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万机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办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在今日以及未来大国竞争的领域中，工业原物料与战略性物资已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筹码。这场战争早已默默开打，只是未来的战况将愈来愈激烈。 美国首先发动这场剑指中国的战争，以晶片为“智慧炮弹”，展开对中国从“锁喉－缺氧－窒息”的绝命战略；对中国而言，在几近招架无力之下，也开始采取“资源断供”与“反锁喉”的报复战略，相继从晶片制造的必要原料（镓、锗、稀土以及可能的其他原料）施行出口管制。显然，一种政治操作下制造上游战略资源的“稀缺性”，已成为中国对抗西方科技战争的最后武器。换言之，资源的武器化，将把21世纪的全球政治推向“资源战争”的时代。在这场以“地球的最后家当”为武器的战场上，最终将鹿死谁手？抑或，21世纪的人类将处于资源争夺的不安与焦虑之中？ 世界历史一再证明，谁掌握了对关键资源的开采、占有、利用、管理以及争夺的能力，谁就掌握全球政治的权力核心。所谓“地缘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资源政治学”。正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谁掌握了石油就掌握了权力，21世纪的今日与未来，晶片（半导体工业体系与数位运算能力），谁就主导未来世界的趋势。 当今以及未来，世界不是扁平而是立体。举凡海洋、陆地、航道、极地、石油、天然气、稀缺矿产、半导体、AI智能、网路科技、脑神经打击（brain neurostrike）等等地球资源与人工智能，都将卷入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场资源战役的结局，无一国可以幸免！ 自2022年10月以来，美国发动了第一波对中共的科技攻击，在晶片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对中共实施出口禁令，开启了一场“政府干预”的经济战争。随后，美国更是一波接一波，对中共的科技锁喉进行补网、抓漏、强化与联合作战的围堵策略，组成了美、日、韩、荷“四国晶片围中统一战线”。终极而言，美国就是要以消灭中国的晶片产业来消灭中共政权。一如过去我曾说过的，美国对中共采取的是“科技慢死”战略，如今，战况愈演愈烈，美国已准备从“锁喉”进展到“勒毙”！ 中国亦不甘示弱，也将采取截根断源、釜底抽薪的战略，起身反抗西方。然而，在中国本以屈居下风的情势，可否后来居上？情况并不乐观。 美国对中国科技锁喉的波段性加码 1，2022年12月，美国将36家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中国几个晶片大厂：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几乎无一幸免。显然，美国采取“先封死”中国大厂的策略，然后再从上游至下游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自行灭顶。 2，今年5月23日，日本宣布对23种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这项措施比美国还严格，涵盖了浸润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器材用以及较基础的45奈米制程。显然，日本是采取“掘土挖苗”的策略，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寸草不生。 3，荷兰政府于6月30日宣布，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的规定，预定于9月1日生效。这项新禁令，主要是限制艾司摩尔（ASML，全球最大晶片微影设备厂商）生产的“深紫外光（DUV）光刻机”对中国出口。先前，荷兰已经宣布对中国禁止出口用来生产7奈米以下晶片的“极紫外光（EUV）光刻机”，现在更扩大和加码，连生产45奈米以下晶片的DUV也限制出口。显然，荷兰采取了呼应美国的齐一步调，以“一网打尽”的策略，进一步勒紧中国科技发展的咽喉。 4，今年7月4日，美国准备限制中国公司获取美国的云端服务，将要求包括亚马逊及微软公司在内的美国云端服务提供，在获得政府出口许可之后才能向中国公司提供使用尖端人工智慧晶片的云计算服务。换言之，美国采取的是“抓漏”策略，试图填补所有的围堵漏洞，在“云科技”（cloud technology）上加码封锁。 中共开始展开报复 针对以上，中共现在开始采取“报复措施”。中国“网信办”于5月21日宣布，美国“美光科技”的产品存在“较严重”的网路安全问题，要求中国国内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显然，这一停止采取措施，必将彻底激怒美国。 随后，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7月3日宣布，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从8月1日起对镓、锗相关物项出口进行管制，其中包括“镓家族”相关物质：金属镓、砷化镓、氮化镓、氧化镓…等八类，“锗家族”相关物质：金属锗、磷锗锌……等六类。镓、锗这两种金属原料是制造电脑晶片、太阳能发电板的关键原材料。显然，中共自信拥有镓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锗的占有率达80%以上，所以采取“你（西方）要脱钩、我（中国）就断供”的反制策略，目的就是以牙还牙！ 中国第一波资源报复：弄巧成拙的稀土战争 实际上，这次禁止镓与锗的出口，并不是中国报复西方的第一次。2010年10月，中国基于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为了迫使日本在钓鱼台撞船事件做出让步，并宣示中国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曾经一度限制并局部中断对日本的稀土矿产的输出。 由于稀土是一种蕴藏稀少、分布稀散的自然资源，广泛运用于永磁马达、磁致伸缩、磁光储存、超导、雷射……以及电子电机、超硬合金、核能、航太科技等领域。中国拥有全球储量1/3以上，而且是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国家。禁止对日稀土出口政策一出，引起西方国家的一阵恐慌，中国更是举国欢腾，高调宣扬中国可以动用稀土矿石为杀手锏，以中国的“稀土优势”反向掐死西方经济的动脉。殊不知，在西方国家开始自行开采并分散风险之后，稀土矿石出现价格大涨之后的大跌，造成中国稀土市场全面崩溃，在弄巧成拙之后，中国对日本的复仇之战宣告失败。 禁止镓锗出口：伤人八百，自损一千 这一次，中国卷土重来，再度禁止镓、锗原料的出口，但其结果可能是报复不成、自食恶果： 1，就在G7广岛峰会提出“反对中国经济胁迫”的宣言之后，话语刚落，中共就立即对号入座。这就更加强化西方国家对中国“去风险”的认知与急迫性，乃至进一步向“去红链”、“去市场”、“去依赖”等等“去中国化”的方向推进。例如欧洲国家开始建立生产自主、自给自足的生产系统，建立“国家战略储备”，法国财政暨经济部长勒麦尔（Bruno Le Maire）表示，他将要求欧盟把这两种金属纳入关键物资清单，实现自给自足。 2，中国禁止半导体金属原料的出口，将加速在中国进行采购的外国公司撤出中国，并且加速这一金属矿石产业链的外移。这些产业数量虽然不多，但中国又再度面临订单流失的困境，引发外资撤离中国的连锁效应。 3，镓与锗并不是稀缺性原料，中国对这两种资源既非独占，也非不可取代。实际上，镓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它是生产铝等其他金属时的天然副产品，也可以在金属回收中进行提炼。换言之，中国的资源禁令在外交上声势浩大，但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4，从市场经济学角度来说，一旦中国限制出口，就会造成两种矿石原料价格的上涨，企业就会基于市场暴利进行开发和生产。在获得了差价利润之后，两种矿石的市场价格就会走向“平价化”，反过来对中国市场产生竞争优势。果然，国际镓价一周以来跳涨27%，锗价上涨 1.9%。依据Fastmarkets的资料显示，镓价于7月7 日当天每公斤已涨至32 美元，显示买家试图在管制生效前填补库存，也预示相关企业将对资源的开发蜂拥而至。 俄罗斯立即背后捅刀！ 果然，就在中国宣布禁止镓、锗出口之后才短短两天，宣称与中国“合作无上限”的俄罗斯，立刻宣布增产以填补市场缺口。“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Rostec） 每年可以生产多达20公吨的锗，约占中国出口量1/4，除了国内微量的需求之外，几乎全部出口，短期之内足以弥补中国带来的市场短缺，乃至如果加紧生产，或许可以取代中国的国际市场地位。换言之，所谓中俄关系“只有加油站，没有休息站”的说法，根本是自欺欺人之说，不堪一击。 中国自我矛盾的资源报复 尽管中国稀土战争的惨败殷鉴不远，但中国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加码推进。中国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中国日报》的专访中宣称：“这一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这只是反制的开始；如果对中共高科技限制继续升级，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但一方面反击西方的“去风险”，一方面又要打资源战争，这是中国国家利益估算上的自我矛盾。 就在不久前于天津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强对于西方国家为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而提出的“去风险”（de-risking）政策，提出强烈批评。李强宣称西方提出“降依赖、去风险”是一个“炒作的伪命题”，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世界经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李强宣称，中国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但中国禁止镓、锗出口，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反表现。中国以资源作为外交报复正是一种经贸的政治化、资源的武器化，是李强自掌嘴巴，是中国外交目标与科技报复之间的自相矛盾。 资源战争：冤冤相报何时了 这场起源于美中科技对抗的资源战争，已进入“报复/反报复/再报复”的型态，陷入冤冤相报和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这种大国竞逐的逻辑与悲剧，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对市场的强制性干预，其结果将使地球资源更加稀缺和匮乏，使人类陷入资源短缺的生存压力之中。当今世界急切需要一种“未来学的伦理框架”，以约束因为资源争夺与对抗所带来的人类危机。然而，国际政治向来以权力和利益为杠杆，这种“未来伦理”的期望有如空谷足音，似乎只能飘荡在杳无人烟的旷野之中……。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一九九二年，我刚考上北大时，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室友将昆德拉的《玩笑》借给我看。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县城，无人知道昆德拉。自认为博览群书的我忽然发现，有没有读过昆德拉，是都市读书人和小县城读书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读完这本书，未必有多么喜欢。或许为了填补乡下人的自卑，我开始寻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译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译者景凯旋开始翻译《玩笑》，“《玩笑》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视为异议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驻华大使馆强烈反对。次年，捷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哈维尔当选总统，新政府不再反对中国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国发生天安门屠杀，出版审查收紧，不允许出版这本书。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于在北大求学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时光”。但对中国而言，却是屠杀之后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后，孟衎衎在〈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意义〉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昆德拉热”兴起于一九九○年代初，其对英雄概念的反讽和对意义追求的解构如同思想之镜，投射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当时社会弥漫著一种政治冷谈症和精神疲惫。知识界有意逃离一九八○年代理想主义，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昆德拉标签式的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遂风行一时。 一九九○年代最后一年，在“六四”之后宣称“绝不在刺刀下当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听他目光炯炯、眉飞色舞地谈论哈维尔。我写了〈昆德拉，还是哈维吾尔〉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别，也是与哈维尔拥抱——后者，才是“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繁星”的中东欧精神的继承者。 昆德拉在〈被绑架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欧代替中欧——他本人早已于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于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国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国作家”称呼自己，出版法语评论集《小说的艺术》。加入他国国籍、用新语言写作，对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作为法国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临下地将流亡当做逍遥，更无权将留下来的哈维尔和克里玛们的反抗定义为“媚俗”——昆德拉的用语是“奇刻”，后来中国小资以使用该词为时髦。 昆德拉指责《七七宪章》群体是为了“出风头”（也有同样的指责针对刘晓波和“○八宪章”群体）。人不能如此站著说话不腰疼。哈维尔严肃地反驳说：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去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风险而行动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欧洲受亚洲掠夺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历史总是被遗忘、总是会出现许多残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认为，七○年代初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都永远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著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我能理解他对讥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别是考虑到他从个人的共产主义经历中所吸取的教训，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担忧使他不能够看到在集权制度下人的行为的神秘的两面性。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彻底的怀疑主义是把一个人的热情基于幻想的结果，但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并因此而隐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说，事物的两面性。 昆德拉在法国和中国备受欢迎，与他在俄国和东欧的流亡作家及留下来抗争的作家群体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法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通常都很喜欢，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一样虚无、自恋、油滑。布罗茨基曾撰文反驳说，中东欧不可能成为西欧。克里玛认为，昆德拉致命弱点是“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方式是过于简化的和展览式的”。捷克文学评论家米兰·简曼在〈昆德拉的悖论〉中批评说，昆德拉在移民中写的小说具有奇异的创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初显然是想描绘一个不自由的政权所毁灭的爱情的悲剧性，但结果却成为一对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里安适自在的田园牧歌。”捷克评论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中其实是把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轻轻带过，给蒙混过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产党背景。他更认为，在一切都约化为“刻奇”的名义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前的一切都给遗忘及遮抺掉，而这一切刚好就是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同谋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评更为尖锐：“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每个人都著迷于上帝和排泄物之间的对抗。因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继而指出：“昆德拉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对恶俗的痴迷、对最可耻现实的痴迷，这些东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文学，这也决定了二十世纪文学潜在的无神论倾向。”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米沃什的回应方式是：“我一生都在准备向它发起正面进攻，用一篇论文、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否定昆德拉：“对待存在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因而应避免与那些借讽刺挖苦来贬低存在，同时又赞美虚无的人为伍。” 沉溺于虚无主义的昆德拉不是一个“好的流亡者”（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从未尝试过理解中东欧的精神内核。在其被捷克共产党政府剥夺公民身份四十年后，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复这位九十岁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驻法国大使亲自将公民证书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他曾经说，“没有回返的梦想”，“我携带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调、语言、风景、文化”。他拒绝返回民主化之后的捷克共和国，跟布罗茨基拒绝返回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罗茨基拒绝重返俄罗斯，是因为他认为俄罗斯并未变好，仍然是一个黑帮统治的国家；昆德拉拒绝重返捷克，是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真的变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变好的波兰定居），而捷克能变好，正是因为他被嘲讽为“奇刻”的哈维尔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牺牲争取来的。 昆德拉是波兰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悲观的大师”——“不仅不信神，而且抛弃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装相信，进而贬低作为我们共同遗产的‘人类’这一概念。”与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发现很多“好的中东欧人”，“他们身上努力结合了深刻而朴素的信仰，强大的幽默感，以及对善良文艺的爱。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并不是独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东欧人，也不是西欧人，而是不东不西的虚无主义者。他丧失了对“善”的信念，没有固守的道德底线。他有一段幽暗的过往：捷克民间组织“极权政体研究所”的研究员哈狄雷克，通过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档案发现，当年只有二十一岁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让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矿坑中面对极为吃重的劳力工作，这是政治犯被捕后常见的下场。昆德拉矢口否认此事，声称这是“对一个作家的谋杀”，他拒绝就此接受采访，却动员十一位世界级文豪和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联署声明来“保卫”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应意味深长：“对于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现在捷克媒体上，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我承认昆德拉是一个好作家，但我毫不怀疑的是，他首先是一个人。”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抓自上报）
2023年7月1日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百零二岁生日。以往每年此时都是众所周知的”敏感日”，而今年除了一如既往地”敏感”，很多活动人士、维权人士和往年一样被”上岗”监控之外，中共反常地示出在中共沦陷区”中共党员人数超过了 九千八百万”的消息。 中共刻意放出这种想让世人觉得已经加入共产党的人数很多(言外之意,可想而知踊跃申请加入中共的人民群众数目更多)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几天的仔细了解后略知了中共此举缘由的一点点端倪，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只愿我们认真思考后能够从中悟到些许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含义。 中国农村现今仍然是中共沦陷区的主体，多半中国人民生活在贫瘠的农村地区。随着几十年的中共统治，社会资源配置严重错位，使得农民很难在农村靠耕种土地维持生计。可以说农村近年到了“十室已有七、八空”的程度，因为但凡还能干点活的农民都设法找机会到城里打工了。甚至就连 六十多岁的妇女也到城里当护工，照顾年龄更大的老人……只有老弱病残还留守在村里看家。如今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就连想要遇到一个村民问路都很难…… 尽管乡村如此萧索，中国农村的村党支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运作。但是今年的“‘七一’党庆”和以往相比，有点难办与不同。因为今年党一方面要求必须有一定人数的党员参加“‘七一’党庆”，还要拍照上传存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都出外打工，村党支部书记绝对没有那个号召力要求他们回来参加像“党庆”这样的组织活动。事实上谁都明白：作党员对于农民而言，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因此即便是地方党委用“开除他们的党籍”相威胁，要求他们回村参加组织活动，他们也不会回来。 在此情况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多处的很多乡党委组织各村支部书记开会，想出了把一些留守村里的村民召集到一处庆祝党的生日，然后再带他们到附近的烈士陵园、“革命圣地”，以及“先烈故居”游览一番拍照上传的方法。就这样，“全国党员欢庆中国共产党 一百零二华诞”的“党的政治任务”就完成了……真是“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难道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九千八百多万党员”的数字就是这么得到的吗？共产党组织部难道就不去核对一下上传的照片，确认参加者是不是党员吗？ 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有个“滥竽充数”的故事，可是面对今天的“‘七一’党庆”，共产党有组织地“组织”群众滥充“党员”之数，我们不能不感叹：“滥党充数”可比“滥竽充数”劲爆得多了。 记得清政府即将倒台时，皇后婉容独自到宫外去，回来时溥仪提醒她，“这是违反宫廷规矩要被处死的”，之后便没有了下文。当人们都知道一个团体已经没有了凝聚力，很快就要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所有的香堂帮规便不再具有实质的约束力。 虽然表面上中国共产党拥有“九千多万党员”，可是这些所谓的“党员”有几个怀揣着中共党想要的“一颗红心”呢？！ 因此，中共在“‘七一’党庆”所炫耀的 “九千多万党员”不过是用来滥竽充数、装点门面、自欺欺人的数字罢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从推特上看到CCTV新闻联播的一个片断：习近平端坐中央，发表讲话；左右两侧分别坐着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每个人都在毕恭毕敬地用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 这种画面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不过这也只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才有的画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没有这种画面。习近平上台之初也还没有这种画面。但这决不是习近平的首创。习近平是跟北韩金正恩学的。我们从北韩发的的新闻中就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或者在室内，或者在室外，金正恩或者坐着，或者站着，只要一讲话，跟随左右的文武官员都赶快掏出笔记本，拿起笔来记。 看到这样的画面，感到十分荒谬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拿笔来记？在电子录音这么普及这么方便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求大家回到手工时代用笔记呢？在现场用笔记，很容易出差错，很容易有遗漏，为什么不录音呢？在场的都是大领导，手下没有秘书吗？当场录音，下来叫秘书整理成文不行吗？特别是党中央，党中央一不缺钱二不缺人，党中央完全可以在现场录音，然后把讲话整理出来和印出来发给大家。干嘛不呢？在毛时代，在邓江胡时代，当局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还要人用笔记呢？这里必定是有原因有讲究的。 习近平讲话，左右官员低头用笔记。这幅画面很抢眼。习近平要的就是这种画面。这幅画面显示的是，习近平天纵英武，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文武大臣无不心悦诚服，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既然连政治局常委这么大的官都对习近平毕恭毕敬，佩服得五体投地，别人还敢不服么？美国总统拜登说了一句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共立刻激烈反驳。其实就看看这幅习近平讲话、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低头用笔记的画面，就是对“独裁者”这三个字最好的图解。 除了表示对领袖的崇拜与顺从外，这种画面还有别的政治意涵。 1、没叫你传达，因此你不能告诉别人。2、领袖发了指示，必须领会领袖意图，遵循领袖的指示办事。3、事情办好了，自然归功于领袖，是领袖英明。4、事情没办好，照领袖指示办事把事情办砸了，你可不能归咎于领袖，因为领袖的那些指示没留下白纸黑字也没有录音，你的笔记只是你自己写的，不能算数，事情办砸了只能怪自己，领袖不负责任。一切功劳归于领袖，一切过错归于别人。领袖只揽功不担责。 不错，我们知道，领袖发表讲话，中央常常要在事后印发有关讲话的的文件或纪要，但是这类印发的文件或纪要常常会对一些关键的话进行打磨，使它们变得模糊些圆滑些，从而使得领袖更容易推脱责任。在现场，领袖的讲话很可能是比较直白的。不直白，下面的人听不懂，不解其意；但是太直白了事后很难推脱责任，所以中央要做这么一种安排，一方面要大家当场用笔记，尽可能原汁原味地领会领导意图，另一方面又把领导的讲话整理成文字，以文件或纪要的方式印发下去，因为印发的文件或纪经过了精心的打磨，这就使得领袖更容易推脱责任，而你的现场笔记只是你自己记的，不能算凭据。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和录音录像，外人和后人看不到这背后的猫腻。 通过这一幅画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专制独裁的运作特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财长叶伦的4天访华行程已经结束。在北京，密集会见了中国多位财经官员，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财长刘昆、央行党委书记潘功胜，以及卸任的副总理刘鹤和尚未卸任但实际已经退居二线的央行行长易纲。对前几位的会见很正常，算对口，见退休高官，就中国的外事纪律来说，虽然并非绝无仅有，但确实不常见，尤其考虑当下的美中关系。所以，外界对叶伦见刘、易二人，特别是刘鹤，关注度甚至超过她见李强。有美国谘询机构问我，如何看待此事，是否说明刘鹤退休后仍然对政策发挥很大影响力。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看中国官方对这事的报导处理。透露叶伦访华要见刘鹤和易纲的是美国财政部，然后西方媒体发布会见消息，然而中国官媒不置一词，未见相关报导。一般来说，已退休官员包括总书记或者总理，见来访外宾，除非某种极特殊的情况，官媒都不会报导，所以中国媒体没有刘鹤见叶伦的消息不奇怪。但按理来说，易纲见叶伦，媒体是要报导的，刘昆和潘功胜二人会见叶伦，都上了官方网站，易纲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退休，名义上是央行行长，他若见叶伦，不应该没有报导。因此，我怀疑他没见叶伦。我问了几个相关人士，他们也不能确定易纲是否见了她。 假如易纲见了叶伦而官媒却没报导，肯定不是易纲本人有什么问题，当局不让见报，一定是当局又出台新规定：对于已决定内退但尚未正式宣布的官员，会见外宾不再宣传报导。习近平时代对官员的宣传报导，只有对他自己开绿灯，怎么宣传都可以，不怕多只怕少，对其他官员，包括总理在内，则非常吝啬，多一字都不行，因此如果做出这种新规，也没什么奇怪的。 现在来说说退休后的高官去处和对政策政局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其实，我之所以在前面花很多笔墨讲当局对刘鹤易纲会见叶伦一事的报导处理，同这个问题是有关的。当局不让官媒报导退休官员会见外宾，目的就是要限制他们的影响力，不让外界和民众产生联想，以为这些退休官员特别是那些在位曾受很大关注的官员在退下来后，还能对当局的政策甚至政局产生某种影响，发挥某种作用。中国官场的规律是，新官不理旧政，官员退下来后，一般是人走茶凉，但是，如果曾经主政一方，或在重要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并广受瞩目，卸任后，对地方政治或者国家某个方面的政策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或者某件特定事情上，所能起到的作用还很大。 以刘鹤而言，南华早报前不久报导，他在今年两会退下来后，现在还参与当局有关经济政策尤其是对美决策的制定，原因在于，他过去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让当局认为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时还要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刘鹤和习近平的关系密切，做副总理负责处理对美事务，包括贸易谈判，被认为是习的首席经济智囊，他有国际视野，思想相对开明和开放，因为年龄问题退下，但像他这种资历和学识的官员，在习的财经队伍里，确实也不多，因此，卸任后还受重视，还能向当局提供政策谘询和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和习的个人关系，能够得到当局的信任。 像刘鹤一样，退下来后可以给当局提奏折的高官，特别是财经高官并不少见。比如温家宝内阁的副总理曾炎培、多次连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他们卸任公职后依然很活跃，曝光率很高。此次叶伦访华，据说周小川设晚宴款待她。中国退休高官完全退下来，不过问政事的不多，一般会到某个曾与自己管辖业务有关的行业协会或者与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关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去挂个职、做个顾问什么的，发挥影响力。这种行业协会很多，智库也很多，像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国家顶级智库，网罗了一大帮退下来的高官。曾炎培和周小川先后出任博鳌论坛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前者2019年还作为时任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人员之一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参加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除此外，如今去大学担任某个二级学院的领导的退休官员也多起来了。但后者对官员的学术背景要求更高，有些官员原本是学者从政，退下来后再回到大学任职。像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都有高官在卸任后转向讲坛。这些有点像西方的旋转门。不过，像朱镕基卸任总理后还挂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属于特例。 当然，去行业协会、智库和大学发挥馀热的退休官员，虽然有机会为当局提供政策谘询和建议，但如刘鹤、曾炎培和周小川一样，继续深度参与当局决策的，则不是很多。这一方面对退休官员还是有顾忌，说多了怕有干政之嫌，另一方面在任者有自己的主政思路，不一定会接受这些人的意见。中国官场复杂的人事问题，让退下来的官员在提意见，参与政策讨论时，也要慎重，不能越位，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尽量让在位者不要产生某种不好的联想，免得双方都尴尬。 我谈的退休高官主要指部级和副部级这两个层级，至于副国级及以上的所谓国家领导人，则另当别论，他们退下来后除少数外，基本是淡出公共视野。尤其是正国级领导人，包括总理和总书记，退下来后表面上在家安享晚年，不再对国事指指点点，否则很犯忌。对他们过问政事，相信当局有这方面的规定或默契，原则是不可让他们随意发表意见，干扰现任领导人的工作。而在习近平治理下，怕是不需要当局提醒，这些退休来的正、副国级，自觉会闭嘴，以免吃力不讨好。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6月24日，俄罗斯瓦格纳头子普里戈津突然发动兵变，震惊全世界。虽然事件迅速落幕，但普京痛心疾首称被“背后捅刀子”一幕，仍令人想像惊心动魄。普里戈津和普京有逾30年的私交，堪称是普京亲信。已有许多人将事件对照到亲俄的北京，分析习近平如果在台海开战，中国版的普里戈津会是谁？ 成为中国版普里戈津需要条件 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版的普里戈津，分析得不太靠谱（可靠）。诸如说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或者说是军方中的反习势力。 习近平上台对军队大清洗后，现在两个军委副主席都算习近平的亲信，张又侠主管军务、何卫东主管政工，有相互监视和牵制作用。另外军委办公厅还有习的大秘钟绍军作为监军，加上军中极度封闭，要造反更难成事。 江泽民已死，江派退休大佬曾庆红的势力已被习近平打得七零八落，无法翻身。近期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创立的地产企业“花样年”爆雷，麻烦无解，侧面说明曾庆红已靠不住。 陈文清本来是习于后期从外围收编进来的人马，中央政法委其实是个协调机构，并不像当年周永康时期那样有实权。陈文清也难成中国版的普里戈津。 王沪宁虽然很坏，但只是“狗头军师”，与发动武装叛乱离得有点远。 笔者认为，习近平靠亲信来整肃官场，台面上的政敌已整得差不多了，日后如果说有人有能力、有条件反水（反叛）威胁他，不太可能是退位的反习大佬，而可能是目前仍然表现忠诚的亲信。 另外这个人得握有相对独立的武装。现在看来，最危险的人物，不是在军队、武警中，而是在公安中。不是控制人数有限的中央警卫局的蔡奇，而是习的另一名亲信王小洪。 王小洪是公安部长兼书记，大权独揽，统管全国超过两百万的警察。他还兼任公安部特勤局的书记和局长，特勤局的主要职责是反恐、维稳和重要的保卫工作，在各省也有垂直管理的机构。 铁杆比较：普京与普里戈津、习近平和王小洪 正宗的习家军都是习近平早年一路结交、并已形成铁杆关系的“熟人”。其中王小洪更是习近平公认的心腹。这与普里戈津和普京的关系有得一比。 普里戈津和普京是圣彼得堡的同乡。他是在圣彼得堡开餐厅时和普丁结交的，将近30年的老交情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1997年，普里戈津在圣彼得堡开了一家游艇改造的水上移动餐厅——新岛（New Island）。普京曾多次在这家餐厅接待政要和举办派对，而普里戈津也常常随侍左右。普里戈津敢闯敢干的作风和善于经营的能力赢得了普京的青睐，很快被普京纳入了自己的近臣之列。 普京在2000年成为总统，普里戈津也时来运转，他成了俄罗斯重大国家场合宴会的首席承办人。他赢得了“普京的大厨”称号。 类似地，王小洪是福建福州人，与习近平私交甚笃。早在九十年代习任福州市委书记时，王先后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负责习的安全保卫。 据说王小洪当时住在习近平楼下，由于彭丽媛不在福建，习近平出差期间经常将女儿习明泽寄住在王小洪家。这显示王对习非常忠心，习对王非常信任。 习近平上台后为了战胜政敌，需要王小洪。近年清洗公安系统，就是从习将王小洪调入公安部开始的。2018年3月，王小洪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2019年11月再兼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2021年11月，接替赵克志担任公安部党委书记；2022年6月，王小洪担任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王小洪获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晋升副国级。2023年3月，王小洪再兼任国务委员。 北京官场流传：作为福建帮代表人物，公安部长王小洪被称“超级警霸”，他藉掌管公安部特勤局监控一众高官，在中南海横行无忌。 王小洪的“警霸”称号，令人联想到普里戈辛公开怒喷俄军高层的姿态。 王小洪悄然组建“王家军” 王小洪近三年在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原司法部长傅政华“政治团伙”势力期间，已在全国公安系统大量安排亲信上位。特别是去年正式取代赵克志之后，全国31个省份省级公安厅厅长全部换了一遍，个别地方如河北，在8个月内已换了三任公安厅厅长。 新上任的公安厅厅长或党委书记基本上是异地调任，有些原来并不在政法系统任职，一些人明确和王小洪有工作交集。 比如上海公安局长张亚宏，2021年之前曾任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其时王小洪是常务副部长，握有实权。在王小洪接任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张亚宏马上空降上海副局长（正局长级），王小洪升任公安部长时，张亚宏随即坐正。 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衡晓帆，和王小洪在北京公安局有多年工作交集，是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王小洪的副手。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曾长期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和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王小洪有紧密交集。 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王志忠上月调任公安部副部长。王志忠曾在公安部警卫局（特勤局）工作33年，深得身兼特勤局局长的王小洪信任。 已有消息说，现任深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国周有望升任广东公安“一哥”，并且担任副省长。刘国周是河北邢台人，长期曾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兼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是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王小洪的旧部。 2021年年初，王小洪的福建旧部、莆田市副市长及公安局长陈枫已秘密接掌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 公安部层面，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是王小洪掌北京公安局时的嫡系。 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亓延军，是王小洪任职河南公安厅长时的河南省消防总队队长旧部。 公安部副部长孙茂利，之前长期在公安部法制局，他在去年8月由王小洪一手提拔为副部长。 今年3月才从陕西公安厅长升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大彤，也属于王小洪自己挑选的人。其它各地每一个新上任的省级公安厅长，也必须是王小洪亲自把关选定。 习近平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只敢用“熟人”，王小洪也学会了这个套路，也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而靠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这支队伍，没有任何约束，只会助长野心家。虽然王小洪口头要大家忠于习，但时间长了，身边肯定有人怂恿他。大家心中就只知有王，不知有习。实际上并非“习家军”，而是“王家军”。 一旦时局有变，这支队伍会不会成为华格纳一样的队伍，被王小洪用来以“清君侧”之名针对习？如果真有中国版普里戈津，王小洪堪称是头号人选。 其实习近平也在王小洪身边布局了一些眼线，会有所监视。比如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兼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是福建同安人，也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但许年已61岁，过两年就差不多要退。 习近平知道公安对自己是个威胁 如果不是为了掀翻中共体制，中共内斗一般不存在正义。公安系统号称是中共的“刀把子”，历来作为政权维稳机器，对内镇压人民，但在党权权力斗争加剧的特殊政治气候下，也会威胁到统治者本身。习近平当然知道这一点。 2021年9月中，大陆媒体曾报导（后删除），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进为首的江苏“司法黑帮”，与原重庆公安局长邓恢林等人勾连，密谋在“国家领导人”赴南京参加活动时行“不轨”。这位“国家领导人”，外界认为就是习近平。而邓恢林曾是江派高官孟建柱掌政法委时期的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是孟的“大管家”。 被指反习的“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七名成员均已被判重刑，其中孙力军、傅政华、王立科和刘彦平均被判死缓。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恢林，山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徒刑、14年徒刑。 孙力军曾被通报涉及“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傅政华也被官方通报涉“野心极度膨胀”。并且两人都涉及藏枪问题。 自孙力军于2020年4月落马的三年来，王小洪“挖地三尺”清查孙的公安馀党。等王小洪在公安清理底定，“王家军”成势，如果台海有战事，恐怕就是习近平危险之期。 当然，王小洪只是届时乱局中的中国版普里戈津之一。一个参考版本而已。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外国媒体与海外中国评论都在讨论中共崩溃的问题，习近平在“惊涛骇浪”说之后，又搬出李后主的词句，说搞得不好，中共将面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结局。 习近平突然失去“自信”，这不是好兆头，亡国之音来自他的潜意识，也反应他的心态。 连习近平也对未来悲观至此，难怪中共的下场近来成为“显学”。玩味中共的下场，成为“好事者”茶馀饭后的消闲话题，这真是一种末世风情画。 讨论中共结局，多年来都是中国知识人的一种嗜好，因为无须成本，不必负责，谈起来又兴致勃勃，今日且容我也来凑凑热闹。 在谈结局之前，先排除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中共主动发动战争，一种是中共主动重启政治改革，依我所见，不论向左向右，这两种可能性都已经不存在。 发动战争如果能延长中共性命，那可能会成为选项之一，但时至今日，这一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台湾在民主国家支援下，正急速武装自己，美欧日各国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生存要素，中共不可能与世界民主国家正面开战。最近台媒报道，美国已利用AI驾驶F16战机，反应比真人驾驶提高250倍，中共想怎么打？ 至于政治改革，中共早在八九六四时已错失窗口期，当年没有做，永远都不可能做，今日再动此念头，只是替自己掘坟墓。 真正的结局不离三种可能性，一是朝鲜化，这对中共可能是最好的；二是经济崩盘，中央失能，地方自治；三是习近平去世，中央大乱，中共解散。 决定中共存亡的，不是军队与维稳系统，而是经济。经济好可保政权，经济不好神仙难救。如果中共能找到办法，挽救当下的经济危局，再加上高科技维稳手段，加上闭关锁国控制舆论，中共可能走朝鲜的全过程封闭状态，把中国从世界剥离出来，关起门来镇压民间反抗，将一党独裁贯彻到底。 朝鲜化的前提是要维持十三亿中国人最低限度的活命条件，当前环境已够恶劣，但四十年来积累的民间财富还未消耗殆尽，年轻人还能凭父母亲的退休金“啃老”，等到床头金尽，连躺平的条件都不存在，那时就是人民为活命揭竿而起的时候。当政府也囊空如洗，军队与维稳都不可能维持，还有谁来替中共守江山？ 中央失能地方自治的条件，也是经济彻底崩盘。当中央没有能力救地方，地方要维持运作只有靠自己，那时中央的指挥棒便会失灵。中央可以撤换地方官，但换人不能解决地方的无米之炊，最终地方的问题仍要靠自己去找出路。其时地方政府便逐渐无视中央的权威，地方官结合当地军队，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自己订立惠民政策，搞活地方经济，那时就不必看中央的脸色行事。 习近平的中央靠两种手段维持对地方的管治，一是财政，二是人事，当经济捉襟见肘，不能靠口号来管控下属，一再换人也不能强迫地方听话，那时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中央失能。 地方自治会引来割据，割据会引来武装冲突，引来全国性的乱世。不知经过多少年的乱世，中国应该有机会分久必合，那时中国人如选择普世价值，才会有民主建国的机会。 习近平迟早总要去见老毛，可能是正常离世，也可能死于非命，因为总揽大权，一人独裁，手下都是无能之辈，一旦他撤手，官场找不到一两个可以力挽狂澜的政治强人。中央先大乱，继而影响各省市，中央一乱，中共的体制就崩解。九千万党员无非是乌合之众，有利益分享时讲忠诚，一旦中央大乱，九千万党徒树倒猢狲散，就是中共灭亡之日。 中国经济会不会在短期内崩盘？纯粹“靠估”，应该还有几年挣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共盘剥中国人四十多年，积下的一点家当应该不会那么快淘空，只是中国十三亿人，人多好办事，人多也养不起。 我的看法依然是，短则五年，长则十年，中共政权必然崩溃，中国将进入长期的乱世，然后就看中国人的命了。在重头收拾旧河山之前，中国人难免要吃很多苦头，这是我们的宿命——谁叫中国人要选择共产党？（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美中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事情的内涵还有可以发掘之处，所以有了本文。 什么风波呢？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提及中国的习近平时，称习是“dictator”，即专制者，引起了舆论关注。国际舆论见仁见智，有的颇为惊喜，似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某种深度，有的则不以为然，认为这个说法危及正在“解冻”的美中关系。中国政府当然“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指拜登的说法“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随后美国方面对这个说法有坚持有缓和，而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6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看来那种认为此事危及美中关系解冻的判断并不准确。 习是专制者还是独裁者？ 围绕这个说法的种种议论和争吵，我看充其量不过是所谓茶杯里的风波。这意味着我认为这件事根本不应该成为舆论热点。时至今日，会有人把地球是圆的这么一个判断当作新闻吗？一年365天，为什么没有媒体报道某天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中国有句俗话，叫“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差可用来比拟习近平是专制者这个说法。只是，有人如果看见某人头上有个虱子，一般还是会吱上一声的，而指出甚至还要论证习近平是独裁者，则无异于大声宣告今天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还赫然发现它必然是从东边升起的。 到这里，读者一定发现了本文的两个问题：第一，中文舆论普遍把“dictator”译为“独裁者”，本文却使用“专制者”的说法，这是不是在避重就轻呢？第二，既然你说此事不值得成为舆论热点，你怎么在事过数周后反而还要就此插嘴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我要说的是：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有清楚、明白、透彻和一以贯之的认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在忽略、抹杀、忘记这一点的前提下去追求美中关系的“解冻”、友好和合作。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于短短的几周内相继访问北京的态势下，这一点尤其需要加以强调。 有人会说：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这不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我想说，这恐怕更应该说是房间里的大象。这个说法出自一则英文俗语，说的是人们往往很容易忽略一个巨大而明显的事实。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背景下，西方权贵与中共政权共谋利益，中共政权是专制政权这个事实已经有意无意地、但却很是彻底、全面地被忽略了。加上中共依靠雄厚财力而展开对国际社会的渗透乃至掌控，在中国之外也不乏其人致力于帮助掩盖和粉饰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鼓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人类社会所能有的“完美制度”，好像中国已经不存在什么专制政治了。在这种认识下建立起来的美中深度合作，一度达到了所谓“中美国”（Chimerica）的程度。这种认识与相应的美中关系，对美国和全球的危害，不过在近几年里才刚刚开始为清醒的人们所意识到，在公共舆论中远远尚未得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秃子头上的这个虱子，三十多年来早就被说成是个美丽的蝴蝶了。 中共专制的危害只因习近平？ 是习近平作为专制者教育了从中国国内到国际社会的很多人，人们开始感受到中共专制制度的威胁和危害。可是，习近平也成为不少人的借口。这些人把中共专制制度带给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种种威胁和危害统统归因于习近平一人，借此反把中共的制度问题剥离出去。对他们来说，只要没有了习近平，则中共政权仍然是值得肯定、值得信任的，中国的制度仍然是最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美中关系也可以一如既往地平稳顺利、共同“闷声大发财”。去年中文舆论的“习下李上”，今年美国政策的所谓“去风险”，都或者明白或者隐晦地把“去习”作为焦点，大约就是这个逻辑。当美国总统亲口说出了“习近平是专制者”时，马上形成舆论热点，其中或许也有这种逻辑在起作用吧？ 有意思的是，持上述逻辑的人，往往是非常看低习近平的能力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一个低能的领导人能够成为对中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如此巨大的威胁呢？答案是：习近平是独裁者。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低能的领导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据说很是了不起的政党、制度和民族的独裁者呢？ 答案其实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不就是因为那个政党是一个独裁政党、那套制度是一套独裁制度吗？只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不说中共的制度是独裁制度，那是见树不见林；哪怕你看到的是林中最大的一棵树，还是没有抓住根本。中文里，骂人“独夫民贼”，那是很厉害的；可惜，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强调了那个“独”字，因为没有一个独夫民贼真的是独自一人在为害国家、危害民族、危害世界的；他总是有所依傍。习近平作为专制者之所以危害极大，归根结底在于他所掌握的那个政党、那些权力是专制的，而且是最近几十年来力量极大地增长了的专制政党和专制制度。这也是我宁愿不用“独裁者”的说法而称之为“专制者”的一个考虑。专制者与专制制度不可分割，专制者不过是专制制度的人格代表。认识到习近平是专制者，固然是正确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如果不能明确认识到中共制度的专制本质，反而独独把习近平从他的党、他的权力体系中拎出来说话，这样的认识不只是可能走入歧途，还会继续为害国际社会，也会继续纵容中共损害中国民众的利益。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人为何乐意看到俄罗斯击败美国的幻相？ 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之后，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假消息，无一例外都是俄罗斯大获全胜、乌克兰兵败如山倒，美国和西方吃瘪等内容。有的是官方系统性编造并传播的，有的则是民间的小粉红自发制作的。 近日，一位名叫保罗·柯察铁的播主在抖音上爆红，他自称是俄罗斯车臣人，满脸大胡子，看上去很彪悍。他专门拍片分享围自己和战友痛击美军的经历和感想，深受中国网民欢迎，短短两个月内粉丝增加了三十万，他亦趁机把抖音帐号改名为“王抗美”，直播带货贩售俄罗斯特产，成功卖出数百件商品，赚得腰包鼓鼓。 后来，有眼尖的人发现，保罗·柯察铁上载的围剿美军的影片均是网上现成资源，而且很多并非乌克兰战争期间的画面和视频。但他加以配音解说，说得绘声绘色，仿佛他真的在前线奋战。不过，片中亦写有“拍戏现场，影视剧情”的字句，就好像很多电影开头的说明文字：“本剧情节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不少中国网民信以为真，纷纷留言称赞保尔·柯察铁勇战美军，屡立大功，还称他为“俄罗斯兵王”、“俄罗斯战神”！ 不久后，保罗·柯察铁被揭穿真身为中国人，一直以AR技术假冒外国人拍片。这场闹剧才落幕。 “保罗·柯察铁”这个名字显然来自于“保尔·柯察金”——苏联红色经典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主人公的名字。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片段被选入中国中学语文课本，是共产中国几代人入脑入心入魂的青春记忆。这个使用保罗·柯察铁名字的中国网红，大概是九零后的年轻人，但他们这一代仍是苏俄铁粉，仍是中共亲苏俄洗脑教育批量生产的脑残。 最早将苏俄革命模式引入中国的是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李大钊因拿苏俄的钱从事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活动，被张作霖的宪兵从北京苏联使馆中抓捕并处以死刑。中共将其塑造成革命烈士，其实他是死有余辜的卖国贼。 真正靠苏俄扶持夺取天下并沿袭苏俄模式巩固政权的，是毛泽东。法国学者毕仰高在《历史的覆辙：中俄革命之比较》一书中特别强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毛的影响。这本书是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更是斯大林一字一句推敲出来的。 斯大林提出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进化观，脱胎于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原创部分。苏俄异议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斯大林传》中指出：“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百科全书，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数约四千三百万册。…… 最后三章七十多页，却有六十多条斯大林的评语、引文和结论。这种教条主义的、按内容来说反历史的精神粮食，造成了精神的贫乏、理论的简单化和原始化。斯大林为培养一个庞大的头脑简单者阶层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些人中不断地招募钻营分子、告密者、勤勤恳恳的办事员、不动脑筋的执行者，由这个阶层来补充官僚机构、惩罚机关和各级干部队伍。” 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的延安，毛泽东就认为这本书是中国革命的“葵花宝典”，不仅自己读了至少十遍，还要所有党员仔细学习。毛曾说，马克思没有革命实践的经验，巴黎公社只有四十天，但列宁和斯大林却有参与和领导俄国一百多年共产运动的经验，更有十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以不仅要好好学习这一本斯大林的经典，而且要全心全意地认真学习。 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不过，这本枯燥乏味的书，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兴趣。于是，感性且煽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就成了其文学化的普及版。奥斯特洛夫斯基讲述的，是自己如何被炼成没有思想的“钢铁”的故事。 但在现实生活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短暂的一生却在证明了“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之残酷事实。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一篇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采写的题为《重铸的生平》的文章。记者采访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其生命最后阶段病中的“护理保姆”，对其情况非常熟悉。据加林娜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乌克兰军人家庭，父亲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被授予两枚十字勋章。母亲出生于捷克林业局主任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六种语言，还写过诗。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五岁参加红军，帮助红军镇压乌克兰独立运动，十六岁身受重伤，二十七岁完全瘫痪，三十二岁溘然长逝。随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问世，他迅速成名，名字传遍广袤的苏联大地，本人被授予各种极高荣誉。但实际上，他不止一次对朋友抱怨：“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他生前的挚友萨尔达托夫说：“尼古拉的个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一九三六年病逝，迟早也会有人‘帮助’他结束生命的。 我少年时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装腔作势的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书中被作者妖魔化的、主人公的初恋女友冬妮娅念念不忘。小说中的那些革命说教，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这段描写冬妮娅的文字：“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手服和浅灰色短裙。 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了晒黑的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了粗大的辫子。”小说中的冬妮娅，出生于一个林业局官员家庭，充满剥削阶级思想，最终与保尔分道扬镳。 作者如此丑化冬妮娅，不惜将自己的家庭出身安在冬妮娅身上，也许是出于某种自我洗白，也是向组织上递交一份背叛其家庭的投名状。 今天的中国，没有人相信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是真的，也没有人相信其中国版本雷锋的故事是真的——人们质疑说：在雷锋短暂的二十二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能拍这么多照片是罕见的。可以说，一九四九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摄影师，一位叫张峻，另一位叫季增，据两人回忆，后来传世的雷锋照片，几乎很少有现场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 有趣的是，当年苏俄的保尔·柯察金对革命确实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热忱，而今天的中国网红，不管叫保罗·柯察铁还是王抗美，对俄国或革命的支持却如同注水猪肉，最终指向“带货”的目标。 这是极度功利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知道为俄国背书和反美这两个话题在中国拥有庞大市场，他的个人表演和形象塑造，能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至于历史的真相和正常的逻辑——近代以来，俄罗斯是侵占中国领土和掠夺中国财富最多的国家，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首当其冲应当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他却根本不会去做这样的深思，更何况这样的思考背离了中国的主旋律。 钢铁没有炼成，不算失败，只要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韭菜和人矿，党的统治就能稳如磐石。 而保罗·柯察铁这样的小鱼小虾，也能在这场人肉盛宴中分到一点残羹冷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就在我们本篇文章完稿之前，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刚刚会见了刘鹤和易纲。最新的相关报道内容是：耶伦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出席美国商会活动之前，还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心腹谋士、前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以及即将卸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话说，耶伦与刘鹤和易纲进行了“实质性”的对话。 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土鳖无能，海龟难退》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刘鹤的“退而不休”，实际上是与易纲在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失去党内职务之后却又意外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宣布再任央行行长的背后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在一个“外”字上，李强内阁中的土鳖无能，导致原李克强内阁中的海龟难退！ 易纲与刘鹤在北京接待美国财长的消息，也令笔者想起了今年三月易纲在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同时又被宣布连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传出后，一位人在北京的中美关系专家对易纲能在第二任央行行长位置上坚持多久的评论，大意是中美关系坠落的速度有多快，易纲在央行行长位置上留任的时间就有多短。意思是中美关系再坏下去的话，易纲的那点优势就没有习近平政权利用的价值了。 不过，现如今的美国财长耶伦的访华，即使能够起到令美中关系暂缓脱勾的推动作用，也很难说能够间接起到延缓易纲央行行长寿命的作用。当然，无论如何，如今正被外界热炒的潘功胜接替央行党委书记之后即也接替行长职务的说法，至少两个月内不会实现。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到的那样，央行行长的任命，是必须走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流程”的。而下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的召开时间是八月底。 笔者注意到，本月一日潘功胜以央行第一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之身被晋升为央行党委书记，取代了今年三月已经被安排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郭树清之后，有媒体以《他将任中国人行行长？缺乏独立性 打破‘双首长’惯例？》为标题报道之。其实，即使是两个月之后的潘功胜果真被宣布把央行党委书记和行政一把手职务“一肩挑”了，也不应该说成是“打破‘双首长’惯例”。而恰恰应该说成是恢复“一肩挑”或者说恢复“党政合一”。因为自中共建政至今，央行首长的党政合一才是常态。 两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公安部的双首长制与王小洪的政治未来》、《奇奇怪怪的中共国务院部委 “双首长制”》、《司法部党组书记提前下岗是因为其真博士学历刺痛了“习博士”的玻璃心？》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自从“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国务院部委虽然经过了N次“机构改革”，但四十多年下来，大多数的国务院部委都一直施行的是单一首长，或者说党政职务合一制。即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同时担任该机构的党组书记（少数机构设党委而非党组），党、政职务合一，党组会议、部长办公会议等都由其主持。 而从胡锦涛到习近平时代，已经先后有七八个国务院部委先后或者正在施行“双首长制“。在中国大陆内部，它有时也被称之为”双长制”或者“双头制”。 总体来说，出现“双头制”的国务院部委主要可分为四类情况。其中主要两类是行政一把手为“党外人士”和机构规模庞大、直属单位较多的部门，部长、书记分设。后者中外交部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部机关的几十个司局，外交部还有遍及各国及国际组织的驻外官员。在中共曾经和正在施行“双首制”的国务院部委里，可以称之为“惯例”的只有外交部。 从本世纪以来，外交部就一直实行部长、党委书记分设，譬如唐家璇与李肇星、李肇星与戴秉国、杨洁篪与王毅、杨洁篪与王光亚、杨洁篪与张志军、王毅与张业遂等。并且从李、戴组合开始，部长同时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同时担任副部长。 而到了齐玉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之后，即一改过去党委书记担任副部长的惯例。 这里也需要说明一下，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在齐玉之前虽然一直都兼任副部长，但外交部的部长却不兼任党组副书记，原因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一般都是国务委员，是副国级，而部党委书记仅仅是正部长级。 从去年十月闭幕的中共二十大至今，在国务院部委里曾经施行过一届“双首长制”后又恢复了单一首长制的典型例子是交通部。截止今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国务院交通的部长是李鹏公子李小鹏，党组书记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李小鹏同时兼任党组副书记。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易纲连任央行央长的同时，比易纲还年轻一岁，也是在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即未进中委也未进候补中委的李小鹏同时被任命连任交通部长。次日，交通部的网页上即去掉了杨传堂的名字，李小鹏的职务变成了“党组书记、部长”。 与易纲一样的是，在去年的二十大上未进中委的前提下，今年三月的李小鹏也被安排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两者不一样的是，易纲同时也被安排了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职务，而李小鹏则没有。 这样分析下来，足以证明虽然易纲和李小鹏都在今年三月被安排连任了各自的国务院部门首长职务，但习近平当局显然是考虑了两人都不会在位再坚持干完下一个五年的前提下，李小鹏的任期会比易纲的长。毕竟李小鹏到明年才满65岁。 现如今，在潘公胜已经被宣布出任了新一届央行党委书记之后，已经接连两次代行了行长职务。据央行官网“新闻发布”：2023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会见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一行。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及中韩金融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023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会见来访的奥地利央行行长霍尔兹曼。双方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金融议题交换了意见。 毫无疑问，如果潘功胜没有央行党委书记的新头衔，那么他的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与来访的外国银行正行长的职务是不对等的。所以央行官网上的报道中特别不提潘的副行长职务，只提他的党委书记和外汇局局长的行政职务。 再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至今为止，央行官网上对网领导的介绍内容未变，依序为郭树清、易纲、潘功胜……。不知道是在等什么？是否和正在筹备的中央中央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人事安排有关？ 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士都应该还记得，今3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全文，其中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全文中，除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内容外，《方案》还提出，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等重磅改革内容。 这里先要解释一下，所谓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并非是重复设置，前者是“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成立的目的是“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它下属的实体机构是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该办公室作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党中央机构序列。 而后者，也就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金融工委），是一个正部级机关，是所谓的党中央派出机关。 在这个新设立的党中央派出机关成立之前，熟悉中共组织机构的都知道有一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其前身分别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习近平上台后把这两个机构合并，功能是全盘主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所有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的党务工作。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之前，金融机构的党务工作是归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今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金融系统党的建设职责就会划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如上方案公布之后，外界曾猜测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是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样重要，主任会由习近平亲自兼任，副主任则是国务院总理李强。至于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即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目前应该已经开始运作，标志是前光大党委书记王江已经被任命为该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 今年5月19日的《华夏日报》以《“最懂银行”的金融老兵再度履新》为题报道说：5月18日，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王江现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牌仪式。王江已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并以此身份出席了上述仪式。 该报道中还透露，就在王江出席这个仪式的前两天，即5月16日，光大集团官网发表消息说：光大集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委派，中央组织部有关干部局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决定：免去王江的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 报道中还称赞这个叫王江的是“横跨学、政、金三界” ，入仕前曾有多年的大学教师从业经历。在履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之前，任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往前回顾，他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湖北省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江苏省副省长；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王江是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何立峰的厦大财金系博士班的同窗。 那么，履历如此光鲜的王江只能担任这个中央金融委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正主任的角色谁能胜任呢？比如我们本专栏前一篇节目中介绍过的朱鹤新，在被中组部宣布“另有任用”之后即没了消息。既然被外界一度盛传的接任央行行长的消息没有被证实，那么日后是否会升任中金委办公室的主任呢？ 我们知道，过去刘鹤曾经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今年三月之后上，何立峰已经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接替了刘鹤的这一兼职。再兼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但直接兼任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副主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笔者注意到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所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被分配到各地方代表团“当选”党代表的，唯有一个例外就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是在中央金融机构代表团里。这足以说明何立峰是受命负责主持筹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 虽然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韩文秀是二十届中央委员，但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已经由既不是中委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王江出任，另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潘功胜已经被委以央行党委书记，那么朱鹤新以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另外，中央金融工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人选至今也都没有对外公布，朱鹤新是否也已经被考虑其中呢？ 前面介绍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合并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之后，意味着十几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及上百个中央国家机关的下属机构的的所有党建工作都归他管，可谓庞大无比。但新成立的中央金融机关工委则不然，手下所管的各类金融机构里，央行可谓一家独大。而且，因为央行与下面的分行、支行之间的关系是百分之百的垂直领导，所以下面地方各分行、支行直至分理处的党务系统，也都是中央金融机关工委的子机构、孙机构和重孙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二十大上的中央金融机构代表团里，居然还有来自新疆某县的女点钞员代表。 再者，潘功胜的央行党委书记职务如今已经被落实，那么除了日后接替行长的可能性，他会在中央金融委员会里扮演什么角色呢？更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