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六四34周年，海内外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一如既往地隆重纪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扬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紧张，高度紧张，年复一年地紧张。它们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说了四个自信，但他们一个自信都没有；说了一百多个安全，但他们一个安全感都没有。 中南海百般设防，并在网络上设置无数敏感词，连领导人自己的名字都成为禁词（在游戏平台上），极尽荒唐和荒诞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争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令他们防不胜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国家体育馆 — 鸟巢顶上勇敢挥舞象征自由的星条旗、撒下传单，有独立宣言，还有她自己的告同胞书。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大屏幕上，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同时提出五大诉求，呼吁民主和宪政。 三十四年过去了，岁月无情。时间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当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也消耗了独裁者。八九一代，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岁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实现。但纵观独裁者，被称为六四屠夫的邓小平和李鹏相继死亡；六四的获益者、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也已经死亡。他们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 中南海今天的领导人，自以为一派独大、一人独裁，幻想红色王朝能够千秋万代。然而，纵观历史，所有王朝政治，专制制度，都只是过眼云烟。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数年，无不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而专制王朝更替和覆灭的周期愈加缩短。历代独裁者，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现在和将来的独裁者也不会例外。 放眼当今世界，只有民主国家，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长盛不衰。道理很简单，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管理国家。只有民选政府，才能集思广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客观规律，中国不会例外。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不仅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也深刻影响世界当代史。当年就成为东欧解放和苏联解体的重大推动力。三十四年过去了，国际社会没有忘记。各主要民主国家继续发声支持中国人民，支持中国民主化，或通过各国政府文告，或通过各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声。世界各国已经觉醒，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世界和平呼唤一个民主中国；人类未来需要一个民主中国。 中共企图让几代人忘记历史，然而，当今中国，经济滑坡，失业严重，外资外企加速撤离，高速经济增长成为明日黄花。老年人无所保障，中年人彷徨无计，青年人躺平断代。于是，与统治者事与愿违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希望寄托于民主中国。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妨碍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根本障碍，在于一党专政；而促进中国发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于民主化。 当年，1989年，作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八九一代举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为海外民主运动的坚持者，他们又担当了火炬传递者的角色。因为，香港已经沦陷，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不再，海外民运理应接过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们不能再办的六四纪念馆建立在海外，把他们不能再继续的六四纪念活动延续在海外。与此同时，八九一代也有义务和责任向年轻一代传递民主火炬。 由此可见，八九民运从未过时。三十四年后的中国，向往民主的中国人，有增无减，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去年底如狂飙骤起的白纸运动和白纸革命，就是明证，它的参与者和组织者都是年轻一代，可爱的00后。还有觉醒的海外留学生主体，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八九民运的火炬，将在年轻一代手中传承。火种不灭，理想将继续燃烧。一个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国，或迟或早，将诞生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任何势力的阻挡都将是徒劳。时间将证明一切，历史将证明一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里面提到三个理由极权统治会失败，一是战争，二是饥荒，三是领导人软化，无法铁腕镇压反抗人民。我觉得在现在的科技世界里，饥荒已经不是极权政府会失败的理由，看朝鲜就知道。只要西方国家仍然有科技大量生产粮食，极权国家互相勾结扶持，统治阶级懂得情绪勒索善心西方人士，统治阶级就不会饿死，饥荒就只会是人间灾难，而不会是独裁者下台的原因。 所以，共产党在中国会倒台的原因，只剩战争和领导人软化。但我们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分水岭，屠杀之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共产党为保卫政权，杀害人民是没有底线的。苏共倒台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学得教训，习近平说，苏共这么多人，“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保卫政权。所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非常清楚独裁意志软化会有什么后果。我们绝对看不到这一代的共党领导人，有成为蒋经国的可能。 因此新冠封控造成的民意反弹、上街抗议，甚至在可见的未来，所有中国社会不满的声音，通通会被铁腕镇压，杀鸡儆猴的事例，只会用越来越强势的方法进行。科技给了共产党强力的武器控制人民，只要习近平意志不软化，就不可能有革命发生。不少反共华人，期待中国经济下滑、民不聊生会有张献忠之类的革命军出现，那是太过天真的看法。只要统治阶级日子过得好好的，革命在共产中国里，不会发生。 所以共产党倒台的理由，只剩战争一途。也因为战争的变数太多，改变共产党统治能力的变数无法控制，正常情况下，习近平没有任何理由攻打台湾。而不正常的情况，只有两个，一是美国退缩，不再于西太平洋提供安保，二是台湾把自己弄得太容易被吃下，习近平不出手都不好意思。目前看来，美国内部抗中声音高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家，都没有任何孤离主义的倾向，所以共产党很清楚美国的立场，不会误判，而胡乱出兵，搞掉自己的政权。 因此，只要台湾不要把自己放在盘上，给共产党当成不费力气的佳肴，台海就不会有战事。这也是这次总统选举重要的原因，只要台湾强化自保，坚持反共的决心，台海就会有和平。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经授权，转载自作者推特。）
脱口秀演员李昊石的所谓“辱军”事件肇始于李昊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词恰恰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将其意转嫁挪作他用。 中国是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了党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与时俱进；一类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个人权力的，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式特色。 从控制话语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奥维尔在他的《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大洋国，它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也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 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把它们称为革命词语或革命大词，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语词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语词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习这儿，他把这些革命语词的含义复活了。 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人们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干瘪无趣，内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说，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使得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 这种情况在今天又被复活。曾几何时，鉴于革命语言在文革达到极致，让人们对这种表达方式憎恶到极点。文革结束后，思想解冻，此类貌似崇高神圣的政治语言成了小说家和艺术家们无情嘲笑的对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说，就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尤其《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这两部室内情景喜剧，它们人物对话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语言的反讽上，那些革命语言通过剧中人物“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其内在的荒谬性立刻显露无疑，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达到消解这些政治语言意义的戏剧效果，以致它们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当权者的标准看，无论是二王的小说，还是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严重得多。可在当时，观众都没把它当回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 习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 然而，这一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烟消云散。习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是试探性的，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毕露。习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中共，但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要和西方接轨，它渐渐隐身。而习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这使他接受和运用这一套革命语言的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陈出新。比如习爱在讲话中引毛的诗词，他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那儿，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这儿，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腔作势。 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让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些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触碰了这些敏感词，轻得通报批评，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像“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由于被大众默认为是解放军的“专利”，也就不能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也是触犯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人们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确圈定不能触碰的政治敏感词，此类词语的运用要更加小心，因为在出问题前，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说，李昊石事件见证了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的回归。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常玉 当代中国有两个翻天覆地的时间节点：一九四九与一九八九，这两个时间不需要做任何注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性稍次一级的时间节点：一九七六（毛泽东死亡，文革名义上结束，中国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与二○一二（习近平上台，走向史达林式的帝制）。这四个时间节点都触发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一响，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顿时灰飞烟灭。数千名知识菁英逃离中国，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及其家人，有数十万人通过美国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获得“六四绿卡”得以留在美国。此后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国人成为到欧美国家申请政治庇护的最大族群。尽管如俄罗斯流亡诗人德·博贝舍夫所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从亚当开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艰辛苦楚，仍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伟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将很多人的生命击穿，裂成两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岁的新闻界前辈戈扬。戈扬曾是中共新闻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杨刚、浦熙修、彭子冈、戈扬），经历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获得“改正”时，已六十三岁，老当益壮，出任《新观察》半月刊主编——这份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其影响力超过了储安平时代的《观察》，我在中学时代持续阅读了好几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公开宣布退党：“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她晚年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访问，“以一个革命者、流亡者变成一个美国公民的漫长经历，给后代人一点忠告”，毫不犹豫地说：“生在这样的时代，我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但我应该把我的经验告诉后人。这经验归结一点，就是：共产党已同一个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赖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则，多好的人，也会变坏。” 到美国时比戈扬还年长一岁的，是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随中共革命，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成为打击对象，因为他像马丁·路德那样坚持说真话。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被捕，入狱十四个月。一九九二年八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七十四岁的王若望与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并非最年长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的高耀洁医生以八十二岁高龄流亡美国）。到海外后，他考察分散在各国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民运群体，坦然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著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现代文明的民主气息，这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他明知民运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仅没有振兴民运，反而加剧了民运的分裂与内斗，真个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后来，王若望获悉患上肺癌绝症后，虽然思念故国，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发批评文章和接触敏感人士”的回国条件，二○○一年在纽约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轻的李志绥在澳大利亚留学和行医，接到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邀请他回国工作。李志绥和妻子经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后因医术高明、工作出色，被选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曾出任毛的医疗组组长，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吴慎贤被查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国的两个儿子劝说下，李氏夫妇赴美治病，这一年李志绥已六十九岁。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嘱说：“一定要将在毛身边工作的经历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随后发生“六四”屠杀，李志绥与中共决裂，不畏艰险写出轰动世界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将毛拉下神坛。书中揭露的若干事实人神共愤。书中“饿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饥荒时代，可怜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还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会“选妃”的红太阳帮他们作主。毛的淫乱超过历史上的昏君，其包皮过长，平常又没有清洗的习惯，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阴部滴虫病，成了带原者，传染给其他女友。李建议毛洗洗私处，毛的反应是：只要他自己不会有症状就好了，没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绥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家里浴缸中，其死亡方式与流亡南韩的黄长烨很相似，有人怀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杀。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动家，自诩为“中国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监狱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说的“毛泽东病毒”，到了西方自由，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丑闻缠身、光环尽褪，乃至成为负面人物。当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身上有问题，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将失败全都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中共特务”真是一个什么都装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学者，很多都坚持创作与研究，且有蜕变与升华。其中，高文谦在美国出版《晚年周恩来》，震撼性堪比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拆毁了周恩来这个中共最后的道德牌坊。高文谦生长在一个共产党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青年时代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八○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与北京学生和市民一样，目睹解放军杀人，同时躲避解放军的追杀。他和一群市民躲进小胡同，解放军追进来。“当场我看到有三四个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个墙根底下，一个七十多岁北京蹬三轮的老大爷，跟我一起蹲在墙根下面。老大爷说的话我一辈子忘不了，他说：共产党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小日本当年进北京城都没有这样杀人，真是伤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终于有了机会离开中国： 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已经尽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条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来，要免予一种恐惧。重新走一条路也是非常困难的，前路茫茫，但是我愿意这样走。为什么？就是因为“六四”残暴的杀人。 高文谦到美国后，先后在多家学术机构和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这时他已开始写作《晚年周恩来》，把这位在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留给历史，但他受到来自中共的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向哈佛大学施压，费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对他的资助。但他坚持完成书稿，此时他在国内的母亲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软硬两手——软的是想用重金买断书稿，硬的是威胁他，“你妈妈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难，让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给她增加新的磨难”。高文谦面临艰难选择：出书，还是回去给老母送终？回去就出不来，出书就没有办法尽人子之道。她妈妈给他写了封信，在信封上写了四个大字：“万金家书。”信中写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他最后选择出书，未能给母亲送终，跟母亲天人永隔，成为终身之憾。 流亡诗人杨炼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主动的流亡”和“历史的忧郁”，他本人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将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亚海边的悬崖观看惊涛拍岸，终于悟出“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伤痕文学新锐孔捷生去国之后，转而以“易大旗”为笔名写了百万字惊才绝艳的杂文，后来又提笔写古体诗和小说，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坚持的人，“已看惯云起云落，我深知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锋诗人马建，移居英国后写小说，长篇小说《红尘》、《阴之道》、《肉之土》、《中国梦》等荣获英国库克旅行文学奖、雅典文学奖等国际奖项，他坚信“只有在文学中，我们才能充分表达社会的不公、人性的极端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美国学者莫拉·康宁恩评论说，“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马建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描绘并没有凝固在某个时间”。上海作家、翻译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后居住在美国和泰国，在清贫与凄苦中却坚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崭新的诞生吗？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义词。没有祖国的束缚，没有任何文字的束缚。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可以真正地飞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国去世。 流亡的时间如此漫长，当初的中生代，已逐渐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仅五十七岁。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后流亡海外的诗人，我在独立中文笔会与之共事数年，一起编辑笔会会友的文集《诗歌与坦克》，他如狮子般的胡须和声音似乎仍在我身边晃荡。 流亡海外九年后，孟浪如此回答记者的访问：“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国因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才受迫害；后半部分是自觉的，我终于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诗人们，不管他们是自愿选择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个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国继续和平地宁静地写作和出版。但现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长的时间。因为中国还是以前那个中国，而我还是以前那个孟浪。” 诗人徐敬亚指出，在中国当代现代诗的词库里，“中国”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可能属孟浪，孟浪几乎成为“中国”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远”、“我的出生地……与只身出走的户主无关”、“在远景中，中国消失了……在远景中，是一张废纸离开中国！”即使在流离的诗人中，孟浪的“祖国”情结也是最重症的。他曾发问：“寻找祖国，还是寻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国到处行走的人”，几乎成为自画像。在全部翘课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对往日校园依依不舍：“祖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仿佛认定了宿命：“祖国和他相对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后阶段的创作中，孟浪已然获得从普世高度“鸟瞰”土地意义上的中国。“炮制出又一个祖国／并且思乡，让南北极突兀地拥抱在一起”、“那个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无力的臂弯里”、“我有无数个祖国/我有无数条道路/无数的我闪闪烁烁”、“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作出：/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没有路也可以逃”。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关键性的一步，诗歌与人性皆褶褶生辉并交相辉映。诗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学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缉的学生领袖，三十多年后，有的成了富豪，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清贫度日，有的四海为家。王丹多年在台湾深耕，警醒台湾民众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弹；周锋锁成立“人道中国”机构，帮助所以百计良心犯及其家属。但整体而言，无论在人权活动还是在文化艺术创造上，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为不能令人满意。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苏晓康真诚而严厉地指出：“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可惜被批评者中极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应。 “六四”之后的流亡从未结束。“六四”以后至今，很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因批评中共，或触及若干敏感议题，受到骚扰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国，有的回国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坐牢，这张不完整的名单正变得愈来愈长（仅列出仍在世的）：张广达、郭罗基、阮铭、陈奎德、张郎郎、丁抒、王飞凌、余茂春、何清涟、程晓农、吴国光、张炜、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泽荣、康正果、谢选骏、李劼、王友琴、张博树、冯崇义、张伦、王维洛、文贯中、赵越胜、吴仁华、邵江、陈小平、裴毅然、徐友渔、崔卫平、王天成、夏明、许成钢、邹恒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杨海英、夏业良、何晓清、谭松、刘仲敬、苏小和、陈建刚、长平、慕容雪村……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中都学有所长、学有所成，若由他们组建一所大学，学术水准必定超过早已沦为党校的北大清华。 （全文转自上报）
三年清零之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所好转，相反，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退。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在日益恶化。人们再次对习近平的统治出现了强烈的质疑，习近平早日下台，几乎成了全社会的期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综观历史看习近平的接班人之迷”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篇文章提到，清王朝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既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又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文章认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作者的意思是，习近平可能也在搞秘密建储。文章还说，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或许，《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完全误读了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不愿亮出底牌，恰恰相反，习近平早就亮出了底牌，那就是不立接班人，所谓的接班人迷阵，恐怕只是一些人的想象。 事实上，从中共19大、到20大，最引入注目的一点便是没有安排接班人。这不是巧合，而是习近平有意为之。当年，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取代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关于他即将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习近平接班人的传言就甚嚣尘上。结果，陈敏尔不仅在19大上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在20大上依然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几个亲信反而后来居上。陈敏尔没有能够入常，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有被看作接班人的嫌疑。而同属60后的丁薛祥之所以能够入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从没有地方工作经历，不会被外界看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习近平有着强大的权力资源和操作能力，在他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两届中央委员会都没有接班人。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习近平的立场吗？还不足以看清习近平的底牌吗？显然，习近平非常忌惮接班人的存在，他在极力地阻止接班人的出现。 另外，在世袭制的情况下，血缘便是最重要的资本，而皇帝的遗诏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普通的皇子，哪怕是一个深藏在后宫里的儿童，也完全可以凭借先皇的诏书，名正言顺地继承大位。中共的党魁确实可以指定接班人，但是，中共的体制毕竟不是世袭制，接班人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资历，需要被党内外认识和接受。一个事先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物，即使突然被立为接班人，也不可能顺利接班。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党魁只有在他拥有权力的时候，才能够确立接班人，一旦他失去了权力，他便失去了一切。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一切决定了，在中共的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立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知道，在中共的19大上，习近平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五年以后，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出“两步走”战略。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十年以内，习近平根本就不会考虑接班人问题；即便是要考虑，也要在他完成第四个任期之后。那么，目前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应该都不在习近平的考虑之列，毕竟，15年以后，这些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0多岁了。也可以说，习近平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不知道接班人在哪里。 习近平执政十年，制造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三年疫情，习近平荒唐的防疫政策更是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数百万、上千万人死亡，经济更是遭到重创，习近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早已经成为千夫所指和社会公敌。如果说，此前，习近平就想长期执政的话，那么，事到如今，作恶多端的习近平就更不可能交出权力了。他不可能不担心，一旦失去了权力，他就会遭到清算，乃至遭到审判。可以想象，习近平越往后就越是会担心自己的下场，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会更加提防潜在的接班人。习近平应该会想到，无论是谁上台，都会先否定他习近平，否定他习近平的错误方略，才能赢得民心、才能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呢？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肯定不会主动退休，很有可能他会终身执政，他绝对不愿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否定、被审判。 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在总书记一人之手。外界担心，没有接班人，一旦习近平出现意外，可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这不仅关系到中共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然而，习近平担心的却是，一旦有了接班人，会削弱他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力，分散他的权力，因为，习近平缺乏基本的自信，接班人存在会让他感到威胁。此外，习近平内心极端缺乏安全感，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以让他感到有保障，一旦确立了接班人，他一定担心接班人会抄他的后路。再者，他不会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权力，他关心的事情也只有权力。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极端自私，他只会考虑他的权力和地位，至于他以后的情况，中共的存亡、中国的稳定，他根本就不会在意。同时，习近平又极端无耻，他只看重实利，而不在乎名声，更不在意外界的评论。一般来说，专制统治者倾向于选择他信任的人接班，以维护他的遗产，并在卸任后保护他的利益。然而，以习近平的为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任的人，甚至都找不到一个让他满意的人选。能力太强，他会担心无法驾驭；忠诚太过，他会担心是两面人。他更是绝对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出现一个习近平，让他自己被边缘化，被冷落，乃至被羞辱，就像他羞辱胡锦涛一样。 中共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他的长期执政扫清了法律障碍，但也给中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灾难。没有人可以知道，愚蠢狂妄的习近平明天会做什么，只要能够实现他的野心，中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也不会在意。危险还在于，得益于中共的独裁体制，习近平不仅轻易地打垮了党内的主要对手，而且，还完全压制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已经没有明显的对手或挑战者，拥有近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他不想安排接班人，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他安排接班人，整个统治集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共走向危机。 事到如今，恐怕不会再有人对习近平还报有幻想，习近平执政下去，只会让更多的人感到绝望。现在，人们谈论接班人问题，明显不是为了谈论接班人，而是在表达对习近平执政的担心和绝望，是在探讨习近平什么时候交权下台。如果有了接班人的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生出一线希望。所谓秘密立储的说法，也许能给外界制造一点幻想，给人们制造一个继续翘首等待奇迹发生的理由。 （全文转自议报）
上月27日，因为当局下令强拆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家营清真寺而导致穆斯林民众聚众抵抗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事件的次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即以《云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强拆 警民冲突视频曝光》为题报道。 截止目前，能够从公开消息渠道找到的该事件最新进展的内容也可以参见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昨日的报道，标题是《【云南警民冲突】当局吁抗争者自首否则“严惩” 传已拘30人网络仍不时中断》。 虽然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笔者没有看到有一家媒体或者关注此事件的网友因此联想起48年前也是发生在云南，也是针对对穆斯林民众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所谓“沙甸事件”或“沙甸惨案”。 维基百科称，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的回民大规模起义事件，最终以解放军的屠杀镇压结束。大屠杀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云南省的7个县区，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为主，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 至于这场事件的起因和结局，网上至今还是能够查找到一些公正记录的文章，笔者逐一比较之后，认为一篇标题为《云南回族的恩仇——１４军血洗沙甸乡》的回忆文章相对可靠一些。 这篇文章的作者刘家驹是当时的解放军的宣传干部。他直言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１４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 笔者在这里注明一句，如今代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当年就在这个14军。不过，笔者经多方查证，找到了执行沙甸屠杀任务的部队番号应该是当时编制的解放军陆军第14军的第42师下属的一个陆军团和一个炮兵团，而当时的张又侠是该军40师119团司令部的作训股参谋。 当年这位刘家驹作者是以《解放军文艺》编辑身份深入到昆明军区，在革命文艺创作学习班上寻找创作素材。他先听到的故事是刘少奇的女儿畏罪叛国，在中缅边境被捕获的过程。“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１４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说他自己“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 这个炮兵营教导员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打死打伤敌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导员说到这里就被学习班主持人厉声喝止，说是 “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刘家驹回忆说：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沙甸是云南省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１５００多户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于是，当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封闭清真寺，灭绝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众理所当然站到了捍卫清真寺一派。。 当时有几个县市的回族干部被当地的对立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在军队的支持下，强制沙甸群众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１４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县城街头示众。 接下来，因为当地回民毫不屈服，当时刚刚当上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周兴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 接下来，在中央的干预下，１４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的数千群众把解放军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当时的中共中央听闻后紧急召唤云南省市革委会和武斗双方的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党员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当地，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武装对立派暴徒们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刘家驹在他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描述道：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县和公社人武部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而当时的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沙甸周围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１４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１０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关押审讯。中共建政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1975年7月的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邓小平复出。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１４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笔者也曾经读到过另外一篇回忆文章，原始作者是当时14军42师作战科参谋，他明确说明担任主攻任务的是126团。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记录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位置，对沙甸等８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开始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刘家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说：战场报复是８月１日凌晨开始的。４８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１５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１０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癞痢，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仗，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陆军团长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于是，上千发炮弹直泻６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 刘家驹的文章描述说：炮火平息后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进裂……。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当年受命中央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工作队”的队长进驻沙甸的时任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李长猛日后对他的家人回忆说：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 “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 李长猛还对他家人回忆说：邓小平当时还讲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即六四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读罢如上这段文字后，李长猛的儿子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父亲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说：当时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可见，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实上仅仅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益而惨遭屠杀。 李长猛之子的文章中还说：谈到六四事件，父亲常会这样说：“我早知道会有那样的结局，你们不了解他(邓），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纪念日，援引史料写下此文，提醒人们勿忘34年前的六四镇压，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月份，除了是凤凰花开，是莘莘学子们即将迈入下一段旅程的季节外，还有历史上一件亦因青年学子所发起的抗争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该事件不仅不能被遗忘，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更将届满34年，可就在5月30日起，陆续有北京网友发现，去年在北京海淀区发生挂布条抗议事件的地标──四通桥，最近路牌突然被拆除，连中国2个主要地图服务供应商“百度”和“高德”上，也搜寻不到四通桥。 去年中共召开20大会议前夕，一名网名为“彭载舟”的北京居民──彭立发，在四通桥上发起反习、反清零行动，甚至透过现场扩音播放标语并燃起浓烟，吸引路人注意，令中共当局大为震惊，事后彭立发遭警方逮捕，迄今生死不明，自此“四通桥”便成为中共内部的敏感词，早前在网路上已受到密集封杀，中共当局还因此曾派驻“守桥员”，另知名陆企──华为，其手机还做出“爱党设计”，只要用户一旦拍摄四通桥，就会自动删除且关机，对于此次中共当局在六四前夕再度升级对四通桥的管控，无疑是担心彭立发因反抗中共暴政被誉为当代“坦克人”的事件，会再次激起民众忆起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勇敢抵挡坦克的青年学子。 回顾过往，不论是六四事件、四通桥反习事件、白纸运动，还是乌鲁木齐大火后，被拆除的“乌鲁木齐中路”路牌，都证明了中共当局越是用尽各种手段欲抹灭这些民众人民反抗的历史的行为，越是表明中共当局对于人民反抗其实是存在著恐惧，且一味认为仅要透过蛮横霸道的消除在场事物便能消除群体记忆，此种愚蠢行为反而越发提醒了大众在此地此景曾经发生过的事迹，亦正是因为如此，六四事件方能在历经中共政府多年来持续大各项管控力度后，依旧深植人民心底的原因。 34年后的今日，香港也在国安法及反送中过后严禁举办六四悼念活动，尽管如今在中共内地，不可告人的6月4日已变成“5月35日”，可六四精神依旧存在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金映玉等多名跨党派众议员亦在日前提出决议案，悼念六四受害者，谴责中共持续打压中国及香港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在中国被禁、香港不能演的“六四舞台剧”近日也在台湾登台演出，让世人谨记中共政府曾经以一连串逮捕、处决和流放手段对示威百姓施压，且时至今日，中共政府从未公布镇压行动的死亡人数，六四精神将以不同形式留存在所有人心中，更是无论中共当局多想抹灭也抹灭不了的血腥历史。 （※作者为前驻港记者。全文转自上报）
我在中国国内有四位参加过“六四”的亲戚、前同事和朋友，他们没有像来到海外的许多“六四”亲历者一样的民运领袖风采，更没有像郭飞雄（杨茂东）那样在国内经历诸多磨难仍保有不灭的政治志向。他们是在当年“六四”承受过打压后迅速后退的一批人。在我眼里，他们是平庸的。 校园里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学特级教师，在教学和为人方面都颇有口碑。他沉默少语，仅凭他一脸正气和严肃的表情，就足以让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惯于吃喝玩乐者不是一类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个“秘密”： 1989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几名年轻中学教师在校内自发游行庆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著学运被强力镇压，他们受到了严厉处理……有的被贬到边远小学，有的虽然留校，但今后不能晋级、升职。他们都要写一份向党检讨自己的材料，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凭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后，获聘到一个发达城市的贵族学校，月入几万，后来房子有好几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学校，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每当我和姐夫谈到中国社会弊端和变革的理念时，他都认同，只是表态不多。对于我经常在社会上揭露共产党迫害人民的黑暗现实，他有时只是说“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当年对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也许，他看到强权如此，自己无法与之抗争，而将心志转移到教书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教书育人又能对社会起什么推动作用呢？当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过了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课程。 近几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话，当谈到海外自由资讯时，他都是默默地听，从不表态。最后说：“谢谢”。 总而言之，姐夫是那种后来逃避政治的“六四”亲历者。 骂党的贪官大哥 20年前我还是县城机关的年轻干部，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基层。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前同事在为我争取待遇方面帮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时，已是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称他为大哥。 早年共事时我们就相互信任，他愿意跟我讲心里话，在我离开当地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系。 大哥也是“六四”亲历者。1989年，在广州读大学时，他是响应北京民运的学生之一。 他主管经济，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还有升职空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贪官。当地也曾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喝茶，他居然问我：“兄弟，我的钱够多了，以后这钱太多了怎么办好？” 那时我也很闭塞，不清楚如何转移资产这些事。 我对贪官没有负面想法，共产党的钱，本来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让这个政权垮吧！特别是大哥思想开明，起码对我不像别人那种歧视，反而充满同情和理解。 大哥经常私下骂共产党，比如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我从香港带回的禁书，他也敢看，有关“文革”的历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都敢看，还收藏了一本《九评共产党》。 不过他说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响，他从来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说讲出真相了。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产党的天下里尽力捞钱。他还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只是已经放在一边。可能人们会说这是精致利已主义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他的状态就不会是这样。那时，他的聪明才智同样会使他获得名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国多年，和大哥没有了任何联系，毕竟他是官场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监控比过去严重，所以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但愿他在习近平的内斗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许，他内心的正义感和对共产党恶魔的抵触，能让上天保佑他。 “国学”圈里隐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间学者。 任先生来自北京，相貌堂堂，经常著一袭长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国学”圈子里的名人，还是个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问他的真名实姓，他的名片上写著姓任，据别人说这只是化名。 当时我已从体制出来，在南方某市的企业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个社区设有一家国学书院。也是因为缘份之故，不记得什么时候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讲过他的过去，他说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经在长安街冒过危险的那批学生之一。因为“六四”问题的影响，以他的专业，本是进机关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为自由职业者。 任先生谈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当年受到较大冲击。他对于当前政治处于非常消沉和悲观的状态，也说过不愿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国学”其实是变异的。我看到任先生的书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赠的宗教类普及书籍，都有著中共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的印记，并不是真正敬重神灵。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这个圈子里求得名利而已，“国学”是个幌子，就不知不觉和他疏远了。 踲入空门的民主青年 最后一位我想介绍的，是“六四”后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实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称他为德先生。 大约是在2008年，在城市里一辆行走较长路程的公交车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见如故，而且谈起时事话题很投契。和尚也能谈政治，且在公共场合声量大也没有顾忌，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不过当年在社会上，确实还没有现在习时代这么多随机告密者。 德先生对我说，“六四”后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经被短暂抓过，女友先获释后去了国外，并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获释后不想离开中国。民主路断，情缘已了，心灰意冷，于是踲入空门。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梦萦绕，所以每每有所抒发，其他僧人甚至戏称他为“政治和尚”。 德先生说，“政治和尚”并不可恶，其实就是忧国忧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贪污淫乱的党棍僧官们，德先生自认是清白的。但他说自己是行动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么，说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长谈。因为佛家讲随缘，他也不想留什么联系，到站时挥挥手下车而去，僧袍飘飘。 回头看看这四位与我有缘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中国的严酷政治环境下，经历打压后迅速自我掩盖，没有继续对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践行。但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思想境界较高，还保有对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们，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难起而行和恒久坚持的。 也许，他们现在是平庸的人群，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日后形势急转，当那些在国内一直饱经磨难而不屈的大志者们振臂一呼之时，他们也能够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愿如此！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前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上将刘亚洲被习近平整肃。对此，海内外传来一片同情、惋惜的声音，有些异议人士甚至认为他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其主要依据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冠名刘亚洲的畅谈政治改革的文章。 但是，此类署名刘亚洲的文章大都是冒名顶替之作，刘亚洲多年前已发声澄清。一年多前，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郑存柱也发表公开声明，为其欺世盗名之举道歉：“二零一三年八月，本人盗用刘亚洲先生的大名，写作并发表了《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刘亚洲内部讲话》一文。当时十八大刚刚过去一年，国内很多人对新的总书记习近平抱有期望，但是认为他面对种种阻力，需要有重启中国政治改革的鼓与吹。本人人微言轻，只好出此下策，盗用刘将军之名，企图掀起舆论的动荡，以吹缈一池春水。……这种做法，的确是一种盗名行为。无论是否对刘亚洲先生造成实际伤害，本人都应该对刘亚洲先生公开道歉。同时也对那些相信、转发、评论此文的所有读者表达歉意。”郑先生公开道歉，算是亡羊补牢。但我一直坚信，绝对不能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绝对不能用谎言反对谎言，否则，即便你打败了共产党，你也变成了另一个共产党，正如尼采所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真正代表刘亚洲思想的，不是那些来历不明的伪托之作，而是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在网上悄然“流出”。该片由国防大学、总政保卫部、总参三部，以及社科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安部智库）联合推出，刘亚洲为总策划。该片通过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东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解读，得出结论称，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美国使用非常规手段，颠覆了他国政体的惊天阴谋。该片指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颠覆中国现行体制，试图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和组织五条战线进行渗透和干涉，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维权事件和公民抗争等，都是美国渗透的结果。 刘亚洲将《较量无声》放在网上传播，一是因为通过传统媒体如央视播放，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审查程序，二是因为他已然发现网路的“触及率”已超过电视。他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潮混杂在政治性谣言甚至‘心灵鸡汤’之中，在互联网上竞相发声，而且极具蛊惑力。要争夺话语权，就必须重视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创新理念和手段。”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占领互联网这个舆论高地。 有评论人士指出，刘亚洲找秦天等一众军中信奉国家主义的鹰派太子党拍出《较量无声》有两个盘算：一是投习近平所好，把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给习近平；二是刘亚洲本人借此从国防大学政委职位上再上一层，拿下中央军委委员中的一席，乃至成为习近平的“军中国师”。 没有想到，这部电视片用力过猛——片中影射王岐山与马凯等财经领域高官与美国的“颠覆工具”——福特基金会——有联系。这种告密手段，与一九八九年王震向邓小平告密说，赵紫阳与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有关，是美国特务，几乎如出一辙。许多左派人士看了电视片后，呼吁追查“美国代言人”在中国党政机关的后台。那时习近平正与王岐山结盟，利用王岐山治理经济及整肃政敌，对于这种“挑拨离间”自然不能容忍。于是，五天之后，习近平下令全网封锁《较量无声》。 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刘亚洲身上，是智力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怯懦 《较量无声》是刘亚洲的投名状，却起到了反作用，让习近平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儒将”颇为忌惮。习近平虽然全盘接纳了刘亚洲在片中的思想，却也埋下了整肃刘亚洲的伏笔。正如秦国的国主全盘接受商鞅变法，却把商鞅五马分尸处死。 旅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刘亚洲，第二个任志强！刘亚洲之劫难预示更大的浩劫来临。”她还说：“宪政、自由、民主是刘亚洲先生明确坚持的观念，只是囿于环境所限，表达需要讲究策略。”或许，与刘亚洲共同的“红二代”背景，让她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发出不同看法，认为刘亚洲与习近平是一伙的，他们是窝里斗。蔡霞立即表示：“你是要当习近平的帮凶？”慕容雪村回应说：“这话问得不应该吧。他们党内权斗，与我没半毛钱关系。难不成周永康和薄熙来倒台，你也要为他们呼号奔走？政治犯是很高的荣誉，它属于张展、彭载舟、吴淦、王爱忠、秦永敏和刚刚被判重刑的许志永和丁家喜。至于刘亚洲这种，享受高干待遇，住高干病房，连坐牢也要坐高干牢的红高干，不适合来分一杯羹。” 我赞和慕容雪村的看法。如何看待“六四”，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标尺。那么，刘亚洲是如何评价“六四”的？我在《刘晓波传》中写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作为军中作家，刘亚洲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一道出席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五十三届代表大会。正值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国际笔会通过决议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警告中共当局不得以武力镇压民众。当国际笔会主席宣读决议时，刘亚洲高声反驳，并率团中途退席，随即宣布中国作家协会退出国际笔会。正是有这一段渊源，后来国际笔会才接纳了由刘宾雁、刘晓波创建的独立中文笔会为其成员。“六四”屠杀之后，刘亚洲上书当时的国家主席王震，建议防患未然，一定要控制舆论和教育，不能再发生一次“六四”，也不能让“六四”学生日后成长为反对派。 在中共的统战政策中，一切国际组织都是其统战的舞台，国际笔会也不例外。此前的一九八八年，刘亚洲利用国际笔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城召开之机，与韩国外交官员接触，并将与韩建交的意义写给决策层。刘亚洲的外交新思维，得到中共高层认同。两年后，刘与叶剑英之子、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的叶选宁陪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会见韩国特使，为中韩建交奠定基础。刘亚洲也因对韩国秘密工作成绩突出，立了二等功一次。 一九九二年四月，刘亚洲以双重身份（作家和军人）访问台湾，开创了中共党员访台的先河。台湾统派予以隆重接待，他们看重的当然不是当时只是校级军官的刘亚洲本人，而是他身为前国家主席和时任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女婿的特殊身份。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大佬郝柏村传过来两句话：“第一，只要开放大陆党政军人员赴台，第一个就邀请刘亚洲。第二，刘来台后，我一定见。如他不来，通过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见。” “六四”之后，中共高层再也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意义上的改革派或开明派，朱镕基不是，温家宝不是，被习近平整肃的所有高官都不是。这是一个常识，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仍然在中共高层寻找好人、寻找救星，就如同从粪坑中寻找钻石，最终只能一无所获。苏晓康的评论一语中的：“他们之间不过是另一场‘兄弟窑墙’，刘亚洲也不过是另一个薄熙来而已，相较之下，刘之于薄，却是小巫见大巫。……坊间传说他是军内挑战习乃至军事政变的主要角色，我就觉得匪夷所思了，他有那个能耐吗？不是沦为另一场‘秀才造反’，虽然他也算一个‘太子’（驸马）？假如他以军事常识——他真懂打仗这回事吗、仅仅因为读过几本西方军事科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