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住房改革或加劇危機 「租金恐再漲一成」
2026 年 8 月 7 日
6月底，俄罗斯发生瓦格纳兵变，戏剧性发端、戏剧性收场，但震撼世界。作为一个威权国家，俄罗斯竟发生如此激烈的内部反叛；作为统治俄国23年的政治强人，普京竟遭遇如此公开挑战、还仅能屈辱地以和解收场。这些，足以给北京、中南海和习近平造成心理震撼。 首先，这是在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下发生的。由此推之，如果习近平发动武力入侵台湾的战争，共军内部未必完全听令。战争压力，心理恐惧，将领普遍贪腐，而共军士兵主要由独身子女和下层平民家庭组成，比诸俄军，战争更可能给共军带来内部恐慌和纷乱。一旦战事不利，就极可能发生兵变或哗变。 其次，普里戈津是普京的老友，三十多年旧交，可谓亲信、心腹。普里戈津亲自带兵上前线，苦战，恶战，无异于为普京卖命。但眼看没有胜算、又意识到战争基于不正当理由，说反就反了。由此推之，尽管，经过二十大激烈的夺权斗争，习家军一派独大、习近平一人独大。但反习之人、有能力反习之人，最终，必然出在习家军内部。这是规律，人性的规律和历史的规律。习近平防不胜防，隐患无可杜绝。 再次，普里戈津不反则已，一反，就直攻首都莫斯科，说明他明白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换到中国，一旦发生类似反叛，危险直接降临的，就是中南海和习近平本人。正所谓：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玩火者必自焚。 另外，瓦格纳集团进军莫斯科，一日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几乎无遮无挡，快速推进到距莫斯科仅200公里处，首都门户洞开。俄罗斯军队、军警、特工似乎消失得杳无踪影，竟无人为普京挡枪挡炮。诚如习近平感叹前苏联之倒塌：“没有一人是男儿！”普京仅能调动六架战机作势低空轰炸，却尽遭瓦格纳军团击落。 至于老百姓，不仅没人为普京出头，相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民众盛情欢迎瓦格纳集团。人心向背如此！可见，在俄国，天下苦普京久矣！如果普里戈津没有接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或忽悠，完全可能一鼓而下莫斯科。当时，莫斯科形同虚设，不仅在防务上形同虚设，更在人心和民意上形同虚设。经卢卡申科调停之后，普京迅速同意和解，立即答应赦免普里戈津和瓦格纳官兵，证明，他自己心中有数：莫斯科有多空虚！更要命的是，对他而言，能支撑他的军心和民心有多空虚！ 反观中国，不利于统治者的人心向背更甚于俄国。只看看习当局设置了多少敏感词和禁搜词（ — 网民说：连汉语都几乎遭习派废止），以及大内宣动辄发生的大型舆论翻车现场，就略知大概了。中共领导人的权势，完全跟民意和人心成反比。权势越大，越是丧失民意、丧尽人心。道理很简单，一党专政已经悖逆潮流和人心。如今，一党专政，又添加了一派独大和一人独裁，逆潮流、悖人心、叛时代、忤民意，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和无以复加的程度。当事者竟浑然不觉？ 一直以来，中外舆论盛议：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之日，就是共产党和习王朝覆灭之日。此言大致不虚。且不说，论战争，共军绝不是美军的对手；就说中国国内，天下苦共久矣，天下苦习久矣！战端一开，天下大乱。党内外的反习力量必空前集结，中国人民的反共、反习声浪必空前高涨。试问，到时候，习近平和习家军，他们中的哪一个能够阻挡民心向背的浩荡洪流？螳臂挡车而已。都说俄国兵变吓坏了习近平，此言不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是狼狈为奸，更是认贼作父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习近平迎来七十岁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按照江泽民时代形成的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习近平本该过上退休后的第一个生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但他偏偏要终身掌权，至死方休。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近年来中共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已不亚于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中国官方几乎没有举办任何公开的活动庆祝此次大寿——习近平似乎不愿让人们过多关注他的年龄。 另一方面，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党魁，没有任何元老和派系能对他有所制约，貌似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却已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据说，他悍然打破禁忌，跑到明清两代皇家御用寺庙万寿寺过生日，这大概是他焦头烂额之际的一种“冲喜”方式。然而，既然没有一个皇帝能实现“万寿”的梦想，习近平也不可能“万寿无疆”。即便万寿寺名字讨喜，里面也金碧辉煌，但习近平遭遇的烦心事不可能在生日这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习近平知道他的统治危机重重，在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二十大开幕式的政治报告中、在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共二十届中央国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以及在六月七日视察内蒙古时的讲话中，他就同一主题反复讲了三次：中国要保证在“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正常运行，做好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可见，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并非岁月静好，而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中国官方媒体不敢有所表示，但许多中国网民在习近平生日这天，贴出江泽民当年行走在淹没脚踝的洪水中视察灾区的照片。江泽民小丑一个，不值得怀念，这种用江打习的方式，不是勇敢的反抗，但也可稍稍恶心习近平一下。有趣的是，真正关心习近平生日的，不是他治下的十四亿奴隶，而是他最尊崇的“父皇”普京。早在四年前，习近平与普京会晤那天，正好是习近平的生日，普京提前贴心地准备了写着“六六大顺”的生日蛋糕。习近平看到礼物，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四年后的同一天，普京没有送蛋糕，却有一份情深意切的贺电：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发布的一封电报中写道：“亲爱的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幸福、繁荣和成功。我期待我们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就当前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密切合作，造福于俄、中人民。”他还赞扬说，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稳步增长，公民财富增加，北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 习近平不必获得其他人的肯定，只需要得到普京这个俄国老爸的肯定就足够了，他只在乎普京一个人对他的评价。在世界范围内，习近平和普京是声气相通的同类，正如英国政治评论家凯蒂·史塔拉德在《极权基因》一书中所说：“普京和习近平已经消灭迫使他们在当前任期结束后下台的法律障碍，无论他们是否保留正式头衔，他们的余生中都将在俄罗斯和中国掌握权力。”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三天后的父亲节，在中国的网上有成千上万人祝普京父亲节快乐。他们知道祝福普京就是祝福习近平，习近平与普京是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中国的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势如破竹、大获全胜的假新闻，此类新闻或许比在俄国本国还多。中国人得知俄国打了“胜仗”，比俄国人还要高兴。 普京与习近平是狼狈为奸，中国的小粉红们则是认贼作父。 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儿皇帝，习近平也是普京的儿皇帝 习近平对普京的崇拜众所周知，尽管目前俄罗斯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但习近平在普京面前，从来都是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其实，在苏俄主子面前，不仅习近平如此自我降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也如此。 从俄国移居美国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在《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引述大量苏俄秘密档案，揭示了一个中共竭力掩盖的历史事实：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或雄才大略，而是自始至终都有赖莫斯科出钱、出力、提供武器。潘佐夫指出：“一九三零年代初期，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程度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他们最多或许可能反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但绝不敢冒犯克里姆林宫本身。” 毛泽东在中共的残酷内斗中脱颖而出，关键砝码还在斯大林那里。潘佐夫写道：“唯有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俄国式、以领袖为中心的党（斯大林化），未来与国民党的内战才能确保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需要强化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以及完全压制党内反对派。在这些方面，斯大林经验丰富，可以帮毛泽东大忙。”因此，毛泽东深知其权力来源，非常尊敬斯大林，视之为伟大导师，认真奉行斯大林主义。中共建政初期，北京重要人事任免，必须经过莫斯科点头才能生效，俄中的主从关系，没有商量余地。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毛泽东首次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长达三十天时间不见不理，毛虽抱怨不休，却不敢拂袖而去。潘佐夫指出：“斯大林故意要这么干。他要折辱毛泽东，给他一个教训，别再趾高气昂。他实际上在告诉毛泽东，在这里我讲话才算数。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你算哪跟葱？你是我底下的小学生，你得照我的话去做事才行。” 除了强势干预中国政局，斯大林从未放弃“社会主义接管全球”的念头，他为了削弱美国实力，鼓动朝鲜的共产党领袖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引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斯大林不敢与美国正面对决，就强逼刚刚结束内战、残破贫困的中国参与“抗美援朝”之战。毛兴冲冲地充当斯大林的炮灰，三年内死伤百万兵力，其长子毛岸英也意外阵亡。但是，只要斯大林活着一天，毛泽东就对莫斯科言听计从。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毛才敢脱离苏联模式并与苏联的“修正主义者”赫鲁雪夫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宝座。 尽管中共曾经以气势汹汹的“九评”挑战和攻击苏共，扮演了“弑父”的“孽子”角色，但两者之间的主仆关系至今仍藕断丝连。习近平将推动新思维和民主化的戈尔巴乔夫视为叛徒，感叹当初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普京对此心有戚戚焉。当普京开始重振帝国雄风之际，习近平遂亦步亦趋。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习近平视之为中国攻打台湾的前戏。这场战争帮助习近平转移了西方世界的压力，习近平对普京充满感激。 普京出师不利，深陷泥潭，习近平有兔死狐悲之感。普京环顾全球，小鱼小虾级别的盟友仅有伊朗、朝鲜、白俄罗斯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块头的盟友则只有中国。于是，普京主动向其粉丝习近平抛出媚眼，为习近平庆生，以显示两国关系如胶似漆，两个独裁者也惺惺相惜。然而，两人看似在度蜜月，其实早已心怀鬼胎，他们脚下的宫殿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的那一天即将到来，正如学者冯客在《独裁者养成之路》中所说：“那些被个人崇拜包围的独裁者，往往遁入自己的世界，周围的追随者让他们更加执迷不悟。 他们最后都只靠自己做决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把所有人都当敌人。 他们变得骄傲自大却又疑神疑鬼，想要寻求更多权力来保护手中的权力。 但又因为这一切只仰赖他们自己的判断，所以一个小小的误判也会导致政权动摇，带来致命后果。 到头来，其实独裁者最大的威胁不只来自人民，而且也来自他们自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分别在2016年、2020年两度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一次败给希拉里，一次半途退选，虽然都功败垂成，但他仍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美国政客之一，尽管年逾八旬，18到29岁青年支持率一度曾是拜登的两倍，但为什么最后是拜登当总统而不是桑德斯？ 桑德斯风格最大特色，就是他长期在国会和民主党合作，但一直以无党派独立人士自居，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被视为美式极左派代表，直到2016年竞选总统，他才宣布以民主党身分角逐，过去的“独立身分”，便提供他更多空间能同时对主流的民主、共和两党提出批评。在两党皆有传统政治包袱下，桑德斯这位“超然的批判者”，很快就引起Z世代注意。 他曾指责共和党除了反对自由派之外，完全提不出任何有用的经济计划，也曾指控民主党早已被弃工人阶级。民主、共和两党都有为数不少的反对力量，桑德斯于是就成了平衡两党声音的“第三方选择”。 桑德斯口才辨给，演讲很有煽动性，他反对为中产阶级设计的政治和金融体系，支持学生债务减免，甚至主张全国大学免费，在批判堕胎禁令时，桑德斯的用语是：“很难相信，到今天还有一群人认为女性不够聪明，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这一发言深得年轻人的心。在他夸夸其谈个人政治抱负之前，他的开场白经常是“让我告诉你政客不会告诉你们的事…”光这句起头，就有很多年轻人相信他对两党的批评都是真的。 只是，在他两次和总统参选人（还不到候选人的一步）失之交臂后，取“桑德斯旋风”而代之的，就变成了“桑德斯的困境”。首先是他的性格问题，年轻人欣赏桑德斯批判时局和政治文化的方式，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不太具备同理心，非常缺乏温厚的情感表达，曾有媒体形容他“同情小人物的能力，可以像电灯开关一样根据需要打开和关闭”。此外，桑德斯似乎也没有什么足以感动普通美国人的个人故事，以至于虽然他相当擅长制造情绪，却很少能成为人们心中一股稳定的力量。 其次，他的直率，以及非典型的政治语言受到激赏，但又明显是个视野有限的人。因而才有“当他必须面对与自己世界观不一致的问题时，他一贯的世界观就会成为一种负担”的描述，以及一旦政策或策略受到挑战，他也只会以“社会主义”自我辩护，或者将经济问题通通简化成企业的贪婪。“只要桑德斯不谈美国经济不平等，他的答案要么开始变得毫无意义，要么在不同的背景下又会回到相同的主题”，这是美国人对桑德斯的另一层认识。 另外就是，桑德斯的长处在提出担忧，他的担忧究竟合不合理，未必都通得过考验；他拥有革命者般的热情，只是主张不见得都能契合美国现下环境；更别提桑德斯对国际时局的认识，他声称“只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才能阻止俄罗斯和中国”，有多少美国人就是因为这样而害怕他当总统。 和桑德斯一样，欧巴马也受到年轻人喜爱。比较两者类型，或可说桑德斯所缺乏的，不少可在欧巴马身上找到。例如奥巴马说话很少真正“投年轻人的味”，性格特色倒是反映了他应该是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当然有语言魅力，但煽动性还不如桑德斯，在年轻族群间的渲染力却反而更深刻。进一步说，无论桑德斯是因为语言表达方式还是左派意识打动了年轻人，他为“治国”所做的准备，以及本身性格条件，都间接成了自己更上一层的局限，桑德斯和奥巴马同为美国年轻世代宠儿，各自受欢迎的因素其实截然不同，当作为普罗大众的选择时，总统梦的结果自然也会不一样。 任期内，他曾在白宫为即将离职的工作人员饯行，一名员工的5岁小孩突然对奥巴马说：“我想知道我的头发是不是和你一样。”欧巴马于是回他：“你为什么不摸摸看，见证一下。”然后很自然地90度弯腰低头，让小男孩摸了他的头发。这张照片被称为奥巴马“力量的象征”，而这是所谓“受年轻人喜欢的桑德斯”完全做不来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最重要的经济智囊之一刘鹤的“退而不休”，实际是与易纲失去党内职务之后却又意外连任央行行长的背后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在一个“外”字上，李强内阁中的土鳖无能，导致原李克强内阁中的海龟难退！ 上个星期五，本月23日，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五名消息人士报道，说是中共政权的上届副总理刘鹤在今年3月中国领导层人事改组卸下所有职务后，仍参加中国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中国领导层高度评价刘鹤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另一消息人士说：“刘鹤被要求在中国国内经济政策，以及如何在贸易和经济议题上与美国打交道等关键问题提供意见。” 报道称，刘鹤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被认为是“无价的”（invaluable），尤其在北京制定应对美国的战略，确定哪些领域应该进行合作，哪些领域应该进行反击时……。刘鹤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他与其他国家关键决策者的联系，让“刘鹤可以成为中国重建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的资产”。 依笔者之见，这里用“无价”形容刘鹤对习近平政权的依然重要—-从现阶段来说甚至是更为重要，不是很形象，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无人替代”。 简单一句话，通过去年十月的二十大和今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产生的这届国务院经济里的经贸团队里，李强和李克强相比远不是一个数量级自不待言，分管经贸和金融及相关领域的何立峰也好，丁薛祥也好，与刘鹤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今年三月中共“两会”结束后，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为什么嫉恨李克强？》，说是从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整整二十年时间里，李克强无论是在政坛资历还是真实学历上，都曾力压他习近平一头。如今的李克强已经告老还乡。而此前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政坛资历和实际学历都曾压过自己一头的李克强小鞋穿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他习近平“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 文章发表后有记者要求谈谈习近平为什么要在李克强告老还乡的同时把他的国务院内阁全部清空？笔者的回答是：恨屋及乌呗！ 虽说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今年三月新一届国务院正式出台后，有外部媒体用“中共国务院大换血 满朝皆是习家军”形象形容之。 早在今年一月，赶在为“两会”人事安排做最后定夺的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香港《明报》即刊登“旧领导层一个不留？”的署名分析文章，说是李克强内阁中，包括他本人在内，所有副总理和国务院委员，即韩正、孙春兰、胡春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全部走人。即使未在二十大上已经被宣布退休者，也都会改任国务院之外的职务。 接替他们的则是李强为首，然后是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另3名副总理是何立峰、刘国中、张国清，国务委员王小洪（兼任公安部长）、李尚福（兼国防部长）、吴政隆（兼任国务院秘书长）、谌贻琴、秦刚（兼任外长）。 该文分析，在国务院37个组成部门、直属和办事机构中，有27个首脑在一年内刚刚更换或即将更换，包括关键的外交、国防、发改、公安、财政、央行、国资等部委。 《明报》的文章称，李克强内阁的部门首脑，至少更换七成。文章表示，这种翻天覆地的大换班，是中共国务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该文还具体预测了李强新内阁的部分部委负责人，包括时任安徽书记郑栅洁接替何立峰腾出的发改委主任职务，中共二十大之后才任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继续，可能接替易纲央行行长的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以及可能接替财政部长职务的山东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陆治原。 说起来，无论是外界普遍评论，还是笔者本人当时相关文章中的看法，在去年十月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即已经将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的李克强手下的国务院委员王勇和肖捷放在“出院”名单里，完全是基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性思维。但对时任央行行长的易纲和时任财政部长的刘昆应该也会随李克强“出院”的分析，则是建立在此二人明显是基于年龄原因在二十大上什么都没有被安排，无论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是中纪委委员。 笔者今年一月和二月曾先后发表《美国”终身教授”易纲尚有多大可能继续执掌中共央行？》和《下届央行行长的几个可能性人选》两篇文章对此作专门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参考阅读。 至于可能新任财政部长的人选 ，笔者在今年三月未曾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分析是陆治原的可能性最大。依据主要是此人的财经学历和曾经担任过地方财政主管的背景，以及在二十大上以副省部级职务直升中央委员的特殊安排。 此人是陕西绥德土生土长，20岁上才考上大学，1988年在老家的陕西财经学院财政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延安财经学校当教师。1990年考回母校，读完3年的全日制硕士从政，1993年7月进入西安市财政局预算处当科员，此后花了7年时间熬成西安市财政局副局长，官至副县级。2002年7月，改任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副书记、区长，总算官至正县级。 1964年7月出生的陆治原此时已经年满38岁，在同龄的中共官员里，起步算是比较晚的。 日后的他陆续担任过县、地级的党、政一把手，2018年1月在陕西老家就地升任副省长，7个月后即改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被重点培养的迹象开始明显起来。 2021年9月2日，陆治源被中组部宣布调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中共青岛市委书记，2022年6月1日即又被宣布升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4个月后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以及在任山东省长周乃翔一并入列二十届中央委员 在中共二十大上，有好几个在位省委副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委员。陆治原是其中之一。 而笔者当时看好陆治原可能进入国务院的第二个依据是二十大前的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入局”后，于去年12月被正式宣布接替山东省委书记的是时任山西省委书记，与陆治原一同进入二十届中委的林武。让陆治原“待命”的用意十分明显。 结果呢，笔者如上的分析陆治原政治前景的文章还没有发出，令当时的笔者感觉十分意外的就是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上正式对外公布的原李克强内阁中的部委首脑中，最关键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却被“慰留”。至于现如今的陆治原，仍然还是以新任中央委员身份留在山东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 当时的美国之音曾为此发表分析文章《着眼应对经济挑战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国央行行长和财长意外获留任》，说是分析人士曾预计，一旦易纲和刘昆卸任，他们将被国际经验少得多的人取代。文章中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的话说：“像易纲这样的人担任央行行长，美国方面会感到舒服得多。这表明中国希望至少与美国就货币政策和金融合作进行对话。” 文章还引用经济学家孙飞的评论：这些任命“表明政府在挑选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时将专业精神、管理和微调艺术放在首位，因为核心经济部门的掌舵人需要高超的专业技能，”。 而依笔者所见，截止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结束，继而是李强先在党内接替了李克强国务院党组书记职务之后，当时考虑的国务院部委首脑换届名单里，财政部长刘昆被决定超龄继任应该是因为何立峰的“慰留”。 关于陈希是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大学“普通班”里的上铺兄弟的说法，始于笔者10年前发表在本专栏的《陈希与习近平即是同窗更是同党》。文详细分析了关于陈希和习近平的关系之特殊。笔者是海外第一个披露此二人不但是昔日清华之同窗，而且还是同舍的上下铺，不但是同舍的上下铺，而且习近平还是陈希的入党介绍人。 有曾在中国国务院供事的前官员读过如上文章中，曾建议笔者考证一下何立峰与刘昆当年在厦门大学同系同专业里是否也睡过上下铺。笔者虽然没有考证出结果，但笔者也注意到了早在五年前的2018年3月刘昆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时，中共官媒都曾刻意对外强调他与何立峰的福建同乡加厦门大学同窗的关系。 笔者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后一时间只想到了1956年出生的刘昆已经“超龄”这一大原因，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十九届中纪委委员虽然在二十大上什么都没有被安排，但二十大之后即也没有被安排成人大代表，也没有被安排为政协委员。事后分析，不安排他刘昆进政协，也不安排他进人大担任一届二线职务的幕后考量，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决定了让他在国务院超龄服役。 而相比于刘昆，时任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在未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袯宣布为全国人大代表，意味着已经是十四届人大常委之一；时任央行行长易纲未能在二十大上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中央委员，随之被宣布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笔者还一度分析过是否可能会效法当年的周小川，在被宣布连任央行行长的同时，也被安排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享受副国级待遇的央行央长。 但是，今年3月宣布的政协组成人员里，副主席的名单里没有易纲，与此同时他被宣布为政协常委兼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沦为与“判逃台胞”林毅夫同等待遇。与此同时，人大方面宣布的国务院“新组成人员名单”里，易纲却又连任了行长。如此不按牌理出牌，弄得包括笔者在内的分析人士，都是满头雾水。 如今，随着刘鹤“退而不休”的消息传出，再分析易纲在去年的二十大之后已经被认定“出院”无疑，今年三月却又在全国人大上又被宣布“留院观察”的幕后原因，并非是基于为美国方面感到“舒服”，而是李强内阁里放眼望去，找不到能够和刘鹤及易纲一样，能够在经贸和金融方面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对得上话的人。 前面内容中重点介绍了刘昆，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何立峰信得过的刘昆和何立峰一样，都是厦大的土鳖经济系出身，嘴巴里能够蹦出的有限的几个英文单词都还带有浓浓的闽南腔，在美国人面前根本不敢张嘴，与在美国读过学位的刘鹤还有易纲相比，简直就是天地之差。 如果再把李强与他的前任李克强相比的话，在对外交流方面的能力差距也是同样。日后笔者将会把李克强与李强的能力及学历对比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还是接着前文的话题，继续分析央行行长易纲能否会被长期“留院观察”。 前文已经提到，就在易纲成为中共二十大上的“白丁”的同时，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中信董事长，曾经担任过央行副行长的朱鹤新被外界看好为接替易纲的第一人选。 1968年生人，比易纲年轻整整十岁的朱鹤新的履历很是亮丽—-从接班央行央长的角度，但和刘昆一样，也是土鳖一只。至少暂时没有安排他接替易纲，很可能也是因为对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打交道他一时难以胜任。 就在易纲被“慰留”央行行长的一个月之后，4月17日中信银行公告称，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辞去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等职务。 于是朱鹤新将接替央行行长的呼声再起。但笔者认为，既然易纲已经被内部计划“出院”之后又再被宣布“留院观察”，那么这个“观察”期再短也不能只是三两个月。至于朱鹤新目前的去处，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现在的”中国梦”，大家知道是强国梦，这个算勉强实现了，终于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与第一的美国、后两位的德国、日本相比还差不少。但不少人似乎已经忘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中国梦，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梦。对这个共富梦，中国学术界诠释为中国将朝向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占比超过人口一半）迈进，但这个梦如今已化为南柯一梦。 大学不再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 中国目前在为总和生育率下降发愁。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是60多年来首次出现总人口负增长；总人口减少的原因因为中国年轻一代流行“三不”——不恋、不婚、不育。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16至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升至20.8%，连续两个月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其中大学毕业生的情况更糟糕，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估算，大学生失业率是青年整体失业率的1.4倍，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要群体，约累计有1千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中国网上有关“全职儿女”成了讨论热点，所谓“全职儿女”，就是通过照顾父母得到生活费，背后原因就是中国高企的失业率，标识着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萎缩的现状。 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大学号称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大学毕业之后等于拿到一张进入社会上升通道的准入证。如今，大学毕业即失业，预示着中产梦破碎。 中产阶层成“三奴”（房奴、车奴、孩奴） 中国的中产阶层几乎掏空所有财力，才凑够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在《中国人房贷压力有多大？全国人民欠66.82万亿元，利息超过40%》（网易，2022-08-01）这篇文章中谈到：根据央行2021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国个人住房贷款总额38.3万亿元，“连本带息”计算下来，全国人民共欠债66.82万亿，利息超过40%，相当于300个中小城市全年的GDP总额。中国央行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贷款规模达到63.2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总额约为40.8万亿元，主要为住房按揭贷款和装修贷款等，而全国负有房贷家庭约有1.05亿户。这几年疫情期间，因失业而断供者不少。 中产阶级不仅是房奴，还是车奴，自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实行个人首付两成即可买车的“汽车贷款新政”以来，汽车信贷成为排在第二位的消费信贷业务，仅次于购房贷款。《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9月15日）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车家庭比例已达41.67%，有车家庭当中81.4%的家庭汽车价格在20万元以下，说明五分之四的家庭是勉力购车。2020年以来，一场疫情让90后“月欠族”现出原形，难以还贷无奈卖车。（《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4月15日） 已经婚育的中产还被称为“孩奴”，用来概括形容一生都在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为子女挣钱，而失去了自我价值体现的生活状态。成为“孩奴”的状态各有不同，与父母对孩子的期盼高低有关，在《孩子为啥会成为新中产家庭最大负担》（新浪教育，2017年5月20日）一文代表了受过较好教育不少有留学经历的新中产的期望值：以孩子12年基础教育在民办学校花费约200万元，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读本科四年花费约200万元计，在16年里，必须有400万人民币的学费储备，也就是说每个中产家庭每年必须有25万元的节余作为学费储备金。所以，家庭年收入至少要持续多年 达到60-80万以上，才能勉强满足这个需求。温饱型家庭则多是公立学校完成基础教育，上大学后视学校情况，4年费用从10万到40万不等。（《上大学需要花费多少钱？10万、20万、40万，录取分数线越高越省钱》（网易2021年7月26日） 以上情况说明，“孩奴”的差距是由中产家庭收入差距决定的。 中产的收入标准在降低 “中产”这个概念在中国仍然非常模糊，外国投行报告与中国的估算标准不一样，中国在不同的年份也不一样。 瑞士信贷银行在2015年的一个报告中说：以美国的5万-50万美元为基准，以IMF版本的购买力平价（PPP）进行汇率换算，个人财富在2.8-28万美元的中国人，均是中产阶级大军的一员。这里特别说明，个人财富包括所有房产、股票、存款等，不是指年收入。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过亿人，是全世界中产阶级数量最庞大的国家，但占总人口比例却只有10%左右。 中国研究机构的调查结论不同。2015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根据当年CHFS调查数据测算，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实际为2.04亿人，远远超过瑞信财富报告的1.09亿人。而且，中国中产阶级掌握的财富总量为28.3万亿，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居世界首位。此后，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中国社科院出版的2020年《社会蓝皮书》解释，中国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按照这个定义，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是4亿人。2019年末以来长达三年的疫情，失业者增多，中国人收入减少，但中产阶级人数却在增加。据腾讯财经今年6月18日报导，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到4.6亿人，每个月3千元就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2015年的中产标准是财富，不是年收入，只是包括年收入在内，口径不一样，无法对比。2020年是家庭收入年收入10万元，三口之家两个工作，人均5万元，月收入为4000元以上，中产标准从月收入4000元降至2022年的月收入3000元，标准拉低了25%。 月收入3000元能过上什么生活？没有相关数据，但网易一篇文章《月收入5000元真的算“高工资”？“答案”来了》（2022-01-04）写道：“如果你在城市中生活，那尽量远离一线城市，因为月收入5000元在租房居住的情况下，你可能无法生存下去，即便是在二三线城市，租房居住的话估计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还要勤俭一点。” 也就是说，刚够温饱的中产占中产的一半以上。 橄榄型社会已成人类往事 在二战以后，美国（捎上西方国家）因为一直保持着技术创新的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美国成了“丰裕社会”，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全球化后，这种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目标。只要翻查互联网资料，就会发现2000年以来，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章汗牛充栋。抛开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不论，无论从中产阶级的收入（财富）标准，还是从人数来看，中国现在都处于萎缩状态，这说明中国离橄榄型社会结构越来越遥远。 不过，美国中产阶级人数也在萎缩。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分析显示，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被认为属于中产阶级，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到2021年，这一数字回复到50％。目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已少于大衰退之前。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表示，2022年3月至10月中旬，占美国人口40％的中产阶级的平均财富已经下降了7％，相当于减少约27000美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程度的跌幅，不可谓不巨大。按照美国现在的通胀速度与房价上涨幅度，符合中产标准的人口只会越来越少。美国如此，经济状态逊于美国的国家更是如此，中产阶级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中国作为过去20来年全球化的经济引擎，中产阶级的艰辛只是全球经济萎缩这幅巨大风景画中的一部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瓦格纳雇佣军的兵变，一个外溢效应是对中国的影响。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盟友，普京并未在兵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向习近平打电话；另外，若如此武装叛乱发生在中国，习又会怎么处理，解放军里有普里戈津式人物吗？习会在台湾问题上谨慎用兵，不敢造次？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瓦格纳兵变的戏剧性转折虽然暂时解除了普京政权的危机，然而，在6月24日兵变发生之初，中国的民众可能是除俄乌两国外最关注这场叛乱大戏的。当瓦格纳士兵不发一枪、毫无阻碍地向莫斯科进军，很多网民感到非常紧张，因为这令他们自然联想到中国，中俄利益一体，如果普里戈津的反叛成功，普京下台，俄罗斯输掉战争，中国将面临美国和盟友的全力遏制，外部环境会更加险恶，台海局势也会进一步吃紧。兵变失败虽然让他们吁了口气，但仍无法大意，普京的权力经过这么一出还稳固吗？未来中俄关系会呈现怎样的变化？ 相比民众，中国当局更注意这次兵变，有理由认为，习近平肯定和普京一样，在兵变那一晚无法入睡。如果说瓦格纳兵变是俄内政，普通民众尚可用一种看戏心态评点，中国当局则不能轻易表态。不仅如此，对习来说，今后如何应对类似变局，作为一个新课题现实地摆在他眼前。 普京为何没在第一时间致电习？ 在普里戈津发出威胁，要瓦格纳士兵全副武装向莫斯科开进，普京第一时间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几个中亚国家领导人打电话，没有给习去电，这似乎同中方宣称的“无上限”两国关系不合拍。而在事态平息后，普京专门派副外长鲁登科访华，中国外长秦刚和副外长马朝旭6月25日先后会见了他，同秦刚的会见中方新闻很短，只有一句话：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同马朝旭的会谈，中方报道的标题用的是举行磋商，磋商什么，未提兵变，似乎双方对此都讳莫如深，但肯定主要是讨论此事。外交部发言人倒是表态了，称瓦格纳事件系俄内政，中方支持俄维护国家稳定。 普京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的国家领导人中为何没有习？中国又为何不在第一时间表态挺普？我的看法是，这起事件的解决，中国帮不上忙，所以普京不想在表态问题上让习难堪。就中国而言，事情刚发生，它会怎样演化，瓦格纳雇佣军是否会推翻普京政权，都高度不确定，也就不能匆忙表态支持普京的平叛决定。而事后普京派副外长来华，很可能是专门向中方通报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处理措施，打消中国对普京权力不稳的怀疑，争取中国全力支持普京。毫无疑问，中国的支持对普京接下来的做法，包括俄乌战场的后续发展非常重要。 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俄中之间的关系着眼于一种长期战略的合作与支持，而不是对某种威胁政权的突发事件的互相帮助。习近平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普京，对普京政权亦处在一种观察状态，假如普京因俄乌战争被国内势力推翻，中国可能不会出手相助。普京当然亦明白这点。 中国解放军会否武装叛乱？ 瓦格纳兵变引发的中俄关系的此种微妙变化，是外界应关注的一个方面。但习是否如很多人认为的，此次兵变的更大警讯，是让他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要慎重行事，不可用武力去攻打台湾。我认为，这个期待可能会落空，习会接受瓦格纳兵变的教训，但不太可能改变北京的武统台湾的方针，如果最后和统证明行不通的话。因为这次兵变是俄罗斯的私人武装发动的“叛乱”，不是俄国防军的叛乱。从世界来看，正规军因某种原因而发生武装叛乱的现在不多，基本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小国，大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中国而言，由于解放军实行的是党领军体制，党对军队的控制非常严密。尤其习近平，虽然军中反腐会引发一些将领的不满和恐惧，然而，军委主席的绝对领导体制让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得以大大强化，这不是普京对军队的控制可比的，也不是他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可比的。 此外，解放军也没有武装叛乱的传统，这非常重要。中共军队起源于毛创建的红军。在红军早期的革命割据年代，由于被蒋介石围剿和红军错误的指挥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曾发生一些红军部队哗变的事情。那时中共的力量还很弱，条件也艰苦，必须凭借坚强的意志才能打出一片土地。但后来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抗战和国内战争年代，中共军队这种叛乱的现象未再出现。全国建政后，中共成为执政党，解放军成为“国军”，可从性质上依然是党军，军队哗变的事想出现都没机会，因为除了朝鲜战场打打停停进行了三年外，此后再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同印度和越南的作战时间都在一月左右，且以解放军的胜出结束。 文革期间曾出现林立果的武装暗杀和军事政变的计划，然严格说来，算不上武装叛乱，它只是一个计划，实施起来其实很困难。军队反戈的机会在八九六四朦胧出现，当邓小平命令38军执行进城屠杀学生的任务，其军长抗命不遵，士兵出现思想动摇。这可能是解放军历史上少有的高级将领不遵守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也只是抗命不遵而已，38军并没有起来造反，最后还是服从命令进入北京。上述两起事件都有其特殊性，与战争无关，且都不是军队哗变或者叛乱，因此对台海战争解放军是否会出现武装叛乱不具参照价值。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有军事政变或武装叛乱的传统，在下一场战争中，若战事不顺，是有可能在战场出现部队哗变等不测事件，即使没有爆发战争，也会出现由党争导致的军事政变等。这种情形在一些国家常见。但如果没有军队政变或叛乱的传统，在战争中出现军队哗变的情况就相当罕见。 瓦格纳兵变难以改变习武统台湾计划 如前所述，解放军受党的领导，几十年的党化教育，即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和命令早已融化在每个官兵的血液，服从党在军队里就是服从军委主席，习近平又将这条作为正式制度在军队推行，高级将领必须忠诚于他才会有前途，解放军历史形成的山头林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故可大胆推断，假如习冒险要解放军攻打台湾，即便打得不顺，陷入胶着状态，像今天的俄乌战争一样，前线部队出现哗变或反戈一击的概率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台湾打不下，损失的是中共和解放军的整体利益，而非哪个将军的个人利益，尽管每个将领作为军人的荣誉都会受影响，但这种影响根本不足以让前线将领产生反叛之心，即便有，成功进行反驳的难度也非常大。不像普里戈津，瓦格纳雇佣军是他的心头肉，在这个私人军队的王国，他是国王，一旦被俄国防部收编，他就彻底完蛋，从而起反叛之心不难理解。 可以说，瓦格纳兵变很难让习因担忧出现类似事件而改变乃至放弃攻打台湾的计划，但这并不表明他不会谨慎，他会把事情规划得更周全，进一步强化对国内反对派以及军中可能的不满势力的监控和打击，以消除一切反对力量，如果说有警讯，这就是他要做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俄乌战争虽然还在持续，未来的胜负仍在未定之天，但俄罗斯没有办法依战前的计画，快速并吞乌克兰，反而陷入泥淖之中，死伤惨重，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俄罗斯接下来能逼和乌克兰，保住目前所控制的乌东地区与克里米亚半岛，也是一场失败。相反地，俄罗斯在2015年出兵介入叙利亚内战，却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在空中攻击与地面战斗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不只成功保住亲俄的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权，还以延续租借的名义，重建苏联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Tartus）海军基地，将势力扩张到地中海沿岸。而美国却在2019年从叙利亚狼狈撤军，被批评背叛了库德族盟友，双方此消彼长，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可谓获得极大的胜利。或许这场成功也让俄罗斯产生信心，开始轻视美国与北约盟国，决心要全面入侵乌克兰。 叙利亚冲突属于小规模的局部战斗 首先，在地面作战方面，俄罗斯这几年派遣到叙利亚的部队，总数加起来虽有几万人次，不过多数的时候都维持在数千人左右。毕竟在叙利亚的主要任务，是清剿伊斯兰国恐怖份子，或介入叙利亚武装民兵之间的冲突，都属于小规模的局部战斗。因此在叙利亚的俄军，多数属于特种部队，或经过特别挑选的精锐，当然也包括私人军事承包商的佣兵部队。这些俄军士兵的训练水准、武器装备、纪律与服从性，都远远超过一般的俄军部队。相反的，对手多数没有经历过正规军事训练，并缺乏严密的组织与指挥架构，两相对比之下，在叙利亚的俄军就拥有极大的优势。此外，俄军还有叙利亚政府与政府军的全力协助，消除了在海外陌生环境作战的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俄罗斯的佣兵部队，素来以手段凶残，作风狠毒闻名，更令敌手闻风丧胆。 但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原本的作战计画是打算一举并吞乌克兰，因此动员数十万部队，兵分多路入侵，不可能只使用万中选一的精锐。虽然俄罗斯尽量以志愿役士兵为主攻部队，战争开始后仍传出许多义务役士兵被派往前线的情况。这些参差不齐的俄军部队，除了训练严重不足，部份武器装备老旧，最大的问题是士气极为低落，这也导致进攻意愿不高，常常在接战后快速溃逃。同时在叙利亚的武装民兵或激进组织，多数只有轻兵器，即使拥有大口径火炮，数量也不足扭转战局，土制火箭弹多数粗制滥造，更缺乏装甲车、自走炮与主力战车。而在乌克兰战场上，虽然乌军在一开始时，武器装备也是参差不齐，不过乌军毕竟还是正规军，本身在苏联时期又有雄厚的军事工业基础，拥有各式火炮、装甲车与主力战车，能在第一时间抵挡俄军攻势。 北约盟国驰援武器弹药让俄军举步维艰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北约盟国所支援的武器弹药，逐渐抵达乌克兰，让乌军能持续战斗下去，甚至逐渐开始占上风。乌军原本配备许多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武器，这些装备虽然经过程度不一的升级改良，但整体来说还是较为落后，比不上北约国家的新型军事科技。乌军的老旧武器在耗尽以后，反而取得威力更强的先进装备，让俄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这最好例子是美制的多管火箭、防空与反装甲飞弹，英、德、法等国所提供的自走炮与主力战车，都造成俄军的极大损失。而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国受到各国的制裁与围堵，武器弹药取得不易，罕有国家或组织敢直接支持恐怖份子。至于反抗叙利亚政府的民兵组织，虽能零星取得一些武器，但与乌军能持续接收大笔军事援助相比，两者还是有极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俄罗斯在叙利亚越打越顺手，但在乌克兰战场上却逐步败退，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中。 而除了武器系统，北约国家更协助乌克兰，在指管通情等方面（C4ISR），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一方面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后，美国开始介入，协助乌军部队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开战后，北约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资源与通讯系统给乌克兰，大批侦察机与无人机在乌克兰领空边缘与黑海上空，搜集战场情报并即时传输给乌军。而俄军不只在情报侦察方面，略逊一筹，指管通情的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因为动员的部队规模越大，指挥管制的困难度就会快速上升，在俄乌战争中，常可见到俄乌双方因指挥管制的失误而造成损失，但俄罗斯的问题远比乌克兰要严重许多。而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部队规模并不大，清剿恐怖份子的任务，作战时间通常不会太长，交火范围不大，让俄军这方面的缺点没有被曝露出来，错失进行改革的良机。 而俄军最为致命的问题，在于后勤能力严重不足，本来在海外用兵，最能检视部队的后勤支援能力，毕竟距离遥远，会让所有的问题一览无疑。但俄军在叙利亚作战时，却拥有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是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完全仰赖俄罗斯的保护，所以提供了许多物资与人力的支援，其二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以后，彻底控制了塞凡堡（Sevastopol）海军基地，掌握了黑海的控制权，黑海舰队能就近提供补给。其三是控制黑海出口的土耳其，刚好与美国关系紧张，希望拉拢俄罗斯来制衡美国，不只采购俄罗斯的S-400防空飞弹，还展开许多经济与能源的合作计画。虽然土耳其也出兵叙利亚，并不时与俄罗斯有利益冲突，但不想过份刁难俄军。再加上俄军派驻的人数有限，俄罗斯倾全国之力，支援在叙利亚的部队，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俄罗斯航空太空军表现惨不忍睹 在空中作战方面，俄罗斯的航空太空军（Russian Aerospace Forces）整合了空军与太空部队，从各种数据来看，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空中部队，但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却惨不忍卒睹。这一个问题在前文“俄罗斯空军的消失之谜”已有过初步的讨论，不再赘述。而从近期的俄乌战事发展来看，俄罗斯航空太空军的精密打击武器大半已经耗尽，被迫向伊朗等国采购无人机来担任打击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精密打击武器的局限性。毕竟越精密的武器就越昂贵，采购的数量会非常有限，国防资源最雄厚的美军，也因此发展出可以改装传统炸弹的联合直攻弹药（JDAM），来替代空对地飞弹，以降低攻击成本。而俄罗斯却直到俄乌战争爆发后，才紧急仿制类似的套件，想要弥补空对地飞弹不足的问题，但为时已晚，难以扭转俄罗斯的劣势。 此外，俄罗斯在叙利亚时，敌手几乎没有防空系统，最多就是车载或肩射的短程防空飞弹，而且数量极为有限。俄军战机只要在中高空活动，就安全无虞。再加上支援小规模地面作战，所消耗的精密打击武器有限，俄罗斯来得及补充，让俄罗斯航空太空军在叙利亚的战损非常低，甚至还有馀裕派遣最新型的Su-57匿踪战机，与刚刚升级完成的Tu-22M3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前往叙利亚参战，测试其性能。但在乌克兰战场上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乌克兰一开始只拥有一些旧式防空飞弹，主要改良自苏联时代的系统，却已多次击落俄罗斯的战机。在战事持续一年多以后，这些旧式防空飞弹几乎耗尽，欧美国家为了避免让俄罗斯掌握空中优势，扭转战局，紧急支援了多款防空系统，不只已经多次击落俄军战机与无人机，甚至还成功拦截高超音速飞弹。 小缺点在战时变成致命伤 乌克兰最先得到的是挪威援助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NASAMS）”，这是由挪威与美国合作研发的系统，挪威在美国的同意下，先交付了两套给乌克兰，已在俄乌战场上击落多架俄军战机、无人机与巡弋飞弹。而美国不只宣布将继续出售更多的NASAMS给乌克兰，还再交付了两套爱国者防空飞弹。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爱国者防空飞弹，不只对俄军飞行员造成极大的威胁，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空袭时，拦下俄罗斯的“匕首（Kinzhal）”高超音速飞弹，打破了高超音速飞弹无法拦截的神话。义大利与法国也向乌克兰提供SAMP/T防空系统，能发射中短程的紫菀-15（Aster 15）飞弹或长程的紫菀-30（Aster 15）飞弹，德国则运交了中短程的IRIS-T SLM防空系统。这些防空系统让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大为跃进，使俄罗斯航空太空军的士气更为低落。 所以整体来说，当战事的规模变大，作战时间变长，困难度就会快速增加，一些微小的缺点，都可能变成致命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值得台湾深思，因为承平已久的环境，让国军部队的许多作战计画，都流于纸上作业，小规模的演训，根本难以发觉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国军的操演，往往有多次的预演，参演部队欠缺应变能力。其中国军最弱的通讯与后勤，更令人感到十分忧心，目前的指管通资情监侦能力，绝对无法因应大规模的战事，后勤系统也不足以支援全面动员后，快速膨胀的部队规模。国军近年来开始重视后备部队，除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改良教召的训练强度，补足后备部队欠缺的武器装备，还编成多个后备旅，但配套的措施，却还未真正受到重视。俄罗斯的挫败值得国军警惕，因为台湾不一定有乌克兰的韧性，国军却与俄军有相同的陈疴。 （※作者为军事研究者。全文转自上报）
又快到七月份了，中共又要纪念其生日了。可这个生日原来是个假货，就像收养的流浪子搞不清自己的生日，就编造一个历史一样，弄假成真了。 五四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忙着赶洋时髦。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都被引进了中国。落魄文人陈独秀被大学开除后想另起炉灶，找了一个刚从日本传进来的，不那么时髦的共产主义来当祖师爷。于是在家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由他的学生张国焘等人四处传播，在各省成立了读书会式的小组。这些都被刚刚稳固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看中，派来政治间谍加以指导和财政支持。第二年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就是被追认的生日了。 为什么不承认真正的生日，非要编造一个假的生日呢？这和共产党发达之后的造神运动有关。还保留有一些人类文明常识的陈独秀，终究不符合马列邪教的需要。双方产生矛盾之后，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一方，开除了不当舔狗的陈独秀，生日也就不能放在他的家里了。出于把干爹编造成亲爹的需要，改个生日不算太流氓。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造的大神毛泽东，并不是创党成员，甚至都不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成员。他连观察员都不是，就是个端茶倒水蹭热度的边缘人。但毕竟算是与会人员，可以勉强说成创始人，勉强符合造神的需要。反正众口一词撒谎不打磕倍儿，反正老百姓也搞不懂。等到历史学家们整明白之后，也就时过境迁，不影响当前政治了。正所谓黑猫白猫无所谓脸皮。 不要脸皮靠非法不合理的手段上台，没有后遗症吗？在流氓厚黑学看来无所谓。那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传统要讲究正统呢？所谓的正统，就是得到领袖资格要合理合法，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建立起领导权威。靠暴力和谎言取得了领导权，最多是威权不是权威，口服而心不服。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人心怀鬼胎就是这种后遗症。 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满了内斗和阴谋政治。有几个领袖是靠合法性上台的呢？执政前一路推翻总书记，执政后一路清洗最高层。不是我推翻你，就是你打倒我，翻烙饼一样磕磕绊绊几十年。中间出了一位似乎合理合法，靠皇上遗嘱上台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转眼间就被娴熟的党内阴谋家们赶下了台。这走马灯似的政治，能让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吗？能让老百姓不受牵连吗？看上去还真的不如古代皇权统治下的安居乐业呢。 真的就是黑猫白猫无所谓吗？真的胜者为王败者寇吗？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没有用了吗？看来还真不是这样。像美国这样靠合理合法的竞争获得了领导权，你就是口不服也得心服，至少行为上没脾气。两党的极端分子可以口爆打得不亦乐乎，政府的内外政令却得以很好的贯彻–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生活得以保障，政府官员们的私心腐败得以约束。 再反观共产党国家，领袖们得位不正，百姓和官员们口服心不服。上下离心离德，谁也不能相信谁。想团结起来有力量，可能吗？想不要一盘散沙，可能吗？上位者时刻防备别人造反，下级时刻想取而代之。大家都学习当伪君子，大家都在学习或者提高不择手段。这样的一群人，能力都用在了内耗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不可能有长期的发展，不可能让老百姓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只能是上下不断的折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的言论，引发中国当局的激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和驻美大使谢锋先后对美进行抗议。这是拜登第二次公开批评习，前一次是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称习是“恶棍”（thug）。 一国领导人对另一国领导人公开发出带有负面性的评论，在外交上相当罕见，此举会对刚刚有些回暖的美中关系特别是下半年可能的拜习会产生何种影响，在此不表。我要讨论的是，习近平是独裁者吗？如果不是，拜登为什么称他是独裁者；如果是，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强烈抗议。 分析习近平是否独裁者，不能简单从事实出发，中国官方也曾称习“定于一尊”，换成政治语言，就是独裁者的意思。毫无疑问，在中国社会，谁也不否认习是如假包换的独裁者。官方舆论每天都在向人们指示这点。 习近平的独裁有多严重 然而，仅仅指出习近平是独裁者是不够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独裁者，独裁的严重性如何。独裁者的独裁程度是有差异的，有些是军事强人的独裁，他的独裁依托所掌控的军事力量；有些是威权体制下的政治强人的独裁，其独裁就不主要依靠军方；还有些独裁是民选领导人依靠个人魅力和能力的独裁。当然，最主要的独裁形式是专制体制下的领袖的独裁。但是，并非所有的专制体制都会形成领导人的独裁效果。比如，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是专制政权，然而，并非所有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都实行独裁统治，最典型的是越南，它是党专权，但由于最高层四驾马车的领导体制，党的总书记就形成不了专权，更不用说个人独裁。越南在共产党体制里并非特例，只要在党内形成了明显的派系力量并且制度化，党的领导人就很难做到大权独揽。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不论哪种政权，如果内部没有约束和制衡力量，集权的程度高，难免会走向领导人的个人专权乃至独裁之路，假如政权本身又独占国家权力，那么必然会形成领袖的独裁统治。 中共在夺得政权后，中国将近30年处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改革开放后，即便邓小平享受巨大权威，但有元老体制的约束，无法做到一人专权，形成的是个元老寡头共治格局，到习近平时代，又回到毛的个人专权、一人统治模式。当然，这里有个过程，并非习一上台就建立了独裁统治。然而10年下来，他已经做到这点。 习治下中国成类法西斯国家 我曾把习统治下的中共政权，称为类法西斯政权或者类法西斯国家。为什么要加一个“类”字？这不但是因为，人们通常理解的法西斯国家指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军部的日本；更在于，虽然中国符合法西斯国家的主要特征，但是它没有或者不像上述三国，表现出对外领土扩张的野心及其侵略行动。 关于法西斯的定义很多，我概括为六点：（1）党制国家，党国一体，有一套从上到下贯通每个环节的组织体系，作为政策执行和政治动员的平台；（2）公权力支配社会，个人绝对服从集体的需要；（3）有一个独裁领导人，通常是具有卡里斯马（charisma）即超凡个人魅力的领袖，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贯彻领袖意志的工具；（4）有一套关于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学说，驱动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来整合国家，进行政治动员；（5）国内统治以强制为手段，有时也通过暴力，不允许反对意见和政治反对派的存在；（6）政权看似具有强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一执行力。这六点尤其党治、领袖独裁、大规模动员和不容忍异己可看作法西斯政权的标配。 习统治下的中国符合法西斯国家的上述特征，至少在关键的方面带有法西斯主义的元素。但对于中国是否具有对外领土扩张的野心，不同人看法不一。有些评论家认为，习在拿下台湾后，会对外发动更多战争，侵占更多领土。可我不认为他有这种战略野心，他的领土要求只局限在台湾以及钓鱼岛、藏南等现在有争议的领土。除此外，他应该不会再去觊觎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可现在通过边界划分属于邻国的领土。况且现代霸权国家对于领土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强烈，现代的国际体系也不允许一国为土地去无辜侵略另一国。 中国跳脚原因何在？ 既然习统治下的中国是类法西斯国家，当然他实行的统治是独裁统治，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拜登不过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点。然而，中国当局为什么又要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谢锋的话告诉了我们答案。后者说，拜登的言辞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领导人的“妄议”和挑衅，表明美国对寻求两国关系的稳定没有诚意。 拜登的“独裁者”言论发生在布林肯访华刚结束之时，中方向美方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要求，不得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当局界定的核心利益也包括中国的政治体制，领导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领导人的个人尊严也属于核心利益。在中国当局看来，拜登口口声声要稳定两国关系，寻求同习见面，却在布林肯走后转眼就对习说出大不敬的话，这当然是拜登本人毫无诚意的表现，是一种挑衅行为，不能容忍。 另一方面，中国强烈抗议也是出于预防再发生此类针对习的攻击性言辞的外交考虑。美国明年要进入总统大选模式，在当前竞相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现在拜登表示不会道歉，也不收回言论，而且今后可能仍会这么直率地表达，届时两党候选人还不比赛着拿习开涮，一个比一个说得难听。要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拜登这次“口出恶言”就不能示弱。 此外，这亦是中国当局正在国际上大力宣扬习的所谓全过程民主之故。按照当局的说法，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民主形式，此即全过程民主。这个民主比西方的民主不知高出多少倍，拜登怎么可以公开指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在国际上戳破这个遮羞布？不可以的！由此不难体会到习在听到这番话时的愤怒情绪。 不清楚拜登这次是失言还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的有意为之，也不清楚拜登是否明白此类言辞对中国政治的敏感性。但此事再次反映美中关系的脆弱，一方有风吹草动，可能就会戳痛对方的神经，从而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受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俄乌战争进行到将近500天的时候，战场的压力和战局的无望最终转为一场兵变。这就是上周末发生的瓦格纳兵变。虽然这场兵变持续不到24小时就被瓦解，但是兵锋所向逼近了莫斯科，也穿透了普京的神话和铠甲。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普京政权的虚弱和战争终局的到来，在国际社会齐聚伦敦商讨乌克兰战后重建之后，国际媒体和观察家们都开始讨论普京的命运。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北京，瓦格纳未遂兵变的冲击同样巨大和深远。对于存在着“无上限、背靠背”的特殊伙伴关系的中俄共同体来说，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政治的间接冲击可能不亚于普京政权，而且形势之严峻远超外界估计，不止是所谓“不确定的一刻”。如果说北京政权源自105年前冬宫外的一声炮响，那么6月24日的兵变几乎重演了1917年革命的序幕，或许敲响了欧亚威权体制的丧钟。 反西方意识下，中俄越走越近 因为，对北京来说，过去十余年以来，特别是俄乌战争以来，中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堪比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特殊伙伴关系，这一没有公开结盟却胜似结盟的关系，其基础不仅在于欧亚大陆的共同地缘安全需要，或者两国极其相似的威权制度，更在于俄中双方分别从2007和2008年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反美反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一反美反西方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推动着中俄在战略和外交各方面越走越近，也推动着双方在威权体制、政治右翼化、民族主义极端化等政治转型的趋同，以及在联合国和地区政治方面趋向联盟化，尽管这种联盟是不成文的、高度个人化的，却是中俄在全球地缘政治推动建立反民主的强人政治联盟、极右翼政治联盟以及威权阵营的核心。 然而，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中俄真正纽带的根源，并非两国在民族主义层次上的简单需要、或者这种互为表里的话语本身。中俄建构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现实联盟政治、甚至包括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深层心理动机，都源于各自对政权被颠覆的担忧。普京或许更沉溺在苏联社会帝国不复存在的怀旧中，那是一种对历史性政权被颠覆的怨恨，而中国人却把苏联解体的教训直接归咎于美国和西方模式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即从1985到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2004和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这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维稳体制、从2011年开始肃清公民社会、2012年起逐渐消灭所有党内民主和竞争派系、建立高度个人威权的新举国体制的心理根源——对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恐惧。 中俄都视乌克兰关乎自身威权统治合法性 中俄两国的反美主义，虽然略有差别，一个出于怨恨，一个出于恐惧，但是无论怎样强调和重复都不过分，因为他们都共同地把乌克兰跟各自威权统治的合法性相联。他们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都高度重视乌克兰对于俄中现政权的联系和重要性，无论从苏联帝国遗产还是西方威胁前沿（即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的角度。如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不久前的惊人之语暴露的中国高层心理，即否定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主权，为了自身政权的安全可以无视现有国际秩序和准则，并且采取沙文主义的冒险行动。 这是俄乌战争的根源，也是中俄联盟的共同策略。以至于，中国举办的两次奥运会，即2008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都成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掩护；以至于当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遭遇军事失利、陷入持久战泥沼之后，作为“策应方”的中国一再受到战事的冲击，对中俄关系、也对中国内部政治构成现实的威胁。几乎每个在北京政治漩涡中的人物都能深刻感受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的慌乱和恐惧。 俄军失利撼动中国领导层 首先，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无论其混合战争样式的失败还是指挥体系与苏式装备面对乌军北约化武器和战争体系的明显差距，从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确制导弹药的俄空天军，从严重依赖铁路的后勤体系到从上而下僵化的指挥参谋体系，俄军的惨败正在成为模仿俄式陆军和空军体系的中国军队的梦魇，其震动不亚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给中国军队的震撼。 其次，在坚定援助乌克兰抗俄的进程中，欧美形成空前的团结，并且重组印太地区政治联盟和战略结构，特别以不久前的广岛G7峰会为代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胁，美中关系回到了50年前冷战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国与美国、与印太诸大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丧失。在国际社会控制俄乌战争烈度的同时，中国和西太地区俨然成为全球安全局势的核心焦点，中国因此沦为俄乌战争最大的地缘政治牺牲者。 最后，瓦格纳兵变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俄军步步退缩的背景下发生，不仅从军事上吹响了战争结束的号角，而且提醒中国领导层一个残酷的事实：尽管党内、军内、社会都不再有公开的反对者或者竞争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诚的寡头们却可能在逆风条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寻找并且利用领袖的弱点、抢夺政权。也就是说，中国领导层担心的不再只有所谓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式的人物，还有所有身边貌似忠诚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对他们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暂未暴露的两面人或者潜在的叛徒。这才是当下个人威权体制最大的威胁。 也因此，这场短暂的未遂政变触发了北京的历史梦魇，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讲话，提醒党内干部党内最大的危险是“苦迭打”，即政变的危险。当然，林彪最后也不得不因为政变的嫌疑被迫出逃，将毛体制的弱点和性质充分暴露。理论上，实践中，但凡这种政权性质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触发政治危机，不仅激励无数野心家的现身，也一夜之间改变精英和民众的立场。中国政权的上一次性质暴露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那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人民军队会开枪。连同稍后1991年苏联的“819政变”，共产体制再也难以继续下去。 所以，当统治集团以防范颜色革命的借口消灭了所有党内外的竞争者和公民社会之后，唯一的颠覆性威胁只能来自权力核心内部，一如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罗斯寡头集团中的隐秘支持者所显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一直抱有政变恐惧的中国领导层来说，瓦格纳兵变不仅再次暴露个人威权体制的失灵，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国过去十余年镇压和集权的路线，证明它们是根本无效和错误的。这或许才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都看到却无法言说，也是最为恐惧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