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800万购公寓楼 以本·罗伯茨-史密斯命名
2026 年 6 月 25 日
今年五四，中共订立的中国青年节，党媒发表习近平的两封回信，一封回给农业大学的下乡学生，鼓励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 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暗示，要把年轻一代打发到农村去。另一封是重刊2019年习近平给解放军“王杰班”战士的回信，强调：“贯彻强军思想，苦练本领，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暗示他们准备打仗、准备牺牲。 中国的年轻一代，或者说00后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被习近平“大手一挥”地决定了，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奔赴战场。这一切，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不过就是毛泽东“上山下乡”和“准备打仗”的翻版。国内外都说，习时代就是2.0版的文革、2.0版的毛时代。这回再次证明，这些说法并非虚言。 其实，除了上山下乡和准备打仗，举凡党领导一切、政治挂帅、个人崇拜、学习某思想、阶级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告密文化、反美反西方、闭关锁国、计划经济、党管经济、国进民退、退林还耕、以粮为纲、一哄而上…… 哪一样不是文革遗风、毛时代产物？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往往呈现钟摆效应。在正常国家如民主国家，这一钟摆效应体现为政党轮替，如美国、韩国和台湾等国。在专制国家，这一钟摆效应则体现为开明专制和黑暗专制的循环，如历朝历代的明君和暴君。 共产中国，这一钟摆效应依然存在。1976年10月，怀仁堂政变，华国锋抓捕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奠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开明派战胜顽固派的重要回合。随后的邓时代就是对毛时代的颠覆。 四十六年后，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凭籍权力斗争获取超期连任，并把团派人物全数排挤出局。惊人的是，仍然是一场政变。只是这种政变相对无形，属柔性政变。团派始祖、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遭强行架离出场，就是政变的明证。这一回合，开明派失败而顽固派胜出。习王等人以这种粗暴方式回归文革和毛时代，是对改革开放的颠覆。其历史意义，则是为江青、“四人帮”、党内极左派报了一箭之仇。 近代和当代史上，在摆脱专制、建立民主之后，大多数国家都能够在宪政的框架下稳定下来，但若干国家则呈现民主初生而专制复辟的悲剧，尤其在专制刚刚瓦解而民主建立之初的脆弱和不稳定时期。甚至呈现民主进步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几番轮回。最典型的是近代法国，在一百五十年间，先后建立五个共和国，至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终于尘埃落定，成为稳定的民主与宪政国家。 而在当代，缅甸和埃及曾先后实现民主化，稍后却遭军人政变推翻、复辟军事独裁。俄罗斯原本已经实现民主，但当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上台之后，因恋栈权位、图谋长期执政和终生执政，又实质性地复辟了专制，让俄罗斯倒退，仅剩一件名不副实的民主外衣。 回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进行，于是，未待走向民主，就发生了另一种钟摆效应：由开明专制转向黑暗专制，从改革开放退回文革时代。明了历史的钟摆效应，对习王当道、大开历史倒车，就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这是一股逆流！历史见得多了。习王等人变着花样地回归文革、复辟毛时代，但万变不离其宗。逆时代潮流而动，谓之反动。既是逆流，就是暂时现象，不可能长久。数年也好、数十年也好，都是历史的暂时。 习派宣称：“两个确立”（确立习核心和习思想）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确定性”。其实，只要稍具政治学和历史常识者都知道，这恰恰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拒绝法治而迷信人治，一党专政叠加一人独裁，是远离必然性而浮于偶然性，就是失去确定性的依托而埋下不确定性的暗礁。历史反复证明，这是取败之道。习王若不改弦易辙，其祸不远。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黄意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参与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抗议”。在撤退过程中，被员警暴力殴打并抓到一辆大巴上，后侥幸逃脱。四个月后，经由香港逃离中国，赴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以实名接受多家国际媒体采访，说出“白纸运动”真相，痛斥习近平及中共之暴政。 黄意诚，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福州，童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小学、中学教育都在上海完成，自认为是上海人。母亲为药剂师、父亲为工程师。其长辈中多人因历史问题被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波及，受到残酷迫害。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反复告诫他不可关心政治，这是一般上海人乃至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北大中文系令人大失所望 黄意诚上高中期间，学校气氛很开明，读了很多禁书，很多是同学从香港买回的，如高行健的《灵山》、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上海人不是很喜欢去北京读大学，分数最高的人都选择出国或者进复旦大学，但他读了馀杰的书，对北大中文系有一种憧憬，就报考了北大中文系计算语言学专业。 然而，北大中文系令黄意诚大失所望，其文化氛围还不如上海的高中好。入学时，他听闻北大女生高岩被青年教师沈阳诱奸而自杀的丑闻，加害者却被资深教授和校方保下。高岩的闺蜜岳昕揭露此事，被家长和老师非法软禁。二零一零年代的北大，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已被雨打风吹去，一九八零年代的自由化思想也荡然无存。少数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如同“五四”时代的前辈一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思想资源。黄意诚本人学德文，也是源于研读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想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号称以马列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青年学生组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却被迫以半地下状态存在，是唯一未向校团委注册的学生社团。他参与该学会活动，与会友一起探访生活条件恶劣的北大工友及北京城中村居民。随后，因学会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罢工而被校方强行取缔，岳昕、邱占萱等人被捕并受酷刑折磨，若干普通会员遭开除。 后来，黄意诚渐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学会。这让他逃过了校方对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整肃。那段时间，他参加过北京家庭教会的活动，对基督教颇感兴趣。后来，他转向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高中时读《灵山》，让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在北大时，他学过梵文。二零一九年年底，曾去印度Madras University研读梵文，三个月后暴发疫情，只能回国。回国后，他在西藏旅行很长时间，学习藏语。他对藏人非常同情，朋友遍布整个西藏。他因此决定到德国从事“印藏学”研究。他认为，西藏会在中国民主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楚是代表一个独立的百越文明，是不同文明的差异。西藏也是如此，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藏仍然保留了很大的反抗力量与可能性。如果不是“白纸运动”突如其来地爆发，自认为性格内向、“守拙”的黄意诚或许会成为一位梵文、西藏、佛教领域的专业研究者。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黄意诚带著花和蜡烛前往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罹难者，并声援前一晚被捕的抗议青年。他没有举白纸、没有喊反共口号，只有喊“放人”，而且站在后排。当时，他脑子里是香港抗争的场景：香港的示威，勇武派站在前面，“和理非”站在后面。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和理非”，只是想让当局把之前抓的人放出来。现场有五百多人，他发现站在前排的有认识的、并无街头抗争经验的友人，他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站在最前面，尽量往后站，要保护自己。 乌鲁木齐被烧死的维吾尔人家庭有个小女孩 随后，员警开始抓人，黄意诚发现，站在前面的全都是女性。女性拿著白纸站在第一排与员警对峙。从下午五点半开始，大概平均每十分钟，员警就抓走一名女性。他看到有三个女性在乌鲁木齐中路靠东的人行道上抱头痛哭。他问她们，你们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因为昨天有朋友被抓走了？但她们说：“没有，我们没有朋友被抓走，我们看到微博上，新疆乌鲁木齐被烧死的维吾尔人的家庭有非常小的女孩。”他由此发现，女性特别有一种共情的能力，这是女性的一种力量。为何女性参与“白纸运动”比例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带有父权制属性，女性的抗议不仅仅是对清零政策，还是对政府和父权制的挑战。 黄意诚看到，海友酒店前排有一名便衣，是没有穿警服的高个男子，此人就是推特上被曝光的那个说“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民群众”的人。他一直拿著对讲机在指挥，时不时突然指著抗议者队伍中的某一人，戴著耳机的打手就会冲上去抓住那个人，真是“如臂使指”。黄意诚目击到，员警将数十位女性示威者抓到后，肆意殴打，倒吊著拖走。他在现场用手机拍摄照片，并通过推特传给身在义大利的自媒体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后者将照片发出后，成为世界媒体了解抗议现场的一手资料。 黄意诚正在拍摄现场的情形，突然被一群员警扑倒在地并遭暴打，六百度的眼镜和鞋子在遭殴打中遗失，然后被“头下脚上”地拖著走，下巴在水泥路上摩擦，血肉模糊。他不停地喊“救命！救命！救命！”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恐惧的几十秒。”他被带上一辆位于乌鲁木齐中路和五元路交叉路口南侧西边的大巴，被安置在靠车门的第二排位置。他被抓上大巴后，员警又下车去抓其他示威者。他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机会，跳下大巴，看到一名他先前遇到的外国人，向其求援。对方将口罩摘下来给他，掩护他混入人群中逃走。“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或者说像在做梦一样。……这所有每一步当中，差一步的话，我都逃不出来。” 早在二零二二年上海封城前，黄意诚就开始申请到德国留学的签证。在“白纸运动”中浴血逃脱后，他东躲西藏，也很担心无法出国留学。经历四个月的等待，终于拿到签证，飞抵德国汉堡。虽然来到自由世界，“白纸运动”当晚的恐惧始终伴随著他，手脚上的伤疤也还没消散，有时躺在床上或早上醒来时，还会觉得身在那辆大巴上。一开始，他出门都不敢去人少的地方，都在人多的地方行动，觉得即便被人捅死了，也有人来收尸。 “白纸运动”以后两个礼拜，中国的清零政策彻底结束。但让黄意诚心寒、心痛的事实是：在中国，永远都是这个逻辑——党权者让人们的诉求得到满足，但一定会惩罚带头抗议的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逻辑。这导致中国始终是逆淘汰过程，所有有勇气的人、愿意为民请命的人、愿意追求自由的人、勇敢的人，都被筛掉。如果人们忘记“白纸运动”中坐牢的人，下一次中国再遇到这样疯狂的政策，谁来替大家说话呢？ 决心不能再沉默 在德国，黄意诚本可安心开始新一阶段的学业和人生，但他看到几个月来许多青年无辜被捕，下落不明，尤其看到同为一九九六年出生的曹芷馨在被捕前录下的视频，心如刀割，决心不能沉默。他说：“我觉得曹芷馨的那种痛苦好像都在我的身上一样，所以我要站出来发声说话。”他主动联系七个国家十一家媒体，真人出镜，说出真相：“我的面貌、真名和学历背景，全部都公布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所有同龄人一个鼓励。在现在的互联网的环境当中，要想完全保持匿名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与其这么担惊受怕，不如直面风险和恐惧。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能够活在一个不需要恐怖的社会，可以自由地、免于恐惧地去表达我们的思想。”他更指出，在中国，要讲一句真话，是多么困难的事，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现在既然这条命是老天爷给的，要奉献出来说真话。他不是“逃兵”，他一定要“继续作战、继续抗争”，就算让他再做一次选择，他还是会参加白纸运动。 到德国后，黄意诚接受的第一个当面采访是路透社访问。采访地方选在汉堡大学图书馆大堂。这个图书馆以反抗纳粹的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的名字命名。黄意诚在受访时提及，所谓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是指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力的民族主义，而社会结构上采取社会主义，如今习近平所统治的中国，采取强力的中华民族主义对人民进行洗脑，社会的一切组织资源都掌握在习近平和共产党手里，这已经符合原始定义的“纳粹”了。因为民族主义强调同质化，社会主义强调组织上一元化的统制。当一元化的社会统制与同质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去消灭社会上的异质团体，因此中国出现了和犹太人大灭绝一模一样的维吾尔人种族灭绝，还有对香港人的镇压。 再下一步，假如世界再不大力支持中国人为自由的抗争，中国必将走向战争。只有战争才能宣泄独裁政权内部的社会压力。习近平能够不受任何约束，一句批文就把两千七百万上海人关近三个月，那么他也可以只用一句话，就对台湾发动战争，向台北、东京投掷核武器。一个如此愚蠢的人，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权力，这是多么危险！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大腹便便、又卑又亢的习近平，连最基本的汉字都认不清楚，竟然可以声称他代表中国人，和外国领袖来往。一九三一年，奥西茨基发表文章抨击希特勒，其中提到：“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这句话，今天的中国人听来，是否有振聋发聩的感觉？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重演？ 习近平没有资格代表中国 在接受台湾“央广”采访时，记者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习近平在听这个节目，你想对他说什么？”黄意诚回答说：“我说，习近平，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国是一种古老、复杂的文化体系，但你没有文化。我不歧视没受过教育的人。但习近平你那种明明没文化又要装模做样的样子真的让我恶心。习近平，你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你幻想中的‘境外敌对势力’，而是你自己的童年阴影，你自己内心的恐惧。你因为心里根深蒂固的恐惧，消灭了一切有形的反对力量，这时，你浸透在无限无形的恐惧中，你变得更加神经质。是你的神经质和控制欲，毁掉了十三亿人的生活，还想要毁掉台湾。只有等你下台的那一天，习近平，才是你从无边的恐惧中解脱的日子。习近平，你会被载入史册的，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劫难，你会留下千载骂名、遗臭万年的。” 黄意诚做过北京大学书法协会会长，精通书法和古典诗词，但绝非文化民族主义者，他非常警惕陷入古代遗民式的自恋情绪中。在日本记者联系访问他时，他特别请对方从东京带一些纸和笔到德国来，他想写几幅书法送对方。他看重的是要写的内容而非书法技巧：他想写香港国歌中的“民主自由，万世不朽”八个字，也想写友人送他的五律<赠黄意诚>“共工乱天纪，白纸敢行危。世道几行泪，人生一首诗。丹心去中国，墨宝遍天涯。反鲁长竿上，飘风非赤旗。”以及他自己写的和诗：“腥风侵迪化，一线系身危。海陷安能避，天倾庶有诗。魈魑据东国，鹰犬伏西涯。劫火经年后，销馀偃血旗。”他还告诉对方：“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语言与文字，不能让他被独裁者夺走，变成‘封城’的一百种别称，变成‘大白’、‘合围’与‘社会面清零’。上海人在乌鲁木齐中路的夜里喊出口号，也是为了把我们的母语，从独裁者那里抢回来。” 黄意诚知道选择站出来说真话必然会付出代价，“因为良心的逼迫，而自愿将自己的生命逼入绝境，这时候，许多的意义开始爆裂”。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在上海的家人遭到员警上门威胁。但他毫不退缩，在脸书公开发文：“当我决定站出来说这些习近平、共产党不想听的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牺牲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家族，我牺牲了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我当然清楚，当所有这些采访都放出来的时候，我会被中国政府株连十族，不光是我在上海的家族，连过去和我交心的好友，也有可能会跟著遭到迫害。中共会把我的所有隐私资料都交给微博上的粉红大V，让他们对我泼脏水，骂我是‘勾结境外势力’的‘叛国汉奸卖国贼’。但我们怎么能不爱中国呢？如果不爱中国，为什么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出来说这些话？就是因为我们爱中国，所以誓要与独裁者斗争到底。因此，我真的不怕，无论如何我都要写文章，都要说话，说那些习近平不想听的真话。”他还说：“今天，我在上海的父母被员警威胁了。虽然这是我早就预料的事情，但真的发生时仍然觉得愤怒。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鄙视。这样一个垃圾的政权，把所有人都当成人质，利用亲人之间的羁绊来逼人放弃独立的人格，真的很恶心。我想告诉所有正在监视我的中共特务，我绝不会怕你们，我也不会闭嘴的。我已将你们威胁我母亲的丑恶行径通知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个媒体……如果你们进一步升级对我母亲的威胁，我也会跟你们对抗到底。” 如今，“白纸运动”似乎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一样，在暴力打压下偃旗息鼓了。但黄意诚认为，“白纸运动”留下了很宝贵的遗产和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白纸运动’是一种启蒙，很多人从中看到希望。……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人与全世界华人团结在一起，自发性地组织起来，这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我觉得可以把九零-零五这一代人叫做‘白纸一代’。我希望能在海外把这份记忆留下来，虽然没有‘六四’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是很了不起的。至少让全世界看到，不仅仅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在反抗，传统所定义的‘汉族地区’也在反抗，这是很珍贵的符号资产，需要运用好，对未来东亚的政治发展绝对会有好处。” 他记得香港人说过的一句话“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抗争，而是因为抗争了才会有希望”，他强调说：“我们要站出来，勇敢地站出来，去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全世界的人才会尊重我们。而如果我们都是跟著他们这样的谎言，继续这样说下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民族。”他在海外试图将“白纸运动”国际化，让更多外国人来关注被捕者，这也是把火种传下去的一种方法。而未来中国经济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必定会有类似于“白纸运动”这样自发性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再次出现。他也拥有清晰的历史使命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是在于……等到我们的青年时代，中国开始步入独裁、封闭，未来即将开始动荡。幸运的地方在于，中共这种高压维稳加高速发展的模式即将难以为继，而外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反思过去的对华政策，都在期待中国发生变革。只要我们勇敢一致地争取自由，团结香港、西藏、东突的力量，再尽力游说日本、台湾、美国、欧洲的媒体与政治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绝对是有希望做到一些太平年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做这么大的事业。”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5月初，美国拥有最大海外市场的新闻台CNN发出预告，宣布10日晚间，将在黄金时段（美东时间晚上8时）专访前总统川普，且是三个频道同时播放（CNN、CNN International和CNN en Español）。过去几年，CNN和川普几乎水火不容，CNN尤其高举民主价值旗帜，明白抵制这位无畏胡言乱语的总统，因而今天主动邀请川普上节目，立刻有“恐怕不是川普需要CNN，而是CNN需要川普”议论出现。 这一论点应该是有迹可循。一来，CNN虽然拥有广大海外市场，但国内收视每况愈下，长期输给挺川普的福克斯新闻台，基于川普至今仍是最“吸睛”的美国政治人物，找川普上节目冲收视，用意很明显，即将进入总统选季，对任何电视台来说，皆难以忽视川普的萤幕收视保证。 面对他人质问，CNN首席执行长扎斯拉夫（David Zaslav）则辩称：“因为美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所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声音都可在CNN播出…”川普于是就这样成了CNN自我标榜无党派、中立的最新例证。虽然也有分析说，川普愿意接受长期以来对他极不友善的媒体专访，和福克斯新闻台与Dominion投票系统公司和解后，就不再那么一面倒挺川普有关，他去CNN是在“报复”福克斯。 不过，就媒体维系民主功能而言，后者并不重要，重要还是前者CNN的选择。CNN邀访川普讯息公布，要说引起一阵哗然也不为过。其中，前CNN政治评论员，现为“林肯计划”高级顾问的塞特梅耶（Tara Setmayer）就认为CNN没有从2016年起媒体疯狂追逐川普得到教训，今天邀访川普，更仿佛电影《土拨鼠日》的情节。（电影中，一个自恋、自我中心的天气预报员发现自己在土拨鼠日陷入了时间循环，不断重复同一天，直到他做对事情为止。） 2016年川普上台，某种程度给了媒体很大自省机会。包括：为什么记者需要那么卖力去报导一位说的很多，但每句话意义都不大的政客。而就算不若川普这般“自走炮”，有时连幕僚设计的发言也未必营养，媒体却仍照单全收。前南卡罗来州州长桑福德（Mark Sanford）的文胆史温（Barton Swaim）便曾告解式地承认为了应付上位者绵密的演讲，有时他的确不得不在文稿中塞入一些胡言乱语，且刻意使用许多限定词去模糊陈述，很多时候连主讲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进而导致媒体经常大量报导政客们的空话和大话。 若说民主有瑕疵，这应该就是了。半世纪前，为政者（尤指总统）少有公开发言，至多一周一次，今天虽然揭开了权威的神秘面纱，却变成政客天天都要讲话，并顺应不同受众而涉及各种话题，但“一直发表谈话”毕竟是不正常的，因为谁能让自己说话永远是有趣、有料的。 就废话部分，在高密度发言下，即便是以口才见长的希拉里、奥巴马也难幸免，例如希拉里2016年竞选总统时曾说：“强大经济的基础就是我们对彼此的投资”；奥巴马曾誓言：“我们应该给我们后代应有的未来”；小布什在救灾时勉励大家：“对危险保持警惕，并在威胁变成灾难之前加以处理”，诸如此类，都还只是他们每天公开发言百句话的其中一、二，这些话的共同特色就是乍听下好像很厉害，但进一步推敲，大半都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废话也就算了，最糟的是，你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者和对手仔细检视，于是通常说的愈多，漏洞愈多，争议也愈大，表面上好像赢得注意，实则负面观感也油然而生。身为政客必须一直说话，又得小心谨慎不要说出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话，在别无选择下，于是一个个再回到只能产生大量半无意义废话的循环。 这道理史温懂，民众也看得出来，媒体也懂，但媒体却因工作特性之故，是最放不下政客大话、废话的一方。所以，今天大家除了等著看川普如何在CNN夸夸其言，也一并看著CNN如何自圆其说，毕竟当初它“抵制”川普，不就是要拒绝废话、谎话连篇的政客。 镜头转回台湾，当下最炙热的选战议题，莫过郭台铭和侯友宜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提名之争，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郭侯很明显已各自陷入大话、废话的泥淖，而以他们没营养的发言为媒体收视必需，美国示范在先（福斯尤其），实已代表著一种民主危机。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赖清德首支Youtube影片上线，主打他小时候在万里的矿工家庭生活，却意外地引发不少泛绿阵营支持者的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影片太长太老派，有人嫌根本没梗所以没流量，更多人拿2020年大选蔡英文在社群媒体摧枯拉朽的气势，对比赖清德现在步履蹒跚的空战氛围，嘲讽这样的影片根本吸引不到年轻人。蔡英文（怎么选），于是成为赖清德的对照组。 在蔡英文之后选（当）总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蔡英文在今年4月最新的美丽岛民调还有五成的满意度，16年前的陈水扁只有蔡英文的一半，8年前的马英九更约莫只有她的三分之一。蔡英文寻求连任时获得年轻与摇摆选民的强烈支持，拿到破纪录的817万票，随著台湾人口开始减少，那应该也是个绝无仅有的票数。蔡英文执政这7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与能见度来到过去半世纪以来新高，她设定的重要政策目标包括“非核家园”、“年金改革”、“婚姻平权”、“清剿不当党产”等等，也几乎都已经次第完成。 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蔡英文的这7年为“当总统”这件事树立了一个高标，这使得蔡英文的后继者都不免被拿来与她一起品头论足。尤其赖清德曾在4年前的民进党总统初选出马挑战蔡英文，许多“英粉”对此馀怒未消，都等著想要看赖清德到底有多“本事”？加诸于他身上的冷嘲热讽更不会少。这一切，赖清德自己都必须悉数承担。 不过，拿蔡英文来对比赖清德，对后者的确不尽公平。特别是这8年前后，台湾的内外在环境都已经截然不同。对外，中共比起8年前更显露穷兵黩武的政权本质，即使“天下围中”的态势已成，但其对台湾的威吓却更加步步进逼。对内，台湾出现过去几十年来所未见的反美反战暗潮，主要反对党比起8年前更向中国倾斜，台湾内部的政治撕裂与政党对立也越加严厉。 即使从选战的角度，这8年前后也截然不同。当年蔡英文要挑战的是一个分崩离析、不得民望的马英九政权，加上太阳花学运落幕未久，年轻人普遍反中反国民党，蔡英文可以标举一个清晰的执政价值与蓝图与前政权切割。如今的赖清德是要承继一个执政成绩还不错的同党政权，不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政治较为冷感的年轻世代；赖清德身处其中，既有“延续”的责任，也要拿出“前瞻”的企图，但过犹不及，必须危危颤颤地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很多人看到蔡英文在脸书拥有台湾政治人物最多的317万追踪数，94.2万的IG粉丝，以及90万的LINE好友，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蔡英文2012年Youtube推出的头两支影片也是在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这两支影片的点阅数到目前也分别仅有2万5千多次与1万1千多次，甚至比赖清德被嘲笑的这支Youtube影片点阅更低。蔡英文学者性格，是个无趣的政治人物，是2018年底那场让她刻骨铭心的败选，才让她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但即使如此，若非对手得意忘形地推出撕毁自己承诺的韩国瑜参选，加上2019年中香港大动乱伴随的“亡国感”，4年前那场选举岂这么容易分出胜负。 民主时代的政治领袖只是被人民赋权，他们必须在各种政治利害之间折冲，也受到时代的洪流与历史的结构制约，要求政治领袖能够英明神武地推动时代的改变，通常是个奢望。相对地，若政治领袖能在对的时候做出对的决断，因此微调政治的发展，那对人民而言就是得天之幸了。 从2016年，2020年，到2024年，台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挑战都截然不同；此时此刻拿著蔡英文“模组”套用在她的后继者身上，既未必适用，也不公平。蔡英文只会有一个，赖清德不会是蔡英文，他有属于他自己必须面对的困境与挑战。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5月8日加拿大宣布驱逐中国外交官赵巍（音译，Zhao Wei），他被控试图恐吓一名批评北京的加拿大议员及其家人。几个星期前，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发表对前苏联国家主权地位的质疑，在欧洲引发愤怒。卢近日被召回国述职，有人猜测他会受到当局冷藏，更有颇多评论指卢的言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把这两点看法放到一起，那就隐含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当局在外交中还是十分重视国家利益的。 早先那种推断“撒野言论”应属个人越位发挥而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者，似乎也多持这一前提：中国外交政策必定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而卢的言论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也就很大可能是他自作主张、胡说一气了。 我在上篇文章中表示不敢苟同这类分析，当时谈了两个原因，本文要谈另外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外交战狼”为中共政权利益而斗争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必定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我这样看，首先是根据中国当局自己的相关论述。那套论述指出，中国外交的最高利益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而是中国当今政权的政权利益（regime interests）。 早在胡锦涛当政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已经再三强调了这一点。2009年7月，戴秉国在华盛顿出席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警告美国人不要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并明确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2010年，戴秉国以官方身份发表专文，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也多次强调“国家核心利益”。习近平没有像戴秉国那样列出排序一二三的所谓“核心利益”，而是强调要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此话引自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没有明说这个“国家核心利益”是什么，但其实他对此的界定更为聚焦了，那就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不等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那么，在这些利益之上，还有什么利益能够那么“核心”呢？参考戴秉国此前的说法，显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这一套，即中国现政权的政权利益。戴秉国把这个东西列为三项国家核心利益的第一位，看来习近平觉得还不够，就把另外两项和“国家核心利益”区分了开来，单单把这个东西界定为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外交战狼”出现的深层逻辑，在我看来就在这里：中国现政权就政权性质来讲是国际孤儿乃至人类公敌，外交官要维护它就不能不“敢于斗争”，不能不一副狼态、一群狼嚎。我上次说外交战狼是制度现象，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战狼们是在维护中国现政权的政权利益，那当然会得到现政权的大大奖赏。卢沙野一路升官，外界所诟病的“战狼”们在中国外交界志得意满，其源盖出于此。如果按照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逻辑来分析，那就未免胶柱鼓瑟了。 专制政权在国际社会的“两面手法” 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外交就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如果明显的国家利益高度受损，掌控国家的专制政权也会面临挑战。问题在于，第一，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之间可能的冲突？习近平那句话说得很明白，“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就是说，如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触及中共政权利益的底线，那就只能牺牲前者维护后者。 第二，在一个专制国家，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那大体是由专制政权来认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认定的。这里，专制政权会搞很多手法，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迷惑、欺骗、操弄民众的认知。把政权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界定为“国家核心利益”，就是其中一种手法。在国际社会，专制政权同样也在这方面有多种操弄。只是，国际社会不在专制政权的全力掌控之中，操弄的难度就大了许多。 中国在俄罗斯侵乌战争这件国际大事上的立场，究其根本，也正在于维护中共政权利益，而首先不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如果俄罗斯战事败北，普京政权面临垮台危机，这对中共政权无疑将形成一个巨大冲击。所以，中国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支持普京。然而，一则中共害怕国际制裁，二则普京战事不利，这种情况下中共也决不想为普京陪葬，于是又有了和平倡议等一套把戏。国际孤儿或人类公敌要想从国际社会得到好处，要维持红旗不倒甚至还梦想主宰世界，那是一定要搞两面手法的。 卢沙野公然否定那些曾经属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独立之后的主权国家地位，引发国际社会众怒，这就不利于中共继续玩两面手法了。于是乎，在拖延了年月之后，习近平终于在4月26日致电乌克兰总统。这为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把自己看得帝王般尊贵，卢沙野再得宠也轮不到皇上给他擦屁股滴。习近平为的是党国利益——只有这么找补一番，这事儿上的两面手法才能继续玩下去。 所以，即使卢沙野被惩罚、被降职，其实也不过是两面手法的加强使用，并不代表中国外交会有什么重大转向。政权利益第一，为此撒野狼与笑面虎并用，这两点，我认为不仅适用于观察卢沙野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共外交的深层次内在逻辑。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多家媒体均报道了王丹对刘亚洲“可能被判死缓”的关注，说是“刘亚洲被整肃的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刘反对武力攻台”。 王丹认为：“关于刘亚洲的被整肃，外界有各种说法。但我认为忽略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刘亚洲是中共军队高级将领中最为旗帜鲜明反对对台湾进行武力攻击的一位”。 王丹说他本人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在东亚图书馆看到一本刘亚洲内部讲话的合集，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他对于台海问题的看法。 王丹分析道：“第一，习近平整肃刘亚洲，有可能是与刘亚洲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关的，如果如此，这就是习近平为武力攻打台湾做准备的证据；第二，中共军队高层显然是存在反对武力攻台的声音的，刘亚洲就是一个，但很可能不只刘亚洲一人”。 其实，在王丹就此发言之前，即已经有不少外界评论文章在刘亚洲“反对武力攻台”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境内的毛左们批判刘亚洲文章的观点一唱一和。比如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金门战役检讨>逆了龙鳞怒“斩”刘亚洲》一文就下结论说：让习近平震怒的最主要原因是刘亚洲的一篇文章：《金门战役检讨》。作为研究军事的中国空军上将，应该说是中共军事研究的最高权威，研究中共内战中最后一场战役“金门战役”自是他应有的研究项目，特别是中共已对和平统一台湾不抱希望，武攻台湾的时间表几乎跃然于纸之际，这篇军事研究文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本来是给习近平武攻台湾一个最好的军事参考，但他的研究结果恰恰给习近平统一中国，解放台湾劈头盖脸地泼了一盆冷水，逆了龙鳞，自然龙颜大怒……. 以笔者之见，做出如上分析的作者所犯的首先一个错误就是根本没有搞明白亚洲“反对武攻台湾”的代表作《金门战役检讨》的出笼时间和出笼背景。 其实，稍微多做一点功课在网上细心搜索一下就可以证实，刘亚洲的《 金门战役检讨——纪念我亲爱的爸爸、华东野战军二十一军老战士刘建德》一文始发于22年前，也就是2001年。 2004年7月，中国内地的《新浪军事》转载了《中国青年报》刊登的《空军中将著文检讨金门失利 攻台新战法呼之欲出》一文，说是大陆军方的“战略空军”计划、15位上将晋升等一系列大举动，预兆海峡已是风紧浪大。今年（指2004年）4月至今，大陆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的《金门战役检讨》一文在中国大陆数十家网站上流传。台湾军方因应此文，举办官方座谈，视此为解放军对台战略的一个转折。鉴于刘亚洲的身份与背景，此文一出，震荡海峡两岸。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室主任徐炎教授告诉记者，解放军已经今非昔比，大陆军方突然检讨金门战役，可能表明，为防止台湾领导人突破台独底线，大陆对台斗争已进入最后军事准备阶段。 这篇刊发于2004年七月的报道中特别提示说：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全文有两万八千余字，根据文中提示，可知该文写于2001年。 2001年的时候，刘亚洲还只是少将军衔，具体职务是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而此时的习近平还只是福建省省长，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而当时的王沪宁还仅仅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当时的张又侠还只是陆军十三集团军军长 。 也就是说，刘亚洲发表《金门战役检讨》的时间比习近平做起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复兴梦”，而且放言为达目的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的时间早了十几年。 早在1995年，笔者即已经在台湾周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过《海峡无战事—-从“闰八月”到“江八点”的世纪新预言》一书。这是为什么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出笼之后，很快就有台湾的两岸问题专家向笔者推荐，说是“刘将军印证了你的‘海峡无战事’”。 而笔者当时读罢刘亚洲的这份大作之后，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其中的这样一句：江主席说：“台海必有一战。” 最近因为刘亚洲“可能被判死缓”的传闻被热炒之后，笔者又重新拜读了刘亚洲的这份大作，不但未从中找到刘亚洲反对“武攻台湾”的论据，反而是为台湾人民庆幸习近平幸亏不重用刘亚洲。 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的开篇是：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十四天，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灭，是解放军成军以来唯一一次彻底的败仗。我军历史上虽有湘江之战、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皖南事变等惨重损失，但均非全军覆灭……。海岛作战，胜则全胜，败则全没。这一作战特点直至今日仍颠扑不破。 依笔者的看法，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首先要表达的是毛泽东以及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最大遗憾。因为“金门战役虽战于一隅，却影响全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刘亚洲说：毛泽东是一位大陆战略家。他可在陆地上将蒋介石八百万精锐鲸吞，但金门战役却败了。与其说败给蒋军，不如说败给海洋。自那以后，悠悠五十载，解放军兵锋再未染指台湾海峡。 刘亚洲在文中写道：蒋经国认为：金门战役是国民党的转折点。金门战役象一针强心剂，注入国民党濒死的肌体。这个党又活过来了。五十年来，国民党认真汲取丢失大陆的教训，励精图治。台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台湾，经济独秀于世界之林。军事赖美国撑腰，也不乏看家的本钱。政治满盘西化。已成为我心腹大患。 刘亚洲说：金门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它位于大陆边缘，北与马祖毗连，构成两栖性的边缘地带。金门是台湾的桥头堡。蒋介石说：“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湾便有大陆。”历史上郑成功、施琅攻取台湾，都以金、厦为出发地。金门在敌手中，进可封锁内陆，退可屏障台湾。金门若在我手中，台湾海峡的交通线便面临极大威胁。台湾顿失前敌。大军渡海，朝发夕至。就是到今天，欲解决台湾问题，仍首先要解决金门问题。 读完这一段，笔者得出的印象恰恰不是刘亚洲反对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恰恰相反，他这里说的“欲解决台湾问题，仍首先要解决金门问题”，当然是从武力攻台的角度讨论。 在书中，刘亚洲特别强调了“研究金门之战的意义”就在于江主席已经说了“台海必有一战。” 按照刘亚洲的说法：“金门战役，我军是以陆地为基地，渡过一个海峡，到一个岛屿登陆作战。当时我军将领只看到这是由岸至岸的水上运动，认为是由此岸到彼岸的运动作战，如同对大河大江的渡河攻击一样。而实际上，金门之战是一次两栖登陆与反登陆作战，与我将来解放台湾的战争模式是一样的。台湾是放大的金门。二十八军是缩小的我军。金门之战是一面镜子，可以正衣冠，可以论得失。金门战役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今天仍不同程度存在。时光虽不能倒流，历史却可以重演。唯有认真吸取金门之战血的教训，才能在未来的台海决战中稳操左券。” 诸位看官和听众，请注意，刘亚洲特别强调了金门之战是一次两栖登陆与反登陆作战，与我将来解放台湾的战争模式是一样的……。唯有认真吸取金门之战血的教训，才能在未来的台海决战中稳操左券”。 读完或听罢如上这段文章，你们不觉得说刘亚洲反对武力攻台实是太冤枉他了吗？ 至于为什么要通过对金门战役的“检讨”来促进中共解放军“加强对败仗的研究”，刘亚洲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胜利有一百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我们对金门之战关注太少。这一点，我们需要有美军的精神。美军直到今天还在研究越战，而对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却不大用心。越战是美军战史中最惨痛的一页，虽已翻过去二十多年，可美军仍不停阅读，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失败是警钟。胜利又何尝不是警钟。美军对失败死死咬住不放，对胜利则格外当心。其实这正反映它求胜心切。我们正相反：胜利浓泼重彩，失败轻轻带过。研究战史也是治史，需要董狐笔。要避免‘年代久，失之真；年代近，失之偏’的倾向。” 众所周知，早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共内部即陆续出现了金灿荣、张召忠为代表的一批号称爱国，实则误国的脑残专家。为此感到忧心忡忡的刘亚洲提醒道：“今天，台军已非当年蒋军，台湾亦非金门。更何况天险横亘。台海作战将比金门作战艰难万倍。不是台湾固守台湾，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自我方备战以来，一股在金门之战见过的、似曾相识的气味渐渐袭来。前年，有关部门论证台湾可不可打，雄心万丈，壮语盈耳。有的讲：‘打！朝发夕至！’有的讲：‘台湾军队不堪一击，我军稳操胜券。’有一张报纸更以唬人的大标题这样写道：‘我军的导弹可准确无误地打到李登辉的办公桌上。’去年，这个部门论证如何打，我去参加，更见一团鼓噪。心浮得都飘到半空中去了。我出一题目：“现在举头是卫星，低头是雷达，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福建运兵？”一人回答：‘那还不容易！你看见这几个七天的长假期了吗？全国那么多老百姓在列车上移动。我们可选一个长假期，将军队士兵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坐火车入闽。神不知，鬼不晓！’我报以苦笑。主办单位让我最后发言，我只讲了一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正是这段内容，日后成为中国内地毛左们的把柄，认为刘亚洲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殊不知刘亚洲的苦心真的是如“军报网”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说的“以史为鉴，挫折过往砺后人”。 刘亚洲在此文中还激情地写道：“五十二年前，为了祖国的统一，我英勇人民解放军九千健儿，义无反顾地渡海作战，血洒海疆。壮志未酬，魂魄不灭。我常常在夤夜听见他们恨恨的呐喊。由于主帅轻敌，指挥失当，壮士一去不复返。九千颗不屈的心脏，千载之下，谁与抚平？历史告诉我们，大方向错了，纵有万千忠勇之士，也只能空抛头颅，凄问长天。金门之战是我军宝贵遗产。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再败。” 这段文字表达得已经再清楚不过，刘亚洲“检讨”金门战役的目的恰恰不是在宣扬“攻台必败”，而是在提醒全军只有汲取金门战败的教训，才能保证来日攻台不再失败！ 刘亚洲在此文中还介绍说：台湾军队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古宁头战役之前，我军守岛，皆采取守势作战。而古宁头之战，二十二兵团不守却攻，奠定胜局。金门、马祖与台湾皆为海岛，仅大小有别耳。保卫台、澎、金、马基地之作战，皆为反登陆作战。反登陆战在本质上为守势，但在作战行动上则必取攻势。因为只有以攻击手段，始能消灭登陆之敌，达成防卫之目的。此古宁头作战宝贵之经验也。‘由此可见，将来我军攻台，台必攻我。纵是本岛作战，台军也必取攻势。我军必须做好与台军对攻之准备。” 在此基础上，刘亚洲在他的这篇《金门战役检讨》中也还提醒了“将来我对台作战，务必做好第三股力量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的准备”。 刘亚洲说：这第三股力量可能是日本，主要是美国。我可以断言：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必然参战。理由有四：①二十一世纪美国已把遏制中国的崛起当作首选目标。②台湾具有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③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④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它如不干涉别国主权，它就不是美国。昨天，我们从蒋介石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今天，我们应从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能用嘴巴来保卫，只能用武力。我们必须做好与美军一战的准备……。” 至于中国内地的毛左们是如何把刘亚洲在这篇文章里“美国必然参战”的论断，与他其他作品中对美军之强大的客观介绍和分析联系在一起“上纲上限”的内容，留待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在此需要给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一文先作一个最一句话的结论，那就是惟恐对台作战再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普京与习近平的铁血镇压，是要让所有批评者闭嘴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普京政权以叛国罪判处四十一岁的异见人士卡拉穆尔扎二十五年监禁。这是普京掌权以来，对异见人士的最重判刑。 卡拉穆尔扎在法院听取判决后，向律师微笑。律师后来引述卡拉穆尔扎的话，说自己被重判反映克里姆林宫“肯定”其工作。卡拉穆尔扎的妻子叶甫盖尼娅也在声明中指出，这个判决表明，克里姆林宫非常害怕并且非常憎恨其丈夫，以至于他们想把他锁在监狱里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早在十七岁的时候，卡拉穆尔扎就已如先知般地批评普京。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当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为纪念前苏联领导人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揭幕了一块向后者致敬的牌匾。在那一刻，卡拉穆尔扎就认识到普京的俄罗斯将向何处发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周后，卡拉穆尔扎在一篇演讲中指控“克里姆林宫的独裁政权”犯有战争罪。一年多后，他再次发出警告，但这一次是在这场叛国罪审判的结案陈词中。他早年曾被两次下毒导致神经病变，他指控是莫斯科政权要暗杀他，但俄罗斯当局加以否认。 赫尔辛基亚历山大研究中心主任坎格斯普罗评论说，卡拉穆尔扎被重判，是普京政权向其他敢于发声的反对派人物发出的警告。在普京的俄罗斯，绞索正在收紧。根据人权组织的数据，近两万名俄罗斯人因反对乌克兰战争而被拘留。 无独有偶，八天前的四月十日，习近平政权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另一名人权活动家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国的这场审判比俄罗斯的闭门审判更加秘而不宣：在法院系统的官网上找不到该案的任何资讯。审判结果是由律师告知家属的，而律师受到威胁，不得将判决书转交家属。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随即公布了许志永和丁家喜撰写的在法庭上不被允许表达的最后陈述。许志永称，其梦想是建立美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国，“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与卡拉穆尔扎一样，许志永也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反对者，他在中学时代就在日记中誓言推翻共产党暴政。丁家喜则强调“专制必亡”，“中国的巨变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墙之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文明的脚步如同惊蛰的雷声！我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中国人民将从极度奴役中清醒过来……只要人民不再信任和服从他们的专制统治，独裁者和其特权利益集团的特权就会崩溃。” 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员倪伟平表示，这是他印象中最严厉的判决结果。两人的刑期超过了胡温时代末期被重判十一年的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刘晓波。两人遭判超长刑期，形同“践踏公义”。总部位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指出，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残酷、荒谬的定罪判刑”，反映习近平将和平维权活动“视如寇雠”。在习近平掌权的中国，任何人都必须闭嘴才能避免牢狱之灾。 近期，中国和俄罗斯不约而同地修改了法律，加大对叛国罪、间谍罪等罪行的惩罚，两国政府经常用这些罪名惩罚反对派人士。普京和习近平通过炮制多如牛毛的人权案件来维持其权力，但其权力如沙滩上修建的城堡已然摇摇欲坠。这两个抱团取暖的独裁者，正在展开一场比赛谁更独裁、谁更狠毒的竞技。那么，谁会最终胜出呢？ 重判异见人士，表明普京与习近平与西方分道扬镳 习近平政权重判许志永和丁家喜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韦帕特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决”这两位人权捍卫者，两人被重判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比如集会与表达自由。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和无条件”释放两人，还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所有人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美国将永远与在中国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卫人权的人们站在一起”。英国和若干欧洲国家也纷纷谴责这一判决。倪伟平分析说，许志永与丁家喜遭重判，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清晰的讯号，即“任何在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倡导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都会被无情打压”。中国政府如此对待国内最知名的人权捍卫者，“对有些急于恢复对中关系常态的外国领导人不啻当头棒喝”，国际社会“必须跟那些为中国民众争取权利付出最大牺牲的人们站在一起”。 普京主导的这场判决，也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严厉谴责。英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大使，伦敦还宣布将对与卡拉穆尔扎被捕有关的五个人做出制裁。欧盟谴责说，该判刑“令人发指”，促请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联合国形容说，该判决是“俄罗斯政府对民权及法治的再一次打击”。 在习近平的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此次判决并非首例。在中国，“七零九”大抓捕是“六四”屠杀之后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扫荡。在这一过程中，普遍施加的酷刑、株连家人、审判前当局一手导演的当事人电视认罪，均明确无误地显示，习近平政权已然撕下最后的面具。近期，中国当局拘押了在台湾备受赞誉的出版家富察和官方媒体《光明日报》资深评论员董郁玉，多名日本外交官也遭拘捕。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下毒加害且被判九年徒刑，记者萨夫罗诺夫因撰写有关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文章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着名批评者伊利亚·亚申因公开反对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军队在布茨亚的大屠杀被判处八年半徒刑，西伯利亚记者玛丽亚·波诺马连科因报道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剧院的轰炸而被判处六年徒刑。 普京和习近平都有学习效彷的老师。普京屡屡向暴君斯大林致敬。在斯大林一百二十岁冥辰，自称祖父曾是斯大林御厨的普京公开出席纪念活动。在他看来，斯大林是国家权力和苏联强盛时代的象征。长期报道俄罗斯问题的记者奥卓夫斯基指出，普京身为一个受训练成为间谍的人，没有明显的价值观且善于模彷，他能推测最适合当下情势的人格，以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他对传统主义的核心选民说，国家是唯一的大众福祉维系者，如今俄国正受到美国为首的敌人的包围，丝毫不能向西方示弱。而他对中产阶级则是另一番说辞：别介入政治，尽情享受人生，由克里姆林宫来打造经济的荣景。他经常强调，唯有他才能给俄罗斯带来稳定和繁荣，并恢复苏联帝国的荣光。 与之相似，习近平也频频向毛泽东取经，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都在毛时代便已定型了。无论是“枫桥经验”，还是“整顿三风”，以及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创业，都是来自毛泽东的锦囊妙计，正如台湾学者王韵所说：“习式治理打着中国制度优势的招牌，事实上是推销一种顶端优势逻辑下的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理想与需求，只能单纯为党国服务。更糟糕地是，习近平团队并没有贡献什么在互联网时代的新论述或手法；它在二十一世纪实践采用的却是二十世纪初的整风语言或手法。” 习近平与普京对西方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强硬，不再配合西方上演“人权秀”，不会在西方的压力之下释放政治犯。俄国政治学家古德科夫认为，普京的俄罗斯不是威权社会，而是一种升级版的极权社会，可称之为“拟似极权主义”或“复发极权主义”，这个政权不可能发展成正常运行的民主政体。这一分析同样使用于习近平的中国。在俄罗斯长大的美籍记者玛莎·葛森哀叹说：“这个国家想要自杀。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话语、人民的抗议、人民的爱——都会引来攻击，因为生命的能量对这个社会来说变得不堪承受。”在中国也是这样，因为新闻的严密封锁，许志永和丁家喜的抗争不为人所知，普通的中国人对抗习近平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躺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对习近平来说，在有了“核心”的称号后，他现在最想要的是“人民领袖”了。“核心”虽然意味着大权在握，但“人民领袖”除此之外，还意味着一种政治和道德的权威和神圣，自己的统治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当局总想将这个称号正当化。 在过去几年，官方的宣传以及学者偶尔会用“人民领袖”来称呼习，习的亲信，如蔡奇、栗战书等也在公开场合喊过“人民领袖”，可响应者寥寥。这说明当局要推行这一称呼，即使在党内高层，阻力也很大。而高层包括习的某些亲信，在这个问题上不配合，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人民领袖”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不是随意可以叫的，它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 从政治的角度看，人民是个神圣字眼，好比宗教中的上帝，事实上，在民主政体里，人民就是上帝。中共号称人民政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教育是人民的教育，医院是人民的医院，举凡政权的一切，包括江山，皆是人民的，都属于人民，都要贴上“人民”的标签。原因在于，人民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要挂上人民的招牌，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历代中共领导人，仅毛泽东被称“人民领袖” 习鼓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亦是表达这层含义，强调中共政权来自人民，得到人民支持，故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正因“人民”太神圣，中共几代领导人，只有毛被称作“人民领袖”，连邓小平都不敢，邓甚至没自称或让他人称为领袖。华国锋虽然在抓捕“四人帮”后的两年里被称为“领袖”，可也只敢叫“英明领袖”。 毛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被称作“人民领袖”，不仅在于他是这个政权的缔造者，也在于人民自觉自愿地接受他的统治，至少在中共建政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官方的造神，人民群众确实发自肺腑地热爱拥戴毛。文革红卫兵对毛的狂热崇拜，今天看来愚昧之极，却也是真诚的。因而在此意义上，毛的“人民领袖”称号恰如其分，受之无愧。 今天的习近平不具有这两个因素，虽然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改造，力度也非常大；另外，在过去10年，他从来没有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未能赢得民心和党心，甚至还“培养”了一大帮党内和社会的反对派，尤其三年疫情清零，几乎将民心“清零”掉了。很多人不但不热爱他，反对他恨之入骨，盼他早日下台。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他现在的统治，是建立在一种政治高压和对民众一套虚假的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上。 当局加大对习近平“人民领袖”的宣传 可是，习很想人民自发地热爱他，尽管事实上做不到。但如果在官方宣传特别是在党的文件里，被堂而皇之地冠以“人民领袖”，就能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他的统治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衷心爱戴，这样和毛就比肩而立了。从这个角度看，习的确有要得到“人民领袖”称号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官方已经赠送给他诸如“核心”、“统帅”、“舵手”、“领航人”多个称号，唯独缺一个“人民领袖”。虽然当局也在努力地打造他“人民领袖”的形象，官媒偶称他“人民领袖”，但至少到现在，这一称呼未能流行开。 当局对此是不死心的，今年以来，加大了对习“人民领袖”的宣传力度。2月28日，为了给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造势，塑造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以体现“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感，党的宣传部门指示中央和省市两级党媒，在头版头条隆重刊发习过去五年关心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的报道，标题即是“领袖与人民心连心”。新华网还专门制作了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的两会节奏”的网页，将有关习的两会报道都放在这个网页下。央视在其官网上，也建立了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的网页，最近一篇习的报道，是5月2日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时间都去哪儿了’”，这篇报道被其他央媒转载。 当局从两会前夕到目前这波有关习的“人民领袖”的操作，尽管力度比以前都强，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媒包括省以下党媒都跟随，即便当局的御用学者，亦少有人公开或撰文称习“人民领袖”。两会前，虽然有个别亲信肉麻地捧他，但两会后未见其亲信再这样称呼。可见，对当局这波想通过“人民领袖”称号来造神，连他的亲信恐怕都未必买账。因为他们内心明白得很，习德不配位，根本配不上“人民领袖”这个崇高的称号，如果在此事上公开舔习，会被留下骂名的。 想自封“人民领袖” 又怕党内和群众反对 作为一个自我期许非常高的人，习或许认为自己对中共的再造之功比得上毛打天下之功，当然也就想人民想对待毛一样对待他，得到“人民领袖”的称号，并让这个称号成为中国政治的正式语言，在党的文件、官方宣传和民众中传播开。无奈人民群众太不“开窍”，没有领会他的心思，他也没毛的自信，怕遭党内和群众的反对，所以，在要不要将“人民领袖”的称号正式推出的问题上，有些犹犹豫豫，只好隔段时间通过央媒放风试探，看党内和社会的反映。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洗礼，多数民众还是有基本的免疫力，分辨得出好与坏，即便毛再世，他今天要得到“人民领袖”的尊称，恐也很难。习过去10年行高压统治，虽然人们不敢或不愿反抗，被迫噤声，但要他们去附和，呼应当局的“人民领袖”称谓，是不可能的，一些基本的底线不能突破。 纵观历史，“人民领袖”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由他人廉价奉送的。习倘若真要让自己成为14亿中国人发自内心认可的“人民领袖”，最起码要广开言路，让人民畅所欲言，没有任何顾虑地说他们想说的话。 当局今后还会用“人民领袖”来描述习，但要强推这个称号，成为官方正式用语，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则断无可能。看来，习只能遮遮掩掩地让全国人民了解他这个心思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西路军”的下场远比刘亚洲所披露的更悲惨、更恐怖》发布后，一位叫“true? ”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刚开始看还觉得是这么回事，到后面那么多胡说八道，结果除了跟刘亚洲写的差不多的部分，别的都不可信了。再说你比刘亚洲早三十年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估计是现在才在别人的要求下，参照了刘亚洲写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编好吧。” 这位网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笔者成功逃离中国大陆的次年，就已经开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关于“西路军”史实的第一手资料，真的不是“到现在才说”。当年的美国、香港、台湾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动刊物”，比如当时还是纸刊的《民主中国》，以香港的《开放》杂志等，都曾经发表过笔者的相关回忆文章，其中对于幸存女红军沦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更详细。 多年前笔者在我们的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一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恐怖》中，也向读者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笔者作为甘肃省永昌县的“路线教育工作组”成员，于坐落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穷乡僻壤里的所见所闻。 当年的中国大陆上的“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地区的反映”，所以我刚进村就有才从城里下来不久的新“知识青年”向我这个“老知青”大惊小怪地警告说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说生产队长推荐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老雇农竟敢对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还过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饿饥慌了(饿极了的意思)。 被这件事情吓白了脸的生产队长赶紧把那老雇农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来，我发现那老妇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笔者截止当年被迫“上山下乡”之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都是生活在一个大型国企的家属区里，因为当时全国动员“支援三线建设”的原因，这个家属区里的一些孩子是随父母从东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迁过去的，所以笔者从小就对东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产队长拼命向我解释说:“他们两人一是没有文化，二是也老糊涂了，工作组同志你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个事情。再说，这老婆子也不容易，国民党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女红军，让马匪的回回兵给……” 队长说到这里看见那老夫妇的眼里冒着凶光，不敢再说下去。我赶紧安慰老夫妇说:“你们都没有文化，说错话没关系，以后别再乱说了就行。” “错个了球!”老雇农不顾婆姨的阻拦，张口开骂：“国民党的时候我给地主当了二十年长工，只要干活就能有饭吃。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干活的比不干活的饿死的还快。现在比六零年好点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这搭(即这个地方)最穷的人，可是再穷也还把这个红军婆姨养活了。现在可好，一个村里就有二十多个三十大几的汉子没有婆姨。四川来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个，穷汉子们还是换不起。队里让我给城里来的青年讲‘新社会’的甜。啥叫个甜?糖才叫个甜，可我老汉已经二十多年没尝过糖是个啥滋味了。城里来的青年说我是反革命，他们知道个啥?我就是个反革命又能把我做个啥?大不了来把我这老汉球咬掉。” 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1937年12月，毛泽东在召见李先念等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评论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如此不顾事实，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论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数侥幸活了下来的前“西路军”将领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后被中共党史、军史界誉为“给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军”疑》，才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 而正是这位朱玉教授，就曾经关注过笔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的讲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肃省永昌县双湾地区的故事。这是当地一个曾经管过“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干部写信告诉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长大的。 西路军战败后，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将领们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长”的威风了。刘亚洲的岳父李先念当时率领着几十人逃进深山与狼共舞，过了好长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历尽千难万险才到了新疆，后来被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陈云找到保送到延安，并向毛泽东引荐。这就是毛泽东去世后的十几年里李先念紧紧追随陈云，共同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对抗的历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笔者在永昌县地处腾格里沙漠边陲的双湾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个当地农民给我讲述过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标题为《红朝的那些事情》的网文中记述说：……这一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和警卫排黯然离开部队，很难想象陈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张琴秋也在大部队里，而陈昌浩却要扔下她和战友们，独自逃命。 陈昌浩和徐向前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离开大部队后，在当地碰到一个汉族医生，叫但复三。 但复三是个讲义气的人。看到两个红军首长落难，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他们在家里过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饭过了黄河，又翻过六盘山，终于同援西军会合；陈昌浩却比较倒霉，他发了高烧病了一场，病好后没有去陕北，而是让但复三陪着去了西安；在西安没找到延安办事处，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后从西安转到耀县，千辛万苦才回到延安。 该文中说：陈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军还有两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围。其中由伤病员、妇女组成的分队几乎全部损失……。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焦家婆姨”，想必就应该是被陈昌浩、徐向前等将领们抛下的“妇女分队”的成员之一。 中共党史资料中介绍说：当时的马家军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各个山头把守更严了，他们不认识徐向前，因此严密盘查，见人就抓，抓起来就审问是不是徐向前、认识不认识徐向前……。 至于徐向前日后的遭遇，笔者听到的故事是：徐向前当时为躲避马家军的追剿，装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拉着一口白骆驼。当地虽然骆驼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见，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骆驼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镜，就显得有几分仙气了。但因为此地交通不便，平时极少有外地人造访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浓浓的外地口音使当地人不用问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马家军打败的红军，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马家军以“通匪”罪名满门抄斩。 当年的双湾公社如今早已更名为双湾镇。辖区内有一个叫天生坑的村落，当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个金戒指向当地一个姓黄的地主换了一盆面条吃。这个地主难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所以还把戒指丢进灶火里烧了半天。 这个地主当时大着胆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诉了他去新疆的路线，临别时还给他带了几个白面馍(当地的馍馍蒸得很大，一个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确实像李先念日后的纪念文章里写的那样，即使在打了败仗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也“毫不灰心丧气”，坚信“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临走时给那个地主写了一张条子，嘱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后也许用得着”。 当时的徐向前打听了去新疆的路线，但此后却反其道去了凉州（今名武威），继而又从凉州去了陕北，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年的这个地主当然不可能预想到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是中国共产党坐了天下，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像个凡人，所以真把那张字条缝在棉袄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这个地主因为曾逼死过人命而被判处死刑，听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枪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于是拆开袄里子，向军管会的人出示了那张条子。地方军管会的人对此辨不出真伪，于是把条子上交甘肃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电报中共中央，回答是“确有此事”。 结果，这个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释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甘肃省是中国大陆上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笔者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数篇披露三年大饥荒时甘肃省的具体情况。 1960年是甘肃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06‰，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 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 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 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武威专区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 前面所说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换面条吃的那个双湾公社（今双湾镇）的天生坑，就是永昌县与民勤县交界的地方。 当时的双湾公社境内连死带跑，共损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队甚至出现过数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卧床不起的时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家人指点了当年他曾给徐向前指点过的去新疆的路线，让家人到那里去讨一条生路。 这个可怜的老人虽然一九五零年没有被枪毙，但最终还等于是死在共产党手里了。日后的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合作化”和“大跃进”，自然灾害再严重也还不至于大量饿死人甚至于活人吃死人。 当年中共的西路军被打败后的流落人员虽然吃尽了人间苦难，但最惨的也还能讨到口饭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产党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样，当地人都被饿死无数，甭说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没处找去，哪来的剩饭给外来的人吃?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随父母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祁连山脚下的景象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坟比树多。 当地人说:这里的坟，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里面没有棺材的。坟里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马回回杀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后被饿死的。 笔者早在三十一年前发表在《民主中国》 杂志的文章中就已经感慨过：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间的新坟里装的都是被共产党饿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旧坟里装的人到底应该说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还是应该说是被共产党杀死的?如今，他们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对他们当年的那段历史做一番完全忠实于事实真相的重新评价，真不知他们的冤魂还要继续悲泣到何年何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后，美国社会就有心理准备，下届总统大选恐怕是两位高龄候选人的延长赛，尽管拜登屡屡被质疑年纪太大，就因为几经评估，他还是党内“最有可能击败川普的人”，对民主党来说，这一因素考量，更胜总统个人年纪隐忧。 同样的，川普历经“1月6日国会暴动案”听证、海湖山庄国家档案搜索、期中选举（川普效应不如预期），再到近期因性侵封口费案遭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他的党内民调依然领先群雄，原因就在至今他仍被共和党支持者视为是最可能赢回白宫的人。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唯有拜登可以赢川普，川普支持者认为唯有川普可以赢拜登，于是美国大选就这样走上今天两方看来都无替代方案的局面。 民调表现上，美国民调机构FiveThirtyEight最新数据，美国人对川普的好感度为45.4%，对拜登的好感度则是42.7%，确实是伯仲之间，负面观感部分，川普是53.9%，拜登是52.3%，两人也几乎一样。而在另一家民调公司《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的调查中（和《政治媒体》（Political Media, Inc.）合作调查），在不考虑副手时，川普支持度甚至领先拜登6个百分点（47%：41%）。 川普之所以可以锲而不舍紧缠拜登，和拜登施政困境有关，他最新施政满意度为36%，创任内新低，和川普一样，都是踩著低民调的基础准备寻求连任，预示了他的竞选之路将非常严峻。 至于“拜登指标”最具正面意义部分，应该是自他2021年上任后，美国在国际间的形象出现了显著翻转。根据盖洛普最新的全球领导力报告，在137个国家中，对美国领导力的认可度虽然尚不及2016年前的高点，但比起川普任内跌到他国30%认可度的持续低潮，至少已回复到41%的水准，美国国家领导力认可度，现仅次于德国的46%，且依然远胜中国的28%和俄罗斯的21%。 站在其他国家角度，拜登或许是个比川普更好的国家领导人，不过，美国总统选举毕竟是“国内”选举，在美国人之中，显然有为数不少认为川普就是好过拜登。 一个默许以暴动破坏选举结果，还遭到性侵罪指控的前总统，声势纵然不再如日中天，却也表现出他个人所具备的顽强支持基础。那么，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 关于川普和美国社会的共生关系，过去已有非常多分析，近期川普宣布将再出马选总统后，有媒体又提及过去一项“川普利器”，就是“不容否认川普是‘有趣’的”。早在2018年，美国政治评论家赖利（Damian Reilly）就曾写文章说：正是川普式幽默，让他击败了一个无趣的希拉里。 直到今天，“川普式幽默”仍显而易见，举凡各党任何造势、演讲，唯有川普最能引发台下群众此起彼落的笑声。川普的反对者或许很瞧不起川普乖张的言行举止，但内心恐怕也不得不承认川普比起多数政客，除了言语煽动性，确实更谈笑自如。 这也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川普真的好笑吗？以及，让群众发笑和领导力有关系吗？ 第一个问题纵然可以有主观评价，但身为川普支持者，先决条件已是无论如何都会被川普逗笑，若说“政治情绪”很多时候是靠政治人物激情的语言渲染，同样的，“能让人笑出来”的政治人物，有时也具备拓散支持的效果，尤其在以幽默感著称的美国社会。 于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涵盖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客让群众发笑的本事，通常不会和他个人领导力产生联想，却是现代民主政治一股少不了的力量。不是每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幽默感，但有幽默感的政治人物，在选民接受度上，先天就吃香许多。在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就引述了NPR记者夏皮罗2012年在白宫记者晚宴上所说：“它（政客的幽默感）可以解除对手的武装，并吸引对自己原本持怀疑态度的选民。” 就“有趣”特质，川普确实优于其他人，但说笑的本事并非万无一失，尤其到头来他的语言通俗已跨过低俗的界线，让自己几乎成了刻薄的丑角，他本身自带的幽默感，虽有助于和对手的一板一眼做出区隔，而长期高达半数人口对他持负面观感，很大程度却是被自己得意忘形、口不择言所拖累。一来一往，他一样给了拜登无限希望。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