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萬機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辦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在今日以及未來大國競爭的領域中，工業原物料與戰略性物資已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籌碼。這場戰爭早已默默開打，只是未來的戰況將愈來愈激烈。 美國首先發動這場劍指中國的戰爭，以晶片為「智慧炮彈」，展開對中國從「鎖喉－缺氧－窒息」的絕命戰略；對中國而言，在幾近招架無力之下，也開始採取「資源斷供」與「反鎖喉」的報復戰略，相繼從晶片製造的必要原料（鎵、鍺、稀土以及可能的其他原料）施行出口管制。顯然，一種政治操作下製造上游戰略資源的「稀缺性」，已成為中國對抗西方科技戰爭的最後武器。換言之，資源的武器化，將把21世紀的全球政治推向「資源戰爭」的時代。在這場以「地球的最後家當」為武器的戰場上，最終將鹿死誰手？抑或，21世紀的人類將處於資源爭奪的不安與焦慮之中？ 世界歷史一再證明，誰掌握了對關鍵資源的開採、佔有、利用、管理以及爭奪的能力，誰就掌握全球政治的權力核心。所謂「地緣政治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資源政治學」。正如20世紀70年代以來，誰掌握了石油就掌握了權力，21世紀的今日與未來，晶片（半導體工業體系與數位運算能力），誰就主導未來世界的趨勢。 當今以及未來，世界不是扁平而是立體。舉凡海洋、陸地、航道、極地、石油、天然氣、稀缺礦產、半導體、AI智能、網路科技、腦神經打擊（brain neurostrike）等等地球資源與人工智慧，都將捲入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之中。成功或失敗取決於這場資源戰役的結局，無一國可以倖免！ 自2022年10月以來，美國發動了第一波對中共的科技攻擊，在晶片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對中共實施出口禁令，開啟了一場「政府干預」的經濟戰爭。隨後，美國更是一波接一波，對中共的科技鎖喉進行補網、抓漏、強化與聯合作戰的圍堵策略，組成了美、日、韓、荷「四國晶片圍中統一戰線」。終極而言，美國就是要以消滅中國的晶片產業來消滅中共政權。一如過去我曾說過的，美國對中共採取的是「科技慢死」戰略，如今，戰況愈演愈烈，美國已準備從「鎖喉」進展到「勒斃」！ 中國亦不甘示弱，也將採取截根斷源、釜底抽薪的戰略，起身反抗西方。然而，在中國本以屈居下風的情勢，可否後來居上？情況並不樂觀。 美國對中國科技鎖喉的波段性加碼 1，2022年12月，美國將36家中國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中國幾個晶片大廠：中芯國際、長江存儲、長鑫存儲、上海微電子裝備集團，幾乎無一倖免。顯然，美國採取「先封死」中國大廠的策略，然後再從上游至下游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自行滅頂。 2，今年5月23日，日本宣布對23種晶片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措施，主要是針對中國。這項措施比美國還嚴格，涵蓋了浸潤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器材用以及較基礎的45奈米製程。顯然，日本是採取「掘土挖苗」的策略，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寸草不生。 3，荷蘭政府於6月30日宣布，對部分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實施出口限制的規定，預定於9月1日生效。這項新禁令，主要是限制艾司摩爾（ASML，全球最大晶片微影設備廠商）生產的「深紫外光（DUV）光刻機」對中國出口。先前，荷蘭已經宣布對中國禁止出口用來生產7奈米以下晶片的「極紫外光（EUV）光刻機」，現在更擴大和加碼，連生產45奈米以下晶片的DUV也限制出口。顯然，荷蘭採取了呼應美國的齊一步調，以「一網打盡」的策略，進一步勒緊中國科技發展的咽喉。 4，今年7月4日，美國準備限制中國公司獲取美國的雲端服務，將要求包括亞馬遜及微軟公司在內的美國雲端服務提供，在獲得政府出口許可之後才能向中國公司提供使用尖端人工智慧晶片的雲計算服務。換言之，美國採取的是「抓漏」策略，試圖填補所有的圍堵漏洞，在「雲科技」（cloud technology）上加碼封鎖。 中共開始展開報復 針對以上，中共現在開始採取「報復措施」。中國「網信辦」於5月21日宣布，美國「美光科技」的產品存在「較嚴重」的網路安全問題，要求中國國內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停止採購美光公司產品。顯然，這一停止採取措施，必將徹底激怒美國。 隨後，中國「商務部海關總署」7月3日宣布，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從8月1日起對鎵、鍺相關物項出口進行管制，其中包括「鎵家族」相關物質：金屬鎵、砷化鎵、氮化鎵、氧化鎵…等八類，「鍺家族」相關物質：金屬鍺、磷鍺鋅……等六類。鎵、鍺這兩種金屬原料是製造電腦晶片、太陽能發電板的關鍵原材料。顯然，中共自信擁有鎵的全球市場佔有率達90%以上，鍺的佔有率達80%以上，所以採取「你（西方）要脫鉤、我（中國）就斷供」的反制策略，目的就是以牙還牙！ 中國第一波資源報復：弄巧成拙的稀土戰爭 實際上，這次禁止鎵與鍺的出口，並不是中國報復西方的第一次。2010年10月，中國基於與日本的領土糾紛，為了迫使日本在釣魚台撞船事件做出讓步，並宣示中國對釣魚台主權的主張，曾經一度限制並局部中斷對日本的稀土礦產的輸出。 由於稀土是一種蘊藏稀少、分布稀散的自然資源，廣泛運用於永磁馬達、磁致伸縮、磁光儲存、超導、雷射……以及電子電機、超硬合金、核能、航太科技等領域。中國擁有全球儲量1/3以上，而且是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國家。禁止對日稀土出口政策一出，引起西方國家的一陣恐慌，中國更是舉國歡騰，高調宣揚中國可以動用稀土礦石為殺手鐧，以中國的「稀土優勢」反向掐死西方經濟的動脈。殊不知，在西方國家開始自行開採並分散風險之後，稀土礦石出現價格大漲之後的大跌，造成中國稀土市場全面崩潰，在弄巧成拙之後，中國對日本的復仇之戰宣告失敗。 禁止鎵鍺出口：傷人八百，自損一千 這一次，中國捲土重來，再度禁止鎵、鍺原料的出口，但其結果可能是報復不成、自食惡果： 1，就在G7廣島峰會提出「反對中國經濟脅迫」的宣言之後，話語剛落，中共就立即對號入座。這就更加強化西方國家對中國「去風險」的認知與急迫性，乃至進一步向「去紅鏈」、「去市場」、「去依賴」等等「去中國化」的方向推進。例如歐洲國家開始建立生產自主、自給自足的生產系統，建立「國家戰略儲備」，法國財政暨經濟部長勒麥爾（Bruno Le Maire）表示，他將要求歐盟把這兩種金屬納入關鍵物資清單，實現自給自足。 2，中國禁止半導體金屬原料的出口，將加速在中國進行採購的外國公司撤出中國，並且加速這一金屬礦石產業鏈的外移。這些產業數量雖然不多，但中國又再度面臨訂單流失的困境，引發外資撤離中國的連鎖效應。 3，鎵與鍺並不是稀缺性原料，中國對這兩種資源既非獨佔，也非不可取代。實際上，鎵的重要來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它是生產鋁等其他金屬時的天然副產品，也可以在金屬回收中進行提煉。換言之，中國的資源禁令在外交上聲勢浩大，但實際效果微乎其微。 4，從市場經濟學角度來說，一旦中國限制出口，就會造成兩種礦石原料價格的上漲，企業就會基於市場暴利進行開發和生產。在獲得了差價利潤之後，兩種礦石的市場價格就會走向「平價化」，反過來對中國市場產生競爭優勢。果然，國際鎵價一周以來跳漲27%，鍺價上漲 1.9%。依據Fastmarkets的資料顯示，鎵價於7月7 日當天每公斤已漲至32 美元，顯示買家試圖在管制生效前填補庫存，也預示相關企業將對資源的開發蜂擁而至。 俄羅斯立即背後捅刀！ 果然，就在中國宣布禁止鎵、鍺出口之後才短短兩天，宣稱與中國「合作無上限」的俄羅斯，立刻宣布增產以填補市場缺口。「俄羅斯技術國家集團」（Rostec） 每年可以生產多達20公噸的鍺，約佔中國出口量1/4，除了國內微量的需求之外，幾乎全部出口，短期之內足以彌補中國帶來的市場短缺，乃至如果加緊生產，或許可以取代中國的國際市場地位。換言之，所謂中俄關係「只有加油站，沒有休息站」的說法，根本是自欺欺人之說，不堪一擊。 中國自我矛盾的資源報復 儘管中國稀土戰爭的慘敗殷鑒不遠，但中國並沒有因此退縮，反而加碼推進。中國前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在《中國日報》的專訪中宣稱：「這一舉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拳出擊，這只是反制的開始；如果對中共高科技限制繼續升級，反制措施也會進一步升級」。但一方面反擊西方的「去風險」，一方面又要打資源戰爭，這是中國國家利益估算上的自我矛盾。 就在不久前於天津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中國總理李強對於西方國家為擺脫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而提出的「去風險」（de-risking）政策，提出強烈批評。李強宣稱西方提出「降依賴、去風險」是一個「炒作的偽命題」，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已經使世界經濟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李強宣稱，中國堅決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 但中國禁止鎵、鍺出口，正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反表現。中國以資源作為外交報復正是一種經貿的政治化、資源的武器化，是李強自掌嘴巴，是中國外交目標與科技報復之間的自相矛盾。 資源戰爭：冤冤相報何時了 這場起源於美中科技對抗的資源戰爭，已進入「報復/反報復/再報復」的型態，陷入冤冤相報和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這種大國競逐的邏輯與悲劇，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對市場的強制性干預，其結果將使地球資源更加稀缺和匱乏，使人類陷入資源短缺的生存壓力之中。當今世界急切需要一種「未來學的倫理框架」，以約束因為資源爭奪與對抗所帶來的人類危機。然而，國際政治向來以權力和利益為槓桿，這種「未來倫理」的期望有如空谷足音，似乎只能飄蕩在杳無人煙的曠野之中……。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一九九二年，我剛考上北大時，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室友將昆德拉的《玩笑》借給我看。此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縣城，無人知道昆德拉。自認為博覽群書的我忽然發現，有沒有讀過昆德拉，是都市讀書人和小縣城讀書人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 讀完這本書，未必有多麼喜歡。或許為了填補鄉下人的自卑，我開始尋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譯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譯者景凱旋開始翻譯《玩笑》，「《玩笑》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視為異議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駐華大使館強烈反對。次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哈維爾當選總統，新政府不再反對中國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國發生天安門屠殺，出版審查收緊，不允許出版這本書。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於在北大求學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時光」。但對中國而言，卻是屠殺之後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後，孟衎衎在〈米蘭·昆德拉在中國的意義〉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史——「昆德拉熱」興起於一九九○年代初，其對英雄概念的反諷和對意義追求的解構如同思想之鏡，投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當時社會瀰漫著一種政治冷談症和精神疲憊。知識界有意逃離一九八○年代理想主義，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昆德拉標籤式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遂風行一時。 一九九○年代最後一年，在「六四」之後宣稱「絕不在刺刀下當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聽他目光炯炯、眉飛色舞地談論哈維爾。我寫了〈昆德拉，還是哈維吾爾〉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別，也是與哈維爾擁抱——後者，才是「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繁星」的中東歐精神的繼承者。 昆德拉在〈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歐代替中歐——他本人早已於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於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國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國作家」稱呼自己，出版法語評論集《小說的藝術》。加入他國國籍、用新語言寫作，對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選擇，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作為法國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臨下地將流亡當做逍遙，更無權將留下來的哈維爾和克里瑪們的反抗定義為「媚俗」——昆德拉的用語是「奇刻」，後來中國小資以使用該詞為時髦。 昆德拉指責《七七憲章》群體是為了「出風頭」（也有同樣的指責針對劉曉波和「○八憲章」群體）。人不能如此站著說話不腰疼。哈維爾嚴肅地反駁說：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只有去冒被認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那篇請願書那種行為——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風險而行動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歐洲受亞洲掠奪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歷史總是被遺忘、總是會出現許多殘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認為，七○年代初期以來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就是認為，所有那些請願書都永遠是那麼的無望和荒誕，就是認為，那些請願書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那些人的行為是想以毫無意義的方式來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不顧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麼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我能理解他對譏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別是考慮到他從個人的共產主義經歷中所吸取的教訓，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擔憂使他不能夠看到在集權制度下人的行為的神秘的兩面性。從心理學上來理解，徹底的懷疑主義是把一個人的熱情基於幻想的結果，但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並因此而隱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說，事物的兩面性。 昆德拉在法國和中國備受歡迎，與他在俄國和東歐的流亡作家及留下來抗爭的作家群體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很簡單，法國人喜歡的東西，中國人通常都很喜歡，大部分法國知識分子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一樣虛無、自戀、油滑。布羅茨基曾撰文反駁說，中東歐不可能成為西歐。克里瑪認為，昆德拉致命弱點是「用來表達他的捷克經驗的方式是過於簡化的和展覽式的」。捷克文學評論家米蘭·簡曼在〈昆德拉的悖論〉中批評說，昆德拉在移民中寫的小說具有奇異的創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最初顯然是想描繪一個不自由的政權所毀滅的愛情的悲劇性，但結果卻成為一對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裡安適自在的田園牧歌。」捷克評論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其實是把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輕輕帶過，給矇混過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產黨背景。他更認為，在一切都約化為「刻奇」的名義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的一切都給遺忘及遮抺掉，而這一切剛好就是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同謀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評更為尖銳：「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每個人都著迷於上帝和排泄物之間的對抗。因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繼而指出：「昆德拉還有一點別的東西：對惡俗的痴迷、對最可恥現實的痴迷，這些東西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反覆出現於二十世紀文學，這也決定了二十世紀文學潛在的無神論傾向。」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米沃什的回應方式是：「我一生都在準備向它發起正面進攻，用一篇論文、一首詩或一篇散文。」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否定昆德拉：「對待存在的正確態度是尊重，因而應避免與那些借諷刺挖苦來貶低存在，同時又讚美虛無的人為伍。」 沉溺於虛無主義的昆德拉不是一個「好的流亡者」（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非一個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從未嘗試過理解中東歐的精神內核。在其被捷克共產黨政府剝奪公民身份四十年後，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復這位九十歲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駐法國大使親自將公民證書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對此不置可否。他曾經說，「沒有回返的夢想」，「我攜帶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調、語言、風景、文化」。他拒絕返回民主化之後的捷克共和國，跟布羅茨基拒絕返回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羅茨基拒絕重返俄羅斯，是因為他認為俄羅斯並未變好，仍然是一個黑幫統治的國家；昆德拉拒絕重返捷克，是因為他無法面對一個真的變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變好的波蘭定居），而捷克能變好，正是因為他被嘲諷為「奇刻」的哈維爾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犧牲爭取來的。 昆德拉是波蘭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筆下的那種「悲觀的大師」——「不僅不信神，而且拋棄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裝相信，進而貶低作為我們共同遺產的『人類』這一概念。」與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發現很多「好的中東歐人」，「他們身上努力結合了深刻而樸素的信仰，強大的幽默感，以及對善良文藝的愛。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並不是獨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東歐人，也不是西歐人，而是不東不西的虛無主義者。他喪失了對「善」的信念，沒有固守的道德底線。他有一段幽暗的過往：捷克民間組織「極權政體研究所」的研究員哈狄雷克，通過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檔案發現，當年只有二十一歲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讓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時間都在礦坑中面對極為吃重的勞力工作，這是政治犯被捕後常見的下場。昆德拉矢口否認此事，聲稱這是「對一個作家的謀殺」，他拒絕就此接受採訪，卻動員十一位世界級文豪和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表聯署聲明來「保衛」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應意味深長：「對於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現在捷克媒體上，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我承認昆德拉是一個好作家，但我毫不懷疑的是，他首先是一個人。」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抓自上報）
2023年7月1日據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百零二歲生日。以往每年此時都是眾所周知的”敏感日”，而今年除了一如既往地”敏感”，很多活動人士、維權人士和往年一樣被”上崗”監控之外，中共反常地示出在中共淪陷區”中共黨員人數超過了 九千八百萬”的消息。 中共刻意放出這種想讓世人覺得已經加入共產黨的人數很多(言外之意,可想而知踴躍申請加入中共的人民群眾數目更多)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經過幾天的仔細了解後略知了中共此舉緣由的一點點端倪，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只願我們認真思考後能夠從中悟到些許表面現象之下的深層含義。 中國農村現今仍然是中共淪陷區的主體，多半中國人民生活在貧瘠的農村地區。隨著幾十年的中共統治，社會資源配置嚴重錯位，使得農民很難在農村靠耕種土地維持生計。可以說農村近年到了「十室已有七、八空」的程度，因為但凡還能幹點活的農民都設法找機會到城裡打工了。甚至就連 六十多歲的婦女也到城裡當護工，照顧年齡更大的老人……只有老弱病殘還留守在村裡看家。如今走在鄉村的小路上，就連想要遇到一個村民問路都很難…… 儘管鄉村如此蕭索，中國農村的村黨支部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運作。但是今年的「『七一』黨慶」和以往相比，有點難辦與不同。因為今年黨一方面要求必須有一定人數的黨員參加「『七一』黨慶」，還要拍照上傳存檔；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都出外打工，村黨支部書記絕對沒有那個號召力要求他們回來參加像「黨慶」這樣的組織活動。事實上誰都明白：作黨員對於農民而言，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因此即便是地方黨委用「開除他們的黨籍」相威脅，要求他們回村參加組織活動，他們也不會回來。 在此情況下，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多處的很多鄉黨委組織各村支部書記開會，想出了把一些留守村裡的村民召集到一處慶祝黨的生日，然後再帶他們到附近的烈士陵園、「革命聖地」，以及「先烈故居」遊覽一番拍照上傳的方法。就這樣，「全國黨員歡慶中國共產黨 一百零二華誕」的「黨的政治任務」就完成了……真是「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難道中國共產黨所說的「九千八百多萬黨員」的數字就是這麼得到的嗎？共產黨組織部難道就不去核對一下上傳的照片，確認參加者是不是黨員嗎？ 我們都知道春秋時期有個「濫竽充數」的故事，可是面對今天的「『七一』黨慶」，共產黨有組織地「組織」群眾濫充「黨員」之數，我們不能不感嘆：「濫黨充數」可比「濫竽充數」勁爆得多了。 記得清政府即將倒台時，皇后婉容獨自到宮外去，回來時溥儀提醒她，「這是違反宮廷規矩要被處死的」，之後便沒有了下文。當人們都知道一個團體已經沒有了凝聚力，很快就要樹倒猢猻散的時候，所有的香堂幫規便不再具有實質的約束力。 雖然表面上中國共產黨擁有「九千多萬黨員」，可是這些所謂的「黨員」有幾個懷揣著中共黨想要的「一顆紅心」呢？！ 因此，中共在「『七一』黨慶」所炫耀的 「九千多萬黨員」不過是用來濫竽充數、裝點門面、自欺欺人的數字罷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前從推特上看到CCTV新聞聯播的一個片斷：習近平端坐中央，發表講話；左右兩側分別坐著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每個人都在畢恭畢敬地用筆在一個小本子上記。 這種畫面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不過這也只是習近平上台這幾年才有的畫面。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沒有這種畫面。習近平上台之初也還沒有這種畫面。但這決不是習近平的首創。習近平是跟北韓金正恩學的。我們從北韓發的的新聞中就常常看到這樣的畫面，或者在室內，或者在室外，金正恩或者坐著，或者站著，只要一講話，跟隨左右的文武官員都趕快掏出筆記本，拿起筆來記。 看到這樣的畫面，感到十分荒謬可笑。都什麼時候了，還要拿筆來記？在電子錄音這麼普及這麼方便的今天，為什麼還要求大家回到手工時代用筆記呢？在現場用筆記，很容易出差錯，很容易有遺漏，為什麼不錄音呢？在場的都是大領導，手下沒有秘書嗎？當場錄音，下來叫秘書整理成文不行嗎？特別是黨中央，黨中央一不缺錢二不缺人，黨中央完全可以在現場錄音，然後把講話整理出來和印出來發給大家。幹嘛不呢？在毛時代，在鄧江胡時代，當局就是這麼做的，為什麼到了習近平時代還要人用筆記呢？這裡必定是有原因有講究的。 習近平講話，左右官員低頭用筆記。這幅畫面很搶眼。習近平要的就是這種畫面。這幅畫面顯示的是，習近平天縱英武，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文武大臣無不心悅誠服，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既然連政治局常委這麼大的官都對習近平畢恭畢敬，佩服得五體投地，別人還敢不服么？美國總統拜登說了一句習近平是「獨裁者」，中共立刻激烈反駁。其實就看看這幅習近平講話、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們低頭用筆記的畫面，就是對「獨裁者」這三個字最好的圖解。 除了表示對領袖的崇拜與順從外，這種畫面還有別的政治意涵。 1、沒叫你傳達，因此你不能告訴別人。2、領袖發了指示，必須領會領袖意圖，遵循領袖的指示辦事。3、事情辦好了，自然歸功於領袖，是領袖英明。4、事情沒辦好，照領袖指示辦事把事情辦砸了，你可不能歸咎於領袖，因為領袖的那些指示沒留下白紙黑字也沒有錄音，你的筆記只是你自己寫的，不能算數，事情辦砸了只能怪自己，領袖不負責任。一切功勞歸於領袖，一切過錯歸於別人。領袖只攬功不擔責。 不錯，我們知道，領袖發表講話，中央常常要在事後印發有關講話的的文件或紀要，但是這類印發的文件或紀要常常會對一些關鍵的話進行打磨，使它們變得模糊些圓滑些，從而使得領袖更容易推脫責任。在現場，領袖的講話很可能是比較直白的。不直白，下面的人聽不懂，不解其意；但是太直白了事後很難推脫責任，所以中央要做這麼一種安排，一方面要大家當場用筆記，儘可能原汁原味地領會領導意圖，另一方面又把領導的講話整理成文字，以文件或紀要的方式印發下去，因為印發的文件或紀經過了精心的打磨，這就使得領袖更容易推脫責任，而你的現場筆記只是你自己記的，不能算憑據。由於沒有文字記錄和錄音錄像，外人和後人看不到這背後的貓膩。 通過這一幅畫面，我們可以了解到專制獨裁的運作特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財長葉倫的4天訪華行程已經結束。在北京，密集會見了中國多位財經官員，包括總理李強、副總理何立峰、財長劉昆、央行黨委書記潘功勝，以及卸任的副總理劉鶴和尚未卸任但實際已經退居二線的央行行長易綱。對前幾位的會見很正常，算對口，見退休高官，就中國的外事紀律來說，雖然並非絕無僅有，但確實不常見，尤其考慮當下的美中關係。所以，外界對葉倫見劉、易二人，特別是劉鶴，關注度甚至超過她見李強。有美國諮詢機構問我，如何看待此事，是否說明劉鶴退休後仍然對政策發揮很大影響力。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先看看中國官方對這事的報導處理。透露葉倫訪華要見劉鶴和易綱的是美國財政部，然後西方媒體發布會見消息，然而中國官媒不置一詞，未見相關報導。一般來說，已退休官員包括總書記或者總理，見來訪外賓，除非某種極特殊的情況，官媒都不會報導，所以中國媒體沒有劉鶴見葉倫的消息不奇怪。但按理來說，易綱見葉倫，媒體是要報導的，劉昆和潘功勝二人會見葉倫，都上了官方網站，易綱畢竟還沒有正式宣布退休，名義上是央行行長，他若見葉倫，不應該沒有報導。因此，我懷疑他沒見葉倫。我問了幾個相關人士，他們也不能確定易綱是否見了她。 假如易綱見了葉倫而官媒卻沒報導，肯定不是易綱本人有什麼問題，當局不讓見報，一定是當局又出台新規定：對於已決定內退但尚未正式宣布的官員，會見外賓不再宣傳報導。習近平時代對官員的宣傳報導，只有對他自己開綠燈，怎麼宣傳都可以，不怕多隻怕少，對其他官員，包括總理在內，則非常吝嗇，多一字都不行，因此如果做出這種新規，也沒什麼奇怪的。 現在來說說退休後的高官去處和對政策政局還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問題。其實，我之所以在前面花很多筆墨講當局對劉鶴易綱會見葉倫一事的報導處理，同這個問題是有關的。當局不讓官媒報導退休官員會見外賓，目的就是要限制他們的影響力，不讓外界和民眾產生聯想，以為這些退休官員特別是那些在位曾受很大關注的官員在退下來後，還能對當局的政策甚至政局產生某種影響，發揮某種作用。中國官場的規律是，新官不理舊政，官員退下來後，一般是人走茶涼，但是，如果曾經主政一方，或在重要部門擔任過領導職務，並廣受矚目，卸任後，對地方政治或者國家某個方面的政策多少還是有些影響的，甚至在某個特定時期或者某件特定事情上，所能起到的作用還很大。 以劉鶴而言，南華早報前不久報導，他在今年兩會退下來後，現在還參與當局有關經濟政策尤其是對美決策的制定，原因在於，他過去這方面的經歷和經驗，讓當局認為在處理和美國的關係時還要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劉鶴和習近平的關係密切，做副總理負責處理對美事務，包括貿易談判，被認為是習的首席經濟智囊，他有國際視野，思想相對開明和開放，因為年齡問題退下，但像他這種資歷和學識的官員，在習的財經隊伍里，確實也不多，因此，卸任後還受重視，還能向當局提供政策諮詢和建議，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和習的個人關係，能夠得到當局的信任。 像劉鶴一樣，退下來後可以給當局提奏摺的高官，特別是財經高官並不少見。比如溫家寶內閣的副總理曾炎培、多次連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他們卸任公職後依然很活躍，曝光率很高。此次葉倫訪華，據說周小川設晚宴款待她。中國退休高官完全退下來，不過問政事的不多，一般會到某個曾與自己管轄業務有關的行業協會或者與自己的學術背景有關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庫，去掛個職、做個顧問什麼的，發揮影響力。這種行業協會很多，智庫也很多，像博鰲亞洲論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國家頂級智庫，網羅了一大幫退下來的高官。曾炎培和周小川先後出任博鰲論壇的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前者2019年還作為時任總理李克強的陪同人員之一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華參加中美企業家對話會的美方代表。除此外，如今去大學擔任某個二級學院的領導的退休官員也多起來了。但後者對官員的學術背景要求更高，有些官員原本是學者從政，退下來後再回到大學任職。像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都有高官在卸任後轉向講壇。這些有點像西方的旋轉門。不過，像朱鎔基卸任總理後還掛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的，屬於特例。 當然，去行業協會、智庫和大學發揮餘熱的退休官員，雖然有機會為當局提供政策諮詢和建議，但如劉鶴、曾炎培和周小川一樣，繼續深度參與當局決策的，則不是很多。這一方面對退休官員還是有顧忌，說多了怕有干政之嫌，另一方面在任者有自己的主政思路，不一定會接受這些人的意見。中國官場複雜的人事問題，讓退下來的官員在提意見，參與政策討論時，也要慎重，不能越位，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盡量讓在位者不要產生某種不好的聯想，免得雙方都尷尬。 我談的退休高官主要指部級和副部級這兩個層級，至於副國級及以上的所謂國家領導人，則另當別論，他們退下來後除少數外，基本是淡出公共視野。尤其是正國級領導人，包括總理和總書記，退下來後表面上在家安享晚年，不再對國事指指點點，否則很犯忌。對他們過問政事，相信當局有這方面的規定或默契，原則是不可讓他們隨意發表意見，干擾現任領導人的工作。而在習近賓士理下，怕是不需要當局提醒，這些退休來的正、副國級，自覺會閉嘴，以免吃力不討好。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6月24日，俄羅斯瓦格納頭子普里戈津突然發動兵變，震驚全世界。雖然事件迅速落幕，但普京痛心疾首稱被「背後捅刀子」一幕，仍令人想像驚心動魄。普里戈津和普京有逾30年的私交，堪稱是普京親信。已有許多人將事件對照到親俄的北京，分析習近平如果在台海開戰，中國版的普里戈津會是誰？ 成為中國版普里戈津需要條件 目前外界對於中國版的普里戈津，分析得不太靠譜（可靠）。諸如說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現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或者說是軍方中的反習勢力。 習近平上台對軍隊大清洗後，現在兩個軍委副主席都算習近平的親信，張又俠主管軍務、何衛東主管政工，有相互監視和牽製作用。另外軍委辦公廳還有習的大秘鍾紹軍作為監軍，加上軍中極度封閉，要造反更難成事。 江澤民已死，江派退休大佬曾慶紅的勢力已被習近平打得七零八落，無法翻身。近期曾慶紅的侄女曾寶寶創立的地產企業「花樣年」爆雷，麻煩無解，側面說明曾慶紅已靠不住。 陳文清本來是習於後期從外圍收編進來的人馬，中央政法委其實是個協調機構，並不像當年周永康時期那樣有實權。陳文清也難成中國版的普里戈津。 王滬寧雖然很壞，但只是「狗頭軍師」，與發動武裝叛亂離得有點遠。 筆者認為，習近平靠親信來整肅官場，檯面上的政敵已整得差不多了，日後如果說有人有能力、有條件反水（反叛）威脅他，不太可能是退位的反習大佬，而可能是目前仍然表現忠誠的親信。 另外這個人得握有相對獨立的武裝。現在看來，最危險的人物，不是在軍隊、武警中，而是在公安中。不是控制人數有限的中央警衛局的蔡奇，而是習的另一名親信王小洪。 王小洪是公安部長兼書記，大權獨攬，統管全國超過兩百萬的警察。他還兼任公安部特勤局的書記和局長，特勤局的主要職責是反恐、維穩和重要的保衛工作，在各省也有垂直管理的機構。 鐵杆比較：普京與普里戈津、習近平和王小洪 正宗的習家軍都是習近平早年一路結交、並已形成鐵杆關係的「熟人」。其中王小洪更是習近平公認的心腹。這與普里戈津和普京的關係有得一比。 普里戈津和普京是聖彼得堡的同鄉。他是在聖彼得堡開餐廳時和普丁結交的，將近30年的老交情可不是一般的關係。 1997年，普里戈津在聖彼得堡開了一家遊艇改造的水上移動餐廳——新島（New Island）。普京曾多次在這家餐廳接待政要和舉辦派對，而普里戈津也常常隨侍左右。普里戈津敢闖敢幹的作風和善於經營的能力贏得了普京的青睞，很快被普京納入了自己的近臣之列。 普京在2000年成為總統，普里戈津也時來運轉，他成了俄羅斯重大國家場合宴會的首席承辦人。他贏得了「普京的大廚」稱號。 類似地，王小洪是福建福州人，與習近平私交甚篤。早在九十年代習任福州市委書記時，王先後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負責習的安全保衛。 據說王小洪當時住在習近平樓下，由於彭麗媛不在福建，習近平出差期間經常將女兒習明澤寄住在王小洪家。這顯示王對習非常忠心，習對王非常信任。 習近平上台後為了戰勝政敵，需要王小洪。近年清洗公安系統，就是從習將王小洪調入公安部開始的。2018年3月，王小洪任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正部長級），2019年11月再兼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2021年11月，接替趙克志擔任公安部黨委書記；2022年6月，王小洪擔任公安部部長、中央政法委副書記；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王小洪獲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晉陞副國級。2023年3月，王小洪再兼任國務委員。 北京官場流傳：作為福建幫代表人物，公安部長王小洪被稱「超級警霸」，他藉掌管公安部特勤局監控一眾高官，在中南海橫行無忌。 王小洪的「警霸」稱號，令人聯想到普里戈辛公開怒噴俄軍高層的姿態。 王小洪悄然組建「王家軍」 王小洪近三年在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原司法部長傅政華「政治團伙」勢力期間，已在全國公安系統大量安排親信上位。特別是去年正式取代趙克志之後，全國31個省份省級公安廳廳長全部換了一遍，個別地方如河北，在8個月內已換了三任公安廳廳長。 新上任的公安廳廳長或黨委書記基本上是異地調任，有些原來並不在政法系統任職，一些人明確和王小洪有工作交集。 比如上海公安局長張亞宏，2021年之前曾任公安部情報指揮中心黨委書記、主任，其時王小洪是常務副部長，握有實權。在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張亞宏馬上空降上海副局長（正局長級），王小洪升任公安部長時，張亞宏隨即坐正。 天津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衡曉帆，和王小洪在北京公安局有多年工作交集，是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的副手。 河南省公安廳廳長鄭海洋，曾長期在北京公安系統任職，和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有緊密交集。 廣東省副省長、公安廳廳長王志忠上月調任公安部副部長。王志忠曾在公安部警衛局（特勤局）工作33年，深得身兼特勤局局長的王小洪信任。 已有消息說，現任深圳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劉國周有望升任廣東公安「一哥」，並且擔任副省長。劉國周是河北邢台人，長期曾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兼公安局局長，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是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的舊部。 2021年年初，王小洪的福建舊部、莆田市副市長及公安局長陳楓已秘密接掌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 公安部層面，公安部副部長陳思源是王小洪掌北京公安局時的嫡系。 公安部副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亓延軍，是王小洪任職河南公安廳長時的河南省消防總隊隊長舊部。 公安部副部長孫茂利，之前長期在公安部法制局，他在去年8月由王小洪一手提拔為副部長。 今年3月才從陝西公安廳長升為公安部副部長的徐大彤，也屬於王小洪自己挑選的人。其它各地每一個新上任的省級公安廳長，也必須是王小洪親自把關選定。 習近平用人有個特點就是只敢用「熟人」，王小洪也學會了這個套路，也藉此培植自己的勢力。而靠任人唯親、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這支隊伍，沒有任何約束，只會助長野心家。雖然王小洪口頭要大家忠於習，但時間長了，身邊肯定有人慫恿他。大家心中就只知有王，不知有習。實際上並非「習家軍」，而是「王家軍」。 一旦時局有變，這支隊伍會不會成為華格納一樣的隊伍，被王小洪用來以「清君側」之名針對習？如果真有中國版普里戈津，王小洪堪稱是頭號人選。 其實習近平也在王小洪身邊布局了一些眼線，會有所監視。比如排名第一的副部長兼國家移民管理局局長許甘露，是福建同安人，也是習近平的福建舊部。但許年已61歲，過兩年就差不多要退。 習近平知道公安對自己是個威脅 如果不是為了掀翻中共體制，中共內鬥一般不存在正義。公安系統號稱是中共的「刀把子」，歷來作為政權維穩機器，對內鎮壓人民，但在黨權權力鬥爭加劇的特殊政治氣候下，也會威脅到統治者本身。習近平當然知道這一點。 2021年9月中，大陸媒體曾報導（後刪除），江蘇省公安廳刑警總隊原總隊長羅文進為首的江蘇「司法黑幫」，與原重慶公安局長鄧恢林等人勾連，密謀在「國家領導人」赴南京參加活動時行「不軌」。這位「國家領導人」，外界認為就是習近平。而鄧恢林曾是江派高官孟建柱掌政法委時期的中央政法委辦公室主任，是孟的「大管家」。 被指反習的「孫力軍政治團伙」的七名成員均已被判重刑，其中孫力軍、傅政華、王立科和劉彥平均被判死緩。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長龔道安、重慶市公安局前局長鄧恢林，山西省公安廳前廳長劉新雲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15年徒刑、14年徒刑。 孫力軍曾被通報涉及「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傅政華也被官方通報涉「野心極度膨脹」。並且兩人都涉及藏槍問題。 自孫力軍於2020年4月落馬的三年來，王小洪「挖地三尺」清查孫的公安餘黨。等王小洪在公安清理底定，「王家軍」成勢，如果台海有戰事，恐怕就是習近平危險之期。 當然，王小洪只是屆時亂局中的中國版普里戈津之一。一個參考版本而已。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外國媒體與海外中國評論都在討論中共崩潰的問題，習近平在「驚濤駭浪」說之後，又搬出李後主的詞句，說搞得不好，中共將面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結局。 習近平突然失去「自信」，這不是好兆頭，亡國之音來自他的潛意識，也反應他的心態。 連習近平也對未來悲觀至此，難怪中共的下場近來成為「顯學」。玩味中共的下場，成為「好事者」茶餘飯後的消閑話題，這真是一種末世風情畫。 討論中共結局，多年來都是中國知識人的一種嗜好，因為無須成本，不必負責，談起來又興緻勃勃，今日且容我也來湊湊熱鬧。 在談結局之前，先排除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中共主動發動戰爭，一種是中共主動重啟政治改革，依我所見，不論向左向右，這兩種可能性都已經不存在。 發動戰爭如果能延長中共性命，那可能會成為選項之一，但時至今日，這一種可能性已經不存在。台灣在民主國家支援下，正急速武裝自己，美歐日各國都將台灣視為自己的生存要素，中共不可能與世界民主國家正面開戰。最近台媒報道，美國已利用AI駕駛F16戰機，反應比真人駕駛提高250倍，中共想怎麼打？ 至於政治改革，中共早在八九六四時已錯失窗口期，當年沒有做，永遠都不可能做，今日再動此念頭，只是替自己掘墳墓。 真正的結局不離三種可能性，一是朝鮮化，這對中共可能是最好的；二是經濟崩盤，中央失能，地方自治；三是習近平去世，中央大亂，中共解散。 決定中共存亡的，不是軍隊與維穩系統，而是經濟。經濟好可保政權，經濟不好神仙難救。如果中共能找到辦法，挽救當下的經濟危局，再加上高科技維穩手段，加上閉關鎖國控制輿論，中共可能走朝鮮的全過程封閉狀態，把中國從世界剝離出來，關起門來鎮壓民間反抗，將一黨獨裁貫徹到底。 朝鮮化的前提是要維持十三億中國人最低限度的活命條件，當前環境已夠惡劣，但四十年來積累的民間財富還未消耗殆盡，年輕人還能憑父母親的退休金「啃老」，等到床頭金盡，連躺平的條件都不存在，那時就是人民為活命揭竿而起的時候。當政府也囊空如洗，軍隊與維穩都不可能維持，還有誰來替中共守江山？ 中央失能地方自治的條件，也是經濟徹底崩盤。當中央沒有能力救地方，地方要維持運作只有靠自己，那時中央的指揮棒便會失靈。中央可以撤換地方官，但換人不能解決地方的無米之炊，最終地方的問題仍要靠自己去找出路。其時地方政府便逐漸無視中央的權威，地方官結合當地軍隊，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自己訂立惠民政策，搞活地方經濟，那時就不必看中央的臉色行事。 習近平的中央靠兩種手段維持對地方的管治，一是財政，二是人事，當經濟捉襟見肘，不能靠口號來管控下屬，一再換人也不能強迫地方聽話，那時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中央失能。 地方自治會引來割據，割據會引來武裝衝突，引來全國性的亂世。不知經過多少年的亂世，中國應該有機會分久必合，那時中國人如選擇普世價值，才會有民主建國的機會。 習近平遲早總要去見老毛，可能是正常離世，也可能死於非命，因為總攬大權，一人獨裁，手下都是無能之輩，一旦他撤手，官場找不到一兩個可以力挽狂瀾的政治強人。中央先大亂，繼而影響各省市，中央一亂，中共的體制就崩解。九千萬黨員無非是烏合之眾，有利益分享時講忠誠，一旦中央大亂，九千萬黨徒樹倒猢猻散，就是中共滅亡之日。 中國經濟會不會在短期內崩盤？純粹「靠估」，應該還有幾年掙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中共盤剝中國人四十多年，積下的一點家當應該不會那麼快淘空，只是中國十三億人，人多好辦事，人多也養不起。 我的看法依然是，短則五年，長則十年，中共政權必然崩潰，中國將進入長期的亂世，然後就看中國人的命了。在重頭收拾舊河山之前，中國人難免要吃很多苦頭，這是我們的宿命——誰叫中國人要選擇共產黨？（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美中之間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事情的內涵還有可以發掘之處，所以有了本文。 什麼風波呢？6月20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提及中國的習近平時，稱習是「dictator」，即專制者，引起了輿論關注。國際輿論見仁見智，有的頗為驚喜，似乎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認識達到了某種深度，有的則不以為然，認為這個說法危及正在「解凍」的美中關係。中國政府當然「強烈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指拜登的說法「極其荒謬、極不負責，嚴重違背基本事實，嚴重違背外交禮儀，嚴重侵犯中方政治尊嚴，是公開的政治挑釁」。隨後美國方面對這個說法有堅持有緩和，而隨著美國財政部長耶倫7月6日抵達北京展開為期四天的訪問，看來那種認為此事危及美中關係解凍的判斷並不準確。 習是專制者還是獨裁者？ 圍繞這個說法的種種議論和爭吵，我看充其量不過是所謂茶杯里的風波。這意味著我認為這件事根本不應該成為輿論熱點。時至今日，會有人把地球是圓的這麼一個判斷當作新聞嗎？一年365天，為什麼沒有媒體報道某天太陽從東邊升起在西邊落下？中國有句俗話，叫「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差可用來比擬習近平是專制者這個說法。只是，有人如果看見某人頭上有個虱子，一般還是會吱上一聲的，而指出甚至還要論證習近平是獨裁者，則無異於大聲宣告今天太陽是從東邊升起的，還赫然發現它必然是從東邊升起的。 到這裡，讀者一定發現了本文的兩個問題：第一，中文輿論普遍把「dictator」譯為「獨裁者」，本文卻使用「專制者」的說法，這是不是在避重就輕呢？第二，既然你說此事不值得成為輿論熱點，你怎麼在事過數周后反而還要就此插嘴呢？ 對於這兩個問題，我的答案只有一個。我要說的是：中共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必須對此有清楚、明白、透徹和一以貫之的認識；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可在忽略、抹殺、忘記這一點的前提下去追求美中關係的「解凍」、友好和合作。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於短短的幾周內相繼訪問北京的態勢下，這一點尤其需要加以強調。 有人會說：中共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這不也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嗎？我想說，這恐怕更應該說是房間里的大象。這個說法出自一則英文俗語，說的是人們往往很容易忽略一個巨大而明顯的事實。特別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背景下，西方權貴與中共政權共謀利益，中共政權是專制政權這個事實已經有意無意地、但卻很是徹底、全面地被忽略了。加上中共依靠雄厚財力而展開對國際社會的滲透乃至掌控，在中國之外也不乏其人致力於幫助掩蓋和粉飾中共政權的專制性質，鼓吹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是人類社會所能有的「完美製度」，好像中國已經不存在什麼專制政治了。在這種認識下建立起來的美中深度合作，一度達到了所謂「中美國」（Chimerica）的程度。這種認識與相應的美中關係，對美國和全球的危害，不過在近幾年裡才剛剛開始為清醒的人們所意識到，在公共輿論中遠遠尚未得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禿子頭上的這個虱子，三十多年來早就被說成是個美麗的蝴蝶了。 中共專制的危害只因習近平？ 是習近平作為專制者教育了從中國國內到國際社會的很多人，人們開始感受到中共專制制度的威脅和危害。可是，習近平也成為不少人的借口。這些人把中共專制制度帶給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的種種威脅和危害統統歸因於習近平一人，藉此反把中共的制度問題剝離出去。對他們來說，只要沒有了習近平，則中共政權仍然是值得肯定、值得信任的，中國的制度仍然是最為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美中關係也可以一如既往地平穩順利、共同「悶聲大發財」。去年中文輿論的「習下李上」，今年美國政策的所謂「去風險」，都或者明白或者隱晦地把「去習」作為焦點，大約就是這個邏輯。當美國總統親口說出了「習近平是專制者」時，馬上形成輿論熱點，其中或許也有這種邏輯在起作用吧？ 有意思的是，持上述邏輯的人，往往是非常看低習近平的能力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這樣一個低能的領導人能夠成為對中國利益和國際社會如此巨大的威脅呢？答案是：習近平是獨裁者。可是，為什麼這樣一個低能的領導人能夠成為那樣一個據說很是了不起的政黨、制度和民族的獨裁者呢？ 答案其實也是禿子頭上的虱子：不就是因為那個政黨是一個獨裁政黨、那套制度是一套獨裁製度嗎？只說習近平是獨裁者，不說中共的制度是獨裁製度，那是見樹不見林；哪怕你看到的是林中最大的一棵樹，還是沒有抓住根本。中文裡，罵人「獨夫民賊」，那是很厲害的；可惜，這裡的問題就在於強調了那個「獨」字，因為沒有一個獨夫民賊真的是獨自一人在為害國家、危害民族、危害世界的；他總是有所依傍。習近平作為專制者之所以危害極大，歸根結底在於他所掌握的那個政黨、那些權力是專制的，而且是最近幾十年來力量極大地增長了的專制政黨和專制制度。這也是我寧願不用「獨裁者」的說法而稱之為「專制者」的一個考慮。專制者與專制制度不可分割，專制者不過是專制制度的人格代表。認識到習近平是專制者，固然是正確的，但是還遠遠不夠；如果不能明確認識到中共制度的專制本質，反而獨獨把習近平從他的黨、他的權力體系中拎出來說話，這樣的認識不只是可能走入歧途，還會繼續為害國際社會，也會繼續縱容中共損害中國民眾的利益。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人為何樂意看到俄羅斯擊敗美國的幻相？ 普京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之後，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假消息，無一例外都是俄羅斯大獲全勝、烏克蘭兵敗如山倒，美國和西方吃癟等內容。有的是官方系統性編造並傳播的，有的則是民間的小粉紅自發製作的。 近日，一位名叫保羅·柯察鐵的播主在抖音上爆紅，他自稱是俄羅斯車臣人，滿臉大鬍子，看上去很彪悍。他專門拍片分享圍自己和戰友痛擊美軍的經歷和感想，深受中國網民歡迎，短短兩個月內粉絲增加了三十萬，他亦趁機把抖音帳號改名為「王抗美」，直播帶貨販售俄羅斯特產，成功賣出數百件商品，賺得腰包鼓鼓。 後來，有眼尖的人發現，保羅·柯察鐵上載的圍剿美軍的影片均是網上現成資源，而且很多並非烏克蘭戰爭期間的畫面和視頻。但他加以配音解說，說得繪聲繪色，彷彿他真的在前線奮戰。不過，片中亦寫有「拍戲現場，影視劇情」的字句，就好像很多電影開頭的說明文字：「本劇情節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但不少中國網民信以為真，紛紛留言稱讚保爾·柯察鐵勇戰美軍，屢立大功，還稱他為「俄羅斯兵王」、「俄羅斯戰神」！ 不久後，保羅·柯察鐵被揭穿真身為中國人，一直以AR技術假冒外國人拍片。這場鬧劇才落幕。 「保羅·柯察鐵」這個名字顯然來自於「保爾·柯察金」——蘇聯紅色經典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主人公的名字。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片段被選入中國中學語文課本，是共產中國幾代人入腦入心入魂的青春記憶。這個使用保羅·柯察鐵名字的中國網紅，大概是九零後的年輕人，但他們這一代仍是蘇俄鐵粉，仍是中共親蘇俄洗腦教育批量生產的腦殘。 最早將蘇俄革命模式引入中國的是北大教授、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李大釗因拿蘇俄的錢從事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活動，被張作霖的憲兵從北京蘇聯使館中抓捕並處以死刑。中共將其塑造成革命烈士，其實他是死有餘辜的賣國賊。 真正靠蘇俄扶持奪取天下並沿襲蘇俄模式鞏固政權的，是毛澤東。法國學者畢仰高在《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之比較》一書中特彆強調《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毛的影響。這本書是斯大林親自主持編寫的，其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部分更是斯大林一字一句推敲出來的。 斯大林提出人類歷史的五個階段進化觀，脫胎於馬克思主義，也有其原創部分。蘇俄異議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斯大林傳》中指出：「臭名昭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了真正的教條主義百科全書，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數約四千三百萬冊。…… 最後三章七十多頁，卻有六十多條斯大林的評語、引文和結論。這種教條主義的、按內容來說反歷史的精神糧食，造成了精神的貧乏、理論的簡單化和原始化。斯大林為培養一個龐大的頭腦簡單者階層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從這些人中不斷地招募鑽營分子、告密者、勤勤懇懇的辦事員、不動腦筋的執行者，由這個階層來補充官僚機構、懲罰機關和各級幹部隊伍。」 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的延安，毛澤東就認為這本書是中國革命的「葵花寶典」，不僅自己讀了至少十遍，還要所有黨員仔細學習。毛曾說，馬克思沒有革命實踐的經驗，巴黎公社只有四十天，但列寧和斯大林卻有參與和領導俄國一百多年共產運動的經驗，更有十月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所以不僅要好好學習這一本斯大林的經典，而且要全心全意地認真學習。 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不過，這本枯燥乏味的書，很難吸引年輕人的興趣。於是，感性且煽情的《鋼鐵是怎樣煉成》就成了其文學化的普及版。奧斯特洛夫斯基講述的，是自己如何被煉成沒有思想的「鋼鐵」的故事。 但在現實生活中，奧斯特洛夫斯基短暫的一生卻在證明了「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之殘酷事實。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刊登了一篇記者斯維特蘭娜‧薩莫捷洛娃采寫的題為《重鑄的生平》的文章。記者採訪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加林娜的媽媽葉卡捷琳娜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其生命最後階段病中的「護理保姆」，對其情況非常熟悉。據加林娜回憶：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於烏克蘭軍人家庭，父親參加過巴爾幹戰爭，在戰鬥中表現英勇，曾被授予兩枚十字勳章。母親出生於捷克林業局主任家庭，是一個非凡的女性，會講六種語言，還寫過詩。奧斯特洛夫斯基十五歲參加紅軍，幫助紅軍鎮壓烏克蘭獨立運動，十六歲身受重傷，二十七歲完全癱瘓，三十二歲溘然長逝。隨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問世，他迅速成名，名字傳遍廣袤的蘇聯大地，本人被授予各種極高榮譽。但實際上，他不止一次對朋友抱怨：「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他生前的摯友薩爾達托夫說：「尼古拉的個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一九三六年病逝，遲早也會有人『幫助』他結束生命的。 我少年時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裝腔作勢的男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沒有什麼興趣，倒是對書中被作者妖魔化的、主人公的初戀女友冬妮婭念念不忘。小說中的那些革命說教，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這段描寫冬妮婭的文字：「她穿著領子上有藍條的白色水手服和淺灰色短裙。 一雙帶花邊的短襪緊緊裹住了晒黑的勻稱的小腿，腳上穿著棕色的便鞋。栗色的頭髮梳成了粗大的辮子。」小說中的冬妮婭，出生於一個林業局官員家庭，充滿剝削階級思想，最終與保爾分道揚鑣。 作者如此醜化冬妮婭，不惜將自己的家庭出身安在冬妮婭身上，也許是出於某種自我洗白，也是向組織上遞交一份背叛其家庭的投名狀。 今天的中國，沒有人相信保爾·柯察金的故事是真的，也沒有人相信其中國版本雷鋒的故事是真的——人們質疑說：在雷鋒短暫的二十二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一個普普通通的解放軍戰士，在那個年代能拍這麼多照片是罕見的。可以說，一九四九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攝影師，一位叫張峻，另一位叫季增，據兩人回憶，後來傳世的雷鋒照片，幾乎很少有現場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迹「補拍」的。 有趣的是，當年蘇俄的保爾·柯察金對革命確實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熱忱，而今天的中國網紅，不管叫保羅·柯察鐵還是王抗美，對俄國或革命的支持卻如同注水豬肉，最終指向「帶貨」的目標。 這是極度功利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他知道為俄國背書和反美這兩個話題在中國擁有龐大市場，他的個人表演和形象塑造，能為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至於歷史的真相和正常的邏輯——近代以來，俄羅斯是侵佔中國領土和掠奪中國財富最多的國家，真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首當其衝應當將矛頭指向俄羅斯——他卻根本不會去做這樣的深思，更何況這樣的思考背離了中國的主旋律。 鋼鐵沒有煉成，不算失敗，只要還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韭菜和人礦，黨的統治就能穩如磐石。 而保羅·柯察鐵這樣的小魚小蝦，也能在這場人肉盛宴中分到一點殘羹冷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就在我們本篇文章完稿之前，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剛剛會見了劉鶴和易綱。最新的相關報道內容是：耶倫在北京時間星期五齣席美國商會活動之前，還會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心腹謀士、前主管經濟的中國副總理劉鶴以及即將卸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路透社引述美國財政部一位官員的話說，耶倫與劉鶴和易綱進行了「實質性」的對話。 我們在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土鱉無能，海龜難退》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了劉鶴的「退而不休」，實際上是與易綱在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失去黨內職務之後卻又意外在今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被宣布再任央行行長的背後原因是一樣的，都是因為在一個「外」字上，李強內閣中的土鱉無能，導致原李克強內閣中的海龜難退！ 易綱與劉鶴在北京接待美國財長的消息，也令筆者想起了今年三月易綱在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兼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同時又被宣布連任央行行長的消息傳出後，一位人在北京的中美關係專家對易綱能在第二任央行行長位置上堅持多久的評論，大意是中美關係墜落的速度有多快，易綱在央行行長位置上留任的時間就有多短。意思是中美關係再壞下去的話，易綱的那點優勢就沒有習近平政權利用的價值了。 不過，現如今的美國財長耶倫的訪華，即使能夠起到令美中關係暫緩脫勾的推動作用，也很難說能夠間接起到延緩易綱央行行長壽命的作用。當然，無論如何，如今正被外界熱炒的潘功勝接替央行黨委書記之後即也接替行長職務的說法，至少兩個月內不會實現。正如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分析到的那樣，央行行長的任命，是必須走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民主流程」的。而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的召開時間是八月底。 筆者注意到，本月一日潘功勝以央行第一副行長兼國家外匯局局長之身被晉陞為央行黨委書記，取代了今年三月已經被安排為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兼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郭樹清之後，有媒體以《他將任中國人行行長？缺乏獨立性 打破『雙首長』慣例？》為標題報道之。其實，即使是兩個月之後的潘功勝果真被宣布把央行黨委書記和行政一把手職務「一肩挑」了，也不應該說成是「打破『雙首長』慣例」。而恰恰應該說成是恢復「一肩挑」或者說恢復「黨政合一」。因為自中共建政至今，央行首長的黨政合一才是常態。 兩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接連發表了《公安部的雙首長制與王小洪的政治未來》、《奇奇怪怪的中共國務院部委 「雙首長制」》、《司法部黨組書記提前下崗是因為其真博士學歷刺痛了「習博士」的玻璃心？》三篇文章，詳細介紹了自從「文革」結束之後，中共國務院部委雖然經過了N次「機構改革」，但四十多年下來，大多數的國務院部委都一直施行的是單一首長，或者說黨政職務合一制。即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主任同時擔任該機構的黨組書記（少數機構設黨委而非黨組），黨、政職務合一，黨組會議、部長辦公會議等都由其主持。 而從胡錦濤到習近平時代，已經先後有七八個國務院部委先後或者正在施行「雙首長制「。在中國大陸內部，它有時也被稱之為」雙長制」或者「雙頭制」。 總體來說，出現「雙頭制」的國務院部委主要可分為四類情況。其中主要兩類是行政一把手為「黨外人士」和機構規模龐大、直屬單位較多的部門，部長、書記分設。後者中外交部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部機關的幾十個司局，外交部還有遍及各國及國際組織的駐外官員。在中共曾經和正在施行「雙首制」的國務院部委里，可以稱之為「慣例」的只有外交部。 從本世紀以來，外交部就一直實行部長、黨委書記分設，譬如唐家璇與李肇星、李肇星與戴秉國、楊潔篪與王毅、楊潔篪與王光亞、楊潔篪與張志軍、王毅與張業遂等。並且從李、戴組合開始，部長同時擔任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同時擔任副部長。 而到了齊玉擔任外交部黨委書記之後，即一改過去黨委書記擔任副部長的慣例。 這裡也需要說明一下，外交部的黨委書記在齊玉之前雖然一直都兼任副部長，但外交部的部長卻不兼任黨組副書記，原因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長一般都是國務委員，是副國級，而部黨委書記僅僅是正部長級。 從去年十月閉幕的中共二十大至今，在國務院部委里曾經施行過一屆「雙首長制」後又恢復了單一首長制的典型例子是交通部。截止今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之前，國務院交通的部長是李鵬公子李小鵬，黨組書記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楊傳堂。李小鵬同時兼任黨組副書記。 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任命易綱連任央行央長的同時，比易綱還年輕一歲，也是在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即未進中委也未進候補中委的李小鵬同時被任命連任交通部長。次日，交通部的網頁上即去掉了楊傳堂的名字，李小鵬的職務變成了「黨組書記、部長」。 與易綱一樣的是，在去年的二十大上未進中委的前提下，今年三月的李小鵬也被安排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兩者不一樣的是，易綱同時也被安排了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職務，而李小鵬則沒有。 這樣分析下來，足以證明雖然易綱和李小鵬都在今年三月被安排連任了各自的國務院部門首長職務，但習近平當局顯然是考慮了兩人都不會在位再堅持幹完下一個五年的前提下，李小鵬的任期會比易綱的長。畢竟李小鵬到明年才滿65歲。 現如今，在潘公勝已經被宣布出任了新一屆央行黨委書記之後，已經接連兩次代行了行長職務。據央行官網「新聞發布」：2023年7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國家外匯局局長潘功勝會見韓國央行行長李昌鏞一行。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及中韓金融合作等議題交換了意見。 2023年7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國家外匯局局長潘功勝會見來訪的奧地利央行行長霍爾茲曼。雙方就共同關心的經濟金融議題交換了意見。 毫無疑問，如果潘功勝沒有央行黨委書記的新頭銜，那麼他的副行長兼外匯管理局局長職務與來訪的外國銀行正行長的職務是不對等的。所以央行官網上的報道中特別不提潘的副行長職務，只提他的黨委書記和外匯局局長的行政職務。 再有一個奇怪之處就是，至今為止，央行官網上對網領導的介紹內容未變，依序為郭樹清、易綱、潘功勝……。不知道是在等什麼？是否和正在籌備的中央中央金融委員會和金融工委的人事安排有關？ 關注中國政局的人士都應該還記得，今3月16日，新華社播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下稱《方案》）全文，其中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引起市場廣泛關注。全文中，除了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內容外，《方案》還提出，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設立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將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職責劃入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等重磅改革內容。 這裡先要解釋一下，所謂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並非是重複設置，前者是「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成立的目的是「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負責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研究審議金融領域重大政策、重大問題等」。它下屬的實體機構是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該辦公室作為中央金融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列入黨中央機構序列。 而後者，也就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金融工委），是一個正部級機關，是所謂的黨中央派出機關。 在這個新設立的黨中央派出機關成立之前，熟悉中共組織機構的都知道有一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其前身分別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和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習近平上台後把這兩個機構合併，功能是全盤主管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所有中央一級的國家機關的黨務工作。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之前，金融機構的黨務工作是歸屬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的，今後，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的金融系統黨的建設職責就會劃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 如上方案公布之後，外界曾猜測這個中央金融委員會是和中央財經委員會同樣重要，主任會由習近平親自兼任，副主任則是國務院總理李強。至於這個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即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目前應該已經開始運作，標誌是前光大黨委書記王江已經被任命為該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 今年5月19日的《華夏日報》以《「最懂銀行」的金融老兵再度履新》為題報道說：5月18日，光大集團原黨委書記王江現身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揭牌儀式。王江已被任命為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並以此身份出席了上述儀式。 該報道中還透露，就在王江出席這個儀式的前兩天，即5月16日，光大集團官網發表消息說：光大集團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受中央組織部領導委派，中央組織部有關幹部局負責同志宣布了中央決定：免去王江的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職務，另有任用。 報道中還稱讚這個叫王江的是「橫跨學、政、金三界」 ，入仕前曾有多年的大學教師從業經歷。在履職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之前，任光大集團股份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往前回顧，他曾任中國建設銀行山東省分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湖北省和上海市分行黨委書記、行長；交通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江蘇省副省長；中國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中國建設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王江是我們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何立峰的廈大財金系博士班的同窗。 那麼，履歷如此光鮮的王江只能擔任這個中央金融委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正主任的角色誰能勝任呢？比如我們本專欄前一篇節目中介紹過的朱鶴新，在被中組部宣布「另有任用」之後即沒了消息。既然被外界一度盛傳的接任央行行長的消息沒有被證實，那麼日後是否會升任中金委辦公室的主任呢？ 我們知道，過去劉鶴曾經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今年三月之後上，何立峰已經以新任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接替了劉鶴的這一兼職。再兼任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但直接兼任這個中央金融委員會的副主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筆者注意到在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所有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被分配到各地方代表團「當選」黨代表的，唯有一個例外就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何立峰是在中央金融機構代表團里。這足以說明何立峰是受命負責主持籌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的。 雖然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韓文秀是二十屆中央委員，但金融委員會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已經由既不是中委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的王江出任，另外，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潘功勝已經被委以央行黨委書記，那麼朱鶴新以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身份出任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另外，中央金融工委的書記和副書記人選至今也都沒有對外公布，朱鶴新是否也已經被考慮其中呢？ 前面介紹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合併為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之後，意味著十幾個黨中央直屬機構及上百個中央國家機關的下屬機構的的所有黨建工作都歸他管，可謂龐大無比。但新成立的中央金融機關工委則不然，手下所管的各類金融機構里，央行可謂一家獨大。而且，因為央行與下面的分行、支行之間的關係是百分之百的垂直領導，所以下面地方各分行、支行直至分理處的黨務系統，也都是中央金融機關工委的子機構、孫機構和重孫機構。這就是為什麼去年二十大上的中央金融機構代表團里，居然還有來自新疆某縣的女點鈔員代表。 再者，潘功勝的央行黨委書記職務如今已經被落實，那麼除了日後接替行長的可能性，他會在中央金融委員會裡扮演什麼角色呢？更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敘。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