言，世间没有这种保命符，少林武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 其次，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少林内功，不见得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中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已在八十岁上下，大名鼎鼎的少林第一武僧却只活了五十九岁，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可见少林武术甚至比不上西方普通的健身运动。 第三，即便少林内功能抵抗《本草纲目》上记载的传统的“百病”，却无法抵抗“百病”之外的新病——中国病毒，可见中国病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故意播放的某种人工合成的病毒。 其实，少林武术，乃至整个中国功夫，都是虚无缥缈的“中国梦”的象征。一九八零年代初，经过文革的“破四旧”，少林寺仅剩一片断壁残垣。中国人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醒过来，伤痕累累，尊严扫地，精神空虚，看不到路在何方。突然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举国上下如醉如痴，几乎成为革命梦断的中国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以及此后四十多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先声。 然而，以少林武术振兴民族精神，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少林寺尊达摩为祖师，且不说达摩是否真的是其祖师爷，就达摩本人而言，乃是来自印度或波斯的外国人，跟近代到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一样的。所以，少林功夫，其实是印度功夫或波斯功夫的皮毛。这个被刻意忽略的事实，会让中国的爱国者们痛不欲生。 少林武功号称中国武术之正统，但遇到在搏击界的后起之秀徐晓冬的挑战时，少林寺无人敢出面应战。后来表示愿意与之一战的，是曾任少林第一护法、后来自立门户的释延觉。有趣的是，释延觉表示自己少一根手指，是四级残废，而且已五十岁，强调种种客观不利因素。然后，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若是打七十五公斤级的正规散打比赛，他愿意与徐晓冬一决雌雄。众所周知，徐晓冬的体重在九十公斤左右，让他降十五公斤体重，是强人所难。 一间寺庙的败坏与一个国家的败坏 近年来，在方丈释永信的领导下，少林寺从一间僧多粥少的苦寒寺庙，成为一家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释永信本人也从出家人和修行人摇身一变为全球商业帝国的“CEO”。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杰安迪写过一篇题为《财、色、权力：少林CEO面前的魔障》的报道。该报道指出，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针对释永信的的指控：蒙骗大众，玩弄女性，有多名情人，并私下与其中二人育有子女。释永信追逐女性、金钱和奢华生活，与他身为中国佛教界重要人物而长期标榜的为人正派、生活简朴的说法格格不入。这宗丑闻突显了公众对于眼下中国社会的冷嘲热讽：贪婪与低俗的物欲碾过道德，位高权重人群尤为如此。 习近平掀起以反腐为名的政治清洗，党政军各界皆有大佬落马，又牵连出他们背后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和文艺娱乐界人士。偏偏屡屡被举报、早已声名狼藉的释永信岿然不动、闲庭信步。释永信跟习近平一样“自信”，绝非偶然：他不仅是一名商业和尚，更是一名政治和尚，积极配合习近平“一带一路”政策，少林寺这块金字招牌成为“中国优秀文化”输出西方的典范，跟“孔子学院”联袂登台，一文一武，大红大绿，流光溢彩。过去数十年，台湾新兴佛教系统如慈济、星云等，影响力早已溢出台湾，遍及世界，还返回中国，吸引不少信徒和金钱奉献。逃离被中共武力侵占和殖民的图博故土的达赖喇嘛，也让藏传佛教成为在西方颇受欢迎的东方宗教。为了与之竞争，中共当局积极鼓励和支持少林寺到海外攻城掠地，发扬国威。 此前，释永信计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修建一处投资三亿美元的豪华少林功夫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引发很大争议。中国官媒新华社出面为之保驾护航，高调报道释永信对此事的回应：“文化走出去是件很体面的事。……中国人可以引进迪士尼，为什么国外就不能引进少林寺？”将少林寺与迪士尼相提并论，引喻失义、不伦不类，却很有点习近平踌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胸襟气魄。若是习近平读到这篇报道、看到释永信的这番言论，一定会对之惺惺相惜。既然大方向对了，跟对人了，释永信的生活“小节”问题就可忽略不计。于是，在习近平的中国，释永信就成了一尊打不倒的金身罗汉。 释永信不是国师胜过国师，少林寺不是皇家寺庙却又宛如中共党魁的家庙。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曾将宗教贬斥为麻醉人灵魂的鸦片，但习近平毫不讳言鸦片也可拿来为其所用。杰安迪在报道中评论说：“尽管中国官方信奉无神论，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认可少林寺的全球推广，欣赏它产生商业收入的能力。而且，从近些年不断有官员前往少林寺参观的情况看，他们中很多人也明显相信少林武僧神奇的护佑能力，这一名声早在七世纪就传开了。就像故事里讲的，曾有十三个少林棍僧在战乱之中救了唐王李世民。”那么，今天的少林寺能够护佑焦头烂额的习近平走过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吗？ 少林寺不是一方净土，而是败德的中国的缩影，如同《红楼梦》中的那个典故：柳湘莲路遇贾琏说媒，准备娶尤三姐为妻，但后来向宝玉打听尤三姐品行，宝玉回“你既深知，何必问我？”湘莲遂感叹说：“你们这东府里边，除了这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恐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了。”今天的中国处处是乌烟瘴气、污泥浊水，少林寺不是一方净土，也心安理得地藏污纳垢、坑蒙拐骗。过去数十年，少林武术靠小说和影视的渲染，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佛教第一寺庙。在一切向钱看和向权看的时代，少林武术也就成了发大财、揽大权的法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令整个西方世界最紧张的消息，就是布林肯国务卿所说的：中国将会以武器援助俄罗斯。辅助的消息就更多了，最扎眼的就是习近平将要访问莫斯科，和普京总统再续前缘，谈两国特殊的友好关系。具体谈得怎么样，咱们现在无法预测。 俄乌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内，习近平忙着巩固自己的后院，没工夫招惹美国。再加上俄罗斯在战场上也没尽全力，谈不上失败还是胜利，那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现在相对地俄罗斯加大了动员的力度，西方国家在援助乌克兰方面减弱了力度。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连波兰都在考虑乌克兰战败后如何瓜分领土。这时候可能习近平觉得到了该出手摘桃子的时候了。 摘桃子的企图肯定不会成功。因为美国不会让俄罗斯得到全胜，也不会让乌克兰全胜。否则升级到核战争或者世界大战，不是欧洲和美国所希望的。所以美国必须控制战争的节奏。最终就是个平局，这个应该可以预料到。欧洲人希望尽早看到平局的结果，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就是这个原因。 习近平说他去莫斯科是想促成谈判，你信吗？人家如果真的谈成了，不符合普京吞并乌克兰的计划，将影响到普京在国内的威望。普京会愿意吗？我估计他会追究中共背信弃义没有援助俄罗斯。中共将成为背锅侠，充当出卖盟友的角色。普京才能向他的国民有个交代。 习近平的班子还没有弱智到看不清这些。所以他不可能去劝和，只能是商谈帮助俄罗斯的安排。过去中共不敢公开援助俄罗斯的原因，不是狼不吃肉了，而是担心党内的反对。高官显宦们的财产、小蜜们都藏在西方，如果惹来了制裁，大家损失惨重，会减少对习近平的支持。 但现在如果普京垮了，中国共产党将独自面对西方阵营。这个大利害超过了个人的小利害，援助俄罗斯有利于保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所以援助俄罗斯，在现在这个局面下，是习近平的最佳选择。 援助俄罗斯还有什么更大的利益呢？这就是普京总统说过的：支持习近平统一台湾。中国的援助进入到乌克兰战场，美国就必须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以此取得平衡。抽走美国本身的武器弹药，就减少了干涉台海危机的可能。小习武装统一祖国的牛皮，就算吹成了，地位也就稳固了。至少习近平和他的参谋们会这样想。 对美国来说，在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和欧洲不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就会失败或者投降，或者发生政变后割地求和。美国和西方试图维护的国际秩序也将动摇，世界重返冷战时代。如果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如果小习得手了，中华民国失败甚至消失了，后果同样严重。 而美国如果加大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压力，让习近平集团处于内部危机的状态，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将会下降以至于消失。在政治压力上，中国民众的民主自由倾向和对美国的好感，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因素。 如果共产党对美国舆论和民意的操纵，足以达到维持对话绥靖政策，则天平会倾向习近平的一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场慕尼克安全会议，西方国家短短几天内经历了从春到冬的心情四季变换。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王毅出席该会期间，受邀先后访问匈牙利、义大利、法国，会后再赴俄罗斯。在马克龙会见王毅之际，法国媒体兴高采烈地宣称“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华府政界与美媒则均盼布林肯在慕安会期间与王毅建立“走廊（场边）外交”，达成某种程度上的缓和。但等到王毅在会上指名痛斥美国在气球事件中“歇斯底里”，“美国连巧取都没有只剩豪夺”，美方只能先在口舌上争锋，勉强达成的“场边外交”自是无果而终。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自俄乌战争以来的外交姿态转守为攻，美国与中国终于在这场战争的国际舞台上正面相对了。 慕安会前后美欧对华仍是老套路 这次慕安会上，参加的国家150余个，其实主角就美中两国，欧洲大国算主要配角。会前美欧方面做足了舆论工作，首先由近年热心推动“大重置”的索罗斯针对中俄发出预言 “俄罗斯帝国或将瓦解，而中国面临政权更替或革命 ” 再点名批评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总理莫迪并不是民主人士”，印度外长尖锐回应，称索罗斯的说法“主观并且危险”，是印度选民决定国家如何运作，“我们是经历过殖民主义的国家，我们知道外部干预的危险”。 对索罗斯的预言，中方没有回应。在中方看来，从去年年初到年中，索罗斯曾先后两度预言，如“四大因素威胁习近平连任”， “习近平在清零等问题犯错 或影响连任” 都落空，再回想一下1998年索罗斯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但冲击香港却未成功的那段历史，北京认为不需要再回应。 其馀的三板斧套路从俄乌战争以来一直在玩：拜登携5亿美元访问华沙后，称乌克兰永不会让俄罗斯获得胜利。（Ukraine will never be a victory for Russia. Never”），联合国秘书长宣布将从联合国会费中拿出39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美欧再度联手警告中方对俄军事援助后果很严重。对此，《纽约时报》发表《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 ，称这是阻止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手段之一，这样可以增加全球公众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任何潜在行动的监督。并称这是重施去年3月之前华盛顿利用情报挫败俄罗斯战争的战略策略的一部分。 行文至此，必须补充一点：公布情报阻止中国军事援俄，确实是“美乌共用资讯战”的一部分，但最后变成了拜登政府的一道自问自答题：先公开称中国有意向军事援俄，过段时期想与中国政要会晤时又称“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军事援俄”，如是三四番之后，中国不再就此回应，比如这次慕安会后，西方舆论警告中俄不得结盟有如黑云密雨，但王毅访俄完全不受影响。在普京会见王毅后公布的四大内容当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这句：“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按计划发展”。也就是说，过去一年多以来美欧全力指责的俄中结盟，完全不受影响。只是不知这“计画”形成于何时，内容也只能靠猜测。 除此之外，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还有两大新动作。 中国接连抛出两份和平建议书 王毅在慕安会后赴俄罗斯访问的同时，中国一点时间都不耽误地推出两大和平建议书：一是向基辅发出中国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书，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莱拉表示收到，正拟研究并得出结论。具体内容外界不知，估计白宫五角大楼也正在研究准备指导意见。 中国还将在2月24日提交一份交由联合国决议的草案——结束俄乌战争的中国和平方案。细节外界尚不知，据王毅称其中包括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保障民用核设施安全，反对使用生化武器。另据彭博社透露，中方的和平建议书预计包括呼吁停火和暂停向乌克兰交付武器的内容，以对抗乌克兰支持者要求俄罗斯撤军并结束敌对行动的另一份草案。在俄乌战争将满一周年之际，联合国将召开大会，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乌克兰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希望争取联大近3/4与会国投下赞成票，以加深俄罗斯在外交上的孤立。 彭博社分析，尽管中国的计画似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在过去的调解都已失败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担心该提议可能会引起全球南方国家（指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与地区）的共鸣，并可能吸引它们在联合国的投票。 美国和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拒绝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呼吁谈判和可能的停火。二是有助于将习近平树立为全球政治家正面形象，同时也将结果塑造成有利于北京的结果。 这两方面担心都并非杞人忧天。 西方国家错估全球局势 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印度前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 Shankar Menon）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评述发展中国家在俄乌冲突中为何不愿意选边站。其观点如下： 1、西方分析人士错估发展中国家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西方分析人士把乌克兰战争看作是地缘政治的转捩点。他们认为，在这场民主与专制的生死之战中，世界各国天然会站在西方一边。但北美和欧洲之外的国家对此看法与欧美并不一致，在俄乌战争开始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既不支持西方，也不支持俄罗斯。面对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许多国家尽管实际遵守了制裁，但它们并不愿意正式宣布。随著战事的发展，其中一些国家已开始谋求在俄罗斯与西方间保持平衡。 2、对许多国家而言，乌克兰战争关乎欧洲的未来而非世界的未来。尽管西方评论将乌克兰战争说成人类命运的转捩点，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刚从疫情浩劫中恢复过来，正面临著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放缓等重大挑战，这些远比乌克兰战争重要。 3、现在与冷战时期的一大区别是，当今世界没有两极秩序。尽管有很多独裁和民主相对抗的说法，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意味著，世界没有明确被分割成两部分，进而使传统的两极平衡出现。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已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而是多个参与者之间的竞争。 应该说，这位印度外交家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接近现实。 美国忽视了本国前辈的告诫 已经过世的冷战之父乔治·肯南及如今健在的几位外交专家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雷根总统特别助理）都多次警告：尼克森担任总统期间的妙招是令北京转变为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力量，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但世界左派的传统是踢开权威闹革命，美国左派更是牛气冲天，在他们看来，这些“过气人物”的警告自是不放心上，左派当家的白宫如今更是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与这两个大国对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言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今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报告总结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表明民主国家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专制修正主义的侵害，几乎每一章都单独提到中国。中国显然也意识到，再继续保持去年那种“中立”，不会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与日渐升高的敌意，于是开始转守为攻，面临美欧指责疑似军事援乌并警告之时，由辩解转为要求北约等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且时机选在南方国家对乌克兰战争感到疲累之时，将了美国与北约一军。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要重启经济，空有口号没有对策，经济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因气球事件与美国对抗升级。王毅去慕尼黑空手而回，而春节后的报复性消费又成了水月镜花。 往年春节后是农民工回城的热潮，高铁与长途汽车人满为患，今年春节过后，农民工却纷纷“执定行李”回老家。原因是在沿海大城市找不到工作，有工开又收入太低，不堪城市生活压力，唯有选择回乡去等待机会。 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这些农民工集散地，街上竟出现成群露宿者，有瓦遮头的住在一间房四五张碌架床的恶劣环境，日复一日，手边的钱有出无进，挨不了多长时间。 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一是外资撤得多撤得快，私企也因订单枯竭而撑不下去，少数有订单的因成本上升售价下跌而面临绝境。农民工在城市开支浩繁，而乡下老小还要维持生计。 工资太低等于白做，要等工资高又望眼欲穿，每天遭遇现实打击，到最后只好认输，其中种种苦涩，只有身历其境者可以体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前后两三代农民工，总数以亿计，他们都将生命消耗在工厂的生产线上，没日没夜加班，赚取微薄的工资，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中国改革年代，无疑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改变命运的大门，可惜四十年过去，一切又打回原形，他们又回到破败的乡村。 四十年来，农民工的生活与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基本上已经城市化了，有的甚至在城市成家立业，虽然做的是低端的非技术工作，但城市的光鲜和繁华对他们产生巨大的诱惑，他们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耕作生活，已完全没有概念。 视频里看到的农民工，早已不是衣衫褴褛蓬头垢脸的苦力，他们都穿得相当体面，言行举止像一般城市青年，身边的背包旅行喼都是时兴款式，他们也早已习惯了上超市﹑叫外卖﹑逛商场﹑留连网络这种城市生活，这些早已城市化了的人，早已回不到过去。 他们已不懂得干农活了，也经不起日晒雨淋﹑脸朝地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他们回到乡下不是回归土地，只是坐吃山空，消耗手边仅有的积蓄，然后望天打卦。 大城市的工作没有了，小城镇也没有那么多职位容纳他们，工作收入低不能维持一家生计，他们回到乡下一样没有出头之日。 有人准备回乡养猪，又岂是有竞争力的营生？有私企盖了一整幢高楼来养猪，机械化流水作业，年轻人在家中圈一块地养几头猪，在成本暴涨售价低迷之下，能有什么出路？ 时代在坏下去，看不到转机，他们将很快耗尽手边积蓄，然后山穷水尽，担天望地，家中老小成了背不动的包袱，只剩对未来的绝望。 这一年半载以来，大部份的社会动乱都发生在大城市，大城市人口集中，平均知识水平高，一有风吹草动，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所以动静很大。在农村，多年都只剩老小，即使生活处境艰难，老年人贫病交加之下唯有自我了断，不太可能发生集体抗争。 但这两三代回乡农民工正值青壮年，他们在城市接受现代意识洗礼，网络信息通达，又经历过集体讨薪的磨炼，这批人数众多血气方刚的农民，一旦在乡村集结，每日面临失业困扰，看不到前景，他们向政府讨说法，要求给出路，都是可以预料的。如此一来，等于在广大乡村建造起大量火药库，一粒火星即可能引发大范围大规模的爆炸。 中共的乡镇政府正空前财困，上级自顾不暇，“自家的孩子自己抱”，基层党官在减薪遣散潮之下自身难保，更谈不上对中共政权的忠心，他们若对上躺平对下苟且，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村官怠政，农民工对现实不满，一来一去，基层政权随之动摇。 中共维稳力量集中在城市，乡村是薄弱环节，农民人多势众，村官势孤力单，上级政府鞭长莫及，乡村维稳势成空言。 时至今日，外交的恶劣处境不可逆转，内政的国进民退也不会改变，意味外贸与内需将长期枯竭，也意味外企搬迁私企倒闭将长期持续，更意味农民工谋生之路将越发渺茫。最终，乡村火药库一一引爆，中共政权的瓦解将从农村开始，那时中南海鞭长莫及，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就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时候。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气球事件中共偷鸡不著反蚀了一把米，还把所剩无几的公信力也赔进去了。美国向四十个国家通报中共劣迹；驻华大使馆网页向中国公众解释事件；美国打捞气球残骸作研究，日后一定会向全世界公布详情。 记者追问气球制造商，毛宁说不知道，既不知制造商，凭什么否定是间谍气球？拿最低限度的人格来抵押，结果是让自己站上被告席。 各国互相刺探军事情报本是家常便饭，事情暴露了，赶紧认错道歉了事。坏事发生应及时止蚀，只有蠢人才会把事情搞大，事情搞得越大，自己越被动，越下不了台，损失越大，这些都是基本常识。偏偏中共反著来，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不可信、不负责、不要脸的恶棍，世上有这么愚蠢的政府吗？ 习近平的治国方略，不是建立在对内外时势清醒把握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上，不是清醒认识敌我实力、内外形势、客观条件，而是头脑发热、任性胡搞、不计后果。这是典型的红二代习性，只当自己是天潢贵胄，胡作非为不必担责，但你在国内胡天胡地可以，去到国外，谁会买你的帐？ 在美中阿拉斯加“二加二”会谈上，布林肯说美国政府是凭实力和外国打交道，那才是高手办外交的底气。中国历来办外交的人，都明白“弱国无外交”，你有多少能耐，才能办多少事情，这是常识，不需要人家教你。 在没有与美国交恶之前，最低限度要摸摸自己的口袋，看看自己的“肌肉”，有足够实力，才去和别人较量。美中贸易战之初，一时冲动就翻台，翻了台又后悔认衰，认了衰又挨打，挨了打又要忍气吞声，忍气吞声后又不接受教训，如此循环往复，只与自己过不去。 与老大翻脸，应该和其他中小国家搞好关系，以孤立对手壮大自己，结果又是反著来。先对日本韩国动粗，把日韩都推到美国怀中去；又与澳洲印度交恶，方便美国拉拢他们；对欧盟声大夹恶，惹人反感，促进美欧联手，到最近，连东南亚这些小国家都得罪完。 派军舰入侵菲国海域，用激光射盲人家的士兵，贪图一时痛快，等到菲律宾把自己的军事基地都划给美军使用，美国人做不到的，中共帮他们都做了。日后美中交战，美军近在咫尺，调兵遣将“就手”，那究竟是谁吃大亏？ 美国惩罚中共工具太多，裴洛西之后，美国议员访台络绎于途，麦卡锡执定行装随时出发；布林肯说好访华，说不去就不去；美国与日本、荷兰合谋祭出晶片大杀器；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实行全面封锁；外传蔡英文将访问美国，并可能在国会演讲；美国有议员提案承认台湾外交地位；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名六位香港人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如此等等，几乎每天都有新花样。 反观中共这边，两手空空干瞪眼。除了讨一点口舌便宜，只剩被人扭住打耳光，所谓“死剩把口”。没有实力和人过招，你就要老老实实，不要招人嫌，不要挑衅，不要“唔知死字点写”，至少不吃眼前亏。 本以香港垂范台湾，先毁了香港再毁一国两制；本想争取和统台湾，又与美交恶统一梦破；本欲以一党独裁求存，又要东升西降叫阵民主制度；本有求于美国，又要把颠覆之手伸到人家国土里去。既无道义又无谋略，既逆潮流又不知检点，既自大狂妄又一意孤行，难怪当政十年，轻易把一盘好棋下死。 人吃了亏，便要吃一堑长一智，接受教训，深刻检讨，以防一错再错，唯有习近平是胡搞不遗馀力，吃亏吃上瘾，这也可算是世纪奇观。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办外交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此弱智。 经济垮政权也垮，本来救经济是首务。救经济要先救外交，救外交先要救美中关系。一个间谍汽球，花边新闻而已，本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习近平偏偏把小事搞大。现在覆水难收，最大镬的终是习近平自己，人蠢冇（无）药医，信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为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李强即使贵为党内二把手，对国务院高层人事的决定权可能也只局限在国务委员兼秘书长一人身上。而之所以选中了自己当年主政江苏时的副手吴政隆，无疑是因为能被他李强信任的人选里，这个吴政隆毕竟有过早年的国务院部委的秘书经历。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华社透露的二十大人事决策内幕》中重点介绍了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中共新华社即刊发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的关键内容。中共高层人事决策历来神秘无比，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如此。不过从新华社从十五年前开始每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它的一中全会闭幕次日公开发表的专题报道文章中，还是可以找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比如其中透露的在二十大筹备期间，不但是要决定所谓三委，即中委、中央候补委和中纪委成员名单，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还要决定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这里所说的“还要决定”的人选，具体是指既不“入局”，也不进中央书记处的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举例来说，虽然国务院的副总理均会被安排“入局”，但一般情况下国务委员都不会被安排“入局”。而今年三月才会在新一届“两会”上正式公布的新一任国务院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被赏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吴政隆，无疑也是二十大召开之前与几个新“入局”的副总理候选人一起被决定的。 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当天公布出来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不但以国务院总理接班人身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还被排名仅次于习近平，越过连任常委的赵乐际和王沪宁，真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前，中共执政史上这种由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只是中央委员在换届大会时超越上届政治局常委、排名在前的事例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一九七三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此前只是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的王洪文，超越九届政治局常委康生，出任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中央副主席排序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王在康前。 与如今的李强的相同之处是，当时的王洪文也是来自上海市委，与如今的李强的不同之处是当时的王洪文是被伟大领袖当成党主席接班人培养的，并不是总理继任人，所以当时的伟大领袖没好意思把他王洪文的名字也放在周恩来之前。 而如今的李强不似王洪文，却又胜似王洪文之处，当然是令外界全都惊掉下巴的，中共执政上唯一一例从地方党委书记直升国务院一把手。 自中共建政以来，李强之前的历任国务院总理依序是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除了开国总理外，其余都有过副总理经历甚或副总理再加国务院部委任职经历。周恩来之后的华国锋任副总理时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华国锋之后的赵紫阳只有五个多月的副总理过渡，再往后者莫不是经历过至少一届完整副总理的任期。 另外，无论是李鹏、朱镕基还是温家宝，在升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前，不但有过副总理的资历，再往前也还有国务院部委的任职经历。这些李强更是没有。 再者，中共执政史上的李强之前的历任总理，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的排名，并不都是老二。比如李鹏的总理职务交给朱镕基后，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党内排名依然在朱镕基之前，老二依旧是老二。而到了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他在党内的排名也是屈居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之后。 如此说来，二十大上连任政治局常委的赵乐际既然已经被内定接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那么总理接班人李强作为新任政治局常委，排名在赵乐际之后似乎才显得“顺理成章”。但是，习近平在这全部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中，就好像是在和什么人赌气一样，“朕就是要不按牌理出牌”。不但要安排一个没有半天国务院工作履历的地方党委书记直升国务院总理，而且还要让他越过连任常委当党内老二。 在此前提下，既然新任国务院总理人选可以是一天国务院任职经历都没有的，那新任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就更不需要国务院系统的工作经历了。 前述中共新华社刊发的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是一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的领导集体……。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集体……。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进退比例比较适当，保持了人员和工作的连续性，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但事实上呢，只有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换届可以被形容成“进退比例比较适当”，而对上届国务院根本就是“连锅端”，不但总理不是从副总理中产生，新任副总理，包括由新任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常务副总理中，不但没有一人是从上届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产生，而且只有一人是上届国务院的部委负责人，其余全部都没有国务院部委里哪怕是厅局一级的主管经历和经验。何谈“保持了人员和工作的连续性”？ 先说丁薛祥，此人曾经经历的地方行政职务只是上海闸北区的区长，其他全部从政履历都是党务，而且也没有担任过任何一级的地方党委一把手。进中央工作后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相当于当年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 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党内有人议论习近平如此安排自己的大内总管丁薛祥，就是为了让他五年后再成为李强的总理接班人做政治热身。拭目以待吧！ 再说张国清和刘国忠，此二人倒是在担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之前都有省级行政一把手的从政经历，但也从未有过在国务院部委任职的经历。 至于除了副总理外的“李强内阁”的国务委员人选，就更是毫无不顾及所谓“工作的连续性”了。 这里先说明一点，在国务院系统里，无论是兼任公安部长的国务委员，还是兼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国务委员，事实上都不是真正属于总理管辖。在李克强的第二个五年任期里，归他管的国务委员有两个，一个是兼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肖捷，另一个是分管工业的王勇。 五年前升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肖捷是中国人大财经专业的七八级，毕业后进入财政部，日后的从政经历就是从财政部科员一直熬到副部长、然后就是两年时间的地方副省长和三年时间的税务总局局长，三年时间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和一年多时间的财政部长。以这样的从政履历出任“国务院大管家”，至少可以用“合格”二字形容。 至于王勇在升任国务委员之前，已经有过了央企副总、中组部分管企业干部的局长、国资委副主任和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质检总局局长等职务的任职资历，在当届国务院副总理中无人分管工业的前提下被安排为分管工业的国务委员，也是理所当然。 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吴政隆及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的进京候命，等于是提前对外宣布了他们两人是在准备出任“国务院领导人”职务。 与此同时，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王勇的名字已经进入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说明他已经被内定转任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而同样在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的肖捷，已经被中央指定为湖北省的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意味着他在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会转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勇的国务委员席次会被谌贻琴取代已经毫无疑问。但今年三月两会之后才会被对外正式公布的国务院领导人分工与五年前的区别之一，就是副总理中有了一个分管工业的，少了一个分管科教文卫的。在此前提下，谌贻琴自然就会以国务委员的身份接替上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的工作分工。至于为什么是谌贻琴，毫无疑问不是因为新任总理李强对她的特别看中，而是她在现成的地方正省部级干部中的女性和少数民族双重身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相比于谌贻琴，吴政隆的“入阁”，绝对是习近平向李强“征求意见和建议”的结果。自今年初开始，被宣布免去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之后即已经进京以国务院党组成员身份与肖捷之间开展了工作交接的吴政隆的身影，已经至少两次出现在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所以如果说谌贻琴将任国务委员的可能性还是百分之九十的话，那么吴政隆出任李强内阁的国务委员兼秘书长的可能性绝对是百分之百。 说起来，对历任国务院总理来说，运转国务院机关日常事务的最重要的阁员，并非是那个名列政治局常委的常务副总理，而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国务院秘书长。 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笔者即读到过一篇始发于墙内的网贴，大意是，就李强来说，虽然贵为新任二号常委，真正能由他基本做主的人事，也还是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这个人选极其关键……。 先说赵紫阳担任总理时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时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调国务院之前是四川时任省委书记，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最信任的一个。 杜升任秘书长后，赵紫阳又调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田纪云进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熟悉工作，预备接班。1983年两会换届赵紫阳连任国务院总理，田纪云就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按照李锐先生生前的回忆，胡、赵时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安排鲜少有他们两人说了算的，田纪云是其中之一。 从一九八五年底开始，田纪云专任副总理，任命陈俊生接任国务院秘书长。 李鹏接任总理后，陈俊生的国务院秘书长只持续了半年时间即被与李鹏同为“留苏帮”的罗干取代。 关于当年赵紫阳对陈俊生的政治信任，甚至还引起过胡耀邦的误会，可以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这里只讲一个最说明问题的故事片断，那就是“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党内元老李先念曾指责过陈俊生和田纪云都是“赵紫阳的狗腿子”。 朱镕基接任总理职务的同时，任命了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接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之所以选中王忠禹，是因为六年多前的朱镕基以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身份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从吉林调进国务院的王忠禹的辅佐。 温家宝递升国务院总理的同时，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华建敏，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这个华建敏表面上看是“上海帮”，但事实上他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即在温家宝刚刚担任中办主任期间调进中办服务于温家宝整整一年。至于温家宝的第二个总理任期的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以及李克强国务院总理的第一任期的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似乎都不是温家宝和李克强本人提名的。 现如今，李强被习近平放心地委以党内老二和国务院老大，在几个副总理无疑都是习近平“统筹安排”的前提下，秘书长人选的前提肯定是得力加听话。 因为他李强本人从未有过国务院部门工作经历，所以从现成的国务院部委正部级负责人以及正部级副秘书长中挑选一个“业务”上得力的人选，很难保证他会“听话”。而从过去曾与李强搭过班子的地方党政一把手中挑选，吴政隆中选的原因首先是他们两人在江苏省的合作经历愉快。 自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之后就开始重点培养的李强于二零一六年六月由浙江省长升任江苏省委书记，三个月后吴政隆被安排在他手下任省委副书记。吴政隆在李强手下工作七个月后，被就地升任省长……。 在保证了能“听话”的前提下，与其他潜在人选相比，吴政隆的“优势”在于他从政早期是秘书出身，而且还是国务院部委的正处级秘书出身，日后更在重庆市担任过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和市委办公厅秘书长。 既然没有可能在现有的国务院正部级领导人或者现在国务院正部级副秘书长中找到自己的体己，吴政隆的早期国务院部委秘书经历对李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目前中共对台认知战如火如荼，甚嚣尘上。台湾的自由舆论环境也让不少人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中共设置的舆论圈套，结果是以讹传讹、里应外合、自己吓自己、自己蒙自己，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湾人民的未来处境，造成不利的影响。综合起来有如下三大认知误区，我想有必要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疑美论，即怀疑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和能力。随着中共以攻台恐吓来影响台湾选举之深化和加强，台湾内部的“疑美论”也铺天盖地而来。以往是论述美国不会防卫台湾，去年是指美国会掏空台湾，部分论者并扭曲台积电赴美设厂是另类弃台。现又指美国纵然军事支持台湾，也会像乌克兰，把台湾当成美中战场，牵制与消耗中共国力，由此延伸台湾不当棋子。另方面，美国现役将领陆续释放台海战争的可能时程，也让这类说法能再借力使力。其实这种疑美论从客观上来讲，是破坏美台关系的认知作战手法，是与北京谋和以避战的投降主义说法，正中北京下怀。 疑美论 投降主义正中北京下怀 首先，就像以前我曾在本专栏指出的那样，美国军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行动的战略清晰从来就存在，根本就没有什么莫须有的“战略模糊”。自一九八○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此有任何模糊，而且每当中共制造武力攻台危机之时，在位美国总统毫无例外地公开申明或展示美国武力干涉、直接介入的决心和意志。 目前中共虎视眈眈瞄准台湾，有剑拔弩张之势，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也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已经公开在四个场合，以及在与中共领袖多次会谈时，申明美国将毫不犹豫军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之举的底牌。有人说美国国务院在总统如此申明之后屡次更正总统的声明，这也完全是无稽之谈。每每在美国总统表示美国武力护台的决心之时，美国国务院总是正确回应媒体询问，声明美国总统所说与美国对中对台政策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冲突。 那么美国对中对台政策究竟是什么呢？它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一，美国承认已意识到有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的说法； 第二，美国反对任何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第三，任何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要由台海双方的人民同意。而且这三点都是中美双方在尼克森时代以来互相知会的，但中共断章取义，对这种知会做片面解释。由此而论，美国总统宣布以武力阻止中共用军事手段改变台海现状，与这种三体合一的美国国家政策，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相反，美国国务院的每次声明，都进一步确认美国总统军事干涉的决心和底线。还有一点，鼓吹疑美论的人还完全忽视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领袖，对美国军事干预中共武力犯台的决心和底线有任何怀疑。另外，鼓吹疑美论的人不了解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多么重要。台湾是中共在亚太地区侵略链的首个环节，如果美国对中共武力攻台坐视不管，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众多盟友，将对美国的战略承诺和信誉威望，产生不可估量的怀疑和失信。 美国也深知，所有在印太地区受到中共文攻武吓的国家，如日本、越南、韩国、印度、菲律宾等等，都指望美国领导对中共的武力犯台采取毅然决然的反击，因为台湾有事，这些国家也有事。 第二，台独论，即如果中共不武力侵犯台湾，台湾就会宣布独立。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认知错误，是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借口。台湾压倒性的民意从来就是维持现状，不独不统。现状是什么呢？现状就是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的一个事实上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台湾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独立自主的、获得台湾人民通过民主程序认可的中华民国总统。尽管表述方式不同，台湾主要政党都认同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台湾根本没有必要宣布独立，因为台湾早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不管中华民国后面有没有带有括弧的台湾两个字，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台独论 一步步掉入认知战陷阱 以我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所有的经历，以及我所有打过交道的美国政治外交领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台湾的政治领袖来华盛顿游说鼓吹所谓的台湾独立，因为我们有我上面提到的对台海问题解决方案的三个有机组成体。中共一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事儿找事儿。北京端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一直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一方面咬定台独只是一小撮人，但又认为绝大多数台湾人事实上都有资格当上中共定义下的台独，包括许多反台独的台湾人，以及维持台海现状派、主张中华民国独立派、不愿两岸统一者，等等等等，全都打成台独论者。可惜台湾国内也有不少人无所遮拦地附和与配合扩大台独的定义，无视绝大部分台湾人民对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的认可。这正是一步步掉入认知战陷阱：接受被中共统一才算是真正的放弃台独。然而，一旦接受这样的讲法，台湾人民也等于将原本早已具有的主权独立地位和自由民主，断送予中共。 炮灰论 因小国寡民而自暴自弃 第三，炮灰论，即美国利用台湾来制衡中国，拿台湾人当炮灰。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承诺，是为了保护台湾人民用不懈的奋斗而取得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美国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所有民主的同盟国，都十分赞佩台湾人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也充分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对台的野心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正在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种巨大恐慌。 持上述“炮灰论”的台湾人实际上是自暴自弃，没有认识到台湾自由民主制度对中共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巨大威胁，以及对没有民主自由的大陆人民的巨大感召力。 美国对台的防务承诺，除了是反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之外，更大意义上是受到保护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制度的驱使。台湾人民没有必要总觉得自己是小国寡民，是大国政治中任人摆弄的一个棋子，世界上许多小国完全能够深刻影响世界大格局。人口不到台湾的四十％、只有台湾领土三分之一大小的以色列，也同样长期遭受外交围剿、政治封锁和认知战攻击，但区区小国以色列不畏强暴、自强不息，与世界民主国家合作共进，成为中东地区民主自由的灯塔和指路明灯。 就像以色列那样，实际上台湾以及台湾的民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台湾人民应该挺起腰杆做人，不应该总觉得世界的民主国家对台湾自由民主主权的支持和承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算计。台湾人民应该有以色列和乌克兰人民所展示的那种为自己的国家献身的勇气和智慧，并相信这种勇气和决心绝对会获得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联盟的支持。 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实际上绝大部分民主国家以及像北约和欧盟这样的民主联盟，都更加强调台湾问题的核心并不仅仅是主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专制独裁与民主自由的根本冲突的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谁输谁赢，事关重大，其意义完全超出狭隘的台湾海峡。进一步说，今日的台湾已不是往日的台湾，台湾目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制里是一个举足轻重、非同寻常的重要国家。 台湾有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民之一，有第一流的商业、工业、贸易管理人才，在攸关全球经济技术关键命脉的许多领域占有龙头地位。在全世界的两百多个国家里，诚然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比中国面积小二六七倍、人口小将近七十倍、人均GDP远超中国居东亚第一的台湾，则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而且这种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总而言之，台湾根本没有必要总觉得别人要把自己当炮灰，台湾也有自己相当多的经济、技术、制度、政治、理念，甚至军事的优势和长处，而中共当然有优势，但和所有的专制独裁政权一样，中共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社会矛盾、制度劣势和其他国际国内的致命性的挑战，也是相当严峻的。炮灰论实则可以休矣。 台湾海峡的对抗和紧张局势，完全由共产党中国造成。如果中共放弃征服民主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的野心，两岸都会双赢；如果台湾屈服于中共的淫威和认知操纵，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将不复存在，民主世界与和平安全也将受到重挫。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庞皮欧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