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汽车与住宅盗窃率远超其他州
2026 年 9 月 16 日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的言论，引发中国当局的激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和驻美大使谢锋先后对美进行抗议。这是拜登第二次公开批评习，前一次是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称习是“恶棍”（thug）。 一国领导人对另一国领导人公开发出带有负面性的评论，在外交上相当罕见，此举会对刚刚有些回暖的美中关系特别是下半年可能的拜习会产生何种影响，在此不表。我要讨论的是，习近平是独裁者吗？如果不是，拜登为什么称他是独裁者；如果是，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强烈抗议。 分析习近平是否独裁者，不能简单从事实出发，中国官方也曾称习“定于一尊”，换成政治语言，就是独裁者的意思。毫无疑问，在中国社会，谁也不否认习是如假包换的独裁者。官方舆论每天都在向人们指示这点。 习近平的独裁有多严重 然而，仅仅指出习近平是独裁者是不够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独裁者，独裁的严重性如何。独裁者的独裁程度是有差异的，有些是军事强人的独裁，他的独裁依托所掌控的军事力量；有些是威权体制下的政治强人的独裁，其独裁就不主要依靠军方；还有些独裁是民选领导人依靠个人魅力和能力的独裁。当然，最主要的独裁形式是专制体制下的领袖的独裁。但是，并非所有的专制体制都会形成领导人的独裁效果。比如，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是专制政权，然而，并非所有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都实行独裁统治，最典型的是越南，它是党专权，但由于最高层四驾马车的领导体制，党的总书记就形成不了专权，更不用说个人独裁。越南在共产党体制里并非特例，只要在党内形成了明显的派系力量并且制度化，党的领导人就很难做到大权独揽。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不论哪种政权，如果内部没有约束和制衡力量，集权的程度高，难免会走向领导人的个人专权乃至独裁之路，假如政权本身又独占国家权力，那么必然会形成领袖的独裁统治。 中共在夺得政权后，中国将近30年处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改革开放后，即便邓小平享受巨大权威，但有元老体制的约束，无法做到一人专权，形成的是个元老寡头共治格局，到习近平时代，又回到毛的个人专权、一人统治模式。当然，这里有个过程，并非习一上台就建立了独裁统治。然而10年下来，他已经做到这点。 习治下中国成类法西斯国家 我曾把习统治下的中共政权，称为类法西斯政权或者类法西斯国家。为什么要加一个“类”字？这不但是因为，人们通常理解的法西斯国家指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军部的日本；更在于，虽然中国符合法西斯国家的主要特征，但是它没有或者不像上述三国，表现出对外领土扩张的野心及其侵略行动。 关于法西斯的定义很多，我概括为六点：（1）党制国家，党国一体，有一套从上到下贯通每个环节的组织体系，作为政策执行和政治动员的平台；（2）公权力支配社会，个人绝对服从集体的需要；（3）有一个独裁领导人，通常是具有卡里斯马（charisma）即超凡个人魅力的领袖，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贯彻领袖意志的工具；（4）有一套关于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学说，驱动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来整合国家，进行政治动员；（5）国内统治以强制为手段，有时也通过暴力，不允许反对意见和政治反对派的存在；（6）政权看似具有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一执行力。这六点尤其党治、领袖独裁、大规模动员和不容忍异己可看作法西斯政权的标配。 习统治下的中国符合法西斯国家的上述特征，至少在关键的方面带有法西斯主义的元素。但对于中国是否具有对外领土扩张的野心，不同人看法不一。有些评论家认为，习在拿下台湾后，会对外发动更多战争，侵占更多领土。可我不认为他有这种战略野心，他的领土要求只局限在台湾以及钓鱼岛、藏南等现在有争议的领土。除此外，他应该不会再去觊觎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可现在通过边界划分属于邻国的领土。况且现代霸权国家对于领土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强烈，现代的国际体系也不允许一国为土地去无辜侵略另一国。 中国跳脚原因何在？ 既然习统治下的中国是类法西斯国家，当然他实行的统治是独裁统治，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拜登不过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点。然而，中国当局为什么又要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谢锋的话告诉了我们答案。后者说，拜登的言辞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领导人的“妄议”和挑衅，表明美国对寻求两国关系的稳定没有诚意。 拜登的“独裁者”言论发生在布林肯访华刚结束之时，中方向美方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要求，不得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当局界定的核心利益也包括中国的政治体制，领导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领导人的个人尊严也属于核心利益。在中国当局看来，拜登口口声声要稳定两国关系，寻求同习见面，却在布林肯走后转眼就对习说出大不敬的话，这当然是拜登本人毫无诚意的表现，是一种挑衅行为，不能容忍。 另一方面，中国强烈抗议也是出于预防再发生此类针对习的攻击性言辞的外交考虑。美国明年要进入总统大选模式，在当前竞相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现在拜登表示不会道歉，也不收回言论，而且今后可能仍会这么直率地表达，届时两党候选人还不比赛着拿习开涮，一个比一个说得难听。要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拜登这次“口出恶言”就不能示弱。 此外，这亦是中国当局正在国际上大力宣扬习的所谓全过程民主之故。按照当局的说法，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民主形式，此即全过程民主。这个民主比西方的民主不知高出多少倍，拜登怎么可以公开指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在国际上戳破这个遮羞布？不可以的！由此不难体会到习在听到这番话时的愤怒情绪。 不清楚拜登这次是失言还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的有意为之，也不清楚拜登是否明白此类言辞对中国政治的敏感性。但此事再次反映美中关系的脆弱，一方有风吹草动，可能就会戳痛对方的神经，从而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受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俄乌战争进行到将近500天的时候，战场的压力和战局的无望最终转为一场兵变。这就是上周末发生的瓦格纳兵变。虽然这场兵变持续不到24小时就被瓦解，但是兵锋所向逼近了莫斯科，也穿透了普京的神话和铠甲。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普京政权的虚弱和战争终局的到来，在国际社会齐聚伦敦商讨乌克兰战后重建之后，国际媒体和观察家们都开始讨论普京的命运。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北京，瓦格纳未遂兵变的冲击同样巨大和深远。对于存在着“无上限、背靠背”的特殊伙伴关系的中俄共同体来说，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政治的间接冲击可能不亚于普京政权，而且形势之严峻远超外界估计，不止是所谓“不确定的一刻”。如果说北京政权源自105年前冬宫外的一声炮响，那么6月24日的兵变几乎重演了1917年革命的序幕，或许敲响了欧亚威权体制的丧钟。 反西方意识下，中俄越走越近 因为，对北京来说，过去十余年以来，特别是俄乌战争以来，中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堪比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特殊伙伴关系，这一没有公开结盟却胜似结盟的关系，其基础不仅在于欧亚大陆的共同地缘安全需要，或者两国极其相似的威权制度，更在于俄中双方分别从2007和2008年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反美反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一反美反西方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推动着中俄在战略和外交各方面越走越近，也推动着双方在威权体制、政治右翼化、民族主义极端化等政治转型的趋同，以及在联合国和地区政治方面趋向联盟化，尽管这种联盟是不成文的、高度个人化的，却是中俄在全球地缘政治推动建立反民主的强人政治联盟、极右翼政治联盟以及威权阵营的核心。 然而，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中俄真正纽带的根源，并非两国在民族主义层次上的简单需要、或者这种互为表里的话语本身。中俄建构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现实联盟政治、甚至包括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深层心理动机，都源于各自对政权被颠覆的担忧。普京或许更沉溺在苏联社会帝国不复存在的怀旧中，那是一种对历史性政权被颠覆的怨恨，而中国人却把苏联解体的教训直接归咎于美国和西方模式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即从1985到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2004和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这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维稳体制、从2011年开始肃清公民社会、2012年起逐渐消灭所有党内民主和竞争派系、建立高度个人威权的新举国体制的心理根源——对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恐惧。 中俄都视乌克兰关乎自身威权统治合法性 中俄两国的反美主义，虽然略有差别，一个出于怨恨，一个出于恐惧，但是无论怎样强调和重复都不过分，因为他们都共同地把乌克兰跟各自威权统治的合法性相联。他们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都高度重视乌克兰对于俄中现政权的联系和重要性，无论从苏联帝国遗产还是西方威胁前沿（即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的角度。如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不久前的惊人之语暴露的中国高层心理，即否定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主权，为了自身政权的安全可以无视现有国际秩序和准则，并且采取沙文主义的冒险行动。 这是俄乌战争的根源，也是中俄联盟的共同策略。以至于，中国举办的两次奥运会，即2008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都成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掩护；以至于当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遭遇军事失利、陷入持久战泥沼之后，作为“策应方”的中国一再受到战事的冲击，对中俄关系、也对中国内部政治构成现实的威胁。几乎每个在北京政治漩涡中的人物都能深刻感受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的慌乱和恐惧。 俄军失利撼动中国领导层 首先，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无论其混合战争样式的失败还是指挥体系与苏式装备面对乌军北约化武器和战争体系的明显差距，从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确制导弹药的俄空天军，从严重依赖铁路的后勤体系到从上而下僵化的指挥参谋体系，俄军的惨败正在成为模仿俄式陆军和空军体系的中国军队的梦魇，其震动不亚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给中国军队的震撼。 其次，在坚定援助乌克兰抗俄的进程中，欧美形成空前的团结，并且重组印太地区政治联盟和战略结构，特别以不久前的广岛G7峰会为代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胁，美中关系回到了50年前冷战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国与美国、与印太诸大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丧失。在国际社会控制俄乌战争烈度的同时，中国和西太地区俨然成为全球安全局势的核心焦点，中国因此沦为俄乌战争最大的地缘政治牺牲者。 最后，瓦格纳兵变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俄军步步退缩的背景下发生，不仅从军事上吹响了战争结束的号角，而且提醒中国领导层一个残酷的事实：尽管党内、军内、社会都不再有公开的反对者或者竞争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诚的寡头们却可能在逆风条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寻找并且利用领袖的弱点、抢夺政权。也就是说，中国领导层担心的不再只有所谓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式的人物，还有所有身边貌似忠诚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对他们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暂未暴露的两面人或者潜在的叛徒。这才是当下个人威权体制最大的威胁。 也因此，这场短暂的未遂政变触发了北京的历史梦魇，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讲话，提醒党内干部党内最大的危险是“苦迭打”，即政变的危险。当然，林彪最后也不得不因为政变的嫌疑被迫出逃，将毛体制的弱点和性质充分暴露。理论上，实践中，但凡这种政权性质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触发政治危机，不仅激励无数野心家的现身，也一夜之间改变精英和民众的立场。中国政权的上一次性质暴露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那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人民军队会开枪。连同稍后1991年苏联的“819政变”，共产体制再也难以继续下去。 所以，当统治集团以防范颜色革命的借口消灭了所有党内外的竞争者和公民社会之后，唯一的颠覆性威胁只能来自权力核心内部，一如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罗斯寡头集团中的隐秘支持者所显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一直抱有政变恐惧的中国领导层来说，瓦格纳兵变不仅再次暴露个人威权体制的失灵，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国过去十余年镇压和集权的路线，证明它们是根本无效和错误的。这或许才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都看到却无法言说，也是最为恐惧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垮台九年多后，他当年的大秘徐鸣居然还能回到重庆“利用影响力”犯案，令中共当局不能不对此时由陈敏主导的重庆市委对薄熙来余毒的肃清与否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后的陈敏尔还有戏吗？》中，我们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蔡奇在中共二十大上高就习近平“正国级大秘”的同时，很可能是因为受到手下二、三把手接连发生“意外”，自己大秘也被降级使用的牵连而未能“入常”的陈敏尔成为中共执政史上第一个先后换兼两个不同直辖市委书记的连任政治局委员。但一些媒体在转载或转引这篇文章内容时，却不约而同地把陈敏尔二十大“失常”的原因仅仅集中在他的大秘颜伟一人身上。而事实上仅从逻辑上判断，他陈敏尔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手下的两个副书记先后出事的幕后原因无论是什么，他陈敏尔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此二人一个是当时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专职党务副书记，比陈敏尔还年轻五岁的任学峰，居然在赴京参加中央全会期间于京西宾馆跳楼轻生；另一个原本被看好成为陈敏尔重庆市委书记接班人，外传是习近平亲家的重庆市委副书记兼重庆市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唐良智居然被降格使用，打发到安徽省当了一届政协主席。 另外，薄熙来的大秘，日前才被中共当局宣布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徐鸣退休之后居然还能够回到重庆犯案，应该也成了陈敏尔主持的重庆市委对薄熙来余毒肃清不力的“严重工作失误”内容之一。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今年4月7日，中共最高检宣布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鸣被提起公诉之后，中国内地众多网络媒体立刻以《“老虎”徐鸣被公诉：当上处长就开始敛财，曾是薄熙来下属》为题大肆渲染。 出生于1958年的徐鸣，当年是和李克强同在安徽省凤阳县当知青。恢复高考后，李克强凭过硬的高考成绩进入了北大；徐鸣则凭自己父亲在县武装部的影响力，当了一个“后门兵”。不过，非常善于钻营的徐鸣当兵之后还是给自己觅得了到军队院校“进修”的机会，并因此有了“学历”。 从部队转业地方之后的徐鸣在中共原国家经委、原国家计委、原国务院经贸办、原国务院经贸委及商务部工作。与薄熙来结识并成为其政治知己，都是在2004年2月，薄熙来调任国务院商务部长之后发生的。 当时的徐鸣还只是该部的市场体系建设司的副司长。薄熙来到任半年后，即将他原地提拔为正司长；一年多后，又安排他在这个司的司长职务之外，再兼任该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6年3月，徐鸣又被薄熙来安排调任商务部综合司司长。 薄熙来是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的。半年后徐鸣前往，先是被委以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职务，具体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薄熙来身边的一秘。 笔者在今年4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曾引用知情人的说法，当初徐鸣在自己的家人都不愿意离开北京的前提下，仍然愉快地接受了薄熙来的“建议”，跟随薄熙来到重庆任职，就是因为薄熙来原本计划的从国务院副总理再到接班总理的晋升之路已经被断绝，外放重庆5年后回到北京，也不会再去染指国务院。意思是，他徐鸣如果继续留在国务院系统，薄熙来已经是爱莫能助。但是，如果他徐鸣愿意去重庆的话，其政治前景完全是薄熙来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 也就是从徐鸣决心从北京迁重庆之后，他和妻子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后来到底是离了婚，而且是把一场离婚官司持续了3年。 众所周知，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可谓是一手遮天，说一不二。2010年6月，薄熙来下令让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范照兵改任市委统战部长，将徐鸣提升为重庆市委秘书长，并继续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和市直属机关党工委书记。当年底，中组部批准晋升徐鸣重庆市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 薄熙来倒台之前的2011年12月，薄熙来又令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兼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的翁杰明与徐鸣进行职务互换，目的是给徐鸣的从政简历再添光彩，为晋升正省部级做政治热身。但薄谷开来毒杀洋人一案东窗事发后，徐鸣的大好前途也随着薄熙来的入狱而终止。 2012年6月22日，新一届重庆市委领导班子13人亮相，徐鸣未进入新常委名单，不过仍暂时还留在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位置上一段时间。 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曾有记者向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问到徐鸣的新工作，黄奇帆回答：“他已经调到北京工作。” 2013年3月，徐鸣回到北京，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保留副部长级待遇。 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国家粮食局的职责进行整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徐鸣则就此退休。 在退休之后，徐鸣仍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就在2021年春节前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要领导分别以电话等方式慰问了此前的老领导。徐鸣也在被慰问之列。但几个月之后，他就被宣布“接受调查”。 此时，他的离婚官司刚刚结束了两个月。 却原来，徐鸣当年追随薄熙来离京赴重庆后，不愿随他而去的妻子自然是继续住在徐鸣被商务部分配继而被“私有化”的住房里。徐鸣退休当年即与妻子打起离婚官司，之所以持续了3年之久，就是因为他妻子坚持住在徐鸣一人名下的房子里不走。两次法院出庭之后，徐鸣终于“讨回了公道”，法院判决房子归徐鸣居住，他的妻子必须搬出。 去年1月，徐鸣被宣布开除中共党籍，取消副部级干部退休待遇。中纪委通报，徐鸣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热衷迷信活动；违规收受私营企业主财物，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并接受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为追逐个人名利多方算计，把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力寻租，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一个月后，徐鸣被最高检察院宣布逮捕。 今年年1月5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徐鸣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 厦门检察院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被告人徐鸣利用担任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司外商投资处处长、对外经济协调司外资企业处处长、对外经济协调司副司长，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司长、综合司司长，重庆市委副秘书长，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经营审批、案件处理和人事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120万余元；2021年6月，徐鸣离职后利用原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人民币120万元。 当时官媒的报道强调：徐鸣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群众等2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本月2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布对对被告人徐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一十万元；对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徐鸣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厦门法院认为，被告人徐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利用影响力受贿数额巨大。鉴于徐鸣部分受贿系未遂，利用影响力受贿系自首，归案后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及其孳息已全部查扣到案，对其所犯受贿罪可予从轻处罚，对其所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可予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请注意这份判决的两个重要细节。一是徐鸣是被“从轻处罚”，原因是他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都是“归案后主动交待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而且“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二是他是被两罪并罚，即所谓“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受贿罪”不必多做解释，从1995年到2021年，长达26年的受贿史。 至于为什么还有一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就要先弄明白这个罪名的来由。 外界注意到关于中共刑法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的区别，始于对当年周永康之子周滨的审判。 中共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解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述行为的，依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在当年的周滨一案中，法院认定周滨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9亿元； 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亿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由于周滨具有自首、坦白、积极退赃、认罪悔罪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2亿元。 另外，当时周永康的妻子贾晓晔也是因为犯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判刑。 周滨是7年前被司法处理的，三罪并罚也只被判了18年，而且他的两项受贿被处罚金高达3.5亿，是徐鸣被判罚金4百10余万的近90倍。由此对比，足见出中共当局对徐鸣的“从轻处罚”，也是“轻”得十分受限。 周滨是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之子，贾晓晔是周滨的后妈，所以他们母子二人的所谓“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当然再好理解不过了。而如今徐鸣为什么也被定有这款罪，按照本文前面已经引述起诉书的说法就是：2021年6月，徐鸣离职后利用担任原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120万元。 请注意，徐鸣是2021年7月被公开宣布“接受调查”的，而在重庆犯下的“利用影响力受贿”，是发生在2021年6月。这足以说明徐鸣被调查的起因一定是在重庆的“利用影响力”，至于其他所有，也就是从1995到2021年的所有受贿内容，都是在“调查”之后才主动交待出来的。 前面也已经介绍过，徐鸣在重庆的政治失势始于2012年6月被逐出重庆市委常委会。但9年之后的他，居然还能够利用他“担任原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犯案，这足以令当时由陈敏尔主导的重庆市委对所谓薄熙来流毒的肃清工作被大打折扣。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次来之不易、一推再推而终于成功的布林肯访华之行，其结果让美国欲赞也难，主要是预想中的教训中国没有出现、警告也未出口。且不说美国商界公开表达有点失望，就连WSJ、WP、NYTimes等媒体的记者想赞上一两句，都比较困难。但中文媒体与社交媒体圈，楞是生生地将这次会见变成了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2023版，美国拜登颠三倒四的行为，将布林肯访华的成就化为白忙。 民间的不满化成了“马戛尔尼朝见乾隆版” 对布林肯访华成果表示不满的人有多种，有不满布林肯的，有不满中共的，最后集中在一点：中国接待布林肯的礼节上。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条是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授蔡霞@realcaixia发表于6月19日的一条推文：“布林肯从下飞机起，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就是大步流星、气宇轩昂、正气凛然，全然不把中共国那些鸡鸣狗盗、猥琐龌龊伎俩放在眼里，更不在意那条红线，踩上去压过去。 习是否见布林肯，中共一直含糊其辞。是要诱使布林肯为见到习而弯腰示软？布林肯始终不卑不亢，最后一刻，习撑不住了，自己塌了腰…… 这条推文引发的评价是一边倒的，无论是Quote还是Coments，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有点代蔡霞女士不值。 网页截图 多数承认布林肯这次是弯了腰的，但评价来自两种立场，海内外粉红大赞中国长了威风，但多数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折辱，是北京器局狭小，满清王朝那种天朝上邦对下邦在礼节上折辱的恶习未改，比如没有为布林肯在飞机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接见的座位排列；习近平用“国务卿先生”称呼但新华社却改成“你”的问题；还有在钓鱼台迎候的地点不在大门而在宴会厅门前……。法广的文章标题就是《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台湾时评人汪浩则指出，习近平坐大会议桌中间，像主持会议的董事长，两边如下属部门经理，向董事长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汪浩说：“这是以前天朝皇帝召见外夷使节的形式，完全不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惯例，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礼仪。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布林肯是一种羞辱，可能会对美国国会支持布林肯和拜登政府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布林肯访华取得的成果是什么，民间不再关注。会见的形式远重于内容，这有点象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礼节争议再现：英使就觐见皇帝是行半跪礼还是双膝全跪争议了几个月。 布林肯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 布林肯宣布的成果如下： 向习近平等人当面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称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也强调沟通管道畅通的重要。但布林肯坦言，中国拒绝重启军事沟通管道。背景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堵住美国国内的口，他补充说，他向习近平就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性行动”表达了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深表关切”，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和香港。 在结束访华行程前，布林肯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说自己一直在寻求“打消东道主”对美国“试图在经济上遏制他们”的观念。据布林肯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中国再次承诺不向俄罗斯输送武器”。 美中双方的自我评估 所有的报导都强调了双方会谈时间之长——长达7个半小时（包括餐饮时间在内）。事后表述如下： 中方：“长时间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 美方：“坦诚、实质性、建设性”。区别：美方认为会谈具有“实质性”的， 中方却认为不具有“实质性”。——5月11日，王毅和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评曰：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表态“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管道”。 我认为美方达到了期望。在推特上写了一推总结： 布林肯访华之行，充分领会了拜登“中国有苦衷”的教诲，比较体贴习近平。 最低目标大获成功：恢复了中美接触； 达到了最高目标：获习近平主席接见，当面陈述了美国的重要主张。 领回了王毅布置的思考题：需要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作出选择。 终于成功达到他一生外交事业的顶峰，为拜登家族、华府友中集团与中共政府间的和睦做出了最大贡献。 我这并非讽刺，美方的期望在于“建立沟通管道，防止误解误判”；中方的期望是在“中美总体关系及有关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平心而论，美方这个预期是基本实现了的，会谈自然具有“实质性”。 美国政界反应不一 6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发表气候演说后告诉随团记者，期间他通过国安顾问沙利文跟布林肯保持联系，并赞布林肯“干得很出色”，“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路上”。 有了老板肯定，6月20日，布林肯在MSNBC发布的访问中就前一向沸沸扬扬的中国气球事件做了盖棺定论：“我们做了需要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说了需要说的话，并阐明了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因此，只要它不再发生，这一章就应该到此为止。” 美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对布林肯北京之行表示“失望”。6月20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发表声明，对这次中国之行表示“失望”。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发表的声明称，除了允诺今后将有更多会晤外，布林肯的中国之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结果。他在声明中说：“我对布林肯国务卿的北京之行刺眼的失败深感关切。布林肯国务卿没有追究中国的责任，反而随声应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气候变化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宣传。此外，国务院似乎停止了出口管控和制裁，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的代价。”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同天在院会发言中要求在《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考虑到北京的威胁行为，“遏阻中国的侵略”。 社交媒体上，最经典的总结虽然十分不雅，但比较传神：“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就算尿不到一个壶里，但保证不尿到对方身上”。 拜登称习近平“独裁者”再起风波 就在美国民主党欢呼美中沟通管道重新建立、布林肯飞赴伦敦向盟国传达北京之行成果之时，他们的总统拜登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筹款活动上发表针对习近平言论，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让美国那些试图恢复美中关系的各界人士大为不满，认为将损害已经非常脆弱的美中关系。果然，中国政府立刻向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发出外交照会，就拜登的谈话提出正式谴责。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表示，不认为自己本周将习近平描述为独裁者会破坏美中关系。但即将访问中国的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他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模糊外交政策，其实处于摇摆状态。连拜登本人也弄不明白应该如何处理。这与美国本届政府执政错误百出备受批评有关，对于一个明年大选选情被一致看衰的执政党来说，对外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不知何时才能拔腿，对内陷入通胀与巨额债务困境，还有一个年迈昏庸时常出错的总统，除了勉力对美中关系进行危机管控之外，自己也失去了方向。 我估计此时此刻的美国世界各地的盟友，欧盟的态度与新西兰接近，希望巩固布林肯访华成果；亚太国家的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庆幸自己刚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明确表态，要求美国不要迫使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国师”不太可能成为“帮”，这里只是将之归为一类人，姑且称之为“国师帮”。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就所谓“建设教育强国”进行“集体学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进行讲解。能进入中南海讲课的专家一般被认为是中共国的“国师”之一。 五种“国师” 外界定义的中共“国师”大抵有五种： 第一种就是曾受邀进中南海参加有高层领导在座的各种座谈会，或直接就是讲课，就像邱勇。 第二种是参与起草过中共某些重大文件，或曾受命专门就某问题进行决策研究的专家。 第三种是专职的“智囊”或“幕僚”，类似中央政研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里能为最高领导人编造“理论”的关键人物。 第四种是帮高层写过某本书或文章的。 第五种只是在外围帮党国领导人唱赞歌，刻意向领导人靠拢，可能只是属于自封或被网民所封的。 截止目前，被称为习近平“国师”者，有一大群人，他们都属于“御用文人”。但正宗的习的“国师”，应是前述第三种，即专职的“智囊”或“幕僚”。 “国师帮”之首王沪宁 早就有“三朝国师”之称的王沪宁，在中共二十大继续留任常委，今年3月成为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负责民族、宗教和对台事务等。有日媒称，王沪宁可能正为习近平策划一个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替代品。 王沪宁长期管著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机构。 王沪宁当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期间，获得江泽民、曾庆红网罗，在1995年进入中央政研室，1998年4月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2002年起担任主任长达18年。2020年10月，江金权接替王沪宁出任政研室主任，但王沪宁可能至今仍是这个机构事实上的大领导。 在中央政研室任内，王沪宁先为江泽民炮制“三代表”、后效忠胡锦涛，出炉“科学发展观”，之后为习近平效力，包装“中国梦”“习思想”等等，因历经前后三名党魁，由此得号“三朝国师”。 王沪宁内心和外表一样阴暗，被外媒称为习身边“最危险的人”。习自中共十九大之后内外政策急速左转，内外形势急挫，王沪宁脱不了干系。 二十大后习近平留用王沪宁，意味著习要一条路走到黑，他已离不开王。 中共官媒披露，二十大报告起草组组长是习近平，王沪宁在三名副组长中排第一。按官场通例，习只是挂名者，王沪宁才是二十大报告的实际起草人。 随著王沪宁为首的文人班子在二十大为习操刀政治报告完毕，江金权未入中央委员会，象征中央政研室这个中共大脑式的机构不如过去重要。 不过，王沪宁改任全国政协主席后最近还仍连任中央深改委副主任。同时他自2013年起至今，一直兼任中央深改办主任，而这个办公室和中央政研室是合署办公的。 中央深改委负责中共包括顶层设计在内的所有体制建设，这说明王沪宁仍然把持著习近平“治国”的核心部分。王沪宁堪称红朝第一大“国师”。 当红“国师”李书磊 中共当局在4月起在全国启动学“习思想”运动，又同步大搞所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结合”。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子是神传文化，中国自古叫神州大地，中国人是神的子民。而饱受中共党文化侵害的中国人，现在理解上会偏离真相，事关中共一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人对神的信仰，打成“糟粕”，予以摧毁、湮灭。 中共以无神论为宗，马克思主义不止是外来宗教，而且是与神为敌的魔教。这也不再是秘密，中共当政的这帮人因为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如同被魔操控。 当局强行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嫁接，出来的一定是红色党文化怪胎，表面披著中华文化外衣。由此带给中国的是史无前例的祸害。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曾披露，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中央党校时就在研究如何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强行结合。所以李书磊应该是这套“理论”的主要操刀手，是当红的习近平“国师”。 中共散养的“国师帮” 这些年进入中南海“讲课”，并与习近平有接触的中共专家学者有一大批。有些已经过气，有些当红。他们都属于中南海外围、中共“散养”的“国师帮”人物。 盘点一下，近年进入中南海参加座谈或讲课的学者，包括：早年从台湾偷渡到大陆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经济学家辜胜阻等。 还有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前院长江小涓，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等人。 这当中的许多中共“国师”很左，一味为中共政权粉饰，鼓吹“大国崛起”，也爆出一些丑闻或笑话。 林毅夫历来为中共出位表忠。就在6月17日，他还公开帮中共做对台统战，喊话台湾人，“到大陆来！” 李稻葵可能是在习近平上台后，进中南海次数最多的一个。他去年公开披露了蚂蚁集团遭整肃，是因其政治影响力吓到了“最高层”领导，但现在政治影响力已经“归零”。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今年回国，可以佐证李的信息源直通中南海。 李稻葵去年5月曾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2年抗疫为每人增寿10天”的讲话，政治性迎合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郑永年尽管在新加坡传出“性骚扰”丑闻，但仍得到中共当局的青睐，最近成为香港特首的“智囊”。他过去经常就香港议题发声，曾提出所谓香港“二次回归”，应对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断水等。今年4月他又在党媒吹捧中共外交开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2017年提出“超越美国”论受到外界猛烈抨击“堪称误国误民”，超千名清华大学校友要求校方解除其职务。他曾著书捧习，2018年，更在线上平台edX开课兜售“习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曾经在微博上揭胡鞍钢老底，指他常声称总理或者某副总理约见他，先走一步；结果有次朱镕基去清华，朱说：原来你就是胡鞍钢啊，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外面一直传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胡脸上红白相间。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藉研究大外宣获得进中南海的门票。2021年5月31日，张维为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所谓“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习近平等人做讲解。 张维为被指是以王沪宁为首的“复旦帮”成员。他受到网民讥笑的代表言论，包括“中国全面小康了，而美国有4000万人生活贫困”。 主动贴靠习的“国师” 大五毛金灿荣是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经常公开演讲谈论大国战略，被网民戏称为习近平的“国师”。他不断献媚地解读习的想法，被认为是靠近习的智囊之一。 金灿荣号称美国问题专家，高举反美大旗。早在2016年，金灿荣就在演讲中披露了习近平与美争霸图谋。 金灿荣前年在微博发文暗示美国使用“气象武器”引发郑州洪灾，引发舆论哗然。 习近平日前在内蒙古重申内循环，称要确保经济在“极端情况下正常运行”。金灿荣对官媒《环球时报》称，习近平提到的极端情况意味著“战争的危险”。 但金灿荣到底与习近平有多密切的关系，目前并没有确切的信息。 “出走”的“国师” 还有一些也被人们归入“国师”的学者，已远离中南海核心。 经济学家郎咸平出生在台湾，后放弃美国和中华民国国籍，投效中共政权。他曾被称中共“经济国师”、“红色经济学家”。 2022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在上海封城造成人道灾难，朗咸平的母亲4月份在上海的医院急诊室门口等待核酸研策结果4个小时不能就医后过世。7月17日就有消息传出，郎咸平举家离开上海，迁居香港。相信郎咸平是对于中共的所为，内心有所触动。 知名大V、经济学家储殷今年2月多个社交账号被禁言。储殷2021年曾批评中共“外宣内宣化”，传受到高层批评，之后辞去国际关系学院教职。 储殷曾是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而“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一手主导要搞的，所以他也算曾是习的“国师”系列人物。 储殷2015年1月曾发文指出，“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回报率是不高的，花的钱是算政治账的。投钱不能太豪爽，升恩斗仇。但他的观点与习近平“大撒币”的做法相逆。 储殷还曾批评学界的“国师”情结：“我们的一些学者要是能够少一些泛泛而论的国师情结，多一些做小问题、做真问题的专业劲头，该有多好。” 像储殷这样屡发“忠言”的“国师”，在中共治下是吃不开的。 “国师”之祸 真正的中共“国师”表面看都是中共的铁粉，不时无底线地为党国唱赞歌，做些功利性的买卖。张维为曾在党媒的采访中泄露，其外交思想遵从中共“伟光正”的主旨，即错的不是党，而是这个世界，是西方对中共的“恶意误读”。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曾公开抨击金灿荣、张维为等中共吹鼓手：以政治正确的外衣包裹著自己，无恶不作，所为不堪入目，“丧尽天良”。 世道颠倒，小人得志。张维为、胡鞍钢这类人成为“国师”，是中共红朝一大怪；王沪宁、李书磊这类人作为“国师帮”的核心人物，是中国一大祸害。这些人在朝廷呼风唤雨，不由得令人想起《西游记》里面车迟国的三大“国师”：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 （※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他任内的首次外访，此行目标国是德法两国。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和温家宝，时间都要晚。后两者的首访分别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许这并不说明什么，但也许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几个前任的“意气风发”来，似乎显得异常的“低调”。 李强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没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发一则推文：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像个隐身人一样，好像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谓李强表现得像个“隐身人”，并非意指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他的公开活动还是很频繁，这些活动大致可分四类：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人们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官媒也是淡化处理，他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头版，即使放在头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觉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没有可关注的价值。 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说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放，其政策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整个开局看起来很沉闷，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 李克强至少有两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院后，舆论以“习李体制”称之，还单独给他造了一个词“李克强经济学”，来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确实想大干一番。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中淡出。也许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让习过早警觉他。虽然在此后七、八年内，李克强不得不屈服于习，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嚣，但是，他毕竟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大权独揽下，仍然顽强地想表现自己的存在，他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直到谢幕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语言。 温家宝、朱镕基和上级平分秋色 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就更不要讲，他们在位时，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平分秋色。朱被舆论赞誉为“经济沙皇”，他还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实际就已主掌中国的经济，中南海北院对南院（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大大强化。温成为总理后，由于他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也获得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预。那时舆论以“胡温新政”称之。 然而，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这无关其能力，而是“时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时代。我说的“巨人”，不是取“历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他前面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家伙，以致李强看起来完全隐藏在他的阴影中。此“巨人”即是习近平。 习当政10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其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党章条文，成为近1亿中共党员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的个人好恶。这种权势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势地位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来得弱。 李强碰上了习近平“巨人” 鉴于他是习亲选的总理，过去曾是习的大秘，两人类似师徒关系，习对他的信任应该没有问题，而当前又是当局全力抓经济的时候，我过去曾认为，如果习要给中国社会和国际一个良好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虑对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不要去抓具体事务，以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样的话，习理当将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交给李。此举无疑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复苏，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 可是，习依旧霸占这些权力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即使对亲信也不肯放手，这反映了习对权力的极其贪婪和不安，他大概担心一旦放手其权力基础会慢慢地遭到侵蚀，导致大权旁落。在习的此种权势欲的支配下，任何一个“明智”之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李强当然也要收敛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话，不敢有太多政策发挥的空间，必须表现出忠心耿耿，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注定了也要自我矮化为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旨意的办事机构，大事小事要向南院汇报，臣服于南院，不能让外界看起来中南海有两个权力“中心”，有关这方面联想的一丁点迹象都不能出现，做到完全让习放心。 李强自我约束，难有创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3月14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在6月9日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中，他再次强调，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定位践行好，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意识，努力使各项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与2018年的旧版相比，则言必称习，全面“习化”。 在这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下，李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多是在习划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得不如预期的根源。经过三年的严厉封控，外界一度预期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这个景象没有出现，根本的还是没有改变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而激发人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习本可以借着新政府的全面重组，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然而，对权力的自私、贪婪和恐惧以及政治上的肃杀扼杀了这点，李强为保自身政治安全，决不敢冒险提出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只能像个小学徒跟着师傅亦步亦趋，“隐身”在习的阴影中。前不久的习李同框视察雄安，用极具象征性的镜头语言，记录了这一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上海某一间餐馆因为熟食凉皮里面放小黄瓜，遭市场监管局罚款5000人民币，但有小黄瓜的凉皮何错之有？经询问某位认识在经营上海点心煎包友人表示，餐点内含小黄瓜是再正常不过的，但上海市政府却以“餐饮服务经营者：热食类食品制售”没有经过许可贩售配有黄瓜丝的凉皮，动辄开罚这些餐馆，严加限制中国人民做生意的权利。 上个月，中国多位货车司机，反映近日频收到超重罚单，甚至有司机抱怨，近两年已被罚27.5万元人民币，即使出发前严守纪律检查也会收到罚单，更有司机指控中国政府修改过磅的机制与秤重机，并延迟寄送罚单时问，让民众即使接到罚单亦无法申诉；此外，近期甚至有中国不少没有交通工具的通勤族也连续收到达规停车的罚单；这样一连串中国“啼笑皆非”的“无俚头向民众抢钱”，显示中国已经不是制度或法规漏洞出问题，而是严重的财政收入不足，透由罚款名义向民众抢钱，这样什么都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严重衰退的红灯警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陷入财政吃紧的状况，就连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实际上也陷入疲软，所以才会发生有一堆建案建到一半就变成俗称的烂尾楼，原因就在这里，房地产要不是住房要不就是后续的商业利益，但在今天你的内需市场已经大量萎缩时，新房子住不起，产业也不会进驻新建案变成所谓的百货公司，下场就是连房地产都无法持续，一带一路就算把非洲盖满废铁也没办法解经济萧条所产生的劳动力过剩。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持续再往下滑，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趋势，因为中国先前的经济发展奠基在号称拥有最大的劳动市场与最便宜且不会抗议的劳工，但实际上劳工再便宜都会随著经济向上而越来越贵，同时中国之前维稳有用，是因为经济尚在成长阶段，民众在口袋赚满的同时可以漠视中国的苛政，但在中国经济出现停滞成长，民众的财富悬殊加剧，底层开始意识到国家内卷到无法往上爬之际，中国共产党高层一成不变的维稳口号已经无法吸引底层“人矿”为党卖命了。 而中国政府遇到这样的逆风的状况，不仅没有任何解决现况的方法，反而对中亚五国、一带一路国家扩大“大撒币”，将从中国百姓榨干的民脂民膏全部挥霍于外国，以维中国“天朝”形象和呼应习近平从确立无任期限制后恢复“帝制”的表面荣景，只是他带领的中国早已过了盛世，接踵而来的是发展停滞所消失的各种经济及人口红利，所以只能如同历代朝代末期，开始对民众各种管制抽税，以维持国家表面的运作，而强弩之末也如历史殷鉴，终将导向灭亡。 （※作者为退役少校政治作战官，研究纽澳和大洋洲关系史。退役前因公务去过马绍尔群岛、帛琉、纽西兰等国，目前在印度金德尔大学念博士班。全文转自上报）
蔡奇在中共二十大上高就习近平“正国级大秘”的同时，很可能是因为受到手下二、三把手接连发生“意外”，自己大秘也被降级使用的牵连而未能“入常”的陈敏尔成为中共执政史上第一个先后换兼两个不同直辖市委书记的连任政治局委员。这也许意味着他在未来中共二十一大上，仍会有一次和二十大上的蔡奇一样的机会。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回顾了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产生的那一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直接政治亲信就一次安排进去了四个，依年龄老少排名，依次为蔡奇、黄坤明、李强、陈敏尔。前三个都是所谓50后，而身为60后的陈敏尔却又是他们四人中政治资历最深的一个。 综合中共官方公开的对他们四人的简历内容，陈敏尔早在2001年12月即先被宣布为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2002年6月被宣布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时年42岁。此时其他“之江新军”的核心成员中的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不足两年时从温州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而后又被宣布进入省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的。晋升副省部级比如上二人稍晚的则是蔡奇和黄坤明，分别在习近平离开浙江的两个月之内被宣布为杭州市长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随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入局”，从2002年10月开始，陈敏尔在新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工作。笔者多年前撰文介绍陈敏尔时，即有一位当年在浙江省委工作人士的告诉笔者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的最高职务是省行政一把手，省委二把手，虽然也在省报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儿”，但自然不敢在省委机关报上开设自己的专栏。到浙江之后，省委机关报的首要功能就要围绕他这位省委一把手来进行了。在省委机关报上为自己开设专栏的念头，可能开始是出自习近平本人，但“之江新语”专栏题目的习近平笔名，都是被习近平所采纳的陈敏尔建议。 当时省委办公厅里至少有部分人知道，陈敏尔在张德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向张德江建议了在《浙江日报》上开辟“钱江浪花”专栏，日后成为《浙江日报》的一大“品牌”，习近平开始自己想出来的“钱江新语”有“东施效颦”之嫌，所以习近平特别就自己专栏的名字召陈敏尔商议。陈敏尔斗胆建议，直接用“浙江”略显直白，不妨改用“之江”，并对习近平“扫盲”说：自古以来，浙江省是因江得名；钱塘江因为呈“之”字型，古称“之江”，也称“浙江”。习近平听罢立刻面露喜悦之色，因为他感觉，用“之江”肯定比直接用“浙江”显得自己是位“有文化底蕴的省委书记”。 至于所选用的笔名“哲欣”，据传也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敏尔为习近平取的。说是“哲”，既是浙江的“浙”字的同音字，又取了“哲理”之意；“欣”，是“新语”的“新”字的同音。“哲欣”暗含了浙江新任领导人的意思，又取了“欣然”、“欣赏”和“欣欣向 荣”之意，寓意“浙江省从今日后就会在新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欣欣向荣，百姓欢欣，官员欣佩，中央欣慰……”，拍得习近平那叫一个高兴。 习近平登基之后，结集出版的《之江新语》被中共官媒介绍说，该书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上写的专栏文章集，共232篇文章。外界评论中，有这232篇事实上全是陈敏尔捉刀代笔者的说法。而前述当年的浙江省委人士则认为，该“专栏”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还是习近平的“点”子在先，往往都是习近平在某个公开场合或者内部会议上说了某句较有“新意”或者被视为“重要”的话，陈敏尔即会亲自下笔或者组织手下将习书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扩展为几百字的短文。四年多时间下来，集累的这二百多篇短文日后便成了王沪宁炮制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 2007年年初同，习近平调往上海，3个月后，浙江省委换届，陈敏尔连任省委常委，及后兼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而发生的故事就是，比蔡奇年轻5岁的陈敏尔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与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5年后的陈敏尔又在中共十八上以新任贵州省委书记身份顺利晋升任中央委员。截止到此的蔡奇依然还是所谓“双非”。 转眼到了中共十九大之后，虽然当时的蔡奇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但陈敏尔的老资格，以及比他陈敏尔还年轻两岁的年龄优势决定了那几年里对的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分析内容中，都把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的接班人集中在陈敏尔或者丁薛祥身上，几乎没人看好蔡奇。 今年5月下旬，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二十大远不是习近平为自己考虑“接班人”的时候》，分析了二十大上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里唯一的一个60后，即1962年9月出生的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丁薛祥。但是，丁薛祥这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唯一的60后，在大会召开时也已经年满60岁，而20年前的十六大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以刚满60岁的年龄就分别接班党、政一把手了，10年前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更是分别以59岁及57岁的年龄就分别接班党、政一把手了。而如今二十大上的唯一的一个60后，也是刚满60岁的丁薛祥，只不过是接班了一个常务副总理的职务。 这样比较下来，就可以充分说明习近平在考虑二十大高层人事安排时，在笃定自己连任第三个五年的同时，事实上也完全没有从“年龄梯队”的角度，考虑再一个五年之后，也就是依规会在二零二七年十月左右召开的二十一大上的“一把手交班”问题。 当下的习近平自打设计自己的第三个任期的同时，无疑也已经下定了之后必须还要有第四、第五，直至第N个任期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下定的心理因素，除了从能力角度的“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更有对自己“挑二百斤担子走二十里山路不换肩”和“每天游泳五千米”的“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无比自信。所以，至少是在去年设计陪绑自己第三任期的“领导集体”的年龄构成时，他习近平可能是考虑到了二把手、三把手……们的年龄梯队问题，百分之百不会从“年龄梯队”角度，考虑他这个一把手的接班备胎。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分析，他甚至也不会从“以防意外”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谓“潜在接班人”的问题。 不但事实上没有把如今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除他习近平而外的其他六个人的任何一个人，当成自己一把手职务的接班培养对像，而且在给自己决心提拔为二十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选分配具体岗位时，他习近平似乎也考虑到如何避免给外界以“接班猜想”的问题。 照理，在习近平一定要进一步重用自己担任上海市委一把手时和自己第二个总书记任期的“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前提下，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丁薛祥就应该接替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局常委王沪宁的工作岗位，从顺理成章和驾轻就熟的角度分析，都是最利于继续贴身侍奉习近平。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安排呢？ 试想，如果二十大之后的习近平在一定要让丁某人“入常”的前提下，不是将丁某人安排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是安排成事实上的党的“副总书记”，那么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肯定就会有习近平安排比自己年轻九岁的丁薛祥为自己的党内副手“是何用意”的臆测。 相比较而言，习近平把与自己处于一个年龄段的蔡奇安排为党的二把手，不构成“年龄梯队“，就不会引发不必要的“接班人选”的猜想。 正如时政评论评论人士李燕铭对大纪元记者的分析，蔡奇现年68岁，年龄上对现年70岁习近平构不成威胁。 熟悉中国政治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此前对日经新闻表示，习近平对蔡奇的任命，也有其政治上的目的性。“因为（蔡奇）已经67岁，无法成为接班人，因此习近平较为安心”。 除了如上角度的分析，习近平在通盘布局二十大中央领导层人事安排时，是否也还考虑到了对自己政治亲信们从年龄角度的“先来后到”的问题？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对1955年出生的蔡奇无疑是最后的机会。谁都知道，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最为信任的人是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陈希。所以，1953年出生的陈希没能在二十大上晋级政治局常委，当然也未像1956年出生的黄坤明及李鸿忠一样连任政治局委员，仅仅是年龄原因，。从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杠杠看，1955年出生的蔡奇刚好打了一个“擦边球”。 如果分析下来，比蔡奇年轻5岁的陈敏尔在2027年10月左右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上是否会和二十大上的蔡奇一样待遇呢？ 香港《明报》2021年12月23日刊登的一篇时政分析文章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人事的变数较多，可能会创造新纪录，重庆市委书记是其中之一。该职位首名入局者薄熙来，未到十八大就已落马，继任的孙政才也重蹈覆辙，十九大前落马，以致有人称这位置被上了魔咒。现任重庆书记陈敏尔，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明年无论是如传说般升任政治局常委，还是调任上海书记，都将成为首名打破这一魔咒的人。 港媒所指的“魔咒”，除了十八大前重庆爆发王立军事件导致薄熙来落马，以及后任的市委书记孙政才在2017年十九大前夕又中箭落马。至少还包括：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当时的重庆三号人物、在陈敏尔手下专职党务工作的重庆副书记，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任学锋2020年11月在北京开会期间离奇死亡，享年54岁。 2021年10月，时任重庆市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被传闻是习近平亲家的唐良智突然被宣布免职，时年61岁。 另外一个曾被认为直接影响陈敏尔“入常”的因素就是他对自己秘书颜伟的错误重用。 颜伟是1973年9月生人，比陈敏尔年轻13岁。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当时陈敏尔主持的浙江省委宣传部任职。陈敏尔调贵州后，颜伟追随前住，先任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处长级)，继而升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官至副厅级。 陈敏尔升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又于2017年4月将颜伟提升为贵州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官至正厅局级。是当时贵州省最年轻的正厅局级干部。 2019年10月，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任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2017年7月陈敏尔调任重庆市委书记，3个月后进入中央政治局，随又将颜伟调到身边，委以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厅长。两年后又将他安排为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自此，重庆市委内盛传即将在二十大上“入常”的陈敏尔已经在着手培养自己重庆市委书记的接班人了。 2021年初，海外传出了唐良智揭发颜伟替陈敏尔收受巨额贿赂，颜伟被中纪委抓走的消息。虽然此消息至今仍没有得到证实，但此消息出来之前，颜伟已经被从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的位置上降为“国企领导人”，被宣布担任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这个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由重庆市国资委出资设立，是所谓“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其一把手充其量是个副厅局级。所以当时的重庆市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强调了一句“正常人事变动”。更证明这个颜伟已经在仕途上栽了跟头。 如上种种，应该都是影响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晋升陈敏尔的因素之一。但是，在此前提下习近平并没有让陈敏尔像胡春华一样先“出局”再改任副国级虚职，也没有让他像李鸿忠一样虽然留任政治局委员但却改任人大无实权职务，而是换一个地方，再兼任一届直辖市委 书记。这似乎说明五年后的中共二十一大上习近平再像如今重用蔡奇一样，把届时的陈敏尔调至身边专司“捧砚脱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当然，外界对陈敏尔已经“被边缘化”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离开重庆之后的陈敏尔并没有被安排为直辖市中最重要的北京市委书记，也没有被安排为次重要的上海市委书记，而是“屈居”天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相比于其他政治宠臣，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程度尤甚。个中原因除他们从福建到浙江再到北京的长达20多年的所谓“私人情谊”之外，更多重要的就是蔡奇在主政北京期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了习近平的指示，在清理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中不惜为习近平顶骂名、背黑锅，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对习近平绝对的忠诚。 自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以来，外界对新任党务工作的二把手，也就是扮演“副总书记”角色的蔡奇的关注度，远远高过对行政一把手，接替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强的好奇心—-特别是蔡奇先是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办主任，继而又被宣布为国安委副主席之后。 王友群先生为《大纪元》撰写的文章《习近平居权力之巅 能信任者有几人？》中分析说：最近，习近平亲信蔡奇超常兼职，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这一方面表明，蔡奇获习特别信任；另一方面也表明，习高踞权力之巅，能信任的人少之又少。对习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全面上位，从中共政治局，到政治局常委会，到中央书记处，到中央军委，关键职位都是习派人马。但是，习真正放心的有几人？ 王友群的文章中说：按照中共以往的惯例，李强应该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蔡奇，却接连兼了一系列关键职务。除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今年3月，蔡奇出人意外地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中共建政74年来直接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办主任的第一人。今年4月，蔡奇又破例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此前两届国安委副主席都是两人，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兼任。现在增加到三人，突显习对蔡奇的倚重……。 另外，蔡奇还有一系列头衔，如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学习“习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等，分管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等。 但事实上，无论是如今的蔡奇，还是上届的王沪宁，再还是上上届的刘云山……,以专责党务的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宣传、党建等方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是从中共十四大之后就开始形成的“惯例“，而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办主任，在中共执政史上也曾经有过。 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高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同时继续兼任着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务。而汪东兴日后被邓小平整肃下台的过程，也是先于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并被宣布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一年多之后，才又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香港《明报》曾有文章分析说：中共二十大人事有很多“破例”，但最大的破例是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兼任中办主任，这一安排具深远影响，将来会上史书。虽然1977年汪东兴曾以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身分兼任中办主任，人们多以蔡奇与其相比，但两人情况仍有不同，汪是当了12年中办主任，循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路径才升至高位，与蔡奇就任政治局常委后再兼任中办主任，有著本质不同。 依笔者之见，如今的蔡奇与当年的汪东兴之间的“本质不同”，还不是职务安排的先后次序。当年的汪东兴是在中办主任和中央、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位置上因抓捕毛夫人，保驾华国锋上位党主席而被论功行赏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而如今的蔡奇对习近平而言，就只有两个字：忠诚! 去年十月下旬中共二十届一中会闭幕次日，美国之音网站即刊发《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凭借对习忠诚而非才干与政绩意外入常》一文，说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中共体制内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2017年1月当他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时，他甚至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当年10月他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年中共举行20大，同样也没有人预料到他会入常，但是他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手选择的最高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许多观察家认为，蔡奇之所以能够意外入常，其实凭借的并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与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共事长达20年时间内形成的私谊。 说起来习近平与蔡奇长达20年时间的所谓“私谊”，就不能不再强调一下笔者在上个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内容，那就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台后，外界对其中李强和丁薛祥的曾经的习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强调，却鲜有人关注到如今官至习近平“大内总管”的蔡奇其实也是习近平“大秘”出身。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可能有知道“福清帮”故事的，用百度百科的话说：“是活跃于海外以欺压当地华侨华人为主的华人黑帮，起初由偷渡海外的福清人组成，故称‘福清帮’。” 而在中共政坛内，也存在着一个“福青帮”，不过这里的“青“是习近平念念不过的”下乡知青“的”青“，而不是当年收取习近平为工农兵学员的清华大学的”清”。 中共官场上的“福青帮”，指的是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经历，而后发迹于福建基层或中层的一批人，帮主当然是曾经官至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成员则包括现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现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立峰，现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小洪等。 其中的蔡奇是1955年12月出生，18岁那年成为“插队知青”，20岁那年加入中共并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 同一年在福建省内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还有一个叫陈希的。陈希比蔡奇的运气好，被推荐进了北京，有幸在清华大学化工系里与中共革命元老习仲勋的儿子成为上下铺兄弟。 蔡奇是1978年6月凭借一纸大学“普通班” 结业证书而留校当了政工干部的。至于他官方简历中所说的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和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等价位！ 1978年的蔡奇留校后即担任了校党委书记的秘书，熬了5年才被推荐进入省委办公厅，1987年升任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当年习近平以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以及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那几年里，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继而无论是外放地级党委书记还是向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干部，都是习近平为蔡奇所安排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调到自己身边，委以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进而成为常务副主任，接着又把京城控制权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回想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所有的副国级以上官员的人事安排内容中，最能证明习近平之强势，或者说跋扈的例证之一，就是 “之江新军”的最典型代表蔡奇的“三级跳”，从十八大的“双非”跃升十九大的政治局委员。 此前的2017年5月，也就是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5个月，时任北京市长蔡奇被宣布为北京市委书记之后，有外界媒体报道称，今年（2017年）62岁的蔡奇在仕途上有些“大器晚成”。2010年，蔡奇55岁时才跻身副部级，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2012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蔡奇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舆论所说的“双非”（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官员……。从2013年11月到被宣布接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职务在不到4年时间里发生了5次变化。2013年11月，蔡奇出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2014年3月，调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15年4月升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成为正部级大员；2016年10月出任北京市代市长；现在又以北京市长身份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从“双非”副部级向副国级的跨越，但事实上这个蔡奇被提升为副省部级的时间是2007年，具体职务是杭州市长。因为杭州市是所谓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 ”，所以它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是副省部级。 其实，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产生的那一届中央政治局里，习近平当年主政浙江时期的直接政治亲信就一次安排进去了四个，除了蔡奇和黄坤明，还有李强和陈敏尔。 其中，陈敏尔是习近平到浙江的当年即被提升至省委常委；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不足两年时即从温州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而后又被宣布进入省委常委，官至副省部级的。晋升副省部级比如上二人稍晚的则是蔡奇和黄坤明，分别在习近平离开浙江的两个月之内被宣布为杭州市长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继而发生的故事就是，比蔡奇年轻5岁的陈敏尔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与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5年后的陈敏尔又在中共十八上升任中央委员。截止到此的蔡奇依然还是所谓“双非”。 转眼到了中共十九大之后，虽然当时的蔡奇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但陈敏尔和比他陈敏尔还年轻两岁的丁薛祥的年龄优势决定了那几年里对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分析内容中，都把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的接班人集中在陈敏尔或者丁薛祥身上，几乎没人看好蔡奇。 现如今，丁薛祥虽然没有接任“副总书记”，但毕竟如愿“入常”，而且还明显成为李强国务院总理职务接班人的备胎。可谓说是换了一条跑道的倍受重用。而陈敏尔在政治局委员位阶上的原地踏步，可谓理解为他在习近平眼中的忠诚程度不如蔡奇；也可能是因为他在主政重庆的5年时间里“政绩”平平，没有像蔡奇主政北京那样，至少干过一件“被敌人反对”的大事。并从此一鸣惊人！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不止一次地介绍过：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对习近平来说早已经是“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毛式“阶级斗争”思维就是习近平“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干部评判标准。 人们都还记得蔡奇在北京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且毫无人性的“清理低端人口专项行动”。 当时网络上有一篇标题为《风向大激变！炮轰蔡奇突转为反扑习近平》的文章，说是北京当局的施政失误应该受到批评，尤其是作为市委书记的蔡奇须负上一定责任。但令各界意想不到的是，事件却持续发酵，网上出现要求蔡奇辞职的公开信，一些自由派领军人物也纷纷站出来炮轰蔡奇，中共内部也有一些人与这些自由派相呼应，或质疑蔡奇能力，或幸灾乐祸，亦有人提出追究任用蔡奇的责任。显然，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从原来民生问题的讨论，开始向人事路线斗争方向发展。众所周知，蔡奇是习近平力排众议重用的之江新军的代表人物，五年之内从副部级上升到副国级，速度之快确实超过绝大部分同僚，正因为此，风波发生之后，蔡奇被针对、被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轮上纲上线的政治炮轰，虽然炮口对着蔡奇，但真正攻击的却是习近平，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笔者也在自由亚洲为文分析说：无法判断要求蔡奇辞职的“公开信”是否真有，是否已经传递到习近平的耳目中，如果是，那结果肯定是进一步增强了习近平对蔡奇的依赖和依重而不是相反。当时的蔡奇本人也特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汇报，对首都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一定要把习总书记重要思想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带着感情深入学习，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进一步推动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蔡奇的这番话更能证明蔡奇十九大之后在北京市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清理低端人口”都是奉旨行事，等于是在所谓“大事大非”问题上替习近平背锅。由此也催生了习近平把蔡奇再次提拔并安排为自己侍臣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