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女筆試第一遭勸退 曝第二名經第三者利誘讓位
2026 年 8 月 7 日
自从今年早些时候香港媒体爆出习近平将把他“从小是好朋友”的李小林的丈夫，前国防大学上将政委刘亚洲处以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现常驻台湾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先生在脸书Po文感慨道：“看到这条消息，我确实有一些感慨。刘亚洲虽然官拜上将，但一直是一个靠写文章出名的儒将，在军队里并没有掌握过实权。而且已经退役多年，对习近平的权力完全构不成任何威胁。” 矢板先生在他的脸书贴文中回顾说：“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那是在2014年左右，日本有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由李小林接见。日方团长一上来就恭维李小林说：‘听说您和习近平主席私交很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没想到日本外交部的年轻翻译竟然把这句话翻译成了’听说您和习近平主席从小青梅竹马‘。所有中方的作陪官员都强忍住不笑。李小林忙红著脸说：’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不是青梅竹马‘。” 刘亚洲的夫人李小林当时羞红着脸说自己小时候与当今圣上习近平不是“青梅竹马“，意在说明他们当年并不是恋人关系。但天真无邪的幼年时期的“好朋友”肯定都是”少小无猜“。但现如今……？已经有外界报道说李小林本人并未被习近平”株连“，但前提是必须离婚。 何以至此？按照矢板先生的说法：“前几年，习近平干掉军中的实力派徐才厚和郭伯雄，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夺权斗争的一部分。但是，这一次对刘亚洲出手，却完全不同。应该是看刘亚洲不顺眼‘抓过来打屁股’，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太子党们要对自己的态度更尊重一些。比习近平大一岁的刘亚洲，在太子党里面的辈份很高，因为他的岳父李先念做过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 ……。刘亚洲本人也是少年得志，38岁当上师政委、44岁升少将，当年升迁的速度甚至比习近平还要快。习近平刚刚进党中央的时候，刘亚洲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刘震的儿子刘卫平，都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有’军中三刘’的说法……。刘亚洲自己也是红二代，又有着太太和习近平的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以为习近平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所以说话、写文章都有一些肆无忌惮。他经常说：‘中国的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了’。这些话在习近平听来，自然不顺耳。这次刘亚洲被拿下，或许不是政治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 事实确如矢板先生所认为，至少在中共太子党成员里相比，文笔算是很不错的刘亚洲“说话、写文章都有一些“肆无忌惮”。 但是，首先一点，刘亚洲的“肆无忌惮”都是表现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其次， “中国的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了”这两句话，在笔者尽可能找到的刘亚洲早期文章里，找不到确切的出处。 笔者这里所说的刘亚洲的“早期文章”，具体是指刘亚洲官拜上将，也就是出任国防大学政委之前。当然也是习近平上位的中共十八大之前。 我们不妨假设类似中国“再也不可能出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这样的话曾经出自刘亚洲，那也只能是出自他的早期文章。也就是说是语出自习近平上台之前，当时用心不可能是贬低或者诋毁习近平。因为当时的习近平自己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他成为中共执政史上“毛泽东第二”的今天。 刘亚洲是2017年初离开国防大学政委领导岗位的。当时即已经有海外媒体披露，刘亚洲是因贪腐被处理。刘被曝2016年上交了1.7亿元人民币赃款，以为没事了，但此后其腐败问题被前下属举报。 当年3月5日，港媒《星岛日报》报导说：3月4日，中共人大举行预备会议。一度传受查的原国防大学校长张仕波现身受访，他在受访时表示：“刘亚洲是自动退休”。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相比于比刘亚洲早一年退役的刘源，刘亚洲的退役在当时的中共媒体上可谓悄无声息，因为他在退役的同时并没有像刘源及及其他众多正常退役的解放军上将一样，被临时增补为全国人大某个专门委员会委员或者全国政协委员——虽然他当时还是在位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不久，即有网友披露说刘亚洲被迫退役的关键原因是他的一篇《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惹怒了习近平。 该文章的主要精髓内容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领导现代革命的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伟大领袖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至今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韩国和朝鲜，从来没听说韩国有什么伟大领袖，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已经伟大得没有边际了。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民族，天壤之别。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是什么伟大领袖。 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这才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绝这种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先进的民族，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笔者数年前在境外某网站上无意中读到这篇文章后，第一印象就是虽然文章标题似乎有变，但内容似曾相识。今年初“刘亚洲案”被境外媒体激活之后，这篇《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也再度翻出，笔者读到一篇境外网站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标题是《人民不需要伟大领袖 难怪习近平一定要抓他》，首段内容就是“最近网上疯传一篇据说是刘亚洲在2016年4月写的文章，题为‘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凡是看了这篇文章的人，几乎都会立马恍然大悟，难怪习近平一定要抓刘亚洲！” 不过，这篇网文的作者可不是人云亦云，他说：“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不仅仅在于它内容的字字珠玑、精妙准确，还在于它以不同的署名、不同的标题，在不同的网站上传播，长达十余年之久。最早的传播发生在2010年8月7日，刊于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题目是“领袖越伟大 人民越渺小”，没有作者署名。该文然后分别在2012年、2014、2015、2016、2018、2021、2022和2023年，在议报、共识网、文学城、凯迪网、贝克村等都有转载。标题不仅有‘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还有‘传说中的刘亚洲将军的讲话’、‘人民领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人民必定遭殃！’而文章的署名除了刘亚洲外，还有宋胜利，金涛、陈平福等。就连内容，亦有所不同,有的版本有删节，有的则有增节。” 做出如上考证之后，这位作者总结说：“网友的普遍反应是，看了这篇文章，终于明白为甚么刘亚洲被抓了，原来所有给他强加的罪名都是因此而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我发现，文章的点睛之笔‘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早就存在于2010年的版本中；那时，是胡锦涛在执政。我由此推断，作者那时可能是泛泛而谈，他不会影射当时的中共领袖胡锦涛，因为胡没有不择手段地自己捧自己。他也不会影射习近平，因为2010年的习还只是个中共储君，他的野心、手段和是不是具有高尚情操，都在韬光养晦之中，无人知晓。” 这位作者继续分析道：“有意思的是，（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作者的泛泛而谈，因文章的精准预见，而极具生命力！其精髓在不断的一年又一年的重复中，产生了巨大的叠加效应。该文在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传播中，已经成为经典的对‘伟大领袖’的深刻嘲讽，而自认是‘伟大领袖’的习主席，怎能不多疑？那些讽刺伟大领袖的文字，如‘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一旦成为伟大领袖，就至死不肯交出权力等等，字字都是对他的讽刺和嘲笑！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些传说中的刘亚洲观点，习近平不会不知道。当然，2010年时‘刘亚洲’可能是说者无心，但2016年的习近平定然是听者有意……。习近平无法忍受这种对自己‘统帅能力’的否定，于是对刘亚洲下手了。“ 读罢如上文章内容后，笔者进一步搜寻，才发现这篇《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的内容是被好事者附加到刘亚洲的真作《信念与道德》的最后，这才令许多读者难辩真伪。 基于此，笔者判断是，把“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之类的文章内容以刘亚洲的名字“发表”的始作俑者，很大的可能是仅仅从“读者效应”出发，但也不排除有陷害刘亚洲之嫌。而刘亚洲本人想必也已经在内部为此向“组织上”伸过冤。 今年四月底，一个署名高瞻的作者在网上发表《殉道者还是殉葬品？ —— 盖棺论定刘亚洲》，其中一段内容是：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刘亚洲再怎么眼高于顶、桀骜不驯、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和“妄议大政”，也终究不敢公然和党中央对着干，违背和抗拒“几不准”。除了2012年 刘亚洲亲自在香港明报上发表声明，否认香港文汇出版社《刘亚洲国家思考录》中多篇鼓吹“中国真正崛起取决于政治改革一役，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特别 是党内民主化”的文章是自己所写，目前至少有两篇曾经在海外疯传、备受追捧赞誉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刘亚洲内部讲话》确 认是托名假冒的伪作，而且已经由真正的作者何清琏和郑存柱认领。 笔者在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之所以所以要特别区分刘亚洲文章的“早期”和相对应的“后期”，是因为如果说刘亚洲的早期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军事评论的内容中尚还有说“人话”的部分（即所谓“肆无忌惮”的内容），那么他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底尾的解放军高级政工干部之后，其有限的“作品”中则全部都是套话、官话和献媚之语了。 2013年5月，也就是习近平上台后才半年多，刘亚洲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守神圣的“党性”》，向习近平大表忠心，口口声声“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带领十几亿人实现中国梦……。” 2013年8月19日，上台刚满十个月的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内部讲话，史话“八一九讲话”。主要内容之一就是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此讲话出笼后，刘亚洲闻风而动，很快就在在《解放军报》 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文中说：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强化走在前列的标准和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实而又实，紧而又紧，确保我军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服务人民……。” 直到被迫退役的2017年初之前，刘亚洲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吹捧习近平，向习近平表忠心的文章或被采访内容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出。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对刘亚洲早期作品深恶痛绝的毛左和粉红们在他们的大批判文章里把刘亚洲说成是政治上的“两面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凡事都与文明背道而驰，就连讲笑话也可能犯罪，脱口秀居然也能用来覆政权而被杀头，习近平帝国究竟还能疯狂到什么程度？ 脱口秀的表演形式，对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大约萌芽于习近平当储君的时代，一直到了新冠疫情肆虐，数以亿计的人被关在家里，听听笑话段子，勉强可以维持活下去的一丝希望，于是给了新生事物发展壮大的机会。李诞所创办的〈笑果文化〉，短短几年便吸纳敏捷资本入驻，成为市值四十亿人民币的独角兽公司，李诞也俨然荣登娱乐大腕。 脱口秀是一种类似单口相声的表演型式，它的存在就是建立在调侃、反讽、戏谑、针砭时事、解构权威的基础之上，幽默感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当它被引进移植到今日中国时，许多人不免怀疑，这玩意能适应当地水土吗？ 果不其然，笑果文化终于踩到地雷了，在此之前，也是出身笑果的一艺人池子，到海外演出时，便触到了警铃遭举报被全网封杀，当时还有人怀疑，是不是他的新疆籍贯惹来横祸，现在看来，问题不在你是什么人，而在你懂不懂得看大人的脸色。 笑果文化除了在线上传播外，也在各地小剧场举办小型演出，前几天旗下艺人李昊石（House）在北京演出两场，中间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在上海领养两只野狗，和其它萌宠不一样的是，这两只野狗当时正在追猎一只松鼠，他脑中瞬间浮出八个字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来台下阵哄堂大笑。 但李昊石不知道的是，他的命运从此悲催了。台下有个任职央视海外部的职业五毛，将他举报为污辱人民解放军的反贼，瞬间激起爱国粉红群情激愤，因为“听党指挥、作风优良、能打胜战。”正是习主席给解放军订下的圣谕封诰，充斥在各军事机关的门庭所床头，神圣到了“一个字都不能动”，居然被这个浑小子拿来开玩笑，这还得了？ 果不其然，网路上一片喊打喊杀，党媒立即补刀诛心，把问题定性到了反党叛国的程度，网上粉红甚至主张，就连台下哄笑的观众也该一并查办。我的天啊！ 于是，北京文旅局果断出手了，两天就做出裁定，不定期封禁笑果的演出，没收不当收入加罚款一千四百多万人民币，隔天北京公安局宣布立案调查，李是石刑罚加身，凶多吉少。 毁了一个小演员不算一回事，恐怖的是，笑果文化立即认错赔罪，并且主动表态整改，加强言论审查监管，把脱口秀赖以维生的元素一刀砍了，观众从此就只能买票去接受政治正确的洗脑了。 李昊石究竟犯了什么罪？伟大的党不需要解释。但人们难免狐疑，狗不是人类最忠诚的盟友吗？即使拿狗来譬喻解放军，说他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又有什么不好？再说了，有解甲的老兵说还好呀，自己并不觉得有被侮辱到。 这些人大概没有深刻理解习主席思想的博大精深，要害其实不在狗是否能捉松鼠，而是要看谁是狗的主人，狗有什么感受根本不重要。 追根究柢起来，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自从文革一番折腾之后，中国人很久已忘记怎么笑了，整天板著一张脸，举报这个，听床那个，拼命在身边找敌人。 而这个正是习主席要的，他十四亿人听他指挥，幽默不是他的价值。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迟早变成一个又聋又哑的精神大荒漠。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现任副总统，也是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赖清德说，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没必要再宣布一次独立。国民党的候选人侯有宜也说：中华民国有独立的主权。就是既有主权也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国家管辖也不是别人的附属国。美国政府也强调：联合国的决议从来没有否认中华民国的主权。 国际国内都承认了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这应该没有争议了吧。因此各国对习近平的武统台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声明将参与保卫台湾，也就是合理合法的行动纲领了。反过来说中共的武统战争就不合理也不合法了。形势对习近平好像不太有利。 回顾台湾人自己的统独之争，实在没道理也可笑。多年前我和民进党前辈施明德先生对谈，就谈到了这种不合理。统一，你和谁统一呢？因为打不过人家才撤退到台湾来，现在仍然打不过，你想被共产党统一吗？两党的选民和老百姓都不同意。无论是和统还是武统，都不合民意。 谈到台独就更可笑了。施明德先生也同意：台湾又不受中共管辖，从来就是独立的，还要从哪儿独立出去呢？要求独立的前提是现在不独立，也就是自己否认自己的独立主权。你现在受共产党管辖还是受日本管辖呢？这不是在给中共攻打台湾制造借口吗？更没道理。 现在国际国内都清醒地认识到：坚守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是保护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利益的最好立场。不合道理的统独之争应该抛弃。国际社会从商业利益出发的假装模糊的态度，也应该收起了。统独之争和继续模糊，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符合共产党的利益而已。 对大陆的老百姓来说，人家台湾人民自己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要去统一人家呢？统一人家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人家自己搞得好，比你富裕了，你就想抢人家，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至少也是红眼病，不怎么光彩。 被习近平的宣传忽悠的粉红们也要想一想，就算你武统成功，台湾也被摧毁了。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被全世界制裁和围攻，经济进一步衰退，生活更加困苦。不说打回石器时代吧，至少也一夜回到解放前。你愿意吗？你儿女们也愿意吗？不为别人着想，至少也为自己想一想吧。 小老百姓平时不关心政治，跟着人家瞎起哄。可是那些吃政治饭的大人物们也不懂吗？插个尾巴比猴还精的他们，为什么也干吃亏的事儿呢？那我们就要看看他们藏在背后的阴谋了。凡事都有它的道理，没有台前的就有背后的，没有你们的好处就有别人的好处。 按照福尔摩斯的原理：谁得利谁就有嫌疑。发动战争就可以解决内部的矛盾，这是自古以来政客们常用的手段。现在是谁陷入内外交困而不能自拔呢？好像是共产党和习近平同志。一场战争会动员起民族主义的狂热，提高人民对苦难的忍受力，不合理地消灭政治对手也会被大众所接受。以上及很多对掌权者的好处，正是内外交困的政客所需要的。 牺牲台湾人民的利益，牺牲大陆人民的利益，让台湾和大陆人民一起陷入灾难，只为了一小撮共产党官僚们的利益。这确实很不值得。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后，就不要跟着共产党的宣传瞎起哄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参选人党内初选，多少可以弭补我们对民主选举的负面观感，因为它确实是在民主机制下，对参选人进行的多轮试炼，每一回和竞争者的交战，都有助日后面对更现实、残酷的大选，比较过程，无论是知难而退，还是不耐打被刷了下来，其实都不委屈。 回顾2020年，民主党一度有29人宣布角逐总统门票，创历来人数最多，老将、新秀齐聚，背景族裔还非常多元。初期，几位领先群的参选者，好感度且不分上下，其中黑马当属政治素人、亚裔的杨安泽，他因为提出“自由红利”，主张政府每月发给每人1000元，让人耳目一新，曾在初选辩论击败一众资深州长，可惜后继乏力，惊奇之旅结束于2020年2月底。 参选总统一来当然要提出愿景，二者，他主要必须证明自己有洞察和解决当下问题的本事。辩论就是你的成绩单。而2020年2月一场初选辩论，也可以看作拜登渐渐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转捩点。当时辩论主题聚焦于川普的外交政策（当时是美国很重要的讨论议题）。包括拜登、桑德斯、沃伦等等（杨安泽尚未退选），彼此意见可谓相当分歧。“分歧”的意义之一，代表参选者没有被所谓的党内政治正确绑死，而是可以陈述己见，再让选民评断好坏。 例如，在朝鲜问题上，桑德斯、沃伦和杨安泽都说自己如果当选，会延续川普“总统外交”的方式和金正恩保持互动。但拜登则说不会，他尤其强调川普的作法是在支持独裁，只会助长朝鲜核武扩张。 另外，桑德斯和沃伦表示他们会对美国军援以色列设定更严苛的条件，以迫使以色列无法并吞约旦河西岸，泰尔斯也说他会推翻川普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计画。至于拜登，他在辩论会上提出了将考虑使用武力，去确保石油供应的自由运输。至于杨安泽和沃伦反对以武力遏制朝鲜、伊朗核武测试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那么，同不同意川普下令刺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沃伦是属于明确拒绝的一方，桑德斯则是藉反问来回答：“问题不在他是一个坏人吗，而是暗杀能让美国人更安全吗？” 经过诸如此类外交、军事议题攻防辩论，拜登的民调开始走升，并逐渐拉开和桑德斯的差距，其他参赛者的出线希望更是愈显渺茫。 当然，外交政策不会是参选总统者唯一评量指标，但选民确实得以因此更清楚一个参选者的价值取向，是热衷单边主义？是人权优先？抑制他国核武的方式和保护油品供应的手段有无冲突？美国于全球安全动见观瞻，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深受总统世界观、价值观左右，选民当然会希望知道台上参选者的实际想法。就像当沃伦在答复中国问题时说：“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推进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国家利益，包括解决气候危机…但我们的价值观不能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马上有评论回应：“眼前那位是克林顿吗？” 初选的作用，就是要证明自己比“同党”中人更行，不是只靠大声批判共和党或川普就能获得青睐。简单来说，参选者每次的应答，都是在表现自己到底有料、没料，以及有多少料，是准备好了，还是原来是在越级打怪，以为微笑、放空、闭嘴就能蒙混过关。 所以，针对“是否考虑使用武力，对伊朗或朝鲜的核弹试射威胁先发制人”，拜登、桑德斯都说会（多数都会），沃伦和杨安泽都说不会，这就是在替选民提供有意义的判断。因为上述问题并不是抽象、假设的提问，而是无论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任内都曾直接面临的重大抉择。进而，当时参选者之一的美国企业家斯提尔（Thomas Fahr Steyer）以不置可否闪躲，便注定让他无法受到关注，也确实，他在花了近2亿美金投入初选后，很快即因为对国政议题见解欠缺高度，早早就被迫退出比赛。 参选总统就是打算领导国政，当时每个民主党政客、支持者，无不恨川普恨得牙痒痒，成天喊著“下架川普”，但倘若拜登让人感觉他只是想当总统，却不知道总统是什么，光是恨川普，民主党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等到翻盘这一天。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青年强则国家强，此话也可理解为，青年出了问题，对未来失去希望，则国家也会出问题，未来没有希望。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当下的中国和中国青年。 一个个的悲剧，压抑中国的青年 中国年轻人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失业严峻，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国家统计局4月公布的就业资料显示，全国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为19.6%，比去年12月结束新冠清零政策前上升了1.3%，远高于全国5.4%的调查失业率。尽管青年失业率相对偏高不是中国独有，乃是一个国际性的普遍现象。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应该是最高的。 问题不单单是无业可就，还有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阶层流动的停滞，堵死了很多年轻人的向上空间。发达经济体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年轻人失业至少还可以向政府申请临时救济补助以托底，渡过难关，但中国年轻人一旦失业，除了依靠父母，将一无所有，生活的困顿可想而知。即使有职业，也缺乏向上的空间。这对他们的心理打击何等的大，会对生活和未来丧失信心。今年以来，中国相继发生了多起年轻人相约自杀的事情。今年4月，四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集体自杀，仅仅过了18天，3名年轻人又相约在四川什邡天鹅林场服毒自杀，北京某国企大裁员，被辞女职员跳楼身亡。一个个的悲剧，压抑著中国的青年，以致在他们中流行著躺平、佛系、内卷、孔乙己的长衫…… 这些本来都是不该出现的现象。几个相距遥远，互不认识的年轻人，因为对人生对未来产生绝望，通过网路而相约自杀，这是发生在所谓习近平新时代的“新生现象”，它见证了这个时代的荒诞。共产党本是非常重视年轻人和青年工作的，青年被看作党的后备军，有一个专门从事青年工作和管理青年事务的政治组织——共青团。习近平又似乎比他的前任更看重青年，在中共20大报告中，特意加了一段对青年工作的论述，号召中国的“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表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指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按理，有了“英明领袖”的这些教导，即使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企，他们也应该对生活对社会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认识到失业只是暂时的，未来会很美好，而不像现在表现得这样无助和颓废。 中国变成一个大号的监狱囚笼 显然，导致年轻人“不思上进”，对生活失去信心，有更深刻的社会和时代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习近平的一人统治，采取锁国方式治理，阻断与人类的主流文明交融，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找不到方向和目标。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往往跟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路线息息相关。过去十年，尤其过去五年，习对内实行政治高压，对外采与美国对抗，一方面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封锁；另一方面当局也有意识地采取封闭的发展战略，主动和西方脱钩。中美的对抗和冲突，全方位地呈现出来，让中国深受其惠的全球化嘎然而止，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尤其是三年疫情，由于当局采取错误的防疫对策，几乎让社会停摆，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号的监狱或囚笼，人人都囚在笼中，严重打击年轻人的心理，破灭了他们的希望。因为年轻人本来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好奇和幻想，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普遍没有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的生活艰难，技能又偏弱，抗压性不强，当局的做法硬生生将他们的希望扑灭。可以说，此种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打击是非常残酷的。 对每一个人来说，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好的工作，都有各自的具体原因。然而，宏观来看，过去三年当局的防疫强度对经济活动的压制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年轻人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根据一些经济学者的计算，当前中国青年服务业就业人数近3.6亿，占国家就业总人口的48%。而青年就业人员中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更高达61%。极高的防疫强度对服务业的压制，无疑会极大伤害年轻人的就业，其后遗症在后疫情时代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此外，经济的持续下行也会带来新增就业职位减少。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除医药、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少数高景气行业，大部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相较疫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值得一提的还有政府的收缩性监管政策，亦导致部分行业职位减少。例如房地产、教培、平台经济等传统上都是职位创造较多的行业，但今年企业用工快速萎缩。外资特别是民营企业，向来是就业的蓄水池，然而，美中对抗、政府的强监管和疫情让相当多的民企倒闭，外资外迁，损害了它们对劳动力的吸纳，而国有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则非常弱，且还在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又源源不断涌入市场。这一减一增，都加剧了年轻人的失业状况。 高失业率既然由疫情造成，在后疫情时代，随著经济活动的正常化，特别是服务业的重启，以及国门的重新开放，年轻人的就业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然而，不解决国家的发展方向，不和西方特别是美国改善关系，不放松对社会的严控，还照样实行政治高压，经济发展势难有后劲，中国青年对他们的生存环境都不会满意，对未来的预期都不会好，高失业恐怕会伴随整个习近平的新时代，它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定时炸弹，值得观察。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间谍法》。新法出炉前夕，中共已经开始加强对外企和外国在华人员的监控。中共2014年颁布《反间谍法》（本文中称其为旧版）之后，不断无端抓捕在中国的外国人。最近获释回到日本的亲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干部铃木英司，长期负责日中交流，曾长住北京，并在北京的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去过中国两百多次，却因为与团派的一个干部吃饭，双双被捕，铃木英司因此被指控为间谍而在中国服刑六年。中国现在颁布新版《反间谍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信息与情报：中英文解读各不同 从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信息社会早就已经成为一个通识的词汇。所谓的信息社会，指的是现代国家信息传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单纯靠内部文件、纸板媒体和电视来实现信息流通；而互联网带来的社交媒体支配日常生活、云计算代替档案储存等等新手段，让个人活动和企业经营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几乎已经没有人能适应一种没有信息传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过，信息这个词，在中国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间谍罪”。因为，中共故意把信息与情报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无限度地扩大情报的适用范围，以致于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释为情报，而“刺探情报”就成了中共的“间谍罪”。这样，公开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报，在中国就完全没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报，本来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各国的大学都有信息科学系，中国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这个系科理解成“情报学系”吗？当然不能，若有谁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学生都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确实和“情报学”毫无关系。在中国，只有国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军的情报学院才教情报学，那是为了培养中共的间谍。情报的英文词是intelligence（反间谍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这个词指的是情报机构搜集的内容。在民主国家，凡是可以公开地自由传播的，都属于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传播公开信息，理所当然地属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与间谍罪完全不沾边。 然而，在既没有言论自由、又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传播公开的信息或者并未被中共列入保密范围的消息，却可能被定罪为“泄露情报”，跟在后面的就是“间谍罪”上门了。即以经济信息为例，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除了在新闻发布会和网站上公开各类经济数据之外，它也用内部报告向政府部门发布经济数据，其中标以“绝密”的是不定期的《统计报告》，只供高层参阅；同时还有标以“保密”级别的内部报告，这一类报告中的信息，中国的官媒经常公开引用。但如果个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讲话或文章中引用此类报告的数据，就变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数据，官媒引用是宣传，个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旧版《反间谍法》有何不同？ 各国媒体对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虽然多有报道，但多半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评析，但没有国际媒体对比过新旧两个版本的《反间谍法》，到底新版加进了哪些内容？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分析这些细节，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之真实意图是什么？笔者逐条比对了旧版《反间谍法》和新版《反间谍法》的条文，发现了新版《反间谍法》的三个特点。 其一，新版《反间谍法》大幅度扩大了国家安全的范围。旧版《反间谍法》比较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情报的泄露。而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新的概念，叫作“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军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按照这样一个广泛的范围，几乎没有什么事不属于国家安全；连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点传到海外，而中共认为对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间谍法对资讯传播者以危害国家安全来治罪。 其二，新版《反间谍法》从细规定了间谍行为的范围，任何海外的机构或个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旧版《反间谍法》第27条虽然提到间谍行为，但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境外机构或个人实施间谍行为的，要追究法律责任”；至于什么行为属于间谍行为，那是由国家安全部自行解释认定的，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旧版《反间谍法》对间谍活动的定义，一个字都没说明。 新版《反间谍法》把旧版的这一句话变成了七句话，分成七个二级条款；其中有两句是旧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级条款中，包括参加或者投靠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受境外的个人委托获取中共的所谓情报，在境外被认为入侵中国的互联网等，都属于间谍行为。但境外的什么机构在中共眼里算是间谍组织，什么样的个人委托算是接受间谍任务，新版《反间谍法》还是一字不提，把解释权留给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因此，国家安全部具有无限的解释权，它想抓谁，用什么罪名定罪，是否有证据，外国的驻华使馆无权过问。 其三，新版《反间谍法》宣布，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区域”，又是保密的。外国人旅游走到一个地方，中共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 把这三点联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间谍法》其实是为了蓄意扩大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的监管；而且旧版《反间谍法》原来主要应对专业的间谍，新版《反间谍法》则扩大成针对外国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张旗鼓地反间谍 中共的旧版《反间谍法》一共是40条，而新版《反间谍法》变成了71条，增加了四成多条款。因为《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这个新版《反间谍法》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各国到中国去的人，会受到这个新版《反间谍法》的压力吗？海外华人去中国，不管是中国公民在国外永久居留，还是在国外入籍而变成外籍华人，他们需要担心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可能带来的危险吗？ 在民主国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统必须遵行“无罪推定”，未被证据证明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罪；而在共产党国家，当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认定一个外国人有罪，然后搜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那就威胁利诱，让被定罪人自己配合来认罪，或者是秘密审判，根本不让外界了解证据的可靠性。 现在，在中国的外企都感到压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经营需要掌握中国的市场和经济政策变动的信息，而外企的股东会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对外企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向作评估。这样的第三方对外企的调查，涉及到企业的兼并、财务管理和供应链稳固性等多个方面，因此，许多全球的知名咨询公司都在中国开展业务。然而，现在中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对外国咨询企业的监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为，它们维持正常在华业务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咨询服务，突然变成了中共的重点监管对象。 而外国记者就更倒霉了，他们在采访新闻的过程中，打听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间谍法》让我们看到，中共正在强化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敌视，同时对自己的孤立处境高度敏感，它的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实际上是中共担心政权在国际压力下可能越来越不稳的一种反应。 中共用新版《反间谍法》来加强对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全面监管，有两个目的，这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其一，“封住外国的眼睛”，让外国无法了解中国发生的真实状况，让外国以为中国依然强大繁荣；其二，“铐上外国人的双手”，让在中国的外国人不敢在中国向西方国家揭露中国的真相。 四、台湾人并非“一家亲” 中国实行了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台湾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谨慎小心？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与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国家安全包含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在社交媒体上聊天，中共都会认为其中有的内容危害中共的国家安全。 而对台湾人来讲，中共的国家安全还有一个特别的方面：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去，在社交媒体上谈到台湾议题，比如讲了一句“明年总统大选”，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扬台独”，属于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间谍法》治罪。 中共现在的国家安全，根本是中华民国的大多数国民无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说法，中华民国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前被“国民党反动集团”盘踞，现在是民选政治人物在搞“台独”。中共打压台湾，现在最常用的说法就是台独。台独这两个字，在中共口里会不断被翻新定义，当下已经不是早年所讲的意涵了。现在，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的对外交往，台湾民众希望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在中共的眼里都算是“坚持台独”；只有欢迎共军登陆台湾，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坚持统一”。台湾有在野党说，要“一中各表”（其含义是，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这“一个中国”，对岸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表述是中华民国）。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共来讲，“一中各表”同样属于“台独”。 台湾人到中国去，过去几十年曾经很受欢迎。但时过境迁，中共已经变了，对台湾不再客气了，而是变成虎视眈眈。现在，如果台湾人去中国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风光，就可能被中共视为危害其国家安全，“图谋不轨”。 台湾或许有些人自己认为，我承认中共的统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独，既然中国讲“两岸一家亲”，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对付外国人的新版《反间谍法》用不到我头上。其实，中共抓台湾人的时候，并不会把台湾人当作“自己人”，中共照样用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来对台湾人治罪。最近台湾的八旗文化总编“富察”（李延贺）在上海被抓捕，还有杨智渊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无端被中共关押五年、最近刚回到台湾的李明哲，都是台湾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况，中共的国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大学、大企业里安排线人，监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经常威胁那些出生在中国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们在海外为国安部充当线人。所以，台湾人比这些被监控操纵的中共“自己人”，当然属于“外人”；而中共的“两岸一家亲”统战宣传，在国家安全部眼里，根本就是“蒙汗药”。在中共的国家安全部特务眼中，不但身在中国的中国人都不可靠，海外华人信不过，连中共的各级干部也都需要监控，而台湾人更是被当作外国人来防范。 专制国家以全民为敌、以世界为敌，从来如此。台湾人对中共必须有高度的戒心，而绝不能以为，自己释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报，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台湾除了出国去中国的游客要小心，在中国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显然，当年台商经历过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气气的经商气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与台湾是哪个政党执政没关系；台商在中国的处境改变，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寻绝路。 中共的实力增加以后，它长期掩藏的国际野心就压抑不住了。过去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扩军备战；现在则觉得，时机成熟了，它想改变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让中共可以支配这个地区，成为世界霸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当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间谍”陷阱，成为中共打压台湾的牺牲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动物园鳄鱼池边，有位游客突然跳入池中，当他千钧一发奋游上岸之后，旁观者纷纷为他的勇气鼓掌叫好，哪知勇士却气噗噗的质问：刚才是谁推我下去的？ 如今，习近平面对日渐高涨的武统妖氛，处境似乎与这位勇士有几分神似，这和古书中记载“叶公好龙”的典故，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 从哪里可以看出习近平正处于进退两难呢？最近〈日经亚洲〉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们发现中国向来管控严密的网路空间，最近忽然出现了若干反对武统的言论，居然可以逃过审查而且不被清算，这表示习近平也感受到了，被长期调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把他推向万丈悬崖，一不小心就很可能粉身碎骨，或者至少也已被逼到无法回旋的死胡同理，进退两难。 一则典型的帖子发文：“说什么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发福利的时候，享受国家待遇的时候都没有给同等待遇，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会去，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经转发后，吸引了327万人浏览和上万则留言论战。 最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反对武统的言论，迥异于那些动辄喊打喊杀的无脑小粉红，有些言论有理有据，甚至颇具醍醐灌顶的潜质，一看即知是出自于高教公知之手，〈日经亚洲〉分析这些言论后，归纳出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类观点，著重在批判鼓吹武统台湾的都是无脑的傻子，指出以现今国际局势研判，发动侵台战争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极其危险。这大概是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反而自陷泥淖得到的启发。 第二类观点，很可能都是出自对两岸历史与现状有深刻研究的人之手，他们断言一旦发动侵台，解放军可能要面临四面作战的窘境，因为朝鲜、印度及南海周边国家，也可能趁势要求解决边界领土等问题，更何况日韩最近上演大和解后，都表达出不会坐视破坏台海和平状态的强硬立场，中共已成亚洲孤狼。 第三类观点则指出，中共战狼叫嚣解放台湾几十年，习近平摆出准战争状态的军演阵势，不但没有吓到台湾人，反而疑聚了同岛一命的共识，更进而激活了自由世界声援台湾的决心，纷纷加速与中国脱钩的脚步，真可谓得不偿失。 以上这些言论，放在以前，即使不被抓捕判刑，也必定被瞬间封杀，如今居然可以在网路上流传，那么，习近平的葫芦里究竟在卖什么膏药呢？难道是在师法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便钓出反贼？从种种迹象来研判，这种可能性很小。 回到文首的场景，就不难理解习近平此刻的心境。如果身边围绕一群情绪高亢的观众，鼓噪著要看勇士挑战鳄鱼，万一有人推一把，自己可不一定有那位勇士的好运。中国网民反武统言论出笼，可以理解为习主席忧心战狼们烧脑过度，替他们打点滴降温，既是为极左战狼疗毒治病，也算是一种自救吧？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看完了《人选之人——造浪者》，我由衷惊叹。最近一直在跟台湾影视圈的朋友聊“台剧复兴”，有很多疑惑，也有很多希望，但看了这部剧之后，我知道，我们怀抱的希望有了更多强劲的支撑。这不是台湾第一次做选举题材的剧集，貌似十几年前还有一部以地方选举为主题的“哇，陈怡君！”，十几年过去，同样题材，台剧的整个叙事功底、故事节奏、问题意识、价值观提炼以及制作水平，都有了令人惊叹的进阶。 好剧会给人带来希望，什么样的希望？不是炮制一个虚妄的乌托邦，告诉你世界可以完美，而是真诚地给你描述最现实的世界，再告诉你，即使跌倒，我们也可以再次出发。在改变世界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成为更好的自己。 很喜欢粉专“阿哲的手术室”的一句话： “世界各国在推特和微博上，都在激推《人选之人》，然而，强国人感慨的是，民主选举离他们越来越远，台湾人感慨的是，强国政府离我们越来越近。” 这部剧强大之处在于，他利用8集的小小体量，讲了几件事： 民主，不是不犯错，而是可以真正地纠错； 选举，核心不是攻防，而是让每一个参与者真诚地面对自己，接受检视，认错改进再次前行； 选民看起来不理性，但民众都有自己的思考力； 就算你是对的，仍然要放软身段，傲慢才会让人犯错； 为了选举，不是不能妥协，而是妥协中有坚持，在坚持中也有折衷。 总之还是那句话，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了解了世界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虽然这部剧以选举为题材，但是故事主线还是围绕两起性别霸凌事件在展开，一件办公室性骚扰，一件私密照霸凌。从编剧角度来讲，以小见大，这是个很常见的操作，比如我特别喜欢的美剧《晨间直播秀》，背景是新闻人的世代更迭和新闻理念的坚持问题，但故事主线依旧是一个“新闻界me too”的故事。这俩部剧对于权势性骚扰的态度，让人不免想起中国最近炎上的公共事件——知名文化人史航利用名誉地位对数十位女性的性骚扰事件。 对比这三个剧和公共事件，我们会发现，性骚扰不分国度，而且故事背景都发生在新闻界、政治界、文化界，都是非常明显和典型的权势性侵和性骚扰。是这种场合特别容易发生性骚扰和性霸凌吗？不是。到处都有性骚扰和霸凌，只是这三种领域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权势性侵和骚扰的加害人也普遍是台面上的公共人物，而被害者大都有一定水平的论述能力，所以，一旦被害人愿意面对，便很容易借由公众的关注掀起波浪。而更多的工作和生活领域，因为没有公众关注度，或者文化更加封闭，性骚扰都只能藏在水面以下。 不过，台湾跟对岸又有不同。在中国，哪怕是史航这样劣迹斑斑、放纵多年的情况，大家也只能借助公众关注来声索女性权益，自爆伤口，向公众拦轿喊冤。而且这几年因为少子化影响和女性权利意识崛起，很多保守势力又藉民族主义扣帽子，一旦声张女性权利，就容易被打为境外势力。所以，要讨论性骚扰必须得小心翼翼。即使能过得了公众这关，最终也很难走到司法层面。朱军骚扰弦子案就是极好的证明。 性骚扰的实质是什么？就是霸凌。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阅历，或者哪怕自己没有权势、地位，但是仍可以利用不利女性、热衷污名化女性的社会氛围等，来满足私欲，欺凌女性。喜欢霸凌弱者的人，也一定喜欢在权势面前俯首贴耳，欺软怕硬是这种人的底色。欺软怕硬是人性之恶的表现，在糟糕的制度下，这种恶会被进一步放大。侵略者的逻辑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种极端的霸凌，而且逻辑和性骚扰差不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本质就是恃强凌弱，而且借口和性骚扰者差不多，比如“我们只是特别军事行动（不太温柔的调情）”、“乌克兰本来就属于我们（我们本来就关系不正当，属于交往）”。当然，台湾更熟悉的威胁者的借口还有“你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这是对你好，青睐你，想让你共同富裕，别不识抬举”。他们为什么不去向俄罗斯甚至印度要回过去真正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呢？因为对方不是弱者嘛。 但是台湾，一旦有性别方面的公共事件，大家自然的诉求都是立法，话语领袖、民间团体、民意代表都会从立法层面，遏止各个领域的性骚扰。台湾早有《性别工作平等法》和《性骚扰防治法》，而且在践行过程中每有不够完善的地方，都会被迅速捕捉到并加以改进。 当然并不是说编剧可以挑了这样一个取巧的角度。我非常佩服《人选之人》的编剧团队，问题意识决定了编剧的高度。他们做了扎实的功课，然后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铿锵有力的拷问，又以负责到底的探索精神，直面问题找出了本质和根源，然后谦逊地又固执并寻求解决方案。好的故事就需要这种极致的较劲精神。他们非常精准地呈现了每次性骚扰和权势关系面前，社会上最常见的几种面向，每一种都不是浮光掠影，而且也没有给出大团圆的解决结果。性骚扰事件看似解决了，但是依旧挺无奈的，首先这些老人只觉得是时代变了，过去能做的，现在不能做。而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件事本身是错的。简直入木三分！而且最后这件事情的解决，也不是真正的寻求了正义渠道，而是借由更高的权势者（女性党主席）来打败低阶的权势者（借由资深地位骚扰女性者）。这很无奈，但是很真实。 当然也不是没有不足，虽然这种题材肯定直接放弃了中国市场，但是他依然选了最安全的议题，贪污和性别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下台湾要选举，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算不谈国防、两岸，还有能源问题都可以谈。真正的选举当然没这么简单。所以，这虽然看起来是个很政治的主题，但其实又是小心翼翼地去政治敏感化了的——尽管如此，这部剧依然被挡在豆瓣词条之外。当然，这种反应本身也是政治的体现。不过，如果回到刚才所说的，性骚扰的本质和武力入侵的本质如出一辙，那么，这当然也是十足的政治议题。 说说我对翁文方一角的看法。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因为她真实。片中那个记者和文宣部小白的对话其实很像在说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就是没良心，如果30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脑子。而翁文方，就是有良心有脑子，有时候也不得不妥协，妥协后仍然有自己坚持的人。如果一个社会开始普遍放弃理想主义，嘲弄理想主义，质疑理想主义，那这个社会是犬儒而毫无希望的。 这让我想起，这个世界上始终有很多人，认为不会有人为了理想和正义而发声，只要别人做得好，看起来真诚，获得肯定，就一定是另有图谋，精心算计。尤其是他混得不好，他活得不如意，一定是因为别人妨碍了他，一定要找那个理想主义者为他的失败而负责。现实中这样的人太多，远比剧中的情节要残酷。这种残酷，就是我们所说的内耗。而台湾，需要的是团结。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近日，中国政府启动部署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即在各地推行“退林还耕”。曾经在“退耕还林”政策指导下栽种的大批树木，一夜之间被清除，原来的林地又变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将耗资数百亿元建成的环城绿化带铲平，计划三年内将同一片区域打造成十万亩农田。另外，各地纷纷派出大量“农管”，在地方官员和警察的协助下，走到田间地头，要求农民停止种植经济作物，将耕地改种粮食。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来看，各地的农管经常不顾农民意愿，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作物强行铲平。例如，4月23日，广西南宁，警察和农管队共铲除六千余亩烟叶。此外，各地还有很多竹子、果树、花卉等农地被铲平，使农民蒙受大量损失。 此次行动，源自年初中央发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强调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观察人士认为，近几年爆发的疫情和俄乌战争，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了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近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恶化，大范围实行“退林还耕”，可能也是为将来潜在的粮荒做准备。 但是，这种运动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吗？我深表怀疑。我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扩大种植面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重点是分配资源的机制，这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近代社会发生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机制的不公，即人们的正当权利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尽管有很多饥荒确实发生在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但当地农民因为之前发生的洪水灾害，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通过交易获得粮食的机会也大大降低。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供应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人们获得食物的渠道是否畅通。当人们免于饥饿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粮食再丰收也无济于事。森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有独立反对党和媒体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发生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中国存在饥荒风险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干预生产一定没有好结果。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国家的视角》中，用德国、苏联、巴西、坦桑尼亚等国的失败案例雄辩地说明，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只会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和1959-61年发生在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都是共产党当局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且在饥荒爆发后继续用强力阻止农民自救（强制征粮，阻止农民逃荒等）。从退林还耕的简单思维可以看到，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毛时代的各种灾难，就是罔顾经济规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乱干预的结果，这种陈旧思维将大大限制中共面对危机的选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