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网上流行一道看似很简单的选择题：叶问一九五零年来到香港为了——A.逃避日本侵华；B.逃避中国共产党。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给出B这个正确答案。 叶问因为躲避共产党来香港 但是，因扮演叶问而咸鱼翻身、俨然是叶问“转世灵童”的甄子丹的答案，一定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不会选择B，只会毫不犹豫地选择A。在甄子丹出演的叶问系列中，十有八九都是叶问大师痛打日本鬼子的情节，这才是这个系列电影近二十年来在香港和中国本土大红大紫的秘诀——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再无吸引力之际，反日（反西方）的汉民族主义和大中华中心主义，成为中共“大内宣”的核心意识形态。于是，叶问系列应运而生，利用民众廉价的爱国心，赚到金山银山。甄子丹也从一名三线的落寞武打演员青云直上，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巨星”，更成为香港演艺界屈指可数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他有没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人不敢妄言，但作为与习近平握过手的“民族英雄”，他一定会将共产党残民以逞的罪恶统统推到日本人身上，尽管日本人早已离开中国。 甄子丹的身份认同曾几度转变：早年他父母带他从广州移居香港，然后又移民美国。青少年时代，父母送这个青春逆反的孩子到北京学习武术。之后，甄子丹又到香港发展演艺事业。再后来，他为了在中国发大财，“毅然”放弃美国国籍，这才成了成龙的接班人，有了与吴京不分上下的“战狼”之名，乃至得到习近平的接见。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甄子丹双手握住习近平的一只手，受宠若惊、低眉顺眼，哪里有半点江湖豪侠的仙风道骨？习近平的另外一只手，伸出一根手指，指著甄子丹，好像在问他：“你这个大英雄，能跟我一样，挑两百斤担子，走几十里山路不换肩吗？” 乔峰在两个祖国之间拔剑四顾心茫然 甄子丹的身份转化，倒是跟他最近扮演的金庸小说人物乔峰很相似——乔峰本是契丹人，被汉人收养长大，为了保卫宋国，而与契丹对抗。但当其契丹身份曝光后，宋国的爱国者们个个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乔峰在两个祖国之间拔剑四顾心茫然，发出“我是谁”这个大哉问。甄子丹有过身为美国人的履历，在小粉红心目中形同叛国，虽浪子回头，反向“润”回中国，但那段“黑历史”却无法被彻底洗掉。于是，他不惜拉来整个香港为之垫背，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来换取一张如丹书铁券般的投名状：二月底，他接受英文媒体访问，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暴动”，而不是抗议，更称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中国的高速公路、建筑与生活方式带来的便利性是不少国家无法相比的”，更点名《BBC》、《CNN》都不曾报导中国的这些优势。随后，他又说不想要“政治化”，“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我说的话，但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的”。 甄子丹这样说，是求恶得恶、得偿所愿，亦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他既不是叶问，更不是乔峰，他只是向早年扮演过的一个角色——徐克《新龙门客栈》中的东厂曹公公——光荣回归。就连徐克都“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却无法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而只能拍出《长津湖》那样的垃圾电影），正当盛年的甄子丹岂能拒绝“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诱惑呢？我看的第一部甄子丹出演的电影就是《新龙门客栈》，对电影中阴狠毒辣的曹公公印象深刻，甄子丹真将曹公公演活了。而此后他扮演的若干正人君子，我都觉得矫揉造作，如纸糊傀儡般不堪入目。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监本色”，正如《红楼梦》所云“假作真（甄）时真（甄）亦假”。 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监本色” 甄子丹的这番言论掀起轩然大波。到中国发财是个人选择，但“不为苍生说人话，只为君王唱赞歌”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线。曾因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控暴动但最终脱罪的汤伟雄，发起呼吁奥斯卡主办方“取消邀请支持打压人权的甄子丹担任奥斯卡颁奖嘉宾”的联署活动，短短几天内，有数万港人和其他族群人士签名，可见甄子丹触犯了众怒。这才是民心所向。不过，甄子丹不会知耻，更不会道歉，他反倒会以此作为巩固其政协委员身份的证据——既然那么多香港“皇民”和帝国主义者反对我，正说明我是“忠党爱国”的大英雄。 圣经中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如今，甄子丹如日中天，自可信口雌黄、逢君之恶，但他不要忘了“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的道理，纳粹的国宝级演员海因里希·格奥尔格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法国作家布希萨在《希特勒的宾客簙》一书中，考察了在希特勒生日宴会的登记簿上签名的贵宾的名字及幕后故事。在这本精美名册上签名的，大多数是各国外交官，也有少部分是德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经常将名字签署在最上方，字体最大、最有力，“下笔的力道让墨水四溢，几乎穿透昂贵的高磅厚纸，透至背面”的，正是当时在德国最家喻户晓的演员格奥尔格。他身材魁梧，脸孔宽大，肩膀厚实，奔放的笑声充满“感染力”。一九三三年，三十九岁的格奥尔格在戈培尔策划的电影《希特勒青年团的魁克斯》中担纲演出，大获成功。此后，他参演德国历史上预算最高的电影《犹太人苏斯》，该片拥有两千万人次的票房，就连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都有超过一百万观众自己买票观赏这部纳粹宣传片。党卫队负责人希姆莱签署命令，要求所有成员和集中营警卫都必须观看这部电影。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真是天才之作，是一部实现我们所有期待的反犹太电影。我太高兴了。”格奥尔格被任命为柏林席勒剧院总监，在演艺界拥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如同甄子丹被习近平亲自接见，格奥尔格也多次被希特勒亲自接见。起初，他们以之为荣，殊不知，此类新闻照片很快成为他们耻辱的标志。 甄子丹是汉娜·鄂兰“恶之平庸”的典型代表 纳粹政权崩溃之后，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内务委员会的特工将格奥尔格从家中带走，当时他故作镇静地对妻子说：“他们很快就会送我回来了。”在审讯中，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自己“从不涉足政治”——跟甄子丹的表态一模一样。他说自己不是纳粹，他并不痛恨犹太人，或者说，他并没有比其他德国人更讨厌犹太人。“对我而言，德国和希特勒是一体的，是同一件事。当时我以为为希特勒而战，就是为德国而战。……要是我真的犯了罪，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罪。”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切都会好转的。我没有做任何坏事，我只是盲目地爱我的国家。我得为此付出代价，但惩罚终有结束的一天。” 格奥尔格被送往柏林郊区的一所监狱。为了避免自己垮掉，他在狱中开办了小剧场，训练囚犯们演出。他的演出赢得数百名囚犯的掌声，他似乎又回到辉煌的舞台上，他恍然觉得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坐在下面观看他的精彩演出。 然而，苏联人对这些囚犯毫无仁慈之心。囚犯们食物粗粝，只能喝被污染的脏水。一向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格奥尔格度日如年。半年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已掉了四十一公斤，但我终将撑到出狱的那一天。”出狱的那一天永远没有到来。苏联内务委员会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打造成“第七号特别营”，格奥尔格被移送到那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格奥尔格正式被宣布死亡，终年五十二岁，他因急性阑尾炎动手术，在手术中死去。 甄子丹、格奥尔格与艾希曼一样，都是汉娜·鄂兰所说的“恶之平庸”的典型代表。鄂兰观察到，艾希曼的语言能力低落，甚至已经算是轻微的失语症，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认：“我只会说官话。”官话成为他的语言，因为没有这套陈词滥调，他真的一句话都不会说了。他不是刻意撒谎，而是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思考，被一道坚不可摧的墙包围，将语言与他人的存在隔离在外，因此，也无法感知现实。 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审判”。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的“两会”－（全国）政协与人大，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花瓶和走场机构，因为“政协”既不协商，人大也不代表人民。要看中国未来的走向，不只是看“两会”，而是看习近平想什么？要做什么？也就是习近平的野心与图谋。换言之，从20大“二中全会”到正在召开的“两会”，就是在实现习近平的“两个图谋”，一是建立“超级版的独裁体制”，二是建立平战合一的“战争体制”。 一，“中国党卫军”的建立 正在召开的人大预计将审议20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项方案决定将原属国务院系统的公安、国安系统(其业务包括移民、户籍、交通、民政、反恐、反间谍等等)，收归于党中央新设的“中央内务委员会”。实际上，这项议案，不仅不是以“任务授权、职能分工”为方法的现代化的机构改革，也不是以“裁汰冗员、精简组织、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而是要建立一个“超级版独裁体制”。一方面“以机构改革之名行权力集中之实”，以利于对内进行滴水不漏的社会控制，一方面则是“以权力集中之实行战争体制的部署”，以利于对外作战的准备与动员。所以，中共所谓“机构改革”，不是在“改革机构”，而是要建立“中国党卫军”，执行“中国KGB”的任务，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平战合一”的备战动员体制。 实际上，习近平的野心与图谋还不只是这项机构改革。自20大提出“完善国防动员体制”之后，目前各省市纷纷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例如“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等等。宣称是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实际上，这些办公室都是“地方军管单位”，负责基层募兵和民防动员，将民用资产转化为军事能力，是一种战争体制的基础建设和超前部署。 这个“国防动员办公室”，实际上非常重要。一般人看待战争的可能性往往以“军事演习”来看，但实际上“后勤动员”才是准备发动战争的指标。以武统台湾为例，不只是中央军委和中央“国家全国动员委员会”要进行“军队动员”，还要包括“地方人力与资源的动员”，包括“运输工具的动员”(渔船、商船、航空器)、“民用资产的动员”(例如网路资源、民用雷达、民用场地、民用无人机)、“预备役和民兵部队的动员”，可能还需要“媒体动员”、“金融动员”、“粮食动员”、“医疗伤损动员”等等。换言之，从中央到地方的“总动员”，就是为了打仗。 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4日闪电通过“军队战时实施国家刑事诉讼法”，这项法案赋予军队在战争时期，可以代替法院启动刑事诉讼活动，可以“变身”成为司法机关，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辩护、代理、强制、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等规定。这就是“军权凌驾法权”，“军区指挥官”取代“司法检察官”，也就是平时以“军事维稳”代替“社会维稳”，战时则用来对敌国人民进行军事压制。 战争体制的准备：军事预算有增无减 依据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中共军费预算编列达到人民币1兆5537亿元(约新台币6.86兆元)，年增7.2%，是近4年来增幅最高的水平，大约占GDP比重1.7%到1.8%之间。 然而，这个数字是“预算编列”上的数字而不是“实际支出”的数字，中共整体“国防预算”项目包括了国防费，国防科研费、民兵事业费与国防基建费，上述费用有的由地方预算支出，有的隐藏在国务院所属的能源、机械电子、航空航天、教育等部会的预算中。换言之，中共的军事预算向来采取“隐藏式分散编列”，实际的国防预算支出应是编列数字的3倍至5倍。 “高军事预算”，目的何在？ 对于中共军事预算，全国人大发言人王超指出，军事预算是为了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试问，什么叫“复杂安全挑战”？实际上，中国没有来自外国的安全挑战，如果把中国的周边国家“顺时针”数一圈，从韩国、日本、台湾、纽澳、菲律宾、越南到印度，有哪个国家对中国产生军事威胁？只有中国不断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威胁。 王超又说，“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是合理的、比较适度的”、是“低于世界军费水平”，这是睁眼说瞎话！中共怎不提“世界排名”呢？怎不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军事预算大国？怎不说中国是世界陆军第一大国，并且准备将现有的350颗核弹头增加到1500颗呢？怎不说中共正在进行“核扩军”与“核竞赛”呢？ “中共”已经不存在，变成了“习共” 所有这些战时体制的建立，只有一个目的：对外作战，而且是多国作战。换言之，两会之后，中共将建立一种新的“举国体制”，就是“举国战争体制”。所谓“举国战争体制”就是“习近平体制”。从此以后，“中共”已经不存在，变成了“习共”，“中国”不再是“中国”，而是“维尼国”，作为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之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习近平主义”。什么叫“习近平主义”，就是“一颗脑袋决定14亿颗脑袋”！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周年。普京自以为是的速决战变成持久战、拉锯战、泥潭战。如今，西方最关切的就是，中共是否援助俄罗斯？当然，外界知道，中共已经在援助俄罗斯。但美国和西方的真正关切却是：中共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如果那样，战争的格局可能发生重大改变，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北京的心思，却颇为复杂。说到北京的心思，就是中南海的心思，准确而言，就是习近平个人的心思。这种复杂心思，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信俄罗斯能够速战速决，而乌克兰会迅速被吞并。第二阶段，不希望俄罗斯失败，更不希望普京失败。第三阶段，开始对俄罗斯战败有所思想准备，不再一厢情愿地幻想胜利。 对应第一个阶段，习近平想当然的逻辑是：俄罗斯是排名第二的军事大国，攻占和并吞不具军事实力的乌克兰，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而习近平的指望是：若俄罗斯拿下乌克兰，就为中共拿下台湾创造了先例、铺平了道路。验证习近平的这种判断，单从一件事就可见证：战争之初，北京完全没有通知旅居乌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和留学生撤离。以为他们只需要挥舞五星红旗、原地静候俄罗斯大兵的入城式，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可与俄国共享光荣。而在普京打响侵略战争前，习近平更许诺中俄合作上不封顶，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对应第二个阶段。见识乌克兰坚强抵抗、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之后，习近平心下肯定大吃一惊。随着战事的拉长，习近平开始感觉事态不妙。于是，有了“底线思维”：不希望俄罗斯失败，更不希望普京失败。北京的逻辑是：俄罗斯的失败或预示共产中国的失败，更要命的是，普京的失败则预示习近平的失败，两人都有意追求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视权力如命根子。反映到习政权的行为，就是，暗中援助俄罗斯，甚至思谋更大规模地援助，即致命武器的援助。美国及时公布情报以阻止。美国情报显示：习近平打算大规模增援俄国，包括提供无人机和大量弹药。 对应第三个阶段。中共自然资源部忽然修改地图。在该部发布的新版俄罗斯地图上，有八个地区的俄罗斯地名的中文译名下，忽然以括号形式标注中方旧称。包括海参崴、海兰泡、库页岛、伯力等。此时，习近平们的思路是：一旦俄罗斯战败，极可能面临解体，各国考虑本国利益，极可能（在地缘政治上或地理上）“瓜分”俄国，比如，日本就可乘势夺回它当年遭苏联强占的北方四岛。 而此时，作为大国，习近平们或认为，中共不应该袖手旁观，以哪种形式参与瓜分呢？中南海终于想起来：大清国被俄罗斯夺走最多土地。于是，北京立即干了这么一件事：由自然资源部发布新版俄罗斯地图，到时候，或可兑现“老祖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少”的习语录。 于是，极可能地，一个离奇的念头开始占据习近平的头脑，希望乌克兰战争拖得越久越好。持久战对中共有利。可能拖垮俄罗斯，但他更盼望拖垮美国（尽管毫无可能），最后，只剩中国是世界唯一超强，成为世界的主宰。这条思路，仿如当年的毛泽东，急盼国军与日军决战、消耗，进而为共军下山摘桃子赢得机会，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既不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和相当的武器，但也不大规模提供致命武器。对俄罗斯假装盟友，对西方假装中立，对其他国家则假装老好人，假装扮演调停者角色。让俄乌战争拖下去，习近平还可勒索美国缓和美中关系，因为，俄罗斯成了他手上的一张牌。 在习近平复杂心思的另一面，也不能忽视他性格中的顽固、侥幸和极端意识形态基因，那就是，不顾党内和国内反对，对俄罗斯单方面下赌注，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一边倒地倒向苏联，走上疯狂的反美之路，以至于在朝鲜半岛与美军正面厮杀），一边倒地倒向俄罗斯和普京，不惜与美国摊牌、决斗。而历经二十大成功夺权之后的习近平，已经取得如毛泽东那样的权势，大权在握，权势熏天，可以单独拍板与任何一国、包括与美国开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李克强在与国务院各部的干部告别演讲的视频流传网络。他的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相当震撼。是什么让李克强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呢？他这个人是什么人，是习近平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头顶三尺有神灵”，来警示人们做事，不可太坏太恶，否则要受到神的诅咒、惩罚。 李克强是中共历史上最弱的一位总理，他的总理权利被习近平以各类小组组长的名义所代替，总理一职几乎被架空。就是疫情暴发临危受命的抗疫小组组长，不久也被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所架空。十年来李克强可以说无所作为了十年，窝囊了十年，隐忍了十年，临别之时终于爆出，“人在做，天在看”。 李克强本是安排为总书记的，结果临阵被江、曾托出的习近平所替代。当然以李克强从政以来的表现，即使成为一把手，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就是江、胡的样子，不可能让中国走向文明政治。作为出道比习早得多的总理，他本是有资格可以与习近平抗衡的，但他没这样的勇气，以其私利与胆小让习近平的淫威得寸进尺，终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与习近平同流合污，但中国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向独裁者让步分不开的。其明哲保身我们仅从胡锦涛在二十大上被习近平拉出去，而不敢为他一言，可见其冷血。胡毕竟是有恩于李克强的，他曾是胡推出的接班人。二十大前有人炒作“习下李上”，看看李这样一个窝囊相，怎么可能，他不让习拖出去，有个善终已属万幸。 李克强作为总理没有作为，黯然离开政坛，那么下一届总理他的同姓李强能比他强吗？当然不可能。李强不过是一个地方小官，靠习近平提拔出来的跟班，知识面与眼见都超不出一个县级干部。虽然他是习的亲信，但习同样不会给他比李克强更多的权力，只会少不会多。时下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知将公安、国安最重要最有权力的系统直属党中央可见一斑。总理一职在李克强手里是“丧权辱国”，到了李强手里是“有名无实”，实际上李强这个总理不过是一个给习近平办理政务没有决策权的负责人，是徒有虚名的总理。 我们常常把习近平比作朱元璋，明朝是一个不设宰相的政权。宰相一职被朱元璋所废，皇帝集大权于一身，由皇帝直接统率六部。习近平虽然没有废除总理一职，但剥夺了总理的权力，比毛还厉害。毛泽东虽然一言九鼎，但实际政务还是让周恩来去处理。江、胡两届处在改革之中，主张党政分开，总理的职位得到加强，江放手朱，胡放手温。到了习手里则是强调党政合一。最终走到李克强的丧权辱国，李强的有职无权。 时下有人炒作李强反对习近平的清零，主导放开。把李强打造成一个有主见，敢于与习近平力争这样一个人物。这个炒作与“习下李上”同出一辙。看看李强主政上海，清零期间把作为中国文明的天花板的上海搞得个鬼样，就可见李强怎么可能反对清零，要求放开呢。李强除出对习忠诚，一无是处，也无尺寸之功，这样的炒作无非是要抬高李强而已。而抬高李强的目的不是贬习，而是抬高习近平。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个听得进规劝，进谏的人。因此这个炒作很可能就是出自习近平本人。习治国搞经济是个蠢货，玩政治权术恐怕连毛都要佩服。 习近平学习朱元璋，废宰相，大权独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的去处是煤山，吊在那棵歪脖子树上。这也许是李克强的“人在做，天在看”吧。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几十年前刚建国的时候，还有点像是真的。很快就不是真的了。现在不但中国人说那都是橡皮图章，国际社会也一致了解那是个橡皮图章。那么橡皮图章开会有什么可以入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还是有的，因为在扣橡皮图章之前就私下里攒好的东西，还是要到会议中来扣这个橡皮图章，向外界公布一下。我们大家才能借此机会知道，阴谋是怎样炼成的。 事先就被香港媒体曝光，但也可能是中共借媒体放风，说是机构有重大改革。这次的改革不是简政放权，而是进一步集中权力。新成立的一个内政部，把分管在公安，司法等多个机构的执法权，收归到习近平身边。这样就方便所谓的统一指挥，大权独揽。至少他习近平认为这是中共的优势。 中共的司法不公和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了。你就是看电影电视也能知道这个不公和腐败的原因。主要就是官官相护，缺乏监督。因为没有了监督和制约，所以大家可以放胆地腐败，放胆地不公。无法无天已经创造了古今中外的最高水平。老百姓上访已经不仅上访到北京，而且都访到了美国。可是对中共的无法无天也是隔靴搔痒，无能为力。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很清楚，就是官官相护没有监督，权力都集中在一帮人的手里，必然会腐败和不公。这是古今中外都清楚的原因。习近平想进一步集中权力，结果只能是腐败和司法不公进一步深化，老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深。而且政权也进一步因为不得人心而走向瓦解。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自挖墙角，自废武功呢？从习近平的角度看，他是不想放弃一党专政。从各级附和他的贪官污吏看，是觉得监督和制约碍手碍脚。进一步集中权力，他们搞腐败和欺压老百姓就更方便了。 习近平和贪官污吏们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吗？历史告诉我们，至少在中国，不可能达到目的。那只能是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直至灭亡。古代的盛世，都是对官僚阶层限制最多的时候，老百姓因此能过上几天稍微好一点儿的日子。官僚阶层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少，和政权失去民意支持同步发展，结果就是政权的崩溃。统治者们也死无葬身之地。 那为什幺小习还是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呢？前一阵亲自担任了军队的总指挥，现在又要亲自掌握刀把子，集中情治单位的权力。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已经不能得心应手依靠官僚机构运作政府。换句话说就是官僚机构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地步。所以才要“亲自”云云。 刚结束的清零政策，就说明了小习这个著名的烂尾大师，确实无法控制局面了。十年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还不愿意放手，还要继续当无冕的皇帝。于是只好像古代的暴君一样，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事必躬亲。面对一大帮不听话的官僚，面对人民的离心离德，一个人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能改变一切吗？开玩笑。只能是和古代暴君一样，越来越糟糕。反而是一个人的愚蠢足够搞乱天下，让所有人都陷入灾难之中。 人民代表大会毕竟在理论上是有权力改变这一切的。只不过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形成了屈从于暴君的习惯，实际上变成了橡皮图章。如果人们像当年的苏联和台湾那样，发挥代表大会的法律作用，立法改变一人独裁的局面，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真正走向共和。不过中共早已经更无一人是男儿，大家不抱太大的希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杜琪峰：支持电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导演杜琪峰被记者问及电影的重要性、历久不衰的原因时，回答说：“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线，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都是首当其冲，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他接着鼓起勇气说出“我觉得香港……”，但又立马用英文说出“No Sorry”，最后几乎哽咽着说：“全球所有争取自由的国家与人民一定要支持电影，因为电影是为你而发声的。” 独裁者要摧毁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毁它的自由，而摧毁它的自由，必摧毁它的电影、文学、音乐等文化。杜琪峰的这番话，让人想起倪匡在小说《追龙》中的一段预言：“东方的一个大城市会彻底毁灭，那是‘气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人祸不一定是战争，几个人的几句话，几个人的愚昧无知的行动，可以令大城市彻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我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香港电影是我的文学和审美的启蒙。所以，我特别能对杜琪峰的这番话有共鸣。 杜琪峰欲语还休，真情流露，香港人过去几年的一切磨难、羞辱和奴役，尽在不言中。他知道说这番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来，尽管中间略加掩饰，却更有“欲盖弥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论被中国网民抨击，微博帐号内容被清空，网页仅显示“该帐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中国有媒体报道，杜琪峰“发布了一些不正当言论，导致账号被封”，“杜琪峰的个人账号已经被炸了，与此同时，和杜琪峰有关的九部电影恐受其牵连”。总之，一句话带来的损失以数亿计。 杜琪峰在现实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摄的电影《黑社会：以和为贵》。古天乐扮演的吉米在中国贿赂一帮大小贪官污吏，经营盗版色情光碟生意，赚钱如印钞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杀杀，不愿竞选社团“和联胜”的“话事人”。但广东省公安厅石副厅长看中了他，逼他选“话事人”。石副厅长说，“黑社会也有爱国”，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是当年公安部长陶驷驹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石副厅长又说，我们不是不相信选举，只是担心选出一个喜欢捣乱的人，不利于社会稳定，你永远做龙头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发大财。吉米听得头皮发麻。原来，心狠手辣、杀人之后绞成肉泥喂狗吃的香港黑社会大佬，在共产党这个更大的黑社会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爱国、你听话，中共才会允许你到中国做生意，这不仅是香港黑社会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纵，愤怒地向石副厅长饱以老拳。当年电影节开幕首映时，观众席中大部份是行内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评人指出：“这一拳，代表了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压抑，另一条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陆市场，没法上映便算了，那块肥猪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湾歌手陈升的话来说就是：“是我把中国市场封杀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湾市场做出来，我不缺钱，你们就拿我没辙了，台湾内需就够了！为了要进军中国而写道歉书，这样我还能呼吸吗？我为什么看你们的脸色？” 自由与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时年三十九岁的律师派崔克·亨利在维吉尼亚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这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可怕时刻”，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问题”：“难道生命如此珍贵，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锁链和奴役作为代价换取吗？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张艺谋的痞子美学，是“人矿”们吃上瘾的精神地沟油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即便沦为韭菜和人矿。他们痛骂说出真相的杜琪峰——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说出真话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体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围看到真相却不敢说出来的大人们。他们觉得孩子的真话衬托出自己的伪善与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对孩子拳脚交加，将其打杀。这就是今天中国民众对杜琪峰千夫所指的原因。他们一边骂杜琪峰，一边津津有味、身临其境地观看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短短数日，《满江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一百三十亿人民币票房的高峰。 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美学是法西斯美学，但若拿张艺谋与希特勒御用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坦尔相比，就知道张艺谋的作品连法西斯美学都算不上。学者赵越胜说过：“纳粹以数量与体积之庞大来造就自己活动的舞台，恰是要利用这种能够强暴感官的外在的壮丽辉煌，来造成臣民因内心恐惧而生的‘崇高感’，让他们在无法以自己的经验把握眼前场面时，产生依赖与顺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崇高是一种谎言，因它不扩展和丰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种压迫、操纵的形式。以人造‘崇高’来实现操纵，这是一切专制社会和暴君最擅长的手段。”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连“崇高”或“伪崇高”的特质都找不到，只有一种来自西北或东北的痞子美学，一种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浓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几年前，作家王朔说张艺谋拍电影是搞装修。张艺谋不懂艺术和美，却懂得大众心理学，知道什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一个人敲鼓太乏味，那就来一万人；一朵菊花太单调，那就来一万盆；观众喜欢看晚会电影，就拍晚会电影；观众喜欢土豪金，谋就拍土豪金；现在，观众喜欢骂奸臣，就拍骂奸臣电影。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深得希特勒和毛泽东真传，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永远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满江红》的票房不都是偷来的，也不是中共宣传部强迫民众买票观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实的，显示经历了习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后，大部分中国民众，特别是有钱买昂贵的电影票的城市中产阶级，并未真正觉醒。《满江红》成为一种中国民众被迫接受无能者治国、抒发怨气的合理化管道，故产生不少极端化的社会乱象：有观众在电影结束后慷慨激昂地背诵伪托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恨不得立即“壮志饥餐胡虏肉”（此刻的“胡虏”，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或台湾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跑到一个景区，拿起铁板狂砸秦桧跪像，并高喊“还我河山”。 奥地利学者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他发现，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广泛而彻底地研究被压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中国人挤在电影院中观看《满江红》时，民主自由遥不可及。《满江红》的走红，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法西斯本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大概就是这部电影唯一的价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全国两会正举行，候任总理李强即将走马上任，展开他未来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时，路透社一篇有关“中国新二号人物如何加速习近平清零政策的结束”报道，是否会在所谓新“习李关系”上投下某种变数，引人联想。 根据路透的报道，在去年11月中下旬疫情扩散习近平对清零摇摆不定的当口，李强顶住习要求重新放慢开放步伐的压力，主导了疫情的突然放开，放弃了习的标志性的动态清零。路透的报道是否要把李塑造成一个有主见，并不完全听命于习的人物，不得而知，但从该报道引发的舆论反响看，似乎认为李是个敢抗命的角色。 对于李强在中国结束清零所起的作用，我早在1月10日的“聿文视界”专栏文就作出了预判——“中国放开疫情很可能由李强主导”，并详析了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那篇拙作。简言之，站在李的角度，他是有动机早点引爆解封这颗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腾出更多时间处理经济问题。中国人讲究抢头彩，今年是新政府的开局之年，未来五年顺利与否，与今年有很大关系。如果今年经济形势一团糟，人们不会怪罪是因为习还在坚持清零不放松，而会把责任算在李头上，指责以他为首的治理团队治国无能。本来人们把李的上位，说成是他和习的特殊关系，开局之年即把经济搞砸，只会印证他无能的固有看法。李对此百口莫辩，只能默默替习背黑锅。而早放弃清零，比在两会后再放弃，显然有利经济恢复，从而会有利他的政治行情。 习其实也有动机快点结束清零。当局去年11月初调整清零政策，意味着习原本想在20大之后，以一种稳步缓慢的方式结束清零。但疫情的反复和扩散让他犹疑不定。习做事既有武断一面，也瞻前顾后，既要又要，犹犹豫豫。但不管怎样，倘若今年的恶劣局面不能改观，人们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对李强为首的新政府的攻击，当然也可以看作对他的攻击，因为人们会说，正是他用人不当，选了这样一个无能的治理班子。所以习肯定不愿此种情况出现。但是他又不能亲口宣布放弃清零，毕竟这是他过去三年的政治遗产，这个时候就需有人给他找台阶，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过去所起作用，维护他的权威的前提下，要他放弃清零、放开疫情防控，李强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李强的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 由此看来，李还是有些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专栏文提到，李虽因忠诚得习赏识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把国务院交给他，而不是圈定其他亲信，可能也不单单是他忠诚缘故。因为论结识习的时间之早，福建帮的多数都在李之前；论现在的君臣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王小洪等才是习真正的股肱之臣。但论职责之重，当然任何部门都比不上国务院。所以在习的亲信队伍中，李强必有过人之处被习相中，而把二把手的职位委任给他。那么这个过人之处是李的经济管理才能，还是在对习表忠的同时能够排忧解难？或许未来五年会慢慢表现出。 不妨假设，候任总理不是李而是习的其他亲信，他们是否敢顶住习的压力力主放开？即便他们也知道晚放开对经济恢复不利。我想一个可能恰恰相反的情形是，在看到或揣摩到习有继续清零的想法后，为表现出所谓的忠诚而去护主，因为习在这种时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的。中共过去的历史不乏其例，当领袖因政策失误而陷于孤立、处在某种不利处境中，甚至连亲信都不发声表态，此时投机者会表现出力挺领袖的样子，之后都会得到领袖的巨大回报，被擢升担任要职。这样一比较，李强似乎还有些节操，比李鸿忠之类强多了，没有在习的压力下唯唯诺诺。原本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虽然不敢“抗命”，但也不主动揽事，毕竟到今年三月前，他只是“候任”，相对来说处于一种有利的旁观者地位，如果真因习固执己见坚持清零坏了大局，要究责也到不了他，政治上就很安全。至于继续清零对他接任总理后恢复经济会很不利，届时再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安渡过这段候任期。这应该是多数处于李这种“候任”身份的领导人通常会有的选择。 但是李选择了某种程度的“不听话”，似乎同他这种在众人眼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领袖的个人关系上位的领导人该有的形象不相称。人们一般认为，领袖提拔亲信担任要职，是需要一个听话的人执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也总是要表现出一副时刻维护领袖权威，卖力做事，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不能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应声虫样子。尤其对习而言，他是个强势领导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聪明之人，样样精通，事事正确，容不得别人有半点质疑和不同意见的，他做出的决策要不折不扣得到执行，就是错也要错到底，岂然半途而废。何况在他的认知中，清零，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就没错。这种情况下，李敢对他说“不”，很自然地会让人认为，习李关系或许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亲密无间”，习莫不会怀疑起李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把他捧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选错了？ 习对李强看走了眼？ 我之所以用某种程度的“不听话”，而不说李“抗命”，是因为路透的报道在引述内部人的信息时没有细节，很难让人相信李是真正顶住了习的压力，还只是报道者或爆料者一厢情愿的解读。因为按照独裁者的逻辑和专制政权的事实，在大权独揽的习面前——尽管他因清零而声誉受损，其手下官僚也不敢给他提不同意见，即使斗胆提不同意见，也会采取一种委婉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他；否则，以李中堂和他平辈的资历，应该经常唱反调才是。但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如此。李强既仰赖习才有今天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候任总理来说，位子都还没坐上，岂敢因担忧疫情影响自己做总理时的经济发展，就抗命不遵？这不符合逻辑，可能也不符合真实的情形。 换言之，李即使出于对疫情的忧虑，他认为基于他和习的那种关系，可以对习提某种意见，也应该极小心谨慎，用一种他认为的恰当方式，向习陈述当下状况和继续维持清零会对习本人带来的某种后果，被习听进去了，接受了他结束清零的意见。我甚至猜想，李敢于提意见，很可能是习授意他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习要补偿李因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让他短期内能够快速积累起做总理的应有威信。 现在看来，上海封城的决策大概率来自习，但不管怎样，李作为上海主政者当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民众把气撒在他身上没错。但李不能把这点说破，将责任推到习身上，他是代习受过。由于有了这个包袱，李竟然还能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是很难让人尤其上海民众和党内高层，包括习的其他亲信认可和接受的。习也清楚这一点，尽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不能快速建立起某种威信，接下来他的总理工作会很难做，所以，习要在李将要上任前给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补偿李的“代己受过”，于是暗示或授意李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虽然这样会让习的形象受损，但习亦明白，经济和民众无法再承受清零压力，迟早要放开防控，晚放开会造成更大麻烦。这一步必须走，自己的名声无论如何都会受损，还不如给李强接手总理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树立他一个敢负责的好形象，能够让他比较快地服众，也在众人眼里证明选他做总理是对的。 可以说，无论哪种情形，最不可能出现的是李敢对习“抗命”。专制体制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处理起来确实微妙。李强在两会正式进入总理角色后，习因其是亲信对他会比对李克强更放心，然而权力的本性会让两人免不了产生芥蒂，李将会发现，习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时的习书记了，他伺候的是一个权谋多端的独裁者。这是否意味着习选错了李，时间会告诉他答案。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3年，“拼经济”成了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同时面对两个难题，一是自身的结构性难题，二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尽管要到“两会”召开后，新一届政府才登场施政，但各种迹象表明，在未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中央政府终于与地方政府达成一致：重归以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的老路。 全国同念“房地产，芝麻开门” 2023年以来，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均已召开两会，相继发布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地区稳经济“一号文件”也已落地，释放的重磅信号非常明确：支持住房消费，激活楼市。 这当然不只是地方政府的想法。自2023年以来，现任副总理刘鹤两次强调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正苦于土地财政萎缩政府开支困难的地方政府心领神会，在“新的经济增长点”缥缈难期之时，自然而然就转到驾轻就熟的房地产开发上来了。 我从1993年代初开始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对中国这些年的房地产起落自然稔熟于心。中国房地产泡沫迟早破裂，政府调控只是想让其软着陆。中国经济结构错过了2009年那次最好的调整时机，自那之后，中国各地形成的土地财政，无不依赖本地的房地产畸型发展。如今，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已经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无法瘦身。任何时候挤压房地产泡沫，中国政府与民间都需要付出极大代价，这代价大小，全看泡沫破裂之时，中国政府的强管制能力如何。 房地产“大而不能倒”的原因 自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将房地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房地产作为经济引擎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房价一路上升，导致房地产业高度泡沫化，这种泡沫化程度有两个衡量指标： 一是房地产业占GDP比重过高。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为13%，而经合组织国家为5%；如果考虑供应链投入品，则房地产行业约占中国GDP的30%。 二是中国房地产杠杆率偏高。按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2020年9月末，录入报告共有43个国家与地区，上述43国的居民杠杆率平均值为67.4%，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值为78%，新兴经济体平均值为50.6%。中国的居民杠杆率为61.1%，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值、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值。如果按中国央行72.5%的数据，那就高于所有报告国平均值、但仍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值。更关键的是，以2020年9月末的居民杠杆率和2015年末相比，上述4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民杠杆率上升最多的是中国，上升了22.2个百分点，高于香港的18%、韩国的17.1%、挪威与法国的11.2%。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隐患，更成了一个社会隐患。中国房地产过去20多年来的畸型发展，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至70%。 中央政府考虑重振房地产业的几大出发点 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想借着房地产下行之势挤泡沫，完成结构性转型，但结果不如意，在2022年中期全国房地产均价跌破万元大关，降幅据说在30%左右；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这对中国经济产生全局性影响： 一，房地产衰退，导致国内制造业衰落。房地产是过去20多年的龙头产业，上下游企业至少有50多个，这些行业随着房地产的衰落而衰落，导致国内不少人失业。 二、经济形势的不乐观，严重影响投资及消费预期。据瑞银估算，2020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居民新增储蓄或累计达到4万亿元。国内有人估算，2020年后居民新增储蓄率约为5.2%，2020年至2022年的新增储蓄体量预计共计3.98万亿元。 三、为了保地方政府正常运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剧减，地方隐形债务剧增（后面将谈到时），不仅支付公共开支困难，就连地方最不愿意做的公务员减薪也实施了。自从2022年初开始，不断爆出一些体制内人员工资调整的消息。而且都是降低，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制。最少的大约降低15%，多的甚至超过30%。 无论从增加就业还是从保证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中央政府都希望迅速提振经济，但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之时，只能又回到发展房地产这条老路上来。 三个拦路虎：谁来购买房地产 每个省的稳经济1号文件都表明宗旨：“房子是用来住而不是炒的”（习近平指示），但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谁是今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主体？ 1，中国城镇住房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套户比已达1.09。 据任泽平《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所列数据，1978-2020年中国城镇住宅存量从不到14亿平增至313.2亿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34.7平方米，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63亿套，套户比从0.8增至1.09。与住建部公布的2019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8平方米相比，约小5平方米左右。一般而言，套户比小于1，表明一国住房供给总体不足；套户比等于1，表明一国住房总体基本供求平衡；考虑到休闲度假需求、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宅分离等情况，成熟市场的套户比一般在1.1左右。从国际看，当前美国、日本分别为1.15、1.16，德国为1.02，英国为1.03，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接近1.1，表明住房供给总体平衡。 也就是说，除了炒房需要，用于自住的住宅需求基本饱和。 2、中国人的购买力接近极限。据中国央行2022年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底，中国居民负债金额达到200多万亿元，人均负债高达14.3万元。考虑到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刚公布的人均收入，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房产购买潜力有限。 偿债能力取决于稳定的收入，近三年，中国中小企业破产剧增，新增失业人口据说高达7000万。这大大影响了中国居民的偿债能力。数据显示，最近几年，由于无法还贷，中国的法拍房数量一直呈增加的趋势，2017年全国法拍房数量仅5000套，2019年便增至50万套，2020年达127万套，2021年高达160多万套，2022年已超过300多万套。有人预计，如果按照这个数据增长，明年法拍房数量突破500万套都是有可能的。 3、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太高，是个大问题。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益于房地产税收，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是极大的隐患。据程晓农测算，2022年底，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万亿，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万亿，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万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卖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260%。 这种情况注定地方政府已经无法清偿债务。 上述三点将注定如此结局：地方政府出售土地、发展房地产经济的热情依旧非常高；企业开发房地产的热情也还有，例如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最近公布，拟在地方政府土地拍卖中购买住宅用地，但城镇居民的购房能力却跟不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过分倚重房地产仍将存在。最多半年之后，中国政府将发现，房地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时代恐怕已经成为历史，地方政府为了税收而重振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来说，只是饮鸩止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