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曝兩起基因編輯致死案 引安全與透明度爭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南京學運同樣風起雲湧、驚濤拍岸 譚嗣同說過，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謂秦政，至少包括兩方面：皇帝一人獨裁和首都中央集權。共產紅朝號稱反封建，卻把兩者全盤繼承下來。過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產黨的權力中樞，毛澤東晚年曾對來訪的尼克松說：「我無法改變整個世界，我只是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在當代中國，北京中心主義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國各種資源，以供盤踞在此的統治階層自肥，而關於首都北京的論述，也一葉障目式地成為關於全中國的論述。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是反對派的論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義原則。比如，長期以來，對八九民運史的書寫就始終以北京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這場運動被稱為天安門運動，但實際上，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天安門是一個關鍵場所，但絕非全貌。澳大利亞學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揭露了發生在成都錦江賓館的另一場屠殺，在成都長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見，「在地」者其實是多麼地「離地」。 八九民運應當是一幅全國拼圖，每個地方的參與者都有責任拼上自己那一塊馬賽克。南京學生領袖吳建民的回憶錄《歲月有痕》，為之拼上了關於南京學運的關鍵部分。吳建民出生於高級軍官家庭，當過兵，在南汽集團工作過，一九八九年，他即將從江蘇商業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學運爆發後，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軌跡因此改變。與大部分直接從高中考入大學的本科生相比，他當時已二十六歲，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有勇有謀，妙語連珠，也有組織管理才能，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南京學生領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數量、學生在校人數的規模，在全國排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在這本回憶錄中，吳建民詳細描述了南京學運的過程和特徵，與北京學運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學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個指揮南京地區學運的指揮部「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前後任職常委的七個同學，清一色是南大學生，外校學生一個都加入不了，這在北京學運中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在南高聯之下，又建立「參謀部」，「參謀部」彙集各校的骨幹，每天處理日常事務，這是北京學運中沒有的建制。 學運過程中，吳建民提出「北上運動」的構想。他認為，南京作為民國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學運領先於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滿足於一城一地，應當率先發起「北上運動」，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將安徽、山東、河北、天津的學生都動員起來，像滾雪球般壯大。當這支隊伍走到北京時，就有條件在北京組成「全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然後以「全高聯」而非「北高聯」的身份與中共當局對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學生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長征團」，從鼓樓廣場出發，徒步前往北京。吳建民任「北上指揮部」副總指揮。這支數千人的隊伍，一路突破圍追堵截，六月三日，到達安徽滁州師專集結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隊伍本要出發，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們還不知道，北京已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難者。江蘇和安徽兩省派來大量客車已攔在隊伍前面，且還有很多荷槍實彈的武警。前來勸誡的江蘇省常務副省長兼教委主任楊詠沂告訴吳建民，北京已清場，現場的武警將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學生前進。吳建民和指揮部其他人員被控制起來，大部分同學都被推上大客車帶回南京。少數先遣隊同學騎自行車到了張八嶺鎮，遭到武裝民兵攔截，並威脅說：「再往前走就開槍了！」最終「六四北上」的終點站，就在張八嶺鎮畫上了句號。 屠殺之後的抗爭，更是可歌可泣 被帶回家後，吳建民被軟禁在家一個星期，然後回到學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發布「南京市高自聯通緝名單」，他名列其中。學校保衛處官員把他帶到公安局。隨後，尚有良知和風骨的學校王院長將其保釋出來，讓其參加畢業考試。但上級命令扣下其畢業證書，並要求他每天到「清查辦」交代問題。 當時，吳建民和其他南京學生領袖聽說香港有「黃雀行動」，但他拒絕流亡海外，對逃入美國使館的方勵之夫婦無比失望，「導師跑了，丟下萬千他的追隨者跑了！……那我們這些學生怎麼辦？我們也可以跑嗎？大使館裝得下成千上萬的參與六四學潮的學生嗎？」他表示：「我反對臨陣脫逃！反對當中國民主碰到困境時就選擇逃亡國外！」他慷慨激昂地對同仁說：「我願意付出青春、付出熱血，比起那些已經在天安門廣場死難的同學，我們責無旁貸，應該留下來堅持！」 隨後，吳建民發動大家辦刊物、建立組織，完善「後六四時代」的抗爭機構。他到上海、肇慶等地與香港支聯會派來的人碰面，對方帶來資金資助。二十多年後，吳建民流亡美國，原本計划到香港向支聯會致謝，香港局勢卻江河日下，支聯會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時的吳建民，經過「六四」屠殺，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惡，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推翻中國共產黨，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為實現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實現十四億的人民人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奮鬥。 一九九零年春，吳建民在鼓樓大街鍾亭約見南京幾所高校的主要學運領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組織機構的想法。他們討論組建「中國民主前線」，並設立最高常務委員會，吳建民被推舉為主席，副主席為彭萬忠、李勇，李力夫任秘書長兼常委，委員有王立軍、王小泉、段小光、王建華、劉格等，他們大都是學生或青年教師。這些反抗者都不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國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廣州、杭州等地，類似以秘密組織的形式展開反抗的群落還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語言學院年輕教師胡石根等發起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活動，僅在北京就有數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稱「十五人案」。西北大學有張明案，蘭州大學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殺電影」案。「六四」前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有不少是隨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機者，因為人們普遍樂觀評估這場民主運動可能會成功；「六四」後仍然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衛填海式的真英雄，因為此時的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螳臂檔車。 過去，由於資訊有限，我曾撰文批評，中共槍聲一響，反抗運動灰飛煙滅，比不得韓國的反抗運動——光州事件中，全斗煥軍政權殺人的兇殘一點也不亞於中共，但韓國的抗爭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後繼，韓國人似乎比中國人更有血性。但後來當我陸續讀到廖亦武、劉賢斌、吳建民等人的回憶文章和回憶錄，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是沒有魯迅所說的「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只是他們「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就連在文革最黑暗的時代，楊小凱在獄中也接觸到各式各樣組黨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們都被屠戮殆盡。中國未能像韓國那樣實現民主化，不是因為中國人比韓國人更怯懦，而是因為中共政權比韓國軍政權殘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備前所未有的勇氣、智慧和韌性。 他的刑期之長，超過二十一名被全國通緝的北高聯領袖 吳建民等人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和人性的幽暗，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在中共國安部門嚴密監控之下。幾個月後，國安部門就收網了，他與同仁紛紛被捕。多年後，他從獄中歸來，才知道他們的組織早已被中共滲透。與他一起赴外地會晤支聯會代表的女同學吳蔚，向當局供出若干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行動細節。他出獄後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其間慢慢與當年南高聯的成員恢復聯繫，只有吳蔚從未出現過。另一名經吳蔚介紹進入地下組織核心圈的女同學羅明娟，當時負責開設賬戶存入香港支聯會轉來的幾十萬資金，案發後此人一度人間蒸發，那筆巨款也不翼而飛。吳建民出獄後才知道，羅明娟順利在南大完成學業，然後到廣西國安廳工作，他這才恍然大悟——這個女生最初就是當局安插在他們身邊的卧底。吳建民也認為，那個唯一名列全國通緝令名單、日後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的南京學生領袖也是同一類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動和秘密組織起家的，這些單純天真的學生的所作所為，在其眼中如同過家家般幼稚。 國安部門一開始企圖誘騙吳建民充當線人，聯繫香港支聯會人員來內地與之會晤，然後將來人一網打盡，卻遭到吳建民嚴詞拒絕。當局將不予配合的吳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國通緝的二十一個學生領袖都長。江澤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學運領袖作為各省站隊的態度。緊跟江澤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獻投名狀，對本地學運領導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獄中的待遇也更惡劣。當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劉曉波，後來讀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憶文章之後感嘆，廖亦武坐的監獄猶如地獄，與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監獄中簡直如同天堂。 吳建民在回憶錄中詳細講述了自己從看守所到監獄的鐵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鐐」，被單獨關押在長寬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閉的號房裡，巨大的頂燈二十四小時都照著人。他多次遭受國安人員、獄警、牢頭獄霸酷刑折磨，他說：「我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帶到操場上，有犯人蹲在一個圓圈中，周圍有六頭狼犬眈眈相向。警衛紅旗一揮，六頭狼犬就撲上去。犯人抱著頭，趴在地上嗷嗷慘叫。獄警嚴厲警告：「你不服從管教，下次就輪到你了！」吳建民差點嚇得暈過去，他寫道：「這一次觀刑體驗，讓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帶出去觀斬、看其他犯人被槍決的血腥場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還有哪個政權、哪個政黨能比中共更邪惡、能比中共更殘暴！這個場面給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後，我經常在夢中夢到這一幕。」他在獄中聽說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後被活摘器官，他的老軍醫的父親悄悄告訴他一個辦法，讓他體檢時尿液含血量超標，由此逃過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單。 吳建民被捕後不久，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訪華，向中方提出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與之會談的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回憶錄中寫道：「名單中有『吳建民』其人，我向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建民答道：『在。』貝克見狀，反應還算機敏，馬上說：『你放出來了。』引起鬨堂大笑。」從此細節可看出，中國的「戰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現的，錢其琛一副痞子無賴嘴臉，裝瘋賣傻、李代桃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將該細節寫入書中，殊不知這是要遺臭萬年的。貝克奉老布希之名訪華，要跟中國恢復商貿關係，對這種惡作劇無從深究。二十多年後，貝克在美國會見流亡出來的吳建民，當初他對包括吳建民在內的名單上的政治犯或許確實真心關切，但受制於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無數像吳建民這樣的良心犯最後就被忽略不計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國擁有數億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用今天的說法就是「韭菜」和「人礦」）及龐大的市場，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國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權重新恢復了自信，學者白信評論說：「中國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與美國國會的年度最惠國待遇談判中，玩弄以異議人士換市場的人權政治，從而不僅逃避屠殺責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權責任，而且造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至今仍然無法突破對鄧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開放的幻覺。」 一次反對中共，一生都反對中共 一九九七年，吳建民提前獲釋。南京國安不允許他在戶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無錫經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來，吳建民經商有成，創建的廣告公司擁有兩百多名員工，在當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無法到銀行貸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單。像他這樣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規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業發展大了，就會被盯上並搞掉。他致富了，在社會上是有頭有臉的企業老總，是當地商會的秘書長。然而，「六四」的標籤一輩子都貼在他身上，他剛開始談戀愛，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國安恐嚇。他與第一任女友到了談婚論嫁階段，女友的父親是一名高工，強迫他寫一份絕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保證書，他拒絕此一無理要求，這樁婚事就告吹了。 中國政府用有限的賺錢的自由來鎖定民眾，導致「六四」後沒有幾年，民風驟變，唯利是圖。中產階級群體中，並未如西方現代化理論那樣出現民主訴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指出，在很多國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貧困和教育水平低下無關。「即使人人都受過大學教育，也沒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覺悟會有顯著的變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帶來政治教育得到明顯改善的公眾。」經濟學家熊彼得也說：「典型的公民只要一進入政治領域，其思維能力就會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將在他的現實利益範圍以內，以隨時準備承認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進行評論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變得易於人云亦云，易於受到感染。」 雖然有錢了，吳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嚴感。他的護照被國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國洽談商務，國安派人與之同行。後來，他組織小區業主維權，對抗大型國企蘇豪集團和華潤集團。這場維權活動並不涉及政治訴求，只是捍衛業主的經濟利益，最後大獲全勝。但在此過程中，他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當局的警惕。若是每一個像吳建民這樣的業主委員會主任都轉變成基層政治運動的號召者，中共的權力必然受到挑戰。這也是後來中共出重手打壓業主維權運動的根本原因。 吳建民對「六四」念念不忘，總是想著繼續做點事情。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國國內出現一股樂觀氣氛，他和友人覺得可以通過舉辦大型的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來為「六四」正名打開一個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廣州原高自聯領袖於世文和妻子陳衛因在黃河大堤上公祭趙紫陽而被捕。由此，吳建民得出結論：習近平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是獨裁者，是民主的敵人，正如薩利托所論：「民主就是非個人獨裁，是個人獨裁的準確的對比詞和確定無疑的對立詞。這意味著民主是指以反對個人化的權力、反對統治公民的權力屬於某個人為特徵的一種政治制度。權力不是任何人的『財產』。更具體地說，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則是：誰也不能自封為統治者、誰也不能以個人名義不可改變地掌握權力。正是由於否定了個人獨裁的原則，民主準則才成為人對人的權力只能由他人授予，並且它總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變的基礎上。因此，領導者必須是從被領導者自由的、不受約束的選舉中產生。」百年來，中國的反民主本質從未改變過，追求民主就必須反共。 二零一四年，吳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機關工作發小給他發來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後來，這張名單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網。在「七零九」前數月，吳建民攜妻子和雙胞胎兒女流亡美國，可謂間不容髮。在美國這個自由之地，他創建名為「建民推牆」的自媒體，「每天一講」，類似於當年冉雲飛的「每天一博」，已做了兩千多期節目，突破中共網路封鎖，吸引數十萬國內外受眾，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新華社和央視的洗腦宣傳。從「六四」的廣場走向自媒體，反抗的方式「進化」了，但他對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終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11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洞察團隊的調查報告：「在新冠爆發前幾周，武漢實驗室內到底發生了什麼？」報告說，從機密文件中獲得的證據顯示，早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武漢病毒所實驗室的科學家就與中國解放軍合作製造可用於生化武器的病毒突變體，不料病毒卻從實驗室外泄。按照這篇報告，新冠病毒不但是由實驗室泄漏，而且是由實驗室製造的。這篇報告信息量很大。其中不少信息是第一次披露。例如，報告提到新冠病毒的零號病人是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提到第一個開發新冠疫苗的軍方科學家周育森的離奇死亡，提到早在2019年11月19日，習近平就對新冠疫情「複雜而嚴峻的形勢」，作出了「重要的口頭和書面指示」，如此等等。 我們知道，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就有科學家指出新冠病毒應為人工合成。因為與其他和薩斯（SARS）相關的冠狀病毒相比，新冠病毒（SARS-CoV-2）有一大特點，那就是在其刺突中具有獨特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 (furin cleavage sites ，縮寫：FCS)。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任何自然的和薩斯相關的冠狀病毒有這個東西。這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好比一把萬能鑰匙，使病毒能夠輕易進入細胞， 並使其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後來有科學家做實驗，發現這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也無法通過自然演化而生成。洞察團隊的調查報告則告訴我們，這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就是中國的科學家加上去的。 再有，早在疫情爆發之初，中國官媒報道過，生化武器專家、中國解放軍陳薇少將就到武漢，接管了武漢病毒所實驗室。這本身就讓人懷疑，武漢病毒所實驗室出的事和軍方有關，新冠病毒和開發生化武器有關。洞察團隊的報告進一步證實了這一判斷。 正像一位專家說的，如果把現有的證據放上法庭，法官就足以作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並從實驗室泄漏的判決。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在蓄意地掩蓋真相。如果中國政府在發現病毒泄漏後，就及時地啟動中國在薩斯事件後花大氣力建立起來的世界一流的應急機制，疫情完全可以扼殺在萌芽狀態。即便是僅僅根據中國官媒發表的信息我們也可以斷定，「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是這場全球性大災難的第一責任人。我們必須問責習近平。 20年前，2003年10月21日在曼谷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法新社記者問時任總書記胡錦濤一個問題，什麼事曾讓他感到最傷腦筋，胡錦濤的回答很坦率：「非典」。他說：「當幾千名同胞遭受非典威脅的時候，當上百名同胞死於這個疫病的時候，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我心急如焚，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疫情，使其泛濫開來，甚至擴散到國際社會，那麼作為中國的領導人，我們對不起13億中國人民，也對不起世界各國人民」。新冠疫情比非典（即薩斯）嚴重數萬倍數十萬倍，習近平該當何罪？ 我們提出問責習近平，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的。中國是《國際衛生條例》的締約國。《國際衛生條例》要求，締約國需及時、有效地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在本國出現的，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不履行此義務，將會引發相關國家責任問題，從而帶來受害國或受影響國對該國追究責任的嚴重後果。《國際衛生條例》的第六條，把締約國的義務規定的很清楚。中國政府嚴重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沒有履行它應當履行的義務。受害國和受到影響的國家向中國政府問責是完全正當的，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的。 遺憾的是，和其他很多國際條約和條例一樣，《國際衛生條例》也缺少執行力，尤其缺少強制性的執行力。如果嚴重違反條約或條例的國家根本不理睬不承認，誰有能力去強制該國政府去認錯去擔責呢？沒有。尤其是對大國，更缺少制裁力。但是，我們必須表明問責中國政府、問責習近平的堅定立場。這至少是一種道義的宣判。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將高考自詡為「中國特色的高考制度」，其特徵表面看無可挑剔，如自主報名，擇優錄取等等，但高考中語文考試成績在高考總分中「權重」不一般，而高考語文試卷又以作文定成敗，在佔比60%的作文中，又是政治統領題材與體裁——潛在的政審形式，與政治正確佔主導，從源頭上扼殺了進步與民主思潮，乃至自由理念，將「學而優則仕」演變為「欲學必先洗腦」，聽黨者升，逆黨者降的魔鬼法則。 毫不意外的2023年高考，仍然是三個直轄市（京津上）作文自主命題，其他省份教育部出題。 2023年高考作文強化意識形態的進化論與無神論思想 在黨媒公布的四個出題的高考命題作文中，全國甲卷由三個關鍵字構成，「人、技術、時間」，我們來看看其出處。 2020年，《南方人物周刊》總主筆蒯樂昊將其10部中篇小說合集出版了《時間的僕人》一書，而其主旨就是只能靜觀時間的流逝而被動接受既定事實。而該作文的上述關鍵字提供的材料就是「人們因技術發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時間，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時間的僕人。」考生要以此「聯想與思考」寫文章，而要求中的「明確文體」顯示可以是記敘文、也可以是議論文，那麼夾敘夾議的散文也不錯。 而實際上，這一命題作文核心在「做時間的主人」還是做「時間的僕人」的問題。看似鼓動考生具有銳意進取的精神，超越並駕馭時間——為國家的科技發展效力，報效黨國，而絕不要沉湎在時間給人帶來的快感中。 更深的含義結合當前社會總體動向來看，那就是絕不要躺平、約死，更不要終身不婚不育（一孩生育率跌至0.5）。 中共的洗腦教育精緻化精準化在高考中是應用最好的。在「時間」這一概念上，處處為無神論與進化論為基質。其研究方向包括時間的能動性等，如英國作家霍金早期的作品《時間簡史》，其實就忠實於進化論的觀點，但此書同時又不得不承認時間的神秘性，「從大爆炸到黑洞」，生命的產生，補充進化論的未觸及點。 但人類從來就沒有把時間說清楚。在中共秉持的無神論、進化論以及馬克思與中國荒唐結合框架內，時間是一個可以與之「斗」的東西而已，雖然中共黨魁也都逃不過時間的宿命與裁判。 在技術發展中，人獲得了更多的時間，多出來的時間以及每個人擁有的不同時間都是極其寶貴的，但由於人類道德的敗壞，時間就是金錢，讓人們只看到時間創造財富、人生的一面，而完全忽略或忘記了時間賦予人類的使命，就像我上一篇文章所言北京女子「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的豐富內涵。 所以，如果有一個學生進行逆向思維，從否定「有人因此成了時間的僕人」的角度出發，那麼會寫出什麼樣的文章？無疑，時間命題將上升到一個高度，那就是：人逃不過時間的宿命，但人可以利用有限的時間尋找真理，或者在目前已經出現的宇宙真理中得到救度——徹底擺脫輪迴，返本歸真。 我們聽從時間的安排，但我們絕不做時間的僕人，我們要自由的時間，並在時間的流動中獲得我們想要的選票，我們要用有限的時間，為中國爭取到民主自由。 但在中共的奴化試教育中，可以肯定很難有學生會這樣想，也不會有學生這樣寫，因為反向論證，結果是「政治不正確」，零分。 再來看「全國乙卷」的命題「一花獨放不是春」。 在這一命題下，只能限定在習近平「掌握」的真理概述範圍，命題也必須在規定的習近平兩則講話字句內。 其實，把學習習近平言論作為高考作文命題本身就是一種訛奪自由意識的做法。特別是將藝術與黨文化獨裁政體捆綁之後。 習近平說：吹滅別人的燈，並不會讓自己更加光明；阻擋別人的路，也不會讓自己行得更遠。「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花朵，就算這種花朵再美，那也是單調的。 東歐劇變、六四事件，造成中共再也不敢大肆公開輸出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了。但王婆賣瓜在國內的動作頻頻，方式方法多變，也無懼邏輯混亂，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所以，這個命題本身是對中共絕妙的諷刺，但卻以如此軟暴力的形式，讓考生勉為其難，擁護並贊成中共獨裁政體。 不得不說，這一精巧的高考作文命題中，暗合著「存在即合理」而「合理即現實」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要素，而馬克思合理內核兼收並蓄的那部分，正在被習近平以「契合論」的方式來解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的結合。 這一命題中的暗指政體合理性，就是強拽毒草到蓮花苑中，讓邪靈變身的專制政體成為合理的帶有世界普世價值的百花中的一朵。 實際上，這也是無神論與信仰神佛之間的較量中，是無神論者妄想擁有正當名號的乞討聲。當然，進化論作為侮辱人的產物，最終在人類的高級殿堂中擁有一席之地，讓中共看到希望。中共總想用危害全人類的共產主義在世界舞台上得到認可與尊重，讓學生做文，充實其證據庫的同時，找到更多理由，是2023年高考作文命題的背後用心。 獨裁政權有一大特點，就是說一套做一套。讓我們來形象說習近平「吹滅別人的燈」「阻擋別人的路」的「更加光明」與「行得更遠」： 中共不但吹滅了所有悼念六四的蠟燭，而且連燭台都端走了；因為要掩蓋罪惡讓政治更加黑暗；中共不但讓彭載舟人消失了，連地名也取下並消失在搜索中了，中共抓捕「白紙運動」人士、「拆牆運動」首倡人喬鑫鑫、無數維權人士、維權律師（最近的余文生律師因推特發言被捕恐遭重判）、持續24年鎮壓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鍊群體，殘忍「阻擋別人的路」，為的是獨裁到永遠。建立防火牆阻擋光明照耀九州大地，偽造政治開明、偽造歷史、封殺不同言論，封號、封城封禁封閉，都是因為黨是見不得光的螻蛄，一株外來植物葉門鐵，栽種在中國的土壤上，陽光直射幾天之內就會枯萎。 人類普世價值中，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權力分立在這三者核心之下，不同形式構建的政權，成為世界花園中的主體，有的政體只能是花園裡的雜草毒草，對花的危害性巨大。雜草和毒草並沒有花的特徵，與「百花齊放滿園春」沒有絲毫關係。 這是習近平在常識上犯下的錯誤，卻要考生埋單。 所以，這一作文命題，是給出了結論，逼使考生去論證這一結論。充分體現了中共特色的強迫學生接受一個謬誤的「偽命題」，在限定思維模式之後去論證。 我們僅就上述兩個例證就能看到中共是如何欺騙未來，並在對未來的欺騙中打造欺騙的未來。而整個中共的高考制度，終極目的還是豢養奴才培養邪惡接班人，並毀滅下一代。 中共高考是罪惡體制的溫床 科舉制度與高考面面觀 中共的高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有必要再說一下。 從以上的論辯中，相信很多人都會發現，在行將崩潰的前夕，中共還在以高考為培植邪惡黨徒為最終目標的溫床中持續運作。 我們且不說高考在「地緣教育」中的厚此薄彼，一線城市與窮鄉僻野的天壤之別，錄取過程中的政治篩選，舞弊，更不說不平等帶來的傷害以及博士生走上送外賣之路的必然結果，最關鍵的是，無論被歧視的考生來自何方，最終都是在考題中掩藏的中共特色之下完成了洗腦過程後，才可能獲得機會——而這一過程就是認知統一化，思想一致化，觀點唯物化，心智毒害化的過程。 僅憑這一點，中共也是在摧毀傳統文化。限於篇幅，我們也只能簡述。 中共在引導大眾對比中國傳統「科舉制度」的認識中，出現過很多說法，中國新聞網今日（6月7日）刊登一篇文章：「從古代「高考」中體會「追求卓越、報效國家」的士子情懷」，文章迴避不了的是：古代「高考」沒有年齡限制，而考生必背背誦《論語》《孟子》《詩經》《禮記》《左傳》等原著，不但如此，還得有「熟讀唐詩三百首的精神」，精讀並記得數倍上述原文的注釋等書籍內容，雖各代有所差異，朱熹《四書集注》，《四書章句集注》成為主流，並以此命題最為典範。 但科舉制度的八股文，卻並非被中共理論指導後說成的局限與危害、死板等一無是處。恰好是這一規範中蘊含著的中國神傳文化的特性、道德規範以及生命力等要素。 所以，參加高考的學子，在掌握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領上，在繼承優秀文化的本性上，遠遠比不上「鄉試」的參與者，雖然知識更廣博，似乎理工化無所不曉，但在承傳文化這一專項中，恐怕還比不上能通過「童試」的「童生」，那些留下動人故事的秀才。 不得不說，中共的高考制度逐漸演變為準入官場的制度。不是網路上曾認為的公務員考試相當於「鄉試」，而高考形似於「童試考秀才」恐怕也不準確。 今天的公務員考試，嚴格說來，還只是「鄉試」，也就是考中就是舉人，舉人自然就擁有了做官的資格。至於「會試」與「殿試」在今天看來就是考試筆試選舉，每個人都有資格，拿真本事說話，先「進士」，「後官之」，人家是一級級考上來有真才實學的：「進士之科，往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不過，在中共專制之下，看看習近平人馬如何當官就明白了，「會試」與「殿試」已經裂變為獨裁者指定的方式，其他人的人權都被削奪了。 最後來看，2023年公務員考試，計畫招錄3.71萬人，近260萬人報名過審，也就是說大約70個人中，會有一個人進入體制內。我們都知道其考試命題當然以獨裁政權是合理的等全然政治為核心的。比較一下，清朝光緒九年，1.6萬多考生參加會試，300多名考生有幸，成為「貢士」，錄取率1.9%，考題沒有清代的政治。但這一結果，與公務員考試的錄取比例不相上下，公務員在出任體制中要職後，貪腐的有多少？這一比例就遠遠超過歷朝歷代，據相關史籍： 漢朝貪官7500多人，唐朝貪官18800多人，明朝貪官28000多人，宋朝貪官34000多人，明朝貪官10萬人，清朝17600多人，中共才30年，BBC報導指「420多萬官員」涉貪腐，法廣報導說，「新加坡學者：中國清官比例佔0.000001%」。這還能用人口比例來開脫么？ （全文轉自看中國）
幾位台灣和美國的學者認為目前不存在爆發台海戰爭的徵兆。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發動台海軍事行動，對中共來說本來就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戰事拖延或者讓對方有充分準備，都可能導致西方聯軍及時馳援，對中共來說極為不利。因此，邏輯上分析，中共也會盡量避免在發動軍事行動前，作出太明顯的軍事部署和行動，不會給外界太多的預警，因此主觀上也就不會想釋放出太多的具備強烈預警性質的徵兆。 其次，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較不是那麼明顯的徵兆，例如各地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等。對此，有專家表示，「中國的軍費增加或是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等，是為了因應軍事轉型的需求以及事權統一，雖然國防動員乍聽之下跟戰爭有關，但並不全然是為了戰爭，因為一但國家發生颱風、地震、疫情等重大災情，也會有動員的需求。」這樣的分析我認為過於一廂情願。中國有重大災情，並不是最近或者未來才有的，過去幾十年一直都有嚴重災情，但從來沒有為此成立過國防動員辦公室。Covid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沒有提升到國防的層次去處理。「國防」一詞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也從來都沒有與防災等內容連接在一起。 第三，我們也要看到，即使是那些看起來比較不是那麼明顯的徵兆，現在都存在一個增加和增速的現象。舉例而言，習近平6月7日在考察中環產業區的時候明確表示，構建國內大循環，是為了保證極端情況下國民經濟能夠正常運行，這與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是不矛盾的。這樣的表述，以前是很少出現的，而這裡的「極端情況」到底是什麼，我認為「戰爭」或者「發生顏色革命而被迫軍管」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天災的可能性，因為從習近平過去的言論中，我們很少看到對於嚴重的天災有多麼的重視。因此，習近平的最新講話，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徵兆。 還有一個徵兆：根據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上將的報告，中國已經在6艘核潛艇上部署射程長達1萬公里的「巨浪-3」洲際彈道導彈，讓中國可以從南中國海基地襲擊整個美國本土。中國做作這樣的軍事部署，說明他們已經有與美國軍事衝突的思想準備，目的當然還是武力攻台的軍事行動可以更加順利。如此徵兆，難道是為了防備天災或者炫耀武力嗎？我認為，中共動武的徵兆不僅存在，而且在不斷增加。前不久中國軍機和軍艦近距離挑釁美國軍機和軍艦，導致白宮發布罕見的警告，說「接下來會有人員傷亡」，這樣的徵兆難道還不夠明確嗎？ 我們當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中共會很快展開對台灣的武力攻擊，但一廂情願地忽視或者淡化中共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的戰爭動員和戰爭準備，不僅不利於國際社會對於發生戰爭的各項準備工作，也會渙散台灣國民抵抗入侵的集體意志。而後者，在我看來，才是戰爭一旦爆發，決定勝負的最關鍵因素。最後我還要指出，讓全世界放鬆警惕，在我看來，本身就是戰爭的一部分，就是一種認知作戰，是一種心理戰，這種論調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相關消息顯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訪問中國。這是至少被推遲了四個月的訪問。本應在今年二月份發生，但中共的間諜氣球擾亂了一切。美國公開中共間諜氣球飛行路線並宣布推遲布林肯對中國的訪問（儘管中方私下勸說美方不要推遲）、稍後將它擊落，轟動世界。 塵埃落定之後，美方重提布林肯訪中，但中方卻拿起了「架子」，一再回拒。為間諜氣球遭擊落而惱怒，更為拜登組建國際聯盟收緊對中共的包圍圈而惱怒。層層疊疊的聯盟，包括國際地緣政治聯盟、地區軍事聯盟、以及全球晶元、技術和供應鏈聯盟。 中國淪陷於習近平時代。如何打理美中關係？美中雙方各有期待和算盤。中方的幻想是美中關係回到從前，既有高層互訪，還有全面融合，便於中共對美國上下其手、持續大規模滲透。美方的期待是，儘管處於敵對狀態，但美中雙方應保持溝通，以避免戰爭，包括避免台海開戰或第三次世界大戰。維護世界和平，是作為世界領袖的美國責任所在。 如此，有必要簡要回顧美中關係的當代史。自中共建政、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美中關係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雙方敵對，在朝鮮半島交戰。這一階段，主要由中共起因和主導。 第二階段，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美國聯中抗蘇，兩國關係緩和。在對抗蘇聯方面，美中關係甚至有如准盟友關係。這一階段，主要由美國起因和主導。 第三階段，1989年中共製造六四大屠殺之後，至2016年美國奧巴馬時代，美國不再視中共為準盟友，但卻繼續接觸和融合政策，期望中共通過改革開放走向民主化。和平演變？其實可以被定義為綏靖政策。這一階段，美中雙方都有起因並各自主導。 第四階段，中國習近平上台（2012年）、數年後美國川普上台（2017年），美中尖銳鬥爭開始。覺醒的美國開始反擊、反制中共。拜登接任（2021年）後，繼續奉行反擊、反制中共的政策，並聯合、整合國際盟友，對共產中國形成徹底包圍。美中重新回到全面敵對狀態。這一階段，美中雙方都有起因並各自主導。 中方希望美中關係回到從前，就是回到第三階段，在民主與專制的不同價值體系下，美方抱持綏靖政策、包容共產中國，繼續保持全面接觸和融合。美方希望避免戰爭，乃是避免回到第一階段，雙方兵戎相見，令全球生靈塗炭。換言之，美方維持第四階段，面對現實。 美國謹慎處理美中關係、希望保持高層溝通，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還是進行式。美國 、北約和文明世界堅定支持烏克蘭，決心讓普京徹底失敗。此時，中國因素至為關鍵。若中俄捆綁，則戰爭遷延時日、後果難料；若北京聽招呼，不完全與俄國捆綁，則烏克蘭取勝在望。 如何界定美中關係？美方的定調是三分法：對抗、競爭、合作。按拜登政府的說法：「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必要時對抗。」中方不想被牽著鼻子走，聲言，美中之間要麼合作，要麼對抗，不可能既這樣、又那樣。但幾番鬥法之後，美國的定調和策略明顯佔了上風。北京在無計可施之後，被迫重啟高層對話。這是重提布林肯訪問中國的由來。 美方須知，美中關係可能緩和或暫時緩和，但不可能回到從前，更切不可舍本趨末 — 舍民主之本而趨利益之末。民主與專制的意識形態根本對立，鬥爭或競爭，始終是美中關係的主軸。《紅樓夢》有箴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儘管，民主是人類的方向、潮流，不可阻遏；但是，中共不甘心、不死心，要用「中國模式」即中共一黨專政的那一套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活在舊時代的習近平，竟要為新時代的人類發展「指明方向」。美國和文明世界不可不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杭州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都處在一個周期內，豈能獨免。杭州的樓市故事，和北上廣深，又會有什麼本質差異？ 前兩天，署名「南方高速」的冰川撰稿人講述了他在上海換房子的經歷，勾起了我寫篇同題作文的念頭。 湊巧，我前段時間也想換房，經歷和作者有些類似，入坑後才發現，眼下的樓市，真的跟幾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01 我這套房子位於杭州大運河邊，入手的時候，就因為位置緊靠運河，比小區里其他房子每平方米多了2000元。 這套房子是2018年左右置換的，出手晚了一些，正趕上國內房地產最後一波高潮，買的時候比兩年前總成本多了不少。不過，一手出一手進，所以當時也沒覺得虧。 這套房子的好處，地處運河邊只是其一。其實，一年中可能也就冬天可以看到運河，平時都被長得枝繁葉茂的河邊綠植給遮擋住了。比較重要的是，這裡緊鄰幾所學校，小學、中學都有，有公辦名校，也有民辦名校，走走路就能到。 小區里不少人，都是沖著這點買的房子。置換率也比較高。總有小孩畢業了搬走，也有小孩要讀書了搬進來。 這次想置換，也是因為小孩馬上畢業了，想換稍微大點的房子。雖然這套房子周邊配套、環境都不錯，但房子本身小了一點，加上好幾個書架的書，就顯得比較局促。 一開始沒想到置換到哪個區，糾結了一陣子。先是想就地置換，從這個小區置換到附近一個高檔一點的小區，但是算了一下，要增加不少成本，不符合「如無必要，不增加總開支」的家庭指導理念，遂罷。 為什麼「不增加總開支」呢？因為，按照我們的年齡和收入水平，人過中年後，本不應再期待年收入還能長期保持不變，或者說，要隨時做好收入下降的準備。 現在的大環境變化，也不宜採取激進的財務計劃。收入不見得上漲，家庭債務卻在增長，這當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就地置換不成後，我們又看了幾個離市區遠一些的樓盤，想打一個價格差。當時打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能夠買到面積比現在大、價格又合適的房子，說不定還能套點現金出來。 可惜的是，又要房子大，又要價格便宜，還要滿足七七八八各種條件，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看了好幾套房，始終都下不了決心。 有意思的是，看的幾套房子，作為買的人，我們抱的是看看的態度，而賣的人似乎也是抱著賣看看的態度，雙方都不是很積極。一般還沒進入談價格的環節，雙方就都不表態了。 我看的都是二手房，賣房的可能和我一樣，都不是一定要買或者一定想賣，而更多是出於改善的需求，所以顯得沒有那麼急迫。 02 既然賣房、買房都不是一時三刻能完成的事情，就和家裡人商量，要麼先把房子掛出去看看。如果房子順利賣出，也能「倒逼」自己抓緊完成置換。 這次把房子掛牌上網，找的還是幾年前買這套房的中介。家裡幾次交易，其實都是找的他，前段時間到處看房子，也是他先幫忙打的前陣。 沒想到的是，國內房地產經紀行業經過幾年發展，也都「互聯網化」了，大家的房源都要上到某個交易平台，由該平台來登記和推薦。這有點像出行領域的滴滴，外賣領域的美團，這個平台成了繞不過去的中介平台。 哪怕我找的是熟悉的中介人員，還是要跟這個平台的人員打交道，由平台分管這個轄區的門店來拍照和錄入。而中介人員每年要交給這個平台相應的管理費用。 倒不是說這麼做有什麼壞處，但平台因為要面對的買賣當事人多了，服務未必就能夠周全。 就比如說給房子拍照上網吧，那天平台的人匆匆預約後，就直接上門來拍了。當時我也不以為意，畢竟不是第一次賣房子，感覺不會有什麼問題，當時又正在外面忙，也就沒有趕回家。 後來房子掛出來，我才發現真是慘不忍睹。那個拍攝角度，可以說怎麼糟蹋怎麼來，床是亂七八糟的「原生態」，客廳幾乎是「暗無天日」，而最大的亮點，落地式大玻璃和窗外的美景，根本就看不到。 這哪是在賣房啊，簡直就是「逐客令」。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房子掛了近三個月，竟然連一個打電話詢問的人都沒有。是的，真的一個都沒有，一個都沒有啊。 這一反常情況，讓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照理說，哪怕房屋的照片拍得不盡人意，看中這個地段和小區的人，也不至於連諮詢的慾望都沒有吧。 或者是價格掛得太高了？我讓中介查了一下小區最近的成交價，確實比我的掛牌價少。但是，房型、位置不一樣，價格不一樣也正常。何況，價格也不是不能談的，何至於連一個「感興趣」的人都沒有呢？ 中介給了一個說法，說是目前杭州的二手房掛牌量處在高位，而且新房還在源源不斷地進入市場。 截至今年4月，也就是我掛出房源期間，杭州二手房掛牌量達到21萬套的新高，5月下旬更是突破22萬套。這個數據未必準確（有重複的房源和長期掛牌的「殭屍房源」），但是打個七折八折，也不在少數，遙遙領先於國內其他同類城市。 這個因素應該是客觀的。而且，另一方面，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近期一直在下滑，3月份網簽量是1萬餘套，4月份是7千多套，到了5月份又下滑至不足7千套。 這就是典型的供大於求，買房的人胃口難免「刁」了起來。 但這就是全部真相了嗎？應該不是。 杭州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都處在一個周期內，豈能獨免。杭州的樓市故事，和北上廣深，又會有什麼本質差異？ 03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國內樓市上一個周期（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火熱景象。 那一年，我同時賣房又買房，從詢價、看房到交定金，比「閃婚」還要快。賣出去的那套房子，賣便宜了，對方說「夜裡做夢都在笑」，作為賣方的我，卻也是落子無悔，因為比起我的入手價格，我只是少賺了而已。 而我本來想買的一套投資房，當時那個火爆場景，如今想來都感覺非常魔幻。 那一天，售樓處突然通知可以交錢了，於是和家人驅車前往這個樓盤。到了才發現，售樓處已經擠滿了趕來問詢和交錢的人。 期間，只聽有一個女的怒聲質問：我帶著全款現金來的，為什麼房子就不能賣給我？ 這位捧著全款買不到房子的女子，如今應該感到慶幸。這個樓盤很快就爛尾了，時隔5年多，所有業主都還沒有拿到屬於自己的房子。 還有更誇張的事例。那年參加過一場由開發商組織的樓盤搖號活動（不是後來的公證搖號），到現場才發現，整個大廳里坐滿了購房者。搖到號的人，從一個狹窄的通道進入另一個房間，房間牆壁上掛著一張平面圖，顯示樓盤在售狀態。中籤者只能在少數尚未售出的房號中挑選，決定要不要。 這個選房過程，只給5分鐘時間考慮，如果決定要買，則進入下一個流程：鎖定房號、簽約、交錢、走人。 搖到房子，還要買車位，一個車位29.8萬元。最近，我問了一下那個樓盤的車位賣多少錢，有人出價是19萬。 現實就是這麼骨感。 把房子從平台撤下來後，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那掛牌價600萬的房子，價格直降到400萬，比當時買的價格還便宜不少。也就說，即使不算房貸利息，這套房子也成了我的「負資產」。 醒來後，我的背上真的出了一身汗。但一時間，我竟分辨不出，哪個是夢境，哪個是現實。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情沒有引起西方媒體必要的重視，但此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中共意識形態的改造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習近平試圖為黨建立一個新的敘述體系和道統，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習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並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像習這麼忙的人，專門抽出兩天考察北京的兩個文化單位，已說明他本人對這次考察非常重視。陪同考察和參加座談會的要員有蔡奇、中宣部長、人大副委員長、主管文化教育的國務委員、外交部長。此外，中央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中央宣傳文化系統各單位負責人，有關專家學者代表等也參加了座談會，這對一個座談會來說，規格相當高。 這種高規格更體現在對座談會的後續宣傳和配套會議上。從6月3日開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中央黨媒，以及省級黨報，都發表或轉發對於這次座談會的評論文和相關報道。以人民日報為例，6月3日頭版整版是座談會的報道；之後幾天，每天在頭版都配有1-2篇評論員文章以及最少1篇報道，有時其他版面還有報道。6月7日，為配合這次座談會，中宣部在深圳主辦了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習致信祝賀。出席論壇的有中央宣傳文化單位、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部分文化企事業單位有關負責同志和有關智庫專家學者等。9日，深入學習貫徹習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專題會議召開，蔡奇出席並講話。 懂中共宣傳規則和紀律的人都知道，像這種大陣仗的高調宣傳一個座談會，罕見，即使是二十大，也沒有如此密集發表評論員文章。那麼習近平在會上講了什麼，讓黨的宣傳部門必須這樣隆重宣傳。他提出了兩個「新」的論斷：（1）中華文明具有五個突出特性，即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習近平要從這五個突出特性來論證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等。可以說，每個突出特性都是服務於當下的政治現實，服務於黨的統治需要。其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突出的統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習的話說，前者是從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以及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後者是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顯然，這樣的論述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和扮演中國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準備。 「兩個結合」則被習視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他尤其看重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所謂「第二個結合」，認為這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以及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習要將馬克思主義深植中國 中共過去的論述只有「第一個結合」，現在習指出「第二個結合」，目的是要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阻梗，將兩者嫁接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根植於中國內部的東西，而不是外部的東西，將黨的統治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基礎上，黨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守護者，並在新時代將它發揚光大。在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有一種聲音批評，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東西，和中國水土不服，不適合中國國情。習現在要告訴大家，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質相通，他將兩者「結合」，為中國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也築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打開了創新空間，讓黨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進而鞏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作為「結合」的產物，習近平思想就是該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習在座談會上還有其他論斷，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傳機器，黨國的專家學者，正在大肆售賣他的這兩個「新」論斷，賦予其重大意義。確實，習正在為黨改造意識形態，把中共塑造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黨的統治是深植於中國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中國文化的根基，並從文化的角度說明統一台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為在全球治理中國將發揮主導作用提供文化解釋。可以說，習的這些論述用大白話講，實際最後都要向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中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選出的統治者，它紮根於中國歷史，是「天意」，任何反對勢力動搖不了的。 毛反傳統，文革倡導破四舊，要打倒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因為他自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有足夠的合法性。習在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越來越受質疑的情況下，開始了向傳統文化的回歸，提出「文化自信」，把原來的「三個自信」變成「四個自信」。他這次座談會上的講話，標誌著他要更進一步將中共的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將黨改造成一個立足和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政黨。但這不表明習要拋棄馬克思主義，他仍會高舉馬克思的旗號，加強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他現在在做的是，在馬克思主義之外，為中共引入另一個合法性，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並將他的習思想作為這兩者「結合」的產物。 20年前，學者甘陽提出「通三統」，試圖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繫，為中共尋找合法性。習此次比較完整地回歸傳統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長李書磊這位曾經的「北大神童」的傑作，事後看來，這是習為什麼要任命他做黨國宣傳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習高捧傳統文化，把黨說成是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政黨後，會受到信奉傳統文化和主張儒教治國的群體歡迎，減少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其政治含義是為中共開拓了一個支持力量，有利黨的統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來中共關於意識形態的論述會作出修正，傳統文化會得到官方進一步的弘揚。西方輿論忽視這次座談會，沒有看到它對中共統治的未來意義，不應該。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