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在當代西方領袖中，撒切爾夫人是少見的對中共公開批評的人。這跟撒切爾的性格和認知有關，她不僅對共產主義有深刻認知，更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今天來看，撒切爾夫人對中國的很多預測，都是真知灼見。 撒切爾對香港的預言 對香港問題，撒切爾早就預言：「如果中國收回香港，會對香港帶來災難性影響，破壞香港的繁榮。」 在回歸中國後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經濟地位持續下降，新聞自由度縮小，治安惡化，港人不滿升高。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周年時，有50萬港人上街遊行，抗議北京當局扼殺香港自由。 香港《南華早報》曾有網路民調：「如果有權選擇的話，香港人是否會投票贊成香港重新成為英國海外屬地」。結果有高達92％的人投了贊成票。 面對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認為英國當初不該交出香港，甚至認為撒切爾「出賣了香港」。 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實上，當時不交還香港幾乎無法做到。因為香港（和九龍）是中英鴉片戰爭後被割讓給英國的，後來又簽約99年租借「新界」。撒切爾剛開始跟中國談判時，強調「尊重國際條約」並謀求「續租」。但被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完全拒絕。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 在這種情況下，撒切爾如果堅持英國對香港的「主權」是困難的，因為在中方不同意續租的情況下，英國無法強行續約。另外那兩個條約，是清朝當年戰敗簽訂的，被中國人普遍認為是「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北京條約》割讓九龍）。 如果英方堅持不交回香港，中國採取強硬政策，會造成香港動蕩。香港的水電食物等，主要來自中國內陸，如中國切斷供應，香港難以維持。雖然英國剛打贏馬島之戰，但撒切爾政府無法對香港用兵，因為無論是「距離」（距倫敦近一萬公里），國際輿論（連英國對馬島用兵美國當時都不贊成），戰爭後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難操作的（更會有英國內部的反對等）。 英國對馬島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國管轄之下，還在於島上二千多居民絕大多數是英國後裔，他們認同英國（最近的投票，支持英國的佔99.9%）。而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不僅居民幾乎都是中國人，而且歷史上也是屬於中國。鄧小平當時說，「中國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這種看法和情緒，在中國是真實的，而且也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如果當時「投票」，恐怕多數香港人都會選擇「回歸祖國」。 所以，在當時情況下，撒切爾可選擇的餘地不大。連英國歷史學家也認為，「英國在香港回歸問題上沒有任何選擇。」但這位鐵娘子還是據理力爭，為港人爭取權益。正是在撒切爾的力爭下（包括一開始強調香港割讓給英國的兩個條約的有效性，後又提出交回主權，但保持英國治權等），鄧小平才提出「一國兩制」，也就是雖然收回主權，但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最不講理的女人」 在共產黨統治下，從來就沒有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的。中共退到這一步，主要是因應撒切爾保持香港繁榮的「強烈要求」，「減少英國政府對香港回歸的阻力，安撫港人的考慮」。包括鄧小平具體承諾：「委任香港華人做最高職位」、「法律制度不變」、「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繼續」等，都屬於「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撒切爾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能夠為港人爭得的最大權益。是在英國「完全放棄香港」，以及「堅不交出香港」（不現實）之間的一條出路。否則中英圍繞香港爭執不休，甚至動干戈，都將造成香港的動蕩，最後可能還是會被中國收回，結果連一國兩制都難以保障了。 撒切爾夫人跟中國領導人的據理力爭，從當時參加談判的中方人士最近回憶也能看出，中共港澳辦主任魯平說，「英國剛在阿根廷群島打了一個勝仗，所以她（撒切爾）氣壯如牛地跑來……氣勢洶洶」。中共香港新華社主任周南則回憶：「她（撒切爾）講了一句分量比較重的、帶有威脅性的話，說如果我們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有報導說，鄧小平事後評價撒切爾是他見過的「最不講理的女人」。而所謂「不講理」，就是撒切爾據理力爭。 中共在不斷「強化它的專制」 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周年時，媒體報導說，撒切爾夫人還追悔「很遺憾沒能延續租約。」但同時也坦承，「這在當時根本沒有談判的餘地」。撒切爾還透露，香港回歸當天，她很傷心。這是「鐵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預感，中國收回香港，會對香港帶來災難性影響，破壞香港的繁榮。這個預見，越來越被時間和事實證明。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認為中產階級的出現，會導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爾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國胡佛研究所演講）就預測，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會自動放棄權力。 撒切爾當時就指出，「很多人習慣說，冷戰結束了，共產主義在全球崩潰了。但事實上這種說法不是很準確，因為還有一個共產中國存在，而且由於蘇聯解體了，中共政權從這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得到了好處，那就是要作為替補，成為世界超級大國，要取代原來蘇聯的那個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羅斯更敵視西方。」 從撒切爾那次演講至今已13年了，中國毫無政治改革的跡象。反而正像撒切爾預言的，只是「強化它的專制」。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不可怕！」 對於中國官媒上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大國崛起等民族主義宣傳，撒切爾夫人在上述演講時也預測：在沒有結束共產黨統治，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沉重負擔之前，中國根本沒有可能變成可以跟美國匹敵的超級大國。 撒切爾夫人還斬釘截鐵地對西方盟國說，「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國沒有甚麼可怕的，他們可以出口電視機，但他們出口不了電視節目。 英國美國之所以成為國際社會受尊敬的大國，主要是這兩個國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護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和尊嚴至上的原則理念，它體現在充分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力量下產生的制度，導致了這兩個國家不僅在經濟、軍事上等全方位的強大，更保護了個人自由。 而中國無論再怎樣經濟發展，如果沒有民主制度，沒有個人自由，沒有個體權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為影響和主導世界大國的力量。 撒切爾拒絕向統治者獻花 撒切爾夫人對中共政權是厭惡的，雖然她曾四次訪問中國，但從沒有像其他到訪的國家元首那樣去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獻花。撒切爾夫人堅持不去獻花，在她看來，那個所謂的英雄紀念碑，是維持共產黨統治的象徵。 在批評中共的同時，撒切爾夫人對中國的人權卻相當關注。曾和撒切爾夫人一起參加過會議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回憶說，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撒切爾夫人當著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國「必須重視人權問題」，氣得中方代表退場。 撒切爾夫人不僅關心中國的人權，並對中國人的經濟能力高度評價。她有一句名言：中國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細胞。意思是，如果沒有共產黨統治，中國人會爆發出更多的經濟潛能，創造更大的經濟奇蹟。因為連共產黨也承認，他們的經濟改革，只是給中國人「鬆綁」。把原來捆綁中國人的繩子鬆開了幾扣，中國人就爆發出這麼的經濟活力，如果全部鬆開，或者壓根就不捆綁呢？ 撒切爾夫人 撒切爾夫人，英國政治家，1979年至1990年為英國首相，1975年至1990年為保守黨領袖，是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亦是20世紀英國連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撒切爾就讀於倫敦大學城市學院屬下的城市法學院並成為一位大律師。撒切爾在1975年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中擊敗希思，成為反對黨領袖，亦為英國歷史上首位領銜主要政黨的女性。在1979年英國大選中，撒切爾當選英國首相。 由於撒切爾強硬推行的一連串的政策，使英國成功擺脫了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困境。 撒切爾任首相期間被媒體稱之為「鐵娘子」， 但也樹立起了一些勁敵，尤其是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把撒切爾夫人看作是一個不願妥協的人，他們認為撒切爾的強硬導致英國政府拒絕與愛爾蘭共和軍展開對話。 1984年10月12日的清早，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保守黨大會會所發動了爆炸襲擊，撒切爾夫人幸免於難，但爆炸中有5人喪生。 1984年12月18日，撒切爾夫人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鄧小平、李先念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等人的見證下與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方承諾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承諾收回香港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制度」。 在冷戰上，撒切爾夫人以支持美國總統里根對抗蘇聯而聞名。但是，撒切爾夫人也是第一位對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擺出友善姿態的西方領袖。 198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見證了冷戰的終結，1991年蘇聯解體。回看歷史，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的里根總統一樣，對抑制共產主義陣營起到重要的作用。 1990年11月，撒切爾宣布同時辭去首相和保守黨領袖職位。後被授予終身貴族爵位，稱撒切爾女男爵（封邑於林肯郡凱斯蒂文）。 2002年，在一連串輕度中風之後，撒切爾被勸告不要再參加公開演說，但仍在2004年羅納德‧里根的葬禮上致了悼詞。2013年撒切爾於倫敦再次中風並逝世，終年87歲。 英國人到今天仍沒有忘記撒切爾夫人，原因是她的政策對英國仍然影響深遠。總體上，她的評價在英國社會中十分之兩極化，其對於英國的貢獻也存在高度的爭議。 撒切爾夫人1951年與丈夫丹尼士‧撒切爾爵士結婚，兩夫婦的婚姻長達52年，並在1953年8月15日誕下一對孿生兒女。丹尼士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他在2003年6月逝世。 撒切爾夫人的兒子，馬克‧撒切爾爵士是一位商人，在2005年1月，他則因為資助購買飛機，以策劃在赤道幾內亞發動政變而被捕，在南非被判緩刑4年。撒切爾夫人的女兒，卡洛兒‧撒切爾是一位記者和時事評論員。
又是一個辛丑年，還趕上了咱們和西方的頭子美帝硬鋼的時候，這就難免會讓人對兩個辛丑年產生一些聯想了。 咱們都知道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但很少有人看過那個條約的具體內容，在那個辛丑年裡，咱們到底賠了多少錢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辛丑條約的簽訂是在辛丑年，但是引發辛丑條約的事，可是發生在辛丑條約前一年，也就是庚子年。 庚子年的事大家都知道啦，那一年，義和團興起，殺洋人、殺傳教士引起了西方列強的抗議，覺得民心可用的老佛爺也趁機向全世界宣戰，最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老佛爺和皇帝倉皇出逃，留下年邁體弱的李中堂一個人和洋人議和。 李中堂和洋人簽訂的協議，就叫《辛丑條約》，這個條約，要求大清朝劃定大使館的界限，不允許中國人隨便進入，同時要求大清要把原來處理外國事務的臨時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常設機構「外務部」，還有就是要求清政府履行之前說好的通商事項。 在這個條約里，最重要的條款，就是那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償。當時中國人口就是4.5億人，人均一兩，可以說是侮辱性極強的。 這就是喪權辱國，沒啥說的。 但這4.5億的賠款，後來咱們是咋賠的呢？ 首先，條約規定，大清每人出一兩銀子，共計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算下來，大清在三十九年總共需要支付本息九億八千萬兩以上。 根據條約的規定，這些賠償主要用於支付教會損失、教民撫恤、戰爭軍費。 這些賠款，大概是各國在華實際損失的十倍以上。各國分配這些錢的比例，是俄國最多，佔28.97%；其次為德意志帝國，佔總數的20.02%；其他各國的分配比例為法國15.75%，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32%，義大利5.91%，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國各佔0.025%。 這筆錢，歷史上叫做庚子賠款，中國前後實際支付了六億五千萬兩。 庚子賠款不是一個小數字，列強在被義和團殺掉的傳教士、教民撫恤上其實只用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裡還被義和團殺掉的中國人，也是用這筆錢撫恤的。 剩下的賠款，美國國會通過了退款法案。把這筆錢用作中國赴美留學生的費用和幫助中國改善教育的資金上，比如清華大學，就是美國用庚款創建的。 到了民國時期，美國政府甚至把錢退還給了民國政府，並叮囑民國政府要把錢用在教育上。胡適、竺可楨、趙元任、孫立人、楊振寧、錢學森都用過庚款留學。 後來，美國還用庚款資助過台灣的新竹清華大學。 法國當時拿了賠款的一大部分，他們在天津修好了被義和團燒掉的望海樓教堂。 在那之後，法國也把這筆賠款用在資助中國赴法留學生身上。民國時期，法國還用這筆錢創辦了很多高等漢學院。 英國從這筆賠款中拿出一部分，投資到了當時清朝創辦的山西大學堂，增設西齋，也就是西方大學學科，由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管理。 後來，山西停止了科舉，李提摩太管理了山西大學堂西齋十年後，把西齋無償移交給了山西巡撫衙門，後來演變成今天的山西大學。 1912年，溥儀宣布退位，晚清滅亡。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中國（北洋政府）加入這次世界大戰。 1918年，民國政府停止了對戰敗的德國、奧匈帝國的賠款支付，這是停付的第一筆賠款； 1920年，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的蘇俄政府正式宣布放棄庚子賠款，不過這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中國的北洋政府承認俄國的蘇維埃政權； 1925年，比利時與中國達成協定退還賠款； 1926年，荷蘭退還全部賠款並將百分之六十五用於水利事業，其餘用於文化事業； 民國時期，英國開始把庚子賠款用於中國赴英留學生的資助，並開始籌備把錢退還給中國的事宜。 1931年，中英成立庚款董事會，資助中國的高等教育。包括南開大學在內的多所中國大學，都拿到過董事會的資助。 1933年，義大利與民國政府協定退還賠款； 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年後中國停止向日本支付賠款，英美等國宣布徹底放棄賠款。 直到1946年，簽訂《辛丑條約》的十一個國家都廢止了不平等條約關係。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魚吹牛皮1）
美國數位藝術家Beeple在去年10月之前，作品很少賣超過100美元。他的作品11日以6900萬美元拍賣成功，更引爆加密收藏品的科技話題。 簡稱NFT的「不可替代代幣」（non-fungible token）是一種加密收藏品，擁有權會在區塊鏈技術上取得認證，像是網路上的免費影片，NFT可保證影片的真實性與可追溯性，證明它的價值。每個NFT獨一無二，許多人開始購入。 科技新聞網站（The Verge）11日報導，佳士得拍賣以NFT新型態數位資產，把網路化名Beeple的集錦作品「每天：最初的5000天」（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6900萬美元價格售出。這筆交易讓Beeple「躋身當今在世最有價值的前三大畫家」。 NFT爆紅，Beeple本名溫克曼（Mike Winkelmann）是這股新興科技浪潮中跑在最前面的少數幾位藝術家，作品拍賣價屢創新高。 收藏家羅德里格斯·福瑞爾（Pablo Rodriguez-Fraile）把去年10月以6萬6666元6角6分美元買到的溫克曼10秒影音作品，於2月底以660萬美元轉售，短短數月價值翻了100倍。 羅德里格斯·福瑞爾於一年前開始收藏數位藝術，是加密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rypto Art）的共同創辦人，他認為溫克曼作品水漲船高，向世人證明科技的重要性，「藝術家和收藏家將把NFT視為買賣藝術品的簡易方式」。 Verge的報導分析，溫克曼跨幾個社群平台擁有約250萬粉絲，而且他作品豐富，名為「每天」（Everydays）的專欄，每天都推出新作，持續至今已14年。 「每天：最初的5000天」，一開始是些速寫畫作，多年來演變成數位藝術作品，近來溫克曼登出許多極為辛辣的政治漫畫。畫作結合名人、以諷刺手法反映時事，已逝美國流行音樂天王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社群媒體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前美國總統川普、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等人都曾入畫。 根據「君子雜誌」（Esquire）2月報導，39歲的溫克曼出生於威斯康辛州（Wisconsin），2017年為躲避中西部酷寒的冬天，搬到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是老師。 畢業於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電腦系，溫克曼沒有接受過藝術訓練，職涯曾短暫幫企業設計網頁，聽聞一位英國藝術家每天畫素描而成名，他自2007 年5月開始以電腦動畫進行「每天」的作品集，2018年開始受到網路關注。 佳士得拍賣成為驅動溫克曼藝術作品和NFT技術的力量。拍賣的得主花大筆錢，通常只得到一個數位檔案與展出的模糊權利，藝術界另外有不同聲音與擔憂。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的母校早稻田大學，2019年6月決定設立早稻田大學國際文學館（俗稱村上春樹圖書館），委請知名建築師隈研吾操刀設計，預計今年秋天正式開館。 位於東京都的2020年東京奧運與帕運主場館「國立競技場」，具和風設計元素並使用大量木材，就是由隈研吾團隊負責設計。 早稻田大學官網表示，校方在2019年6月決定設立早稻田大學國際文學館，以村上文學為基準點，開始致力全球文學研究的宣傳及國際交流等工作。 村上春樹也將自己的小說作品原稿、執筆相關資料、專訪文章、作品書評，以及在海外被翻譯的大量書籍和搜集到的數萬張唱片等，全部捐給母校。 早稻田大學指出，國際文學館位於校內坪內博士紀念演劇博物館旁邊的4號館，委請隈研吾進行建物整修，預計今年秋天以「早稻田大學國際文學館（村上圖書館）」的名義開館。 校方表示，屆時館內除了設有供研究者使用的資料室、閱覽席及研討會空間外，也計畫設置讓村上迷可以感受到「村上世界」的咖啡廳及音樂空間等。 日本藝術媒體「美術手帖」報導，這間獨一無二的文學館，2021年秋天將在早稻田大學早稻田校區（位於東京都新宿區）誕生。 【初公開】村上春樹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のイメージ図が屆きましたので、お屆けします！木の溫もり溢れるこの空間では、カフェへと繋がる大階段の本棚から、お好きな本を手に取って読んで頂ける予定です。様々な物語と觸れ合う時間を皆様へお屆け出來るよう、開店へ向けて準備して參ります☺️ pic.twitter.com/wTIE4NecSO — 村上春樹ライブラリーカフェ（仮）2021年秋オープン！ (@wihl_cafe) December 24, 2020 村上春樹圖書館對全球喜愛「村上文學」的書迷及國際文學研究者來說，不僅是一處可以研究「村上春樹文學」、「國際文學」及「翻譯文學」的地方，也可以是多元藝術領域與文學交流的場所。 負責村上春樹圖書館設計工作的是隈研吾，而整修經費所需約12億日圓（約新台幣3億1600萬元），全數由經營UNIQLO等服裝品牌的日本迅銷公司（Fast Retailing）創辦人柳井正捐贈。
小周即周懷求，就是小周同學的「曾用名」，只不過這個「曾用名」知道的人不多，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後用名」，周小舟。 1936年，24歲的周懷求，更名為周小舟，準確地說，也算不上改名，此前，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讀書時，他已經把「筱舟」或「周筱舟」作為自己的筆名，用這個筆名，他發表了許多的詩，其中，有一些還是譯作。 遺憾的是，他的詩作多數沒有保留下來，哪去了？當然是被他自己燒了。 24歲時，正是小周最春風得意的時候，此時的他被延安派往南京作為談判代表，他因為發揮出自己在後來的「國際大專辯論會」上主辯手才有的才能而聲名鵲起，為大他19歲的老毛（澤東）所欣賞，於是很快成了老毛的政治秘書，也就是專寫議論文的秘書。 老毛與小周，兩個人是親老鄉，雖然不是一個鄉，但是一個縣的，相隔不到百里，說一個腔調的家鄉話，因此相見甚歡。 秘書是中國官場中升遷最快的人群。老毛的一生一共用了三十多個秘書，其中今天還有名可查的有26個，官升的最高的是當上正國級的陳伯達，排名一度在林彪之後，周恩來之前。 官升的越快，風險當然也就越大。老毛的秘書除了幾個生活秘書如小張（玉鳳）之外，其餘的，沒幾個善終，活到百歲還不閉嘴的李銳是個例外，但也是從鬼門關上九死一生逃出來的。 當了一年秘書以後，老毛對25歲的小周委以重任，派他赴山西閻錫山處，擔任老毛的特使。 老毛和小周再次親密接觸，已經是16年後的1953年了，這時41歲的小周已經是老毛原籍的父母官—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從1953年起，老毛每年都要回湖南住上幾日，小周書記自然鞍前馬後地伺候著，讓老人家很開心。 1959年6月，老毛終於想到要回出生地看看，於是我們看到了那首《回韶山》：「別夢依稀悼逝川，故園三十二前年」。走前，老毛對小周說：「小舟，那個地方倒是很安靜啊。我退休以後，在那兒搭個茅棚給我住好嗎？其他領導人來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澤東指了指韶河上游的滴水洞方向，他的祖輩曾居住在韶山沖西南約10里的那個幽靜的峽谷里。 小周書記回去向省委作了彙報，當然是「一致同意」。但這件事並未由周小舟領導完成。 一個月後，他因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而被撤職。造房子的事由他的繼任者張平化落實，從1959到1962，從設計、施工到落成，用了三年，這三年，中國人至少餓死3000萬。建成的「茅棚」由三個小樓和山水園林組成的，老毛只在1966年6月17日秘密來過一次，住了12天。 本來這幾間「茅棚」是小周想親自獻給老毛的，但天有不測風雲，他萬萬沒想到，幾天後，老毛讓他到廬山開會。小周是7月1日到的廬山，這時老毛拿出了自己剛剛出爐的一首詩《登廬山》給小周看，小周也不客氣，指出了其中至少六處的不妥，毛在這方面還保持著一慣的謙遜，一一照改，並把寫作日期由6月29日改為了7月1日。如果你是80後以前的甚麼後，你至少應該記得其中的一句「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這句的原句是「陶潛不受元嘉祿，只為當年不向前」。 能看老毛沒發表的詩，還能上手去改，這說明二人的關係還是很鐵，但20多天以後，小周下山時，已經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小周排在曾經是毛的上司老張（聞天）的後面，是第四號反黨份子。 難怪後人有詩嘆曰：「廬山真面實難容，左右高低望未窮。一夜小舟從此逝，蕭條江上起秋風。」讓老毛忽然翻臉的原因有四： （1）7月11日，在老毛講去年「估產過高」時，小周插話說：「高指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句雖然很刺耳，但當時老毛心情好，並不介意。可是後來彭德懷的「意見書」出現後，毛就認為周的這句話表明他是與彭一起「反上」的。半個月後，老毛還把這句話寫進了一個批示中。 （2）7月12日，小周把老與老毛談話的情形向老彭講了。老彭說，他正要給主席寫一封信，小周表示支持。這件事被視為串通支持彭上書，是一個「集團」的。甚至作為彭「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攻擊黨」的證據。 （3）7月16日，老毛把彭的「意見書」批給大會討論。小周說他基本同意彭信中的意見。 （4）7月23日晚，小周等到老黃住處聊天。不久，老彭也不期而至。 有人打了小報告。中央認為這是「地下串聯」，還追查出他們在聊天中講了些對毛不滿的話，如小周說老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等。 有了這四條罪狀，小周就在劫難逃了。 1959年8月17日，小周受到了「撤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省委委員，以觀後效」的處分，下放到瀏陽縣大瑤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 小老鄉成了「反黨集團的骨幹」，老毛自然有些痛心，1961年老毛再上廬山，寫了一首《為李進同志題照》，就是那首甚麼松甚麼洞，李進，其實是李進孩的「縮寫」，李進孩是江青的本名。可能是寫詩時想到了自己的詩友小周，老毛特地召見了雖還是正省級卻已經是副科職的小周上山，並給他看南朝梁文學家丘遲的《與陳伯之書》。老毛還像當年當鄉村小學的老師一樣，在這篇文章上划了重點段落讓小周重點閱讀：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談也。 譯成白話文就是：我琢磨你離開舊主去投靠新主的時候，並沒有其他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自己內心考慮不周，在外受到謠言的挑唆，一時執迷不悟，不辨是非，行動失去理智，才有了今天的結局。聖明的的老主子是可以寬赦你過去的罪過而重在要你立新功，不計較過失而廣為任用人才，以赤誠之心對待天下之人，讓所有心懷動搖的人能消除疑慮安定下來，這你是都清楚的，不須我再一一細說了。 如何才能「迷途知返」呢？老毛動之以情，曉之以利，談了一個通宵，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批判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當一把手。 小周流著淚對老毛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信，我怎麼能批彭總呢？」 毛長嘆一口氣，沉默了良久，揮了揮手說，「你走吧！」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被調往廣州，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不參加黨組，排最後一名。這讓一個文科出身的前封疆大吏成了眾人的笑柄。 文革開始後，周小舟首當其衝，備受凌辱，挨打受罵已經是家常便飯，但最讓他痛心的是他不得不將他珍藏多年的文物手稿付之一炬，他一邊燒，一邊放聲痛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1966年12月25日夜裡，他坐在孤燈下痛哭了一夜，天快亮時，他吞下了一大把的安眠藥。 51年前的今天早上，闖到他家裡要揪斗他的紅衛兵發現，他們這一天斗不成了，因為被斗的對象在他廣州梅花村逼仄的寓所里自殺身亡了。 那一天，是老毛73歲的生日，54歲的小周（按說54歲已經不能叫小周了，可今天同樣54歲的小崔還叫小崔，我們就這樣再叫他最後一回小周吧）以自己作為祭壇上的犧牲，向「舊主」的壽宴，獻上了一份大禮。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樂家。我很珍視安寧與和平，以及利於工作的環境。況且我是中國人，並熱愛和尊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場悲劇。和它比較起來，我個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顯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這個運動的殘酷、橫暴、恐怖、盲目和瘋狂是超過十七年來所發生的一切的，而實際也是史無前例的。它導致中國知識份子被消滅。這樣的結果在多年後終於起顯著作用，去年夏天和秋天所發生的事件令我灰心喪氣，並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為逃亡者，成為在國內漂泊無依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為我成功逃出了中國，而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這是怎樣開始的 我記得這是一個五月的星期天，這一天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個學生到我家來，沒帶小提琴，並且說他不能再到我這兒來學習了。由於「文化大革命」，他因「資產階級」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評。他不敢再學小提琴了。 前幾個月已經顯示出正在開展一場甚麼新的運動。最近對電影、對某些歷史學家的攻擊加劇了，譴責他們「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廣播里除了沒完沒了地反覆敘述如此類的這個那個「罪犯」（這些罪犯中的許多人後來都自殺了），實際上其他的廣播就一無所有了。然而老實說，我並沒有感到可怕。當時一個來訪問我的朋友說：「你沒有寫過甚麼文章，沒有說過甚麼不正確的話，你毫無擔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譯者注），在拿薪金，雖然實際上並沒有在那裡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這個學校領導人不過純粹是個掛名角色，於是我就儘可能擺脫了學院一切事務。學院的一切權力實際上都屬於學院的副主席，我還給幾個學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兒子胡龍（譯音：即馬如龍），並且有的時候在北京和中國的其它地區開音樂會。一九六三年以後，歐洲音樂完全被禁止了，我對於這個新的運動將如何進行毫無所知，而且別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設想甚麼在等待著我們。局勢是緊張的，但是在過去也曾經有過比這還要緊張的時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對於這已經習慣了，不得不習慣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說音樂學院貼了攻擊我的大字報。 一個朋友說，對我說來最正確的辦法是在事件進一步發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評。我的妻子和女兒雪莉亞（譯音：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猶豫，除了我不喜歡之外，我沒有甚麼好招認的。最後我的女兒以我的名義寫了一張聲明，聲明裡說我很高興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雖然我並沒有具體承認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願意改造。我們買了三張黃紙，用大字報的形式寫了這張聲明，並且給它加了一個「我的決心」的標題。於是我把這張聲明送到學院去。 頻頻更選和無政府狀態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紅衛兵，但是那些自稱的「革命師生」已經開始給學校工作造成混亂。一個名叫趙沨的人，是音樂學院的副主席，過去他實際上是音樂學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報拿去的時候，趙沨不許我掛它。我懷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轉移反對他的批評，但是不管他的計劃如何，也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職了，並且自己遭到大字報猛烈攻擊，一個對音樂一竅不通的姓王的軍官來代替他。然而過了一天，王也失寵了—他由於企圖召警察來制止「革命學生」兩派之間的衝突而犯了錯誤。 當我準備回家的時候，一個附中的學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們的學校去。在那裡，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圍了，他們開始對我寫的一部音樂作品大喊大叫。這是一首為了紀念一個英勇的區黨委書記焦裕祿而寫的悲歌。這位書記為了捍衛自己的農村選民的利益而犧牲了，他永遠是黨的工作者的模範。我不是為了寫這類作品，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雖然當時我還是確實是對奉獻這首悲歌懷著敬佩的。但是少年們狂叫道：「你為甚麼寫這麼悲傷的音樂？你不配是焦裕祿的擁護者！」然後他們讓我帶了一卷大字報回去，要我掛起來讀。我把這些大字報塞進了儲藏室。 過了幾天，從學校里打來了電話要我去。在學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幾百人的破口謾罵、狂吼亂叫的大學生的包圍之中。「打倒資產階級權威！」在每一個口號就有人吼叫：「毛澤東萬歲！」一個小夥子喊；「馬思聰萬歲！」但這是喊錯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撲過去。有一個人用書包砸我，但是沒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動，別無他法。這一切我覺得完全是不真實的，可笑的。 我們被改造 這件事以後不久，我們十七個人就被叫到學校，並且接到通知要派我們去「受訓」，這裡面有幾個教授和音樂學院的行政人員，其中包括學院的副主席趙沨，他的樣子好像是有幾夜沒有睡覺了。 這些人裡面好多人是黨員。我們被送到社會主義學院，那個地方以前是共產黨的幹部馬列主義學習的地方，後來這所學校變成了知識份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設置的集中營。 在那裡你可以碰到各種各樣的人—畫家、演員、音樂家、電影導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術學院、電影學院和其他學院的教師和教授。我們總共有五百人，我和國內最著名的一個小提琴家住在一個房間里。 我在這個地方度過了五十天—從六月中到八月初，那裡是枯燥無味的，令人厭倦的。但是沒有人嚴厲地對待我們。我們被分成小隊，在軍官們的監督下閱讀各種文件，進行討論，而在空閑的時間，就給自己或互相寫大字報，而且還給「黨內當權派」寫大字報。 有一回我聽到一個非常的新聞，中央宣傳部擁有無限權力的副部長周揚垮台了。多年以來，他一直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在多次的整肅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給各個文化領域的指示，比如說規定哪些外國音樂作品中中國可以演奏，都是從那兒來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個很短的時期，德彪西和拉威爾以及二十世紀大多數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歐洲音樂統統被禁止以前，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還可以演奏。 周揚曾經被描繪成為毛澤東思想的表達者，而現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長卻向我們聲稱「周揚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聞的、胡說八道的和難以理解的」。 他被稱為「頭號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來告訴我們關於周揚和他的部下令人吃驚的事情。我們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動份子」包圍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居住地整個中南海地區。我們當時對外發生的事件所知不多，雖然偶爾我們也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見在我們自己房子上的牆上用大字寫著「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從各個學校和部隊來的卡車開到學院。在一輛卡車上寫著四個漢字「黑幫專車」。這是八月九日，一進大門，我們就看到一大群群眾。我們被從卡車上推下來，我的腳還來不及著地，就有人在我頭上倒了一桶漿糊，別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貼了大字報，戴上紙做的高帽子，上面寫著：「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馬思聰—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理人」（譯者：原文如此），然後又加了一塊上面寫著「吸血鬼」的牌子。後來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個臉盆—「喪鐘」和一根棍子，我們必須用它來敲盆子。在趙沨的高帽上寫著「黑幫分子」，還給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襖。天氣是很熱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會低於38度。 這是一個野蠻的場面，那些攻擊我們的人好像瘋子一樣，在喊著各種各樣口號的人群的喧囂聲中，我們被帶著游遍了整個的音樂學院，沿路人們一直推撞我們，啐我們。我認出我的幾個相貌變成了畸形的學生。最後，他們強迫我們低頭，在一間房子的台階上排出兩排，開始百般辱罵，那些被認為「罪行」最嚴重的「黑幫」份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後面。在後排站出的有鋼琴家劉詩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賽時克里伯斯的競爭者，後來他的手被打斷了，已經不能再演奏。 紅衛兵全國大串聯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個窮人的破爛衣服，坐公共汽車到華中的一個城市，那兒有我的朋友。 雪莉亞告訴我們，六月間在音樂學院的學生中發生了長時間的無盡無休的爭論，這種爭論有時間帶有歇斯底里的性質，在學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樣，紅衛兵的隊伍把自己稱作「八一八」、「東方紅」或「毛澤東思想」運動。在十一月，「八一八」運動由於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東方紅」和「毛澤東思想」這些隊伍的攻擊，但同時這三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赤膽忠心的「毛派」。 當秋天來臨的時候，局勢變化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從中國的各地來到北京。他們住在學校的校舍里，雖然街上有時還是很危險的，但學校里的形勢對我們來說卻緩和了一些，我們的門旁已經沒有看守，也不注意我們，是按照預定的計劃還在寫懺悔。在九月初，我們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六。後來我們又被允許從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們已經能夠回家過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學校里「工作」和「學習」。 我的妻子和女兒在九月底到北京來想和我見面，但是我不能夠走出門，也就沒有能見到他們，他們是乘坐擠滿紅衛兵的火車來到，她們受到嚴密的盤問，並且差一點被當做嫌疑犯逮捕起來，雪莉亞開始說話，並且吃了沒有洗過的梨，這樣使他們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貧苦的農村婦女。妻子和女兒在北京的時候，想住我們的朋友家裡，但沒有人敢接待她們，她們只好在乘上火車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幾個小時。 在這次嘗試以後過了兩個星期，雪莉亞一個人來到北京，這一回和我取得了聯繫，並在我們的一個遠離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裡會了面。我們在院子里一間小廁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說話，而我們的朋友則站在入口處給我們看望，我們一直談了好幾個小時。 脫逃 在他們當時居住的那個城市裡，人們經常談論從中國逃出去的各種辦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麼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確切，但是她確信，我們也能那麼做。 可是我還沒有準備走這一步，我不可能輕易地離開去和我的家人會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個地區，紅衛兵的積極性加強了，他們可能在那兒逮住我。從另一方面說，如果逃跑的計劃失敗，那麼我們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緊張，不能入睡。正如中國常說的那樣，我是「背水一戰」，最後我和一個熟人交談了自己的想法。 最後是「走」—他說，於是我同意了。雪莉亞排了半夜的隊，但終於弄到了火車票。我到學校去上了早班，然後說：「我病了，要去看門診。」我和雪莉亞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東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後用繩子捆成兩個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來。 （編者按：1967年1月15日夜晚，馬思聰攜帶著他那把至愛的小提琴，與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逃離中國大陸。1967年4月12日，馬思聰在美國發表《我為甚麼要逃出中國》。1985年1月文化部發布《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通知》，為馬思聰平反。1987年5月20日馬思聰於美國費城逝世。馬思聰先生自逃亡後未踏入大陸一步。2007年12月，馬思聰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雲山麓的「聚芳園」。）
對於慈禧太后這位掌握清末大權、不可一世的末世「女王」，您是如何看待她呢？頑固？刁鑽毒辣？帶您看看這位「老佛爺」講究品位、時尚的一面，看她率先接觸並享受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現代物質文明，享用電燈，乘坐賓士車，最喜歡攝影和巴黎香水……您或許會非常驚訝！ 慈禧太后非常喜愛「西洋物件兒」，以至於其在頤和園內還引領了一股西洋風，而這股西洋時尚風最終刮出了頤和園，吹向北京城乃至全中國。她在京城圈內引領的西洋風和時尚品位，不僅對當時京城上層社會的貴婦們起了巨大的影響，就是站在時代潮流尖端的今天來看也毫不遜色。 堪稱北京使用電燈的第一人 頤和園樂壽堂正中，懸掛著一盞五彩繽紛的玻璃吊燈，而慈禧太后可以說是北京使用電燈的第一人。 有電之前，皇宮的室內照明多用蠟燭，或使用油燈。清代晚期，國外的蠟燭進入中國，被稱為「洋蠟」，和本土的自產蠟燭混用。當時清宮不同等級的嬪妃享用「洋蠟」有固定的數量和規格。 讓電燈照亮頤和園這件事開始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翌年正式投入使用，不幸的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把頤和園內的電燈和電燈公所毀壞殆盡。慈禧太后避難回京重新入住頤和園，又令人重新操辦。1901年，郵傳部左侍郎盛宣懷花費5萬兩白銀重修電燈公所，並且在德國榮華洋行購買機械設備。買設備也買來了服務，德國榮華洋行專門派技術人員協助。1903年，慈禧太后住進頤和園，電燈又亮了。 關於頤和園的電燈有一則趣事：1903年有位德國商人意圖將西方電氣商品打進中國市場，但慈禧反對。外國商人懂得，要想打開中國市場，首先要讓慈禧帶頭用電燈。於是重賄慈禧的貼身太監李蓮英，他們趁慈禧外出之際安裝了電燈。 傍晚慈禧一進樂壽堂就質問：「我一走，你們為何在殿內張掛那麼多的各色『茄子』？」李蓮英叩頭請安後恭問：「老佛爺，該上燈了嗎？」慈禧說：「上。」李蓮英將門後的電燈開關打開，即刻燈光大放異彩。慈禧驚喜地問：「這些『茄子』一下子全亮起來了，到底是些甚麼玩意兒？」李蓮英畢恭畢敬奏道：「這就是電燈。」他說，用電燈方便、乾淨、明亮、安全，老佛爺用上它可以「添福添壽」。從此慈禧開始用電燈，中國各大城市慢慢開始用電。 直到1908年慈禧死後，隆裕皇太后宣布不再到頤和園來，頤和園作為皇家園林的歷史使命正式結束，電燈公所的使命也到此為止。1931年，頤和園電燈公所的發電設備依然保存完好。當時的管理者想把它拍賣，拍賣所得用以購置接送遊人的遊覽車，但沒能實現。到了1935年，張學良把這套設備拆走，運到陝西。 擁有中國進口的第一輛汽車 位於頤和園東大門不遠處的「德和園」是昔日帝后妃嬪看戲的戲園子，這裡舉辦過「清朝帝後用品展覽」。 其中有一件堪稱稀世珍寶的「老爺車」，也就是當年慈禧太后的御用汽車。這件文物至今已有一百歲，黑色木質車廂、黃色木質車輪與輻條、銅質車燈、實心輪胎、兩軸四輪，是一輛在今天看起來依然「拉風」的敞開式古典汽車。從外觀看，它更酷似昔日的四輪馬車。 車廂內設有兩排座位。前排座位是司機席，後排座位則是乘客席，前排只能乘坐一人，後排可以乘坐兩人。在車廂的上方撐有一頂由四根立柱支起的車篷，車篷的四周圍綴有黃色的絲穗。發動機則被巧妙地裝置在乘客席座位下面。經專家考證，這是一台橫置式氣缸、10馬力的汽油發動機。 發動機旁的齒輪變速箱將動力傳遞給後軸，最高時速為每小時19公里。前懸掛是一橫置鋼板彈簧，後懸掛是兩個普通鋼板彈簧。車廂兩側的翼子板系三合板製成。論模樣，這一「老爺車」，雖與今日飛馳在公路上當代汽車的長相已相差很遠，但其原理、發動機、懸掛系統、轉向系統、傳動系統已與今日汽車很接近，比現在10輛新的賓士車加在一起的價格還高。 這就是中國進口的第一輛汽車。慈禧太后是和這輛「賓士」汽車結下不解之緣的第一人。 據說，慈禧太后喜歡遊覽，經常乘坐她的豪華大轎和馬車去頤和園、西山遊玩。1901年，官拜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為了討好慈禧，用1萬兩白銀購進一輛第二代賓士牌轎車作為慈禧六十大壽的貢禮。 慈禧太后一生享盡富貴卻從沒有見過這種先進的洋玩意兒，看後心中大喜。第一次乘坐汽車去頤和園遊覽，汽車駛出紫禁城後，慈禧太后發現原來的馬車伕孫富齡成了汽車司機，不僅坐著，還坐在自己前面，心裡非常惱火，當即責令他跪著開車。司機只好跪著駕駛，但手不能代替腳踩油門和剎車，險些釀成大禍，這可嚇壞了當時的王公大臣，他們紛紛下跪乞求慈禧太后不要冒這個險。慈禧太后於是無奈地被人攙扶下車，中途又換上她的十六抬大轎。因為不能容忍司機坐在面前開車，慈禧太后漸漸對汽車失去了興趣，因此這輛車被棄置一旁。後來，此車作為皇宮遺物在紫禁城閑置。 經專家鑒定，這是中國進口的第一輛汽車，距今已100多年。歷經戰亂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喜歡攝影留下珍貴的歷史檔案 慈禧太后深諳享樂之道，對於歐美流行的小物件兒和奢飾品情有獨鍾。她的兩位御前女官德齡、容齡都是留法歸來的才女，在她們的指引下，慈禧太后更精於此道。 慈禧太后熱衷拍照，說她促進了中國攝影的發展絕非閑扯。攝影技術最初被中國人看做是洋人的「奇技淫巧」，能攝人魂魄，大多對其避而遠之。 1885年，光緒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將自己請德國人來興克為他拍照的相片呈送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後便躍躍欲試。等她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照片後，再也禁不住對攝影的喜愛，為了照相，傳旨在頤和園樂壽堂前搭了席棚，以布景屏風為襯，並按殿內式樣布置豪華的陳設。 慈禧在照相之前，首先翻閱曆書，選定良辰吉日。拍攝時，往往連續拍幾張，以便挑選。剛拍完，就催著沖洗放大，有時照片泡在藥水里還沒顯影，她就要先睹為快。慈禧太后留下了許多娛樂生活照和肖像照，並在自己七十大壽（1904年）前，令侍從們懸掛在紫禁城和頤和園等處，作為收藏和賞賜大臣們之用。這些照片後來流向民間，成為珍貴的歷史檔案。 慈禧太后還喜歡聽別人彈奏鋼琴。在頤和園的陳列室里，有一架洋人送的鋼琴。自1903年，清政府駐法國大使裕庚的女兒德齡與慈禧太后一起生活了兩年時間，她曾經不止一次用這架鋼琴為慈禧太后彈奏過國外的鋼琴曲目。 在慈禧太后的寢宮裡有一個巨大的留聲機，這是清朝末來自外國的禮品。留聲機內部用發條作動力，上滿弦後自由驅動一個小弦錘，匯成悅耳動聽的旋律。留聲機內還儲藏著華爾滋圓舞曲等中外名曲供慈禧太后欣賞。 慈禧太后非常欣賞巴黎的時髦時裝，喜愛18世紀的法國高跟鞋，要求御前的女官德齡每天都穿著巴黎女服和高跟鞋，好讓她看到法國人的時髦裝束。她還模仿西洋貴婦的習俗，養了一條哈巴狗取樂。她的化妝品有巴黎香水、香粉，還有法國鍍金的鏡子和日本的小梳妝台。她經常閱讀描述英女王維多利亞生平事迹的譯本，還曾學過英語，不過上了兩小時課後便不耐煩地停止了。慈禧也學著洋人請名畫家為自己畫肖像的做法，請來美國畫家卡爾小姐和荷蘭畫家給她畫油畫肖像。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欽顯皇后。滿清族，葉赫那拉氏，她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皇太后，為同治、光緒年間（1861年至1908年）清朝的實際統治者。 慈禧出身於北京滿洲鑲藍旗世襲官宦之家。1852年封懿貴人，後依次晉封至懿貴妃。 慈禧是咸豐帝妃，也是同治帝的生母。 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在避暑山莊駕崩，年僅30歲。臨終前，咸豐帝令其年僅5歲的獨子載淳（即同治帝）繼承皇位，並任命八位大臣輔佐嗣君，人稱「顧命八大臣」。從此，太后慈安被稱為「東宮太后」和母后慈禧被稱為「西宮太后」。 同年，慈禧為了達到權理朝綱、垂簾聽政的目的，在得到慈安太后的認同下，由恭親王奕訢等發動辛酉政變，剷除了掌權的顧命八大臣勢力，慈禧和慈安開始了垂簾聽政。 1873年二月，同治帝收回皇權親自主政，但好景不長，僅僅不到二年，同治帝就駕崩了。 同治帝無後，在慈禧的主持下，醇親王奕?的兒子，年僅三歲的載湉被過繼給了咸豐帝，並繼承皇位，是為光緒帝。此後，慈禧和慈安再度垂簾聽政。 兩位太后一起聽政長達二十年，直到光緒初年慈安過世，慈禧才獨掌大權。光緒帝稱慈禧為「皇爸爸」，而宮中及朝廷開始以「老佛爺」尊稱之。 1889年，光緒年滿十九，慈禧表面歸還皇權於光緒，但實際依然控制著一切。自甲午戰敗後，光緒帝推動變法革新，並試圖刺殺慈禧以奪回皇權，卻被慈禧先行一步，發動政變幽禁了光緒帝，僅僅誕生了百日的戊戌變法宣布失敗，六位幫助光緒帝的維新派人士被捕處死，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日本，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 慈禧再次獨斷朝政。 1908年11月14日，慈禧死之前一日，下令將光緒帝毒殺在中南海瀛台，並安排由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繼承皇位，慈禧的侄女葉赫那拉氏則以光緒帝皇后的身份成為皇太后，徽號隆裕太后，實行垂簾聽政。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駕崩。 在大清的歷史上，慈禧太后的實際掌權時間長達四十七年，僅次於康熙帝與乾隆帝。統治掌權時長不僅超越唐朝武則天、漢朝呂后且超越大多數帝王。在慈禧太后死後僅三年，清朝覆滅，中華民國成立。
春聯，又叫「春貼」、「門對」等。傳統中國新年就有貼春聯的習俗。春聯的來歷是什麼？如何才是正確貼春聯？這些冷知識你都知道嗎？ 春聯的來歷 對聯是由古代的桃符演化而來的，最初的桃符是指用桃木製作稱的辟邪物，一般是成對的掛在大門口。據距今以後1500多年前的《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名仙木，百鬼所畏。」 桃符長六寸，寬三寸，百姓們在桃木板上寫上「神荼」、「鬱壘」二神的名字，放在自家的門口，用來鎮邪去惡。此後這個習俗就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宋代時期（960年—1279年）的百姓們後將桃符由桃木板改為紙張，改名叫「春貼紙」或「春聯」，宋代詩人王安石的詩句「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描繪的就是百姓們貼春聯的新年風俗。 如何區別春聯的上下聯 春聯的上下聯之間講究對仗工整，一般來說，尾字是三聲、四聲的(仄聲)是上聯，比如「新年納吉慶」，尾字是一聲、二聲的(平聲)是下聯，比如「嘉節號長春」。這副對聯是五代時期（907年—960年）的後蜀國主孟昶所作，據《宋史·蜀世家》記載，這位孟後主的文采很好，而且他還深得唐人習氣，喜歡對對子。每年的大年初一時他都要和學士們寫桃符祈福，雖然當時的百姓還是稱之為桃符，但是和日後的春聯已經沒什麼本質區別了。 春聯的正確貼法 這要看橫批的書寫順序，如果橫批是從右向左書寫，上聯就應該貼在右邊，反之上聯則貼在左邊。通過平仄聲判斷好上下聯之後，將上聯貼在橫批的首字一方。比如橫批為「風調雨順」（從左往右讀），上聯就應該貼在左邊；橫批為「門臨福五」（從右往左讀），上聯則應該貼在右邊。 春聯什麼時候貼最好 貼春聯之前要撕掉舊春聯，不然沒法貼新對聯，民間有個傳說：春聯即為天上的神仙，當春聯撕掉並燒毀之後，就會升上天庭，去向玉皇大帝報告民間的情況，希望天神能給民間的家庭帶來好運。如果撕早了還沒到過年，天神會以為這家出問題了；如果撕晚了，天神就來不及祝福了。 按照各地習俗的不同，貼春聯的時間也稍有差異。俗話說：「二十八，貼花花」，也有些地方的民謠里有「二十九，貼倒酉（意即貼春聯）」一說，春聯什麼的都在臘月二十八、二十九貼，但大多數還是照個人的時間安排來選擇貼的時間。 特別的春聯 在河北省山海關孟姜女廟前殿前面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對聯：上聯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聯為「浮雲長長長長長長長消」。讀法為：「海水朝cháo朝zhā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朝cháo朝zhāo落」，即為「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雲長zhǎng長cháng長cháng長zhǎng長cháng長zhǎng長cháng消」，即為「浮雲漲，常常漲，常漲常消」。 在民間也有很多絕妙的對聯，比如「八仙聯」。上聯：「洞濱背劍清風客，湘子瑤池品玉簫，仙姑敬奉長生酒，彩和花籃獻蟠桃。」下聯：「拐李先生德道高，鍾離磐石把扇搖，國舅手執雲陽板，果老騎驢走趙橋。」
劉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個孩子，1951年生於北京。1954年，她隨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魯豫：你們家有幾個成員？ 劉亭亭：爸爸、媽媽、外婆、我們6個孩子。孩子們基本都住家裡。我爸爸一共有9個孩子。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內貼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厄運開始了。先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國家第二號人物降至第八位。接著中南海的「造反派」時常進入劉家抄家、批鬥、侮辱、圍攻劉少奇夫婦，中南海再也不是劉亭亭的寧靜花園。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飯的時間，劉少奇家中的電話鈴聲突然響了。王光美接過電話，傳來急促的聲音：「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裡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王光美打算馬上去醫院，王光美讓女兒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去醫院。兩人剛走，她又派兒子劉源也去醫院看看。過了一會兒，電話響了，是劉亭亭打來的，講話似乎很猶豫。劉亭亭說，姐姐是「粉碎性骨折」。這下子，王光美和劉少奇馬上心急如焚地往醫院趕。但是剛進醫院門，就發現上當了，他們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包圍了。情急之下，王光美當即迎上前大聲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劉少奇還想看看情況，衛士會意，立即架著劉少奇離開了現場。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精心設計的圈套，假稱平平遇上車禍，引誘王光美上鉤。劉亭亭和劉源去了之後，也被他們扣為人質。他們逼迫亭亭給王光美打電話。不過，紅衛兵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警衛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覆是：「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這樣，王光美落到了紅衛兵手中，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審問、批鬥。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立即給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明晨5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魯豫：那時候每天大喇叭里都批判您家的人，到處都是有關您父母的漫畫。 劉亭亭：對，我們小孩還好一點，因為要回學校去批鬥，我妹妹就很慘，她才六七歲，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塊打她。 魯豫：您恐懼嗎，絕望嗎？ 劉亭亭：不是，沒那麼複雜，但是我不願意深談，這事讓人悲痛。那時候警察都處於戒嚴狀態，一有情況我們就要回學校。我爬過城門，也翻過房頂，我們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們發現，就會給人家造成很大的災難，因為我們太「黑」了。 魯豫：您媽媽被騙到清華批鬥那次是不是跟您有關？ 劉亭亭：對，那件事賴我，當時我還小，他們非逼著我給家裡打電話，逼著我騙父母說，我姐姐挨斗完了被汽車撞了。媽媽在電話里聽完，說周總理不允許我們出去。爸爸說，你不去我去，女兒是因為我挨斗被汽車撞了。我媽說，那我跟你一塊去。 他們剛一進門，劉源就喊，爸爸媽媽，他們騙你呢，他們要把媽媽騙到清華大學去批鬥。我媽一聽，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後一擋，我爸一下就愣那兒了。我媽說，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後使勁拉我們，最後等於是把我爸給架走了。我們回家後待在院子里，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說，不怪你們，是我犯錯誤了讓你媽媽去作檢討，我一定想辦法把你媽媽接回來。後來可能我爸給周總理打了電話，第二天媽媽被送回來了。 那時我每天都哭著醒來 用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話說，如果沒有「江青同志支持」，他們怎麼敢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謂「智擒王光美」的傳單，就從清華大學飛向四面八方，成為「爆炸性新聞」！ 3個月後，在江青的支持下，清華大學舉行了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王光美在眾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著一長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鏈！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衝進劉家，對劉少奇進行了第一次揪斗。第二天，劉少奇貼出答辯大字報，但幾小時後即被撕毀。此時劉少奇夫婦已對自己的命運作出了最壞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劉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兩個食堂進行批鬥，同時進行抄家。鬥爭會後，劉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辦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後院。兩人被隔離看管。 8月5日，為慶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劉大會。與此同時，中南海內部也對他們夫婦倆進行長達兩小時的謾罵和扭打。劉亭亭清楚記得，挨打的時候，母親突然掙脫，緊緊抓住父親的手，互相對視，作生命中最後的訣別。 魯豫：您爸爸媽媽見最後一面是在甚麼時候？ 劉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斗時，旁邊圍著許多群眾，我媽突然掙脫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後，他們就開始挨打，鞋都打丟了，我媽和我爸就是不放手。打他們的人逼著我們小孩站在旁邊看，當時我們都在場，我佩服我媽，她關鍵時刻是一個很堅強的人。那次批鬥會之後，他們把我父母隔離了，我爸找不著我媽，腰一下就彎了。他們也不許我們跟他說話，還打他，打得我爸扶著窗檯走路。有時我爸出來吃飯，我們就假裝洗手和他說幾句話。 有一天，突然來輛大卡車，通知我、劉源和劉平平去學校，要把我們一小時內送回學校。當時我們特別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別。他們不讓我們去，全拉走了。第一個星期我被關在學校，第二個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來找我，我們一起回到中南海門口，不敢說想見父母，說要見我們的小妹妹。我們也想了其它辦法，比如寫信要我們的書啊字典甚麼的，都是希望爸爸媽媽在送出的東西里能給我們寫點甚麼。 沒多久他們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隊，他那時16歲。我姐姐被抓走的時候，我們正準備吃飯，她在洗衣服。忽然就來了幾個人，問哪個是劉平平？我姐說，我是。人家就把她帶走了。我們當時覺得突然，但也沒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轉頭跟我說，你幫我把衣服洗了。後來我們每天等她回來吃飯，擺著她的碗、她的筷子，她沒再回來。 魯豫：您那段時間哭得多嗎？ 劉亭亭：不是有意識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著醒的。可能那時候哭得多了，現在眼淚倒少了。人家問我怎麼活下來的，我說生活的目的很簡單，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繼續存在），活下來。 得知妻兒都被迫離家，爸爸幾乎崩潰 「文革」開始後，王光美曾問過劉少奇：「為甚麼我們都被描繪得那麼醜惡，簡直成了罪犯。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個子女被趕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兒劉瀟瀟還不滿6歲，也和老保姆趙淑君一起被趕走。當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關進北京秦城監獄，被定性為「美國特務」。 起初，劉少奇並不知道這突然發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僂著身子，手扶著走廊的窗檯，拖著打傷的腿，一步一步地蹭著，蹭到王光美被關押的後院牆根，想聽裡面的動靜。一天夜裡，「造反派」突然在劉少奇住的屋子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離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後，劉少奇的精神近於崩潰。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卻故意停了他的葯，強迫他改變生活習慣，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 劉少奇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舊傷發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誰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後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回來吃。年近七旬，他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餿飯，常拉肚子，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裡，弄得滿臉滿身都是。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給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鬥會，醫生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由於長期不活動，雙腿的肌肉漸漸萎縮，胳膊和腿因為常打針被扎爛了。護士記錄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在內蒙古卧軌自殺，長女劉愛琴被關在「牛棚」里遭毒打，次子劉允若在監獄裡患著脊椎結核，被折磨得死去活來。18歲的女兒劉平平被逮捕入獄，後來被驅逐到山東沿海的一個養馬場勞動改造。17歲的兒子劉源從監獄出來以後，報名參加上山下鄉。6歲的小女兒劉瀟瀟被保姆趙淑君撫養長大。劉亭亭中學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順義維尼綸廠，後調北京儀器儀錶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劉亭亭：當初我哥哥走了以後，甚麼師大女附中、上山下鄉、雲南內蒙的，我全都報名了。後來有同學損我說，你怎麼那麼進步啊。我說你不知道，我不是進步，我只是想在那個情況下做個農民是比較樸實的。雖然生活艱苦，我可能還活得過來。如果我去工廠的話，我一定會特別恐懼，因為我完全就是一個批鬥對象了。最後他們還是分配我去了工廠，因為我妹妹當時太小了。所以是因為我妹妹的原因，他們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區的工廠。工人們對我們是很好的，那時候的溫暖和幫助都是沒有條件的。 我爸對我媽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發生後，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獲准親屬探視。這給在工廠勞動的劉亭亭帶來一線曙光。她寫信給毛澤東，希望看到四年不見的父母。信由宋慶齡代轉。毛澤東批示的頭一句是「父親已死」，同意讓他們見母親。1972年8月18日，劉家的孩子在秦城監獄見到了4年未曾謀面的母親。 劉亭亭：他們通知我們去見媽媽，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只有我和瀟瀟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從火車上給揪了下來，她掙扎了半天，最後被人打暈過去，沒回來成。劉源知道以後，抓了一把黃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兩天一夜，因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後才坐上火車回來的。 魯豫：在監獄裡見到媽媽甚麼樣子？ 劉亭亭：當時我媽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離開她的時候，覺得她高大、瀟洒、溫文爾雅。等我們再見她，她穿一件黑棉襖，背完全駝了，頭髮白了，反應還有點遲鈍。因為長時間都是她一個人待著。我們想著要忍著不能哭，但是最後要分開的時候，還是忍不住了。 魯豫：那時媽媽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嗎？ 劉亭亭：她是我們到監獄去見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們基本上同時知道。 魯豫：她跟你們提起這個事了嗎？ 劉亭亭：沒，誰都沒提。 魯豫：後來您有沒有問過您媽媽，她一個人在監獄裡被關了12年，是甚麼力量支撐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來？ 劉亭亭：我媽在監獄裡，條件好時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裡面打拳鍛練身體—身體彎著，像猴拳一樣，根本伸展不開。她還對著牆說話。人家說她有病。她說，我非常盼望他們能提審我，因為如果有人提審，至少還有人跟我講話，否則我覺得自己連講話的能力都沒有。我媽後來跟我講，在她還沒跟我爸分開的時候，她就攢了一些安眠藥，而且跟我爸示意過要不要吃安眠藥（結束生命）。我爸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所以她後來再沒想過自殺，在監獄裡那麼難都沒想過自殺。她說，你爸爸說得對，我不能讓別人作結論，好像我就是一個壞人。她就靠這種信念一直活下來。 1969年10月17日，他（劉少奇）被轉移到開封。走前，護士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把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劉少奇轉過臉不看。護士又把報張紙拿到另一邊讓他看，他又把臉扭了過去。他的衛士長上前對著耳朵把紙上的字念了一遍，劉少奇閉著眼睛，一言不發。晚上，劉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被專機送往開封的一個特別監獄。由於著涼，肺炎發作，高燒、嘔吐，11月12日凌晨6點死亡。死時，全身赤裸發臭，嘴鼻變形，白髮有一尺多長。 與母親相見的當天，劉亭亭才知父親已死，這與劉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後，為壓抑痛苦，劉亭亭把所有精力用於學習。1978年，她順利通過高考，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呼聲開始高漲。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王光美離開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監獄，重返人間。 1980年2月，劉少奇沉冤昭雪。劉家子女回憶父親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樸素的文字：「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團圓了。4位骨肉先後慘死，6個親人坐過監獄。在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億萬人民的苦難。」 （文章有刪節）
