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三十三）
2026 年 8 月 7 日
南京学运同样风起云涌、惊涛拍岸 谭嗣同说过，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秦政，至少包括两方面：皇帝一人独裁和首都中央集权。共产红朝号称反封建，却把两者全盘继承下来。过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产党的权力中枢，毛泽东晚年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我无法改变整个世界，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在当代中国，北京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国各种资源，以供盘踞在此的统治阶层自肥，而关于首都北京的论述，也一叶障目式地成为关于全中国的论述。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反对派的论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义原则。比如，长期以来，对八九民运史的书写就始终以北京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这场运动被称为天安门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天安门是一个关键场所，但绝非全貌。澳大利亚学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一书中揭露了发生在成都锦江宾馆的另一场屠杀，在成都长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见，“在地”者其实是多么地“离地”。 八九民运应当是一幅全国拼图，每个地方的参与者都有责任拼上自己那一块马赛克。南京学生领袖吴建民的回忆录《岁月有痕》，为之拼上了关于南京学运的关键部分。吴建民出生于高级军官家庭，当过兵，在南汽集团工作过，一九八九年，他即将从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学运爆发后，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轨迹因此改变。与大部分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他当时已二十六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有勇有谋，妙语连珠，也有组织管理才能，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学生领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数量、学生在校人数的规模，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这本回忆录中，吴建民详细描述了南京学运的过程和特征，与北京学运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学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个指挥南京地区学运的指挥部“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前后任职常委的七个同学，清一色是南大学生，外校学生一个都加入不了，这在北京学运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南高联之下，又建立“参谋部”，“参谋部”汇集各校的骨干，每天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北京学运中没有的建制。 学运过程中，吴建民提出“北上运动”的构想。他认为，南京作为民国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学运领先于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满足于一城一地，应当率先发起“北上运动”，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的学生都动员起来，像滚雪球般壮大。当这支队伍走到北京时，就有条件在北京组成“全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然后以“全高联”而非“北高联”的身份与中共当局对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学生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长征团”，从鼓楼广场出发，徒步前往北京。吴建民任“北上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支数千人的队伍，一路突破围追堵截，六月三日，到达安徽滁州师专集结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队伍本要出发，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难者。江苏和安徽两省派来大量客车已拦在队伍前面，且还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前来劝诫的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兼教委主任杨咏沂告诉吴建民，北京已清场，现场的武警将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学生前进。吴建民和指挥部其他人员被控制起来，大部分同学都被推上大客车带回南京。少数先遣队同学骑自行车到了张八岭镇，遭到武装民兵拦截，并威胁说：“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最终“六四北上”的终点站，就在张八岭镇画上了句号。 屠杀之后的抗争，更是可歌可泣 被带回家后，吴建民被软禁在家一个星期，然后回到学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南京市高自联通缉名单”，他名列其中。学校保卫处官员把他带到公安局。随后，尚有良知和风骨的学校王院长将其保释出来，让其参加毕业考试。但上级命令扣下其毕业证书，并要求他每天到“清查办”交代问题。 当时，吴建民和其他南京学生领袖听说香港有“黄雀行动”，但他拒绝流亡海外，对逃入美国使馆的方励之夫妇无比失望，“导师跑了，丢下万千他的追随者跑了！……那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跑吗？大使馆装得下成千上万的参与六四学潮的学生吗？”他表示：“我反对临阵脱逃！反对当中国民主碰到困境时就选择逃亡国外！”他慷慨激昂地对同仁说：“我愿意付出青春、付出热血，比起那些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死难的同学，我们责无旁贷，应该留下来坚持！” 随后，吴建民发动大家办刊物、建立组织，完善“后六四时代”的抗争机构。他到上海、肇庆等地与香港支联会派来的人碰面，对方带来资金资助。二十多年后，吴建民流亡美国，原本计划到香港向支联会致谢，香港局势却江河日下，支联会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时的吴建民，经过“六四”屠杀，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恶，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为实现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选举，实现十四亿的人民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九零年春，吴建民在鼓楼大街钟亭约见南京几所高校的主要学运领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组织机构的想法。他们讨论组建“中国民主前线”，并设立最高常务委员会，吴建民被推举为主席，副主席为彭万忠、李勇，李力夫任秘书长兼常委，委员有王立军、王小泉、段小光、王建华、刘格等，他们大都是学生或青年教师。这些反抗者都不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国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地，类似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展开反抗的群落还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语言学院年轻教师胡石根等发起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活动，仅在北京就有数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称“十五人案”。西北大学有张明案，兰州大学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杀电影”案。“六四”前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有不少是随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机者，因为人们普遍乐观评估这场民主运动可能会成功；“六四”后仍然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式的真英雄，因为此时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档车。 过去，由于资讯有限，我曾撰文批评，中共枪声一响，反抗运动灰飞烟灭，比不得韩国的反抗运动——光州事件中，全斗焕军政权杀人的凶残一点也不亚于中共，但韩国的抗争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韩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有血性。但后来当我陆续读到廖亦武、刘贤斌、吴建民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不是没有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只是他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就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代，杨小凯在狱中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组党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们都被屠戮殆尽。中国未能像韩国那样实现民主化，不是因为中国人比韩国人更怯懦，而是因为中共政权比韩国军政权残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和韧性。 他的刑期之长，超过二十一名被全国通缉的北高联领袖 吴建民等人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和人性的幽暗，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中共国安部门严密监控之下。几个月后，国安部门就收网了，他与同仁纷纷被捕。多年后，他从狱中归来，才知道他们的组织早已被中共渗透。与他一起赴外地会晤支联会代表的女同学吴蔚，向当局供出若干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行动细节。他出狱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其间慢慢与当年南高联的成员恢复联系，只有吴蔚从未出现过。另一名经吴蔚介绍进入地下组织核心圈的女同学罗明娟，当时负责开设账户存入香港支联会转来的几十万资金，案发后此人一度人间蒸发，那笔巨款也不翼而飞。吴建民出狱后才知道，罗明娟顺利在南大完成学业，然后到广西国安厅工作，他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女生最初就是当局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卧底。吴建民也认为，那个唯一名列全国通缉令名单、日后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南京学生领袖也是同一类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动和秘密组织起家的，这些单纯天真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在其眼中如同过家家般幼稚。 国安部门一开始企图诱骗吴建民充当线人，联系香港支联会人员来内地与之会晤，然后将来人一网打尽，却遭到吴建民严词拒绝。当局将不予配合的吴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国通缉的二十一个学生领袖都长。江泽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学运领袖作为各省站队的态度。紧跟江泽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献投名状，对本地学运领导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狱中的待遇也更恶劣。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后来读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忆文章之后感叹，廖亦武坐的监狱犹如地狱，与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监狱中简直如同天堂。 吴建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从看守所到监狱的铁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镣”，被单独关押在长宽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闭的号房里，巨大的顶灯二十四小时都照着人。他多次遭受国安人员、狱警、牢头狱霸酷刑折磨，他说：“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带到操场上，有犯人蹲在一个圆圈中，周围有六头狼犬眈眈相向。警卫红旗一挥，六头狼犬就扑上去。犯人抱着头，趴在地上嗷嗷惨叫。狱警严厉警告：“你不服从管教，下次就轮到你了！”吴建民差点吓得晕过去，他写道：“这一次观刑体验，让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带出去观斩、看其他犯人被枪决的血腥场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还有哪个政权、哪个政党能比中共更邪恶、能比中共更残暴！这个场面给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后，我经常在梦中梦到这一幕。”他在狱中听说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后被活摘器官，他的老军医的父亲悄悄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体检时尿液含血量超标，由此逃过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单。 吴建民被捕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访华，向中方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与之会谈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中写道：“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从此细节可看出，中国的“战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钱其琛一副痞子无赖嘴脸，装疯卖傻、李代桃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将该细节写入书中，殊不知这是要遗臭万年的。贝克奉老布什之名访华，要跟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对这种恶作剧无从深究。二十多年后，贝克在美国会见流亡出来的吴建民，当初他对包括吴建民在内的名单上的政治犯或许确实真心关切，但受制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无数像吴建民这样的良心犯最后就被忽略不计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国拥有数亿奴隶劳工的“低人权优势”（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韭菜”和“人矿”）及庞大的市场，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国纳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权重新恢复了自信，学者白信评论说：“中国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与美国国会的年度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玩弄以异议人士换市场的人权政治，从而不仅逃避屠杀责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权责任，而且造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无法突破对邓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开放的幻觉。” 一次反对中共，一生都反对中共 一九九七年，吴建民提前获释。南京国安不允许他在户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无锡经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来，吴建民经商有成，创建的广告公司拥有两百多名员工，在当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无法到银行贷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单。像他这样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规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业发展大了，就会被盯上并搞掉。他致富了，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企业老总，是当地商会的秘书长。然而，“六四”的标签一辈子都贴在他身上，他刚开始谈恋爱，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国安恐吓。他与第一任女友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女友的父亲是一名高工，强迫他写一份绝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拒绝此一无理要求，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中国政府用有限的赚钱的自由来锁定民众，导致“六四”后没有几年，民风骤变，唯利是图。中产阶级群体中，并未如西方现代化理论那样出现民主诉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在很多国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贫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无关。“即使人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觉悟会有显著的变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带来政治教育得到明显改善的公众。”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说：“典型的公民只要一进入政治领域，其思维能力就会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以内，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进行评论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变得易于人云亦云，易于受到感染。” 虽然有钱了，吴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他的护照被国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国洽谈商务，国安派人与之同行。后来，他组织小区业主维权，对抗大型国企苏豪集团和华润集团。这场维权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诉求，只是捍卫业主的经济利益，最后大获全胜。但在此过程中，他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当局的警惕。若是每一个像吴建民这样的业主委员会主任都转变成基层政治运动的号召者，中共的权力必然受到挑战。这也是后来中共出重手打压业主维权运动的根本原因。 吴建民对“六四”念念不忘，总是想着继续做点事情。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国内出现一股乐观气氛，他和友人觉得可以通过举办大型的纪念赵紫阳的活动来为“六四”正名打开一个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广州原高自联领袖于世文和妻子陈卫因在黄河大堤上公祭赵紫阳而被捕。由此，吴建民得出结论：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独裁者，是民主的敌人，正如萨利托所论：“民主就是非个人独裁，是个人独裁的准确的对比词和确定无疑的对立词。这意味着民主是指以反对个人化的权力、反对统治公民的权力属于某个人为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权力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更具体地说，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不可改变地掌握权力。正是由于否定了个人独裁的原则，民主准则才成为人对人的权力只能由他人授予，并且它总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变的基础上。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百年来，中国的反民主本质从未改变过，追求民主就必须反共。 二零一四年，吴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发小给他发来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后来，这张名单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网。在“七零九”前数月，吴建民携妻子和双胞胎儿女流亡美国，可谓间不容发。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他创建名为“建民推墙”的自媒体，“每天一讲”，类似于当年冉云飞的“每天一博”，已做了两千多期节目，突破中共网路封锁，吸引数十万国内外受众，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新华社和央视的洗脑宣传。从“六四”的广场走向自媒体，反抗的方式“进化”了，但他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终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1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洞察团队的调查报告：“在新冠爆发前几周，武汉实验室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说，从机密文件中获得的证据显示，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科学家就与中国解放军合作制造可用于生化武器的病毒突变体，不料病毒却从实验室外泄。按照这篇报告，新冠病毒不但是由实验室泄漏，而且是由实验室制造的。这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不少信息是第一次披露。例如，报告提到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到第一个开发新冠疫苗的军方科学家周育森的离奇死亡，提到早在2019年11月19日，习近平就对新冠疫情“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作出了“重要的口头和书面指示”，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就有科学家指出新冠病毒应为人工合成。因为与其他和萨斯（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相比，新冠病毒（SARS-CoV-2）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其刺突中具有独特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furin cleavage sites ，缩写：FCS)。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自然的和萨斯相关的冠状病毒有这个东西。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好比一把万能钥匙，使病毒能够轻易进入细胞， 并使其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后来有科学家做实验，发现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也无法通过自然演化而生成。洞察团队的调查报告则告诉我们，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加上去的。 再有，早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官媒报道过，生化武器专家、中国解放军陈薇少将就到武汉，接管了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这本身就让人怀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出的事和军方有关，新冠病毒和开发生化武器有关。洞察团队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正像一位专家说的，如果把现有的证据放上法庭，法官就足以作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并从实验室泄漏的判决。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蓄意地掩盖真相。如果中国政府在发现病毒泄漏后，就及时地启动中国在萨斯事件后花大气力建立起来的世界一流的应急机制，疫情完全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即便是仅仅根据中国官媒发表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断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这场全球性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必须问责习近平。 20年前，2003年10月21日在曼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法新社记者问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一个问题，什么事曾让他感到最伤脑筋，胡锦涛的回答很坦率：“非典”。他说：“当几千名同胞遭受非典威胁的时候，当上百名同胞死于这个疫病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心急如焚，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疫情，使其泛滥开来，甚至扩散到国际社会，那么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我们对不起13亿中国人民，也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新冠疫情比非典（即萨斯）严重数万倍数十万倍，习近平该当何罪？ 我们提出问责习近平，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中国是《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国际卫生条例》的第六条，把缔约国的义务规定的很清楚。中国政府严重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没有履行它应当履行的义务。受害国和受到影响的国家向中国政府问责是完全正当的，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遗憾的是，和其他很多国际条约和条例一样，《国际卫生条例》也缺少执行力，尤其缺少强制性的执行力。如果严重违反条约或条例的国家根本不理睬不承认，谁有能力去强制该国政府去认错去担责呢？没有。尤其是对大国，更缺少制裁力。但是，我们必须表明问责中国政府、问责习近平的坚定立场。这至少是一种道义的宣判。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将高考自诩为“中国特色的高考制度”，其特征表面看无可挑剔，如自主报名，择优录取等等，但高考中语文考试成绩在高考总分中“权重”不一般，而高考语文试卷又以作文定成败，在占比60%的作文中，又是政治统领题材与体裁——潜在的政审形式，与政治正确占主导，从源头上扼杀了进步与民主思潮，乃至自由理念，将“学而优则仕”演变为“欲学必先洗脑”，听党者升，逆党者降的魔鬼法则。 毫不意外的2023年高考，仍然是三个直辖市（京津上）作文自主命题，其他省份教育部出题。 2023年高考作文强化意识形态的进化论与无神论思想 在党媒公布的四个出题的高考命题作文中，全国甲卷由三个关键字构成，“人、技术、时间”，我们来看看其出处。 2020年，《南方人物周刊》总主笔蒯乐昊将其10部中篇小说合集出版了《时间的仆人》一书，而其主旨就是只能静观时间的流逝而被动接受既定事实。而该作文的上述关键字提供的材料就是“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时间，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考生要以此“联想与思考”写文章，而要求中的“明确文体”显示可以是记叙文、也可以是议论文，那么夹叙夹议的散文也不错。 而实际上，这一命题作文核心在“做时间的主人”还是做“时间的仆人”的问题。看似鼓动考生具有锐意进取的精神，超越并驾驭时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效力，报效党国，而绝不要沉湎在时间给人带来的快感中。 更深的含义结合当前社会总体动向来看，那就是绝不要躺平、约死，更不要终身不婚不育（一孩生育率跌至0.5）。 中共的洗脑教育精致化精准化在高考中是应用最好的。在“时间”这一概念上，处处为无神论与进化论为基质。其研究方向包括时间的能动性等，如英国作家霍金早期的作品《时间简史》，其实就忠实于进化论的观点，但此书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时间的神秘性，“从大爆炸到黑洞”，生命的产生，补充进化论的未触及点。 但人类从来就没有把时间说清楚。在中共秉持的无神论、进化论以及马克思与中国荒唐结合框架内，时间是一个可以与之“斗”的东西而已，虽然中共党魁也都逃不过时间的宿命与裁判。 在技术发展中，人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多出来的时间以及每个人拥有的不同时间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由于人类道德的败坏，时间就是金钱，让人们只看到时间创造财富、人生的一面，而完全忽略或忘记了时间赋予人类的使命，就像我上一篇文章所言北京女子“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丰富内涵。 所以，如果有一个学生进行逆向思维，从否定“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的角度出发，那么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无疑，时间命题将上升到一个高度，那就是：人逃不过时间的宿命，但人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寻找真理，或者在目前已经出现的宇宙真理中得到救度——彻底摆脱轮回，返本归真。 我们听从时间的安排，但我们绝不做时间的仆人，我们要自由的时间，并在时间的流动中获得我们想要的选票，我们要用有限的时间，为中国争取到民主自由。 但在中共的奴化试教育中，可以肯定很难有学生会这样想，也不会有学生这样写，因为反向论证，结果是“政治不正确”，零分。 再来看“全国乙卷”的命题“一花独放不是春”。 在这一命题下，只能限定在习近平“掌握”的真理概述范围，命题也必须在规定的习近平两则讲话字句内。 其实，把学习习近平言论作为高考作文命题本身就是一种讹夺自由意识的做法。特别是将艺术与党文化独裁政体捆绑之后。 习近平说：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 东欧剧变、六四事件，造成中共再也不敢大肆公开输出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了。但王婆卖瓜在国内的动作频频，方式方法多变，也无惧逻辑混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所以，这个命题本身是对中共绝妙的讽刺，但却以如此软暴力的形式，让考生勉为其难，拥护并赞成中共独裁政体。 不得不说，这一精巧的高考作文命题中，暗合著“存在即合理”而“合理即现实”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要素，而马克思合理内核兼收并蓄的那部分，正在被习近平以“契合论”的方式来解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结合。 这一命题中的暗指政体合理性，就是强拽毒草到莲花苑中，让邪灵变身的专制政体成为合理的带有世界普世价值的百花中的一朵。 实际上，这也是无神论与信仰神佛之间的较量中，是无神论者妄想拥有正当名号的乞讨声。当然，进化论作为侮辱人的产物，最终在人类的高级殿堂中拥有一席之地，让中共看到希望。中共总想用危害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得到认可与尊重，让学生做文，充实其证据库的同时，找到更多理由，是2023年高考作文命题的背后用心。 独裁政权有一大特点，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让我们来形象说习近平“吹灭别人的灯”“阻挡别人的路”的“更加光明”与“行得更远”： 中共不但吹灭了所有悼念六四的蜡烛，而且连烛台都端走了；因为要掩盖罪恶让政治更加黑暗；中共不但让彭载舟人消失了，连地名也取下并消失在搜索中了，中共抓捕“白纸运动”人士、“拆墙运动”首倡人乔鑫鑫、无数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最近的余文生律师因推特发言被捕恐遭重判）、持续24年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残忍“阻挡别人的路”，为的是独裁到永远。建立防火墙阻挡光明照耀九州大地，伪造政治开明、伪造历史、封杀不同言论，封号、封城封禁封闭，都是因为党是见不得光的蝼蛄，一株外来植物叶门铁，栽种在中国的土壤上，阳光直射几天之内就会枯萎。 人类普世价值中，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权力分立在这三者核心之下，不同形式构建的政权，成为世界花园中的主体，有的政体只能是花园里的杂草毒草，对花的危害性巨大。杂草和毒草并没有花的特征，与“百花齐放满园春”没有丝毫关系。 这是习近平在常识上犯下的错误，却要考生埋单。 所以，这一作文命题，是给出了结论，逼使考生去论证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中共特色的强迫学生接受一个谬误的“伪命题”，在限定思维模式之后去论证。 我们仅就上述两个例证就能看到中共是如何欺骗未来，并在对未来的欺骗中打造欺骗的未来。而整个中共的高考制度，终极目的还是豢养奴才培养邪恶接班人，并毁灭下一代。 中共高考是罪恶体制的温床 科举制度与高考面面观 中共的高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必要再说一下。 从以上的论辩中，相信很多人都会发现，在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共还在以高考为培植邪恶党徒为最终目标的温床中持续运作。 我们且不说高考在“地缘教育”中的厚此薄彼，一线城市与穷乡僻野的天壤之别，录取过程中的政治筛选，舞弊，更不说不平等带来的伤害以及博士生走上送外卖之路的必然结果，最关键的是，无论被歧视的考生来自何方，最终都是在考题中掩藏的中共特色之下完成了洗脑过程后，才可能获得机会——而这一过程就是认知统一化，思想一致化，观点唯物化，心智毒害化的过程。 仅凭这一点，中共也是在摧毁传统文化。限于篇幅，我们也只能简述。 中共在引导大众对比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认识中，出现过很多说法，中国新闻网今日（6月7日）刊登一篇文章：“从古代“高考”中体会“追求卓越、报效国家”的士子情怀”，文章回避不了的是：古代“高考”没有年龄限制，而考生必背背诵《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原著，不但如此，还得有“熟读唐诗三百首的精神”，精读并记得数倍上述原文的注释等书籍内容，虽各代有所差异，朱熹《四书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主流，并以此命题最为典范。 但科举制度的八股文，却并非被中共理论指导后说成的局限与危害、死板等一无是处。恰好是这一规范中蕴含著的中国神传文化的特性、道德规范以及生命力等要素。 所以，参加高考的学子，在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本领上，在继承优秀文化的本性上，远远比不上“乡试”的参与者，虽然知识更广博，似乎理工化无所不晓，但在承传文化这一专项中，恐怕还比不上能通过“童试”的“童生”，那些留下动人故事的秀才。 不得不说，中共的高考制度逐渐演变为准入官场的制度。不是网路上曾认为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乡试”，而高考形似于“童试考秀才”恐怕也不准确。 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严格说来，还只是“乡试”，也就是考中就是举人，举人自然就拥有了做官的资格。至于“会试”与“殿试”在今天看来就是考试笔试选举，每个人都有资格，拿真本事说话，先“进士”，“后官之”，人家是一级级考上来有真才实学的：“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不过，在中共专制之下，看看习近平人马如何当官就明白了，“会试”与“殿试”已经裂变为独裁者指定的方式，其他人的人权都被削夺了。 最后来看，2023年公务员考试，计画招录3.71万人，近260万人报名过审，也就是说大约70个人中，会有一个人进入体制内。我们都知道其考试命题当然以独裁政权是合理的等全然政治为核心的。比较一下，清朝光绪九年，1.6万多考生参加会试，300多名考生有幸，成为“贡士”，录取率1.9%，考题没有清代的政治。但这一结果，与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不相上下，公务员在出任体制中要职后，贪腐的有多少？这一比例就远远超过历朝历代，据相关史籍： 汉朝贪官7500多人，唐朝贪官18800多人，明朝贪官28000多人，宋朝贪官34000多人，明朝贪官10万人，清朝17600多人，中共才30年，BBC报导指“420多万官员”涉贪腐，法广报导说，“新加坡学者：中国清官比例占0.000001%”。这还能用人口比例来开脱么？ （全文转自看中国）
几位台湾和美国的学者认为目前不存在爆发台海战争的征兆。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发动台海军事行动，对中共来说本来就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战事拖延或者让对方有充分准备，都可能导致西方联军及时驰援，对中共来说极为不利。因此，逻辑上分析，中共也会尽量避免在发动军事行动前，作出太明显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不会给外界太多的预警，因此主观上也就不会想释放出太多的具备强烈预警性质的征兆。 其次，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征兆，例如各地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对此，有专家表示，“中国的军费增加或是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是为了因应军事转型的需求以及事权统一，虽然国防动员乍听之下跟战争有关，但并不全然是为了战争，因为一但国家发生台风、地震、疫情等重大灾情，也会有动员的需求。”这样的分析我认为过于一厢情愿。中国有重大灾情，并不是最近或者未来才有的，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有严重灾情，但从来没有为此成立过国防动员办公室。Covid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提升到国防的层次去处理。“国防”一词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也从来都没有与防灾等内容连接在一起。 第三，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征兆，现在都存在一个增加和增速的现象。举例而言，习近平6月7日在考察中环产业区的时候明确表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这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不矛盾的。这样的表述，以前是很少出现的，而这里的“极端情况”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战争”或者“发生颜色革命而被迫军管”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天灾的可能性，因为从习近平过去的言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对于严重的天灾有多么的重视。因此，习近平的最新讲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征兆。 还有一个征兆：根据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的报告，中国已经在6艘核潜艇上部署射程长达1万公里的“巨浪-3”洲际弹道导弹，让中国可以从南中国海基地袭击整个美国本土。中国做作这样的军事部署，说明他们已经有与美国军事冲突的思想准备，目的当然还是武力攻台的军事行动可以更加顺利。如此征兆，难道是为了防备天灾或者炫耀武力吗？我认为，中共动武的征兆不仅存在，而且在不断增加。前不久中国军机和军舰近距离挑衅美国军机和军舰，导致白宫发布罕见的警告，说“接下来会有人员伤亡”，这样的征兆难道还不够明确吗？ 我们当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中共会很快展开对台湾的武力攻击，但一厢情愿地忽视或者淡化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不仅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于发生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也会涣散台湾国民抵抗入侵的集体意志。而后者，在我看来，才是战争一旦爆发，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最后我还要指出，让全世界放松警惕，在我看来，本身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就是一种认知作战，是一种心理战，这种论调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相关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这是至少被推迟了四个月的访问。本应在今年二月份发生，但中共的间谍气球扰乱了一切。美国公开中共间谍气球飞行路线并宣布推迟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尽管中方私下劝说美方不要推迟）、稍后将它击落，轰动世界。 尘埃落定之后，美方重提布林肯访中，但中方却拿起了“架子”，一再回拒。为间谍气球遭击落而恼怒，更为拜登组建国际联盟收紧对中共的包围圈而恼怒。层层叠叠的联盟，包括国际地缘政治联盟、地区军事联盟、以及全球芯片、技术和供应链联盟。 中国沦陷于习近平时代。如何打理美中关系？美中双方各有期待和算盘。中方的幻想是美中关系回到从前，既有高层互访，还有全面融合，便于中共对美国上下其手、持续大规模渗透。美方的期待是，尽管处于敌对状态，但美中双方应保持沟通，以避免战争，包括避免台海开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是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责任所在。 如此，有必要简要回顾美中关系的当代史。自中共建政、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美中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双方敌对，在朝鲜半岛交战。这一阶段，主要由中共起因和主导。 第二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美国联中抗苏，两国关系缓和。在对抗苏联方面，美中关系甚至有如准盟友关系。这一阶段，主要由美国起因和主导。 第三阶段，1989年中共制造六四大屠杀之后，至2016年美国奥巴马时代，美国不再视中共为准盟友，但却继续接触和融合政策，期望中共通过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化。和平演变？其实可以被定义为绥靖政策。这一阶段，美中双方都有起因并各自主导。 第四阶段，中国习近平上台（2012年）、数年后美国川普上台（2017年），美中尖锐斗争开始。觉醒的美国开始反击、反制中共。拜登接任（2021年）后，继续奉行反击、反制中共的政策，并联合、整合国际盟友，对共产中国形成彻底包围。美中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这一阶段，美中双方都有起因并各自主导。 中方希望美中关系回到从前，就是回到第三阶段，在民主与专制的不同价值体系下，美方抱持绥靖政策、包容共产中国，继续保持全面接触和融合。美方希望避免战争，乃是避免回到第一阶段，双方兵戎相见，令全球生灵涂炭。换言之，美方维持第四阶段，面对现实。 美国谨慎处理美中关系、希望保持高层沟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还是进行式。美国 、北约和文明世界坚定支持乌克兰，决心让普京彻底失败。此时，中国因素至为关键。若中俄捆绑，则战争迁延时日、后果难料；若北京听招呼，不完全与俄国捆绑，则乌克兰取胜在望。 如何界定美中关系？美方的定调是三分法：对抗、竞争、合作。按拜登政府的说法：“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中方不想被牵着鼻子走，声言，美中之间要么合作，要么对抗，不可能既这样、又那样。但几番斗法之后，美国的定调和策略明显占了上风。北京在无计可施之后，被迫重启高层对话。这是重提布林肯访问中国的由来。 美方须知，美中关系可能缓和或暂时缓和，但不可能回到从前，更切不可舍本趋末 — 舍民主之本而趋利益之末。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根本对立，斗争或竞争，始终是美中关系的主轴。《红楼梦》有箴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尽管，民主是人类的方向、潮流，不可阻遏；但是，中共不甘心、不死心，要用“中国模式”即中共一党专政的那一套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活在旧时代的习近平，竟要为新时代的人类发展“指明方向”。美国和文明世界不可不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杭州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都处在一个周期内，岂能独免。杭州的楼市故事，和北上广深，又会有什么本质差异？ 前两天，署名“南方高速”的冰川撰稿人讲述了他在上海换房子的经历，勾起了我写篇同题作文的念头。 凑巧，我前段时间也想换房，经历和作者有些类似，入坑后才发现，眼下的楼市，真的跟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01 我这套房子位于杭州大运河边，入手的时候，就因为位置紧靠运河，比小区里其他房子每平方米多了2000元。 这套房子是2018年左右置换的，出手晚了一些，正赶上国内房地产最后一波高潮，买的时候比两年前总成本多了不少。不过，一手出一手进，所以当时也没觉得亏。 这套房子的好处，地处运河边只是其一。其实，一年中可能也就冬天可以看到运河，平时都被长得枝繁叶茂的河边绿植给遮挡住了。比较重要的是，这里紧邻几所学校，小学、中学都有，有公办名校，也有民办名校，走走路就能到。 小区里不少人，都是冲着这点买的房子。置换率也比较高。总有小孩毕业了搬走，也有小孩要读书了搬进来。 这次想置换，也是因为小孩马上毕业了，想换稍微大点的房子。虽然这套房子周边配套、环境都不错，但房子本身小了一点，加上好几个书架的书，就显得比较局促。 一开始没想到置换到哪个区，纠结了一阵子。先是想就地置换，从这个小区置换到附近一个高档一点的小区，但是算了一下，要增加不少成本，不符合“如无必要，不增加总开支”的家庭指导理念，遂罢。 为什么“不增加总开支”呢？因为，按照我们的年龄和收入水平，人过中年后，本不应再期待年收入还能长期保持不变，或者说，要随时做好收入下降的准备。 现在的大环境变化，也不宜采取激进的财务计划。收入不见得上涨，家庭债务却在增长，这当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地置换不成后，我们又看了几个离市区远一些的楼盘，想打一个价格差。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够买到面积比现在大、价格又合适的房子，说不定还能套点现金出来。 可惜的是，又要房子大，又要价格便宜，还要满足七七八八各种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了好几套房，始终都下不了决心。 有意思的是，看的几套房子，作为买的人，我们抱的是看看的态度，而卖的人似乎也是抱着卖看看的态度，双方都不是很积极。一般还没进入谈价格的环节，双方就都不表态了。 我看的都是二手房，卖房的可能和我一样，都不是一定要买或者一定想卖，而更多是出于改善的需求，所以显得没有那么急迫。 02 既然卖房、买房都不是一时三刻能完成的事情，就和家里人商量，要么先把房子挂出去看看。如果房子顺利卖出，也能“倒逼”自己抓紧完成置换。 这次把房子挂牌上网，找的还是几年前买这套房的中介。家里几次交易，其实都是找的他，前段时间到处看房子，也是他先帮忙打的前阵。 没想到的是，国内房地产经纪行业经过几年发展，也都“互联网化”了，大家的房源都要上到某个交易平台，由该平台来登记和推荐。这有点像出行领域的滴滴，外卖领域的美团，这个平台成了绕不过去的中介平台。 哪怕我找的是熟悉的中介人员，还是要跟这个平台的人员打交道，由平台分管这个辖区的门店来拍照和录入。而中介人员每年要交给这个平台相应的管理费用。 倒不是说这么做有什么坏处，但平台因为要面对的买卖当事人多了，服务未必就能够周全。 就比如说给房子拍照上网吧，那天平台的人匆匆预约后，就直接上门来拍了。当时我也不以为意，毕竟不是第一次卖房子，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当时又正在外面忙，也就没有赶回家。 后来房子挂出来，我才发现真是惨不忍睹。那个拍摄角度，可以说怎么糟蹋怎么来，床是乱七八糟的“原生态”，客厅几乎是“暗无天日”，而最大的亮点，落地式大玻璃和窗外的美景，根本就看不到。 这哪是在卖房啊，简直就是“逐客令”。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房子挂了近三个月，竟然连一个打电话询问的人都没有。是的，真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 这一反常情况，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照理说，哪怕房屋的照片拍得不尽人意，看中这个地段和小区的人，也不至于连咨询的欲望都没有吧。 或者是价格挂得太高了？我让中介查了一下小区最近的成交价，确实比我的挂牌价少。但是，房型、位置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也正常。何况，价格也不是不能谈的，何至于连一个“感兴趣”的人都没有呢？ 中介给了一个说法，说是目前杭州的二手房挂牌量处在高位，而且新房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 截至今年4月，也就是我挂出房源期间，杭州二手房挂牌量达到21万套的新高，5月下旬更是突破22万套。这个数据未必准确（有重复的房源和长期挂牌的“僵尸房源”），但是打个七折八折，也不在少数，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 这个因素应该是客观的。而且，另一方面，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近期一直在下滑，3月份网签量是1万余套，4月份是7千多套，到了5月份又下滑至不足7千套。 这就是典型的供大于求，买房的人胃口难免“刁”了起来。 但这就是全部真相了吗？应该不是。 杭州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都处在一个周期内，岂能独免。杭州的楼市故事，和北上广深，又会有什么本质差异？ 03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国内楼市上一个周期（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火热景象。 那一年，我同时卖房又买房，从询价、看房到交定金，比“闪婚”还要快。卖出去的那套房子，卖便宜了，对方说“夜里做梦都在笑”，作为卖方的我，却也是落子无悔，因为比起我的入手价格，我只是少赚了而已。 而我本来想买的一套投资房，当时那个火爆场景，如今想来都感觉非常魔幻。 那一天，售楼处突然通知可以交钱了，于是和家人驱车前往这个楼盘。到了才发现，售楼处已经挤满了赶来问询和交钱的人。 期间，只听有一个女的怒声质问：我带着全款现金来的，为什么房子就不能卖给我？ 这位捧着全款买不到房子的女子，如今应该感到庆幸。这个楼盘很快就烂尾了，时隔5年多，所有业主都还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还有更夸张的事例。那年参加过一场由开发商组织的楼盘摇号活动（不是后来的公证摇号），到现场才发现，整个大厅里坐满了购房者。摇到号的人，从一个狭窄的通道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墙壁上挂着一张平面图，显示楼盘在售状态。中签者只能在少数尚未售出的房号中挑选，决定要不要。 这个选房过程，只给5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决定要买，则进入下一个流程：锁定房号、签约、交钱、走人。 摇到房子，还要买车位，一个车位29.8万元。最近，我问了一下那个楼盘的车位卖多少钱，有人出价是19万。 现实就是这么骨感。 把房子从平台撤下来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那挂牌价600万的房子，价格直降到400万，比当时买的价格还便宜不少。也就说，即使不算房贷利息，这套房子也成了我的“负资产”。 醒来后，我的背上真的出了一身汗。但一时间，我竟分辨不出，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引起西方媒体必要的重视，但此事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改造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习近平试图为党建立一个新的叙述体系和道统，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习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像习这么忙的人，专门抽出两天考察北京的两个文化单位，已说明他本人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陪同考察和参加座谈会的要员有蔡奇、中宣部长、人大副委员长、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务委员、外交部长。此外，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代表等也参加了座谈会，这对一个座谈会来说，规格相当高。 这种高规格更体现在对座谈会的后续宣传和配套会议上。从6月3日开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党媒，以及省级党报，都发表或转发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评论文和相关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6月3日头版整版是座谈会的报道；之后几天，每天在头版都配有1-2篇评论员文章以及最少1篇报道，有时其他版面还有报道。6月7日，为配合这次座谈会，中宣部在深圳主办了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习致信祝贺。出席论坛的有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懂中共宣传规则和纪律的人都知道，像这种大阵仗的高调宣传一个座谈会，罕见，即使是二十大，也没有如此密集发表评论员文章。那么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什么，让党的宣传部门必须这样隆重宣传。他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断：（1）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要从这五个突出特性来论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等。可以说，每个突出特性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现实，服务于党的统治需要。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习的话说，前者是从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以及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后者是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显然，这样的论述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扮演中国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准备。 “两个结合”则被习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尤其看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谓“第二个结合”，认为这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以及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要将马克思主义深植中国 中共过去的论述只有“第一个结合”，现在习指出“第二个结合”，目的是要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阻梗，将两者嫁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根植于中国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将党的统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并在新时代将它发扬光大。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有一种声音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和中国水土不服，不适合中国国情。习现在要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质相通，他将两者“结合”，为中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让党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进而巩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为“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思想就是该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在座谈会上还有其他论断，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传机器，党国的专家学者，正在大肆售卖他的这两个“新”论断，赋予其重大意义。确实，习正在为党改造意识形态，把中共塑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党的统治是深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并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在全球治理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文化解释。可以说，习的这些论述用大白话讲，实际最后都要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出的统治者，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是“天意”，任何反对势力动摇不了的。 毛反传统，文革倡导破四旧，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足够的合法性。习在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越来越受质疑的情况下，开始了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提出“文化自信”，把原来的“三个自信”变成“四个自信”。他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要更进一步将中共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将党改造成一个立足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党。但这不表明习要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仍会高举马克思的旗号，加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他现在在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为中共引入另一个合法性，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他的习思想作为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20年前，学者甘阳提出“通三统”，试图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为中共寻找合法性。习此次比较完整地回归传统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长李书磊这位曾经的“北大神童”的杰作，事后看来，这是习为什么要任命他做党国宣传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习高捧传统文化，把党说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政党后，会受到信奉传统文化和主张儒教治国的群体欢迎，减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其政治含义是为中共开拓了一个支持力量，有利党的统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来中共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会作出修正，传统文化会得到官方进一步的弘扬。西方舆论忽视这次座谈会，没有看到它对中共统治的未来意义，不应该。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