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六四国殇34周年祭

一年一度拜祭六四亡灵的日子又已到来，又一次感受心灵深处那无法抚平的伤痛。手上沾有六四屠城鲜血的中共政权和窃国大贼，依然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非作歹。国运不济，吾侪命途多舛。苍天有眼，当助吾侪早日讨还公道。

34年前，投身八九民运的亿万男女老少，没有人会想到中共强加给中国的极权制度会延续这么久。投身这一运动的老中青三代人几十年来饱经风霜，当年的老年已花果凋零、当年的中年已白发苍苍、当年的青年才俊稚嫩少女也已华容不再。

1989-1991年间，世界十几个共产政权在“苏东波”中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坍塌，这种历史剧变曾给世人带来狂喜。人类在17世纪以降建立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20世纪遭遇两大劲敌的严峻挑战，一是共产主义、一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挑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彻底失败。1989-1991年间世界十几个共产政权的崩溃被世人视为共产主义挑战的彻底失败。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分别以种族理论和阶级理论支撑的乌托邦都已灰飞烟灭，哲学家福山当时合乎逻辑地宣告“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核心价值和制度上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极限，别无选择、无可替代，任何别的选择都只能是令人鄙夷的低劣选项。

不过，于今回眸人类30余年来的历史进程，我不得不说，中共政权1989年通过六四屠城而生存下来、发达起来，这一事变对世界的影响力，至少与苏联的崩溃旗鼓相当，甚至于更大。

“苏东波”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冷战

苏联及其卫星国共产政权的崩溃使“自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居主导地位的世界各国）大喜过望，朝野上下陶醉于“不战而胜”的狂欢。的确，这种地缘政治的剧变解除了区隔两个世界的政治铁幕，使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遍布全球、无远弗届。自由世界匆忙宣告“冷战的结束”，热烈拥抱自天而降的经济机会、尽情享受滚滚而来的市场红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在欢歌笑语中四面出击。

然而，“冷战的结束”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苏东波”所展示的事实是，早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踏上从良之途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了，而最野蛮、最顽固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依然存在。既然冷战被定义为共产政权与自由世界在避免正面热战的格局中进行生死较量，那么，在中国等五个共产政权仍然与自由世界进行生死搏斗、终极较量的当口，怎么能够宣告“冷战的结束”？！中共政权调动十四个集团军、二十几万野战部队镇压在八九民运中和平请愿、争取惩治腐败结社自由等有限目标的学生和市民，而且在六四屠城之后对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算，难道还不足以向自由世界展现这个政权与自由民主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邪恶本质？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宁愿交出政权也不动用军队屠杀示威民众，中共政权对并没有提出政权诉求的和平请愿民众却大开杀戒，难道还不足以向自由世界表明中共政权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更为歹毒？

实际上，中共政权统治集团以牛力杀鸡、动用几十万野战军和机枪坦克在北京城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正是为了制造中国民众和自由世界对它的恐惧，从而不敢正面挑战这个邪恶政权。中共统治集团如愿以偿，成功地挡住了“苏东波”，中国也就取代苏联而成为世界专制政权挑战自由世界的大本营。显而易见，冷战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以新的阵势和新的方式展开。“苏东波”最多只是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冷战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世界冷战。在第二次世界冷战中，自由世界体态依旧，只是阵营扩大了、战斗意志衰退了；共产主义阵营缩小了，而且大本营从莫斯科转移到了更加狡诈的北京。

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本是为了阻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吊诡的是，鉴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中共政权在依靠血腥镇压和红色恐怖稳住阵脚之后，在非政治领域向中国民众和自由世界做出重大让步，特别是正式为“市场经济”正名、将“计划”和“市场”都当成实用的中性工具。而且，为推进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邓小平下令禁止“姓资还是姓社” 的争论，为后极权党国资本主义大开绿灯。

中共统治集团确实是将“计划”和“市场”都当成巩固中共政权的工具，而不是在价值层面真心诚意地拥抱以私有产权以及其它基本人权为基础制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共经济路线的这一转变，其效果立竿见影。就中国国内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起，为红色恐怖所笼罩的广大中国民众选择了明哲保身的政治冷漠，在中共党国所出让的经济空间里苟且偷生。资本主义的神奇力量居然在党国体制中也促成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亿万民众凭借他们的智慧各显神通、迅速脱贫而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共政权在共产主义已经失魂落魄的世代，竟然能暂时获得长期的政治安全。

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的收获更大，居然在第二次世界冷战中占上风。而中共政权之所以能够占上风，无疑是因为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自由世界丧失了迎战共产邪灵的政治意志。自由世界在当时迫不及待地宣布“冷战的结束”、欢喜若狂地将共产中国接纳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只有两种解释。一是被市场诱惑、发财机会和经济全球化蒙住了双眼，对中共政权的共产主义本质模糊不清。一是虽然对中共政权的共产主义本质了然于胸，但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而故意执行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

穷凶极恶的中共政权与唯利是图的自由世界联手，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当然不是对手。这样一来，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迅速转入低潮，海外民运也被迅速边缘化，而且因为资源的极度贫乏而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分化和分裂。坚定的民运人士在这种恶劣的生态中高擎自由民主旗帜苦支残局、苦斗求存、百折不挠，弥足珍贵。“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等团体风雨不改、每年六四纪念日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声势浩大的烛光晚会，表达“ 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五大政治诉求，举世瞩目。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迂回路径与最后冲刺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在六四屠城十年之后重返议事日程。1998年下半年，浙江、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民运人士相继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揭橥“ 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等宗旨，在共产中国开正式创建反对党之先河。1999年4月，全国各地上万法轮功信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地北京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请愿，预示大规模民众街头运动将重现神州。1999年中共执政50周年前夕，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络上发表，大声疾呼必须以体现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彻底取代祸国殃民而且被世界历史淘汰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标志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和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形成。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虽然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但是共享自由主义核心价值，有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自由派（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草根维权人士等六路人马。他们既在实体世界扮演中国民间的领导力量，也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 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意见领袖”。

进入21世纪，被中共后极权党国镇压下去的中国民主运动以新的阵容、新的思想武装、新的话语、新的行为模式，浩荡呼啸于大江南北。基于新的环境和条件，新的中国民主运动在相互呼应的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依托互联网以及《南方周末》等开明传统媒体，展开中国自由主义深入而系统的思想启蒙，使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理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的观念水位。另一条战线是遍及城乡各行各业、结合民生和政治各种具体议题的维权运动。“群体事件”在一些年头高达20万起，一些“群体事件”的规模高达在万人以上。2003年港人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2008年3月14日藏人为纪念1959年3月10日武装起义49周年而在拉萨等地举行集体示威、2009年7月5日维吾尔人在新疆乌鲁木齐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中国政府善待在沿海地区打工的维吾尔劳工，都是维权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和维权运动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当然，政治变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那种认为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促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想法，当今已被视为“中国幻觉”广受诟病。这种诟病的事实依据是，自由世界接纳共产中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让共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制造业搬到共产中国，将资金和技术转到共产中国，向共产中国敞开市场，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却没有带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相反，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使中共政权所能收割和支配的资源倍增，也使中共政权巩固自己的信心倍增。中共政权将它所收割的民脂民膏用于暴力维稳，用于数码极权，用于支持国际上的专制政权，用于大外宣，用于对自由世界的思想和政治渗透，用于树立依靠专制政治和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时代迅速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中国模式”，用于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和制度的全面挑战，与世人所期待的政治民主化完全背道而驰，俄罗斯等一些本来已经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反过来向共产中国看齐而陷入政治倒退。相比之下，自由世界反而要严重依赖专制国家，依赖中国制造业、依赖中国市场、依赖俄罗斯能源。与此同时，赞誉“中国崛起”、唱衰“西方没落”的声音即便在自由世界也甚嚣尘上。

支持中国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天真幼稚？自由世界接纳中国变成养虎为患，是否咎由自取？应该说，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有促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潜力。伴随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以中国公民社会为社会基础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转化为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权益的维权运动，都表明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潜力。但是，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不会必然或自动地促成中国政治民主化。民主化是政治，是基于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自由世界在过去30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在于，以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中国政治民主化为借口，几乎是无条件地与中共政权合作而谋取不义之财，没有将中国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没有给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必要支持。

实际上，2012-2013年习近平接任党、政、军大权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和遍及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都达到高峰，可以说是形成了于后极权中共党国相抗衡、与中共党国的维稳体制势均力敌的局面。维权运动的原初目标，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从事个案行政诉讼和群体抗争、落实各种具体的利益诉求，进而逐步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但是维权人士在与维稳体制的反复博弈中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整体的政治民主化，各种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根本无法实现。从2008年《零八宪章》的发表到2013年春天在中国官媒上展开的宪政之争，中国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宪政共识。当时很多人将宪政民主视为未来中国的唯一选项，形成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三大宪政思潮相互激荡的动人局面。如果形成良性朝野互动，中国当年便可朝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方向高歌猛进。

不幸的是，中共政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落入了顽固的极权主义者之手。习近平立稳脚跟之后，为了保住中共党国的红色江山、阻断只有一步之遥的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全面启动中共党国的极权机制、竭力重建中共党国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实施极权复辟。这厮集黑帮头子和邪教教主于一身，执政十年以来一直祸国殃民、恶贯满盈。他带领其僚属仆从、爪牙打手胡作非为，推行严刑峻法、迫害政敌无辜、摧残公民社会、窒息公民言论、激化民族矛盾、恶化台海局势、摧毁香港自治、亲自部署隐瞒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大瘟疫、使中国经济陷于绝境、使中国与文明世界尖锐对立。

习近平的极权复辟，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伤害。而这位独裁者始料未及的是，他按照极权逻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遭遇强力反弹。在国际上，自由世界终于如梦初醒、亡羊补牢，开始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告别投降主义和绥靖主义错误路线，联手回击作恶多端的中共政权。2017-2018年是自由世界应对中共政权战略转变的分水岭，其标志是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主要针对中共政治渗透的《外国影响透明法案》和美国政府制定将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此后是实际上承认第二次世界冷战的现实，以不宣而战的方式迎战中共政权，涉及贸易、投资、科技、信息、情报、外交、军事等一切方面。2021年12月美国政府主办官方全球民主峰会，与在丹麦举办的民间民主峰会相映成趣，更明显不过地表明自由世界正在结成世界民主联盟，在全球范围内与专制阵营、特别是中共后极权党国展开全方位较量。

在中国国内，面对中共党国竭泽而渔的野蛮掠夺、没完没了的蒙昧折腾和令人窒息的监控封控，面对资源枯竭和千疮百孔的生存环境，面对破产失业等各式各样的民生灾难，面对备受欺凌而无法言说无处伸冤的悲惨遭遇，觉醒的民众再也忍不可忍。2022年10月13日民间意见领袖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等横幅，立即在全国各地以及全球华人社区得到广泛呼应。2022年11-12月间以“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两大口号惊动世界的“白纸革命”，迅速波及全国21个省市的近100个大中城市，而且在留学生及华人移民聚居的世界各大城市得到热烈的响应。这些政治行动表明，中国已经完全具备爆发“颜色革命”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当然，“白纸革命”与“颜色革命”还有相当距离，还没具备成功的“颜色革命”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特别是担任动员和协调责任的强大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由政治反对派、体制内外知识精英、新兴社会阶层和体制内开明派组成社会大联合、形成扭转乾坤的合力。

总而言之，面对中共暴政，觉醒的中国人仍然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的中国而战。而且，这支反对中共暴政的队伍，除了遭受中共政权戕害的各类冤民，在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中改善了经济状况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还有很多人因为权利意识和宪政观念的生长而视习记中共党国为寇仇。即便是在中共上层，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个体自主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派，与完全无视个体人格尊严的习近平极权派，也已经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习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党魁终身制并装神弄鬼大搞个人崇拜，更是招致天怒人怨。我一再强调，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终究心劳日拙、内外交困，无法将中共党国传给难成气候的红三代，无法改变中共党国二世而亡的命运。习近平登基以来的一切倒行逆施，只不过是极权主义者在穷途末路上的垂死挣扎。继承八九民运未竟事业的中国仁人志士，正满怀必胜信心创造朝野上下联手倒习倒共、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新契机。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中共建政73年，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坏事做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行韬晦之计为中共续命；胡耀邦、赵紫阳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的转型之道，被邓小平、陈云联手扼杀；此后靠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和胡锦涛的”不折腾”苟延残喘。在胡温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以”维权运动”的方式重现中华大地，而且借助互联网形成大象无形的协调系统和动员机制，与中共的”维稳”体制俨然对峙，此消彼长而逼近转型门槛。胡温的继任者如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朝野互动跨越转型之坎，只是举手之劳。中国国运是如此不济，继任者居然是无知、无能、无耻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不惜一切代价延续党国江山和专制暴政的新魔鬼。 

在中共政权崩溃、剧变到来之时，整个社会将急剧分化组合，以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和普世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或”苏东波”之后的原共产国家一样。届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贤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荡和内外互动中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和社会重建，也开辟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

中共建政73年，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坏事做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行韬晦之计为中共续命；胡耀邦、赵紫阳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的转型之道，被邓小平、陈云联手扼杀；此后靠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和胡锦涛的”不折腾”苟延残喘。在胡温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以”维权运动”的方式重现中华大地，而且借助互联网形成大象无形的协调系统和动员机制，与中共的”维稳”体制俨然对峙，此消彼长而逼近转型门槛。胡温的继任者如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朝野互动跨越转型之坎，只是举手之劳。中国国运是如此不济，继任者居然是无知、无能、无耻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不惜一切代价延续党国江山和专制暴政的新魔鬼。

习近平登台以来，一直倒行逆施、摧残中国公民社会和健康力量，使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极权社会倒退。但是，习近平无法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注定是亡国之君。在中共政权崩溃、剧变到来之时，整个社会将急剧分化组合，以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和普世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或”苏东波”之后的原共产国家一样。届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贤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荡和内外互动中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和社会重建，也开辟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

 202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