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女筆試第一遭勸退 曝第二名經第三者利誘讓位
2026 年 8 月 7 日
自從今年早些時候香港媒體爆出習近平將把他「從小是好朋友」的李小林的丈夫，前國防大學上將政委劉亞洲處以 「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現常駐台灣的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先生在臉書Po文感慨道：「看到這條消息，我確實有一些感慨。劉亞洲雖然官拜上將，但一直是一個靠寫文章出名的儒將，在軍隊里並沒有掌握過實權。而且已經退役多年，對習近平的權力完全構不成任何威脅。」 矢板先生在他的臉書貼文中回顧說：「有一件事情讓我記憶猶新。那是在2014年左右，日本有一個代表團訪問北京，由李小林接見。日方團長一上來就恭維李小林說：『聽說您和習近平主席私交很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沒想到日本外交部的年輕翻譯竟然把這句話翻譯成了』聽說您和習近平主席從小青梅竹馬『。所有中方的作陪官員都強忍住不笑。李小林忙紅著臉說：』我們從小就是好朋友，不是青梅竹馬『。」 劉亞洲的夫人李小林當時羞紅著臉說自己小時候與當今聖上習近平不是「青梅竹馬「，意在說明他們當年並不是戀人關係。但天真無邪的幼年時期的「好朋友」肯定都是」少小無猜「。但現如今……？已經有外界報道說李小林本人並未被習近平」株連「，但前提是必須離婚。 何以至此？按照矢板先生的說法：「前幾年，習近平幹掉軍中的實力派徐才厚和郭伯雄，可以說是你死我活奪權鬥爭的一部分。但是，這一次對劉亞洲出手，卻完全不同。應該是看劉亞洲不順眼『抓過來打屁股』，殺雞儆猴，警告那些太子黨們要對自己的態度更尊重一些。比習近平大一歲的劉亞洲，在太子黨裡面的輩份很高，因為他的岳父李先念做過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劉亞洲本人也是少年得志，38歲當上師政委、44歲升少將，當年升遷的速度甚至比習近平還要快。習近平剛剛進黨中央的時候，劉亞洲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劉震的兒子劉衛平，都被認為是習近平在軍中的親信，有』軍中三劉』的說法……。劉亞洲自己也是紅二代，又有著太太和習近平的關係，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以為習近平不可能把自己怎麼樣。所以說話、寫文章都有一些肆無忌憚。他經常說：『中國的領導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現像毛澤東那樣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了』。這些話在習近平聽來，自然不順耳。這次劉亞洲被拿下，或許不是政治的問題、也不是經濟的問題，是『態度『的問題。」 事實確如矢板先生所認為，至少在中共太子黨成員里相比，文筆算是很不錯的劉亞洲「說話、寫文章都有一些「肆無忌憚」。 但是，首先一點，劉亞洲的「肆無忌憚」都是表現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其次， 「中國的領導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現像毛澤東那樣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了」這兩句話，在筆者儘可能找到的劉亞洲早期文章里，找不到確切的出處。 筆者這裡所說的劉亞洲的「早期文章」，具體是指劉亞洲官拜上將，也就是出任國防大學政委之前。當然也是習近平上位的中共十八大之前。 我們不妨假設類似中國「再也不可能出現像毛澤東那樣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這樣的話曾經出自劉亞洲，那也只能是出自他的早期文章。也就是說是語出自習近平上台之前，當時用心不可能是貶低或者詆毀習近平。因為當時的習近平自己也不可能想到會有他成為中共執政史上「毛澤東第二」的今天。 劉亞洲是2017年初離開國防大學政委領導崗位的。當時即已經有海外媒體披露，劉亞洲是因貪腐被處理。劉被曝2016年上交了1.7億元人民幣贓款，以為沒事了，但此後其腐敗問題被前下屬舉報。 當年3月5日，港媒《星島日報》報導說：3月4日，中共人大舉行預備會議。一度傳受查的原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現身受訪，他在受訪時表示：「劉亞洲是自動退休」。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相比於比劉亞洲早一年退役的劉源，劉亞洲的退役在當時的中共媒體上可謂悄無聲息，因為他在退役的同時並沒有像劉源及及其他眾多正常退役的解放軍上將一樣，被臨時增補為全國人大某個專門委員會委員或者全國政協委員——雖然他當時還是在位的十八屆中央委員。 不久，即有網友披露說劉亞洲被迫退役的關鍵原因是他的一篇《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惹怒了習近平。 該文章的主要精髓內容包括：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什麼「偉大領袖」，曾經有「偉大領袖」的國家只有那麼幾個。領導現代革命的領袖，一旦變成了「偉大領袖」，就意味著革命已經失敗了，因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可以恣意妄為的新特權又產生了。 一個現代國家的領導人擁有古代帝王一樣的特權，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擇手段地把自己變成「偉大領袖」。因此，一個國家如果出現了偉大領袖絕不是什麼好事情，它意味著這個國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為偉大領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權力，他的話就是真理，像聖旨一樣，所有人都得對他忠心不二，他看誰不服氣，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讓你下地獄。「偉大領袖」就是現代帝王的代名詞。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現代革命「領袖」，絕不可能容忍別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會不擇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這是現代革命「領袖」與個人野心家之間的根本區別。 政治領袖如果在位的時候就被尊為偉人，那他絕不是真正的偉人……。至今世界上發展很好的國家，從來沒有什麼「偉大領袖」。最典型的對比就是韓國和朝鮮，從來沒聽說韓國有什麼偉大領袖，而北朝鮮的偉大領袖已經偉大得沒有邊際了。發展的結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樣的土地同樣的民族，天壤之別。北歐是目前世界上貧富差別最小的地區，從沒聽說北歐的哪個領導人是什麼偉大領袖。 革命領袖居功自偉是可恥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權，保護民權，這才是現代社會公民應該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絕這種制度，永遠不會成為受世人尊重的先進的民族，這個民族也不會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筆者數年前在境外某網站上無意中讀到這篇文章後，第一印象就是雖然文章標題似乎有變，但內容似曾相識。今年初「劉亞洲案」被境外媒體激活之後，這篇《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也再度翻出，筆者讀到一篇境外網站發表的相關評論文章，標題是《人民不需要偉大領袖 難怪習近平一定要抓他》，首段內容就是「最近網上瘋傳一篇據說是劉亞洲在2016年4月寫的文章，題為『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凡是看了這篇文章的人，幾乎都會立馬恍然大悟，難怪習近平一定要抓劉亞洲！」 不過，這篇網文的作者可不是人云亦云，他說：「我做了一些功課，發現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不僅僅在於它內容的字字珠璣、精妙準確，還在於它以不同的署名、不同的標題，在不同的網站上傳播，長達十餘年之久。最早的傳播發生在2010年8月7日，刊於文革與當代史研究網，題目是「領袖越偉大 人民越渺小」，沒有作者署名。該文然後分別在2012年、2014、2015、2016、2018、2021、2022和2023年，在議報、共識網、文學城、凱迪網、貝克村等都有轉載。標題不僅有『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還有『傳說中的劉亞洲將軍的講話』、『人民領袖出現在哪裡哪裡的人民必定遭殃！』而文章的署名除了劉亞洲外，還有宋勝利，金濤、陳平福等。就連內容，亦有所不同,有的版本有刪節，有的則有增節。」 做出如上考證之後，這位作者總結說：「網友的普遍反應是，看了這篇文章，終於明白為甚麼劉亞洲被抓了，原來所有給他強加的罪名都是因此而來的……。問題就在這兒了。我發現，文章的點睛之筆『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現代革命領袖，絕不可能容忍別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會不擇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這是現代革命領袖與個人野心家之間的根本區別』早就存在於2010年的版本中；那時，是胡錦濤在執政。我由此推斷，作者那時可能是泛泛而談，他不會影射當時的中共領袖胡錦濤，因為胡沒有不擇手段地自己捧自己。他也不會影射習近平，因為2010年的習還只是個中共儲君，他的野心、手段和是不是具有高尚情操，都在韜光養晦之中，無人知曉。」 這位作者繼續分析道：「有意思的是，（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作者的泛泛而談，因文章的精準預見，而極具生命力！其精髓在不斷的一年又一年的重複中，產生了巨大的疊加效應。該文在2014年、2015年、2016年的傳播中，已經成為經典的對『偉大領袖』的深刻嘲諷，而自認是『偉大領袖』的習主席，怎能不多疑？那些諷刺偉大領袖的文字，如『不擇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一旦成為偉大領袖，就至死不肯交出權力等等，字字都是對他的諷刺和嘲笑！可以肯定的是，對這些傳說中的劉亞洲觀點，習近平不會不知道。當然，2010年時『劉亞洲』可能是說者無心，但2016年的習近平定然是聽者有意……。習近平無法忍受這種對自己『統帥能力』的否定，於是對劉亞洲下手了。「 讀罷如上文章內容後，筆者進一步搜尋，才發現這篇《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的內容是被好事者附加到劉亞洲的真作《信念與道德》的最後，這才令許多讀者難辯真偽。 基於此，筆者判斷是，把「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之類的文章內容以劉亞洲的名字「發表」的始作俑者，很大的可能是僅僅從「讀者效應」出發，但也不排除有陷害劉亞洲之嫌。而劉亞洲本人想必也已經在內部為此向「組織上」伸過冤。 今年四月底，一個署名高瞻的作者在網上發表《殉道者還是殉葬品？ —— 蓋棺論定劉亞洲》，其中一段內容是：必須承認的是，無論劉亞洲再怎麼眼高於頂、桀驁不馴、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和「妄議大政」，也終究不敢公然和黨中央對著干，違背和抗拒「幾不準」。除了2012年 劉亞洲親自在香港明報上發表聲明，否認香港文匯出版社《劉亞洲國家思考錄》中多篇鼓吹「中國真正崛起取決於政治改革一役，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特別 是黨內民主化」的文章是自己所寫，目前至少有兩篇曾經在海外瘋傳、備受追捧讚譽的文章《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國政治改革新思維——劉亞洲內部講話》確 認是託名假冒的偽作，而且已經由真正的作者何清璉和鄭存柱認領。 筆者在在這裡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中之所以所以要特別區分劉亞洲文章的「早期」和相對應的「後期」，是因為如果說劉亞洲的早期文章，無論是小說還是軍事評論的內容中尚還有說「人話」的部分（即所謂「肆無忌憚」的內容），那麼他在成為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底尾的解放軍高級政工幹部之後，其有限的「作品」中則全部都是套話、官話和獻媚之語了。 2013年5月，也就是習近平上台後才半年多，劉亞洲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堅守神聖的「黨性」》，向習近平大表忠心，口口聲聲「現在我們這些共產黨人，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帶領十幾億人實現中國夢……。」 2013年8月19日，上台剛滿十個月的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發表了一篇殺氣騰騰的內部講話，史話「八一九講話」。主要內容之一就是 「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 此講話出籠後，劉亞洲聞風而動，很快就在在《解放軍報》 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互聯網」扳倒中國」》，文中說：習總書記強調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軍是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要強化走在前列的標準和意識，把意識形態工作抓得實而又實，緊而又緊，確保我軍始終聽黨指揮、能打勝仗、服務人民……。」 直到被迫退役的2017年初之前，劉亞洲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吹捧習近平，向習近平表忠心的文章或被採訪內容還有不少，這裡不再一一列出。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對劉亞洲早期作品深惡痛絕的毛左和粉紅們在他們的大批判文章里把劉亞洲說成是政治上的「兩面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中國，凡事都與文明背道而馳，就連講笑話也可能犯罪，脫口秀居然也能用來覆政權而被殺頭，習近平帝國究竟還能瘋狂到什麼程度？ 脫口秀的表演形式，對中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大約萌芽於習近平當儲君的時代，一直到了新冠疫情肆虐，數以億計的人被關在家裡，聽聽笑話段子，勉強可以維持活下去的一絲希望，於是給了新生事物發展壯大的機會。李誕所創辦的〈笑果文化〉，短短几年便吸納敏捷資本入駐，成為市值四十億人民幣的獨角獸公司，李誕也儼然榮登娛樂大腕。 脫口秀是一種類似單口相聲的表演型式，它的存在就是建立在調侃、反諷、戲謔、針砭時事、解構權威的基礎之上，幽默感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因為如此，當它被引進移植到今日中國時，許多人不免懷疑，這玩意能適應當地水土嗎？ 果不其然，笑果文化終於踩到地雷了，在此之前，也是出身笑果的一藝人池子，到海外演出時，便觸到了警鈴遭舉報被全網封殺，當時還有人懷疑，是不是他的新疆籍貫惹來橫禍，現在看來，問題不在你是什麼人，而在你懂不懂得看大人的臉色。 笑果文化除了在線上傳播外，也在各地小劇場舉辦小型演出，前幾天旗下藝人李昊石（House）在北京演出兩場，中間有個段子是這樣說的：他說他在上海領養兩隻野狗，和其它萌寵不一樣的是，這兩隻野狗當時正在追獵一隻松鼠，他腦中瞬間浮出八個字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引來台下陣哄堂大笑。 但李昊石不知道的是，他的命運從此悲催了。台下有個任職央視海外部的職業五毛，將他舉報為污辱人民解放軍的反賊，瞬間激起愛國粉紅群情激憤，因為「聽黨指揮、作風優良、能打勝戰。」正是習主席給解放軍訂下的聖諭封誥，充斥在各軍事機關的門庭所床頭，神聖到了「一個字都不能動」，居然被這個渾小子拿來開玩笑，這還得了？ 果不其然，網路上一片喊打喊殺，黨媒立即補刀誅心，把問題定性到了反黨叛國的程度，網上粉紅甚至主張，就連台下鬨笑的觀眾也該一併查辦。我的天啊！ 於是，北京文旅局果斷出手了，兩天就做出裁定，不定期封禁笑果的演出，沒收不當收入加罰款一千四百多萬人民幣，隔天北京公安局宣布立案調查，李是石刑罰加身，凶多吉少。 毀了一個小演員不算一回事，恐怖的是，笑果文化立即認錯賠罪，並且主動表態整改，加強言論審查監管，把脫口秀賴以維生的元素一刀砍了，觀眾從此就只能買票去接受政治正確的洗腦了。 李昊石究竟犯了什麼罪？偉大的黨不需要解釋。但人們難免狐疑，狗不是人類最忠誠的盟友嗎？即使拿狗來譬喻解放軍，說他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又有什麼不好？再說了，有解甲的老兵說還好呀，自己並不覺得有被侮辱到。 這些人大概沒有深刻理解習主席思想的博大精深，要害其實不在狗是否能捉松鼠，而是要看誰是狗的主人，狗有什麼感受根本不重要。 追根究柢起來，問題還是出在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自從文革一番折騰之後，中國人很久已忘記怎麼笑了，整天板著一張臉，舉報這個，聽床那個，拚命在身邊找敵人。 而這個正是習主席要的，他十四億人聽他指揮，幽默不是他的價值。按照這條路走下去，中國遲早變成一個又聾又啞的精神大荒漠。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現任副總統，也是下一屆總統的候選人賴清德說，台灣本來就是獨立的，沒必要再宣布一次獨立。國民黨的候選人侯有宜也說：中華民國有獨立的主權。就是既有主權也是獨立的，不受任何國家管轄也不是別人的附屬國。美國政府也強調：聯合國的決議從來沒有否認中華民國的主權。 國際國內都承認了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這應該沒有爭議了吧。因此各國對習近平的武統台灣，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並聲明將參與保衛台灣，也就是合理合法的行動綱領了。反過來說中共的武統戰爭就不合理也不合法了。形勢對習近平好像不太有利。 回顧台灣人自己的統獨之爭，實在沒道理也可笑。多年前我和民進黨前輩施明德先生對談，就談到了這種不合理。統一，你和誰統一呢？因為打不過人家才撤退到台灣來，現在仍然打不過，你想被共產黨統一嗎？兩黨的選民和老百姓都不同意。無論是和統還是武統，都不合民意。 談到台獨就更可笑了。施明德先生也同意：台灣又不受中共管轄，從來就是獨立的，還要從哪兒獨立出去呢？要求獨立的前提是現在不獨立，也就是自己否認自己的獨立主權。你現在受共產黨管轄還是受日本管轄呢？這不是在給中共攻打台灣製造借口嗎？更沒道理。 現在國際國內都清醒地認識到：堅守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是保護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利益的最好立場。不合道理的統獨之爭應該拋棄。國際社會從商業利益出發的假裝模糊的態度，也應該收起了。統獨之爭和繼續模糊，只會釀成更大的災難，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僅僅符合共產黨的利益而已。 對大陸的老百姓來說，人家台灣人民自己過得好好的，你憑什麼要去統一人家呢？統一人家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人家自己搞得好，比你富裕了，你就想搶人家，這不是強盜邏輯嗎？至少也是紅眼病，不怎麼光彩。 被習近平的宣傳忽悠的粉紅們也要想一想，就算你武統成功，台灣也被摧毀了。能得到什麼呢？只能得到被全世界制裁和圍攻，經濟進一步衰退，生活更加困苦。不說打回石器時代吧，至少也一夜回到解放前。你願意嗎？你兒女們也願意嗎？不為別人著想，至少也為自己想一想吧。 小老百姓平時不關心政治，跟著人家瞎起鬨。可是那些吃政治飯的大人物們也不懂嗎？插個尾巴比猴還精的他們，為什麼也干吃虧的事兒呢？那我們就要看看他們藏在背後的陰謀了。凡事都有它的道理，沒有台前的就有背後的，沒有你們的好處就有別人的好處。 按照福爾摩斯的原理：誰得利誰就有嫌疑。發動戰爭就可以解決內部的矛盾，這是自古以來政客們常用的手段。現在是誰陷入內外交困而不能自拔呢？好像是共產黨和習近平同志。一場戰爭會動員起民族主義的狂熱，提高人民對苦難的忍受力，不合理地消滅政治對手也會被大眾所接受。以上及很多對掌權者的好處，正是內外交困的政客所需要的。 犧牲台灣人民的利益，犧牲大陸人民的利益，讓台灣和大陸人民一起陷入災難，只為了一小撮共產黨官僚們的利益。這確實很不值得。知道這個利害關係後，就不要跟著共產黨的宣傳瞎起鬨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總統參選人黨內初選，多少可以弭補我們對民主選舉的負面觀感，因為它確實是在民主機制下，對參選人進行的多輪試煉，每一回和競爭者的交戰，都有助日後面對更現實、殘酷的大選，比較過程，無論是知難而退，還是不耐打被刷了下來，其實都不委屈。 回顧2020年，民主黨一度有29人宣布角逐總統門票，創歷來人數最多，老將、新秀齊聚，背景族裔還非常多元。初期，幾位領先群的參選者，好感度且不分上下，其中黑馬當屬政治素人、亞裔的楊安澤，他因為提出「自由紅利」，主張政府每月發給每人1000元，讓人耳目一新，曾在初選辯論擊敗一眾資深州長，可惜後繼乏力，驚奇之旅結束於2020年2月底。 參選總統一來當然要提出願景，二者，他主要必須證明自己有洞察和解決當下問題的本事。辯論就是你的成績單。而2020年2月一場初選辯論，也可以看作拜登漸漸和其他人拉開差距的轉捩點。當時辯論主題聚焦於川普的外交政策（當時是美國很重要的討論議題）。包括拜登、桑德斯、沃倫等等（楊安澤尚未退選），彼此意見可謂相當分歧。「分歧」的意義之一，代表參選者沒有被所謂的黨內政治正確綁死，而是可以陳述己見，再讓選民評斷好壞。 例如，在朝鮮問題上，桑德斯、沃倫和楊安澤都說自己如果當選，會延續川普「總統外交」的方式和金正恩保持互動。但拜登則說不會，他尤其強調川普的作法是在支持獨裁，只會助長朝鮮核武擴張。 另外，桑德斯和沃倫表示他們會對美國軍援以色列設定更嚴苛的條件，以迫使以色列無法并吞約旦河西岸，泰爾斯也說他會推翻川普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計畫。至於拜登，他在辯論會上提出了將考慮使用武力，去確保石油供應的自由運輸。至於楊安澤和沃倫反對以武力遏制朝鮮、伊朗核武測試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那麼，同不同意川普下令刺殺伊朗聖城旅指揮官？沃倫是屬於明確拒絕的一方，桑德斯則是藉反問來回答：「問題不在他是一個壞人嗎，而是暗殺能讓美國人更安全嗎？」 經過諸如此類外交、軍事議題攻防辯論，拜登的民調開始走升，並逐漸拉開和桑德斯的差距，其他參賽者的出線希望更是愈顯渺茫。 當然，外交政策不會是參選總統者唯一評量指標，但選民確實得以因此更清楚一個參選者的價值取向，是熱衷單邊主義？是人權優先？抑制他國核武的方式和保護油品供應的手段有無衝突？美國於全球安全動見觀瞻，美國的外交政策又深受總統世界觀、價值觀左右，選民當然會希望知道台上參選者的實際想法。就像當沃倫在答覆中國問題時說：「我們需要與中國合作，推進我們最優先考慮的國家利益，包括解決氣候危機…但我們的價值觀不能用作討價還價的籌碼…」馬上有評論回應：「眼前那位是柯林頓嗎？」 初選的作用，就是要證明自己比「同黨」中人更行，不是只靠大聲批判共和黨或川普就能獲得青睞。簡單來說，參選者每次的應答，都是在表現自己到底有料、沒料，以及有多少料，是準備好了，還是原來是在越級打怪，以為微笑、放空、閉嘴就能矇混過關。 所以，針對「是否考慮使用武力，對伊朗或朝鮮的核彈試射威脅先發制人」，拜登、桑德斯都說會（多數都會），沃倫和楊安澤都說不會，這就是在替選民提供有意義的判斷。因為上述問題並不是抽象、假設的提問，而是無論柯林頓、布希、奧巴馬任內都曾直接面臨的重大抉擇。進而，當時參選者之一的美國企業家斯提爾（Thomas Fahr Steyer）以不置可否閃躲，便註定讓他無法受到關注，也確實，他在花了近2億美金投入初選後，很快即因為對國政議題見解欠缺高度，早早就被迫退出比賽。 參選總統就是打算領導國政，當時每個民主黨政客、支持者，無不恨川普恨得牙痒痒，成天喊著「下架川普」，但倘若拜登讓人感覺他只是想當總統，卻不知道總統是什麼，光是恨川普，民主黨應該不會這麼快就等到翻盤這一天。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青年強則國家強，此話也可理解為，青年出了問題，對未來失去希望，則國家也會出問題，未來沒有希望。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待當下的中國和中國青年。 一個個的悲劇，壓抑中國的青年 中國年輕人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失業嚴峻，尤其是剛畢業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國家統計局4月公布的就業資料顯示，全國16-24歲人口的失業率為19.6%，比去年12月結束新冠清零政策前上升了1.3%，遠高於全國5.4%的調查失業率。儘管青年失業率相對偏高不是中國獨有，乃是一個國際性的普遍現象。但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應該是最高的。 問題不單單是無業可就，還有社會保障的缺失以及階層流動的停滯，堵死了很多年輕人的向上空間。發達經濟體有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年輕人失業至少還可以向政府申請臨時救濟補助以托底，渡過難關，但中國年輕人一旦失業，除了依靠父母，將一無所有，生活的困頓可想而知。即使有職業，也缺乏向上的空間。這對他們的心理打擊何等的大，會對生活和未來喪失信心。今年以來，中國相繼發生了多起年輕人相約自殺的事情。今年4月，四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集體自殺，僅僅過了18天，3名年輕人又相約在四川什邡天鵝林場服毒自殺，北京某國企大裁員，被辭女職員跳樓身亡。一個個的悲劇，壓抑著中國的青年，以致在他們中流行著躺平、佛系、內卷、孔乙己的長衫…… 這些本來都是不該出現的現象。幾個相距遙遠，互不認識的年輕人，因為對人生對未來產生絕望，通過網路而相約自殺，這是發生在所謂習近平新時代的「新生現象」，它見證了這個時代的荒誕。共產黨本是非常重視年輕人和青年工作的，青年被看作黨的後備軍，有一個專門從事青年工作和管理青年事務的政治組織——共青團。習近平又似乎比他的前任更看重青年，在中共20大報告中，特意加了一段對青年工作的論述，號召中國的「廣大青年要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懷抱夢想又腳踏實地，敢想敢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擔當、能吃苦、肯奮鬥的新時代好青年，讓青春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火熱實踐中綻放絢麗之花」，表示「當代中國青年生逢其時，施展才幹的舞台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指示「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青年，用黨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人」。按理，有了「英明領袖」的這些教導，即使年輕人的失業率高企，他們也應該對生活對社會充滿樂觀向上的精神，認識到失業只是暫時的，未來會很美好，而不像現在表現得這樣無助和頹廢。 中國變成一個大號的監獄囚籠 顯然，導致年輕人「不思上進」，對生活失去信心，有更深刻的社會和時代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習近平的一人統治，採取鎖國方式治理，阻斷與人類的主流文明交融，讓人們特別是青年人找不到方向和目標。人們生存環境的惡化往往跟國家的發展戰略和路線息息相關。過去十年，尤其過去五年，習對內實行政治高壓，對外采與美國對抗，一方面導致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封鎖；另一方面當局也有意識地採取封閉的發展戰略，主動和西方脫鉤。中美的對抗和衝突，全方位地呈現出來，讓中國深受其惠的全球化嘎然而止，嚴重衝擊中國的經濟。尤其是三年疫情，由於當局採取錯誤的防疫對策，幾乎讓社會停擺，把中國變成一個大號的監獄或囚籠，人人都囚在籠中，嚴重打擊年輕人的心理，破滅了他們的希望。因為年輕人本來血氣方剛，對未來充滿好奇和幻想，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成長於改革開放，普遍沒有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的生活艱難，技能又偏弱，抗壓性不強，當局的做法硬生生將他們的希望撲滅。可以說，此種社會環境對年輕人的打擊是非常殘酷的。 對每一個人來說，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好的工作，都有各自的具體原因。然而，宏觀來看，過去三年當局的防疫強度對經濟活動的壓制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年輕人高失業率的「罪魁禍首」。根據一些經濟學者的計算，當前中國青年服務業就業人數近3.6億，占國家就業總人口的48%。而青年就業人員中從事服務業的比例更高達61%。極高的防疫強度對服務業的壓制，無疑會極大傷害年輕人的就業，其後遺症在後疫情時代也會持續較長時間。 此外，經濟的持續下行也會帶來新增就業職位減少。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除醫藥、電氣機械、通信設備、專用設備、通用設備等少數高景氣行業，大部分行業的從業人員數量相較疫前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收縮。值得一提的還有政府的收縮性監管政策，亦導致部分行業職位減少。例如房地產、教培、平台經濟等傳統上都是職位創造較多的行業，但今年企業用工快速萎縮。外資特別是民營企業，向來是就業的蓄水池，然而，美中對抗、政府的強監管和疫情讓相當多的民企倒閉，外資外遷，損害了它們對勞動力的吸納，而國有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則非常弱，且還在呈下降趨勢；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又源源不斷湧入市場。這一減一增，都加劇了年輕人的失業狀況。 高失業率既然由疫情造成，在後疫情時代，隨著經濟活動的正常化，特別是服務業的重啟，以及國門的重新開放，年輕人的就業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緩解。然而，不解決國家的發展方向，不和西方特別是美國改善關係，不放鬆對社會的嚴控，還照樣實行政治高壓，經濟發展勢難有後勁，中國青年對他們的生存環境都不會滿意，對未來的預期都不會好，高失業恐怕會伴隨整個習近平的新時代，它是否會成為中國的定時炸彈，值得觀察。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間諜法》。新法出爐前夕，中共已經開始加強對外企和外國在華人員的監控。中共2014年頒布《反間諜法》（本文中稱其為舊版）之後，不斷無端抓捕在中國的外國人。最近獲釋回到日本的親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幹部鈴木英司，長期負責日中交流，曾長住北京，並在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去過中國兩百多次，卻因為與團派的一個幹部吃飯，雙雙被捕，鈴木英司因此被指控為間諜而在中國服刑六年。中國現在頒布新版《反間諜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信息與情報：中英文解讀各不同 從上個世紀後半期開始，信息社會早就已經成為一個通識的辭彙。所謂的信息社會，指的是現代國家信息傳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單純靠內部文件、紙板媒體和電視來實現信息流通；而互聯網帶來的社交媒體支配日常生活、雲計算代替檔案儲存等等新手段，讓個人活動和企業經營邁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幾乎已經沒有人能適應一種沒有信息傳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過，信息這個詞，在中國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間諜罪」。因為，中共故意把信息與情報這兩個概念混淆在一起，無限度地擴大情報的適用範圍，以致於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釋為情報，而「刺探情報」就成了中共的「間諜罪」。這樣，公開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報，在中國就完全沒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報，本來是有嚴格的區別的。 各國的大學都有信息科學系，中國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這個系科理解成「情報學系」嗎？當然不能，若有誰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學生都會哄堂大笑，因為他們所學的知識確實和「情報學」毫無關係。在中國，只有國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軍的情報學院才教情報學，那是為了培養中共的間諜。情報的英文詞是intelligence（反間諜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這個詞指的是情報機構搜集的內容。在民主國家，凡是可以公開地自由傳播的，都屬於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傳播公開信息，理所當然地屬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與間諜罪完全不沾邊。 然而，在既沒有言論自由、又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傳播公開的信息或者並未被中共列入保密範圍的消息，卻可能被定罪為「泄露情報」，跟在後面的就是「間諜罪」上門了。即以經濟信息為例，中國的國家統計局除了在新聞發布會和網站上公開各類經濟數據之外，它也用內部報告向政府部門發布經濟數據，其中標以「絕密」的是不定期的《統計報告》，只供高層參閱；同時還有標以「保密」級別的內部報告，這一類報告中的信息，中國的官媒經常公開引用。但如果個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講話或文章中引用此類報告的數據，就變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說，同樣一個數據，官媒引用是宣傳，個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舊版《反間諜法》有何不同？ 各國媒體對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雖然多有報道，但多半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加以評析，但沒有國際媒體對比過新舊兩個版本的《反間諜法》，到底新版加進了哪些內容？這一點至關重要，只有分析這些細節，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之真實意圖是什麼？筆者逐條比對了舊版《反間諜法》和新版《反間諜法》的條文，發現了新版《反間諜法》的三個特點。 其一，新版《反間諜法》大幅度擴大了國家安全的範圍。舊版《反間諜法》比較關注的國家安全，主要是軍事情報的泄露。而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新的概念，叫作「總體國家安全觀」，把軍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所謂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提出來的，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按照這樣一個廣泛的範圍，幾乎沒有什麼事不屬於國家安全；連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點傳到海外，而中共認為對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間諜法對資訊傳播者以危害國家安全來治罪。 其二，新版《反間諜法》從細規定了間諜行為的範圍，任何海外的機構或個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為從事間諜活動。舊版《反間諜法》第27條雖然提到間諜行為，但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境外機構或個人實施間諜行為的，要追究法律責任」；至於什麼行為屬於間諜行為，那是由國家安全部自行解釋認定的，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舊版《反間諜法》對間諜活動的定義，一個字都沒說明。 新版《反間諜法》把舊版的這一句話變成了七句話，分成七個二級條款；其中有兩句是舊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級條款中，包括參加或者投靠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受境外的個人委託獲取中共的所謂情報，在境外被認為入侵中國的互聯網等，都屬於間諜行為。但境外的什麼機構在中共眼裡算是間諜組織，什麼樣的個人委託算是接受間諜任務，新版《反間諜法》還是一字不提，把解釋權留給中共的國家安全部。因此，國家安全部具有無限的解釋權，它想抓誰，用什麼罪名定罪，是否有證據，外國的駐華使館無權過問。 其三，新版《反間諜法》宣布，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區域」，又是保密的。外國人旅遊走到一個地方，中共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危害國家安全。 把這三點聯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間諜法》其實是為了蓄意擴大對外國人和外國企業的監管；而且舊版《反間諜法》原來主要應對專業的間諜，新版《反間諜法》則擴大成針對外國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張旗鼓地反間諜 中共的舊版《反間諜法》一共是40條，而新版《反間諜法》變成了71條，增加了四成多條款。因為《反間諜法》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外國人的，所以這個新版《反間諜法》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各國到中國去的人，會受到這個新版《反間諜法》的壓力嗎？海外華人去中國，不管是中國公民在國外永久居留，還是在國外入籍而變成外籍華人，他們需要擔心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可能帶來的危險嗎？ 在民主國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統必須遵行「無罪推定」，未被證據證明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有罪；而在共產黨國家，當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認定一個外國人有罪，然後搜集證據，如果證據不足，那就威脅利誘，讓被定罪人自己配合來認罪，或者是秘密審判，根本不讓外界了解證據的可靠性。 現在，在中國的外企都感到壓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經營需要掌握中國的市場和經濟政策變動的信息，而外企的股東會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對外企的經營狀況和經營方向作評估。這樣的第三方對外企的調查，涉及到企業的兼并、財務管理和供應鏈穩固性等多個方面，因此，許多全球的知名諮詢公司都在中國開展業務。然而，現在中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強了對外國諮詢企業的監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為，它們維持正常在華業務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諮詢服務，突然變成了中共的重點監管對象。 而外國記者就更倒霉了，他們在採訪新聞的過程中，打聽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間諜法》讓我們看到，中共正在強化對周邊國家和美國的敵視，同時對自己的孤立處境高度敏感，它的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實際上是中共擔心政權在國際壓力下可能越來越不穩的一種反應。 中共用新版《反間諜法》來加強對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全面監管，有兩個目的，這可以用兩句話來形容：其一，「封住外國的眼睛」，讓外國無法了解中國發生的真實狀況，讓外國以為中國依然強大繁榮；其二，「銬上外國人的雙手」，讓在中國的外國人不敢在中國向西方國家揭露中國的真相。 四、台灣人並非「一家親」 中國實行了這個新版《反間諜法》，台灣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謹慎小心？中共的所謂國家安全，與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國家安全包含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在社交媒體上聊天，中共都會認為其中有的內容危害中共的國家安全。 而對台灣人來講，中共的國家安全還有一個特別的方面：台灣人如果到中國去，在社交媒體上談到台灣議題，比如講了一句「明年總統大選」，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揚台獨」，屬於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間諜法》治罪。 中共現在的國家安全，根本是中華民國的大多數國民無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說法，中華民國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以前被「國民黨反動集團」盤踞，現在是民選政治人物在搞「台獨」。中共打壓台灣，現在最常用的說法就是台獨。台獨這兩個字，在中共口裡會不斷被翻新定義，當下已經不是早年所講的意涵了。現在，中華民國的存在，中華民國的對外交往，台灣民眾希望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在中共的眼裡都算是「堅持台獨」；只有歡迎共軍登陸台灣，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堅持統一」。台灣有在野黨說，要「一中各表」（其含義是，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這「一個中國」，對岸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表述是中華民國）。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對中共來講，「一中各表」同樣屬於「台獨」。 台灣人到中國去，過去幾十年曾經很受歡迎。但時過境遷，中共已經變了，對台灣不再客氣了，而是變成虎視眈眈。現在，如果台灣人去中國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風光，就可能被中共視為危害其國家安全，「圖謀不軌」。 台灣或許有些人自己認為，我承認中共的統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獨，既然中國講「兩岸一家親」，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對付外國人的新版《反間諜法》用不到我頭上。其實，中共抓台灣人的時候，並不會把台灣人當作「自己人」，中共照樣用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罪來對台灣人治罪。最近台灣的八旗文化總編「富察」（李延賀）在上海被抓捕，還有楊智淵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無端被中共關押五年、最近剛回到台灣的李明哲，都是台灣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況，中共的國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國的黨政機關、大學、大企業里安排線人，監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經常威脅那些出生在中國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們在海外為國安部充當線人。所以，台灣人比這些被監控操縱的中共「自己人」，當然屬於「外人」；而中共的「兩岸一家親」統戰宣傳，在國家安全部眼裡，根本就是「蒙汗藥」。在中共的國家安全部特務眼中，不但身在中國的中國人都不可靠，海外華人信不過，連中共的各級幹部也都需要監控，而台灣人更是被當作外國人來防範。 專制國家以全民為敵、以世界為敵，從來如此。台灣人對中共必須有高度的戒心，而絕不能以為，自己釋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報，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台灣除了出國去中國的遊客要小心，在中國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顯然，當年台商經歷過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氣氣的經商氣氛，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與台灣是哪個政黨執政沒關係；台商在中國的處境改變，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尋絕路。 中共的實力增加以後，它長期掩藏的國際野心就壓抑不住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它一直在擴軍備戰；現在則覺得，時機成熟了，它想改變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讓中共可以支配這個地區，成為世界霸權。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當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間諜」陷阱，成為中共打壓台灣的犧牲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有個關於勇氣的故事是這樣說的，在一個動物園鱷魚池邊，有位遊客突然跳入池中，當他千鈞一髮奮游上岸之後，旁觀者紛紛為他的勇氣鼓掌叫好，哪知勇士卻氣噗噗的質問：剛才是誰推我下去的？ 如今，習近平面對日漸高漲的武統妖氛，處境似乎與這位勇士有幾分神似，這和古書中記載「葉公好龍」的典故，有幾分異曲同工之妙。 從哪裡可以看出習近平正處於進退兩難呢？最近〈日經亞洲〉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們發現中國向來管控嚴密的網路空間，最近忽然出現了若干反對武統的言論，居然可以逃過審查而且不被清算，這表示習近平也感受到了，被長期調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把他推向萬丈懸崖，一不小心就很可能粉身碎骨，或者至少也已被逼到無法迴旋的死胡同理，進退兩難。 一則典型的帖子發文：「說什麼國家有難，人人有責，發福利的時候，享受國家待遇的時候都沒有給同等待遇，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會去，也不會讓我的孩子去。」經轉發後，吸引了327萬人瀏覽和上萬則留言論戰。 最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反對武統的言論，迥異於那些動輒喊打喊殺的無腦小粉紅，有些言論有理有據，甚至頗具醍醐灌頂的潛質，一看即知是出自於高教公知之手，〈日經亞洲〉分析這些言論後，歸納出三個主要觀點： 第一類觀點，著重在批判鼓吹武統台灣的都是無腦的傻子，指出以現今國際局勢研判，發動侵台戰爭不但不切實際，而且極其危險。這大概是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反而自陷泥淖得到的啟發。 第二類觀點，很可能都是出自對兩岸歷史與現狀有深刻研究的人之手，他們斷言一旦發動侵台，解放軍可能要面臨四面作戰的窘境，因為朝鮮、印度及南海周邊國家，也可能趁勢要求解決邊界領土等問題，更何況日韓最近上演大和解後，都表達出不會坐視破壞台海和平狀態的強硬立場，中共已成亞洲孤狼。 第三類觀點則指出，中共戰狼叫囂解放台灣幾十年，習近平擺出准戰爭狀態的軍演陣勢，不但沒有嚇到台灣人，反而疑聚了同島一命的共識，更進而激活了自由世界聲援台灣的決心，紛紛加速與中國脫鉤的腳步，真可謂得不償失。 以上這些言論，放在以前，即使不被抓捕判刑，也必定被瞬間封殺，如今居然可以在網路上流傳，那麼，習近平的葫蘆里究竟在賣什麼膏藥呢？難道是在師法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以便釣出反賊？從種種跡象來研判，這種可能性很小。 回到文首的場景，就不難理解習近平此刻的心境。如果身邊圍繞一群情緒高亢的觀眾，鼓噪著要看勇士挑戰鱷魚，萬一有人推一把，自己可不一定有那位勇士的好運。中國網民反武統言論出籠，可以理解為習主席憂心戰狼們燒腦過度，替他們打點滴降溫，既是為極左戰狼療毒治病，也算是一種自救吧？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看完了《人選之人——造浪者》，我由衷驚嘆。最近一直在跟台灣影視圈的朋友聊「台劇復興」，有很多疑惑，也有很多希望，但看了這部劇之後，我知道，我們懷抱的希望有了更多強勁的支撐。這不是台灣第一次做選舉題材的劇集，貌似十幾年前還有一部以地方選舉為主題的「哇，陳怡君！」，十幾年過去，同樣題材，台劇的整個敘事功底、故事節奏、問題意識、價值觀提煉以及製作水平，都有了令人驚嘆的進階。 好劇會給人帶來希望，什麼樣的希望？不是炮製一個虛妄的烏托邦，告訴你世界可以完美，而是真誠地給你描述最現實的世界，再告訴你，即使跌倒，我們也可以再次出發。在改變世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成為更好的自己。 很喜歡粉專「阿哲的手術室」的一句話： 「世界各國在推特和微博上，都在激推《人選之人》，然而，強國人感慨的是，民主選舉離他們越來越遠，台灣人感慨的是，強國政府離我們越來越近。」 這部劇強大之處在於，他利用8集的小小體量，講了幾件事： 民主，不是不犯錯，而是可以真正地糾錯； 選舉，核心不是攻防，而是讓每一個參與者真誠地面對自己，接受檢視，認錯改進再次前行； 選民看起來不理性，但民眾都有自己的思考力； 就算你是對的，仍然要放軟身段，傲慢才會讓人犯錯； 為了選舉，不是不能妥協，而是妥協中有堅持，在堅持中也有折衷。 總之還是那句話，真正的英雄主義，是了解了世界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雖然這部劇以選舉為題材，但是故事主線還是圍繞兩起性別霸凌事件在展開，一件辦公室性騷擾，一件私密照霸凌。從編劇角度來講，以小見大，這是個很常見的操作，比如我特別喜歡的美劇《晨間直播秀》，背景是新聞人的世代更迭和新聞理念的堅持問題，但故事主線依舊是一個「新聞界me too」的故事。這倆部劇對於權勢性騷擾的態度，讓人不免想起中國最近炎上的公共事件——知名文化人史航利用名譽地位對數十位女性的性騷擾事件。 對比這三個劇和公共事件，我們會發現，性騷擾不分國度，而且故事背景都發生在新聞界、政治界、文化界，都是非常明顯和典型的權勢性侵和性騷擾。是這種場合特別容易發生性騷擾和性霸凌嗎？不是。到處都有性騷擾和霸凌，只是這三種領域具有強烈的公共性，權勢性侵和騷擾的加害人也普遍是檯面上的公共人物，而被害者大都有一定水平的論述能力，所以，一旦被害人願意麵對，便很容易藉由公眾的關注掀起波浪。而更多的工作和生活領域，因為沒有公眾關注度，或者文化更加封閉，性騷擾都只能藏在水面以下。 不過，台灣跟對岸又有不同。在中國，哪怕是史航這樣劣跡斑斑、放縱多年的情況，大家也只能藉助公眾關注來聲索女性權益，自爆傷口，向公眾攔轎喊冤。而且這幾年因為少子化影響和女性權利意識崛起，很多保守勢力又藉民族主義扣帽子，一旦聲張女性權利，就容易被打為境外勢力。所以，要討論性騷擾必須得小心翼翼。即使能過得了公眾這關，最終也很難走到司法層面。朱軍騷擾弦子案就是極好的證明。 性騷擾的實質是什麼？就是霸凌。利用自己的權勢、地位、閱歷，或者哪怕自己沒有權勢、地位，但是仍可以利用不利女性、熱衷污名化女性的社會氛圍等，來滿足私慾，欺凌女性。喜歡霸凌弱者的人，也一定喜歡在權勢面前俯首貼耳，欺軟怕硬是這種人的底色。欺軟怕硬是人性之惡的表現，在糟糕的制度下，這種惡會被進一步放大。侵略者的邏輯從本質上來說也是種極端的霸凌，而且邏輯和性騷擾差不多，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本質就是恃強凌弱，而且借口和性騷擾者差不多，比如「我們只是特別軍事行動（不太溫柔的調情）」、「烏克蘭本來就屬於我們（我們本來就關係不正當，屬於交往）」。當然，台灣更熟悉的威脅者的借口還有「你本來就是我的一部分」、「這是對你好，青睞你，想讓你共同富裕，別不識抬舉」。他們為什麼不去向俄羅斯甚至印度要回過去真正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呢？因為對方不是弱者嘛。 但是台灣，一旦有性別方面的公共事件，大家自然的訴求都是立法，話語領袖、民間團體、民意代表都會從立法層面，遏止各個領域的性騷擾。台灣早有《性別工作平等法》和《性騷擾防治法》，而且在踐行過程中每有不夠完善的地方，都會被迅速捕捉到並加以改進。 當然並不是說編劇可以挑了這樣一個取巧的角度。我非常佩服《人選之人》的編劇團隊，問題意識決定了編劇的高度。他們做了紮實的功課，然後以強烈的問題意識，提出鏗鏘有力的拷問，又以負責到底的探索精神，直面問題找出了本質和根源，然後謙遜地又固執並尋求解決方案。好的故事就需要這種極致的較勁精神。他們非常精準地呈現了每次性騷擾和權勢關係面前，社會上最常見的幾種面向，每一種都不是浮光掠影，而且也沒有給出大團圓的解決結果。性騷擾事件看似解決了，但是依舊挺無奈的，首先這些老人只覺得是時代變了，過去能做的，現在不能做。而沒有幾個人認為這件事本身是錯的。簡直入木三分！而且最後這件事情的解決，也不是真正的尋求了正義渠道，而是藉由更高的權勢者（女性黨主席）來打敗低階的權勢者（藉由資深地位騷擾女性者）。這很無奈，但是很真實。 當然也不是沒有不足，雖然這種題材肯定直接放棄了中國市場，但是他依然選了最安全的議題，貪污和性別議題。其實我們都知道當下台灣要選舉，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就算不談國防、兩岸，還有能源問題都可以談。真正的選舉當然沒這麼簡單。所以，這雖然看起來是個很政治的主題，但其實又是小心翼翼地去政治敏感化了的——儘管如此，這部劇依然被擋在豆瓣詞條之外。當然，這種反應本身也是政治的體現。不過，如果回到剛才所說的，性騷擾的本質和武力入侵的本質如出一轍，那麼，這當然也是十足的政治議題。 說說我對翁文方一角的看法。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不是因為她完美，而是因為她真實。片中那個記者和文宣部小白的對話其實很像在說她，如果一個人30歲之前不是左派，就是沒良心，如果30歲以後還是左派，就是沒腦子。而翁文方，就是有良心有腦子，有時候也不得不妥協，妥協後仍然有自己堅持的人。如果一個社會開始普遍放棄理想主義，嘲弄理想主義，質疑理想主義，那這個社會是犬儒而毫無希望的。 這讓我想起，這個世界上始終有很多人，認為不會有人為了理想和正義而發聲，只要別人做得好，看起來真誠，獲得肯定，就一定是另有圖謀，精心算計。尤其是他混得不好，他活得不如意，一定是因為別人妨礙了他，一定要找那個理想主義者為他的失敗而負責。現實中這樣的人太多，遠比劇中的情節要殘酷。這種殘酷，就是我們所說的內耗。而台灣，需要的是團結。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近日，中國政府啟動部署2023年全國農業綜合行政執法「穩糧保供」專項行動，即在各地推行「退林還耕」。曾經在「退耕還林」政策指導下栽種的大批樹木，一夜之間被清除，原來的林地又變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將耗資數百億元建成的環城綠化帶剷平，計劃三年內將同一片區域打造成十萬畝農田。另外，各地紛紛派出大量「農管」，在地方官員和警察的協助下，走到田間地頭，要求農民停止種植經濟作物，將耕地改種糧食。從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來看，各地的農管經常不顧農民意願，將農民種植的非糧食類作物強行剷平。例如，4月23日，廣西南寧，警察和農管隊共剷除六千餘畝煙葉。此外，各地還有很多竹子、果樹、花卉等農地被剷平，使農民蒙受大量損失。 此次行動，源自年初中央發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強調抓緊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有觀察人士認為，近幾年爆發的疫情和俄烏戰爭，劇烈衝擊全球糧食供應鏈，在這種背景下，糧食安全再次成為了決策層關注的重要議題。並且近年來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不斷惡化，大範圍實行「退林還耕」，可能也是為將來潛在的糧荒做準備。 但是，這種運動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嗎？我深表懷疑。我認為，中國的糧食危機恐怕比外界想像的嚴重，中國出現新的饑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擴大種植面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重點是分配資源的機制，這不是農業問題，是政治問題。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對饑荒的研究，近代社會發生饑荒並不僅僅是因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機制的不公，即人們的正當權利沒有獲得制度性的保障。儘管有很多饑荒確實發生在糧食產量下降之後，但有些饑荒卻發生在糧食產量的高峰時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饑荒。1974年孟加拉糧食產量比上一年增長13%，人均糧食產量增長5.3%。但當地農民因為之前發生的洪水災害，無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得就業機會，從而通過交易獲得糧食的機會也大大降低。看來，真正的問題並非糧食供應量是否充足，而在於人們獲得食物的渠道是否暢通。當人們免於飢餓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時，糧食再豐收也無濟於事。森進一步得出結論：在現代歷史上，有獨立反對黨和媒體自由的民主社會從來沒有發生過饑荒，而發生饑荒的地方，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 中國存在饑荒風險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干預生產一定沒有好結果。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國家的視角》中，用德國、蘇聯、巴西、坦尚尼亞等國的失敗案例雄辯地說明，國家自上而下的計劃項目，只會帶來災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和1959-61年發生在中國的三年大饑荒，兩場饑荒爆發的原因都是共產黨當局用行政手段干預正常的農業生產，且在饑荒爆發後繼續用強力阻止農民自救（強制征糧，阻止農民逃荒等）。從退林還耕的簡單思維可以看到，習近平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還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而毛時代的各種災難，就是罔顧經濟規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亂干預的結果，這種陳舊思維將大大限制中共面對危機的選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