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六四34周年，海內外中國人和國際社會沒有忘記，一如既往地隆重紀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揚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緊張，高度緊張，年復一年地緊張。它們沒有自信、沒有安全感。說了四個自信，但他們一個自信都沒有；說了一百多個安全，但他們一個安全感都沒有。 中南海百般設防，並在網路上設置無數敏感詞，連領導人自己的名字都成為禁詞（在遊戲平台上），極盡荒唐和荒誕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爭事件仍然不斷發生，令他們防不勝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國家體育館 — 鳥巢頂上勇敢揮舞象徵自由的星條旗、撒下傳單，有獨立宣言，還有她自己的告同胞書。在清華大學的學生會大屏幕上，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同時提出五大訴求，呼籲民主和憲政。 三十四年過去了，歲月無情。時間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當年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也消耗了獨裁者。八九一代，從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歲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實現。但縱觀獨裁者，被稱為六四屠夫的鄧小平和李鵬相繼死亡；六四的獲益者、鎮壓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也已經死亡。他們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 中南海今天的領導人，自以為一派獨大、一人獨裁，幻想紅色王朝能夠千秋萬代。然而，縱觀歷史，所有王朝政治，專制制度，都只是過眼雲煙。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數年，無不土崩瓦解、灰飛煙滅。而專制王朝更替和覆滅的周期愈加縮短。歷代獨裁者，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現在和將來的獨裁者也不會例外。 放眼當今世界，只有民主國家，展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而長盛不衰。道理很簡單，人民當家做主，人民管理國家。只有民選政府，才能集思廣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長治久安。這是客觀規律，中國不會例外。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不僅深刻影響中國當代史，也深刻影響世界當代史。當年就成為東歐解放和蘇聯解體的重大推動力。三十四年過去了，國際社會沒有忘記。各主要民主國家繼續發聲支持中國人民，支持中國民主化，或通過各國政府文告，或通過各國駐中國大使館發聲。世界各國已經覺醒，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並非什麼中國威脅，只有中共威脅，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世界和平呼喚一個民主中國；人類未來需要一個民主中國。 中共企圖讓幾代人忘記歷史，然而，當今中國，經濟滑坡，失業嚴重，外資外企加速撤離，高速經濟增長成為明日黃花。老年人無所保障，中年人彷徨無計，青年人躺平斷代。於是，與統治者事與願違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希望寄託於民主中國。他們越來越明白一個基本道理：妨礙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根本障礙，在於一黨專政；而促進中國發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於民主化。 當年，1989年，作為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和領導者，八九一代舉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為海外民主運動的堅持者，他們又擔當了火炬傳遞者的角色。因為，香港已經淪陷，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不再，海外民運理應接過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們不能再辦的六四紀念館建立在海外，把他們不能再繼續的六四紀念活動延續在海外。與此同時，八九一代也有義務和責任向年輕一代傳遞民主火炬。 由此可見，八九民運從未過時。三十四年後的中國，嚮往民主的中國人，有增無減，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去年底如狂飆驟起的白紙運動和白紙革命，就是明證，它的參與者和組織者都是年輕一代，可愛的00後。還有覺醒的海外留學生主體，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他們是中國的未來。 八九民運的火炬，將在年輕一代手中傳承。火種不滅，理想將繼續燃燒。一個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國，或遲或早，將誕生在世界的東方。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擋；任何勢力的阻擋都將是徒勞。時間將證明一切，歷史將證明一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裡面提到三個理由極權統治會失敗，一是戰爭，二是饑荒，三是領導人軟化，無法鐵腕鎮壓反抗人民。我覺得在現在的科技世界裡，饑荒已經不是極權政府會失敗的理由，看朝鮮就知道。只要西方國家仍然有科技大量生產糧食，極權國家互相勾結扶持，統治階級懂得情緒勒索善心西方人士，統治階級就不會餓死，饑荒就只會是人間災難，而不會是獨裁者下台的原因。 所以，共產黨在中國會倒台的原因，只剩戰爭和領導人軟化。但我們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分水嶺，屠殺之後，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共產黨為保衛政權，殺害人民是沒有底線的。蘇共倒台後，中國共產黨更是學得教訓，習近平說，蘇共這麼多人，「竟無一人是男兒」，挺身保衛政權。所以習近平為首的紅二代，非常清楚獨裁意志軟化會有什麼後果。我們絕對看不到這一代的共黨領導人，有成為蔣經國的可能。 因此新冠封控造成的民意反彈、上街抗議，甚至在可見的未來，所有中國社會不滿的聲音，通通會被鐵腕鎮壓，殺雞儆猴的事例，只會用越來越強勢的方法進行。科技給了共產黨強力的武器控制人民，只要習近平意志不軟化，就不可能有革命發生。不少反共華人，期待中國經濟下滑、民不聊生會有張獻忠之類的革命軍出現，那是太過天真的看法。只要統治階級日子過得好好的，革命在共產中國里，不會發生。 所以共產黨倒台的理由，只剩戰爭一途。也因為戰爭的變數太多，改變共產黨統治能力的變數無法控制，正常情況下，習近平沒有任何理由攻打台灣。而不正常的情況，只有兩個，一是美國退縮，不再於西太平洋提供安保，二是台灣把自己弄得太容易被吃下，習近平不出手都不好意思。目前看來，美國內部抗中聲音高漲，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當家，都沒有任何孤離主義的傾向，所以共產黨很清楚美國的立場，不會誤判，而胡亂出兵，搞掉自己的政權。 因此，只要台灣不要把自己放在盤上，給共產黨當成不費力氣的佳肴，台海就不會有戰事。這也是這次總統選舉重要的原因，只要台灣強化自保，堅持反共的決心，台海就會有和平。 （※本文作者為美國財務學教授。文章經授權，轉載自作者推特。）
脫口秀演員李昊石的所謂「辱軍」事件肇始於李昊石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來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強悍。而這兩個詞恰恰是習近平2013年為解放軍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於解放軍的專有詞語，不可將其意轉嫁挪作他用。 中國是個口號治國的社會，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共同特徵。但是習近平上台後，在口號治國方面勝過他的前任，除了毛澤東。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詞」進入中國的政治生活，成了黨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響深遠。這些新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伴隨某個階段的國家發展目標和任務提出的，如中國夢、精準扶貧、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等，可算與時俱進；一類是要彰顯和維護中共統治及他個人權力的，如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四個自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黨領導一切、偉大鬥爭、政治規矩、政治建設、根本遵循、關鍵少數，等等，帶有典型的習式特色。 從控制話語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奧維爾在他的《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中為我們虛構了一個極權國家大洋國，它的統治者「老大哥」和「英社黨」統治人民的一種方式是「新話」，黨的口號就是，「誰能控制話語，就能控制思想，誰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話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乃為控制人民思想而專門發明的。習「創造」的這些政治「新詞」也頻繁出現在黨的文件、報告、領導人講話、對外交流、報刊宣傳、幹部學習、學生課堂以及專家學者的演講與論文里，成為黨在新時期的「新話」和意識形態，它們構成習近平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共向外輸出的「政治文化」。 習的政治「新詞」特別是後一類，可以把它們稱為革命詞語或革命大詞，因為它們本質上是一個革命黨的政治文化的言說表現。這類語詞人們耳熟能詳的還有人民領袖、舵手統帥、輿論鬥爭、自我革命、紅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辦報、歷史虛無主義、境外敵對勢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將無我。雖然有些革命語詞從毛時代就一直延續下來——就此而言，並非政治「新詞」，然而，到習這兒，他把這些革命語詞的含義復活了。 革命黨以推翻一個舊世界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講究一種鮮明的政治導向性和強烈的鼓動性，訴諸人們的內在情感。這種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在文革走向極端，變成了一種革命的大詞，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語言原本具有的活潑和情感性，乾癟無趣，內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類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話來說，文革時期的政治語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標準化、粗野化的特徵，強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情感，導致語言內涵日益蒼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語言活力日益萎縮；由於喪失了個性化語言的表達空間，也使得空話、套話、大話過多的現象盛行。 這種情況在今天又被複活。曾幾何時，鑒於革命語言在文革達到極致，讓人們對這種表達方式憎惡到極點。文革結束後，思想解凍，此類貌似崇高神聖的政治語言成了小說家和藝術家們無情嘲笑的對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說，就有大量這樣的描寫；尤其《編輯部的故事》和《我愛我家》這兩部室內情景喜劇，它們人物對話的基調建立在革命語言的反諷上，那些革命語言通過劇中人物「一本正經」地說出來，其內在的荒謬性立刻顯露無疑，引起觀眾強烈共鳴，達到消解這些政治語言意義的戲劇效果，以致它們成了中國情景喜劇的經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當權者的標準看，無論是二王的小說，還是這兩部情景喜劇，對政治語言的肆意嘲弄，其對政權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嚴重得多。可在當時，觀眾都沒把它當回事，審查機構也習以為常。這從一個側面反映那個時代政治文化的相對寬鬆。 習運用革命語言駕輕就熟 然而，這一切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煙消雲散。習對政治的嚴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個逐步發酵的過程，初期是試探性的，等到成為核心，權力穩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畢露。習在建立極權統治的這一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鑒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進入黨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當然從來不曾遠離中共，但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間裡，由於要和西方接軌，它漸漸隱身。而習一直保留著他年輕時所受的革命意識形態尤其是文革話語的教育，這使他接受和運用這一套革命語言的表達方式，駕輕就熟，毫無違和感，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陳出新。比如習愛在講話中引毛的詩詞，他曾在一次發言中說，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今天是「人間正道是滄桑」，明天是「長風破浪會有時」，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詞，在毛那兒，這幾句詩還表現出一種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但在習這兒，只剩下一種不知所云的裝腔作勢。 不過，要想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在新的政治現實下成為中國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須設立一層保護機制，對敢於譏諷、挑戰這種革命語言的行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要進行打壓，讓人覺得革命大詞神聖不可侵犯，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這些年來劃定的政治敏感詞越來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觸碰了這些敏感詞，輕得通報批評，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錯用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兩個革命大詞，把它用在不該用的對象身上。相對而言，這兩個詞本身不像「新時代」、「全過程民主」或者「憲政」、「人權」一類詞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可由於被大眾默認為是解放軍的「專利」，也就不能有人對它隨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隨意被轉作他用，否則也是觸犯革命語言的政治禁忌。對人們來說，比起那些被明確圈定不能觸碰的政治敏感詞，此類詞語的運用要更加小心，因為在出問題前，誰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說，李昊石事件見證了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的回歸。這是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種令人窒息的現實。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願你去到新天地/在那邊休息/閑來看齣戲——常玉 當代中國有兩個翻天覆地的時間節點：一九四九與一九八九，這兩個時間不需要做任何注釋。還有另外兩個重要性稍次一級的時間節點：一九七六（毛澤東死亡，文革名義上結束，中國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與二○一二（習近平上台，走向史達林式的帝制）。這四個時間節點都觸發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一響，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頓時灰飛煙滅。數千名知識菁英逃離中國，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及其家人，有數十萬人通過美國總統的一紙行政命令，獲得「六四綠卡」得以留在美國。此後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國人成為到歐美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最大族群。儘管如俄羅斯流亡詩人德·博貝舍夫所說「所有人都是流亡者，從亞當開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艱辛苦楚，仍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偉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將很多人的生命擊穿，裂成兩半，無論是老年人、中年人還是年輕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歲的新聞界前輩戈揚。戈揚曾是中共新聞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楊剛、浦熙修、彭子岡、戈揚），經歷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獲得「改正」時，已六十三歲，老當益壯，出任《新觀察》半月刊主編——這份刊物成為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其影響力超過了儲安平時代的《觀察》，我在中學時代持續閱讀了好幾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公開宣布退黨：「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她晚年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以一個革命者、流亡者變成一個美國公民的漫長經歷，給後代人一點忠告」，毫不猶豫地說：「生在這樣的時代，我無法擺脫自己的命運，但我應該把我的經驗告訴後人。這經驗歸結一點，就是：共產黨已同一個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賴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則，多好的人，也會變壞。」 到美國時比戈揚還年長一歲的，是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隨中共革命，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運動都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對象，因為他像馬丁·路德那樣堅持說真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名被捕，入獄十四個月。一九九二年八月，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七十四歲的王若望與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並非最年長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國艾滋病泛濫問題的高耀潔醫生以八十二歲高齡流亡美國）。到海外後，他考察分散在各國的中國移民尤其是民運群體，坦然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面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檢查自己，要培養成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氣息，這一個長期的自我修養的任務。」他明知民運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僅沒有振興民運，反而加劇了民運的分裂與內鬥，真箇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後來，王若望獲悉患上肺癌絕症後，雖然思念故國，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發批評文章和接觸敏感人士」的回國條件，二○○一年在紐約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輕的李志綏在澳大利亞留學和行醫，接到中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邀請他回國工作。李志綏和妻子經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後因醫術高明、工作出色，被選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還曾出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在毛身邊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吳慎賢被查出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國的兩個兒子勸說下，李氏夫婦赴美治病，這一年李志綏已六十九歲。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囑說：「一定要將在毛身邊工作的經歷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隨後發生「六四」屠殺，李志綏與中共決裂，不畏艱險寫出轟動世界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將毛拉下神壇。書中揭露的若干事實人神共憤。書中「餓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饑荒時代，可憐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還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會「選妃」的紅太陽幫他們作主。毛的淫亂超過歷史上的昏君，其包皮過長，平常又沒有清洗的習慣，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陰部滴蟲病，成了帶原者，傳染給其他女友。李建議毛洗洗私處，毛的反應是：只要他自己不會有癥狀就好了，沒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綏因心臟病突發死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家裡浴缸中，其死亡方式與流亡南韓的黃長燁很相似，有人懷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殺。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動家，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監獄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說的「毛澤東病毒」，到了西方自由，與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醜聞纏身、光環盡褪，乃至成為負面人物。當然，他們不會承認自己身上有問題，不會去看心理醫生，將失敗全都歸咎於「中共特務的破壞」，「中共特務」真是一個什麼都裝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學者，很多都堅持創作與研究，且有蛻變與升華。其中，高文謙在美國出版《晚年周恩來》，震撼性堪比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拆毀了周恩來這個中共最後的道德牌坊。高文謙生長在一個共產黨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青年時代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八○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與北京學生和市民一樣，目睹解放軍殺人，同時躲避解放軍的追殺。他和一群市民躲進小衚衕，解放軍追進來。「當場我看到有三四個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個牆根底下，一個七十多歲北京蹬三輪的老大爺，跟我一起蹲在牆根下面。老大爺說的話我一輩子忘不了，他說：共產黨真是缺了八輩子德了，小日本當年進北京城都沒有這樣殺人，真是傷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終於有了機會離開中國： 我跟共產黨的緣分已經盡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條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嚴來，要免予一種恐懼。重新走一條路也是非常困難的，前路茫茫，但是我願意這樣走。為什麼？就是因為「六四」殘暴的殺人。 高文謙到美國後，先後在多家學術機構和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這時他已開始寫作《晚年周恩來》，把這位在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的真實面貌留給歷史，但他受到來自中共的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情報部長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向哈佛大學施壓，費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對他的資助。但他堅持完成書稿，此時他在國內的母親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軟硬兩手——軟的是想用重金買斷書稿，硬的是威脅他，「你媽媽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難，讓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給她增加新的磨難」。高文謙面臨艱難選擇：出書，還是回去給老母送終？回去就出不來，出書就沒有辦法盡人子之道。她媽媽給他寫了封信，在信封上寫了四個大字：「萬金家書。」信中寫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訴老百姓，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他最後選擇出書，未能給母親送終，跟母親天人永隔，成為終身之憾。 流亡詩人楊煉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徵概括為「主動的流亡」和「歷史的憂鬱」，他本人在未經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發現自己將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亞海邊的懸崖觀看驚濤拍岸，終於悟出「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傷痕文學新銳孔捷生去國之後，轉而以「易大旗」為筆名寫了百萬字驚才絕艷的雜文，後來又提筆寫古體詩和小說，他說自己是一個很有堅持的人，「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鋒詩人馬建，移居英國後寫小說，長篇小說《紅塵》、《陰之道》、《肉之土》、《中國夢》等榮獲英國庫克旅行文學獎、雅典文學獎等國際獎項，他堅信「只有在文學中，我們才能充分表達社會的不公、人性的極端和對美好未來的希望」，美國學者莫拉·康寧恩評論說，「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馬建在作品中對中國的描繪並沒有凝固在某個時間」。上海作家、翻譯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後居住在美國和泰國，在清貧與凄苦中卻堅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嶄新的誕生嗎？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義詞。沒有祖國的束縛，沒有任何文字的束縛。作為世界公民，我們可以真正地飛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國去世。 流亡的時間如此漫長，當初的中生代，已逐漸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僅五十七歲。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後流亡海外的詩人，我在獨立中文筆會與之共事數年，一起編輯筆會會友的文集《詩歌與坦克》，他如獅子般的鬍鬚和聲音似乎仍在我身邊晃蕩。 流亡海外九年後，孟浪如此回答記者的訪問：「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國因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氣，所以才受迫害；後半部分是自覺的，我終於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詩人們，不管他們是自願選擇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個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國繼續和平地寧靜地寫作和出版。但現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長的時間。因為中國還是以前那個中國，而我還是以前那個孟浪。」 詩人徐敬亞指出，在中國當代現代詩的詞庫里，「中國」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可能屬孟浪，孟浪幾乎成為「中國」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遠」、「我的出生地……與隻身出走的戶主無關」、「在遠景中，中國消失了……在遠景中，是一張廢紙離開中國！」即使在流離的詩人中，孟浪的「祖國」情結也是最重症的。他曾發問：「尋找祖國，還是尋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國到處行走的人」，幾乎成為自畫像。在全部翹課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對往日校園依依不捨：「祖國／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彷彿認定了宿命：「祖國和他相對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後階段的創作中，孟浪已然獲得從普世高度「鳥瞰」土地意義上的中國。「炮製出又一個祖國／並且思鄉，讓南北極突兀地擁抱在一起」、「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無力的臂彎里」、「我有無數個祖國/我有無數條道路/無數的我閃閃爍爍」、「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眾人，多得無以計數……偉大的迷途者，決定終於作出：/征途才是歸途，征途就是歸途/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驗他的道路/哦，受難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沒有路也可以逃」。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關鍵性的一步，詩歌與人性皆褶褶生輝並交相輝映。詩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學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緝的學生領袖，三十多年後，有的成了富豪，有的當了教授，有的清貧度日，有的四海為家。王丹多年在台灣深耕，警醒台灣民眾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彈；周鋒鎖成立「人道中國」機構，幫助所以百計良心犯及其家屬。但整體而言，無論在人權活動還是在文化藝術創造上，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為不能令人滿意。在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動中，蘇曉康真誠而嚴厲地指出：「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惜被批評者中極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應。 「六四」之後的流亡從未結束。「六四」以後至今，很多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因批評中共，或觸及若干敏感議題，受到騷擾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國，有的回國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坐牢，這張不完整的名單正變得愈來愈長（僅列出仍在世的）：張廣達、郭羅基、阮銘、陳奎德、張郎郎、丁抒、王飛凌、余茂春、何清漣、程曉農、吳國光、張煒、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澤榮、康正果、謝選駿、李劼、王友琴、張博樹、馮崇義、張倫、王維洛、文貫中、趙越勝、吳仁華、邵江、陳小平、裴毅然、徐友漁、崔衛平、王天成、夏明、許成鋼、鄒恆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楊海英、夏業良、何曉清、譚松、劉仲敬、蘇小和、陳建剛、長平、慕容雪村……他們在不同的學科中都學有所長、學有所成，若由他們組建一所大學，學術水準必定超過早已淪為黨校的北大清華。 （全文轉自上報）
三年清零之後，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有所好轉，相反，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衰退。同時，中國的國際環境也在日益惡化。人們再次對習近平的統治出現了強烈的質疑，習近平早日下台，幾乎成了全社會的期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綜觀歷史看習近平的接班人之迷」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這篇文章提到，清王朝建立的秘密建儲制度，既可以減少諸皇子奪嫡的風險，又不至於讓皇帝在位時大權旁落，也避免了儲君向皇帝爭權。文章認為，習近平也似乎樂於此道。作者的意思是，習近平可能也在搞秘密建儲。文章還說，去年開啟第三個總書記任期的習近平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時間，但卻遲遲不願亮出底牌，有意布下的一個迷陣。或許，《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完全誤讀了習近平。習近平不是不願亮出底牌，恰恰相反，習近平早就亮出了底牌，那就是不立接班人，所謂的接班人迷陣，恐怕只是一些人的想像。 事實上，從中共19大、到20大，最引入注目的一點便是沒有安排接班人。這不是巧合，而是習近平有意為之。當年，習近平的親信陳敏爾取代孫政才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關於他即將成為政治局常委、成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傳言就甚囂塵上。結果，陳敏爾不僅在19大上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在20大上依然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幾個親信反而後來居上。陳敏爾沒有能夠入常，很重要的一點便是有被看作接班人的嫌疑。而同屬60後的丁薛祥之所以能夠入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從沒有地方工作經歷，不會被外界看做是習近平的接班人。習近平有著強大的權力資源和操作能力，在他已經定於一尊的情況下，兩屆中央委員會都沒有接班人。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習近平的立場嗎？還不足以看清習近平的底牌嗎？顯然，習近平非常忌憚接班人的存在，他在極力地阻止接班人的出現。 另外，在世襲制的情況下，血緣便是最重要的資本，而皇帝的遺詔又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普通的皇子，哪怕是一個深藏在後宮裡的兒童，也完全可以憑藉先皇的詔書，名正言順地繼承大位。中共的黨魁確實可以指定接班人，但是，中共的體制畢竟不是世襲制，接班人需要有一定的經驗和資歷，需要被黨內外認識和接受。一個事先沒有任何影響力的人物，即使突然被立為接班人，也不可能順利接班。更重要的是，中共的黨魁只有在他擁有權力的時候，才能夠確立接班人，一旦他失去了權力，他便失去了一切。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這一切決定了，在中共的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立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們知道，在中共的19大上，習近平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的戰略安排：第一步，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實際上已經暗示，他將執政到二〇三五年以後，否則，根本沒有必要提出「兩步走」戰略。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在十年以內，習近平根本就不會考慮接班人問題；即便是要考慮，也要在他完成第四個任期之後。那麼，目前在任的政治局委員應該都不在習近平的考慮之列，畢竟，15年以後，這些人最年輕的也已經70多歲了。也可以說，習近平自己現在都不知道接班人是誰，不知道接班人在哪裡。 習近平執政十年，製造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特別是三年疫情，習近平荒唐的防疫政策更是造成了空前的災難，數百萬、上千萬人死亡，經濟更是遭到重創，習近平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早已經成為千夫所指和社會公敵。如果說，此前，習近平就想長期執政的話，那麼，事到如今，作惡多端的習近平就更不可能交出權力了。他不可能不擔心，一旦失去了權力，他就會遭到清算，乃至遭到審判。可以想像，習近平越往後就越是會擔心自己的下場，就越是千方百計地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會更加提防潛在的接班人。習近平應該會想到，無論是誰上台，都會先否定他習近平，否定他習近平的錯誤方略，才能贏得民心、才能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習近平怎麼可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呢？從這一點來看，習近平肯定不會主動退休，很有可能他會終身執政，他絕對不願意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被否定、被審判。 中共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組織，權力高度集中在總書記一人之手。外界擔心，沒有接班人，一旦習近平出現意外，可能會引發劇烈的政治動蕩。這不僅關係到中共自身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中國乃至世界的穩定與發展。然而，習近平擔心的卻是，一旦有了接班人，會削弱他自身的權威和影響力，分散他的權力，因為，習近平缺乏基本的自信，接班人存在會讓他感到威脅。此外，習近平內心極端缺乏安全感，只有絕對的權力才可以讓他感到有保障，一旦確立了接班人，他一定擔心接班人會抄他的後路。再者，他不會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權力，他關心的事情也只有權力。最重要的是，習近平極端自私，他只會考慮他的權力和地位，至於他以後的情況，中共的存亡、中國的穩定，他根本就不會在意。同時，習近平又極端無恥，他只看重實利，而不在乎名聲，更不在意外界的評論。一般來說，專制統治者傾向於選擇他信任的人接班，以維護他的遺產，並在卸任後保護他的利益。然而，以習近平的為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任的人，甚至都找不到一個讓他滿意的人選。能力太強，他會擔心無法駕馭；忠誠太過，他會擔心是兩面人。他更是絕對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出現一個習近平，讓他自己被邊緣化，被冷落，乃至被羞辱，就像他羞辱胡錦濤一樣。 中共的接班人問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尤其在習近平上台以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和敏感。習近平在2018年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他的長期執政掃清了法律障礙，但也給中共的未來、中國的未來帶來了極大的風險和災難。沒有人可以知道，愚蠢狂妄的習近平明天會做什麼，只要能夠實現他的野心，中國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他也不會在意。危險還在於，得益於中共的獨裁體制，習近平不僅輕易地打垮了黨內的主要對手，而且，還完全壓制了社會各界的精英。習近平在中共內部已經沒有明顯的對手或挑戰者，擁有近乎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如果，他不想安排接班人，就沒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他安排接班人，整個統治集團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共走向危機。 事到如今，恐怕不會再有人對習近平還報有幻想，習近平執政下去，只會讓更多的人感到絕望。現在，人們談論接班人問題，明顯不是為了談論接班人，而是在表達對習近平執政的擔心和絕望，是在探討習近平什麼時候交權下台。如果有了接班人的消息，或許，會讓一些人生出一線希望。所謂秘密立儲的說法，也許能給外界製造一點幻想，給人們製造一個繼續翹首等待奇蹟發生的理由。 （全文轉自議報）
上月27日，因為當局下令強拆位於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的納家營清真寺而導致穆斯林民眾聚眾抵抗並與警方發生衝突。事件的次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即以《雲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強拆 警民衝突視頻曝光》為題報道。 截止目前，能夠從公開消息渠道找到的該事件最新進展的內容也可以參見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昨日的報道，標題是《【雲南警民衝突】當局吁抗爭者自首否則「嚴懲」 傳已拘30人網路仍不時中斷》。 雖然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關注，但筆者沒有看到有一家媒體或者關注此事件的網友因此聯想起48年前也是發生在雲南，也是針對對穆斯林民眾的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即所謂「沙甸事件」或「沙甸慘案」。 維基百科稱，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發生在中國雲南省的回民大規模起義事件，最終以解放軍的屠殺鎮壓結束。大屠殺於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發生在雲南省的7個縣區，其中以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的沙甸鎮為主，共造成了約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來自沙甸）、包括300名兒童，傷殘近1000人，損毀房屋4400餘間。 至於這場事件的起因和結局，網上至今還是能夠查找到一些公正記錄的文章，筆者逐一比較之後，認為一篇標題為《雲南回族的恩仇——１４軍血洗沙甸鄉》的回憶文章相對可靠一些。 這篇文章的作者劉家駒是當時的解放軍的宣傳幹部。他直言製造這一慘案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當地第１４軍的一支部隊，發布鎮壓命令的又是復出主持軍委的鄧小平。 筆者在這裡註明一句，如今代習近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當年就在這個14軍。不過，筆者經多方查證，找到了執行沙甸屠殺任務的部隊番號應該是當時編製的解放軍陸軍第14軍的第42師下屬的一個陸軍團和一個炮兵團，而當時的張又俠是該軍40師119團司令部的作訓股參謀。 當年這位劉家駒作者是以《解放軍文藝》編輯身份深入到昆明軍區，在革命文藝創作學習班上尋找創作素材。他先聽到的故事是劉少奇的女兒畏罪叛國，在中緬邊境被捕獲的過程。「接下來輪到住招遠的１４軍的一位師炮兵營教導員發言，說他自己「講的是一個負面題材」。 這個炮兵營教導員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個月前，我們軍出動了一個步兵團和五個炮營，在沙甸鎮壓了一場反革命暴亂，打死打傷敵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導員說到這裡就被學習班主持人厲聲喝止，說是 「軍區早就打過招呼，這個事件不準公布。如果被帝國主義搞到手，拿出來宣傳我們要犯大錯誤的。往後誰也別再提了。」 劉家駒回憶說：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闖北，風聞軍隊鎮壓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槍殺幾個人、十幾人、幾十人，打死上百人的僅發生在四川、安徽。這位教導員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聞中的駭聞。它不但震撼我的心靈，甚至還讓我懷疑它的真實性。晚飯後，我約他到營區外散步，請他給我講述他沒講出來的故事： 沙甸是雲南省蒙自縣雞街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地處丘陵，１５００多戶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個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開始，公社和縣的造反派把這裡回族群眾的信仰當「四舊」來破除，關閉了清真寺，焚燒了可蘭經。一些堅持禮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關押、凌辱、吊打或掃地出門，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殘。為了生存，回族同胞組織了造反兵團抗爭。 於是，當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兩大派。一派主張封閉清真寺，滅絕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兩派間的對立，發展到拳腳相向，動刀動槍，武鬥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眾理所當然站到了捍衛清真寺一派。。 當時有幾個縣市的回族幹部被當地的對立派追打得無立錐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來。紅河州的縣市革命委出面，在軍隊的支持下，強制沙甸群眾交出這些幹部。遭到拒絕後，１４軍派出一個營進村搜捕，抓走了幹部，還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綁，給每人脖子上掛塊「反革命」的牌子，拉到縣城街頭示眾。 接下來，因為當地回民毫不屈服，當時剛剛當上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周興要軍隊派出一個團包圍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築壕封路對抗，雙方展開槍戰，在附近的縣市擺開了戰場……。 接下來，在中央的干預下，１４軍執行中央決定收繳武器的指示，派出一個營去收繳沙甸民兵組織的武器，遭到拒絕。沙甸的數千群眾把解放軍一個營轟出了村。雙方戰火重新燃起。 當時的中共中央聽聞後緊急召喚雲南省市革委會和武鬥雙方的兩派代表再次進京，由中央做出強制性的規定：雙方立即一槍一彈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軍必須進村，誰不執行，以反革命論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黨員馬伯華，當即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但包括阿訇在內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當地，剛一下車，數以千計的武裝對立派暴徒們把他們團團包圍，用事先準備的剖開的十多個豬頭，全扣在代表的頭上，拉著在大街上遊行…… 劉家駒在他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描述道：一個溫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傷害，最柔弱的人也會以生命來反抗的。代表們放回村後，他們不是承諾動員收繳武器，而是發動大家去搶奪縣和公社人武部軍用倉庫的槍支彈藥，幾天時間得到各種槍支一千餘支，實力大增，就在村邊地里挖出了環形塹壕，設置蓋溝、暗堡，屋頂也壘起了機槍掩體，做出一場有模有樣的戰場準備。 而當時的省革委會一把手周興，正重病纏身，念念不忘這場鬥爭，他派出大員來到沙甸周圍觀察了兩天，就匆匆向中央報告，政治解決已無可能了，請求中央批准１４軍消滅這股「政治土匪」。 周興是何許人？戰爭年代，他和鄧發、康生、李克農等人並列為中共隱蔽戰線的主要負責人。周興一生的事業就是殺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蘇區，就擔任江西省人民保衛局執行部長，和殺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幹掉莫須有的「AB團」１０萬人。長征中，他是一軍團保衛局副局長（局長羅瑞卿），對畏縮不前、開小差的，都由他就地處決。為了軍隊行動不泄密，對不能行動的傷病員也由他斬盡殺絕。到了陝甘寧，他是邊區保安處長，整風運動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軍潰散後，幾十名高級將領流浪到陝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許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關押審訊。中共建政後，又與羅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長，清除「地富反壞」竭盡全力。有人說他頭上的頂子是血染紅的。眼下鎮壓一個回民造反派的小組織對他來說，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順。 1975年7月的周興把鎮反報告送到中央，正趕上鄧小平復出。鄧接到周興報告，無須商量，當即批准由１４軍派出部隊攻打「土圍子」。 筆者也曾經讀到過另外一篇回憶文章，原始作者是當時14軍42師作戰科參謀，他明確說明擔任主攻任務的是126團。 劉家駒的回憶文章記錄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個步兵團進入戰鬥準備位置，對沙甸等８個自然村實施包圍。開始他們對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隊」根本不放在眼裡，沒想到為捍衛自己宗教的尊嚴，沙甸人人視死如歸。一個現代化的步兵團強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幾十人的傷亡的代價還沒進村，這是他們在國內戰爭中很少遇到的慘重傷亡。指揮員打紅了眼，迅速調來師屬炮兵團參戰，火炮口徑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擊炮，都是蘇式裝備，威力超過二戰中美軍的兵器配置。 劉家駒的回憶文章中記述說：戰場報復是８月１日凌晨開始的。４８門大炮瞬時發出雷鳴電閃，千百發彈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時間沙甸八個村子外圍的山頭上滾滾濃煙捲起，樹林、土塊、人的肢體伴著騰起的煙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襲是１５分鐘，炮彈翻開的新土火星閃爍。炮火剛停，十多輛宣傳車上的高音喇叭又響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擊，立功受獎！」「首惡必辦，脅從不問……」 不多會，在褐色的土層中響起炒爆豆般的槍聲，回民的幾挺機槍又復活了，它告訴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會屈服的。 第二次急襲１０分鐘，被犁開的山頭上，密集的彈坑像是人頭上的癩痢，還擊的槍聲啞了，但是沒見到一面白旗。火炮開始轉移，射向各個村邊的壕溝、地堡。直射火炮瞄準村中建築物上的掩體，一炮一個，直打到工事蕩然無存。火炮停止了射擊，步兵突擊分隊開始向村裡「接敵」運動。 進攻的步兵沒有炮兵幸運，村子裡不斷響起狙擊的槍聲。士兵們第一次打仗，訓練場上那種進攻戰鬥隊形沒有了，都拱在班長身後渾身戰慄，再也不敢前行。 攻擊受阻，陸軍團長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揮員猶豫了，把幾千發炮彈砸向居民區，七千人生命頓時會成一攤肉泥。他請示，周興拍板：我們是在鎮壓，哪怕片瓦無存絕不能右傾！ 於是，上千發炮彈直瀉６個村子，瞬間房屋一片片轟然塌下，火海中人們哭喊著，叫罵著奔向村外莊稼地。攻擊的步兵像是在圍獵，機槍步槍的火舌掃向如蟻般逃跑的人群，一時間，屍橫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戶人家，中彈也最多，整個村子已夷為平地。附近的田心、車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戶，也是一片殘牆斷壁，滿目的死屍和傷者，在曦光中構出一幅慘烈的圖景……。 劉家駒的文章描述說：炮火平息後部隊湧進村子開始打掃戰場。 一個活下來的婦女，突然從坍塌的房屋躍出，用磚頭把一個戰士的腦袋拍得腦漿進裂……。一個連隊的衛生員，從排水溝里救出一個八九歲的被打斷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紮所的路上，小傢伙從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進了衛生員的脖子…… 一個老太太，渾身血污，橫躺在自家的殘破的門檻上，緊閉雙眼，副團長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團長的衣襟，拉響了自己懷裡的手榴彈…… 當年受命中央和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擔任「工作隊」的隊長進駐沙甸的時任雲南省民族邊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李長猛日後對他的家人回憶說：關於沙甸事件的責任，中央下發文件中歸咎於四人幫，其實鄧小平當時是總參謀長，沙甸軍事鎮壓的命令一定是他下達。他當時大力提倡「整頓」， 「打土圍子」，這種鎮壓符合他的主張。 李長猛還對他家人回憶說：鄧小平當時還講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憤」的話，我都記在筆記本上。 2011年10月22號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有一篇題為「鄧小平的遺產」(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雲南省的一個穆斯林村莊。那次行動導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個兒童。由此可知，14年後，鄧小平對學生和工人遊行抗議的回應（即六四鎮壓）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讀罷如上這段文字後，李長猛的兒子寫下了一篇回憶文章《父親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說：當時最後、最大的一個爭議集中在清真寺的關閉問題。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問題。因為政府不答應解放軍進村後不關閉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讓軍隊進村，最後就是武力解決了。 可見，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實上僅僅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宗教權益而慘遭屠殺。 李長猛之子的文章中還說：談到六四事件，父親常會這樣說：「我早知道會有那樣的結局，你們不了解他(鄧），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紀念日，援引史料寫下此文，提醒人們勿忘34年前的六四鎮壓，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六月份，除了是鳳凰花開，是莘莘學子們即將邁入下一段旅程的季節外，還有歷史上一件亦因青年學子所發起的抗爭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該事件不僅不能被遺忘，今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更將屆滿34年，可就在5月30日起，陸續有北京網友發現，去年在北京海淀區發生掛布條抗議事件的地標──四通橋，最近路牌突然被拆除，連中國2個主要地圖服務供應商「百度」和「高德」上，也搜尋不到四通橋。 去年中共召開20大會議前夕，一名網名為「彭載舟」的北京居民──彭立發，在四通橋上發起反習、反清零行動，甚至透過現場擴音播放標語並燃起濃煙，吸引路人注意，令中共當局大為震驚，事後彭立發遭警方逮捕，迄今生死不明，自此「四通橋」便成為中共內部的敏感詞，早前在網路上已受到密集封殺，中共當局還因此曾派駐「守橋員」，另知名陸企──華為，其手機還做出「愛黨設計」，只要用戶一旦拍攝四通橋，就會自動刪除且關機，對於此次中共當局在六四前夕再度升級對四通橋的管控，無疑是擔心彭立發因反抗中共暴政被譽為當代「坦克人」的事件，會再次激起民眾憶起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勇敢抵擋坦克的青年學子。 回顧過往，不論是六四事件、四通橋反習事件、白紙運動，還是烏魯木齊大火後，被拆除的「烏魯木齊中路」路牌，都證明了中共當局越是用盡各種手段欲抹滅這些民眾人民反抗的歷史的行為，越是表明中共當局對於人民反抗其實是存在著恐懼，且一味認為僅要透過蠻橫霸道的消除在場事物便能消除群體記憶，此種愚蠢行為反而越發提醒了大眾在此地此景曾經發生過的事迹，亦正是因為如此，六四事件方能在歷經中共政府多年來持續大各項管控力度後，依舊深植人民心底的原因。 34年後的今日，香港也在國安法及反送中過後嚴禁舉辦六四悼念活動，儘管如今在中共內地，不可告人的6月4日已變成「5月35日」，可六四精神依舊存在台灣、美國及世界各地，美國眾議院外委會印太小組主席金映玉等多名跨黨派眾議員亦在日前提出決議案，悼念六四受害者，譴責中共持續打壓中國及香港的人權及基本自由；在中國被禁、香港不能演的「六四舞台劇」近日也在台灣登台演出，讓世人謹記中共政府曾經以一連串逮捕、處決和流放手段對示威百姓施壓，且時至今日，中共政府從未公布鎮壓行動的死亡人數，六四精神將以不同形式留存在所有人心中，更是無論中共當局多想抹滅也抹滅不了的血腥歷史。 （※作者為前駐港記者。全文轉自上報）
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他們沒有像來到海外的許多「六四」親歷者一樣的民運領袖風采，更沒有像郭飛雄（楊茂東）那樣在國內經歷諸多磨難仍保有不滅的政治志向。他們是在當年「六四」承受過打壓後迅速後退的一批人。在我眼裡，他們是平庸的。 校園裡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在教學和為人方面都頗有口碑。他沉默少語，僅憑他一臉正氣和嚴肅的表情，就足以讓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慣於吃喝玩樂者不是一類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幾名年輕中學教師在校內自發遊行慶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有的被貶到邊遠小學，有的雖然留校，但今後不能晉級、升職。他們都要寫一份向黨檢討自己的材料，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後，獲聘到一個發達城市的貴族學校，月入幾萬，後來房子有好幾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學校，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只是表態不多。對於我經常在社會上揭露共產黨迫害人民的黑暗現實，他有時只是說「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許，他看到強權如此，自己無法與之抗爭，而將心志轉移到教書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體制下，所謂的教書育人又能對社會起什麼推動作用呢？當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過了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課程。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當談到海外自由資訊時，他都是默默地聽，從不表態。最後說：「謝謝」。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罵黨的貪官大哥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被貶到基層。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前同事在為我爭取待遇方面幫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時，已是一名中層領導幹部，我稱他為大哥。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裡話，在我離開當地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他是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之一。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我知道他是個貪官。當地也曾流傳一些對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沒有人能動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以後這錢太多了怎麼辦好？」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讓這個政權垮吧！特別是大哥思想開明，起碼對我不像別人那種歧視，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發下來又不得不應付下。我從香港帶回的禁書，他也敢看，有關「文革」的歷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輪功真相的資料都敢看，還收藏了一本《九評共產黨》。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說講出真相了。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里儘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時的理想，只是已經放在一邊。可能人們會說這是精緻利已主義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的體制，他的狀態就不會是這樣。那時，他的聰明才智同樣會使他獲得名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監控比過去嚴重，所以我也不想給他添麻煩。但願他在習近平的內鬥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許，他內心的正義感和對共產黨惡魔的抵觸，能讓上天保佑他。 「國學」圈裡隱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國學」圈子裡的名人，還是個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問他的真名實姓，他的名片上寫著姓任，據別人說這只是化名。 當時我已從體制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個社區設有一家國學書院。也是因為緣份之故，不記得什麼時候起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經在長安街冒過危險的那批學生之一。因為「六四」問題的影響，以他的專業，本是進機關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為自由職業者。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他對於當前政治處於非常消沉和悲觀的狀態，也說過不願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我看到任先生的書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贈的宗教類普及書籍，都有著中共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的印記，並不是真正敬重神靈。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在這個圈子裡求得名利而已，「國學」是個幌子，就不知不覺和他疏遠了。 踲入空門的民主青年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實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稱他為德先生。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且在公共場合聲量大也沒有顧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不過當年在社會上，確實還沒有現在習時代這麼多隨機告密者。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女友先獲釋後去了國外，並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獲釋後不想離開中國。民主路斷，情緣已了，心灰意冷，於是踲入空門。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其他僧人甚至戲稱他為「政治和尚」。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貪污淫亂的黨棍僧官們，德先生自認是清白的。但他說自己是行動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麼，說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到站時揮揮手下車而去，僧袍飄飄。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下，經歷打壓後迅速自我掩蓋，沒有繼續對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踐行。但是相對於普通民眾，他們思想境界較高，還保有對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難起而行和恆久堅持的。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日後形勢急轉，當那些在國內一直飽經磨難而不屈的大志者們振臂一呼之時，他們也能夠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願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前中國國防大學政委、解放軍上將劉亞洲被習近平整肅。對此，海內外傳來一片同情、惋惜的聲音，有些異議人士甚至認為他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其主要依據就是網上流傳的一些冠名劉亞洲的暢談政治改革的文章。 但是，此類署名劉亞洲的文章大都是冒名頂替之作，劉亞洲多年前已發聲澄清。一年多前，流亡美國的異議人士鄭存柱也發表公開聲明，為其欺世盜名之舉道歉：「二零一三年八月，本人盜用劉亞洲先生的大名，寫作並發表了《中國政治改革新思維——劉亞洲內部講話》一文。當時十八大剛剛過去一年，國內很多人對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抱有期望，但是認為他面對種種阻力，需要有重啟中國政治改革的鼓與吹。本人人微言輕，只好出此下策，盜用劉將軍之名，企圖掀起輿論的動蕩，以吹緲一池春水。……這種做法，的確是一種盜名行為。無論是否對劉亞洲先生造成實際傷害，本人都應該對劉亞洲先生公開道歉。同時也對那些相信、轉發、評論此文的所有讀者表達歉意。」鄭先生公開道歉，算是亡羊補牢。但我一直堅信，絕對不能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絕對不能用謊言反對謊言，否則，即便你打敗了共產黨，你也變成了另一個共產黨，正如尼采所說：「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真正代表劉亞洲思想的，不是那些來歷不明的偽托之作，而是電視政論片《較量無聲》。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電視政論片《較量無聲》在網上悄然「流出」。該片由國防大學、總政保衛部、總參三部，以及社科院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安部智庫）聯合推出，劉亞洲為總策劃。該片通過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中東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解讀，得出結論稱，這一切的源頭，都是美國使用非常規手段，顛覆了他國政體的驚天陰謀。該片指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顛覆中國現行體制，試圖從政治、文化、思想、社會和組織五條戰線進行滲透和干涉，近年來此起彼伏的維權事件和公民抗爭等，都是美國滲透的結果。 劉亞洲將《較量無聲》放在網上傳播，一是因為通過傳統媒體如央視播放，需要經過曠日持久的審查程序，二是因為他已然發現網路的「觸及率」已超過電視。他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成為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主戰場，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這個『最大變數』來『扳倒中國』。各種反主流意識形態思潮混雜在政治性謠言甚至『心靈雞湯』之中，在互聯網上競相發聲，而且極具蠱惑力。要爭奪話語權，就必須重視輿論生態和媒體格局的深刻變化，與時俱進創新理念和手段。」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佔領互聯網這個輿論高地。 有評論人士指出，劉亞洲找秦天等一眾軍中信奉國家主義的鷹派太子黨拍出《較量無聲》有兩個盤算：一是投習近平所好，把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灌輸給習近平；二是劉亞洲本人藉此從國防大學政委職位上再上一層，拿下中央軍委委員中的一席，乃至成為習近平的「軍中國師」。 沒有想到，這部電視片用力過猛——片中影射王岐山與馬凱等財經領域高官與美國的「顛覆工具」——福特基金會——有聯繫。這種告密手段，與一九八九年王震向鄧小平告密說，趙紫陽與索羅斯的開放基金會有關，是美國特務，幾乎如出一轍。許多左派人士看了電視片後，呼籲追查「美國代言人」在中國黨政機關的後台。那時習近平正與王岐山結盟，利用王岐山治理經濟及整肅政敵，對於這種「挑撥離間」自然不能容忍。於是，五天之後，習近平下令全網封鎖《較量無聲》。 把中國的未來寄托在劉亞洲身上，是智力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怯懦 《較量無聲》是劉亞洲的投名狀，卻起到了反作用，讓習近平對這個野心勃勃的「儒將」頗為忌憚。習近平雖然全盤接納了劉亞洲在片中的思想，卻也埋下了整肅劉亞洲的伏筆。正如秦國的國主全盤接受商鞅變法，卻把商鞅五馬分屍處死。 旅居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發推文說：「劉亞洲，第二個任志強！劉亞洲之劫難預示更大的浩劫來臨。」她還說：「憲政、自由、民主是劉亞洲先生明確堅持的觀念，只是囿於環境所限，表達需要講究策略。」或許，與劉亞洲共同的「紅二代」背景，讓她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發出不同看法，認為劉亞洲與習近平是一夥的，他們是窩裡斗。蔡霞立即表示：「你是要當習近平的幫凶？」慕容雪村回應說：「這話問得不應該吧。他們黨內權斗，與我沒半毛錢關係。難不成周永康和薄熙來倒台，你也要為他們呼號奔走？政治犯是很高的榮譽，它屬於張展、彭載舟、吳淦、王愛忠、秦永敏和剛剛被判重刑的許志永和丁家喜。至於劉亞洲這種，享受高幹待遇，住高幹病房，連坐牢也要坐高幹牢的紅高幹，不適合來分一杯羹。」 我贊和慕容雪村的看法。如何看待「六四」，是判斷一個人是否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標尺。那麼，劉亞洲是如何評價「六四」的？我在《劉曉波傳》中寫到過這樣一個細節：一九八九年五月，作為軍中作家，劉亞洲與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金堅范一道出席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舉行的國際筆會第五十三屆代表大會。正值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抗議示威，國際筆會通過決議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警告中共當局不得以武力鎮壓民眾。當國際筆會主席宣讀決議時，劉亞洲高聲反駁，並率團中途退席，隨即宣布中國作家協會退出國際筆會。正是有這一段淵源，後來國際筆會才接納了由劉賓雁、劉曉波創建的獨立中文筆會為其成員。「六四」屠殺之後，劉亞洲上書當時的國家主席王震，建議防患未然，一定要控制輿論和教育，不能再發生一次「六四」，也不能讓「六四」學生日後成長為反對派。 在中共的統戰政策中，一切國際組織都是其統戰的舞台，國際筆會也不例外。此前的一九八八年，劉亞洲利用國際筆會第五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漢城召開之機，與韓國外交官員接觸，並將與韓建交的意義寫給決策層。劉亞洲的外交新思維，得到中共高層認同。兩年後，劉與葉劍英之子、時任總政聯絡部部長的葉選寧陪同一位國務院副總理會見韓國特使，為中韓建交奠定基礎。劉亞洲也因對韓國秘密工作成績突出，立了二等功一次。 一九九二年四月，劉亞洲以雙重身份（作家和軍人）訪問台灣，開創了中共黨員訪台的先河。台灣統派予以隆重接待，他們看重的當然不是當時只是校級軍官的劉亞洲本人，而是他身為前國家主席和時任政協主席的李先念的女婿的特殊身份。當時的國民黨軍中大佬郝柏村傳過來兩句話：「第一，只要開放大陸黨政軍人員赴台，第一個就邀請劉亞洲。第二，劉來台後，我一定見。如他不來，通過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見。」 「六四」之後，中共高層再也沒有胡耀邦和趙紫陽意義上的改革派或開明派，朱鎔基不是，溫家寶不是，被習近平整肅的所有高官都不是。這是一個常識，如果連這個常識都不承認，仍然在中共高層尋找好人、尋找救星，就如同從糞坑中尋找鑽石，最終只能一無所獲。蘇曉康的評論一語中的：「他們之間不過是另一場『兄弟窯牆』，劉亞洲也不過是另一個薄熙來而已，相較之下，劉之於薄，卻是小巫見大巫。……坊間傳說他是軍內挑戰習乃至軍事政變的主要角色，我就覺得匪夷所思了，他有那個能耐嗎？不是淪為另一場『秀才造反』，雖然他也算一個『太子』（駙馬）？假如他以軍事常識——他真懂打仗這回事嗎、僅僅因為讀過幾本西方軍事科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